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信力范文10篇

公信力范文篇1

政府公信力，构成解释和促进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等现象的一个关键因素。社会的普遍信任所产生的力量利于构成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孔子所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政府的公信力影响深远。

一、政府公信的一般概述

政府公信力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和网络的认可而赋予规范和网络的信任，并由此形成社会秩序。政府作为一个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服务的组织，其公信力程度通过政府履行其职责的一切行为反映出来，因此，政府公信力程度实际上是公众对政府履行其职责情况的评价。

面对社会发展政府必然要采取一定的政治行为，而政治行为必然有社会结果的反馈，这个结果的反馈中包含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政府是否信任，而对政府的信任又直接决定着政府合法性地位的稳固与否。于是，在这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节点，也就是：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的来源在哪里？或者说，政府诚信的根基在哪里？可以说，一般的社会信任关系往往存在着一个超验或超脱的第三方来维持正义并提供信任关系的检验标准。而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却往往难以存在这样一个第三方，如果所有一个第三方的话，那么就是对作为逻辑前提的未经检验而又得到当代宪政国家普遍认可的契约理论。但是，超验的契约理论能够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提供合法性基础的能力是有限的，也是脆弱的。因此，政府代表人民掌握公共权力，是否忠实履行了对人民承担的职责和履行职责的有效性、及时性是衡量政府诚信的标准，从而也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检验。可以说，政府对社会管理的过程应当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不仅能够为政府赢得诚信，而且能够为善治的实现提供前提。因为善治即好的政府治理涉及的要素无一不涉及到公民社会对政府的评，也是政府为赢得公民信任需要努力的方向，因此，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要求。

我们的政府公信体系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还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诚信政府能够增强社会公众的社会信任感、归属感和责任感，而政府失信会导致社会公众信心不足和对政府信任的丧失，从而可能造成社会普遍失信，同时削弱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所以，社会的诚信首先是政府的诚信，我们需要构建政府公信体系。

二、政府公信的标准与功能

政府公信作为一个体系，涉及到许多方面，并通过政府行为表现出来。其判断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1政府应是负责任的政府。无论是否出现公共危机，政府都应当履行职责，言而有信，政策要相对稳定。对于公共危机，政府更应当果断、及时地回应公民的要求。

2政府应是以公民为本位的服务型政府。政府必须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努力提高政府部门服务质量和效率，自觉高效地为向公民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3政府应是依法行政的政府。在任何行为中，政府都应当根据宪法、法律、法规以及法律精神来为人民服务，避免文件和领导讲话大于法的现象，使人们形成对法律和制度的信仰，通过法律和制度来体现政府的诚信。

4政府应是透明的政府。人们的利益需求创造了政府，政府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而政府满足社会成员需要的措施、过程、方式等都应当为成员们所了解。方面。政府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与规范性文件、政府机构职能、人员配置、行政程序、执法依据、会议活动及文件资料等信息都应当公开和便于公众查询，政府的决策过程因此也应当使公民知晓和参与。

具备了这些条件的政府具有以下功能：

1简化社会复杂性，维持稳定的秩序。简化复杂性是一切生物生存进化的策略，是应付充满非完备信息的复杂环境的机制。作为是一种社会资本，政府公信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复杂的风险社会中维持政府－公众关系的持续性，构成整个社会稳定的中枢，以某种确定性来对付不确定性，并在这种相对的确定性中培养公民对制度的信心。其中，确定性实际上还意味着一定的强制力量，这种强制力量与人们经由信任的简化程序在人们心中逐渐形成的自愿性结合在一起，就能够维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公信作为一种主观自愿机制，与公共权力的强制机制一起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2为公共权力提供连续的合法性基础。政府公信与公共权力、政治权威是平行共生的机制，它们互相促进，为政府的存在和运行提供合法性。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公民的认可和支持，所以，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就是某种信任。公信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是连续的、强大的，在于公民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的信任，并在这种信任关系的基础上在政府的公共权力与责任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之间营造出某种良性的动态平衡关系。政府在这两种关系中占据行动上的主动，也就是说，政府必须以其主动的行为（政绩）和对过去经验的宣传（意识形态）来不断赢得公民的信任，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稳定的支持3为构建新型治理结构提供联结点。在充满危机和风险的开放社会，新型治理结构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个人、组织和政府打破界限的合作。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政府对公民的信任，这种相互的信任使人们打破政治与经济、公域和私域的界限，进行跨领域、跨部门、跨地区的合作。政府承担着配置社会资源的权威功能，市场则是分配社会资源的最有效的机制，各种民间志愿组织又充分展示出机动灵活的信息传送功能，而贯穿政府、市场、民间组织的主线则是以政府诚信为核心的社会诚信系统。只有在权利与责任对应的基础上，以政府公信为主导，连接社会各领域的新型治理结构才可能建立起来。

4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公信表现在政府忠实履行职责上，但履行职责首先涉及的就是政府职能的定位，在不越位、不缺位的情况下依法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公信的最终判断权掌握在公民手中，全体公民的切身需要和根本利益决定着政府职能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只有敏锐而正确地抓住人民对政府公信的判断，政府的公信体系才能维持，表现在当下的转型时期，就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长期以来是增长效率优先，相对忽视了公共健康、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问题，而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包括上述所有方面在内的一个综合系统，任何一个方面的偏颇都可能造成政府的公信受到打击。因此，政府公信的维持要求政府职能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转变。

三、政府公信体系的构建

政府公信体系的构建不仅是政府本身的事，更是政府、公民和各种民间组织在政治、社会和市场等各领域的不同力量通过互惠、习俗、强制、行为等博弈活动形成的。因此，在政府公信体系的构建中，如果说直接受益者或主体是政府的话，那么，由单个公民及其形成的各种组织所构成的社会则是间接或最终受益者。

（一）政府公信的层次

当代的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共同体都在一个开放的环境当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没有第三者的存在，因此，不存在一个可以裁决双方是非的第三者力量，政府与公民之间是直接面对面的，由此带来的惩罚也不是第三方的，政府拥有强制力量自不待言，而处于弱势的公众惩罚政府的可选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政府撤回信任或干脆不再信任，因此，公众对政府的惩罚手段虽然是唯一的，但却是最终手段，直指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政府公信作为一种系统信任，涵盖政府与公民两个维度，包括三个层次：

1理念。首先应当在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中树立诚信观念和责任观念，也就是要加强公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将公共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恪尽职守，依法行政。同时，政府作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应当倡导公民的道德建设，培养公民的公共责任和社会品德，促进公共精神的形成。

2行为。政府公信通过公务人员的具体行为和表现为行为结果的行政措施来体现，同时，政府的政策过程、行为方式等直接面对社会公众。为了维护公信政府的形象，政府行为规程和规范、纪律等都应当体现到政府决策过程和公务人员的执行过程当中，体现到依法行政的过程当中。

3制度。政府公信是一种声誉，更多地靠制度以及制度的执行来塑造和体现，因此，制度是政府公信的核心层面。政府公信的制度包括围绕政府公信本身形成的制度和政府公信监督评估制度两个方面。前者包括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开放的行政程序、责任机制建设等，后者包括鼓励公民参与的各项制度建设。

（二）政府公信的构建

进行政府公信体系构建，将对我国公共权力的运行与公民的参与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开放的风险社会中，政府公信主要依赖于制度的构建。

1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加强政府与公民的沟通。公民的知情权对应于政府的公共管理责任，因此，及时、畅通地向政策涉及的利益关系人和风险承担者提供有关政府决策、行为、预算、统计资料、财务披露等信息。并在发生公共危机的时候，将相关的宏观信息与微观信息向公众公开。因此，以公民为本位进行政府诚信的构建，首先要求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使政府成为透明的信息中心，这样做的过程和结果都无疑将是使公民更加充分地了解政府的运作和功能，从而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良性的沟通，在这个基础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互信必然得到加强，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为此，我们需要进行政府信息公开建设，将政府的行为、程序纳入制度化轨道。

2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权责机制，加强政府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性。

首先要求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树立权力的公共性观念，做到权力与责任相对应，政府应依法行使公共权力，做到不缺位，不越权，全面、恰当地履行与公共权力相对应的职责，不能有权无责，也不能有责无权。政府是社会需求的制度化满足机制，因此，应当通过强有力的权责对应的机制，对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主体的需求做到及时、恰当的反应，采取果断准确的措施。因此，需要建立权责对应、灵敏高效的信息收集－反馈机制，对社会公众通过媒体、信访以及群体行为等反映的问题、需求和建议等信息及时了解、分析和处理。强有力的政府权－责机制还包括加强基层政府与社会在公共危机、公共服务和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自主权和与之相适应的责任，以便把握控制和解决当地公共问题的最佳时机。3建立政府、企业与民间组织的合作机制，将公民和社会组织纳入政府决策体系，既强化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又推动社会参与和监督的制度化。

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单纯依靠政府是难以满足社会公众的多样化需要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政治、市场和社会领域的各种主体相互间的合作政府、公民及民间组织、企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将改变现有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尽可能地把利益不同的各方力量纳入决策过程，提高政府决策的民主和科学程度，保证公共决策的质量。同时也能够形成一个上下互动的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使政府切实承担起公共事务管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功能，从而彻底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另外，政府、企业与民间组织之间制度化的协商与合作不仅能够激发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还能够通过民间组织来有效地整合社会力量，在公共危机的处理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增强公民－政府的互信，增加公民对公共政策的理解，从而维持较高的政府诚信度。

总之，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它为公共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为新型治理提供联结点、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是其功能，这就要从理念、行动和制度三个层次来着手构建政府公信体系，打造政府公信平台。

四、努力提高政府公信力

（一）、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

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同时，它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反映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灵魂，完善的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不讲信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赖于全体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的遵守和信任。政府是社会秩序与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政府不守信用，就会破坏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由此可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

其次，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政府公信力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履行公共职责情况的评价，同时也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检验。信用政府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归属感，政府失信则会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任的丧失，从而造成社会普遍失信，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第三，政府公信力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政府公信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政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者、倡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公信力，才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标准

政府公信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民群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府的诚信程度。信用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品格，也是公务人员的政治品格和行政品格。对于政府来说，其信用程度更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政府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能不能遵守规则，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决定着政府公信力的状况。

第二，政府的服务程度。政府的宗旨是执政为民，为公众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如果政府能够全面履行公共责任，努力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门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就高，政府的公信力就强。特别是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能不能负责任地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提供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公共产品，保障公民财产和生命安全，是政府公信力程度的突出体现。

