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5 22:20:02

管制范文篇1

1.1现行邮政产业管理体制

1998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成立了国家邮政局,赋予国家邮政局主管全国邮政行业以及管理全国邮政企业的双重职能。根据信息产业部的总体部署,国家邮政局积极配合,邮电系统实施了邮、电分营。

1.2邮政产业的主要业务类型

(1)函件类邮政服务。包括寄往国内或国际信函、报纸、杂志、期刊、小册、传单和其他类似的印刷品的收揽、运送及投递。

(2)包裹类邮政服务。包括国内和国际包裹及小包的收揽、运递及投递。

(3)邮局柜台服务。主要包括邮政利用自身营业网点向顾客提供的各种柜台服务。

(4)其他邮政服务。包括信箱出租、存局候领服务和其他未归类公营邮政服务。

1.3邮政产业业务总量及业务收入增长率

据统计显示,1993年以来,邮政产业亏损连年加大。1999年虽然国家对邮政产业实施了一个“8531”的财政补贴递减政策,但是,1999年邮政产业依然亏损67.3亿元,2000年亏损32.9亿元,2001年邮政产业终于扭亏为盈,实现利润6000万,但相比30亿的财政补贴,这点盈利实在是杯水车薪。2002年中国邮政实现利润1.25亿元,但是仍然有10亿元的财政补贴。

2目前邮政产业管制所存在的“管制失灵”

2.1“政企合一”、“政监合一”

“政企合一”、“政监合一”是邮政体制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目前,国家邮政局既是政府管理邮政业务的行政机构,又是大型国有公用企业。既承担行业管理的政府职能,又具有生产和经营的企业职能;既是邮政业的监管机构,承担着监管全国邮政市场的职能,又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具有实现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责任。

2.2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划分不清晰

随着邮政业务领域的不断拓展,邮政已经成为横跨多个行业的企业,在交通运输(物流)、金融、通信、广告、社会公共服务、文化服务等行业中都可以找到邮政的身影。在我国邮政系统内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是混业经营的,这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垄断的范围,而且也不利于竞争性的业务与其他相似行业之间产生竞争,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2.3邮政监管体制以及法规方面存在的缺陷

我国在邮政监管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同时也颁布了很多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邮政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以及一些地方性法规,协助政府的监管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对管制邮政产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监管立法滞后、监管机构权力分散、监管机构职能不到位以及监管机构监督体系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行业发展,损害了社会公正,不利于企业自由竞争权和消费者公正消费权的保护。

3国外邮政产业改革的主要特点

3.1体制改革:政企分开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邮政都实现了政企分开,企业化管理,商业化经营,在很大的程度上减轻了政府负担,提高了企业竞争的活力,保证了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其普遍做法是政府机关和具有独立性的邮政管制机构对邮政产业进行管制,主要内容是监督邮政服务质量、保护消费者利益、发放营业执照、控制价格、保护邮政专营权等等。

3.2企业间的兼并联合、分化重组

近年来企业间的联合与重组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通过扩大单个企业的规模,来提高生产效率。德国邮政出资9.33亿欧元收购丹莎国际物流公司;出资22.11亿欧元收购德国邮政银行;收购DHL25%股权;收购英国Securior速递公司50%股份;购并荷兰包裹运输公司Nedlloyd、瑞典物流服务公司ASG、美国国际航空快运公司,排名国际货运第一位。

.3采用新技术,提升网络能力

很多国家邮政不断采用新技术,实现了营业窗口作业的计算机化,邮件装卸与搬运设备的机械化,邮件分拣设备的自动化,邮政运输的集装箱化,邮件运输过程的电子化,邮政网络的系统化和现代化,使整个邮政通信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信息管理的基础上。

4我国邮政产业管制改革的思路选择

4.1推进政企分开、政监分开,理顺邮政规制者的政府职能和邮政经营者的企业职能

政企分开必须同时做到邮政服务业的管理部门与邮政企业机构分开、人员分开和财务分开。推进政企分开的关键是将邮政部门的经营业务的职能分离出来,转变成对整个邮政服务业进行公正监管、公平执法的行业监管机构。同时,还要推进政监分开和政事分开。将邮政部门的国有资产出资者职能转移到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使邮政部门转变为独立公正的邮政市场监管者。

4.2对邮政企业进行公司化和集团化的改造,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邮政管理部门要逐步取消对这些公司的行政干预,使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各公司则要按照服务业的要求转变观念,面向市场。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要进一步明晰产权,实行股权多元化,对一些竞争性比较强的业务和领域,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参与,也可考虑对现有垄断企业进行分拆,以促进竞争。同时,要以专业化公司为龙头,加大对邮政系统资产重组和改制上市的准备工作。

4.3分析普遍服务业务和竞争性业务,缩小专营业务范围

分析普遍服务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后,从事竞争性业务的邮政企业要彻底实现与行政脱钩,与其他非邮政企业公平竞争。邮政部门经营的EMS在交通运输、海关监管、税收安排等方面应与快递企业等非邮政企业一样对待,不再享有特权。邮政普遍服务标识只能使用于提供普遍服务业务的邮政企业和国家授权的机构,不能被从事竞争性业务的邮政企业借用。

4.4修正相关法规,建立独立的管制监督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的时期,面对艰巨的邮政业改革和发展任务,我们必须适应时展的要求,及时修订《邮政法》,同时研究制订中国邮政专项产业政策,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邮政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的地位,明确政府与邮政的关系,正确认识邮政的性质,规范邮政领域的行为和秩序,维护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修改《邮政法》必须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进行多方科学论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对涉及公民通信自由、通信秘密、用邮选择权和邮政专营范围等重要问题的法律内容,应当举行公众听证会来确定。

摘要:分析了我国邮政产业目前的发展现状,针对管制所存在的“管制失灵”现状提出了改革思路。

关键词:邮政;管制失灵;改革

参考文献

[1]王俊豪.中国垄断性产业机构重组、分类管制与协调政策[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5.

[2]杨海荣.邮政概论[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5,(1).

[3]顾联瑜.中国邮政的普遍服务与专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

管制范文篇2

关键词战略;成本;成本管理;成本控制

战略成本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正在发展探讨过程之中,其基本理论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试图从企业竞争战略角度对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基本涵义、基本目标、基本思想和方法措施体系作些探讨。

一、战略成本管理的涵义

战略是对全局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趋向所作的谋划,是指导全局的计划和策略。战略一经确定,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未来整体格局的发展演变起指导作用。在管理理论中,由于对战略解释的侧重点不同,企业战略理论可以归纳为竞争战略学派、资源配置战略学派和目标战略学派。竞争战略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企业战略的重点是确定企业的竞争优势,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其所著《竞争战略》(1980年)和《竞争优势》(1985年)两书已成为战略研究的经典著作。书中所提出的通用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聚集战略已经成为竞争战略的经典理论。资源配置战略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企业战略是现有资源和计划资源的配置,以及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基本模式,这一观点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目标战略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企业战略的主题是确定和实施企业的长期目的和目标,认为战略是由目标、意志或目的以及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制定的方针、计划所构成的一种模式。按照战略的本义来判断,关于企业战略的上述三类观点只是这些观点分别强调了企业在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下企业战略的不同侧重点,相互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在激烈竞争环境条件下,能否取得竞争优势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取得竞争优势是影响企业全局发展的最核心的问题,企业战略的重点自然是确定企业的竞争优势。当竞争的强度不足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发展,或者竞争均势已经形成,竞争者相互都无法击败竞争对手时,励精图治,积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便成为企业发展的重点。在此之时,企业战略的重点理所当然地转向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合理配置企业资源,谋求企业资源的有效利用方面。确定和实施企业的长期目的和目标离不开对竞争发展态势的判断和对企业资源配置的考虑,目标战略理论只是抽象掉竞争重点或资源利用重点等具体情形而对企业战略所作的抽象。它们的共同特质是都没有脱离战略的一般涵义。正因如此,在管理领域,一般将战略理解为实现长期目标的方法,一个单位所应用的战略是为使该单位的技能和资源与在外部环境中发现的机会相适应所作的谋划。

战略成本管理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从成本角度分析、选择和优化企业战略;二是对成本实施控制的战略。前者是企业战略中的成本侧面,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为了提高成本管理的有效性而对成本管理制度、方法和措施等所进行的谋划。

竞争战略理论对企业战略中的成本问题作了有效的说明。按照波特的理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基本战略有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目标聚集战略三种。在波特的三个基本战略中,有一个半战略是以成本领先为基础的。

成本领先战略的核心是企业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和手段,降低企业的成本,成为市场竞争参与者中成本最低者,并以低成本为竞争手段获取竞争优势。成本领先战略实质上是以成本战略作为企业的基本竞争战略。目标聚集战略分为成本聚集战略和差异聚集战略两种形式。成本聚集战略是在细分市场的成本行为中挖掘差异,寻求其目标市场上的成本优势,而差异聚集战略则是开发细分市场上客户的特殊需要,追求其目标市场上的差异优势。目标聚集战略中的成本聚集战略实质上是一种低成本战略,针对广设目标的竞争对手在细分市场上满足某一特定需求方面所支付的成本高于所必需的成本而采取的竞争措施。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在其目标市场上获得持久的成本领先(成本聚集)或者处于差异聚集地位,它便有可能获取高于平均收益水平的利润。

实施差异化战略和差异聚集战略的企业也不排斥成本战略的重要性。差异化式战略的基本特点是突出产品为客户所看重的某一方面的特定功能,力求在为客户所重视的产品性能的某一方面独树一帜,以便增强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实施差异化战略需要支付额外的成本,这种成本有时很昂贵。要想获取有别于竞争对手的差异,便必须增加成本,以追加成本为代价。判断差异化战略成败的标志之一是实现差异化所增加的收入是否超过为此而追加的成本。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必须通过降低不影响产品性能的成本,力图保持与竞争对手相近的成本,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维持产品的差异性。这一原理可以同样适用于实施差异聚集战略的企业。

从竞争战略理论分析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不论企业采取何种战略,成本问题始终是企业战略制定、选择和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如何利用成本战略为企业赢得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成本管理的重要内容,构成了战略成本管理的重要内容。

与战略成本管理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实施成本控制的战略。成本控制战略以成本管理过程为轴心展开,强调的是成本控制措施的构造与选择。价值链分析、作业成本管理、成本规划与设计等具有长期成本降低措施成份,带有对成本管理的具体战略进行选择的倾向。这个层面是成本管理的战略旨在构造一个基础宽广的、具有长期性持续效应的降低成本的措施体系,以期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成本管理方法的应用,为企业创造成本优势提供保障。现代成本管理不仅要有取得成本优势的明确的战略思想,还需要有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措施。

