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范文10篇

公职人员范文篇1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入学习精神，把全街道干部职工的思想统一到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扎实推进街道各项工作，为建设幸福美丽贡献力量。

二、培训对象

街道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市直站所全体工作人员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学习贯彻精神的组织领导，特成立街道学习贯彻精神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组织室，段学龙兼任办公室主任，党政办、组织室工作人员为办公室成员，负责街道学习贯彻党的精神集中培训工作的具体落实。

四、学习安排

通过集中授课、专题讨论、闭卷考试等方式组织全体干部职工深入学习领会精神。重点开展以下活动：

（一）集中学习。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加学习贯彻党的精神集中培训班，由党工委书记梅雄飞作专题讲课。培训时间：2018年3月15日前。

（二）分组讨论。根据部门站所及人员分工情况分12个小组开展讨论。由党政领导分别担任各讨论组组长，负责召集各组成员进行讨论，必须做到人人有发言提纲，人人有时间发言，各组做好讨论记录，并要求做到实事求是，完整规范。会后，将发言提纲、讨论图片资料和讨论记录复印件交组织室汇总，整理归档（讨论主题及各讨论组人员安排见附件）。完成时间：2018年3月15日前。

（三）闭卷考试。集中学习、讨论后，街道将组织参加全市公职人员政治理论应知应会知识闭卷考试，每位参训人员无特殊情况不得请假或缺席，凡缺考和考试不及格者一律参加补考。考试内容：党的报告、《党章》、《治国理政》（第一、二卷）、《娄底工作》学习版。考试时间：2018年3月14日15：00至16:00。

（四）撰写心得体会。培训结束后，每位干部职工都要提交一篇心得体会，字数不少于1000字，以站所部门为单位统一交组织室，由组织室将心得体会编印成书存档。完成时间：2018年3月15日前。

（五）广泛宣传、营造氛围。街道将充分利用宣传栏、宣传横幅、LED显示屏、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等宣传途径传达贯彻党的精神，宣传街道集中培训学习情况及贯彻落实精神的具体做法，达到鼓舞人心的效果，真正把学习宣传的过程变为凝聚人心、奋发实干的过程。

五、工作要求

（一）在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党的精神实质上下功夫。确定了新阶段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一系列战略部署，要深刻领会所作报告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深刻认识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面把握报告的精髓。

（二）在创新手段、深入宣传贯彻上下功夫。采取集中学习、专题学习、个人自学、体会交流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学习。要利用信息、简报、宣传栏等阵地进行宣传和交流，加大对精神的宣传贯彻力度，切实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

（三）在结合实际、推动当前工作上下功夫。以“三个结合”抓好贯彻落实，推动当前工作。一是把学习精神与提高自身政治素质相结合。二是把学习精神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相结合。三是把学习精神与开展好当前各项工作相结合。牢牢把握发展要务，扎实开展好党的建设、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脱贫攻坚等各项工作。

公职人员范文篇2

关键词：公职人员，退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有了迅速的发展，在1997年正式建立起了企业养老保险制度。但时至今日，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还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具体表现为：公职人员的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仍维持不变；全部由财政供款的事业单位，仍维持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已改制为企业的，执行现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保持已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不变；由财政部分供款的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在调查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另行制定。这种由国家财政全权负责的养老方式不但不利于整个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还会影响到人员之间的自由流动，并加剧国家财政困难。故建立相应的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是整个社会的迫切要求。本文通过对中外公职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对我国公职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出建议。

一、我国公职人员养老保险情况

(一)公职人员的界定

从法律角度讲，我国公务员与我国的国家于部已不是同一口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传统国家干部称为事业单位人员，诸如各种教育、科研、卫生人员和军人都未包括在公务员范围内。政府公务员与其他干部在基本岗位、职务系列和各方面待遇上，均有法律规定的区别，这种情况使公务员和其他事业单位人员在养老保险立法与管理上有了自己的独特性又有交叉性。故在本文中，将公职人员的概念定义为实行几乎相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机关及相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即公务员(含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由国家财政全额供款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二)我国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基本情况

1.公职人员养老保险现状

(1)现行的退休规定

国家公务员的退休条件规定为：①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或者丧失工作能力的，凡符合条件之一者应当退休；②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50周岁，且工作年限满20年的，经批准可以提前退休；③工作年限满30年，本人提出要求，经批准可以提前退休。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退休条件规定为：①男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工作年限满10年的应当退休；②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工作年限满10年，经医院证明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可以提前退休；③因工致残，经过医院证明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可以退休。

此外，对高级公务员的退休年龄还有一些补充规定：一是对担任省长、部长职务的，不分男女均规定为65周岁，二是对担任副省长、副部长和正副司局长及相当职务的不分男女均规定为60周岁；三是对少数高级专家，经过主管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其中，副教授及相当这一职称的最长不超过65周岁，教授及相当这一职称的最长不超过70周岁。此外，对学术上造诣高深，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杰出高级专家，可以暂缓退休。

(2)公职人员养老保险享受的条件和待遇

国家公务员退休后，其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按本人原标准的全额计发，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两项之和按规定比例计发，工作年限满35年的按88%计发，工作年满30年不满35年的按82%计发，工作年满20年不满30年的按75%计发，其中工作年满10年不满20年的按60%计发，工作年限不满10年的按40%计发。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后，按本人职务工资和津贴之和的一定比例计发，其中工作年限满35年的按90%计发，工作年限满30年不满35年的按85%计发，工作年限满20年不满30年的按80%计发，工作年限满10年不满20年的按70%计发。

2.现行制度的主要问题

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1)经费完全来源于财政，每年根据支付退休费的实际需要直接由国家财政预算列支。(2)待遇与工作年限挂钩，以退休时工资为基数，按一定比例计发，并随在职人员一起调整。(3)退休干部由原单位管理。

这一制度的主要弊病：(1)没有基金积累。养老金由财政预算支出，与每年财政预算支出的分配比例有直接关联，若增加退休费用，势必减少国家对其他方面的投入。特别是在退休人员逐年增多、养老金费用剧增的情况下，没有积累，实报实销，其对财政支出的掣肘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从而也直接影响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2)待遇给付不尽合理。养老金以退休时的工资为基础，而这种“点”工资并不能合理体现实际贡献，而且容易出现突击提级、长工资等弊端。退休待遇随在职人员一起调整，缺乏合适退休人员自身特点的科学正常的调节机制，没有解决退休金增长与社会经济水平相协调的问题。(3)缺乏自我保障意识。养老金由国家统包，助长了依靠国家养老的思想，只会造成“国家支付费用增多——人们的待遇要求愈高——财政负担愈重”的恶性循环。(4)影响机关行政效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由本单位管理，每个单位都需配备专人专门从事退休管理工作，机构、人员和设备无法发挥其最佳效益。有的单位在职人员与离退休干部人数之比已达1：1，管理繁杂的退休人员队伍，必然牵扯精力，也无益于退休人员的妥善管理。(5)影响各类人员之间的合理流动。由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分设，造成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待遇水平与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水平难以衔接。在中国，国有企业职工远比美国、日本等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的职工多，同时国有企业职工，特别是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同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相互流动较多，更有必要建立覆盖城镇所有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防止机关事业单位只有人员的流进，而没有人员流出的问题。(6)各类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大。由于各类事业单位是独立的法人主体，在国家拨付的不同等级、数额的事业经费的基础上，自行解决养老保险问题。但多数事业机关的国家事业费基本不增长，有些还大幅削减，而离退休人员的数量却在不断增长。因此，多数事业单位只能将服务性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解决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问题。这种以单位为基础的养老保险方式，对事业单位经济压力很大，干部职工所承担的风险则更大。特别是在改革进程中，政府机构合并撤销，政府公务员的下岗分流将对这部分公职人员产生冲击。

二、外国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概况

(一)几个典型国家公职人员养老保险的享受条件和待遇

1.瑞士：公职人员的养老金由退休金、退休补贴、遗属补助金三大部分构成。享受条件是以工龄、职级为依据：(1)一般公务员退休后每年可领取原工资40%—60%的退休金；(2)退休补贴依据公务员的工作时间长短领取不同标准的补贴额。补贴额从每年加发1／12年薪额至1／5年薪额不等；(3)一定数额的遗属补贴。

2.英国：公职人员的退休金结构由三部分组成：(1)退休年金包括准退休年金，以最后一年工资×1／80×工龄计算；(2)一次性退休金补助，相当于上述年金的三倍；(3)其他优惠福利。领取条件是工作年限及年龄。

3.日本：公职人员的退休待遇优厚，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本人缴纳的养老保险少于雇主缴费。本人缴纳的保险费为本人工资的5.15%，而所在单位为雇员缴纳公务员工资总额的7.1%，国家负担管理费的全部和15%的保险金补贴。二是为稳定公职人员队伍，日本公务员退休后，除退休年金外，国家还向退休者发放一次性退休补贴，所需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达到25年工龄可领取长期性退休补贴，补贴数额每年最高可达退休前最后月薪的257.5%。为使公职人员及时退休，防止公务员队伍老化，服务年限超过30年的补贴比例又下降下来。

(二)公职人员养老金的筹集模式

在养老金具体筹集模式方面，有统筹基金部分积累制、个人帐户完全积累制或财政现收现付制多种形式。在养老保险费用来源上，有的是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有的则是由国家(单位)统包，个人不缴纳养老保险费。(1)由政府全部负担。如德国公务员的养老金筹集依据德国《官员供养法》，其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列入财政预算。瑞典公务员除享受全民都统一享受的国民养老金计划的有关待遇外，还有专门的公务员退休金计划，凡达到65岁，工龄满30年都可在退休时领取全部退休金，退休金的经费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2)由雇主、雇员、国家共同负担。如美国公务员退休制度是由1920年建立的公务员退休制度和1983年新建立的《联邦公务员退休制度》构成。1920年的制度规定，费用来源是由用人单位和公务员本人各自筹集，各自缴纳资金的50%；1983年《联邦公务员退休制度》规定，经费来源是雇主和雇员分别按个人工资和工资总额的6%纳税。除上述两种制度外，美国政府在《联邦公务员退休制度》中还为公务员建立了个人帐户储蓄计划。公务员按最高不超过工资10%的比例储蓄，政府按一定比例为公务员个人储蓄账户提供补贴，最高补贴到5%。奥地利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的资金来源为公务员缴纳和政府财政补贴两部分，公务员一般缴纳工资额的10.25%，其余部分则由政府财政负担。

(三)上述几国养老保险存在的主要问题

1.由于就业模式的变化，上述几国传统的公职人员终身雇佣制近些年被灵活的雇佣方式代替，不同的雇佣方式要求在养老保险方面也要有所区别，从而传统的公职人员养老金制度面临着适应新情况的改革任务。

2.国外公职人员养老金筹集也同样面临财政危机。虽然上述几国属于富裕的发达国家，但由于近年来养老金支付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国内经济增长缓慢，不少国家面临财政困难。

3.国外基本养老金制度面临着制度模式、条件环境等重大变革，这些变革对原有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产生了影响和冲击，引发公职人员养老金保险制度实行必要的改革[3]83。

(四)中外公职人员养老保险情况比较

1.在养老金的筹集支付上，世界各国都是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个人承担小部分责任甚至不承担责任，故各国政府都面临着养老金财政支付困难的问题，相继通过降低替代率和延迟退休年龄来降低财政的负担。

