环境管制范文10篇

环境管制范文篇1

在转入评述之前，需简略说明我们是如何界定这个文献评述的。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尝试对“环境经济学”和“自然资源经济学”作一划分。自然资源经济学的突出特征是，它专注于可再生的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跨期（inter-temporal）配置。自然资源经济学理论是运用动态控制方法来分析跨期资源利用问题的典型，它起始于Hotelling。的一篇开创性文章。此后，关注渔业、森林业、矿产业、自然能源、濒危物种的管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文献大量涌出。我们评述的对象不包括这类文献。此外，必须指出的是，环境经济学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划分界线是相当模糊的。然而，为了使文献评述易于处理，我们将集中于环境管制的两个重要方面：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评估与分配，来展开评述。

一、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评估

环境经济学文献的标准方法，是将生产过程中的废物排放导致的污染，作为“公害”（public“bad”）来处理。cornes和Sandler以及Baumol和Oates，将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产品生产函数及环境质量水平函数，表述为如下基本关系：（1）代表性个人的效用被表示为消费品向量和环境质量水平的函数，并随着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而提高，随着环境质量水平的下降而降低。（2）环境质量水平被表示为废物排放量的函数，随着废物排放量的下降而提高。（3）产量被表示为传统投入品（如劳动和资本）向量、废物排放量以及环境质量水平的函数，并随着传统投入品、废物排放量以及环境质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这个函数关系中，废物排放被简单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降低废物排放量将意味着，部分其他的投人品将被用于废物削减活动，从而减少了用于产品生产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数量。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是不难理解的。简言之，降低废物排放量将导致产量的下降。产品生产函数将环境质量水平作为一个自变量，是因为污染对产品生产（如对周围的洗衣店或农业生产）产生负面效应。在最简化的情况下，环境质量的提高可视为所有生产者的废物排放量减少的总和。

这里有两种情形值得关注。第一种是，如果消费者（或厂商）将环境质量视为非个人所能控制的，我们能定义居民对环境质量变化的评价值，然后，根据污染水平的变化，来推测居民对环境质量变化的评价。第二种情形更为复杂。有时通过使用一些投入品，能削弱污染的影响。例如，药品可用来减轻由空气污染引发的呼吸道疾病症状。这样，就必须改写环境质量水平函数，在改写后的函数中，自变量有污染水平和用来减轻损害的投入品。这样，必须评价的是污染水平而不是居民的评价，因为居民的评价不再是外生的了。

对厂商而言，环境质量变化的价值，是当环境质量变化时厂商利润的变化量。不论所讨论的是厂商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还是厂商对环境质量下降的赔偿接受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WTP），这个数量是相同的。对消费者而言，污染水平变化的价值依赖于初始的产权配置。如果消费者被视为必须为环境质量的改善而付费，他们应该愿意为这个变化而支付的最大额是，当环境改善时，为达到他们原先的效用水平必须的支出的下降。另一方面，如果消费者被视为拥有更高水平的环境质量的权和，因为环境质量的下降，必须要对其进行赔偿，那么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最小数额是，为达到原先的效用水平，他们必须花费的额外数量。一般而言，与环境质量下降相对应的赔偿接受意愿，将高于为相同数量级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正如Hanemann所表明的，接受意愿超出支付意愿的数量，直接随着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的变化而变化，同环境质量与私人物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成反向关系。如果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为零，或环境质量是对一私人物品的完美替代，支付意愿应该等于接受意愿。然而，如果环境质量与私人物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是零，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之间的差额可能是无穷大。因此，采用哪个评估概念，是支付意愿还是接受意愿更为合适，取决于所研究的问题。

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定义，并不是依靠自己来单独地描述环境政策福利效应的所有方面。环境质量的改善除了改变空气和水的质量外，可能还会改变价格。因此，除了评估质量变化之外，还必须评估这些价格变化。相比于评估质量变化，评估价格变化是相当直观的。对价格下降的支付意愿，恰好是在价格下降时消费者为达到原先的效用水平而必须支付的下降。对价格上升的补偿接受意愿，是当价格上升时为达到低价格水平时的效用而必须的支付增加。不像环境质量变化的情形，对一个价格上升的补偿接受意愿超过对一个价格下降的支付意愿的数量，仅是收入效应的规模。只要对所讨论物品的支付是总支出中的一小部分，这两个福利指标之间的差额将是非常小的。而且，以消费者剩余，即马歇尔需求曲线左边的面积，作为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在大多数情形下，所产生的误差不超过5%。

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定义，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收益都是确定的。Jones－Lee利用事前方法和事后方法，给出了结果不确定情形下的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定义。至此，我们到了需讨论评估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主要方法的时候了。

二、评估环境质量收益的间接方法

经济学家在评估环境质量变化的价值时，常使用以下三种方法：预防行为法、弱互补法以及享乐市场法。

（一）预防行为法

预防行为法（theavertingbehaviorapproach）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通过一些预防或避免措施来减轻污染造成的损害。因为，一般来说，人们不会花过多的钱来避免出现某一问题，而宁愿花更多的钱来解决由某种问题造成的后果，预防支出可提供由污染造成的损害的下限估计。只要其他投入品能用来补偿污染的效应，污染水平小幅度变化的价值，可通过用于补偿污染变化的投入的价值来估量。评估污染的非边际变化，必须知道受污染影响的物品的成本函数和这种物品的边际价值函数。当所讨论的这种物品是非市场产品时，边际价值函数的估计将变得非常困难。

预防行为法的适用范围，明显受到污染效应能被其他投入品削弱情形的约束。受污染损害的厂商，大多分布在农业、森林业、以及渔业等领域。在农业的情形下，灌溉能补偿全球变暖对农产品产出的影响。同样地，资本（渔船和索具）和劳动能补偿因水污染而导致的存鱼量下降的影响。对于受污染损害的居民而言，预防行为法能被用来评价健康损害和由空气污染导致的受污损害。一方面，居民能够通过避免与污染的接触，或者，一旦接触，通过削弱接触的影响，来避免健康损害。例如，安装室内清洁器过滤污染空气，或靠瓶装水来解决当地饮水供应问题。

（二）弱互补法

预防行为法利用污染与其他投入品之间的替代，而弱互补法（theweakcompleme－ntaritiesapproach）则是利用环境质量与购买的商品之间的互补性，来评估环境质量变化的价值（Moler；BockstaelandMcConnell）。在实践中，弱互补法最常用于评估休闲娱乐场地的贡献。尽管场地访问没有市场价格，但是它们的成本可通过加总到场地的旅行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和所有的门票费）来估算。在测度以场地质量作为自变量的场地访问次数函数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访问场地的人们之间，对场地质量的评价没有差别。对这个问题的一个通常解决方法是使用变化的参数模型，它使场地质量以与旅行成本或收入相乘的方式进人休闲娱乐需求函数，旅行成本或收入，在家庭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种方法的一个缺陷是，它允许对一特定场地的访问次数，仅依赖于访问场地的成本，访问替代场地的成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等价于假定所有的场地之间都是完美的替代品。如果希望评估几个场地的环境质量变化，这种变化参数模型可能会给出一个具有误导性的结论。

评估环境质量变化的第二种方法是离散的选择模型。这个方法考察在特定的某一天，把对某一场地的选择作为一个访问其他场地的成本和其他场地质量的函数。如果在休闲娱乐的第一天，对某一地的访问可视作独立于在另一天对该地的访问，一个简单的离散选择模型，如多元logit回归分析，能被用于对场地选择的条件回归（BinkleyandHanemann；FeenbergandMills）。离散选择模型的优点是，访问一地的概率依赖于访问其他场地的成本和其他场地的质量水平。这个模型的缺点是，在某一天，是否旅行的决策以及所要访问的场地，独立于季节。以前的旅行数量既不影响个人在某一天对旅行场地的选择，也不影响他是否旅行的决策。这样，这些模型必须与预测总的旅行数量的模型相结合，才可有效使用。

（三）享乐市场法

享乐市场法（hedonicmarketmethods）又可分为享乐财产法与享乐工资法。它们具有的特征是，使用多元回归分析统计方法，在相关的市场中分离出环境成分的价值。享乐财产价值研究，试图将财产价值按其构成特征分解开来。例如，可能会发现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财产在污染区域比在洁净区域的价值低。多元回归分析将财产价值与污染分离开来，这样便可确定减少污染的支付意愿（Epple；Ohsfeldt）。享乐工资法与享乐财产法基本相同，试图把用于补偿工人在工作中，承受危险的部分与其他工资部分分离开来，这可用来确定工人的补偿接受意愿（Dickens）。享乐市场法主要用于评价在市区，由空气污染、接触有毒废弃物等引起的不舒适，它反映在房屋价格和工资上。它也被用于通过考察使工人自愿接受工作风险的补偿，来评估死亡率风险的价值。

三、评估环境质量收益的或有估价方法

尽管上文所描述的间接市场方法，能用来评价许多污染削减的情形，但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却不适用。在适当的预防行为不存在时，间接方法不能用来估算因污染削减引致的发病率下降的收益。另外，有一类收益－－非使用价值（nonusevalues），甚至在原则上也是不能用间接市场方法来估算的。非使用价值反映的是，人们普遍拥有为改进和保护那些即使从不使用的资源的支付意愿。如保护濒危物种，或提高某一名胜古迹所在地区的能见度。就名胜古迹而言，这一独特资源的价值损失将是巨大的，即便对那些从未参观过，并且也可能永远不会去参观的人来说。因为这一价值不是产生于直接使用或潜在使用，它代表一种非常不同的价值类型。这表明直接调查在估算污染控制收益中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典型地，直接调查或或有估价研究，问询受访者对某一产品的评价，如对钓鱼或打猎一天愿支付多少等，而不是就污染浓度削减本身做出评价。用或有估价方法（the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评价的物品例子有：某地水质改善使得捕鱼和游泳活动变得可行（carsonandMitchell）、削减空气污染改善空气能见度（DecisionFocusIncorporated）、保护濒危物种的价值（BowkerandStoll）、以及远离呼吸道疾病的天数（Dickieetal）。

任何或有估价研究必然包括：（1）对所要估价商品的描述；（2）支付方式；以及（3）引出受访者的估价的方法。在对与娱乐相关的物品估价研究中，假设的支付可能采用使用者费（userfee）或增加税收的形式；在改善能见度的情形下，可能采用公用事业费的形式，因为空气质量恶化可能是由发电厂的污染引起的。为决定个人愿为环境改善支付的最大数额，访问者可简单地问询这一数额是多少（末端开口的），或访问者要求受访者在几个给定的数额选项中选择一个（末端封口的）。末端封口的问题对于受访者容易回答，因而比末端开口的问题能得到更为可靠的信息，特别是当被评价的物品是非传统市场物品时。这一点似乎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对于一个受访者从未评价过的物品，例如能见度的改善，末端开口的问题经常使得受访者的回答，分布在最低端和非常大的数字这两个极端。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受访者在回答时没有一个参照标准，不愿经过必要的推理来发现要他们评估的物品的价值。相比而言，回答给出选项的问题较为简单，类似在传统的市场上购买商品。

