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范文10篇

关羽范文篇1

本文希望通过对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个案分析，考察神明象征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及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笔者认为，神明崇拜的发展和变化，不单有因时因人而异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内在本质上的连续性：从象征包含的意义上说，神明对于社会群体的意义虽有一定差异，但是其中的连续性缕缕可辨，这构成了杜赞奇(PrasenjitDMara)所说的“语意链”(semanticchain)；从发展过程看，诸神崇拜及相关神话、象征存在于文化传统的发展河流之中，前者发展受到后者的制约，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各阶层，成为一套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从而有可能造成神明象征在时空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共通性。因此，在神明象征的发展过程中，连续性与不连续性共存。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乃是吸取了上层士大夫文化的因子塑成的；这种经重塑的关羽在明清时期渗透到民间社会和士大夫阶层，成为官方和民间塑造关羽崇拜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因为如此，官方把典和民间崇拜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一、关羽的最初形象

一般认为，关羽显灵开始于隋朝“。但现存较为可信的资料记载的大都是唐人对关羽的崇拜情况。唐末范掳《云溪友议》即云：“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伺，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词鬼助土木之功而成，伺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因此，比较稳妥的说法是，至迟在唐代，关羽已为人所崇奉了。

关羽在民间的最初形象，是以凶悍可畏为特征的。《云溪友议》称：“(荆州玉泉)词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绍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顶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侵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是荆州一带的情形。《北梦琐言》己载的关羽亦有相似的形象：“唐咸通(860—873)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摇其患者，令人热寒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砒挚家自骆谷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⑥这是关中一带的情形。这些资料说明，在唐代，关羽崇拜已经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但民间对关羽的映象，多视之为与鬼很有联系的凶神，这一形象当是受历史上关羽勇武的形象和被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的。至宋代，关羽形象已有较大的改变，但是，在某些地方仍可找到唐代关羽形象的踪迹。四川大概是宋代关羽崇拜比较盛行之处，陆游《入蜀记》即云：“雷池昭勇庙，吴大帝时折衡将军甘兴霸也。兴霸尝为西陵太守，故庙食于此。底下有关云长像。”⑦渲州亦有关云长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象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琶，执令旗，容状可畏”。这说明关羽作为凶神的形象一直到两宋之交还遗留在民间。

在官方崇拜中、关羽最初是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出现的。唐代武庙主神为太公尚父(姜尚)，故称太公尚父庙。“开元十九年(731)，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出师命将，发日引辞于庙，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至上元元年(760)，“尊太公为武成公，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这“十哲”有为张良、田楞宜、孙武、吴起、乐毅，左为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勋，关羽并末列其中。关羽进入武庙始于建中三年(782)，此年礼仪使额真卿奏言：“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于是，“记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人图形焉”，这位配享者包括范蠢、孙腹、廉颇等古名将。而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也位列其中。⑧至此，关羽始成为武成王庙的位配享者之一。

不过，终唐之世，关羽在官方把典中无足轻重。至北宋初期，宋廷以“关羽为仇国所擒”，一度曾将关羽撤出武庙陪把的位置。⑦只是到北宋中叶以后，在佛教、道教将关羽纳入自身神系的影响下，朝廷才开始注意到关羽，并予以救封。至宣和五年(1123)，在礼部的奏请下，徽宗方“令从把武成王庙”⑦。南宋和元代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明代以前关羽在官方把典中地位较低，也不稳固，其形象受佛教化和道教化的关羽的较大影响。⑩

二、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

关羽形象一直是三国故事的一部分。据学者考证，三国故事可追溯至唐代。⑩从《事物纪原》和《东京梦华录》等书看来，三国故事在宋代已颇为流行。前者提到：宋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⑥，而后者载徽宗时，东京瓦肆伎艺中有名为霍四究者说《三分》。⑩苏东坡也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轨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留理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顺三国故事还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南村辕耕录》载有元代院本《赤壁厦兵》、《刺董卓》、《襄阳会》、《骂吕布》等名目。《录鬼薄》载有关汉卿所写剧本《闹荆州》、《单刀会》、《双赴梦》及武汉臣的《三战吕布》等名目。⑩宋末元初，在“说三分”等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三分事略》(刊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和《三国志平话》(刊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两书。⑩至元末明初，就出现了上承“说三分”与《平话》传统、并依据史书改编、摘录和复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演义》与“说三分”有清楚的渊源关系，《三国志平话》和元代三国戏中共约35个故事，都见于《演义》。”

从“说三分”至《三国志平话》再至《三国演义》这一传统中，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进行了重塑，关羽形象因此较唐有较大变化。在唐代他是一个以凶猛著称的人人敬畏的神，此时则变成广为接受的人物。宋人张宋《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异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轨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宋代关羽形象于此足见一班。

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可用“儒家化”来概括。陈寿《三国志》中的关羽可说是名将，但说到忠义，他却曾为敌国所俘，说到神勇，他却失之鲁莽傲慢，最后不得寿终。历史上的关羽虽非文盲，但大概也识字无多。《三国志》本传没有关羽读书的记载，只是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④而宋代“说三分”继承、发挥这一说法、创造出关羽讽诵《左传》、秉烛夜读的形象，从而为关羽忠义的形象作了一个注解，进而将之塑造成儒家的理想人格。关羽形象的塑造是以“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漏桥挑袍”、“古城会”等一系列情节来完成的。历史上的关羽最大的问题就是曾投降曹操，《演义》却将之改编为：关羽被围困在下邱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宁肯战死，决不投降。张辽恳切地向他提出，如果猛拼一死，等于犯了三桩大罪：一是使刘备失去依靠，二是把两位嫂嫂丢在曹营无人照顾，三是不能再匡扶汉室拯救黎民。关羽听后，沉吟半晌，提出停止战斗的三项条件：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与刘备的家属一宅分为两院居住，三是探听到刘备的下落便去寻找。直到曹操应允了三项条件，关羽方才回下邱救出甘、糜二夫人，随曹操到达许昌。这就是著名的“约三事”。这一故事不仅抹去关羽降曹的污点，反而将关羽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又忠又义的人物，它还为以后的一系列故事作了铺垫：其后在“挂印封金”、“古城会”等故事中充分塑造了关羽的忠的形象，而在“华容道”故事中又突出关羽重义和知恩报恩的形象。因此，宋元“说三分”传统对关羽塑造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关羽—原有“勇武”人格中加入“忠义”的内容。关于宋元“说三分”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清人顾家相强调理学的影响：“北宋太祖得国，虽亦非正，而诸儒辈出，修身立品，远胜前朝，(韩、范、富、欧已然，不始于皖、洛、关、闽也。)一时风俗人心，为之五变。沿及金、元，虽以外域帝中邦，而理学大昌，人存直道。”

三、明清时期的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普及

《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民心。

早在明代，《演义》就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明人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条即云：“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溢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邱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埋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至谈者纷纷。”《演义》对清初统治者的影响尤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它了解到关羽的形象。早在太宗崇德四年(1639)，即命大学士达海译是书。顺治七年(1650)，《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据清人陈康棋《燕下乡腔录》卷十记载，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时人尚有清初统治者以《演义》中“桃园结义”故事蹋糜蒙古之说。④《演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俯抬皆是。文人作诗用典忌用小说家言，而清人作对赋诗引用《演义》者比比皆是。袁枚即举数例：一是崔念陵赋五古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二是何肥瞻作札用“生瑜生亮”一语；三是某孝廉作关庙对联有秉烛达旦语者。⑤其实，清人作对用《演义》语者殊不足怪，梁章矩就指出：“关帝庙联最多，世人皆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②章学诚也指出：正因为《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如此深入民心，明清时代的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庶民百姓，在崇拜关羽时就很容易将这一形象附加于关羽崇拜之中，使关羽神格中的忠义因素更为突出。嘉靖十九年(1540)，都御史杨守礼重修宁夏总镇汉寿亭侯旧庙，他在记文中即称：“侯平生雅好《春秋左传》。盖《春秋》以尊王室，攘夷狄，诛乱讨贼，孰典庸礼为义。侯之所以拳拳于昭烈(刘备)者，良有以夫!万历年间(1573—1619)宁德知县高愈谦创建该县武庙记文中则有“秉烛一节，可对天地，耿耿射人，照耀干载，谁不钦其风而倾其义也”等语。⑥至一般平民，据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W．Esherick)教授考察，清代以三国故事编成的武戏在鲁西极为流行，关羽等人成为当地民众心目中的主要神抵，清末义和拳对此即多有借鉴，许多拳民在降神附体的仪式中都自称关公。