二、战略成本管理的目标

战略成本管理的目标规范着其思想体系,制约着其方法与措施体系的建立。到目前为止,成本管理目标,特别是成本管理战略目标,还不是一个明确的主题,在这方面存在着太多的误解与歧义。人们对成本管理目标的理解和表述主要集中在成本降低方面。成本管理的直接功能表现为降低成本。将降低成本作为成本管理的目标并没有引起不同的看法,只是在具体的表述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成本控制的目标是实现预定的成本目标,通过实现预定的成本目标来降低成本。这种观点将成本管理过程理解为实现既定成本目标的过程。另一种观点认为,将实现预定的成本目标作为成本控制的目标是以既定条件为前提的,除此之外,还应该通过各种创新措施,改变成本发生的条件,使成本不断降低。笔者曾经提出,降低成本的根本途径是改变成本发生的基础条件。日本学者清水的论述较为清楚地反映出了这种观点的思路,他认为,企业存在两种成本结构的成本降低:(1)尚未使成本最低化的成本结构;(2)已经使成本最低化的成本结构。前者主要是由于众多的非效率因素存在,故一般通过“技术选择”来降低成本;对于已经达到成本最低化的成本结构,其成本的进一步降低仅仅依靠现有的技术则无能为力,因而还必须借助于知识创造或者说是技术革新来求得成本降低。为选择达成目标成本的技术与投入的最优组合,应根据需要伴随着成本降低的技术。一般而言,这种观点对成本管理的功能做了较为广义的理解。

管制范文篇3

一、以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规范政府财务行为

(一)我国现阶段政府财务行为仍不规范

1.政府的“经济人”特性导致了政府财务行为的不规范。按照一般的经济理论,作为财政资金支配者和使用者的各级政府部门,同时也应视为理性的“经济人”。“经济人”的行为特性,使得各级政府部门总有谋求局部或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从而导致一些不规范的政府行为的出现。一方面,在组织收入时,一些政府部门热衷于搞不规范的创收来提高小集团的利益,他们利用手中的收费权,以政府名义或政府批准名义,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来谋取本集团和个人利益。另一方面,安排支出时,一些部门、单位为争取更多的财政预算,任意截留、挤占、挪用、甚至侵吞财政资金,特别是一些部门、单位挪用经常性资金、各种专项资金去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最后以经常性资金、专项资金不足为由要求增加财政预算,以预算套预算来满足本集团利益。

2.不健全的财政资金收付管理制度助长了政府财务行为的不规范。在收入方面,由于这部分创收所得没有及时足额上缴同级财政专户而是进入单位私设的“小金库”,被看成部门、单位的自有资金,从而助长了他们违规的创收活动。在支出方面,由于原来重复、分散设置账户,资金的拨付环节多,且只要财政资金拨付到预算单位的账户上后,其具体使用便是预算单位自己掌握,至于经常性资金是否用于保证机构正常运转,专项资金是否专款专用,在支出过程中已基本失去监管,从而为不规范的政府财务行为大开方便之门。

(二)以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规范政府财务行为

1.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要求对财政资金实行集中管理和核算,有效地抑制了不规范的政府财务行为。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要求取消其他所有部门、单位的自立账户,设立一套单独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将所有的政府财政性资金全部纳入该账户体系集中管理和核算,铲除了部门利益的藏身之地,排除了由部门分散管理、自收自支的可能性,这无疑会有效地抑制各级政府部门不规范的创收行为。

2.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规范了支出拨付程序,从而规范了政府财务行为。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要求所有的支出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按类别直接拨付或授权拨付到收款人(即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账户,从而避免了资金在预算单位的滞留、沉淀,不给各部门、单位截留、挤占和挪用的机会。由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专项经费基本直接支付到提供商品和劳务的供应商手中,有效地保证了预算的硬约束,切断了超预算的资金来源渠道,实质上规范了政府财务行为。

(三)深化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

1.逐步取消改革初期的一些过渡性措施。应该看到,要淡化政府部门的利益观念,消除局部利益、个人利益驱动带来的政府行为不规范,我国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还应进一步深化。要逐步取消改革初期在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的范围划分、银行账户设置等方面采取的一些过渡性措施,扩大财政直接支付的范围,将财政授权支付的预算级次进一步下延,以真正规范政府财务行为。

2.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要规范政府行为,仅有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还不够,因为它不足以保证政府支出的合法性和安全性,无法排除由于利益驱动而使支出部门与供应商相互勾结共同侵吞财政资金的可能性。所以还要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国库要严格按部门预算制定的用款计划拨付资金,而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则可以切断支出部门与供应商之间的联系渠道,减少他们共同谋利的机会。

二、以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推动政府财务行政运转协调

(一)我国现阶段政府财务运转仍不协调

1.行政事业单位分账户管理制度造成了政府财务行政运转不协调。我国现行政府各部门、单位实行的是重复和分散设置账户的分账户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意味政府各部门、单位具有相对独立的利益。如果他们不恰当地膨胀各自的利益追求,就存在为争取集团利益而各自为政的可能性,从而很容易导致诸如政出多门、执法程序不统一、部门利益相冲突等一系列政府财务运转不协调的问题的出现。

2.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脱节造成了预算资金的分配使用不协调。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我国过去是将资金直接拨入预算单位银行账户,至于预算单位是否按规定的预算执行,执行进度如何,只能在事后检查监督中才得以知晓,形成预算、执行两张皮,预算约束软化,预算执行中随意调整预算的现象比较普遍,从而造成了预算资金的分配使用不协调。

(二)以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推动政府财务行政运转协调

1.规范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有利于推动政府财务行政运转协调。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要求改变原来的分账户管理制度,设立一套单独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所有的财政性资金都要求进入其中集中管理和核算,它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收入一个口径,支出一个漏斗”。这显然有利于统一财权,消除政府各部门的局部利益干扰,正确协调好部门间利益关系,推动政府财务行政运转协调。

2.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规范了预算执行,有利于保证预算资金的分配使用相协调。一是在资金管理方式上,由原来将资金层层下拨给预算单位改为现在财政部门只给预算单位下达年度预算指标;二是在资金支付方式上,由原来预算单位分散支付改为由财政国库中心根据审核后的预算单位用款计划直接拨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账户。实现了以预算指标控制预算单位用款计划,以用款计划控制资金拨付,真正做到了预算是什么,就执行什么,保证了预算与执行的一致,有利于预算资金的分配使用相协调。

(三)明确相关单位在国库资金运作中的职权,进一步推进政府行政运转协调

我们知道,推进政府行政运转协调将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这就需要我国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不断地进行调整。现阶段应该注意的问题就是要明确相关单位在国库资金运作过程中的权责。现代国库管理制度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其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便是制度完善、权责清晰。如法国对其中支出决策人、公共会计、财政监察专员等在有关国库资金的使用、支付和监督过程中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以保证责任的执行和权力的实施。为了使我国政府行政运转协调,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明确财政部门、预算单位、人民银行等相关单位在国库资金运作中职权。

三、以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推动政府财务行政公正透明

(一)我国现阶段政府财务行政仍不公正透明

1.预算编制过粗,导致政府财务行政不透明,资金分配不公正。我国目前的预算管理中存在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便是预算编制的粗放,没有细化到具体部门和项目,不透明,造成了在编制预算时,政府各部门“乱请款、乱要价”,虚报预算的现象很严重。在编制预算时尽量报高点,然后让财政部门砍削。从而导致了政府财务行政不透明,资金分配不公。

2.预算执行不规范,导致政府财务收支活动不透明。由于原来重复和分散设置账户,资金流转环节多,在途时间长,导致了资金活动透明度不高,不利于财政监督。一方面,收入不及时,退库不规范,存在跑冒滴漏现象;另一方面,支出不透明,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就为“暗箱操作”、“权力行政”等提供了便利条件,造成了政府财务行政不透明、不公正。

(二)以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推动政府财务行政公正透明

1.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要求细化预算编制,有利于政府财务行政的公正透明。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是以细化预算编制为基础的,它要求预算科目和预算编制都要规范化和细化,以利于每个预算单位编制详细的分月用款申请计划,国库部门再根据批复的部门预算和分月用款计划拨付资金,使国库支付的基本程序透明,资金分配公正。

2.预算执行中采取预算单位只掌握预算指标而不直接办理资金支付的方式提高了预算执行的透明度。由于资金已不再从预算单位实存账户支取,而是从财政给预算单位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体系中直接或授权拨付,因此,无论是预算单位,还是财政部门和人民银行对每一笔资金的去向都很清楚。这对于推动我国政府财务行政的公正透明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深化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推动政府财务行政公正透明

1.进一步深化预算编制改革。预算单位现行的预算编制水平不高,不够准确和明细,不能满足国库支付的基本要求。所以要在把预算编制细化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具体项目的基础上,准确地编制预算单位的用款计划,使国库支付的基本程序公正透明。

2.加快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要求提高财政资金运转透明度,加强财政监督。为此,需要建立一套先进、可靠的财政管理信息系统。而我国目前的财政管理信息系统技术水平还不高,财政、税务、银行之间计算机联网程度比较低,显然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也不利于建立一个公正透明的行政管理体制。

四、以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推动政府行政廉洁高效

(一)我国现阶段政府财务行政离廉洁高效的目标还有距离

1.资金管理方式落后,导致政府财务行政中贪污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在原来那种重复、分散设置账户,资金层层划拨的资金管理方式下,由于大量资金分散、沉淀在各部门、单位,资金拨付使用透明度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导致了财政资金流失现象十分严重,无故截留和隐瞒应缴财政预算和财政专户资金的现象时有发生,预算外资金未按规定合理使用,预算内资金乱支乱列现象也屡见不鲜,助长了贪污腐败行为的滋生,不利于加强廉政建设。

2.政府各部门成本效益意识淡薄,导致政府财务行政低效。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各部门、单位成本效益意识不强,会计核算不仅没有真实反映单位有关财务活动,甚至成为部分单位谋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使社会公众和立法部门缺乏有效的信息对各级政府部门进行正确的绩效评价,导致财政支出管理粗放,资金使用不计成本,不考虑效益,大量财政资金浪费,使用效益很低。

