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文化论文十篇

和合文化论文篇1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为我们正视现在和展望未来提供了很好的工具，注重思想道德建设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而不同”等和合文化的思想精髓对我们在民族高校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和合文化有利于民族高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在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却总围绕着国家的统一、人际关系和谐，个人道德实践为主题。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它是调节个人与祖国之间关系的道德要求、政治原则和法律规范，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中介和基础。国家认同首先从文化认同教育开始，和合文化中的“融突论”在某个意义上是“变化论”。“突”就是冲突、对恃、交易，“融”就是变化之化到了一定的限度，便进入变。加强对和合文化的认识，既能激发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又能激发他们对文化的认同，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吸引力，从而上升为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只有具有共同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祖国的责任感，爱国主义才具有了生命力，才能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具有国家主人翁的精神，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协商解决，各族大学生共同自觉地把爱国主义之情化为报国之行，为建设祖国而奋斗。

（二）和合文化有利于民族高校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和合文化中渗透着丰富的中国式人生精神，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和合文化强调以自身和谐为基础，然后家庭和睦，达到天下太平，这也是中国无数文人志士的最高理想和志向。和合文化中有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不可，却要在面临种种困难曲折下“为”，这就需要巨大信念的支撑。对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精神的缺乏导致部分学生难以承受“挫折”，难以面对生活中的逆境。和合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铸就了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部分大学生出现精神空虚与颓废的现象就是由于缺乏对传统文化中“立志”与“志向”的认识。个人理想的实现要同国家、民族命运相联系，引导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个人追求与国家需要结合，才有意义。

（三）和合文化有利于民族高校提高个人修养教育

在和合文化中要求人从自身修养做起，个人修养的提升能动作用于社会道德提升。礼让和谐，加强个体的自我修养是中国和合文化的一大亮点。孔子以“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树立了知礼、守礼的形象。和合文化中的和爱原理、和立原理都讲到“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主观自律的精神，都有“克己”思想，随时注意约束自己，克服种种不良习性和私心，做到“克己复礼”。这为我们民族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教育资源。“诚”是人际关系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合文化中提到“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礼记•中庸》)，人们修养到“至诚”的境界，就懂世间一切道理，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作为新时期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要在完善自身修养中发挥自己能动作用，注重道德修养的个人实践，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全面发展。

二、在民族高校开展和合文化教育的基本途径

和合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核心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而不同”的思想，体现在政治观上，就是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注重“协和万邦”，注重民族团结统一，强调中华民族万众一心、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在民族高校加强和合文化教育，主要就是表现在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以此来加强民族高校思想道德教育。

（一）充分认识在民族高校加强和合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和合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民族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课程体系顺应时代需要。和合文化中的很多思想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得益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的社会和谐思想，“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的诚信思维方式都是我们应该具备的。长期以来，民族高校一直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团结教育。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巩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我们肩负的历史重任。和合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同而不断，继而不同，继续不断，生生不息。要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增进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促进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繁荣。我们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提高各族学生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激励各族学生把爱国热情化作振兴中华的实际行动，以热爱祖国和贡献自己全部力量建设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和尊严为最大耻辱。

（二）和合文化应积极融入到民族高校大学课堂教育中

和合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应积极融入到民族高校课堂教育中去。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和合文化更要进课堂。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几乎各章节都渗透着和合文化，比如，在第一章“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的章节中，从解释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到新时期的爱国者，到做忠诚的爱国者，都在进行和合文化的“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教育。在第四章“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的章节中，更是把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作为重要的一个章节来特别强调。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工作中应当结合新的形势向少数民族大学生讲解祖国的荣辱兴衰与各族人民的兴旺发达紧密联系在一起。课堂教学中，要运用和合文化加强思想道德教师队伍建设。和合文化中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道德教化是为政治国之本。“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就更加说明了在位者身教的作用尤为重要。这些观点，作为民族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应当从中受到启发。和合文化中强调了“推己及人”的思想，运用到现代民族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中，就是要求我们教育者平等对待学生。教育者用爱心用真诚去感化学生，塑造学生，这样才能对被教育者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者的自身业务水平是体现其教学能力的一个方面，但其人格魅力、道德水准也直接影响道德教育的效果。教师所给予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

（三）和合文化应积极融入到民族高校社会实践中去

和合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 翻译 文化 融合 冲突

1.前言

据《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记载,人类本来是有共同的语言的。当时的人类联合一致,希望修建一座通天塔躲避洪灾。上帝意识到了威胁,让人类不再有共同语言,自此人类形成了各种语言。这个故事试图为世界的不同语言和文化作出解释,虽无从考证,却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正如许钧教授所言:“没有在多种文化的接触、碰撞中起沟通作用的翻译,就无法保证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存、交融与发展。”[1]

2.概念解析:该怎样认识翻译,又该怎样认识文化

2.1到底什么是翻译

翻译,也称“翻”、“译”。《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为:“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2]巴尔胡达罗夫(Barkhudarov)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3]吕俊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4]由此可以得出:翻译是语言间架设的桥梁,发挥着不同文化间交流、沟通的工具作用。

2.2到底什么是文化

“文化”来源于拉丁文“culrura”,原指对植物的培育,后来意义逐渐引申。《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5]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指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6]由此可以得出:文化是在一定时期内,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3.沟通交流:翻译和文化多元融合的表现及原因

3.1翻译和文化多元融合的外在表现

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史,伴随着翻译和文化多元融合的历史,具体表现如下。

3.1.1翻译传播先进文化

翻译在传播先进文化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这种作用首先体现在翻译传播科学技术上。例如: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大量翻译天文、数学、农业、水利等书籍,启蒙了明朝知识分子的思维,为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起了一定作用。其次,翻译带来了先进的社会思想。例如,清末民初的大规模翻译活动,《天演论》、《国富论》、《法意》等思想名著,激发了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再次,翻译丰富了各民族的语言。例如:我国古代汉语中,“被动式”语句很少出现且多与不幸事件相连,《战国策》讲荆轲刺秦王的情景时写道:“秦王复击轲,被八创。”[7]而由于翻译的影响,现代汉语中“被动式”语句越来越多且感彩不再单一,既可与不幸事件相关,又可与愉悦事情相连,如:“他被学校授予‘优秀三好学生’荣誉称号。”最后,翻译促进了各民族文学的发展。例如:唐朝的佛经翻译促进了白话文体的产生,拓展了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和浪漫精神,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诚如梁启超所言:“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变化,即文学界亦然。”[8]

3.1.2文化促进翻译发展

在翻译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文化需求孕育了翻译的产生。正是由于各民族开展文化交流的需要,才引发了翻译的产生。我国最早的翻译活动可追溯到周代。据《周礼・秋官》记载:“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9]又据《礼记・王制》记载:“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10]象胥的具体任务,是负责接待四方民族和国家的使节与宾客,以及通译事宜。其下属办事人员又以翻译东、南、西、北方民族语言而具体划分为“寄”、“象”、“狄”、“译”。其次,文化扩大翻译研究和实践的领域。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活动的高潮。从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高潮,到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再到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高潮,翻译的领域都在不断扩大。现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译作层出不穷,种类繁多。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方兴未艾。

3.2翻译和文化多元融合的内在原因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翻译和文化为什么能够多元融合?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3.2.1文化上的共通之处

人类共处于一个地球,共生于一个大自然,客观上为各民族的来往与交流创造了可能性。人类生活经历的共同性决定了各民族有许多相同的认知方式和社会结构,在文化上也有许多相似的内涵与表达。东西方文化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且东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交流已是近代的事情。但仔细比较两者,我们就会发现:东西方文化在文化象征、哲理阐释等很多方面,都有许许多多的共通之处。在文化象征方面,以汉英语言中关于狐狸的象征意义为例,狐狸作为一种森林动物,其本身并不具有任何象征意义,但其在很多民族的语言中都有虚伪、奸诈和狡猾的象征意义。汉语说某人“狡猾得像狐狸一样”,英语则用“as cunning as a fox”来表达。在哲理阐释方面,以对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哲理阐释为例,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1]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也曾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12]

3.2.2民族上的发展需要

民族文化要长久发展,就需要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之精华。历史上,许多民族都十分重视自身文化的发展,积极与其他各民族文化进行交流。在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翻译的作用便极大地发挥出来,成为世界文明进程的“助推器”。正如路易斯・G.凯利(Louis G.Kelly)所言:“西欧的文明多亏了翻译家。从罗马共和国到共同体,多亏了翻译,国际贸易和管理才有了可能。”[13]季羡林先生指出:“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之间,如果有往来,有交流的需要,就会需要翻译。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14]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罗马文化等多种文化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和繁荣了人类文明。实践证明,任何民族文化都不可能游离于世界文化体系之外而得以生存和发展。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葆生机和活力,不仅在于她有“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博怀,而且在于她有“博学笃行”、“止于至善”的学习精神,通过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不断丰富本民族文化内涵,不断提升本民族文化层次。

3.2.3语言上的转换可能

语言的可译性决定了翻译活动的可能性。人类基于某些共同的思维逻辑,产生了许多共同的语言意义。正是这些共同的语言意义,使得翻译活动有了可能。尤金・奈达(Eugene A.Nida)于1995年11月在深圳大学所作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主题报告中指出:“世界的语言和文化惊人地相似。”[15]并说明相似之处占90%,不似之处只有10%。例如,汉语成语“一箭双雕”,《新华字典》解释为:“原指射箭技术高超,一箭射中两只雕。后比喻做一件事达到两个目的。”[16]英语中也有相应意义的词语:“一石二鸟”。再如:在很多种语言里,“Ma”总是用来称呼母亲的,而且词语发音和拼写形式都十分相似,英语为“Mom”,阿尔巴尼亚语为“Mami”,爱尔兰语为“Mam”,法语为“Maman”,意大利语为“Mamma”,汉语、荷兰语、俄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波兰语等更是惊人地相似,均为“Mama”。这是因为“Ma”是人学会的第一个音节,用来称呼自己最亲最爱的母亲自是理所当然。

