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国际金融体系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3 13:21:38

国际金融体系

国际金融体系范文篇1

国际金融体系是指国际间的货币安排，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规则、惯例以及相关组织机构的总称。20世纪以来，国际金融体系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最终确立了现有的牙买加体系。

(一)国际金本位制(TheIn-ternationalGoldStandard)

在国际金本位制下，由于黄金可以自由输出入，大卫·休谟的物价——现金流动机制得以实现，汇价稳定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以至于1870-1914年这段古典金本位时期被称为金本位制的黄金时代(GoldenAge)。一战的爆发破坏了金本位制的基础：黄金的自由铸造、自由兑换和自由输出入均难以实现，最终于1914年走到了尽头。一战后各国又试图对金本位制进行恢复，但因缺乏稳定性而难以维持。1931年9月英格兰银行停止英镑和黄金的兑换，标志着金本位制的彻底破产。

这一阶段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各阶层正忙于救亡图存：对外要推翻帝国主义侵略，求得民族独立；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实现人民自主。在国际金融格局中，中国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WoodsSystem)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成为世界霸主。1944年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通过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标志着以美国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这是一种以美元为关键货币的金汇兑本位制，美元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60年代中期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财政赤字日益增大，美元再也不能维持35:1的黄金官价，在1971年和1973年先后两次贬值。石油危机爆发后，双挂钩的解除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这段时间内的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封锁和包围。尽管70年代初中国国际地位开始有所提高(1971年联合国席位恢复)，但在国际金融棋盘上，中国只是一颗在不自觉下棋的棋子。中国是1MF的创始国之一，但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合法席位被台湾所占据，再加上市场开放程度不高，以至于在当时的国际金融框架内经常被动行事。

(三)牙买加体系(JamaicaSystem)

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国际社会又开始了新国际金融体系的筹建。1976年1月IMF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举行的会议上达成了《牙买加协定》，同年4月IMF理事会又通过了《IMF协定第二次修正案》，从此国际金融体系进入了一个动荡调整的时代，即现行的牙买加体系。该体系有三个基本特征，即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储备货币多元化和调节机制多样化。90年代五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将这种“无体系的体系(No-system)”弊端暴露无遗，要求对其改革的呼声愈强，终于在本次危机爆发后达到了顶峰。

牙买加体系运行期间，中国在1978年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创了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得到改善，1980年IMF和WB批准了中国合法席位恢复的申请，国际金融的区域合作也得到加强。但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下，中国的地位和所占份额并未体现其经济和政治实力。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第二的国家，中国在IMF和WB中的投票权却仅为3.7％，还不如荷兰、比利时等国，这显然和中国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

二、缺陷的显现和困境的产生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时期国际金融秩序都是以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为依据来进行安排。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往的体系弊端必然日益暴露，并最终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了维持黄金本位，逆差国首选的赤字扭转机制是紧缩而不是贬值，即外部均衡高于内部均衡。英国最先遵守了金本位制的这一游戏规则并最终导演了30年代大危机的国际蔓延。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特里芬难题这个天生无法克服的缺陷而导致美元持续走低，石油输出国不满所持有的美元外汇不断缩水进而引发了石油危机。牙买加体系下各国可以自由安排汇率制度，欧共体选择了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为了攀升德国马克的高汇率，其他各国人为地选择了高估汇率的行为。由于不具有马克上浮背后德国经济实力的支撑，最终导致了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的爆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避免汇率波动给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而倾向于钉住发达国家的某种或者某一篮子货币，其中多以选择美元作为“名义锚”(nominalanchor)。但这种钉住汇率制具有不可持续性，不但不能有效降低钉住国的汇率波动，反而会使钉住国散失货币政策独立性，招致不稳定性投机以及非对称性冲击。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一)次贷危机暴露的国际金融体系深层次缺陷

“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在这一信条的指导下，美联储过分依赖金融机构内部纪律和自身创新，对投资银行的监管不到位，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过于宽松，对信用评级机构的操守过分相信。发达国家内部有效金融监管的缺失和国际社会对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真空，这是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球的表因。

长期以来，不合理、不公平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最大的缺陷。美国由于具有国际清偿力的美元而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其他国家(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则陷于不利境地。作为一个巨额净负债国，美国仍然可以开动印钞机向全世界透支消费，藏在美元背后的已不再是黄金，而是各种各样的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经济的过度虚拟化是这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美国捅了篓子，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备受牵连。

(二)中国现有困境的产生与危机下的暴露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本位货币的地位虽然受到动摇，但其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而且处于一种更“安逸”的地位。美国不断滥发美元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大量进口，使得这些国家的经常项目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截止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总额为19537亿美元，居世界之首，其中美元是主要的储备资产，比重约占70％。美联储面对日积月累的巨额赤字，随时有贬值的冲动。以至于世界最大债权国和债务国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困境显露无遗。

首先是中国承担了维系美元汇率稳定的任务。由于中国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以及储备货币的单一，为避免美元下跌的汇率风险，被迫承担起了维持美元汇率稳定的任务，辛苦换得的美元储备通过资本市场回流到美国(图1)。近年来美国三大产业失衡，这些资金被引向了房地产和其他非生产领域，投机助长、泡沫滋生，引发美元更大的潜在贬值危机，为此中国需要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债，陷入了美元霸权金融体系设置的连环困局中。而这仍然未能阻止美元贬值的趋势。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0％左右，中国海量美元储备持续缩水。这一现状在危机爆发后仍未得到有效改善，2008年末美国发行1.5万亿国债应对危机，中国被迫大量购买，持有的美元债券比例有增无减；2009年5月31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中国之行的一个最大目的也是希望中国政府继续购买美元资产。事实上，中国也不得不买，如果现行体系不改变，中国已无计可施。

其次是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相对弱势地位使其无法有效维护自身利益。中国一直处于“贸易大国、货币小国”的尴尬境地，2008年贸易额约占全球总量的10％，但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却近乎于零。中国以消耗大量资源能源为代价向国外输出廉价产品赚取微薄利润，外贸量庞大却不能以本币结算而饱受汇率波动之苦，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作为规则的接受者处于国际价值链的最低端，自身正当利益难以得到切实维护。

再者是发达国家凭借既有世界经济格局和在金融机构中的垄断优势百般阻扰中国地位的提升。发达国家在现行国际货币金融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予以阻挠破坏，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崛起。以泛美开发银行为例，作为观察员身份的中国在1993年首次申请加入IBD，由于害怕中国的加入会削弱其对拉美国家经济上的控制力，占有30％股份的美国予以拒绝(新会员需经过80％的股东投票通过)。2004年当中国再次希望加入时又遭到美日两国的阻挠。最后由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终于在2009年批准中国加入IBD。

三、危机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国效应”扩展

危机爆发前，中国的困局表现为一种既有形式，各国各司其职，无力也无机会靠单方去改变这一体系。20世纪90年代的五次国际金融危机均未撼动和影响美国的经济金融霸主地位，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在这几次危机中反而得到加强。而本次危机严重威胁到美国经济和美元信誉，世界各国对牙买加体系的内在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纷纷要求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重新洗牌，从源头上防止金融失序。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目前还处于探讨和摸索阶段，但总的来说，主要包括储备货币的改变、金融机构国家份额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的改变和新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诞生。当然，任何一种模式的改变，必有其两面性。因此，需要对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进行优劣分析，以便取长补短，实现中国的“破局”之路。

(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对中国的正面效应

一是储备货币的变化使中国能够改变单一的外汇储备格局，减少外汇损失。中国是目前持有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储备货币多元化可以摆脱捆绑美元所带来的损失。二是防止汇率大幅波动，促进外贸平稳快速增长。美元与人民币兑换过程中的汇率变动是外贸企业面临的最大损失。资料显示若使用人民币结算，可节约3-5％的成本，并可以规避汇率风险。三是有利于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进而迈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实一步。国际经验表明，一国货币国际化需具备两个条件，包括强大经济实力后盾以及原有货币失去信任，本次危机后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给人民币区域化乃至国际化提供了一个较佳的机遇。四是能够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运行进行有效预警，防范和化解这些国家金融波动的传导。五是改变中国在国际金融分工中的格局，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实现大国崛起之路，由贸易大国向金融经济大国迈进。

(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对中国的负面效应

一是人民币区域化的发展必将使宏观调控面临更大挑战，我国将从债权国向债务国转变。一国货币欲成为世界货币，必须大量输出被其他国家持有，国内货币政策的执行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人民币持有额的限制，货币政策独立性被削弱，本币的输出也会使中国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二是部分国家借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为名，行打压中国经济之实。如少数西方大国，将本次危机归罪于中国的高储蓄率，还抛出了金融飞地说、碳币论等攻击中国，妄图打压中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三是中国国际金融地位的提升将带来更大的国际责任，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均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高度相关，其结果具有不可预测性。如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以后，必然受到国外货币需求偏好转移的影响，汇率的频繁波动将会不可避免。

四、勇于出招，实现中国金融的“破局”之道

变革是各方利益重新分化组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兴力量必然会受到原有势力的顽抗、破坏，也必然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中国所必须面对的。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办好自己的事是中国在应对全球危机时的最大贡献。此外，中国还积极自觉承担大国责任。4万亿投资计划的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公布、不抛售美元债券的庄严承诺以及大量注资积极救市等措施，无不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面对国际金融体系变革这一重大战略机遇期，中国应拿出前所未有的勇气与魄力，充分利用正面效应，积极应对负面效应，增加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这不仅是中国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心声。