(二)以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推动政府财务行政廉洁高效

1.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有利于充分发挥财政监督的职能,抑制腐败现象的发生。首先,改革后取消了部门、单位自有账户,要求所有财政资金都进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特别是将预算外资金纳入国库专户进行管理,填补了预算外资金管理方面的漏洞,增强了财政监督的完整性。其次,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克服了过去财政不能事前监督的弊端,实现了资金运动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以前,财政、审计部门只能依据各部门、单位提供的财务报告进行事后审查。实行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后,财政部门能清楚地掌握每一笔收入的来源、时间、数目及每一笔支出的用途,实现了对财政资金来源、流向、流量的全面控制,使财政监督贯穿于部门财务收支活动的全过程。

2.规范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利于对政府各部门进行正确的绩效评价,促进政府财务行政运转高效。首先,改革后要求细化预算编制,其所反映的信息、更加真实;其次,国库集中支付的一大特点便是资金流转链条短,其所反映的信息更加及时;最后,它要求所有的财政性资金都进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集中管理和核算,其所反映的信息更加完整。由此可见,规范的财政国库核算体系所提供的信息能真实、及时、完整地反映出一定时期内政府活动的范围、规模和方向,有利于社会公众和立法部门对各级政府部门进行准确公正的绩效评价,促进政府财务行政运转高效。

(三)进一步建立、健全国库的监督制约机制,推进政府财务行政的廉洁高效

我国目前的国库监督机制主要由财政监督、政府监督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构成。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责利不明确,权力之间缺乏制衡,监督约束软化,这显然不利于推动我国政府行政的廉洁高效,因此,应建立、健全国库的监督制约机制。一是加强法律法规方面的监督制约。可以考虑修改《预算法》,在《预算法》中应对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监督制约机制做出明细具体的规定,明确各种监督主体的权责利。二是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国库支付执行机构的日常监督,加强对预算单位使用资金的监督,对资金拨付的各个环节进行实时监控。三是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和审计部门对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外部监督,财政国库部门应定期向人民代表大会汇报国库资金运行情况,审计部门应每年定期组织人员对国库资金进行专项审计。

「参考文献」

[1]财政部。财政国库制度改革专题[J].中国财政,2002年增刊。

[2]中国财政学会。构建预算管理新模式[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管制范文篇4

一、首先,对于当今农民来说,感受最直接、最深刻的国家管制是计划生育。国家的计划生育管制措施需要巨大的管制成本。对于国家来说,这种管制成本一般表现在管制机构设置、人力、物力等方面;而对于被管制的农民来说,管制成本则主要表现为计划生育统筹费、以各种名目设立的检查费用等等。在一些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地方政府乱收费的正当工具,成为农民负担沉重的一个重要根源。笔者在山东农村做实地调查时看到,当地政府以计划生育检查的名义向农民进行不合理收费,具体情况如下:第一,计划生育工作检查。主要是对村里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进行检查,每次计划生育检查上面来人很多,如果赶到吃饭的时间,村里还要破费请吃饭。该项检查每年少则10多次,多则20多次。第二,育龄妇女定期检查。这是一种强制性的例行检查,一般1年至少要检查4次,每次交检查费5元,一位育龄妇女1年至少要交给计生办20元钱。而且,许多已经做了结扎手术的育龄妇女也不例外。其实这项检查费用是重复收费,因为在每年的“五统”之中,已经包含了计划生育检查费用了。而且,1年之内检查4次也是非常不合情理的。之所以频繁检查,主要目的还是看准了那笔数目不菲的检查费。计划生育工作不是在执行国家的基本政策,而是变成了地方政府的生财之道了。第三,怀孕妇女定期检查。凡是符合国家政策的生育,首先必须到镇里的计生办领取生育证,并交纳体检费60元,这样,怀孕妇女在例行体检时就可以不再交费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笔早先上交的费用早已被挪为它用,医院根本得不到一分钱。怀孕妇女到医院检查时还是要照常交费,在怀孕期间,一般要做3―5次检查,每次为15元,又是一次重复收费。

其次是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这种管制首先表现在公粮征收问题上。现行的公粮征收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国家管制,在此管制下,农民必须按照国家规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国家出售一定数量的粮食。国家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一直对农民实行强制性的收购政策,即使在粮食收购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对于粮食市场一直保持较强的行政干预。对粮食价格的严加管制,使得粮食难以真正走向市场,农民也就在这种管制中为国家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样的问题。长期以来政府通过强制性的农村征收制度从农村提取农业剩余,据统计,在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民手中取走了大约15000亿元收入,除去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抵消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剩余12986亿元。

同时,按照国家在经济上的宏观调控政策,当经济运行出现困难时,政府往往通过政策倾斜措施,采取价格、财政、金融等调节手段,优先保证工业发展和城市需求。在这样的宏观调控下,农业一般也要作出一定的牺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大批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对减少。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下降,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却为此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根据陆学艺的推算,1996年,大米、小麦、玉米3种农产品的平均价格是1.0355元/斤,农民粮食所得为10355亿元。1999年,上述3种农产品价格是0.7075元/斤,农民粮食所得是7075亿元,比1996年减少3284亿元。如果把其他的农产品也粗算在内,1999年与1996年相比,农业收人要减少4000亿元。2000年,农业减产又减收,农民从农业获得的收入比起1996年来减少4000亿元以上。从1997到2000的4年中,农民收入减少16000亿元以上,这些是农民在这次国家宏观调控中付出的贡献。

再次,国家在农村推行的一些公益性事业。9年义务教育是国家的一项高瞻远瞩的决策,但对农村孩子来说,所谓义务教育只是一个梦想。国家法律只规定了农村学龄儿童的这项权利,却没有规定谁来支付这笔办义务教育的经费,政府也没有为这项法律规定提供财政预算。地方政府必须在教育经费问题上想方设法,最终还得由乡村筹措。在乡镇政府的强制义务教育政策下,农民必须为诸如校舍修建、基本教学设施、教师工资等承担全部费用。一些小学为解决经费严重短缺问题,常常对小学生收取一些不合理的费用。许多农村孩子因无力承担过多的费用而辍学。从这方面来看,在农村地区,所谓9年义务教育也就间接地变成了一项很严重的农民负担。曹锦清在中原地区做社会调查时也看到了同样的问题:“中央把农村9年制义务教育的重任全部推给乡镇政府,这在工商经济发达的沿海乡村,问题不大。但在内地依然是一个以低效农业为主的地区,工商业极不发达。全乡中小学教师的吃饭问题,就占去一级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光这项负担就把乡政府压得喘不过气来。教师的工资,只是办教育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校舍,教学设备,办公经费等等,都要花钱。这笔钱从哪里来?!就是把乡财政的全部收入都用到教育这块都还不够呢。”上面制定一个法是很容易的,也可以制定得很理想,很好看,但制定法的部门并不出钱。出钱落实的是乡与村,归根结底是农户。一方面叫减轻农民负担,一方面又加重农民负担,弄得我们工作很难办。”因此,在现行教育制度下,乡镇政府和农民群众承担了发展农村9年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然而,乡财政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拨款几乎全部来自农民交纳的税费。可见,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几乎全部是由农民负担的。

最后,基层政府的积极行政行为。积极行政一般强调政府应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在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这种积极行政往往以管制的方式而不是市场化的方式作用于农村,形成所谓“逼民致富”的现象。这与我们现行的政绩考评体制有关。长期以来,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物质至上、经济至上等观念,考察提拔政府主管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看他的政绩水平。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就大做官样文章,紧盯着GDP不放,层层制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不顾本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也不考虑市场需求状况,强行上马一些项目。在资金不足或根本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为了在自己的任期内开展项目建设,就动用各种社会关系或政治关系,在资金问题上东借西凑,或者以地方群众共同利益的名义强行向农民进行摊派。根据经济规律,一个项目建设从投入到产出到取得效益需要一定的周期,有的周期还比较长。一个地方基层主管干部的任期一般是3年,这些主管干部往往在自己的任期还没有到期就另有高就,他一手上马的这些项目也就处于无人问津的困境。长期一往,在基层,这种政绩至上的做法积累了大量的债务,造成了人为的农民负担。

曹锦清的调查材料在很多地方都指出了同样的问题:“各级地方党政与部门都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名义下,搞‘显示政绩’,大搞各种低效甚至无效的投入。”发展开支膨胀主要是由于乡镇干部想在任期内做出看得见的“政绩”,不顾民力财力,大搞“短平快”的“政绩工程”而造成的。有些开支,乡镇干部不愿控制;有些开支,乡镇干部不能控制,再加上一些干部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其结果必然是开支失控。

此外,各级政府为了显示政绩,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往往不顾当地的实际情况,人为夸大GDP和农民收入水平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笔者在山东农村调查时发现,在向镇政府上报农民收入时,农村的台帐一般不是按照实际的状况计算出来的,而是按照镇里给定的指标和数字推算出来的。现在每年到了上报台帐的时候,镇里会事先下达一个已经确定好的数字,然后要求村里就按照这个数字从上往下推算,把这个数字凑起来就行了。这样的做法对于乡镇政府来说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农民收入的增长率比较高可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另一方面也可以以此作为多收取税费的根据,因为现行基层税费制度是按照农民的年收入的5%(在实行税费改革的地方是按照8%的税率)收取的,年收入虚报得越高,农民为此上缴的税费就越多。

二、要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就必须对基层国家管制行为进行规范,打破政绩至上观念,实现从积极行政到消极行政的根本转变。

第一,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适当放松某些领域的国家管制。如在计划生育领域,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加之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对松动,计划生育工作的形势有了很大的改观。在一些地方,农民不再象从前那样强行超生,而是在国家政策所允许的范围内生育。减轻国家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的管制,可以适当减少在这方面所花费的成本,包括人力、物力等,不仅可以适应地方机构精简的改革精神,而且也会相应减轻地方财政的压力。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这种强管制政策的转变,还可以减少国家权力借机向农民乱收费和重复收费的寻租机会,有利于地方政府的廉政建设。

第二,国家应及时放松对农业的价格管制,真正使农产品逐步走向市场。中央政府面对新的形势,取消人为制造的剪刀差,并适应WTO的需要,依照国际惯例和国外对农业实行普遍扶持和保护的做法,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从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看,减轻农民负担的直接措施就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从国际经验来看,由于产业性质的限制,农业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效益低的产业,它所具有的增收潜力也是有限的,而且它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弱势地位也是非常明显的,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对农业实行特殊的扶持和保护政策,确保农业生产者能够获得平均利润。我们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时应该注意到这个国际经验,给予农业以扶持和保护。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管制范文篇5

1.1现行邮政产业管理体制

1998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成立了国家邮政局,赋予国家邮政局主管全国邮政行业以及管理全国邮政企业的双重职能。根据信息产业部的总体部署,国家邮政局积极配合,邮电系统实施了邮、电分营。