2.在养老金的替代率上，各国都采取与工作年限和退休年龄相关的政策，降低政府负担的替代率，通过个人的养老计划，来满足原来的生活需求。但我国公职人员养老金的替代率处于较高水平，在近几年达到100%还有增长的趋势。

3.在退休年龄问题上，世界各国都开始将退休年龄向后推移，而且男女同年龄退休已成为一种趋势。而我国还在坚持建国之初设立的退休年龄，甚至有很多人还提前退休，有的40多一点就退休在家，增加了退休金的支付时间和财政对养老金的给付数量，造成财政困难的局面。

4.我国社会保障的支出中，公职人员的养老福利保险支出比例过高，不利于社会的公正和稳定。从图1和图2可发现：公职人员的退休金占到了总支出的90%，其他保险支出只有10%，而美国在1995年就将此比例控制在45%以下。当今的中国仍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革来达到1995年美国当时的比例水平。

三、改革并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制度的方向与措施

总体上，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方案设计有两大选择方式：(1)两大群体各自单独设计自己独立的养老保险方案；(2)在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分别解决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各自群体的单独补充办法。针对我国现行公职人员养老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外公职人员养老保险的实施情况，本文提出以下改革并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路。

(一)改革的方向

第一、框架设计必须与全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框架相协调。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的目标是向全国统一、规范和完善的独立于企业、事业之外的社会保障系统发展。由于全国统一的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框架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的框架设计必须与全国统一的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协调。

第二、在筹资方式上，除国家公务员外，建议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亦与企业相同，由国家、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

第三、在制度模式问题上，向企业和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靠拢，也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模式。

第四、在管理问题上，应向简化管理机构与管理层次方向发展。在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上，事业与企业的基本养老金应实行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公务员、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发放，都应全部向社会化、社区服务化方向发展。

(二)对不同类型人员养老保险的补贴办法

新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是在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基础上进行的。2000年地方政府机构进行大的改革，相当数量的公务员分流到事业单位和企业，而事业单位也进行大的改革，其单位性质和隶属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不可能对3200万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的社会养老保险采取相同的补贴政策，只能根据不同类型机构的性质和不同政策定位决定其养老保险的政策。如果我国的社会组织仍然采取两分法的基本结构，建议适当放宽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的范围，保证公益性事业单位人员的社会保险保障。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制度在范围划分上，应当从实际职责上认真研究，避免简单按公务员条例的界定范围确定公职人员的养老保险范围。

从国外情况看，公务员和公职人员在人员界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在养老保险制度上，一些国家享受公职人员养老保险的范围大于公务员范围，这样也有利于公职人员养老保险的管理。可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将两者一并划入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办法。二是采用补贴性补助办法。德国采用了第二种办法。在德国，对于那些在公共服务机构中工作，但本人又不是公务员、法官或军人的人员，基本上是参加法定养老保险。所以，这些人员的社会保险属法定养老保险的范畴。他们养老金的最高额略低于公务员的养老金水平。但在不少情况下，就工作内容来说，公务员与非公务员完成的是相同的工作，采取的是同样的行动，于是，产生了养老保险应不留差异、趋同一致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德国的各级政府建立了相应的福利机构，设立了补充性养老保险和遗属福利制度。通过这种形式，起到了类似于企业养老金法中的企业补充保险的作用。

(三)计发方式与过渡衔接办法

目前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计发方式与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离退休费计发方式差别较大。如果按照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标准计发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主要问题有两个：

一是存在新旧制度计发标准的差额问题。如果以现行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为标准，统一全社会的养老保险计发标准，那么新制度实施后的机关、事业单位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数额要低于以前离、退休制度的标准，这种差别不予考虑或处理不当，会引起执行中的困难，影响社会稳定。

二是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的现行基本工资收入标准是全国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则按属地化原则管理，养老金筹集以个人工资为基数计算，计发时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很大，中央政府分驻各地的公务员如国税系统、海关系统及各省市的政府公，务员在缴纳基本相同的养老保险费后，退休后养老保险待遇会有较大差别。为了鼓励科技、医务、教学人员到贫困地区工作，国家曾经有各种鼓励政策，包括工资地区差别，在实行属地化的统一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后，贫困地区的教师、医务人员、技术人员按个人工资计算的缴费额可能高于(至少相当于)发达地区，而退休收入将低于发达地区，由此产生的政策性影响将可能严重阻碍中西部的发展，这些都需要研究解决。

(四)资金筹集方式问题

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已从现收现付体制改革为基金预筹积累的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对新参加工作的职工而言，进行养老金筹集是没有问题的。目前已经离退休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工没有养老金积累；目前在职、但在实施新制度之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在过去的工作年限中也没有养老金积累，而他们的养老问题必须予以保证。因为按照旧体制下低工资、高福利政策，他们的养老金已经通过“预先扣除”转化为过去的政府收入凝固在国有资产中，政府则承担他们的养老保障义务，目前国家财力有限，新旧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转换过程中新基金的筹集矛盾十分突出。因此，必须在如下问题上进行决策：(1)对老体制下的事业单位等公职人员养老金隐性负债的总值进行估算，并做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建议此部分隐性养老金债务由国家财政单独筹集，不与改革新出台的制度混在一起。／2)改革实施后新参加工作的事业单位人员，其筹资按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两部分筹集。(3)事业单位“中人”的过渡问题。实施改革后“老人”待遇不变，“新人”向企业或公务员制度并轨。而“中人”的平稳过渡办法可采用过渡性养老金计发系数方法单独补贴一块，以不降低事业单位的总体待遇水平。具体办法可在企业现行1.0-I.4基础上适当加大系数值，以解决事业单位90%与企业单位80%的待遇差距问题。

(五)养老金水平问题

首先要确定公职人员养老金替代率问题。目前我国企业养老金的替代率在1999年是77.30%，2000年是71.20%，2001年是63.15%，2002年是63.43%，而同期公职人员的养老金从接近100%增加到2002年的106.43%，和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国际惯例来看，根据专门的统计和测算，退休金总的替代率在70%已经足够了Iql89-190，而基本养老金则在40%左右，剩余部分就通过附加养老金来解决。

公职人员范文篇3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重大的战略机遇期，也是我们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期。能否抓住战略机遇，加快发展，是新时期计生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我们恰好在这一重要时期加入计生行列，所以从一开始进入计生委起，我就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技能，严格按照“思想上合格、业务上精通”的标准要求自己，端正态度，踏实工作，认真践行在一来计生委主任给我们上的第一堂思想教育课中指出的“成才先成人，成人再成才”的思想。本着知行结合的原则，边工作边学习，在学习中提高，在提高中前进，使自己尽快进入工作角色，逐渐满足工作需要，适应现实需求。

首先，身处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必须时刻学习方能不落伍。计生干部职工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决定着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关系到计划生育工作的形象。所以我把加强学习，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工作水平，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作为一项日常重要工作来抓，以严肃的态度，饱满的热情，严格的纪律，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为我的工作积累了知识。

第二，作为一名文职人员，我从隔行不熟悉业务到慢慢进入角色，起草了一些文件，也写了一些工作材料；协助办公室参加了几次全市性的大型会议的筹备工作，并撰写了一部分领导的讲话稿；就我市计生信息化建设情况、计划生育上访工作情况、法制建设、科技工作等向省计生委写了汇报材料。

第三，加快人口与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是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水平的科学保障，是实现计划生育工作可持续、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利用自己掌握的办公自动化基础知识，积极协助单位搞好信息化建设，先后参与了对六县区统计及计算机操作人员的培训工作，全市电子政务建设培训，流动人口信息交换平台培训等，并且负责每月两次延续非典以来的跨省流动人口网上适时上报工作，不断推进机关无纸化办公和统计、信息、公文电子化进程，为整个机关信息化建设做了一定工作。

一年多的时间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1、思想不够解放。

在工作中，虽然我不断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思想道德的培养，努力使自己各方面走向成熟，但由于自身学识、能力、思想、心理素质等的局限性，导致在平时的工作中教条僵化、心态放不开，工作起来束手束脚，对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没有客观、全面的理解与把握，容易就事论事、顾此失彼。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与同事们尤其是领导的沟通和交流很少，工作目标不明确，与领导的思想不能完全统一起来。并且遇到问题请教不多，没有做到虚心学习，不耻下问。

2、缺乏创新精神。

不能积极主动发挥自身聪明才智，而是被动消极适应工作需要。领导交办的事基本都能完成，但自己不会主动牵着工作走，很被动。缺乏认真钻研，开拓进取精神，忙碌于日常小事，工作没有上升到一定高度。

3、不能与时俱进。

身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却没有青年人应有的朝气，学习新知识、掌握新东西不够。缺乏敏锐的洞察力，进取心和忧患意识不强，容易被时代淘汰。

4、工作不很扎实。

公职人员范文篇4

要保证财政资源的使用不偏离公共利益，就必须将职务消费纳入制度化、货币化、规范化的轨道。

一、当前公务员职务消费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1.职务消费不透明、不规范，滋生腐败

职务消费中的腐败是腐败最集中、最常见的表现。由于对职务消费的范围、标准等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使得实际工作中缺乏合理、规范的制度性约束，形成了“职务消费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局面。制度刚性的缺失和消费的不透明又使得假公济私的个人消费、过度的职务消费以及故意的奢侈浪费层出不穷。与贪污、受贿等其他的腐败行为相比，职务消费中的腐败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几乎天天在人民大众面前发生，很容易导致民心的流失。

2.职务消费管理口径不一，随意性大，并呈扩大化趋势，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

职务消费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预算外资金，由于我国对职务消费的管理口径不一，存在很大的地域、部门差异，随意性较大，因此，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职务消费项目越来越多。另外，“实报实销”的财务报销制度使得公务员只要有合法的票据，就可以由政府为其“埋单”，这些行为必然会加重政府负担，导致行政经费的过快增长和财政资金的严重浪费。

3.供给制和实物分配制广泛存在，导致了高行政成本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务员职务消费及福利待遇由政府大包大揽：其住房、用车、通讯工具等实行实物配给，差旅费、招待费等采取“实报实销”的财务报销制度。当前的职务消费制度虽然进行了试点改革，却依然没有实现全面货币化分配，大部分地区继续实行实物供应，并且对供应对象也缺乏严格的控制。1995年，全国行政事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1%，如今已经达19%～20%了。2006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事业支出超出财政支出部分，高达5780多亿元[1]。

4.监督主体不合理，有效监督少

公务员既是职务消费政策制定者，又是职务消费政策执行者，并且是最后的受益者[2]。行为主体的一致性使得监督过程中暴露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上级“鞭长莫及”难以监督、同级“怕惹非议”不愿监督、下级“怕穿小鞋”不敢监督，最终导致内部监督失灵；另一方面，由于公务员职务消费在制度上缺乏透明性，使得公众和舆论等外部监督获得信息的渠道不畅通，获得的信息量也不对称而难以实行监督。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职务消费制度难以达到节约资金、防治腐败的目的。

二、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中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1.缺乏完善的公务员薪酬制度