(一)坚持倡导建立超主权国家货币

创造一种不依附于主权国家的世界货币，有利于体现公平原则，保持世界经济稳定，这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并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马克思认为，世界货币必须脱去铸币的地方性外衣；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提出了一种超主权国家货币“bancor”，以包括黄金在内的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组成的货币篮子来确定币值；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设计者罗伯特·特里芬也一直积极倡导储备货币国际化。在伦敦金融峰会前后，我国多次倡导建立一种超主权国家货币以改变目前单一的美元国际储备格局，包括以SDR作为核心等。当然，这一货币体系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变革过程。不能因为发达国家对现行体系的维护就转而放弃，而是要联合其余广大国家对这一体系逐渐加以改变。

(二)完善国际金融组织

对IMF进行改革被认为是国际金融制度重新安排最容易达成的一项内容，这主要归因于其不足之处的繁多和明显。首先，作为世界三大经济组织之一，IMF承担着稳定世界经济、协调各国经济金融政策、促进货币合作的任务，然而其在关键时刻资金显得捉襟见肘。本次G20峰会将IMF的现有资金2500亿美元提高两倍至7500亿美元以补充这个“弹药匣”。此外，IMF的缺陷还表现在于贷款的条件性(Condi-tionality)以及份额和投票权分配的不合理，这些情况在伦敦峰会上都有所改善，降低IMF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贷款条件性的要求得以做出，欧盟和澳大利亚也都提出要增加中国等新兴大国的份额及投票权，IMF也主动提出要加快份额改革进程，以便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大发言权。但是，这一进程的速度和份额增加的额度，至今仍不明确，需要我国进一步加以推动。

(三)健全国际金融安全体系

经Williamson对1990-1995年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全部有关数据的卡方测试(chi-squared)发现，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有着高度密切关系，危机往往发生在监管较松的国家。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正是在美国有效监管的缺位下逐步酿成的。结合本次危机，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金融监管：混业经营模式必须要建立统一的监管规则、重整信用评级机构、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实行国际通行的会计规则、启动全球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机制等等。

(四)增强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援助

根据木桶效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那根最短的木条，一旦世界经济发生异常，其往往首先沦为“牺牲者”。受金融风暴的冲击，自身实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价格戏剧性下降、贸易量急剧萎缩、失业队伍迅速膨胀。世行报告显示，金融危机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缺口增大，2009年将会达到2700亿美元到7000亿美元。

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一直是南南合作的典范。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加对它们的援助，一方面有利于保持它们国内经济的稳定，防止其经济波动通过第三方渠道传导到我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缓解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的情况，减少由此带来的储备成本压力和本币发行压力。

(五)构建区域货币联盟

当前，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极不对称，中国经济的发展呼唤人民币的国际化。应通过逐步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区域货币联盟、加强双边／多边经济合作、扩大人民币的结算范围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促进中国投资贸易的发展、增强人民币在亚洲乃至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年初以来，中国和阿根廷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及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五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开展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2010年即将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会为单一区域货币的启动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催化剂”得以加强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国际化速度将日益加快。

参考文献

夏斌：全球经济衰退下的中国机遇，《新金融》，2009年第1期。

陈岗：金融海啸引发的思考，《世界经济情况》，2009年第1期。

陈雨露等：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货币国际化：美元的经验证据——兼论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RonaldMcKinnon,"TheRulesoftheGame:InternationalMoneyinHis-toricalPerspective",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31.1(1993):1-44.

Pigou,EconomicsofWelfare,Lon-don:Macmillan,1920.

DavidM.Theis,CrisisRevealsGriwingFinanceGapsforDevelopingCountries,TheWorldBank,2009-03-08.

国际金融体系范文篇2

尽管由于石油危机和自身的“先天缺陷”—“特里芬难题”（Triffindilemma），构建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牙买加协定”确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浮动汇率体系。然而，依仗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秩序与纪律失去，而理念和原则存续，美元的霸主地位得以保留。目前美元仍是主要的国际计价单位以及支付和储备手段。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仍在运行。这一缺乏硬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度为日后的金融自由化、金融投机和商品投机埋下了隐患。

（一）美元对外过度供给导致流动性泛滥

据统计，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从1982年的55亿美元一直飙升至2006年的8100多亿美元，25年间美国对外提供的美元增加了147倍。由此导致了境外美元资产的迅速膨胀，世界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储备已经从1981年的700亿美元扩张到2006年底的3.33万亿美元，膨胀了46.6倍。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和票据余额从1981年的2312.8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16354.5亿美元，增长了92.5倍，而此间国际贸易总额不过增加了6.9倍。

世界各国通过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形成外汇储备和美元资金，再用外汇储备和美元资金购买美国国债、企业债、股票及衍生品等，以美元资金进入美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资本市场以及衍生金融产品市场。这样，美国通过累积的庞大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借助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多发的巨额美元为流通手段形成大量的金融资产，使金融市场风险不断积聚。美国则以投资等形式拥有各国的资产，各国也成为美元帝国的支持者，进而形成了一个虚假的、恶性循环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

（二）金融监管模式与资本流动规模及衍生品交易不匹配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长3.5%，国际贸易年均增长7%，而国际资本流动年均增长却高达14%。全球外汇交易总额从1999年的415万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886.2万亿美元，9年扩张了1.13倍。

衍生金融产品是虚拟经济最典型的代表，其恶性膨胀与人类真实财富没有任何关系，却极大地增加了实体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根据风险递增定理，经济体系越复杂，系统性风险越高；单个人或单个机构（包括政府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所承受的系统风险越大。经济体系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可能通过对冲基金大量杠杆投机活动而生成风险的“蝴蝶效应”，进而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美国资本市场中的垃圾债券（junkbond）、资产抵押债券（ABS）、按揭抵押债券（MBS）、信用违约掉期（CDS）将整个世界金融市场暴露在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据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美国的GDP为13.5万亿美元，当年未平仓的衍生产品合约总市值约为518万亿美元，约为GDP的40倍。2008年上半年该比值达到50倍左右，衍生品合约总市值超过600万亿美元。全世界对冲基金资产总额在1999年底不过3500亿美元，2007年底资产总额已升至1.8万亿美元，数量从3000只升至17000只，9年增长率为500%。

与此同时，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缺乏有力的监督制度，混业经营使金融机构可以很容易地逃避美联储的监管。金融衍生产品被各国视为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对其监管较为宽松，出现了巨大的监管空白。金融机构的兼并、整合导致风险逐步向大型金融机构高度集中，以美国为主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了主导权。各国大型金融机构也逐步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形成金融泡沫资产的持有者。而各国各自为政的监管模式，难以实现对全球资本流动的有效监管。此外，为维护本国企业的竞争力，还竞相放松对企业的监管，监管的缺失助推了金融泡沫的肆意滋长。

（三）单极货币体系支撑美国国内过度举债消费

美元本位使得美国可以通过无节制地印钞进行对外支付，满足国内消费，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与之相对应，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推动经济的同时，换取了大量以美国国家信用为支撑的美元，随后又将这些资金用于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大量美元的流入也使其利率下调，降低了弥补财政赤字的成本。

长期以来，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度举债消费给美国带来了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不具备坚实的基础。基于美国国内储蓄率从1984年的10.08%降至1995年的4.6%，再到2004年至2007年的1.8%、-0.4%、

-1%和-1.7%，其繁荣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2007年美国居民、企业和政府未清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229.74%，其中居民负债比重为100.30%。因而当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巨额债务便浮出水面，并最终酿成一场偿付能力危机。

总之，美国借助“信用”本位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但其偿还却因为汇率的“浮动”而得不到保障。在利用货币特权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的同时，又借助金融创新将风险扩散到全球，使全球为其危机买单。而美国具有否决权的IMF作为国际金融机构，不可能通过任何不利于美国的决议，对其不具备监督和约束能力。发端于美国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正是上述弊端的集中体现。

（四）国际经济失衡

随着战后欧洲、日本的复兴以及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以中国、印度、俄罗斯与巴西即俗称“金砖四国”的崛起，世界经济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美国经济的超群地位和市场份额不断下降，与美元的垄断霸权地位之间形成了矛盾，并且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不断加剧激化。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而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则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大国操纵，因而，国际经济失衡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金融危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孕育。

金融危机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重建

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溯源，让人们意识到改革和重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已势在必行。正如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出现罗斯福新政，二战后产生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次大的全球性危机之后一定会建立一系列的新规则。此次危机过后是像欧盟主张的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推倒重来，亦或新兴经济体倡导的实施全面改革，最终结果取决于各方经济利益与政治力量的博弈。然而，建立一个可信透明的、能够适应21世纪全球化发展要求的国际金融体系成为各方共识。但由于各方在应对金融危机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上利益分歧明显，因此，改革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相对较易实现变革的国际经济机构成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矛头所指。

（一）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以完善国际监管体系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最明显的弱势就是发展超前，监管滞后。因此，监管体系改革是最迫切任务。遵循的原则应是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维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强化对所有金融从业机构的监督、规范和问责。任何新的金融机构监管体系均应建立在运作良好的国家以及区域机构的网络之上，并且应从全球视野进行抗周期性的国际监管，以便在繁荣时期防止金融杠杆过度使用，同时防止资产泡沫助长信贷扩张。

1.设立美元发行的国际制衡机制。美元自由发行的恶果表明必须对各国货币尤其是国际货币的发行进行规模限制，应以经济规模和黄金储备为标准适度发行，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货币供应量的巨幅波动，避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所导致的各种弊端，减少其对经济金融的震荡与危害。