1.2邮政产业的主要业务类型

(1)函件类邮政服务。包括寄往国内或国际信函、报纸、杂志、期刊、小册、传单和其他类似的印刷品的收揽、运送及投递。

(2)包裹类邮政服务。包括国内和国际包裹及小包的收揽、运递及投递。

(3)邮局柜台服务。主要包括邮政利用自身营业网点向顾客提供的各种柜台服务。

(4)其他邮政服务。包括信箱出租、存局候领服务和其他未归类公营邮政服务。

1.3邮政产业业务总量及业务收入增长率

据统计显示,1993年以来,邮政产业亏损连年加大。1999年虽然国家对邮政产业实施了一个“8531”的财政补贴递减政策,但是,1999年邮政产业依然亏损67.3亿元,2000年亏损32.9亿元,2001年邮政产业终于扭亏为盈,实现利润6000万,但相比30亿的财政补贴,这点盈利实在是杯水车薪。2002年中国邮政实现利润1.25亿元,但是仍然有10亿元的财政补贴。

2目前邮政产业管制所存在的“管制失灵”

2.1“政企合一”、“政监合一”

“政企合一”、“政监合一”是邮政体制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目前,国家邮政局既是政府管理邮政业务的行政机构,又是大型国有公用企业。既承担行业管理的政府职能,又具有生产和经营的企业职能;既是邮政业的监管机构,承担着监管全国邮政市场的职能,又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具有实现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责任。

2.2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划分不清晰

随着邮政业务领域的不断拓展,邮政已经成为横跨多个行业的企业,在交通运输(物流)、金融、通信、广告、社会公共服务、文化服务等行业中都可以找到邮政的身影。在我国邮政系统内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是混业经营的,这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垄断的范围,而且也不利于竞争性的业务与其他相似行业之间产生竞争,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2.3邮政监管体制以及法规方面存在的缺陷

我国在邮政监管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同时也颁布了很多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邮政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以及一些地方性法规,协助政府的监管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对管制邮政产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监管立法滞后、监管机构权力分散、监管机构职能不到位以及监管机构监督体系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行业发展,损害了社会公正,不利于企业自由竞争权和消费者公正消费权的保护。

3国外邮政产业改革的主要特点

3.1体制改革:政企分开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邮政都实现了政企分开,企业化管理,商业化经营,在很大的程度上减轻了政府负担,提高了企业竞争的活力,保证了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其普遍做法是政府机关和具有独立性的邮政管制机构对邮政产业进行管制,主要内容是监督邮政服务质量、保护消费者利益、发放营业执照、控制价格、保护邮政专营权等等。

3.2企业间的兼并联合、分化重组

近年来企业间的联合与重组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通过扩大单个企业的规模,来提高生产效率。德国邮政出资9.33亿欧元收购丹莎国际物流公司;出资22.11亿欧元收购德国邮政银行;收购DHL25%股权;收购英国Securior速递公司50%股份;购并荷兰包裹运输公司Nedlloyd、瑞典物流服务公司ASG、美国国际航空快运公司,排名国际货运第一位。

3.3采用新技术,提升网络能力

很多国家邮政不断采用新技术,实现了营业窗口作业的计算机化,邮件装卸与搬运设备的机械化,邮件分拣设备的自动化,邮政运输的集装箱化,邮件运输过程的电子化,邮政网络的系统化和现代化,使整个邮政通信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信息管理的基础上。

4我国邮政产业管制改革的思路选择

4.1推进政企分开、政监分开,理顺邮政规制者的政府职能和邮政经营者的企业职能

政企分开必须同时做到邮政服务业的管理部门与邮政企业机构分开、人员分开和财务分开。推进政企分开的关键是将邮政部门的经营业务的职能分离出来,转变成对整个邮政服务业进行公正监管、公平执法的行业监管机构。同时,还要推进政监分开和政事分开。将邮政部门的国有资产出资者职能转移到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使邮政部门转变为独立公正的邮政市场监管者。

4.2对邮政企业进行公司化和集团化的改造,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邮政管理部门要逐步取消对这些公司的行政干预,使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各公司则要按照服务业的要求转变观念,面向市场。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要进一步明晰产权,实行股权多元化,对一些竞争性比较强的业务和领域,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参与,也可考虑对现有垄断企业进行分拆,以促进竞争。同时,要以专业化公司为龙头,加大对邮政系统资产重组和改制上市的准备工作。

4.3分析普遍服务业务和竞争性业务,缩小专营业务范围

分析普遍服务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后,从事竞争性业务的邮政企业要彻底实现与行政脱钩,与其他非邮政企业公平竞争。邮政部门经营的EMS在交通运输、海关监管、税收安排等方面应与快递企业等非邮政企业一样对待,不再享有特权。邮政普遍服务标识只能使用于提供普遍服务业务的邮政企业和国家授权的机构,不能被从事竞争性业务的邮政企业借用。

4.4修正相关法规,建立独立的管制监督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的时期,面对艰巨的邮政业改革和发展任务,我们必须适应时展的要求,及时修订《邮政法》,同时研究制订中国邮政专项产业政策,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邮政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的地位,明确政府与邮政的关系,正确认识邮政的性质,规范邮政领域的行为和秩序,维护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修改《邮政法》必须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进行多方科学论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对涉及公民通信自由、通信秘密、用邮选择权和邮政专营范围等重要问题的法律内容,应当举行公众听证会来确定。

参考文献

[1]王俊豪.中国垄断性产业机构重组、分类管制与协调政策[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5.

[2]杨海荣.邮政概论[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5,(1).

[3]顾联瑜.中国邮政的普遍服务与专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

[4]仇日华.国外邮政改革的思路和现状[J].当代通信,2003,(5).

[5]张正.中国邮政核心竞争力分析[J].中国邮政,2003,(11).

管制范文篇6

首先,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缺乏对战略的及时回顾和总结。企业战略的制定立足于对未来市场的预测,而市场在不断地变化,即使是细微的偏差也会对企业战略规划产生重要影响;其次,企业战略规划没有与部门的行动目标相联系;还有一点是企业的战略规划没有同企业的预算工作相联系。

正是基于战略管理的重要性和在实际操作中的不尽人意,哈佛大学管理学教授RobertS.Kaplan和DavidP.Norton在90年代提出了综合评估体系(BalancedScorecard)理论。这一以战略管理为核心的理论目前已在全球成百上千的公司、组织和政府机构得到推广,并被证明卓有成效。

综合评估体系以企业的战略管理为核心,从财务、客户、内部运作、革新与成长四个战略层面建立企业战略管理模型。它将抽象的远景战略规划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指标,有效地将企业部门的运作、员工激励机制同企业的战略意图挂钩。

传统上,我们对企业的评价往往仅侧重于财务方面,如销售收入、毛利、净利润等。而综合评估体系将业绩评价范围拓展到客户、内部管理和革新与成长的速度等,从而帮助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全面地分析企业营运结果。

当然,战略规划的实现最终将体现在利润的增长上,而企业利润的增长直接源于销售的增长和客户的满意程度。另一方面,企业硬件上台阶以及员工能力的提高又推动了内部管理的完善,从而能更快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要,导致市场占有率上升,并最终反映到利润的增长上。

由此可见,综合评估体系的四个战略层面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在每一战略层面,相关绩效指标(KPIs)实现了对企业战略的具体化和可操作性。在制定绩效指标时必须充分考虑企业内部信息与外部信息的均衡以及企业长远战略利益与短期财务利润的均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所制定的绩效指标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企业营运结果。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企业战略规划的有效运作依赖于对战略规划的分解和细化。通过一系列量化指标使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能及时、准确地把握和调整企业的发展方向。管理驾驶舱(ManagementCockpit,MC)就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管理驾驶舱

现代商业竞争犹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为了在战争中生存和发展,董事、经理及事业部主管们一直在寻求一种更有效的监控和处理所获信息的方法。面对纷繁的信息,他们必须离开细枝末节而放眼全局。管理驾驶舱实际上就是一个商业信息室和决策管理室,它使管理层能更好地规划业务活动并赢得竞争。管理驾驶舱由三部分组成:

墙面显示系统

飞行驾驶台

独特的内部设计

1.墙面显示系统(WallDisplaySystem)

当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步入管理驾驶舱,所有与企业营运绩效相关的绩效指标(KPIs)都将以图形方式显示在四周的墙壁上。管理驾驶舱把各项指标按重要性程度显示在不同颜色的墙上:

黑墙显示主要的成功因素和财务指标;

红墙显示外部市场信息;

蓝墙显示内部运作和员工的表现;

白墙显示战略项目的状况。

所有指标在每面墙上被分为6组,每组由6个指标图构成,因此整个墙面系统可显示144个指标。

2.飞行驾驶台(FlightDeck)

如同飞机的驾驶台,管理驾驶舱的飞行驾驶台也是企业信息的核心所在。管理驾驶舱通过飞行驾驶台对公司的业务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它由6个PC显示终端和两把椅子构成。决策者可通过飞行驾驶台查询企业的实时信息,并可进行决策模拟。

3.内部设计(InteriorDesign)

管理驾驶舱是企业的会议室,但它与传统的会议室不同,它完全按照人体工程学原理进行设计,最大限度地考虑了人在该环境中的信息接收能力。其目标是建立一个能进行有效沟通、提高管理层会议效率的环境。为达到这一目标,关键的绩效指标(KPIs)以及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都以图表形式显示。管理驾驶舱使最高决策人员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关键点上。这种像驾驶舱一样的设备面板和显示器布局,使高层经理能及时判断公司的组织结构是否需要改变,同时也能快速了解公司内部结构存在的问题。

管理驾驶舱充分考虑了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和拓展人的智能。例如,考虑到人对图像信息的最佳接收数量为6幅,因此所有的指标都以6幅为一组呈现在决策者面前。类似的研究成果体现在管理驾驶舱设计的各个方面。

管理驾驶舱是综合评估体系理论的优秀载体。企业建立管理驾驶舱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按综合评估体系建立企业战略管理模型的过程。按照该理论建立的绩效指标(KPIs)被以最佳接收方式显示在管理驾驶舱中,供决策者分析。

信息挖掘

传统的企业ERP系统及其辅助信息系统往往侧重于信息收集的过程自动化和信息的集成与共享,忽视了对信息的有效归纳整理。管理驾驶舱的数据来源可以是企业的ERP系统(如SAP的R3系统)和企业外部的信息(如竞争对手情况、市场情况、宏观经济走势),这些信息通过接口方式或手工输入方式联入管理驾驶舱。