第三，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政府的行为不能违法，政府不能滥用权力，这是对政府公信力的基本要求。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政府应当坚持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做到依法行政，依据宪法和法律为人民服务，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第四、政府民主化程度。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体现，政府能否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决策能否做到公开、公正、透明，不仅反映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水平，也反映政府公信力程度的高低。政府民主化程度主要体现在决策程序的规范、决策制度的健全、信息化状况、调动基层积极性的情况，等等。

（三）、政府公信力存在问题及原因

从总体上看，我国政府的公信力是高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不断提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政府失信现象，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其主要原因，

一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由于没有很好地履行政府职能，一些地方政府还是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断提高，但政府职能尚未及时转变，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用度的主观评价降低。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过多地充当了市场竞争主体的角色，忽视了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二是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深化改革涉及面较广，触及深层次利益调整，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加大，对各级政府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要求较高。一些政府官员由于不善于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应对复杂局面和危机管理的能力较差，致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失去了群众的信任。由于一些政府部门的决策缺乏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度，行政效率不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问题突出，致使政府缺乏亲和度和感召力。

三是政府依法行政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公和多头执法、执法扰民，以及执法监督不力的问题，致使有的地方政府缺乏权威性。由于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不明确，一些政府部门及公务员的违法行政行为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使公务员责任意识淡化。上述情况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声誉和形象，而且削弱了政府执政的基础。

（四）、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措施

努力提高政府公信力、建设信用政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当前，应该把提高政府公信力作为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并且作为政府管理创新的紧迫任务，认真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第一，各级政府及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建设信用政府的思想基础。政府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干部要脚踏实地，有诺必践，讲究信用，靠自己求真务实的作风，在群众面前树起良好的诚信形象。要在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中树立诚信观念和责任观念，加强公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使其恪尽职守。同时，还要完善政绩考核办法，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坚决反对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第二，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特别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要努力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公共服务需求。要在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注重公共设施建设，健全公共服务系统，不断加大对社会公共领域的财政投入；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体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要加强社会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级政府都应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群众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及突出矛盾。要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要积极扩大就业，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将社会矛盾与纠纷解决在基层，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难、就业难、就学难、看病难、行路难、办事难等问题。

公信力范文篇2

公信力是公证立业之本

公证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证通过法定的程序来实现社会所期望的诚信，进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风险，防止非法行为的发生

，保障社会的公正、公平和效率，从而促进我国的市场经济步入信用经济的轨道。

我国公证工作重建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公证人员素质逐步提高，业务稳步增长，服务领域不断拓宽，公证的职能优势日益凸显，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预防矛盾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公证队伍已经成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力量。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证工作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不正当竞争扰乱正常的公证服务秩序，损害行业整体利益；违规办证直接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给公证执业带来巨大风险；不正当的利益导向，助长了公证市场化倾向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公证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弱化了人们对公证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证的公信力。为了解决公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公证事业的健康发展，当前应当结合社会实际、采取多种措施、在全国公证队伍中扎扎实实开展教育规范树形象活动。

首先，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公证队伍教育规范树形象、提高公证公信力的重要意义。公信力是公证行业的立业之本，如果缺乏公信力，公证工作就无法取信于民，公证制度存在的根基就会动摇，国家法制的权威就会受到损害，因此，开展公证队伍教育规范树形象活动，是促进公证工作发展、完善公证制度的迫切要求，是充分发挥公证职能和作用的客观需要，也是维护国家法制权威、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需要。

公信力范文篇3

时下人们关注的司法公信力，主要是针对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而言，亦即狭义上的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又集中表现在通过裁判方式向社会公开。所以，所谓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法院的司法裁判的信服度和对法院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法律权威性的评价程度。[①]可见，司法公信力本身并非是法律行为产生的法律效力，亦非司法行为自身产生的司法效力。但是，司法公信力与司法行为、司法效力的确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认真研究司法公信力，正确认识和积极提高司法公信力，对于正确认识和大力提升司法公正性、建立和维护司法权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司法公信力的现状

我国目前司法公信力怎么啦？似乎社会评价一边倒，都是对“司法不公”或是对司法不信任的指责之声。如有的领导讲，为什么人民群众到党委政府信访多、上访多，而不去法院打官司，这说明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信任嘛！言外之意就是对法院的不信任。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这种说法，不仅不顾我国目前司法公信力不断增强的客观事实，而且更是对我国司法权威和法律尊严的严重诋毁。诚然，不可忽视我国目前司法公信力还不够高的事实，同样也不可忽视我国司法公信力已经得到增强并正在不断增强的事实。如果不从这一客观事实出发，对司法公信力的研究必然走入歧途，得出错误的结论，损害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

首先，对我国目前司法公信力得到增强并不断增强的客观事实应当充分肯定。一方面，诉讼范围的扩大和诉讼案件的增多，说明人民群众对司法裁判的信赖性和公正性增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法律虚无，“公、检、法”被砸烂，人民群众没有诉权，因此毫无司法公信力的情况当然不能为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推进和依法治国力度的加强，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大量矛盾纠纷都寻求和最终通过司法渠道解决，法院受案范围越来越宽，审理的诉讼案件越来越多，被称之为“诉讼爆炸”现象，虽非司法万能的好事情，却也反映出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赖，从而也折射出司法公信力的建立和快速提升。道理很简单，没有这么多当事人信任法院，法院何以有这么多诉讼案件。据最高法院和一些地方法院的司法统计分析，从1981年到*年期间，平均一个地方法院审结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大约从每年200件左右上升到每年1300件左右，增长了六倍以上。[②]不少基层法院则增加更多，有的高达十几倍。行政诉讼案件则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年平均一个地方法院审结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约为30件左右。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对大量的诉讼案件的裁判处理，对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诚然不少法院的确存在个别案件错误的裁判，存在极少数当事人不服裁判上访纠缠，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绝大多数当事人不都服判息诉了吗？况且，在民商事案件中，有50%左右的案件还是通过当事人自愿调解处理的。君不见人民法院对严重刑事犯罪的打击令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君不见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对当事人与政府机关平等相待，君不见人民法院审理劳动纠纷案件使劳动者真正体会到了作为劳动者的尊严、权利和利益，君不见在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运行、城市化建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等等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中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无处不在的司法保障作用。其次，我国目前司法公信力不高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尽管社会对法院的评价有失客观全面和公正的地方，但也确有法院自身的问题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表现之一是“执行难”损害了司法公信力。社会上有关“赢了官司输了钱”、“判决书等于一张法律白条”的说法虽然欠妥，但法院裁判执行兑现率低、债权人的权利未能完整实现、人民群众对法院裁判的执行不满意确是不争的事实。根据执行案件统计分析，执行案件平均执行兑现率约在50%左右。当事人到法院打官司，并非仅仅就是讨个公道的说法，更重要的目的是寻求司法救济其合法权利。如此低下的执行兑现率，法院裁判的司法公信力焉能不受影响。表现之二，少数案件审理不公损害司法公信力。有超审限期久拖不结的案件，有上诉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案件，有再审改判的案件，还有极个别的冤、假、错案。这些案件虽占极少数，据统计不到1%，但其负面影响却是相当大。这不是对法院审判工作要求苛刻，“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法院一件差错案件在社会上具有十倍、百倍的放大作用，对司法公信力的损害相当严重。表现之三，少数司法人员违法乱纪损害司法公信力。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之所以选择到法院打官司，除了相信法律，就是相信法官能够秉公执法地作出裁判。所以，法官在人们的心目中应当是公正廉明的形象。可以说司法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群体的人格魅力。遗憾的是法院也不是净土，这些年来，确有少数大小小的司法官员违法乱纪，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人们因此对法官抱以希望和崇敬的心理产生怀疑和受到伤害，自然使法院和法官的司法公信力下降。同理，一些司法人员素质不强、作风不正也对司法公信力造成损害。衙门作风、程序不公、不平等保护当事人诉权、法理阐述不清等等，都会使当事人产生对司法公正性的怀疑，从而降低司法公信力。

二、司法公信力的成因

所谓司法公信力的成因，是指能够形成司法公信力的原因或要素。科学分析司法公信力的成因，对于正确研究司法公信力的影响和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极其重要。司法公信力只是评价法院司法行为的一种标准，法院的司法活动是司法公信力评价的对象，法院的司法行为并非是形成司法公信力的唯一原因。司法公信力的成因主要取决于五大要素。司法行为。司法行为，就是法院依法审理和裁判案件的行为，包括立案、审判、调解、执行、审判监督行为等。[③]由于司法裁判是社会评价的直接依据，司法裁判也是司法行为的基本法律效果，所以司法行为是形成司法公信力的直接原因。如果没有司法机关，没有司法行为，也就无所谓什么司法公信力可言。正如“”时期，司法公信力几乎荡然无存。在形成司法公信力的诸多原因中，司法行为的确是左右司法公信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法院的公开审判是社会公众认识司法，理解法律适用的现实平台，裁判公正与否，适用法律正确与否，法院、法官形象如何，人民群众一目了然。法院的个案裁判，虽然仅对个案的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但能否服众，即所谓社会效果，那只能由社会评判，这就是司法公信力。法治理念。法治理念确定立法、司法理念，指导立法、司法活动。法治理念指导法律行为，引导经济社会活动。所以，司法公信力的形成当然受到法治理念的影响。在法治时代，人们尊崇法律，自觉维护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的程度当然就高。在独裁专制时代，朕即法律，司法不过是镇压人民群众和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工具，其司法在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根本就不会产生公信力。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穿于立法、司法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确立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积极因素。法律意识。[④]存在决定意识，意识产生认识。社会的法制现象必然引起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又必然引起人们对法律问题的认识判断。司法公信力就是人们基于法律意识对司法问题的认识判断。因此，司法公信力来自于人们的法律意识。人们的法律意识广泛，形成司法公信力的基础就较扎实，人们的法律意识正确，司法公信力的程度就较可靠。道德意识。无论什么社会，广大民众对社会行为评判的一般标准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而且不少法律规范的渊源直接来自社会道德规范。人们对法院司法裁判的评价不仅受到道德意识的影响，而且不少情况是直接以道德标准为依据对司法行为进行评判。因此，绝不能忽视道德意识是产生和影响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因素。與论环境。司法公信力主要通过社会與论表现出来。與论的开放与否，正常与否，导向如何？也会直接作用于司法公信力的形成和司法公信力的程度。與论环境对司法公信力的作用不仅来自于民间议论，更受到新闻媒体报道和官方宣传的导向，其作用力不可低估。除此之外，构成司法公信力的原因还应当包括政治经济制度、立法行为等等因素。另外应当看到，司法公信力的成因不但是司法公信力的构成因素，也是对司法公信力程度的影响因素。