目前职务消费的诸多问题与薪酬制度的不合理有着直接联系。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的薪酬制度，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给公务员加过几次薪，但由于幅度不大，公务员工资偏低的状况并没能得到根本的改观，与其社会地位、工作需要和工作强度难以匹配。在这种情况下，职务消费就变相成为公务员工资的补充。由于我国缺乏公务员工资加福利的薪酬体系，各种津贴和补助游离于工资之外，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也缺乏统一的标准，较低的工资以及不规范、不透明的各种补贴又加大了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差距，刺激了部分官员的腐败行为。可以说，低工资是造成当前职务消费混乱、公私不分的根本原因。

2.制度建设方面的缺失

①预算约束的缺失。硬性的预算约束的缺失，是导致职务消费异化最根本的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预算制度，预算没有细化，执行标准不一，只重投入、不重产出，必然导致不计行政成本，不讲行政效率。近年来，我国对预算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但是实际执行中随意性大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预算难以从经济根源上规约职务消费。目前，我国的预算制度还未完善，还存在大量的预算外资金，预算的法律效应也不强，没有任何约束力。

②职务消费范围界定模糊。由于职务消费与公务员所拥有的权力有直接关系，有人据此把职务消费同权力消费等同起来，认为只要与手中权力沾边的消费，都可以找公家报销。有一些消费虽然与权力沾边，却介于职务消费和非职务消费之间，这种消费既不违反职务消费的规定，却又超出职务消费的范围。比如，一些无明确目的的会议被安排在高档宾馆甚至是旅游度假区，有些领导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空间，提高接待的档次并且扩大邀请的范围。正是由于职务消费的范围规定不明晰，导致职务消费恶性膨胀。

③职务消费制度在执行中大打折扣。我国现行的职务消费制度在设计的时候就不合理，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执行起来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有些制度规定脱离实际，缺乏可行性，造成职务消费在制度和执行上严重脱节，比如差旅费制度；其二，公务员既是职务消费制度的制定者，又是职务消费的直接受益者，很难排除自身利益的干扰，执行起来难以真正到位。

④对职务消费违规行为处罚不力。由于目前对大吃大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职务消费中出现的问题难以量化，对职务消费违法违纪行为尚无明确的规定，鲜有人因为职务消费而受到制裁。低风险及消费“攀比”效应的广泛存在，很容易促使一些公务人员不必担心后果地过着奢侈的生活。

3.政府机构臃肿，人员严重超编

目前，我国依然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机构设置框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机构臃肿、人员严重超编，特别是直接为领导干部服务的人员日益增多。2005年8月10日，安徽省出台《关于加强对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管理监督的暂行规定》，取消了省辖市、县(市、区)领导干部的专职秘书配备。两年前，四川省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但是改革的阻力很大。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进行此项改革，不仅市县级领导有专职秘书，就连一些乡镇干部也普遍有秘书跟班。自1982年以来，国家虽然先后对政府行政体制进行了五次较大的调整，但政府机构人员膨胀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人越多，官越多；官越多，事越多；事越多，又刺激人更多，如此，陷入帕金森定式。官多，必然导致与此相关的职务消费过度膨胀[3]。

三、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改革的思路

要彻底清除公务员职务消费中出现的问题，就必须进行改革，将其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货币化轨道，用制度来规范、约束职务消费行为；同时，根据职务消费项目的具体特点，将部分职务消费货币化，从制度根源、经济根源上规约职务消费。

1.加强思想建设，强化职业自律

推行公务员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首先要解决公务员思想认识上的种种问题，引导其破除利己思想，树立行政成本意识，强化职业自律；同时，加强公务员对腐败的认识，提高其思想觉悟，从而实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2.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职务消费行为

①实现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化。这就要求按照政府运行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逐步建立起一套机制完善、运作规范、措施得力的管理制度，彻底清除职务消费“灰箱”，降低公务成本，提高行政经费利用率。为此，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压缩职务消费的范围，严格区分个人消费与公务消费。职务消费应该主要限于在职人员的公务消费，要坚决杜绝私人消费由政府“埋单”的现象。

其次，分类制定职务消费标准。职务消费标准既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一成不变，要充分考虑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和不同部门的工作需要，承认不同地区同级别职务消费差异的合理性，分级、分类核定地方政府职务消费标准，从而达到既能满足公务员的正常公务消费，又能降低公务成本、提高政府行政经费利用率的目的。同时，为了保证标准的有效执行，制定消费标准的单位必须是独立于执行标准单位、个人之外的“第三方”[4]。

再次，改革公务员的薪酬制度。职务消费恶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公务员的法定工资较低。借鉴西方公务员薪酬制度的经验，公务员工资应该包括满足其生活方面的支出以及履行公务的必要支出。在财力支持的条件下，应给有消费需求的职位设立一定的金额，并将其纳入公务员薪酬之内，其职务消费部分结余归己超支自付。同时，要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不同的工资标准，允许合理的工资差距。通过逐步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使其工资水平略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

最后，充分利用市场的调节机制。配合建设有限政府和节约型政府的要求，政府要将市场能做的还给市场去做，政府只做市场不想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政府机关的一些行政服务能推向市场的应当交由市场去做，例如：公车可以通过成立汽车租赁公司来提供服务，取消专职司机队伍；机关后勤服务也可以进行社会招标。政府管的事情少了，职务消费的范围和耗费自然就会有所下降。

②实行部分职务消费货币化。职务消费的货币化改革，主要是对职务消费中票据报销部分进行的改革，在管理方式上实行核定标准，包干到人；在支付方式上，实行货币化[5]。

将职务消费全部货币化是不现实的，很多指标难以量化衡量，要避免出现“泛货币化”的倾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将易量化的职务消费(如交通费、通讯费等)以货币的形式直接发放给公务员，超支自付、节余归己，以强化其成本和效率意识。有的用货币化的方法就不合适，比如差旅费，对此只能依靠建立严密的职务消费报批制度。

③硬化预算约束。职务消费主要来自于预算外资金，职务消费问题存在的主要根源在于预算的软约束，因此，抑制职务消费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预算制度的有力约束。具体来说，在预算的编制层面上，要做到全面、及时、合理，加大预算外资金的清理力度，所有的职务消费都要用预算内资金支出；在预算的执行层面上，要使广大公务员认识到预算的本质就是法律，一旦被批准，就不能随意更改，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违反预算即是违法。

3.加大监督处罚力度，维护制度的权威性

职务消费中出现的腐败问题，与监督处罚不力、政务透明度不高有直接的关系。进行职务消费制度改革，就必须将政府的公务活动置于“阳光”下，接受外部的监督。

①实行政务公开，提高公众的参与度。由于政府政务不透明、公开程度不高，公众对公务员职务消费最基本的知情权都得不到满足，更谈不上监督。而且我国现行的制度安排缺乏必要的保障机制，公众揭发官员腐败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激励和保护，公众参与度比较低。建立职务消费公示制度，定期公布政府行政经费使用信息，有利于职务消费透明化、公开化，把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降低职务消费腐败的发生率。

②以外部监督为主，严惩违法违纪。由“内部人”制定改革规则容易导致职务消费货币化程度过高，从而引发“变相腐败”：一方面享受职务消费补贴，另一方面又暗中报销费用，因此，必须加强对改革过程的监督检查。内部监督的失灵启示我们将监督的重心转移到依靠外部监督上来，形成以纪检、监察、司法、舆论、公众等组成的外部监督合力。对于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要畅通渠道，鼓励群众举报、媒体曝光；纪检监察机关要通过开展专项检查，及时查处违纪人员；司法机关要对职务消费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切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4.加快各项配套改革，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配合。职务消费制度改革的顺利实施，需要精简机构、预防转嫁消费、完善考评机制等相关措施保驾护航。

①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臃肿的机构、超编的人员必然导致政府财政不堪重负。为了切实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公务员职务消费改革必须配合机构改革才能有效进行。合理规定职务消费适用人群的范围及额度，遏止“公共地悲剧”。在保证行政作为的前提下，改革最终要达到减人、减事、优化职务消费结构的目的。

公职人员范文篇5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依托国家出台的公务员通用能力框架标准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基本功训练大纲必训科目坚持与新一轮大规模干部培训工作相结合、与行政机关公务员素质现状及需求相结合的原则。努力建设一支适应岫岩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围绕“三年争先”工作大局。以强化基本知识、提高基本技能为重点。

二、总体目标

通过开展基本功训练工作。使全县行政机关公务员普遍具备扎实过硬的基本功。

三、训练内容

基本功训练内容分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两大类即“双基训练”共15项训练内容。其中必训科目6项。包括政策法规、机关工作规则程序、业务知识、仪表举止、倾听记忆、阅读理解、沟通协调、任务执行及其他选项。包括公文写作、公文处理、汉字书写与记录、电子政务、语言表达和调查研究；自行选训科目9项。

四、训练方式

基本功训练工作主要采取集中轮训、公务员自学自练与以赛代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按照公务员岗位的实际需要。广泛推行情景模拟、拓展训练、业务竞赛等灵活多样的训练模式。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广大公务员喜闻乐见的训练活动；采取专题讲授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训练。保证实际操作时间不低于训练总学时的50%可以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媒体。

培训对象为承担文字综合和公文处理工作的工作人员；二举办公务员基本功训练示范培训班。

三举办专题讲座；

组织公务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自练；四搭建网络在线培训平台。

以赛促训；五组织全县公务员开展以公文写作、法律法规、演讲辩论、电子政务等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功竞赛活动。

结合“大练兵”活动采取适当的方式开展此项工作。六公安系统要按照基本功训练的总体要求。

五、组织实施

一职责分工

对全县基本功训练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指导和考核。1.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制定全县行政机关公务员基本功训练规划。

2.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全县行政机关公务员基本功集中训练和测评等具体实施工作。

3.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开展行政机关副科级以下公务员基本功集中训练和测评等具体实施工作。

4.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好人员参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的必训科目的集中培训及本单位选训科目的自学自练培训。

二实施步骤

1.第一阶段2010年12月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全县实施基本功训练工作进行部署。各单位根据实际制定工作方案。举办师资培训班、示范培训班。开展以公文写作、法律法规、电子政务等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功竞赛活动。开展公文写作、公文处理和电子政务三个必训科目以及选训科目的普及训练工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放《行政机关公务员基本功训练大纲必训科目统编教材和有关学习资料。按一定比例从各单位抽取部分人员参加全县考核和全统一考试。

2.第二阶段2011年1月至2011年10月各单位开展汉字书写与记录、语言表达和调查研究三个必训科目以及选训科目的普及训练工作；按一定比例从各单位抽取部分人员参加全县考核和全统一考试；组织开展以演讲辩论等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功竞赛活动。

3.第三阶段2011年11月至12月各单位总结经验。全县行政机关公务员中树立一批基本功扎实过硬、业务精熟、工作绩效显著的行家里手和标兵。深入开展检查验收工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对基本功训练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进行表彰。

逐步健全完善公务员基本功建设长效机制。4.第四阶段从2012年起各单位要将强化基本功训练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抓。

六、工作要求

加强组织领导。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明确训练内容、训练方式、训练时间和考评方式，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将基本功训练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实施方案。层层抓好落实。

细化考核内容。加强监督检查。逐步建立公务员培训工作长效机制，二公务员基本功训练工作开展情况将列入各单位年度考核目标管理之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认真履行工作职责。量化考核标准。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公务员主管部门总体管理、协调督办，各单位各负其责、相互联动，公务员主动参与、积极推进的基本功建设工作体系。