4.矛盾碰撞:翻译和文化现实冲突的表现及原因

4.1翻译和文化现实冲突的外在表现

在多元融合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翻译和文化的现实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1文化遭遇翻译冲击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是各种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历史。翻译的过程,实质就是文化交往的过程。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论述了文明冲突的危险性。客观地讲,文明之间确实是存在冲突的,特别是在世界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这种冲突表现得更加明显。研究“文化殖民主义”的学者认为,从原文到第三世界语言的翻译往往是不同的政治活动,西方强势文化凭借其超强的政治、经济优势,向弱势文化灌输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并借此对弱势文化产生其它影响。对此,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与安德列・勒菲费尔(Andre Lefevere)概括为“翻译的不光彩历史”。[17]伽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在《翻译的政治》一书中总结了翻译导致的意识形态问题和变形现象。特贾斯维莉・妮南贾娜(Tejaswini Niranjana)更认为,翻译是一种传输霸权机器的话语之一,“作为一种实践,在殖民主义操纵下的不对称权力关系中得以成形”。[18]

4.1.2翻译受到文化制约

翻译与文化的冲突还表现在,翻译往往要受到来自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例如: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美苏冷战正酣期间,受意识形态影响,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普遍带有深厚的政治色彩,从而限制了翻译的自由发展。又如,受宗教势力影响,路德版《圣经》和廷代尔版《圣经》在出版早期均遭到封建教会的严厉查禁,《圣经》的普及受到了很大限制。在翻译史上,因各种政治、宗教、社会等原因被删改原作信息的翻译作品比比皆是。此外,翻译者的教育传统、风俗习惯、知识结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也会影响翻译的角度和策略。以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为例,为了让中国人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他翻译了这本书,并在该书《跋》中明确表达了翻译态度:“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气势逼及吾种……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19]

4.2翻译和文化现实冲突的内在原因

为什么翻译和文化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多元融合后,仍然存在矛盾和冲突?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4.2.1语言上的不同形式

语言上的不同形式是导致翻译和文化冲突的最直接原因。世界上不存在两种文化完全等同的语言,即使是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在发音、拼写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奈达认为:“英语重形合……形式上比较严紧和缺乏弹性……汉语句法则重意合……形式比较松弛,但富于弹性。”[20]语言上的差异决定了语意转换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些困难首先体现在表达方式上,许多对偶工整、平仄协调、音韵和谐、脍炙人口的中文诗句很难翻译成英文。如:李清照名作《声声慢》中的叠字佳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21]这样音韵优美、意境和谐的诗歌形式是无法翻译成英文的。其次,空缺词汇难以翻译。如:汉语中“孟尝君”、“季老”、“鄙人”等称谓,在其它语言中是没有对应词汇的。最后,冲突词汇难以翻译。两种语言中,字面意义相同,但引申意义不同甚至相反的冲突词汇,极大地困扰了翻译实践,并经常导致误读。

4.2.2文化上的不同取向

文化上的不同取向是导致翻译和文化冲突的最主要原因。以中西文化差异为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便在思维逻辑、道德观念、家庭观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首先,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偏重感性,讲究天人合一,人法自然,主体参与意识很强,而西方人的思维则更偏重理性,客观审视周围事物,冷静探索自然规律。其次,中国人的道德观念讲究“仁”、“义”、“礼”、“智”、“信”,道德价值居于价值体系的最高序列,而西方人则不然。最后,中国人十分重视家庭关系,长幼辈份分明,亲属称呼复杂,义务关系明确,西方人则推崇个人主义,对亲属关系划分得不那么具体,对宗教义务的履行甚至要高于对家庭的责任,正如陈独秀所言:“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22]文化上的不同取向决定了文化结构的差异,并最终形成了对事物的不同认识。而正是这种不同认识,导致了翻译和文化的现实冲突。

4.2.3宗教上的不同信仰

宗教是人类意识的反映,产生于原始社会,并逐步发展为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家发现,迄今为止,在任何社会人群中,都有不同形式的宗教存在。不同的宗教体现不同的文化传统,反映不同的文化特色。以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为例,它们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基督教产生于1世纪上半叶,目前主要传播于欧洲、美洲和大洋洲。伊斯兰教产生于6世纪,目前主要传播于亚洲、非洲。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目前主要传播于亚洲东部和东南部。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承认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存在,基督教信“耶稣”,伊斯兰教信“”,而佛教提出“因缘生”理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因缘而生的,不承认世界上有超越人类的神存在。宗教上的不同信仰,隐藏着翻译与文化现实冲突的潜在原因。

5.兼容有度:如何面对翻译和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对翻译和文化之间客观存在而又无法避免的融合与冲突,翻译学习和实践该如何着手?我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

5.1明确翻译过程中的正确态度

美国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一书中,讨论了翻译活动的意义,认为语言和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面对翻译和文化的融合与冲突,翻译实践需要正确的认识来指导,既不能一味拒绝,又不能生搬硬套。一方面,我们要欢迎这种合理的融合。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的内涵。唐朝“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终于成就“唐朝盛世”;清朝“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最终引来“洋枪洋炮”。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过度追求融合。古语有云:“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23]过分的融合往往无法为目的语文化所接受,甚至引起读者的反感。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翻译界就对过度融合的译文进行过一次严厉的批判,认为它造成了现代汉语语法的混乱。因此,只有我们坚持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兼顾翻译的准确性和可读性,才能做好翻译学习,译出更好的作品。

5.2坚持翻译过程中的对比学习

在翻译和文化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情况下,语言和文化的对比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王佐良教授认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人们会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24]戚雨村教授认为:“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有其理论意义……更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值得引起重视,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25]首先,我们要加强对语言的对比学习。因为语言是翻译的基础要素,而语言往往又带有鲜明的异质性。只有加强对语言的对比学习,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母语思维对翻译的影响,熟练掌握语言间转换的技巧。其次,我们还要加强对文化的对比学习。因为翻译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化,语言背后还蕴含着更多领域和更加复杂的社会文化。只有认识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民族的思维和品格,才能成功扮演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媒介者的角色,准确、优美地传达作者的思想意境和精神风貌。

综上所述,翻译和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是各民族文化融合与冲突的一个缩影。我们要从世界多极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角度,认识翻译在多元文化融合中的使命,加强语言技巧和文化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翻译水平,实现翻译工作者的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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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文化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文化差异，文化融合，属性

 

各个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因而产生了国家的文化差异。基于对文化差异的认识，萨义德曾经说过：“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萨义德，1999：179）可以看出，文化的杂糅性能够使身处跨文化位置的主体不断认识到文化身份建构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性。通常情况下人文历史论文，对拥有多种血统、四处漂泊的人来说，如何定义自己的文化身份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却又似乎永远绕不开的话题。布莱恩?卡斯特罗作为一名拥有中、英、葡三国血统，且在悉尼完成学业，并被中国媒体亲切称为华裔澳大利亚人的作家，在其作品中反映出一种容纳并接受不同文化的开放心态。卡斯特罗于1950年出生在香港和澳门之间的一条船上，他身上有来自父亲的葡萄牙血统和来自母亲的中英血统免费论文下载。11岁时卡斯特罗被送往澳大利亚的寄宿学校，并在悉尼完成学业。此后，他在巴黎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目前，卡斯特罗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大学担任教授。对于自己身处跨亚欧澳三种不同文化的特殊位置，如同他的作品一样，卡斯特罗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一种容忍并接受的态度，他描述自己“就像站在三条河的交汇处，可以在每一条河里游泳”，不同的文化给予他丰富的创作灵感，读者可以从他相当多的作品中观察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体会到文化差异的填充并最终走向融合的趋势。

在卡斯特罗撰写的九部小说中，《追踪中国》（After China）可以看作是代表文化融合的典型例作。通过这部小说，卡斯特罗在探索文化差异有时可以被填充的可能性。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为躲避文化大革命迫害而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建筑师游博文和欧洲裔澳大利亚女作家路易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一处典型的澳大利亚背景地——海滩上，两人一见钟情。男主人公游博文本身受到中国传统的浓重影响，而从事建筑的工作经历使得他有机会接触西方文化人文历史论文，在故事发生时又身处澳大利亚，游博文身上兼具各种不同文化的影响，而他和路易斯的相爱，并在路易斯逝后果断承担起照顾她女儿的最终决定体现了卡斯特罗认定的文化最终将填补差异走向融合的良苦用心。女主人公路易斯一生都没有脱开中国的影响，她已故的男友是一位华裔诗人，生下的女儿是一名混血儿，之后又和来自中国的游博文相爱，对游博文从一开始的陌生不解到后来的与之相爱，再到最后深知只有游博文才理解自己作品的深刻涵义，于是在自己作品的首页上写下了“致游（博文）”，卡斯特罗让文化差异的融合在这位女作家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所以，在这部作品中，惯常的文化差异引发的文化冲突的危机不再是卡斯特罗表现的重点，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不断改造差异而实现更新的自身的身份，小说要强调的是不同民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身份的人的共同人性，游博文和路易斯之间的爱情使得小说的人情味十足，这和文化背景还有文化差异毫无关系，卡斯特罗向读者传达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一种跨越文化和种族差异的真爱。

