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进程范文10篇

国际化进程范文篇1

1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货币国际化是指一国发行的货币可以跨出国门流通并成为国际公认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货币国际化不仅可以体现一国的综合国力，还可显著增加其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促进一国的投资与贸易，并可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因此，随着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逐渐加深，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

1.1跨境贸易结算

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的颁布，标志着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正式启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5个城市成为首批试点城市，2010年6月扩大到20个省市，2011年8月最终推进到全国范围。由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可以降低汇率波动的风险，也越来越被周边国家所接受，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人民币结算规模逐年递增，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周边国家逐步加速推进，如图1所示。我国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已经开始稳步发展，2018年5月2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二期)全面投产，截至2019年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受理范围已经覆盖167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银行法人机构，参与者达到936家(其中直接参与者33家、间接参与者903家)。

1.2双边货币互换

在我国人民币国际化推行进程中，中央银行积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合作，陆续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为我国与这些国家双边贸易提供便利，使双方在贸易中不会面临汇率波动的风险，并有利于加深双方在经济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和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28个仍然有效)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协议总金额超过3.411万亿元人民币，极大地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1.3“一带一路”倡议

总书记于2013年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倡议，即“一带一路”倡议，其沿线贯穿欧亚大陆，东临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合作，构建互惠互利的共赢模式。2020年前三个季度，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仍达到6.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率为4.8%，高于我国同时期的对外贸易总体增速。此外，根据商务部每年公布的数据，2014—2019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值总额累计超过44万亿元，年均增长达到6.1%。由此可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币的计价、交易、结算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如图2所示。

1.4加入SDR货币篮子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一员，标志着人民币正式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目前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排在美元和欧元之后，位列第三位，如图3所示。加入SDR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国正在进一步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也体现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际社会越来越希望中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目前全球已有70个国家和地区把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美元储备数量与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资产数量之比已降至60.46%，而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非美元货币储备有了逐步的增加，国际货币体系逐渐走向多元化。当然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从历史上看，绝大多数货币在其国际化进程中，都可能会面临各种问题，故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也将充满挑战和风险，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特里芬难题”。

2货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特里芬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国际上实力最为雄厚的经济大国，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确定，标志着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式建立。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由美元来充当唯一的国际货币。美国耶鲁大学特里芬教授在1960年指出这样一个悖论：美国需要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地位，这样美元才能源源不断地流向国际，以满足各国持有、结算的需求。但作为国际货币要维持全球对美元的信心，需要保持美元的币值稳定，这就要求美国能够持续维持经常项目的盈余，也就是贸易顺差。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成为贸易顺差国和逆差国，这一悖论就被称之为“特里芬难题”。而现实也验证了特里芬的预见，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的国际收支逐步开始恶化，美元贬值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并引发了资金外逃的狂潮。在此背景下，尼克松总统被迫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实施“新经济政策”，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宣告正式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牙买加体系于1976年建立并一直持续至今。该体系的特点是采用国际储备多元化，美元已不再是唯一的国际货币。但这一体系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特里芬难题呢?从现实情况来看，能在国际储备中获一席之地的也只有极少数货币，其中美元依然占据绝对优势，这造成全球经济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进出口贸易份额明显降低，贸易地位迅速下滑，贸易逆差逐步扩大，2019年全年逆差达8532.28亿美元；而2020年前11个月，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2007年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如图4所示。此外，当前这种多元化储备制，国际清偿力的需求仍然依靠这些货币的逆差输出来满足，那就必然产生与货币稳定性需求的矛盾。由此可见“特里芬难题”并非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有问题，而是一国货币走向国际化进程中都要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同样绕不开“特里芬难题”：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中国就需要通过贸易逆差向全球大量输出人民币，但为了维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流出境外的人民币数量又必须是有限的。针对“特里芬难题”，在保证人民币用于国际间结算、投资、储备功能的前提下，我国究竟如何才能保持人民币币值和信用的稳定呢？

3人民币国际化中“特里芬难题”的应对措施

根据以往经验来看，一国货币占国际支付交易与投资储备达到一定比例以上时，“特里芬难题”带来的影响才会更大，而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尚处于初级阶段，重点应当放在提高人民币资产的安全性方面，保持国际贸易顺差，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具有足够的信心，从而更加主动地去接受和使用人民币。但在此基础上要如何输出大量的人民币以满足国际结算、储备等需求呢？我们可以学习美国、日本等国的经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通过“马歇尔计划”赠款130多亿美元来帮助欧洲进行战后重建，这一计划当时成功地在欧洲扩大了美元的使用；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着力发展对外援助以推动日元国际化，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中国也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对外援助、投资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向国外输出人民币，有效提高境外人民币的流动性。

3.1逐步扩大人民币对外援助规模

在人民币国际化推动进程中，我国一直致力于不断拓宽人民币对外输出的渠道，其中对外援助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根据财政部预算司每年的中央财政支持表中的相关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每年提供的对外援助资金规模处于稳步上升趋势，从2007年111.54亿元到2019年的215.28亿元，2020年的对外援助预算数也达到了204.76亿元人民币。虽然我国的对外援助数据最近十几年逐步稳定上升，但其占GDP的比重并不高，2019年为0.022%，而一般发达国家对外援助占GDP的比例一般在0.2%左右。要通过对外援助推动人民币在国际中的使用规模，进一步发挥其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作用，我国的对外援助规模与比例可以进一步稳定提升。

3.2积极推动人民币对外投资业务

对外投资有利于增加人民币跨境循环规模，激发境外人民币需求，并对人民币境外使用规模的扩大起到积极作用。货币国际化一定会伴随着本国对外投资的增多，以提高该货币在国际上的规模和地位。根据我国商务部每年的数据，中国对外投资一直处于稳定上升的状态，2009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全年为433亿美元，到了2019年全年为1106亿美元，2020年前十个月已经达到863.8亿美元。尽管我国对外投资额每年都在稳步提升，但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后续仍应加大对外投资力度，积极推动我国银行和企业进一步走出去，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可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3.3依托“一带一路”及亚投行的建设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

要想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就要加大本国货币的贸易支付使用量，由于我国在亚洲区贸易中具有较高的主动权，并且长期处于贸易逆差，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贸易结算、项目投资、金融支持等方式提升人民币的影响力和货币公信力，从而推进人民币在亚洲区域的使用。此外使用人民币为“一带一路”相关建设项目提供流动性支持，通过成立多边金融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等)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并开发人民币融资工具，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在沿线国家的认可度，这样可以先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再逐步扩大沿线国家人民币的跨境自由使用，然后逐步扩大使用范围，最终覆盖其他国家。

3.4逐步完善国内金融市场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不够完善，金融自由化程度尚不能满足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需求。因此，要积极推进境内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构建，从而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国际经济新形势。首先，金融市场的开放是大势所趋，但开放过程需有条不紊地进行，一方面鼓励符合资格的企业积极走出去，另一方面适当降低准入门槛，逐步允许符合条件的国外金融机构或企业走进来；其次，促进金融市场及各子市场协调发展，推进多元化金融产品，开发更多的货币工具品种、债券种类等；最后，逐步完善金融市场机制，提升监管水平，制定一系列有效的制度来保证市场的规范运行。

3.5进一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

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直接影响着人民币的自由流动，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正确掌握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程序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战略意义。当前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不断提升，但与国际相比仍有较大的推进空间。需要注意的是，资本项目的开放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推进，把握好节奏与力度，盲目地推进会给国内的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风险。我们追求的是审慎、渐进、有层次地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进而扩大境外投资者的投资品种与规模，在相关市场发展成熟、具有相应监管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加人民币境外自由流通的程度。

3.6防范人民币国际化风险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有可能带来一些风险，如开放金融市场与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带来的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及汇率风险等，所以如何防范与化解这些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能以危害国内金融市场安全为代价，所以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人民币国际化的节奏，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框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渐强大，人民币国际化不仅符合我国利益，还要符合世界利益。作为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应承担更多的国际业务，承担大国责任，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设，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分担单一主权国家货币所面临的压力，缓解“特里芬难题”，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但同时也要注意在推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要立足服务本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量力承担国际责任，只有适度的人民币国际化才可以既能避免“特里芬难题”，又符合我国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谈俊.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J].全球化,2019(03).

[2]史育龙,卢伟.“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对外援助和开发合作进展、问题及推进策略[J].经济研究参考,2018(02).

[3]李建军,朱菠兰.人民币“入篮”SDR后的国际化之路[J].清华金融评论,2016(10).

[4]李世安.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特里芬难题[J].世界历史,2009(06).

[5]冯叔君.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特里芬难题研究[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8(04).