结合工作实际。找准个人在基本功建设方面存在突出问题。可根据工作需要，三广大公务员要对照岗位职责。采取自查、互查、上下征求意见等方式。有针对性地接受训练。各乡镇办事处县直各单位在完成公务员规定科目训练任务的基础上。适当增设具有特色的训练科目，纳入年度基本功训练计划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后开展。

选训科目集中训练时间不少于2天或12学时。公务员完成基本功训练规定学时后。成绩在本单位予以备案。四全县行政机关公务员每年完成基本功集中训练时间不少于5天或30学时的目标任务。其中必训科目集中训练时间不少于3天或18学时。要进行考核测评。

五根据公务员法及相关配套法规规定。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限期整改。作为公务员考核的内容和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未按规定履行公务员培训职责的单位。逾期不改的给予通报批评。公务员培训情况、学习成绩。

公职人员范文篇6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上级纪委关于严禁共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参与的有关规定，县纪委、县监察局按照市、县纠治歪风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狠抓公职人员以打麻将等各种形式的活动，积极配合全县为期三个月的集中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专项斗争，提高各级党员干部执政为民的意识和水平，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国家公务员法》及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特提出和重申如下规定：

一、严禁党员、国家公职人员的规定

㈠、严禁参与的对象：中共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其聘用人员。

重点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㈡、严禁的形式：

凡以打麻将、玩纸牌、网络、“”等以钱物输赢的活动，均为严禁的行为。

㈢、严禁的内容：

1、严禁在公务时间、公共场所或学习、培训期间打麻将；

2、严禁为活动开绿灯、充当“保护伞”以及为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3、严禁开设、做庄家、赌头，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

4、严禁包庇、纵容和为赌徒说情、通风报信；

5、严禁参与国(境)内外任何形式的。

二、违反规定处理意见

凡违反上述规定的，一律按党纪政纪从严从重处理，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并予以通报。

三、有奖举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为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感，督促全体公职人员认真遵守上述规定，决定实行有奖举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㈠、有奖举报制度：

凡举报党员、公职人员违反上述规定的，由查处单位给予举报人一定的经济奖励，同时，为举报人保密。

㈡、责任追究制度：

1、凡党员或公职人员违反上述规定的，其单位主要领导要向上一级党组织写出书面检查；

2、凡对本单位问题不制止、不查处，或者隐瞒不查、压制不查，以及本单位之风屡禁不止的，要追究单位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及其他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公职人员范文篇7

[关键词]公职人员败德行为监管博弈

一、博弈论的引入

博弈论研究的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均衡问题，应用最普遍的是纳什均衡。而纳什均衡，是指一组满足给定对手的行为，各博弈方所做的是它所能做的最好的策略，为一种非合作博弈。博弈论的基本假设有两个：一是强调个体行为理性，假设当事人在进行“决策”时，能够充分考虑到他所面临的局面，即他必须并且能够充分考虑到人们之间行为的相互作用及其可能影响，并能够做出合乎理性的选择；二是假设博弈各方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能够选择使自身效益最大化的策略。博弈论分析的实质是，在经济主体理性的条件下，行为主体根据给定的条件及对方的行为（策略）等，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策略），从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公职人员败德行为及其监管的主体是公职人员及其监管方，他们一般是行为理性的，显然能清楚地认识到拥有某种重要社会地位、薪金收入等的自身价值。但面临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诱惑，局中人还是会作出不同的决策，即选择严监管与否、选择败德行为与否取决于行为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及与预期收益的比较，这几点正好符合博弈论分析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将博弈论引入公职人员败德行为的研究中，来分析公职人员败德行为及其监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建议。

二、公职人员败德行为及其监管的博弈分析

（一）博弈模型的选择

根据上述假设及分析建立公职人员败德行为及其监管的博弈模型。监管方的纯策略选择是严监管或松监管（不监管是松监管的极限状态），公职人员的纯策略选择是实施败德行为或不实施败德行为。表1概括了对应不同纯策略组合的支付矩阵。矩阵中第一个数字为监管收益，第二个数字为公职人员收益。其中：Cs是监管方实施松监管的成本（不监管时Cs＝0），Cy为监管方实行严监管多支付的成本，Mg指公职人员实施败德行为未被查出预期所得收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它不当得利等），Lj表示监管人员工作失职可能受到的惩罚（包括刑事责任、行政处分、经济处罚等），Lg代表公职人员实施败德行为被查出可能受到的惩罚（亦包括刑事责任、行政处分、经济处罚等）。

假设各利益相关者的策略如下：

Pj：监管方严监管的概率，则（1－Pj）为松监管概率；

Pg：公职人员实施败德行为的概率，则（1－Pg）为不实施败德行为的概率。

矩阵中的四种策略组合表示的意义：当监管方严监管时公职人员公然实施败德行为，此时公职人员败德行为被查出将蒙受Lg的损失，而工作出色的监管人员将获得奖励Mj，Mj扣除严监管的成本（Cs＋Cy）为监管方的净收益；当监管方严监管时，公职人员选择遵纪守法不实施败德行为，则监管方损失严监管的成本（Cs＋Cy），而公职人员既无损失也无收益（收益为0）；当监管方松监管甚至不监管时，公职人员若选择败德行为，此时监管方因监管人员失职而受惩处导致损失（Cs＋Lj），而公职人员则因败德行为得逞获得不当得利Mg；当监管方松监管时，公职人员如没有败德行为，此时监管方会损失松监管成本Cs，而公职人员当然既无损失也无收益（得益为0）。

表1：公职人员败德行为及其监管得益矩阵

得益矩阵

公职人员

实施败德行为Pg

不实施败德行为1－Pg

监管方

严监管

Pj

Mj－（Cs＋Cy），－Lg

－（Cs＋Cy），0

松监管

1－Pj

－（Cs＋Lj），Mg

－Cs，0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如果监管方实施松监管，公职人员的最佳策略是实施败德行为，以获取额外非法得益；而当公职人员实施败德行为时，监管方的最佳策略是进行严监管，以打击作奸犯科者，保障国家或企业不受损失。既然监管方实施严监管，公职人员的最佳策略是不实施败德行为，以免受惩罚；而当公职人员不实施败德行为时，监管方的最佳策略是进行松监管甚至不监管，使监管成本最小化……如此重复的结果，不可能产生一个使博弈双方愿意单独改变自己策略的纯策略组合，而只能以上面假设的某种概率，如Pg、Pj等随机地选择不同的策略组合构成混合策略博弈的纳计均衡。根据纳什定理，在这种均衡条件下，监管方和公职人员都无法通过改变自己的混合策略来改善自己的得益。

如果设监管方和公职人员的期望收益分别为Ej和Eg，则：

Ej＝Pj·{[Mj－（Cs＋Cy）]·Pg＋[－（Cs＋Cy）]（1－Pg）}

＋（1－Pj）[－（Cs＋Lj）·Pg＋（－Cs）（1,－Pg）]

＝MjPjPg＋LjPjPg－CyPj－LjPg－Cs

Eg＝Pg·[－Lg·Pj＋Mg·（1－Pj）]＋（1－Pg）[0·Pj＋0·（1－Pj）]

＝MgPg－LgPjPg－MgPjPg

若使公职人员败德行为及其监管的混合策略博弈达到纳什均衡，

则：

MjPg＋LjPg－Cy＝0（1·1）

Mg－LgPj－MgPj＝0（1·2）

解（1·1）、（1·2）组成的方程组，求得该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为：

＝Mg/（Mg＋Lg）和＝Cy/（Mj＋Lj）（二）数据分析

在监管人员查出败德行为所得奖励Mj和因工作失职而受到的惩处Lj既定的情况下，即对监管人员工作业绩的奖惩力度一定时，公职人员实施败德行为的最优概率取决于监管方实行严监管多支付的成本Cy，且与其成正比。这预示着发现败德行为需要支付很高的监管成本，没有付出高企的额外成本就不能发现败德行为，意味着发现败德行为的概率降低了，因而实施败德行为变得相对的容易，故败德行为的发生概率随着监管成本的增加反而提高了。反过来说，在一定条件下，设法降低严监管多支付的成本就可以降低败德行为的发生概率；同理，Cy一定时加大对监管人员工作业绩的奖惩力度能达到同样的监管效果。但是，降低监管方的监管成本，加大对监管人员工作业绩的奖惩力度，在短期内可提高监管人员实施严监管的积极性，但长期效果如何呢？

当Pg>时，监管方的最佳策略是选择严监管。而根据＝Cy/（Mj＋Lj），公职人员选择实施败德行为的最优概率只与Cy、Mj、Lj有关，即与Cy成正比，与Mj、Lj两者之和成反比。因而，降低Cy、提高Mj和Lj，都能降低发生败德行为的最优概率，从而达到Pg＞，促使监管人员履行职责。但长此以往，在监管方实施严监管后，公职人员又会趋于选择职务合法合规行为，而使败德行为概率Pg降低，低至一定幅度就会导致监管方严监管与松监管两者的期望收益等值，监管方又会重新选择混合策略，出现重复博弈。而＝Mg/（Mg＋Lg）表明混合策略中监管方选择严监管的概率主要与Mg、Lg有关，而与监管人员松监管所受惩处Lj无关。因此，单纯降低监管方的监管成本、加大对监管人员的惩罚力度，而不改变公职人员期望得益，虽短期有作用，但长期来看却并未改变监管人员的博弈策略选择，对败德行为效果不大。

同样地，当Pj>时，公职人员最优选择是遵纪守法。故要使监管有效，必须降低值。而由推导知，＝Mg/（Mg＋Lg）。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职人员未被查出预期所得收益Mg是外生变量，虽然在不同的败德行为行为中由案件的严重性决定可大可小，但在某一固定事件中通常为一常量，即可确定监管者的最优概率主要取决于败德行为被查出受到的惩罚Lg，且成非严格意义上的反比关系。因而加大惩处力度，使Lg值变大，将降低监管方的最优概率，从而形成Pj>的局面，促使公职人员选择不实施败德行为。但久而久之，在没有败德行为的情况下，监管方必然会理性地放松警惕，降低监管力度至一定程度时，败德行为实施与否的期望收益相等，公职人员又会重新选择混合策略，导致重复博弈。结果呢？根据＝Cy/（Mj＋Lj），与Lg无关，即实施败德行为的最优概率与被查出的损失无关。此时即使被查出的损失Lg足够大，根据博弈理论，如果监管乏力，对公职人员而言也只是不可置信的威胁，必然继续延续前科。因此，单纯加强对公职人员败德行为的惩处力度，加大其损失，而不改变监管人员的期望得益，虽然短期内使公职人员败德行为有所收敛，但长期也将导致监管人员降低监管力度，难以真正发挥控制败德行为的作用。

三、启示及建议

（一）公职人员是否实施败德行为及监管人员能否履行职责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单纯采取对一方的奖惩来诱导其行为也许短期有效，但从长期看，并不能改善任何一方的理性和道德风险行为。为了达到（松监管，不败德行为）的目标，我们过去总是片面强调加大惩罚力度，因为在一定范围内惩罚得越严厉就越接近这一目标；与此同时，也提倡配合一定的激励措施，希望达到监管方和公职人员的双赢。但惩罚和激励措施必须适度，而实际很难把握：对惩罚而言，力度过大会使部分公职人员产生逆反心理，形成拼死一搏的倾向，反而达不到约束的作用；对于激励而言，其效果受多种因素影响，激励程度不够，会使监管人员在收益增加的情况下仍然松于监管，而过分激励、收益过多会使监管人员产生当前的收益已经足够了的想法，丧失进取动力，同样达不到目的。笔者认为，由检查力度、处罚力度和处罚执行力度三者合一所决定的监管环境是制约败德行为的关键因素。治理败德行为，应由目前的加强对败德行为公职人员的惩处力度为主，逐渐过渡到提高对违法者的检查力度和处罚执行力度与加强对败德行为的惩处力度并重，加大对监管人员失职行为的处罚力度与降低监管成本并重，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

