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范文10篇

官员范文篇1

官员老板式的“经营城市”和招商引资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大大超过其积极意义。

不过，很多地方官员本身也不愿意像老板那样去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对于招商引资，很多地方只是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有此想法，而更多的干部却是视之为畏途，很多人被迫踏上了外出招商引资的征程。

一些地方官员在与笔者私下交谈中诉苦说，如果不搞招商引资，地方经济发展不了，政府就没有税收。没有税收，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公共服务问题都无法解决。一些地方官员说，经济不发达地区不仅经济落后，缺少资金，也缺少企业家，人们缺少创业的精神和本领。仅仅靠民间推动往往难以奏效，需要政府走上前台，带领老百姓创业。在招商引资中，引进资本和技术，培育本地产业发展，培养本地企业家队伍和高素质的技术。一些地方官员还说，发达地方招商引资任务完成了，经济发展了，他们现在有资本开始讲科学发展、协调发展。我们经济不发达地方拿什么去讲科学发展？落后地方如果简单地跟着发达地方讲创造环境、讲平衡发展，结果是永远发展不起来。他们还抱怨说，一些对落后地区发展的政策永远是“去南尾斩北头”，即南方和东部发达地区原来在政策的空白地带闯出的“经验”，刚被北方和中西部地区拿来学习的时候，却被认为有问题，需要纠正。他们认为，不能用对待发达地区的政策要求落后地区。

官员越来越像老板的深层体制原因

在老板式官员的背后，一方面是观念的偏差，另一方面是体制、机制和政策的不完善，甚至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不足。现实情况是，很多地方确实尝到了招商引资带来的甜头，很多地方干部因此得到了上级的奖励和重用。

官员越来越像老板的背后有着深刻的体制原因。在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之下，政企分开的改革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政企之间的法治秩序尚未从根本上确立，政府干预市场、管制企业的权力仍然过多，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最关键的考核目标、决定任免升迁的事项一直是经济指标、GDP增长率为主。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地方官们自然不敢面对把本地重点企业搞砸、搞垮的责任，于是乎，确保支柱行业、抓住重点企业、千方百计的招商引资便成为党政官员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由于当前我国政府行为边界过于宽泛，参与微观的经济活动过多，这样就使得“可为，不可为”的界限模糊，政府职能错位。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思想观念落后来解释此类行为，也不能简单地用高尚的品德情操来要求地方领导。其它地方的经验很容易成为学习的榜样，其它地方的领导干部因某种行为受到重视和晋升自然容易成为效仿的对象。

此外改革开放以后，国企改制、民企兴起、机构改革、政府转型。政企关系随之变化，党政官员与企业负责人之间的角色分工渐渐拉大距离。但是，这个变革过程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党政机构和党政官员的市场干预权有待严格约束，各类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缺乏明确界定，所以，政企分开、官商分流仍然迟迟不能到位。

30年间，政企关系、官商关系变得异常丰富多彩，一度大兴党政机关和军队“办实体”，一度又纷纷“脱钩”，一度鼓励干部挂职下海，一度又三令五申严禁。在这整个过渡时期，一方面，政府与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之间的关系远远没有斩断，成了一笔说不清、理不顺的糊涂账。也就有了政府官员到重点企业里兼职以亲自“保驾护航”的事情出现；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与党政机关的关系、与官员个人及官员亲属之间的关系，更是三六九等、不一而足，绝非微观经济主体与宏观调控主体之间的法定关系那么简单和单纯。总之，明里暗里、法内法外，政企分界依然模糊。

剥离官员“双重身份”需从四方面入手

要想从根本上防止和扭转官员成为老板的现象，政府职能转变、体制改革非常重要，从小处入手需要从干部的政绩考核和用人标准、财税体制、规范干部行为和民主政治发展等方面寻找对策。

进一步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绩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考核地方的经济标准，更要考核地方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指标；不仅要考核现实的发展状况，还要考核历史的发展过程。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理位置不同、历史负担轻重不同、资源环境秉赋有差异的地区，要分类考核，不能用一个尺度要求所有的地区。考核中，不仅要充分听取机关干部和企业家的意见，更要充分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而且考核结果要与领导干部的提拔晋升结合起来。对于在艰苦地区工作的干部，上级机关要给予更多的关心，对于他们的提拔使用要一视同仁，有时甚至还要有所倾斜。

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特别是要完善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资源环境补偿机制。上级机关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于生态环境资源开发给予更多的补偿；给予更多的财力支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其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对于人力资源开发、企业家培养、劳动力培训给予更多的扶持。

进一步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严格依法办事，防止权力过大和滥用。老板式的经营城市和招商引资，之所以引起群众的不满，很多时候是少数领导干部的意图强加给普通干部和群众的结果。对于像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税收优惠、环境保护等政策性、法律性和程序性极强的决策，不少时候少数领导干部就可以拍着胸脯作出承诺，集体决策成了个人说了算。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被搁置一边，他们的理由是特事特办、急事先办。项目不经过充分论证，不听取群众和专家的意见，不履行必要的程序，往往是“先上车后买票”，违规决策、失误决策，不尊重群众的权利，损害群众的利益。

进一步建立顺畅的民意表达机制，发展基层民主政治，让老百姓能够更多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严格来说，城市公共资源的主人是市民，官员是受托管理者，因此城市经营需要有官员、商人与市民的共同参与。但一些城市经营的活动过程不够公开、市民难以参与，失去有效监督经营过程常常偏离公共利益。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事情，必须让老百姓能够充分表达意见。决策之前要充分与群众沟通协商。群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权利、意见表达的权利、对于公共权力的选择权利和监督权利，如果得不到落实，作为官员的公仆就很有可能变成主人，成为垄断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老板。

资料收集

计划经济体制使“官商一体”现象制度化

当前中国仍然存在着的“红顶商人”和“金足官员”现象，既有传统的历史渊源，也有现实的体制因素。

官员范文篇2

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表明，一些人蜕化变质，往往就是从交友不慎开始的。为此，官员们如何交友，应该结

交什么样的朋友，不仅成为公众和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也日益受到党政机关和监督部门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一当官朋友就多了

我们有理由认为，官员交友不同于普通人交友。因为普通人交友不慎，不过造成一些感情伤害，最多是个人财产上的一些损失，而官员交友不慎，那受损失的就不仅仅是官员个人，往往伴随权力的被利用和社会利益的损失。

为什么一当官朋友就多了。特别是官做得越大，朋友越多，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从四面八方找上门来，拉关系，献殷勤，简直要门庭若市、踏破门槛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别人崇拜你的才能，羡慕你的人格，而与你交友吗？显然不全是。俗话说得好，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居深山有远亲。道理很简单，在世俗社会中，多数人都乐意做锦上添花的事情，而不愿意去雪中送炭。因此，当你做了官的时候，许多人主动找上门来交朋友，套近乎，主要看的是你手中的权力，目的是想通过你手中的权力获得一些不正当的利益。

如果官员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保持清醒头脑，误以为自己的朋友遍天下而沾沾自喜，整天沉溺于朋友们的阿谀奉承之中，满足于朋友间的迎来送往，长此以往，必然放松思想警惕，对是非变得麻木不仁，最终对朋友的要求和自己的行为麻痹大意，逐渐被引上邪路。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错误认识必须予以澄清，并得到及时纠正。即在一些官员思想上存在错误认识，有的把社会交往看作生活小事，觉得大家一起吃吃饭、娱乐娱乐、互相帮帮忙，没什么大不了的；有的把人际交往当作个人私事，认为交朋结友是个人的自由，与其他人没有关系，党组织也不应该进行干涉。其实不然。官员的社会交往绝对不同于普通人，因为它与权力的行使相联系，直接影响到官员形象、政府公信和权力绩效。

认真辨别朋友的类型和交往的动机

古人云：仗义规谏，直言不讳，诤友也；爱之益深，责之益切，益友也；管鲍分金，伯牙摔琴，挚友也；患难相依，荣辱与共，密友也；酒肉穿肠，逢场作戏，酒友也。投其所好，纵其所欲，损友也；阿谀奉承，口蜜腹剑，佞友也；利则相夺，患则相倾，贼友也；骗取信任，牟取私利，恶友也；为己私利，心狠手辣，毒友也。因为官员权力的吸引和利益的诱惑，主动上门交朋友的人往往各怀鬼胎，少诤友、益友、挚友和密友，而多酒友、损友、佞友、贼友、恶友和毒友。“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以色交者，色衰则尽。”交往动机有问题，动机不纯，情感就不可能真挚，甚至根本不存在付出真情，因此朋友就不可能长久。特别是那些一心想着利用别人、谋取好处的人，其交往行为必然出现偏差。如果官员对此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在众多的“朋友”中辨别忠奸良莠，在交往行为中保持一份清醒，自然能够远离贪腐和堕落。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貌合神离，谁是包藏祸心，心里应该有杆秤。

官员在交友中应保持清醒头脑，还要努力防止“权迷心窍”和“财迷心窍”。无欲则刚，一个人当官后，必须坚守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要时刻把自己当成人民公仆，把权力看作人民的委托和人民的信任，而不是看作自己的政治荣耀和高贵资本，切实防止“权迷心窍”。因为一旦“权迷心窍”，就会把权力当成自己的私有物品，希望看到别人的顶礼膜拜，看到许多人跟在自己后头吹喇叭抬轿子，于是就会不知不觉地以权力笼络人心，为朋友滥用权力也就不可避免。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那些“财迷心窍”的官员往往把眼睛盯在权力背后的利益上，只要能够获得利益就不惜寻租权力，甚至直接明码标价出售权力。当然，这些官员要想让权力变现，客观上也需要各种各样的朋友聚集在自己身边，以满足自己权力寻租的不同需要。于是，官员与怀揣不同动机的“朋友”们结成利益共同体，狼狈为奸，相互交易，各取所需。

官员范文篇3

关键词：国家官员；隐私权；知政权；限制；保护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生活的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的权利。非法侵害他人因私事侵权行为的一种，加害者需要承担民事责任，重者还可能触犯刑法，要承担刑事责任。一般而言，自然人的隐私平等的受到法律的保护①。但是，在特殊情况下，隐私权是要受到限制的。比如，早在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一个判例即指出，“公职候选人私生活状况对选民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需要，在此情况下，该权（即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事业，其私人生活殆无法与所从事之事业完全分开者，则该权利不存在。”②该判例确立的法律原则是：公职人员的某些隐私将受到限制，而进行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在此，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公职人员的部分隐私利益的价值。在西方国家，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因担任公职而受到限制，已成常理。在我国，近几年来逐渐增强的法律意识使政府官员发生了一个解决方法上的观念变化，再加上人们逐渐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人格权的精神和气氛感染了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这就使得政府官员作为原告以隐私权或其他人格权受到侵犯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我国关于隐私权的法律本身就很欠缺，面对这样一种现象，就需要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因为我国公务员制度尚未健全，对国家官员范围的界定可能不尽一致，本文中国家官员是指在那些按照法律设立、旨在解决公共问题，由公共财政提供经费的机构中的由公共财政支付薪金和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的人们，并不局限于《国建公务员条例》所指的公务员的范围。

