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范文10篇

和合范文篇1

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把人对自然的态度与行为提高到道德修养的高度来认识。环境、人口、资源是关系到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世界性、时代性难题。目前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呈现出日益恶化的趋势。水土流失、沙漠化、物种灭绝、大气污染、全球变暖和臭氧层损耗已经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此外，人口膨胀、能源枯竭、自然资源紧缺也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

中华和合文化中所蕴含的“天人和谐”保护自然的思想，诸如，“天人合一”“物我相亲”等观念，给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源远流长，底蕴丰厚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如《孟子•梁惠王上》说：“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木材不可胜用也”。“数罟”是细密的网子，“以时”即按适当的时间。周、秦的国家法律都有定期封山，禁止伐木等保护自然的法律条文。中国思想史上也有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内容，如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以及王廷相的“人定胜天”等。也是追求和尊重人与自然生态，提倡人对自然的索取程度应建立在保持自然生态系统循环自如的基础上。

其实，和合文化主张的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现在提倡的生态意识、环境意识、资源意识、人口控制意识实质上也是道德问题。

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传统和合文化中就贯穿着儒家的民本主义的社会政治观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观。如“以天下为己任”、“公而忘私”、谋求国富民安、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远大抱负；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格；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道德意识和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集聚并积淀为“社会遗传密码”又塑造着人类。和合文化在世代相传中保存和复制着中华民族的民族风貌，作为一种社会潜在意识，它通过民族情感、意志、风俗习惯、道德风尚、审美情趣，折射出民族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心态结构。它成了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风风雨雨，而仍具有向心力、凝聚力，挺立于世的精神支撑，也是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精神财富。

在人际关系方面

和合文化强调通过调整人际关系以解决矛盾冲突。其基本原则就是“推己及人”，理解人、尊重人。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等等。如果人人都能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而不是只想到自己，那么人们之间就会加深理解，互利互让，和睦相处。如在处理内外远近的民族关系上，儒家主张慎用武力，重视教化抚绥。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人与自身（内在精神世界）的关系

和合文化非常重视道德修养，其道德修养论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从孔子开始就非常重视道德实践。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把履行这些道德看得比学习文化知识更重要。儒家特别强调为政者在道德实践中的带头作用。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出正人先要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作为领导者，带头履行道德义务，在今天尤为重要。

二是强调道德的自律性。因为道德是一种自律的义务，道德修养就是要发挥行为者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首要的一条就是“诚”。《大学》提出了“诚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其次，就是提倡恕道，将人比己，宽厚待人，主动向好人学习。孔子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善而内自省也”。

和合范文篇2

【关键词】和合文化;社区教育;国外;新路径

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髓，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生命力的文化内核，和合精神是我国千百年来一直追寻的理想境界。和合文化理念具有接受差别、消除冲突、注重整体的特性，将和合文化理念运用到教育领域，可以增加教育的多元性、和谐性和统一性。2014年2月24日，在关于传统文化的集体学习中，首次提出“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十八大召开至今，先后多次提到和合文化与理念，有效推进了此理念的落地。在党的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和合文化对于和谐社会构建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价值，亦是提高人民思想政治觉悟、道德观念、文明文化素养及健全人格的重要因素。社区教育具有对象广泛且集聚的特点，需要社区开发共享教学资源，灵活转变教学形式，从而满足社区居民的个性化、差异化教育需要，增强社区服务水平。我国社区教育在历经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在2020年初，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社区的重要性及时展现。但是，现阶段我国社区教育发展依然存在一些不足，社区教育方式方法有些已经不合时宜，需要重新进行教育定位以及教育模式和方法的创新。党的四中全会《决定》中强调，要“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四中全会提出的这一重要要求，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指明了方向，必须贯彻落到制度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因此研究目前我国社区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并结合和合文化理念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策略，对促进社区教育创新发展与形成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一、和合文化理念概述

(一)和合文化的内涵。和合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字见之于甲骨文，现代意义为和谐，和也是哲学思想中比较重要的概念;“合”字见之于金文，意为上下唇合拢。“和合”二字合体联用，源于《国语•郑语》《史记•五帝本纪》《灵芝庆寿•第一折》与《国语•郑语》等文献，老子、孔子、先秦诸子与墨子等学者均对“和合”二字进行深刻阐释，《尚书》中的“和”是指对社会、人际关系诸多冲突的处理，“合”指相合、符合。“和合”经历千年嬗变，最终将儒佛道融合于一体，形成独具中华民族特色与个性的文化。指出，“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历史，一直传承和谐、和平、和睦的发展理念。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理念已深入人心，深耕于每个中国人精神之中，深刻反映在中国人行为之上”。这句话不仅是中华和合文化的涵义体现，还阐明了其历史传承脉络。回顾中华民族历史，和合文化一直体现在每一阶段发展特征以及每一个中华儿女身上，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组成内容。［2］和合文化内涵主要可从四个方面阐释。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二是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三是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四是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和合文化重视建立和谐的交际环境，井然的秩序环境，从而达成良好的社会关系。由此而见，和合文化既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人生哲学。(二)和合文化的主要特征。和合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悠长的思想体系，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内涵;作为一种综合性能较强的思想文化体系，和合文化囊括差分、冲突、融合与整合四大维度，也由此凸显以下三方面特征:1.接受差别，体现多元和合文化最显著特点是接受差别，体现多元。这一特征主要反映自然界中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道理。从万物发展规律中可体现和合的特征是求同存异，坚持完全亲和，达到和谐统一境界。2.消除冲突，体现和谐和谐是矛盾运动所处的一种特殊状态。和谐意味着矛盾双方相互协调统一于一体，和谐意味矛盾没有主次，双方都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这种状态正是我们社会矛盾的理想状态。消除冲突，是对已有破坏结构的方式进行分析与转换，将冲突推上更高境界，充分体现和合文化之存在价值。3.注重整体，体现统一和合文化的特征之三重在强调事物之间相互统一，互相配合，形成有机整体结构。物种团结和谐，便能形成统一整体，且有利于发挥集中力量，提升综合实力，形成强盛的统一体。由此可见，和合文化更多强调团结与和谐，以及民族团结统一。［3］

二、和合文化理念对社区教育的关键指导作用

(一)端正教育主体的处世态度。和合文化理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早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时，我国已经十分明确地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放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这使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有了十分具体的着力点。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中，和合文化理念中的大同思想与和合的观念对其有着重要指导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由此可知，和谐社会是我们长治久安的理想目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和合文化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理论导向作用，是现代文化与文明对于和合文化理念的传承表现，也是人民大众对于真善美的渴望。人际关系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一种表象呈现。在社区教育中采用和合文化理念开展心理素质教育，可以帮助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因此对于社区居民而言，充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等知识，了解和合文化理念，从和合文化之中汲取其内涵与价值观，把握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形成以和为贵的处事原则，有利于调节并优化自身处世态度。教育者通过深层次了解和合文化理念，深耕于中华民族文化，精准定位自身的人生坐标，可帮助自身找准发展目标，端正教育主体的处世态度。(二)助推教育模式的和合共进。从我国长期教育经验来看，若想改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首先需改良教师教育方式。在社区教育中，居民以教育“主体”体现，更需要完善教育者的“主导”作用。从社区主体而言，和合文化中的和合理念包含着大众基本的价值理想及观念，主体对个体则有明显的导向作用。因此在合作教学过程中，教育者将团结协作作为开展教育活动的宗旨，采用多元化教学模式，吸引大量居民参与到实际教学之中，并鼓励居民之间加强沟通，提升社区整体教育质量。(三)调节被教育者的社交心态。和合文化理念能够帮助社区居民觉醒自我、认知自我并完善自我。特别是和合文化之“魂”是一种非攻与大爱的理念，这些优秀理念体系对涵养社区居民心理健康具有重大意义。和合文化不仅能培养居民宁静、和睦的人际交往心态，还能帮助其养成和谐共处的心态。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修养方向，改变自身人际交往过程中的错误思想和不良行为，重新塑造一个良好的人格形象。综上，在和合文化理念下开展的社区教育可以修正居民行为、思想，有利于居民修身养性，通过自我反省体察，使身心达到完美的境界。

三、我国社区教育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对社区教育重视不够，社区教育未达到预期效果。通过国内外社区教育对比，国外较为重视社区教育，例如美国和北欧国家在社区教育方面资金和资源投入的比较多。美国联邦政府对社区教育的经费拨款占社区教育事业经费的30%，各州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支持在社区教育总资金中的占比分别为39%和18%。除此以外，企业、校友也会为社区教育提供各种资助。相较而言，现阶段我国居民层对社区教育的认识还不全面，政府对社区教育还缺乏良好的顶层设计，对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不足。尽管我国《社区教育示范区评估标准试行》中规定，市政府要保障社区教育经费人均投入不低于2元，但这一政策的落实并不到位，很多地区均未达到这一标准。由于对社区教育的重视程度较低，社区居民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今年的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多社区人员对社区居民的教育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没有前期量的积累，危难之际的社区教育就犹如空中楼阁。(二)缺少高水平师资导致传统文化不能在社区教育中融合转化。从我国的当前形式看，和合文化与社区教育存在着内在的契合，同时也具有融合贯通的路径，因此和合文化如何与社区教育融合并转化为社区所需求的教育理念，是我国应该探寻的。单从教育角度相比较而言，国外社区教育大部分已经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成熟社区教育文化，如丹麦民众中学、日本公民馆、美国社区学院和德国邻里之家等。例如，丹麦民众学校开设的课程中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宗教的课程，有效地促进了本民族先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美国社区学院利用社区内的专业人员，如专业领域专家、企业家、高级工程师和经验丰富管理者等作为师资资源，同时广泛招募兼职教师、志愿者，以此补充社区教育师资资源。相较于此，我国社区教育缺乏专业工作人才和教育设备。当前我国社区教育主体是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学历及专业架构不合理、年龄结构不均衡、综合素质参差不齐，甚至不曾有过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及职业道德与技能方面的培训。由于本职工作较为繁忙，他们没有太多精力和时间开展教育活动，这使得社区教育工作无法稳定、规范开展，也难以形成本地特色。

四、和合文化理念下社区教育的创新路径与思考

(一)推进社区教育资源整合与共享。以“合”至“和”，推进各区域社区教育资源整合共享，是社区教育创新发展途径。主要强调几个重点内容:一是整合社区人力资源。师资力量是社区教育的基础，师资的强大则是社区教育办好的前提，我国各级城市的社区应根据本地实情，建设与本地匹配的社区教育师资队伍。二是整合社会教育资源。通过充分挖掘社区内部重要教育资源，采用签订教育资源共享协议，将社区内部课程、场地与设备等相关资源汇集，形成教育共享体系。三是整合高校与社区教育资源。通过分析区域内各类型教育机构的教育资源优势，探索形成教育机构参与的社区教育模式，促进不同社区之间教育资源共享。四是建立资源整合监督机制。分析社区教育资源整合的各环节，通过考核、考评与评价等方式，加强对社区教育研究，确保教育资源长效与共享性。［4］(二)搭建社区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和为贵、泛爱众”是和合文化中较为鲜明的处世哲学，在其理念的影响之下，社区教育的意义逐渐彰显。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及社区内部设施不断完善，借助于社区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能够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能，夯实社区教育基础服务。社区教育工作者通过搭建社区公共服务平台，为各社区教育提供主要平台与载体，扩大社区教育影响力。在该平台内部，将专业的教育知识与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与融合，从而提升社区教育质量。与此同时，凭借社区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着眼于多层次居民需求，通过知识竞赛、专题讲座、巡回授课与主题研讨会等方式，提供丰富的教育形式，努力打造一个社区教育服务平台，并逐渐将该平台建设成为社区居民终身学习的主要基地。(三)借助自媒体优势推进社区教育。和合创新是人类特有的目的化行为，其公设为:自然———选择。［5］社区工作者应将自媒体引入到日常教育之中，在和合文化指导下，以多措并举方式，推进社区教育工作顺利开展。社区工作者应在各自媒体平台上相关知识信息，为社区人员提供线上教育资源。同时，应安排专人对自媒体进行维护与管理，获取社区内部人员信息反馈。加强教育工作者与社区内部人员之间的沟通，层层落实社区教育工作。此外，在自媒体平台内部，应该定期发放专栏类教育视频，建立相关热点讨论平台，开通双向答疑解惑直播平台，为相关人员提供多元化教学途径。(四)建立社区教育组织领导管理机制。社区教育主体主要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诸多教育主体之中，每一个主体主要根据自身特点与职能，发挥差异化教育作用。在这之中，主要的教育主体包括社区基层党组织、基层团组织、居民委员会与社工。各个主体之间相互关联，协同实施不同的教育内容，以实现教育效果最大化。由此，应针对当下社区教育模式以及各大参与主体工作职能，基于和合文化理念建立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管理机制，以保障社区教育工作的顺利实施。具体来说，地区政府可以建立社区教育领导组织，包括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在此基础上明确各方职责，形成教育组织领导机制。在该领导机制中，社区居民委员会是重要参与主体，团组织是基本参与主体，社工为教育工作的主要实施者。通过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组织领导机制的联动实施，充分发挥各组织综合效能，加强整体社区管理能力，并尽快落实社区教育工作内容。(五)健全社区教育相关法律法规。法制是法家学派一直所倡导的。自古至今，无规矩不成方圆，社区教育工作需要切实加强社区教育工作理论研究，推进一些针对性、实用性与务实性的社区教育法律法规，推进和合文化理念的融合，为社区教育工作开展提供强有力支持。首先，强化社区教育相关立法。政府部门应立足于实情，积极推动社区教育法律修订工作，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并结合不同的社区特色，着力研究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区教育规章制度。其次，完善社区教育政策体系。教育部门应围绕社区重点教育任务，加大政策创新力度，加快各项政策落实。各地要结合本地区特色，着眼破解社区教育难题，探索形成单向性与综合性高度对接的社区教育政策体系。最后，加快建立社区教育标准化制度体系。各大主体需结合社区组织、服务与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内容，钻研社区基础通用标准、设施配备标准与管理服务标准，研究符合社区教育工作的标准化制度体系，规范社区教育工作。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引导，保障相关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结束语