《追踪中国》叙述的是具备不同文化身份的两个人相识相知相爱最终通过死亡达到爱情永恒的全部过程，文化身份并非卡斯特罗小说中挖掘的重点，而且从我国学者对他的专访中人文历史论文，他也表示了与“身份”这个词保持距离的态度。他曾经表示，“一旦一个作家染上了‘身份’，那么他就迷失了，他再也不会跨出那个框架”（王光林，2004：209）；而且卡斯特罗也反对媒体给他个人加上民族身份的标签，他认为，“将一个民族形容词放在一个作家的前面必然会给他贴上标签，阻碍一切想象经验的出现……想象存在着许多局限，而标签则增加了更多不必要的限制”（王光林，2004：210）免费论文下载。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经历体现的正是卡斯特罗的这种摒弃文化身份和种族差异实现文化继承的观点。游博文和路易斯相遇的契合点在澳大利亚海滩，而他们文化背景的交集则是中国：游来自于中国大陆，而路易斯的前任男友是一位中国籍的诗人；游博文虽然是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建筑师，但他设计的海边酒店的建筑风格具有典型的西方现代主义特色：透明的玻璃屋顶，形状无方无圆；两人在相遇之初对于时间永恒概念意见的相左，互相深知对方的职业和身体状况后最终达成了二人相互之间的最终理解；游博文在爱人路易斯去世后决定抚养她混血的小女儿，打算让她继承多国文化实现文化融合传承的目的。所有这些都说明，个人各自的文化身份并不妨碍他/她融入目前所处的文化中，重要的是在所处文化中如何建构自身新的文化属性，达到填补差异实现融合的目的。因此，在故事中，来自某国的文化身份不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个体人文历史论文，而是一个跨越文化、国家和种族的个体，填补差异，消除对立可以看作是卡斯特罗构建文化属性的方式。

和合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精神力 企业文化 核心地位 开发和利用

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企业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细胞，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不仅是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的重要内容，更是提升我国企业管理水平的可依举措。当前，我国学者对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虽已取得了诸多成果，但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需要，企业文化的研究仍需进一步的深入。在十提出建设精神家园的引领下，学界理应将企业文化的研究更多地转向人的精神领域。纵观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从深层次探讨人的精神力与企业文化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企业文化与人的精神力概述

1.企业文化。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文化的定义各有其侧重和可取之处，本人还是比较赞同秦在东教授对企业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定义。他认为，所谓企业文化，其实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组织和制度的社会、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不同，它是指一个企业独有的、为全体职工普遍接受和共同奉行的理想、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企业文化包含三个层次：企业的机器设备、生产经营的产品为外层物质文化；企业的领导制度、人际关系是中层制度文化；企业职工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是内层精神文化。这三个层次中，精神文化是核心层。

2.精神力。精神，从哲学范畴上理解，指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具体的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人的精神力既表现为人的精神状态、价值目标，还反映人在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技能和思维的创造性和实践性。人的精神力是人的理想、信念通过社会实践进一步深化产生的精神力量，是思想观念、文化、科学和一切智力的总和，是精神的转化与升华，是对精神的创造力的表征。如果将人的精神力作用于现代企业中，我们可以将人的精神力理解为，劳动者良好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在企业的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实际效益。因此，在企业中劳动者精神面貌和精神活力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面貌和企业的运行。

二、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不管从什么角度出发去探究企业文化的核心，始终都围绕着“人”和“精神”来展开。因此我认为，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提出这一观点，囿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现代企业文化理论与以往的管理理论不同，以往的管理理论强调企业的物质成本，强化企业员工的规章制度，注重企业组织机构的建设。而现代企业文化理论更注重企业内部人员的思想、价值观念与情感的沟通，强调企业员工间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可以这样说，现代企业文化理论在指导企业管理时，更注重人在企业中的作用，它把企业的运行看成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活动。

第二，企业文化理论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应用性理论，它不只是在于说明或解释企业管理，而是在于指导企业管理。企业文化理论通过指导企业实践，开辟了企业管理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移，同时企业文化不只是一般性地描述对人性认知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是站在科学与理性的角度去深入研究揭示人性最本质、最活跃的特性。通过对人性管理理论与技术研究的日趋成熟，不断挖掘激发企业劳动者的劳动潜能是企业文化理论需要不断挑战的现实问题。

第三，企业文化是企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物质与制度可以看作是企业“硬件”，而精神是“软件”。所谓“软件”，就是知识、经验、信息、智慧等人类精神现象。当人将所拥有的知识、经验、信息和智慧相互融合并进行价值转换后便会形成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可以是精神生产力，也可以是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是劳动者在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中，运用精神生产手段创造系统化的观念形态产品的能力和力量。物质生产力是劳动者与劳动生产资料以一定的形式结合起来所产生的物质产品。这两种生产力对于现代企业的高效运行都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是企业文化理论乃至企业管理理论不断发展所要深入思考与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了企业文化的重要，纷纷开始对企业进行企业文化设计，希望能通过企业文化的指导让企业做大做强。但事实是，很多企业只有了企业文化的外壳，而没有企业文化的内核。企业如何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继而成为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三、企业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的策略思考

首先，企业文化的顶层设计要从人性管理的视角充分认识人的潜能。这里提到人性，不得不联系到西方人性管理思想的人性假设，即所谓“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与“复杂人”的人性假设。“复杂人”的人性假设是对前三种人性假设理论的超越，这种观念认为：人的行为与需求是会随着自身所处的环境与生活条件而不断地变化着的，人是否愿意为组织目标作出贡献，决定于他自身的需求状况以及他与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由于不同的人需求及能力各异，在同一组织中，不同的人对管理会有不同的反应。因此，在进行企业文化设计时，要充分了解企业员工的需求，包括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企业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了解员工的工作及生活状况，倾听企业员工的心声，并力所能及地为企业员工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让企业员工能真正感受到企业关怀，以激发他们自发主动地为企业服务的热情。

其次，要努力构建企业内部的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是一个能熟练地创造、获取和传递知识的组织，并且能在不断地学习中修正自身的行为，以适应新的知识和见解。当今世界上所有的企业，不论遵循什么理论进行管理，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等级权力控制型，另一类是非等级权力控制型，即学习型企业。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研究者们一直在探寻一种管理模式，使之能打造一种更有效的能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要打造成学习型企业，首先要克服在中国企业中十分普遍的“官本位”思想，使企业管理者与下属员工逐渐由从属关系转向为工作伙伴关系，要真正将企业员工看作是企业的主人。其次，要培养企业员工树立大局观与系统思考的能力。现代企业尽管对员工频繁地进行所谓的企业文化培训，但仍无法真正成为学习型组织，主要是因为现代组织分工、负责的方式将组织切割，当企业员工认为不需要为自己的行动结果负责时，他们就不会去修正其行为，也就是无法有效地学习。最后，企业还要鼓励员工形成团队学习的精神。所谓团队学习，就是企业要组织员工在一起大胆地提出自己对企业现状和前景的想法，并鼓励员工与管理者相互进行深度的会谈与思考，最终得出比个人思考更正确更好的结论。只有在学习型企业中，员工的创造力和智力潜能才能得到开发。

最后，企业要不断完善激励监督机制与制度，以适应企业发展与员工发展的需要。“激励”在充分调动企业员工内在潜力、保持员工工作有效性和高效率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已被中国众多企业运用到实际的管理活动之中。往往企业与员工间的感情互动和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会比单纯以物质为载体的激励来的更有实效。当今也存在同时注重对员工进行物质刺激与情感投资的企业，但收到的效果依旧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企业对于激励机制的理解尽管相对全面，但层次较浅。他们会朴素地认为，记得员工的生日、参加员工的婚宴等就是对员工的精神激励。然而实际是，如果不是在平时的工作中，企业管理者发自肺腑地与员工进行情感交流与人际沟通，仅仅只是为了完成激励机制中的应有步骤，这样的精神激励只会不断贬值且出现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除此，企业在执行激励机制时，要随着激励对象的心理状态、能力发挥状态和生活条件的不断变化进行调整。企业在执行激励机制时，不仅要使物质刺激与精神激励相结合，还要根据各方情况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否则会导致激励机制的失效。

参考文献：

[1]王金祥.论精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作用.[J]辽宁大学学报.1999，（6）

[2]郭正红.论精神生产力.[J]生产力研究.2002，（3）

和合文化论文篇5

I feel humbled that my spiritual leader， His Holiness Patriarch Irinej of Serbia， has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to deliver a missive of peace to this distinguished House. His wise stewardship of the throne of Saint Sava is ensuring that our Church continues to serve as a custodian of our identity in these trying times. Your Holiness， allow me to wish you mnogaja ljeta.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your remarks.

很荣幸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届年度“和平文化高级别论坛”上致欢迎词。

我的精神领袖――塞尔维亚牧首爱任纽接受邀请，将向各位嘉宾致辞，这令我十分感激。他用智慧管理着圣萨瓦王位，确保我们的教会在这个艰难的时期可以作为我们身份的守护人。陛下，请允许我送上最诚挚的祝福。我们期待着聆听你的演讲。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deep gratitude to the other two keynote speakers for this morning： Dr. Sayyid Syeed， the National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Interfaith and Community Alliances of the Islamic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and Dr. Elie Abadie， the founding rabbi of the Edmond J. Safra Synagogure-whose message has been pre-recorded， on account of Jewish new year celebrations.

Let me also acknowledge the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of the Deputy-Secretary-General， His Excellency Mr. Jan Eliasson. As Ban Ki-moon’s second in command， he ha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UN’s various peace-building programs. We are truly indebted to him for this and other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我要对今天上午的另外两名主旨演讲人表达深深的谢意：北美伊斯兰协会跨信仰及社区联盟全国主管萨义德・西德和埃德蒙・沙弗拉犹太教堂的创始人拉比埃利・阿巴迪。由于犹太历的新年庆典，他们的演讲是提前录制好的。

我还要感谢副秘书长埃里亚松的辛勤工作和奉献。作为潘基文的副手，他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的众多构建和平的项目。我要感谢他的上述行动以及他对国际社会所做的其他贡献。

I am grateful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angladesh for its leading role in promoting this initiative from its inception. At today’s event， they are represented by two members of Cabinet： my good old friend， Her Excellency Ms. Dipu Moni， and His Excellency Mr. Abul Kalam Azad-ministers of foreign and cultural affairs.

