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8 14:20:16

国内经济

国内经济范文篇1

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一)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指通过何种方式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即怎样合理安排社会生产中的各种要素,使国家经济增长持续稳定良性发展。虽然我国一再申明要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便使我国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可持续发展存在一些较为调和的矛盾,使得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难以摆脱粗放型增长的阴影。

(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1、我国经济增长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存在的冲突在我国,只要谈及经济增长,必定是月增长率、上、下半年增长率、年增长率、GDP等具体数据的陈述,由此可见我国对经济增长总量,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意识的欠缺。从实际来看,我国政府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快速发展,而疏于对环保、节能与产业结构等问题进行统筹考虑。同时,政府出于对政绩的考虑,期望借助不断上涨的经济增长率来彰显领导者作出的努力,而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的短视行为。我国企业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虽然也认识到环境、资源等问题,但受利益驱使,很难自觉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规划企业的经营管理。我国普通民众则认为自身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难以产生有效影响,很少从自身利益出发,抵制政府或企业一些破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从而造成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2、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受我国现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忽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低利用率,对我国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地方由于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已经在地下形成空层,一旦出现较大的震荡,都有可能导致“人造地震”发生。另一方面,企业生产中排放的废弃物、污水不经严格处理直接排放,对水资源和大气质量产生较大危害,在大部分农村已经没有能够直接饮用的地下水,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位居世界首位等,诸多的环境问题,使得我国已经丧失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3、经济增长方式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在我国现行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下,我国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缺乏科学的规划,导致一旦出现部分农产品价格过高,政府慌忙采取措施抑制,而部分农产品无人问津,农户做垃圾处理,造成农业产出极低。第二产业的工业发展,多集中在能耗高、污染重的重工业,节能型的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尚未形成一定影响,造成我国较大的环保压力。第三产业的服务业,不仅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基本上属于低污染或无污染产业,需要进一步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

二、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困难

(一)我国必须尽快进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落实我国可持续发展观的需要从目前来看,我国经济的高投入尚能获得回报,取决于我国人力成本的低廉。据专业人士估计,我国到2025年将丧失人口红利优势。如果继续保持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的经济更高投入可能换来负收入,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将面临停顿。基于此,我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旨在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节能、环保、新能源技术的开发,推行循环经济,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应对我国资源日益枯竭的必然选择从我国的资源、能源等的现实条件来看,我国资源能源日益枯竭,如果继续以高能耗、低产出,高投入、低收入的方式进行发展经济,我国的资源、能源供应将会产生更大的缺口,如果资源、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可能导致我国丧失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因此,面对我国资源现状,我国不得不考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防经济发展陷入困境。3、世界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压力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他们深知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危害。因此,很多国家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为了使我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不致被孤立,我国积极响应低碳排放的要求,采取措施应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压力。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面临的困难1、环保治污推行不力我国环保部门的基础较为薄弱,在环保治污方面不具权威性,导致环保部门在排污治理中难以发挥相应的监督作用,呈现出治污排放的推行弱效。一方面,环保部门出于底气不足,不敢对企业处罚较重,很多企业对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置之不理。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为了降低违规成本,通过托关系或贿赂的行为,使环保部门难以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和条例执法,造成环保治污难以得到真正的推行。2、企业的资源利用率较低我国企业的资源利用率较低。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钢铁、电力等支柱产业的产品单位能耗高出约40%,企业工业用水的再利用率低15%-25%,矿产品的总回收率低20%等。企业对资源的“自杀式”利用,一方面由于我国企业的节能意识较差,认识不到浪费造成巨大损失。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工成本低,使得企业在高能耗条件下,依然可以赢得可观的利润,使企业很难从主观上采取节能措施。3、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较为困难企业受利益驱使,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很少考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国家也是如此,在经济高速运转的情况下,政府也会被经济增长的现象所迷惑,而很难真正下大力气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为经济增长方式的难以转变埋下了隐患。从美国次贷危机的诸多名企的倒下来看,稳健发展之下的隐患,造成的危害可能是致命的,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该以此为戒。

三、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推行循环经济,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政府应该严格对企业行为规范,促使企业在建设或生产时,必须建立相应的配套环保措施,对“三废”进行合理的再利用;促使企业在资源开发时,提高综合利用率,同时制定详尽的生态恢复方案等,确保形成循环的经济发展机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农产品的区域特色,加大工业环节对节能降耗产品的投入,积极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改变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发展节能产业,促使企业加大技术投入国家应该加大对新型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开发,通过新能源的经济效益示范效应,使企业从中感受到节能带来的可观效益,自觉投资新能源产品,或者在生产中加强对节能产品的应用。并使企业从经济效益考虑,加大技术投入,开发节能新工艺、新技术或能源的循环利用方法,有效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同时也使企业在节能实践中,节能观念得到不断强化,从而形成企业至上而下的全员节能意识,构建节约型企业,实现企业由高能耗、低产出向高产出、低能耗转变。

(三)建立环保治污的监督体系加强环保治污的宣传,在全社会形成环保治污理念,促使公众自觉对企业的三废排放进行监督。环保部门应该建立治污信息系统,对企业三废情况进行适时监控,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建立政府责任人负责机制,由专人负责对环保部门进行监督,一旦环保部门对企业监管不力,责任人应及时上报政府领导,给出处理意见。如果企业的三废不达标排放,造成严重的污染,负责人将承担连带责任。

国内经济范文篇2

总理在最近欧洲之行中提到,中国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动用外汇储备刺激国内经济。但他也强调,外汇储备只能用在国外。这些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矛盾,其实不然,只能用在国外的外汇储备也是可以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但是,在提出外汇储备支持中国经济的具体途径之前,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几个关键问题,让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待最近围绕外汇储备使用而进行的争论。

外汇为什么只能用在海外?

首先,外汇储备是央行的“对外资产”,而不是财政部的资产。一方面,外汇储备是央行的负债。这是由于,外汇储备是央行通过发行人民币,从企业和个人手上按照当时的汇率“买”回来的。企业和个人愿意用当时的汇率换出外汇,央行随时要把外汇兑换出去。另一方面,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外汇储备表现形态是“资产”。任何时候动用这些外汇,在国际市场上应该具有银行发出的人民币等量的购买力。由此可以看出,外汇储备对内是央行的负债,对外是央行的资产,不能像4万亿那样作为财政收入,通过政府支出直接投入中国经济运行。

那么,是否能由央行来投放呢?这就涉及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进入央行的外汇储备要转身投放国内的经济运行,一定要再转换成人民币。但是,央行的外汇储备再换成人民币进入经济运行,意味着二次兑换。假如汇率是1美元兑7元人民币,第二次兑换以后,相当于2块美元换出14元人民币。二次兑换带来两个可能的结果:如果维持汇率不变,两个7元钱都要兑换一个美元,结果就会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生一些亚洲国家外汇储备几近告罄的货币危机。如果汇率变化,变成14元人民币兑换l美元,结果就是人民币大副贬值和严重通货膨胀。