2.制定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制定统一的风险监测和评估控制体系，减少金融产品投机套利的机会。共同关注和追踪跨国金融活动和资金流动，着重对离岸金融、对冲基金、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等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统计与监测。设立一个更有效的会计准则以评估公司资产，建立金融预警机制“甄别”类似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等危险投资品，强化对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管。

3.开展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由于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性，必须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强化监管。因此，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之间应进行充分的沟通与交流，以杜绝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真空。同时，应超越现有的BASEL协议和IMF，形成多边和双边的监管协调机制。

4.设立国际监管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投资者群体的国际化，需要一个国际机构协调国家层面利益，实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监管，以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有学者倡议成立国际监管者学会，集中全球金融监管专业人士，共同扫描全球性金融巨头的资金交易行为，及时发现高风险金融活动。

（二）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扮演了国际协调者的角色，尽管采取的措施引起了许多方面（包括危机国政府和民众）的抵触和反对，但仍然从政策建议、救援资金、国家间协调、预防对策等诸多方面对危机国提供了帮助。然而，在此次危机中它们几乎完全没有应对准备与应对措施，并且在整个危机中无所作为。这表明根据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经验建立的这些国际组织，已不适应21世纪的新形势，无法作出更合理的反应，必须进行彻底改革，以充当维护稳定的“守卫者”。

1.确立真正的全球性储备货币。可考虑将全球性储备货币建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s）上，这样能克服建立在国家货币上的国际储备系统内在的不公平和不稳定。美元信心的周期性、独立于其全球影响而采用的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及将其施加给世界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周期性冲击，均影响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2.提高国际金融机构的公开性和重要性。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协调和决策机制更加公平、透明和高效，以使其具备更强的监管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公开所有计划资料，公开进行讨论并接受批评性检查；执行委员会应监督成员的工作。世行行长的选举和任命也应更加透明、公开，决策过程中应更广泛地征求意见。

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不是G7或任何其他国家，置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位置，进一步提高基金组织的地位和权力，使之成为一个以灵活方式提供流动性的中央银行，充当全球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其目标应是实现国家、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的协调。除了发挥监督作用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着力消除或迅速矫正由发达的或者新兴市场暂时故障引起的混乱，并防止传染的蔓延。世界银行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健全衍生品市场，制定对风险管理的全球标准。

3.重新确立国际金融机构决策的基本原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人事安排和股份比例上应进行调整，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在IMF中，美国的分量与其承担的义务及能力存在严重偏差，它占有的16.77%的投票权份额与众多规则中要求取得85%以上认可的规定实际上形成一票否决权，妨碍了更加公平、有效机制的建立。因此，改革IMF投票机制，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修改IMF的决策规则及管理体制，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和管理等应是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的方向。根据IMF有关决议，2006年中国在IMF认缴份额比例已由原来的2.98%上升至3.72%。世界银行也正考虑将发展中国家在世行中的股份比例提高至44%。

除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外，还应强化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及国际清算银行等组织。尽管这些组织在相关领域的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它们对各国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引导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且彼此间的协调也存在问题，依然存在很大的改革空间。

（三）构建多元制衡的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金融危机证明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的危害。因此，构造多元、有约束力、相互制衡的货币体系是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重中之重。由于美元拥有欧元及其他货币无法比拟的广阔而深厚的金融市场，因此，尽管目前美元一路下跌，但全世界仍愿意持有美元。基于此，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应由其币值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市场稳定程度来决定。可考虑在现有美元的基础上加入更多国家、地区的货币，如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等，各国货币充分竞争，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重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作为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使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影响，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从短期看，出口下降使中国实体经济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看，中国仍面临着绝好的发展机遇。

（一）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制订

改革开放时，国际规则大都已经成形，中国只能适应国际规则，与“国际惯例”接轨。这在中国经济的早期发展阶段，有其客观性。但是，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制于现存的国际规则。而金融危机将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重新洗牌，国际经济规则的重新制订。因此，中国可以审时度势，主动参与，适时客观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而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规则，为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二）加速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中国应加强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与东南亚国家的金融货币合作，强化人民币的“周边结算功能”，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及国际影响，以迅速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为双边可以自由选择结算方式提供更多便利。此外，应结合周边国家的储备需求，畅通人民币资金的回流渠道。在此基础上，发展人民币基金，扩展人民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加快推进人民币可兑换进程，最终形成以美元、欧元、人民币为基轴的、相互制衡的全球金融稳定三极。

（三）完善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

1.增加人才储备。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国内稳定的金融环境为中国金融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然而人才储备不足却成为中国金融业海外拓展的制约瓶颈。金融危机引发的华尔街裁员风潮为中资金融机构在全球招揽业界精英，增加人才储备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2.积极应对危机。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中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大金融体系积极采取抵御措施。

银行业加强了信用风险防范。根据已披露的数据，截至2008年9月末，中国工商银行持有美国次级住房贷款支持债券面值合计12.07亿美元，持有“两房”相关债券面值合计16.76亿美元等。为降低投资风险，中国工商银行已为包括上述债券在内的债券投资累计提取拨备13.9亿美元，拨备覆盖率超过100%。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也采取了相应的减持拨备等举措。

证券业实施了增加上市公司回购和控股股东增持的灵活性，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相关规定，启动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推出可交换公司债券等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的基础制度建设。

美国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巨额财务危机暴露后，中国保监会随即紧急展开全行业“地毯式”摸底，包括摸清保险公司境外投资的情况并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摸清中外资公司的外方股东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的情况，评估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等；启动应急工作机制，加强外国保险机构在华子公司资金跨境流动情况监测，切实防范风险跨境传递。

3.参与国际协调与合作。金融国际协调与合作，既是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未来发展趋势。中国金融业应借助国际竞争与合作，在合作中增进与国际金融的互动，实现合作各方的互惠、互利、共赢，以适应国际金融竞争的需要，并最终提升中国金融业整体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1.梯若尔著，陈志俊，闻俊译.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陈元.新国际金融格局中的中国角色[J].中欧商业评论，2008（12）

3.金维虹.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重建国际金融体系[N].金融时报，2008-12-8

4.黄晶华.美元霸权掣肘国际金融体系重建[N].市场报，2008-11-24

5.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国际金融体系范文篇3

从以物易物到使用一般等价物再到使用货币，人类可以越来越便捷地实现商品交换。美元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定货币，与任何国家的货币一样，都有着相同的本质，即都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并且同样具有五大基本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世界货币，但美元又与其他货币存在不同。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它瓦解后由于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以及“石油-美元”循环，美元的使用没有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区域，它的流通率、在全球的外汇储备皆超越欧元，位居世界第一。本文的目的是研究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首先需要弄清什么是金融体系，它与货币有着什么关系。金融体系即金融系统，它是家庭、公司和政府为执行其金融决策而使用的一套市场和中介机构，资金通过金融系统从资金盈余方流向资金短缺方。而这种资金的流通也就是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转移。美元作为国际金融体系中流通量最大的一种货币，很多贸易或投融资都使用美元计价与结算，美元在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占比也是最大的，这些都体现出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

一、美元的发展历史和基本情况概述

在当前世界各个国家的货币名称不相同，但是他们所承担的职能是相似的，只是发挥职能大小，因此通过对货币职能的分析，就能够了解美元是在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了怎样突出的作用。在18世纪末，美国在13个殖民地形成了货币区，经历了金银复本位制和金本位制，到了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为各国停止了黄金的进出口，金本位体系即将告警，二战后各国损失异常严重，只有美国的经济得到了异常发展，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20世纪中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部资本主义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0%，当时美国黄金储备相当于整个资本世界黄金储备的3/4，这让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雄厚的黄金储备下，二战后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遵循的是金融渠道投放，贸易渠道回流的美元环流途径。这一时期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循环是一种良性的局势。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崩溃这一时期不再受到黄金约束，美元的消极作用开始大量展现。21世纪初期纳斯达克网络泡沫，破灭让美国金融业烧遭受了严重的创伤，影响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21世纪初期，美国政府虽然表示坚持美元政策，但美元却是在。停滞不前逐渐下滑的趋势下，而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又进一步加重了这一趋势，美元对世界货币已经呈现了大幅的贬值，美国政府并没有通过有效的措施来挽救其状态。这需要结合世界局势对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展开有效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宏观格局进行了解。

二、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

（一）美元是国际结算货币

世界贸易中用美元计价结算的比重远高于其他货币，许多与美国无关的国际贸易也广泛采用美元计价并结算。跟据SWIFT统计，美元在国际支付中占比超过40%，但如果只看国际贸易，截至2020年6月，美元占比87%，欧元占7%。下图是各国进出口中美元计价的份额，越接近1说明该国使用美元结算的占比越大。可以看出，哥伦比亚、美国、阿根廷、巴西、巴基斯坦占据前5名，除了美国，其余四个都是发展中国家，其中3个位于南美洲，1个位于亚洲。前10名中，发展中国家有8个，位于南美、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有7个。非新兴市场国家中也有一些美元结算规模较高，比如日本、加拿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明显规律，即南美、亚洲等地区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时主要以美元结算，比例大约为65%及以上。究其原因主要可以总结出两点：从其本身来说，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本国货币信用相对较低，而美元则相对稳定、安全，因此企业倾向于用美元进行国际贸易；另一方面，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都是原材料出口大国，而购买原材料的多为日本、美国这些以美元付款的发达国家，因此出口中美元结算份额被动提高。除此之外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较为依赖外债，尤其是美元债，这可能也是美元计价、结算在进出口中份额较大的原因。总的来说，在双方进行国际贸易时，由于美元在外汇市场上有着较大的交易量与较高的流动性，大部分国家都愿意使用美元计价并结算，这样可以有效减少交易成本。