一、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的冲突及其平衡

要谈官员得知政权，就离不开公众得知政权。知政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知道国家活动，了解国家事务的权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依法向公民和社会公众公开自己活动的义务。知政权是知情权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根据知政权，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有权了解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高级官员的出生、年龄、学历、经历、道德、能力等情况。而政府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他们首先应是社会生活中道德的模范遵守者，对一般公民起表率作用。但一些行为背景不佳、或财产来历不明、品行不端的政府官员有希望借隐私权来隐瞒其身上的污点。这时候发，就会产生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对冲突的本质进行分析，然后再根据利益的大小予以平衡和解决。

（一）对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冲突本质的分析

只有正确理解问题的本质，才能正确的处理问题。我们对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冲突的理解，影响到我们对这种冲突的处理。当法律侧重于保护公众的知政权时，国家官员的隐私就有可能受到侵害；相反，当法律侧重于保护国家官员的隐私时，可能对公众的知政权加以限制，公众利益就有可能受到损害。

按照我国的法律，政府官员向由于其它公民相同的隐私权（法律并没有明文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加以限制）。法院不仅可以受理由国家官员提起的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诉讼，而且还会做出原告胜诉的判决。隐含在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理解是，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是权利之间的冲突。这种理解表现在，在法律中，国家官员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相同的隐私权，法律从没有特别的提及官员的隐私权。这样造成的结果时，处理公民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等同于处理公民的知情权与另一公民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法律和法院自觉或不自觉的把这种冲突时为两种权利或民事权利之间的冲突。也就把冲充途中的各方——一般公民和国家官员作为私法或民法上的主体来看待，把这种冲突看作是两种私法或民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样的理解，忽视了国家官员在社会中的独特角色，也忽视了公众知政权在民主政治种的意义。

本文认为，公民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在表面上是权利之间的冲突，而在实质上是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它表现为两种司法或民法主体的利益冲突，而在冲突的背后蕴含着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国家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

第一，从冲突的一方，即公众的知政权来看，这是一种根本的民主权利。所谓民主政治，简言之，就是同意的政治，治者的统治必须建立在被治者的同意之上。在公共论坛上形成的主流意愿应当是由多数公民基于正确的信息而形成的意愿汇集成的，民主政治意味着，一届政府或官员的命运应当最终决定于这种主流意愿。明智的同一是建立在信息充分基础之上的，只有足够的信息——不仅包括社会问题的信息，而且包括官员的行为、品质、发展历程等私人信息——才能保障做出准确、明智的判断。另外，虽然权力的合理性在于它来源于公众的授权，国家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但是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和被掌握之后，就很可能异化为民众利益的对立物。因此国家权力和行使权力的国家官员需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制约，否则受损的职能使公众的利益。而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前提是要了解官员的个人信息，权利的形势和运作等基本情况。这是公众知政权的主要内容。公众知政权是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中最基础的权利。

第二，从冲突的另一方，即国家官员的隐私权来看。国家官员的角色具有双重性。在一些情况下，国家官员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以政府机构的名义行使或活动，他的行为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但是在其它一些情况下，国家官员以自己名义行为的，这些行为是对其作为一般公民所享有的自身权利的行使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和自身权利的行使行为是基本上可以划分开来的。从利益的角度而言，官员的行为可以分为公益行为和私益行为，公共权利的行使所维护和促进的是公共利益，自身权利的行使所维护和促进的是私人利益。但这两种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官员的公益行为也可以促进私人利益的实现，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官员由于担任公职，从事公益行为而能够获得薪金。国家官员隐私权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们的隐私既存在于其公权利的行使过程中，又存在于自身权利的行使中。

问题比较明显的是，国家官员以官员的身份行事时，他是国家公权力的化身。在这些行为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合法的与非法的，正面的与反面的，不管官员本人是否愿意将其披露出去，都应该可以被公众所知悉。官员的这些与共权力行使直接向联系的隐私，已经彻底变性，本质上已经不是民法所要保护的隐私了。因此，尽管表面上还表现为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但这种冲突的本质可以恰当的理解为公民的民主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

问题不甚明显的是，对官员的与其公共权力没有直接关系的私人领域中的隐私予以披露所引起的公民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能否被看作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例如，披露官员在某次私人交往中贪图便宜、在家庭和婚姻关系上有过不诚实行为。对这些隐私的披露所引起的纠纷是否可以看作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关键在于这些行为是否与被披露者的公职的适应性有着直接或较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认为，体现在公共权力行使行为中的品质和体现在自身权利行使行为中的品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一个人如果在私人事务方面处理他人钱财是不够诚实，这一事实对于决定它是否具备掌握公共财政的适应性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在私生活方面贪财而自私的人同样可能在公共行为中体现这种个性；在两性关系上不检点的人可能无法全心身的投入公共事务，而且有可能动用公共权力来为他的放纵生活创造条件或用公共财政来支付这方面的费用。所以，一个官员的私人品性和信息经常具有公共意义，其私人领域中的信息所反映出来的私人品德可能影响公共权利的行使。

主要是基于两种场合下的一致性这种认识，公众不仅需要知悉官员职务行为中直接涉及到的“隐私”，而且需要知悉他们私人行为中的一些隐私，以判断他们是否符合社会主流的道德观。后一种需要尤其体现再选举官员的情形中。对公职候选人的适应性的判断不仅包括对其能力的判断，而且包括对展现在私人行为中的私人品德的判断。③因为有这两种判断的需要，所以公民不仅具有完全知悉官员公务行为中的隐私的权利，而却有知悉官员部分私人领域中的隐私的权利。虽然因私作为官员的私人利益是应当受当保护的，但不恰当的保护或过于宽泛的隐私权范围不仅会影响到公共权力的掌握和行使，而且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对本质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及这一结论的意义

所以就总体而言，公众的职政权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所谓“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这种冲突具有两重性质，它含有权利与权力冲突的性质，又含有两个民法或私法主体的利益冲突的性质。这里的“一定程度”是随着国家官员所掌握的权力大小、私人投入公共生活程度的高低而定的。掌握权力越大，私人投入公共生活的程度越高，这种冲突越接近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的性质，反之，则越接近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的性质。但是可以这样说，任何官员在这种冲突中，都有可能会或多或少的包含着权利与权力冲突的性质，尽管这种对峙与冲突是以公众的知政权与官员的隐私权的名义进行的，在外观上表现为两种权利的冲突。

将公众的知政权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主要的视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首先有助于把握问题的实质，在更深广的背景之下更清楚的透视问题的底蕴所在。其次，可以充分的说明公众的知政权相对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来说是更重要的权利，是价位更高的权利。因为如果仅在一种权利与另一种之间，在一个公民的知政权与另一个公民的隐私权之间，我们无法先验的、泛泛的判定一种权利比另一种权利更重要，而只有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的角度才能够发现公众知政权优先性更准确的含义。第三，这种理解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两权相冲突的背后之实际力量的悬殊。一般公民于国家官员相比，其力量一般是弱小的，而后者的力量一般是强大的，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并拥有获取社会信息的有效手段，个体公民难以望其项背，这种力量悬殊在我国尤为显著。而仅仅局限于权利与权利之间冲突的理解则可能掩盖了这一悬殊。这样理解的最终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以适当的原则来调整二者之间的冲突，有助于我们建构有关制度安排的适当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技术。

（三）对公众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冲突的平衡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得出，当公众知政权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发生冲突时，法律应首先倾向于对公众知政权的保护，除非纠纷所涉及到的官员的隐私与其所担任的职务和公共利益没有关系或者对其担任职务的适应性不应产生任何影响。这正如恩格斯所提出的处理个人隐私与新闻报道相互关系的原则：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担当个人隐私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④正是因为官员的品德、能力、健康等个人情况不可避免的对其执行的公共事物产生影响，他们的私事就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其隐私的性质也就改变了。这种隐私以不具有纯粹的个人私事的根本属性，也不再成为隐私权保护的对象。总之，这些主要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对公众知政权进行倾斜保护和对官员的隐私权进行限制。

任何问题都有两个方面，笔者在强调法律应重点保护公众知政权和限制官员隐私权时，无意于说要全盘否认官员享有隐私权。官员的那些与其执行的公职没有关系，或者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影响的个人隐私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另外，即使官员的隐私权与公共利益或公众知政权发生冲突，法律也不是一味的限制隐私权，而是同时考虑两权尽可能的协调，以及不损害官员的人格尊严。所谓两权的协调，主要是指隐私权被公开的范围只要能达到公众知政权的需要即可，不能无限制的扩大隐私的内容和公开的范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开官员隐私的时候不要牵涉或影射与此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其他人。所谓不损害官员的人格尊严是指，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或公众知政权的需要，可以公开官员的隐私，但这一隐私的公开不得以伤害其人格尊严为目的。

因此，法律一方面需要优先保护公众的知政权以及维护与官员隐私权相冲突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其它权利，同时法律也不能完全忽视对官员隐私权可能和必要的保护，法律在二者之间应建立一个合理的平衡机制。

二、国家官员隐私权的限制

（一）对国家官员隐私权进行限制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对国家官员隐私权的限制不应绝对化。必须首先承认官员的隐私在整体上是受法律保护的，只有在具体的案件或事例中，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官员的这一隐私是否与其与所担任的公职的适应性有影响或直接间接的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官员作为原告，以隐私权受到侵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承担证明自己这以北公开的隐私与其所担任公职、执行的公务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任何关系的举证责任，或者说官员应首先证明这一隐私完全属于纯粹的私人领域的范畴。

第二，对不同级别或不同种类的国家官员在限制其隐私权的问题上应有所区别。因为国家官员的种类或级别不同，其职务、权力、待遇及对公共事物或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对他们隐私权的限制理应有所区别。总的来说，经选举或任命产生的全国性官员，对其隐私权应做较多的限制，而经考试录用的一般官员（文官），对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对主要领导干部，其隐私应作较多限制，对一般干部，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对级别高、权力大、收入高的官员，其隐私应作较多限制，对于级别低、权力小、收入低的官员，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⑤

（二）对国家官员隐私权进行限制的主要情况

这些法律保护受限制的隐私的共性在于他们会对官员所执行的公共事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得这些隐私已不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不再具备隐私的这一根本属性，因此这些隐私一不是真正的隐私，是不能成为法律保护对象的。这些具体情况有：