传统的ERP系统在较大程度地提高员工工作效率的同时,为管理者提供了一大堆未经最终归纳整理的“原料”或“半成品”数据,管理者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对数据进行处理才能得到最终分析结果。而管理驾驶舱根据管理者决策的需要,将信息以其能接收的方式进行归纳整理。例如,决策者发现销售收入有所下降,他会把问题提交给管理驾驶舱系统,系统可能会根据预先的设置告诉查询者诸如此类的信息:

联系客户的时间减少了5%;

销售员的佣金一直稳定在1%;

完成一百万销售额的周期一直固定在35天;

除A产品外所有产品的接单率都增长了2%;

客户满意度在B区域有所降低;

管制范文篇7

其次,市场需求是融合的又一推动力,在用户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推动下,操作简便的一站式服务能够屏蔽多种异构网络间的差异,同时运营商也须依托于一个低成本的网络和平台,以降低成本和扩大经营。因此市场融合和业务融合推动了网络融合。

第三,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成为电信业的共识。首先从发达国家开始放松电信管制,打破垄断。1996年美国颁布《电信法》标志着美国电信业从垄断性行业转变为竞争性行业。欧盟成员国也于2000年全面放开电信市场。中国电信从1994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电信管制机构,组建信息产业部,实行政企分开、管制与业务分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通过组建中国联通以及先后两次拆分重组中国电信,形成了包括中国电信、新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通和中国卫星通信等几大公司在电信领域初步竞争的局面;加强电信管制的法律法规建设,出台电信条例,在此框架下完成电信市场管制和电信企业行为管制。电信业的发展导致了客户需求、业务创新、利润分布的巨大变化,随着管制的放松,进入者与在位者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形成了网络融合的内在动因。

网络融合下政府管制面临的挑战

随着新技术和新应用的不断涌现,网络融合在技术上已经不成问题。在融合过程中,企业间形成了兼并重组、竞争合作的局面。2000年世界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公司美国在线收购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公司时代华纳,成为国际产业融合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2004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等传统媒体纷纷涉足网络电视领域,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也纷纷开始提供手机电视服务。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集互联网、多媒体、通讯等多种技术于一体,利用宽带有线电视网,向家庭用户提供包括数字电视在内的多种交互式服务。IPTV的出现对电信、广电管制政策提出了严峻挑战。

融合意味新进入者既可以来自非规制行业,也可以受其它规制体系的约束。那么市场准入、标准、产业相互渗透的程度、规制方式的连贯性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网络融合为政府管制提出了新挑战。

首先,在市场准入管制方面,条块分割和产业间进入壁垒制约着产业融合。随着新技术和新应用的不断涌现,电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业务的交叉将日益明显,打破产业的条块分割和进入壁垒迫在眉睫。

其次,网间互联互通问题从单纯的电信网之间扩展到电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之间,复杂的网间结算成为更大的难题。主导企业为维护本部门利益,利用行业内的规制,通过拒绝接入或制定高昂的接入价格排斥包括行业外企业和非主导企业的接入;而在强制互联互通政策下,过低的接入资费规定又会损害主导产业的积极性,阻碍互联互通的实施。网间的互通互联成为打破垄断、促进产业融合的瓶颈。

第三,企业创新、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受到行政手段的干涉,无法做到完全的企业行为,因此不能依靠市场上的有效竞争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政府主导的企业重组,部门利益与产业融合的冲突将不利于企业在产业之间进行广泛的合作竞争。对政府管制模式改革的建议

在网络融合的基础上,必然产生电信业、计算机业、广播电视业的产业融合。产业融合是产业发展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即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低化的结果。通过产业融合,可以突破产业间条块分割,加强产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减少产业间进人壁垒,降低交易成本,最终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融合在客观上有利于企业创建核心竞争能力,争取全球的竞争优势。

基于以上对产业融合的认识,网络融合下的管制应最大限度地促进三大产业的经济发展,一方面要消除相关产业内部各行业和产业间进入的政策壁垒,创造良好的有利于形成产业融合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管制内容要从严格的市场准入转向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等方面来,同时还要避免管制机构被市场中的各方利益集团所俘获。未来的管制模式应包括对管制机构、管制内容和管制方法的改革,具体有以下几点:

重构管制机构。原则是要有利于产业融合下新的产业形态形成和发展。有两种选择:一个规制者或多个规制者。多个规制者将导致决策的协调问题。但是近来一些理论强调在不同的规制者之间分配任务有以下好处:首先是确定基准,如果从规制者的活动中获得的信息彼此相关,则在规制者之间能形成一种标尺竞争,如果规制者之间没有合谋,那么基准就是有效的;其次,特定产业的规制者致力于增强他们的技术专长,但不利之处是便于他们与行业合谋;第三,分割规制能够防止被业界所俘虏。一个规制者能够消除规制机构之间的竞争并将规制体系外部化,但也有以下不利的方面:增加了滋生官僚作风的可能;管制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可能威胁到管制的独立性。另外在一些竞争性领域里,应选择竞争政策来替代规制,使前者发挥突出作用。要尽快出台《电信法》,使管制机构依法管制,将管制决策的协调置于法律框架下,同时管制机构本身也要接受法律的监督。

实现网络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重要性在网络融合下变得日益突出,在三网合一的趋势下,扩大互联规则的适用范围意味着实行更简单的管制。另一方面不仅在增值业务领域,而且要在基础网络运营中致力于消除产业间壁垒,引入竞争,这样有利于在互联互通中达成一致,使竞争合作成为互联互通的有效手段。具体措施有:尽快向主要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发放全业务牌照,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全业务竞争局面;允许广电、电力等与电信的互相进入,鼓励产业间的横向竞争与合作。在互联互通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以规制方式还是以公司谈判方式解决双向接入费,尤其是在谈判无法达成时的缺省规制。当缺省规制是强制互联互通时,就覆盖范围而言,进入者有保持低姿态的动机,且缺省规则的接入资费越底,进入者在谈判中就越有利。

明确企业主体地位。无论是拓展经营范围,实现技术创新,或是收购兼并行动,其主体都是企业。由于各企业分属不同的部门管辖,出于维护各部门利益的目的,企业的经营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同时企业的兼并重组更多的是体现部门主管的意志,而非完全的企业自主行为。为打破垄断进行的电信拆分,就是政府主导下的企业重组,而在网络融合下,政府则需要通过放松管制,由企业自身在市场框架下完成兼并重组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同时要加强政府的市场监管作用,维持公平的市场秩序。

总之,网络融合下的管制应致力于组成独立于行业、政府的管制机构,在法律框架下对电信、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实行综合协调管制;放松市场准入,打破行业和产业间的进入壁垒,在广泛的市场上形成有效竞争;确定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创新和兼并重组,依靠市场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外,为防止由于企业兼并重组下形成新的垄断,政府还需要进一步放开国内电信市场,放眼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竞争合作,获得一个动态的有效竞争局面。

参考文献:

管制范文篇8

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的控制,一是出于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二是出于对产业发展的正确引导,三是出于政治上稳定的考虑。政府进行管制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其中政府管制执法成本所占的比重最大。在政府管制的实际过程中,应当考虑边际成本的边际收益情况,如果政府管制的收益大于政府管制成本,则这种政府管制是十分必要的。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各国政府颁布的管制法规都属于公共产品,政府管制本身也是公共产品。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管制的必要性在于:

抑制企业垄断价格,维护社会分配效率。市场活动中普通商品的定价,是通过多个买方和卖方的竞争自动形成的,一般不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由于自然垄断行业往往只有一家企业,垄断企业本能地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任由垄断企业自行定价,就会出现远远高于实际成本的垄断高价。这种情况既损害了整体经济效率,也损害了社会公平。

防止破坏性竞争,保证经济效率和供应稳定。自然垄断行业需要巨额投资,投资回报周期长,资产专用性强,由一家或少数几家垄断经营能使社会效率最大化。自然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属于浪费性和破坏性竞争,它将导致企业不能取得正常利润甚至亏损。如果不进行政府管制,许多企业就会盲目进入自然垄断行业,导致重复投资和过度竞争。

制约垄断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自然垄断企业往往同时经营竞争性业务,这就为自然垄断企业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条件。例如,自然垄断企业可能在垄断性业务领域制定高价,在竞争性业务领域制定低价,通过内部业务交叉补贴行为排斥其他竞争企业。自然垄断企业也可能将垄断性业务和非垄断性业务进行联合定价,通过捆绑经营和搭载销售获取垄断利润。为制约自然垄断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需要政府实行经济管制。

目前政府管制方面有一种流行说法是“放松管制”,这种说法来自始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的放松管制改革。我国对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与西方国家背景完全不同。我国从未有过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的政府管制,有的只是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管理。我们说的放松管制,实际上是取消或逐渐取消原来计划体制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管理方式,主要是针对过去的计划体制说的。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与市场经济下的政府管制是有根本区别的。政府管制的环境是市场经济,由于出现垄断,导致“市场失败”或“市场失灵”才管制。计划经济不存在市场经济的那种市场环境和市场力量,也就不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制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对电信、电力、铁路运输、管道燃气和自来水供应等具有网络特征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政府管制体制改革,允许一部分新企业进入自然垄断行业,积极培育市场竞争力量,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打破了长期以来由个别企业垄断经营的格局,提高了企业活力和经济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了初步改革,采取了政企分离、放松进入管制、培育市场竞争力量、推行股份制等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国的政府管制改革还处于初始阶段,在投资管制、价格管制、进入管制和企业竞争行为管制等方面都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中国电信业的应对之策

电信服务业是中国最早施行政府管制体制初步改革的基础设施产业,它为中国政府管制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实证资料。同时,中国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体制的改革实践对其他基础设施产业的改革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意义。面对“入世”的挑战,纵观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发展现状,特别是电信市场因政府管制行为不当而存在的严重结构性缺陷,令人担忧。面对来自国内外的挑战,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对电信行业进行规制,值得探讨。

重构管制体制

政府管制体制的核心内容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因此,重构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的首要任务是调整管制部门与企业的关系。以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等为代表的中国基础设施产业一直施行典型的政企合一管制体制,作为管制者的行业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政企不分甚至政企一体化的问题十分严重。因此,重构管制体制的目标应是建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与企业无行政隶属或产权关系的中立性国家管制机构,即政府应当从电信服务业的垄断经营者转变为竞争性经营的组织者、维护者,破除管制机构与被管制企业之间的利益纽带,使管制机构能够依法超然地行使正当的市场管制职能。近年来,世界各国在电信改革中,普遍建立了独立的电信管制机构。全球目前已有近百个国家依据《电信法》设立了专门机构,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执行法律,并拟定法律草案和法律援助范围的实施办法。