国际化进程范文篇2

关键词：组织能力；竞争优势；国际化进程；阶段理论

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之下，国内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如何进行国际化发展，在全球市场范围内竞争将成为我国企业今后将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国际化进程阶段论

阶段理论是企业国际化进程的主要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北欧学者在对瑞典4家制造企业进行深入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他们将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分成4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不规则的出口活动、通过商进行出口、建立海外销售子公司和直接在海外进行生产制造。这种发展是连续和渐进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由浅入深地涉足国际市场。

北欧学派用“市场知识”的学习道路来解释企业国际化的渐进式阶段发展。市场知识可以分为企业经营的一般性知识和具体市场运作知识，后者只能通过实际经营活动获得和积累，是决定企业在本国之外经营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正是这种市场知识的积累导致了企业国际化阶段发展的渐进性。同时，这些北欧学者用“心理距离”或“文化距离”的概念来解释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次序是依据心理距离或文化距离的远近进行选择的。选择的原因在于，相同的文化使企业的市场知识更易获得，企业的经营活动更易获得成功。

笔者认为，将阶段理论作为对现今企业国际化的一般性解释是缺乏完整性和客观性的。这种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一部分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的规律，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同样明显：第一，这种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当时的世界经济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相对落后的信息环境使企业获取和积累海外运作的知识有很大困难。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学习能力的提升，这种渐进的阶段形式可以回避的；第二，国际化进程的阶段理论是基于对中小型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的调查和研究，以中小企业相对有限的市场知识水平和信息处理能力为前提，它在解释其他类型企业的国际化活动时，其适用性会明显下降；第三，这种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解释范围有限，虽然能够很好地分析制造型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但对于服务业如金融、保险等类型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就无法用出口和生产活动的逐步演替进行解释。因此，需要有一种理论对于企业的国际化过程进行更加全面合理的解释。

二、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层次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企业依旧用传统的阶段理论指导国际化运作已难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激烈竞争。企业能力的竞争正成为国际企业间竞争的下一个主要战场，这种竞争不再是运用何种战略来提高国际竞争力，而是如何发展出相应的能力来达成这一目标的竞争，也正是企业的组织能力决定了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状态和道路。

国际企业是通过向国外转移竞争优势来产生新的价值的，根据国际化水平的高低，可以将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分为5个不同的层次，每一个层次的国际化程度不一，其向国外转移的竞争优势的数量和难度也各不相同，对组织能力的要求也有很大的区别。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越高，对组织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

第一层次：出口。这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最简单层次，企业直接向国外转移包含了本企业竞争优势的产品。这种产品可以是实物产品，也可以是咨询、广告、金融等小规模服务产品。大部分企业还需要对其产品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以适应不同地区市场的要求。因此，处在这一层次的企业需要具有国际化产品开发和品牌维护的能力。

第二层次：合资子公司。由于企业对某地区市场或国际市场缺乏了解，国际市场运作经验不足，而需要通过与当地公司合作的方式来进入该地区市场，学习市场知识。在这一层次发展模式中，企业的资源优势只有部分能够有效转移利用，因而合作者在当地的资源优势对于该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就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在与当地公司的合作中学习到哪些基础优势是可以直接转移，哪些优势可以通过向合作者学习获得，哪些优势则必须调整甚至寻求其他优势取代。在这一层次的发展模式中，企业除了需要第一层次中的国际产品开发和品牌维护能力之外，更需要有建立、发展与当地合作者关系的能力。

第三层次：全资子公司。在此层次中，企业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国外子公司的功能逐步完善。制造企业建立自己销售队伍、产品仓库和销售渠道，建立和管理自己的供应链。服务业公司则在提供简单的本国延伸服务之外，在当地建立自己的服务渠道，乃至根据当地市场情况创造出新的服务品种。在这一层次上，总公司需要对公司所拥有的竞争优势进行识别，对无法直接转移的竞争优势进行修改与调整，以适应国外子公司发展的需要，甚至寻找和创造全新的资源优势来保证子公司的发展。因此，在这一发展层次中，以公司本部为基地的资源优势的转移和调整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组织能力。

第四层次：跨国公司。随着公司在全球建立了多个子公司，并分别获取了资源优势，总公司的经营复杂程度大大增加，跨国界的管理活动越来越多，这就进入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第四个层次，即跨国公司层次。在这一层次，总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寻找和形成某些独特的资源优势，并根据全球发展的要求进行适当修改，继续向新的地区扩展，在全球市场中发展壮大自己。在此发展层次中，子公司、总公司间关系协调成为公司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这一层次的公司所需要的关键组织能力也正是组织协调能力，即如何发展与保持跨边界、跨职能的管理手段的能力，这种组织能力的强弱决定了该跨国公司的跨边界协调行动的多少、子公司间的联系牢固程度、国外经营单位的权力大小等多方面因素，处于这一层次的跨国公司也因而具有高度多样化的发展形式。第五层次：全球公司。这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最高层次，国外子公司在整个公司的战略制定和优势形成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开始向公司本部及全公司内转移资源优势。这种子公司一般位于某些具有独特地方资源优势的地区，并充分利用这种资源优势发展出独特的竞争优势。整个公司逐渐演变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按产品、职能分工，甚至是地区总部形式的全球公司。这种全球公司的发展形式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分散在全球各地区的多重战略中心间的协调活动和多重资源中心间的优势转移活动对于公司的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的全球公司的运作需要有高水平的管理协调能力，需要借助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对公司进行比跨国公司层次更大规模的整合，在全球公司内部运用统一的标准和价值观消除这种大规模交流和协调过程中产生的障碍。

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正是其国际化水平依据上述发展层次提高的过程。下表显示了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层次和其相应组织能力。

三、组织能力直接影响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一般情况下，初步涉足国际市场的国内企业，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小的生产企业，都需要经历一个从对外出口、成立合资公司开始逐步发展的过程。通过这种渐进式的发展，不断学习海外经营知识，使组织能力逐步提升，从而保证该企业沿着这一国际化进程的方向往更高的层次发展。在这一点上，组织能力观点与阶段论是一致的。但是，现代国际企业发展的现实表明，各国企业由于发展历史、人力资源状况、信息技术水平、行业特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国际化进程的途径已日趋多样化，而不再按照同一种模式发展。事实上，一家公司可以从任何一个层次开始其国际化发展的进程，这种国际化发展可以是向高层次（或低层次）运动，也可以跳过某些层次直接进入较高的水平层次运作。一些国际化水平处于较低层次的公司甚至可以通过兼并、收购等手段获得高层次运作所需的组织能力而直接进行发展。在如今信息经济迅猛发展的国际环境中，这种组织能力获得途径的多样性，使企业国际化进程也更趋多样化。

一家全球公司在世界不同地区也可能处于不同的层次，这同样取决于该公司是否具备了相应的组织能力。一些具备丰富的国际市场运作经验、处于较高国际化层次的欧美企业在进入亚洲、拉美等新兴市场时，仍然需要通过采取合资企业等形式，培育相应的组织能力。

这种基于组织能力的观点更加符合现代经济环境中国际企业发展现状，对于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也具重要的启示作用。我国的跨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要逐步提升组织能力，稳扎稳打地开展跨国经营活动；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为我国一些企业迅速提高企业组织能力、实现跨国经营的跨跃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参考文献：

1．鲁明泓．国际企业管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2．鲁酮．企业国际化阶段，测量方法及案例研究．世界经济，2000，（3）．

国际化进程范文篇3

过去十年来，国际证券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年平均增长12.34%，而全球GDP年平均增长3.37%，国际贸易额年平均增长6.34%。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企业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此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进行大量的"结构性交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快速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易。在新加坡商品交易所，既可以从事日经2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则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证券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悄然启动。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

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我国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证券市场正在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证券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证券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证券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证券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证券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证券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证券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证券资本的进入，以及外国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证券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有效地分配金融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证券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蕴涵着一定的风险：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与国外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显著上升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为：①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即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1992年7月到19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②新兴市场国家之间金融市场波动具有一定的同步性。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泰国和韩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55%上升到63%。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国际化进程范文篇4

关键词：组织能力；竞争优势；国际化进程；阶段理论

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之下，国内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如何进行国际化发展，在全球市场范围内竞争将成为我国企业今后将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国际化进程阶段论

阶段理论是企业国际化进程的主要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北欧学者在对瑞典4家制造企业进行深入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他们将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分成4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不规则的出口活动、通过商进行出口、建立海外销售子公司和直接在海外进行生产制造。这种发展是连续和渐进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由浅入深地涉足国际市场。

北欧学派用“市场知识”的学习道路来解释企业国际化的渐进式阶段发展。市场知识可以分为企业经营的一般性知识和具体市场运作知识，后者只能通过实际经营活动获得和积累，是决定企业在本国之外经营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正是这种市场知识的积累导致了企业国际化阶段发展的渐进性。同时，这些北欧学者用“心理距离”或“文化距离”的概念来解释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次序是依据心理距离或文化距离的远近进行选择的。选择的原因在于，相同的文化使企业的市场知识更易获得，企业的经营活动更易获得成功。

笔者认为，将阶段理论作为对现今企业国际化的一般性解释是缺乏完整性和客观性的。这种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一部分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的规律，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同样明显：第一，这种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当时的世界经济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相对落后的信息环境使企业获取和积累海外运作的知识有很大困难。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学习能力的提升，这种渐进的阶段形式可以回避的；第二，国际化进程的阶段理论是基于对中小型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的调查和研究，以中小企业相对有限的市场知识水平和信息处理能力为前提，它在解释其他类型企业的国际化活动时，其适用性会明显下降；第三，这种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解释范围有限，虽然能够很好地分析制造型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但对于服务业如金融、保险等类型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就无法用出口和生产活动的逐步演替进行解释。因此，需要有一种理论对于企业的国际化过程进行更加全面合理的解释。