三、司法公信力的影响

司法公信力的影响，是指受司法公信力作用的对象和作用的效果。司法公信力不仅仅作用于司法范围，还作用于其他方面，而且其作用效果最终将体现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上。因此那种认为司法公信力只对司法工作产生影响，无关社会政治大局的认识是错误的。司法公信力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引导得当，有助于确立司法权威，维护法律尊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引导不当，则会造成自己伤害自己的悲剧，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正如前面提到的“”中“砸烂公、检、法”就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司法公信力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对司法工作的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影响，司法工作首当其中，这是毫无疑问的。上世纪末法院、法官形象的确立和提升，近些年法院、法官的形象变化都与司法公信力的作用密切相关。对司法工作的影响，不但对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效率性和强制性产生影响，也对司法制度、司法队伍产生冲击。回顾和分析法院改革的得失，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也可以这样认为，司法公信力既是司法工作的促进力也是检验司法工作成效优劣的重要标准。对政治体制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司法体制本来就其政治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司法公信力对司法工作的影响不可能不波及到政治体制。前些年不是有人借题发挥，认为法院司法公信力不高是因为司法不能独立的原因吗？另一方面，人们在对司法裁判进行评价时，还必然涉及到对立法工作、法律监督工作、行政执法工作和党政领导对法院工作的影响进行评价，而且人们对这些方面评价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对司法裁判评价的影响力。所以，有些机关和领导对司法公信力问题事不关已、不以为然的态度是十分危险的。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影响。司法保障是维护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保障力量，司法公信力强，司法工作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保障就有力，各级党委政府就能集中精力谋大局抓发展。司法公信力不强，不但造成司法保障乏力，而且还会因为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与司法保障之间的矛盾冲击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当前，一些涉诉信访、上访问题纠缠各级党委、政府就是例证。对经济社会秩序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纠纷和这样那样的利益冲突，这就需要权威的司法手段进行调整。若司法公信力强，这些矛盾纠纷就能及时通过司法手段化解，就能及时排除经济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保证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始终处于正常、健康的运行状态。若司法公信力不强，不但会造成经济社会生活中积沉大量的矛盾纠纷，还可能导致这些矛盾纠纷激化，使经济社会秩序紊乱。人们关注的“打官司难”和“执行难”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司法公信力对经济社会秩序影响的反映。对社会道德的影响。由于道德和法律的密切关系，司法公信力也必然与道德信任感相互影响。司法公信力强，道德信任感亦强；司法公信力弱，道德信任感亦弱。反之亦然。在当前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诚信危机，与司法公信力的弱化不无关系。为什么会有欠债不还、赖账有理和债务人公然对抗法律的现象，说明人们既缺失基本的诚信道德意识，也反映出对法院裁判的信任力不强。另外，社会上出现的假恶丑与真善美混淆、是非颠倒、道德失衡的现象，也或多或少与司法公信力不强相关。

四、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对策

综上分析可见，提高司法公信力，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更好地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司法公信力既然是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的社会评价能力，其作用力的主体当然是人而不是物，故能够影响司法公信力的主体主要是司法机关和社会公众，要提高司法公信力，也必须依靠司法机关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加强司法保障能力。司法保障是司法机关的基本职能，而司法职能产生的司法行为是司法公信力的作用对象，司法机关只有加强司法保障能力才能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此，一要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在广大司法人员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始终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严格依法办案，维护公平正义，端正司法作风，公正廉洁，防止司法腐败，在人民群众中真正树立起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严格法官的任免条件，培训提高法官的职业技能，增强依法办案的能力。加强对法官的职业保障，为保证法官依法办案创造和提供必要的条件。二要提高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改革和完善审判方式，根据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立健全公正、高效、权威的审判机制，保证司法工作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争取党的领导，保证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保证审判工作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协调统一。自觉接受和正确对待法律监督和各界各方面的社会监督，畅通监督信息，认真整改审判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三要大力解决执行难问题。执行既是落实裁判的法律效果，也是实现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裁判是否得到有效的执行，直接影响到司法公信力的大小。当前，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完善相关的执行法律保障机制，从立法上规范执行工作；建立健全执行运行机制，从程序上保障执行工作；建立执行法官制度，从人员素质上强化执行工作。同时，要端正执行观念，强化执行的法律意识。凡是生效裁判都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不允许有任何怀疑和犹豫的余地。生效裁判能否得到执行，这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法治程度的起码标准。为此，应当统一和明确被执行人履行能力标准。这个标准只能以维持其基本生存生活为条件，不能以社会保障的标准为依据，不能滥用或擅自扩大执行有限原则。否则，让法律责任人享受到一般社会待遇，而由权利人背负经济损失，这是极不公平的。应当建立无限期执行原则。被执行人虽然在当时不具备履行能力或不完全具备履行能力，但对其债务的执行不能中止终结，执行法院应主动不间断地执行，直到执行债务清结时止。应当确立穷尽执行原则。不但要穷尽执行措施和执行手段，而且更要穷尽被执行人的所有财产。应当严肃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的法律责任，对于符合处罚条件的必须依法追究，对违法行为的宽容，就是对合法权利的损害，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那种认为采取强制措施多了，处罚人多了没有体现文明执法，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观点是错误的。应当改进执行工作考核制度，取消以执行结案率为考核标准，建立以执行标的兑现率为评判执行工作优劣的考核标准。应当慎用执行救济制度。在执行不能的情况下，对具有特殊条件的债权人提供一定的救济金，虽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司法精神，也有利于提升司法公信力，但切不可滥用，否则适得其反。另外，还应加强刑罚的非监禁刑和财产刑的执行。完善和落实非监禁刑执行监管措施，建立健全财产刑执行规范，防止出现非监禁刑等于无罪释放、财产刑判了不执行的现象。还要重视非诉行政执行。严格依法审查立案，一旦立案执行，就要坚决依法执行到位，既是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支持，又体现了司法的权威性。当前，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对于迅速提升司法公信力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公信力范文篇4

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获得公众的信任度，是政府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公信力来源于公众对政府的满意程度，即满意度越高，也就意味着对政府越信任。

公信力评价的主体是公众，政府行政能力只有转化为行为和行为结果才能获得公众的评判。现代民主共和制度国家的政府是人民意志的执行系统，其宗旨是为全体人民服务。

二、落后的行政管理对政府公信力的破坏性。

落后行政管理会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主要表现出以下几种特征：

1、行政的合法性、透明性、民主性缺乏。

因政治权力缺乏足够监督导致贪污腐败；决策的随意性和不连续性，导致政策朝令夕改；地方保护主义，无视国家法规政策；为捞政绩，公然伪造上报数据等等现象，一次次挑衅着政府行政的合法性、透明性与民主性。民众的知情权和参政要求没有得到尊重甚至被践踏，政府的公正性和为人民服务的无私性也就无从体现，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2、职能与责任不清。

机构职能交叉，各有各的门槛，交叉执法、重复执法，导致公众无所适从；部门领导多，虚职多，造成“职务贬值”，既助长了官僚主义，又阻碍了政令的畅通；多头领导，几个部门分段管理，岗位的设置界限不清，导致管理混乱；一旦出现失误，即以集体名义承担，规避责任。

3、效益观念不够。

存在小部门利益主义，不作为、慢作为；办事程序冗长、效率低下，新建的“政务中心”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反而增加一道门槛；不在乎行政成本，浪费情况严重，如大力兴建严重超标的办公楼、招待费用居高不下、错误认为只要自己不拿吃点喝点不算腐败。这类“公家的钱，随便花”的奢侈浪费，也让“该花钱的地方，没钱花”，使公众怨声强烈。

三、通过行政管理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紧迫性。

1、行政“文明”——加强行政法制化建设。

行政管理的法制化发展，是行政文明、政治文明的要求，笔者认为行政管理的法制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政府产生的合法。依据社会契约论，政府的权力源于民众授予，一切违背这种委托关系而建立的政府都是不合法的。

（2）选举、任免的合法。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效力，不断完善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和质询制度。让人民代表大会在官员任免、升迁和绩效评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使政府官员任免、升迁和行政人员的录用都能更好地体现民意。因为只有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能让机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行政法律化。构建法制政府，避免政府权力部门化、政府权力地方化。政府部门在执行法律、法规、决策、命令的过程中，应严格地依法行政，使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真正得以贯彻实施。

（4）严惩权力腐败，克服官僚主义。逐步推进和完善权力的监督体系。包括中纪委派驻机构、巡视制度、中央提名地方纪委书记、官员任职回避和交流制度、任期限制制度，针对基层官员（县、乡）建立的权力监督体系等等。

2、行政“科学”——加强行政规范化建设。

（1）通过“民主”，智慧行政。政务公开、听证会等拓宽民众参与政治的渠道。让民众关注政府日常行政过程，使民众可以依赖社会组织参与和影响具体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益。

（2）建立管理规范化模式。要形成一套统一、科学、系统的精细化行政管理模式，以提升行政管理工作效能，构建一个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节约型政府。通过操作的细化、管理的细化、执行的细化，将工作、服务、管理做细、做实。精确计划、决策、控制、考核，把管理的对象逐一量化为具体的数字、程序、责任，做到“责、权、利”的统一。

（3）强调“效益”观。政府行政时，要充分体现政策水平、战略眼光、卓越的见识和运筹能力,做到效率高、效果佳。这种“效益”观，是要以促进社会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步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具体到整个办事过程，科学决策依据、环节、顺序、责任人一一落实，减少了时间、精力、财物的浪费，提高了效率。

3、行政“人性”——加强行政文化建设。

政府的公信力，应主要通过其代表——公务员自身的行政品性来表现。诚信廉明、公道正派、甘于奉献的公务员队，才能很好地代表政府，获得公信力。行政管理需要先进的文化领航，要明确行政队伍的文化素养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要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发展观、政绩观来规范行动，创建文明有序的行政环境，营造诚信和谐的人文环境，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政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如同水之无源、木之无本。通过文明、科学、人性的行政管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正廉洁、透明公开、讲究实效的政府形象，才能获得公信力，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政治的文明、社会的文明。

[参考文献]

[1]邓志辉，《实施精细化管理,提升政府行政管理效能》，消费导刊·理论版，2008年第九期。

[2]金太军、袁建军，《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政府能力考量[J]》，社会科学战线，2006，（4）。

[3]乔耀章，《政府理论[M]》，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8－9。

公信力范文篇5

政府公信力，即政府获得公众的信任度，是政府能力在公众心中的综合评价和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也是政府对公众的凝聚力和动员力的重要决定因素。