第一，未经其本人事先同意，可以公开其年龄、学历、履历等个人基本情况。对于一般公民而言，这些个人信息如果他不愿以公开，则应作为隐私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对于国家官员来说，这些信息的公开使公众了解官员，进而判断其是否适合所任公职的前提，它是公众知政权所要求的最基本的内容。

第二，国家官员个人道德操守方面的隐私可以公开。这一点很重要。一个在生活中道德品质不高尚的人，很难让公众相信其适合担任某项公职。

第三，对国家官员的财产状况、经济收入及其来源可以公开。官员的财产状况往往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且对官员财产的公开有利于防止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有利于获取公众的信任。官员可以取得高收入，但必须进行财产的登记和申报，并说明其财产的合法来源。

第四，国家官员在公共场所和公务活动中，无条件的接受公众和新闻界的监督。这些情况下，官员的行为不仅仅是其个人事务，更多意义上甚至包括官员本身都是属于社会公众的。这些行为理应有充分的透明度，随时让社会公众能知悉相关的真实情况。

三、对国家官员隐私权应有的保护

本文一再提到，虽然基于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以及官员所处国家公职的特殊性，应对官员隐私权以必要的限制，但并不能绝对化的理解为对国家官员隐私权的彻底剥夺。相反，国家官员的部分隐私权仍应与其它公民同样的受到法律的保护。这部分隐私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并不涉及公共利益，与官员所任职务或执行的公务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完全属于纯粹的个人事务，其隐私的本质没有因官员的身份而发生变化。同时，对于不同等级和类型的官员来说，他们的隐私所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也是不同的，总的来说，职位越低，其个人私事和公共利益发生联系的程度就越低，其受保护的隐私的范围也就越大。概括起来，国家官员的下列隐私应与其他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

第一，国家官员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和侵扰。官员的住宅属于其私人领域，他有权享有私生活的安宁。对于官员的住宅，没有根据法律的规定，是不能强行侵入和随意侵扰的。这不仅是官员本人应享有的权利，而且是他与其家庭成员所共同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

第二，国家官员的私生活不受监听和监视。任何没有法律依据的监视监听行为都是非法的，无论其对象是什么人，官员当然也不例外。官员在公开场合或在从事公务活动的过程中，出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形外，是应被公众所知悉的，但对于其私生活则不应监视或监听。

第三，国家官员享有通信秘密与自由。通信秘密和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自然人隐私权中的重要内容。官员的通信只要不涉及腐败、道德和政治丑闻，则应获得法律的保护。

第四，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的干扰和调查。夫妻性生活是完全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应受他人的干扰和调查。

第五，其它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事务仍受法律保护。

涉及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保护时，应强调的是，即使是官员那些保护受到限制的隐私，法律也不是完全不予保护。对这些隐私的公开应尽可能的限制在小的范围内，即只要能满足公众知政权以及盛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就不要在随意将可公开隐私的内容和公开的范围扩大化。另一个方面时，公众行使知政权时，不得损害官员家庭成员的隐私权，尤其是其家庭成员并非归国家官员或公众人物的情况下，更应注意这一点。⑥比如，某报纸在介绍某政府官员的先进事迹时，披露该官员的孩子曾患有小儿麻痹症。这样的报道不但侵犯了该官员的隐私权，而且还侵犯了该官员子女的隐私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51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②参见112Cal.App.297(1931).丹尼法官在Melvinv.Reid一案中的判词。

③参见侯健：《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3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91页。

官员范文篇4

一、明确责任，认清形势，坚定信心。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既然选择了大学生村官，我就应该为农民服务，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但是我也清楚农业的薄弱、农村的落后、农民的贫苦。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相比城镇而言，他们更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因为薄弱，他们需要科学的种植方法，因为落后他们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因为贫苦他们需要脱贫致富的门路。如今党和政府没有忘记农民，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伴随着一项项优惠政策的出台，农民生活一天天的富裕，作为村官的我更应该坚定信心，在全面理解三农政策的同时，合理利用优惠条件，把更好的技术用在农业，把更多的出路引向农村，把更好的实惠带给农民。

二、加强学习，内强素质，外塑形象。

学习是青年干部生存和成长的需要，是卓有成效开展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要想深植在新农村建设热土，首先要当一名“学习型”干部。一是向书本学习，学习三农的政策方针、法律法规;二是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的勤劳朴实、诚实守信;三是向同事学习，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方式方法;四是向专家学习，学习他们的先进理念，科学技术。通过以上的学习和实践，一是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办事能力，二是进一步树立村干部的良好形象。

三、践行党章，牢记宗旨，加强党性。

官员范文篇5

事实上,作为“非常态”的执政样本,河南已经不是第一次试图通过这种官员与百姓及“土地”的密切接触来破解执政难题。

河南省委前两任书记XXX、XXX上，均以干部大规模“下访”、“驻村”等执政方式试图求解河南的难题。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自2001年6月起一直持续到2004年6月底，河南省在3年之中先后派出了3批驻村工作队。

3年驻村，河南省、市、县(区)3级机关从正厅级到副科级干部，甚至普通党员，几乎有一半人参加了驻村工作。范围之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

可以肯定的是，造成民众上访的成因在于体制不顺，而能够动员如此众多的官员下访，实际上是依托体制性的优势来化解体制性的劣势。

此种模式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有争论，但不争的事实是，部分上访者多年不能解决的问题得以解决。而深层次的问题是，这种模式可以持续多久，而“上访”这一中国特有的现象何时才能消失?

“幸运者”

9.6万元。一分不少。

胡平看着这堆钱有些发呆,坐在炕上一遍遍地数了一下午,好像做梦一样。一个月以来,和胡民一样沉浸在巨大喜悦中的还有遂平县石寨铺乡五个村的66户村民。

2004年2月7日春节前，乡邮政所的储蓄代办员魏秋生失踪了，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全乡5个村66户村民的68万元储蓄款。

这一年春节，石寨铺乡五个村的66户村民是在煎熬中度过的。有一位老人闻听自己的养老钱被代办员“拿跑了”，大年初一要跳井。

半年后，县公安局经过网上追逃，终于将魏秋生捉拿归案。然而，68万元已被其挥霍一空。胡平被骗走9.6万元，转瞬间成为贫困户，而当地邮局却以没有钱为由推脱。

悲伤过后，66户村民推选出4名代表，开始了上访之路。很快，在工作组的协调下，驻马店两级邮政机构作为赔偿主体，给予了足额的赔付。

“实际上，俺们就到县里去找了一次，县领导和下访工作组倒是来了村里好几次。”胡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04年9月18日。河南省民政厅正厅级巡视员、省驻南阳工作组组长鲁献启带领省直机关下访工作组到南阳的第三天，就自带干粮冒着小雨到了南召县云阳镇陈沟村七里湾村。

鲁献启想看看这个村71岁的上访户张国俊。之前，鲁献启听说“老张头”竟然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风餐露宿21天，带两包老鼠药到北京上访。

“我想看看什么冤情驱使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骑20多天的自行车跑到北京?”令鲁献启难过的是，71岁双耳失聪的老人要的就是有口饭吃。

老人一生未娶,极其贫寒。4年前,他在失去劳动能力后,要求南召县云阳镇政府五保供养。但该镇声称财政困难,致使张国俊老人五保供养的要求未能及时解决。

为此，4年来，张国俊老人先后多次分别到县、市、省和北京上访，要求落实五保待遇。

因张国俊老人听不见，鲁献启就打着手势或写纸条，询问老人上访的情况和要求，临走时，鲁献启把随身带的500元钱全给了老人。

经过鲁献启的协调，3天之后，下访工作组和镇政府又来到张国俊老人家里，与他签订了五保供养协议，并送去了衣被等生活用品。

“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满足”

胡平们和张国俊是千千万万不幸的上访者中的“幸运者”,因为前者是集体上访,能够迅速受到重视,后者则是遇到了鲁献启,他们最大的幸运是赶上了官员下访行动。

类似的事例在河南此次官员大规模下访中还有很多。不少官员对一个属于中国的“传统真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国的老百姓很容易满足。

2004年12月6日一大早，长期上访的杨君俭、任秀枝、刘秀珍等6人第二次来到洛阳宾馆。他们这次不是来诉说“冤情”，而是给洛阳下访工作组组长、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柏林送锦旗:杨检心中有人民，人民心中爱杨检。

杨柏林和下访联络员李剑伟坚决不收，杨君俭就拿出了“缠访”的功夫，不收锦旗就不离开工作组一步。

“我们知道,送锦旗是老百姓表达对官员感激的一种方式。但这面旗我们不能收。其实,这几个人反映的问题当时并没有解决,我不过是认真听了一下他们反映的情况,向他们做了一些政策解释工作而已。”

令杨柏林震惊的是，“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满足。他们有时候，要的就是一个理儿，就是一句暖心的话。我们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还是通情达理的。”

此后，杨柏林所在的洛阳下访工作组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给群众解决多少问题，能不能解决问题，下访干部必须要走下去，最主要的是听:给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

“我们接待过的人，大部分都没有再去上访。”洛阳下访组联络员李剑伟说。

检讨为政之心

“面对这样的老百姓，你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好?”鲁献启感叹。

“一个70多岁的老人，又丧失劳动能力，他的要求合情合理，按政策一年500元钱。但干部宁可花大钱，不想花小钱;宁可花上千元甚至上万元到北京到省城领上访户，也不愿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花了多少‘大钱’?这实质上是对农民的感情问题，更是干部作风问题!”他尖锐地批评道。

一个事实是，因对交通事故处理结果不满而成为赴京老上访户的宝丰县上访人王某，其户口所在地的党委、政府到北京接她就花了6万多元，县里因她去北京上访多次受到中央和省里的批评。

遂平县信访局局长马世发算了一笔账，无论从经济成本还是从政治风险，抑或从人心账上来分析，干部下访解决上访群众问题的成本付出，都要远逊于群众进省进京上访后再处理事件所付出的成本。

鲁献启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和记者反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基层群众上访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我们到底还缺什么?”

“我从下去那天起，脑子里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缺什么?缺财力吗?每年全省各市县区用于到省城、北京接访的钱算来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缺人力吗?很多县市从领导到普通干部全员抓信访，这次更是组织了4万多干部下去督查问题;缺时间吗?缺监督吗?也不缺，各市、县委都有4大班子，市县常委就十几个，除了庞大的政府机构在运作，还有人大、政协的监督;缺考核机制吗?信访问题已经纳入公务员绩效考核体系之中。”

“缺什么?我认为，缺的是一些干部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和宽容的爱心。有的干部对上不讲真话，对下不办实事，欺上瞒下，这才是最大的危险。”鲁献启直言不讳地批评部分干部中的不正之风。

2005年新年，河南省会郑州的数家传媒热烈讨论的另一命题是“中部崛起──河南应该怎么办?”