二、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层次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企业依旧用传统的阶段理论指导国际化运作已难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激烈竞争。企业能力的竞争正成为国际企业间竞争的下一个主要战场，这种竞争不再是运用何种战略来提高国际竞争力，而是如何发展出相应的能力来达成这一目标的竞争，也正是企业的组织能力决定了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状态和道路。

国际企业是通过向国外转移竞争优势来产生新的价值的，根据国际化水平的高低，可以将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分为5个不同的层次，每一个层次的国际化程度不一，其向国外转移的竞争优势的数量和难度也各不相同，对组织能力的要求也有很大的区别。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越高，对组织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

第一层次：出口。这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最简单层次，企业直接向国外转移包含了本企业竞争优势的产品。这种产品可以是实物产品，也可以是咨询、广告、金融等小规模服务产品。大部分企业还需要对其产品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以适应不同地区市场的要求。因此，处在这一层次的企业需要具有国际化产品开发和品牌维护的能力。

第二层次：合资子公司。由于企业对某地区市场或国际市场缺乏了解，国际市场运作经验不足，而需要通过与当地公司合作的方式来进入该地区市场，学习市场知识。在这一层次发展模式中，企业的资源优势只有部分能够有效转移利用，因而合作者在当地的资源优势对于该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就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在与当地公司的合作中学习到哪些基础优势是可以直接转移，哪些优势可以通过向合作者学习获得，哪些优势则必须调整甚至寻求其他优势取代。在这一层次的发展模式中，企业除了需要第一层次中的国际产品开发和品牌维护能力之外，更需要有建立、发展与当地合作者关系的能力。

第三层次：全资子公司。在此层次中，企业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国外子公司的功能逐步完善。制造企业建立自己销售队伍、产品仓库和销售渠道，建立和管理自己的供应链。服务业公司则在提供简单的本国延伸服务之外，在当地建立自己的服务渠道，乃至根据当地市场情况创造出新的服务品种。在这一层次上，总公司需要对公司所拥有的竞争优势进行识别，对无法直接转移的竞争优势进行修改与调整，以适应国外子公司发展的需要，甚至寻找和创造全新的资源优势来保证子公司的发展。因此，在这一发展层次中，以公司本部为基地的资源优势的转移和调整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组织能力。

第四层次：跨国公司。随着公司在全球建立了多个子公司，并分别获取了资源优势，总公司的经营复杂程度大大增加，跨国界的管理活动越来越多，这就进入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第四个层次，即跨国公司层次。在这一层次，总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寻找和形成某些独特的资源优势，并根据全球发展的要求进行适当修改，继续向新的地区扩展，在全球市场中发展壮大自己。在此发展层次中，子公司、总公司间关系协调成为公司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这一层次的公司所需要的关键组织能力也正是组织协调能力，即如何发展与保持跨边界、跨职能的管理手段的能力，这种组织能力的强弱决定了该跨国公司的跨边界协调行动的多少、子公司间的联系牢固程度、国外经营单位的权力大小等多方面因素，处于这一层次的跨国公司也因而具有高度多样化的发展形式。第五层次：全球公司。这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最高层次，国外子公司在整个公司的战略制定和优势形成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开始向公司本部及全公司内转移资源优势。这种子公司一般位于某些具有独特地方资源优势的地区，并充分利用这种资源优势发展出独特的竞争优势。整个公司逐渐演变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按产品、职能分工，甚至是地区总部形式的全球公司。这种全球公司的发展形式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分散在全球各地区的多重战略中心间的协调活动和多重资源中心间的优势转移活动对于公司的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的全球公司的运作需要有高水平的管理协调能力，需要借助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对公司进行比跨国公司层次更大规模的整合，在全球公司内部运用统一的标准和价值观消除这种大规模交流和协调过程中产生的障碍。

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正是其国际化水平依据上述发展层次提高的过程。下表显示了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层次和其相应组织能力。

三、组织能力直接影响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一般情况下，初步涉足国际市场的国内企业，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小的生产企业，都需要经历一个从对外出口、成立合资公司开始逐步发展的过程。通过这种渐进式的发展，不断学习海外经营知识，使组织能力逐步提升，从而保证该企业沿着这一国际化进程的方向往更高的层次发展。在这一点上，组织能力观点与阶段论是一致的。但是，现代国际企业发展的现实表明，各国企业由于发展历史、人力资源状况、信息技术水平、行业特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国际化进程的途径已日趋多样化，而不再按照同一种模式发展。事实上，一家公司可以从任何一个层次开始其国际化发展的进程，这种国际化发展可以是向高层次（或低层次）运动，也可以跳过某些层次直接进入较高的水平层次运作。一些国际化水平处于较低层次的公司甚至可以通过兼并、收购等手段获得高层次运作所需的组织能力而直接进行发展。在如今信息经济迅猛发展的国际环境中，这种组织能力获得途径的多样性，使企业国际化进程也更趋多样化。

一家全球公司在世界不同地区也可能处于不同的层次，这同样取决于该公司是否具备了相应的组织能力。一些具备丰富的国际市场运作经验、处于较高国际化层次的欧美企业在进入亚洲、拉美等新兴市场时，仍然需要通过采取合资企业等形式，培育相应的组织能力。

这种基于组织能力的观点更加符合现代经济环境中国际企业发展现状，对于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也具重要的启示作用。我国的跨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要逐步提升组织能力，稳扎稳打地开展跨国经营活动；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为我国一些企业迅速提高企业组织能力、实现跨国经营的跨跃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参考文献：

1．鲁明泓．国际企业管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2．鲁酮．企业国际化阶段，测量方法及案例研究．世界经济，2000，（3）．

国际化进程范文篇5

过去十年来，国际证券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年平均增长12.34%，而全球GDP年平均增长3.37%，国际贸易额年平均增长6.34%。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企业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此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进行大量的"结构性交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快速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易。在新加坡商品交易所，既可以从事日经2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则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证券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悄然启动。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

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我国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证券市场正在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证券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证券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证券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证券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证券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证券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证券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证券资本的进入，以及外国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证券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有效地分配金融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证券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蕴涵着一定的风险：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与国外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显著上升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为：①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即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1992年7月到19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②新兴市场国家之间金融市场波动具有一定的同步性。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泰国和韩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55%上升到63%。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国际化进程范文篇6

关键词：组织能力；竞争优势；国际化进程；阶段理论

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之下，国内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如何进行国际化发展，在全球市场范围内竞争将成为我国企业今后将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国际化进程阶段论

阶段理论是企业国际化进程的主要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北欧学者在对瑞典4家制造企业进行深入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他们将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分成4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不规则的出口活动、通过商进行出口、建立海外销售子公司和直接在海外进行生产制造。这种发展是连续和渐进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由浅入深地涉足国际市场。

北欧学派用“市场知识”的学习道路来解释企业国际化的渐进式阶段发展。市场知识可以分为企业经营的一般性知识和具体市场运作知识，后者只能通过实际经营活动获得和积累，是决定企业在本国之外经营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正是这种市场知识的积累导致了企业国际化阶段发展的渐进性。同时，这些北欧学者用“心理距离”或“文化距离”的概念来解释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次序是依据心理距离或文化距离的远近进行选择的。选择的原因在于，相同的文化使企业的市场知识更易获得，企业的经营活动更易获得成功。

笔者认为，将阶段理论作为对现今企业国际化的一般性解释是缺乏完整性和客观性的。这种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一部分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的规律，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同样明显：第一，这种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当时的世界经济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相对落后的信息环境使企业获取和积累海外运作的知识有很大困难。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学习能力的提升，这种渐进的阶段形式可以回避的；第二，国际化进程的阶段理论是基于对中小型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的调查和研究，以中小企业相对有限的市场知识水平和信息处理能力为前提，它在解释其他类型企业的国际化活动时，其适用性会明显下降；第三，这种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解释范围有限，虽然能够很好地分析制造型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但对于服务业如金融、保险等类型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就无法用出口和生产活动的逐步演替进行解释。因此，需要有一种理论对于企业的国际化过程进行更加全面合理的解释。

二、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层次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企业依旧用传统的阶段理论指导国际化运作已难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激烈竞争。企业能力的竞争正成为国际企业间竞争的下一个主要战场，这种竞争不再是运用何种战略来提高国际竞争力，而是如何发展出相应的能力来达成这一目标的竞争，也正是企业的组织能力决定了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状态和道路。

国际企业是通过向国外转移竞争优势来产生新的价值的，根据国际化水平的高低，可以将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分为5个不同的层次，每一个层次的国际化程度不一，其向国外转移的竞争优势的数量和难度也各不相同，对组织能力的要求也有很大的区别。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越高，对组织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