随着《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即效建关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效建庙宛平县之东”，作为太常寺宫祭场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凡“国有大灾则祭告”。⑥但此时关羽尚无封号，真正的变化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该年关羽晋封为帝，此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次救封。清王朝早在崇德八年(13)便建关帝庙于盛京(今沈阳)。匝治九年(1652)，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加封灵佑。从雍正到乾隆年问，关羽及武庙逐渐获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的地位。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清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关羽封号已达二十二字之多。⑩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记典中地位的日渐提高，固然与《演义》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与当时的政治危机也有相当的关系。万历以后明王朝对关羽崇拜的日益尊崇，乃是晚明社会危机四伏、王朝摇摇欲坠的一种反应；而清廷对关羽的加封和尊祟，基本上都与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到平定三藩，从镇压山东王伦起义到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从镇压京师、河南天理教起事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有密切关系。⑩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的地位越隆，反映出的王朝危机就愈深。

伴随着关羽在官方宗教中地位日尊，它在民间也日益普及。早在明代，关庙已有“把遍天下”之说，‘其词于京能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至清代，关庙之多，更有“天下关帝庙，买音一万余处”⑥之说，所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雍正皇帝也认为：“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颐海邀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攘，敬思瞻依，凛然若有所见”。难怪清人不无感慨地说：“予尝谓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另外，关羽还被许多秘密宗教、结社所崇拜。应该说，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日尊和在民间的日益普及，与同期《三国演义》及相关戏剧、戏曲等民间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是分不开的。后者不仅为关羽在社会各阶层中地位的变化奠定文化基础，而且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资源。

四、结论

研究中国宗教仪式的学者，在讨论诸神崇拜时，往往强调崇拜者自身的不同的实用功利动机。他们将宗教视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追逐不同利益的文化工具，视为崇拜者对政治经济压力的一种回应和反击。其必然结果，就是强调神明崇拜在时空中表现的不连续状态，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回应和反应的“工具”是从何而来的，它也无法解释神明崇拜迅速普及的原因。显然，这种回应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受当时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传统所制约和影响的。这种文化资源可能是上层文化，也可能是民间文化(在本文中，构成文化资源的是民间文化)。

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官方宗教的创立、实践者在诸神崇拜中为何和如何借用民间文化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崇拜者不仅是政治人，而且是社会人、文化人。作为帝国官员，他们的官僚生涯实际上仅是人生的“逆旅”，绝大多数官员的官僚生涯并不长，他们很大部分时间(至少包括青少年和老年)都是生活在乡民社会、浸淫于民间文化中的。正是在这点上他们与乡民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源。而这为两者塑造各自的宗教提供了重要源泉。

从唐代至明清，官方与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实际有三个周期：在唐代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关系；从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官方崇拜受到了佛教化和道教化关羽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都受到了民间文化的影响。从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逐渐走向一致性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当与唐宋以来社会流动性日益提高有内在联系，因为它必然带来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日益频繁的接触。②明清时期，关羽不仅为王朝所推崇，成为国家保护神，同时深入民间，成为财神、行业神和聚落保护神，而且为秘密宗教、结社所尊崇，而王朝、民间社会、秘密社会崇奉关羽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关羽忠义神武的神格。如此之高的一致性，乃是由于这一形象基本上来自共同的文化资源——宋元民间“说三分”的传统。由此我们注意到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

关羽范文篇2

本文希望通过对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个案分析，考察神明象征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及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笔者认为，神明崇拜的发展和变化，不单有因时因人而异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内在本质上的连续性：从象征包含的意义上说，神明对于社会群体的意义虽有一定差异，但是其中的连续性缕缕可辨，这构成了杜赞奇(PrasenjitDMara)所说的“语意链”(semanticchain)；从发展过程看，诸神崇拜及相关神话、象征存在于文化传统的发展河流之中，前者发展受到后者的制约，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各阶层，成为一套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从而有可能造成神明象征在时空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共通性。因此，在神明象征的发展过程中，连续性与不连续性共存。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乃是吸取了上层士大夫文化的因子塑成的；这种经重塑的关羽在明清时期渗透到民间社会和士大夫阶层，成为官方和民间塑造关羽崇拜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因为如此，官方把典和民间崇拜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一、关羽的最初形象

一般认为，关羽显灵开始于隋朝“。但现存较为可信的资料记载的大都是唐人对关羽的崇拜情况。唐末范掳《云溪友议》即云：“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伺，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词鬼助土木之功而成，伺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因此，比较稳妥的说法是，至迟在唐代，关羽已为人所崇奉了。

关羽在民间的最初形象，是以凶悍可畏为特征的。《云溪友议》称：“(荆州玉泉)词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绍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顶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侵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是荆州一带的情形。《北梦琐言》己载的关羽亦有相似的形象：“唐咸通(860—873)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摇其患者，令人热寒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砒挚家自骆谷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⑥这是关中一带的情形。这些资料说明，在唐代，关羽崇拜已经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但民间对关羽的映象，多视之为与鬼很有联系的凶神，这一形象当是受历史上关羽勇武的形象和被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的。至宋代，关羽形象已有较大的改变，但是，在某些地方仍可找到唐代关羽形象的踪迹。四川大概是宋代关羽崇拜比较盛行之处，陆游《入蜀记》即云：“雷池昭勇庙，吴大帝时折衡将军甘兴霸也。兴霸尝为西陵太守，故庙食于此。底下有关云长像。”⑦渲州亦有关云长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象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琶，执令旗，容状可畏”。这说明关羽作为凶神的形象一直到两宋之交还遗留在民间。

在官方崇拜中、关羽最初是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出现的。唐代武庙主神为太公尚父(姜尚)，故称太公尚父庙。“开元十九年(731)，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出师命将，发日引辞于庙，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至上元元年(760)，“尊太公为武成公，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这“十哲”有为张良、田楞宜、孙武、吴起、乐毅，左为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勋，关羽并末列其中。关羽进入武庙始于建中三年(782)，此年礼仪使额真卿奏言：“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于是，“记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人图形焉”，这**位配享者包括范蠢、孙腹、廉颇等古名将。而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也位列其中。⑧至此，关羽始成为武成王庙的**位配享者之一。

不过，终唐之世，关羽在官方把典中无足轻重。至北宋初期，宋廷以“关羽为仇国所擒”，一度曾将关羽撤出武庙陪把的位置。⑦只是到北宋中叶以后，在佛教、道教将关羽纳入自身神系的影响下，朝廷才开始注意到关羽，并予以救封。至宣和五年(1123)，在礼部的奏请下，徽宗方“令从把武成王庙”⑦。南宋和元代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明代以前关羽在官方把典中地位较低，也不稳固，其形象受佛教化和道教化的关羽的较大影响。⑩

二、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

关羽形象一直是三国故事的一部分。据学者考证，三国故事可追溯至唐代。⑩从《事物纪原》和《东京梦华录》等书看来，三国故事在宋代已颇为流行。前者提到：宋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⑥，而后者载徽宗时，东京瓦肆伎艺中有名为霍四究者说《三分》。⑩苏东坡也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轨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留理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顺三国故事还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南村辕耕录》载有元代院本《赤壁厦兵》、《刺董卓》、《襄阳会》、《骂吕布》等名目。《录鬼薄》载有关汉卿所写剧本《闹荆州》、《单刀会》、《双赴梦》及武汉臣的《三战吕布》等名目。⑩宋末元初，在“说三分”等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三分事略》(刊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和《三国志平话》(刊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两书。⑩至元末明初，就出现了上承“说三分”与《平话》传统、并依据史书改编、摘录和复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演义》与“说三分”有清楚的渊源关系，《三国志平话》和元代三国戏中共约35个故事，都见于《演义》。”

从“说三分”至《三国志平话》再至《三国演义》这一传统中，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进行了重塑，关羽形象因此较唐有较大变化。在唐代他是一个以凶猛著称的人人敬畏的神，此时则变成广为接受的人物。宋人张宋《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异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轨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宋代关羽形象于此足见一班。