“这次下访，决不仅仅是如何解决老百姓的上访难题，实际上对官员群体来说，这更是一次检讨。检讨的是为政之心。东北在振兴，西部在开发，东部在腾飞，河南应该怎么办?确切地说，河南的官员应该怎么办?”河南省联席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

河南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样本

“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目前，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危险。”鲁献启说。

制度反腐专家认为，“凡是‘最大优势’发挥得好的地方，那些滋生腐败的条件、土壤就会得到遏制;凡是‘最大危险’不断滋生的地方，因矛盾激化而群体上访、越级上访就会不断上升。

而河南官员下访的过程正是试图通过‘最大优势’来化解‘最大危险’。这种方法就是在短时间内调集大批官员，集中时间和精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这种动员能力则是传统体制的一大优势。

可以说，河南省委将“干部驻村、“官员下访”这种传统体制派生出的办法的优势作了创造性的发挥。

早在2004年6月29日，河南省委副书记支树平就代表河南省高层宣布，“再用3年的时间，继续抽调机关干部开展‘联县驻村帮扶’工作，在年初派出38个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的基础上，再选择73个省直单位和11个中央驻豫单位，抽调210名干部组成84个工作队，派驻到37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5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县，进驻84个特殊困难村帮助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河南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样本。河南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说。

在中国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国企改制后遗症、下岗失业者数量增加、农村发展投入不足、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得不到应有保护等问题，在河南也普遍存在。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朱孟洲介绍，在下访工作第一阶段总结时，河南省委联席会议主要讨论的也是这一类问题

“我说过‘上访’不是河南的特产，但河南的上访量近几年来一直排在全国的前10位也是事实。河南在改革开放25年来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遗憾与耻辱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李新华说。

如果说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传统体制的劣势不适应社会转型而造成的,那么河南省委显然试图用传统体制的优势破除传统体制的劣势。然而,有不少问题,却不是仅靠下访或下访能解决的。

“危险倾向”与长效机制

在《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过程中，河南省联席办官员也表示，“一些案件处理起来难度很大。”

实际上，更多的下访工作队员是在处理种种繁冗复杂的上访问题时体味到“走下去”的苦涩和不安的。而最关键也是最难处理的问题则是“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的矛盾。

刘国明认为，在下访与上访不同主体的利益权衡中，“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关系如果摆不正，下访干部和地方领导中一样会出现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匆匆结案的做法。这更会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墙，严重破坏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造成上访量的增加。

“这更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刘国明说。

官员下访与百姓上访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矛盾关系。一方面群众看到中央、省里重视社会稳定、下大力气抓信访了，主观上便会认为，时机终于到了，问题应该解决了。但是由于政策缺位等种种原因，有相当一部分问题目前无法解决。

“而群众一旦发现他们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下访干部也解决不了，希望随之破灭，意见就会更大，上访就会更多，反映问题就会更加激烈。”刘国明说。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这也是河南4万干部下访还没有结束,当地却出现了新的赴京赴省上访现象的原因。

官员范文篇6

关键词：国家官员；隐私权；知政权；限制；保护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生活的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的权利。非法侵害他人因私事侵权行为的一种，加害者需要承担民事责任，重者还可能触犯刑法，要承担刑事责任。一般而言，自然人的隐私平等的受到法律的保护①。但是，在特殊情况下，隐私权是要受到限制的。比如，早在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一个判例即指出，“公职候选人私生活状况对选民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需要，在此情况下，该权（即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事业，其私人生活殆无法与所从事之事业完全分开者，则该权利不存在。”②该判例确立的法律原则是：公职人员的某些隐私将受到限制，而进行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在此，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公职人员的部分隐私利益的价值。在西方国家，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因担任公职而受到限制，已成常理。在我国，近几年来逐渐增强的法律意识使政府官员发生了一个解决方法上的观念变化，再加上人们逐渐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人格权的精神和气氛感染了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这就使得政府官员作为原告以隐私权或其他人格权受到侵犯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我国关于隐私权的法律本身就很欠缺，面对这样一种现象，就需要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因为我国公务员制度尚未健全，对国家官员范围的界定可能不尽一致，本文中国家官员是指在那些按照法律设立、旨在解决公共问题，由公共财政提供经费的机构中的由公共财政支付薪金和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的人们，并不局限于《国建公务员条例》所指的公务员的范围。

一、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的冲突及其平衡

要谈官员得知政权，就离不开公众得知政权。知政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知道国家活动，了解国家事务的权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依法向公民和社会公众公开自己活动的义务。知政权是知情权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根据知政权，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有权了解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高级官员的出生、年龄、学历、经历、道德、能力等情况。而政府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他们首先应是社会生活中道德的模范遵守者，对一般公民起表率作用。但一些行为背景不佳、或财产来历不明、品行不端的政府官员有希望借隐私权来隐瞒其身上的污点。这时候发，就会产生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对冲突的本质进行分析，然后再根据利益的大小予以平衡和解决。

（一）对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冲突本质的分析

只有正确理解问题的本质，才能正确的处理问题。我们对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冲突的理解，影响到我们对这种冲突的处理。当法律侧重于保护公众的知政权时，国家官员的隐私就有可能受到侵害；相反，当法律侧重于保护国家官员的隐私时，可能对公众的知政权加以限制，公众利益就有可能受到损害。

按照我国的法律，政府官员向由于其它公民相同的隐私权（法律并没有明文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加以限制）。法院不仅可以受理由国家官员提起的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诉讼，而且还会做出原告胜诉的判决。隐含在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理解是，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是权利之间的冲突。这种理解表现在，在法律中，国家官员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相同的隐私权，法律从没有特别的提及官员的隐私权。这样造成的结果时，处理公民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等同于处理公民的知情权与另一公民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法律和法院自觉或不自觉的把这种冲突时为两种权利或民事权利之间的冲突。也就把冲充途中的各方——一般公民和国家官员作为私法或民法上的主体来看待，把这种冲突看作是两种私法或民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样的理解，忽视了国家官员在社会中的独特角色，也忽视了公众知政权在民主政治种的意义。

本文认为，公民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在表面上是权利之间的冲突，而在实质上是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它表现为两种司法或民法主体的利益冲突，而在冲突的背后蕴含着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国家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

第一，从冲突的一方，即公众的知政权来看，这是一种根本的民主权利。所谓民主政治，简言之，就是同意的政治，治者的统治必须建立在被治者的同意之上。在公共论坛上形成的主流意愿应当是由多数公民基于正确的信息而形成的意愿汇集成的，民主政治意味着，一届政府或官员的命运应当最终决定于这种主流意愿。明智的同一是建立在信息充分基础之上的，只有足够的信息——不仅包括社会问题的信息，而且包括官员的行为、品质、发展历程等私人信息——才能保障做出准确、明智的判断。另外，虽然权力的合理性在于它来源于公众的授权，国家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但是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和被掌握之后，就很可能异化为民众利益的对立物。因此国家权力和行使权力的国家官员需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制约，否则受损的职能使公众的利益。而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前提是要了解官员的个人信息，权利的形势和运作等基本情况。这是公众知政权的主要内容。公众知政权是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中最基础的权利。

第二，从冲突的另一方，即国家官员的隐私权来看。国家官员的角色具有双重性。在一些情况下，国家官员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以政府机构的名义行使或活动，他的行为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但是在其它一些情况下，国家官员以自己名义行为的，这些行为是对其作为一般公民所享有的自身权利的行使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和自身权利的行使行为是基本上可以划分开来的。从利益的角度而言，官员的行为可以分为公益行为和私益行为，公共权利的行使所维护和促进的是公共利益，自身权利的行使所维护和促进的是私人利益。但这两种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官员的公益行为也可以促进私人利益的实现，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官员由于担任公职，从事公益行为而能够获得薪金。国家官员隐私权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们的隐私既存在于其公权利的行使过程中，又存在于自身权利的行使中。

问题比较明显的是，国家官员以官员的身份行事时，他是国家公权力的化身。在这些行为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合法的与非法的，正面的与反面的，不管官员本人是否愿意将其披露出去，都应该可以被公众所知悉。官员的这些与共权力行使直接向联系的隐私，已经彻底变性，本质上已经不是民法所要保护的隐私了。因此，尽管表面上还表现为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但这种冲突的本质可以恰当的理解为公民的民主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

问题不甚明显的是，对官员的与其公共权力没有直接关系的私人领域中的隐私予以披露所引起的公民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能否被看作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例如，披露官员在某次私人交往中贪图便宜、在家庭和婚姻关系上有过不诚实行为。对这些隐私的披露所引起的纠纷是否可以看作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关键在于这些行为是否与被披露者的公职的适应性有着直接或较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认为，体现在公共权力行使行为中的品质和体现在自身权利行使行为中的品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一个人如果在私人事务方面处理他人钱财是不够诚实，这一事实对于决定它是否具备掌握公共财政的适应性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在私生活方面贪财而自私的人同样可能在公共行为中体现这种个性；在两性关系上不检点的人可能无法全心身的投入公共事务，而且有可能动用公共权力来为他的放纵生活创造条件或用公共财政来支付这方面的费用。所以，一个官员的私人品性和信息经常具有公共意义，其私人领域中的信息所反映出来的私人品德可能影响公共权利的行使。

主要是基于两种场合下的一致性这种认识，公众不仅需要知悉官员职务行为中直接涉及到的“隐私”，而且需要知悉他们私人行为中的一些隐私，以判断他们是否符合社会主流的道德观。后一种需要尤其体现再选举官员的情形中。对公职候选人的适应性的判断不仅包括对其能力的判断，而且包括对展现在私人行为中的私人品德的判断。③因为有这两种判断的需要，所以公民不仅具有完全知悉官员公务行为中的隐私的权利，而却有知悉官员部分私人领域中的隐私的权利。虽然因私作为官员的私人利益是应当受当保护的，但不恰当的保护或过于宽泛的隐私权范围不仅会影响到公共权力的掌握和行使，而且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对本质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及这一结论的意义

所以就总体而言，公众的职政权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所谓“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这种冲突具有两重性质，它含有权利与权力冲突的性质，又含有两个民法或私法主体的利益冲突的性质。这里的“一定程度”是随着国家官员所掌握的权力大小、私人投入公共生活程度的高低而定的。掌握权力越大，私人投入公共生活的程度越高，这种冲突越接近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的性质，反之，则越接近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的性质。但是可以这样说，任何官员在这种冲突中，都有可能会或多或少的包含着权利与权力冲突的性质，尽管这种对峙与冲突是以公众的知政权与官员的隐私权的名义进行的，在外观上表现为两种权利的冲突。