而且,如果可以二次兑换,就可以三次兑换、四次兑换,这种外汇重复兑换行为与央行印钞票没有什么区别,每次兑换都相当于央行发出以当时汇率计算的等量货币。如果经济形势恶化到要靠印钞票来刺激经济的地步,也用不着转弯抹角玩外汇兑换的游戏,直接像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先生说的那样,从直升飞机上撒钞票就行了。

直接把外汇用在国内的误区

最近,有建议从近2万亿外汇储备中发1万亿给老百姓,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个做法是行不通的。如果老百姓把外币换成人民币在国内消费,1万亿外汇又回到了央行,2万亿外汇没有变化,但是,央行同这1万亿进行了二次换汇,多发了等价于1万亿美元的人民币。而如果老百姓把外汇拿到外国消费,首先没有直接刺激中国经济的作用,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少了1万亿美元,央行却已经等价发放了2万亿美元的人民币。结果与第一部分讨论的一样,不是货币危机就是人民币贬值和通货膨胀。

还有建议说政府可以到海外市场上去购买消费品,然后免费发给老百姓。首先,这一招与刺激国内经济无关,如果进口一般消费品,还可能打压国内市场。同样的是这样一来,外汇储备也减少了1万亿,而央行已经等量发出了2万亿美元的人民币,给国内经济造成的后果与上面的建议“殊途同归”。

有观点认为,央行只要不发票据对冲结汇的人民币,把外汇再兑换成人民币用在国内不会增加流动性。这是一个非常似是而非的说法。央行发票据对冲的是已经发出的并已经在经济运行中的货币,目的是减少这些货币再创货币的能力和乘数效应,与二次兑换产生新增货币发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央行的票据发行对央行的外汇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2万亿美元与等价的人民币的债务关系没有改变。但是二次兑换以后,央行外汇资产负债表上的2万亿美元对应的人民币债务就增加一倍,仍然逃不出货币危机和人民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命运。

曾经有观点认为,我们把外汇储备投资海外,这些钱又通过外国机构转投中国,外汇储备还是回到国内来,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直接投资中国呢?这种说法看似很有道理,实际上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投资在海外1块钱是一块钱的外汇储备,当外国人将这l块钱的融资再投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又增加了1块钱,而原来投资的那1块钱仍然是我们的外汇储备,我们现在有2块钱的外汇储备。这与我们自己把1块钱的外汇储备兑换两次是完全不同的。如何将外汇“用”在国内?

总理提到用外汇储备支持经济,是从中国经济实力的角度,从中国存在调控空间的角度,表示中国政府应对危机恢复经济的信心,也说明中国的经济没有到要靠印钞票的境地。接下来的问题是,外汇储备如何支持国内经济增长呢?

首先,较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可以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中国累积了全球最高的外汇储备,使中国具备较强的支付外债和其他正常外汇需求的能力。在当前危机时刻,对于稳定外国直接投资,防止资本大规模流出是非常重要的实力保证。

其次,较大的外汇储备可以通过推动进口增长来拉动国内的投资增长。可以通过企业向银行贷款,然后换成外汇后用来购买国外技术和机械设备,特别是在环保和能源领域的国外技术和机械设备,最后形成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直接的拉动作用。如果能够进口一些对环保和能源有效使用方面的技术和设备,不仅拉动中国经济,也是对全球关心的环境保护和气候变暖问题的积极回应。

中国增加进口,对于出口国的经济是有利的,是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贡献。只要一些国家能够解除一些技术和产品的出口限制,相信中国的进口需求可以对出口国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做更大的贡献。

另外,的讲话提到对农行的300亿美元注资,这笔注资是对国内经济的更直接支持。农行是最后一家没有上市的国有大银行。如果能在此关键时刻,通过注资,完善内部的风险管理体制,提升经营管理的能力,无疑将增进中国银行业的进一步稳定,同时在刺激农村消费增长,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农民工就业,以及加快农业生产的集约型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国内经济范文篇3

一、降低外贸依存度,有效扩大内需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的共同拉动,尤其是出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伴随着此次经济危机而生发的国外市场的变动使我们意识到,过分依赖国外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缺乏灵活性、多样性,甚至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一旦国外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中国的多数企业就会面临着产品滞销、工厂停产甚至破产倒闭、工人下岗失业的危险。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商品以及服务的国内市场是庞大且有巨大潜力的。在当前的金融危机背景下,有效拉动内需、扩大国内消费将成为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一条必由之路。当下国内扩大内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设法减小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城乡、行业以及群体收入差距过大始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收入差距过大又是多数人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重要原因,少数富人的消费毕竟有限,此种情况长期存在便不能有效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其次,政府减少税收、藏富于民,是有效拉动内需的另一途径。富民才能强国,中国的税收体制面临必要的改革,税种过多、税率过高、税负过重始终是困扰中国老百姓的重要问题,而分步骤适度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尽量做到公正公平、藏富于民是刺激消费的重要步骤。再次,控制房价等生活消费品价格、保持物价稳定。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伴随居民收入水平提升,适度的物价上涨是必要的,但如若物价的增长或通货膨胀超越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就会反过来抑制消费需求。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已经成为加重老百姓生活负担、干扰物价稳定甚至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如加大城镇居民经济适用房的投入力度、建立相对稳定的物价体系等方式,降低人们对未来不确定的预期,让人们放心消费、大胆消费,有效拉动内需,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二、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开发新能源

当今世界面临着能源安全的问题,其中不仅包括能源的供应,还包括能源需求、价格、运输、使用以及环境在内的一系列风险和威胁。以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为主的传统能源产业无论在开发还是使用上都面临着诸多制约。如传统能源多为不可再生的资源,存量有限,按照目前的消耗量,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能源最多只能维持不到半个世纪,煤炭至多维持一百多年。一旦找不到来源突破口,便会出现供需矛盾,由此引发地区争端,甚至爆发战争,引发全球性的能源灾难。另外,当今世界面临的突出的环境问题也与传统能源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无关联。臭氧层急剧损耗、森林面积锐减、土地荒漠化、有害化学品污染,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都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一问题又是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性命题。中国所面临的能源问题则更为严峻,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在中国都是极其短缺的能源,石油需求量的猛增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构性矛盾正日益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最大威胁和问题。因此,产业调整势在必行。2009年以来,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逐步启动了对国内几大行业的调整发展规划。作为重点产业的汽车工业规划决定开始实施新能源汽车战略,逐步推动电动汽车及其关键零部件产业化,中央财政亦会通过补贴资金的方式,支持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在大中城市的示范推广。钢铁产业则提出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联合重组、技术改造、优化布局为重点,推动钢铁产业由大变强。电子信息产业规划确定了今后三年的三大重点任务,即完善产业体系,确保骨干产业稳定增长;立足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提高软件产业自主发展能力;以应用带发展,着重在通信设备、信息服务和信息技术应用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等。此次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适时之举。调整国内产业结构,首先要改变部分行业发展散乱的局面,如汽车产业和钢铁企业,都明显存在着布局无序的现象,这对行业的发展非常不利。其次,产业需要升级和优化,低碳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而我国的传统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能源的高消耗,这种状况必然要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逐步改进。最后是加强科技研发的投入,逐步改变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资源消耗的高度依赖局面,争夺国际新能源开发的主导权。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倡导低碳经济