第一层次：出口。这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最简单层次，企业直接向国外转移包含了本企业竞争优势的产品。这种产品可以是实物产品，也可以是咨询、广告、金融等小规模服务产品。大部分企业还需要对其产品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以适应不同地区市场的要求。因此，处在这一层次的企业需要具有国际化产品开发和品牌维护的能力。

第二层次：合资子公司。由于企业对某地区市场或国际市场缺乏了解，国际市场运作经验不足，而需要通过与当地公司合作的方式来进入该地区市场，学习市场知识。在这一层次发展模式中，企业的资源优势只有部分能够有效转移利用，因而合作者在当地的资源优势对于该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就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在与当地公司的合作中学习到哪些基础优势是可以直接转移，哪些优势可以通过向合作者学习获得，哪些优势则必须调整甚至寻求其他优势取代。在这一层次的发展模式中，企业除了需要第一层次中的国际产品开发和品牌维护能力之外，更需要有建立、发展与当地合作者关系的能力。

第三层次：全资子公司。在此层次中，企业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国外子公司的功能逐步完善。制造企业建立自己销售队伍、产品仓库和销售渠道，建立和管理自己的供应链。服务业公司则在提供简单的本国延伸服务之外，在当地建立自己的服务渠道，乃至根据当地市场情况创造出新的服务品种。在这一层次上，总公司需要对公司所拥有的竞争优势进行识别，对无法直接转移的竞争优势进行修改与调整，以适应国外子公司发展的需要，甚至寻找和创造全新的资源优势来保证子公司的发展。因此，在这一发展层次中，以公司本部为基地的资源优势的转移和调整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组织能力。

第四层次：跨国公司。随着公司在全球建立了多个子公司，并分别获取了资源优势，总公司的经营复杂程度大大增加，跨国界的管理活动越来越多，这就进入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第四个层次，即跨国公司层次。在这一层次，总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寻找和形成某些独特的资源优势，并根据全球发展的要求进行适当修改，继续向新的地区扩展，在全球市场中发展壮大自己。在此发展层次中，子公司、总公司间关系协调成为公司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这一层次的公司所需要的关键组织能力也正是组织协调能力，即如何发展与保持跨边界、跨职能的管理手段的能力，这种组织能力的强弱决定了该跨国公司的跨边界协调行动的多少、子公司间的联系牢固程度、国外经营单位的权力大小等多方面因素，处于这一层次的跨国公司也因而具有高度多样化的发展形式。第五层次：全球公司。这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最高层次，国外子公司在整个公司的战略制定和优势形成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开始向公司本部及全公司内转移资源优势。这种子公司一般位于某些具有独特地方资源优势的地区，并充分利用这种资源优势发展出独特的竞争优势。整个公司逐渐演变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按产品、职能分工，甚至是地区总部形式的全球公司。这种全球公司的发展形式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分散在全球各地区的多重战略中心间的协调活动和多重资源中心间的优势转移活动对于公司的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的全球公司的运作需要有高水平的管理协调能力，需要借助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对公司进行比跨国公司层次更大规模的整合，在全球公司内部运用统一的标准和价值观消除这种大规模交流和协调过程中产生的障碍。

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正是其国际化水平依据上述发展层次提高的过程。下表显示了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层次和其相应组织能力。

三、组织能力直接影响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一般情况下，初步涉足国际市场的国内企业，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小的生产企业，都需要经历一个从对外出口、成立合资公司开始逐步发展的过程。通过这种渐进式的发展，不断学习海外经营知识，使组织能力逐步提升，从而保证该企业沿着这一国际化进程的方向往更高的层次发展。在这一点上，组织能力观点与阶段论是一致的。但是，现代国际企业发展的现实表明，各国企业由于发展历史、人力资源状况、信息技术水平、行业特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国际化进程的途径已日趋多样化，而不再按照同一种模式发展。事实上，一家公司可以从任何一个层次开始其国际化发展的进程，这种国际化发展可以是向高层次（或低层次）运动，也可以跳过某些层次直接进入较高的水平层次运作。一些国际化水平处于较低层次的公司甚至可以通过兼并、收购等手段获得高层次运作所需的组织能力而直接进行发展。在如今信息经济迅猛发展的国际环境中，这种组织能力获得途径的多样性，使企业国际化进程也更趋多样化。

一家全球公司在世界不同地区也可能处于不同的层次，这同样取决于该公司是否具备了相应的组织能力。一些具备丰富的国际市场运作经验、处于较高国际化层次的欧美企业在进入亚洲、拉美等新兴市场时，仍然需要通过采取合资企业等形式，培育相应的组织能力。

这种基于组织能力的观点更加符合现代经济环境中国际企业发展现状，对于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也具重要的启示作用。我国的跨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要逐步提升组织能力，稳扎稳打地开展跨国经营活动；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为我国一些企业迅速提高企业组织能力、实现跨国经营的跨跃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参考文献：

1．鲁明泓．国际企业管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2．鲁酮．企业国际化阶段，测量方法及案例研究．世界经济，2000，（3）．

国际化进程范文篇7

1、国际协调问题

目前，我国会计制度及实务与国际惯例仍存在着较大差距，造成这一差距的基本原因是中西会计之间的环境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因素：法律环境对会计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力。可以说，不同的法律造就不同的会计体制。

第二，政治因素：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决定了不同的会计模式。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政府行为对会计的影响十分重大；而西方是以私有制为主体，会计体系自然要服从于维护资本所有者的私有财产和权益的基本要求。

第三，经济因素：经济是直接影响会计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法规法则很不完善，政府过度干预企业经济活动的现象仍很普遍。

第四，教育因素：教育水平和专业教育状况对会计实务有着重要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普遍较高，会计人员的素质电相对较高。相比之下，我国受教育的专业人员的数量和结构都与西方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高素质、高层次的会计人才仍十分缺乏。

2、会计准则国际化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相比存在着一定差距。首先，表现在数量上，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国际会计准则也在不断进步，目前已经制定出了41项，美国的会计准则电制定了100多项，而我国目前只有16项具体会计准则。相比之下，我们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其次表现在会计准则的功能上，作为一种商业语言，会计准则的功能应该只是让投资者通过阅读企业的财务报告，明白企业的财务状况及经营表现。但我国还赋予了会计准则一些规范企业行为的功能，这无疑会影响会计准则的实施。此外，差距还表现在企业合并、金融工具、所得税及坏账准备等方面。

二、应对会计国际化进程问题的对策

1、我国会计国际协调中出现问题的对策

第一，会计规范体系的统一。目前我国会计的直接规范体系包括三个层次：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WTO协定要求所有会员国的法规应与WTO的国际规范一致。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制定了若干项具体会计准则，但大部分仅局限于上市公司，其内容与国际会计准则仍有一定差异，不利于国际间企业经营状况的比较分析，也不利于来华投资的外商了解经营状况。因此，我们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建立统一的以会计准则为核心内容的会计规范体系。

第二，会计计量理论的重塑。随着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的投入将更集中在人员培训、市场调研、产品设计、广告策划、内部管理系统的沟通等活动中。这样，企业人力资源和无形资产的价值估价和摊销问题便成为企业会计计量的重心课题；电子商务的出现，使企业间的无纸交易日益频繁，这种无纸交易的计量和核算问题电形成了企业会计计量的又一新课题。诸如此类问题的大量出现，都迫切要求重塑我国传统的会计计量理论。

第三，会计组织机构的健全。依据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要健全我国企业的会计体系，一是必须将企业财务管理和会计部门分立；二是必须尽快提高企业管理会计和成本会计在会计体系中的地位，健全二者的职能机构，充分发挥它们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三是在财务会计中将税务会计分立出来，努力做好税务会计工作；四是加强企业内审职能。

2、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中出现问题的对策

第一，加快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实现具体会计制度的统一。对此，财政部早在1993年就启动了完善会计体系的三年计划。随后几年中，已了40多个具体会计准则草案征求各方意见，并于1997年以后陆续颁布正式条文。至2000年底，我国已先后出台了10项会计准则。2001年1月18日，又新颁布了《无形资产》、《借款费用》、《租赁》三项具体会计准则，并对原颁布的《现金流量表》等五项会计准则作了重要修订。所有这些都是立足于解决当前会计事务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尽量扫除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协调道路上的障碍，为加入WTO做准备。此外，今年我国还将出台企业存货、固定资产、中期报告、外币核算、企业合并等五项新的准则，这些都将逐步缩小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距。同时我们还应加快会计准则代替行业会计制度的进程。参照WTO的要求，不断完善我国的会计管理政策，健全我国的会计法规体系。第二，会计标准本身的国际化与强化会计标准的执行机制应两相并举。在会计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强调会计标准本身内容的国际化应当与国际通行惯例相协调固然重要，但是确保会计准则的有效贯彻与执行同样重要。一个制定得再好的会计标准，如果得不到有效执行，那就成了一纸空文，会计标准的国际化更是形同虚设。所以，要使制定的会计标准发挥其应用作用，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会计标准执行机制十分重要，它是会计准则国际化进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第三，正确对待会计的国内差异和会计的国际化。会计是一门社会学科，它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诸多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而这种环境的差异，势必会给不同国家的会计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会计理论和国际会计研究表明，会计是从它所服务的外界环境中逐渐形成和不断演进的，并且反映它所服务的环境。中国面临的自身所特有的状况是绝对不应被忽视的，这是总的宗旨。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主客观条件都要求我们在这一进程中不可急于求成。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问题不应是孤立地存在，应全方位、多角度地协调。