将公众的知政权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主要的视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首先有助于把握问题的实质，在更深广的背景之下更清楚的透视问题的底蕴所在。其次，可以充分的说明公众的知政权相对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来说是更重要的权利，是价位更高的权利。因为如果仅在一种权利与另一种之间，在一个公民的知政权与另一个公民的隐私权之间，我们无法先验的、泛泛的判定一种权利比另一种权利更重要，而只有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的角度才能够发现公众知政权优先性更准确的含义。第三，这种理解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两权相冲突的背后之实际力量的悬殊。一般公民于国家官员相比，其力量一般是弱小的，而后者的力量一般是强大的，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并拥有获取社会信息的有效手段，个体公民难以望其项背，这种力量悬殊在我国尤为显著。而仅仅局限于权利与权利之间冲突的理解则可能掩盖了这一悬殊。这样理解的最终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以适当的原则来调整二者之间的冲突，有助于我们建构有关制度安排的适当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技术。

（三）对公众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冲突的平衡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得出，当公众知政权与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发生冲突时，法律应首先倾向于对公众知政权的保护，除非纠纷所涉及到的官员的隐私与其所担任的职务和公共利益没有关系或者对其担任职务的适应性不应产生任何影响。这正如恩格斯所提出的处理个人隐私与新闻报道相互关系的原则：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担当个人隐私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④正是因为官员的品德、能力、健康等个人情况不可避免的对其执行的公共事物产生影响，他们的私事就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其隐私的性质也就改变了。这种隐私以不具有纯粹的个人私事的根本属性，也不再成为隐私权保护的对象。总之，这些主要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对公众知政权进行倾斜保护和对官员的隐私权进行限制。

任何问题都有两个方面，笔者在强调法律应重点保护公众知政权和限制官员隐私权时，无意于说要全盘否认官员享有隐私权。官员的那些与其执行的公职没有关系，或者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影响的个人隐私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另外，即使官员的隐私权与公共利益或公众知政权发生冲突，法律也不是一味的限制隐私权，而是同时考虑两权尽可能的协调，以及不损害官员的人格尊严。所谓两权的协调，主要是指隐私权被公开的范围只要能达到公众知政权的需要即可，不能无限制的扩大隐私的内容和公开的范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开官员隐私的时候不要牵涉或影射与此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其他人。所谓不损害官员的人格尊严是指，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或公众知政权的需要，可以公开官员的隐私，但这一隐私的公开不得以伤害其人格尊严为目的。

因此，法律一方面需要优先保护公众的知政权以及维护与官员隐私权相冲突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其它权利，同时法律也不能完全忽视对官员隐私权可能和必要的保护，法律在二者之间应建立一个合理的平衡机制。

二、国家官员隐私权的限制

（一）对国家官员隐私权进行限制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对国家官员隐私权的限制不应绝对化。必须首先承认官员的隐私在整体上是受法律保护的，只有在具体的案件或事例中，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官员的这一隐私是否与其与所担任的公职的适应性有影响或直接间接的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官员作为原告，以隐私权受到侵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承担证明自己这以北公开的隐私与其所担任公职、执行的公务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任何关系的举证责任，或者说官员应首先证明这一隐私完全属于纯粹的私人领域的范畴。

第二，对不同级别或不同种类的国家官员在限制其隐私权的问题上应有所区别。因为国家官员的种类或级别不同，其职务、权力、待遇及对公共事物或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对他们隐私权的限制理应有所区别。总的来说，经选举或任命产生的全国性官员，对其隐私权应做较多的限制，而经考试录用的一般官员（文官），对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对主要领导干部，其隐私应作较多限制，对一般干部，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对级别高、权力大、收入高的官员，其隐私应作较多限制，对于级别低、权力小、收入低的官员，其隐私权应作相对少的限制。⑤

（二）对国家官员隐私权进行限制的主要情况

这些法律保护受限制的隐私的共性在于他们会对官员所执行的公共事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得这些隐私已不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不再具备隐私的这一根本属性，因此这些隐私一不是真正的隐私，是不能成为法律保护对象的。这些具体情况有：

第一，未经其本人事先同意，可以公开其年龄、学历、履历等个人基本情况。对于一般公民而言，这些个人信息如果他不愿以公开，则应作为隐私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对于国家官员来说，这些信息的公开使公众了解官员，进而判断其是否适合所任公职的前提，它是公众知政权所要求的最基本的内容。

第二，国家官员个人道德操守方面的隐私可以公开。这一点很重要。一个在生活中道德品质不高尚的人，很难让公众相信其适合担任某项公职。

第三，对国家官员的财产状况、经济收入及其来源可以公开。官员的财产状况往往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且对官员财产的公开有利于防止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有利于获取公众的信任。官员可以取得高收入，但必须进行财产的登记和申报，并说明其财产的合法来源。

第四，国家官员在公共场所和公务活动中，无条件的接受公众和新闻界的监督。这些情况下，官员的行为不仅仅是其个人事务，更多意义上甚至包括官员本身都是属于社会公众的。这些行为理应有充分的透明度，随时让社会公众能知悉相关的真实情况。

三、对国家官员隐私权应有的保护

本文一再提到，虽然基于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以及官员所处国家公职的特殊性，应对官员隐私权以必要的限制，但并不能绝对化的理解为对国家官员隐私权的彻底剥夺。相反，国家官员的部分隐私权仍应与其它公民同样的受到法律的保护。这部分隐私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并不涉及公共利益，与官员所任职务或执行的公务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完全属于纯粹的个人事务，其隐私的本质没有因官员的身份而发生变化。同时，对于不同等级和类型的官员来说，他们的隐私所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也是不同的，总的来说，职位越低，其个人私事和公共利益发生联系的程度就越低，其受保护的隐私的范围也就越大。概括起来，国家官员的下列隐私应与其他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

第一，国家官员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和侵扰。官员的住宅属于其私人领域，他有权享有私生活的安宁。对于官员的住宅，没有根据法律的规定，是不能强行侵入和随意侵扰的。这不仅是官员本人应享有的权利，而且是他与其家庭成员所共同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

第二，国家官员的私生活不受监听和监视。任何没有法律依据的监视监听行为都是非法的，无论其对象是什么人，官员当然也不例外。官员在公开场合或在从事公务活动的过程中，出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形外，是应被公众所知悉的，但对于其私生活则不应监视或监听。

第三，国家官员享有通信秘密与自由。通信秘密和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自然人隐私权中的重要内容。官员的通信只要不涉及腐败、道德和政治丑闻，则应获得法律的保护。

第四，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的干扰和调查。夫妻性生活是完全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应受他人的干扰和调查。

第五，其它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事务仍受法律保护。

涉及对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保护时，应强调的是，即使是官员那些保护受到限制的隐私，法律也不是完全不予保护。对这些隐私的公开应尽可能的限制在小的范围内，即只要能满足公众知政权以及盛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就不要在随意将可公开隐私的内容和公开的范围扩大化。另一个方面时，公众行使知政权时，不得损害官员家庭成员的隐私权，尤其是其家庭成员并非归国家官员或公众人物的情况下，更应注意这一点。⑥比如，某报纸在介绍某政府官员的先进事迹时，披露该官员的孩子曾患有小儿麻痹症。这样的报道不但侵犯了该官员的隐私权，而且还侵犯了该官员子女的隐私权。

注释：

①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51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②参见112Cal.App.297(1931).丹尼法官在Melvinv.Reid一案中的判词。

③参见侯健：《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3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91页。

官员范文篇7

论文摘要：财产申报制度是法治社会行之有效的对政府官员实施监督的方法，也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表征和具体体现。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实施官员财产申报是必要且必须的。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的建设中，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公民的监督权和知政权

民主和宪政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公民应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这既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基础，又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表征和具体体现，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题中之义。其中，公民的监督权作为其选举权的进一步延伸，已在我国现行宪法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中国人权的重要内容。

公民监督权无论是通过新闻传媒、来信来访、讨论会、座谈会等形式来实现，抑或是直接以申诉、控告等途径来完成，都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公民的知政权。所谓知政权是指公民通过必要的途径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知情权，包括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了解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高级官员的出身、年龄、学历、经历、道德、能力等情况。知政权的存在和实现是满足人们了解政治的愿望的需要。人对政治的关心，无疑是对自己生存条件及其命运发展的重视。了解政治状况与调整自己行为、关心自己利益具有紧密的联系。人们对政治的了解，也是对自身利益的关心。知政权的实现是政治权力赢得民众支持的重要途径。而民众拥政的前提必须是知政，人们连政治状况都不了解，拥政就只能成为空谈，执政者也就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知政权的存在和实现是其他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知政权是首要的政治权利。没有知政权，什么参政、议政、督政的权利都无从谈起。

财产申报制度及其功能

学界、司法界均有不少人认为《刑法》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量刑太轻，已不能有效打击贪污受贿，近几年的“两会”代表提案中关于“反腐败”立法呼声日渐高涨，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官员的收入与其合法来源明显不符。

（一）财产申报制度释义

财产申报制度，是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从一般意义上说，所谓财产申报制度，通常要求具有一定职位的领导干部在任职之初、任职期间的某些固定时期以及离任后的一定期限内，申报属于自己以及与其共同生活亲属的财产。该制度最早起源于230多年前的瑞典，并一直延续下来，被世界许多国家借鉴，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被称为“阳光法”。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为大多国家所采用并完善。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项有价值的反贪污手段，主要是通过申报个人财产、个人经济利益获得方式以及各种投资活动，来抑制与消除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利益冲突，防止政府官员滥用职权、贪污舞弊。这是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功能所在。

（二）财产申报制度具体功能

1.增强政府信任。增强政府信任，必须以提高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准开始，强化政府廉洁建设，制定和实施财产申报制度，即是其中一项有价值的措施与手段。从表层的意义上说，财产申报会起到一种政治宣示作用。公职人员不正当的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是与责任政府的宗旨不相容的。强制公职人员申报其财产收入情况，并作为一种法律规定的公职道德准则要求遵守，是维护政府责任，争取民众信任的具体表现。

2.强化政府官员的自我约束。根据财产申报的基本要求，政府官员不仅要申报其财产的变化情况，而且还要申报其变化的来源，报告其中存在的各种经济关系。这就可能从两个方面促使政府官员警醒：

一是政府官员违反公共利益，取得一项不正当的经济利益时，可能会面临着这样一个情况—如实申报可能会带来某种麻烦，而不申报又可能承担某种责任。对于这种两难窘境的思量，无疑会阻吓政府官员逾越道德界限的鸿沟。

二是政府官员通过每年履行财产申报义务，会从中受到一种道德教育，促使自己遵守各种职业准则，主动避免利益冲突的可能。定期地经常地申报财产，会给政府官员提供一个不断道德觉醒的机会，时刻想到道德界限的存在，以此来做到警钟长鸣。

