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对比范文10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然而,由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起点低、起步晚、基数小,整体竞争力落后。自1992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连续出现逆差(除1994年外),且1996年后逆差不断扩大,似乎表明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有下降的迹象(注:非要素服务贸易逆差从1992年2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75亿美元。要素服务差额变化甚至更大,则从1992年3亿美元顺差变成到1999年180亿美元逆差,然而,在把这些数据解读为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指示器时要小心,因为很多服务被计入货物出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要降低市场准入壁垒,逐步开放服务市场,并允许外资进入中国服务业市场,实行国民待遇,这势必会给中国服务业发展带来挑战。因此,认真分析和评估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不仅可为政府采取合理的经济政策提供客观依据,促使服务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指导服务贸易的发展,减小服务贸易逆差,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

一、中国服务业市场对外开放状况的国际比较

(一)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现状

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方面,早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有关服务贸易的谈判中,我国就已承诺进一步开放航运、专业服务、银行业、广告、旅游、近海石油勘探等6个服务市场。允许外国企业在我国开设合资旅馆,并允许在我国12个度假区或旅游区开设合营的旅行社。外国公司可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大连、天津等地开设服务行业的合资公司,并在广东、福建和海南省的5个经济特区开设合资零售商店。后来,我国又将开价单扩大到其他8个部门:保险、内河、公路运输、建筑工程、计算机服务、陆上石油服务和租赁市场。实际上,我国也履行了上述承诺,逐步开放国内市场。目前,在商业零售方面,允许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航运业方面,已经有条件地开放海运和货运市场;建筑业方面,允许外国监理提供服务,允许监理中外合资、合作的工程承包企业;允许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提供一定范围内的服务。此外,对律师服务、租赁服务、旅游等领域也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开放。

1999年和2000年中美、中欧分别达成了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定,中国除了承诺开放银行业和证券业外,还将开放专业服务市场,包括法律、会计、医疗等服务。总的看来,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几乎涉及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采取逐步的和渐进的方式,大多经过合营、控股和独资三个不同阶段,开放的地域也从部分限制逐步扩大。

然而,由于服务业本身具有的一些天然垄断(如水、电、气、铁路等)和人为垄断性质(如因国家经济大局导致国家对银行、保险、邮电等行业的政策性独立),中国服务业与国外服务业相比,其开放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众所周知,在中国,绝大部分服务业是由政府严格管制的,主要的企业都拥有一定的影响市场的能力,如金融、保险、电信、民航和铁路等,在其他一些领域,像住房、医疗、城市交通、教育等,普遍比较重视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注:参阅陈富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管制》,85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通常,这些政策往往会导致市场准入壁垒和价格管制,从而不利于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产品的创新,导致许多种类的服务无法提供或者价格极其昂贵,而且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高成本的服务,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是一种负担,不仅不利于国内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而且会削弱中国经济竞争力。

本文作者：赵海峰吴晓丹工作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

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地位的上升是国际法院与法庭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在传统的国际法上,国际司法机构是一个只有主权国家才具有诉讼权利的领域,但近几十年国际司法机构的快速发展使这种状况大为改观。现在,国际审判已经不再仅仅是由国家所垄断的事务,因为越来越多的国际法院与法庭允许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个人的参与。在一些国际司法机构,与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有关的案件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这既是国际法治的突出成就,也反映了国际法的新发展。本文拟对这一新的发展进行分析。

概说: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地位的几种情形

笔者认为,在广义上,目前世界上运行中的国际司法机构有100余个,而狭义上的即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司法机构则只有数十个。1本文将集中对狭义上的国际司法机构进行分析。在门类繁多、规则各异的国际司法机构中,个人的地位正在取得日新月异的进展。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地位之开端。1.国际捕获法院。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迈出的第一步,是1907年第12号海牙公约规定个人可以对本国捕获法院作出的影响其权利的裁决在国际捕获法院提起上诉,或提起其他诉讼。这一规定虽然涉及的领域狭窄,但也构成了国际法中的一大变革。然而,这一努力最终在实践中失败了,一是因为该公约从未获得批准,二是因为那时国家可以禁止其国民提起个人诉讼,或者代替个人上诉,表明在国际程序中国家仍占主导地位。2.中美洲法院。根据多边条约建立的第一个真正投人运行的常设国际法院是中美洲法院。1908年由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等5国建立的中美洲法院有权受理个人对其本国之外的其他缔约国提起的诉讼,不论个人所属国家是否支持,该人在证明已经用尽当地救济或有证据表明没有获得公正司法的情况下均可起诉。这是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迈出的第二步,即针对国家提起诉讼并向国际司法机构直接起诉。中美洲法院在其运行的10年中共审理了10个案件,其中5件是纯粹的国际争端,另5件是由个人提起的,但其中4件被宣判为不予受理,1件在实体审理阶段败诉。