3、加速我国会计国际化进程的对策

（1）提高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水平。一方面，由于环境对会计的影响越来越弱，各国会计之间的差别也变得越来越小。各国会计都在处理着相同或相近的经济交易或事项，不同国家间的交易或事项本身无本质差别。因此，各国在处理这些交易或事项的会计程序和方法应该是相同或相通的。因此，我们在制定会计准则的过程中不必过分强调国家化。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还是应该注意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对于那些政治的、法律的不可控因素的要求，当然应该在会计准则中得到体现，但应尽量做到与国际会计惯例相协调。只有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会计国际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计国际化。另一方面，基于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体系与国际会计惯例相比，不管在内容还是在数量上都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应该按照国际会计惯例，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尽快完善我国会计准则体系，与此同时，还应该广泛开展原有会计准则修订工作，使我国的会计实务切实有规可循。

（2）提高会计实务的质量，完善会计计量理论。我国会计实务的质量目前还比较低下，这主要表现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抉择有时过于死板，有时又过于随意，甚至滥用会计政策和根据需要变更会计估计；会计披露质量低劣；潜在亏损普遍存在。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会计以及企业的国际信誉，也影响到了我国的投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会计信息的失真严重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妨碍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手段，提高企业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认识，加强会计法规的执行，整顿会计秩序，全面提高会计实务的质量。

（3）加速会计处理手段现代化。首先，健全与完善信息化会计数据、会计凭证的存储和审核机制。健全和完善交易业务数据的存储管理和电子数据传递过程的可靠性机制以及建立电子信息数据生成的确认机制；其次，加快与管理信息化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最后，全面运用以计算机、网络为主的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电子商务，加速会计信息化步伐，为我国会计国际化奠定技术基础。

国际化进程范文篇8

过去十年来，国际证券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年平均增长12.34%，而全球GDP年平均增长3.37%，国际贸易额年平均增长6.34%。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企业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此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进行大量的"结构性交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快速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易。在新加坡商品交易所，既可以从事日经2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则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证券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悄然启动。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

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我国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证券市场正在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证券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证券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证券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证券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证券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证券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证券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证券资本的进入，以及外国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证券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有效地分配金融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五、证券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蕴涵着一定的风险：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与国外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显著上升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为：①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即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1992年7月到19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②新兴市场国家之间金融市场波动具有一定的同步性。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泰国和韩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55%上升到63%。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国际化进程范文篇9

[关键词]中国会计规范国际化进程

近年来，会计国际化在我国倍受关注，在国际上也是一个重要课题。我国会计在国际化的道路上究竟走得多远?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哪些经验教训?今后应当向什么方向努力?这样的努力预期会带来什么样的效益?这些问题一直是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会计学者、会计准则制定者、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以及相关监管机构思考的问题。

根据会计的基本判别法则：一项会计规范或方法的采用与否应当取决于由此而产生的效益是否大于花费，即成本与效益的配比规则。当我们所采用的会计方法直接服务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时，这种配比情况基本上能够量化或权衡。但是，针对国家会计规范的改进，尽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出浑然不同的阐释，其成本效益的配比情况却无法准确衡量。因此，与此相关的赞誉和批评也就往往带有基于特定经历、知识结构、认识水平和社会背景的主观抑或感情的色彩。虽然西方学者已经就会计协调程度的量化评价方法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H、C和I指数的设计和运用)，但由于在我国向公众公布财务报表的企业还是少数，企业所公布的财务报表的透明度还不太理想，披露规范也尚在完善之中，加之国内的会计规范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最近几年会计规范的变动较为频繁，变化

幅度也较大，因而目前还难以借用这样的研究模型来评价我国会计的国际甚至国内协调程度。即使已经有一些国家套用国际会计准则，但中国能否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完全以国际会计准则替代现有的会计规范则是一个需要审慎考虑的问题。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改组之后、我国加入WTO之前反思这一间题，有助于对我国会计规范的改进做出理智、经济和富有成效的抉择。

一、会计国际化——必然趋势

会计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必然要求。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与跨国公司的发展互为作用，从而为会计国际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1．跨国公司的发展与会计的国际协调。20世纪60年代，跨国公司作为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全球范围内竞争的加剧、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快以及市场风险的加大，出于优势互补、节约成本、降低税负和风险、增加利润乃至战略防卫和发展等目的，跨国公司的发展形式也在逐渐演变。当代跨国公司的最基本特征是在国外拥有对企业资产的控制权和企业经营的决策权叫。会计国际协调的初衷就是规范跨国公司的会计与财务报告，这是东道国乃至居住国政府对跨国公司实施监管的必然要求，也是跨国公司内部提高经济和财务决策、管理成本与效率、业绩评价等方面的工作水平的需要。因此，跨国公司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会计的国际协调。

1973年由主要发达国家的会计职业团体发起创立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为建立和发展跨国公司的会计和财务报告准则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应当承认，近年来国际资本市场有力地推动了会计的国际协调，而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会计协调成就与跨国公司的会计与财务报告规范之间的关系则是不言而喻的。

2．资本市场国际化与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的相关努力。近年来，跨国上市和发行证券等国际性筹资活动日益增多，资本市场国际化的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使得证券监管面临更多的问题，特别是会计与财务报告问题。有鉴于此，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ofSecuritiesCommissions,IOSCO)自1993年开始关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准则建设工作，并在195年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签定了关于制定和推行核心准则的协议，承诺将一套合理完整的会计准则即核心准则(corestanaards)作为企业跨国发行证券和股票上市原则整体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以规范跨国发行证券和股票上市公司的财务揭示。1999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完成了核心准则的制定工作，2000年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的技术委员会完成了对核心准则的审查并提出推荐建议，同年，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采纳其技术委员会的建议，向其成员推荐核心准则。由此，一家公司的财务报表只要遵循其本国的会计要求和国际会计委员会核心准则，或者其本国的会计准则己经符合国际会计核心准则，这家公司就可以在世界各地接受国际会计核心准则的证券交易所上市，而无须重编或调整其财务报表。很显然，这对于减少跨国发行证券和股票上市的成本，提高证券市场效率以及跨国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可比性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自然会对不接受国际会计核心准则的证券交易所的业务发展构成相应的限制，从而降低有关国家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

3．国际会计准则的认可程度。近年来，国际会计准则得到了来自国际资本市场的强有力的支持，从而获得日益广泛的认可。截至1999年12月，纳人证券交易所国际联盟(FIBV)和欧亚证券交易所联盟(FEAS)统计的62个国家相地区的85个证券交易所中，已有67个证券交易所允许在本国或本地区发行证券的外国公司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编报财务报表，其中包括世界绝大多数著名大证券交易所。会计国际协调己经成为各国政府增强本国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跨国上市和发行证券的公司降低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成本和提高筹资效率的重要考虑，也成为各国之间加强会计的理解、沟通和交流的重要方面。

据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2001)秘书处不完全统计，全球会计年度结束于1999-2000年的公司及主体声明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共209个(包括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100强中有9家公司声称采用国际会计准则。负责银行监管的巴赛尔委员会(Basel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于2000年4月完成了对国际会计准则的全面评估，并表示支持IASC的准则及其会计实务的国际协调。欧盟(EU)委员会也于2001年立法要求所有上市公司不迟于2仍5年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合并报表。此前，世贸组织在1996年新加坡部长级会议、西方财长及央行行长在198年的华盛顿会议上都表示支持国际会计准则。1998年，世界银行还要求石大国际审计事务所只对遵循国际会计准则的亚洲公司的财务报表签证。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2001)最近的资料显示，纳入其网站统计的132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06个国家的会计职业组织是国际会计师联盟(IASC)的成员。该网站从不同渠道，包括向公众征集各国在会计法规和证券市场规范等方面采纳国际会计准则的情况。但是，由于各国情况千差万别，时滞问题或多或少也会存在，数据来源的官方或职业背景无法完全得到有效保证，因而很难做出有效统计。就现有资料可大体描述如下：有极少数国家的资料全部或部分缺失，有一些国家表示不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有一些国家允许前来上市或发行证券的外国公司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有一些国家允许前来上市或发行证券的外国公司和本国上市公司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有一些国家或者在国家准则方面或者在证券监管披露方面基于或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或二者兼而有之，有一些国家虽然单独制定国家准则但其国家准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基于或类似于国际会计准则(我国属于这种情况)，少数国家采纳国际会计准则作为国家准则。概括地说，国际会计准则己经为大多数国家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证券市场监管机构所关注，并对之发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应当指出，各国资本市场财务信息披露要求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的情况与国家会计准则的相应情况不尽相同。毕竟，对于证券交易所而言，吸引外国公司前来上市和发行证券的利益动因是易于理解的，而其接受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外国公司前来上市和发行证券的影响范围也仅此而已。作为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允许前来上市和发行证券的外国公司依据国际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对于一国的资本市场的利弊的衡量，可能与相应的融资潜力、利益及相关风险的控制能力的权衡密切相关。