3.证明政府官员财产的合法性。在社会民众对于政府官员的种种指责中，最激烈的莫过于政府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民众的这种指责有时走的更远：他们对于那些只能领取较低薪金的政府官员的任何财产的增长—不管这种财产增长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表现出了普遍的不信任情绪。民众的这种情绪无疑给政府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怎样才能既维护政府官员的财产权利与财产增值权利；又能够消除民众相关的怀疑情绪呢？解决这个难题的出路只能是：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来证明政府官员财产增长的合法性、正当性。政府官员财产申报恰好具有这种功能。

从法律定位上看，西方国家和亚洲各国都把财产申报制度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规定，有的甚至在宪法中对财产申报制度加以规定，然后再作详细的立法，有的将申报制度直接纳入反腐败法中。我国目前在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设立方面大部分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已有的1995年制定和实施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无论是申报人的范围、申报的内容均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2001年施行的“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制度”又仅仅局限于省级干部，且报告的结果并未对社会公开。这不仅影响了公众对该制度的知晓程度和监督程度，使其难成为刑法的前置制度和义务来源。这一制度在多方面还有待于完善，公众对这一情况的知情权还非常有限。2006年，官员申报财产制度并没有被规定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其难点在于有观点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入法涉及官员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权衡，目前无法准确定位和把握。

财产申报制度中官员隐私权的有限性

我国关于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正在不断完善当中。在法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隐私权也称为私生活的秘密权，是指公民享有私生活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官员作为自然人，一方面其隐私权当然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另一方面，由于官员的某些个人生活已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隐私可能影响到政治和公共利益。这样一来就存在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当法律侧重于保护公众知政权时，官员的隐私就有可能受到侵害；相反，当法律侧重于保护官员的隐私权时，势必会对公众知政权加以限制，公众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表面上看，这是公众和官员之间权利的冲突，其实质则是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国家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由于官员权力的合理性源于公众的授权，所以公民不仅具有完全知悉官员公务行为的权利，而且还有知悉官员部分隐私的权利。掌握官员财产额度等隐私更是公民的一项根本民主权利，是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中最基础的权利。从这一点而言，官员隐私理应公开。

虽然政府官员的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但是其权力一旦形成和被掌握之后，就很可能异化为民众利益的对立物。因此行使权力的国家官员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制约，否则受损的只能是公众的利益。而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前提，也必须要了解官员的个人信息、权利的形势和运作、拥有财产总量等基本情况，这些内容自然也就包含了所谓的个人隐私。这也是由于官员隐私权有其特有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因为他们的隐私往往既存在于其公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又存在于自身权利的行使中。也就是说，一个官员包括其资产额度在内的私人信息具有公共意义，因此官员一些私人信息必须为公众掌握，尤其不能隐蔽其财产额度，否则就意味着侵犯了公众的知政权。

各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个人隐私权或者人格尊严权大都予以较为全面规定和充分保障。但对法律关系中的某些特殊主体—公权力人，即代表国家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如公务员、司法人员、政治领袖、军人和警察等的隐私权则相应作了适当的限制。比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一个判例即指出，“公职候选人私生活状况对选民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需要，在此情况下，该权（即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事业，其私人生活殆无法与所从事之事业完全分开者，则该权利不存在。”该判例确立的法律原则是：公职人员的某些隐私将受到限制，而进行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在此，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公职人员的部分隐私利益的价值。

我们国家目前着力构建的是一个和谐社会，一个法治社会，而在一个法治社会，权力与权利应该此消彼长，相互制约的；官员拥有权力，就必须以牺牲个人部分公民权利为代价，这样才符合公平法则——任何人一旦掌握公共权力、拥有了利用权力为己牟利的机会，他就必须将自己的隐私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有学者在谈到新闻监督与隐私权的冲突时，认为应当优先保护人格权。但是当涉及政府官员时，应当和普通公民有所区别，体现公权与公共利益优先原则，这是我国的国情决定的。事实上目前对于隐私权保护水平最高的美国，在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问题上，也存在相当的限制，该限制并不仅仅以公众利益为惟一的理由，这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公众人物多数是自愿承担风险的；其二，公众人物有更多的手段去回答对他的非议。因此，美国法律对公众人物所提供的保护很少。就名誉权的性质而言，其更多体现出来的是消极的权利。

相对于演员、明星、新闻人物等所谓的公众人物，政府官员更具有身份的特殊性：由于其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公权力人比一般公民更加“强大”，如不对其行使权力施以严格的限制，公权力极易沦为暴虐的工具。当法律侧重保护官员隐私时，更可能对公众的知情权加以限制，公众利益这时无疑会受到损害。其实，很多官员怕公布个人情况时出现“纰漏”才是其真实想法。因为所谓“纰漏”，无外乎是一些与官员身份、收入不相符的信息暴露给公众，这些“纰漏”往往是伴随权力而来的，也正是这些“纰漏”反而正是最需要公众监督。

总之，政府官员的公共性特征与隐私权的有限性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限制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有利于维护政府形象与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限制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有利于提高民主政治生活的质量。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的建设中，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参考文献：

1.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

2.刘明波著.中外财产申报制度述要[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3.[美]D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华夏出版社，1987

4.佟柔主编.中国民法[M].法律出版社，1990

官员范文篇8

一、“理性”官员的诚信选择

从公共选择的观点看，地方官员同样是理性经济人，尽管存在道德约束和纪律的规范，但效用最大化同样是其最终目标。因此，他们是否诚信直接取决于公共选择的规则。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官员诚信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诚信在公共选择规则中的权重。即如果在既定的公共选择规则下诚信行为的收益大于其成本，则会选择诚信：相反，则会趋向于欺骗。作为理性经济人，地方官员的效用函数一般包括以下变量：薪金、职位、权力、社会名望、额外所得等等。而其可能的成本则包括行政处分、失去职务、名誉损失、甚至极个别情况下的刑事处罚。如果诚信行为的收益大于成本。或者诚信的收益大于欺骗的收益，他就会选择诚信行为，否则，他就会选择选择欺骗。第二，官员是否诚信还取决于政治市场对官员非诚信行为发现的几率和处罚的力度。如果非诚信行为被发现的几率极大，并且处罚力度足够大，官员非诚信行为的成本就会较高，否则，如果非诚信的行为被发现的几率低，或者处罚的力度小，就会激励官员选择非诚信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官员是否诚信的关键在于政治市场的规则。第三，官员是否诚信还取决于政府决策的规则。即非诚信行为的责任是否容易认定，决策规则是否对非诚信行为设定了足够的预防机制。如果非诚信行为的责任很难个体化，且决策规则没有对各人的决策责任作出明确规定，那么追究非诚信行为的责任将变得很难，通过非诚信行为个人获利而将责任推给集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将会泛滥。第四，地方官员是否诚信还取决于其寻租机会的多少。寻租是地方官员实现其个人效用的一种最普通的渠道，也是滋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失信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官员存在大量的寻租机会，他则会利用这些机会为自身牟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非诚信行为必将出现。相反，如果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严密的监督减少官员寻租机会，非诚信行为对官员个人效用的价值将会降低。第五，地方官员的诚信还取决于其所负担的责任与其资源和能力的对比。如果对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不准，地方官员所掌握的权力、财力和组织资源，无法完成其职责，即出现公共选择理论所提出的“政府失败”现象。地方官员也会作出非诚信行为。

二、地方官员诚信缺失的公共选择原因

地方官员大都是受党多年教育和培养，经过长期考验和严格选拔脱颖而出的，道德水平应该比普通群众更高一些。至少现有的研究无法证明其道德水平比普通群众低。地方官员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不在道德教育的缺失或道德水平低下，而在于我国的公共选择规则。

第一，现行的选择规则对地方官员由自利冲动带来的非诚信行为没有设置足够的预防、查处和惩治措施。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的自利冲动是必然存在的，科学规制和合理引导之可以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放任和泛滥地方官员的自利行为则会背离公共管理的本质，导致严重后果。我国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自利冲动尚缺乏足够重视，在以往的理论预设中，地方官员都是忠实贯彻党的路线，忠诚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完人；地方政府也完全没有自身的利益追求，一切措施只为公众的公共利益。显然，这种预设至少不是完全正确的，给某些不诚信之人，通过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虚报瞒报，信口许诺等获取上级官员和民众的好感，从而捞取政治资本或物质利益开了方便之门。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在追求高GDP的目标驱使之下，对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通过非诚信行为获取高GDP的行为更是缺少预防和惩处措施。在许多地方，发展就是硬道理，被化约为GDP就是硬道理。对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而言。GDP和其自身的前途命运和荣辱得失息息相关。因此，为追求GDP的高增长，不惜牺牲群众利益，不怕违的政策和国家法令，不吝浪费资源能源和污染环境，也不畏债台高筑而无力偿还，各种背离党的宗旨和官员职责的非诚信行为应运而生。目的总能证明手段正确，在许多地方的干部考核和任用中，只要能把GDP搞上去的，无论使用什么手段，无论有无弄虚作假行为，都能得到重用和升迁。在此规则之下，实际形成了对诚信行为的逆激励：真正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真抓实干，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的，未必能在竞争中胜出，相反，通过各种非诚信手段把GDP高上去的干部则会在竞争中占优。

第二，我国的政治市场对官员失信行为缺乏足够的约束。在高度民主的条件下，选民可以利用手中的选票随时将背离民众利益的非诚信官员淘汰，政治市场会构成对官员诚信的强有力约束。但在我国的政治市场中，一个官员的去留和升降主要取决于其上级，而不取决于选民的选票。而每一个官员在官僚的阶梯中都既是上级，又是下级。每一个下级的升降取决于上级官员对他的评价，而上级官员评价的主要标准是其所辖地区的发展政绩，而这些政绩的取得又主要取决于其下级上报的数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每一个官员都会对上级夸大政绩。而同时对自己下级夸大政绩的行为也不会进行原则性的反对。因此由这些官员所构成的官僚体系不可能是诚信的政府。

同时，在我国的政治市场上，缺少对官员诚信的有效监督和有力处罚机制。尽管我国有对地方政府官员系统而严密的监督制度，但从实践来看，真正有效的监督是内部监督，即来自党的纪检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但这些机关监督的重点是违法行为，而没有将诚信列为监督的主要内容。民众、媒体和社会组织虽然对官员的非诚信行为反映强烈，但一方面由于信息的缺失比较难以发现官员的非诚信行为，更重要的，他们缺少对官员非诚信行为的惩处权力和手段，也很难构成对官员的约束。