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不仅面临着金融危机的压力,同样更面临着环境因素带来的压力。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几乎所有大国都将本国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危机同应对金融危机同步推进,并将其作为带动经济复苏的新产业、新动力,甚至作为本国贸易保护的一种手段。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开始极力倡导低碳经济,并制订了一整套所谓的“绿色能源计划”,以抢占未来新能源发展的制高点,借此进一步巩固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这一计划具体体现在两个法案的通过上,一是《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另一个是《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ACESA)。通过上述两项法案,美国政府计划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的80%,而美国电力来自于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也将从2012年的10%提升至25%;到2015年,美国将实现采用油电混合动力的汽车数量达到100万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碳排放限制和交易制度”,以此限制大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提高燃油经济的标准。美国政府制订的有关二氧化碳减排技术的发展目标则体现在,一是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等技术替代传统的包括煤炭、石油等在内的化石能源;二是提高能效,通过较少能源消耗实现二氧化碳的减排;三是碳捕捉及生物碳汇技术。上述各方面目标的实现都要依赖于相关技术的提升,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的确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同样需要低碳经济。从世界乃至于各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更应该成为各国的共识。不过,在当下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很多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大国都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对本国贸易实行保护的有效手段。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征收进口产品“边界调节税”的法案,所谓的“边界调节税”实际上就是征收“碳关税”,也即是对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钢铁、水泥以及一些化工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征收碳关税的实质是发达国家在全球环境保护的旗帜下实施的一项对本国进行贸易保护的措施,在此之前还没有征收碳关税的先例。在此种情况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尽管一直在强调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气候变化领域理应承担“共同且有区别的责任”,这种强调实际上是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减排能力方面的水平差异提出的。但即便如此,我们实际更应该从完善自身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排放等这些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入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当下的事实应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一旦所谓的碳关税付诸实施,那么“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便不复存在,也即是说,碳排放的问题将会成为直接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国内就业乃至于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国内经济范文篇4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

这场令世人震惊的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次级抵押贷款,但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制度出了问题。1944年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后来人们习惯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布雷顿货币体系。布雷顿货币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从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美元过剩”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宣布,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自由浮动,标志着布雷顿货币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与黄金挂钩不再受约束。美国可随意印美元,剥夺世界经济成果;世界各国也在研究如何给美元套上“缰绳”,并要求建立新的世界金融秩序。这是导致本次危机的制度性原因。

二是美国的消费增长模式出了问题。美国推行的是“高消费、低储蓄、多借贷”的消费增长模式。为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出台金融政策鼓励穷人买房,可以不交首付。他们预测房价10年内涨一倍,假定一所100万美元的房子10年后就是200万美元,每年有10万美元的溢价。这10万美元5万归银行还帐,5万归买房的穷人消费。现在是房价没有上涨反而下跌为负资产,穷人还不上贷款,银行亏损,房地产商倒闭,资金链断裂。据权威人士估计,次贷所形成的亏损有2万亿美元,占美国gdp14万亿美元的1/7。目前美国70%的经济靠个人消费,每户5张以上信用卡,信用卡债务累计近1万亿美元,汽车和其他消费信贷1万5千亿美元,私人性质抵押贷款10万亿美元。整个美国的债务是多少,很难算清楚。正是这种“高消费、低储蓄、多借贷”的消费增长模式促成了当今的金融危机。

三是美国金融监管出了问题。虚拟经济是美国发展的一大特点,即通过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自上世纪美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来,美国大量的实体制造业被转移到了拉美和东南亚,而美国本土成了贸易、金融等服务业中心,随后美国政府废除了金融管制法,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结束了美国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世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拟资本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品的过度使用,使人们投机心态加重,金融产品的真正基础价值被忽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已经告诫我们,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最终形成泡沫经济。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直处于霸权地位,因此,美国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加入wto之后,我国的经济也越来越全球化,美国金融危机也将不可避免地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一是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上升。此次浩劫我国也难幸免。在危机不断扩散的过程中,美国不断采取降息、注资、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防止经济衰退,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又加剧了全球的流动性问题。再加上中、美利率倒挂,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更是无法阻挡国际热钱流入我国的步伐,使我国再次成为国际资本保值增值的避风港,也使我国的美元资产投资暴露于风险之中。我国的1.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中,目前大约有1万亿美元左右投资于美国国债与机构债。其中,我国持有“两房”相关债券3000-4000亿美元,占官方外汇储备近20%;我国商业银行持有“两房”相关债券253亿美元;我国商业银行持有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相关债券约6.7亿美元;中国投资公司持有美国投行摩根斯坦利9.9%的股份;雷曼对花旗集团香港子公司欠款额约为2.75亿美元;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也曾主导给雷曼贷款5000万美元。若美元贬值、资产抵押品缩水,我国将替美国承担风险。

二是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在国内楼市低迷的情况下,近来美国投行抛售在华物业。如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出售在上海的部分住宅项目,除大摩之外,花旗也酝酿将一处上海住宅物业出手。这都是基于美国的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才产生的连锁反应。现在,我国经济虽然没有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但也与世界经济密切相关,所以美国投行抛售在华项目可能会加快中国房地产下滑。金融危机对我国房地产的影响,还表现在打击购房者的信心。尽管各省市纷纷出台房地产救市政策措施,但市场观望气氛浓郁。金融危机也使房地产融资更加困难。银行给房地产公司的贷款在下降,已经上市的房地产公司通过债权和股权进行融资的路基本已经被堵死,未上市的房地产公司想通过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融资也基本行不通,从整体上看房地产业陷入了困境。

三是对进出口的影响。我国进出口总值超过gdp的60%,在美国国民借钱消费模式终结的情况下,“中国制造”随之受到影响。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非常重要,2007年经济的增长,有2.5个百分点是进出口拉动的,而2008年出口明显萎缩,1-9月份出口平均下滑4.8%。外需下降意味着外国消费者对高附加值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需求的同时下降。在这种环境下,出口商很可能没有动力革新技术,而是被迫通过压低产品价格去维持市场份额,这可能导致我国出口企业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由于近期美元逐渐反转走强,原油、铁矿石等商品的价格显现下降趋势,这对需要大量资源性产品的我国来说本属利好消息,然而美国金融市场反复动荡严重影响到美元汇率的走势和持有者的信心,短期内弱势美元的政策似乎已被市场所认可。如此一来,原油、铁矿石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将被再度推高,我国进口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付出的成本也将大为增加。

四是对经济增速的影响。目前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回落。我国未来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尤其是工业增速明显下滑。2008年1-9月我国gdp的增长率是9.9%,但9月份gdp的实际增长为9%,10月份的gdp增长率有可能低于9%,表明我国经济上半年增长较快,下半年增速有所下滑。就我国近几年经济增长而言,gdp增长率2003年为10.0%,2004年为10.1%,2005年为10.4%,2006年为11.1%,2007年为11.9%,而2008年1-9月为9.9%,并且下半年存在下滑趋势。2008年全年gdp增长将低于10%,相对近年来的强劲增长态势而言,近期经济增速下滑值得我们关注。