必须承认，尽管或有估价方法自出现以来，经过了不断完善，但是许多人对这一方法仍心存疑虑。也许最有力的批评是对或有估价问题的回答是假设性的，它们代表声称的而不是实际的支付意愿。已有一些文献将或有估价问题的回答，与对同一商品的实际支付进行对比研究。声称的支付意愿与实际支付意愿的差异，取决于商品是共用物品还是私人物品、问题设计的技术、以及是支付意愿还是补偿接受意愿。对私人物品的声称支付意愿和实际支付意愿的对比实验，发现两者的均值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统计性差异（Dickie，FisherandGerking）。当所比较的是声称的补偿接受意愿和实际的接受意愿时，结果并不是这样。在三个涉及到对捕猎许可的补偿接受意愿的实验中，Bishop、Heberlein和Kealy发现有二次实际接受意愿，显著地统计性低于声称的接受意愿。当所评估的商品是共用物品时，声称的支付意愿不同于实际的支付意愿（Kealy，DovidioandRockel）。对或有估价方法的其他批评集中于以下三点：（1）个人在回答问题时可能会策略性地行事，即，如果虚报支付意愿能提高改善的可能性，个人便会虚报支付意愿；或如果低报支付意愿能减少个人的成本份额，个人便会低报支付意愿；（2）对所要评估的物品不熟悉的事实；（3）对一种物品的支付意愿通常远远低于对失去这种物品的补偿接受意愿。在验证对共用物品的声称的支付意愿，是否随着所使用的融资方法不同而变化的实验室试验，检测到了回答者存在着策略性行为。VetnonSmith表明策略行为并不构成问题，因为有效的策略行为需要付出努力。如果所要评估的物品并不为受访者所充分了解，或有估价的回答可能是不可靠的：回答的数额差异过大且分布过散，甚至回答者对一项正常物品，可能表现出“少”比“多”好的倾向!这是一个严肃的批评：人们对所要评估的地下水污染或生物多样性真的充分了解吗?幸运的是，通过观察回答是如何随所提供的关于所要评价物品的信息量而变化的，对这一批评做出回应是可能的。如果价值被很好地定义，平均起来，它们不应随信息量微小的变化而变化。这项工作中的一个惊人发现是，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通常比对同等程度的环境恶化的补偿接受意愿小许多倍（KnetschandSinden）。这有时被解释为调查方法不理想所造成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另一个解释是，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不一致，是由个人对同一项交易买与卖的了解程度不同所导致的（BrookshireandCoursey）。他们在实验中发现，经过几个回合的交易以后，支付意愿与接受意愿趋于一致。Kahneman、Knetsch和Thaler发现，对交易双方都很熟悉的商品，经几轮交易后，支付意愿与接受意愿的不一致性并未消失，他们认为两者的不一致性，来自于财产权的初始配置（即“禀赋效应”）。

四、环境管制成本的度量

环境管制的成本，可用与度量环境管制收益相同的概念来度量，即，利用与管制、价格或收入变化相关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化来度量。当环境管制影响像电力这类重要的中间品生产者时，度量环境管制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可能需要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去准确地度量环境管制的社会成本。Hazilla和Kopp利用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计算1981－1990年间，美国实施《清洁空气法案》和《清洁水法案》的社会成本。在模型中，厂商能通过改变它们的收入和产出的选择来适应这些管制，这些管制对企业的影响被模型化为向上倾斜的厂商成本函数。用这个方法得出的社会成本的估计量，与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企业执行成本（compliancecosts）估计量相比是非常有意义的。美国环境保护局估计1981－1990年间企业的《清洁空气法案》和《清洁水法案》的执行成本是425亿美元（1981年美元）。Hazilla和Kopp估计的成本是283亿美元。较低的数字反映了环境保护局所使用的支出法忽视了替代的可能性。然而，在长期，《清洁空气法案》和《清洁水法案》的社会成本超过了简单支出法的估计量，这是因为收入下降对储蓄和投资产生了影响。。Jorgenson和Wilcoxen。在对环境管制对美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中，度量了这一效应。利用美国经济的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Jorgenson和Wileoxen估计出在1973－1985年间，实施污染控制使美国每年GNP增长率下降了O.191个百分点。张友国和郑玉歆利用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2003年7月1日中国开始施行的排污费改革进行了模拟。模拟的结果表明，在获得环境效益的同时，排污费改革对经济增长以及就业率的不利影响十分有限。单一的排污费改革只不过使经济增长率降低了0.06个百分点；即使将排污费收入专款专用，经济增长率也只降低了0.11个百分点，在这种情景下总就业增长率也只降低了0.2个百分点。

五、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分配

除了考察环境管制的收益和成本之外，知道谁为污染控制活动付费和谁从污染控制活动中受益，也是一个令人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典型地，环境管制收益与成本的分配效应研究，主要是从货币收入方面进行的。为了确定环境管制的收益是如何在不同收入阶层分配的，必须度量管制是如何改变不同收入群体的物理环境的。在一项针对整个美国空气质量改善的管制收益分配研究中，Gianessi、Peskin和Wolff发现，在收益分配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地区性差异，空气质量改善的收益大部分集中在更为工业化的城市区域，特别是重工业地区，而农村居民受益很少。甚至在同一个大城市里，空气质量差异也可能很大。因为穷人通常居住在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区，他们被认为是削减空气污染不成比例的大的受益者，有证据表明事实的确如此（AsehandSeneca）。然而，这也可能是真实的，随后某些间接效应可能会抵消这类收益。例如，在原来空气污染相当严重的地区，污染削减可能会增加对该地住房的需求，从而使房租上升，使低收入的租房者被替代。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在环境管制成本分配方面的结论更为确定（ChristainsenandTietenherg）。利用产业的污染控制成本数据，能够估算出成本是如何影响各类商品价格的，依次地，估算出价格升高是如何降低不同收入阶层的真实收入的。这类研究（Gianessiand：Peskin）通过考察《清洁空气法案》的成本分配模式，发现低收入群体承担的成本占他们收入的比例要高于高收入群体。Robison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来估计产业污染控制成本的分配，也得出了这个结论。

然而，环境管制的分配效应并不总是有益的，不应夸大它的重要性。应强调的是，环境管制的主要目标是经济意义上的资源有效配置。正如Freeman所强调的，环境管制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实现再分配的目标。