当前，单向的学校教育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居民的需要，在此情况下，通过社区开展教育活动的方式提高居民思想文化素质的社区教育不断发展，逐渐走向开放。［6］而社区教育作为当前社会教育的重要形式，应该以和合文化理念为指导，客观审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与国外的差距，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相应创新发展策略，促进社区教育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陈立旭．和合文化的内涵与时代价值［J］．浙江社会科学，2018(2):83—91．

［3］李琴．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价值［D］．锦州:辽宁工业大学，2016:14—16．

［4］胡先锐．和合文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D］．苏州:苏州科技大学，2017:44—55．

［5］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7．

和合范文篇3

关键词：和合文化、爱有等差、宗法等级、夷夏之防

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着"和合"观念，近年来已成为学界共识。而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存在的"和合"，又不可能孤立地、抽象地存在，必然与中国文化中的其他基本观念纵横交错、参差互渗，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因此，考察"和合"观念，一方面，不仅要从字源学角度厘清其本义、引申义，从古代文献中提取若干相对孤立的文本资料加以引证，更要重视此观念与其他基本观念纠结互动的联系，理解其真实而非抽象的文本意义。另一方面，不仅要把握"和合"观念在古代文献中的理论表述，更要深入挖掘"和合"观念是如何与其他基本观念共同影响着政治活动、法律制度、日常生活以及规范着君臣、君民、华夷等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所以，"和合"观念不是物理学上的理论空间，可以从摩擦力等因素中纯粹抽象出来加以研究。"和合"是中国文化观念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任务就是在意义的密林里，寻找它的原生意义和具体语境。

人和观念与爱有等差

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观念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成员保有普遍的尊重和敬爱，实现人际温馨协调的伦理环境和道德氛围。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为贵"等。但"和合"观念所凸显的道德普遍性同时也伴随着道德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不仅体现为程度的差别，而且体现为等级的划分（第二节将详论宗法等级，本节仅涉及前者）。

孔子对"仁"的规定继承了《国语·晋语》中"爱亲之谓仁"的思想，视血缘亲情为"仁"的根本，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是对父母的敬爱，悌是对兄长的敬爱。孝悌是建基于血亲之爱的最根本、也最为重要的道德规范。推己及人，孔子又将"仁"规定为"爱人"，由爱亲发展为对社会成员普遍的敬爱，这恰恰反映了由近而远、由亲而疏的变化。这种变化说明"爱亲"与"爱人"并不属于同一伦理层次，所以在处理同一问题时，对象是家庭成员（"亲"）或社会成员（"人"）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有人偷羊，自然应当举报（"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而若是父亲偷羊，情况就不同了。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父子之间相互隐瞒，显示了以血亲之爱为基础的"亲亲"之德重于"亲人"之社会公德。

孟子同样在这一道德立场上论述"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其间寡助-亲戚为一端，多助-天下为一端，由寡到多反映的不仅是数量的变化，更体现了道德上的亲疏关系。从此"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荀子·君子》）。看来儒家的道德天平从一开始就是失衡的。无怪乎墨子要以"兼爱"来对抗儒家的"亲亲有术"（《墨子·非儒上》），爱有等差。

墨子"兼爱"的许诺十分诱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暑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不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以至于二千多年后的洪秀全也几乎以同样的词句诠解了太平天国的理想。"兼以易别"具有道德价值的合理性，但由于墨子忽视了个体利益之间的差别与冲突，使道德理想丧失了经济、政治基础，因而也就无法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相比而言，儒家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主张由于建构在血缘亲情基础上而显得更为可信、可行，成为绵延数千年封建社会的道德律令。

佛教东传后，由于其离亲割爱、弃世出家的教规仪式，与中土传统伦理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紧张关系。儒学名士为捍卫"爱有等差"的天然伦理秩序，对佛教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指出佛教"脱略父母，遗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1）造成"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2）隋代荀济认为"释种不行忠孝仁义"，"傲君陵亲，违礼损化"，"释氏君不君，子不子，纲纪紊乱矣。"（3）唐高祖武德年间，太史令傅弈上废佛事疏十一条，指责佛教"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韩愈亦斥佛教"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4）甚至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文化"三光"政策。可见，所有的批评都缘自"爱有等差"这一基本观念的不可动摇性。只有以此观念为前提，才谈得上人际关系的"和合"。这样，我们就揭示了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观念的真实历史蕴涵。

和而不同与宗法等级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显然，这里是就君子与小人区别的角度而言的。君子的基本特征是"和"，小人的基本特征是"同"。君子善于搞好人际关系，求得社会和人际的和谐。那么，君子能否和小人达成这样的协调呢？应该可能。但孔子在另一处却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一团和气的君子为什么与小人难以相处呢？看来问题并不是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此处，应当明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和道德无涉，仅有位格的差别。而正是位格的差别鲜明体现了宗法制度的森严秩序和等级观念。"和合"观念与等级观念丝缕相牵，难以割断，因此，对"和而不同"的理解必然牵涉到对宗法等级制度的考察。

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状况相适应，发展出一整套的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宗法等级制度。这套制度转化为具体的规范仪轨就成为"礼"和"法"。孔子期待着光复周礼，使之成为人人必须遵循的社会标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因为"礼"是宗法等级制的具体体现，自然维护"礼"，就是维护宗法等级制，稳定统治秩序。孔子所提倡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精神实质即在于此。"法"是"礼"的辅助，"隆礼"和"重法"是儒家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有其适用的阶层、领域，"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

礼法不仅保障着君子和小人这样一般的社会关系，而且保证着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君臣关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春秋时期有过两次与此相关的著名讨论，一次是晏婴和齐景公的谈话，另一次是史伯与郑桓公的对答。

晏婴的观点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

史伯的看法是："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

诚然，这里反映了"诸方面、诸要素的协调配合，相辅相成"，"事物内部诸要素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事物的发展"的辨证法则，（5）也具有"鼓励从各个不同角度、侧面提出各种不同、冲突意见，而后加以融合"的社会意义，（6）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谈及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和合"观念时，都存在着一个价值公设，即君主臣辅、君贵臣贱、君尊臣卑的宗法等级秩序。一方面，臣子的职责是辅佐君主，提出建议，采纳与否在君主，臣子无决定权；另一方面，臣子的目的是更好地维护这个等级制度而不会损害它，消灭它。因此只有将"和合"观念放置于这个价值公设的背景下，才会准确地理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真实内涵："和"是一种统治策略，使君臣智慧和经验相济相成，目的是"生物"、"政平"、"民无争心"，增强统治集团的执政能力和延续能力。

董仲舒一方面认为"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7）另一方面，又强调阳贵阴贱、阳前阴后、阳亲阴疏，构成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社会图景。（8）

即便如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最力的黄宗羲，虽声言"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9）而其《明夷待访录》的书名却暴露了黄氏期待明君访求的下意识冲动。（10）这里呈现的依然是君主臣辅、相济相成的基本观念。明朝的君主终究没有等来，而清朝君主的宠惠又不能接受，这就牵涉到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个基本观念--夷夏之防。

协和万邦与夷夏之防

协和万邦的观念第一次以下列的形式被表述出来："日若稽古，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亲九族"就是首先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平章百姓"就是继而把自己的国治理好；进而使各国团结起来，这就是"协和万邦"。《尧典》此句的背景是在殷周时期邦国林立的情况下，以道德教化为本，以治理好本邦为前提，然后去感化他国，体现了一种处理邦国关系的原则和理想。这个原则和理想就是"和合"。《禹贡》叙述了大禹治水成功，将四海之内亦即"天下"按距王城远近划分为"五服"，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西周初年，"五服"制度已经产生，周统治者通过分封子弟和册封各部落和原有邦国的形式，将诸部落和邦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对于华夏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作用。随着《尚书》被尊为儒家经典，《尧典》、《禹贡》中宣扬的处理邦国、部落关系的准则也就逐步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处理民族、国家关系的标准。"协和万邦"表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精神在民族、国家、文化层面上的重要体现。如有学者指出："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有好几千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一种要求。应该是多元而又互补的，即冲突又相交流的。……在这方面，中华和合文化可提供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理论思想，可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使人类文明和文化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中，相互吸取优长，融会贯通，综合创新，而共同创造21世纪人类未来的文化。"（11）

但历史上的"协和万邦"的观念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夷夏之防"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尧典》、《禹贡》中"协和万邦"观念是从自己的亲族、本邦、诸夏向他族、外邦、诸夷逐次扩展的，诸夏和诸夷界限分明，不可逾越。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多从地域、语言、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与心理等方面去区分夷夏，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狄犬羊之性"，对夷狄充满了蔑视和戒备。这种观念，一方面，它在客观上维护了本民族的独立地位，不以武力征服而以道德教化为手段来"协和万邦"，有利于民族融合，不同民族只要在语言、心理、文化上逐渐接近，就会被规划在一个民族之内；一方面，它又使"协和万邦"带有华夏中心主义的色彩，夷夏代表了落后文化和先进文化，只能以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民族对游牧民族采取的怀柔"、"抚和"政策，对境内少数民族采取的顺俗施化"的政策，都是以"夷夏之防"为背景的。如明代就实行了"内安诸夏，外托四夷，一视同仁，咸期生遂"的政策。

在"夷夏之防"笼罩下的"协和万邦"曾经大大阻碍了向其他民族和文化学习的进程，起码使这一层面上的"和合"观念发生了扭曲和变异。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借鉴异族制度，实行军事改革，结果遭到大批"夷夏之防"者的反对；佛教东传之初，引起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土文化的强烈不满，掀起"夷夏之辩"；明代西学输入，在本土文化必然高于其他文化的心态下，提出"中源西流"说；近代以来，保守主义者再次以"天朝大国"自居，面对愈加强盛的异族文化，越发明确提出"夷夏之防"，乃至闭关锁国，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其历史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余论

由此，我们系统清理了"和合"观念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民族文化层面上的其他基本观念的联系，指出"和合"观念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总是受到其他观念的影响、限定和制约的。在这里我们并不否定"和合"观念的历史作用。恰恰相反，我们赞赏并认同"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张立文先生语）这一看法。在此前提下，正因为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和合"历史上曾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牵制而无法获致最佳实施效果，所以今天在弘扬"和合"观念的时候，不仅要丰富深化其内涵，而且要充分认识到历史和现实中其他基本观念对"和合"观念的影响，以期早日迎来一个和合文化的新世纪。

注释：

（1）（2）《广弘明集》卷七、卷十五。

（3）《广弘明集》卷七。

（4）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九。

（5）郭齐：《"和合"析论》；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

（6）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65页

（7）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8）散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春秋繁露·天道无二》等篇。

（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和合范文篇4

本文认为，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争论（诸如抽象继承、选择继承、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创造性转化论、综合创新论等等），凸现了同一个课题：文化整合。作者由此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和合学"主张，并从哲理上系统阐发了这一学说，论述了和合之真及所蕴含的"融突论"的基本内涵；追究了和合学五义及融突论的根据；强调了理论学说的生命力在于适应时代的呼唤；而和合学是求索现代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的化解之道，是文化方式的最佳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作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五大原则，是21世纪人类的最大原理和高价值。

一

在此世纪之交之际，中国文化面临着西方的挑战、现代化的挑战和同一文化圈内部的挑战。在这种情境下，中国文化如何作出回应？归结到一点，便是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一百年来，中国人就如何或怎样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索，展开了中西文化各方面的比较，提出了形形色色的主张。就继承传统文化而言，有抽象继承，选择继承，宏观继承，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就中西文化的体用而言：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中西为体与中西为用，中西即体即用与非体非用；就传统文化的创新来说：有现代解释，客观解释，创造性解释，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分析地扬弃与综合地创造；还有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论，全盘西化论，以及复兴儒学论，儒家文化第三期发展，返本开新论等等，莫衷一是，均有其提出的时代与文化背景，有其合理的内涵和学术价值。

然而，尽管提出了这些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种种主张，为什么中国仍然未能走向现代化？其中有政治的、制度的、经济的种种复杂问题，也有价值观念、文化素质、思维方式方面的问题。但就这些主张的本身来说，都属于如何怎样实现现代化的方法、手段问题，是一个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谈资，而未能落到实处。

为什么会流于纸上谈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价值标准、价值评价、价值理想问题。譬如：什么应当批判或抛弃？什么应当继承或选择？中学应当以及为什么为体、西学应当以及为什么为用？解释和理解应当以什么为标准？创造性转化应当如何转化和转化出什么？综合创新以什么为新？新之所以为新？为什么彻底决裂？什么为全盘西化？如何全盘西化？复兴儒学应复兴什么？如何以及应怎样返本？返什么本？开什么新？等等。

价值是关系的概念，是指客体（自然、社会、他人和某种客体形式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变化）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肯定与否定、冲突与融合）的关系。人把自己生存于其中的外部世界作为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和发展的对象，外部世界亦是具有满足人的需要和发展的可能，这种客体世界与人的主体需要的关系，称为价值关系。价值标准是指主体的客观需要和利益在人的价值关系和价值活动中，具有尺度的性质和功能。①

价值评价标准取决于诸多因素，基本上有：一、人的需要和利益，它以各种方式反映在人对待事物的态度中，成为评价标准的一个内容；二、客体现实情境的可能与不可能的形式，决定人的"应该"与"不应该"的界限，这表现为不同时代对待不同事物的不同态度中的内容；三、价值理想的合理与不合理形式，决定人的"应该"与"不应该"的界限。此三者的统一，便是价值评价标准的基础。然而，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的利益与需要以及对客体可能形式、价值合理形式的理解都不相同，因此，判断什么是应予肯定的、继承的、有价值的精华，什么是应予否定的、批判的、无价值的糟粕，都会随历史朝代、民族国家、思维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出现种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评价。这说明好与坏、肯定与否定、正价值与负价值、精华与糟粕的区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否定什么，继承什么，均受不同价值观念的制约。