三、美国金融危机为我国留下的教训

这场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动荡尚未达到尽头,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未来不确定因素还将继续增多。所幸的是,由于我国参与全球化的步伐较为谨慎,因此较大程度地避免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些成因却为我国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一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及其可能的扩散效应。美国发生的全方位甚至有可能终结现有金融体系的危机,诱因首先是房地产价格的泡沫。我们应看到,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与金融的最大风险。在我国,房地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4,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1/3。房地产价格很可能出现全面性下跌,与股票市场相比,房价下降所带来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因此,稳定房地产市场应该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

二要摆正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金融衍生品是把双刃剑,其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效率,但当风险足够大时,分散风险的链条也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美国的次贷风暴即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次贷危机也可以说是市场失灵的表现,美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着监管缺失或监管漏洞难辞其咎。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引以为戒,对相似情形应有预警能力。当前我国正在鼓励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美国的教训警示我们,在提倡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加强相应监管,适度进行金融衍生产品开发,控制风险规模。

国内经济范文篇5

(二)主要目标:实际利用内资同比增长15%以上。

(三)重点工作

1、采取十项措施,加快产业招商发展。牢牢抓住产业招商主线,务实搭好活动招商平台,创新网上招商模式,深度拓展企业招商载体,进一步创优环境为企业服务,实现以商招商的新突破。

(1)认真调研分析,搞好项目策划。立足“十二五”目标和蓝色经济区、高端产业聚集区、六大重点区域规划建设,进一步明确主导产业和主攻方向,进一步强化产业群和产业链招商,重点围绕主导产业培育,着力谋划一批产业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特别是要瞄准国内外500强企业、央企和行业龙头企业,努力引进一批投资5亿元以上的龙头型、基地型项目,不断提升产业层次水平。

(2)主攻新兴产业,优化招商结构。立足我市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主攻新能源及配套、新材料及制品、新能源汽车、新信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海洋科技开发等产业,重点打造新能源设备制造基地、碳纤维等新材料基地、医疗器械生产基地、电动汽车生产基地、物联网配套产业基地、低碳环保高效子午胎生产基地等“六大新兴产业基地”,积极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要开展与科技研发能力强、有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的大中型企业进行“点对点”对接。

(3)创新招商方式,提高招商成效。把握招商态势,推行并组团招商、传媒招商、主题招商、借助中介机构招商、网上招商、展览招商、文化招商、旅游招商、以商招商、以友招商、顾问招商、学术招商、联合招商、招商、小分队招商、上市增资招商等多元招商方式,同时结合亲情吸引、人格吸引、政策吸引、成本吸引、资源吸引、市场吸引、人才吸引、环境吸引、配套吸引等途径做好招商引资。

(4)搭好活动平台,开展专题招商。按照“巩固传统区域、深化优势区域、拓展新兴区域”的招商思路,以有利于推进项目为主要目的,瞄准重点区域的重点产业的龙头企业开展专题对接、深度对接,今年以大团组和小分队相结合的方式,计划组织“33175”次活动,即:“走出去”赴京津、珠三角、长三角三大区域组织3次重大合作交流活动;赴山西和内蒙、青岛、华中地区开展3次重点小分队跟踪促进活动;1次大型“请进来”集中对接;充分发挥各市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各市区为主体,围绕各自重点发展产业,与各市区联动开展有针对性对接洽谈活动7次;参加省里牵头组织的5次经贸洽谈活动。

(5)深化央企对接,推进战略合作。加强在机械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现代服务业、军工行业等五个领域与央企的对接合作,以优势项目吸引战略投资者,以灵活有效的手段和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依托各类开发园区聚集战略投资者,通过战略投资者促进一批带动性强的大型产业项目落地。

(6)突出科贸合作,拓展招商内涵。不单纯注重产业对接、项目对接,同时也要注重市场拓展、贸易合作以及产学研合作,达到“以贸促工”,“以技促工”的目的。把参加省里组织的5次经贸洽谈活动由过去的经济合作项目对接为主转为经济合作项目与国内市场开拓并举,积极引导企业开拓市场,以贸促工,拓展招商引资内涵。以企业为主体,以项目为纽带、以引进高新技术和人才、建立科技合作平台为主要内容,进一步密切和保持与全国各地高校、院所、科研机构的联系与交往,推动产学研合作。

(7)加强上下联动,实现资源共享。整合全市招商项目信息和招商政策,实现市直各部门、各市(区)和开发园区的招商项目信息资源共享,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等中介机构的触角作用,加强与区内外投资机构联系,实现招商工作的网络化、信息化、集约化。

(8)优选招商载体,建立多元格局。优选项目承接载体,把园区作为产业配套集聚和产业链招商的主战场,鼓励本地企业积极与国内外大公司、大财团、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对接合作。优选项目的引荐载体,筛选部分有实力、有信誉、有人脉关系的商会、协会或中介机构建立委托招商关系,为我市经济合作工作提供专业服务。优选项目的产业载体,引进重点产业、新兴产业和产业链缺失、薄弱、提升环节,引进旗舰型、基地型、高聚集度的大项目。

(9)完善考核机制,激发招商活力。制定更容易操作的实物工作量考核办法,优化考核指标,简化考核程序,发挥目标绩效管理考核在促工作、促落实、促发展中的激励作用。

国内经济范文篇6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动力;外国直接投资;金融发展

一、关于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因素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其分析大多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其改进模型,将经济增长归因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方面。国内多位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限。由于研究期间和数据处理方法不同,研究结论亦不尽相同。沈坤荣(1999)运用增长速度方程对1953—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量带来的。王德劲(2007)运用误差校正模型分析方法估计了我国1952~1998年期间扩展的索洛模型,得出物质资本存量是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结论。董直庆等(2007)认为,我国约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和劳动投入,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影响,即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种观点认为,资本投入增加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且劳动边际效率较低,有关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一些学者认为,考虑结构调整、要素投入与技术内生情况时,要素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樊胜根等(2002)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我国17%的经济增长来源于结构变化,TFP带来4.2%的年增长率,要素投入增加解释了41%的增长。迟巍等(2007)研究发现,在1996~2004年间,一个地区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吸引固定资产向该地区的投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固定资本投资为内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已有很大提高,已在按照发达国家的内生性经济增长的模式发展。孙超等(2004)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

二、关于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通过计量模型直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魏巍贤(1997)应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FDI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FDI增长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与FDI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贺红波等(2005)认为,我国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FDI是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这表明FDI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经济增长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不是吸引FDI的直接原因。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将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约有90%是由FDI引起的。王成岐等(2000)运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影响我国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因素,认为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影响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萧政等(2002)从我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的分析中发现,稳定可靠的组织机构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代谦等(2006)在利用我国1979~2003年数据检验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时发现,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FDI的增长效应集中在短期,人力资本则有明显的长期效应。