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地位,主要情况大概有以下

几种:一是作为享受国际权利的主体,在国际诉讼案件中作为申诉人或者原告出庭。突出地表现在4类法院中:在欧洲人权法院等区域性人权法院和国际组织行政法庭两类国际司法机构中,个人作为申诉人或者原告,主要是要求国际司法机构保护其权利。个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法院中也多具有起诉权,某些超国家的司法机构如欧盟法院体系是此类法院的突出代表。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海底分庭中,个人所具有的诉讼权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二是作为承担国际责任的被告人。对于个人所犯的某些严重国际罪行,应当追究其国际责任并对之予以惩罚。如个人在前南法庭、卢旺达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等均作为被告人受到审判。三是个人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国际法庭的诉讼,或者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向法庭提交报告,或者向法院提供情况等。接受个人诉讼的国际司法机构主要有:欧洲人权法院、非洲人权法院;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行政法庭;欧盟法院体系、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安第斯共同体法院、西欧联盟法院、中美洲法院、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分庭等。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国际和国内法院混合的国际刑事性司法机构,个人是作为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比较传统、不接受个人诉讼的司法机构有:国际法院、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庭、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核能机构法庭、独联体经济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等。以下将分述个人在不同的国际司法机构中的不同地位。个人作为区域性人权法院的申诉人具有中心地位二战以后,联合国宪章关于人权的规定,由(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两公约所构成的“国际人权宪章”的深人人心,极大地改变了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而对国际入权宪章执行最有力的,当数区域性的人权机制。与传统的国际司法机构不同,建立区域性人权法院的目的不是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国际争端,而是作为个人面对其国家对其特定的个人权利的侵害而寻求人权」的国际保护的一种机制。诬在此类案件中,通常是个人诉其本国政府。个人在区域性人权法院中的地位是最为突出的,其中又以个人在欧洲人权法院中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在该院,个人有直接提出申诉的权利。

一、国外可持续运作的农村小额信贷的典型模式

(一)非政府组织模式：孟加拉格莱珉乡村银行(GrameenBank)是一种非政府组织从事农村小额信贷的典型案例。格莱珉乡村银行创建于1976年，1983年在政府支持下转化为一个独立的银行，但其实质仍为非政府组织。孟加拉格莱珉乡村银行被认为是全球第一家取得成功的小额信贷组织。它不采用传统的银行贷款要求抵押担保的方式，而是通过小组联保、无抵押、无担保、分批放贷、分期偿还的小额信贷方式，为中低收入者提供贷款服务。到2008年末，孟加拉格莱珉乡村银行已经拥有1265个营业所、近1．3万名员工，覆盖了农村350万贫困农户，基本贷款年利率20，贷款回收率99．1，净利润1500万美元。值得一提的是：格莱珉乡村银行为摆脱依赖外来补贴的负面形象，自1998年起不再接受政府和国际组织援助资金的注入，而且还针对客户需求和同行竞争压力，开始发放额度较大的中小型企业贷款。

(二)正规金融机构模式：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农村信贷部(BR1一UD)和泰国农业合作银行(BAAC)是正规金融机构从事农村小额信贷的典型模式。他们都在开展农村小额信贷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印尼人民银行在国内有320个分支行、3600多个被称为农村信贷部的零售机构。农村全国林信贷部是其基本经营单位，主要从事农村小额信贷，实行独立核算，可以自主决定贷款规模、期限和抵押，执行贷款发放与回收。每年经营利润的lO在第二年分配给员工。实行商业贷款利率以覆盖成本；如果借款者在6个月内都按时还款，银行将每月返回本金的5作为奖励；储蓄利率根据存款额确定，存款越多，利率越高。这种政策使BRI吸收了印尼农村约3300万农户手中的小额游资，储蓄成为其主要的贷款本金来源。而且他们还严格分离银行的社会服务职能和盈利职能，银行不承担对农户的培训、教育等义务。BRI—UD的高利率和鼓励储蓄的政策，使正规金融机构开展农村小额信贷实现了财务上的可持续性。