二、会计国际协调——是技术范畴还是政治程序

会计国际协调尽管主要起因于跨国公司的发展，也得益于并推进了跨国上市和发行证券。就证券市场而言，允许前来上市和发行证券的外国公司提供依据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对主要通过市场融资且接受上市的外国公司的数量较大的国家的上市披露规范来说，是有较大影响的。但是，目前人们特别关注的似乎是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变更本国现行会计规范，使之趋近或完全接受国际会计准则。对于趋近国际会计准则，主要发达国家已经难以接受。至于完全接受国际会计准则，虽然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今后的工作重点，但却是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争论的焦点，而且绝大多数国家还举步不前。因为这不是一个纯粹的会计技术问题。即便70年代针对跨国公司的会计国际协调，也无法排除基于经济管制的政治考虑。迄今为止，我国股票市场尚未接受外国公司上市和发行证券，我国到境外上市的国内公司数量十分有限(约为境内上市公司总量的5%)，因而目前我国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对本国企业的会计规范进行国际协调的力度究竟应该多大。为此，需要对国际会计协调及其标准进行深入探讨。

1．主要发达国家的态度及其实际影响。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核心准则制定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背景条件下，会计超级大国——美国握有其本国会计准则最终否定权的政府部门——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起了高质量会计准则的讨论，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国际会计准则的质疑。当然，这与美国国会敦促SEC尽可能积极参与和支持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核心准则的制定有着密切关系。实际上，让美国这样经济发达、会计技术进步的国家采纳另一套未必符合本国环境的会计准则，显然是十分痛苦的事情，尽管在这套准则的制定机构(IASC)理事会及其推动和审查机构(IOSCO)申，美国都居于显著地位。但是，现实利益的驱动(美国资本市场跨国融资能力因而所受的影响)，使美国又不得不对如何对待国际会计准则加以考虑。

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成了4国集团，旨在在准则建设方面开展合作。有人认为叫的活动直接构成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威胁，也有人认为叫试图保持英美会计准则的统治地位(Cairns,1997)。自1993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被邀请参加以的讨论以来，虽然这种顾虑逐渐淡化，但最终还是难以避免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改组方面施加重大影响。

1997年以来，就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改组，主要发达国家起了决定性作用。重组后的关键性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人员构成，主要来自美英为首的G4+1集团成员等发达国家的证券管理机构和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由此可以预示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政策走向。以下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改组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可以有助于我们对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预期。1999年12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理事会(IASCBoard)正式同意改组并投票选出7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于2000年1月7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19人组成的托管委员会(trustees)，并选举美国证券委员会主席ArthurLevitt为提名委员会主席。托管委员会负责实施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改组、任命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理事会、监督理事会的工作及筹集资金。2000年5月22日，提名委员会宣布选出的托管委员会的19个人选。2000年5月24日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成员组织(IASCmemberbodies)通过重组决定和新章程。2000年6月28日，托管委员会任命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SirDavidTweedie为重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理事会主席(于2001年1月1日起履行职责)。2001年1月25日，托管委员会任命新理事会成员(2001年4月1日起生效)。此外，准则咨询委员会(SAC)和常设解释委员会(SIC)的人员也须重新委任。如此重大的改组，意味着战略上的转移和政策上的重大调整。

果然，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一开始履行职责，立即就委员会的目标、名称、准则名称、准则前言、选题及次序、新旧准则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决定。这样，高质量会计准则的争论随着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接管而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目前，现有的国际会计准则究竟变数多大实在难以预期。因此，核心准则大局未定，福祸难卜国际性或全球性的会计准则的广泛认可任重而道远，近期被主要发达国家接受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2．西方学者的一种见解。西方学者并不否认会计的国家性。国际会计和跨国企业权威Radedaug和Gray(1997)认为：“必须承认，一国会计的解决办法对于他国未必适用或可行”。“尽管存在某些相似性，现存会计系统至少与现存的国家一样多。这些差异基本上是由环境决定的。各国的会计实务在其现存的环境，例如，私人产权的数量、工业化的程度、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中发展。既然在经济条件方面存在这些差异，在会计实务方面存在差异就不会令人惊讶。正如小型私有制企业的会计需要不同于跨国公司的会计需要一样，欠发达的、农业(agrarian)国的会计需要也就不同于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因此，在国内公司没有重大的国际经营或筹资的情况下，几乎没有理由考虑实行服务于国际目的的世界范围内的准则，因为这样的准则很可能是不相关的或者至多与服务于本国目的的准则相比是不重要的"。

至于发达国家在会计国际协调中的角色，西方会计学者的观点较之我们更为鲜明和尖锐。Radedaug和Gray指出：“许多国家的政府认识到会计协调和揭示可有助于矫正跨国企业与东道国本地公司之间任何竞争的不平衡，并且可以改善东道国政府的谈判地位。自然地，这必将导致跨国企业及其总部所在国的花费。因此，可以预期，作为大多数跨国企业基地的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将不会全力支持日益加强的监管(REGULATION)。这一点，己经为经合组织(OECD)较之联合国(un)采取相对温和的方法的事实所证实。”

3．部分国家的做法及可能引发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允许国内公司同时遵循国际会计准则和本国会计规范或税收或公司法令编报财务报告。这样，按照国际会计准则提供的信息主要为财务信息的国际使用者服务，而国内的信息提供仍然更多地用于经管责任的评价和/或纳税目的，抑或用于投资、信贷或类似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语言、教育、会计规范的差异、会计职业发展、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等方面的局限，为财务信息的国际使用者提供的信息的可靠性可能存在问题。Xiang(1998)就曾从缺乏独立审计职业的角度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三、国际会计准则的角色

那么，国际会计准则在实践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呢?下面，我们首先分析国际会计准则的基本特征，然后讨论我国的情形。

1．国际会计准则的基本特点

处理重要项目是国际会计准则的一项基本原则。国际会计准则前言指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尽可能协调世界各国的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在实现修订现行准则和确定新的准则项目的任务中，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注重主要问题”。“国际会计准则不准备用于非重要项目”。在具体准则中，上述立场多次得到重申或体现。

广阔的备选空间是国际会计准则的一个局限。由于国际会计准则建设的宗旨是协调各国会计准则和实务，而世界各国的会计环境大相径庭，因此要实现广为接受的目的，就必须对同一交易和事项的处理确定多个备选方案。由于这种做法不但无法提高财务信息的可比性，而且可能误导信息使用者，因而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所以，近年来，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对所有准则进行格式重排和修订了大量准则的同时，在会计原则、方法和政策的采用方面，采取标明“基准”(benchmark)、“备选”(allowedalternative)处理方法(Treatment)的做法来缩小可选择空间。但是，只要允许采用不同方案，降低信息的可比性或加大分析利用信息的成本就在所难免。

留给企业会计人员以较大的职业判断余地是国际会计准则被滥用的一个重要原因。迄今为止，国际会计准则当属当今世界上最为简明的会计准则了。虽然英国的会计准则也几乎同样简明，但英国的会计实务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司法来规范的，因而被操纵的余地较之国际会计准则来说就小多了。由于国际会计准则条文简明，因而为理解、扩展和演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从而使信息质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2．国际会计准则在我国的实践

(1)我国接受国际会计准则的速度和程度。国际会计准则在我国的实践首先体现在1985年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进而影响到1992年11月的《企业会计准则》以及随后的13个行业会计制度和《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后来修订为《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迄今为止已经的13项具体会计准则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着国际会计准则的深刻烙印，近10年来则表现为发行B股和境外上市公司遵循国际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2000年12月29日财政部的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取代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的《企业会计制度》，则在会计的基本概念、原则、具体确认计量方法等方面汇集了我国会计改革的众多成果，在实质上与国际会计准则并不存在重大原则性差异，尽管在形式上有倒退之嫌采取了改革前的会计制度的表达形式。总之，自从1985年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问世，我国在会计规范的国际化方面的步伐不断加大，从规模上说是其中的第一大国，而且得到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和世界银行的充分肯定。正如Charles等(1999)所指出的，中国在缩小中国会计规范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2)富有“创意”的对策与揽忱的局面。由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较大的弹性，主要以国际会计准则为参照的会计规范就会不可避免地给财务报告编制者留下较大的职业判断余地。目前我国会计职业组织的自律机制尚不健全，市场监管制度尚在完善之中，对虚假陈报、信息误导和违规操作的处罚规章相对欠缺，国家刑法改革相对滞后，加之执法不力，以致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例。诸如，财政部要求上市公司编报的1999年度财务报表必须计提四项准备。由于对计提的比例没有限定，居然有上市公司按照应收款项全额计提坏帐准备的情况，以此来调节利润，创造大幅度亏损后通过次年冲回而转亏为盈的局面，借以逃避证券监管。总之，我国的一部分会计人员不但在业务素质方面有了很大进步，而且在会计操纵方面已经相当老练，较大的职业判断余地客观上为会计操纵提供了必要条件。