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可用“儒家化”来概括。陈寿《三国志》中的关羽可说是名将，但说到忠义，他却曾为敌国所俘，说到神勇，他却失之鲁莽傲慢，最后不得寿终。历史上的关羽虽非文盲，但大概也识字无多。《三国志》本传没有关羽读书的记载，只是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④而宋代“说三分”继承、发挥这一说法、创造出关羽讽诵《左传》、秉烛夜读的形象，从而为关羽忠义的形象作了一个注解，进而将之塑造成儒家的理想人格。关羽形象的塑造是以“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漏桥挑袍”、“古城会”等一系列情节来完成的。历史上的关羽最大的问题就是曾投降曹操，《演义》却将之改编为：关羽被围困在下邱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宁肯战死，决不投降。张辽恳切地向他提出，如果猛拼一死，等于犯了三桩大罪：一是使刘备失去依靠，二是把两位嫂嫂丢在曹营无人照顾，三是不能再匡扶汉室拯救黎民。关羽听后，沉吟半晌，提出停止战斗的三项条件：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与刘备的家属一宅分为两院居住，三是探听到刘备的下落便去寻找。直到曹操应允了三项条件，关羽方才回下邱救出甘、糜二夫人，随曹操到达许昌。这就是著名的“约三事”。这一故事不仅抹去关羽降曹的污点，反而将关羽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又忠又义的人物，它还为以后的一系列故事作了铺垫：其后在“挂印封金”、“古城会”等故事中充分塑造了关羽的忠的形象，而在“华容道”故事中又突出关羽重义和知恩报恩的形象。因此，宋元“说三分”传统对关羽塑造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关羽—原有“勇武”人格中加入“忠义”的内容。关于宋元“说三分”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清人顾家相强调理学的影响：“北宋太祖得国，虽亦非正，而诸儒辈出，修身立品，远胜前朝，(韩、范、富、欧已然，不始于皖、洛、关、闽也。)一时风俗人心，为之五变。沿及金、元，虽以外域帝中邦，而理学大昌，人存直道。”

三、明清时期的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普及

《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民心。

早在明代，《演义》就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明人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条即云：“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溢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邱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埋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至谈者纷纷。”《演义》对清初统治者的影响尤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它了解到关羽的形象。早在太宗崇德四年(1639)，即命大学士达海译是书。顺治七年(1650)，《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据清人陈康棋《燕下乡腔录》卷十记载，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时人尚有清初统治者以《演义》中“桃园结义”故事蹋糜蒙古之说。④《演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俯抬皆是。文人作诗用典忌用小说家言，而清人作对赋诗引用《演义》者比比皆是。袁枚即举数例：一是崔念陵赋五古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二是何肥瞻作札用“生瑜生亮”一语；三是某孝廉作关庙对联有秉烛达旦语者。⑤其实，清人作对用《演义》语者殊不足怪，梁章矩就指出：“关帝庙联最多，世人皆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②章学诚也指出：《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正因为如此，清人感叹道：“士大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直不知有陈寿志者，可胜慨叹”。至《演义》平民百姓的影响，清王侃云：“《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当时，地方戏曲“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时人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厘随笔》中评论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⑥

正因为《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如此深入民心，明清时代的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庶民百姓，在崇拜关羽时就很容易将这一形象附加于关羽崇拜之中，使关羽神格中的忠义因素更为突出。嘉靖十九年(1540)，都御史杨守礼重修宁夏总镇汉寿亭侯旧庙，他在记文中即称：“侯平生雅好《春秋左传》。盖《春秋》以尊王室，攘夷狄，诛乱讨贼，孰典庸礼为义。侯之所以拳拳于昭烈(刘备)者，良有以夫!万历年间(1573—1619)宁德知县高愈谦创建该县武庙记文中则有“秉烛一节，可对天地，耿耿射人，照耀干载，谁不钦其风而倾其义也”等语。⑥至一般平民，据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W．Esherick)教授考察，清代以三国故事编成的武戏在鲁西极为流行，关羽等人成为当地民众心目中的主要神抵，清末义和拳对此即多有借鉴，许多拳民在降神附体的仪式中都自称关公。

随着《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即效建关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效建庙宛平县之东”，作为太常寺宫祭场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凡“国有大灾则祭告”。⑥但此时关羽尚无封号，真正的变化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该年关羽晋封为帝，此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次救封。清王朝早在崇德八年(1**3)便建关帝庙于盛京(今沈阳)。匝治九年(1652)，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加封灵佑。从雍正到乾隆年问，关羽及武庙逐渐获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的地位。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清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关羽封号已达二十二字之多。⑩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记典中地位的日渐提高，固然与《演义》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与当时的政治危机也有相当的关系。万历以后明王朝对关羽崇拜的日益尊崇，乃是晚明社会危机四伏、王朝摇摇欲坠的一种反应；而清廷对关羽的加封和尊祟，基本上都与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到平定三藩，从镇压山东王伦起义到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从镇压京师、河南天理教起事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有密切关系。⑩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的地位越隆，反映出的王朝危机就愈深。

伴随着关羽在官方宗教中地位日尊，它在民间也日益普及。早在明代，关庙已有“把遍天下”之说，‘其词于京能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至清代，关庙之多，更有“天下关帝庙，买音一万余处”⑥之说，所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雍正皇帝也认为：“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颐海邀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攘，敬思瞻依，凛然若有所见”。难怪清人不无感慨地说：“予尝谓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另外，关羽还被许多秘密宗教、结社所崇拜。应该说，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日尊和在民间的日益普及，与同期《三国演义》及相关戏剧、戏曲等民间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是分不开的。后者不仅为关羽在社会各阶层中地位的变化奠定文化基础，而且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资源。

四、结论

研究中国宗教仪式的学者，在讨论诸神崇拜时，往往强调崇拜者自身的不同的实用功利动机。他们将宗教视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追逐不同利益的文化工具，视为崇拜者对政治经济压力的一种回应和反击。其必然结果，就是强调神明崇拜在时空中表现的不连续状态，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回应和反应的“工具”是从何而来的，它也无法解释神明崇拜迅速普及的原因。显然，这种回应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受当时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传统所制约和影响的。这种文化资源可能是上层文化，也可能是民间文化(在本文中，构成文化资源的是民间文化)。

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官方宗教的创立、实践者在诸神崇拜中为何和如何借用民间文化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崇拜者不仅是政治人，而且是社会人、文化人。作为帝国官员，他们的官僚生涯实际上仅是人生的“逆旅”，绝大多数官员的官僚生涯并不长，他们很大部分时间(至少包括青少年和老年)都是生活在乡民社会、浸淫于民间文化中的。正是在这点上他们与乡民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源。而这为两者塑造各自的宗教提供了重要源泉。

从唐代至明清，官方与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实际有三个周期：在唐代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关系；从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官方崇拜受到了佛教化和道教化关羽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都受到了民间文化的影响。从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逐渐走向一致性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当与唐宋以来社会流动性日益提高有内在联系，因为它必然带来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日益频繁的接触。②明清时期，关羽不仅为王朝所推崇，成为国家保护神，同时深入民间，成为财神、行业神和聚落保护神，而且为秘密宗教、结社所尊崇，而王朝、民间社会、秘密社会崇奉关羽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关羽忠义神武的神格。如此之高的一致性，乃是由于这一形象基本上来自共同的文化资源——宋元民间“说三分”的传统。由此我们注意到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

关羽范文篇3

本文希望通过对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个案分析，考察神明象征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及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笔者认为，神明崇拜的发展和变化，不单有因时因人而异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内在本质上的连续性：从象征包含的意义上说，神明对于社会群体的意义虽有一定差异，但是其中的连续性缕缕可辨，这构成了杜赞奇(PrasenjitDMara)所说的“语意链”(semanticchain)；从发展过程看，诸神崇拜及相关神话、象征存在于文化传统的发展河流之中，前者发展受到后者的制约，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各阶层，成为一套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从而有可能造成神明象征在时空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共通性。因此，在神明象征的发展过程中，连续性与不连续性共存。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乃是吸取了上层士大夫文化的因子塑成的；这种经重塑的关羽在明清时期渗透到民间社会和士大夫阶层，成为官方和民间塑造关羽崇拜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因为如此，官方把典和民间崇拜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一、关羽的最初形象