(三)社区合作银行模式：社区合作银行(又称信用联盟)是完全由内部成员管理、自助式、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合作组织。它由特定的群体或机构组织管理。社区合作银行由所有社员拥有并管理，每个成员都有一票的投票权来选举合作社的管理者。

(四)乡村银行模式：乡村银行是乌干达的国际社区资助基金会(FINCA)开创的一种提供小额信贷的组织形式，提供市场利率的信贷是其主要业务。信贷运行依靠自助小组的民主自治，具体体现为由1O一5O人组成的互助小组，为成员提供小额贷款。乡村银行组织小组成员积极储蓄，并相互担保彼此的贷款。(五)国家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模式：孟加拉的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PKSF)独具特色，是一个成功的自主性、批发式小额信贷的非营利机构，受到了国际小额信贷产业界的广泛支持和推崇。为了推动小额信贷的持续发展，盂加拉政府于1990年设立了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该基金会注册为非盈利性股份制公司，注册资金1．7亿美元，由国内外赠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组成，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PKSF)仅对符合其标准的小额信贷机构提供免于担保的小额信贷批发业务(资金融通)，以支持小额信贷的发展。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这一国家级小额信贷批发基金的设立，促进了小额信贷行业标准和最佳实践的推广，推动小额信贷机构的良性竞争和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大环境下，顺应时势，我国的无形资产准则积极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在很多方面已基本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大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二者还有一定的差异。本文试从比较国际会计准则和我国会计准则对研发费用及非货币性交易换入的无形资产的处理不同之处着手，加以分析，以说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依据和其国际化进程，并提出建议。

一、无形资产准则的国际比较

1、内部产生无形资产的计量不同。国际会计准则认为为评价自行开发无形资产是否符合确认标准，要求企业应将自行开发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研究阶段发生的支出或费用应在发生当期确认为损益，而将开发阶段符合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开发费用应予资本化，并给出了开发产生的无形资产确认的六个条件，基于此，国际会计准则第三十八号指出，内部产生的无形资产成本是首次符合无形资产的基本确认条件和以上开发费用资本化的条件后所发生支出的总额。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中把自行开发并依法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其入账价值应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聘请律师费等费用确定。依法申请取得前发生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应于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

2、不同类资产交易方面的规定不同。国际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与不同类无形资产或其它资产的交换或部分交换而取得，这些无形资产的成本应以收到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该公允价值等于所放弃资产的公允价值经过转出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金额调整的数额。而我国会计准则规定，通过非货币性交易换入的无形资产，其入账价值应按有关非货币性交易的会计处理规定确定，不涉及补价的，换入无形资产应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入账价值，支付补价的换入无形资产应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补价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收到补价的换入无形资产的入账价值，应按公式计算确定。

二、我国无形资产准则中存在的问题

1、如何处理研究与开发费用。对自创并依法取得无形资产的成本如何确定存在较大争议，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研究与开发的会计处理。从理论上讲，无形资产的成本应包括无形资产研究开发取得和持有期间的全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费用支出。但问题在于研发活动是否成功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相应的，其将来能否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也存在着重大的不确定性，应该在什么时间、依据什么标准、什么方法对研发费用进行处理，争议颇大。正由于此，我国会计准则从谨慎性原则出发，规定研究与开发费用应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但是如按我国会计准则，对研发费用实行全部费用化又会产生一些问题。首先，对一些知识性无形资产，大量的前期开发、培训或相关试验费用支出无法资本化为无形资产，不能作为无形资产成本进行计量，自行开发无形资产在账面上只能够反映注册费、律师费等为数不多的费用，使得企业账面上反映的无形资产不够全面完整，账面价值往往大大低于实际价值；其次，从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无形资产的培育而言，对研发费用全部费用化不利于我国企业的长远发展，因为全部费用化会使研究与开发费用支出期间的利润减少，不能真实反映企业实际经营业绩，企业的整体价值可能因此被扭曲。