（二）博弈论的研究表明，一个人作出的选择，取决于其对该选择成本收益的预期以及对他人选择的预期。给定必需的权力和信息不完全这两个条件，败德行为及其监管的内在逻辑沿着成本和收益变动的路径展开。因此，权力配置结构问题是监管败德行为机制设计及战略选择的根本问题。亦即监管败德行为不能局限于在权力既定这一约束条件下只是通过加强对权力的外部制约来监督控制公职人员败德行为而不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如扩大公众的监督权，把某些不必要集中的权力下放到市场中，是监管败德行为的釜底抽薪之计。其次，改善权力配置的信息结构、提高透明度，包括完善政务公开、重大问题决策公开、选拔干部公开等制度，细化公职人员职务权力义务的规定等是监管败德行为的另一项重要措施。另外，给定监管败德行为的必要条件（如制度、信息不完备），监管人员与公职人员的期望得益、价值取向和道德约束主宰着实施败德行为的动机，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特殊意义。

（三）博弈过程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松监管，不败德行为作为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均衡点而不是一次博弈的结果。它是博弈双方经过长期磨合和斗争、反复修订各自的策略、经过多次博弈最终形成的结论。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隔一段时间各方还要进行修订，以逐步接近最佳点。而且，达到最佳点涉及到政府政策、社会风尚、道德水准等许多方面，并不是只论及本文中提到的两方，也就是说，这在实际中应该是一个多方博弈，甚至牵涉监管人员和公职人员的合谋问题，达到均衡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由于本人水平的限制，很多问题由待大家共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公职人员范文篇8

本文作者：袁峰工作单位：上海行政学院

正是由于存在公职人员以各种方式鲸吞国家财富的现象，才有必要对公职人员的收入、财产和债务状况等进行监管。国际上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形成了两种监管机制。第一种是将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信息向社会公开。它强调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是反对腐败的最佳利器，保持公职人员廉洁的方法之一就是要让他们及其直系亲属定期公开他们的收入、资产、投资及债务状况，通过由外向内的监管机制防止他们拥有的财产可能与其执行的官方职责发生利益上的矛盾。瑞典早在1766年就制定了《出版自由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新闻出版自由法，它规定每个国民都享有查阅官方文件的自由，包括允许普通公民查阅任何公职人员的财产及纳税情况。2011年瑞典的清廉指数①为9.3，在183个国家与地区中列第4位。［2］美国、日本通过制定《美国政府行为道德法》、《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等法律赋予公民查阅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状况的权利。为了最大可能公开官员的财产信息，近年来俄罗斯、法国、墨西哥、英国等国家也尝试使用计算机电子技术推动公务员财产申报信息公开工作。第二种是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信息进行内部审核。它强调在腐败治理领域主要依靠执政党及其政府自身的自律机制，针对官员的财产状况，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管机制。它将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重心，放在对申报资料的内部审查与核实上，而不是以信息公开的方式由社会公众直接参与监督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例如，新加坡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规定：所有公务员都在申报之列，不限定行政级别；申报内容不仅包括本人的财产和利益，还包括配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财产、利益；部门负责人和专门机构承担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的主要责任，申报资料不对社会公开。新加坡依靠内部权力监督机制成功地抑制了腐败，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2011年新加坡清廉指数为9.2，在183个国家与地区中列第5位。［2］瑞•维斯尔认为：“统治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享有政治体制所赋予的几乎绝对的权力，他们运用它，但没有听任任何权力滥用、专横统治、贪污腐败、管理不善，以及对新加坡人民利益的漠视，这是非凡无比的。他们以超乎寻常的正直、奉献和对法治的尊重统治着这个岛国。”［3］233采取与新加坡类似的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方式的国家，还有越南、泰国等。我国自1995年颁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来，已出台了多项涉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财产登记”、“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方面的文件。但是，从实际的反腐效果看，这些规定并没有对公职人员的非法收益获利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涉案金额是衡量腐败者贪腐程度的主要指标，是把握大案要案发展动向及分析涉案人员状况的重要依据，更为重要的，它是评估国家腐败控制力的重要参数。从近年来人民检察院实际追诉与侦办的大量案件情况来看，贪腐数额远高于立案标准，并且大案要案在数量上总体上呈现逐步增长趋势。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犯罪金额比较小，达到十几万就会被判死刑（死缓）。从2000年至2010年十年中因贪腐被判死刑官员的受贿金额来看，少则500余万元，多则上亿元。［4］2011年我国的清廉指数为3.6，列全球排行榜第75位。［2］分析以往我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规范性文件未能产生显著反腐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对报告信息有限公开的规定未能全面落实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还没有公开申报信息的规定。1997年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第七条规定：对报告的内容，一般应予保密。组织认为应予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2001年中纪委、中组部颁布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中规定：对于领导干部填写的《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书》的内容，由报告义务人在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内或者规定的范围内通报。作为对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①“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5分为及格，满10分为最清廉。2012年5月11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在香港廉政公署第五届国际会议上发言时曾引用“透明国际”给予中国的清廉指数评分。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修改，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06年又颁布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其中仍然保留了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第七条的内容。但是从实施情况来看，直到2009年才开始陆续有一些地方探索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的试点，目前还未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做法。（二）对报告信息的核查未能完全展开作为对1995年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修改，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与以往文件中只是要求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报送相应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相比，该文件突出强调了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材料的汇总综合、查阅方面的职责，并对经群众举报或反映突出的干部的申报材料进行调查核实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健全了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审核机制，但由于缺乏财产审核所必需的一系列配套制度与条件，干部财产申报信息的核查工作目前还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例如，需要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登记管理；建立全国性的房屋产权信息登记与查询系统；在清理匿名、假名存款账户的基础上实现金融机构的完全实名制管理等。正是由于我国公职人员财产审核与公示机制的双重缺失，导致以往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相关文件未能充分发挥财产监管效能。2012年4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了国务院总理的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文章指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制度，加强督促检查，研究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5］7文章在强调要严格执行以查阅、调查核实申报资料为特点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的同时，提出要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依此思路，中国对领导干部财产状况的监管将形成组织审核与有限公开为特色的双重监管机制。当前在中国实施这一监管机制，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从制度适切性的角度，论证该项制度是否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规范以及国家类型相契合；二是从制度有效性的角度，通过操作层面的设计使该项制度能够发挥出实际的反腐功效，进一步健全针对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监管功能。

（一）政治文化的适切性文化价值的认同构成了制度认同的核心，一种制度设计只有体现出被认可的价值时，人们才会产生现存制度适合于自身的信念。中国古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们依据儒家思想意识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上的。在中国古代，领导权必须由有道德的儒生来掌握，他们在道德上的卓越性能够超越普通民众。这种儒学遗风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易于树立权威人士或贤明之士的高尚地位。统治者希望人们看到，真正具有美德的通常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好人”是对政府权力正当行使的唯一保障，人们将明智的决策、公正的判断寄托于具有优良个人素质的官员身上。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贵族清除不正义的帝国王室的权利，帝国皇帝取代不合位的君主之权利，以及官僚劝谏怠位的统治者之权利，都是由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赋予的。这信念就是，政治领袖主要靠道德说服力来证明自己的合格，一个王朝的变革性权力主要依靠管理者的伦理品质。［6］73-74因此，中国古代对官员的行为有严格的规定，如当官不能参与经商。《臣轨》中指出：营私家则官事不成，在公门则不言货利，言货利则公门不正。①《天人三策》中讲：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②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同任何官僚道德一样，儒教的道德也反对官吏本身参与赚钱，不管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都被认为有背伦理、有失身份。［7］209对执政者的谋利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作为传统政治伦理，不仅为当代中国民众所信奉，也为当代执政者所接受。中国的公职人员是否如实呈报有关个人及家庭的财产状况，不仅是检验公职人员道德品质的重要手段，也是获取人民信任的重要方式。（二）制度规范的适切性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是否属于个人隐私，对其进行监管是否具有法理依据？笔者不认同公职人员不存在隐私权的说法，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属于个人隐私，公职人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当受到尊重。然而，即使对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具有尊重隐私权传统的欧洲国家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也进行了必要的限制。《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1）人人有权使他的私人和家庭生活、他的家庭和通信受到尊重。（2）公共机关不得干预上述权利的行使，但是依照法律的干预以及在民主国家为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国家的经济福利的利益，为了防止混乱或犯罪，为了保护健康和道德，或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有必要进行干预者，不在此限。［8］1012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认为，当特定个人的隐私影响到广泛的公共利益时，个人隐私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他指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9］253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由于公职人员行使权力与担负责任的公共性，其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需要通过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进行必要的限制来防止公职人员利用隐私权隐藏贪污所得。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应当实施比普通公民更为严格的限制。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进行监管，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共识。2010年7月11日执行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删除了2006年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的第十条“对报告的内容，应当予以保密”的内容，更改为“应当设专人妥善保管”。这表明，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已不再作为国家机密来对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后不久，2008年5月25日中共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察局出台了《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要求对干部申报的个人事项进行审核，并对部分内容实行网上公示。之后，全国多个地方先后出台了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包括浙江省慈溪市、湖南省浏阳市和湘乡市、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安徽省庐江县、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江苏省淮安市等。（三）国家类型的适切性“在东亚地区，与政治最密切相关的结构是自主国家。这一概念在这里并不仅仅指国家的运作独立于社会的压力，而是指国家塑造着社会的秩序。”［10］92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詹姆斯•R.汤森与布兰特利•沃马克在《中国政治》一书中描述中国的国家类型时认为：“像这样一个持续如此长久并具如此高度自主性的体系，其影响力不可能仅限于自身制度在形式上存在的那段时期。”［11］30自主国家在政治上强调自我约束，依靠自身设定的法律、法规、政策、纪律来制约掌权者的行为。当这种约束力处于弱化状态时，国家权力的无限增长就有可能带来畸形自主（给予主管部门广泛的随意处理权）。自主国家由于缺少在体制外促使官员向社会负责的权力制约机制，决策失误、腐败现象更多地依赖于体制内的监督机制来克服。［12］431962年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党的问题时指出：“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我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大家看看妥当不妥当。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这是一个小集体。”“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13］309根据我国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的规定，对于报告信息，主要采取组织内部查阅或调查核实的方式。即使近年来一些地方要公开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事项，也大都仅限于部分内容的公开或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由此可见，当前我国主要还是依靠体制内的力量来抑制腐败，而不是完全依靠体制外的力量。从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实施的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来看，大都属于限制性公开模式。（1）限制公示内容。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纪委出台的《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没有要求在网络上完全公开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财产状况，而是采取公开申报与秘密申报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当地廉政网及媒体向社会公示的仅有4项（需要申报的内容共有11项）。（2）限制公示范围。先行试点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的地区，如浙江省慈溪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安徽省庐江县、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江苏省淮安市等，都是利用单位政务公开栏、政府办公大楼公告栏、单位内部网络、向相关人员发送短信提示等对公职人员财产状况进行有限公开。