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从方法与手段而言，与唐宋时期有某些相似处。唐宋时面临着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中国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出现了释盛儒衰的情境。宋代还面临唐末五代十国社会大动乱之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心灵的冲突的挑战。当时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方法和手段，试图在兼容并蓄中使传统经学儒学与当时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和利益相适应。然而，从唐到宋初的兼容并蓄的方法和手段，并没有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作出积极回应，未能复兴儒学，以致韩愈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化作法，反衬出佛、道文化挑战的威胁下儒学的危机。到宋初，虽然仍然实行兼容并蓄，但一些学者对佛道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孙复说："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②孙氏重在从伦理道德上批判佛道所造成的破坏和失序，李觏则从富国强兵方面批判了佛道。但是，他们的批判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学说和观念，并未使兼容并蓄的方法得以落实。

直到程颢，"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③这一体贴使儒、释、道三教的兼容并蓄的方法落到了实处，即朱熹所说的有一个安顿处、挂搭处，并开创了理学的新时代。宋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化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作出了成功的回应，佛学和道学均被融摄在理学之中，凸显了中国文化能经受各方的激烈冲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亦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各方面精华智慧，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以适应当时社会的新环境的需要。以现代的话说，即从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文化。

今天，中国文化所面临挑战的内涵、性质、特征虽然与唐宋有异，但情境、形势与宋有相似之处。作为如何和怎样走向现代的方法、手段，诸如抽象继承、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等等，与兼容并蓄之名虽异，但作为文化整合方法、手段，其实相同。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能仅停留在怎样或如何现代化的方法的争论上，方法还可以提出很多种，但并不能解决现代化如何实现的问题。笔者提出和合学，就是试图思考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现代化的挑战下，如何作出一种回应，以适应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利益和需要。

二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生命的最完善的体现形式。

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过程中各元素、要素的优质成分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宇宙间一切现象都蕴涵着和合，一切思维都浸润着和合。在和合的视野中，自然、社会、人我、心灵、文明都是和合，乃至存有的追根究底，亦是和合。存有就是和合论，即是对和合经验的反思、梳理和描述。和合如何可能？和合的本质是什么？和合如何或怎样是一个真？

和合之真，是和合关系之真，即"融突"关系之真。和合而有事物的本质，事物本质只有在和合存有，无和合亦无所谓事物本质，通过和合才能有张力。它是如何的真？可谓是差异和生之真，存相式能是和合的本质形式义，冲突融合是和合的变化超越义，汰劣择优是和合的过程真切义，烦恼和乐是和合的艺术美感义。统此五义，即"融突"关系之真的和合整合。

（一）差异与和生。天地间万事万物是依"和"或"合"而有的"和合者"，外于和合而有的"在"，为"非在"；"非在"转换为"在"，必待和合，经和合而拥有"在"的质或式。故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①共名的事物是和合，殊名的一事一物亦是和合。和合就是差分，只有差分和异质，才能回应"如何与怎样和合"是可能的。

和合是差分、异质元素及多元要素和合而生生。唯有和合，才能变易、转换为新生命、新事物，故和合是新生命、新事物作为和合者之"在"或"有"的一种根据或根由。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西哲学思维的差异。西方的神创思维持一个被普遍认同和强化了的"创世记"说，天地万物最初从哪里来？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犹太教、基督教预设了一个唯一绝对的、全知全能的客体精神来创造世界万物。中国没有这样的一神创世记说，哲学家们为了回答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问题，采取了解"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的"观"的方法，并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体认，由男女（夫妇）交合而生出新生儿，新生儿的本质即在和合中存在，由此而推及天地万物的化生："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②"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③这就是天地、阴阳、夫妇各种差分、异质元素的和合而生生。

（二）存相与式能。天地间的存有都是"相"，无论物相、事相、心相，还是道相、法相、名相，都是存有之相。存相分殊，分殊而有别，别即有对待。千差万别的存相，便是差异分殊，差异分殊便有冲突，冲突就需要选择，相亦是选择，由选择才能转换为式能。

式能是指存相方式的种种潜能，亦指存相所涵蕴的潜能方式或潜能结构。如日月星辰、四时运行的自然存相的和谐而有秩序的潜能方式。人心身、家庭、社会、国家的存相的和睦而有序的潜能结构。潜能结构与方式在种种冲突中选择一种式能，转换或走向和谐有序。式能是即存有即活动，即方式即潜能。存相的殊途同归，便是式能展现为自然的、社会的、人际的、心灵的和合。作为方式潜能的"能"，是无限的、活泼的、日新的，是天地万物存相的动力和生力。

（三）冲突与融合。冲突是指诸元素性质、特征、功能、力量、过程的差异和由差异而相互冲撞、伤害、？牾状态。冲突包含差异，是差异的激化。宇宙间没有无冲突的自然、社会、人生、心灵和文明。冲突既有原结构方式的突破、破坏；又有秩序结构的冲击、打散。由无构、无式而需要重建结构、秩序、方式或继存过程中，各自的生命潜能、力量、特质、价值均有赖于另一方的聚会、渗透、补充和支援。融合在冲突过程中实现，它标志着新结构方式或方式结构的化生。冲突是融合的前提，融合是冲突的理势。现代人类面临着种种冲突，怎样化解此种种冲突，是人类文化生命之所在和时代人文精神之精髓。这便是更高层次，即和合。和合包容了冲突和融合，作为冲突融合的和合体，它是一种提升，使原来的冲突融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冲突只有在新的和合体中，才能继续发展和获得价值。冲突需要融合来肯定和认可，融合的正面价值，亦需要冲突来肯定和定位。冲突就是生活，融合亦是生活，融突的和合体，便是生活体。

（四）汰劣与择优。和合是诸多差分元素之优质成分的和合，并形成新事物或新结构方式。何为优质、劣质？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笔者既不简单地划分彼此优劣，亦拒斥依某一时期政治权力意志的需要而定优劣。在这里仅提出判断优劣成分的价值原则，其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现实层面，即公平、正义、合理；二是超越层面，即真、善、美。优质价值原则的规定，是以预设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有优质元素、要素存在的价值判断，这是一种先定法。在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时空中，吸收一些元素、要素和合成新结构方式；新事物的过程若失败，重又分解成元素、要素，于是便吸收另一些元素、要素和合成另一种新结构方式，并在时空中较稳定地生存下来，这是后定法。

以和合为汰劣择优的真切义的过程，和合就是一个不断符合真切的过程。选择说到底是主体人的选择，择优是主体人在选择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汰劣是对于差分中有符合于和合需要的元素、要素的淘汰。汰劣是冲突原则，择优是融合原则，由择优构成了新和合体。

（五）烦恼与和乐。人活在世上就包含烦恼、不安、困惑、痛苦、恐惧等等，这是人的精神生活受逼迫而成。人的烦恼、焦虑、困惑、痛苦的原因千差万别，有政治的、经济的、自然的、社会的、人际的、心理的、生理的、情感的等等。烦恼、痛苦等是人类普遍的主观感受，由于人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文化观念、地位、阶层的氛围中，其主观感受亦差异。每个生命实体的心灵中都有生存意欲和生命的意识，以及追求快乐、幸福、自由、富贵、长寿等强烈愿望，便与人的必死的局限、痛苦、贫贱、短命构成相对关系。

生与死的冲突，贫与富、贵与贱的冲突，哀与乐、善与恶的冲突，对人生生命构成一种精神上的压抑与紧逼，因而产生恐惧感、孤独感、疏离感、使人的精神与心理失去平衡，而有烦恼痛苦。因而有人便要求在精神生活结构方式上有所改善，以获心情的宁静、和乐。心灵不和不乐，便会唤起贪欲诈伪之心。"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①

和合能协调、和谐人的精神生活中的烦恼、焦虑、孤独、空虚等冲突，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由人和而天和，进而是人乐而天乐的天人和乐的和合心灵境界。无论是和而合，合而和，还是和合，合和，都以差异、冲突的存在为"在"，而否定"一律"、独尊、独断，才能构成冲突融合或差分融合的和合体。这个和合体犹如一曲美妙的交响乐，由各种不同的乐器，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正因其不同，才能以其内在的和谐，深刻的意蕴，高超的艺术，呈现人对于自然、社会、人生、心灵的真谛的感受。即使是独奏，也是这一乐器所奏出高低、迟速、轻重等不同音律的融合。这就是"和六律以聪耳"②，方成一美妙动听的乐曲，给人以美的享受一心灵的愉悦，使人心理平衡，思虑静定。若只有一种声音，便"声一无听"③，是使人心烦意乱的噪音。

和合五义，都蕴涵着"融突"理论，即关于融合冲突关系的理论，简称"融突论"。差异一存相一冲突一汰劣一烦恼为"突"；和生一式能一融合一择优一和乐为"融"。融突统一、提升，即是和合。和合此五义，即是和合意蕴的内在结构方式：和合第一义，有自性，才能生生，差异和生，生命生生之所本；第二义，有本质，才有形式，存相式能是变化日新之所本；第三义，会变化，才会超越，故冲突融合为大化流行之所本；第四义，有过程，才会真切，故汰劣择优是对称整合之所本；第五义，有艺术，才有美感，故烦恼和乐是中和审美之所本。差异和生的絪緼原理，存相式能的选择原理，冲突融合的变化原理，汰劣择优的互动原理，烦恼和乐的平衡原理，是"和合论"的五原理，这便是"融突论"和合的基本内涵。

三

所谓和合学，是研究自然、社会、人际、人身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和合现象，与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是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

凡存在都涵蕴着"融突"，大至日月星辰，小至草木蝼蚁，都是融突和合。和合宇宙是无数自性关系、本质关系、变化关系、过程关系、艺术关系的整合结构方式。和合无所不在，无处不有，一切融突存在，都是和合存在。这就是和合学所要研究的。

下面我们从和合人文精神的原则切入，来凸显和合学的意蕴。

（一）然与所以然。和合的主旨是生生，生生是不息的流程，是新生命的化生，体现了对生命存在的关怀。生生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华。中国哲人在对于内在生命力量和外在环境变化相交识的深刻体验中，领悟到人生生命的尊严、价值和意义，爆发出对于生命生生的活力和对于真善美境界的快乐的深沉感受，以生为乐是一基本价值取向。孔子、颜回对于生的乐道精神，体现精神生命的文化价值，开出了中国文化的个性路向--积极入世的人间性、道德性、政治性。个体生命的超越和升华，便是普遍的德性。对于地间生命的普遍关怀，孕育了中国文化对普遍生命价值、作用的尊重。

如何生生？怎样生生？生之后所以然，本身便是和合或合和。"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①和合学是对如何生生的为什么的追究，即诸多异质元素、要素为什么冲突融合？为什么冲突融合而生生新事物，新结构方式？以及新事物、新生命化生的所以然的探讨，亦是对和合生生的生命力源泉的寻求。因此，和合学亦即新生命哲学，新结构方式学说，即生生哲学。

冲突融合而生生不息，这是然，犹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为什么"一阴一阳之谓道"，犹如为什么冲突融合而生生。"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②道就是阴阳的所以然，而和合就是冲突融合生生的所以然。

（二）变化与形式。和合作为差分存相的式能，存相便是有待，有待就是有变化；式能作为存相方式的潜能，是存相涵蕴的内在潜能方式和外在潜能结构。式能是存相之为存相，以及存相存在的性质、状态、结构的获得的能。有此式能，便能呈现存相的种种形式。存相是形式，式能相作为有冲突的存在，亦日新变化。"变"的初义是"更"，即易常之意。生生的后一个"生"字，便蕴含着变易的意味。"化"是教化，人通过教化，便改过迁善。

和合的"融突论"，在某个意义上说亦是变化论。"突"就是冲突、对待，"融"是到了一定限度，便进入顿变的阶段，是新生命的化生。《周易》以"易"命名，即蕴含变易之义。64卦的总体结构方式和每一卦卦画结构，都以阴（--）与阳（--）为基本元素、要素，阴阳异质对待变化而变易各不相同的卦，其所蕴涵之义亦异。《易传》运用《易经》的结构方式，又超越此结构方式，以天地变化来论证新生命的化生。因此，变化日新是和合生生的普遍原则。

和合学是对于存相式能是什么与为什么的追究。它是对诸多元素、要素构成新事物、新生命的中介转换机制的探讨，是对于存相变化日新的生命力潜能的寻求。和合学也是对于存相式能的各种理解与解释的理论反思，包括这种理论前提能否成立、是否合理，以及这种理论形式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思考。和合学试图和合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公共理性与分殊理性之间的两极对待，以"融突论"为指导，达到和合境界，即使之成为冲突融合的和合体，亦即元体。

（三）流行与超越。冲突涵摄天地，融合亦涵摄宇宙。宇宙间万物万物都是"融突"的大化流行中的存相与大化流行中的式能。一切事物都要在大化流行中被冲洗裸露出来，即剥光了层层服饰，而显其真元。因此，冲突融合的大化流行，本身便是汰劣择优的过程，它毋需预设价值原则，这就使诸多元素、要素的优质成分的和合为新事物成为可能。