第四，大量寻租机会的存在以及低寻租成本是地方官员诚信缺失的重要诱因。所谓寻租是指“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与行贿等，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便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活动”。地方官员掌握着价值权威分配的权力，也就享有寻租的可能机会，尤其是在法治化水平不高和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地方更是如此。在我国，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还不规范，经济管理尚在转轨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过多过细地涉入微观经济行为，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了，管不好的事，甚至扮演着经济竞争者的角色，享有管理微观经济的巨大权力，这使得地方官员有较多的进行权力寻租的机会。尤其是在当前国家仍然对不同所有制在经营范围和经营权限，以及税收、管理等各个方面实行区别对待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不仅如此，地方官员进行权力寻租的机会成本、法律成本、经济成本和精神压力都较低。从机会成本看，由于地方政府的完全垄断地位，地方政府及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在寻租活动中他们掌握着完全的主动权；从法律成本看，尽管近年国家不断加大法律处罚的力度，但主要针对的是犯罪行为，因此，只要不犯罪，即使违规、违法，被查处的可能性极低，即使被查处，一般仅以通报批评或党内处分处置，其收益远远大于成本。从经济处罚成本看也几乎没有。另外，由于近年舆论的宽容，官员在寻租过程中的精神压力也没有完全发挥作用。因此，由于大量低成本寻租机会的存在，地方官员必然会为了少数人利益，违背其职责，背离公众利益。作出进行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滥用权力等有悖诚信责任的行为。

第五，地方政府，尤其基层政府的定位不准，其能力与责任不对称导致的“政府失灵”也是不少地方官员非诚信行为出现的重要原因。权责一致是政府管理的基本原则，但自税费改革以来，我国出现明显的财力和权力向上集中，而责任下移的趋向。财力向上集中造成基层政府财政困境。尤其乡镇财政由以前的吃饭财政变为“讨饭财政”：责任下移造成基层政府的责任更加繁重。这种权责明显不对称的状态构成了基层政府失灵的重要原因。首先，由于定位的不准确。基层政府承担着大量应由企业承担的微观经济管理甚至企业经营责任，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低效率、腐败和严重亏损导致的无力偿债等现象，都会损害基层官员的诚信记录。其次，在权责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应对严重财政困难带来的压力，要么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大量举债，要么采用制度外征收的办法应对，最终，即使基层政府想尽办法向民众进行制度外征收，但仍面临越积越多的无法偿还之债，这无疑会损害基层官员的诚信记录。再次，权责不对称还导致基层政府本应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无法正常提供，经常出现官员承诺无法兑现的现象，这当然也会损害官员诚信记录。

三、重构地方官员诚信——公共选择视角的对策

由于地方官员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来自公共选择规则，因此，要重构地方官员的诚信，建设诚信政府。也必须从构建科学合理的公共选择规则入手。

第一，在干部人事制度中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增加诚信记录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权重。“有德无才，难以担当重任；有才无德，终究要败坏党的事业”。而“现在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无信不立。诚信是官德之本。注重官员之德，首先必须注重官员诚信记录；加强官德建设，必须从强化官员诚信入手。为此，必须放弃现行公共选择标准中单纯以GDP论英雄的做法。考察干部不仅要看GDP指标，而且要看社会建没、生态建设等科学发展的状况；不仅要看发展的结果。而且要看发展的过程和手段，尤其看是否有违的路线方针政策、侵犯民众切身利益，通过弄虚作假，欺骗党和人民，甚至以破坏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政绩的行为。真正做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欺诈之徒得逞。

第二，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步伐，完善政治市场对官员行为的制约，加强对官员诚信的监督和约束。重视官员的诚信状况，除通过党组织的教育、监督和考核外，更重要的是加强民众的监督和约束。首先必须加快阳光政府建设的步伐，提高政务公开的质量。使民众拥有更多更真实的政务信息，使民众真正能够监督地方官员。其次，应该扩大直选的范围，逐步在乡镇和县级政府实行直选，使民众有选择和罢免官员的权力，形成民众对官员诚信的硬约束。再次，尽快加快官员诚信约束的立法，对官员非诚信行为处罚标准、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提高官员非诚信行为的成本，强化对官员约束。

第三，改革领导和决策体制，构建科学的责任分扭制度，降低非诚信行为责任认定的难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群体智慧，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构建防止借集体的名义逃避个人责任的机制，尤其是针对一把手责任认定的科学机制。目前，一方面要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约束，防止借集体之名行个人专断之实。这就要规范集体决策的过程，增加决策过程的公开化和民主化，尤其要多倾听专家和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和呼声。另一方面，加大对所有干部在决策过程中，以及在日常工作中行为的记录，既起到对官员的约束作用，也可作为非诚信责任追究的依据。

官员范文篇9

2005年新年前，XXX完成南京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答辩后，返回郑州的当天下午就去了汝州。在他看来，汝州的另一份考卷同样迫切:一件“难缠”的上访案件正等着他和下访工作组解决。

49岁的XXX是XX省委宣传部的正处级干部，目前，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平顶山市下访工作组小组长。和他同时成为下访队员的还有XX省直机关的723位干部。

事实上，不仅仅是省直机关的官员要下访，2004年9月15日，XX省、市、县3级下访干部共42664人走出机关，下到乡村、工厂、社区，逐门逐户排查矛盾和问题。

“工作组”──这个多少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名词在2004年甚至2005年持续成为XX省各级官员和老百姓口中的热词，同样成为热词的还有“下访”二字。

和2004年初高调下派工作组进驻艾滋病村不同的是，这场涉及XX省、市、县3级干部、4万多名官员的“下访”工作，媒体鲜有报道。

4万多下访官员身负3项重任:一是调查处理尚未解决的信访案件;二是排查可能引起上访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三是督促健全完善信访工作长效机制。

当地政府部门人士是这么介绍的:此次大规模下访使XX官员群体真实地体会到了上访者的诉求与痛苦,并深刻反思了问题的症结,甚至良心受到了巨大的刺痛。

2005年1月12日，《瞭望东方周刊》获悉XX4万官员下访第一阶段工作暂告一段落，即飞赴郑州采访。

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出在哪儿

“人要回去，事要解决”──总体要求只有这一句话。

2004年8月26日下午，全国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召开4天后,前省委书记便作出批示,要在解决突出问题方面有切实举措,力争2004年下半年取得明显成效。

9月5日，有关实施方案获得通过;9月10日省委作出动员;9月15日，4万多官员全部到位，奔赴下访地。

“从2004年9月3日XX省委召开常委会，从决定组织3级官员下访，到9月15日，4万多下访官员下到农村、厂矿，仅用12天时间。”

XX省政府副秘书长、XX省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省联席办)副主任朱孟洲,向记者介绍了4万官员下访决策的出台过程。

因此，XX组织4万官员下访的决定，是在中央高层下决心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大背景下作出的。

2004年前，XX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在省信访局副局长这个位置上工作了10年。李新华说，这10年，可能是全国所有从事信访工作的干部最苦、最累的10年。

“从全国来看,从总理到省委书记都在亲自批阅群众来信，从中央到省委对信访工作要求之高、措施之具体、批评之严厉、责任追究之坚决也应该说是多年少有的。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尽管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力气，全国的信访总量还是有增无减。因此，我们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也是促使省委决策4万官员走下去，把矛盾解决在基层的动因之一。”

李新华认为，信访绝不是XX的特产。国家信访局公布的全国信访总量的连年递增是现实的。XX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确实存在大量改革“欠账”，而类似的问题每年都在积累，这是XX信访量增多的大背景。

“事实上，作出4万官员下访的决策对XX省委、省政府来说是一次挑战，省委面临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因为，官员下访很可能造成信访量的继续上升和反弹。”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决策过程中,前省委书记请常委们首先讨论,能不能组织下去?会不会产生什么反应?当时便有常委表示，下访，如果问题不能解决好，会带来更多的难题。

李新华说，“特别是在省、市、县这3级，很可能会‘按下葫芦起了瓢’。省委常委会在讨论时，对此也有过争论。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

2004年12月，新任省委书记徐光春一到XX，就听取了省联席会议的工作汇报，并对官员下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的危害

3个月前，即2004年9月10日，XX省委副书记支树平为省直机关700多名下访干部做了出发总动员。

“今年(2004)7月以来，全省信访量持续攀升，省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40.8万件(人)次，上升25.9%，这么多的信访案件，反映了这么多的问题，涉及这么多的人，不抽调大批干部下访，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吗?”

“一些地方官僚主义形形色色，关系网重重叠叠，群众反映问题常有阻力和困难，不组织上级机关干部下去明察暗访、督办督查，能打得开局面吗?”

支树平对参加动员会的官员发问，“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多数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这些问题大都是基层应该解决也有能力解决的，但是，为什么群众常常为一个问题反复上访呢?”

这也是4万下访干部“走下去”后最初的困惑。

“为什么群众要向上反映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干部没有负起责任来。老百姓有了问题，乡里解决不了，当然他就会把希望寄托在县里甚至省城和北京。”XX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安东在驻马店市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作出如此表述。

在这次下访行动中，安东担任驻马店下访工作大组的组长。1月12日中午，安东在省城开完第一阶段下访总结会，立即赶回驻马店市研究督办没有办结的4件上访案件。

安东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截至目前，省联席办向驻马店市下访工作组交办的赴京到省上访案件131件，已经圆满办结了127件。

“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次就能解决问题呢?解决上访的关键是什么?是每一级官员都要负起责任!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的危害。”

安东正在思考撰写一篇论文,主题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他说,制约是一种机制,就像一轮扣一轮的齿轮,你动,他也动;影响群众解决问题的原因,实质上是官员的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空间太大,可松可紧。

“我们确有愧对百姓的地方”

XX省高院副院长安东的腰扭伤了。

“确切地说，安副院长的腰是在给老百姓鞠躬时，一下子弯得太猛了，就扭伤了。”驻马店市下访工作组联络员荆伟告诉记者。

“什么是下访?一要下去，二要见到当事人。不是简单地对案件下结论。关键在有没有查清事实真相。”安东不留情面地批评干部。安东坦言，老百姓的淳朴情怀令他感动。

“我要给老百姓鞠这个躬，我们确有愧对百姓的地方。有的司法机关办案时发现抓错了人，把人放了，老百姓还去送锦旗，去感谢，我们的干部也还收下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事实上应该做的是检讨，不是收锦旗。”

从2004年9月15日下派到驻马店市担任下访工作组组长，3个多月来，安东过问了全部131件北京和省里交办的案件。他在听汇报时常常出其不意地提问题，他担心自己会被骗。

“事不解决，人不能回去。”安东在审签报结案件时，要求“暂缓结案、进一步做好工作”的就有50多件。

原籍XX新蔡县、现居新疆的王会臣1957年因为砍了自家坟地里的4棵树,竟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1982年,王会臣被改判无罪后,开始上访要求给予经济补偿。但按照当时国家的有关规定,王不属于国家经济赔偿对象。下访组在未与王见面的情况下,认为其为无理诉讼,准备报签结案。