建立完善的电信法律保障体系

健全法律环境,对于规范市场秩序,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保障竞争有效和有序进行,是十分急迫的。纵观全球电信改革,都是从电信立法或修改电信法开始的。美国1934年制订第一部电信法,到1996年新电信法颁布,新旧电信法成为美国电信发展史上的两个里程碑。所以,针对电信业存在的问题,目前首要的是加快电信立法工作,建立完善的电信法律保障体系。

政府电信行业监管部门应加紧制订有关法律、法规,特别是针对加入WTO的行业规制方面的研究。由于WTO有其自身的游戏规则,我国电信业的发展也面临着遵从新规则、掌握新规则、利用新规则的挑战。应该把进一步修订和完善过去仅仅针对国内电信业的竞争管理办法,依据WTO相关条例和国际电信业市场的通用规则,建立一整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竞争规则摆上工作议程,使地方电信业市场逐步形成“依法监管、开放公平、对我有利”的竞争局面。

预先确定互联互通规则

在电信业,形成有效竞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竞争者进入市场时肯定会面临着许多困难。在法律条文上规定开放电信市场是一回事,在实际中解决引入竞争后所出现的问题则又是另一回事。由于本地网络和接入市场具有自然垄断性,竞争难以展开,因此,新进入者往往需要借助互联互通政策,或者特殊的市场准入帮助。虽然利用非对称管制协助市场准入是目前比较常用的方法,但是这种做法也带来很多问题,最主要的是偏向新进入者的做法显然有悖于公平竞争的原则,因此这种政策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特别是在国外运营商进入中国市场以后,非对称的管制政策更不可行,因而有效竞争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公平透明的互联互通政策。至少在中短期内,公平透明的互联互通政策寄希望于由运营商自己协商解决的答案是行不通的,最终需要由政府部门出面来确定游戏规则。

参考资料:

1.陈富良.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M].上海三联书店,2001

管制范文篇9

关键词:美国银行法;管制;演进。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个国家和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已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程度,对于金融机构来说若要有效地发挥其经济功能,且能在全球化资本浪潮和金融风险的冲击下依然保持稳健的运行态势,作为一国与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相适应的金融法规和监管必须健全和完善。法规和监管是顺势而出的,其发展和完善有一个渐进的扬弃的过程。在世界各国的银行立法和监管中,美国可称作典范之一。美国不断通过立法对银行加以严格管制,现在美国已成为银行法律制度最为健全、法制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在这方面的实践值得我们研究。

一、银行管制的雏形

纵观美国银行业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美国银行业被赋予相当多管制和干涉的特征。在十九世纪早期,联邦银行尚不存在,所谓的银行是指由各州发放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这时银行活动的范围和权力通常限制于州的授权范围之内。不过,州授权银行的建立作为一个标志,从此拉开了延续至今的州对银行实施管制和限制传统的序幕。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随着美国第二银行的终止,许多州开始放宽了设立银行门槛,此后美国经历了一段自由银行发展的时期,其结果就是导致大量的银行倒闭和混乱。随着1863年国民银行法和1864年国民银行法的制定和颁布,美国建立了一个由联邦授权的、通货监管办公室授权和管制的国民银行体系——第一个永久性的双轨多结构的联邦银行管理体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诞生了。起初,这些法案对州授权银行征税,企图迫使州授权银行转变为联邦授权银行,但这项措施不受欢迎(仅以一票优势在众议院代表中通过),没有成功。因而,联邦授权的国民银行和州授权银行开始同时出现在美国的历史舞台之上,从此美国出现了联邦和州监管银行的局面。“这意味着新的和存在的银行所有者能选择他们的授权机构,并且因此选择他们的管理结构。因为他们倾向于选择被认为较少麻烦的管制体系,联邦管制者和州管制者之间的竞争形式出现。因此,为避免从他们管制的范围内失去太多银行授权,两方都承认在完善管制要求方面的显著不同。双重管理结构和管制者之间的竞争是延续到今天一个特征”。[1](P25-26)

1864年《国民银行法》作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法“被某些人看作是迫使混乱的美国州银行有序的尝试。其他人将这个法看作创造一个支持政府债券的可信赖市场方式”。[2](P18)它试图建立一个对银行进行有效管制的全国统一的银行体系,它的通过标志着美国向银行改革迈出重要的一步。但是根据1864年《国民银行法》所建立的国民银行体系,“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体系。银行间缺乏合作机制”,[2](P24)内部松散,不能对银行有效下管理,因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金融恐慌不断。

二、银行管制的确立和发展

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发生过多次危及银行体系的金融恐慌(如1860年、1861年、1863年、1864年1873年、1884年、1893年和1907年恐慌),给美国经济金融打上了周期性危机的烙印。不过在每次恐慌爆发后,都没有采取立法行动加以干预和预防。“随着国民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面临的压力增加,罗斯福政府和共和党领导人面临金融改革的不断压力,国际金融紧缩的趋势增加了华尔街的焦急,促使纽约金融领导人抛弃金融的现状,着手重建一个中央银行”。[3](P119)

随着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通过,美国建立了一个能执行积极货币政策,并且能作为借贷者最后依靠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它力图终结金融恐慌并为银行体系和全面经济提供更大的稳定。所有国民银行被要求进入联邦储备体系并以储备保持存款;它们也要接受美联储的管制”。[1](P26)同时,它还规定“在全国共分十二个行政区,每区设一个联邦储备银行,它们相当于其行政区的中央银行,受联邦储备局统一控制”。[4](P279)联邦政府据此于1914年初步建立了中央银行系统—联邦储备体系,从而揭开了美国对银行有效管制的序幕。但《联邦储备法》希望所有州授权银行都加入联邦储备(只有少数州授权银行这样做了),以建立统一结构的银行管理体系的愿望没有实现。

“最初的国民银行不象州银行被限制在单一的场所。如果州法律允许,1927年McFadden法案允许国民银行在它们运作的同一个城市内建立分支”。[1](P26)直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通过后,对银行严格管制的传统才最终确立下来。

1929年的大危机导致银行体系几乎崩溃,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都遭受重创。当时人们认为自由市场既没能保护市场,也没能最终保护银行体系。这动摇了人们对美国经济体系信任的基础。1932年当选总统的罗斯福支持在保持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前提下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缓解经济压力和改革资本主义体系。这成为美国历史主要转折点的标志。此后,“自由主义的国家被干涉主义的国家所取代,其中在指导和管制私人经济方面,政府扮演着一个积极和大量角色。新政计划确立政府作为私人商业的主要管理者,作为社会保障的提供者并且作为对维持经济稳定负责的最终主体”。[1](P27)

新政的首要任务是复兴和改革国家的金融体系。为此,先后通过了1933年《格拉斯斯体格尔法》和1935年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要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并建立联邦储备保险公司(FDIC)确保银行存款安全。1935年银行法重组联邦储备体系。因此,联邦储备体系成为最后依靠的贷款者和银行经营的监督人,然而联邦保险公司成为存款人的担保者。同时,立法也解决了许多其他金融问题。1933年证券法要求将有关投资者股票或证券的信息完全和精确地提供给他们。1934年证券交易法创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管制股票交易并实施证券法。

大萧条,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其他法律的采纳和机构的设立或变更反映了美国银行法和管制的演进。例如:特别在战后,为满足美国人住房需要,建立了储蓄贷款社;ERISA肯定了工人尊荣和放心退休的权利;《自愿信贷限制法》限制了资本从美国外流;等等。“实际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立法和管制是起反作用的而不是前摄的。换句话说,改革通常是对实施背后以察觉到的问题的反应,作为对远见和革新反应的反对”。[1](P28)因而,并非管制在所有时期都是促进经济发展、金融稳定的最佳途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严格管制致使银行竞争力弱、应对能力差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

三、银行管制的放松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对金融机构和市场管制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管制阻碍了交易的有效进行,成为了银行机构的负担。他们开始渴望减轻负担,放松管制的趋势出现了。里根政府时期对航空业放松管制和1980年存款机构法的部分成功经验推动了放松管制前进进程。

二十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当通货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时,银行业的问题变得异常尖锐,银行费用不断增长,银行主要贷款利率波动性增加、贴现率变动更加频繁,银行和存款出现负利率回报。同时,这一时期科技迅猛发展;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经营更复杂化和国际化;风险的多样化要求银行业减少对传统银行业务的依赖。这一切导致银行,特别是存款机构的状况难以维持,严重威胁到它们的生存。然而,在政府严格管制下,银行的反应能力和竞争能力下降,无力应对严峻的形势。危机意识日益增加和消息灵通的存款机构不得不采取措施阻止它们的财富被侵蚀,以保证自身的生存。它们不断对国会施加压力,要求国会通过新的管制缓解这种状况。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马萨诸塞存款机构首先采取行动。它们引进了NOW账户,它有效地等同于未尝利息检查账户。到1976年,联邦管制条例授权所有新英格兰存款机构发行NOW账户。随后,通过的1980年《存款机构放宽管制和货币管制法》和1982年《加恩?圣日尔曼法》(TheGarn-St.GermainDepositoryInstitutionsActof1982)把NOW账户推向全国范围,将储备要求扩展到非成员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扩充了存款机构的等级,创立存款机构委员会来负责逐渐取消Q条款,并取消了跨州设立银行分行的禁令。同时还废除了对定期存款的最高利率限制并规定货币市场存款账户不受管制,减少了对储蓄机构能提供的基本产品的限制,存款机构能以它们愿意的任何利率提供广泛的存款服务。为了允许它们通过多样化减少风险暴露,法律允许储蓄机构提供浮动利率抵押贷款和较短期商业和消费者贷款,增强了涉及贫困金融机构援救的管理能力,拓宽了存贷机构借贷的权力。1986年颁布的《存款机构放宽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改革早期的借贷立法,低于市场利率的来自存款机构的垄断借贷逐渐消失,并且对定Q条款的最后日期是1986年三月;1987年通过的《银行公平竞争法案》(CEBA)使商业银行开始可以涉足证券投资等非传统银行业务。

显而易见,放宽管制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促使银行氛围更为紧张的原因。随着时代和政治氛围的变化,有用和有效的管制可能相应地发生显著的变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没有一项立法能永久的在悦人心意的水平上对银行业进行最佳的管制。所有这些立法和管制变化在保护金融机构和存款机构服务,放宽管制,扩展银行和存款机构的自由权力,增强它们的竞争能力的同时,随之也带来银行业的安全性问题。