宇宙是一个大化流行，万物的"资始"、"资生"，乃"乾元"、"坤元"之大化，"云行雨施，品物流形"③。为什么宇宙大化，周流六虚？为什么为道屡迁，妙用莫测？非上帝之使然，亦非天的主宰，乃和合体内在的异质差分元素、要素的互相冲突、碰撞，也即和合中变化、交感、动静之潜能的展现，而有絪緼、摩荡之相。此变化、交感、动静之潜能，无以名之，名之曰"神"。《易传》说："知变化之道也，其知神之所为乎。"①此"神"非为实体性鬼神、神灵、上帝，乃神之潜能的发动，无限微妙，神妙莫测，"阴阳不测之谓神"。②阴阳变化，不可测度，叫做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③。神的不可测度，就是妙。朱熹认为，神是阴阳变化的所以然④。由阴阳变化，推而宇宙大化流行，均是神之所为所使。神之所为所使是"自造"，就是自然而然的"为"和"使"。自然而然即出于和合体内在的潜能，它无迹可见，运于无形。"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⑤，宇宙大顺大化，不待征于色，发于声，人莫知其所以然之妙，可称谓为神，或称为"神化"。

和合学是对于宇宙大化流行的动因的追究，它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只有超越冲突融合，才能涵摄冲突融合的原因和根据；也只有超越，才能成为自由和合与和合自由的根由。超越基于价值理想的追求和价值导向的理势。

（四）对称整合。优与劣是对称的价值判断，汰与择又是相对的主体态度和方法。中国的"太极图"最鲜明地体现了对称原则，即宇宙间各种现象在形态、结构上相对称的表征。"太极图"是由缔合转换所引起的对称。对称亦被解释为在分界面或正中面侧的部分具有对应的大小、形状和相对位置，这是左右对称，还有中心对称等等。

对称也是事物整体统一性中的系统与系统内部各要素、元素间的一种相应的等价性关系。这种关系提升为概念，如左右、上下、徐疾、动静、形神、有无等。如果系统经过一定中介选择交换后发生了变化，就是非对称，非对称即对称的破缺。对称与非对称是系统转换发生前后的两种状态，非对称是系统内部的不同要素与系统、环境之间差异所引起的冲突表征。冲突就意味着重新整合，亦意味着否定。经过某种转换，又出现新的对称。

这里所说的某种转换，包括整合的方法。整合是关于诸多元素与要素统一所构成一整体结构。冲突包含对称，融合包含整合。因此，对称整合与融突相联结。对称的差异，意味着相对相成，而非独对独成。相对意蕴着此消彼长，即在对称相对中择优。故对称整合，即是汰劣择优，而达整体的统一和谐。

和合学的本旨是和，它是对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的整体之和谐、协调、有序的探索；是对于什么是优与劣的为什么的追求，以及什么是优劣的价值原则的为什么的追究。对称整合作为中国人文精神的原则，在诸多元素、要素的优质成分和合为新事物、新生命中，起着重要作用。对称整合是和合学的内在的与外在的结构方式，汰劣择优是和合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尺度。亦是和合学所关心探索的课题，以求和合新生命的生生不息。

（五）中和与审美。有差异，才有中和。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存在差异中和，人的精神生活中亦存在差异中和，诸如人心的焦虑、苦闷、孤独、烦恼、痛苦等等，都是人生生命存在中由种种内因外缘所引起的对人的心灵的刺激的回应。如何协调、和谐人的精神生活中的烦恼、痛苦等冲突而获得和乐愉悦，这需要在承认差异冲突的情境下，处理好种种关系。春秋时，"和合"从五行和而生物，已推衍到社会生活以至精神生活领域。如治疗精神生活中的烦恼、痛苦等，也要从各个方面着手。《诗经》上讲"和羹"，《左传》、《国语》讲和声、和味、和政等，中和之美感，与人的心灵密切契合。⑥中和作为审美对象的价值，需要通过主体的实践和感受。若无主体的感受和交往活动，中和之美只是一种潜能方式。荀子认为，中和之声能激起主体内心情感的发动，以协调、和谐人心灵各种冲突、差异。①《乐记》认为："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②中和之声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净化人的心灵，使人的心理失衡、情绪失序、精神失常等得以调理，达到血气和平，和美愉悦，并收到移风易俗、天下安宁效果。

和合学是和乐、和美、和和，它是对人类精神生活之所以有烦恼、苦闷、困惑、痛苦的原因以及造成这种原因的自然、社会、人际、心灵和文化、政治、经济、环境关系的追究，是对于如何修养心性的所以然的探讨；是对于什么是审美价值的为什么的追究。

和合学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和之为美的审美价值的反思，以及对于审美方式、审美结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是中和，道家文化和墨家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亦是中和。因此，和与中和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所以，和合学亦是关于和合之所以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原因、根据的探索，换言之，是什么原因或能量使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生命智慧呈现为和合，以及为什么和合构成中国文化和生命智慧的稳定结构。

和合学五义与合五义相对应，蕴涵"融突"理论与对于"融突论"根据的追究。和合学义蕴与和合人文精神的原则相契合，并通过纵横互补律、整体贯通律，达到和合艺术境界。

四

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冲突。概而言之，有五个方面，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它们关系着人的生命存在和利益，以至人人均不可逃。为了索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的化解之道，东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和设计。但笔者认为，任何理论、学说和设计的生命力，不在于其言词表述的高深玄妙，而在于能否化解现代人类所面临的冲突和挑战的现实，即是否适应现代人类的需要或时代的呼唤。若以此为价值标准来审视一切文化，则无所谓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绝对界限，也可以跳出传统与现代两极二分的框架。世人便可以转换视角，用一种新的"融突论"的和合观念，即和合而化生新生命、新文化的观念思考21世纪人类文化战略问题，从而超越长期以来纠缠不清而又道说不明的东西（即中、西）和古、今（即传统与现代）文化论争的情绪。

笔者认为，化解人类五大冲突之道，和合学是最佳化的文化方式的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和合不仅是中国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亦是东西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它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可获共识。

基于这种"和合"观念，以"观"人类21世纪所面临的一大冲突以至种种多元冲突，人们可通过共识而获得五个中心价值或五大原理。这便是：

（一）和生原理。人类和一切生物、非生物，都由自然而生。生物、非生物的自身差分形成彼此的差异，又与外缘内因相联系。自然制造了人的生命，而又异化了人，人成为自然的主宰者；人亦创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主宰、支配人的生命。在这种互动中，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应建构共生意识。因为任何一方的生命受到威胁或危害，另一方生命亦会遭到威胁和危害而不可逃，只有共同生存于这个"地球村"或"太空船"中，才能使各自的生命延续得到保障。人与自然关系可作如是观，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以及各文明间的关系，亦可作如是观。和生意识是以"地球村意识"与"太空船意识"为基点和基础的。各民族、种族、国家、社会、文化、他人以及贫富、集团之间，都应相互和生；和生才能共荣共富，否则就会走向共亡。和生必然有竞争、斗争、冲突，如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但这种竞争、冲突，导向和谐、融合，即融突而和合，意蕴着新的生命基础上的和荣和富。换言之，共生意识要抽升为和生意识，使生态环境、生态社会人文、生态人际心灵、生态文明，皆依和生原理实现。

（二）和处原理。"共生"意识是与"共处"意识相联系的。人类既最善于共处，又最不善于共处。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心灵、文明，都处在各种各样形式的共处中，并在共处中生活活动。人类一旦离开与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以至心灵的共处，即不存在。人们欲自己生存，亦要让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生存；人们相互共处，但由于其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素质的差异，亦会发生冲突和竞争。人们必须以"温、良、恭、俭、让"①的规范自律。人对于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以及他人心灵，都应以温和、善良、宽容、恭敬、节俭、谦让的态度相互共处。这种共处意识应成为人类自觉的责任，故笔者称其为和处意识或和处原理。

（三）和立原理。人们囿于优胜劣败的偏见，总想显示人类无所不胜的力量，导致毁灭性地开发自然，砍伐森林，滥捕动物，以及制造种种大量高效杀人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等），总以对立面的消灭、消亡为自我力量的实现和和证明。其实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独立的、特殊的存在形式、方式和模式。自然有自然自身生存、发展的独特方式；社会有社会自己选择各种各样生存方式的自由和发展道路；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活动方式、方法；文明有各个文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行为方式、语言文字，以至每个人的心理结构、性格、气质等等，大相径庭。对此，必须建立和立意识，绝不能唯我独尊，强加于人，霸权主义，以他物、他国、他族、他种、他人的失败消亡来使自己生存成功。这种和立意识，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③的精神，以开放的、宽容的胸怀，接纳自然、社会、人生、他人心灵与他文明，按适合于自己特性的生存方式和适合于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发展，不要搞一律、一个模式化，而是求多样、多元的和生、和处、和立，这便是和立意识或和立原理。

（四）和达原理。和立意识基于和达意识。人与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他人心灵都应共同发达。尽管自然生态环境各有优劣之分，社会制度、社会发展亦有先后、贫富的差异，文明的特征、风格、信仰也相距甚远，但既然共同生存于一个"地球村"或"太空船"中，就要允许差异的存在。各国、各族、各人、各文明既自己走自己的发达之路，亦要有和达的意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中国家，都应具有共同发达的意识。要知道发达国家是靠过去侵略、剥削殖民地或战争赔款来发达自己的，曾经把自己的不发达转嫁他国身上。发达国家应以和达意识指导、帮助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而不应采取各种制裁、限制等等手段，延误其发达。任何国家、社会、人都在关系中生活，离开关系就无法生活。

假如发达国家与不发达中国家冲突愈烈，积怨愈深，贫富差距愈大，"地球村"世界就会发生动乱，"太空船"就会翻船，发达国家亦不会安宁太平。现代明智的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应具有长远的观念来观照不发达和发达中国家。和达意识是在当前多元文化、多元发展、多元样式各种错综复杂情境中求取协调、和谐，以获共同发达，这便是孔子所说的"己欲达而达人"，这种达人意识，便是和达原理。

和合范文篇5

摘要:当代经济发展对企业人力资源的依赖性愈来愈强,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就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已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识,成为现代企业改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

基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强调的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自身修养,并通过协调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团队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利益关系,培养全体员工的企业凝聚力,从而增强企业竞争的整体实力。“和合”思想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价值观、管理体系凝聚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正如松下幸之助所言:我们的公司不是在制造产品,而是在制造人;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产品;优秀的产品是由优秀的人做出来的,因此,造产品之前必须先造人,而人的行为又取决于观念和思想,有什么样的思想、精神、情感,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样的思想模式,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因此,造人又必须从价值观和意识入手。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蕴涵着丰富的管理文化资源,为企业造就优秀人才提供了有效的原则、理论。

1“和合”文化的内涵

1•1“和合”文化的历史内涵界定“和合”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哲学的核心思想,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将彼此不同的两个事物互称为“他”,所谓“以他平他”就是用与此事物不同的彼事物与此事物取得平衡协调,这样才能“生物”,才有生机,才能发展。所谓“以同裨同”就是将同一事物、因素、成分的简单重复、相加,这当然会导致“尽乃弃矣”,即千篇一律的悲剧。只有将金、木、水、火、土等各种有差异的事物相互融合,才能产生千姿百态的新事物。由此可见,“和合”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异性、矛盾多样性的统一。《管子》中也对和合概念进行过表述,“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把民众的和合作为民众道德的直接体现,认为学习和合,就是学习道德,民众只要能够和合,就能产生“莫之能伤”,即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伤害的巨大力量。“和合”思想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那里得到最好的解读与完善。他们把“和合”这一思想作为一条重要的伦理原则和基本的道德规范,在他们的思想中却始终贯穿着这一思想,无论是他们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他们所倡导的为政之道,还是他们所极力推崇的礼仪制度,都反映出儒家学者对“和合”思想的不懈追求和探索。可以说,“和合”思想贯穿于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合”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和核心精神。分而论之,“和”,主要是指异质因素、事物的共处;“合”,主要是指异质因素、事物的融会贯通。这方面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指在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中,并在不同事物的和合过程中,吸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具体说来,“和合”是多元异质因素的共存,“和合”的过程是诸多异质因素的冲突融合,“和合”的结果是新质事物的产生和发展。

1•2“和合”文化是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相容的最佳意境“和合”是处理事物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一种思想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和合”文化。这种“和合”文化是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的底蕴。首先,就人自身的“和合”来看,心,是人类最敏感的平衡器;心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合”。儒家一向把个人的自我身心和谐作为一种高尚的追求,讲究由内而外的自我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要在于自我修身。修养的核心在于“仁—礼”。内在的修养要通过外在“仁”的践行才能表达为行为的合理性,才能达到内外和谐统一的仁人理想。为仁,要求个体“克己复礼”,即约束自己的言行,遵守社会礼仪,以友善、恭敬的态度对待家人和其他社会成员。“为仁”的途径有二:一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即广泛学习文化典籍,用礼仪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偏离正道了;二是自我修行,达到“克(好胜)、伐(自夸)、怨(怨恨)、欲(贪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的目标。当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一定水平,则可以去教化他人,从而还可以达到提高他人道德修养水平的目的。儒家在强调以“仁”作为学习标准的同时,更注重反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只有学思结合,同时注重自身的反省,才会达到内外的和谐统一,提高自己品德修养。