六、环境管制成本－收益分析在环境标准设置中的应用

在这部分，我们以美国为例，对成本－收益分析在环境标准设置中的应用进行述评。这自然地把我们引向了成本－收益度量领域研究重点的讨论。

环境管制范文篇2

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计量新问题，是一个非凡有争议的领域，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管制的收益和成本牵涉到现成市场计量办法无能为力的要素，如健康收益和景观美感改善的价值等；第二，政策制定者不愿使用如“人类生命价值”这类的货币计量手段，来评估环境管制的得和失。当然第二点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环境经济学家在评估“非市场化”（non-rnarket）的环境服务方面已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环境革命”至今，环境经济学在收益和成本计量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两点进展：首先，环境以及其他领域的经济学家发展出了利用环境质量和各种市场化产品之间关系的技术，即间接市场法（indirectmarketmethods）。这些方法答应我们从市场化产品，以及以各种方式和其相关的物品的价格，来推测环境质量改善的价值。其次，环境经济学家还借助于在经济学领域一直存在争议的个人直接调查法（directquestioningofindividuals），即直接问询个人对环境服务的估价。如个人直接调查法中“或有评估”法，能被用来引出明确而可靠的环境质量改善的个人评价。在转入评述之前，需简略说明我们是如何界定这个文献评述的。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尝试对“环境经济学”和“自然资源经济学”作一划分。自然资源经济学的突出特征是，它专注于可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跨期（inter-temporal）配置。自然资源经济学理论是运用动态控制方法来分析跨期资源利用新问题的典型，它起始于Hotelling。的一篇开创性文章。此后，关注渔业、森林业、矿产业、自然能源、濒危物种的管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文献大量涌出。我们评述的对象不包括这类文献。此外，必须指出的是，环境经济学和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划分界线是相当模糊的。然而，为了使文献评述易于处理，我们将集中于环境管制的两个重要方面：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评估和分配，来展开评述。一、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评估环境经济学文献的标准方法，是将生产过程中的废物排放导致的污染，作为“公害”（public“bad”）来处理。cornes和Sandler以及Baumol和Oates，将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产品生产函数及环境质量水平函数，表述为如下基本关系：（1）代表性个人的效用被表示为消费品向量和环境质量水平的函数，并随着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而提高，随着环境质量水平的下降而降低。（2）环境质量水平被表示为废物排放量的函数，随着废物排放量的下降而提高。（3）产量被表示为传统投入品（如劳动和资本）向量、废物排放量以及环境质量水平的函数，并随着传统投入品、废物排放量以及环境质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这个函数关系中，废物排放被简单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降低废物排放量将意味着，部分其他的投人品将被用于废物削减活动，从而减少了用于产品生产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数量。假如从这个角度看，是不难理解的。简言之，降低废物排放量将导致产量的下降。产品生产函数将环境质量水平作为一个自变量，是因为污染对产品生产（如对四周的洗衣店或农业生产）产生负面效应。在最简化的情况下，环境质量的提高可视为所有生产者的废物排放量减少的总和。这里有两种情形值得关注。第一种是，假如消费者（或厂商）将环境质量视为非个人所能控制的，我们能定义居民对环境质量变化的评价值，然后，根据污染水平的变化，来推测居民对环境质量变化的评价。第二种情形更为复杂。有时通过使用一些投入品，能削弱污染的影响。例如，药品可用来减轻由空气污染引发的呼吸道疾病症状。这样，就必须改写环境质量水平函数，在改写后的函数中，自变量有污染水平和用来减轻损害的投入品。这样，必须评价的是污染水平而不是居民的评价，因为居民的评价不再是外生的了。对厂商而言，环境质量变化的价值，是当环境质量变化时厂商利润的变化量。不论所讨论的是厂商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还是厂商对环境质量下降的赔偿接受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WTP），这个数量是相同的。对消费者而言，污染水平变化的价值依靠于初始的产权配置。假如消费者被视为必须为环境质量的改善而付费，他们应该愿意为这个变化而支付的最大额是，当环境改善时，为达到他们原先的效用水平必须的支出的下降。另一方面，假如消费者被视为拥有更高水平的环境质量的权和，因为环境质量的下降，必须要对其进行赔偿，那么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最小数额是，为达到原先的效用水平，他们必须花费的额外数量。一般而言，和环境质量下降相对应的赔偿接受意愿，将高于为相同数量级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正如Hanemann所表明的，接受意愿超出支付意愿的数量，直接随着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的变化而变化，同环境质量和私人物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成反向关系。假如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为零，或环境质量是对一私人物品的完美替代，支付意愿应该等于接受意愿。然而，假如环境质量和私人物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是零，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之间的差额可能是无穷大。因此，采用哪个评估概念，是支付意愿还是接受意愿更为合适，取决于所探究的新问题。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定义，并不是依靠自己来单独地描述环境政策福利效应的所有方面。环境质量的改善除了改变空气和水的质量外，可能还会改变价格。因此，除了评估质量变化之外，还必须评估这些价格变化。相比于评估质量变化，评估价格变化是相当直观的。对价格下降的支付意愿，恰好是在价格下降时消费者为达到原先的效用水平而必须支付的下降。对价格上升的补偿接受意愿，是当价格上升时为达到低价格水平时的效用而必须的支付增加。不像环境质量变化的情形，对一个价格上升的补偿接受意愿超过对一个价格下降的支付意愿的数量，仅是收入效应的规模。只要对所讨论物品的支付是总支出中的一小部分，这两个福利指标之间的差额将是非常小的。而且，以消费者剩余，即马歇尔需求曲线左边的面积，作为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在大多数情形下，所产生的误差不超过5。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定义，存在的一个新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收益都是确定的。Jones－Lee利用事前方法和事后方法，给出了结果不确定情形下的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定义。至此，我们到了需讨论评估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主要方法的时候了。二、评估环境质量收益的间接方法经济学家在评估环境质量变化的价值时，常使用以下三种方法：预防行为法、弱互补法以及享乐市场法。（一）预防行为法预防行为法（theavertingbehaviorapproach）依靠于这样一个事实，通过一些预防或避免办法来减轻污染造成的损害。因为，一般来说，人们不会花过多的钱来避免出现某一新问题，而宁愿花更多的钱来解决由某种新问题造成的后果，预防支出可提供由污染造成的损害的下限估计。只要其他投入品能用来补偿污染的效应，污染水平小幅度变化的价值，可通过用于补偿污染变化的投入的价值来估量。评估污染的非边际变化，必须知道受污染影响的物品的成本函数和这种物品的边际价值函数。当所讨论的这种物品是非市场产品时，边际价值函数的估计将变得非常困难。预防行为法的适用范围，明显受到污染效应能被其他投入品削弱情形的约束。受污染损害的厂商，大多分布在农业、森林业、以及渔业等领域。在农业的情形下，浇灌能补偿全球变暖对农产品产出的影响。同样地，资本（渔船和索具）和劳动能补偿因水污染而导致的存鱼量下降的影响。对于受污染损害的居民而言，预防行为法能被用来评价健康损害和由空气污染导致的受污损害。一方面，居民能够通过避免和污染的接触，或者，一旦接触，通过削弱接触的影响，来避免健康损害。例如，安装室内清洁器过滤污染空气，或靠瓶装水来解决当地饮水供给新问题。（二）弱互补法预防行为法利用污染和其他投入品之间的替代，而弱互补法（theweakcompleme－ntaritiesapproach）则是利用环境质量和购买的商品之间的互补性，来评估环境质量变化的价值（Moler；BockstaelandMcConnell）。在实践中，弱互补法最常用于评估休闲娱乐场地的贡献。尽管场地访问没有市场价格，但是它们的成本可通过加总到场地的旅行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和所有的门票费）来估算。在测度以场地质量作为自变量的场地访问次数函数时，存在的一个新问题是，在访问场地的人们之间，对场地质量的评价没有差别。对这个新问题的一个通常解决方法是使用变化的参数模型，它使场地质量以和旅行成本或收入相乘的方式进人休闲娱乐需求函数，旅行成本或收入，在家庭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种方法的一个缺陷是，它答应对一特定场地的访问次数，仅依靠于访问场地的成本，访问替代场地的成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等价于假定所有的场地之间都是完美的替代品。假如希望评估几个场地的环境质量变化，这种变化参数模型可能会给出一个具有误导性的结论。评估环境质量变化的第二种方法是离散的选择模型。这个方法考察在特定的某一天，把对某一场地的选择作为一个访问其他场地的成本和其他场地质量的函数。假如在休闲娱乐的第一天，对某一地的访问可视作独立于在另一天对该地的访问，一个简单的离散选择模型，如多元logit回归分析，能被用于对场地选择的条件回归（BinkleyandHanemann；FeenbergandMills）。离散选择模型的优点是，访问一地的概率依靠于访问其他场地的成本和其他场地的质量水平。这个模型的缺点是，在某一天，是否旅行的决策以及所要访问的场地，独立于季节。以前的旅行数量既不影响个人在某一天对旅行场地的选择，也不影响他是否旅行的决策。这样，这些模型必须和猜测总的旅行数量的模型相结合，才可有效使用。（三）享乐市场法享乐市场法（hedonicmarketmethods）又可分为享乐财产法和享乐工资法。它们具有的特征是，使用多元回归分析统计方法，在相关的市场中分离出环境成分的价值。享乐财产价值探究，试图将财产价值按其构成特征分解开来。例如，可能会发现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财产在污染区域比在洁净区域的价值低。多元回归分析将财产价值和污染分离开来，这样便可确定减少污染的支付意愿（Epple；Ohsfeldt）。享乐工资法和享乐财产法基本相同，试图把用于补偿工人在工作中，承受危险的部分和其他工资部分分离开来，这可用来确定工人的补偿接受意愿（Dickens）。享乐市场法主要用于评价在市区，由空气污染、接触有毒废弃物等引起的不舒适，它反映在房屋价格和工资上。它也被用于通过考察使工人自愿接受工作风险的补偿，来评估死亡率风险的价值。三、评估环境质量收益的或有估价方法尽管上文所描述的间接市场方法，能用来评价许多污染削减的情形，但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却不适用。在适当的预防行为不存在时，间接方法不能用来估算因污染削减引致的发病率下降的收益。另外，有一类收益－－非使用价值（nonusevalues），甚至在原则上也是不能用间接市场方法来估算的。非使用价值反映的是，人们普遍拥有为改进和保护那些即使从不使用的资源的支付意愿。如保护濒危物种，或提高某一名胜古迹所在地区的能见度。就名胜古迹而言，这一独特资源的价值损失将是巨大的，即便对那些从未参观过，并且也可能永远不会去参观的人来说。因为这一价值不是产生于直接使用或潜在使用，它代表一种非常不同的价值类型。这表明直接调查在估算污染控制收益中能起到一定的功能。典型地，直接调查或或有估价探究，问询受访者对某一产品的评价，如对钓鱼或打猎一天愿支付多少等，而不是就污染浓度削减本身做出评价。用或有估价方法（the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评价的物品例子有：某地水质改善使得捕鱼和游泳活动变得可行（carsonandMitchell）、削减空气污染改善空气能见度（DecisionFocusIncorporated）、保护濒危物种的价值（BowkerandStoll）、以及远离呼吸道疾病的天数（Dickieetal）。任何或有估价探究必然包括：（1）对所要估价商品的描述；（2）支付方式；以及（3）引出受访者的估价的方法。在对和娱乐相关的物品估价探究中，假设的支付可能采用使用者费（userfee）或增加税收的形式；在改善能见度的情形下，可能采用公用事业费的形式，因为空气质量恶化可能是由发电厂的污染引起的。为决定个人愿为环境改善支付的最大数额，访问者可简单地问询这一数额是多少（末端开口的），或访问者要求受访者在几个给定的数额选项中选择一个（末端封口的）。末端封口的新问题对于受访者轻易回答，因而比末端开口的新问题能得到更为可靠的信息，非凡是当被评价的物品是非传统市场物品时。这一点似乎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对于一个受访者从未评价过的物品，例如能见度的改善，末端开口的新问题经常使得受访者的回答，分布在最低端和非常大的数字这两个极端。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受访者在回答时没有一个参照标准，不愿经过必要的推理来发现要他们评估的物品的价值。相比而言，回答给出选项的新问题较为简单，类似在传统的市场上购买商品。必须承认，尽管或有估价方法自出现以来，经过了不断完善，但是许多人对这一方法仍心存疑虑。也许最有力的批评是对或有估价新问题的回答是假设性的，它们代表声称的而不是实际的支付意愿。已有一些文献将或有估价新问题的回答，和对同一商品的实际支付进行对比探究。声称的支付意愿和实际支付意愿的差异，取决于商品是共用物品还是私人物品、新问题设计的技术、以及是支付意愿还是补偿接受意愿。对私人物品的声称支付意愿和实际支付意愿的对比实验，发现两者的均值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统计性差异（Dickie，FisherandGerking）。当所比较的是声称的补偿接受意愿和实际的接受意愿时，结果并不是这样。在三个涉及到对捕猎许可的补偿接受意愿的实验中，Bishop、Heberlein和Kealy发现有二次实际接受意愿，显著地统计性低于声称的接受意愿。当所评估的商品是共用物品时，声称的支付意愿不同于实际的支付意愿（Kealy，DovidioandRockel）。对或有估价方法的其他批评集中于以下三点：（1）个人在回答新问题时可能会策略性地行事，即，假如虚报支付意愿能提高改善的可能性，个人便会虚报支付意愿；或假如低报支付意愿能减少个人的成本份额，个人便会低报支付意愿；（2）对所要评估的物品不熟悉的事实；（3）对一种物品的支付意愿通常远远低于对失去这种物品的补偿接受意愿。在验证对共用物品的声称的支付意愿，是否随着所使用的融资方法不同而变化的实验室试验，检测到了回答者存在着策略性行为。VetnonSmith表明策略行为并不构成新问题，因为有效的策略行为需要付出努力。假如所要评估的物品并不为受访者所充分了解，或有估价的回答可能是不可靠的：回答的数额差异过大且分布过散，甚至回答者对一项正常物品，可能表现出“少”比“多”好的倾向!这是一个严厉的批评：人们对所要评估的地下水污染或生物多样性真的充分了解吗?幸运的是，通过观察回答是如何随所提供的有关所要评价物品的信息量而变化的，对这一批评做出回应是可能的。假如价值被很好地定义，平均起来，它们不应随信息量微小的变化而变化。这项工作中的一个惊人发现是，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通常比对同等程度的环境恶化的补偿接受意愿小许多倍（KnetschandSinden）。这有时被解释为调查方法不理想所造成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另一个解释是，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不一致，是由个人对同一项交易买和卖的了解程度不同所导致的（BrookshireandCoursey）。他们在实验中发现，经过几个回合的交易以后，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趋于一致。Kahneman、Knetsch和Thaler发现，对交易双方都很熟悉的商品，经几轮交易后，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的不一致性并未消失，他们认为两者的不一致性，来自于财产权的初始配置（即“禀赋效应”）。四、环境管制成本的度量环境管制的成本，可用和度量环境管制收益相同的概念来度量，即，利用和管制、价格或收入变化相关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化来度量。当环境管制影响像电力这类重要的中间品生产者时，度量环境管制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可能需要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去准确地度量环境管制的社会成本。Hazilla和Kopp利用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计算1981－1990年间，美国实施《清洁空气法案》和《清洁水法案》的社会成本。在模型中，厂商能通过改变它们的收入和产出的选择来适应这些管制，这些管制对企业的影响被模型化为向上倾斜的厂商成本函数。用这个方法得出的社会成本的估计量，和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企业执行成本（compliancecosts）估计量相比是非常有意义的。美国环境保护局估计1981－1990年间企业的《清洁空气法案》和《清洁水法案》的执行成本是425亿美元（1981年美元）。Hazilla和Kopp估计的成本是283亿美元。较低的数字反映了环境保护局所使用的支出法忽视了替代的可能性。然而，在长期，《清洁空气法案》和《清洁水法案》的社会成本超过了简单支出法的估计量，这是因为收入下降对储蓄和投资产生了影响。。Jorgenson和Wilcoxen。在对环境管制对美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中，度量了这一效应。利用美国经济的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Jorgenson和Wileoxen估计出在1973－1985年间，实施污染控制使美国每年GNP增长率下降了O.191个百分点。张友国和郑玉歆利用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2003年7月1日中国开始施行的排污费改革进行了模拟。模拟的结果表明，在获得环境效益的同时，排污费改革对经济增长以及就业率的不利影响十分有限。单一的排污费改革只不过使经济增长率降低了0.06个百分点；即使将排污费收入专款专用，经济增长率也只降低了0.11个百分点，在这种情景下总就业增长率也只降低了0.2个百分点。五、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分配除了考察环境管制的收益和成本之外，知道谁为污染控制活动付费和谁从污染控制活动中受益，也是一个令人非常感喜好的新问题。典型地，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效应探究，主要是从货币收入方面进行的。为了确定环境管制的收益是如何在不同收入阶层分配的，必须度量管制是如何改变不同收入群体的物理环境的。在一项针对整个美国空气质量改善的管制收益分配探究中，Gianessi、Peskin和Wolff发现，在收益分配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地区性差异，空气质量改善的收益大部分集中在更为工业化的城市区域，非凡是重工业地区，而农村居民受益很少。甚至在同一个大城市里，空气质量差异也可能很大。因为穷人通常居住在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区，他们被认为是削减空气污染不成比例的大的受益者，有证据表明事实的确如此（AsehandSeneca）。然而，这也可能是真实的，随后某些间接效应可能会抵消这类收益。例如，在原来空气污染相当严重的地区，污染削减可能会增加对该地住房的需求，从而使房租上升，使低收入的租房者被替代。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复杂的新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在环境管制成本分配方面的结论更为确定（ChristainsenandTietenherg）。利用产业的污染控制成本数据，能够估算出成本是如何影响各类商品价格的，依次地，估算出价格升高是如何降低不同收入阶层的真实收入的。这类探究（Gianessiand：Peskin）通过考察《清洁空气法案》的成本分配模式，发现低收入群体承担的成本占他们收入的比例要高于高收入群体。Robison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来估计产业污染控制成本的分配，也得出了这个结论。然而，环境管制的分配效应并不总是有益的，不应夸大它的重要性。应强调的是，环境管制的主要目标是经济意义上的资源有效配置。正如Freeman所强调的，环境管制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实现再分配的目标。六、环境管制成本－收益分析在环境标准设置中的应用在这部分，我们以美国为例，对成本－收益分析在环境标准设置中的应用进行述评。这自然地把我们引向了成本－收益度量领域探究重点的讨论。尽管1989年以来，成本－收益分析在美国环境管制中还未得到广泛应用，但在美国总统行政命令和立法过程中，这种方法的应用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36年《洪水防治法案》包含了一项首次要求应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法律条文。从那以后，有一些法律被认为是限制了政策制定者考虑成本－收益新问题，当然也有另外的法规，明确要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成本－收益新问题进行权衡（Arrow，etal.）。自卡特直至克林顿任总统期间，均要求以正式的程序对重大的环境、健康和平安管制条例进行经济影响评价。1993年，总统行政令12866号和12875号取代了12991号和12498号行政命令。新行政令强调，管制办法只有通过合理的成本－收益分析后，才能被认可，并规定所有重要的管制行动均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国会仅对在特定的情况下应用成本－收益分析表示支持。1990年，《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第7章812款，要求环保局对《清洁空气法案》自1970年到1990年期间所产生的收益和成本进行综合分析。1996年《饮用水平安法案》的修正案，授权环保局在制定标准时考虑整体的风险降低，并要求环保局对新的管制办法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且，这些修正案还答应环保局依据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来调整最高污染物水平标准。更进一步，1995年国会颁布了《非资助性命令改革法案》（unfunded。Mandates：ReformAct），该法案要求对所有拟议中的和最终的管制条例，进行收益和成本的数量比较，其中包括年度费用在l亿美元以上的环境管制办法。此外，这项法案要求环保部门选择成本最低的管制办法，或者对不能选择成本最低的办法做出解释；然而据资料显示，这些有关成本－收益权衡的政策，对规则制定机构只具有有限的约束力（Hahnetal.）。上面的评论表明，成本－收益分析在设置环境标准中并没有被完全忽略，而是被有选择地使用。由此，人们可能会认为，既然分析的结果在管制污染的活动中得不到应用，政府不应该再花费资源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了。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即使在不要求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领域，这类探究也是有用的。它们可能会影响立法者和管制者的观点。非凡是在调整环境标准时，成本－收益信息对调整决策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环境管制范文篇3