(3)国外论坛的倾向。我国会计接受国际会计准则的速度和程度，远远出乎西方学者的意料。早在如年代初，美国著名国际会计学家Choi和Mueller教授(1992)间断言：“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绝对的规模，使得她不大可能被外界所支配。会计也不例外”。“中国现行的会计程序和系统过分简单化和程序化”。“但是，具有新世界视野(view)的中国领导人也大刀阔斧地推进会计的现代化。”“中国的会计体系很可能成为在程序和产出方面在世界商业和国际金融(financial市场上是可理解的和合用的(us-able)体系，机会在于它将成为对其本国极好的体系。”

最近的一项经验研究表明，国际会计准则在中国的作用并不比中国当地的准则更大。这是美国会计学者的结论。美国的Eccher教授和Healy教授(2000)运用中国的会计和股票价格数据，对国际会计准则在处于转型经济下的中国的有用性进行了检验。他们选取了同时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和当地更具刚性的准则提供财务报告的公司作为样本，发现：(1)在国际会计准则与当地准则下的应计项目对未来现金流量的解释力上两者没有差异；(2)对于只能被国际投资者拥有的股票，国际会计准则下与当地准则下的盈余和应计项目对这种股票的年度回报具有相似的相关性；(3)对于只能被国内投资者拥有的股票，当地准则下的盈余与这种股票的年度回报的相关程度较之国际会计准则下的盈余与之的相关程度更高。从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运用国际会计准则生成的信息并不比运用中国准则提供的信息更有用。他们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在中国缺乏有效的控制和基础制度，以监控管理者在国际会计准则下进行额外的报告判断。

Xiang:(1998)认为：中国的会计规范设计不应迎合已经(或将要)在境外上市的少数公司的需要，而应服务于中国那些被赋予经营管理自主权并且所有权和控制权实际上分离的大型工商企业。中国这些企业经营所处的会计环境与国际会计准则所假设的典型的会计环境具有相当大的差异。Ximg认为，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可能是没有根据的。Xing对国际会计准则在审计基础制度尚未发育完全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中的适当角色提出质疑，并建议谨慎对待会计协调问题。

(4)现实难题——留给财务信息提供者的判断余地应该有多大。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实证会计研究，其命题很多与会计准则直接或间接相关。近年来，盈余管理的研究十分活跃，虽然学者们从各个不同侧面进行研究，但正如HealyandWahlen所言：“对会计准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而言，核心问题是决定允许公司管理当局在编报财务报告时拥有多大程度的职业判断”。Charles等(1999)认为，机会主义地应用中国会计规范是造成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报告收益与采用中国会计规范的报告收益之间的差异的一个原因。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应当借鉴西方学者实证研究的成果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经验，对我国企业管理当局职业判断行为及其规律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以便确定相应的对策，进而妥善地把握我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

四、会计国际标准的发展战略及其应用环境

如前所述，以美国SEC为首发起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重大改组自1997年启动至1999年落下惟幕，致使自1993年6月起苦心经营会计国际协调28年且成就卓著的IASC正式于2001年3月底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重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于2001年4月1日起开始履行职责——负责准则建设，并将国际会计准则(IAS)更名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IASB上任伊始不辱使命，为建立一套单一的(single)、统一的、高质量的、可理解的、全球应用的、可执行的(Enforceable)财务会计和报告准则，已经着手就《国际会计准则前言》的修订、IFRS的选题及顺序、IFRS的首次应用、改进现有IAS等方面开展工作。2001年4月，IASB批准了对现有IAS的处理办法：“所有按先前的章程的准则和解释除非其被修订或被撤消，否则继续应用。”IASB可以修订或撤消按IASC先前章程的IAS及其解释，并按现有章程遵循充分的(due)程序新的准则和解释。”；2001年7月31日，IASB宣布保险合同会计、企业合并、业绩报告等9个技术项目的工作计划，同时开始另外16个旨在辨别一些国家准则与IFRS之间差异问题的研究，以期尽可能快地解决存在的问题，达到建立一套统一的准则的目的。

显而易见，国际会计核心准则的重大修订在所难免。同时，由于欧盟近年来倾向于采用国际会计核心准则，因而没有新的会计指令。G4+1集团的活动及其成果具有典型的发达经济背景的特征，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未必适用，且尚未成体系。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意见缺乏权威性和公认性。这样，会计与财务报告的国际标准从框架到细节的预期在最近三两年内都难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一定的盲目性。

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1995目标，定位于全球资本市场跨国上市和筹资的财务信息的决策导向。这种定位显然是主要以发达经济为背景条件的，也许是为了弥补这种欠缺，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拟议研究的16个问题之一是“中小企业和新兴经济会计”。

五、结语

会计与财务报告规范，既是财务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的标准，也是相应的监管依据。针对会计规范和监管工作所遇到的种种问题，首先需要反思的就是什么是最好的会计准则。笔者认为，目前全世界会计学术界和职业界以及政府监管部门热烈讨论的高质量会计准则，不过是一种理想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是动态的和多维的。他们所论道的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也许是发达资本市场条件下最好的会计准则，但未必是发展中的资本市场条件下最好的会计准则，也未必是转型经济条件下和发展中国家最适宜的会计准则。会计理论和国际会计研究表明，会计系统是从它所服务的外界环境中逐渐形成和不断演进，并且反映它所服务的环境的。笔者认为，理论上高深和技术上先进的准则，如果与之所服务的环境不相符合，就不是好的准则。

中国人讲究“量体裁衣”。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二十二年多了，虽然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也不乏这样那样的教训。会计规范的重大改变，如果不基于对自身环境的准确把握，难免导致历史教训。笔者以为，中国会计的环境特征主要在于：(1)面对转型经济环境下的过渡性问题；(2)政府是主要的信息使用者；(3)法制化程度不高；(4)企业会计人员整体业务素质不高，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性较差；(5)市场发育尚未完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程度较低；(6)面临加入WTO的新挑战。因而，应当基于这样的背景条件，逐步完善现行会计规范。相应地，实实在在地从实质上找出现行国际会计准则及其解释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今后新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及其解释与我国现行会计规范的差异，给出官方的文本，也许是增强我国会计规范的可理解性和稳妥加速我国会计国际化进程的可取途径和明智的举措。

资本市场作为市场体系的核心，必须坚持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为此，财务信息披露的质量至关重要。不过，上市公司只是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样板，尽管2000年底深沪两市总币值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3·8%，但剔除其严重高估部分之后，其经济总量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远没有公众想象的那么高。与此同时，接受外国公司来华上市在认识上、心理上和配套制度上都还需要一段准备时间，加之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体系的建立还需要时间，因而我国上市公司的披露规范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最近两三年同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值得认真商榷。

鉴于国际会计准则在传统上和事实上只能关注重要的项目，我国己有一整套比较合用的会计规范并在会计准则建设方面己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而不必也不宜全盘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目前，在我国，与证券市场的需要相比，国有企业的会计与财务报告问题不但居于主流地位，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特别是在关联交易操纵方面是上市公司主要问题的症结所在。毫无疑问，我们在发展本国会计规范方面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权衡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协调程度和进度上的利弊得失。但是，无论如何，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财务会计实务规范始终是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面和紧迫任务。

参考文献

1、徐经长、杜胜利、陈轲。国际会计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IASC.WebsiteofIASC:.uk.2000

3、IASB.WebsiteofIASB:.uk/cmt/0001.Asp.August10,2001/10/9

4、Cairns,David.TheroleofG4+1.FTWorldAccountingReport.April:11.refertoMuller’slecturein1998.1997

5、Redebaug,L.H.andGray,S.J.InternationalAccountingandMultinationalEnterpries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97

6、11Xiang,B.InstitrtionalfactorsinfluencingChina’saccountingreformsandstandards.1998

7、IASC.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2000:Prefacetostatementsof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London:IASC.2000

8、13CharlesJ.P.,Gul,FerdinandA.andSu,Xijia.AcomparisonofreportedearningsunderChineseGAAPvsIAS:evidencefromtheShanghaistockexchange.AccountingHorizons.199913(June):91-111

9、Choi,F.D.S.andMueller,G.G.InternatioanlAccounting,2ndEdition.Prentice-HallInternational,Inc.1992

10Eccher,E.andHealy,P.M.Theroleof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intransitionaleconomies:astudyofPeople’sRepbulicofChina.Workingpaper.SocialScienceResearchNetworkE-Library.2000

12Healy,P.M.andWahlen,J.M.AreviewoftheearningsmanagementLiteratureanditsimplicationsforstandardsetting.AccountingHorizons199913(Decemeber):365—383