“自省”的高级境界是“慎独”。“慎独”是指不要在暗地里做不道德的事,也不要在细小的事上违背道德。在独处无人注意的情况下,自觉按一定的政治、道德准则思考行动,不做坏事。如果说自省是通过外在规范约束个体行为的话,慎独则是依靠主体的道德自觉性来达到修身的目的。此外,强调知行合一,表里和谐,也是儒家个体修身思想的重要特征。孔子说过“听其言而观其行”,荀子也有“学至于行而止矣”、“力行近乎仁”之说。它们都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强调道德学问不是外在的知识,而道德学问必须与道德实践相结合,同自身为人处世相结合,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和谐统一,才是真正的学问。其次,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合”来看,在儒家“和合”思想海洋中,“仁者爱人”是“和合”的道德原则,“忠恕之道”是“和合”的具体途径,“和而不同”是“和合”的存在形态,三者从不同的方面诠释了基于“和合”文化的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仁者爱人”是儒家从家庭亲情中引申并阐发的人生智慧。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告诉我们:年轻人在家要孝敬父母,在外要尊敬兄长,处事要谨慎并且讲求诚信,广泛地热爱周围的人。亲情之爱孕育着对他人的爱心,爱人之心就是爱亲之心的外延与扩张。一个人一旦离开了亲情之爱,“仁者爱人”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仁者爱人”是构建“和合”社会的道德原则,它带领着我们进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人际关系之中。“忠恕之道”有两种表述:一种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种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讲究换位思考、“推己及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能做;勇于承担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义务与责任,并以自身的言行去影响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较高层次的道德要求。它要求我们在处理与他人关系时要充分考虑对方的合法与正当权益,准确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而不应“逾矩”或推脱责任;即使无法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必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仁爱”、“忠孝”进一步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规范,并构成“仁、义、礼、智、信”作为人的行为“五常”。其中除了上述的“仁”之外,“义”,是立世的根本,所谓“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义高于生命”;“信”是人与人关系中最至高无上的,孔子认为在国家管理的三件大事中,“足兵”、“足食”都可以去掉,唯有“信”不能去掉,“民无信而不立”。至于“礼”,就是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以这样的纲常为人与人的行为准则,才能达到“家天下”的“和合”境地。

2以“和合”文化构筑企业管理文化的“自我、他我、群我”的“和合”内核

2•1基于“和合”文化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思想对我们加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引申出我们为人处事的一个根本态度或原则,即求“和”而不求“同”。就实际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具体应用而言,所谓“和而不同”,就是对上不能盲目附和,提出不同意见,使管理决策更完善,对下能容纳和听取不同意见,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和睦相处,相互切磋。所谓同而不和,则是对上迎合附和,不表示不同意见,对下搞一言堂,自己的意见只能赞成不能反对,排斥不同意见和有不同意见的人。显然,同而不和不可能导致真正的和谐,只有“和而不同”才是正确的致和之道。能不能作到这一点,是衡量一个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成败的重要标准。当代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贵在人和。人不和则心不齐,心不齐则事难成。一个组织、一个企业,它内部和谐融洽,同心协力,上下一致,就可以形成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是一种团队精神和无形的巨大力量,企业对外与社会公众、与顾客和谐相处,就能“和气生财”,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竞争力。“人和为贵”的思想反映了管理文化的本质,也是企业文化建设所要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在现代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这就要求企业要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这就更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有融洽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要达到“和合”的境界。“和而不同”的思想对当代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巨大的积极能动作用。一方面,“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一种“粘合剂”,可以把广大员工紧紧地粘合、团结在一起。“和而不同”的思想形成于企业创业和发展的过程中,讲求员工彼此之间了解磨合、最后形成共识;但一经形成,它又反过来指导与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和而不同”可以是不同思想的碰撞,容易产生新思想、新理念甚至是新创造。

2•2基于“和合”文化的企业个体自我的修炼汲取“和合”文化修身思想,提高企业人员的素质。儒家“和合”思想的核心是关于人的修炼,并以此来提升人的素质,用儒家的术语来说就是“修身、明德”。在《论语》中这方面的思想有这样一些告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关于修身明德的记载有:《大学》开篇就点明其中心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另外还有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由此可见,儒家“和合”思想十分重视人的素质的提升,“上到天子,下到庶人”都需要以修身来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从而提升自身的素质。儒家“和合”思想对个体精神的关注对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无疑是有其价值的。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置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将自我修为放在第一步,同时不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企业管理中十分重要的因素。首先,“修己”的价值观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对员工而言,“修己”意味着自觉提高自身的技术和素质,主动地加强学习和自我完善,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对管理者而言,“修己”的意义更大,不仅要自身素质过硬还要管理和领导一支团队。《论语•子路》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领导者,应当在能力、品德、作风上率先垂范正如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其次,“安人”的价值观体现了组织管理目标,使个人在“修己”基础上通过推己及人实现对团队和整个企业的管理。企业家所面对的不是单纯的“机器人”,而是有情感、有智慧的“社会人”企业家还要善于把管理主体和管理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尽可能地满足企业员工的期望,并把这种期望变成具体的目标,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同企业的共同目标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上下同欲者胜”,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推动企业向前发展。企业的管理是一个大团队的管理,运用适当的激励措施,使管理者在实现自我管理的同时要让他人得到提升,这样的团队才能在对内合作与对外竞争中发挥最大效益。

2•3基于“和合”文化的企业人力资源的团队管理管理的使命就是使大家能够从事共同的工作。而要做到这一点的途径就是“和合”,它可以使企业成员间通过彼此的理解和沟通,实现同心同德,同力合作。这是一种互为目的、互相勉励而走向新生的关系,也是人本管理的最高境界的表现。其实,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决策就是一种博弈活动。如果在竞争中,一方老想着要如何吃掉对方,我胜他败,那么这就是管理运筹学上的零和博弈。可是你老想着如何要吃掉对方,而对方也决不让步,他也在思考如何吃掉你,这样往往会导致两败俱伤,甚至使第三者渔翁得利。对管理运筹学上的“囚徒困境”的博弈论研究表明,最好的博弈选择是合作。但是合作可以基于几种不同的考虑:其一是完全从情感出发,总是希望维持现状,这就有可能导致一味迁就,反被对方利用;其二是从利益出发,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肯定对方的利益,双方通过沟通了解各自所需,寻求建立合作的具体途径,这样才能达到共赢。因此,“合作是建立在合作者双方相互需求的基础上,是双方能力和资源的一种互补。”这种企业管理决策实质上就是“和合”文化的具体体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事实上,“和合”文化可视为一切社会交往的首要原则。儒家“尚和”的精神更是深入企业家们的骨髓,把儒家的“和合”思想具体应用到了企业经管理之中,努力创建家庭式的氛围,重视对员工进行“团队精神”的教育,培养他们对企业的责任心、忠诚心和荣誉感,树立员工与企业共存共荣的意识,把个人的奋斗目标与企业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将企业建设成为互爱互助、团结一致的团体。孟子有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只要人与人之间互敬互爱,人际关系就能达到和合。具体应用于企业管理中,首先就是要处理好员工之间、员工与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员工之间要建立起一种互爱互助的关系,上下级之间要建立起一种互爱互敬的关系,“君使礼,臣事君以忠”,臣属的尽忠是对使之以礼的君主的回报。“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可见,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和合的关键在于管理者。因此,管理者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要避免“过”与“不及”两种极端性错误,做到刚柔适中,合于“度”。正如孔子指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则不刚不柔,刚柔相适也。”“猛”和“宽”都是两个极端,取其宽猛相济这个“中介”,即“和合”,才是最佳的管理方法。企业就好比是一个大家庭,为了避免家庭内部的不和,每个成员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家庭内部的和谐。企业成为家庭的延伸,企业家应注重培养员工对企业的这种家庭式情感,企业最主要的使命是培养它同雇员之间的关系,在公司创造一种家庭式情感,即经理人员和所有雇员同甘苦、共命运的情感。这方面的典范是日本,日本企业内部管理制度非常严格,但日本企业家深谙刚柔相济的道理。他们在严格执行管理制度的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尊重员工、善待员工、关心体贴员工的生活。如记住员工的生日,关心他们的婚丧嫁娶,促进他们成长和人格完善。这种抚慰不仅针对员工本人,有时还惠及员工的家属,使家属也感受到企业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此外,日本大企业普遍实行内部福利制,让员工享受尽可能多的福利和服务,使其感受到企业家庭所给予的温情和照顾。在日本员工看来,企业不仅是靠劳动领取工资的场所,还是满足自己各种需要的温暖大家庭。企业和员工结成的不仅仅是利益共同体,还是情感共同体。

在这种家庭式氛围的环绕下,在亲属式团结感的感召下,日本企业还通过一定的文化仪式来强化培养员工的“团队意识”。如定期举办员工庆功会、节日集会、运动会、忘年会、野餐会和外出旅游等活动,以增强接触交往,融洽感情。著名丰田集团祖孙三代都是把“人和”作为企业管理的座右铭;日立公司将“和”视为企业的首要精神;而在这方面体现最典型的要数松下公司,它确立的松下七大精神之中就明确含有“和亲一致精神”。其总裁松下幸之助在《松下成功经营之道》中多次强调“和亲一致”精神,他指出:“松下电器的前途必定维系在全体人员步调一致的精神上。”“团结一致精神,已作为本公司信条。纵使群才齐集之所,缺此精神,亦为乌合之众,而无任何力量。”儒家“和合”思想的出发点正是通过人与自身的和合,通过实现人与他人的和合,最终落脚点是人与社会的和合。在这个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人”这一核心的主导因素,一切“和合”目标的达成只有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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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M].许是样,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和合范文篇6

关键词：和合学文化价值科学技术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能只停顿在怎样或如何现代化的方法、手段的论争上。方法和手段可以提出很多，但必须是实在的，即能解决现代化的现实问题。笔者提出和合学，就是试图思考中国文化在人类所面临五大冲突和西方文化及现代化的挑战下，如何作出一种回应，以适应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走向21世纪的实际需要。

一、文化战略构想的基点

从理论建构上看，和合学是关于21世纪文化发展的战略构想，它有这样一些立论基点：

第一、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把握人类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趋势。由来已久的"中西之辩"，尽管历时一个世纪有余，但是至今仍辩而不明，论而不决。究其原因，除价值观的差异之外，也在于辩论的各方诸派缺少一种全人类的战略眼光，未能贯彻和合的人文精神。

"中"和"西"都是地域性概念，用"中西"标志并区分民族文化，杂染着较浓的地缘政治色彩。因此，无论主张"中体西用"，"西之中化"，还是主张"西体中用"，"中之西化"，都承诺了一个非人类文化的政治前提--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优势文化应当奴役、统摄并同化劣势文化。百有余年的"中西之辩"，辩来辩去，焦点是比较优劣，核心是优胜劣汰。

从和合学的人学角度和人学立场来考察，文化是标志人类生存样式．意义规范和可能发展方向及道路的整体性范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到的文化形态（类型），都有与全人类心心相印的人文精神。各民族的文化类型及其人文精神虽千差万别，但却是彼此平等的，都是人类文化和合体中的有机构成元素、因素。只要坚持这种人类的人文战略立场，贯彻这种和合人文精神，那么，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和取舍选择，不仅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而且有悖于人类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取向。

滤去"中西之辩"中的政治前提和地缘色彩，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来思考，"中西之辩"关涉到的主要问题是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中的冲突、融合问题。按照和合学的原理来看，东西文化作为存相，为对等两端，本身存在着冲突融合的潜能。这种对等冲突融合的潜能，在这两种文化未发生交流、对话、碰撞形式的关系之前，并没有的挥出来而各行其是，犹如阴阳对等两极。在未交合有，阴是阴，阳是阳。只有阳阳交合，"交感"、"交通"，才有冲突融合。在这里冲突意味着融合，融合亦意味着冲突。由于冲突、融合不断进行，才诞生一个新事物，即新的和合体。这个文化和合体，不是一次冲突、融合就能完成的，而是无数次持续冲突、融合的取向。

东西方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国际政治阶段的交流、对话活动有所别，这就是文化交流、对话更应该摆脱政治权利、意图的干扰，不应该扮演政治奴婢的角色，或经济附庸的帮办，而应该是平等的、互动的、互补的；同样，文化的融合与政治上的殖民、吞并亦有本质上的区分，文化融合是人类文化发展、提升的过程。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冲突、融合的过程，就是人类文化这一跨地域、超民族的文化和合体的诞生。

和合学以中华民族文化发世界化发展为空间性的战略基点，力求通过对各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的和合诠释，把握人类文化历史性冲突、融合的理路、脉络和取向。

第二、立足现代文化的科技化发展，促成传统文化的创新转换。时起时落的"古今之辩"，从秦始皇以来，已延续2000多年。近代又伴随着"中西之辩"的走进了艰辛的理论道路和学术历程。由于价值观念上的极端化偏向，或偏向颂古讽今一极，或偏向是今非古一极，结果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对立。

从和合学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来考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民族文化和合体历史演进的两个历史阶段、两种历史形态。它们彼此相继，前后承接，按照文化进步的时间之矢定向转换。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近代演为"文化冲突"的大问题，实际上是东西方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冲突在中国文化系统内的射影。人们简单地以为西方文化是现代文化，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将地域性的政治对抗转换为民族性的文化冲突，进而转换投射为文化系统内的时间观念冲突。经过这样的运作，便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根本上不是创造性转换，而是取舍式的西化！

清除"古今之辩"中的政治射影和西化取向，我们不难发现，"古今之辩"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两个创造性转换：

一是变革生存世界中的活动方式，实现实践手段的技术化革命；二是变革可能世界中的思维方式，实现认知工具的科学化革命。

这两个创造性转换中的"不易之理"，就是意义世界中的和合人文精神及其人学价值原则。因此，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换，其最本真的战略意义，就是在坚持和弘扬中国文化和合精神的前提下，通过对认知工具和实践手段的科学革命，使中华民族跻身于现代文明之前列。

第三，立足20世纪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预见21世纪文化进步的逻辑进程。20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集中体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维度上。科学技术是20世纪人类文化的现实基础和集中代表。尽管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无约束滥用，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危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21世纪的文化进步，只能是现代科技基础上的新发展、新完善。这样，20世纪里那些科技欠发展或落后的民族和地区，在21世纪将面临更强烈挑战和更严峻的生存及发展的考验。

按照和合学的理论原理，元素、因素在和合体的结构地位和功能作用，取决于该元素、因素的实力状况、能量级别以及它对和合体的贡献水平。因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走在21世纪文化进步的行列，雄居人类文化系统的上位，就必须尽最大可能充实自己，尽量大努力拓宽自己生存和发展道路。尽管如此要付出很高代价，但对于民族的发展和人类的和平，是值得付出的。