房价收入比是指居民购房总价与家庭年全部收入的比值。由于房价收入比是家庭购房支出与收入的相对比，能消除不同地区房价、不同收入水平对居民购房成本的影响，相对真实地反映居民购房能力，而且计算也比较简便，因而成为考察居民购房能力的一个国际通行指标。

在国外，有新建住宅（新房交易)的房价收入比，也有旧有住宅的（二手房交易的房价收入比），所选取的房价都是中位数价格或平均数价格，家庭收入也都是中位数收入或平均收入，国内一般都用平均数。但在总体内部差异性较大的情况下，用中位数或平均数来反映总体水平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对于我国这样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宜计算不同收入群体的房价收入比，更真实地反映居民购房能力的实际差距。

一、我国平均房价收入比的变动特点

1．我国平均房价收入比的计算

一个国家的平均房价收入比通常用家庭年平均总收入与一套房屋的平均价格之比来计算，即：

房价收入比＝每户住房总价÷每户家庭年总收入，其中，每户住房总价和每户家庭年总收入的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环境保护事业的不断深入，使我国的环境税收政策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但我国目前的环保措施，主要是以收取各项费用为主，征税为辅。而这些少量的税收措施零散地存在于资源税、消费税、增值税、耕地占用税等有关规定中。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目前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税。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实施，借鉴国际经验，在我国建立统一的环境税制度已经非常必要。

关键字：环境税收国际国内对比

一、环境税收的理论基础

财税政策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它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现代经济学认为，以下原因导致的市场失灵，是政府必须承担环境保护职能的理论基础。

1．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大气、水等环境资源由于其不可分割性导致产权难以界定或界定成本很高，在性质上属于公共物品，具备公共物品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这些特征使得人人都想成为“免费搭车者”———只想享用而不想出资提供，或只利用而不付任何成本，结果必然导致环境质量下降。

2．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环境污染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即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比如一个厂商排放了污水，会导致临近居民饮用水质量下降、鱼类减少、其他厂商安装治污设备等外部成本的发生。但这些成本并未在价格中表现出来，因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确定的产量必将大于资源有效配置所要求的产量，同时也加大了环境污染。

作为国际上税收征管的通行做法，纳税评估是连接传统的税收征管与税收检查的重要工作环节，是防范税收风险、提高税源监控能力和税收征管能力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纳税评估工作的开展时间并不长，需要总结当前国际上纳税评估制度的成功经验，为进1步完善我国的纳税评估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1、纳税评估制度的起源

纳税评估制度源于美、日、德的税务审计制度，英美法系的诉辩交易程序制度和日、韩的行政指导制度，是这3种制度的综合体。

(1)美、日、德的税务审计制度

美、日、德3国税务机关的工作重点是税务审计，其中，美国税务审计人员约占税务机关人员的1半以上。税务审计主要分为办公室审计和实地审计两大类。纳税人自行申报后，审计人员首先进行办公室审计，审计的主要内容是检查申报表中所列各项是否正确，对同行业、同规模的公司进行比较，并考虑其过去的记载和其他已掌握的资料等，通过信息的分析寻找企业偷税的疑点。实地审计即研究公司账簿保存、会计记录保存、商品库存的实际状况，对账簿进行详细的检查，它是在办公室审计结果所显示的税额不太确定时进1步采取的审计程序。需要说明的是，美、日、德3国税务审计制度都是以强有力的信息化为支撑的。

(2)英美法系的诉辩交易程序制度

一、我国财政研发投入的甚本状况

研发与发展(ResearchandDeveloP-ment)投人，是衡量一国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研发投人的规模总体上呈逐年上升之势，财政每年用于研发投人的力度不断加大。1978年我国财政用于科研的支出为52.89亿元，占GDP的比例为1.46%，占财政支出(含债务)的比例为476%。到2003年财政科研投人达97554亿元，占eDP的比重为。名3%，占财政支出(含债务)的比例为3.50%。26年来财政研发投人的总额虽然增长了17浮倍，但是科研支出占GDP以及财政支出的比重却在下降。我国政府研发投人在全社会研发投人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54.9%，逐年下降，1995年政府投人比重为5仪场，到2000年政府投人比例为33.4%，目前仍是这一水平。