(二)从不同视角研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首先,从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角度研究。房汉廷(1996)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社会总需求的拉动力和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后认为,FDI推动了我国经济加速增长。沈坤荣(1999)认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都十分明显。其次,从“挤出”效应角度研究。杨海燕(2005)通过对我国1998~2003年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后认为,由于利用FDI过程中存在外资利用结构引发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以及国内储蓄的低效利用,削弱了FDI对GDP增长的正向效应。杨新房等(2006)对FDI对我国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和“挤入”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虽然对我国国内资本有“净挤入”的效果,但从资本形成的角度看,FDI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第三,从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角度研究。胡翊竑等(2001)认为,FDI有助于改善我国资本形成质量、推动人力资源开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张海星(2005)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增长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FDI和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国内投资贡献较大,且二者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亦不相同。庞英等(2008)在对转型期中国民族资本与FDI企业生产效率测度的基础上,具体研究其生产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结果表明,民族资本的效率优于FDI。因此,民族资本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从地理空间结构角度研究。郑月明等(2004)研究表明FDI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及其变动趋势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持续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陈柳等(2006)通过1987~2003年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但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第五,从传递途径和其他效应角度研究。周春应(2007)研究了FDI如何通过进出口贸易、国内资本积累、R&D、产业结构升级、就业、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及影响强度的大小,结果表明,FDI通过不同的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赵娜等(2008)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六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FDI可通过资本积累、出口促进、投资拉动、技术溢出、产业结构优化和制度变迁六种具体效应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FDI对各种不同具体效应的时滞期各不相同。三、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殷醒民等(2001)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因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刘柯杰(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分散风险功能的提高能显著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范学俊(2006)运用最大似然协整分析法及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三季度数据检验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股票市场与银行部门在长期都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康继军等(2005)使用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金融发展与GDP增长的长短期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在短期,GDP增长和股市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长期,金融中介发展和股市发展都是GDP增长的单向动因。

(二)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或存在负相关关系

林义相(1999)指出,我国股票市场功能由于定位在为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融资,使得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当有限。唐齐鸣等(2000)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我国股市还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因此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赵振全等(2004)研究指出,股票市场由于融资利用效率低下和资源的逆配置,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作用。韩廷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陈伟国等(2008)利用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探索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属于需求追随型。

四、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及改进思路

(一)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

尽管国内学者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由于理论的复杂性,许多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问题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有待进一步研究。首先,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研究的不足。国内的研究多运用静态分析,强调静态要素贡献,而很少涉及不同发展阶段下要素贡献变化问题,即只集中于静态而非动态的分析。同时,多数文献的实证检验只关注某类样本,或不将样本进行分类对比,无法有效分离和认识不同要素贡献的差异。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只有在经济进入低速成熟阶段才会出现,简单地根据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不能判断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其次,FDI与经济增长研究的不足。目前国内关于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不全面系统,多局限于FDI对经济增长的某个或少数几个效应进行分析,计量方法和指标的选取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而对能反映FDI真实作用机制的时滞效应研究很少涉及。再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一是研究方法上,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时,多违背回归方法的基本原则,包括数据是非平稳的,变量之间具有相关,尤其是金融发展的各个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相关,从而产生共线性问题等,因此研究结果可能是建立在伪回归的基础之上;而运用多元VAR方法研究时,一些至关重要的滞后期的选择比较简单,因此研究结论缺乏稳健性。二是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方面,现有模型没有很好地控制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因素,从而放大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几乎所有文献都在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其实证检验一般都选取GDP或GDP增长率的绝对值或对数值作为因变量。而事实上,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研究结果也就无法说明金融对增长的贡献是源于金融的资本积累效应还是资本配置效应。四是没有深入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没有全面探索金融发展的内在关联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对金融体制改革缺乏政策操作性。

国内经济范文篇7

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确存在过热风险。中国7月份的通胀率达到了5.6%的十年高点,促使中国央行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也掩盖了7月份进口的强劲增长——较上年同期增长27%。然而,真正的风险源自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似乎失衡到了令人无望的地步。

通胀激增本身看来并未失控。原因可归咎为生猪出现疫情,导致猪肉价格上涨。确实,如果不包括重要的食品领域,年通胀率不足1%。进口激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归咎于油价居高不下;7月份的石油进口较上年同期增加了39%。这是中国的问题之一:如今,这个经济体规模如此之大,以致于它进口的每样东西都变得更贵,而出口的每样东西都变得更便宜。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向市场导向型经济转变,官方向来运用的“命令控制”手段也在日益失去效力。利率的提高必然会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这个已经“钱满为患”的国家;而对银行贷款采取定量控制所导致的扭曲现象,也在预料之中。廉价资本、受补贴的能源、向国有企业提供的宽松银行贷款,以及免费的土地(归功于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的慷慨大方),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倾斜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是荒唐的。

中国在政策方面的主要忧虑是大量农村人口和不断增加的城市低层人口的就业问题,而资本密集型产业能为这些人群提供的就业机会非常少,还会消耗稀缺的自然资源。与此同时,中国家庭的储蓄只能获得一点可笑的收益,而在内陆的农村地区,贫困现象仍很普遍。亚洲开发银行最近为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伤脑筋是有道理的。中国和尼泊尔是亚洲收入分配最不均等的国家。

政策处方可谓众所周知:对能源和资本实行更现实的价格;改革国有企业领域,重组银行;最终放开资本账户。如果要让这些发挥作用,建立某种类型的社保网络也将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只要看一下清单,就可以意识到中国的政策挑战已经变得多么错综复杂。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成功传奇。但是,接下来的章节也许会包含一两个曲折情节。

国内经济范文篇8

经济全球化将推动我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例如: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彻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面的市场竞争,加快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具紧迫性;经济全球化强调金融的国际化,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将首当其冲。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打造与新体制有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性、社会化的基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品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突出的特征和现象。但从制度的缺陷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短缺是产权的短缺,它的基本特点是产权主体的单一化。这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竞争、没有经济活力的制度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以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原则,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外,要从法律上赋予和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民增收创造根本性的制度条件。

国内经济范文篇9

(一)过分夸大GDP对经济的指导作用2011年2月,随着各国陆续公布2010年经济数据,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是日本自1968年以来,第一次让出世界第二的排名。中国从2004年的排名第六位到2011年的第二位,只用了6年时间,先后赶超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振奋,很多媒体已开始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形容中国。但是,笔者认为,现在就开始宣布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为时尚早。原因有两点:

1.GDP统计的是流量而非存量。所谓流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某种经济变量变动的数值,它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测度的,其大小有时间维度;而存量是在某一时点上测度的,其大小没有时间维度。就像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和他的收入,财富就是存量,收入是流量。也就是说,GDP所衡量的生产创造能力只是这一段时间(通常为一年)内的,而在统计经济总量时更应该以存量的形式来表示。简单的来说,存量应该是前一段时间内的流量汇总。由于日本长期以来占据世界第二的位置,我们不比较太多,仅以近十年(2002-2011年)数据对比见表1。由表中所列数据可以看到,仅以中国快速发展的这十年来看,经济总量与日本仍然相差较远,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三不到。仅仅是一年或是几年超过一点,仍然不能弥补中国与日本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我们必须要保持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将来自然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更加准确衡量生产创造能力的不是名义GDP,而是实际GDP。前文已经介绍过两者的概念,因为GDP是衡量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也就是说有了价格才能体现出市场价值。名义GDP在统计时是按照当年的价格计算的,所以当市场价格发生波动时,就会影响到名义GDP的变化;而实际GDP在统计时是按基期价格来计算的,完全没有考虑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因素,因此不论是物价上涨或是下降都不会影响到实际GDP的数值。所以,衡量一国生产创造能力更准确地指标应该是实际GDP,而不是名义GDP。而我国媒体所公布的“2010年GDP超过日本”中的GDP恰恰是名义GDP。按表1所列数据,2010年中国、日本的GDP分别是401512.8亿元和363014.9亿元,中国2010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3.3,相较上一年上涨3.3%,而当年日本的CPI却是下降1%。综合考虑后,我们发现中国与日本的GDP之间并没有眼前所看到的那么大差距。GDP应用得恰当,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分析一国经济面临的状况,及时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作用,毕竟它只是一个数据,只能作为我们分析问题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