我还要感谢孟加拉国自始至终在促进这项行动时扮演的领导角色。在今天的活动中，有两位孟加拉的内阁成员出席：我的老朋友穆妮（Dipu Moni）女士和阿布・卡拉姆・阿扎德（Abul Kalam Azad）先生――两人分别是孟加拉外交部长和文化部长。

Excellencies，

各位阁下，

Maintaining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is the first stated purpos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t is enshrined in this Organization’s Charter， written in the wake of humanity’s epic victory over fascism， by countries united in their determination to “save succeeding generations from the scourge of war.”

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是联合国第一个明确表述的目标。在人类战胜法西斯、获得了史诗般的胜利之后，这个目标被各国写进《联合国》，各国决心团结起来，让后代免受战争的苦难。

Excellencies，

阁下，

Today， we are taking another small step towards overcoming strife and animus.

今天，我们向战胜冲突和仇恨又迈出了一小步。

The commitment many of us have to advancing the culture of peace is informed by the remonstrance of the Psalmist to “turn from evil and do good； seek peace and pursue it，”or by the injunction of the Qu`ran that “there is not for man[to do] except that good for which he strives.”

我们中许多人致力于推进和平文化，我们的知识来自于赞美诗的劝导：弃恶从善，寻找和平并奉行和平；以及《古兰经》的教义：除了为之奋斗的美德，人类没有什么值得去做。

Holy books remind us that in creating mankind， God did not intend for us to be endowed with certain gifts and particular qualities， he created us “in His image，”so that we may humbly endeavor to come ever close to Him―to become more ethical， more just， and more self-controlled， but also more mindful of the Eternal， the “one thing necessary.”

圣书提醒我们，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主没有打算让我们只有特定的天赋和品质。他用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要求我们按照他的喜好变得完整，这样我们才可能会谦卑地盼望和他更亲近，变得更加有道德，更加公正，更加自律，但同时更加崇拜上帝。

The wholehearted embrace of the culture of peace would propel us forward， and help make still and tranquil the ways of the world.

全心全意地倡导平文化将推动我们向前发展，让世界的道路平静而安宁。

Excellencies，

各位阁下，

Amongst all the leaders and statesmen ever to walk through the doo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few have been quite like Dag Hammarskjold.

在联合国的大门走过的所有领导人和政治家中，几乎没有人非常像达格・哈马舍尔德那样。

I believe we may draw inspiration from the tempered words he once wrote， during his tenure as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我相信，我们能从他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写过的温馨的语句中获得灵感。

It is with them that I wish to conclude my remarks：

我希望用他的话结束我的演讲：

和合文化论文篇6

论文摘要:校园文化是高等院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健康浓厚的师范性校园文化是实现高师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整体、系统构建高师校园文化是实现高师教育教师职业道德和教师职业技能有机结合的新思路。

    高等院校的校园文化是高等教育机制的重要环节，是直接影响大学生成长的环境因素。校园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大学校园的每个人，因此，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是高等院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必备氛围。

    一、校园文化是高等院校的一道风景线

    校园文化是指各高等院校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反映着人们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上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一种团体意识、精神氛围。它是维系学校团体的一种精神力量，即凝聚力和向心力。生活在校园内的大学生、教师、管理者是校园文化的主要载体。

    高等院校是从地域上相对独立的教育社区，它既是一个教育环节，同时又是一个文化环境(即校园内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既包括教育者的主观努力，还包括更多的客观因素。它与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文化传统相联系，对人的成长既有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反面的影响，且与人的发展的一切方面相联系。在文化环境中，教育者—教师和管理者，受教育者—学生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互动、双向影响的，且两者都是校园文化的主体。校园文化环境的营造注重各学校的个性，指导各个学校形成有鲜明特色的、培养不同层次规格的各种人才。校园文化作为高等院校师生的校园生活存在方式，它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校园物质文化

    校园物质文化是人们对象化活动的一种产物。它既是高等院校校园文化的空间物态形式，又是高等院校精神文化的必需物质载体，是体现一定价值目标、审美意向的物态文化，是富有教育内涵的人文环境，可以起到控制行为、陶冶情操、启迪智慧的作用。主要有三种形态:1.环境文化:主要是校容、校貌。如校园设计、建筑群布局、室内外的美化、绿化等。2.设施文化:行政装备、教学设施。如办公设备、后勤设施、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等。3.方式文化:主要是传播精神文化的载体，如精心布置的教育教学场所，在适当场合张贴的标语、名言、名画，科学家、领袖画像等。

    (二)校园精神文化

    校园的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主体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群体心态。它是校园文化的核心。无论你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无论你是否有意识去构建，它都存在变化与发展着，它是学校长期的文化演变与发展中，对各种文化要素的选择、抽象、积累的文化构建，可以内化为学生内在的品格，从而形成理想化人格。

    (三)校园制度文化

    校园制度文化包括学生组织规章制度、校园校纪、道德规范。一切文化对其主体都具有约束功能，校园文化也是如此。校园规范文化可以对学校一切教育教学活动、对教师和学生进行全面科学管理，是树立良好校风、教风、学风的保证，良好的风气和氛围又必然对其主体产生约束和规范，从而使在这种氛围中的每个成员逐渐养成自觉意识和行为习惯。

    高校校园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一)自我教育性

    人是文化的载体，在校园文化中生活着的每一个人，既是文化所影响的对象，又是文化建设的主人，无论是教师、管理者还是学生，都是校园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受到校园文化的熏陶，使人产生心灵感应和人格升华。

    (二)渗透性

    校园文化作为高等院校所特有的环境力量，渗透于学校的一切活动之中，贯穿于各个方面，从学校组织的大的活动，到每个成员的交流，以及各自的形为方式中，均可见校园文化的影子，这就使它的作用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三)个性化

    不同的高等院校由于各自发展历程不一致，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校园文化，一般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不仅表现在不同学校之间，就是同一所学校的不同时代也具有了不同特色，使校园文化富于时代精神，校园文化的个性化导致各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各具特色。

    (四)多样化

    高狡校园文化在活动内容、组织形式、目标类型等方面都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活动内容既包括学术讲座、知识竞赛、科技制作、文学欣赏、电影电视等活动，也包括具有校园特色的闲暇娱乐，以及大学生在校园文化活动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群体氛围等。组织形式多样性体现在既有个人、小组、跨院系、跨校际的参加人数的多层次，又有学生自发组织、社团组织、学生会组织等多种多样的组织活动的部门层次。目标类型多样性体现在既有以满足个体兴趣需求的求知型，也有完善个体自身知识结构和提高自身能力的提高型。

    二、健康校园文化的感染力

    理想的大学校园文化包括良好的校园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浓厚的学术气氛、文明的生活方式、丰富的文化生活等。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对学生的成长有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且具有多种教育功能。

    (一)人格陶冶

    健康的校园文化对受教育者的身心产生重要影响，陶冶着他们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人格作为由观念、情感、动作等要素结合起来的而且与社会环境有关的行为倾向，来自于个体与群体的相互交往，来自于他人对自己的反应以及自己对他人的反应，来自于把社会作用内化的过程。校园文化正是通过个体与同辈和教师群体的交往，通过学生对学校情境中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的认识和了解，而形成一定人格。良好的校园环境、教师的人格魅力、知识的力量和真理的博大等都有利于陶冶学生的人格，因此良好的校园文化可以起到观念认同、心灵感应、精神升华的作用，有利于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引导、情感熏陶、意志磨炼和人格塑造。

    (二)开发潜能

    健康的校园文化具有开发学生潜能、提高学生素质的功能。校园文化包括了多学科的知识内容，广博的文化内涵，因而充满了丰富的创造活力，积极向上的开拓进取精神。大学生经过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和积累，科学研究精神的培养，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有力促进学生各方面潜能的开发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三)激励进取

    健康的校园文化可以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自豪感和责任感，激励学生向前人看齐、积极向上、努力进取，为学校争光。同时，它还能产生一种向心力，使广大师生行动与心理上有共同奋斗的目标。

    (四)调节生活

    健康的校园文化娱乐活动有助于避免学生学习生活的紧张和疲劳，保证身心健康，提高学习效果，调节学生精神状态，活跃学生生活、增添生活情趣。在娱乐的同时，可以开发学生的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道德情操，在娱乐中受到教育，从而产生一种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和人格升华，做到寓教于乐。

    三、高师校园文化的教师职业色彩

    高师的校园文化与高师教育活动密切相联。高师院校以培养人民教师、塑造人类灵魂工程师为天职，其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决定高师在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等一切教育活动中具有特殊性，形成了具有师范特色的校园文化。

    (一)高师校园文化的特殊性

    1.高师校园文化主体的特殊性。高师院校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必然要受到主体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它作为大学校园文化中的特殊体系，有其固有特征。高师院校的培养目标是人民教师，高师院校的学生是未来的教师，教师的职业角色决定了校园文化的主体之一—受教育者(学生)具有了特殊性。由于受教育者未来从事职业的特殊性，使高师学生对朝夕相处的教师有了更高要求。对教师的心理期望更高，教师被要求为为人师表的楷模，未来职业追求的榜样。教师的学术水平、敬业精神、价值观念、道德修养等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学生。因此高师院校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决定了高师校园文化的另一主体—教育者(教师)也具有特殊性。

    2.高师物质文化的特殊性。高师院校由于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决定了校园设计，建筑群的布局，教育科学场所的精心布置，人文景观的构建都无不体现出师范特色。