（二）美元是国际投融资货币

在国际债券市场与国际信贷市场中，美元债券与美元贷款的份额很大。下图为2018年美元在不同市场中份额的体现，可以发现，不管是在国际债券市场还是国际信贷市场，美元均是主导型货币。当汇率相对不变的情况下，投资者更倾向于持有以本币计价的证券，即使证券是由外国借款人发行的也是如此，这种货币的偏好性非常强烈。但对于美元债券来说情况有所不同。虽然美元债券表现出一定风险,但是在欧洲以外地区，美元债券的发行和持有份额占外币债券的发行和持有份额还是较大的。我国就有很多龙头企业在境外发行美元债券，比如工商银行、恒大集团等。此外，因为美国短期国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被公认为“无风险资产”，所以其被很多境外投资者争先持有。由于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高流动性，很多金融机构及投资者都持有美元，因此相对来说获得美元借款也是比较容易的。从而我们可以认为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充当投融资货币。但是要对其情况客观认识，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20年末，外资持有美债7.07万亿美元，较2016年末增加了1.07万亿美元，增长17.8%；美国未偿国债总额27.75万亿美元，较2016年末新增7.77万亿美元，增长38.9%。由于外资增持美债的速度跟不上美国政府赤字膨胀、美债发行扩张的步伐，到2020年末，外资持有美债占比为25.5%，较四年前下降了4.6个百分点。不仅是因为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问题，早在新世纪以来，小布什的两个任期，奥巴马第一任期外资持有美债的比例是呈现上升趋势的，但是到了奥巴马第二任期占比开始有所回落，而后不断下降。美联储接手了外国投资者退出美债市场的份额。为了有效地应对零八年金融危机和二零年出现的肺炎疫情冲击，美联储实施了包括量化宽松和无限量宽在内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扩大资产的购买量。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元国际地位的评判，需要从宏观层面看待，虽然在整个宏观层面下，美元是国际投资。融资的主要货币，但要清楚地意识到，在近年来是有回落趋势，这些回落趋势并不能说美元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而是要联系实际正确看待。

（三）美元是最重要的外汇储备货币

外汇储备是指为了应付国际支付的需要，各国的中央银行及其他政府机构所集中掌握并可以随时兑换成外国货币的外汇资产。截至2019年底，全球未分配的外汇总规模上升至约11.83万亿美元（已分配外储为11.08万亿美元），其中按照IMF公开的信息，全球各国、地区的已分配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高达60.89%，仍然是外汇储备中最重要的货币。究其原因，一部分源自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体系的“余温”，另一方面也与美元自身的稳定性、流动性有关。以我国为例，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路透社报道以及中国外贸收支中各币种的比例可以推测，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比最大，约为70%，其主要持有形式是美元债券和机构债券。跟据白晓燕,郭叶花（2018）实证研究的结果，我国出于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持有高额美元资产，即美元在贸易、债务支付中的广泛使用和“安全资产”属性。近年来人民币在国际地位上有所提升，但步伐非常缓慢，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它的发展备受世界关注。在过去以美元为最重要的外汇储备货币背景下，出现了两个态势，其一21世纪欧元诞生，其二21世纪以来人民币的崛起。欧元代替了欧盟各成员国自己的主权货币。对美元的地位造成了一定影响，人民币提升到全球官方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对美元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两者就美元发展而言，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微小的。美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需要与其他国家时间形成巨额的贸易逆差。而欧元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日元的巨额贸易顺差使美国的美元在整个储备货币体系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当前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约占60%以上，在外汇交易中约占85%以上，作为全球重要的银钱，如果美元出现了问题，将会导致信任受损，将会给竞争对手欧盟和日本都带来影响，还会给整个黄金市场带来影响。

（四）美元的“货币锚”属性

“锚”是船舶停船靠岸时用于固定位置的工具，那么“货币锚”顾名思义，就是指一个国家要保证国内货币环境稳定必须要有的用来调整国内货币发行的参考基准。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贸易计价、交易工具和储备资产三个方面，选择合适的货币锚，能够降低国际贸易和金融往来中的费用成本，有利于稳定国际收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并不是每一种货币都可以成为“锚”，它必须足够稳定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足够的“共识”，美元就有这样的优势，它是目前最主要的“货币锚”。这个国际储备货币是要有一个锚，它是一个基础，此前美元的锚是黄金。在金本位制度下，国际货币是依靠贵金属黄金含量来约束本国货币发行数量，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是各国货币的含金量之比，在金本位制度下，各国通过规定各自货币对黄金的比价儿实现相互间流通兑换可能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货币是间接以黄金为苗，美元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各国货币兑换美元比价所进行的。美元在国际货币中处在核心地位，但是不受到黄金储备制约，各国的货币也开始间接脱离了黄金的制约。很多人对“货币锚”做过研究，其中经刘刚、张友则（2018）研究表明，美元在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和中南半岛的锚效应较强；而徐奇渊、杨盼盼(2016)通过实证分析发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元在东亚“锚效应”反而得到了增强。当某一国家实施盯住浮动汇率制度，美元“锚”的作用便体现在通过规定该国本币与美元之间的货币平价，将实际汇率对货币平价的偏差幅度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这样可以减少本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外汇收支的汇兑风险，有利于促进双边经济贸易发展。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使用这种单一盯住美元的国家逐渐减少。目前我国人民币汇率已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照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进行浮动。

（五）“美元霸权”与“去美元化”

从上文我们可以知道，不可否认美元在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是十分重要的，它的作用体现在很多方面。但同时我们也要正视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元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确立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滥用美元霸权主义主要体现在把自己国家的债务转嫁给他国，因为美元霸权地位存在，其他国家如果想开展正常的经贸关系，就需要储备美元，在当前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据60％以上，这样就能够看到全球对美元的依赖性之高。当前美国外债已经高达上万亿元，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但是在外债增加的情况下，美国没有还债打算。其次美国利用美元霸权限制他国对外关系发展，美国还利用美元霸权主意对其他国家展开敲诈，因为各个国家对外贸易争夺离不开美元，如果有国家对美国贸易顺差较大，美国就会施压让该国货币对美元升值，这样扩大美国的商品，对该国出口减少从该国的进口，通过这样的美元升值贬值行为来对世界的财富资源进行掠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又凭借着国家信用以及与石油的挂钩保持其“霸主地位”。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体现为“铸币税”。印制一张20美元的纸币实际成本可能不到1美元，但美国就可以凭借着极其低的实际成本（$1），去其他国家购买与纸币面值相等价格的商品（$20），那么19美元就成为了其他国家无形中需要交付的“铸币税”，因此美国成为了的世界财富的“收割机”。这显然并不合理。此外，“石油-美元”循环的形成，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对非产油国国家的“绑架”。非产油国想要向产油国购买石油，就必须将本国货币先兑换成美元，然后使用美元与产油国进行交易。除此之外，由于国际贸易中以美元进行结算的项目很多，且大部分都需要经过SWIFT进行国际结算，一旦发生被封号的情况，例如伊朗和朝鲜，那将对该国的国际贸易造成一定影响。不断贬值，不停发行美元，各种剪羊毛。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如今“去美元化”浪潮日渐高涨，很多国家为了捍卫本国合法利益付诸行动，在经济方面对抗美元霸权。人民币加入SDR、英法德三国酝酿INSTEX系统均是“去美元化”的体现。毕竟美元不可能一直“一家独大”，最终国际货币体系必然是实现多极化发展。

三、结语

国际金融体系范文篇4

国际金融体制与制度体系形成之后，已经运转了好多年了，已经越过60花甲了，已经快70年，好长时间了，时移世易，变法亦异。并且在全球化进程中，绝对不能采用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循规蹈矩、因循守旧、陈规陋俗的习惯与规定，来对待发展变化了世界，自国际金融体制与制度体系建立并实施以来，已经发生了诸多金融与经济危机，特别是当前这场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大危机，又一次暴露出国际金融体制与制度体系的一系列严重缺陷及其诸多弊端。特别是20世纪最后10年，金融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最为深重灾难的影响，导致新兴市场化国家的经济接二连三地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国际金融体系在金融与经济全球的进程中，已经变得空前和十分的脆弱。并且美国用美元双重货币的霸主地位身份，坐收渔利，坐享其成。美国人在世界各个角落到处敛财的秘诀妙方，就是在老、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下，凭借美元的霸权地位，操控一切，大搞阴谋，发动金融超限战争，一次次地导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金融与经济深受其害。害人害己，在这次金融与经济危机中，美国也付出了代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及其全球化的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积极倡导和推行全球化战略，采用金融与经济全球化等战略措施，把新兴化市场国家，把发展中国家，把世界上的贫穷国家一齐带进美国早已设计好的陷阱之中，使有些国家越陷越深，而不可自拔。本课题力主强力推进世界金融体制与制度体系的全方位改革，彻底改革。从时间而言，不是短期与长期之争的问题，而是十分紧迫的事件。面对客观现实与未来发展，必须彻底改革世界金融体制与制度体系，责任重于泰山，刻不容缓。世界各国、相关国际组织与机构，都应强烈呼吁，都应强烈要求，并且由联合国组织，或另行组织成立新的世界金融体系改革委员会，世界各国参与，有针对性地、有步骤地对世界金融体系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建立起新的国际金融框架体系和国际金融新秩序。当一种事物，包括体制与制度等形成并取得公认的合法地位之后，即使是其自身弊端有多么大，要让其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都是很困难的。只有彻底地变革，彻底地革命，才能够得到解决。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不是修修补补，而是要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修修补补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修修补补只能使老问题解决不了，新的问题又会积累得更多，矛盾会进一步激化。长期以来，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国际社会组织、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对于国际金融体制与制度体系改革的目标、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问题，自始至终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主张“长期论”者认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是长期的，甚至是遥远的，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长期论”者千方百计寻找各种理由的目的，实际上是意在永远维持美元独享全球经济增长铸币税好处的零和霸权地位。而“短期论”者则主张:应当彻底摒弃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也就是采取推倒重来的办法，构建好国际金融新秩序。有的人认为:“短期论”严重脱离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实际现状，而根本无法操作。但是，本课题组成员并不这样认为，见于美元霸权给世界金融与经济带来的一次次的灾难，彻底改革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只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然有强大的经济势力做后盾，尽管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问题很多，但其他国家也无能为力变革。面对国际金融体系的诸多问题，而应积极主动对其进行彻底改革。这其实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符合世界金融与经济发展朝流的。