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为基础的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各自拥有对公职人员非法财产来源进行监管的独特功能。当前，应当结合中国的廉政状况，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两种制度安排的有机结合，发挥出对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合力作用，使中国特色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机制成为有效检测公职人员廉政程度的“利器”。（一）公职人员财产审核制的特性由官方专门机构组织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信息进行审核是一种强有力的内部监管方式。尽管通过公示申报信息而引发的举报式监督，威力不容小视，但是通常不具备官方专门机构在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方面的优势。（1）党政机构监管公职人员财产的权威性与规范性。为了查阅及调查核实有关信息，有关监管机构有权要求公职人员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否则，将直接承担相应的责任及处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2条第5款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根据本国法律对有关公职人员确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并应当对不遵守制度的情形规定适当的制裁。根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对于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不如实报告的、隐瞒不报的，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免职的处理；构成违纪的，将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14］9而且，有关监管机构一旦发现官员申报的个人资产与正常收入不符，可以要求其作出合理解释。（2）党政机构监管公职人员财产的专业性与协作性。通过有关机构的组织、协调，有助于建立起与个人身份信息相关的综合管理体系。①有关机构可以通过银行核实申报人提供的个人资产信息，有效预防和监测犯罪所得转移以及防止事后受贿等腐败犯罪活动。金融机构不仅要对在任以及曾经担任过公职的个人的银行账户进行重点审查，而且要对公职人员的家庭成员和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所要求开立或者保持的账户进行审查。政府部门通过确立金融机构核实客户身份的义务，可以使金融机构及时发现并报告可疑的交易活动，是预防和监测犯罪资产转移的重要制度基础。我国中央人民银行将于2011年3月至2013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个人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相关公民身份信息真实性的核查，发现并清理一批匿名、假名账户。②有关机构可以推动建立重大利益权属异地联网查询系统，防止发生虚报、瞒报的情况。目前，房产已成为一些官员腐败后的主要投资品，在贪官不如实申报在各地的房产情况而审核又不严的情况下，即使向社会公示其房产情况，公众的社会监督作用也会受到限制。我国正在建立的房屋权属异地联网查询系统①，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公职人员不如实申报家庭房产状况的现象。③有关机构通过完善公职人员国外利益的登记管理，有助于追回被转移到国外的腐败犯罪所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仅确立了公职人员对国外资产的报告义务，而且为了鼓励缔约国之间的合作，要求缔约国的主管机关之间就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资料进行交换，以便对公职人员转移到国外的犯罪所得进行调查、主张权利并予以追回。2011年我国第一次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登记管理。国外从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信息审核的机构通常是具有独立性的。鉴于人际关系方面的干扰以及财产审核工作本身的复杂性、系统性，当前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审核不宜由本单位、本系统的组织（人事）部门的人员来承担。建立具有独立性的专业审核机构，才能有效地履行职能和免受任何不正当的影响。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58•2012.6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只拥有对党员进行监督检查的权利，国家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只能依照《行政监察法》规定的监察对象与监察权力进行监察，由于在监督对象、职权范围上的差异，由二者分别承担公职人员财产审核的职责势必会造成多头管理。国家预防腐败局是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体制下的产物，目前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任。并且，作为我国的专业预防腐败机构，已经具备了开展财产稽核工作的能力与手段，其工作职能包括对与腐败有关的金融、土地、建设、医药、电信等领域信息进行采集与分析，与检察院、法院、公安、银行等建立预防腐败信息共享机制等。因此，国家预防腐败局应当成为我国负责公职人员财产审核的专业权威机构。（二）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的特性公职人员保持廉洁的义务与公职人员适当保留隐私的权利之间如何实现平衡，是在当前中国推行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是基于平衡两者关系的折衷性考虑。（1）实施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具有稳妥性。“有限公开”避免了因采取过于冒进的措施而导致相关信息的过度传播引发的副作用，减少了制度推行的阻力与社会敏感度，有利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有关公示工作。由于“有限公开”减少了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对外曝光度，反而便于有关部门对于公职人员公布个人情况的全面性提出要求。《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要求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在收入、房产、投资等方面的事项，这与《联合国反腐败的实际措施》中有关公职人员全面公布个人情况的要求尚有差距。例如，还缺乏有关债务、社会关系、商业活动、出售或者购买超过一定数额的资产等方面情况的申报信息。当前应当结合中国社会关切的舞弊问题，制定出公职人员在一定范围内公布财产的具体要求。（2）实施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具有有效性。“有限公开”可以充分发挥体制内监督力量的作用，鼓励机关工作人员对内部腐败者进行揭露，以克服腐败行为固有的隐蔽性。比一般公众更为了解公职人员工资收入与实际生活情况的是他们的同事，他们更有可能对官员个人财产与其正常收入之间是否存在差距作出清晰的判断。一旦有内部知情人举报其申报信息与事实不符，将会对腐败者产生巨大的威慑力。《联合国反腐败的实际措施》指出：机构工作人员很可能对其工作和观察范围内的任何营私舞弊行为有较大程度的了解或有把握的怀疑。［1］125邓小平也曾经指出：“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13］310因此，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有限公开制同样是一种颇具有效性的监管方式。2009年，浙江省慈溪市利用单位政务公开栏对现职副局（科）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的住房、私车等情况进行公示，并由所在单位员工进行无记名投票测评公示结果，不满意票达1/3将被追究责任。知情人的举报常常受到卖友求荣、不忠诚、自我晋升等各种指责，有关部门或组织应当塑造适应与鼓励内部人正直举报的组织文化以及制定相应的规范。例如，向谁举报；举报的渠道；举报的时限；提出指控的明确标准以及对最初的指控进行初步的分析；对指控的提出者或接受者建立必要的档案记录；在确定所提供情报的准确性和有用性之后支付奖赏；建立起为举报人保密的制度；对新的政府雇员定期讲授政府部门要求的道德责任等。韩国《反腐败法》将公职人员举报内部腐败行为作为一项义务，该法第三章第26条规定：公职官员如果得知其他公职官员有腐败行为，或者，其他公职官员迫使或提议其进行一项腐败行为，应该立即将此事实向侦查机构、反腐败委员会或审计与监察委员会举报。［15］36-37（三）实现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的有机结合当前我国应当依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廉政规范，借鉴国际上公职人员财产监管两种不同机制的优势与长处，积极寻找推进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有机结合的途径，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机制提供政策建议。（1）理性选择审核与公示的对象。从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制度设计来看，一般并不需要所有公职人员都申报或公示财产状况，通常会聚焦于那些容易产生利益冲突的职务及职位上的公职人员，而且有的国家对财产申报、财产审核以及财产公示的对象分别进行了制度性限定。例如，《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规定政府要员、议员、军警以及学校、国有企业与地方自治团体4级以上的公务员要登记财产，并由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对上述人员的登记事项进行审查；另外，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在官报或公报上要公布1级公务员本人和配偶、直系亲属的财产登记事项。［1］355-360结合目前我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及我国一些地方正在探索的公职人员财产公示的实践，笔者认为，当前应当从申报、审核、公示三个层面分别对有关对象进行限定。①需要申报的对象。申报对象应当聚焦在那些更能在重大决策出台、重大项目决策、重要执法行为中产生影响力的公职人员。主要应当包括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的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领导干部。②需要审核的对象。鉴于我国目前需要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干部人数规模庞大，当前对有关人员申报的财产信息进行查阅与调查核实的工作应当主要适用于以下五种情形：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检监察机关的履职工作；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工作；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受理有关举报的工作；在干部考核考察、巡视等工作中群众对领导干部涉及个人有关事项的问题反映突出的。③需要公示的对象。目前我国相关的制度规范允许有关组织以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应当申报对象的有关信息。由于实施干部财产公示所需要的配套条件在中国的各个地方成熟度不同，这样的探索目前仅仅出现在我国的一些个别地方，尚未形成全国性的经验。不过，这样的地方性探索案例正在呈现增多的趋势。一些地方结合当地的廉政状况，有选择地将一些部门、单位、特定岗位的领导干部的财产状况进行公开。（2）科学设计审核与公示的实施步骤。对申报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之前先进行组织内部审核，是实现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有机结合的重要设计思路，这主要基于以下一些理由：首先，争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在缺乏有效的财产审核机制的情况下，公职人员未必能够在申报中提供真实的财产信息。因此，盲目公示公职人员财产信息的做法，不一定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2009年，俄罗斯将官员的收入与财产信息在网站上公布之后，俄罗斯的“干部门户研究中心”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的被调查者相信网站上公布的官员财产与收入信息是真实的，71%的被调查者对此给予否定，21%的被调查者表示“难以回答”。不相信者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官员的奖金、补贴等间接收入以及各种灰色收入、隐性收入没有在申报信息中反映出来。［16］其次，配套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举报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的公共机构和个人接受监督，会有助于提高所有人的利益，但是举报人往往会直接或间接地面对压力和风险。普通举报者要想扳倒有实权的官员在现实中是有困难和风险的，如果没有正式反腐机构给予举报人的保护机制，人们的反腐热情会受到腐败者的嘲讽甚至无情打击。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17］此外，如果缺乏廉政文化机制的配合作用，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的推行将难以在官民中达成共识，并形成上下齐动的局面，单位内部人是否选择举报很可能受到人际关系的干扰。受上述因素影响，盲目公示可能导致“有公示无举报”的情况出现，最终使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徒具形式。再次，注重制度实施的稳妥性。由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是通过审核的资料，可以为保证更大范围监督的有序性与有效性提供支撑。有关机构在组织公示之前可以出于对公职人员人身、财产安全的考虑，对申报资料中的部分信息进行适当的技术处理，对申报人的权益进行必要的保护。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不是一项单一性的制度，而是一项制度集合，它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机制才能推行，盲目出台欠缺系统性、协调性的财产公示措施不一定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3）实现审核与公示功能的有效叠加。一些国家为了增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反腐力度，对公职人员实行财产申报后既审查又公示的监管措施。上世纪80年代，是韩国历史上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韩国为了有效地监督公务员的财产状况，防止公职人员不正当的财产增值，在制度设计上改变了由公职人员所在部门的首长负责审查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的做法，专门设立了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来承担这项工作。同时，根据《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的有关规定，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对总统、总理等政务职及1级以上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团体长官及地方国会议员等12类最高级别公职人员本人、配偶及直系亲属财产登记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并将申报内容在官报或公报上公开。与韩国将财产审核与公示机制叠加作用于最高级别公职人员不同，中国则不宜将财产审核与公示的重点聚焦于这部分公职人员。第一，中国绝大多数的腐败产生于基层公职人员，中高层公职人员涉案人数不多。据统计，从2007年11月至2012年2月，全国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1.85万件，占同期立案总数的88%；处分54.03万人，占同期处分人数的86.8%。［18］根据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2011年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省部级干部7人，厅局级干部198人，而县处级干部则有2319人。［19］第二，广大干部与群众对基层公职人员更为了解，对身边的腐败问题敏感度高。当前我国基层腐败案件呈现出隐蔽性强、潜伏期长的特点，在基层公职人员中实施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示制，将会提高专业反腐机构与广大干部群众发现腐败行为的可能性，两种财产监管方式叠加的反腐效应能够更充分地体现出来。第三，对于中国的中高层公职人员，只要在干部选拔任用环节、考核考察等环节上加强财产申报审核工作，同样可以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2008年至2012年上海市对800多个新提任的市管干部进行了包括个人经济情况在内的廉政申报，有些申报不清楚的问题要本人说明，通过有关部门加以核实。其中确实有个别人因为故意隐瞒、故意瞒报、提供信息不真实而没有得到提拔。