在这一战略基点上，和合学批判那种不切实际的文化保守主义，盲目的科技乐观主义和颓废的科技悲观主义。保守主义不符合文化进步的历史趋势，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看不到人的创造智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文化走向21世纪的和合之道，在战略上是积极进取的，不是消极保守的；是理智抉择的，不是盲目冲动的。

后两个战略基点是时间性的，它们的共同宗旨在于，通过对民族文化内在人文精神的和合创新，驱动全民族的创造智能，牵引中国文化快速转入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高速公路，结束科技欠发达的现状，在21世纪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人类文化和合体内最夺目、最辉煌的部分。

和合学对21世纪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的战略预测，既是和合学原理合乎逻辑规则的实践运用，又是和合人文精神合乎价值准则的理论选择。它的主题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人文和合精神；光大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人学与和合理想；瞻望人类文化智能化、和合化和信息化的和合前景。实现这三个宏大的主题，和合学必须转换自己的功能角色，实现从文化价值观到文化方法论的转换。

二、价值度量与智能创造

和合学能否成为一种严谨的文化价值理论，进而升华为文化价值哲学、一般价值观与方法论，从元理论与元逻辑角度讲，主要取决于和合学能否为自己铺垫一块坚固的理论基石，凝结一个踏实的逻辑核心。笔者认为，和合哲学的理论基石或生长点、逻辑核心和枢纽工程，当是与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整体对应，学理际进，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和合价值学。

和合学的立言宗旨，创学标的，是为了化解20世纪人类文化系统内的价值危机和冲突，进而设计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战略之道。因此需探索文化价值和合这一跨世纪的全球性问题。和合学的理论源泉，精神沃壤，是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人文和合精神。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是和合学永远得以滋润和哺育的源头活水之一。依据现代学术通行的逻辑惯例梳理中国文化系统的价值和合，并对其进行创新转生，和合学理论开拓才能获得一个逻辑支点。和合学要化解的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危机，实际上亦是价值危机的表现形式。生态危机与人类掠夺和征服自然生态系统这一价值观念相联系；社会危机、人际危机、心灵危机，都与价值危机与冲突相关联。和合学能否化解五大危机和冲突，就在于和合学能否创立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并据此理论解决人类文化价值系统日趋严重的危机和日益激化的冲突。笔者在专著中提出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中心价值，就是创立这种价值观的尝试。

从论证陈述的角度讲，从逻辑结构论到价值和合学，可能需要两个必要的理论过渡环节，即价值度量理论和智能创造道路。

第一、价值度量理论。价值和合中的悖论，在二元分化的定性水平上是无法消除的。除非承诺一种尽善尽美的绝对本体和一个全智全能的无限主体，才能保证为善去恶的价值选择是当然而必然的，否则就会陷入善恶无限冲突。价值和合中的悖论，只能在多元分维的定量水平上得到解决。

从度量理论出发，价值范畴本是量化概念，"作价多少"、"量值多少"等。首先是价值的标量测度，然后才是价值量的分类定性。比如汰劣与择优中提出的公平、正义、合理和真实、完善、优美等价值观念，都具有量化特征，都是可度量化的。道德行为不都是要么善，要么恶；而是完善程度有高有低。完善程度高的道德行为，更接近至善理想；反之，更接近邪恶极端。传统的价值观念过分强化了价值的定性特征，结果导致了在价值的两个极端点上手舞足蹈，二难抉择的逻辑假相，或称价值不相容冲突假相。

和合从度量理论考察，意蕴着价值量的代数运算，类似于算术中的加和法，数学中的集合法以及分析理论中的积分方法。和合是度量化价值空间中思维逻辑演算，是范畴逻辑结构的工具化、流行化。善恶作为道德行为的两个价值度量值，区别仅在于标值的性向相反，是完全可以和合演算的。例如：依据某种价值度量标准，某人一生中所有行为的道德价值分量为：善值为（+100），恶值为（--30），那么，他的道德价值和合量为[（+100）+（-30）=（+70）]，即和合为善值。

在价值领域引入度量化处理技巧，建立和合化逻辑演算，理论上有其长处：

1．对以往哲学而言，和合学的价值度量理论有效地批判和克服了传统价值哲学对价值绝对化、实体化、极端化理解的偏颇和人为制造的价值二元对待和不相容选择假相，恢复价值范畴可度量化、可和合化的本来特征，为价值观念的创新铺好逻辑道路。

2．对和合哲学自身而论，价值度量理论能够有效地解决和消除和合学中的一些悖论，使和合学的理论水平、逻辑化程度得以提高。比如优劣和合悖论的产生原因，是在于将优劣实体化，误以为优质与劣质是两种不同的实体元素、因素。基实，优劣是同一实体元素、因素的两种相容的度理特征。同一实体元素、因素对于低级标准而言，会是优质的；但相对于高级标准而言，则可能是劣质的。又如同异和合悖论的产生原因，是在于将同异关系单一化、绝对化。两种实体元素、因素的同异关系，取决于甄别同异的尽度之大小。小尽度上的同质关系，在大尺度上是异质的；大尺度上的同质关系，在小尺度上可能是异质的。如以社会文化为尺度，人类与动植物殊异，无等价交换关系，难以平等地和合为一体；如以细胞单元为尺度，人类与禽兽草木无异（皆属细胞和合体），可以等价交换，利用遗传工程杂交和合；如以原子结构为尺度，人类与万物平等，没有任何尊贵性可言。《庄子》与名家学派深谙同异关系上的大小度量道理。如庄子的"万物齐一"与"肝胆楚越"，惠施的"大同异"与"小同异"，《墨经》的"同异"说等。

第二、智能创造道路。价值空间的危机或阻碍，意义世界的悖论或冲突，真正得以解决，在价值度量理论中是难以彻底实现的。根据《新人学导论》中关于"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②（包括价值与意义的创造）的公理化约定，只有通过智能创造道路，人类才能消除价值危机和意义冲突，达到和合境界。

人类的创造本质，就目前的理解水平，可以归结为智能创造，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事实上，原典佛学最重智能创造。儒家孔子的"仁且智"（仁为"克已复礼"的行为能力，"克"可训为"能"）；孟了的"良知（智）"与"良能"；荀子的"有所合谓之智"，"能有所合谓之能"③；《易传》"乾以易知（智），坤以简能"④；《中庸》的"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⑤，仁勇属能，知即智。都注重人类智能的创造性品德及其文化开发。宇宙本来没有价值空间，自然本身不存在意义世界。价值空间与意义世界，是人类智能创造活动的文化结晶。只有在这里，和合效应才是基本的。价值可无限加和，意义可无穷迭合。价值加和与意义迭合，又是在智能创造实践中实现的。

智能创造道路要注意保证价值空间内的加和效应沿正则方向连续增益，防止价值空间的加和效应反变、顿断或减损、停滞，要注意确保意义世界中的迭合效应沿生成方向无限连通，防止意义迭合中的阻碍、坏死、荒诞、虚无等现象发生。

智能创造道路将创造功能限定在人类价值空间和意义世界内。以防神灵创世纪论、自然创生论等泛创世论，使人类智能创造范畴人文化、价值化、科学化。

三、和合学与科学技术

科技史上的综合与分化并行构成内在和合机制，科技与人文的和合历史及其现代危机，科技内在的和合精神是最高水平的人文精神新生态。传统人文精神必须在科技革命中涅化转生，更新媒体。

（一）和合是科技发展的内在机制

和合学与20世纪的科学技术有两个基本的关系：一是和合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机制和人文特征；二是现代科学技术是和合人文精神向更真、更善、更美水平发展的全新基础和既成前提。

古代科学技术，是东西古代人文实践和合的文明结晶。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综合了古埃及的土地测量技术思想，三角运演方法，以及古希腊的思辨自然哲学，概念辩证法。欧氏几何公理的普遍有效性支撑了西方古典哲学本质研究。当非欧几何出现后，便否定了欧氏公理的绝对性，使现象背后唯一绝对本质发生了动摇。这样，现象后面并不存在一个不变的永恒本质。每一个现象都得自己确立自己背后的本质。

托勒密的天文学综合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希腊的天文观察资料，历法编制技巧，于公元140年的《天文学大成》中系统地、定量化地提出了地心说宇宙论模型。他巧妙地运用本轮--均轮体系，获得与当时观测一致的计算结果和宇宙论哲学假设。然而到了中世纪，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却被教会用来作用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支柱。

中国的《九章算术》集秦汉以前丈量、测度、运筹、方程等等思想和算法之大成。九章即：方田--土地测量；粟米--计算粟米饭的比例等；衰分--各比例计算，如劳役、租税、产品如何按比例分配；少广--生活中方程算法；高体--体积算法；均输--如何公平征科；盈不足；方程--生活中方程算法；勾股。些数学都有自身特殊的具体内容，并发现了数与数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吴文俊认为，《九章》机械化数学，将重新焕其光芒。

中国作为农业社会，对于天文历法特别重视，据《史记》记载："盖黄帝考定星历"⑥。《索隐》引《系本》和《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纶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⑦。黄帝组织了占日、占月、占星气律吕、算数以及造历，容成综合这些观测天文的资料，以算数的成果而制定了《调历》，（可能是《黄帝历》）。《汉书》记载：先秦有六历，"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⑧。秦统一中国后，曾采用《颛顼历》。

中西古代天文历法算数方面的科技成果，都是中西古代人文实践活动的科技珍品。

近代科学技术是近代人文解放运动的历史产儿。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主义的弘扬，解放了人的创造智慧与发明才能。牛顿经典力学和瓦特等人的蒸汽机技术，都是高度综合的产物。比如牛顿是伽利略、笛卡儿、刻卜勒、哥白尼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运动三定律及万有引力原理。运动三定律的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性质比较明显；万有引力原理扩展为天体运行动力与运动轨道形成的研究；并通过比较方法，测量诸天体的质量及相互间引力大小的数据；他还证明了以数学表达方式出现的万有引力的普适性，以及推测地球的两极是扁平的。后来求得地球扁率为1/334，与牛顿理论推算近似⑨。人文主义与近代科技，是西方近代文化进步的两个冲突融合难分的方面。

中国近代文化人文启蒙思潮的流产，以及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失落，从反面实证了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冲突融合的关联。

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人文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观念的、民族的原因等等，错综复杂。就狭义的文化原因而言，是地缘政治论，人种优劣论和文化中心一元论，以及殖民主义观念等等。伴随两次世界大战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消除战争，保卫和平，克服落后，共同发展的人文文化的努力结果。尽管从局部的动机、暂时的情况看，似乎现代科技是战争的帮凶，先进剥削、压迫落后的手段；但从整体的趋势，长久的效果看，现代科技的不断革命和不断跨国界的发展，已将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连结成为一个生死与共、荣辱相关的利益和合体，使全球性战争和倒行式的衰落得到一些遏制，并终将被彻底清除。

生态、粮食、人口、资源、环境等全球性危机，与其说是科技引起的，不如说是科技发现的。事实上，即使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农耕文化时期，亦已引发了土壤沙漠化、植被森林破坏，动物群落退化等地域性、局部性的生态危机、粮食危机、人口危机、能源危机都见于史书记载。将全球性的生存危机完全归咎于现代科技，理由是不充分的。导致当前各种危机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它与人类由来已久的传统价值观念，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不无关系。人类依赖自己的创造，发明了高科技，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丰富的物质文明，也导致了负面效应的各种危机。化解各种危机，也只有依靠人类自我创造，通过现代科技，从根本上转换人们的错误价值观念与不恰当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平共处与协调发展。这是因为，要使人类与自然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就必须真实而系统地把握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实践法则，把握自然生态平衡的约束条件和人类文化进步的可能道路。没有高度发展的现代科学理论和高度完备的现代技术手段，就不会有人文精神的更真实、更完善、更优美的和平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形式，又是这一活动形式的和合产物。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是人类文精神价值规范和行为选择的结果。科学技术的滥用，显示了人文精神的分裂和病态。对科学技术的厌倦、反感、担忧、悲观，甚至愤怒、仇恨，亦反映出人文精神的虚弱，不健康和不完善。

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冲突融合而和合机制，有两个必要的方面：一是科学技术理论的诸原理、诸学说和诸规程合乎逻辑创造性和合；二是科学技术活动的诸要素、诸方面和诸规范合乎价值的创新性和合。

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这两个方面是不平衡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完成第二个方面的创新性综合。相反，杞人忧天式的忧患，是人文学者无能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二）科技是和合精神的现代体现

人文精神生生不息，但其媒体历经历史更替。宗教神学、伦理道德为人文和合精神的古代形态；科学理论、技术工程为其现代形态。中间以近代宗教革命、道德启蒙为联系环节的发展枢纽。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合人文精神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古代的人文精神是通过哲学、宗教神学或伦理道德表现出来的。在古希腊人看来，在具体现象后面有一个抽象的存在，比如桌子、人的后面有一个抽象的桌子和一般的人。桌子人是具体项，如各门个体科学理论。在各门具体科学之上，应有一个统摄各类现象的东西，即一切理念的理念，一切科学的科学，这就是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或具体学科之上。对形而上学作理性理解的是哲学，作超理性的理解是神学。哲学与神的互补，构成了西方的宇宙观和人文精神。

在中国被奉为六经之首的《周易》说："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朱熹诠释说："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⑩卦爻阴阳是形器的现象层面，形器现象的后面是所以为形器的形而上之道或理。然而，儒、道、墨、名、法、阴阳各家各派以及佛教，各有其道。各家各派冲突、融合，构成了中国的宇宙观和人文精神。

近代的人文精神，是通过宗教革命与人文启蒙来解放自己的。西方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冲突互补，人文主义得以发扬。人文主义者承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关于发展人的才能思想，发展世俗化的人文科学，以便取代宗教神学。他们在语法、修辞、诗学、历史、道德、哲学等方面宣传和发展人道精神，表达新兴市民阶层的愿望和利益；他们以个人主义和世俗主义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和来世哲学；以人性、人道与神性、神道主义相抗衡。高扬以人为中心的革命，歌颂、赞美人，以针对宗教神学。18世纪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有两种类型：一是以英、法、俄和德国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属经验型的人道主义；二是以德国、荷兰的思想家为代表的理性型的人道主义。但他们均以人性人道反对神性、神道主义、倡导自由平等、博爱、权利、尊严、价值等。