第一阶段从1980－1987年，为无投资或忽视投资阶段。保险公司的资金基本上进入了银行，形成银行存款；

第二阶段从1987－1995年，为无序投资阶段。由于经济增长过热，同时又无法可循，导致盲目投资，房地产、有价证券、信托、甚至借贷，无所不及，从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

第三阶段始于1995年10月，为逐步规范阶段。1995年以来，《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等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先后颁布，但由于限制过紧，加之1996年5月1日以来的七次利率调整，给保险业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因而，政府曾多次调整保险投资方式，1998年以来先后允许同业拆借、购买中央企业AA十公司债券、保险资金间接入市，并不断调整入市比例，尤其是近期保监会公布的把投资连接保险的投资比例放宽至100％，为拓宽保险投资渠道奠定了基础。

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处于起飞阶段，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投资工具有限、规范交易的制度及组织有待完善，对投资市场的监控和引导乏力，保险投资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保险公司的投资应在遵循安全性原则的前提下达到尽可能多的盈利。因为保险公司是企业，在确保其资金运用安全的条件下，要以盈利为目标，从而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样不仅有利于保险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其赔偿能力的增强。

其次，完善投资环境。一个完善的投资环境，应包括有效的投资工具、公平的交易规则以及保证这种制度有效贯彻的组织，即投资工具的多样化、交易规则的规范化、交易方式的灵活化、投资监管的有效化，以保证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有效和畅通。

完善投资工具。由于保险投资涉及不动产投资及金融市场的投资，因而投资工具包括不动产投资和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其中，金融市场的投资是保险投资的主体，因而金融工具的完善至关重要。其投资工具包括：债券、股票、票据、贷款、存款、外汇。其中；票据属于短期金融工具，分为汇票、支票和本票；债券和股票属于中长期金融工具，债券分为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公司债券，政府债券分为公债券、国库券和地方政府债券；股票，含普通股和优先股。

金融市场的投资工具应该是长期、短期和不定期的结合体，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不同层次的匹配，以便不同投资者根据自身业务特点选择，可利用灵活多样的投资工具，有利于保险投资者的选择，进行投资组合，也有利于提高其变现能力。就总体而言，保险公司应根据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以及自身业务的特点选择投资工具。如在金融市场尚不成熟时，应选择流动性强、安全性高的投资工具。但寿险投资则宜选择安全性和盈利性均较高的投资工具，而不十分要求其流动性。同时，应建立与投资工具相配套的避险工具，如期权交易、期货交易，以防范和分散投资风险。

完善涉及保险投资的法规。投资法规的完善，在于建立保证投资市场公平、有效交易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如不动产交易法、证券交易法、票据法、保险法、担保法等，保证市场交易有据可依。

理顺投资监管机构的关系。法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实施。为保证有关投资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来保证。这些组织包括投资的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配合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司法机构，如投资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局、法院、仲裁机构，并且保证这些组织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或规章办事，切实保证投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凌驾于祛律规章之上。

再次，保险投资方式多样化。在保险投资方式的选择方面，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腾飞阶段，金融市场发育不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缺乏，而这些产业投资回报率较高，应允许抵押贷款或有区域选择的不动产投资；无限度的政府债券投资、有一定限度的金融债券投资和限制较严的股票与公司债券投资；长期银行存款在目前是必要的。从长远看，待我国金融市场发育完善，则可转向证券投资。

第四，在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控制投资的比例。从政府监管的角度看，在放松投资方式规定的同时，如允许投资于有价证券、不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存款等，同时应规定投资比例、前者是为了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多种投资方式，为保险公司提供可供选择的灵活的投资工具，从而，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当然，也为理智的保险公司投资者提高投资组合来控制风险提供选择机会；后者则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条件。这一比例分为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方式比例规定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可有效控制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主体比例可有效控制有关筹资主体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条件。主体比例也应按投资方式的风险情况分别对待，对于高风险的筹资主体、高风险的投资方式，其比例应低一些，如购买同一公司股票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债券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的不动产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每一公司的抵押贷款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于较安全的投资方式但存在一定风险的筹资主体，其比例便可高一些，如存款于每一银行不得超过投资的10％。保险投资必须强调盈利，提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但由于某项投资报酬是该项投资所具风险的函数，如对保险资金运用不加以限制，势必趋向风险较大的投资，以期获得较大的报酬，而危及保险企业财务的稳健。因为每一种技资方式的风险大小不同，一般而言，高盈利的投资方式伴随着高风险，低风险的投资方式则伴随着低盈利，显然，全部用于盈利性高的投资方式，必将使保险公司面临着全面的高风险，使被保险人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保险保障，也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为了保证保险投资的盈利性，同时控制高风险，应规定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占的比例。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工商或金融企业均有破产的可能性，无论采用风险大的亦或风险小的投资方式，保险公司都会面临着筹资主体对保险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因此为了控制每一筹资主体给保险公司所带来的风险，必须规定投资于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

第五，寿险和非寿险的保险投资应有所区别。由于寿险是长期保险，许多寿险带有储蓄性，更强调安全性，因而，一般可用于安全性和盈利性高、但流动性较低的投资方式，如不动产、贷款；非寿险是短期保险，要求流动性强，不宜过多投资于不动产投资，而应投资于股票、存款。同时，从风险控制看，寿险公司投资的比例在主体比例方面，应严于非寿险，因为寿险期限长、带有储蓄性，控制主体比例，便于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从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环境管制范文篇4

关键词：环境管制；管制政策；成本—收益分析

一、我国的环境管制政策

环境管制是社会管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目的在于达到保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传统的环境管制政策工具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命令控制型措施；二是经济激励型措施，主要包括收取污染税、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制度；三是社会公众的自我控制型措施。目前，环境管制进入第三代，一方面政府在不断提升现有环境管制的质量、简化管制程序、减少管制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寻求更好的政策工具，将各种措施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环境管制主要体现为命令控制政策和排污收费制度。

我国的命令控制政策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政府对污染水平实行管制，制定有关环境标准，包括污染排放的种类、数量、方式等污染指标，并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其被执行。对于不达标者，政府可采取强令关闭、限产限量及罚款等处罚，以便将其排出的污染物限制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二是政府直接管制生产过程，对企业所使用的原料、燃料等做出具体规定，要求其必须达到某种质量要求；或强令企业安装废物废水的回收或处理设备，以尽可能减少污染物排放量。违反者同样将受到相应的制裁。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根据“污染者负担原则(PPP)”提出并实施排污收费制度，主要是向排放“三废”的企业收取排污费，包括超标排污费和排污费两项内容。排污费是就所有排污行为收取费用，而并不考虑所排污物是否超标。超标排污费则是向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环境标准的企事业单位征收，这是目前最广泛开征的排污费，开征项目已包括污水、废气、固体废物、嘈声、放射性废物等五类共70多项。

二、对我国现行环境管制政策的反思

环境管制一直是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所采取的主要政策之一，它对于我国的环境保护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也暴露出其诸多弊端：

第一，命令控制政策的实施及执行成本高昂。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解决负外部性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法律或行政命令禁止或限制这种行为。作为管制工具，命令控制政策虽然环境效益明显，但其目标只是保护环境、控制企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一方式在改进环境质量状况的同时，可能导致大量的交易成本并造成效率损失。泰坦伯格发现，要实现同样程度的污染控制，命令控制型手段的成本相当于最小费用手段的2-22倍[1]。一方面，排污标准和技术标准的制定和调整要求政府必须掌握大量而准确的信息，任何信息上的差错都会削弱管制措施的有效性。事实上政府很难做到这一点，其制定的标准往往与理想的标准存在较大偏差，因此，这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花费大量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污染源对环境管制政策的执行可能导致较高的服从成本和经济效益损失。由于我国存在大量污染源，而其个体间污染控制成本千差万别，对不同的污染源采取整齐划一的标准，既限制了其中边际成本最低者作最大的努力，又迫使部分污染源采取不当的昂贵污染控制措施，从而带来巨额的效率损失。

第二，排污收费制度的费率太低。排污收费是庇古税在实践中的一种应用形式，其目的是借助市场力量对相关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行调节，促使其做出有利于环境的决策。在完全市场条件下，污染源的排污行为同样受市场机制控制：如果排污费高于其边际治理成本，他们就选择治理；反之，则选择缴纳排污费。我国现行排污收费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收费标准太低。据测算，排污收费仅为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转成本的50%，某些项目的收费甚至还达不到污染治理成本的10%。过低的收费率以及浓度收费和单因子收费的做法，对企业控制污染的刺激作用很小[2]。虽然排污收费专项资金的使用增强了污染治理的能力，但作为环境管制政策，排污收费制度并没有发挥通过市场手段来控制污染的作用。因此，相对于环境管制目标而言，排污收费制度既没有将环境污染水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时也扭曲了资源配置。

第三，管制监督不力，违法成本低廉。目前，我国环境管制中不容忽视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相关部门监督不力，从而导致本就效力极其有限的管制政策更显苍白无力。首先，由于环境产权不明晰，我国的环保执法部门及各级政府官员并不能真正担负起监督不力所要承担的责任。尤其是在公有制下，财产所有者独自承担成本并独自享有收益这一原则总是被违背。我国长期以来的公有制、难以明确的环境产权，加上尚未彻底完成的经济转型，导致了目前环境管制中监督及问责机制徒有虚名。其次，处罚是管制中的重要一环，处罚的力度事关管制效果成败。我国长期以来对环境违法行为处罚力度较轻，导致违法成本过低。

三、改善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的建议

单一的政策工具，高昂的实施代价，低廉的违法成本，巨额的违法利润，注定了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的低效。总之，环境管制政策在中国环保实践中的作用发挥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则既有主观认识的偏差，也有客观制度因素。建议借鉴环保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实践，并通过制度体系的完善加强管制政策的环境保护功能。

第一，摒弃陈旧观点，树立管制新理念。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方面，我国传统观念认为，实施环境管制必然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效率。政府也假定企业总是具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取自身利益的动机。这种建立在政府与企业对立关系基础之上的环境管制及其实施机制，必然受到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的企业的抵制。相应地，环境管理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角力战：企业想尽各种办法规避政府管理，污染问题屡禁不止；而政府尽管投入大量资源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监管，却往往事倍功半。我国的环境管制政策长期深陷泥潭，正是受此观念影响。事实上，环境保护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并非是单纯的对立关系。哈佛大学著名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教授研究认为，有效的环境管制在提高企业成本的同时，可通过创新补偿与先动优势等途径为企业创造收益，部分或全部弥补企业遵循环境管制的成本，甚至会给企业带来净收益，即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可以获得双赢[3]。