企业投入主体地位一直保持，2002年，企业R&D投人仍然占全社会R&D的57.07%。可见，目前我国政府的研发投人仍显不足。从表1我们发现，1978一2003年，我国财政研发投人绝对额呈逐年递增态势，特别从1999年开始增长加速，年均增长率在16%左右。但是其相对额却在递减，1978一2003年财政研发投人占GDP的比重从1.46%下降到0.83%，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从4.76%下降到3.50%。虽然财政研发投人占GDP的比重从19%年开始有所回升，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小起小落，但整体上的下降趋势仍十分明显。

二、我国与G一7国家政府研发投入的比较分析

当前世界各国中，研发投人密集的国家大都属于发达国家，特别是OECD国家的研发投人在世界研发投人总额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OECD的相关统计资料，OECD国家占有全球R&D支出的80%左右，而且OECD国家的R&D活动又相对集中在G一7国家(即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2003年，30个OECD国家的R&D投人为6512.09亿美元，近84.5%的投人分布在G一7国家，其中美国的R&D投人占所有OECD国家R&D总投人的43.7%。为此，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对我国与G一7国家的财政研发投人作对比研究。

1.政府研发投人总量。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已由传统的信用风险识别和违约评估发展到现代信用风险模型化阶段，由国际活跃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创建和广泛应用并被巴赛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建议使用的现代信用风险模型主要有JP.Morgan(1997)的CreditMetrics、KMV(1993)的EDF(creditmoni-tor)、CSFP(1997)的CreditRisk、Mckinsey(1998)的CreditPortfolioView等模型。2004年6月公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称新协议)所推出的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IRB)也是基于上述模型的适用性考虑后的折中产物。

国外对现代信用风险模型的有效性验证研究结果显示，上述模型均是有效的信用风险量化技术，并且在对不同的信用资产风险度量中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委员会于2004年6月推出新协议提倡使用IRB管理信用风险，并推荐使用上述模型进行内部评级，可见现代信用风险模型已经在国外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使用。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水平离新协议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仍停留在传统的贷款风险度衡量阶段，但银监会表示，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过渡到以IRB为代表的现代信用风险模型管理阶段。国内理论界和银行业已对IRB和现代信用风险模型进行了理论研究，并探讨了在我国的适用性和模型选择，但存在的主要缺陷是没能遵循路径依赖的原则，忽视了在我国商业银行现有信用风险管理模型的基础上的改进路径选择，从而提高了改进成本。本文将弥补既有研究的这一缺陷，在细致考察我国商业银行现有的信用风险管理模型的贷款风险度方法存在的不足和缺陷的基础上，将其与现代信用风险管理模型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寻找改进和构建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模型的路径选择。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用

风险管理模型：贷款风险度方法

【摘要】从宏观的角度看，国际法领域存在国家主权豁免、外交特权与豁免和国际组织的特权与豁免三种特权与豁免体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也有一些共性。对以上特权与豁免制度的性质与概念、理论依据、法律渊源、具体内容和适用范围等方面的差异和共性作以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

【关键词】国家主权豁免外交特权与豁免国际组织的特权与豁免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国际法上特权与豁免制度进行论述时较多侧重于对特权与豁免制度的本体进行分析。然而在对特权与豁免制度中的国家豁免、外交特权与豁免、领事特权与豁免差异、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国际公务员的特权与豁免之间的比较及它们之间内在法律机理的梳理分析方面，国内学术研究未能从整体宏观的角度做全面比较和综合分析。针对这种研究现状，笔者拟在已有的学术成果基础上做些尝试。

概念及性质的比较

在国际法领域存在三种特权与豁免体系，即国家主权豁免、外交特权与豁免和国际组织的特权与豁免，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原则大部分都发展于前两者，但又与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①

国家豁免从广义上指一国的行为和财产不受另一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管辖，常被称为“国家司法管辖豁免”，即非经一国同意，该国的行为免受所在国法院的审判，其财产免受所在国法院扣押和强制执行。②外交豁免是指根据国际公约或双边外交关系条约，接受国给予派遣国的使领馆和外交及领事人员的特权与管辖豁免。③外交特权与豁免本质上属于代表的国家，个人无权自行放弃。外交豁免与国家豁免之间无论在历史发展还是在内容、范围及结果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国际组织的特权与豁免是指国际组织及其职员在执行职务时享有一定的特权与管辖豁免权。国际公务员的特权与豁免是一种新型的特权与豁免，是在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与外交特权与豁免既有共同之处也有独特之处。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