政府公信力同政府能力、满意度、动员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1)公信力不同于政府能力，公信力的评价主体是公众，政府能力只有转化为行为和行为结果才能获得公众的评判。一般而言，政府能力和公信力是正比关系。如果政府能力越强，社会发展越快，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越高，那么政府公信力就越强，但前提是政府能力必须主要去满足广大公众的利益需要。(2)公信力与满意度基本相同。正常社会状况下，公信力来源于公众对政府的满意程度。满意度越高对政府也就越信任：两者稍有差别，满意度更多是公众对政府在物质利益提供方面的感受，而公信力是对多种方面和长远利益的综合感知，特别是在强意识形态下的社会，公信力可能更多地源于对敌人的仇恨和未来美好的梦幻。(3)公信力与动员力有区别，动员力依赖于政府公信力，但政府公信力并不能完全转化为动员力，其中要受到多种中介因素的影响，比如社会组织程度、公民的政治心理等。公民社会发达、社会组织程度高及民众参与意识强，公信力在转化为动员力的过程中就流失得较少。

现代政府的公信力源于三个方面：(1)政府产生的公信力，即政府合法性问题。依据社会契约论，政府的权力源于民众授予。民众形成公意产生政府，民众也可以因对政府不满按照法定程序来变更政府，一切违背这种委托关系而建立的政府都是不合法的，都不能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可以看出政府产生的合法性是公信力来源的最为根本的基础。(2)政府行政过程的公信力。随着公民社会日益强大，公共服务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公民已不满足于以投票选择自己代言人的间接性民主，更多地关注政府日常行政过程。要求政府阳光行政、依法行政，还倾向于依赖社会组织参与和影响具体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政府行政过程的公信力是当今政府公信力不可忽视的重要来源。(3)政府行政绩效的公信力。政府产生的目的就是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现代社会中政府“一是为市场主体创造平等竞争环境，二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和谐、可持续的环境”。这些行政结果是民众切实需要的，也是能够切身感受到的，政府行政绩效如何直观地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评价和政府公信度。

公信力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是相依存互促进的：政府产生的公信力是基础性公信力，它是促进政府行政过程透明、民主化和政府绩效提高的制度性保障，同时它具有缓冲和部分地释放因政府行政过程不合理和政府绩效低下带来的民众不满情绪：政府行政过程的公信力是对政府合法性的重要补充，它对政府绩效具有直接促进作用：政府行政绩效公信力的提高可以短时而有效地弥补政府产生和政府行政过程的公信力不足，相反政府行政绩效公信力下降可能立即引起民众对政府合法性和政府行为过程合理性的质疑和追问，从而促进后者的改革和完善。

二、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状况及影响因素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公信力整体上处于下降态势。形势比较严峻。近些年来，针对政府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多次发生，针对政府官员的恶性犯罪案件也不少，民众参与政治普遍冷淡。于此可以看出，政府的形象不再那么光辉高大，其公正性和为人民服务的无私性遭受质疑，其凝聚力和号召力略显苍白。虽然政府和人民保持一定距离，人民对政府存有一定程度的不满和质疑是正常的，适当的民众独立性可以推动政府建设与时俱进，避免像上世纪和时那种运动式社会动员给全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但政府和人民如果始终处于相互怀疑、不信任和敌视状态，最终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只有百弊而无一利，

具体来看，各级政府的公信力水平是不一样的。从横向比较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公信力一般高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好，政府有财力去为民众提供充足又优质的公共产品，也能够更好地去执行“多予少取”的惠农政策：另外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高，市场和社会对政府建设提出了高要求，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服务性政府的理念进行改革和建设。通过机构精简优化、政务公开、听证会等拓宽民众参与政治的渠道。获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而在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基层政权财政收入不足，尤其在农业税费改革后，地方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基本成了“吃饭”财政，甚至负债累累。在这种状况下，地方政府不仅不可能去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有时甚至还挪用上级拨下来的各种款项。再加上政府行政理念落后，行政方式僵化，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趋于紧张，政府公信力急速下降。从纵向比较看，中央政府的公信力高于省政府，省级政府的高于基层政府的，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最低。2004年笔者在苏北泗洪县一个乡村进行调查发现，有84％的被调查者对中央政府表示满意或较满意，对省政府的评价中也有72％的人表示满意或较满意，而对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纷纷表示不满，不满聚焦在官僚主义作风、苛捐杂税、财务不明、大吃大喝、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等方面。

不可忽视，我国政府公信力下降有其宏观的社会大环境。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轴的改革开启了中国社会转型。由农业社会、村落文明向工业社会、城市文明变迁，这种整体性社会转型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是“第二次革命”。在转型过程中，旧有的社会秩序遭到迅速解构，而新的社会秩序正在慢慢建立，新社会规范因其认同基础薄弱而显得软弱无力，而旧的社会规范正在失去社会基础而对新社会失去足够的效力。整个社会处在新旧因素相互交错、冲突和共同作用情况下，社会容易出现失序和失范。各个领域存在许多不公正和丑恶现象，诸如因政治权力缺乏足够监督导致贪污腐败，市场经济机制扭曲出现坑蒙拐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人自危和自保，彼此信任程度整体下降，这种社会人文环境必然影响和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受众多因素的影响，但我国政府公信力下降主要源于政府因素，各级政府应该为公信力下降承担直接的责任。首先，对政府公信力产生致命性伤害的是权力腐败和官僚主义，是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和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作风。其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低，无法满足民众生活和发展需要，而公共产品直接关涉到群众利益。低效服务致使政府行政绩效的公信力大幅下降。再者，政府行政的合法、透明性不够，决策中的民主性不高。民众的知情权和参政要求没有得到尊重，也导致政府行政过程的公信力不够。最

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受各种主客观原因影响，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力，政府官员任免、升迁没有更好地体现民意，政府合法性受到部分质疑导致政府产生的公信力不足。三、在现有环境和条件下，如何提高我国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的公信力历来受到中外政府的重视。在古代，孔子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要当政者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来提高公信力。贞观之治时的唐太宗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认识到了民为邦本的道理。总的说来，封建社会维护的是官僚集团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思想家的大同和谐理想在中央集权体制和庞大的官僚集团面前大失水准和严重扭曲。

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和工作路线。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指出“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准之一，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党失去人民支持就如同水之无源、木之无本。在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党群、干群关系，对此曾警示性地说。“共产党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和走群众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观，以“三个有利于”和“人民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评判各项改革工作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尺，并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价值目标来汲取改革动力和破除改革阻力。

面对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状况不容乐观的境况，我们要根据社会发展现状和民主政治自身发展的特点，深刻认识政府公信力的增长机制，按照成本、风险、迫切度原则有主次有缓急有系统地推进政府公信力建设。

(1)严惩权力腐败和克服官僚主义，加强廉政建设。重树政府清廉、高效和亲民的良好形象，这是争取民众信任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径。严惩腐败能够一振耳目、大快人心。目前权力腐败比较严重，呈现出官员集团性腐败、腐败官员年轻化、手段日益隐蔽等特点，腐败多发的根源是权力没有受到严格监督。近来中央加大了对腐败的查处决心和力度，正逐步推进和完善由中纪委派驻机构、巡视制度、中央提名地方纪委书记、官员任职回避和交流制度、任期限制制度等构成的权力监督体系。笔者认为，还应该针对基层官员(县、乡)建立一套权力监督体系并进行有效监督，因为基层官员直接面对着广大民众，他们的廉政情况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当前官僚主义严重，对人民的福祉漠然视之、对百姓的利益从不关心、惟上是从、形式主义、弄虚作假都是官僚主义的表现。如果说权力腐败是急性病，那么官僚主义则是慢性病，它带来的危害更大。克服官僚主义必须转变理念走服务性和责任性的公共政府途径，尤其要扩大民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权利，增加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民意权重，迫使官员走群众路线，以满足民众的利益需求为根本工作宗旨。

(2)建设服务性政府，努力提供足够和优质的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生活和发展需要，提高政府行政绩效公信力。当前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已经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和发展，因此努力和尽快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政府提高公信力的主要途径。例如，医疗和教育的市场化倾向改革和我国财政支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公共资源在区域和民众中的分布非常不均，导致人民看病难、上学难。另外住房问题现在也凸现出来，房价水平同人均收入发生脱节使百姓购房难。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影响到农村地区的生活和生产。近几年来中央实施了一系列民生政策，如“以工助农、城市反哺农业”、建设新农村等，力图解决医疗、教育、住房领域存在的民生问题，正在逐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公信力范文篇6

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同时，它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反映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灵魂，完善的信

用制度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不讲信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赖于全体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的遵守和信任。政府是社会秩序与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政府不守信用，就会破坏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由此可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其次，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政府公信力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履行公共职责情况的评价，同时也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检验。信用政府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归属感，政府失信则会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任的丧失，从而造成社会普遍失信，削弱政府的合法性。第三，政府公信力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政府公信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政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者、倡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公信力，才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政府公信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民群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政府的诚信程度。信用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品格，也是公务人员的政治品格和行政品格。对于政府来说，其信用程度更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政府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能不能遵守规则，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决定着政府公信力的状况。第二，政府的服务程度。政府的宗旨是执政为民，为公众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如果政府能够全面履行公共责任，努力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门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就高，政府的公信力就强。特别是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能不能负责任地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提供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公共产品，保障公民财产和生命安全，是政府公信力程度的突出体现。第三，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政府的行为不能违法，政府不能滥用权力，这是对政府公信力的基本要求。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政府应当坚持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做到依法行政，依据宪法和法律为人民服务，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第四、政府民主化程度。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体现，政府能否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决策能否做到公开、公正、透明，不仅反映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水平，也反映政府公信力程度的高低。政府民主化程度主要体现在决策程序的规范、决策制度的健全、信息化状况、调动基层积极性的情况，等等。