第二，加强环境管制政策效率分析，多种工具相互配合。对于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可以通过环境管制加以解决，但并不一定有效率。因为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讲还是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只有当实施环境管制政策获得的社会效益大于其所产生的社会成本时，才意味着这一政策相对于市场是有效的。虽然成本——收益分析不是政府进行环境管制目标决策的唯一参照体系和评估尺度，但它是一个主要的标准，要求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环境管制政策时必须考虑到管制的效率问题。对环境管制政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可以权衡有限的资源如何在污染控制与经济增长等其他用途间配置，并可以清楚表明管制应达到的合理程度。系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美国的环境管制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并发挥了积极作用。相比之下，我国环境管制政策选择恰恰缺少了这一重要分析工具，导致政策手段单一且成本过高。

第三，健全法规，增强管制的严格性。近年来，国内外日渐强烈的环境压力迫切要求一国制定实施越来越严厉的环境管制政策。根据波特理论，严格的管制与宽松的管制相比，可以产生更大的创新补偿，因为严格的管制会促使企业更注意废弃物的排放并采用根本的治理方法。虽然适应成本会随管制严格性的增强而增加，但创新补偿的潜力会增加得更多。因此，适应的净成本会随着管制的严格性而下降，甚至会成为成本净收益。而在我国，企业长期以来的污染治理却主要采取末端治理模式，即控制污染。末端治理的主要目标是污染物的达标排放和废弃物的处置，却忽视了其他生产环节的污染控制问题，是一种内在成本很高的办法。事实证明，环境污染的产生并非简单的生产末端的问题，在生产过程的很多环节中都存在或轻或重的污染问题。因此，建议尽快立法明确环境产权及责任划分，加强政府环境职能部门及责任者的环境监管职责，加大其监管成本，在此基础上采用更为严格的管制政策，严格执法，促使企业采用更严格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

第四，尝试推行自愿性环境协议。自愿性环境协议是西方国家近年来环境管理中基于政企合作的制度创新，是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管理模式及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管理模式相互补充的一种制度形式。基于双赢理念，这一制度形式通过引入政企之间的技术与信息共享、谈判协商机制等方式，使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充分反映了政府与企业双方的要求，部分解决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决策低效问题，减少了政企对抗关系所导致的较高交易成本。随着我国企业和民众素质及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企业从环保中获得激励的增加，政府与企业达成自愿协议的空间也随着放大，企业有动力通过承诺实施一些严于管制的措施，以换取政府在某些方面管制的放宽和信息、技术、资金和信贷等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因此，在正确认识管制对生态环境及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尝试引进这一制度，以一种更为和谐的、低成本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民间对环境保护的贡献。公务员之家

参考文献：

[1]罗杰·珀曼著；候元兆译.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129-132.

环境管制范文篇5

一、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

改善人居环境、优化发展环境的重要抓手，要充分认识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是省委、省政府和委、政府作出的重要部署。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和文明素质的重要途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从而进一步统一思想，切实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坚定不移地把治理工作抓紧抓实抓好。

二、进一步突出治理重点

以巩固“六乱”治理成果为切入点，要以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和农村为治理的重点区域。切实找准和强化薄弱环节，城镇着力突出治理“本文来源：文秘范文乱”农村着力突出治理“脏”做到城乡统筹、标本兼治，不留死角、全面推进。

三、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投入力度，要加强项目规划和立项工作。抓紧规划和建设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设施和购置环卫设施，切实解决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建设滞后问题，为纵深推进治理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四、进一步做好“结合文章”

切实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与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区“三房危房”改造、藏区“牧民定居行动计划”灾后恢复重建、污水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生态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

五、进一步构建长效机制

根据不同地区分类考核，要建立健全奖惩机制。对第一名给予重奖并授予“流动红旗”对最后一名的县（市）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要在相关大会上就治理工作进行述职；建立健全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和城乡环境管理体系，着力建设职能化的管理队伍、专业化的技术队伍、市场化的日常保洁队伍。

六、进一步强化督查问责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动态督导机制和媒体曝光反馈督查机制，要把行政单位监督与媒体监督、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监督热线、举报电话、明查暗访、定期检查、突击抽查等方式，加大督查和曝光力度，对被省、媒体曝光的事例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处理不及时的要启动问责程序进行严格问责，追究领导责任。

七、进一步落实责任主体

进一步明确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各项工作的实施主体和监督主体，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整体推进”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切实把责任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单位和人头，确保工作有人抓、事事有人管。

环境管制范文篇6

关键词：政府干预社会性管制整体改革

政府管制也称为政府规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公共政策目标，由具有法律地位的政府管制机构，依照一定的法律法规对被管制者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政府管制按管制性质和内容一般可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两大类。经济性管制“主要是指政府对企业在价格、产量、进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决策进行限制。”会性管制是指为保障全体公民的安全、健康、卫生和防止公害、保护环境及确保教育、文化等社会福利而对社会经济主体各种特定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的政府干预。

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点，而社会性管制改革又是管制改革的一大重点。目前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明显滞后，社会性管制本身存在不少严重问题。当前我国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问题，禁而不止的煤矿矿难问题，层出不穷的假酒、假药和有毒食品问题等的存在，反映了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缺失和社会性管制能力的不足，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转变以GDP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做法。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解决国民健康、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基本问题上来，这些问题都属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范畴。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加快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步伐，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事关重大，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整体推进。在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整体改革，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协调推进。

一、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政府社会性管制必须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基础，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着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有效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健康、环境、安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社会性管制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应当说，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涵盖健康卫生、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灾害防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政府社会性管制法律体系。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现实需要上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与社会性管制的广泛性、深人性和重要性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坚持修法与立法并重，细化相关法律条文，建构系统规范的法律法规群体，增强法律的惩处力度和可操作性，以完善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有利于增进政府管制的合法性。“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就是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皖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依法规范政府在配置社会资源、控制市场冲突、维护公共秩序、增进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职能和行为，从而维持和强化社会成员对政府社会性管制的认同和支持，这意味着政府管制合法性基础的巩固。因为“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即社会公众认为政府的管理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如果“缺乏同意，政府就只能依靠高压手段。”

二、健全社会性管制的行为主体

管制行为主体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性管制水平。要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必须健全其行为主体。

第一，构建新的社会性管制主体体系。传统上，政府行政机关是唯一的管制主体，其管制内容不分巨细、管制手段单一的特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随着社会日益复杂化，政府压力不断增大，必须考虑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在这种背景下，将部分管制职能由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政府，由行政机关转移到社会中介组织，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要使非政府公共组织同相应的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一起，构成新的具有合理分工的社会性管制主体体系。

第二，解决好各管制主体之间的工作机制问题。

一是合理安排各主体间的权责分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哪些管制职能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履行，哪些应下放给地方；哪些管制由行政机关保留，哪些交给其他公共组织。二是确定管制主体问的协调沟通机制，特别是当管制权存在交叉时要有明确有效的协调渠道，如定期会议、联合办公等。

第三，建立和完善各管制主体之间的分权制衡制度。在管制活动中，由于政府集准立法权、执行权、自由裁量权、准司法权于一身。管制机构问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很可能出现寻租现象，使管制者成为被管制者的俘虏，使社会性管制偏离社会福利目标。为此，可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中实行的“行政三分”原则，即将社会性管制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环节由不同的部门来实施，以实现分权制衡，从而防止某一环节的偏废或腐败。同时，要注意解决好管制体制改革中地方和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维护各管制主体之间关系的和谐稳定。

三、设置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

与其他管制手段一样，社会性管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因素：一是管制方法。在社会性管制中，政府多是通过命令和控制来直接配置资源，这导致社会性管制容易严重干预被管制企业的运行，乃至影响到企业的微观管理。二是管制成本。实践中，社会性管制往往是以具有货币价值的产品为代价(成本)，来增加不具有货币价值的产品(收益)。比如法律强制要求更清洁的空气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这必然会提高企业活动的私人成本，或降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除了这些可计算的经济损失之外，社会性管制更大的成本来自对企业自由意志和行为的限制，来自对一般竞争的依法限制。除了被管制方遵守管制政策需要付出成本外。政府管制本身也需要巨额成本。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司法成本和旧制度的终结成本等，其管制的综合成本相当高昂，并且管制越是浩繁细密，成本就越是高昂。

因此。在设置社会性管制目标时必须权衡各种关系。权衡是政府管制的核心要求。政府管制并不仅仅是尽可能地降低某种风险的发生概率，同时还需要衡量管制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达到政府管制的目标。应该寻求一种符合社会最佳利益的管制，既要考虑管制有益的一面，也要权衡管制的成本和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基础上，还应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以实现经济的良眭运行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应该使环境、安全、质量、卫生等维持在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之上。从而既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又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四、构建“适度型”社会性管制模式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同时面对着计划经济时代“全面管理”、“过度管制”、“管制主宰”的遗留影响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新问题(既包括由市场机制本身缺陷所造成的市场失灵，也包括由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配套制度、机制暂时缺失所造成的市场失灵)。因此，如何在“市场失灵”与“管制失灵”的双重困境中确定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显得尤为重要。确定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就是要在加强与放松管制之间作出选择。然而，无论是加强还是放松管制的做法，都无法单独达到管制的目标，统领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方向。啤实上，两者之间是个巨大的连续体，我们要做的便是在其间选择二者的最优配置比例。一方面，基于对社会性管制在行政管理中重大意义的认识，必须积极发挥其应有作用，也就是要加强管制；另一方面，如果管制数量浩繁巨大，内容细致庞杂，超过维持一定监控水平的需要，反而会抑制社会活力，阻碍社会发展，破坏社会和谐，因而必须控制管制水平或者放松管制。权衡以上两个方面，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应是松紧结合，构建“适度型”管制模式，逐步完善其整体结构和运行机制。具体而言，在某些领域、某些层面上适度地加强，在其他领域、其他层面上温和地放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凡是市场可以解决的，应当尽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凡是通过中介组织、行业自律能够解决的，政府不应进行干预：凡是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形式进行分配的事项，政府不再进行审批。对于那些政府应该有所管理、却不需要管制尤其是不必审批的事项，就必须转变管理方式，如降为核准或备案。同时要尽量充实政府的引导、调控、监督、咨询和其他服务职能，防止过度管制倾向的产生，陷入“管制崇拜”的陷阱，这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要引起特别注意。随着煤矿事故、食品中毒、重大环境污染等恶性事件的不断发生，安全生产、食品卫生、污染防治等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技术性和偶然性因素，但政府社会性管制的不得力也是重要原因。对那些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政府必须有重点地加强管制。在具体管制环节上，也要改变传统的被动检查工作模式，坚持主动预防、关口前移的原则，逐步实现从源头开始的全过程监控。以尽可能地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五、综合运用强制型和激励型管制方法

政策工具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社会性管制过程中政策工具的运用是否适宜，直接影响管制绩效，影响社会福利的增进程度。以往为实现社会性管制政策目标经常采用的工具如行政许可、标准设立、监督检查等，基本上都属于强制型的政策工具。而激励型管制政策工具则是放弃强迫企业服从的传统方式，转而利用市场机制，为被管制者提供选择和行动的机会，引导、激励被管制者主动服从管制要求，从而实现管制政策目标，因而又称为市场化的政策工具。

与强制型政策工具相比，市场化政策工具对于被管制者而言具有两个突出的优点：市场化工具使企业和其他被管制主体能以成本最低的方式达到监管目标：市场激励机制鼓励通过创新和技术革新实现这些目标。府通过税收、补贴、排污权交易、押金返还等市场化政策工具。提高或降低从事某种特定活动的成本，从而对被管制者提供充分激励，以鼓励被管制者作出政府所希望的行为或避免出现不合理的行为，进而实现社会性管制的政策目标。与强制型政策工具相比，激励型政策工具还能更好地解决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竞争不足以及设租、寻租等问题，在改善企业服务方面效果也比较明显。目前我国社会性管制领域仍然以强制型工具为主，市场化工具的运用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但在国家实行绿色GDP后，节能减排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市场化工具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此，在节能减排等重点领域，有必要加大市场化政策工具的，运用范围和力度，综合运用强制型管制方法和激励型管制方法，增强企业服从管制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以确保政府管制政策目标的如期实现。