2建立健全科学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刻不容缓

在2008年11月15日，美国华盛顿G20国领导人第一次金融峰会上，总书记提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与基本原则，即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并且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原则。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20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总书记发表了《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的讲话，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关于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政策主张和原则立场，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次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大危机，淋漓尽致地暴露出了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等国际金融体系的各个方面和全方位的缺陷与弊端。因而有的专家学者指出:由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乏力，缺乏科学性，因而导致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无序而无度地扩张;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储备资产、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等方面的秩序和纪律的弱化与无序;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机制偏颇与畸形等。加之，在每次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中，国际金融体系救助与救治危机的机制显得狭隘，甚至失灵。从国际金融体系本身而言，都将增多和加剧了国际金融的风险因素。事实上国际金融体系应有的功能与作用，都在弱化与锐减的下行通道中，这样，反而对每次金融与经济危机频繁暴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见于这种状况，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由于总书记在G20国伦敦峰上提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内容和路径选择，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就进一步证明具有代表性、适用性、科学性、前瞩性。因而本课题力主世界金融体制与制度体系的改革与提出的方略是一致的。一是彻底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制与制度体系。总书记提出了关于加强和改革国际监管体系的新思路: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尽快制定普遍接受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范，完善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监管制度，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机制，提高早期应对能力。这就给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具体的改革项目。因为从这次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暴漏出了IMF在协调各国的金融活动、履行全球金融监管、保障世界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秩序和稳定性方面的监督管理作用都很有限。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势在必行。二是彻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通常主要包括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确定、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等3个方面的内容。国际货币体系就是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及其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与惯例。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与弊端，是这次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不断蔓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推行老、新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的必然性，也有其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与弊端决定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在美元霸权地位的主导下，也是美国过度利用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与弊端，钻空子，投机获取巨大利益的必然结果。总书记深刻指出: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吴晓求还主张:在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进程中，制定一个全球统一的有利于透明度原则的会计准则，是非常重要的。三是彻底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在G20国伦敦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国际金融机构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救治;发挥金融稳定论坛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强和改善对各方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总书记提出的这6个方面的内容，都是以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其中的4项内容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直接的关系。因而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应把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重点，放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机制、体制与制度上。并且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是，首先需要从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因为国际金融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载体，其只能是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的。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3大职能:维持固定汇率制、协助成员国干预市场汇率波动;监督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给发生严重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资金援助，帮助其执行调整计划;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账户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消除阻碍世界贸易发展的汇兑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两项职能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只剩下最后一种职能。无数事实反复证明: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建立在旧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上的，已经根本不能适应当前和今后金融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全球金融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与要求，见于这种情况，本课题力主彻底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从而真正构建好公平、公正、健康、合理、高效、科学的全球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制度体系及其新秩序。四是加快建立多元化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步伐。有关资料表明，目前美元占世界货币的68%左右，主要在西半球美洲地区、阿拉伯海湾地区、东亚地区、以及前三类地区有贸易往来与联系的国家等4个重要地区作为基准货币、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这种由美元一统天下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弊端不言而喻。国际社会应积极地、理直气壮地呼吁并建议，让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其他相关世界组织，或另行组织成立新的世界金融体系改革委员会，与世界各国政府协商，共同成立新的国际金融货币基金组织，即由美元、人民币、欧元、日元“四边”多元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这是吴晓求等专家学者提出的设想与主张。他们还提出美元、人民币、欧元三足鼎立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本课题同意“四边”体系。

“四边”体系更有实力，更加稳固，更有制衡作用。改革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是世界金融与经济更好发展的需要与要求，是更好地防范、应对、救治金融与经济危机频发的需要与要求。吴晓求等人认为:“单极货币体系是没有制衡力的。这种缺乏制衡的单极货币体系，必然使风险内生于其中，从而势必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1)吴晓求进一步指出:“建立具有制衡机制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是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内在要求。在重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应发挥与自身经济地位相适应的作用。当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经济规模和实际财富水平是不相称的。按现行汇率计算，2008年中国经济规模(GDP)已跃升至全球第三位，进出口贸易规模全球第三，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中国理应积极参与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工作。”2)“人民币成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中重要的一元，势必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竞争态势、贸易规模和结构、国际收支状况、金融市场规模和结构、资本流动等产生全面影响。作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组织部分，首先必须是国际贸易结算通用或选择性货币，是国际金融市场上可交易的货币，为此，就必须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使其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例如到2010年底，成为完全可兑换、交易的货币。这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性货币的基本前提。从不完全兑换到完全可兑换，是一国汇率机制改革所能做到的。而从可兑换货币到国际储备性货币，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它体现货币发行国经济规模、经济竞争力、良好预期及其经济社会文明、法治的水平。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对货币发行国宏观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会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货币发行国的资本流动和贸易结构会有明显变化，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要有足够大的规模且结构必须均衡。

国际金融体系范文篇5

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一）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形势

从上世纪8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开始，几乎每隔几年，全球范围内便会爆发一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距今最近的便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十年经济低谷还历历在目，纵观当前国际经济局势，亚洲诸多国家经济仍未复苏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同时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在持续中。金融危机不仅会导致金融市场的震荡和崩溃，还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国家发展一蹶不振，甚至带来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整体经济瘫痪。另外，今年爆发的美债危机和美国信用评价下调，以及由此引致的亚洲金融被绑架、大范围的通货膨胀，以及遭受连累的欧洲债务危机，世界市场如惊弓之鸟，更多目光聚焦于危机四伏所掩盖的深层次原因之中。

（二）金融危机深层原因

从表面上看，当前危机的起因在于美国本身货币政策的缺陷以及监管的漏洞，然而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层出不穷，令人感到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危在旦夕。紧张的态势使人不得不意识到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出现了问题，某种概念上的变革已经刻不容缓。从亚洲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严重体制问题就可以看出，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给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造成的威胁不容小觑，全球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国际市场也在不断地向世界经济和金融体制提出更新的要求。

随着资本市场交易中大量货币的交换和转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率、汇率、股票被无形的手绑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球性的资本流动给经济发展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和加速的动力，也给整个经济系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风险。金融全球化只是表面上的大同，而各个国家发展的内在不平衡状态并未改变，国际金融管理水平也远远落后于银行业和证券业的迅猛发展。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具备完善的金融管理工具和完整的信用评估体系，仅仅是为了迅速提高发展速度，尽快融入全球经济大局，不得不依赖外部资金流入，背负巨额债务，加入全球经济和金融的洪流。这样的经济共同体很可能不足以经受金融波动带来的局势震荡。而经济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在于这些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开放的资本市场将所有参与者带上同一条船，借贷双方同时面临着经济繁荣与崩溃这两极考验，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这些都给全球金融危机制造了可怕的温床，令人不得不警示国际金融体系审视自身状态，及时自我更新。

二、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

（一）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特点

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涵盖了若干有关国际金融政策以及流动性调节工具的体制框架和机构组织。这些制度和管理内容都是为了维持全球金融环境稳定而存在的。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设置属性来看，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仍然以美元为主，国际汇率制度采用以浮动汇率为主、多元汇率并存的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简称IMF）其下187个成员国中，已经有将近一半国家使用浮动汇率制度。全球金融局势中，发展中国家所占有的比例和地位不断提高，其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参与所造成的影响也逐渐加大。随着各国之间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交易领域的交叉融合，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和频率都大幅度提升，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全貌已经基本形成。

（二）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缺陷

1、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风险

布雷顿森林体系曾给予美元充当国际贸易支付手段和世界储备资产的权限，使其在60多年间一直牢牢占据着全球金融货币的霸权宝座。70年代牙买加体系成为主流国际金融体系之后，美元不再与黄金自由兑换，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解决了特里芬难题，却因为兑换黄金义务的摆脱而不再受到发行量的束缚。因此虽然近年来美国实体经济地位有所下降，然而美元仍然占据了国际支付货币和世界各国储备资产中的大部分份额，保持着国际主导储备货币的地位。在这种垄断背景下，美国无节制地发行本国货币，却并没有履行相应的监管职责，催生了经济泡沫的产生，并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外汇输出，尤其是亚洲多个出口推动型的国家，储备了巨额美元债务资产。随着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攀升，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趋势的加剧，到今年8月份美债危机瞬间爆发，给世界各国均带来连锁性的影响。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包含了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在金融领域，更延伸到实体经济范围中，各国都不得不替美国承担金融危机的矛盾和损失。这充分证明了美元本位制给全球金融环境带来的巨大风险。

当前国际金融体系过分依赖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进行结算的惯性，正是美元霸权地位的根源。要改变这一态势，就要终结美元作为单一主导世界货币的结算机制，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