    3.高师院校制度文化的特殊性。高师院校的规章制度、校园风俗和行为规范等也具有特殊性，以保证形成优良校风，使学生的言谈举止、行为规范更符合教师职业要求，真正起到为人师表的示范作用。

    (二)高师校园文化的特殊功能

    高师校园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高师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相辅相成，而高师德育工作的核心环节是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因此高师校园文化不仅可以对高师学生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还具有进行献身教育的事业心、、责任感教育的“教师人格”教育功能。

    高师院校由于文化主体对未来所从事职业的特殊需要，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等方面要求更高，校园文化活动也更为丰富。具有师范特色的系列教师技能训练活动，教育家讲座、特级教师报告、实习基地的实践作用和具有师范校园氛围的校训、雕像、碑铭等，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教师人格、情操风尚、言行规范、素质水平等。

    (三)系统构建高师校园文化是实现高师培养目标，做到教师职业道德、职业技能相结合培养的有效载体。

    教师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培养相结合有利于有效实施高师培养目标。教师职业道德培养是职业技能培养的思想基础和依据，有了牢固的职业理想和信念，有了先进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刁‘有教师职业技能培养的动力，而教师职业技能的培养又有利于促进教师职业道德的培养，坚定教师职业道德和理想信念，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因此两者相结合培养有利且更为有效。

    高师校园文化建设应体现“师范性”，把强化教师人格的培养和教师职业素质培养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诸方面建设都应突出师范特色。

    高师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中各种组织、社团和群体的活动等一切教育活动共同作用，从而构成高师校园文化对学生的整体影响作用，这些活动在系统中应是目的一致，前后相联，指导思想相关。因此充分发挥高师校园文化的整体作用有助于实现高师的培养目标。

    1.营造物质文化环境，是系统构建校园文化的前提和保障。

   高师院校物质环境文化营造既要体现高等院校的学术中心地位，又要符合师范院校的办学特色。所以说，环境文化的营造既要体现出庄重、严整的学术氛围，又能体现青春活力和高雅的美，让人感到不同其他场所的整洁、朝气、幽静的学习氛围，表现出文化的气氛，文明的空气，促使人精神振奋、健康向上，为实现高师培养目标服务。校园设施文化如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运动场等校园公益设施、后勤服务设施等都要围绕环境育人这一中心，结合高师的培养目标、整体规划。校园方式文化主要是传播特定精神文化的某些物质载体，比如经过精心布置的教育教学场所，张贴在适当场合的标语、名言、名画，领袖、科学家、教育家的画像，有意义的碑铭、人物塑像等以师范特色为主题，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

    高师院校应加大投人，改善文化环境和文化设施建设，营造学生必要的活动场所，积极扶持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行和行为习惯，建设好与高师培养目标相一致的校园文化设施系统，为建设健康校园文化提供有效的物质保障。

    2.加强建设高师的精神文化是系统构建校园文化的核心。

建设高师的精神文化，集中体现在校风的形成上。校风既是学校的特色和风格，又是一个学校师生精神面貌的集中反映〔校风一经形成，对师生的思想、意志、品质、情感等发生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高师校风的形成，依赖于高师的管理者和领导者根据正确的教育思想和高师独特的培养目标，确定校风的内容，并纳人管理目标进行长期培养和引导。高师优良校风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主要包括以献身教育事业为核心的崇高职业理想，刻苦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态度，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民主平等、尊师爱生、和谐的人际关系，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

    要形成优良校风，首先，领导和管理者教师应有效发挥榜样示范作用，领导和管理者以身作则，教师为人师表，影响和推进高师优良校风的形成和巩固。其次，高师院校的领导不仅要起表率作用，还要积极倡导和强化优良校风的形成。第三，由于校风建设是综合、立体、全方位的，因此在校风建设时应注意领导作风、教师的教风、学生的学风建设，三者是校风的具体表现形式，只有建设好“三风”，才能形成高师优良校风。

和合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 化学化工 毕业论文（设计） 高校转型发展

在当前高校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实践教学在本科教学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作为综合性实践教学中最重要一环的毕业论文，对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和进行科学研究及训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然而，现阶段高校的毕业论文都安排在学生毕业前的最后―个学期，时间短、任务重，并且与考研及就业冲突，严重影响毕业论文质量。为此，我们对2011级和2012级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取得了―些卓有成效的效果。

一、目前化学化工类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一般安排在第八学期进行，有些指导教师自身科研实力突出，学生选题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可扩展性，有些教师有较深的工科背景及横向研究经历，学生选题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和深入研究的潜力。毕业论文（设计）所在的第八学期恰恰是学生联系就业的关键时间，学生往往忙于就业，无心论文，时间短、任务重，并且与考研复试、资格证考试、公务员考试冲突[2]。化学化工类毕业论文往往依托实验，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支撑，实验实践时间需求较大，导致很多课题刚刚获得突破就急于结题，有些课题还未优化结果就要撰写最终结论，一些很有潜力的课题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就随着毕业而被束之高阁。学生为了突击应付毕业论文工作，只好假题假做，甚至有些学生进行网上抄袭或者使用百度百科等网络文章拼凑成论文，有的学生找人论文，还有的学生直接改用本专业往届学长的合格毕业论文上交等[2]。这些做法不但使得学校安排学生写作毕业论文（设计）的培养计划失去应该的作用和意义，还浪费稀缺的教育资源，败坏学术风气。

二、针对毕业论文（设计）存在问题所做的探索

针对目前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所面临的困境，我院经过大量研讨和调查后，对毕业论文工作进行了探究。

1.毕业论文（设计）提前进行的探索

因为毕业论文环节放在第八学期，就业等原因影响了毕业论文的进度、质量，所以我院尝试对毕业论文（设计）灵活化处理，允许学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第六学期结束的暑期至第七学期开学前三周的时间段内申请提前选题，部分学生暑假即可开始进行毕业论文相关工作。考研深造的学生可以利用长达一年的毕业论文系统的进行系统的学术训练，化工设计类的学生可以将毕业论文工作和化工设计竞赛的准备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对于就业的学生则避开联系就业的关键时间。

在第六学期结束时，化学专业的学生已经修读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及相应的化学实验，已经基本具备处理化学问题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3]；文献检索、专业英语、毕业论文写作及学年论文更是为毕业论文工作的提前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第六学期结束时，学生提前进行毕业论文完全具备实现的基础。

2.毕业论文（设计）与实习相结合的探究

高校本科实习工作一般安排在第七学期进行，将毕业论文（设计）时间提前至第六学期结束的暑期的话与实习工作并无太大冲突，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部分学生提前进行毕业论文设计时间是第七学期开始，同时是本科实习开始的时间。这得益于我院的另一项探索即毕业论文（设计）与实习相结合的探究。我院与实习单位达成校外毕业论文（设计）合作教育协议，针对确定从事该行业的同学提供顶岗实习岗位。合作培养，共同指导学生的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学生可以在实习单位参与一线生产的同时，完成第七、第八学期的相关学业。

三、毕业论文（设计）所取得的成效以及问题

针对毕业论文（设计）施行的一系列的举措，我院很好地缓解了毕业季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毕业论文期间本科生参与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2011级和2012级毕业生共有241名成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李全良老师等指导的毕业生在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中荣获二等奖，两届所有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均取得合格以上的成绩。

总之，根据化学化工学院的实际情况，毕业论文（设计）提前进行的探索和毕业论文（设计）与实习相结合的探究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效缓解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中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较明显地提升了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

参考文献：

[1]肖鹏，康爱红，吴正光.提升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教学探索与实践[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9（10）：77-80.

和合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企业文化建设；问题；指导思想；方法

一、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理论与实践没有统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就是哲学理论和中国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企业文化建设同样要注重这种结合。

2.考察和分析没有结合。企业文化建设不仅要联系企业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还要结合企业发展的历史，分析中西差异。

二、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一）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就是把哲学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情况相结合起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坚持以它来指导，尤其是指导当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活动。只有把握好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才能在理论的指导下去正确的认识企业，去认识企业文化建设的规律，去更好的发展企业。

（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最重要的成分，它能反映出社会生产力的先不先进，文化的进不进步，社会的制度好不好，它包含了很高的追求，先进的追求，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是把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起来的，是有价值的理论。

在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只有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去引领企业文化的建设，才能牢固共同的观念，才能树立共同的理想，不但要打破传统的思想，还要不断地去突破创新，但这一切都是以实际情况为前提的，以实际情况为依据的，不是凭空捏造的，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企业的传统文化，借鉴西方优秀企业的优秀文化，也就是先进的文化，特别是要去引导员工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把握好先进的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和进步方向。

三、企业文化建设的方法

（一）调查与研究相结合

调查和研究是很科学和很实际的方法，企业文化建设就是需要这种很科学的方法，如果离开和脱离了实际发展情况，所得出的调查的结果，总结出的实践经验，就没有意义了。因此，要用科学的手段，有计划地去调查和研究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内容，总结经验，解决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新经验和新办法要适应当下的发展情况，必须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去完成很多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要建设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怎样去建设，怎样去解决这种企业文化存在的问题。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理论和实践是统一起来的，是不可分离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就是把哲学理论和中国发展的具体实践情况是相结合起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没有脱离现实的，是很有理论依据的，很有说服力的理论。在当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中，必须要坚持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企业文化的建设，这是由当代企业文化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在企业文化建设实践中得到的理论经验需要认真的去总结，去发现企业文化建设的规律，并在理论指导的基础上打破传统，得出新的结论，提出新的观点，做出新的发现，进行新的创造。