六、强化安全、健康和环境的管制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需求增长，同时对于安全、健康、环境等问题，也有了更多、更高的认识和要求。但对于安全、健康、环境等重大问题，很多情况下公民个人所能承担的责任是非常有限甚至无能为力的，必须依靠政府加以协调和解决。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受托者、代表者和管理者。政府行为的最大目的应是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利益。政府社会性管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安全、健康和环境管制。这种管制正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是对和谐社会微观基础的巩固。

安全和健康管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在政府职能中的重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中，人是生产中的主体，是市场中的消费者，更是发展的目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如果人的各种需要中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需要都得不到保障，以人为本就无从谈起。通过安全和健康管制。政府在个人与企业组成的市场交易的双方中，保护处于弱势的个人一方，保障劳动者生产和消费者使用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这既是对公民基本权益的维护和尊重，也是和谐社会本质内涵中“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环境管制以节能减排为中心，以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维护社会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社会观和发展观。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政府必须对人们的社会活动进行必要干预与合理调节，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生态环境作为统一的整体加以规划。为此，政府要采取强有力的社会性管制措施，保护生态，治理污染，坚持计划生育、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基本国策，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七、实现对管制者的有效管制

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还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所谓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就是社会性管制未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预期目标，并且由于管制不当而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和负面效应，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的现象。要根治社会性管制失灵，防止管制机构不作为或违反管制规定现象发生，必须强化对管制者的管制，建立一套保证和促使管制者坚持以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最大化为管制目标和行为准则的规范体系。

第一，建立对管制者管制的机构。企业作为一种利益集团，对政府管制有特殊的影响力，而政府管制者也有各种利己的动机。这两者结合会产生“管制俘获”现象。即管制者对被管制者特别关心，允许其规定更高的价格，赚取更高的利润，及降低服务标准和质量，从而偏离和违背公平正义的管制原则。因此，建立对管制者实行管制的机构，以之对作为“法定垄断者”的管制者滥用权力加以限制，监视其是否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去行动。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管制部门要健全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信息不对称是永远存在的，但不能过度，要保证法定的、必需的信息正常披露和传阅。管制部门应公开所有业务活动，全盘公布影响决策的有关信息，并在实际决策公布前，提前预示该决策可能实施，接受监督，以避免同利益团体或政府官员达成私下协议。

环境管制范文篇7

关键词：政府干预社会性管制整体改革

政府管制也称为政府规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公共政策目标，由具有法律地位的政府管制机构，依照一定的法律法规对被管制者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政府管制按管制性质和内容一般可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两大类。经济性管制“主要是指政府对企业在价格、产量、进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决策进行限制。”会性管制是指为保障全体公民的安全、健康、卫生和防止公害、保护环境及确保教育、文化等社会福利而对社会经济主体各种特定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的政府干预。

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点，而社会性管制改革又是管制革的一大重点。目前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明显滞后，社会性管制本身存在不少严重问题。当前我国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问题，禁而不止的煤矿矿难问题，层出不穷的假酒、假药和有毒食品问题等的存在，反映了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缺失和社会性管制能力的不足，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转变以GDP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做法。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解决国民健康、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基本问题上来，这些问题都属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范畴。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加快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步伐，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事关重大，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整体推进。在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整体改革，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协调推进。

一、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政府社会性管制必须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基础，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着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有效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健康、环境、安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社会性管制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应当说，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涵盖健康卫生、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灾害防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政府社会性管制法律体系。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现实需要上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与社会性管制的广泛性、深人性和重要性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坚持修法与立法并重，细化相关法律条文，建构系统规范的法律法规群体，增强法律的惩处力度和可操作性，以完善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有利于增进政府管制的合法性。“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就是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皖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依法规范政府在配置社会资源、控制市场冲突、维护公共秩序、增进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职能和行为，从而维持和强化社会成员对政府社会性管制的认同和支持，这意味着政府管制合法性基础的巩固。因为“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即社会公众认为政府的管理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如果“缺乏同意，政府就只能依靠高压手段。”

二、健全社会性管制的行为主体

管制行为主体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性管制水平。要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必须健全其行为主体。

第一，构建新的社会性管制主体体系。传统上，政府行政机关是唯一的管制主体，其管制内容不分巨细、管制手段单一的特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随着社会日益复杂化，政府压力不断增大，必须考虑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在这种背景下，将部分管制职能由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政府，由行政机关转移到社会中介组织，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要使非政府公共组织同相应的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一起，构成新的具有合理分工的社会性管制主体体系。

第二，解决好各管制主体之间的工作机制问题。

一是合理安排各主体间的权责分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哪些管制职能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履行，哪些应下放给地方；哪些管制由行政机关保留，哪些交给其他公共组织。二是确定管制主体问的协调沟通机制，特别是当管制权存在交叉时要有明确有效的协调渠道，如定期会议、联合办公等。

第三，建立和完善各管制主体之间的分权制衡制度。在管制活动中，由于政府集准立法权、执行权、自由裁量权、准司法权于一身。管制机构问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很可能出现寻租现象，使管制者成为被管制者的俘虏，使社会性管制偏离社会福利目标。为此，可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中实行的“行政三分”原则，即将社会性管制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环节由不同的部门来实施，以实现分权制衡，从而防止某一环节的偏废或腐败。同时，要注意解决好管制体制改革中地方和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维护各管制主体之间关系的和谐稳定。

三、设置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

与其他管制手段一样，社会性管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因素：一是管制方法。在社会性管制中，政府多是通过命令和控制来直接配置资源，这导致社会性管制容易严重干预被管制企业的运行，乃至影响到企业的微观管理。二是管制成本。实践中，社会性管制往往是以具有货币价值的产品为代价(成本)，来增加不具有货币价值的产品(收益)。比如法律强制要求更清洁的空气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这必然会提高企业活动的私人成本，或降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除了这些可计算的经济损失之外，社会性管制更大的成本来自对企业自由意志和行为的限制，来自对一般竞争的依法限制。除了被管制方遵守管制政策需要付出成本外。政府管制本身也需要巨额成本。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司法成本和旧制度的终结成本等，其管制的综合成本相当高昂，并且管制越是浩繁细密，成本就越是高昂。

因此。在设置社会性管制目标时必须权衡各种关系。权衡是政府管制的核心要求。政府管制并不仅仅是尽可能地降低某种风险的发生概率，同时还需要衡量管制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达到政府管制的目标。应该寻求一种符合社会最佳利益的管制，既要考虑管制有益的一面，也要权衡管制的成本和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基础上，还应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以实现经济的良眭运行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应该使环境、安全、质量、卫生等维持在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之上。从而既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又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四、构建“适度型”社会性管制模式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同时面对着计划经济时代“全面管理”、“过度管制”、“管制主宰”的遗留影响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新问题(既包括由市场机制本身缺陷所造成的市场失灵，也包括由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配套制度、机制暂时缺失所造成的市场失灵)。因此，如何在“市场失灵”与“管制失灵”的双重困境中确定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显得尤为重要。确定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就是要在加强与放松管制之间作出选择。然而，无论是加强还是放松管制的做法，都无法单独达到管制的目标，统领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方向。啤实上，两者之间是个巨大的连续体，我们要做的便是在其间选择二者的最优配置比例。一方面，基于对社会性管制在行政管理中重大意义的认识，必须积极发挥其应有作用，也就是要加强管制；另一方面，如果管制数量浩繁巨大，内容细致庞杂，超过维持一定监控水平的需要，反而会抑制社会活力，阻碍社会发展，破坏社会和谐，因而必须控制管制水平或者放松管制。权衡以上两个方面，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应是松紧结合，构建“适度型”管制模式，逐步完善其整体结构和运行机制。具体而言，在某些领域、某些层面上适度地加强，在其他领域、其他层面上温和地放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凡是市场可以解决的，应当尽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凡是通过中介组织、行业自律能够解决的，政府不应进行干预：凡是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形式进行分配的事项，政府不再进行审批。对于那些政府应该有所管理、却不需要管制尤其是不必审批的事项，就必须转变管理方式，如降为核准或备案。同时要尽量充实政府的引导、调控、监督、咨询和其他服务职能，防止过度管制倾向的产生，陷入“管制崇拜”的陷阱，这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要引起特别注意。随着煤矿事故、食品中毒、重大环境污染等恶性事件的不断发生，安全生产、食品卫生、污染防治等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技术性和偶然性因素，但政府社会性管制的不得力也是重要原因。对那些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政府必须有重点地加强管制。在具体管制环节上，也要改变传统的被动检查工作模式，坚持主动预防、关口前移的原则，逐步实现从源头开始的全过程监控。以尽可能地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五、综合运用强制型和激励型管制方法

政策工具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社会性管制过程中政策工具的运用是否适宜，直接影响管制绩效，影响社会福利的增进程度。以往为实现社会性管制政策目标经常采用的工具如行政许可、标准设立、监督检查等，基本上都属于强制型的政策工具。而激励型管制政策工具则是放弃强迫企业服从的传统方式，转而利用市场机制，为被管制者提供选择和行动的机会，引导、激励被管制者主动服从管制要求，从而实现管制政策目标，因而又称为市场化的政策工具。

与强制型政策工具相比，市场化政策工具对于被管制者而言具有两个突出的优点：市场化工具使企业和其他被管制主体能以成本最低的方式达到监管目标：市场激励机制鼓励通过创新和技术革新实现这些目标。府通过税收、补贴、排污权交易、押金返还等市场化政策工具。提高或降低从事某种特定活动的成本，从而对被管制者提供充分激励，以鼓励被管制者作出政府所希望的行为或避免出现不合理的行为，进而实现社会性管制的政策目标。与强制型政策工具相比，激励型政策工具还能更好地解决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竞争不足以及设租、寻租等问题，在改善企业服务方面效果也比较明显。目前我国社会性管制领域仍然以强制型工具为主，市场化工具的运用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但在国家实行绿色GDP后，节能减排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市场化工具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此，在节能减排等重点领域，有必要加大市场化政策工具的，运用范围和力度，综合运用强制型管制方法和激励型管制方法，增强企业服从管制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以确保政府管制政策目标的如期实现。

六、强化安全、健康和环境的管制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需求增长，同时对于安全、健康、环境等问题，也有了更多、更高的认识和要求。但对于安全、健康、环境等重大问题，很多情况下公民个人所能承担的责任是非常有限甚至无能为力的，必须依靠政府加以协调和解决。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受托者、代表者和管理者。政府行为的最大目的应是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利益。政府社会性管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安全、健康和环境管制。这种管制正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是对和谐社会微观基础的巩固。

安全和健康管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在政府职能中的重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中，人是生产中的主体，是市场中的消费者，更是发展的目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如果人的各种需要中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需要都得不到保障，以人为本就无从谈起。通过安全和健康管制。政府在个人与企业组成的市场交易的双方中，保护处于弱势的个人一方，保障劳动者生产和消费者使用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这既是对公民基本权益的维护和尊重，也是和谐社会本质内涵中“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环境管制以节能减排为中心，以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维护社会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社会观和发展观。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政府必须对人们的社会活动进行必要干预与合理调节，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生态环境作为统一的整体加以规划。为此，政府要采取强有力的社会性管制措施，保护生态，治理污染，坚持计划生育、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基本国策，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七、实现对管制者的有效管制

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还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所谓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就是社会性管制未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预期目标，并且由于管制不当而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和负面效应，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的现象。要根治社会性管制失灵，防止管制机构不作为或违反管制规定现象发生，必须强化对管制者的管制，建立一套保证和促使管制者坚持以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最大化为管制目标和行为准则的规范体系。

第一，建立对管制者管制的机构。企业作为一种利益集团，对政府管制有特殊的影响力，而政府管制者也有各种利己的动机。这两者结合会产生“管制俘获”现象。即管制者对被管制者特别关心，允许其规定更高的价格，赚取更高的利润，及降低服务标准和质量，从而偏离和违背公平正义的管制原则。因此，建立对管制者实行管制的机构，以之对作为“法定垄断者”的管制者滥用权力加以限制，监视其是否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去行动。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管制部门要健全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信息不对称是永远存在的，但不能过度，要保证法定的、必需的信息正常披露和传阅。管制部门应公开所有业务活动，全盘公布影响决策的有关信息，并在实际决策公布前，提前预示该决策可能实施，接受监督，以避免同利益团体或政府官员达成私下协议。