一般认为，关羽显灵开始于隋朝“。但现存较为可信的资料记载的大都是唐人对关羽的崇拜情况。唐末范掳《云溪友议》即云：“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伺，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词鬼助土木之功而成，伺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因此，比较稳妥的说法是，至迟在唐代，关羽已为人所崇奉了。

关羽在民间的最初形象，是以凶悍可畏为特征的。《云溪友议》称：“(荆州玉泉)词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绍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顶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侵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是荆州一带的情形。《北梦琐言》己载的关羽亦有相似的形象：“唐咸通(860—873)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摇其患者，令人热寒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砒挚家自骆谷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⑥这是关中一带的情形。这些资料说明，在唐代，关羽崇拜已经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但民间对关羽的映象，多视之为与鬼很有联系的凶神，这一形象当是受历史上关羽勇武的形象和被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的。至宋代，关羽形象已有较大的改变，但是，在某些地方仍可找到唐代关羽形象的踪迹。四川大概是宋代关羽崇拜比较盛行之处，陆游《入蜀记》即云：“雷池昭勇庙，吴大帝时折衡将军甘兴霸也。兴霸尝为西陵太守，故庙食于此。底下有关云长像。”⑦渲州亦有关云长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象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琶，执令旗，容状可畏”。这说明关羽作为凶神的形象一直到两宋之交还遗留在民间。

在官方崇拜中、关羽最初是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出现的。唐代武庙主神为太公尚父(姜尚)，故称太公尚父庙。“开元十九年(731)，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出师命将，发日引辞于庙，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至上元元年(760)，“尊太公为武成公，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这“十哲”有为张良、田楞宜、孙武、吴起、乐毅，左为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勋，关羽并末列其中。关羽进入武庙始于建中三年(782)，此年礼仪使额真卿奏言：“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于是，“记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人图形焉”，这**位配享者包括范蠢、孙腹、廉颇等古名将。而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也位列其中。⑧至此，关羽始成为武成王庙的**位配享者之一。

不过，终唐之世，关羽在官方把典中无足轻重。至北宋初期，宋廷以“关羽为仇国所擒”，一度曾将关羽撤出武庙陪把的位置。⑦只是到北宋中叶以后，在佛教、道教将关羽纳入自身神系的影响下，朝廷才开始注意到关羽，并予以救封。至宣和五年(1123)，在礼部的奏请下，徽宗方“令从把武成王庙”⑦。南宋和元代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明代以前关羽在官方把典中地位较低，也不稳固，其形象受佛教化和道教化的关羽的较大影响。⑩

二、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

关羽形象一直是三国故事的一部分。据学者考证，三国故事可追溯至唐代。⑩从《事物纪原》和《东京梦华录》等书看来，三国故事在宋代已颇为流行。前者提到：宋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⑥，而后者载徽宗时，东京瓦肆伎艺中有名为霍四究者说《三分》。⑩苏东坡也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轨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留理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顺三国故事还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南村辕耕录》载有元代院本《赤壁厦兵》、《刺董卓》、《襄阳会》、《骂吕布》等名目。《录鬼薄》载有关汉卿所写剧本《闹荆州》、《单刀会》、《双赴梦》及武汉臣的《三战吕布》等名目。⑩宋末元初，在“说三分”等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三分事略》(刊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和《三国志平话》(刊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两书。⑩至元末明初，就出现了上承“说三分”与《平话》传统、并依据史书改编、摘录和复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演义》与“说三分”有清楚的渊源关系，《三国志平话》和元代三国戏中共约35个故事，都见于《演义》。”

从“说三分”至《三国志平话》再至《三国演义》这一传统中，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进行了重塑，关羽形象因此较唐有较大变化。在唐代他是一个以凶猛著称的人人敬畏的神，此时则变成广为接受的人物。宋人张宋《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异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轨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宋代关羽形象于此足见一班。

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可用“儒家化”来概括。陈寿《三国志》中的关羽可说是名将，但说到忠义，他却曾为敌国所俘，说到神勇，他却失之鲁莽傲慢，最后不得寿终。历史上的关羽虽非文盲，但大概也识字无多。《三国志》本传没有关羽读书的记载，只是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④而宋代“说三分”继承、发挥这一说法、创造出关羽讽诵《左传》、秉烛夜读的形象，从而为关羽忠义的形象作了一个注解，进而将之塑造成儒家的理想人格。关羽形象的塑造是以“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漏桥挑袍”、“古城会”等一系列情节来完成的。历史上的关羽最大的问题就是曾投降曹操，《演义》却将之改编为：关羽被围困在下邱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宁肯战死，决不投降。张辽恳切地向他提出，如果猛拼一死，等于犯了三桩大罪：一是使刘备失去依靠，二是把两位嫂嫂丢在曹营无人照顾，三是不能再匡扶汉室拯救黎民。关羽听后，沉吟半晌，提出停止战斗的三项条件：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与刘备的家属一宅分为两院居住，三是探听到刘备的下落便去寻找。直到曹操应允了三项条件，关羽方才回下邱救出甘、糜二夫人，随曹操到达许昌。这就是著名的“约三事”。这一故事不仅抹去关羽降曹的污点，反而将关羽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又忠又义的人物，它还为以后的一系列故事作了铺垫：其后在“挂印封金”、“古城会”等故事中充分塑造了关羽的忠的形象，而在“华容道”故事中又突出关羽重义和知恩报恩的形象。因此，宋元“说三分”传统对关羽塑造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关羽—原有“勇武”人格中加入“忠义”的内容。关于宋元“说三分”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清人顾家相强调理学的影响：“北宋太祖得国，虽亦非正，而诸儒辈出，修身立品，远胜前朝，(韩、范、富、欧已然，不始于皖、洛、关、闽也。)一时风俗人心，为之五变。沿及金、元，虽以外域帝中邦，而理学大昌，人存直道。”

三、明清时期的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普及

《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民心。

早在明代，《演义》就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明人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条即云：“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溢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邱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埋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至谈者纷纷。”《演义》对清初统治者的影响尤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它了解到关羽的形象。早在太宗崇德四年(1639)，即命大学士达海译是书。顺治七年(1650)，《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据清人陈康棋《燕下乡腔录》卷十记载，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时人尚有清初统治者以《演义》中“桃园结义”故事蹋糜蒙古之说。④《演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俯抬皆是。文人作诗用典忌用小说家言，而清人作对赋诗引用《演义》者比比皆是。袁枚即举数例：一是崔念陵赋五古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二是何肥瞻作札用“生瑜生亮”一语；三是某孝廉作关庙对联有秉烛达旦语者。⑤其实，清人作对用《演义》语者殊不足怪，梁章矩就指出：“关帝庙联最多，世人皆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②章学诚也指出：《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正因为如此，清人感叹道：“士大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直不知有陈寿志者，可胜慨叹”。至《演义》平民百姓的影响，清王侃云：“《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当时，地方戏曲“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时人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厘随笔》中评论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⑥

正因为《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如此深入民心，明清时代的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庶民百姓，在崇拜关羽时就很容易将这一形象附加于关羽崇拜之中，使关羽神格中的忠义因素更为突出。嘉靖十九年(1540)，都御史杨守礼重修宁夏总镇汉寿亭侯旧庙，他在记文中即称：“侯平生雅好《春秋左传》。盖《春秋》以尊王室，攘夷狄，诛乱讨贼，孰典庸礼为义。侯之所以拳拳于昭烈(刘备)者，良有以夫!万历年间(1573—1619)宁德知县高愈谦创建该县武庙记文中则有“秉烛一节，可对天地，耿耿射人，照耀干载，谁不钦其风而倾其义也”等语。⑥至一般平民，据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W．Esherick)教授考察，清代以三国故事编成的武戏在鲁西极为流行，关羽等人成为当地民众心目中的主要神抵，清末义和拳对此即多有借鉴，许多拳民在降神附体的仪式中都自称关公。