（三）比较和综合相结合

企业要在比较中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以它来指导，尤其是指导当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活动，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多方面的比较。通过比较总结出规律，有助于吸收和借鉴企业文化建设的精华之处，有助于更深一步地揭示企业文化建设的规律，有助于开阔员工的视野，启发员工的思想，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去研究。

四、结语

企业文化建设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具有现实意义和有价值的，它的目的在于建设非常优秀的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是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在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企业的传统文化，借鉴西方优秀企业的优秀文化，也就是先进的文化，特别是要去引导员工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把握好先进的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和进步方向。

参考文献

[1]章仁彪.企业文化建设问题[J].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7）

和合文化论文篇9

关键词： 和合学 文化价值 科学技术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能只停顿在怎样或如何现代化的方法、手段的论争上。方法和手段可以提出很多，但必须是实在的，即能解决现代化的现实问题。笔者提出和合学，就是试图思考中国文化在人类所面临五大冲突和西方文化及现代化的挑战下，如何作出一种回应，以适应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走向21世纪的实际需要。

一、文化战略构想的基点

从理论建构上看，和合学是关于21世纪文化发展的战略构想，它有这样一些立论基点：

第一、 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把握人类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趋势。由来已久的"中西之辩"，尽管历时一个世纪有余，但是至今仍辩而不明，论而不决。究其原因，除价值观的差异之外，也在于辩论的各方诸派缺少一种全人类的战略眼光，未能贯彻和合的人文精神。

"中"和"西"都是地域性概念，用"中西"标志并区分民族文化，杂染着较浓的地缘政治色彩。因此，无论主张"中体西用"，"西之中化"，还是主张"西体中用"，"中之西化"，都承诺了一个非人类文化的政治前提-- 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优势文化应当奴役、统摄并同化劣势文化。百有余年的"中西之辩"，辩来辩去，焦点是比较优劣，核心是优胜劣汰。

从和合学的人学角度和人学立场来考察，文化是标志人类生存样式．意义规范和可能发展方向及道路的整体性范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到的文化形态（类型），都有与全人类心心相印的人文精神。各民族的文化类型及其人文精神虽千差万别，但却是彼此平等的，都是人类文化和合体中的有机构成元素、因素。只要坚持这种人类的人文战略立场，贯彻这种和合人文精神，那么，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和取舍选择，不仅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而且有悖于人类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取向。

滤去"中西之辩"中的政治前提和地缘色彩，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来思考，"中西之辩"关涉到的主要问题是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中的冲突、融合问题。按照和合学的原理来看，东西文化作为存相，为对等两端，本身存在着冲突融合的潜能。这种对等冲突融合的潜能，在这两种文化未发生交流、对话、碰撞形式的关系之前，并没有的挥出来而各行其是，犹如阴阳对等两极。在未交合有，阴是阴，阳是阳。只有阳阳交合，"交感"、"交通"，才有冲突融合。在这里冲突意味着融合，融合亦意味着冲突。由于冲突、融合不断进行，才诞生一个新事物，即新的和合体。这个文化和合体，不是一次冲突、融合就能完成的，而是无数次持续冲突、融合的取向。

东西方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国际政治阶段的交流、对话活动有所别，这就是文化交流、对话更应该摆脱政治权利、意图的干扰，不应该扮演政治奴婢的角色，或经济附庸的帮办，而应该是平等的、互动的、互补的；同样，文化的融合与政治上的殖民、吞并亦有本质上的区分，文化融合是人类文化发展、提升的过程。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冲突、融合的过程，就是人类文化这一跨地域、超民族的文化和合体的诞生。

和合学以中华民族文化发世界化发展为空间性的战略基点，力求通过对各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的和合诠释，把握人类文化历史性冲突、融合的理路、脉络和取向。

第二、 立足现代文化的科技化发展，促成传统文化的创新转换。时起时落的"古今之辩"，从秦始皇以来，已延续2000多年。近代又伴随着"中西之辩"的走进了艰辛的理论道路和学术历程。由于价值观念上的极端化偏向，或偏向颂古讽今一极，或偏向是今非古一极，结果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对立。

从和合学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来考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民族文化和合体历史演进的两个历史阶段、两种历史形态。它们彼此相继，前后承接，按照文化进步的时间之矢定向转换。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近代演为"文化冲突"的大问题，实际上是东西方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冲突在中国文化系统内的射影。人们简单地以为西方文化是现代文化，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将地域性的政治对抗转换为民族性的文化冲突，进而转换投射为文化系统内的时间观念冲突。经过这样的运作，便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根本上不是创造性转换，而是取舍式的西化！

清除"古今之辩"中的政治射影和西化取向，我们不难发现，"古今之辩"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两个创造性转换：

一是变革生存世界中的活动方式，实现实践手段的技术化革命；二是变革可能世界中的思维方式，实现认知工具的科学化革命。

这两个创造性转换中的"不易之理"，就是意义世界中的和合人文精神及其人学价值原则。因此，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换，其最本真的战略意义，就是在坚持和弘扬中国文化和合精神的前提下，通过对认知工具和实践手段的科学革命，使中华民族跻身于现代文明之前列。

第三，立足20世纪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预见21世纪文化进步的逻辑进程。20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集中体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维度上。科学技术是20世纪人类文化的现实基础和集中代表。尽管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无约束滥用，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危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21世纪的文化进步，只能是现代科技基础上的新发展、新完善。这样，20世纪里那些科技欠发展或落后的民族和地区，在21世纪将面临更强烈挑战和更严峻的生存及发展的考验。

按照和合学的理论原理，元素、因素在和合体的结构地位和功能作用，取决于该元素、因素的实力状况、能量级别以及它对和合体的贡献水平。因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走在21世纪文化进步的行列，雄居人类文化系统的上位，就必须尽最大可能充实自己，尽量大努力拓宽自己生存和发展道路。尽管如此要付出很高代价，但对于民族的发展和人类的和平，是值得付出的。

在这一战略基点上，和合学批判那种不切实际的文化保守主义，盲目的科技乐观主义和颓废的科技悲观主义。保守主义不符合文化进步的历史趋势，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看不到人的创造智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文化走向21世纪的和合之道，在战略上是积极进取的，不是消极保守的；是理智抉择的，不是盲目冲动的。

后两个战略基点是时间性的，它们的共同宗旨在于，通过对民族文化内在人文精神的和合创新，驱动全民族的创造智能，牵引中国文化快速转入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高速公路，结束科技欠发达的现状，在21世纪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人类文化和合体内最夺目、最辉煌的部分。

和合学对21世纪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的战略预测，既是和合学原理合乎逻辑规则的实践运用，又是和合人文精神合乎价值准则的理论选择。它的主题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人文和合精神；光大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人学与和合理想；瞻望人类文化智能化、和合化和信息化的和合前景。实现这三个宏大的主题，和合学必须转换自己的功能角色，实现从文化价值观到文化方法论的转换。

二、价值度量与智能创造

和合学能否成为一种严谨的文化价值理论，进而升华为文化价值哲学、一般价值观与方法论，从元理论与元逻辑角度讲，主要取决于和合学能否为自己铺垫一块坚固的理论基石，凝结一个踏实的逻辑核心。笔者认为，和合哲学的理论基石或生长点、逻辑核心和枢纽工程，当是与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整体对应，学理际进，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和合价值学。

和合学的立言宗旨，创学标的，是为了化解20世纪人类文化系统内的价值危机和冲突，进而设计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战略之道。因此需探索文化价值和合这一跨世纪的全球性问题。和合学的理论源泉，精神沃壤，是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人文和合精神。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是和合学永远得以滋润和哺育的源头活水之一。依据现代学术通行的逻辑惯例梳理中国文化系统的价值和合，并对其进行创新转生，和合学理论开拓才能获得一个逻辑支点。和合学要化解的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危机，实际上亦是价值危机的表现形式。生态危机与人类掠夺和征服自然生态系统这一价值观念相联系；社会危机、人际危机、心灵危机，都与价值危机与冲突相关联。和合学能否化解五大危机和冲突，就在于和合学能否创立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并据此理论解决人类文化价值系统日趋严重的危机和日益激化的冲突。笔者在专著中提出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中心价值，就是创立这种价值观的尝试。

从论证陈述的角度讲，从逻辑结构论到价值和合学，可能需要两个必要的理论过渡环节，即价值度量理论和智能创造道路。

第一、价值度量理论。价值和合中的悖论，在二元分化的定性水平上是无法消除的。除非承诺一种尽善尽美的绝对本体和一个全智全能的无限主体，才能保证为善去恶的价值选择是当然而必然的，否则就会陷入善恶无限冲突。价值和合中的悖论，只能在多元分维的定量水平上得到解决。

从度量理论出发，价值范畴本是量化概念，"作价多少"、"量值多少"等。首先是价值的标量测度，然后才是价值量的分类定性。比如汰劣与择优中提出的公平、正义、合理和真实、完善、优美等价值观念，都具有量化特征，都是可度量化的。道德行为不都是要么善，要么恶；而是完善程度有高有低。完善程度高的道德行为，更接近至善理想；反之，更接近邪恶极端。传统的价值观念过分强化了价值的定性特征，结果导致了在价值的两个极端点上手舞足蹈，二难抉择的逻辑假相，或称价值不相容冲突假相。

和合从度量理论考察，意蕴着价值量的代数运算，类似于算术中的加和法，数学中的集合法以及分析理论中的积分方法。和合是度量化价值空间中思维逻辑演算，是范畴逻辑结构的工具化、流行化。善恶作为道德行为的两个价值度量值，区别仅在于标值的性向相反，是完全可以和合演算的。例如：依据某种价值度量标准，某人一生中所有行为的道德价值分量为：善值为（+100），恶值为（--30），那么，他的道德价值和合量为[（+100）+（-30）=（+70）]，即和合为善值。