安东在审签时提出，处理这个案子，不能简单地拘泥于以前的规定和结论，而是要考虑到王会臣确实被错判并服刑，并为此背井离乡这一事实。他几次到新蔡县与县委县政府领导协商，要求县有关部门一定派人到新疆与王见面，并从实际出发给王适当的补助。

在安东的督促下，新蔡县筹集资金派人千里迢迢赶赴新疆，给王会臣做解释工作，送去了5000元补助金，并在王的XX老家给其正名，还其清白。

70多岁的王会臣为“争一口气”上访几十年，当新蔡县领导奔波千里代表当地官方向他道歉，并送来救助金时，他老泪纵横，表示以后决不再上访。

安东对此评价:下访工作组督办案件，解决问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点一滴地重树党和政府的威信、化解矛盾的过程。

“上访农民不是洪水猛兽”

XX省委宣传部法规政策研究室主任、平顶山市下访工作小组组长XXX是一个认真的人。

在汝州市处理一起案件时，他要见当事人，乡里劝他不要见，见了就会出不来，会被围上。XXX坚持了3次，在做了“一切后果自负”的保证后，乡里却给他安排了一个假当事人见面。

谈了不到5分钟，XXX将其当场拆穿。汝州市委书记闻听后公开点名批评了这位乡领导，第二天，村干部陪着XXX终于见到了上访户孙宝金。

“我们完全没必要把上访农民想成洪水猛兽，实际上他们是讲理的，有时就为了二厘地、几块砖，甚至邻里孩子打架上访，但如果没人理，可能会造成流血冲突。各级官员常常把农民反映的事当成‘小事’，可是为了这些‘小事’，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又有多少人在忙?又浪费了多少人力、财力?如果拿出十分之一的精力、百分之一的耐心，问题也就解决了。”XXX说。

洛阳下访工作大组组长、XX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院长杨柏林已经是第二次下到村里了。2002年4月12日到2003年4月13日，杨柏林曾在XX新乡市辉县市高庄乡火叉村驻村扶贫一年。

“9月15日工作组到洛阳。一周后，就有群众找上门了。很多人点名要见杨柏林副检察长。”洛阳市下访工作组联络员李剑伟告诉记者。

有人对组长接访提出异议。杨柏林表示,上访者更多的时候,是没有人听他说话,我们的干部已经习惯了听领导做报告，现在，是老百姓给我们“做报告”，必须听。

洛阳市孟津县的王秀兰，因为宅基地问题上访多年，杨柏林静静地听她讲完自己的道理，找出法律法规，逐条给她解释:哪儿占理，哪些要求没理。

王秀兰听完痛哭流涕:“我上访了三四年了，就是村干部也没听我好好讲过5分钟，更没有人给我解释法律，不是推就是撵。没想到你这么大的官还能这样听老百姓说心里话，要是干部都像您这样，我早就不上访了!”

“杨检在洛阳下访期间，发过3次火。都是因为干部推诿拖沓扯皮，不解决问题，‘踢皮球’。”联络员李剑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经济账和政治账

历史上“汝人善诉”，汝州在2000年之前的上访量一直排在XX省前10名，在省城、北京都挂了号。2000年之前，汝州市委、政府几乎推不开门，每天都有上访者围堵，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几乎把一多半的精力都放在解决信访问题上了，还是上面批，下面骂，汝州的官不好当。市里最初把解决问题放在千方百计降低进京进省上访量上，在省城、北京都派驻了信访工作组，常年驻扎，主要任务就是拦、接上访群众。”樊占营对此并不讳言。

樊告诉记者，从汝州到北京接回一个上访者，平均要花费1000元人民币，每年，汝州用于接访的费用支出就达十几万人民币。这还不包括群众上访所花费用。

事实上，此次XX4万干部走下去，在下访成本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

4万干部走下去，吃、住、行、通信加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些费用基本由地方财政负担。《瞭望东方周刊》从XX省联席办了解到，仅生活补助一项，由省直机关干部由原工作单位补助，标准为生活补助每天10元，通讯补助每天10元。

每天20元的补助显然是杯水车薪,但省直机关723名干部下访3个月的数加一起算账则不可小视,至少需要130万元人民币。

按照省委指示，各市、县抽调的下访干部的补助，原则上参照过去驻村工作和艾滋病查访工作队员的标准执行。但即使按最低每天10元的补助标准，这4万多人下访3个月的支出也是令人咋舌的。

“这种成本付出是值得的。”XX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对此评价道。

“改革开放25年来，巨大的改革成本并非是全部由政府承担的，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群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党和政府实际上对此是‘欠账’的。”

李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比如改革中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损害问题，必须正视。在利益调整过程中，最苦的还是弱势群体。XX省委的做法也是为中央减轻压力，从维护稳定大局和赢得民心角度来说，很难用金钱和数字来衡量。”

信访难题难靠一次下访彻底解决

1月14日，《瞭望东方周刊》在XX省联席办了解到，3个多月来，XX4万官员下访，多年信访积案和疑难问题得到了处理，大量的社会矛盾得到化解。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截至2004年12月底，中央交办和省排查出的16148起信访案件，已结案12783起，结案率79.2%。其中，中央联席办向省交办的1143(扣除重复交办)起，目前已经审定结案1048起，结案率为91.7%;

省向各省辖市交办案件1664起,已结案1514起，结案率为91%;各省辖市排查出的4146起案件中，已结案2840起，结案率为68.5%，县(市、区)排查出的9195起案件，已结案7381起，结案率为80.3%。

XX省委副书记支树平认为，更重要的收获是，通过干部下访，解决了一批涉及信访公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4万官员下访,的确不是一次常态的执政样本,对此,采访中各级官员们并不讳言。

官员范文篇10

“新条例颁布后,关于取消信访机构还是加强信访机构职能的争论和交锋也暂告一段落,但是,争论不会停止。其实，河南4万官员在下访过程中，就带着一个探讨如何建立信访长效机制的任务。”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无疑，在新信访条例颁布之前的争论之声,不只来自北京,在全国信访工作领域,这种争论早已经存在,而“取消信访机构”的意见最终没有得到支持也是事实。

“解决信访问题,不仅是扩大还是削弱信访机构权力的问题,而且是信访之外的权力运作、权力模式、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有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可以说,问题似乎发生在信访领域,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信访之外。”

一位接受采访的权威人士是如是说，他还认为，“讨论还将继续下去。”

向实务迈出了大步

从事信访工作20年的李新华称，“新颁布的条例有几点进步。一是对信访主、客体双方的规范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二是对信访问题的责任追究以及受理、监督都有了规范，而过去，信访权力说大大得不得了，说小小得一点没有;第三个进步是在制度化建设上有了新的规定。”

令李新华振奋的是，新颁布的《信访条例(修订草案)》采纳了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如，建立政府信访信息网络，畅通民众信访渠道;向社会公布信访机构的通讯地址、电子邮箱、投诉电话、传真和信访接待时间等;推进依法信访进程等。

《瞭望东方周刊》在河南采访时接触到的持实务态度的官员，大多和李新华有着相同和类似的观点，无疑，高层在做信访问题的最后决策时，这些基层官员的声音是不能忽视的。

“1993年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信访洪峰,信访量连续11年呈持续上升趋势,这10多年,各级信访部门只起了一个‘缓冲带’的作用,有些具体问题没能得到解决。”李新华这样认为。

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高层重视。过去一年多来，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多次作出批示，要求建立信访协调制度，解决群众的实质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稳定。

《瞭望东方周刊》从国家信访局了解到，根据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总书记对信访工作的批示，国家信访局抓紧了研讨信访工作的新思路。

2004年5月，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在讲话中强调，要牢固树立信访工作一盘棋的思想，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搞好配合与协作，逐步形成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大信访工作格局。

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2004年8月起，国务院法制办、国家信访局就着手研究《信访条例》的修订工作。形成了修订草案后，曾先后两次征求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等中央有关部门和全国31个省、区、市的意见，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并赴辽宁省沈阳市、辽阳市等地，直接征求了25个基层单位的意见。

李新华认为,国家信访局提出构建“大信访”工作格局,以及《信访条例》的修订,有助于改变信访部门“无为”的状态。

“现行的信访局机构职能太弱，权力太小;很多事情无能为力，这就逼着我们建立另外一种工作方式，尝试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可以派干部去驻村扶贫，为什么不能派干部下去解决信访问题呢，这其实也是一种行政救助的手段。”

仅有《信访条例》是不够的

不久前,李新华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信访工作的经验写就了《现阶段中国信访制度创新的争议与改革取向》一文,向高层提交了对现行信访制度改革的建议和看法。

“面对连续11年持续上升的信访洪峰，条例本身还存在着局限，还摆脱不了‘小马拉大车’的局面。信访问题，还是一个深层次的长效机制尚不健全的问题。”李新华说。

“新修订的《信访条例(修改草案)》凸现了法治化的趋向。”从事了13年信访工作的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副主任周梅燕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新条例第一次明确了县级以上政府信访机构的性质和职责范围(第六条),但确立信访职权并非单纯赋权,只是政府责任更为加重，这与本届政府提出的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的目标相吻合。”

依法信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但在当前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实践中，仅有一部《信访条例》显然是不够的;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部分信访人依法信访观念淡薄，信访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不高等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

也正因为此，在此次大规模干部下访工作中，河南省直机关抽调的723人中公、检、法系统中的干部占了绝大多数，仅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抽调了110名干部。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参加了国家信访局就修改《信访条例》组织邀请的3次专家讨论会，看到最后一稿是在一个多月前。

“新条例变化还是有的，也有很大进步。但仔细看仍缺乏‘硬碰硬’的权力，解决问题的手段仍然不充分。信访部门还是转办、交办、催办、督办，仍未摆脱‘无力’状态，这与信访部门的法律地位没被确认有关。”

讨论还将继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非常关心信访条例的修订。实际上，于建嵘也是最早看到修改草案的人之一。在国务院审议《信访条例(修改草案)》的前一天，即1月4日，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汪永清约见了于建嵘，就《信访条例(修改草案)》的一些问题交流了意见。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月23日，于建嵘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新条例的第3条、第40条、第46条特别提到了关于信访人合法信访权益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信访人的信访权利必须得到宪法的保障。根据于建嵘所在的课题组调查，到京上访告状者，30%-40%的人告的是其在信访过程中受到打击迫害的问题。”

于建嵘认为，信访制度改革事关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智慧和勇气，更要有举重若轻的境界;关于信访的讨论并不会因为《信访条例》的修订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