公职人员范文篇9

[关键词]公职人员败德行为监管博弈

一、博弈论的引入

博弈论研究的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均衡问题，应用最普遍的是纳什均衡。而纳什均衡，是指一组满足给定对手的行为，各博弈方所做的是它所能做的最好的策略，为一种非合作博弈。博弈论的基本假设有两个：一是强调个体行为理性，假设当事人在进行“决策”时，能够充分考虑到他所面临的局面，即他必须并且能够充分考虑到人们之间行为的相互作用及其可能影响，并能够做出合乎理性的选择；二是假设博弈各方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能够选择使自身效益最大化的策略。博弈论分析的实质是，在经济主体理性的条件下，行为主体根据给定的条件及对方的行为（策略）等，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策略），从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公职人员败德行为及其监管的主体是公职人员及其监管方，他们一般是行为理性的，显然能清楚地认识到拥有某种重要社会地位、薪金收入等的自身价值。但面临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诱惑，局中人还是会作出不同的决策，即选择严监管与否、选择败德行为与否取决于行为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及与预期收益的比较，这几点正好符合博弈论分析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将博弈论引入公职人员败德行为的研究中，来分析公职人员败德行为及其监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建议。

二、公职人员败德行为及其监管的博弈分析

（一）博弈模型的选择

根据上述假设及分析建立公职人员败德行为及其监管的博弈模型。监管方的纯策略选择是严监管或松监管（不监管是松监管的极限状态），公职人员的纯策略选择是实施败德行为或不实施败德行为。表1概括了对应不同纯策略组合的支付矩阵。矩阵中第一个数字为监管收益，第二个数字为公职人员收益。其中：Cs是监管方实施松监管的成本（不监管时Cs＝0），Cy为监管方实行严监管多支付的成本，Mg指公职人员实施败德行为未被查出预期所得收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它不当得利等），Lj表示监管人员工作失职可能受到的惩罚（包括刑事责任、行政处分、经济处罚等），Lg代表公职人员实施败德行为被查出可能受到的惩罚（亦包括刑事责任、行政处分、经济处罚等）。

假设各利益相关者的策略如下：

Pj：监管方严监管的概率，则（1－Pj）为松监管概率；

Pg：公职人员实施败德行为的概率，则（1－Pg）为不实施败德行为的概率。

矩阵中的四种策略组合表示的意义：当监管方严监管时公职人员公然实施败德行为，此时公职人员败德行为被查出将蒙受Lg的损失，而工作出色的监管人员将获得奖励Mj，Mj扣除严监管的成本（Cs＋Cy）为监管方的净收益；当监管方严监管时，公职人员选择遵纪守法不实施败德行为，则监管方损失严监管的成本（Cs＋Cy），而公职人员既无损失也无收益（收益为0）；当监管方松监管甚至不监管时，公职人员若选择败德行为，此时监管方因监管人员失职而受惩处导致损失（Cs＋Lj），而公职人员则因败德行为得逞获得不当得利Mg；当监管方松监管时，公职人员如没有败德行为，此时监管方会损失松监管成本Cs，而公职人员当然既无损失也无收益（得益为0）。

表1：公职人员败德行为及其监管得益矩阵

得益矩阵

公职人员

实施败德行为Pg

不实施败德行为1－Pg

监管方

严监管

Pj

Mj－（Cs＋Cy），－Lg

－（Cs＋Cy），0

松监管

1－Pj

－（Cs＋Lj），Mg

－Cs，0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如果监管方实施松监管，公职人员的最佳策略是实施败德行为，以获取额外非法得益；而当公职人员实施败德行为时，监管方的最佳策略是进行严监管，以打击作奸犯科者，保障国家或企业不受损失。既然监管方实施严监管，公职人员的最佳策略是不实施败德行为，以免受惩罚；而当公职人员不实施败德行为时，监管方的最佳策略是进行松监管甚至不监管，使监管成本最小化……如此重复的结果，不可能产生一个使博弈双方愿意单独改变自己策略的纯策略组合，而只能以上面假设的某种概率，如Pg、Pj等随机地选择不同的策略组合构成混合策略博弈的纳计均衡。根据纳什定理，在这种均衡条件下，监管方和公职人员都无法通过改变自己的混合策略来改善自己的得益。

如果设监管方和公职人员的期望收益分别为Ej和Eg，则：

Ej＝Pj·{[Mj－（Cs＋Cy）]·Pg＋[－（Cs＋Cy）]（1－Pg）}

＋（1－Pj）[－（Cs＋Lj）·Pg＋（－Cs）（1,－Pg）]

＝MjPjPg＋LjPjPg－CyPj－LjPg－Cs

Eg＝Pg·[－Lg·Pj＋Mg·（1－Pj）]＋（1－Pg）[0·Pj＋0·（1－Pj）]

＝MgPg－LgPjPg－MgPjPg

若使公职人员败德行为及其监管的混合策略博弈达到纳什均衡，

则：

MjPg＋LjPg－Cy＝0（1·1）

Mg－LgPj－MgPj＝0（1·2）

解（1·1）、（1·2）组成的方程组，求得该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为：

＝Mg/（Mg＋Lg）和＝Cy/（Mj＋Lj）

（二）数据分析

在监管人员查出败德行为所得奖励Mj和因工作失职而受到的惩处Lj既定的情况下，即对监管人员工作业绩的奖惩力度一定时，公职人员实施败德行为的最优概率取决于监管方实行严监管多支付的成本Cy，且与其成正比。这预示着发现败德行为需要支付很高的监管成本，没有付出高企的额外成本就不能发现败德行为，意味着发现败德行为的概率降低了，因而实施败德行为变得相对的容易，故败德行为的发生概率随着监管成本的增加反而提高了。反过来说，在一定条件下，设法降低严监管多支付的成本就可以降低败德行为的发生概率；同理，Cy一定时加大对监管人员工作业绩的奖惩力度能达到同样的监管效果。但是，降低监管方的监管成本，加大对监管人员工作业绩的奖惩力度，在短期内可提高监管人员实施严监管的积极性，但长期效果如何呢？

当Pg>时，监管方的最佳策略是选择严监管。而根据＝Cy/（Mj＋Lj），公职人员选择实施败德行为的最优概率只与Cy、Mj、Lj有关，即与Cy成正比，与Mj、Lj两者之和成反比。因而，降低Cy、提高Mj和Lj，都能降低发生败德行为的最优概率，从而达到Pg＞，促使监管人员履行职责。但长此以往，在监管方实施严监管后，公职人员又会趋于选择职务合法合规行为，而使败德行为概率Pg降低，低至一定幅度就会导致监管方严监管与松监管两者的期望收益等值，监管方又会重新选择混合策略，出现重复博弈。而＝Mg/（Mg＋Lg）表明混合策略中监管方选择严监管的概率主要与Mg、Lg有关，而与监管人员松监管所受惩处Lj无关。因此，单纯降低监管方的监管成本、加大对监管人员的惩罚力度，而不改变公职人员期望得益，虽短期有作用，但长期来看却并未改变监管人员的博弈策略选择，对败德行为效果不大。

同样地，当Pj>时，公职人员最优选择是遵纪守法。故要使监管有效，必须降低值。而由推导知，＝Mg/（Mg＋Lg）。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职人员未被查出预期所得收益Mg是外生变量，虽然在不同的败德行为行为中由案件的严重性决定可大可小，但在某一固定事件中通常为一常量，即可确定监管者的最优概率主要取决于败德行为被查出受到的惩罚Lg，且成非严格意义上的反比关系。因而加大惩处力度，使Lg值变大，将降低监管方的最优概率，从而形成Pj>的局面，促使公职人员选择不实施败德行为。但久而久之，在没有败德行为的情况下，监管方必然会理性地放松警惕，降低监管力度至一定程度时，败德行为实施与否的期望收益相等，公职人员又会重新选择混合策略，导致重复博弈。结果呢？根据＝Cy/（Mj＋Lj），与Lg无关，即实施败德行为的最优概率与被查出的损失无关。此时即使被查出的损失Lg足够大，根据博弈理论，如果监管乏力，对公职人员而言也只是不可置信的威胁，必然继续延续前科。因此，单纯加强对公职人员败德行为的惩处力度，加大其损失，而不改变监管人员的期望得益，虽然短期内使公职人员败德行为有所收敛，但长期也将导致监管人员降低监管力度，难以真正发挥控制败德行为的作用。

三、启示及建议

（一）公职人员是否实施败德行为及监管人员能否履行职责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单纯采取对一方的奖惩来诱导其行为也许短期有效，但从长期看，并不能改善任何一方的理性和道德风险行为。为了达到（松监管，不败德行为）的目标，我们过去总是片面强调加大惩罚力度，因为在一定范围内惩罚得越严厉就越接近这一目标；与此同时，也提倡配合一定的激励措施，希望达到监管方和公职人员的双赢。但惩罚和激励措施必须适度，而实际很难把握：对惩罚而言，力度过大会使部分公职人员产生逆反心理，形成拼死一搏的倾向，反而达不到约束的作用；对于激励而言，其效果受多种因素影响，激励程度不够，会使监管人员在收益增加的情况下仍然松于监管，而过分激励、收益过多会使监管人员产生当前的收益已经足够了的想法，丧失进取动力，同样达不到目的。笔者认为，由检查力度、处罚力度和处罚执行力度三者合一所决定的监管环境是制约败德行为的关键因素。治理败德行为，应由目前的加强对败德行为公职人员的惩处力度为主，逐渐过渡到提高对违法者的检查力度和处罚执行力度与加强对败德行为的惩处力度并重，加大对监管人员失职行为的处罚力度与降低监管成本并重，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

（二）博弈论的研究表明，一个人作出的选择，取决于其对该选择成本收益的预期以及对他人选择的预期。给定必需的权力和信息不完全这两个条件，败德行为及其监管的内在逻辑沿着成本和收益变动的路径展开。因此，权力配置结构问题是监管败德行为机制设计及战略选择的根本问题。亦即监管败德行为不能局限于在权力既定这一约束条件下只是通过加强对权力的外部制约来监督控制公职人员败德行为而不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如扩大公众的监督权，把某些不必要集中的权力下放到市场中，是监管败德行为的釜底抽薪之计。其次，改善权力配置的信息结构、提高透明度，包括完善政务公开、重大问题决策公开、选拔干部公开等制度，细化公职人员职务权力义务的规定等是监管败德行为的另一项重要措施。另外，给定监管败德行为的必要条件（如制度、信息不完备），监管人员与公职人员的期望得益、价值取向和道德约束主宰着实施败德行为的动机，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特殊意义。

（三）博弈过程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松监管，不败德行为作为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均衡点而不是一次博弈的结果。它是博弈双方经过长期磨合和斗争、反复修订各自的策略、经过多次博弈最终形成的结论。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隔一段时间各方还要进行修订，以逐步接近最佳点。而且，达到最佳点涉及到政府政策、社会风尚、道德水准等许多方面，并不是只论及本文中提到的两方，也就是说，这在实际中应该是一个多方博弈，甚至牵涉监管人员和公职人员的合谋问题，达到均衡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由于本人水平的限制，很多问题由待大家共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公职人员范文篇10