随着《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即效建关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效建庙宛平县之东”，作为太常寺宫祭场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凡“国有大灾则祭告”。⑥但此时关羽尚无封号，真正的变化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该年关羽晋封为帝，此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次救封。清王朝早在崇德八年(1**3)便建关帝庙于盛京(今沈阳)。匝治九年(1652)，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加封灵佑。从雍正到乾隆年问，关羽及武庙逐渐获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的地位。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清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关羽封号已达二十二字之多。⑩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记典中地位的日渐提高，固然与《演义》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与当时的政治危机也有相当的关系。万历以后明王朝对关羽崇拜的日益尊崇，乃是晚明社会危机四伏、王朝摇摇欲坠的一种反应；而清廷对关羽的加封和尊祟，基本上都与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到平定三藩，从镇压山东王伦起义到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从镇压京师、河南天理教起事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有密切关系。⑩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的地位越隆，反映出的王朝危机就愈深。

伴随着关羽在官方宗教中地位日尊，它在民间也日益普及。早在明代，关庙已有“把遍天下”之说，‘其词于京能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至清代，关庙之多，更有“天下关帝庙，买音一万余处”⑥之说，所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雍正皇帝也认为：“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颐海邀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攘，敬思瞻依，凛然若有所见”。难怪清人不无感慨地说：“予尝谓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另外，关羽还被许多秘密宗教、结社所崇拜。应该说，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日尊和在民间的日益普及，与同期《三国演义》及相关戏剧、戏曲等民间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是分不开的。后者不仅为关羽在社会各阶层中地位的变化奠定文化基础，而且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资源。

四、结论

研究中国宗教仪式的学者，在讨论诸神崇拜时，往往强调崇拜者自身的不同的实用功利动机。他们将宗教视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追逐不同利益的文化工具，视为崇拜者对政治经济压力的一种回应和反击。其必然结果，就是强调神明崇拜在时空中表现的不连续状态，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回应和反应的“工具”是从何而来的，它也无法解释神明崇拜迅速普及的原因。显然，这种回应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受当时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传统所制约和影响的。这种文化资源可能是上层文化，也可能是民间文化(在本文中，构成文化资源的是民间文化)。

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官方宗教的创立、实践者在诸神崇拜中为何和如何借用民间文化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崇拜者不仅是政治人，而且是社会人、文化人。作为帝国官员，他们的官僚生涯实际上仅是人生的“逆旅”，绝大多数官员的官僚生涯并不长，他们很大部分时间(至少包括青少年和老年)都是生活在乡民社会、浸淫于民间文化中的。正是在这点上他们与乡民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源。而这为两者塑造各自的宗教提供了重要源泉。

从唐代至明清，官方与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实际有三个周期：在唐代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关系；从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官方崇拜受到了佛教化和道教化关羽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都受到了民间文化的影响。从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逐渐走向一致性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当与唐宋以来社会流动性日益提高有内在联系，因为它必然带来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日益频繁的接触。②明清时期，关羽不仅为王朝所推崇，成为国家保护神，同时深入民间，成为财神、行业神和聚落保护神，而且为秘密宗教、结社所尊崇，而王朝、民间社会、秘密社会崇奉关羽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关羽忠义神武的神格。如此之高的一致性，乃是由于这一形象基本上来自共同的文化资源——宋元民间“说三分”的传统。由此我们注意到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

关羽范文篇4

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势不可挡的经济全球化，使顾客对酒店个性化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酒店很难满足市场的需求，使得中国酒店业面临从价格、质量竞争上升到文化竞争，主题酒店应运而生。主题酒店是独特概念酒店（UniqueConceptHotel）的一种，［1］在英语里称ThemedHotel或ThemeHotel，用的比较多的是ThemedHotel，从语法的角度解释就是被主题化的酒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主题酒店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要有特定的主题吸引顾客；二是要体现文化特色，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在许昌这个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城市中，如何进行主题酒店的主题选择以及建设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有必要加以研究。许昌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在近些年的发展中又先后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花木之都”、“中国金融生态城市”等荣誉称号，并积极创建中国先进文明城市。但是许昌目前在酒店业中，四星级酒店只有较少的几家，且经营上没有特色，依然依靠传统的经营手段如价格等相互竞争，没有一家真正意义的星级主题酒店。通过建设主题酒店，可以提升许昌的城市形象。

二、许昌主题酒店可选择的主题

（一）三国文化主题

1.曹操为代表的曹魏文化。许昌历史悠久，是“三国文化之乡”。公元196年，曹操在许昌建都使之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2］曹操知人善察，唯才是举，他不惜代价网罗天下人才，并先后三次求贤令，使四面八方的人才纷纷聚集在自己周围，形成谋臣猛将如云的局面。正是依靠众多人才的辅佐，曹操扫平群雄，完成了统一北方的伟业。通过《三国演义》、《三国志》等书籍和影视节目，曹操在形成伟业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智慧使他深受许昌人民的喜爱，曹魏文化在许昌可谓影响深远，因此以曹魏文化为主题建设一家三国曹魏文化主题酒店符合许昌市情、民情。

2.关羽为代表的关公文化。在三国文化中，除了曹操之外，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关羽。公元200年（建安五年），曹操东征刘备，刘备兵败后投奔了袁绍，关羽为了保护刘备的夫人被曹氏所俘。曹操爱才若渴，想尽一切办法拉拢关羽，而关羽则毫不为之所动。在听闻刘备下落后，过五关斩六将毅然远寻刘备。关羽这次在许昌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四个月时间，却给许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留下了千古称颂的美谈故事。目前在许昌还保留有关羽挑袍的灞陵桥、关羽秉烛夜读的春秋楼、纪念关羽的关帝庙等名胜古迹。这些名胜古迹在目前许昌对外宣传三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关羽投降曹操期间在春秋楼内，自己居于外院，内院由他亲自拨的10名老军看守。面对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和“上马一提银，下马一提金”的待遇没有动心，对于汉献帝所赐的“美须公”和黄袍且格外珍惜。［3］对于“降汉不降曹”的关羽，可谓是忠义的代表。而这种忠义的精神，在许昌影响深远，目前许昌还有关帝庙、关帝像，每逢初一、十五受到很多人的敬仰，所以关公文化也可以作为许昌主题酒店的选择。

（二）花卉文化主题

1.花卉文化旅游的兴起。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花卉产业以其独特的魅力，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伴随着生态旅游的兴起，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花卉也作为一种旅游资源深受广大旅游者的喜爱，花卉旅游文化的发展也需要进一步的深入下去。

2.许昌花卉文化的深厚基础。许昌是中国最大的花木基地，中国花木之乡，被誉为“北方花都”，有一千多年的种花历史，曾是宋朝皇宫的后花园，自古就有“鄢陵蜡梅冠天下”之盛誉。目前，许昌花卉苗木面积近70万亩，形成了全国罕见的平原林海、天然氧吧。在郁郁葱葱的平原林海中，分布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温泉度假区－花都温泉度假区，国家4A级景区花博园，面积达10万亩的名优花木科技园区，中国花木第一村－姚家村，311国道花卉长廊，数量众多的艺术盆景园、花卉园等，是令人向往的休闲度假胜地。从2001年开始许昌开始举办中原花木博览会，截止到2010年已经成功举办10届。依靠广阔的花卉产业种植和政府的良好政策鼓励，许昌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所以在许昌建设一家以花卉文化为主题的酒店适合许昌的城市文化和内涵。

（三）钧瓷文化主题

1.收藏热的兴起。当代是中国历史上收藏热形成的最普及、最繁荣的时期，国泰民安，盛世兴收藏，是当代收藏热形成的时代背景，瓷器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瓷器起源于我国，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地各时期均留下了大量的瓷器。各个电视台的鉴宝收藏类节目频频上演且收视率奇高。可看出目前收藏热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现实状况。

2.钧瓷文化的发源地。钧瓷居中国五大名瓷之首，始于唐，盛于宋，有1700多年历史，素有“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说法。许昌市禹州神垕古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钧瓷之都，是中国钧瓷的原产地和发源地。钧瓷文化是许昌三个主打旅游品牌之一。神垕古镇明清古街、民居、窑址保存完好，现有钧窑近百家，被誉为“中国唯一活着的古镇”。目前在禹州有钧瓷文化主题景区钧官窑址博物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A级旅游景区，是展示钧瓷文化和钧瓷发展历史的专题博物馆，馆内有宋代钧官窑遗址。还有钧瓷市场、古玩市场、陶瓷市场、手工作坊多处，是游客体验、观光、淘宝的天堂。结合以上两点的分析，在许昌建立一个以钧瓷文化为主题的酒店符合许昌的形象。