从总体上看，我国政府的公信力是高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不断提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政府失信现象，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其主要原因，一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由于没有很好地履行政府职能，一些地方政府还是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断提高，但政府职能尚未及时转变，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用度的主观评价降低。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过多地充当了市场竞争主体的角色，忽视了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二是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深化改革涉及面较广，触及深层次利益调整，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加大，对各级政府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要求较高。一些政府官员由于不善于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应对复杂局面和危机管理的能力较差，致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失去了群众的信任。由于一些政府部门的决策缺乏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度，行政效率不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问题突出，致使政府缺乏亲和度和感召力。三是政府依法行政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公和多头执法、执法扰民，以及执法监督不力的问题，致使有的地方政府缺乏权威性。由于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不明确，一些政府部门及公务员的违法行政行为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使公务员责任意识淡化。上述情况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声誉和形象，而且削弱了政府执政的基础。因此，努力提高政府公信力、建设信用政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当前，应该把提高政府公信力作为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并且作为政府管理创新的紧迫任务，认真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第一，各级政府及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建设信用政府的思想基础。政府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干部要脚踏实地，有诺必践，讲究信用，靠自己求真务实的作风，在群众面前树起良好的诚信形象。要在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中树立诚信观念和责任观念，加强公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使其恪尽职守。同时，还要完善政绩考核办法，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坚决反对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第二，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特别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要努力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公共服务需求。要在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注重公共设施建设，健全公共服务系统，不断加大对社会公共领域的财政投入；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体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要加强社会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级政府都应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群众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及突出矛盾。要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要积极扩大就业，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将社会矛盾与纠纷解决在基层，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难、就业难、就学难、看病难、行路难、办事难等问题。

第三，各级政府及部门要坚持依法行政。政府讲不讲诚信，有没有公信力，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政府能不能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各级政府及部门必须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要围绕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全面实施依法行政纲要，继续加强行政立法，努力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强化政府法律责任机制。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进一步清理、取消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审批事项，继续推进审批方式改革，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要切实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加大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力度，加快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改革工作，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和多重多头执法的问题。要强化行政监察，及时处理和纠正行政不作为、滥用职权、执法不公、以权谋私等行为。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加强信用法规建设，加大失信惩罚力度，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公信力范文篇7

关键词：司法法院法官公信力法治途径和谐

引言

2006年6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在安徽省芜湖市委大礼堂做有关合同责任的学术报告时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信任危机”。一个是“五四”运动时期，另一个是“”时期，再一个就是当前时期。现阶段，诚信已陷入低谷，社会价值失衡，社会公信力普遍降低，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媒体的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人民法院的公信力等受到严重破坏。两年前的“西安宝马”事件，陕西体彩中心主任贾某竟演出一起用“脑袋担保”其手下人清白的闹剧。结果呢？在司法人员的眼皮底下，造假者持假身份证领走宝马车大奖，一大批官员失职及参与作假，而公证员还振振有词地以法律名义保证抽奖活动真实有效。再看一看身边影响法院形象的窝案：“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王建民涉嫌受贿130余万元，池州市检察院日前对其提起公诉。在王建民被公诉前，阜阳市中院原院长张自民涉嫌职务犯罪已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张自民的前任，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刘家义因涉嫌受贿百万元日前被检察机关起诉；另一名副院长朱亚及多名庭长、法官也因司法腐败被查处。”［1］在近期的“规范执行”活动中，安徽省芜湖市中级法院向媒体公布的《悬赏公告》即长期逃债、隐匿财产的被执行人名单中竟然有繁昌县保定乡人民政府，南陵县籍山镇人民政府等基层人民政府部门。人们不仅感问：法律的严肃性哪里去了？司法权威性哪里去了？法官与法院怎么了？！法院的公信力怎么了？！

一、司法公信力的概念及内在功能。

（一）、“司法”之歧义。

诚信缺失，公信力流失！当前，司法公信力问题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一般理解，司法公信力是公信力的一种，与之相并列的有政府的公信力、媒体的公信力等等。就司法公信力而言，又有狭义的司法公信力、广义的司法公信力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司法公信力之说。这与“司法”一词在我国法律上不明确及范围不确定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整个文本中，根本没有‘司法’。只有一处即第89条规定国务院管理‘司法行政’工作。但那指的是行政，‘司法行政’与‘司法’在性质上逈然不同，不能划等号……记得当年在宪法起草过程中，曾明确拒绝使用‘司法’一词。这在较大程度上同我国不采用西方‘三权分立’体制的指导思想有关。”［2］我国宪法中与“司法”相关的词语一般写的是“审判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等词语。从组织学角度看司法，广义指行使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和管理司法行政工作的专门机关；狭义指国家审判机关。

我国于198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没有“司法”一词的释义，但却有“司法组织”的释义：“广义指行使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和管理司法行政工作的专门机关。狭义指国家审判机关。”［3］因此，可以定义：狭义的司法公信力是指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及其生效裁判）之公信力；广义的司法公信力是指行使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和管理司法行政工作专门机关之公信力；最广泛意义的司法公信力是指国家法律的公信力，讲的系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系指一个国家法治的发展程度以及威信程度。

（二）、“公信力”之概念。

在我国，“司法”存在歧义，而“公信力”概念也不十分明确。公信力是一个政治法律概念，但一般在公信力高低方面使用。如房屋买卖在国家房屋管理部门登记了就曰有公信力或曰公信力高，反之，则无公信力。再如：网络上帖子的公信力（可信度）与报纸上新闻的公信力（可信度）相比，相差极大，报纸上新闻的公信力肯定比网络上帖子的公信力高。

从词义上分析，公信力由“公”、“信”、“力”三字合成。现代汉语词典对“公”之解释系：除了公平、公正的含义外，还有属于国家的或集体的以及共同的、大家承认的几种含义。[4]现代汉语词典对“信”之解释系：主要是在信用、相信、信奉、信息、确实及威信等几个意义上使用。[5]现代汉语词典对“力”之解释系：指力量，能力，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使物体获得加速度和发生形变的外因。[6]现代汉语词典没有“公信力”之释义，通常地理解：当一定数量的人或公共权威组织对某一社会现象或事物具有认同感时，我们说这一社会现象或事物取得了公信力；反之，产生认同感的主体数量未达到一定的数量或未被公共权威组织认可时，该社会现象或事物在社会上则不具有公信力。

公信力体现了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公平、正义、权威、效率、民主、道德、伦理等内容。“公信力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同时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属政治伦理范畴。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维护社会系统信任当然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责任。然而较之于个人信任更多地取决于自我人格取向来说，那些掌握社会公共资源的社会组织，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是现代公信力的主要载体，尽管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组织特性和社会功能，然而都以其特有的政治性、公共性、组织性、社会性对社会系统信任以及社会生活的良序建构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7］

（三）、“公信力”所具有的内在功能。

首先，公信力的核心是一种信任，首先是一种评价信任。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对周围事物及现象进行评价，特别是对那些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东西。对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与评价，对有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其贯彻执行、对检察权和审判权等公共职责及执行结果给予是否认同、是否选择合作、是否抵制等等或肯定或否定之评价。这种评价主要系道义性评价，基于社会正义、良知。底线是公民个体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基本尊严，较高的评判标准系创造平等的环境、增大社会每一个成员成功的机遇、造就一种信任感和安全感的社会公共生活秩序，进而达到一个公正和充满活力的社会目标。这种评价越高、信念越强，公众又会把这种道德认同自觉化为对整个社会生活的主动参与和积极创造。

其次，公信力同时也是一种责任信任。公共权力是公众赋予的，行使公权力的机关（含审判机关）对公众负责是其“天职”。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权力也是一种公共责任。特别是作为案件的当事人，多是基于自身权益而对人民法院及其裁判进行“对错”评价。过错看起来是对应当职责的否定，但当权力行为主体勇于承担过错责任时，则意味着其对自身工作义务的自觉与自省。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仍可获得正面的、肯定性的评价。比如，二审案件的改判或发回重审以及必要的再审就没有降低法院的声誉，相反，能增强法院的亲和力和信任度。相反，那种任凭枉法裁判、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等不负责任的现象发展下去，则会引起当事人及公众的不满，造成紧张甚至对抗，从而削弱公共权力的公信力。

再次，公信力与威信相关联，是获得司法权威的基础。权威是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司法权威是指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当人民法院的公信力不高时，当事人及公众就会指责法院及其裁判，而当司法有权威时，人们一般不会迁怒于法院，而会从自身、从法律规定中去寻找败诉的原因。权威来源于真实，司法权威来源于裁判公正以及公正的裁判得以执行。权威作为权威的存在不通过道德加以评价，应该看最后的实施，能被有效实施的法律就是具有权威的，合法的法律也应该是有权威的，若法律缺乏权威，则会导致司法缺乏公信力。司法的权威性不仅仅在于对当事人具有权威性，还包括司法对其他公民、法人及组织所具有权威性。在司法具有权威的社会中，人们会信任法律和支持司法，行为会趋于理性，并积极寻求纠纷的诉讼解决。

最后，公信力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也是公正的真实表达。公正要求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面。公正不仅存在于理念之中，也可通过可操作的制度实现。公正的制度及其操作程序作为一个可明显感知的效益系统，其效益程度也就在实际上反映着公众对公共权力的信任程度，它是检验公共权力及其公信力的客观指示器。［8］这就要求公共权力机构及其公务人员，要加强学习，及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进而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增强公信力。现代社会中，公共权力（含审判权）的公共权威及其公信力的建构与维护更多地取决于公众的积极认肯、主动信赖和自愿服从。公信力与公正互为表里，不可或缺。公信力关系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程度，司法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基石。司法实务中的每一个细节，无论是程序，还是实体，力争得到公众的认同与支持，这一点尤为重要。

（四）结论。

综上，所谓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审判权的运行及运行结果所具有的心理认同感。通俗说就是对人们对人民法院及其生效裁判文书等的信任程度，它能表明社会公众对法院是否信任和尊重以及信任、尊重、自觉服从法院生效裁判的程度。公信力有时可用“可信度”或“公信度”替代，司法公信度可以说系司法机关及其裁判在公众中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司法公信力越强，人们对司法的信任度就越高。

本文所讲的司法公信力系狭义的司法公信力，并与司法权威相关联。

二、影响我国司法公信力的主要因素。

我国目前司法公信力不高，甚至出现司法信任危机。导致对人民法院“信任危机”产生的因素有多种，但司法改革的任意性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经过多年的法院尝试及改革，公众对人民法院改革成效的反响并不像曾预期的那样好。目前听到的仍旧系对司法不公的抱怨声，对法院工作不满之声甚至大于表扬之声。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法院院长王友元曾撰文指出：法院改革大都在法院内部进行，更多的时候是关起门来自己搞而群众不甚了解。群众多是直接通过个案审判和裁决看待法官乃至法院的工作。这就造成了法官或法律专家认为正确的裁判却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和接受。影响法院公信力的原因很多，如法院工作中的失误，少数法官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不断加快的审判改革进程与公众对法院的传统认识存在冲突，法官不注重个人修养及司法礼仪，法官的业务素质与公众期望存在差距以及司法体制的缺陷等，都使公众对司法公正、对法院公信力缺乏足够的信心。