[关键词]公职人员败德行为监管博弈

一、博弈论的引入

博弈论研究的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均衡问题，应用最普遍的是纳什均衡。而纳什均衡，是指一组满足给定对手的行为，各博弈方所做的是它所能做的最好的策略，为一种非合作博弈。博弈论的基本假设有两个：一是强调个体行为理性，假设当事人在进行“决策”时，能够充分考虑到他所面临的局面，即他必须并且能够充分考虑到人们之间行为的相互作用及其可能影响，并能够做出合乎理性的选择；二是假设博弈各方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能够选择使自身效益最大化的策略。博弈论分析的实质是，在经济主体理性的条件下，行为主体根据给定的条件及对方的行为（策略）等，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策略），从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公职人员败德行为及其监管的主体是公职人员及其监管方，他们一般是行为理性的，显然能清楚地认识到拥有某种重要社会地位、薪金收入等的自身价值。但面临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诱惑，局中人还是会作出不同的决策，即选择严监管与否、选择败德行为与否取决于行为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及与预期收益的比较，这几点正好符合博弈论分析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将博弈论引入公职人员败德行为的研究中，来分析公职人员败德行为及其监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建议。

二、公职人员败德行为及其监管的博弈分析

（一）博弈模型的选择

根据上述假设及分析建立公职人员败德行为及其监管的博弈模型。监管方的纯策略选择是严监管或松监管（不监管是松监管的极限状态），公职人员的纯策略选择是实施败德行为或不实施败德行为。表1概括了对应不同纯策略组合的支付矩阵。矩阵中第一个数字为监管收益，第二个数字为公职人员收益。其中：Cs是监管方实施松监管的成本（不监管时Cs＝0），Cy为监管方实行严监管多支付的成本，Mg指公职人员实施败德行为未被查出预期所得收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它不当得利等），Lj表示监管人员工作失职可能受到的惩罚（包括刑事责任、行政处分、经济处罚等），Lg代表公职人员实施败德行为被查出可能受到的惩罚（亦包括刑事责任、行政处分、经济处罚等）。

假设各利益相关者的策略如下：

Pj：监管方严监管的概率，则（1－Pj）为松监管概率；

Pg：公职人员实施败德行为的概率，则（1－Pg）为不实施败德行为的概率。

矩阵中的四种策略组合表示的意义：当监管方严监管时公职人员公然实施败德行为，此时公职人员败德行为被查出将蒙受Lg的损失，而工作出色的监管人员将获得奖励Mj，Mj扣除严监管的成本（Cs＋Cy）为监管方的净收益；当监管方严监管时，公职人员选择遵纪守法不实施败德行为，则监管方损失严监管的成本（Cs＋Cy），而公职人员既无损失也无收益（收益为0）；当监管方松监管甚至不监管时，公职人员若选择败德行为，此时监管方因监管人员失职而受惩处导致损失（Cs＋Lj），而公职人员则因败德行为得逞获得不当得利Mg；当监管方松监管时，公职人员如没有败德行为，此时监管方会损失松监管成本Cs，而公职人员当然既无损失也无收益（得益为0）。

表1：公职人员败德行为及其监管得益矩阵

得益矩阵

公职人员

实施败德行为Pg

不实施败德行为1－Pg

监管方

严监管

Pj

Mj－（Cs＋Cy），－Lg

－（Cs＋Cy），0

松监管

1－Pj

－（Cs＋Lj），Mg

－Cs，0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如果监管方实施松监管，公职人员的最佳策略是实施败德行为，以获取额外非法得益；而当公职人员实施败德行为时，监管方的最佳策略是进行严监管，以打击作奸犯科者，保障国家或企业不受损失。既然监管方实施严监管，公职人员的最佳策略是不实施败德行为，以免受惩罚；而当公职人员不实施败德行为时，监管方的最佳策略是进行松监管甚至不监管，使监管成本最小化……如此重复的结果，不可能产生一个使博弈双方愿意单独改变自己策略的纯策略组合，而只能以上面假设的某种概率，如Pg、Pj等随机地选择不同的策略组合构成混合策略博弈的纳计均衡。根据纳什定理，在这种均衡条件下，监管方和公职人员都无法通过改变自己的混合策略来改善自己的得益。

如果设监管方和公职人员的期望收益分别为Ej和Eg，则：

Ej＝Pj·{[Mj－（Cs＋Cy）]·Pg＋[－（Cs＋Cy）]（1－Pg）}

＋（1－Pj）[－（Cs＋Lj）·Pg＋（－Cs）（1,－Pg）]

＝MjPjPg＋LjPjPg－CyPj－LjPg－Cs

Eg＝Pg·[－Lg·Pj＋Mg·（1－Pj）]＋（1－Pg）[0·Pj＋0·（1－Pj）]

＝MgPg－LgPjPg－MgPjPg

若使公职人员败德行为及其监管的混合策略博弈达到纳什均衡，

则：

MjPg＋LjPg－Cy＝0（1·1）

Mg－LgPj－MgPj＝0（1·2）

解（1·1）、（1·2）组成的方程组，求得该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为：

＝Mg/（Mg＋Lg）和＝Cy/（Mj＋Lj）

（二）数据分析

在监管人员查出败德行为所得奖励Mj和因工作失职而受到的惩处Lj既定的情况下，即对监管人员工作业绩的奖惩力度一定时，公职人员实施败德行为的最优概率取决于监管方实行严监管多支付的成本Cy，且与其成正比。这预示着发现败德行为需要支付很高的监管成本，没有付出高企的额外成本就不能发现败德行为，意味着发现败德行为的概率降低了，因而实施败德行为变得相对的容易，故败德行为的发生概率随着监管成本的增加反而提高了。反过来说，在一定条件下，设法降低严监管多支付的成本就可以降低败德行为的发生概率；同理，Cy一定时加大对监管人员工作业绩的奖惩力度能达到同样的监管效果。但是，降低监管方的监管成本，加大对监管人员工作业绩的奖惩力度，在短期内可提高监管人员实施严监管的积极性，但长期效果如何呢？

当Pg>时，监管方的最佳策略是选择严监管。而根据＝Cy/（Mj＋Lj），公职人员选择实施败德行为的最优概率只与Cy、Mj、Lj有关，即与Cy成正比，与Mj、Lj两者之和成反比。因而，降低Cy、提高Mj和Lj，都能降低发生败德行为的最优概率，从而达到Pg＞，促使监管人员履行职责。但长此以往，在监管方实施严监管后，公职人员又会趋于选择职务合法合规行为，而使败德行为概率Pg降低，低至一定幅度就会导致监管方严监管与松监管两者的期望收益等值，监管方又会重新选择混合策略，出现重复博弈。而＝Mg/（Mg＋Lg）表明混合策略中监管方选择严监管的概率主要与Mg、Lg有关，而与监管人员松监管所受惩处Lj无关。因此，单纯降低监管方的监管成本、加大对监管人员的惩罚力度，而不改变公职人员期望得益，虽短期有作用，但长期来看却并未改变监管人员的博弈策略选择，对败德行为效果不大。

同样地，当Pj>时，公职人员最优选择是遵纪守法。故要使监管有效，必须降低值。而由推导知，＝Mg/（Mg＋Lg）。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职人员未被查出预期所得收益Mg是外生变量，虽然在不同的败德行为行为中由案件的严重性决定可大可小，但在某一固定事件中通常为一常量，即可确定监管者的最优概率主要取决于败德行为被查出受到的惩罚Lg，且成非严格意义上的反比关系。因而加大惩处力度，使Lg值变大，将降低监管方的最优概率，从而形成Pj>的局面，促使公职人员选择不实施败德行为。但久而久之，在没有败德行为的情况下，监管方必然会理性地放松警惕，降低监管力度至一定程度时，败德行为实施与否的期望收益相等，公职人员又会重新选择混合策略，导致重复博弈。结果呢？根据＝Cy/（Mj＋Lj），与Lg无关，即实施败德行为的最优概率与被查出的损失无关。此时即使被查出的损失Lg足够大，根据博弈理论，如果监管乏力，对公职人员而言也只是不可置信的威胁，必然继续延续前科。因此，单纯加强对公职人员败德行为的惩处力度，加大其损失，而不改变监管人员的期望得益，虽然短期内使公职人员败德行为有所收敛，但长期也将导致监管人员降低监管力度，难以真正发挥控制败德行为的作用。

三、启示及建议

（一）公职人员是否实施败德行为及监管人员能否履行职责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单纯采取对一方的奖惩来诱导其行为也许短期有效，但从长期看，并不能改善任何一方的理性和道德风险行为。为了达到（松监管，不败德行为）的目标，我们过去总是片面强调加大惩罚力度，因为在一定范围内惩罚得越严厉就越接近这一目标；与此同时，也提倡配合一定的激励措施，希望达到监管方和公职人员的双赢。但惩罚和激励措施必须适度，而实际很难把握：对惩罚而言，力度过大会使部分公职人员产生逆反心理，形成拼死一搏的倾向，反而达不到约束的作用；对于激励而言，其效果受多种因素影响，激励程度不够，会使监管人员在收益增加的情况下仍然松于监管，而过分激励、收益过多会使监管人员产生当前的收益已经足够了的想法，丧失进取动力，同样达不到目的。笔者认为，由检查力度、处罚力度和处罚执行力度三者合一所决定的监管环境是制约败德行为的关键因素。治理败德行为，应由目前的加强对败德行为公职人员的惩处力度为主，逐渐过渡到提高对违法者的检查力度和处罚执行力度与加强对败德行为的惩处力度并重，加大对监管人员失职行为的处罚力度与降低监管成本并重，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

（二）博弈论的研究表明，一个人作出的选择，取决于其对该选择成本收益的预期以及对他人选择的预期。给定必需的权力和信息不完全这两个条件，败德行为及其监管的内在逻辑沿着成本和收益变动的路径展开。因此，权力配置结构问题是监管败德行为机制设计及战略选择的根本问题。亦即监管败德行为不能局限于在权力既定这一约束条件下只是通过加强对权力的外部制约来监督控制公职人员败德行为而不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如扩大公众的监督权，把某些不必要集中的权力下放到市场中，是监管败德行为的釜底抽薪之计。其次，改善权力配置的信息结构、提高透明度，包括完善政务公开、重大问题决策公开、选拔干部公开等制度，细化公职人员职务权力义务的规定等是监管败德行为的另一项重要措施。另外，给定监管败德行为的必要条件（如制度、信息不完备），监管人员与公职人员的期望得益、价值取向和道德约束主宰着实施败德行为的动机，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特殊意义。

（三）博弈过程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松监管，不败德行为作为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均衡点而不是一次博弈的结果。它是博弈双方经过长期磨合和斗争、反复修订各自的策略、经过多次博弈最终形成的结论。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隔一段时间各方还要进行修订，以逐步接近最佳点。而且，达到最佳点涉及到政府政策、社会风尚、道德水准等许多方面，并不是只论及本文中提到的两方，也就是说，这在实际中应该是一个多方博弈，甚至牵涉监管人员和公职人员的合谋问题，达到均衡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由于本人水平的限制，很多问题由待大家共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