2、全球金融监管存在漏洞

①监管理念不主动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所以产生严重的次贷危机，就是奉行了监管越少越好的理念，坚信市场的调节力量，而忽略了金融管理的重要性。在资本流动的大潮中，除了利益动机的趋势，还有更多主观客观的因素不断对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当监管不力时，市场的自我清理功能无法应对积累的泡沫，便会导致金融危机的风险和隐患。

②监管制度不统一

虽然金融全球化已经是大势所趋，然而在金融监管方面，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还未能配备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统一的监管机构及标准。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和金融兑换越加频繁之时，跨境金融机构必须不断操作着不同区域内的金融活动，然而由于缺乏共同认可的监管标准及规则，监管单位只能各司其职各行其是，给大规模的资本流动留下了危机发生的机会。

③监管合作不健全

在没有统一监管机制平台的前提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金融监管部门就应当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协调与合作，对跨境行为作出明确划分及表述，确保每项金融活动都在可控范围内。然而，这种合作机制却迟迟未能上马，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金融对话乏善可陈。各个国家、经济体以及国际组织对于非法跨境金融活动的限制和打击缺乏力度，国际金融体系的监管职能名存实亡。

3、国际金融组织力量的薄弱

国际金融组织体系除了包括IMF在内，还涵盖了世界银行等若干国际金融机构，它需要引领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形成，提高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维持金融稳定的职能和作用。自上世纪40年代，国际金融组织体系运行之际，其发展制度便存在诸多弊病。大部分国际金融、货币政策以及世界银行的操作权限，都掌握在以G7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集团手中。当发展中国家遭遇金融危机，亟需国际金融组织体系施以援手之时，发达国家便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经济决策的制定权，在金融制度或人权条款中提出苛刻的条件。即便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很难通过IMF和世界银行真正获取缓解危机的帮助。因此，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实质上仅仅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利益，甚至沦为利益集团运行自身游戏规则并推行其发展模式的工具。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路

面对金融危机的潜在威胁，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倡议层出不穷。基于以上分析的几点漏洞，综合改革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破美元垄断局势，建立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

美债危机的爆发，已经暴露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不稳定性，提醒了国际金融体系应及时洗牌，建立适应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要求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当前局势来看，还没有一国货币可以作为稳定的全球公共金融产品，因此，应努力发展多国货币实例，建立多元化货币储备体系，分散金融资本的走向，为世界经济设置多根支柱，提高其稳定性。当前欧元的积极发展态势正是对这一建议的良好回应，它为欧洲经济的健康均衡发展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欧元的成功推行为世界货币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先例，各国应尝试减少单一美元储备，逐渐持有多元化的国际资本，并加强自身汇率政策的稳定，保持主要货币储备力量的均衡。

（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完善国际合作金融监管体系

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有效途径之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国际合作式的金融监管体系或许会成为对全球资本市场进行控制和管理的最佳工具。

要制定各国普遍承认的金融监管规则和标准，完善国际评级机构的相关制度与准则，建立涵盖全球视野的金融预警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结合各方面力量共同对跨国金融活动以及资本流动进行跟踪，尤其是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进行持续的监控，从而形成运作良好的世界性国际监管网络。

要积极建立国与国之间的监管协调关系，要求参与国际金融合作的每个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保持与彼此以及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沟通，在跨国金融机构管理行为中规定适当监管模式，确保实施主动监管，杜绝风险盲区。

要设置权威性和独立性兼具的国际监管机构，例如组织全球知名金融监管专家成立监管协会，对国际大规模金融活动以及高风险资本对流进行实时监控，维护不同国家及利益群体的权益，并保持国家独立监管任务的完整和稳定。

（三）完善IMF机构职能，重塑国际金融组织体系

要求IMF以及世界银行组织等机构决策逐渐走向公开化、透明化，以实现更高效的监管能力。例如IMF应就金融发展计划进行公开讨论，其成员行为应接受执行委员会的审批和监督；世界银行领导人的选举要公开进行，其决策也要广泛征求多方意见等。

提高IMF进行宏观调控的地位和权力，确保是国际金融组织而非任何发达国家或经济体，充当全球金融政策的协调者。同时应积极提升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金融组织体系的比重，授予其更多的话语权甚至规则制定权限，确保国际金融合作的真实性和实效性。

为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提出经济绩效指标，要求其活动和行为受到监督和评价，并将组织体系的公开性、透明度纳入指标考核体系，要求机构活动开展和组织任命同样遵循竞争原则和公平机制，确保国际金融决策的公正。

四、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角色与任务

从历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来看，发展中国家常常沦为发达国家金融游戏的棋子或者经济试验的替罪羊，要完全期待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改革，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迅猛趋势，可能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也是东亚经济圈的关键领袖，应尽快适应全球经济环境的现实，从调整自身金融决策开始，逐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进程。

首先，要正视我国驾驭金融管理能力及经验的不足，充分考虑自身国情，立足于现有经济体制进行适当的贸易开放和自由，有限地吸收外资和储备外汇，加强对资本进出的控制，提升并维护人民币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塑的活动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

国际金融体系范文篇6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主权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国际金融体系范文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现实影响战略性投资人民币区域化

我们有两种选择：制定全局的国际金融战略，从当前开始布局，为下一代人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或是采取随机应变的跟随型策略

如果十年之后，巨额外汇储备仅只在财务上保本或年均增加几个百分点收益，而没有给我国开拓未来空间，这便是战略上的失败;如果着眼点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战略投资，只要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就非常值得，人民币、港币、新台币的融合将是经济上互利的最优金融制度安排，国际金融体系将演变为美元为主导、欧元与人民币为欧亚两翼的三元体系，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二战之后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

它使1980年代撒切尔-里根革命推进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全面退潮，而国家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并可能在一段时期主导公共政策。这种状况可能使保护主义思潮抬头，自由贸易与市场开放受阻，对经济全球化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国际经济与金融边界将出现较为显著的变化。

在资本管制下，我国基本未受国际金融效应波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主要来自国际贸易的影响。与发达国家比较，目前我国的相对位置较为有利，这表现为：在宏观层面，发达国家全面拯救金融机构以恢复市场信心，而我国则是防范金融冲击;在资本市场，各类公司处于财务困境，而我们则是潜在买方;在国际金融体系博弈中，欧攻美守，均拉我国以壮其势。

总的来说，此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是如何修补与调整原有的国际金融秩序;而对中国而言，这次危机给中国提供了拓展未来空间，由既定利益格局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建设性合作者的历史性机会。

一、当前的首要任务

过去150年世界经济史的启示是：各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是经济全球化，以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为基础的金融市场全球化则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自金本位制崩溃后，国际金融体系作为全局性公共产品，多是人类设计的产物，以三十年左右为一个周期，就会出现大的问题，需要进行调整与或重组;金融全球化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对全球资源进行跨期配置的市场机制，其危机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危机，其崩溃则意味着经济一体化的解体。

1970年代后期，国际金融体系完成了布雷顿固定汇率体制崩溃后的调整，经济全球化由此得以全面推进。事实上，这一体系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最理想的外部环境。三十年的发展使我国融入世界市场，受益匪浅，成为增长最强劲的大经济体。只要国际金融体系再稳定三十年，我国将成为最大的收益者，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经济全球化的倒退将直接威胁我国的根本利益，不符合我国的长远发展目标。因此，我国主动与积极地参与防止国际金融体系恶化与崩溃。

对于我国，这次危机的意义在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远远超过预料，依靠作为公共产品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参与全球劳动分工、搭便车发展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与1980年代后日本面临的局面相似，我国将不得不承担维持这一体制的部分成本，外部环境变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非常巨大;我国的金融改革难以通过对美国市场的模仿复制达到，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必须与改变国际金融环境紧密结合。

问题在于：如何建设性地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与或重组?怎样通过与发达国家的互动与博弈逐步扩大我国的利益边界?如何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大调整中把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结合?

面对大变局，我们有两种选择：或是全面考虑未来发展，结合国际金融体制的变化，制定我国的国际金融战略，从当前开始布局，逐步建立与扩展我国经济边界相适应的金融边界，为下一代人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或是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对美欧关于当前危机及国际金融秩序的提议简单应对、或零敲碎打的提出一些战术措施。

显然，后者无助于我们逐步确立自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在历史上，两种选择均有前例。二战之后，欧洲从1950年代初欧洲重建时期的煤铁同盟开始，在1970年代初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机会建立货币共同市场，直至本世纪初欧元区的确立，都沿着富有远见的长远战略思路逐步推进，其中不乏反复和倒退，但大的方向始终如一，终于使欧洲市场相对独立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并可能成为修正国际金融体系缺陷的重要力量。

日本的例子则是相反。1980年代初，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开始开放金融市场。但日本当局真正关心的是维护原有的国内金融秩序和税收体系，在“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及此后的“日美金融市场工作小组”长达十年的多轮会谈中，走一步看一步，缺乏通盘思考，未能建立一个稳定与动态的货币金融体系，促进出口导向型的日本经济转变。二十多年来，日元汇率大幅升值、日本金融体系危机、资产泡沫破灭、经济处于长期萧条都与之有相当的关系。

从国家长远利益计，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从推动建立内外平衡的经济结构的高度，谋划我国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空间与格局，以我为主，提出一系列的综合策略安排，即总体战略构想。只有如此，才能在复杂的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中找准方位，形成连贯的而不是矛盾的、整体的而不是零碎的政策思路，为即将展开的多边与双边会谈提出符合总体目标的具体建议与技术提案。