三、主题酒店建设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看出，许昌主题文化的选择可以有多种，具体选择哪种主题文化建设主题酒店，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但在许昌主题酒店选择及此后建设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三国文化主题酒店建设

1．性质的确定。许昌三国文化的历史遗迹主要是在许昌市区，许昌对外宣传的也主要是三国文化，因此三国文化主题酒店应建在市区内，规模和等级上可以考虑中等规模和高星级，并使之成为许昌酒店业和旅游业的典型。

2.酒店的硬件设施。建筑外观的设计上，可借鉴三国时期的建筑造型和样式。在内部装饰上，把三国时期的曹氏、关羽等在许昌有重要故事的事迹在酒店大堂、走廊和客房的装饰上表现出来。

3.软件的打造。主题酒店主题的彰显、层次的高低除了依靠外部环境的塑造外，更重要的是软环境的打造。借鉴三国文化的主题，提供一些独特的服务，最大限度的给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自由。如三国文化主题，不管是选择曹氏文化，还是关羽文化，都应该具备相关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日常的服务中真正体现三国文化。

（二）花卉文化主题酒店建设

1.规模和选址。由于主题的不同，花卉文化主题的酒店建设，应有别于三国文化主题。在建设上应突出其花卉特色，建成一种比较独特的酒店，世界上最著名的很多主题酒店很有名且收费昂贵，但规模并不大，花卉主题酒店可很好的借鉴。在规模上建成小规模的温馨型酒店，可只建10套或20套客房，每天只为20或40个客人提供服务。在价格上要实行高价格策略，且谈旺季的价格要不同。在选址上，可把酒店建在许昌花卉的种植基地鄢陵花卉产业区，如有10万亩花卉种植的鄢陵名优花木科技园区、每年举办中原花木博览会的中原花木博览园等区域，使游客能在满足住宿需求的同时，认识、了解花卉的相关知识，充分享受花卉带来的独特体验。

2.房间的建设。在外部建筑上，以各种不同种类的花卉为造型建造房间的外形；也可结合鄢陵当地的农村常见建筑形式建设酒店，使之与外部环境融为一体。但是在内部的装修上应该豪华，装饰要华贵，让人感觉虽处在花卉的田间地头，室内却非常现代化，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使游客入住之后充分感受到院士与现代、天然与创造是浑然一体的。酒店内部的装修上，应充分体现主题，可根据房间的外形对每一个房间做不同的主题设计。装饰上，如一个以玫瑰为主题的客房，墙面上用彩绘画成玫瑰的图形，房间的家俱、小摆设以及手工艺品等都制作成玫瑰形状，放上鲜艳的玫瑰花，处处彰显玫瑰浪漫的情调。这样的房间专门针对新婚或者特殊纪念日的顾客。

3.配套产品的开发。最后还要注意配套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如在酒店的外部建设露营地，提供更加真实自然的氛围，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晚上举行露天的晚宴，使游客一边欣赏美食，一边欣赏花卉美景。免费花卉园林的游览，给热衷学习的顾客提供认识和学习花卉知识的途径；提供花卉及其附加产品的出售。

（三）钧瓷文化主题酒店建设

钧瓷文化主题酒店的建设可以结合三国文化和花卉文化的优点，根据情况进行建设，既可建在相对客源市场较大的许昌市内；也可建在钧瓷文化的发源地禹州。不管在哪里开发建设，重要的是注意从外观的建设到内部的装修、装饰上下功夫，体现主题文化。

关羽范文篇5

一、以神话传说为原型

以神话传说剧目人物为原型的面具造型形态可以归为两种：一种为“凶面”，面具造型人兽参半，呈现出凶狠、狰狞的艺术特征；另一种为“善面”，面具造型呈现正直善良、和善可亲的艺术形态。

1.“凶面”造型

（1）开山猛将：是傩堂戏中最凶猛的镇妖神祭之一，在傩堂戏的表演中他手执大斧，横扫十方邪恶、五方魔鬼，为各路神祭开辟道路，为人们追魂纳魄。传说中的开山身高一丈二尺，头长一对红色犄角，力大无穷，神勇善战，是蚩尤手下的一员爱将。对于这一传说中英勇善战的人物，人们希望借助他的威力来震慑鬼怪。因此，民间艺人把开山面具塑造成头长犄角、暴眼凸睛、面肌暴绽、獠牙交错的艺术形象。面具造型粗看上去狰狞凶恶，细看却有一种彪悍凛然的气魄，凶狠中透着正气。

（2）开路将军和押兵仙师：这两个面具在造型上有共同之处。相同的是他们头上都长有一个犄角、暴眼凸睛、倒立火焰眉、有獠牙。不同的是，开路将军是豁嘴，只有两颗獠牙；押兵仙师是平嘴，有四颗獠牙，而且押兵仙师的额头上挂着一个圆镜，据说是照妖镜。开路将军的豁嘴口直通鼻翼，从雕刻的角度来说，这并非民间艺人的雕刻之误，而是民间艺人对他传神之处的刻画，据说开路喜欢啖鬼，极易崩坏牙齿，故而形成豁嘴。另外，开路将军的两颗獠牙是从下面往上长的，咬住了上嘴唇。民间称“下齿咬上唇”的造型含义为“地包天”，给人一种威严、刚正、憨厚的形象；而“上齿咬下唇”的造型为“天包地”，表现彪悍、勇猛、粗野的形象。对开路将军和押兵仙师塑造这样的面具造型形态，民间艺人是有据可依的。傩堂戏剧目上介绍开路将军是玉皇大帝封赐的除邪大将，主要扫除五方邪魔和瘟神，为正神打开五方道路；而押兵仙师是傩坛中负责统领东南西北中五路兵马的凶神，负责傩公傩母的安全。

（3）灵官和判官：灵官和判官的面具造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灵官，也称“王灵官”、“火神灵官”，本是道教的护法神，民间傩坛将其吸纳为驱除邪魔鬼怪的正神。其面具造型面部以赤红色为主调，头戴道冠，额上一目，烈焰浓眉，眼角上挑，怒目鼓突圆睁，四颗獠牙交错外露。因其面相威严、凶悍、勇猛，民间又把其列为凶神。在傩坛祭祀仪式中，其职司是净化傩堂，驱邪镇妖。表演时，威风凛凛的灵官手执火烛，跳跃舞蹈，有时还配以“火彩”，使场面气氛热烈而神秘，冲傩仪式结束后，有的还用白纸罩住灵官的面具，拓下其容貌作为镇宅之物。判官，亦称“勾簿判官”，是傩坛正神，专为冲傩还愿人家勾还良愿。在演出中调节令人捧腹大笑的一些鸡毛蒜皮的矛盾与纠纷，如夫妇相争睡床边、兄弟俩争穿新买的靴子等。其面具造型注重表现端庄稳重、嫉恶如仇、伸张正义的内在本质。民间艺人把他雕刻成头戴礼冠、眼珠鼓凸、烈焰浓眉、獠牙外露的形象，面部以深红色为主调衬托出铁面无私的判官形象。同时二者在雕刻技法上也十分相似，都采取下眼镂空，面肌暴绽的方式达到需要的艺术效果。

2.“善面”造型

（1）唐氏太婆：又称“唐氏仙婆”，传说是唐天之的女儿，出嫁后因容貌丑陋而被丈夫抛弃，后被玉皇大帝收留，封为把守桃园洞的神祭。傩堂戏结束繁琐的宗教法事之后，唐氏太婆将拿钥匙打开桃园洞请出24个名号的面具，傩堂戏演出才正式开始。唐氏太婆在傩堂戏演出中是老旦扮相，面具造型以写实的刀法，抓住老妪满脸皱纹，牙齿残缺、头梳发髻、和善慈祥的特征进行雕刻。演出时，表演者以老妪的行动步态，配以风趣的对白唱词，往往赢得满堂喝彩。

（2）先锋小姐：因其征战武功见长，又称为“武先锋”。戏文唱词这样描写仙锋小姐容貌：“眉毛弯弯龙戏水，樱桃小口露银牙……收拾打扮多细雅，赛过南海观世音”。先锋小姐的面具造型端庄丰腴、柳眉凤眼、头戴凤冠，以示大家闺秀气质。德江傩堂戏中的先锋小姐面具造型轮廓简洁大方，线条流畅柔美，脸型细长如瓜子，面部丰满柔和、眉清目秀、嘴角含笑、贤淑温柔，是一位端庄秀丽的少女形象。