(二)盲目迷信GDP指标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取得快速蓬勃的进步。“十六大”报告中,鲜明地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由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向先进的发达状态的过渡、转化,这种进步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应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人的素质等各方面综合因素。但是,我们很多人在理解发展时,只看到了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同时进步。这与经济增长更好量化、比较也有一定关联,而其他指标一般难以量化,在短期内也难以看到迅速上升。

所以在考量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时,更多的是以GDP的增长来衡量治理地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但是单一的考核指标逐渐引导了全社会盲目迷信GDP指标。只要GDP在增长,那么其他的诸如环境污染、人口素质降低等等都不会影响到考核、晋升。实际上,环境污染现在已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头号大敌。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引导下,一方面社会上大量地出现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铺张浪费,甚至有的地方把同一条道路挖了填上、然后又挖开,造成附近居民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各个地方开始在上报的统计数字上玩“数字游戏”,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数据是,每年各地方政府所公布的经济数据往往会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数据不相符合,这种差别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统计误差。

2006年,全国GDP增速11.8%,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27个地区的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值,仅有3个省区低于平均增速,另有一个与平均增速持平。在2007年,全国GDP增速12.2%,多达29个省市区的GDP增速高于全国增速,只有黑龙江省,以12%的水平“垫底”。而2008年,全国GDP增速开始公布为9%,后调整为9.6%。全国31个省市区的最初数据没有一个低于全国增速的。即使以后来调整的全国增速9.6%为依据比较,也仅有一个四川省略低于全国增速。金融危机肆虐的2009年,全国29个省市区中,除山西外,其余28个省市区的GDP增速都高于8%,都“顺利”完成了“保八”任务,其中26个省市区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样,2010年全国仅有北京、上海两地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2011年全国仅有北京、上海和浙江低于全国平均增幅。伴随着国人盲目迷信GDP指标产生的严重后果,也有很多人开始鄙弃GDP指标。这种观点主要是从中国本身国情出发,认为没有质量、只有数量的GDP一钱不值。这种说法虽有些偏激,但也提示我们应进一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提高GDP科技含量。

二、小结

国内经济范文篇10

经过学者们多年的探讨,构建和完善作为经济法基础理论基本范畴之一的经济法责任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毋庸置疑,特别是在目前《反垄断法》、《企业所得税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相继出台的背景下,经济法责任研究已成为直接影响经济法实施效果的重大问题。同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国的经济诉讼实践不仅涉及对市场主体责任如何追究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对政府经济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因此,在WTO司法的压力机制下,责任研究的可行性和迫切性更加突出。但是,相对于经济法责任研究的重要性,经济法责任研究的进展却举步维艰,在很长时间里被学者们称为“难垦之域”或“空白之地”。面对相对成熟的传统部门法的责任理论,如何开辟出一条合理化的研究路径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目前,在对违反经济法承担的法律责任的称谓方面,学者们在综合衡量各种称谓,如经济责任、经济法责任、经济法律责任、经济关系中的责任、经济法主体的责任等之后,大多数经济法学者主张采纳“经济法责任”的表达方式,这是经济法责任研究多年来取得的初步共识,也是进一步研究的新起点。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本文也采用这一基本共识。

一、经济法责任的法理学考辨

概览通行的法理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法理学的理论成果之所以能指导部门法研究。很大程度上仰赖部门法学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和法理学对部门法学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和提炼。我们甚至可以从这一角度认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相比之下,产生较晚的经济法从法理学中不是很容易找到其理论贡献。“法理学界和其他部门法学界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不承认经济法责任是一个独立的法律责任。”这种状况一方面影响了法理学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也影响到经济法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从而影响到经济法学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要改变这一状况,一方面需要经济法立法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经济法和法理学的学者们对两种理论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

(一)对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研究的反思

长期以来,基于论证经济法独立性的需要,经济法学者们都有意或无意地从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人手,通过创立不同于传统责任形式的新的责任形式,达到论证经济法独立性的目的。例如,有学者认为:“如果违反经济法需承担特殊的法律责任并有特殊的诉讼程序,那么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在经济法领域,仅仅援引传统法律部门的调整机制,简单适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没有独立的经济法责任,那么就很难在法律体系中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地位的经济法。”目前,在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认为经济法不存在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即经济法责任否定论。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责任’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它实际上是由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构成,因此,如果承认宏观经济协作关系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那么经济法责任应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不能将‘经济责任’作为经济法律责任的一种形式。”“一些经济法学者为了证明经济法是民法、刑法、行政法相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就试图在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之外寻找专属于经济法的经济责任。事实上,尽管一些学者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不少的努力,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时至今日,没有哪一位经济法学者能提出一项能够稍微令人信服的经济法责任形式。”目前,随着经济立法的日益完善和经济诉讼实践的开展,坚持经济法责任否定论的学者已不多。

其二,认为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也即经济法责任肯定论。持此观点的学者又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认为,经济法责任是与传统的“三大责任”、“四大责任”等相并列的独立的责任形式。另一种视角认为,经济法责任借用了传统的责任形式,但又有所突破和创新。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律责任的有些形式也可以与其他法律责任的一些形式是相同的,当然,其内容和目的可能会有区别。”“经济法责任包含了传统法律责任的合理内核。但经济法责任不只是传统法律责任的简单组合,组合后还赋予其新的内容。这是由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调整方法的多样性、法律主体的多元性等因素决定的。”还有学者提出,经济法责任是对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综合,“但这种综合并没有抹杀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质。……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就是表现在它作为一个后起的法律部门比其他法律部门更加自觉地、全面地、充分地运用已有的法律调整方法和各种法律责任形式。”目前,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的观点已经获得多数经济法学者的认可,成为经济法责任研究的基本共识之一。

其三,认为应该把法律责任类型化,打破部门法之间的界限。完全不以法律部门作为法律责任的划分标准,各种部门法法律责任可以根据法律实践的需要,把各类责任进行重新分配,以此来解决各个部门法法律责任交叉的局面。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提出,按照法律责任是否直接具有物质利益的内容,可将其划分为经济责任和非经济责任。这是第一次划分。经济责任又可划分为补偿性经济责任和惩罚性经济责任;非经济责任又可划分为行为责任、信誉责任、资格减免责任和人身责任。这种从根本上否认传统法理学关于法律责任分类的观点,虽然对于解决经济法责任问题有积极意义,但对于民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孕育和形成的具有本部门法特征的法律责任形式而言,则实践意义不大。例如,剥夺生命的责任形式就具有明显的刑事责任的特征,与其他部门法的责任形式有明显的差异。