影响法院公信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法院内部的原因，也有法院外部的原因，并与社会经济、文化及法制环境密不可分。

（一）法官的因素。

法官的整体素质与社会对法官的要求相比仍有差距，一些法官作风不佳，形象不正，进而影响公信力。突出表现：其一，极少数法官仍然存在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金钱案的现象，法官的违法犯罪甚至判刑，对社会的影响比常人大，对司法威信的破坏较大。其二，有些承办法官办事拖拉、案件在手，久拖不审、久拖不执，案件超期，当事人反映强烈。其三，有些法官干警接待当事人态度差，服务意识不强。接待中，方式、方法简单，用语不文明，直接影响法官形象。其四，办案中，责任心不强，不为当事人着想，不为社会和谐与稳定着想。没有注重调解，缺乏细致耐心的做当事人思想工作。特别是对一些婚姻、赡养、相邻关系、合伙、土地承包以及医疗、交通事故、工伤事故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有时只注重一判了事，而没有注重到案件的社会效果。其五，法官庭审中的一些言行不规范，给人感觉不公正，容易引起当事人的猜疑。其六，法官的业余活动不检点，出入公共娱乐场所、游山玩水等直接影响法官形象，直接影响法院形象，间接影响的就是法院的公信力。

（二）法院体制上的痼疾。

我国法院管理行政化色彩较浓，管理手段和方式落后，违背管理科学；某些领导指导思想存在偏差，主观随意性大；用行政手段来管理法官，忽视了法官对法律负责而不逐级对上级负责；内部规章制度不健全，缺少一个与诉讼法相配套的能适应各个内设部门的规章制度。法院组织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内设机构不科学，严重阻碍了工作效率的提高，也影响了法院的公信力。

法院管理模式行政化的后果，使得社会上将法院视为政府部门，既是政府部门则参与招商引资，参与功利分配，参与当地评比活动，则属正常，法院因维护本地利益而搞地方保护也在所难免，这则破坏了法院中立、公正之形象。国家设立法院、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来定争止纷，当然是希望其工作卓有成效。然我国法官不能独立，法院不能独立。在人权、财权均受制于同级党委和政府的情况下，法院要独立审判而不受其干涉，根本不可能。特别系法院对地方行政机关存在机构、人员和经费上的依附关系，在涉及这些机关的有关案件时，难以服众。一些法院基础建设薄弱，物质条件差，经费保障不到位，使得一些法院拉赞助，接受赞助，又介入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其结果，法院公信力在流失、在降低。

（三）当事人的偏面认识与误传、误解。

当事人置身于案件之中，与裁判结果有切身利害关系。一般都自恃有理，贪急求快。一旦赢不了官司，便盲目认为法官偏袒对方，对法官不相信。有的败诉后又存在投机心理，错误地认为只有把事情闹大，才会有人重视，才会有结果，于是四处反映，甚至有意制造事端，给他人看，给法院施加压力。特别在基层，当事人多数为文化程度水平较低的农民，属文盲加法盲，法律意识极其淡薄。没有程序、没有证据、没有时效观念，只注重自身的感受。有的当事人不管对方有无履行能力，只要其不履行，便误认为是法院工作不力，执行力度不够，把诉讼风险、执行风险全部转嫁给法院。西南政法大学徐昕教授曾调查并著文“法官为什么不相信证人？”文章中实证研究了证人与法官的关系，并分析转型中国的信任危机。互不信任！法官不相信证人，证人不相信法官。“因为在证人眼中法庭也未必是正义的象征，证人对法官的信任不足，司法公正面临严峻挑战。因此，证人为什么作证或不作证、不仅仅是经济分析或激励机制的问题，也非流行观点所认为的只要保障证人权利便可奏效。要求证人积极作证履行公法义务的社会条件远不具备，期望证人履行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社会责任出庭作证不太现实。”［9］实际上，司法不公除事实上的不公之外，还有一种“观念上的不公”，即裁判本身是公正的，但由于当事人的误解或者猜疑而产生的司法不公的主观判断。当事人的错误看法与认识，导致法院公信力下降。

（四）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与干预。

在言论自由的社会，允许对法院的批评与指责。来自报纸的批评，来自电视节目的批评，来自专家学者的批评，因其掌握材料所限，难免出现不客观之处。法学教授及其专家意见书或其对有关法制栏目的点评，能吸引不少人的眼球，但有些是收取费用的，有些是有广告赞助的，其单方意见不能不说没有道理，然对方的观点或许道理更充分，恰恰这一点却又被避而不谈。探讨是可以的，指责则欠妥了。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提供的信息可能并不全面。媒体或个人从商业利益出发，过于渲染案件的某些情节，不了解全部事实的情况下，对判决的指责，肯定影响法院的威信。法官不能拒绝作出裁决，意见有分歧的情况下，定案的裁判只能有一种意见。无可否认，有的评论能从技术上、细节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好方法，能促使法官以新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推进法律发展，这无疑是有益的。但多数批评性的建议以及纯批评的指责客观上是有害于司法公信力的。另外，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并有着悠久的“人治”传统，这使得许多人至今仍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寄希望于某个领导人或某级机关，而对司法往往信任度不高。还有些当事人及其亲朋，自恃关系广大，自行或托人到党委、人大、政府或司法机关内部找“关系”，藉此来向承办法官施加压力。这种形式的不当干预，无论成功与否，都严重影响到法院的威信，影响到司法公信力之上升。

（五）不健全的法制及对司法的过高期望不利于司法公信力。

我国的法制仍不健全，社会法制环境有所改善，但还不是完美无缺。比如有关信访的法律与制度。时至今日，中国的信访制度已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它是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途径，民众的期望值很高；另一方面，它越是有所作为，就越在无形中损害了法律的程序规则，削弱了司法的权威性，继而引发更大规模的信访。如此循环往复，庞大的信访机构和众多的信访工作人员非但没有有效化解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反而成为了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股消解力量。［10］现阶段的涉法上访问题，被过于看重，都怕本地区本部门出漏子，对无理缠访的人也不敢处理，一味妥协迁就。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使有些群众产生“不上访不办事”的思想。本该是上诉审或再审解决的问题，一律不通过法院，而通过信访渠道去想办法。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少涉法上访者抓住了信访管理之软肋，变本加厉，又使得新问题层出不穷。

另外，还有些群众对司法的期望值又过高，而忽视了司法不是万能的，甚至不是化解矛盾的主要方法。“法律的出现在一定层面上起到了定纷止争的作用，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平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追名逐利，更不能担当起拯救人性的责任。所以，将社会价值失衡和人性衰落的罪过强加于法律是对法律的不公平；将拯救社会价值失衡和拯救人性衰落的重任交由法律无异于抱薪救火，法律最多只是人们定纷止争时需要的一柄剑。［11］当事人及部分社会公众把人民法院看作“讨说法”的地方，而忽视了利用其它非诉解决矛盾的渠道。都涌向一个“出口”，而在矛盾不能根本解决时又都归罪于那个“出口”，法院无形中成了替罪羊。这也当是我国司法悲哀之一吧！部分群众对司法的期望过高，进而不信任司法，假如再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理，那才将是真正的司法悲哀！

三、提高司法公信力之对策研究。

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是多方位的，有体制上的原因，有经济的原因，有文化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相应地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途径也有多种。着重提高法官素质，有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法院与外界沟通系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一）、提高法官素质。

中国法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整体偏低，这与我国法官本身素质低有关。“公生明、廉生威”。反之，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一个承办法官不廉，贪赃枉法，则必然导致案件裁判不公。廉洁是对法官从事司法活动的第一要求，廉洁是法官对外的第一形象。利用审判权、执行权谋取一己私利，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严重背离了司法为民的宗旨。一个案件裁判不公，就可能导致一部分群众对司法活动的不满。法制先被法官破坏了，国家法制的威严形象也就被破坏了。一个清正廉洁的法官，一定能身体力行促进司法公正，进而提高司法公信力。人人如此，社会公信力必会提高。

法官是法律的实施者，其一言一行关系着法律的尊严，法官形象在很多场合就是法院形象的具体化。为塑造法官的良好形象，以下几点当强化。

第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服务水平。法官首先要从思想上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问题，坚持司法为民之方向，维护社会正义。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加强作风建设，切实转变审判作风。法律是威严的，但由富有仁爱之心的法官操作起来，可以是富有人情味的。当事人先信赖法官，进而才会相信法律。

第二，强化业务训练，提高执法能力。日常工作中，重点之一是加强文书写作、提高裁判文书质量。裁判内容上不允许含糊，文字上不容差错，每位承办案件的法官应将格式规范、语言精炼、论理透彻、说服力强的优秀裁判文书展示出来，向当事人交待，向社会公众交待。“打造精品裁判文书，可以有效地提高裁判说服力和公信力。而判决书中的细微差错，则极大影响群众对法律的信任。”［12］日常工作中，重点之二系规范庭审行为。庭审是整个审判活动中心，是法院向社会展示司法活动、行使裁判权的重要平台。它使公开审理得以落实，它使得司法透明度增加，使审判置于阳光之下。规范的庭审行为，高超的庭审驾驭能力，可以增强当事人、公众及媒体对法官、法院和法律的信任。日常工作中，重点之三是向“执行乱”开刀，让执行更有力。近一段时间，全国法院规范执行行为、促进执行公正专项整改活动轰轰烈烈并广受好评，这次专项整改以查摆执行违法违纪问题为突破口，以执行工作的规范化建设为重点，以提高执行队伍整体素质为关键，以提高执行能力、切实解决执行难为目标。执行人员应当积极投入到此活动中，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当事人前后对比，可评价执行工作的得失。日常工作中，重点之四系依法高效处理政府拆迁、企业破产、重大反腐等社会热点案件。这类案件社会影响大、人民群众反映也强烈。公正、高效地处理好这些纠纷，在增强公众对法院司法能力的心理认可方面能够产生重要的作用，并可以以点带面，树立品牌和典范。这时候，对重大案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法律专家、律师共同参加、公开答询，依靠社会力量化解纠纷，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这对增强法院公信力也有着不可低估之作用。

第三，正确适用法律，领会法治精神。“法律是一种规则。它明晰社会制度，明晰人世秩序。司法官的执法之境界就是诚信制度、信守规则……检察官和法官一样，其职责就是信守规则，领悟规则，从法律规则的真谛出发，去处理案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法律设计的公正道路上，法官、检察官应牢记，有两大目标需要实现：一是领悟法律乃是正义的，二是使法律公正实施。”［13］法官要做到公道处理案件，仅有党性、民心还不够，还须具备过硬的业务本领以及相当的法律知识。当事人法律意识差，还有情可原并可教化，但法官必须精通法律，领会法治精神。并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准确适用法律，配合地域、习惯等多因素以取得良好地社会效果。