（3）和尚：是从佛教引进的角色，各地傩坛根据演出的需要，称谓各有不同。如“九州和尚”、“扫地和尚”、“消灾和尚”等。和尚面具的造型多为秃头圆脸、笑容可掬，额头上长着一个硕大的福包。在冲傩活动中，和尚专职负责检查监督还愿东家酬神的心愿是否真诚，各项供祭的物品及祭仪是否达到诸神的要求。傩戏中和尚滑稽的表演和幽默的言辞，赢得围观者的热烈喝彩。民间艺人根据生活中“佛”的特征将和尚塑造成慈眉善眼、大耳垂肩、开怀常笑的造型形态。和尚面具整个轮廓圆润饱满线条柔和，带着几分亲切可敬，又带着几分幽默滑稽。

（4）土地：土地是主管当地一方平安的小神。在傩坛中，土地是受尊敬的角色，其职司是为还愿人家驱邪纳吉，送财送喜，添福添寿。其表演多为农事活动，且生动有趣。土地面具造型生动，多是满脸堆笑、慈眉善目、耳垂硕长、神态安详、斑白长须的老翁形象，显得诚实憨厚。有的土地面具还制成活动的双眼与吊颚，称为“活口面具”，表演者根据剧情的需要用舌头点拨机关，便出现转眼颚动的逗趣效果。

二、以历史演绎为原型

随着傩堂戏的娱人成分逐渐增加，戏中曲目逐渐增多，很多历史人物、英雄豪杰也进入了傩堂戏的神祭殿堂，成为勇敢正义、善良正直的化身。其中关羽、周仓就是典型的例子。

1.关羽：在傩堂戏中又称“关公”、“关圣”、“关夫子”。在傩堂戏中，关羽受到与孔子不相上下的待遇，人们把他奉为忠义的化身，他“生不负心，忠不顾死”。历史上的关羽武艺高强、忠义双绝、骁勇善战，虽晚年坠入孙吴诡计，败死临江，但是他生前知恩图报、富贵不移的人格品质，仍然赢得人们对他的崇拜和敬仰。傩堂戏中《关羽斩蔡阳》，关羽巧施妙计将猛将蔡阳刺杀。民间艺人将关羽面具刻画成红脸、凤目、蚕眉、美髯形象，神态威严、豪气如虹、美髯飘逸犹如天神一般。

2.周仓：周仓是关羽的一员大将。其形象为身材高大、黑面虬髯的关西大汉，本是黄巾军出身，关羽千里寻兄之时请求跟随，自此对关羽忠心不二。在听说关羽兵败被杀后，周仓也自刎而死。周仓面具造型咧嘴瞪眼，面相十分凶狠，充满了力量。

三、以农村生活为原型

傩堂戏中不少剧目再现了劳动人民熟悉的、富有生活情趣的画面，以诙谐、滑稽的表演，再现劳动生活、生产场景。民间艺人将表现农村生活剧目的面具人物形态刻画成憨厚、质朴的俗世造型或插科打诨的丑角造型。

1.甘生：甘生八郎是《甘生赶考》戏中的主角，他的任务是在傩堂中为愿主还愿领牲。甘生赶考的剧目中讲述的是他带着书童进京赶考，却名落孙山。甘生面具造型为小生形象，头戴冠帽，冠顶有一圆球，一副书生模样。

2.秦童、秦童娘子：秦童和秦童娘子是一对夫妻，他们生活比较拮据，但是因为秦童机灵、勤快、为人正直，所以被甘生选中与其进京赶考。为了表现秦童滑稽、机灵、风趣的特征，民间艺人抓住戏中描写，将秦童及其妻子雕刻成头梳歪髻、斜眉扯眼、歪嘴咧牙的造型形态，于滑稽中透着五官失调之美。

关羽范文篇6

我小时候就听说过“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等等一些著名的故事。终于，这个假期小姨给我买了一本《三国演义》的原著，我爱不释手，整天“盯”上它了，四天就全部看完了。

看完了《三国演义》后，对关羽、诸葛亮和赵云有了新的认识。关羽那英姿勃勃、威风凛凛的身影在我的心里深深的扎了根，尤其是“过五关斩六将”更是令我钦佩不已;我佩服诸葛亮，他非常善于

用计：“草船借箭”、“孔明《借东风》”、“三气周瑜”和“空城计”等都说明了诸葛亮足智多谋。因为他少时努力学习，所以长大后博学多才。赵云其实是非常的厉害，大家都听说过“单骑救阿斗

”吧!赵云自己杀了魏国好几个猛将，为自己和小阿斗开出了一条血路，最后他们都回到刘备身边了。

读过了《三国演义》后，我对关羽更加敬佩，对诸葛亮更加尊敬，对赵云更加钦佩。我要一直以他们为榜样，刻苦学习，立志做一个学识渊博、智勇双全的人。

关羽范文篇7

《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历史性的长篇小说。主要围绕“吴、蜀、魏”一些事例和大大小小的战役写成的。

我小时候就听说过“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等等一些著名的故事。终于，这个假期小姨给我买了一本《三国演义》的原著，我爱不释手，整天“盯”上它了，四天就全部看完了。

看完了《三国演义》后，对关羽、诸葛亮和赵云有了新的认识。关羽那英姿勃勃、威风凛凛的身影在我的心里深深的扎了根，尤其是“过五关斩六将”更是令我钦佩不已;我佩服诸葛亮，他非常善于用计：“草船借箭”、“孔明《借东风》”、“三气周瑜”和“空城计”等都说明了诸葛亮足智多谋。因为他少时努力学习，所以长大后博学多才。赵云其实是非常的厉害，大家都听说过“单骑救阿斗”吧!赵云自己杀了魏国好几个猛将，为自己和小阿斗开出了一条血路，最后他们都回到刘备身边了。

读过了《三国演义》后，我对关羽更加敬佩，对诸葛亮更加尊敬，对赵云更加钦佩。我要一直以他们为榜样，刻苦学习，立志做一个学识渊博、智勇双全的人。

关羽范文篇8

曹操手下人才最多，谋士如云，战将如雨。曹操用人诈而多疑，借黄祖之手杀祢衡足见其诈，杀杨修则显示了深不可测的帝王心术。但最大的毛病是该防的人没有防住，后来还是让司马氏夺了权——曹操、曹丕、曹睿祖孙三代都没有防住司马氏。

看上去，刘备最厚道，对诸葛亮言听计从，对关、张、赵情深意重。罗贯中无疑对刘备多有偏爱。诸葛之智，关羽之义，赵云之忠都写得浓墨重彩。但还是感觉蜀国的风气不正。比如，刘备对诸葛亮言听计从，几乎把管理权都交给了这个职业经理人。但刘备是不是对诸葛亮非常信任呢？刘备举七十五万大军（这已是举国之力）讨伐东吴为关羽报仇，说到底，还是重兄弟而轻国家。关键时候，为了一起创业的兄弟而破坏了职业经理人制度，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火烧连营，烧毁了蜀国的国力，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每次都不得不以十几万军队与几十万的司马懿军队对峙，再也没有庞大的军力了。诸葛亮的管理是不是很科学？也未必，至少事必躬亲的做法就很不科学。比如对关羽、魏延就颇有可疑之处：关羽走麦城，何以不见诸葛亮出一计，发一兵？魏延究竟为什么被杀？诸葛亮喜欢用赵云这样听话的人，只需要按照诸葛亮的锦囊妙计行事即可，他不喜欢关羽、魏延这样有一定主见、韬略的人。刘备死后，蜀国的权力重心就偏向诸葛亮，当权力失去制衡的时候，后主刘禅就只有依靠宦官来捣鬼，给北伐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相比之下，孙权比较厚道，管理上也比较得法。孙权对身边的职业经理人比较信任，能够宽容他们的过失，很能调动职业经理人的积极性。比如，张昭曾主张投降曹操，但事后也没有把张昭当成投降派，没有秋后算账；诸葛瑾是诸葛亮的兄长，但孙权也没有说诸葛瑾“里通外国”；周瑜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孙权也没有把周瑜怎样；鲁肃始终在周瑜与诸葛亮之间和稀泥，周瑜也没有把鲁肃怎么样；鲁肃对刘备、诸葛亮心慈面软，外交连连失败，荆州始终要不回来，孙权、周瑜也没有把鲁肃怎样。看来看去，孙权周围没有什么坏人，没有奸臣。而且，东吴在管理上形成了一个和谐的体制，形成了一套稳定的权力过渡程序。比如周瑜临终前推荐鲁肃继任大都督，鲁肃又推荐吕蒙继任，吕蒙又推荐少年翘楚陆逊继任，看起来顺理成章。所以，尽管东吴没有诸葛亮这样高水平的谋士，没有蜀国五虎上将这样的勇将。但这套管理机制非常好，让文者竭其智,武将尽其勇，所以有了黄盖拼着老命诈降，阚泽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到曹营去下书，韩当拼死为孙权保驾，凌统与甘宁从势不两立到成为生死之交这样的故事。一句话，管理机制强，则内耗少，大家伙儿能够齐心协力去干正经事。所以，尽管东吴单个人才并没有什么优势，但形成的人才结构却合理、稳定而高效。