而在这种追求经济法责任独立性思维的指引下,我们就很容易认为,如果把经济法责任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责任形式,经济法就不存在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了。例如,有学者认为:“有些分类方式的妥当性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将经济法责任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此种分类方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以及经济法中可以规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并不是很恰当。”因此,为了探寻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新的划分标准,而依据不同的标准又有了不同的分类。在一些学者看来,经济法责任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它是由不同性质的多种责任形式构成的统一体。在经济法责任项下,包括了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职务责任和非职务责任;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等性质相异的财产责任,它们构成完整意义上的经济法责任。还有学者主张,法律责任的分类标准是多方面的,按照经济法的“主体组合”,经济法责任分为“调制主体的责任”和“调制受体的责任”,或者细分为国家责任、企业责任、社团责任、个人责任等等;按照追究责任的目的,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赔偿性责任和惩罚性责任;依据责任的性质,还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经济性责任和非经济性责任,或称财产性责任和非财产性责任。客观地讲,这些依据不同的标准所进行的分类,虽然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但这种撇开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探寻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研究进路,过于关注经济法是否具有自己独立的责任形式,而忽略了对传统法律责任理论的遵循和借鉴,由此而得出的具体分类的生命力如何,仍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二)经济法责任与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关系辨析

在法理学中,责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各部门法如宪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均已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责任体系和责任形式。根据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法律责任的具体形态包括“三大责任”,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或“四大责任”,即除三大责任外,还包括违宪责任;或“六大责任”,即除四大责任外,还包括诉讼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不难看出,我国法学界对法律责任的种类划分主要是依据相关的部门法而阐释和展开的,与部门法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究其原因,“同民法、刑法、行政法的历史及其法典化的进程,同其界域的相对明晰,以及在立法上的相对成熟等,都有密切关联。”据此推断,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是法律责任的经济法部门化,是指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所具有的责任制度。从理论上讲,经济法的责任形式也应包括在法理学的责任理论之中,但目前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形式并没有引起法理学学者们的?充分重视,这一方面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较短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经济法大量借用其他部门法的责任形式有涉。

同时,在对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的理性认识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传统法律责任形式与内容的补充、超越与创新。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对传统三大责任形式的借用,并不意味着经济法就没有自己独特的责任形式,也不意味着经济法责任是对传统三大责任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三者的综合化、整体化和系统化,并有一定的突破和创新,如拆分企业、惩罚性赔偿、缺陷产品召回、资格减免、信用减等、企业社会责任,甚至是鼓励、奖励等责任形式的运用。”还有学者提出,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存在不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所涵盖的责任类型,“如信用减等、经济法上的惩罚性赔偿、政府经济失误赔偿、资格减等、肢解公司等。”在许多学者看来,尽管目前经济法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但是“诸如拆分企业、信用减等、资格减免、引咎辞职、停业整顿、竞业禁止、惩罚性赔偿、产品召回等这些新的责任形式将随着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提炼和归并,最终可以被类型化为新的经济法责任形式。”可以说,这些民法、行政法、刑法所不具有或不重视的责任形式,彰显了经济法从保障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角度平衡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的功能和价值,是经济法对法理学中责任理论的突破和贡献,亟需必要的审思、提炼和扬弃。

(三)经济法责任的独特性分析

由以上可见,经济法作为产生较晚的部门法,其责任形式是在综合传统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又具有自身独特特点的新型法律责任。它既赋予了所借用的传统法律责任形式以新的理念、目的和价值,又突破了传统的责任形式和内容,形成了与经济法作为新兴的现代法相适应的责任理论。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综合性。违反经济法应承担的责任往往表现出非单一性的特征,即经济法主体所承担的责任表现为多种传统责任形式的结合,“只有综合性的经济法责任才能有效地制裁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为了责、权、利相一致,经济法责任必须是综合的”。这种责任形式突破了法律责任与部门法一一对应的思维定势和惯性,综合利用多种责任形式规制经济法主体的行为。

经济领域,我们也可称之为“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国家站在全社会的角度,通过对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协调和平衡,修正市场缺陷,烫平经济波动,以保障经济社会全面、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3非对等性。在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并不对等,往往体现出对弱势一方的倾斜性保护。弱势一方基于经济实力、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在名义上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的交易活动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需要国家在法律制度设计中予以特别保护。例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经营者义务的规定就较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和《食品安全法》第96条分别规定的双倍和十倍赔偿制度,体现了国家对消费者在生活性消费和食品消费领域的特别保护。而在宏观调控法中,则以规定经济管理主体的义务为主,借以充分保障经营主体的合法权利,确保经济法律、法规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二、经济法责任的实证考察:以竞争法为例

竞争法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维护竞争自由的基本法,被誉为“经济宪法”、“市场经济的大宪章”,是经济法的核心组成部分。各国竞争法对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均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不但有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还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一些超越传统责任形式的特殊责任。以下我们以美、欧盟、德、日和我国竞争法中规定的法律责任形式为例,探讨经济法责任的实然形态。

1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是各国竞争法普遍采用的责任形式,主要表现为损害赔偿。美国《谢尔曼法》第1条规定,除了刑事诉讼以外,对于类似的违法行为还可以通过司法部的民事诉讼,由联邦贸易委员会下达排除妨碍的命令,或者由被害人提起停止损害的诉讼。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33条第3款规定,故意或过失违反第1款的规定,有义务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实施私人垄断或者不正当交易限制或者使用不公正的交易方法的事业者,对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31条规定,事业违反本法之规定,致侵害他人权益者,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2行政责任。违反竞争法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形式主要有停止违法行为的禁令和罚款。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第12款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要求停止某竞争方法或行为的命令发生终局效力后,且在该命令的有效期间内,违反该命令的任何个人、合伙或公司,每违反一次都应向美国政府交纳5000美元以下的民事罚款,该罚款归美国政府所有,且可由美国政府提起民事诉讼得以收回。而这种罚款尽管形式上是通过法院做出的民事罚款,但实质上带有相当强的行政罚款性质。《欧盟条约》第81条第1款规定,欧盟委员会可视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要求违法者不作为,例如停止歧视或者停止滥用;或者要求积极履行其义务,如供货。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1条规定,违法的卡特尔无效。德国卡特尔局可根据《反限制竞争法》第32条,对违法卡特尔禁令。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7条之2规定,公正交易委员会应依据第8章第2节规定的程序,命令事业者向国库缴纳课征金。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8条规定,监督检查部门可根据情节处以被销售、转移、隐匿、销毁财物的价款的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40条规定,事业结合应申请而未申请,或经申请未获得许可而结合者,可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00万以下罚款。