第四，加强学习，更新知识。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不断加快，公民法律意识的快速提高，新的法律法规层出不穷，这对法官队伍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加强学习、不断学习，这才不至于落伍，才可达到宋鱼水式的“辨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境界。

第五，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工作失误者，要进行责任追究。目前法官缺乏尊荣感，法官管理制度缺少问责制，这样对树立司法权威不利。

（二）、通过科学的方法与途径实行司法改革，加强法院与外界的沟通，提高司法公信力。

首先，要搞清办案的指导思想，具备现代司法理念。树立司法中立、独立、公正、执法为民、服务大局等现代司法理念，努力摒除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的习惯做法和制度，使司法客观规律得到具体落实和体现。办案中要强调案件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要使当事人或公众感受到法律的权威以及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并进而接受和认可法院的判决。

其次，严格审判管理，法院改革当通盘考虑而不能有失偏废。严把立案关、审判关、执行关，在诉讼各个环节注重依法律程序办事。法院的审判方式改革、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管理、司法统计、宣传、调研、案件执行、基本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每一项都很重要，都不能偏废。在立案时，向当事人告知诉讼风险和执行风险，使当事人对可能的诉讼结果有一个正确和清醒的认识。在诉讼中，要不失时机地向当事人宣传法律。裁判文书之中，要正确引用法律，最好写明所引用法律条文，明之以法，寓教于判。实践中，有个别法院改革后，连内部人员自己都不清楚该找谁办事及负责，更何况案件的当事人？这种情况势必影响法院形象，影响司法改革形象。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作为一种“机关”运作久了，也有机关的不良表现，法院效率不高的表现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扯皮推诿，手续繁杂，会议成灾，纪律松弛，不核算费用，官僚主义严重，形式主义严重等等。相应地提高效率、增强能力的途径：主要从机构设置、管理制度、领导方式、人员素质、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着手，通过科学的方法与途径不断进行改革。提高效率，改变形象，提升法院公信力。

再次，重点推广一些措施及规避一些不当细节。如法官判后答疑制度，利于息诉，可推广适用。该制度明确要求立案法官、庭前准备法官、案件裁判法官和执行法官积极履行释明权，视个案的不同和各自岗位的职能特点，设计不同的诉讼引导和判决疏导方案。立案法官主动告之审理中的注意事项、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合法性规避的方案、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的内容及可能存在的法律后果，并加强证据的交换和庭前调解工作。而裁判法官加强庭审职能、裁判说理和判后疏导工作，做到谁经手，谁解释，谁释明。［14］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法院推行法官释明责任制，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以及风险承受能力，息诉服判率达95.6%，当事人切身感受到了法院司法为民的作风，提高了法院的司法公信力。2006年7月12日起，安徽省芜湖法院系统全面推行法官判后答疑释理制度。这对树立司法权威，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良好效果。

另外，提高司法公信力，还要注意规避一些不当细节。如严格诉讼费制度，不滥收费，不随意减免诉讼费；法院不参入招商、不拉赞助活动，法官不强行摊派订购报纸等等。

最后，加强司法宣传，让外界了解法院。相对于司法改革措施的推进，司法宣传滞后，也直接影响到了司法公信力。大量卓有成效的改革工作，只是由于宣传不到位，没有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渠道不畅通，当事人不了解。仅仅要求法官自己相信裁判的公正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让周围的人甚至广大社会公众相信他所作出的裁判是公正的，说服案件当事人和任何关注案件的人士接受裁判结果，消除人们对其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上可能存在的合理怀疑。了解法院、扩大宣传可提高司法公信力。

（三）、正确对待批评，拓宽非讼纠纷解决渠道。

公众对法院、法官及司法改革的多项批评，也应一分为二的看待。由于法院不宜回应各种批评，而各界的评价又是不可回避之事，为了避免法院沉默的潜在危害，美国调动了多种力量协同作战，维护司法权威。维护司法权威仍然需要调动多种力量协同作战，美国如此，我国更应当如此。法律意识和社会基础均比较薄弱，法院单方强调司法权威必然是孤树难支。建议在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在党委的领导下，由检察院协同司法局、出版署、律师协会、法律团体和法律院校等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共同阻击和应对针对法院的各种非法批评。［15］另外，现代社会权利救济方式有多种，并不限于诉讼救济。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工会、协会、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的作用，充分发挥劳动仲裁、经济仲裁、民间调解及私了等等化解社会纠纷渠道的作用，建立健全以法院为主导的多渠道的纠纷解决和权利救济机制。这样，纠纷不全部集中于法院，法院自身建设会增强。

（四）、加强法制建设，优化司法环境。

我国法律制度不健全，现有法治威信度不高。如我国现行审级制度和再审制度及上访制度就有待完善。申诉无限制和再审条件过于原则、再审范围过于宽泛之现状，急需通过立法加以改变，急需对再审启动主体及再审的次数等加以严格及科学的限制。否则，以牺牲司法权威为代价，暂时满足一方当事人的期望，不利于维护判决的既判力和终审判决的效力，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及公信力。同时，各级法院以及社会各界还需要依照法律规律办事，建立健全司法制度，并倡导法律至上、信法守法之法治文化。如果公众缺失了对法律的信仰、缺乏了对法院的认同和信任，就会远离法律和法治。只有让公众相信法律所表达的公正、公平、正义能够在司法活动得到充分体现，司法才能获得权威和尊严，只有树立起对法院司法职能的信仰，法院的公信力才会在公众的认同中渐次达到。健全的法制，能让损害公信力的官员及时下马，能让诚信丧失的个人或组织及时淘汰出局，社会步入良性发展。

最后，提升司法公信力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下，司法工作既要按照其自身规律去运作，又要为社会公众所认同。这里，注意全社会公信力之提高。相关机关与人员具备法治理念、处处维持司法权威，那么，法院的各项工作就会顺利得多。比如媒体既可批评指责法院，也可以成为引导群众正确认识法院裁判的载体，可以成为法治建设的强大推进力量。应当密切法院与其它机关的关系，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将司法公正自觉融入到社会正义中去，达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结束语。

人民法院及其生效裁判的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信任和服从的基础，司法公信力对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标尺。司法具有了高度的公信力，法官与法院会被人们崇敬，公众也会习惯于到司法机关寻求公力救济。并对司法权运作的结果：生效裁决具有充分的尊重，进而自动及时地履行生效的裁判，具有协助执行义务的相关组织在接到法院协助执行通知后能够尽力协助。执行不再难，法院的裁判得到普遍的认可，公平正义得到保障。

相反，如果公信力流失，公众对法院及其裁判不再认同，后果是可怕的，机关形象受损、民众信心受损不说，国家政权机关怕也将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如今，一些机关和团体公信力流失令人颇为担心，这里也包括不少地方法院。提高司法公信力是法官的事情，是法院的事情，也是全社会的事情。法官先在整个法律职业群体中树立权威，才能在全社会对立权威，维护司法权威是所有法律职业者的共同利益和责任所在。当然，法院和法官在维护司法公信力方面应当做表率并应走在其他人的前列，自是责无旁贷。

参考文献：

1.周立民著（新华社合肥电）：“阜阳中院原副院长王建民被起诉”，载《大江晚报》，2006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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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法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550页。

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第434页。

5.同4第1402页。

6.同4]第775页。

7.王翠英著：“现代公信力的道德价值”，载《光明日报》，2005年7月26日。

8.参见同7。

9.徐昕著：“法官为什么不相信证人？”，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3期。

10.周梅燕著：“理性求解中国信访的制度困境”，载《半月谈》（内部版），2004年第7期。

11.张永和著：“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3期。

12.杜中杰著：“让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司法公正”，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12月27日。

13.刘佑生著：“司法三境界”，载《方圆法治》，2006年6月下半月刊。

公信力范文篇8

互联网由最初的一种技术形态，日趋演进为一种社会关系结构，并开始深刻地影响着深嵌其中的生产关系、文化心理结构、交往互动关系等。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说：“信息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的重新构建，已经诱发了社会的新形式———网络社会。”［1］网络社会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形态对于司法公信力的型塑是空前的，它的影响不亚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给司法公信力带来的根本冲击。网络社会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信息表达、商谈互动方式，也使司法公信力的生成具有新的特性、形成新的挑战。如何理解这种新的特性以及如何应对这种新的挑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司法公信力生成极为重要。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指出：“当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步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2］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司法向现代司法转型的关键期，现代司法的价值、理念、构架、制度等亟须通过长期的沉淀及司法实践互动，衍化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制度心理，由此推动司法公信力建设。但现代工业社会向信息网络社会的急剧转变，使得本来前后承继的社会转变，在这特定的时空聚然重叠，中国司法面临双重转型的复杂情境。如何在双重转型期培育司法公信力，特别是应对网络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成为当前中国司法难以回避的问题。本文正是基于网络社会的宏观背景，通过对近年来司法领域中的典型个案进行实证分析，试图找出网络社会中信息表达、商谈互动方式是如何强化民众对于司法的不信任感及将其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进而提出应对之策。

二、范畴：网络社会与司法公信力

随着司法权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运行，司法权自身大致经历了从司法权力（强权）到司法权威再到司法公信力的变迁。在司法权力向司法公信力的递进中，不同社会形态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和路径。社会形态结构以不同的方式作用、型塑着司法并与之产生一种互动效应。