环境管制范文篇8

1交通管制人员心理素质培养的必要性

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工作内容，主要负责航空运输中飞行空间资源的规划和调配，以解决飞行空间的矛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保证航空运输的安全、顺利发展。由于其工作的复杂性、时效性等特点，对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心理素质要求较高。1.1关系到航空运输中的飞行安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心理素质，直接关系到航空运输中的飞行安全。由于空管人员需要通过对航空运输中的空间情况、航线情况、机场情况以及天气情况等信息，进行不断收集、更新和判断，并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科学决策。其心理素质对决策的正确性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良好的心理素质是航空运输中飞行安全的前提和保障。1.2关系到整个团队的团结和稳定。航空空管人员的心理素质，将关系到整个团队的团结和稳定。由于航空空中交通管制通常是团队协作进行。需要团队成员之间的协调合作，同时成员之间的情绪也会互相感染。交通管制人员的个人心理素质对整个团队的工作氛围有着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良好的心理素质有利于工作团队的团结和稳定，在问题的处理和决策中能够理性分析，提高决策的正确率。反之则会出现相反的效果，团队成员之间互相猜测、推诿，导致整个团队建设松散，协调和应变能力差，在问题的处理中加大失误率。

2空管人员心理素质影响因素的评价

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由于工作环境的特殊性、复杂性等特征，工作压力往往高于其他岗位，心理素质的影响因素也较多，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2.1工作环境的高压性。工作环境的高压性对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心理素质有着重要影响。我国的航空运输行业蓬勃发展，空中领域的空间调度复杂性日益增高。且随着航空服务行业的发展，人们对其服务质量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由于其工作环境的特殊性，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身心长时间处于一种高压状态，神经时刻紧绷，容易造成精神紧张和神经疲劳，对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心理素质是一种巨大的考验。2.2工作环境的恶劣性。工作环境的恶劣性受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的限制，我国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需要在管制室内完成。民航航空空中交通管制的管制室分为塔台管制室、进近管制室和区域管制室等。以塔台管制室为例，其工作区域内长时间受噪音、灯光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长时间遭受声音污染和光源污染的困扰，极易对其身体和心理造成消极影响。2.3工作的复杂性及作息的不规律性。工作的复杂性及作息的不规律性对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心理素质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与一般的工作有所不同，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在管制过程中遇到的情况通常较为复杂，需要对航运的空中空间、雷达信号、天气、航班的飞行情况等各方面信息，进行收集、更新和判断，其工作的复杂性较强，对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使其极易产生身心的疲劳。由于此工作一般采用的是轮班制度，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作息时间不规律，常常白天和黑夜的休息和工作时间颠倒，长期的生活作息紊乱，容易对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心理素质产生消极影响。

3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心理素质的培养途径

针对上述分析研究中，对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心理素质影响因素的评价分析，可采取以下措施来改善和提高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心理素质：3.1增加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数量，缓解其工作量和工作压力。众所周知，由于此行业对其工作人员的要求较高，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较为稀缺，随着我国航空运输事业的发展，航空运输量的迅猛增加，使得我国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数量与其工作量相比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其工作量过大，面临较高的工作压力。因此可以通过增加对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选拔提高其数量，以此缓解其工作压力，顺利完成工作。3.2增加对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培训。一方面，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工作较为复杂，其技术、信息等不断更新，通过培训可以增强其工作技能，保障工作的顺利完成；另一方面，在培训中可以适当侧重对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心理素质培训。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工作观，拥有积极健康的心态。通过相关的工作场景模拟训练、意外事件的演练训练等，增加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工作经验和相互之间的协调和合作能力，从而使其在实际的工作中能够以较好的状态，轻松自如地应对各种情况的发生和处理。3.3为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提供相对良好的工作环境。恶劣的工作环境对人的情绪有着消极的影响。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在工作中，需要高度的注意力来放在工作之中，尽可能减少周围不良环境的影响。因此要提高较为优良的工作环境，例如：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减少管制室内的噪音和光源污染等，从而减少其对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情绪的影响。除此之外，创造良好的人际环境，提供良好的工作氛围等，能够对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工作情绪产生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其心理素质的改善和提高。

4结语

随着我国航空运输事业的不断发展，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工作在航空运输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心理素质直接影响到航空运输中的飞行安全以及整个航空飞行团队的团结和稳定，对我国航空运输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中对我国目前影响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心理素质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发现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心理素质，主要受工作环境的高压性、恶劣性以及工作的复杂性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据此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即通过增加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数量，缓解其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增加对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培训、为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提供相对良好的工作环境等途径，改善和提高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心理素质，提高其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为我国航空运输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作者:韩露 单位:民航甘肃空管分局

参考文献

[1]韩圣玺．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心理素质及压力问题简析[J]．硅谷，2015，（3）.

[2]梁宗诚．空中交通管制员心理素质培养初探[J]．科技风，2015，（12）.

[3]潘照方．关于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心理素质的培养[J]．科技展望，2015，（24）.

环境管制范文篇9

关键词：汽车制造工程；排气歧管加工；质量控制

利用排气歧管加工工艺可以提高汽车制造的效率，因此开展汽车排气歧管加工要点及工艺改进研究，对于排气歧管加工在我国的研发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可以有效提高排气歧管加工的排气歧管制造质量，在以后的应用中更加智能化和个性化，可以灵活应用。

1加工工艺在排气歧管制造中的运用国内外现状和趋势分析

汽车工业是我国的支柱性产业，因此对于汽车工业必须要提高重视，排气歧管制造问题调控工艺的应用是汽车工业制造中的关键环节，本文开展汽车排气歧管加工要点及工艺改进研究，主要是对排气歧管加工设备调控工艺的研发以及应用进行分析，对排气歧管加工目前的研究现状以及发展趋势进行探讨，利用排气歧管加工工艺可以提高汽车制造的效率，因此对于排气歧管加工在我国的研发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可以有效提高排气歧管加工的排气歧管制造质量，在以后的应用中更加智能化和个性化，可以灵活应用。汽车排气歧管的主要作用是让发动机能顺利排出废气，一方面不能引起过高或者过低的背压，另一方面还要保证排放废气的流速均匀性，考虑到温度对催化转换器催化效率的影响，还需要尽可能让催化转化器的温度分布均勾，实现汽车的稳定运行。进行数控加工工艺在排气歧管制造中的运用国内外现状和趋势分析可知，排气歧管加工从出现以及发展的过程中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再现类型排气歧管制造，第二阶段是感知类型排气歧管制造，第三阶段是智能类型排气歧管制造。首先再现类型排气歧管制造是最为普遍使用的类型，对排气歧管制造过程进行程序的输入，排气歧管制造设备按照特定程序就可以进行排气歧管制造工作，并且在排气歧管制造工作中可以对电流以及电压等进行有效控制，达到理想的排气歧管制造效果。但是这种排气歧管制造工作比较死板，对于外界的变化不能够感知，因此在使用时不够灵活。对于感知类型排气歧管制造是在再现类型排气歧管制造的进一步提升，其中加入了传感排气歧管制造问题调控工艺，因此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感知，对数据信息进行收集和整理，并且根据信息的运行轨迹不同，可以利用离线编程排气歧管制造问题调控工艺对传感排气歧管制造问题调控工艺进行辅助。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并且降低工作的强度，提升整个排气歧管制造的质量，具有灵活性。智能类型排气歧管制造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产生的排气歧管制造类型，这种排气歧管制造除了可以对外界环境进行感知之外，同时可以进行学习，具有人工智能的功能，模拟人的思维模式，具有逻辑思维以及判断力，在不同的环境中，可以对周围环境进行分析，并且根据环境的不同进行调整自身的适应能力，目前对这种新型排气歧管制造设备仍然处于研究阶段，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20世纪初，碳极夹具压力焊和气焊得到应用，同时还出现了薄药皮焊条夹具压力焊，夹具压力比较稳定，铸造熔池受到熔渣保护，铸造质量得到提高，使手工夹具压力焊进入实用阶段，夹具压力焊从20年代起成为一种重要的铸造方法。在此期间，美国的诺布尔利用夹具压力电压控制焊条送给速度，制成自动夹具压力焊机，从而成为铸造排气歧管化、数控的开端。1930年美国的罗宾诺夫发明使用焊丝和焊剂的埋弧焊，铸造排气歧管化得到进一步发展。40年代，为适应铝、镁合金和合金钢铸造的需要，钨极和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相继问世。随着发动机机械增压技术和祸轮增压技术的广泛应用，增加了发动机的进气量，汽车排气歧管的工作压力更大，工作温度更高。而且对于有废气祸轮装置的发动机，通过大幅提高祸轮工作的效率和稳定性，增加其转速上限，来提高增压压力，这对排气歧管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排气畅顺、均匀，并且避免排气脉冲混乱。排气歧管加工在未来的发展主要是朝着智能化、综合性、合作化以及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在排气歧管制造时由于影响因素较多，并且排气歧管制造的过程比较复杂，因此具有多变性，对排气歧管加工难以实现数学模型的创建。对于这种情况，需要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分析和改进，对信息容量进行确认，并且利用排气歧管加工的特点创造出智能化系统，通过智能化系统可以在排气歧管制造过程中更加灵活，对于周围环境具有更高的适应性。随着科技的发展，排气歧管加工在未来的发展中会融入更多的专业知识，比如电子通讯排气歧管制造问题调控工艺以及计算机排气歧管制造问题调控工艺等，可以对排气歧管制造进行有效的控制，通过软硬件系统相结合可以对整体的运行质量进行提升。实际应用中可以以PC控制器为基础，构建先进的排气歧管制造系统，可以对声音以及图像进行判断，通过提高综合性，可以更好的开展工作。

2汽车排气歧管加工要点

进行数控加工工艺在排气歧管制造中的运用问题分析可知，排气歧管加工在进行排气歧管制造的过程中与人力排气歧管制造存在一定的区别，因为人力排气歧管制造可以利用人自己的判断对夹具压力的声音进行分析，根据声音的不同可以了解到夹具压力的反冲力，并且利用人眼对熔池流动的情况进行观察，可以做出判断和决策。焊工在排气歧管制造过程中主要是通过专业知识的运用以及经验的积累对参数进行调节。在试焊过程中，根据排气歧管制造的要求以及周围环境的变化，对排气歧管制造的工艺进行调整，从而提高排气歧管制造的水平，符合规定的标准。但是排气歧管加工在使用中也具有很大的优势，比如相较于人力排气歧管制造而言，排气歧管加工更加具有稳定性，根据事前定制的程序进行排气歧管制造，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小，并且对于一些重复性较强的排气歧管制造工作完成度较高。