现代的和合人文精神，是通过科学理论革命和技术工程革命来自我批判、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20世纪的和合人文精神，渗透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之中。从思维方式上看，它集中表现为相对论的宇宙观、量子论的结构观与系统科学的关系学说之中。从实践方式上看，它主要体现为遗传学的生命工程、信息论的知识工程与智能科学的智力模拟之中。离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而别谈所谓"人文精神"，只能是对时代精神的误解。

正因为现代科学技术是和合人文精神的现代体现，和合学原理的实践运用便集中探究和合自然科学、和合伦理学、和合人类学、和合技术科学、和合经济学、和合美学、和合管理学以及和合决策学等领域中的人文化和合方式及其发展趋势。

（三）人文精神的科技奠基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长期被囚禁在"经学"之中而不能开放，开放也不能转生。转换新的媒体必须落实到现实生活，用现代科技为其奠基，这是中国和合人文精神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合学原理实践运用的现实使命：一是尽现现代科学技术内在的和合精神及其人文价值；二是转生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和合理想，使其健康发展。

在20-21世纪之交，人类文化处于转基时代。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文化形态，其文化价值观念，是与宗教神学的教条和道德形上学的准则分不开的，有的就是他们演绎下来的直言命令、绝对理念，真如本体。从形式上看，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是绝对的、永恒的，以及"万古不易"的"天理"、"良知"或"律令"。实质上是将人异化，使人成为价值理念表现自己的工具，异化成为天命义理施展权威的场所。

和合范文篇7

关键词：和合文化、爱有等差、宗法等级、夷夏之防

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着"和合"观念，近年来已成为学界共识。而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存在的"和合"，又不可能孤立地、抽象地存在，必然与中国文化中的其他基本观念纵横交错、参差互渗，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因此，考察"和合"观念，一方面，不仅要从字源学角度厘清其本义、引申义，从古代文献中提取若干相对孤立的文本资料加以引证，更要重视此观念与其他基本观念纠结互动的联系，理解其真实而非抽象的文本意义。另一方面，不仅要把握"和合"观念在古代文献中的理论表述，更要深入挖掘"和合"观念是如何与其他基本观念共同影响着政治活动、法律制度、日常生活以及规范着君臣、君民、华夷等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所以，"和合"观念不是物理学上的理论空间，可以从摩擦力等因素中纯粹抽象出来加以研究。"和合"是中国文化观念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任务就是在意义的密林里，寻找它的原生意义和具体语境。

人和观念与爱有等差

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观念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成员保有普遍的尊重和敬爱，实现人际温馨协调的伦理环境和道德氛围。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为贵"等。但"和合"观念所凸显的道德普遍性同时也伴随着道德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不仅体现为程度的差别，而且体现为等级的划分（第二节将详论宗法等级，本节仅涉及前者）。

孔子对"仁"的规定继承了《国语·晋语》中"爱亲之谓仁"的思想，视血缘亲情为"仁"的根本，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是对父母的敬爱，悌是对兄长的敬爱。孝悌是建基于血亲之爱的最根本、也最为重要的道德规范。推己及人，孔子又将"仁"规定为"爱人"，由爱亲发展为对社会成员普遍的敬爱，这恰恰反映了由近而远、由亲而疏的变化。这种变化说明"爱亲"与"爱人"并不属于同一伦理层次，所以在处理同一问题时，对象是家庭成员（"亲"）或社会成员（"人"）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有人偷羊，自然应当举报（"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而若是父亲偷羊，情况就不同了。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父子之间相互隐瞒，显示了以血亲之爱为基础的"亲亲"之德重于"亲人"之社会公德。

孟子同样在这一道德立场上论述"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其间寡助-亲戚为一端，多助-天下为一端，由寡到多反映的不仅是数量的变化，更体现了道德上的亲疏关系。从此"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荀子·君子》）。看来儒家的道德天平从一开始就是失衡的。无怪乎墨子要以"兼爱"来对抗儒家的"亲亲有术"（《墨子·非儒上》），爱有等差。

墨子"兼爱"的许诺十分诱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暑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不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以至于二千多年后的洪秀全也几乎以同样的词句诠解了太平天国的理想。"兼以易别"具有道德价值的合理性，但由于墨子忽视了个体利益之间的差别与冲突，使道德理想丧失了经济、政治基础，因而也就无法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相比而言，儒家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主张由于建构在血缘亲情基础上而显得更为可信、可行，成为绵延数千年封建社会的道德律令。

佛教东传后，由于其离亲割爱、弃世出家的教规仪式，与中土传统伦理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紧张关系。儒学名士为捍卫"爱有等差"的天然伦理秩序，对佛教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指出佛教"脱略父母，遗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1）造成"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2）隋代荀济认为"释种不行忠孝仁义"，"傲君陵亲，违礼损化"，"释氏君不君，子不子，纲纪紊乱矣。"（3）唐高祖武德年间，太史令傅弈上废佛事疏十一条，指责佛教"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韩愈亦斥佛教"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4）甚至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文化"三光"政策。可见，所有的批评都缘自"爱有等差"这一基本观念的不可动摇性。只有以此观念为前提，才谈得上人际关系的"和合"。这样，我们就揭示了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观念的真实历史蕴涵。

和而不同与宗法等级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显然，这里是就君子与小人区别的角度而言的。君子的基本特征是"和"，小人的基本特征是"同"。君子善于搞好人际关系，求得社会和人际的和谐。那么，君子能否和小人达成这样的协调呢？应该可能。但孔子在另一处却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一团和气的君子为什么与小人难以相处呢？看来问题并不是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此处，应当明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和道德无涉，仅有位格的差别。而正是位格的差别鲜明体现了宗法制度的森严秩序和等级观念。"和合"观念与等级观念丝缕相牵，难以割断，因此，对"和而不同"的理解必然牵涉到对宗法等级制度的考察。

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状况相适应，发展出一整套的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宗法等级制度。这套制度转化为具体的规范仪轨就成为"礼"和"法"。孔子期待着光复周礼，使之成为人人必须遵循的社会标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因为"礼"是宗法等级制的具体体现，自然维护"礼"，就是维护宗法等级制，稳定统治秩序。孔子所提倡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精神实质即在于此。"法"是"礼"的辅助，"隆礼"和"重法"是儒家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有其适用的阶层、领域，"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

礼法不仅保障着君子和小人这样一般的社会关系，而且保证着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君臣关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春秋时期有过两次与此相关的著名讨论，一次是晏婴和齐景公的谈话，另一次是史伯与郑桓公的对答。

晏婴的观点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

史伯的看法是："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

诚然，这里反映了"诸方面、诸要素的协调配合，相辅相成"，"事物内部诸要素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事物的发展"的辨证法则，（5）也具有"鼓励从各个不同角度、侧面提出各种不同、冲突意见，而后加以融合"的社会意义，（6）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谈及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和合"观念时，都存在着一个价值公设，即君主臣辅、君贵臣贱、君尊臣卑的宗法等级秩序。一方面，臣子的职责是辅佐君主，提出建议，采纳与否在君主，臣子无决定权；另一方面，臣子的目的是更好地维护这个等级制度而不会损害它，消灭它。因此只有将"和合"观念放置于这个价值公设的背景下，才会准确地理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真实内涵："和"是一种统治策略，使君臣智慧和经验相济相成，目的是"生物"、"政平"、"民无争心"，增强统治集团的执政能力和延续能力。

董仲舒一方面认为"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7）另一方面，又强调阳贵阴贱、阳前阴后、阳亲阴疏，构成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社会图景。（8）

即便如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最力的黄宗羲，虽声言"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9）而其《明夷待访录》的书名却暴露了黄氏期待明君访求的下意识冲动。（10）这里呈现的依然是君主臣辅、相济相成的基本观念。明朝的君主终究没有等来，而清朝君主的宠惠又不能接受，这就牵涉到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个基本观念--夷夏之防。

协和万邦与夷夏之防

协和万邦的观念第一次以下列的形式被表述出来："日若稽古，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亲九族"就是首先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平章百姓"就是继而把自己的国治理好；进而使各国团结起来，这就是"协和万邦"。《尧典》此句的背景是在殷周时期邦国林立的情况下，以道德教化为本，以治理好本邦为前提，然后去感化他国，体现了一种处理邦国关系的原则和理想。这个原则和理想就是"和合"。《禹贡》叙述了大禹治水成功，将四海之内亦即"天下"按距王城远近划分为"五服"，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西周初年，"五服"制度已经产生，周统治者通过分封子弟和册封各部落和原有邦国的形式，将诸部落和邦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对于华夏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作用。随着《尚书》被尊为儒家经典，《尧典》、《禹贡》中宣扬的处理邦国、部落关系的准则也就逐步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处理民族、国家关系的标准。"协和万邦"表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精神在民族、国家、文化层面上的重要体现。如有学者指出："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有好几千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一种要求。应该是多元而又互补的，即冲突又相交流的。……在这方面，中华和合文化可提供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理论思想，可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使人类文明和文化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中，相互吸取优长，融会贯通，综合创新，而共同创造21世纪人类未来的文化。"（11）

但历史上的"协和万邦"的观念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夷夏之防"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尧典》、《禹贡》中"协和万邦"观念是从自己的亲族、本邦、诸夏向他族、外邦、诸夷逐次扩展的，诸夏和诸夷界限分明，不可逾越。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多从地域、语言、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与心理等方面去区分夷夏，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狄犬羊之性"，对夷狄充满了蔑视和戒备。这种观念，一方面，它在客观上维护了本民族的独立地位，不以武力征服而以道德教化为手段来"协和万邦"，有利于民族融合，不同民族只要在语言、心理、文化上逐渐接近，就会被规划在一个民族之内；一方面，它又使"协和万邦"带有华夏中心主义的色彩，夷夏代表了落后文化和先进文化，只能以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民族对游牧民族采取的怀柔"、"抚和"政策，对境内少数民族采取的顺俗施化"的政策，都是以"夷夏之防"为背景的。如明代就实行了"内安诸夏，外托四夷，一视同仁，咸期生遂"的政策。

在"夷夏之防"笼罩下的"协和万邦"曾经大大阻碍了向其他民族和文化学习的进程，起码使这一层面上的"和合"观念发生了扭曲和变异。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借鉴异族制度，实行军事改革，结果遭到大批"夷夏之防"者的反对；佛教东传之初，引起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土文化的强烈不满，掀起"夷夏之辩"；明代西学输入，在本土文化必然高于其他文化的心态下，提出"中源西流"说；近代以来，保守主义者再次以"天朝大国"自居，面对愈加强盛的异族文化，越发明确提出"夷夏之防"，乃至闭关锁国，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其历史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余论

由此，我们系统清理了"和合"观念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民族文化层面上的其他基本观念的联系，指出"和合"观念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总是受到其他观念的影响、限定和制约的。在这里我们并不否定"和合"观念的历史作用。恰恰相反，我们赞赏并认同"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张立文先生语）这一看法。在此前提下，正因为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和合"历史上曾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牵制而无法获致最佳实施效果，所以今天在弘扬"和合"观念的时候，不仅要丰富深化其内涵，而且要充分认识到历史和现实中其他基本观念对"和合"观念的影响，以期早日迎来一个和合文化的新世纪。

注释：

（1）（2）《广弘明集》卷七、卷十五。

（3）《广弘明集》卷七。

（4）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九。

（5）郭齐：《"和合"析论》；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

（6）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65页

（7）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8）散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春秋繁露·天道无二》等篇。

（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和合范文篇8

一、文化基础的内源性实践价值取向：和合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与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共融性

和合文化的基本内涵是贯穿以儒道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线，其包含的文化内容历史悠久，其体现的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和合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1］其基本内涵与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文化基础契合性之中体现出的内源性实践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体现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伦理自然观思想这实际上是和合文化中“天人合一”为核心内容的人与自然观思想，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儒家思想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为天命论，所谓天命论指的就是先哲们围绕人与自然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系统的生态观，其核心思想是关注人在宇宙中的位置。［2］这其中，“仁爱万物”思想也重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这在老子的思想当中也充分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里分析了人、天、地及道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在道法自然之中，作为道生天地的万物之母是所谓的“道”，其发展变化是非常自然的，这实际上说做事情量力而行自然去做，不可违背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规律。在此基础上，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朴素的哲学思想，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提出了一种大和谐的思想，这种思想意在阐明，天地万物与人之间是非常自然地合为一体的。这种思想，反映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领域，也就是广大村民在协商和处理村级公共事务时，追求和谐是终极目标，通过对各村级公共事务的处理实现人与人、人与事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二）体现了调整国家治理结构关系的社会结构观思想和合文化思想本质是一种社会结构观思想，其外在表现为一种社会治理结构关系，这种结构观思想表现在国家社会结构方面主要就体现为“国家之和”，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以德治国思想的侧面反映和深刻的体现，这其实也是孔子治国思想的体现，孔子主张追求一种政治的道德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3］这其实反映的是我国先贤圣哲的文化修养和执政理念。［4］这种社会治理结构关系思想反映在国家社会结构的治理方面的中心思想主要表现为“家国一体”、“家国同治”。国家是一个扩大的家庭，在涉及根本利益上，家、家庭、国家是一致的，其中家庭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在《礼记•祭统》中提出，“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5］在这种思想的浸润下，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和社会治理模式开始逐步形成，与这之相适应，儒家修身文化开始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儒家修身文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基本宗旨。可见，在我国现行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实施运行过程中，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些因素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发展中也得以反映，这些因素中所蕴含的文化传统的精华思想至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三）体现了指导人与人之间及人自身和谐发展的人际交往思想和合文化非常重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张实现人与人及人自身之“和”，重视在融合冲突之中孕育和实现共生。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都从各自的角度对“和合”进行了各自的理解和阐释，比如孔子主张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标准，其精神理念的高度体现为“和立原理”，强调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的“立”，这种“立”是按照自身的发展方式来逐步确立，而不是按照别人的不能“立”来实现的，其核心是要强调在人与人之间相处时要以开放、宽容的胸怀，而不是闭塞、狭隘的思想意识。这种“和生”而“立”的原理对当前广大农村社会村民在处理各种复杂的村级公共事务时面对多元文化、多元发展及多元模式的错综复杂的村级公共事务交融冲突时，要实现和谐共同的发展目标，这种和合文化中的“和生”而“立”的原理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对“和而不同”的追求就是体现中国人大智慧的中国文化的核心要义所在。［6］（四）体现了对个人道德修养进行指导的思想观念在我国传统和合文化思想中，对个人道德修养思想的观念的体现也是非常丰富的，儒家思想要求人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孔子的弟子曾子要求人要做到符合仁、礼、仪的话，在行为上要坚持进行反思，从而使自己表里如一。在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中指导调节个人道德修养思想的和谐内容主要体现为：“克己”、“复礼”、“自省”及“寡欲”等，事实上这些思想在礼仪规则中大量地体现为道德与法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行为规则，要求人们在各自的职业和日常生活行为中遵守相关领域行为道德与法律的最低要求和底线。这反映在农村民主管理领域，就是要求在处理村级公共事务时，不仅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意识，还要有法治意识和观念，坚持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政策文件的精神来处理村级公共事务处理中所出现的各种冲突、纠纷及矛盾，最终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化，使广大村民的农村民主管理行为不仅有良好的道德保障，还有严明的法制保障，在此基础上实现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文化基础的外生性实践价值取向：和合文化的功能与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发展的共进性