在价值领域引入度量化处理技巧，建立和合化逻辑演算，理论上有其长处：

1． 对以往哲学而言，和合学的价值度量理论有效地批判和克服了传统价值哲学对价值绝对化、实体化、极端化理解的偏颇和人为制造的价值二元对待和不相容选择假相，恢复价值范畴可度量化、可和合化的本来特征，为价值观念的创新铺好逻辑道路。

2． 对和合哲学自身而论，价值度量理论能够有效地解决和消除和合学中的一些悖论，使和合学的理论水平、逻辑化程度得以提高。比如优劣和合悖论的产生原因，是在于将优劣实体化，误以为优质与劣质是两种不同的实体元素、因素。基实，优劣是同一实体元素、因素的两种相容的度理特征。同一实体元素、因素对于低级标准而言，会是优质的；但相对于高级标准而言，则可能是劣质的。又如同异和合悖论的产生原因，是在于将同异关系单一化、绝对化。两种实体元素、因素的同异关系，取决于甄别同异的尽度之大小。小尽度上的同质关系，在大尺度上是异质的；大尺度上的同质关系，在小尺度上可能是异质的。如以社会文化为尺度，人类与动植物殊异，无等价交换关系，难以平等地和合为一体；如以细胞单元为尺度，人类与禽兽草木无异（皆属细胞和合体），可以等价交换，利用遗传工程杂交和合；如以原子结构为尺度，人类与万物平等，没有任何尊贵性可言。《庄子》与名家学派深谙同异关系上的大小度量道理。如庄子的"万物齐一"与"肝胆楚越"，惠施的"大同异"与"小同异"，《墨经》的"同异"说等。

第二、智能创造道路。价值空间的危机或阻碍，意义世界的悖论或冲突，真正得以解决，在价值度量理论中是难以彻底实现的。根据《新人学导论》中关于"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②（包括价值与意义的创造）的公理化约定，只有通过智能创造道路，人类才能消除价值危机和意义冲突，达到和合境界。

人类的创造本质，就目前的理解水平，可以归结为智能创造，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事实上，原典佛学最重智能创造。儒家孔子的"仁且智"（仁为"克已复礼"的行为能力，"克"可训为"能"）；孟了的"良知（智）"与"良能"；荀子的"有所合谓之智"，"能有所合谓之能"③；《易传》"乾以易知（智），坤以简能"④；《中庸》的"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⑤，仁勇属能，知即智。都注重人类智能的创造性品德及其文化开发。宇宙本来没有价值空间，自然本身不存在意义世界。价值空间与意义世界，是人类智能创造活动的文化结晶。只有在这里，和合效应才是基本的。价值可无限加和，意义可无穷迭合。价值加和与意义迭合，又是在智能创造实践中实现的。

智能创造道路要注意保证价值空间内的加和效应沿正则方向连续增益，防止价值空间的加和效应反变、顿断或减损、停滞，要注意确保意义世界中的迭合效应沿生成方向无限连通，防止意义迭合中的阻碍、坏死、荒诞、虚无等现象发生。

智能创造道路将创造功能限定在人类价值空间和意义世界内。以防神灵创世纪论、自然创生论等泛创世论，使人类智能创造范畴人文化、价值化、科学化。

三、和合学与科学技术

科技史上的综合与分化并行构成内在和合机制，科技与人文的和合历史及其现代危机，科技内在的和合精神是最高水平的人文精神新生态。传统人文精神必须在科技革命中涅 化转生，更新媒体。

（一）和合是科技发展的内在机制

和合学与20世纪的科学技术有两个基本的关系：一是和合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机制和人文特征；二是现代科学技术是和合人文精神向更真、更善、更美水平发展的全新基础和既成前提。

古代科学技术，是东西古代人文实践和合的文明结晶。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综合了古埃及的土地测量技术思想，三角运演方法，以及古希腊的思辨自然哲学，概念辩证法。欧氏几何公理的普遍有效性支撑了西方古典哲学本质研究。当非欧几何出现后，便否定了欧氏公理的绝对性，使现象背后唯一绝对本质发生了动摇。这样，现象后面并不存在一个不变的永恒本质。每一个现象都得自己确立自己背后的本质。

托勒密的天文学综合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希腊的天文观察资料，历法编制技巧，于公元140年的《天文学大成》中系统地、定量化地提出了地心说宇宙论模型。他巧妙地运用本轮--均轮体系，获得与当时观测一致的计算结果和宇宙论哲学假设。然而到了中世纪，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却被教会用来作用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支柱。

中国的《九章算术》集秦汉以前丈量、测度、运筹、方程等等思想和算法之大成。九章即：方田--土地测量；粟米--计算粟米饭的比例等；衰分--各比例计算，如劳役、租税、产品如何按比例分配；少广--生活中方程算法；高体--体积算法；均输--如何公平征科；盈不足；方程--生活中方程算法；勾股。 些数学都有自身特殊的具体内容，并发现了数与数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吴文俊认为，《九章》机械化数学，将重新焕其光芒。

中国作为农业社会，对于天文历法特别重视，据《史记》记载："盖黄帝考定星历"⑥。《索隐》引《系本》和《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纶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⑦。黄帝组织了占日、占月、占星气律吕、算数以及造历，容成综合这些观测天文的资料，以算数的成果而制定了《调历》，（可能是《黄帝历》）。《汉书》记载：先秦有六历，"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⑧。秦统一中国后，曾采用《颛顼历》。

中西古代天文历法算数方面的科技成果，都是中西古代人文实践活动的科技珍品。

近代科学技术是近代人文解放运动的历史产儿。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主义的弘扬，解放了人的创造智慧与发明才能。牛顿经典力学和瓦特等人的蒸汽机技术，都是高度综合的产物。比如牛顿是伽利略、笛卡儿、刻卜勒、哥白尼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运动三定律及万有引力原理。运动三定律的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性质比较明显；万有引力原理扩展为天体运行动力与运动轨道形成的研究；并通过比较方法，测量诸天体的质量及相互间引力大小的数据；他还证明了以数学表达方式出现的万有引力的普适性，以及推测地球的两极是扁平的。后来求得地球扁率为1/334，与牛顿理论推算近似⑨。人文主义与近代科技，是西方近代文化进步的两个冲突融合难分的方面。

中国近代文化人文启蒙思潮的流产，以及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失落，从反面实证了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冲突融合的关联。

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人文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观念的、民族的原因等等，错综复杂。就狭义的文化原因而言，是地缘政治论，人种优劣论和文化中心一元论，以及殖民主义观念等等。伴随两次世界大战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消除战争，保卫和平，克服落后，共同发展的人文文化的努力结果。尽管从局部的动机、暂时的情况看，似乎现代科技是战争的帮凶，先进剥削、压迫落后的手段；但从整体的趋势，长久的效果看，现代科技的不断革命和不断跨国界的发展，已将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连结成为一个生死与共、荣辱相关的利益和合体，使全球性战争和倒行式的衰落得到一些遏制，并终将被彻底清除。

生态、粮食、人口、资源、环境等全球性危机，与其说是科技引起的，不如说是科技发现的。事实上，即使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农耕文化时期，亦已引发了土壤沙漠化、植被森林破坏，动物群落退化等地域性、局部性的生态危机、粮食危机、人口危机、能源危机都见于史书记载。将全球性的生存危机完全归咎于现代科技，理由是不充分的。导致当前各种危机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它与人类由来已久的传统价值观念，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不无关系。人类依赖自己的创造，发明了高科技，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丰富的物质文明，也导致了负面效应的各种危机。化解各种危机，也只有依靠人类自我创造，通过现代科技，从根本上转换人们的错误价值观念与不恰当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平共处与协调发展。这是因为，要使人类与自然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就必须真实而系统地把握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实践法则，把握自然生态平衡的约束条件和人类文化进步的可能道路。没有高度发展的现代科学理论和高度完备的现代技术手段，就不会有人文精神的更真实、更完善、更优美的和平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形式，又是这一活动形式的和合产物。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是人类文精神价值规范和行为选择的结果。科学技术的滥用，显示了人文精神的分裂和病态。对科学技术的厌倦、反感、担忧、悲观，甚至愤怒、仇恨，亦反映出人文精神的虚弱，不健康和不完善。

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冲突融合而和合机制，有两个必要的方面：一是科学技术理论的诸原理、诸学说和诸规程合乎逻辑创造性和合；二是科学技术活动的诸要素、诸方面和诸规范合乎价值的创新性和合。

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这两个方面是不平衡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完成第二个方面的创新性综合。相反，杞人忧天式的忧患，是人文学者无能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二）科技是和合精神的现代体现

人文精神生生不息，但其媒体历经历史更替。宗教神学、伦理道德为人文和合精神的古代形态；科学理论、技术工程为其现代形态。中间以近代宗教革命、道德启蒙为联系环节的发展枢纽。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合人文精神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古代的人文精神是通过哲学、宗教神学或伦理道德表现出来的。在古希腊人看来，在具体现象后面有一个抽象的存在，比如桌子、人的后面有一个抽象的桌子和一般的人。桌子人是具体项，如各门个体科学理论。在各门具体科学之上，应有一个统摄各类现象的东西，即一切理念的理念，一切科学的科学，这就是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或具体学科之上。对形而上学作理性理解的是哲学，作超理性的理解是神学。哲学与神的互补，构成了西方的宇宙观和人文精神。

在中国被奉为六经之首的《周易》说："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朱熹诠释说："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⑩卦爻阴阳是形器的现象层面，形器现象的后面是所以为形器的形而上之道或理。然而，儒、道、墨、名、法、阴阳各家各派以及佛教，各有其道。各家各派冲突、融合，构成了中国的宇宙观和人文精神。