管理学的核心说到底就是处理两个关系：职业经理人与股东的关系，职业经理人与员工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角色还是职业经理人。一部《三国演义》在管理学上颇有独到之处：

首先，要协调好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股东理所当然要控制职业经理人，又要充分信任职业经理人。一句话，掌权不可揽权，放手不能撒手。不能像魏国曹家，天下一统，而江山易主，被职业经理人夺去。

其次，职业经理人应该摆好自己与股东的位置，不能尾大不掉，不能让权力失衡。一旦引起股东的疑惧，导致权力的争斗，企业也就离完蛋不远了。

关羽范文篇9

《孙权劝学》教学设计及教案

教学目标：

1、了解有关文学常识

2、掌握文言字词

3、通过理解文意，体会对话中的不同语气，揣摩想象人物的神态、心理活动，进而分析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特征。

4、物塑造，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及对比手法的运用。

5、学无止境，开卷有益，学有益于人的完善和发展。（与《伤仲永》比较）

重点：

1、字词。（本文是略读课文，字词部分以课外准备、课内教授相结合）

2、品读对话，分析人物形象。

难点：联系课文、生活，让学生真正真正领悟到读书有益于人的发展的道理。

教学设想：

1、学生在课下借助工具书自渎课文，对字词自读质疑。

2、朗读课文，体会人物的神态、心理。

3、品读对话，分析人物形象。

课时：1课时

预习：

熟读课文，利用课下注释和工具书翻译课文，并记下疑点。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以关羽导入，引出吕蒙。

多媒体展示关羽图片，以“败走麦城”的故事，引出吕蒙。

二、介绍《资治通鉴》和司马光。

通过预习《孙权劝学》，你们觉得《资治通鉴》应该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明确：了解文学常识的目的是：丰富我们的文学知识和修养，并给我们提供进一步学习、看书的基础。

三、全班朗读全文。

用幻灯片打出几个应该注意的读音。

四、字词过关。

昨天已经让同学们利用课下注释和工具书预习课文了。下面，以小组为单位，交流一下大家的重点字词和字词疑点。

1、每个小组至少提出3个重点字词，并解释词义。

2、提出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字词疑难点。

——给学生2分钟的交流时间，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回答。

五、翻译全文。

请一个同学翻译全文。其他同学认真听。注出翻译不恰当的地方和翻译得精彩的地方。

（教师总的指导）

六、分析人物形象。

了解了课文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吕蒙为什么能够打败关羽呢？——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谁起了重要作用呢？——孙权。

请大家再次深入地阅读课文，想一想孙权、吕蒙是什么样的人（分析人物形象）？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以小组为单位讨论）

孙权——

吕蒙——

我们在《最后一课》中学了很多描写人物的方法（外貌、语言、动作、神态）。那么，在这篇课文中，主要采取了什么描写方法呢？

——对话。我们知道对话是人讲的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语气、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神态。请我们同学以四人小组为单位朗读，一个人扮演一个角色。试着把握课文中人物的感情、语调。

请几个小组来读一读，互相交流。

七、总结。

这是的一篇关于劝学和学习的文章。我想我们大家要反问一下自己：我是一个好学的人吗？我正在用学习完善、发展自己吗？如果学了这篇课文，同学们能够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那么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司马光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八、作业。

1、小练笔（任选一题）：

（1）仔细阅读课文，想想吕蒙变化对你有什么启示？

关羽范文篇10

大家上午好！

深秋的大地，景色宜人、光彩夺目。在这美好的时节，我们非常高兴与大家相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举办()旅游推介会，交流信息，缔结友谊，共谋发展。在此，我代表中共市委、市人民政府以及热情好客的人民，对各位嘉宾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划九州，始有。，与古都一样，历经千年历史沧桑的洗礼、古老文化的沉淀，1984年被国务院列为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她，位于省中南部，辖8个县市区，国土面积1.4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40万，自古素有文化之邦、鱼米之乡和旅游胜地的美誉，2000年进入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行列。

历史沉淀悠久，文化灿烂。是文化的发祥地。春秋战国时期，20代楚王定都，长达411年。楚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了堪与古希腊雅典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种植技术、最古老的铁器制品、最精湛的丝绸工艺、最先进的青铜工艺，造就了闻名中外的老庄哲学、楚辞歌赋、美术乐舞；诞生了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屈原，“一鸣惊人”的政治家楚庄王，明代宰辅张居正等杰出历史人物。出土的战国丝绸、越王勾践剑和古漆木器精美绝伦，光彩动人。南北朝至五代十国，又有11个帝王在此建都。是著名的三国征战故地。“闻听三国事，每欲到”。长达120回的《三国演义》，有82回写到。刘备借、孙权讨、吕蒙袭、关羽失等三国故事脍炙人口，流传千古。三国传奇人物关羽镇守的十年，其忠义仁勇的品德千百年来为世人尊崇，被奉为“关帝”、“武圣”、“财神”，由此衍生的关公文化感召力之强、涵盖面之广，实属罕见。城现存的关庙、关羽祠为关羽帅府所在地和朝始源地，是年代久远、建制规模较大的关公纪念地。目前，投资18亿元的关公文化园项目正在建设中，来拜关公、最灵。

区位优势独特，交通便捷。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物资集散中心和商贾云集之地。汉代，为中国十大商业都会之一。近代，为我国最早对外通商、传承近代工商文明的内河港口城市。今天，为中南重要的中心城市，处于全国国土开发一级轴线(长江)与二级轴线交汇区域，距“四大发展极”(、、、)均为1000公里左右，生产的产品可在24小时内送达这一范围。交通发达，水、陆、空等多种方式相衔接。长江483公里黄金水道穿越境内，港可停靠5000吨级船舶，年吞吐能力500万吨，年集装箱运储能力3万标箱，是长江中上游仅次于和、科技含量较高的码头，开通了直达上海、及沿海各港口的50多个定期集装箱班轮，开办了国际船代、国际货代和综合物流业务，实现了水铁联运、保税入库、水陆中转、全球直达，目前正在抓紧建设国家一类口岸。207国道、二连浩特至广州高速公路贯穿南北，318国道、至高速公路、正在建设的上海至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即将建设的至阳铁路横跨东西，铁路与线接轨，毗邻的国际机场开辟有国内多条航线。旅游资源富集，前景广阔。历史文化遗存内涵丰富，自然湿地景观多姿多彩，民风民俗古老纯朴，初步形成了以古城为重点，楚文化、三国文化和水文化为特色，生态度假区、风景名胜区、保护区为支撑的旅游格局。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全长10.5公里，是我国延续时间最长、跨越朝代最多的古城墙，被誉为“中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博物馆为国家首批4A级博物馆，馆藏文物14万件，国家一级文物300件(套)，居全国地市级博物馆之首；中心城区旅游接待设施齐全，现有五星、四星级旅游饭店多家。现在，我们正在抢抓省委、省政府大力实施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和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的历史机遇，围绕“楚国故都、三国名城”主题，倾力打造以楚文化为核心的遗址公园、生态文化旅游新区、遗址博物馆、文博览中心品牌景区；以三国文化为核心的古城主题公园、关公文化园品牌景区；以水文化为核心的、边是家乡、、湿地保护区品牌景区，努力建设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实现由人文资源大市向文化旅游强市转变的目标，让文化阔步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