四、银行管制的新趋势:更多管制

20世纪八十年代末,政府对银行放松管理的同时却不增强政府监控和市场管理的力量导致金融机构承受更大的风险。管理者也未能及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不愿意强迫无法清偿的机构重新注资、出售、兼并或清算,导致银行和SLA倒闭(包括一些大的金融机构)。这使保险机构的损失突然大幅上升以致需要纳税人提供资金。官方减少对安全性的强调受到广泛的质疑。银行业处于困难的信号再次证明所有那些困难需要激活管制程序。银行立法最重要的发展由两个主要立法代表:1989年《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实施法》(FIRREA)被涉及医治存贷款机构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完全转变了金融市场的地位,通过改变它基本的管制结构。它的主要目的是要改善存款业的的监管标准,增强FDIC的执行权,建立RTC管理和组织破产存款机构,并最终稳定和促进能负担起住房的体系。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善法》(FDICIA)是要为联邦存款保险(特别是银行保险资金)提供资金并限制纳税人的损失,通过改善管理程序。这两个主要就是针对这些大灾难而制定的,它们通过对被保险机构的资金券施加更严格的要求、给与资本充分的机构更大的自由、对有问题的机构的经营进行更早、更具强制性的干预以及在有问题的机构资本完全耗尽之前及早关闭,[5](P378)以防止倒闭带来的巨大损失。

随着美国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参众两院在1994年8、9两月通过了《1994年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及设立分行效率法》,简称为《跨州银行法》。该法规定,从1997年6月1日起允许银行进行全方位跨州经营业务。1999年《金融现代化法案》解除了自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来分业经营的壁垒,开启了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合业经营的新篇章。

据统计,从1987到1991年,国会已经通过了超过40项影响银行运作的管制条款,所有这些新立法改变了银行的特征,增加了管制的成分,减少了银行家的自由处理权。其中有许多是与银行业的安全和健全无关的,它们是强加于银行业务的许多新管制,由此给银行业带来许多高昂的花费和沉重的负担,在美国没有其他的私人工业遭受如此严格的管制或承担如此高额的管制花费。

五、对管制和立法演进的思考

在美国和其他世界经济中,通过法律和管制控制金融体系是唯一可行的短期选择。控制是如此的果断和广泛以至于没有给银行家和投资银行家留下机会,因而它逐渐排除了过渡行为,使得体系与新现实更趋于一致。

立法和管制的过程就是对银行、金融市场和微观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重主要的是最大先度地保持三者之间的协调,防止失控,从而避免萧条和恐慌。同时,这一过程也要能对诸多压力(例如:高收益和便利的资本流动吸引了大量的不诚实公司;投机、冒险和其他不理智的行为,保护客户风险等)进行有效的反应,规避各种风险因素。

尽管立法和管制在发展的过程中有变化,但美国银行已成为管制最严的行业和最集中化的行业之一是无可争议的。所有被联邦或州政府授权的银行大多数由几套政府机构的审查者检查和监管,这些银行可能因行政行为或长官意志而被关闭或通过命令改变重要的运作程序。因而,银行的管理必须真正做到依据法律法规对银行业及其金融活动进行环环相扣、严格而高效的监管,才能真正保障银行业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Khoury,SarkisJ.,U.S.bankinganditsregulationinthepoliticalcontext,UniversityPressofamerica,Inc,1997.

[2]RobertCraigWest,BankingReformandtheFederalReserve1863—1923,CornellUnityPress,1977

[3]RichardT.McCulley.,BankandpoliticsduringtheProgressiveEra:theoriginsoftheFederalReserveSystem,1897-1913,GarlandPublishing,INC.NewYork&London,1992.

管制范文篇1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心目的之一在于消除阻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与此相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私人各方可以:(1)获得准许支付当前的国际交易特定款项;(2)获得准许可以主张为上述目的要求以外国货币支付。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也承认成员国外汇管制的法律的效力,因为这些强行性的外汇管制条例目的在于保护本国的外汇资源,以期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出于这种考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允许外汇管制的有限使用。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第2款(b)

为了保护合理采用的外汇管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强行要求成员国的法院执行另外一个成员国作出的外汇管制决议。与此相关的是第8条第2款(b)中的规定:包含任何一个会员国货币的汇兑合同,如果与该成员国外汇管制条例相抵触时,在任何会员国境内均属于不能强制执行的合同,该成员国的外汇管制条例的存续与实行必须与本协定相一致。此外,各成员国必须相互合作,采取措施,使得彼此的外汇管制条例更为有效,但是此项措施与条例应当符合于本协定。关于这个条款的规定存在各种法律解释,原因就在于条款的规定较为宽泛,同时缺少详细的权威解释。

通过要求成员国承担执行其他成员国的外汇管制条例义务的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实际上赋予成员国外汇管制法律的域外效力(extraterritorialeffect),使得这种外汇管制成为一种强行法,其结果势必导致在其他成员国国内的涉及到外汇管制的汇兑合同属于不可强制执行的合同。

在1949年1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会(execu—tivedirector)了关于第8条第2款(b)第一句话的解释(下文称为执行董事会解释),主要包括:(1)合同,如果(a)属于汇兑合同;(b)包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何一个成员国的货币;(c)与该成员国的外汇管制规定相冲突,而该成员国的外汇管制条例的存在和强行适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相符合,则该合同属于不可强制执行的合同。(2)如果存在这样的合同,合同下的义务不能被任何成员国的行政或者司法机关强制执行,不论是采取不能履行债务的损害赔偿方式或者是通过判决强制执行的方式,都是不允许的。(3)如果当事人向任何成员国中的法院或者仲裁庭申请执行这样的合同,则法院或者仲裁庭均不得以“与当地的公共政策相冲突”为由拒绝承认其他成员国的外汇管制规定的效力。(4)如果当事人向任何法院或者仲裁庭申请执行,法院或者仲裁庭不得执行存在问题的外汇管制,尽管外汇管制法律所存在的国家的法律并非合同的准据法。

在实践中适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第2款(b)将意味着任何货币的发行国颁布特定的外汇管制的法律将在许多国家得以强制执行,因为货币发行国的法律被赋予了域外的效力,这种情况在离岸银行业(offshorebanking)中较为常见。从上述的考察来看,该项规定的适用将会导致任何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中使用的“汇兑合同(exchangecontracts)”概念范围内的合同都将变成不可强制执行的合同。

二、合同必须是汇兑合同

满足第8条第2款(b)适用要求的第一个条件是外汇管制条例将要调整的合同必须是汇兑合同。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没有就汇兑合同进行定义,所以成员国就这个概念根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目的的理解而进行各种各样的定义解释。通常成员国关于汇兑合同所采用的解释可以归为两类:(1)执行董事会的解释(theboardinter-pretation);(2)狭义的(narrow)或者字面的(literal)的解释。

(一)执行董事会的解释

可能最为支持执行董事会关于“汇兑合同”一词解释的是JosephGold和FrederickAlexanderMann,他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的解释方面撰写了关于许多成员国不同的做法的文章和著作。根据这种解释方法,一个汇兑合同包括那些通过某种方式将影响成员国的外汇储备的合同。因此,一个汇兑合同即那些规定“以外国或者本国的货币进行的国际支付或者交易”的合同,一旦这些合同履行,将会增加或者减少涉及的货币所属国家的国际外汇储备的数量。FrederickAlexanderMann认为只有执行董事会的解释考虑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经济目的。在确定一个合同是否属于汇兑合同时,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处于外汇管制适用情况下是否会导致合同歧视性或者偏见的结果,而并不是考虑合同中所采用的货币本身。这种解释方法为英国的上诉法院在Sharifv.Azad案中适用。

在Sharif案中,L是巴基斯坦居民,在英国作短暂的访问并使用少量的资金。结果L从S手中获得了300英镑兑换其持有的6000卢比(rupee)。尽管L的支票在巴基斯坦的一个银行中得以开出,但是L并没有获得巴基斯坦的外汇管制许可,即不能将卢比兑换成英镑。结果S将支票转让给Azard,Azard在巴基斯坦境内要求支付,但是权力机关拒绝支付该款项,因此Azard也拒绝向S支付转让该支票的款项,S以Azard的支票作为诉讼标的而提起诉讼。法院最终驳回了Azard的上诉,法官Denning和Diplock都坚持:汇兑合同必须严格按照字面的含义进行解释,该案中涉及的合同显然属于汇兑合同,因为其实际上影响了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资源。

执行董事会的解释更多地为欧洲大陆的法院所适用,相比较而言,美国和英国的法院则较少适用。在欧洲大陆的法院中通过各种判例支持了执行董事会作出的解释,例如在Lessingerv.Mirau案中,两个奥地利的公民之间订立贷款合同,根据该贷款合同,一方准备分期支付30000奥地利先令换取1000美元的贷款,联邦德国的上诉法院(当时的西德)认为这个贷款合同构成汇兑合同。另外,在Moojenv.VonRichert案中,巴黎的上诉法院认为在荷兰居民和德国居民之间订立的关于股份转让的合同为汇兑合同。

因此,执行董事会的解释通常包含了发下几个方面的合同:(1)将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2)国际货物销售合同;(3)国际服务合同;(4)国际贷款合同;(5)国际证券发行。

(二)狭义的和字面的解释

狭义的和字面的解释原则的支持者们认为一个汇兑合同是指一个将立即导致以一国的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合同。狭义的解释主要为美国和英国的法院所接受。学者曾经对于狭义解释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倾向于在该条款中支持狭义的解释,可以简单地删去汇兑(exchange)这个词,而仅仅保留合同(contract)这个词,然后再进行严格的狭义解释。英国的上诉法院抛弃了先前在Sharif案中所确定的遵循执行董事会解释原则的做法,而在Wilson,Smithett&CopeLtd.v.Terruzzi案中采用了狭义解释原则。

在Terruzzi案中,原告是伦敦的一个金属经销商,被告是意大利居民,也是一个金属经销商。原告与被告订立一个销售1200吨的金属(锌)的合同,在3个月内交货。后来锌的价格不断上涨,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押金。原告在没有收到被告的任何付款的情况下,停止合同的履行。因为锌的价格的上涨导致被告在新订的协议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原告还将被告就应当支付的全部款项提起诉讼。被告则辩称先前签订的合同属于不能强制执行的合同,因为该合同属于汇兑合同,与意大利的外汇管制法律相冲突。上诉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因为合同是以英镑支付的,该合同不属于汇兑合同,作为汇兑合同必须要求存在货币的兑换。法院拒绝了被告Ter-ruzzi关于合同含有商品交易属于汇兑合同的辩解,法院认为含有商品或者货物的合同只有在包含通过货币兑换进行货币交易的情况下,才能够属于汇兑合同。