不可否认，在目前，形成并提出国际金融的战略思路有诸多难处，比如“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式路径依赖、固化的部门利益格局、行政当局缺乏研究未来发展的内在动机、内向型格局与求稳心态、缺少系统的长期研究等等。但这些困难并非无法逾越，关键在于决策者的前瞻眼光与政治决心。

二、短期：战略性投资

我国近年来积累了近两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与二十多万亿元人民币储蓄余额的比例大致为0.6:1。这两项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这种金融资产仅仅是潜在的购买力，并不等于真实的国民财富，而且，随着未来商品与资产价格的上升，其相对价值将大幅贬损。这需要我们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和合适的成本，将潜在的购买力转变为真实国民财富。

传统上，亚洲的公众与政府有很强的储蓄偏好，同时也有将储蓄等同于国民财富的倾向——然而，国民财富不但表现为物化的生产要素与产出总量，而且更体现在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与组织之中。

近来各方纷纷提出抄底美国金融机构的建议，从财务投资的角度看，这的确是数十年难遇的好时机。但是，财务投资并不应该是我国战略性金融资源关注的重点。如果十年之后，巨额外汇储备仅只在财务上保本或年均增加几个百分点收益，而没有给我国开拓未来空间，这便是战略上的失败。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动为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创新能力、从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产业过渡，以及增加国民财富提供了稍纵即逝的战略性投资机会。

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具备了战略投资的杠杆——丰裕的外汇流动性，同时也有了支点——发达国家全面拯救市场的迫切需要。这是一次历史机缘，决策层应下决心，拨付相当比例的外汇资金，既可以表明中国参与全球拯救行动、维护全局性公共产品的诚意，也可以在共赢之上，大力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

在这一方面，双边会谈及行动远大于多边会谈，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应鼓励对美欧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战略投资。虽然中投公司对百仕通、摩根士丹利等机构的投资遭受了一些批评，但在当时情况下也有其合理性，而这些较小投资是大规模进入市场的试水。应当将其纳入国家层面的双边会谈，与当前欧美政府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注资进行一比一匹配投资，迅速进入。

应大力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并购或参股那些行业相关、目前陷入财务困难、但在仍有有优势(市场、管理、创新等方面)的大型工商公司;支持优秀的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与私募市场选择有创新能力的中小型公司，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合作。

可从外汇资金中配置足够数额，通过有关金融机构发放抵押贷款、过桥贷款等多种方法，专门用于企业产权收购与合作;需要调整我国对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若干规则，促进境外的产权交易。在与欧美国家的双边谈判中，在积极参与拯救行动的同时，要求对方放宽或取消其对于资本市场与私募市场产权交易的限制。

还应鼓励国内企业及其他机构吸引发达国家的各类研发人才。

只要着眼点不在于资本回报的财务投资，而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战略投资，只要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就非常值得。

可以预料，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首脑会谈及其后的多边、双边会谈，其核心议题之一是敦促中国、日本及欧佩克等国分摊更多成本，维护国际金融体系。我国政府在多个场合表明了支持稳定现行体系、共度金融危机的态度，这符合国家利益。

但是，需要特别关注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多种道德风险：金融机构向资产持有者转移的“市场道德风险”、金融机构向政府转移的“公共道德风险”，以及国际储备货币当局向全球资产持有者转移的“国际道德风险”。我们需要学习与运用多种降低道德风险的机制，例如，积极的多边参与可能起到某种较有效的外部约束，而这种约束由于信息、能力、法律、文化等障碍，难以有效地在双边之间形成;建立风险共担机制，设定各类限制与优先条件;要求在其他领域消除歧视条款(如贸易、技术、资本市场交易)等等。

三、中长期：人民币区域化

这次金融危机显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已成为最大的系统风险来源。

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系统风险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它是一种稳定均衡退化到另一种较劣的稳定均衡的状态或过程。例如，在江河湖海，蓝藻与其他植物共生，处于稳定均衡。一旦水域的富营养超过临界点，蓝藻急剧疯长，挤占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就会出现生态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也有同样的特点。在缺乏外部约束的情形下，以抵押贷款为标的物的衍生品急剧膨胀，占据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引发系统性风险。公务员之家

物种多样性则是化解或缓和系统风险的主要办法。金融史上，真正意义的金本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此后的各种国际金融体系则是“人为设计”的产物。任何人造产品都不可避免地有先天的缺陷，系统风险总难以避免。因此，人类必须不断创新，提供多样性的选择，以减低系统风险。

187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已和英国相当，但八十年之后美元才完全取代英镑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此前一直是英镑的补充或“备胎”。1969年，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五年，欧洲就有远见地提出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议，经过三十年努力才实现单一货币的目标。目前，欧元区的经济规模与美国基本相当，欧元主要在欧洲大陆及周边国家使用，在国际交易中约占五分之一的份额。欧元区的出现产生了竞争与选择，既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国际储备货币的备胎，也为欧元区国家提供了规避系统风险的机制。

不过，欧元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建立在超国家协议之上，仅有成员国遵守承诺的道义约束，而迄今为止主要国际货币却都是由国家信用刚性支持。此外，虽然发行欧元的欧洲央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但它有三个大的缺陷：欧洲央行没有最后贷款人的法定资格、没有对欧洲的银行实行监管的权力(这两个权力属于各成员国央行及有关当局)、无权决定汇率政策(这一权力归成员国财政部长)。因此，欧元的前景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难以在短期内取代美元。

在外部环境无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将在未来三十年左右达到美国的规模。届时，我国很难再被动地依靠现有的国际储备货币及其支持的金融资产。按名义汇率计，目前中港台三地的经济规模总和超过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7%,接近美国(或欧元区)的30%。未来二十至三十年，三地经济总量将与美国、欧元区并驾齐驱，甚至可能超过这两个经济体。

人民币、港币、新台币的融合将是经济上互利的最优金融制度安排，国际金融体系将演变为美元为主导、欧元与人民币为欧亚两翼的三元体系，而三个大陆经济体的收益流将为该体系提供强有力支撑。此外、该体系再辅之以英镑、日元，形成相互竞争、补充的格局。在国际交易中，美元的比例将可能降至50-60%，欧元的比例大致提高到20-30%，人民币的比例可望达10%，英镑与日元各占5%。这种局面不仅能够减轻美元的过度负荷，降低系统风险，而且在竞争中形成制衡，避免不负责任的劣币过度发行，扩大良币的生存空间，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状态。公务员之家

根据欧洲的经验，现在就应制定中长期人民币区域化的战略规划，并逐步落实。以前我们认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动荡是较遥远的事，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亮起了红色警号，即使仅从危机应对的角度，也需要提前进行准备。

人民币区域化的关键是人民币、港币、新台币的融合。中长期内人民币区域化是水到渠成的过程，难度远小于欧元区的创立。这是中国的家务事，无需他人置喙。在步骤上，可首先考虑人民币与港币的逐步融合。名义上，港币的稳定由与美元直接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保证;但事实上，19897-98东亚金融危机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央政府都公开保证全力支持港币的稳定，扮演了对港币最终拯救者的角色。港币的前景必然是与人民币融合。人民币的非全面兑换性并不妨碍两币先在交易及计量货币上的融合。其次，研究人民币与新台币融合的方案与路径;在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和平解决之上，逐步实施。

人民币使用范围扩大，这是人民币区域化的自然延伸。当前可以扩展人民币在官方储备与贸易交易中的使用边界。例如，扩大人民币在亚洲跨国机制(中日韩与东盟的货币互换机制、可能的亚洲基金)中的储备金比例，鼓励周边发展中国家采用人民币进行双边贸易，对亚非国家的发展性优惠贷款可部分或全部采用人民币提供，用于对我国企业产品与劳务的购买。

国际金融体系范文篇8

关键词：中国金融国际金融转型路径

中国金融改革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历程，这一历程伴随着金融转型的过程。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的问题，而中国经济则面临着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这些变化已经并正在对中国金融业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从金融领域来看，全球银行业发生着深刻变化，监管机构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为此，中国金融业不仅要关注宏观经济的新形势，而且还要适应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银行业监管变革和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创新和整合。中国必须抓住全球金融转型的机遇，直面自身一系列瓶颈性难题，坚决踏上金融转型之路，以期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将重点研究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转型的路径，在“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下，并根据中国金融的发展历程，将金融转型的路径划分为：初级发展阶段（起步期→发展期→调整期）→进化发展阶段（危机期→后危机期→完善期）→高级发展阶段（参与期→共同期→直接期）。

一、中国金融转型初级发展阶段

中国金融转型初级发展阶段（从1978年至2007年）：这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扩张运行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的国民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30年间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又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经济增长依靠物质资源的投入来支撑，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社会保障不健全，城乡两元结构的矛盾加剧，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区域性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利用缺乏可持续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等。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经济总量呈现加速扩张态势，但充分凸显了“三大”：经济规模大，成本压力大，产能过大；三低：低端，低价，低利润。

从金融领域来看，这一阶段金融转型取得了辉煌成就，也充满了曲折与争议。总体而言，中国金融业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金融业已上升为国民经济的核心产业，并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改革，适应了经济高速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要。从金融转型的路径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起步期→发展期→调整期。

1978年至1984年，是我国金融体系和结构开始了制度调整的起步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体系和结构出现了变化，最主要表现在实行金融机构多元化，打破传统制度一统天下的组织结构，建立了二级银行制度的框架。显著特点是金融制度变革的发生时期，新机构和旧机制并存，机构是新的，但制度安排的运行机制基本上是旧机制起支配作用。