和合范文篇9

关键词：“和合”思想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外交和平与发展

一、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与内涵

(一)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

“和平发展道路”，最初又称为“和平崛起道路”，是我国理论界首先提出和讨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2003年l2月10日，总理在哈佛大学讲演时第一次向外界明确地用“和平崛起”的概念为未来的中国角色定位，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随后在12月26日，主席在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走和平发展道路。

可以看出，“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领导人对当代中国的角色和未来形象的定位，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2007年在十七大报告中阐释我国外交政策时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二)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

“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这条道路的基本内涵，有很多争论，综合各家研究成果，其主要有三层涵义：

第一，和平发展道路提出的国际背景：从2O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中叶，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样化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强，在这样一个客观国际环境中，中国能够、也必然实现“和平的发展”(developinpeace)。

第二，中国发展道路的方式：在和平的环境中，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自己，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发展。对内，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外，通过扩大开放，和平地利用国际资源。这就是“和平地发展”(developpeacefully)，也是“和平发展”最核心的内涵，是区别于历史上大国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三，中国发展道路的影响：中国的发展不是对外侵略、扩张；发展的中国永不称霸，将会更好地维护和平，即“为和平而发展”(developforpeace)。由此可见，作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个主要参与者，中国不仅没有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反而找到了一条更适合中国发展，更加有利于促进国际新秩序建立的和平道路。

二、“和合”思想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传统渊远流长。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即“和合”思想之上。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它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富生命力的表现形式，和合文化所提供的整体性、系统性的辩证思维视角，对国际关系中的沟通与理解，和平与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这“是由中国基于讲信修睦、崇尚和平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

(一)和合方法与和平发展道路

l、和合生生法与“全面的”和平发展道路

和合生生法，既新生命、新事物不断化生。新生命、新事物不断创生是多样的，变易的，和合生生法的价值目标、终极目标并不追求一个唯一的、绝对的、至极的形而上本体，也不追求一个否定多样、多极的“中心”或实体的统一性。它是多样、多元的融突协调法、和谐法，故“和实生物”。和合不是否定矛盾，它承认冲突，但冲突必须经过融合，才能新生。在对立面的“均衡”、“中和”和“融合”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和合”和“协同”的作用。而中国要和平发展就意味着必须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五个统筹”的要求，建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城乡之间的和谐，区域之间的和谐。同时，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和平发展道路”内在地要求我们考虑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很多矛盾，需要用统筹兼顾的办法来处理。同时，尊重其他国家根据自身国情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

2、和合创新法与“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

和合创新法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打倒一方的单一方法、唯一法，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互补法、双赢法。任何事情，包括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之间的交往相处，都要以此为原则。并育并行，就是共同发育、共同进行，互动互补，相得益彰，而不是我吃掉你，你吃掉我的单育单行。并育并行所遵守的原则是“不害”、“不悖”。不害不悖就能互补、双赢地创造繁荣的境界。中国要和平发展，意味着要走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大家庭发展之路”，即扩大双方“共守的规范，共享的理念，共有的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发展中与它国的摩擦。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应追求共赢，而非零合式的结果。当今国际社会已经相互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面对共同的全球性威胁——跨国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暖等，各国需要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对话机制，共同创建一个共赢的相互依赖的体制，那些“一国称霸天下”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中国“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胸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和平发展之路会有效地促进全世界的发展与繁荣。

(二)和合原理与和平发展道路

1、“和合”思想的原理

张立文在他的和合学的相关论著中，提出了有关“和合”思想的五大原理，来化解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这五大原理是：和生原理、和处原理、和立原理、和达原理及和爱原理，它们的主要含义如下：

和生原理：“和生”就是要尊重大自然的各生命体，使其持续发展而不加损害，使其生生不息而繁荣昌盛，使每个生命体都有一个最佳的生存环境。各生命体之间的生存竞争，使它们最终导向和合。和生必然有竞争、斗争、冲突，如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但这种竞争、冲突必导向和谐、融合，即融突而和合，意蕴着新的生命基础上的和荣和富，这就是“天地之大德日生”的和生原理。

和处原理：要尊重自然、社会的各生命体，就关系到各生命体之间的相处问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文明与文明，都处在各种形式的共处中，并在共处中生活和活动。人们想自己生存，也要让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生存。人们相互共处，但由于各自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文化素质的差异，也会发生冲突和竞争。人们必须以“温、良、恭、俭、让”的规范自律，以和而不同心态和处，这就是在“和而不同”中的和处原理。

和立原理：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独立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形式。不能唯我独尊、强加于人。和立意识，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接纳自然、社会、他人与不同文明按适合于自己特性的生存方式生存或发展，求多样、多元的和生、和处，这就是和立原理。

和达原理：世界是有差异的存在，要允许并承认他人、自然、社会及各国、各民族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和达是在多元文化、多元发展、多元模式的融突中获得协调、平衡、和谐，以实现共同发达的目标。

和爱原理：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原理的基础和核心是和爱，也就是说对于自然、社会、文化也像爱自己一样。

2、和合原理与和平发展道路

和合学理论提出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呼吁共存共荣、多元互补、以开放的心调，接纳自然、社会、人生、心灵和文明，并按其自身的特性存在和发展，强调人对自然、社会、他人的责任意识和爱人爱物的仁爱精神。

有着自身特征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作为面临诸多难题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既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对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对外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平与合作，处处体现着和生、和处的思想；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勇敢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广泛合作、互利互赢的发展道路。在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的过程中，使中国获得了资金、先进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值得一提的是，“和达”理论还有助于推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而“一国两制”理论也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理论构成，正是在“和达”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在统一大业中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使中国的国内环境更加稳定，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

以“和”的思想来处理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强调求同存异、和谐共存、相互借鉴，而不是非此即彼，更不是你死我活。正如原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第六十届会议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时所讲的，中华民族历来酷爱和平、崇尚和睦，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之一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向世界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的和平发展思想，是深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的，如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阐释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和为贵”和“和而不同”的文化基础之上的。

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和合”思想理念指引下，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将深人人心，逐步被世界各国人民所认可、接受，但中国和平发展之路既面临着诸多机遇，也会遇到许多挑战。公务员之家:

和合范文篇10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天人合一精神。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不同态度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中国文化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中国哲人把人看作是最为天下贵者，但又主张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虽然也把人与自然看作对立的两方面，但总的倾向是不主张将两者割裂，而习惯于融会贯通地加以把握，寻求一种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视天道与人道这二者为一体）精神。它不但充分阐明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体与客体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的认识，还表达了他们对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体的客观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思考。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就是自然界与人的统一，即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去过度改造自然，同时人对于自然又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为我所用。在当今时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一直以来被公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也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就是一种反对神（包括神的世界、神的权威、神的力量等等）而提倡属于人的东西的思潮。提倡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中国文化宣扬的道德的人本主义，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价值，蕴涵着完善自我的能力。这种思想与近代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理论不谋而合，都充分肯定了人进取向善的天性。人本主义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在儒家看来，自我的完善并不具有排他性质，相反，根据人道的原则，个体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应当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意愿。即人是社会性的，人的自我实现离不开对他人的尊重与帮助。人本思想的确立，有助于人们合理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人的主体意识，并使人们能更有力地抵制外来宗教神学的入侵。

刚健有为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就是刚健有为的思想，它指导着人们合理地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的代表《尚书》和《诗经》中。自古以来，中国的哲人都极力提倡有为、勇于进取，重视“刚”的品德，强调人有要坚定性、责任感和奋斗精神。坚持独立人格的思想是刚健自强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孟子“舍生而取义”的豪言表现了他坚持独立的人格和气节。这种不畏强暴、不受诱惑、顶天立地的独立的人格精神，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贵和尚中精神。“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作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贵和尚中，就是追求所谓的“和合精神”，即在冲突中追求融合，吸收各种优质成分，“和合”成为新结构、新事物、新生命、新思维，“和合”成宇宙万象。“和合精神”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宋明时期，比如宋明“理学中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和合”性。

中国人崇尚贵和尚中思想，珍惜和谐局面的稳定，重视社会的发展。贵和尚中精神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五点：

第一，差异与和生。天地万事万物都是“和合者”，是通过“和”或“合”的方式融合生成的，所谓的“不存在”与“存在”都是通过“和合”转换的。异质元素或多元要素之间相互冲突，在冲突中的各元素以“和”和“合”的方式转换，生成新生命、新事物。因而“和合”是新生命、新事物产生的必经方式。

第二，存相与式能。宇宙中的存在称之为“相”，因此存在的方式即存相方式。式能是指存相方式的种种潜能，存相所涵蕴的潜能方式或潜能结构。潜能结构与方式在种种冲突中选择一种式能，转换或变得和谐有序，以实现“和合”。

第三，冲突与融合。宇宙中的一切都包含着差异，在冲突的过程中实现的融合，化生出了新的结构方式。因此融合是以冲突为前提的，而冲突的理势必定是融合。经过冲突、融合形成的新“和合”体，发展和提升了原有的差异和冲突，体现了冲突与融合的价值。生活中差异和冲突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生活即是冲突，有冲突就有融合，通过冲突和融合形成的“和合”体，就是生活体。

第四，汰劣与择优。“和合”过程所包含的冲突与融合是异质元素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冲突以汰劣为原则，融合以择优为原则，冲突和融合构成的新“和合”体就是通过汰劣与择优构成新事物或新结构。“和合”过程中通过历时态和共时态的冲突定位出异质元素的优质成分，它们互相吸收，融合成新事物或新结构，即新“和合”体，实现择优。若在“和合”过程中通过历时态和共时态的冲突定位出非优质要素，则重新分解成新的元素，与此同时，吸收另一些元素而“和合”成另一种全新的结构方式，并相对稳定地存在于时空中，这就是淘汰。“和合”汰劣择优就是一个为了符合真切、达到最大程度的和谐而不断地“和合”过程。

第五，烦恼与和乐。“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就是最贴切答案，说明没有人能不经历负面的情绪体验。人之所以会有这些负面情绪都是因为人的精神受压造成的。人生来就有各种“需要”，除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还有各个层面的精神需要，以获心情的宁静、和乐。若这种“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心灵就不和不乐，便会烦恼、不安、困惑、痛苦、恐惧等等。要协调、缓解人的负面情绪体验，要净化心灵，要陶冶情操，只有通过“和合”才能实现。人和则天和，人乐则天乐，天人和乐是最令人向往的“和合”心灵境界。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功能

民族凝聚功能。文化基本精神的思想统摄性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精华，是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共存共荣的凝聚剂和内聚力，它超越地域、阶级、种族、时代的界限，将中华民族凝聚成坚定的一体。中华一体、国家一统的民族文化心理使中华民族无数次经受住了外敌的入侵、无数次化解了内乱。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万众一心地抵制外侮；之所以能够在“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基础上，不计前嫌，化治内乱，与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形成的，把国家、邻里的和谐统一看作是天经地义的文化传统不无关联。

精神激励功能。对于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还有着强烈的精神激励功能。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精神将天人相应的世界观、君民相维的政治观、上下相依的伦理观融为一体，倡导人们取大义，以集体利益为重，强调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中华民族贵和持中、正道直行的精神，对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安定有积极意义。学习它，有助于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有助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有助于实现祖国统一。

中国文化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人被推尊到很高地位。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这使中国避免陷入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迷狂，而发展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当然，中国文化系统的“重人”意识，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群体，强调人对宗教和国家的义务，构成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这种以人为本的观念激励着人们主动去发现和实现人身价值。而中国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思想，启发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人人平等的思想，强调维护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

中国文化中刚健自强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求是务实。在建设现代化的今天，这种精神仍鼓舞人们不畏艰难曲折，朝着理想境界迈进。

整合创新功能。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中国文化的生成和发展经历了多次冲突和融合，通过对异质文化的整合和创新，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博大精深，色彩斑斓。历史上，中国文化也曾面临危机和挑战，曾经历多次文化冲突，但最后，中国文化都成了文化融合的核心，中国文化一再使征服者被征服，一再征服、融合异质文化，既保持自己的传统，又吸纳异域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