国际化进程范文篇10

机遇与挑战并存

国际化进程提速所带来的剧烈竞争将对尚不成熟、有待规范的中国证券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与挑战。中国证券业不仅会受到成熟、规范的外资机构的挤压，而且还要面临国内其他金融企业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以及网上证券交易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第二，加入WTO将加剧中国证券业组织结构的凋整。未来5年内，合资证券公司与台资基金管理公司将大量涌现，国内证券公司也将引发大规模兼并、重组，组建实力强大的大型证券集团（或金融控股公司）以应对挑战。第三，加入WTO将对中国证券业监管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入WTO后，具有混业经营背景的外资机构通过QFll（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组建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外资并购国有股权等管道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创新金融产品将明显增加，证券市场将更趋复杂，监管难度加大。

但从长期来看，加入WTO将有助于改善中国经济基本面，从而支撑中国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并最终推动其深化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的改革、监管和立法行为将更加透明、规范、国际化，为市场的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大量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将为中国本土券商和中介机构学习国际先进管理和技术提供渠道，中资机构竞争实力将在同外资机构的合作与竞争中得到明显增强。

应战国际化：对策与建议

发展证券交易市场体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证券市场呈现出4个趋势：交易市场的多层次化、交易所的公司化、交易市场的一体化和交易市场的无形化。

具体而言，交易市场的多层次化包括纵向层次的主板市场与创业板市场共同发展，横向层次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与衍生金融产品市场协调发展，交易场所层面的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并存，地域层面的全国性市场与区域性市场相辅相成等特点。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的交易所公司化及其发行上市改革，是交易所治理结构的重大转变，有助于解决会员制当中的委托问题、提升应对外部竞争的能力、满足发展过程中对新资金的大量需求等。交易市场的一体化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证券交易所在各自国内和国际层面上进行整台、集中，交易所数目在减少但规模在扩大。交易市场的无形化是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各国证券交易所的电子化、网络化进程迅速加快，引发了证券市场信息传递技术和交易手段再次革命，创造了网上交易服务、独立电子交易系统和网上虚拟交易所等形式。

中国证券市场在纵向上只有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为主的主板市场，场外证券市场除银行间有限的场外交易外，其他场外市场均因《证券法》第32条规定而被禁止。横向角度看，中国企业债券市场萎缩，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缺位。在地域上，除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外，曾出现过一些地方性的交易场所，如天津、武汉等23个证券交易中心，但是目前这些区域性的证券交易中心已被禁止。中国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治理结构是有中国特色的会员制，是一种明显有别于国际典型会员制交易所的政府直接领导模式（均受中国证监会管理），导致在中国出资者创办交易所的主要目的在于盈利，政府直接插手交易所内部事务，会员由于不是出资者和受益主体，因此对交易所管理和运作漠不关心。

未来的中国证券市场应努力构建一个多层次化的交易市场。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金融体制与国际金融体制接轨，证券交易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最终将实现所有权社会化，实现交易所由会员制向公司制的变革。此外，沪深交易所的整台可能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必然方向，但整台的时机取决于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程度以及国内证券交易所之间竞争所导致的边际效率提高的程度。中国证券市场应紧密跟踪国际上先进的交易技术，不断完善自己的交易系统，同时进一步发展网上交易，为将来建立独立电子交易系统或虚拟化的交易所奠定基础。

改革证券交易制度

我国目前所采用的单一的集中竞价方式，缺乏柜台交易与协议交易机制所具有分散股权的功能，与鼓励公司收购、鼓励大股东长期持股的立法精神相矛盾。在未来股份实现全流通之后，希望获取公司控制权的机构投资者成本增大，必然引起广泛采用对敲对倒等方式从事的不正当证券交易行为。此外，单一集中竞价制度也与鼓励要约收购的精神产生矛盾。中国证券交易在法制上是禁止期货交易和信用交易的。现货交易使得金融衍生品缺乏法制基础，期货期权被禁止，从而使中国证券市场成为单边市场，缺乏避险手段。

此外，中国上市公司收购在实践中往往采取有诸多不规范色彩的协议转让。股权结构割裂为流通和不流通两部分，以及A、B股之间的差异，造成市场上对同一公司存在不同的价格信号和不同的评价机制。中国证券交易中的持续性信息披露也存在诸多缺陷，在出现问题时较多地运用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对于投资者而言更为有效的民事救济手段却很少运用，证券民事诉讼机制缺乏可操作性。

证券交易制度进行改革概括而言有以下5个方面。

首先，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增多以及证券市场规模的发展，我们必须积极推进和完善大宗交易制度。大宗交易制度反映了大宗交易人正当的交易目的和需求，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增多，如能对此种交易辅之以有效的权益披露规则、持股期限规则，则可降低大宗交易对市场价格的冲击，降低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大宗交易还为兼并收购的实施提供了便利，从而提高证券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第二，必须大力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引入卖空交易机制，以降低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兴旺与现货市场的繁荣是相辅相成的。引入卖空机制对于影响投资行为、提高市场流动性以及降低交易成本、防范和化解投资风险、抑制操纵市场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未来应在推出卖空交易机制的基础上适时推出股指期货、恢复国债期货、发展可转换债券市场。

第三，完善协议转让和要约收购制度，以健全上市公司收购兼并的法律保障体系。要约收购既是国外成熟证券市场的典型收购方式，也是各国证券法调整的核心内容。要约收购制度有助于推动实质性资产重组，并已收购过程中的非市场化因素减弱，有助于提高资产重组的规范化和市场化程度。但是要约收购环节繁多，操作程序复杂，收购成本较高。由于中国特殊的股权结构特点，中国上市公司收购实践中往往采取存在诸多弊端的协议转让。当务之急是改革协议转让制度和完善要约收购制度，包括：针对现有协议转让制定可操作的法律实施细则；加强协议转让中的信息披露监管；弱化政府在协议收购中的行政参与作用，提高市场化程度；规范收购方的关联方联合持股规则；强化收购目标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明确强调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情形；完善征集委托投票权制度等。

第四，逐步改革现行的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和A、B股分割制度，彻底解决中国证券市场历史遗留问题。与之相适应的改革举措还应包括协调目前B股交易制度与外国证券经纪制度之间的差异，建立第二上市和跨市交易制度等。

第五，完善重大信息披露制度，加强证券交易中的持续性信息披露责任及国际合作，健全相关的民事诉讼制度。包括建立健全重大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上市公司预测性信息生成、披露和审核的规则体系，加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加强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加强信息披露的国际合作等。此外，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势在必行。

完善证券发行制度

现行证券发行制度带有强烈的行政性和计划性色彩，未来改革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着手：

完善证券发行与定价技术。中国证券发行方式走的是一条逐步市场化的改革道路。证券发行方式的改革要以多元化创新为核心，促进市场的完善与发展。具体包括：全面推行股票交易实名制，采用和完善国际市场普遍采用的公开发行与私募配售相结台的发行方式，引人国际通行的收款银行制度，引入并推广“超额配售选择权”制度等。对于发行定价机制，也要进行多元化与市场化的改革，逐步减少政府对股价的行政干预。

完善证券发行核准制度。要继续完善发行核准制度，减少政府控制，将进人市场的选择权更多地留给市场。此外，中国证券发行的所有制倾斜问题应予改正，并取消证券发行与上市审核的联动机制，加强发行中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推荐作用和法律责任。

完善证券发行中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包括证券发行披露制度、持续性披露制度和法律责任及救济制度。未来应借鉴英美成熟做法，明确发行人、发起人、以及其他主体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及免责事由。在上市公司信息的网络披露中，要强凋上市公司的更新义务、注意黑客入侵问题以及在未来的私募当中协调网络披露之广泛性与私募本质之冲突。

证券发行的国际化白品种创新。目的中国证券发行国际化的方式主要有：境内上市外资股模式，境外上市外资股模式，间接境外募股上市模式，存托证境外上市模式，国际债券模式，国际基金模式等。未来会有更多中国企业利用国际市场筹资，外国的企业也会进入中国证券市场。

调整证券监管体系

中国证券市场的开放将使证券监管面临3个方面挑战：国际化的挑战、银行和证券业的台作或综合化的挑战、金融创新的挑战。中国未来证券监管体系具体的变革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分业监管对综台金融的适应和调整。综合金融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在当前分业监管体制下，我们建议先设立一个松散型的台作监管机构，待时机成熟，再向统一监管的模式变革。同时要积极推动现在的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

第二，监管组织体系的调整。要加强证监会的独立性；充实有效监管所需的适当资源；建立监管政策制定的协商机制、评价机制，保证监管的透明度；强化证券交易所应有的自律性监管功能；加强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功能；加强传媒的外部监管力量以及对传媒的监管。

第三，一般监管行为的调整。包括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完善和对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评级机构、证券清算结算系统监管的完善等内容。此外要强化中介机构的自我监管功能和法律上的约束，建立中介机构的保险制度或建立风险赔偿准备金制度。

第四，监管法律框架的调整和完善。首先要对《证券法》进行调整和完善，尤其要建立证券诉讼的辩方举证制度以解决证券民事诉讼的举证困难问题，完善证券投资者赔偿制度，建立中小投资者集体诉讼机制，完善证券法与公司法、台同法、破产清偿法、竞争法等法律的配台实施，以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