3刑事责任。自1890年制定《谢尔曼法》确立反托拉斯制度起,美国就对违法企业和个人实施严格的刑事责任,主要有罚金和监禁。美国目前规定反垄断法刑事责任制度的法律主要有:《谢尔曼法》第1、2、3条,《克莱顿法》第13条,《威尔逊关税法》第1条及《罗宾逊——帕特曼法》第2条等。自1890年颁布以来,《谢尔曼法》已历经多次修订,而修订的重要内容就是提高刑事罚金与监禁期限。2004年6月,国会通过了修订《谢尔曼法》的《2004年反垄断刑事处罚加强与改革法》,对公司的最高罚金提高到1亿美元,对个人的最高罚金提高到100万美元,对个人的最长监禁期限提高到10年。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89至95条集中规定了反垄断法的刑事责任制度,违反禁止垄断法的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并处徒刑和罚金。我国《反垄断法》第52条、第54条均规定,相关责任主体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35条第2款、第37条第1款均规定了有期徒刑、拘役和罚金三种刑事责任。

4其他责任形式。除以上三大责任外,违反竞争法需要承担的具体责任形式还包括惩罚性赔偿和拆分企业。美国《谢尔曼法》第7条和《克莱顿法》第4条均规定,任何因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事项而遭受财产或营业损害的人,不论损害大小,一律给予其损害额的三倍赔偿及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32条第1款也规定了三倍赔偿制度。拆分企业也是美国常用的反垄断措施,其目的是将垄断性市场变为竞争性市场。美国司法机关依据《谢尔曼法》、《克莱顿法》等分拆了美孚石油公司、美利坚烟草公司、杜邦炸药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垄断巨头。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41条第3款、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7条也规定了拆分企业的相关条件和措施。

通过对以上各国竞争法中法律责任的不完全考察,可以看出,当前竞争法中的责任形式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责任形式大量表现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一种或多种的综合运用。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和法律文化背景差异,在三种责任形式的采用方面各有侧重,但都采用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的一种或多种。例如,美国、日本等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构成非法垄断行为情节严重者,除了要承担罚金责任外,还有可能承担拘禁或徒刑的刑事责任,有的国家如德国、欧盟等,仅限于民事赔偿、行政责任和刑事罚金。

其次,惩罚性赔偿责任与实际损害赔偿责任并存。在反垄断法规定的赔偿责任方面,美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采用的是惩罚性的三倍赔偿原则;而我国、日本、德国、欧盟等采用的是实际赔偿原则。惩罚性赔偿责任突出体现了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保护,因为垄断行为不仅侵犯了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侵害了正常的经济竞争秩序,但是由于各国的法律传统迥异,惩罚性赔偿制度并没有被各国普遍采用。

再次,追究经济法责任往往借用民事、行政和刑事程序,且具有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执法机构。违反各国竞争法所引起的诉讼程序往往会援引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复议)和刑事诉讼规则进行,但一个突出的区别在于各国竞争法往往都设置了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执法机构,如美国的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欧盟的欧盟委员会,德国的联邦卡特尔局,日本的公平交易委员会,负责处理违反竞争法的案件。

最后,出现了诸多新的责任形式。概览各国竞争法,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法主体除了承担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外,还存在诸多新的或为竞争法所重视的责任形式,如惩罚性赔偿、拆分企业等,体现了对传统三大责任形式的突破和发展。

三、对经济法责任研究进路的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一味追求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思维定势和惯性会使经济法责任研究陷入求异有余、求同不足的窠臼,而合理化的经济法责任研究应回归法理学层面的法律责任理论,并在经济诉讼实践中归纳和提炼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方能实现理论上的通达与自洽。

(一)经济法责任研究应回归法理学层面

在经济法研究的早期,探寻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研究方向似乎对论证经济法独立性意义重大,同时还可彰显经济法的程序理性,解决长期以来困扰经济法学界的经济法的不可诉和学科评价等问题,但这种研究进路能否获得法理学上的支撑呢?我们殚精竭虑构建起来的经济法责任形式和体系,在其他部门法上有没有普适性,又能否融入法理学上的法律责任理论呢?实际上,经济法确实大量借用了其他部门法所特有的责任形式,就像我们承认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一样。我们甚至还应该进一步承认我们目前的经济法诉讼程序还是严重依赖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程序,虽然我们在经济公益诉讼、反垄断诉讼等方面对前三者有一定的突破。事实上,这种借用关系对经济法的发展非但无害,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经济法发展的捷径。以民法为例,民法作为人类法律史和法学史起源最早的学科,在其长期历史演进过程中,对社会现象的高度提炼和行为准则的精确归纳,为其他部门法在概念界定和体系构建方面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具有典范意义的参照样本。在经济法责任研究中,我们不敢或不愿承认对传统责任形式的借鉴是理论研究不自信和不成熟的表现,自我束缚和桎梏于经济法部门内部的研究,力图寻求理论的内在自足性,到头来只能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同时,经济法中大量采用的新的责任形式和责任承担方式又是对法理学的重要贡献,例如众多学者所公认的拆分企业、惩罚性赔偿、信用减等、资格减免等,需要认真归纳和提炼。相信经过法理学法律责任理论的过滤和沉淀,经济法责任未来研究的思路将更加理性,前途将更加光明。

(二)在经济诉讼实践中提炼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实施的机构改革撤销了经济审判庭,这似乎从形式上给经济诉讼以当头一棒。痛定思痛之后,我们也逐渐看到了过去经济法研究的软肋——缺乏对经济法可诉性的研究。具体而言,名义上支撑经济审判庭的学理基础是经济法学,但实际上,该阶段的经济法学研究却将精力和重心过多地放在论证经济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对经济审判庭业务活动的实质指导意义不大。经济审判庭实际上审理的仍是名义上是“经济法律关系”而实质上是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案件,而且经济审判庭也没有自己独立适用的诉讼法规范,在具体审判实践中,它只能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审理案件,所以经济审判庭的撤销也有其合理的一面。毕竟,从性质上讲,与民事诉讼不同,经济诉讼应属于“民众诉讼”或“公益诉讼”的范畴,它的终极目标和任务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和保障社会整体经济秩序。有鉴于此,我们不妨用一种动态的、开放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改革,并以此为契机,建立起真正“经济法意义上”的经济诉讼法庭,并根据对专门案件审理的需要,创设专门的诉讼程序,从而保障经济法的有效实施。在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方面,可以从经济法诸多部门法的可诉性人手。例如在税法领域建立纳税人诉讼,在反垄断法领域建立反垄断公力诉讼和私人诉讼,在环境资源法领域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等,并在民(商)法不能很好保护社会公益的领域发挥经济公益诉讼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在公司法领域主张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在知识产权领域主张提起反垄断诉讼等。同时,应当归纳和提炼经济法所特有的或为经济法所重视的责任形式,只有这样,经济法责任制度才能摆脱空洞的理论构建并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伴随着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初步确立和诉讼机制的建立,经济诉讼将真正建立起来。《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垄断纠纷与各种不正当竞争纠纷集中规定,统一纳入了知识产权纠纷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年7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通知》中规定,各类反垄断民事案件由各级人民法院负责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业务的审判庭审理。当事人因垄断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和《反垄断法》规定的受理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依法审判。同时,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据《反垄断法》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应根据《行政诉讼法》和《反垄断法》第53条的规定,确定是否需要经过行政复议。对于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只要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依法审判。虽然目前对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纠纷的处理仍停留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范畴之内,但是经济法的可诉性已经有了质的飞跃,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诉讼已指日可待,经济法责任研究也将在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发展、嬗变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