1985年至1996年，是我国金融体系走向市场化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基本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为金融市场建立了初步框架。显著特点是金融宏观调控向间接调控过渡，从单一的行政型调控向运用经济手段转变。资金管理从统存统贷转变为差额包干的基础上，继而推进到差额控制和实存实贷，由指标管理过渡到资金管理；金融调控也从单一的行政手段直接调控向市场化运作机制调整，从开始的控制贷款规模，逐步启用中央银行的三大政策工具，发展到以比例管理彻底取代贷款规模控制。

1997年至2007年，是我国金融体系变革进入市场金融体系框架的调整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传统的短缺经济发展到总量相对过剩、需求不足的经济。显著特点是形成“一行三会”格局，银监会负责统一监管全国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保监会则统一监管全国的保险市场。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履行一定的金融监管职责，并负责协调三家监管委员会的工作，充当最后贷款人，在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中国金融转型进化发展阶段

中国金融转型进化发展阶段（2008年至201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调整运行的时期，是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转折期，是经济结构大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大转变和发展模式再创新的一个关键阶段。这不仅是因为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而且过去30多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面临的挑战日趋复杂和严峻。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各种问题和矛盾进行深度调整和寻找解决方法，积聚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动力。

从金融领域来看，这一阶段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内结构调整的挑战。从金融转型的路径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危机期（2008年至2009年第一季度）→后危机期（2009年第二季度至2010年）→完善期（2011年至201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

2008年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并导致全球实体经济进入严重衰退，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全球经济金融进入了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体系运行的宏观环境良好；金融改革成效显著，金融开放继续推进，金融创新不断加强；外汇储备继续保持增长，应对外部冲击能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实际支付能力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继续保持健康发展，总体运行平稳；金融安全网建设继续推进，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共同维护国际金融稳定。

2009年无疑是中国金融业挑战与机遇并存、发展与风险并蓄的一年，第二季度以来，尽管失业率依然走高，但全球经济信心逐步恢复，经济先行指标PMI得到回升，工业实际产出开始回暖，金融市场利差指标恢复正常，消费者信心震荡回升，经济增长预期上调，全球经济金融逐步渡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了后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业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金融机构实力明显增强，金融市场运行平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金融体系总体稳健。国际金融市场逐渐稳定，国内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逐步巩固，但影响我国金融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依然复杂，金融体系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继续存在，维护金融稳定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十二五”时期，是我国金融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需要，而走向国际金融市场化的完善时期。“十二五”时期，只有继续贯彻落实金融促进经济发展各项措施，创造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继续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业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发挥危机应急处置机制作用，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切实改善融资结构，提升金融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能力；改进金融监管制度和方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稳步推进金融创新，提升金融业整体竞争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为国际金融稳定奠定良好基础。

三、中国金融转型高级发展阶段

中国金融转型高级发展阶段：当主要矛盾和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积聚了新的积极因素之后，进入高级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成熟运行的时期。其显著特点是更多地体现出经济社会成熟发展的特征、成功的运行和卓越的成效，使中国经济模式、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社会文化、技术进步、管理理念等不但体现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世界典范。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化会成为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从金融转型的路径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即从中国参与建立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及制定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程度依次划分为参与制定期、共同制定期到直接制定期，这是中国金融转型路径达到高级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

四、结论

虽然总的来说，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但它基本符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初级发展阶段的一种必然选择。事实证明，我国渐进式的金融体制改革，既保证了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实现了自身的改革目标。

但是必须看到，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金融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已开始日益凸显，阻碍着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亟待进一步解决。这集中反映在一方面我国金融资产规模迅速积累，另一方面金融体系的内部效率却没有得到明显提高。衡量金融体制改革成就并不只是规模的扩张，而更重要的是效率的改善。只有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才能有效地动员资本、配置资本，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在结构布局、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固有的问题，阻碍了其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发挥，从而难以适应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需要。中国的经济转型以“渐进”而闻名，金融转型更为渐进。但是这种过甚的渐进，实际上已经严重损害了效率，客观上要求提升金融转型速度。

参考文献：

1.巴曙松，谭迎庆，聂建康.建国60年金融转型的进程—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J].金融管理与研究，2009（10）

2.国家统计局.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R].国家统计局，2008

3.许莎雯.“进化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十二五”中国经济发展展望[A].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0届年会论文集[C].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4.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报2009[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国际金融体系范文篇9

中国金融转型初级发展阶段

中国金融转型进化发展阶段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金融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需要，而走向国际金融市场化的完善时期。“十二五”时期，只有继续贯彻落实金融促进经济发展各项措施，创造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继续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业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发挥危机应急处置机制作用，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切实改善融资结构，提升金融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能力；改进金融监管制度和方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稳步推进金融创新，提升金融业整体竞争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为国际金融稳定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金融转型高级发展阶段

结论

国际金融体系范文篇10

法律的价值在于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就国际金融法而言，其作用在于建立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保障国际金融安全、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简言之，安全和效率是国际金融法的两大基本价值。这两个价值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也就无所谓金融发展；而金融发展又是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的根本保障。任何金融的低效率运行或停滞不前，都可能导致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的混乱与动荡。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存在矛盾的一面。要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和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必然要求对金融业加以严格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而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可能导致金融业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反过来影响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这两大价值的博弈直接影响到国际金融法功能实现的程度。我们知道，国际金融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价值取向的定位不能因人们的主观认识而转移，它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并与经济基础的要求相一致。事实也是如此，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着。在国际金融法形成初期，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之后，安全曾一度是其基本价值取向。各国都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视为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

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重大。金融全球化表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各国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在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联动，几秒钟内就能实现上千万亿美元的交易，尤其是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流动性和全天候的市场。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国际金融关系朝着多方向发展。从货币体系的全球化到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到金融机构的全球化，从金融信息流动的全球化到金融风险传递的全球化，从金融政策协调的全球化到金融法制建设以及金融交易规则和契约条款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内容可谓丰富多样、无所不及。例如，从国际货币体系看，伴随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转和拉美、亚洲、非洲等区域货币合作的开展，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货币格局正在形成；从国际资本流动看，近二十年来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流速、冲击力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中，私人资本已取代官方资本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主体，其逐利本性使资本流动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金融市场作为开展金融活动的平台，其全球化则构成了金融活动的全球基础，表现为各国金融市场的贯通和连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异类金融市场间界限的日益模糊，金融市场的主要资产价格和利率的差距日益缩小，市场相关度显著提高。货币、资本、金融市场等金融全球化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金融资源在不同国家间和不同层次上转移、划拨、金融和

互动。从而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重组，促进金融效率的总体提高。

二、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

我们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在为金融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又具有放大金融风险的效果。纵观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的经济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包括金融风险发生和传导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遭受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概率大大增加，金融脆弱性演变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加之一体化的市场为金融风险之跨国传递提供通道，“一荣具荣、一损具损”已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由此警示我们，在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高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调整国际金融关系的国际金融法也要随着经济的变化而调整其价值取向。各国的立法者和监管者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加剧了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一方面要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通过增加竞争以增加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为确保金融稳定和公众对金融体制的信任而维持审慎监管。因此，法律必须在开放金融市场与加强管制之间加以选择。换言之，在促进金融效率与保障金融安全之间进行权衡，单一的注重安全优先或是单一的注重效率优先都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以美国为例，在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效率优先的放松管制时期后，尽管金融自由化给美国金融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与活力。但是给银行业带来的危机也逐年增加。据统计，1982-1992年间，美国共有1442家银行倒闭。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对于开放程度高的美国来说，强调效率优先而放松监管也加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危险。有人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放松管制改革主要是制定新法，对废法的废止是不充分的。其结果就是解除管制部分不足以提高银行的竞争力，而保留管制的部分又无力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立法者和监管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放松管制的进程。在90年代里，美国立法开始体现出了对安全与效率的并重。这些法律从不同的角度，鼓励金融机构的竞争，注重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加强对金融活动的风险管理。尤其是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提出重整金融资源、实行混业经营和功能监管，实施兼顾安全和效率的审慎监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日本自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无不如此。如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提出了“有效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将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这六条原则是：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促进金融创新；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避免对竞争的不必要的扭曲和破坏。

考查有关国际金融的国际条约，也能看出对效率和安全并重这种价值取向的认同。无论是WTO还是NAFTA都强调放松金融管制，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自由化。WTO倡导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但同时也注重对安全的保护。WTO有关协议规定了有关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例外，如各成员方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出现严重的收支平衡和对外财政困难时，对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部门采取或维持有关限制措施；《金融服务附件》规定的“审慎例外”，允许成员方出于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保护投资者、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措施，或为保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而采取措施。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效率与安全”的目标冲突。NAFTA推进金融服务的区域一体化，都要求成员方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有条件的开放金融市场，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金融领域的竞争，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基金组织和《基金协定》、世界银行和《世界银行协定》也都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要求尽量排除政府的干扰。而市场机制主要是强调效率。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推行也鼓励成员国坚推行的金融体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为基本导向，注重对安全的兼顾。

晚近国际金融法价值取向上的这一变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因为金融全球化势必加剧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三、对我国的启示

回顾我国的国际金融立法，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一直都是主要目标。为此，我国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市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金融业竞争力低下，整个金融市场十分脆弱，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已经大幅度的对外开放了，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是通过强化监管，恐怕难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我国应该转变这种模式，在立法上应以效率为基本导向，兼顾金融安全。放松金融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在管制逐渐放松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已有的金融风险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同时这样做也有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防止过快放松管制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必须把握住放松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参考文献：

[1]何焰.国际金融法晚近发展的若干特点.法学杂志，2005，（4）．

[2]贺小勇.国际金融立法的新趋势与中国金融法的完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