在UnitedCityMerchantsv.RoyalBankOfCanada案中也支持这种关于含有货物或者商品合同归属汇兑合同的限制条件。在UnitedCity案中,GlassFibres是一家英国的公司,GlassFibres承诺向一家秘鲁公司Vitro销售一套设备。为了履行这项销售合同,Vitro安排本国的秘鲁银行(PemvianBank)提供一个不可撤销的信用证,由加拿大皇家银行(RoyalBankOfCanada)负责承兑。根据安排,由GlassFibres以美元计算的两倍的价格销售设备,然后将其中的一半款项转入Vitro的一个下属机构,这样使得Vitro能够规避秘鲁关于外汇管制的规定,而将秘鲁的货币兑换成美元。当GlassFibres提供了合同项下的设备并且满足了信用证的全部要求之后,加拿大皇家银行拒绝承兑信用证。其后UnitedCityMerchants作为GlassFibres的权利受让人起诉加拿大皇家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的辩解理由之一就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第2款(b)该合同为不可强制执行的合同,因为这是一个汇兑合同,目的在于规避秘鲁国家的外汇管制法律。英国上议院在审查销售交易的实质以后认为:因为所考虑的销售合同实质目的在于将秘鲁货币兑换成美国货币,从而规避秘鲁国家的外汇管制法律,信用证从表面形式来看是一种汇兑合同,根据第8条第2款(b)的规定应当属于不可强制执行的合同。

美国的法院也坚持适用狭义的解释。在J.Zeevi&SonsLtd.国际经济合作2002年第1期GrindlaysBank(Uganda)Ltd.案中,纽约上诉法院认为争议的信用证不是一个汇兑合同。在LibraBankLtd.V.BancoNacionaldeCostaRi-ca案中,联邦地区法院遵循上诉法院在Zeevi案中所适用的狭义解释原则。

(三)应当采用执行董事会的解释

上述的分析表明法院在适用哪一种解释方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英国和美国的法院通常采取狭义的原则来解释“汇兑合同”这个概念,而欧洲大陆的法院则坚持遵循执行董事会作出的解释。但是,执行董事会作出的决议可以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理由。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致力于推进国际货币合作,包括支持和执行成员国的外汇管制法律,该管制法律的强行适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要求相一致,其目的在于减轻该成员国的国际收支差额(balanceOfpayment)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针对“汇兑合同”进行经济上的解释。只有对“汇兑合同”进行经济上的解释才能将所有影响一个国家外汇储备,最终导致国际收支困难的那些合同都包含在汇兑合同范围之内。狭义的解释只是单纯解释立法之上的问题,仅仅是限定于那些导致国际收支困难的外汇交易本身,而执行董事会的解释更多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目标范围内的金融和经济政策而作出,因此执行董事会的解释应当得以适用。

三、涉及的条例必须是外汇管制条例

第8条第2款(b)得以适用的第二个条件是所争议的条例(regu—lation)必须属于外汇管制条例。与“汇兑合同”一词相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没有针对“外汇管制条例(exchangecontrolregulation)”进行定义。结果,各个成员国在解释怎样才能构成外汇管制条例问题也是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外汇管制条例包括所有的根据第8条第2款(a)规定的限制措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确定一项措施是否属于外汇管制条例的根本标准在于该条例是否包含在外汇交易的许可和外汇使用问题上政府的直接控制。

按照第一种观点,那些需要考虑的条例,可以从第2款(a)中推导出来解释第2款(b)的适用。其结果是成员国实行外汇管制条例的意图和动机与作为一个外汇管制条例的性质无关。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那些构成外汇限制的形式审查适用于第2款(a)的解释,但是不能延伸适用第2款(b)的解释。根据这种观点,外国条例或者法律的实行目的将决定其作为外汇管制条例的性质与特征。因此Mann得出结论:那些外汇管制条例是指其制订的目的在于控制货币的流动、财产的流动或者服务的流动,以便保护特定国家的金融储备。这种解释在ReClaimbyHelbertWagg&Co.Ltd.案中获得支持,在该案中法官认为:法官必须被说服所争议的外汇管制法律是真实存在的,其目的在于通过限制外国债权人的权利(当然这只是方法之一),而实现在经济出现问题时能够保护本国的经济。根据这种特定目的限制的方法原理,税则(tar-iffs)、交易限制(traderestrictions)、封锁指令(blockingorders)以及与敌国交易的禁止(trad-ing-with-the-enemyregulation)通常都不被认为是外汇管制条例。

如果根据那些形式主义的解释原则,这些外汇管制条例的范围甚至包括赋予外国政府以强制力,而并不是仅仅保护所考虑的成员国的金融储备,因此从目的出发的解释更为可取,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本意相符。

四、必须包含某个成员国的货币

为了适用第8条第2款(b),所考虑的外汇管制条例中必须包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某个成员国的货币。同样,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因此导致存在两类就此问题的解释:其一是严格解释(strictinterpretation)或者是字面解释(textualinterpretation),另一种是经济解释(economicinter-pretation)或者宽松解释(liberalin-terpretation)。

(一)严格解释或者字面解释

根据严格或者字面解释规则,“包含某个成员国的货币”这个条款被限定于那些汇兑合同:(1)该汇兑合同中包含特定数额的某个成员国货币的给付;(2)在该汇兑合同中,某成员国货币的使用是合同履行的必要部分。实践中也有司法判例支持这种解释方法。例如前文所讨论的UnitedCity案,尽管秘鲁货币并没有特定化为履行合同所采用的货币,但是秘鲁货币对于合同的履行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这是因为合同的最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欺骗性的方法将秘鲁的货币转化为美国的货币。与此相似,虽然在Terruzzi案中法官认为合同不是一个汇兑合同,这个结论也可以从意大利货币并没有包含在合同中这个理由推导出。合同中要求支付以英镑进行,而不是以意大利里拉支付。考虑到意大利商人有足够的英镑储备用以支付英镑债务,没有必要将里拉转化为英镑,因此并没有与意大利的外汇管制条例相抵触。

(二)经济解释或者宽松解释

经济解释或者宽松解释重点考察的是“包含某个成员国的货币”这个短语中的“货币(currency)”一词,以便分析其对于成员国外汇储备的影响。这个短语被限定于那些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受合同影响的情况。主导性的对于这种解释方法的支持意见认为包含一个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被认为是在成员国的国际收支差额将会或者已经被所涉及的合同的支付或者转让所影响的情况下存在。根据这种方法,支付或者履行的货币并不是取决于货币的发行。成员国的货币可能包含:(2)无须考虑所争议的货币不是合同支付或者履行的货币这一事实;(2)与合同支付或者履行的货币为本国货币或者外国货币这一事实无关。在以外国货币支付的情况下,进一步来看也与货币的发行国是否为成员国或者是非成员国这一事实无关。判断的标准是影响成员国国家储备的后果。

根据这种支持宽松解释原则的观点,审查确定是否包含成员国的货币与是否包含成员国的外汇储备是重合的两个命题。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在下列情况下将被视为包含在内的:(1)合同的一方为该成员国境内的居民;(2)合同所涉及的财产在成员国的境内。在Termzzi案中这种宽松的解释得以适用,法官在陈述“汇兑合同”一词需要进行狭义的解释之后,认为“包含成员国的货币”这个短语必须进行宽松的解释,但是在该案中的法官KerrJ.看来,协定第8条第2款(b)的目的在于仅限于保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货币,而不保护非成员国的货币。

五、外汇管制条例存续与实行必须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相一致

所涉及的外汇管制条例的存续和实行必须与协定的要求相一致(maintainedandImposedConsistentlywiththeFundAgreement),属于第8条第2款(b)允许范围之内。虽然,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在“存续与实行必须与基金协定相一致”这个短语中的“存续”一词是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开始生效的时刻的外汇管制条例,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认为解释必须包含该短语剩下的词语“实行必须与基金协定相一致”。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也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可以归结为两种分歧观点:

(一)第一种观点:条例必须获得基金组织的批准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并没有规定基金组织有权宣布外汇管制条例的存续或实行与协定的要求相抵触,但是实际上基金组织有这个职能同意该外汇管制条例或者断定这种管制条例是非必要的,因为所争议的条例必须获得协定的授权许可,因此不论是诉讼当事人或者法院均须向基金组织咨询该条例是否与协定的要求相一致。其结果是法院不能自己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资格作出判断。根据这种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会具有排他性的权力来决定上述问题,法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则是错误的。在Termzzi案中,法官OmrodJ.在上述问题提出之后拒绝就其作出决定。根据英国法院的审判实践,法院参考其他方面的资料,在证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认可所争议的条例基础上,能够判断所争议的外汇管制条例是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要求相一致。

(二)第二种观点:只要求条例属于协定所设想范围之内

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法院可以独立解释关于“存续与实行必须与基金协定相一致”这个短语的含义,任何法院可以有权独立审查外汇管制条例是否与基金协定相一致。根据这种观点,所有的问题在于所争议的外汇管制条例存在而且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必须与基金协定保持一致。这种观点在德国汉堡商事法院(CommercialCourtOfHam-burg)的ClearingDollarsCase案件中适用。

在ClearingDollarsCase案中,比利时的被告同意自德国的原告购买化学制品,以每公斤46美元的价格通过票据结算,这种支付通过比利时一西德清算系统进行。但是被告并没有获得根据比利时法律应当获得的进口许可,因此对于合同产生争议。在德国原告提起的诉讼中,被告辩称合同本身是不可强制执行的,因为缺乏进口许可而导致与比利时的外汇管制条例相冲突。德国的商事法院适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关于“汇兑合同”的解释,并根据其他相关事项,断定该买卖合同为汇兑合同,并且该合同一旦履行将涉及到比利时的外汇储备,比利时本身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剩下的问题就在于比利时的外汇管制条例的存续和实行是否与基金协定的要求相一致,法院认为:“如果外汇管制条例的存在和其性质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接受,则已经构成充分的理由。考虑到几乎所有的国家内都存在类似的外汇管制条例,因此答案是比利时的这个外汇管制条例是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肯定的。”因此,所有的必要问题在于,一旦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该条例作出肯定时,基金组织将会当然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