3汽车排气歧管加工工艺改进方法

进夹具通过各个接合面处用压力检查，进夹具的周围都必需接触良好。轴承的各个水平接合面必需接触良好，用0.05毫米的塞尺塞入结合面不得塞入。衬瓦和轴瓦壳之间必需接触紧密。轴瓦的球面与其洼窝之间的接合面必须光滑，并且接触面应达到百分之70以上，下轴瓦枕垫块与轴瓦壳接触应密实，承力面应达到百分之60以上。对于带有进夹具节流的轴承应测量节流孔的直径，并作出记录。节流孔板不得妨碍瓦枕垫块与轴瓦壳的接触。轴承的各部件应有钢印号，来保证其位置和方向安装的正确。同时，泵用排气歧管加工目前分为A、B、C三级加工和事故加工形态，根据不同加工状态，测量的重点也不同，一般的测量内容为：大轴的弯曲度、轴承动静间隙，转子叶片与汽缸隔板间隙、汽封间隙、各个热工测量探头间隙、大轴中心校正等。对运行中明显有异常的部位，进行重点细致的测量，测量记录作为加工的基本文件，历史保存，测量工作是加工工作的最基本工作，也是关键工作，一定要由有经验的人员进行。对于感知类型排气歧管制造是在再现类型排气歧管制造的进一步提升，其中加入了传感排气歧管制造问题调控工艺，因此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感知，对数据信息进行收集和整理，并且根据信息的运行轨迹不同，可以利用离线编程排气歧管制造问题调控工艺对传感排气歧管制造问题调控工艺进行辅助。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并且降低工作的强度，提升整个排气歧管制造的质量，具有灵活性。智能类型排气歧管制造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产生的排气歧管制造类型，这种排气歧管制造除了可以对外界环境进行感知之外，同时可以进行学习，具有人工智能的功能，模拟人的思维模式，具有逻辑思维以及判断力，在不同的环境中，可以对周围环境进行分析，并且根据环境的不同进行调整自身的适应能力，目前对这种新型排气歧管制造设备仍然处于研究阶段，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我国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发动机排气歧管制造工艺，还是精密加工技术都拥有不可或缺意义。所有发动机排气歧管产品的制造以及生产均必须依托于前沿加工技术以及制造工艺所实现。不仅如此，在发动机排气歧管制造产品生产环节，必须对制造工艺以及加工技术予以全面的考虑。因为发动机排气歧管产品在制造与生产环节所运用的制造工艺与加工技术有所差异，所以所取得的发动机排气歧管产品同样会有所不同，由此便促使发动机排气歧管产品在整体质量、加工效果与生产效率等许多层面都有所差异。所以，在发动机排气歧管产品生产以及制造环节，必须借助前沿加工技术，确保发动机排气歧管产品整体质量以及生产效率达标，从而才可以不断提升发动机排气歧管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排气歧管加工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对于实行高效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排气歧管加工在未来的使用中会更加的广泛，规模扩大。虽然目前排气歧管加工在使用中还存在一些缺陷，但是通过智能化的发展，对逐渐对问题进行优化，并且更加灵活多变，对于周围环境具有更高的适应性。排气歧管加工在制造业以及汽车工业的发展中具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因此应该注重排气歧管制造问题调控工艺研发和创新，提高排气歧管加工的水平。

参考文献：

[1]朱晴，袁兆成，马家义，李世玉，黄阔，袁懋荣.基于流固耦合的某增压汽油机排气歧管热分析[J].汽车工程，2013，35（12）：1134-1138，1133.

[2]骆旭薇，石勇，李斌，腾和，廖善权，袁晓军.应用FEA-CFD耦合方法对某增压柴油机排气歧管的开裂失效分析及设计改进[J].内燃机工程，2015，36（06）：144-150.

环境管制范文篇10

关键词：政府干预社会性管制整体改革

政府管制也称为政府规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公共政策目标，由具有法律地位的政府管制机构，依照一定的法律法规对被管制者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政府管制按管制性质和内容一般可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两大类。经济性管制“主要是指政府对企业在价格、产量、进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决策进行限制。”会性管制是指为保障全体公民的安全、健康、卫生和防止公害、保护环境及确保教育、文化等社会福利而对社会经济主体各种特定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的政府干预。

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点．而社会性管制改革又是管制革的一大重点。目前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明显滞后，社会性管制本身存在不少严重问题。当前我国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问题，禁而不止的煤矿矿难问题，层出不穷的假酒、假药和有毒食品问题等的存在，反映了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缺失和社会性管制能力的不足，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转变以GDP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做法。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解决国民健康、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基本问题上来，这些问题都属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范畴。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加快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步伐，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事关重大，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整体推进。在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整体改革，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协调推进。

一、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政府社会性管制必须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基础，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着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有效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健康、环境、安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社会性管制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应当说，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涵盖健康卫生、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灾害防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政府社会性管制法律体系。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现实需要上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与社会性管制的广泛性、深人性和重要性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坚持修法与立法并重，细化相关法律条文，建构系统规范的法律法规群体，增强法律的惩处力度和可操作性．以完善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有利于增进政府管制的合法性。“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就是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皖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依法规范政府在配置社会资源、控制市场冲突、维护公共秩序、增进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职能和行为，从而维持和强化社会成员对政府社会性管制的认同和支持，这意味着政府管制合法性基础的巩固。因为“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即社会公众认为政府的管理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如果“缺乏同意，政府就只能依靠高压手段。”

二、健全社会性管制的行为主体

管制行为主体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性管制水平。要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必须健全其行为主体。

第一，构建新的社会性管制主体体系。传统上，政府行政机关是唯一的管制主体，其管制内容不分巨细、管制手段单一的特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随着社会日益复杂化，政府压力不断增大，必须考虑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在这种背景下，将部分管制职能由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政府，由行政机关转移到社会中介组织，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要使非政府公共组织同相应的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一起，构成新的具有合理分工的社会性管制主体体系。

第二，解决好各管制主体之间的工作机制问题。

一是合理安排各主体间的权责分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哪些管制职能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履行，哪些应下放给地方；哪些管制由行政机关保留，哪些交给其他公共组织。二是确定管制主体问的协调沟通机制，特别是当管制权存在交叉时要有明确有效的协调渠道，如定期会议、联合办公等。

第三，建立和完善各管制主体之间的分权制衡制度。在管制活动中，由于政府集准立法权、执行权、自由裁量权、准司法权于一身。管制机构问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很可能出现寻租现象，使管制者成为被管制者的俘虏．使社会性管制偏离社会福利目标。为此，可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中实行的“行政三分”原则，即将社会性管制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环节由不同的部门来实施，以实现分权制衡，从而防止某一环节的偏废或腐败。同时，要注意解决好管制体制改革中地方和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维护各管制主体之间关系的和谐稳定。

三、设置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

与其他管制手段一样，社会性管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因素：一是管制方法。在社会性管制中，政府多是通过命令和控制来直接配置资源．这导致社会性管制容易严重干预被管制企业的运行．乃至影响到企业的微观管理。二是管制成本。实践中，社会性管制往往是以具有货币价值的产品为代价(成本)，来增加不具有货币价值的产品(收益)。比如法律强制要求更清洁的空气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这必然会提高企业活动的私人成本．或降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除了这些可计算的经济损失之外，社会性管制更大的成本来自对企业自由意志和行为的限制，来自对一般竞争的依法限制。除了被管制方遵守管制政策需要付出成本外。政府管制本身也需要巨额成本。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司法成本和旧制度的终结成本等，其管制的综合成本相当高昂，并且管制越是浩繁细密，成本就越是高昂。

因此。在设置社会性管制目标时必须权衡各种关系。权衡是政府管制的核心要求。政府管制并不仅仅是尽可能地降低某种风险的发生概率，同时还需要衡量管制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达到政府管制的目标。应该寻求一种符合社会最佳利益的管制，既要考虑管制有益的一面，也要权衡管制的成本和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基础上，还应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以实现经济的良眭运行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应该使环境、安全、质量、卫生等维持在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之上。从而既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又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四、构建“适度型”社会性管制模式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同时面对着计划经济时代“全面管理”、“过度管制”、“管制主宰”的遗留影响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新问题(既包括由市场机制本身缺陷所造成的市场失灵，也包括由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配套制度、机制暂时缺失所造成的市场失灵)。因此，如何在“市场失灵”与“管制失灵”的双重困境中确定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显得尤为重要。确定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就是要在加强与放松管制之间作出选择。然而，无论是加强还是放松管制的做法，都无法单独达到管制的目标，统领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方向。啤实上，两者之间是个巨大的连续体．我们要做的便是在其间选择二者的最优配置比例。一方面，基于对社会性管制在行政管理中重大意义的认识，必须积极发挥其应有作用．也就是要加强管制；另一方面，如果管制数量浩繁巨大，内容细致庞杂，超过维持一定监控水平的需要，反而会抑制社会活力，阻碍社会发展，破坏社会和谐，因而必须控制管制水平或者放松管制。权衡以上两个方面，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应是松紧结合，构建“适度型”管制模式，逐步完善其整体结构和运行机制。具体而言，在某些领域、某些层面上适度地加强．在其他领域、其他层面上温和地放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凡是市场可以解决的，应当尽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凡是通过中介组织、行业自律能够解决的，政府不应进行干预：凡是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形式进行分配的事项，政府不再进行审批。对于那些政府应该有所管理、却不需要管制尤其是不必审批的事项，就必须转变管理方式．如降为核准或备案。同时要尽量充实政府的引导、调控、监督、咨询和其他服务职能，防止过度管制倾向的产生，陷入“管制崇拜”的陷阱，这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要引起特别注意。随着煤矿事故、食品中毒、重大环境污染等恶性事件的不断发生，安全生产、食品卫生、污染防治等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技术性和偶然性因素，但政府社会性管制的不得力也是重要原因。对那些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政府必须有重点地加强管制。在具体管制环节上，也要改变传统的被动检查工作模式．坚持主动预防、关口前移的原则．逐步实现从源头开始的全过程监控。以尽可能地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五、综合运用强制型和激励型管制方法

政策工具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社会性管制过程中政策工具的运用是否适宜．直接影响管制绩效．影响社会福利的增进程度。以往为实现社会性管制政策目标经常采用的工具如行政许可、标准设立、监督检查等，基本上都属于强制型的政策工具。而激励型管制政策工具则是放弃强迫企业服从的传统方式，转而利用市场机制，为被管制者提供选择和行动的机会，引导、激励被管制者主动服从管制要求，从而实现管制政策目标．因而又称为市场化的政策工具。

与强制型政策工具相比．市场化政策工具对于被管制者而言具有两个突出的优点：市场化工具使企业和其他被管制主体能以成本最低的方式达到监管目标：市场激励机制鼓励通过创新和技术革新实现这些目标。府通过税收、补贴、排污权交易、押金返还等市场化政策工具。提高或降低从事某种特定活动的成本，从而对被管制者提供充分激励，以鼓励被管制者作出政府所希望的行为或避免出现不合理的行为，进而实现社会性管制的政策目标。与强制型政策工具相比，激励型政策工具还能更好地解决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竞争不足以及设租、寻租等问题．在改善企业服务方面效果也比较明显。目前我国社会性管制领域仍然以强制型工具为主，市场化工具的运用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但在国家实行绿色GDP后，节能减排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市场化工具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此，在节能减排等重点领域，有必要加大市场化政策工具的，运用范围和力度，综合运用强制型管制方法和激励型管制方法，增强企业服从管制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以确保政府管制政策目标的如期实现。

六、强化安全、健康和环境的管制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需求增长，同时对于安全、健康、环境等问题，也有了更多、更高的认识和要求。但对于安全、健康、环境等重大问题，很多情况下公民个人所能承担的责任是非常有限甚至无能为力的，必须依靠政府加以协调和解决。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受托者、代表者和管理者。政府行为的最大目的应是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利益。政府社会性管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安全、健康和环境管制。这种管制正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是对和谐社会微观基础的巩固。

安全和健康管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在政府职能中的重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中，人是生产中的主体，是市场中的消费者，更是发展的目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如果人的各种需要中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需要都得不到保障，以人为本就无从谈起。通过安全和健康管制。政府在个人与企业组成的市场交易的双方中，保护处于弱势的个人一方，保障劳动者生产和消费者使用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这既是对公民基本权益的维护和尊重．也是和谐社会本质内涵中“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环境管制以节能减排为中心，以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维护社会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社会观和发展观。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政府必须对人们的社会活动进行必要干预与合理调节，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生态环境作为统一的整体加以规划。为此，政府要采取强有力的社会性管制措施，保护生态，治理污染，坚持计划生育、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基本国策，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七、实现对管制者的有效管制

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还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所谓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就是社会性管制未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预期目标，并且由于管制不当而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和负面效应，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的现象。要根治社会性管制失灵．防止管制机构不作为或违反管制规定现象发生，必须强化对管制者的管制，建立一套保证和促使管制者坚持以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最大化为管制目标和行为准则的规范体系。

第一，建立对管制者管制的机构。企业作为一种利益集团，对政府管制有特殊的影响力，而政府管制者也有各种利己的动机。这两者结合会产生“管制俘获”现象。即管制者对被管制者特别关心，允许其规定更高的价格，赚取更高的利润，及降低服务标准和质量，从而偏离和违背公平正义的管制原则。因此，建立对管制者实行管制的机构，以之对作为“法定垄断者”的管制者滥用权力加以限制，监视其是否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去行动。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管制部门要健全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信息不对称是永远存在的，但不能过度，要保证法定的、必需的信息正常披露和传阅。制部门应公开所有业务活动．全盘公布影响决策的有关信息，并在实际决策公布前，提前预示该决策可能实施，接受监督，以避免同利益团体或政府官员达成私下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