近代的人文精神，是通过宗教革命与人文启蒙来解放自己的。西方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冲突互补，人文主义得以发扬。人文主义者承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关于发展人的才能思想，发展世俗化的人文科学，以便取代宗教神学。他们在语法、修辞、诗学、历史、道德、哲学等方面宣传和发展人道精神，表达新兴市民阶层的愿望和利益；他们以个人主义和世俗主义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和来世哲学；以人性、人道与神性、神道主义相抗衡。高扬以人为中心的革命，歌颂、赞美人，以针对宗教神学。18世纪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有两种类型：一是以英、法、俄和德国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属经验型的人道主义；二是以德国、荷兰的思想家为代表的理性型的人道主义。但他们均以人性人道反对神性、神道主义、倡导自由平等、博爱、权利、尊严、价值等。

现代的和合人文精神，是通过科学理论革命和技术工程革命来自我批判、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20世纪的和合人文精神，渗透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之中。从思维方式上看，它集中表现为相对论的宇宙观、量子论的结构观与系统科学的关系学说之中。从实践方式上看，它主要体现为遗传学的生命工程、信息论的知识工程与智能科学的智力模拟之中。离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而别谈所谓"人文精神"，只能是对时代精神的误解。

正因为现代科学技术是和合人文精神的现代体现，和合学原理的实践运用便集中探究和合自然科学、和合伦理学、和合人类学、和合技术科学、和合经济学、和合美学、和合管理学以及和合决策学等领域中的人文化和合方式及其发展趋势。

（三）人文精神的科技奠基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长期被囚禁在"经学"之中而不能开放，开放也不能转生。转换新的媒体必须落实到现实生活，用现代科技为其奠基，这是中国和合人文精神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合学原理实践运用的现实使命：一是尽现现代科学技术内在的和合精神及其人文价值；二是转生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和合理想，使其健康发展。

在20 -21世纪之交，人类文化处于转基时代。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文化形态，其文化价值观念，是与宗教神学的教条和道德形上学的准则分不开的，有的就是他们演绎下来的直言命令、绝对理念，真如本体。从形式上看，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是绝对的、永恒的，以及"万古不易"的"天理"、"良知"或"律令"。实质上是将人异化，使人成为价值理念表现自己的工具，异化成为天命义理施展权威的场所。

和合文化论文篇10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一度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关注点集中在中国文艺学科的方向、研究向度的拓展、理论资源的吸收以及本土化和民族特色的确立等方面。由于知识结构、学术立场的差异，围绕着这些关节点产生了不同的学术理念，诸如关于现代文论话语系统建立的“体”“用”之辩，针对传统文论价值评价的“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的对立观念，“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文艺观的分歧，主张恢复“内圣外王”传统的新儒家思想的复生，以及国学热、“新保守主义”复兴等等。虽然不同的学术观念之间肝胆楚越，但贯穿学科发展的主线却始终未变。有的学者指出：“现代文论的建构，它来自三方面的组合：一是引进外来文论，主要是西方文论（包括马列文论）；二是吸收古代文论；三是将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践经验提升、总结为理论。”（陈伯海：《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P433）。不可否认，上述类型的理论实践为学科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但也仅仅是为学科发展的前景扫清了道路而已。究竟学科是否能够发展，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发展的过程是否会产生突变，以及能否对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和控制，尚需学者们对此作出踏踏实实的学术努力。党圣元先生的新著《返本与开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正是在此方面进行努力的难得的成果，该书从学科建构的高度，从宏观上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话语言路进行了梳理，并从微观上进行了相关的个案研究。

二

党圣元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一个历史过程，现代转化的文化价值目标是重建当代文论话语系统，其核心是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转化，现代转化则是在现代阐释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选择”。在此基础上，他不仅从学理的高度上明确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研究对象，还从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特殊性出发确立了方法论的选择，点破了传统文论的阐释方向和理论价值。

长期以来，囿于西学的强势影响和理论视野上的局限，中国现代文艺学科自确立以来便表现出了严重的水土不服。由于缺乏可资学科理论创新的文化基质，学科建设片面地依靠西方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致使中国现代文论体系在内在结构上失去了话语更新的能力。另外，由于哲学基础的匮乏和理论生成的文化语境的缺失，使得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对西方文论观念、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形成了依赖性。无论是在宏观描述上对学术理念的把握，还是在微观研究中对具体文本的批评，理论上片面的逐新求异成了判断学术价值的圭臬，在研究对象的阐释和评价，以及理念与方法的选择与确立等方面仍旧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在学科发展中对传统文论的阐释和评价问题。采取客观的历史角度，还是主观性的当下角度（当然，这些角度的选择也只是相对于一定的研究对象来说的），仍然值得商榷。学科视角的选择直接影响着研究范围的界定、对象的选择以及最终的阐释效果和评价标准。党圣元认为，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传统文论生成的语境的缺失，导致传统文论在现代转换中的合法性危机，当代文论在话语言路上也很难承继传统文化中的批判性；西方文论遮蔽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理论价值。文化认同感的丧失加剧了话语权的失落，因此，正确对待传统文论并予以合理的阐释就显得尤为关键。其次，在学科建设中关于方法论的选择问题。冯友兰曾就中国哲学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照着讲”和“接着讲”。这种方法论的选择，也可以用来处理中国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断裂与综融的复杂关系。在这一点上，党圣元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照着讲”和“接着讲”的问题不应该截然地对立开来，他认为中国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的断裂与隔阂不但必要，而且对于现代文论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正是在断裂的基础上，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的融合，才能为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现代文艺学科的建设需要以当代文化氛围、时代精神、审美趣味和思维范式为依托，生成完全本土化、民族化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论，来促进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

需要强调的是，该书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在传统文论研究中该选用什么样的方法，既可以对传统文论进行本土化的阐释，又不为西方文论的体系所局限。“我们这里强调回到原典，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体认古代文论自身所独具的认知方式、话语类型、生存样态和知识宗旨，为面向未来的古代文论研究和学术创新建构一个可靠的理论平台，以期在可能性的古今中西参与交流中，实现‘现在视界’与‘过去视界’‘中学的视界’与‘西学的世界’的融合，使‘大文论’建设的构想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这段具有学科综述性质的概括，不仅解释了本书的理念和方法论产生的文化基础，还表明“大文论”观念，不但可以作为传统文论现代转换中的理念和方法论，而且可以由此确定它产生的知识氛围、文化语境和理论背景。因此，应该避免将“大文论”观念简单化为吸收、调和诸多理论冲突的皮相之见。“大文论”观念的产生和应用，有着明确的哲学基础和批评实践上的理论界定。这是党圣元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的重建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解决而作出的努力，也是其独创性的学术贡献。“大文论”观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了新的思路，还使得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展现出了新的面相。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的断裂和融合，西方文论体系对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的影响和制约，以及如何重建具有本土化、民族性的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等诸多问题，都可以在“大文论”观念的统摄下具体展开。

如果说“大文论”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作出的宏观思考，“返本”与“开新”则可以称为古代文论当代阐释过程中在器物层面上本体性阐释的具体应用。党圣元强调，“在传统文论的研究中，应充分尊重中国思想文化上文史哲合一的学术大传统，在还原的基础上阐释和建构中国传统的‘大文论’话语体系”。正是因为“大文论”观念与传统的伦理、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同生共长，才能为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以“返本与开新”来为本书命名，亦是为了突出这一意旨。可见本体性阐释观念的确立，不仅要求衔接传统与现代间的文化断层，调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观念冲突，满足理论本土化的价值吁求，更是为了在“返本”的基础上，以当代视角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文化事件、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对传统文论加以体认。也正是基于这种哲学基础上的认识，吸收传统文论话语中具有生命活力的创新因子来建构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也许可以为现代人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和文学困境，找到一条可行的解决途径。同时，这也是跨越断裂，抹平鸿沟，衔接好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理论节点。只有在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断裂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语境与理论基质间的综融和“开新”，才能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的重建和创新能力的生发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由此来看，在这里“返本”与“开新”已经具有了新的哲学基础，而不在局限于新儒家调和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价值冲突的学术立场，同时，这也奠定了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当代阐释的方法论基础。

三

立足于文化通观意识，党圣元提出用“大文论”观念来指导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在理论上它具有如下特点：在学理上要求“返本”与“开新”相结合，在方法论上则是以本体论的阐释学为基础综合宏观描述与微观范畴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因此，在“大文论”观念下对中国传统文论所做的当代阐释，无论是在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上，还是在对文化事件、时代精神的回应上都表现出了足够的包容性和完善性等特点。

从学理层面来看，中国文艺学科的建立是在从西方文论观念、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价值趋向借鉴的过程中创立起来的。因此，中国现代文论在理论基质上先天就面临着本土化、民族性和创新能力匮乏的普遍问题。其根源不仅在于过分依赖西方的文论体系，把它作为中国现代文论的框架，还在于这种理论框架成了裁剪中国传统文论的圭臬，不符合此框架的古代文论资源则遭到了舍弃。党圣元认为，在梳理中国现代文论话语言路的时候，可以合理地借鉴西方文论的体系，但是并不能忽略传统文论自身的“潜体系”（独立的话语系统和价值趋向）。“以西方文论的学术范式、理论框架、概念和观点及问题域来选择，对中国传统文论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这势必会造成对古代文论自身‘潜体系’的遮蔽，现在最为关键的问题恰是这种学术方法在知识和思想方面是否具有合法性。”由此可见，党圣元在传统文论的研究中，所主张的学术理念始终是建立在传统文论资源基础上的。他在注重培养中国现代文论话语民族性的同时，并未对西方文论予以全盘否定，而是在对本土化知识困境反思的基础上，对西方文论观念加以批判、吸收（关于这种学术理念产生的哲学基础，党圣元已经在“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的阐释和评价中做出了说明，这里不再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