（一）司法公信力的生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在现代社会中，公权的行使被限定在法律规定的权力界限和程序机制内，使得人们对公权有一定的预期判断。这种预期经过公权信用责任的增强及信用能力的提升，开始转化为一种对公权行使的普遍信任心理。这种对公权力制度化的信任就是公信力。可见，从公信力的内涵要素而言，其由信用、信任和公权力三项基本要素构成。其中公权力的信用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信用责任，即公权力若不按既定规则行使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二是信用能力，即公权力能以其功能、结果满足公众普遍预期需要的能力。公权力的信用乃是公众对公权主体的行为和动机所表现出来的善意的期待和回应［3］。简而言之，公信力就是基于公权力的信用而产生的普遍信任心理。司法公信力就其本质而言，是以司法裁判权为载体的信用能力（包括说服力、判断力）、信用责任（包括自律力、约束力）与信任心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就司法裁判权的行使主体而言是一种履行信用的能力和责任，就司法裁判公权的受众而言是一种对公权行使的信任心理。两者之间信息表达、商谈互动的双向联系就是司法公信力的生成机制，故信息表达、商谈互动的方式对于信用能力与信任心理之间的双向互动尤为重要，即司法裁判的公权如何将自身的信用能力与责任建构于受众的司法信任心理结构，受众的司法信任心理评判机制如何反向作用于司法公权的信用能力和责任。基于对司法公信力的理解，笔者将司法公信力的形成机制概况（见图1）归纳为：一是司法实践过程，司法机关通过司法权的实践以司法行为、裁判结果为载体满足公众对权利实现的预期及需要；二是司法信息传播过程，司法机关通过特定的媒介传播方式将其所为的司法行为与裁判结果为公众所知；三是对司法权运行、结果的感知过程，即公众通过不同的信息传播渠道所获知的司法实践信息；四是对司法权运行、结果的互动沟通，形成普遍社会认知心理的过程；五是对司法权信用能力、责任的评价、反馈过程；六是司法权主体与公众互动协商的过程；七是司法公信力心理沉淀过程。图1司法公信力的形成机制综上，司法公信力的生成机制，主要受司法权主体的信用能力、司法权主体的信用责任、司法权行使的传播方式、公众对信息的接受方式、司法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协商方式等五个因素的影响。可见，司法公信力的形成除司法信用能力、司法信用责任两大主体内部因素外，最关键的是媒介传播方式和互动沟通方式。媒介传播方式和互动沟通方式几乎贯穿于司法公信力形成的每一个环节，特别是司法权运行及结果的传播、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信用心理的形成、评价以及司法主体对于信用评价的反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见，网络社会带来的信息传播和互动沟通方式的变革，必然对司法公信力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

（二）网络社会的发展及特性

随着20个世纪末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互联网技术已经由一种“网络社会”（cybersociety），即以互联网技术所构造的虚拟空间，发展为另一种“网络社会”（networksociety），即作为社会结构形态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这种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意识到，网络社会已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技术工具，它已改变社会文化传播方式、生产结构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管理机制等［4］，具体表现为：一是人与物的关系。在网络社会中，人与物之间的空间距离被彻底消解：一方面，人对物的认识开始不受空间距离的限制，人通过对数字化处理后的物进行间接的、个体性的认知；另一方面，人对物的控制摆脱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二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完全摆脱了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等社会属性，使得网络社会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去身份化的特性。三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网络社会导致的知识信息空前汇聚，使得个人具有脱离群体生活的可能性，个人对群体的归属感弱化，个人以“机械团结”［5］的方式结合为群体，即以个体的相似性甚至同质为前提，而不是以传统的“有机团结”方式进行结合，即以社会分工及个体差异的互补性进行结合。网络社会逐渐显现及发展，使其展现出以下特性：一是网络社会的去空间性；二是网络社会的无限开放性；三是网络社会的互动交往性；四是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即通过互联网技术创造一个从物质而言并不存在的、互动的情境和空间；五是网络社会的现实性，即网络社会的自主性及其以信息为媒介的符号传播方式对物质世界的影响性；①六是网络社会主体的去身份性。社会学界基于网络社会的特性，为进一步研究网络社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抽象出诸多效应模型，其中较为经典的模型有聚焦效应模型、极化效应模型、反沉默螺旋效应模型及循环反馈效应模型等。②

（三）网络社会与司法公信力的关联性

如前文所言，网络社会的去空间性及无限开放性等特性使得网络社会的结构呈现出一种扁平化的趋势，开始由“全景监狱”模式向“共景监狱”模式转变［6］。在“全景监狱”模式中（见图2），由于地位悬殊，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司法机关可以随时观察和监测公众，而公众不能观察、交流和获知司法机关的行为举动。在这种模式中，司法机关掌握着信息的源头，除其自身释放的信息外，其处于公众的视野之外。图2全景监狱模式公众通过司法机关单向释放的信息对其信用进行评价，且公众之间缺乏普遍互动联系机制，这使得司法公信力的生成处于司法主体的绝对控制之下。网络社会结构呈扁平化形态，呈现出去中心控制化、开放化、离散化、无组织化等特点。这给信息传播带来广泛的自由性和开放性，所有的公众可以是信息主体，也可以是信息接收者［7］，由此导致“共景监狱”模式的出现。在“共景监狱”模式（见图3）下，公众在自由获取信息的前提下，可以对司法机关进行实时的、自由的监督。由于公众长期处于被动接受金字塔顶端司法机关的管控，从而形成反抗和报复心理。在主观偏见的集体心理下，公众易于对司法行为、裁判结果进行全面和放大式的监督，并积极对“幕后行为”进行地毯式搜索和挖掘式曝光［8］。网络社会带来的信息传播、接收方式的巨大改变，即信息的自由传播、匿名传播、交互传播、平等传播、实时传播及触发式多点互动沟通，已直接作用于司法公信力形成的每一个环节，深刻影响司法权运行、结果的传播，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公众信用心理的形成。为了进一步揭示网络社会对于司法公信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方式，笔者在研究网络社会的诸多效应模型中选取了与司法权运行、结果的传播，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公众信用心理联系最为密切的聚焦效应模型、极化效应模型、反沉默螺旋效应模型及循环反馈效应模型①作为工具，通过个案对信用信息的传播、信用信息的获取以及互动沟通中普遍信任心理的形成三个重要环节进行分析。

三、特性：网络社会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及作用

（一）网络社会中极化效应及其对司法公信力的作用

1．极化效应

极化效应（见图4）是指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通过广泛的互动沟通，最终非但无法改变他们原有的观点和偏见，反而使固有的观点和偏见更为极端化［9］47。正如前文所言，网络社会的到来改变了原有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以个体的相似性甚至同质化为前提进行结合。网络社会使人们更容易听到志趣相投者的言论，而有意无意地自我过滤、屏蔽了不同、相反意见者的言论，这在无形中种下了极端化的因子，对社会和司法都存在潜在危险。图4群体极化图［10］在网络社会中出现极化效应的原因是：第一，网络社会中海量信息与人们有限精力之间的矛盾，使得人们更偏向于选择感兴趣且观点一致的信息。第二，网络社会的超时空特性为不同地域的志同道合者提供了轻易频繁沟通的场域。“持续暴露于极端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些立场”［11］。第三，网络社会中个人匿名及去身份的特性。研究表明，“当团体成员匿名在网络上相遇并强调团队认同时，极端化的程度会更深”［9］51。

2．个案分析———以“邓玉娇”案为例

2009年5月10日，湖北巴东某宾馆女服务员邓玉娇将强求色情服务的地方官员邓贵大杀死。经过媒体报道和网络传播，这一事件引起全国性的强烈关注。在网络社会中，邓玉娇事件从一开始就被建构成一个令人厌恶的权力者对一个无辜弱势女子施暴的故事，对其行为评判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技术化的法律判断问题，而是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道德选择问题。恰如《南方都市报》所言，邓玉娇案的时代背景“正在于这些年来积聚的社会不公、司法腐败与官民断裂，急需一个宣泄的出口”［12］，以至在该事件中网络舆论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在央视网的投票调查中，认为“邓玉娇属正当防卫，应无罪释放”的票数高达92％以上［13］，最后甚至表现为“凡对邓女有利的说法，不管真假，支持者不加思考地一律采信；凡对邓女不利的信息，支持者一概不信，反指责司法机关徇情，以致司法机关办案和舆论朝着相反方向渐行渐远”［14］。极化效应在邓玉娇事件中发挥得淋漓至尽，使与事件不同的声音根本难以表达和被理解。2009年7月13日网络作者“其余”在天涯论坛发表《邓女不值得网民赞之为除暴英雄》一帖提出不同意见：一是强奸从动机到行为来看完全不成立；二是邓是故意杀人，而不是防卫过当。该帖共有158人回复，除其本人回帖回应外，几乎受到所有网友的炮轰，如“宁愿相信群众的直觉，也不该偏信官员的官话”，“公安、法院自始至终都在逃避一个实质———邓贵大是酒后实施的行为。酒后的动作是何等疯狂，你不是没见过吧！至少我见过醉酒的官员的言行多么狂傲、疯癫。所做出的行为，比真正的强奸犯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等等①在网络之外，支持法院判决认为邓玉娇有罪的著名法学专家马克昌、高一飞等均遭到网友抨击，而认为邓玉娇无罪的专家则受到网民追捧。其中有的网友措词激烈，认为马克昌是“奉旨说话”、“晚节不保”。中华网论坛开辟专栏，针对马克昌的观点投票，截至2009年7月1日13时，投支持票的仅26票，而反对票高达385票，悬殊极大［15］。通过对邓玉娇事件的分析可知，网络社会的极化效应使得公众有意无意地自我过滤、屏蔽了不同、相反意见者的言论，而对于符合其情绪志趣的负面司法认知信息则集聚并放大。

（二）网络社会中循环反馈效应及其对司法公信力的作用

1．循环反馈效应

循环反馈效应是指“在传播环境的影响下，主体将信息输送出去，同时通过反馈又把信息所产生的效应反馈回来。在经过对反馈回来的效应进行分析后，主体再次将修正后的信息输送出去，由此形成一个循环反馈的过程”［16］。在网络社会中，公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释放者。公众接受信息后，会根据经验、知识背景对信息进行自觉、不自觉的再加工，形成一系列新的认识和观念，并将这种观念和意识附加在信息中，通过复杂的多次传播再次反馈给释放信息的施众，由此形成多点互动，构成多方互动反馈机制。由于网络社会本身的开放性和去时空性，传统的单点或多点传播方式（见图5）被全通道式循环反馈传播方式（见图6）所取代。所有参与者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者。网络社会的匿名性使得参与者不必为信息的正确性和准确性负责，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会背景、知识结构、思维模式、性格特点等对信息内容进行改造、变形。全通道式传播的敞开流动性形成了上述所谓的循环反馈效应，即同一信息经过若干次传播加工后，重新传回它的者那里。而这时由于信息经过改造已经难以辨别，者又将其作为新的信息加以接受，且与已有的信息相印证达到一种意识自我强化的效果。由此通过多次振荡反馈在公众之间形成一种普遍的认知心理。图5传统传播方式

2．个案分析———以“胡斌替身门”事件为例

2009年5月7日，胡斌在杭州闹市区飙车造成浙江大学学生谭卓死亡，事件发生后引起公众极大愤慨。2009年7月20日法院一审判决胡斌有期徒刑3年。庭审后网络上出现“法庭受审的胡斌系替身”的传言，并由此引发网络中关于“替身门”的热议。这些传言几乎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推向悬崖边缘。2009年在7月20日庭审结束后，网络中的几大主流社区开始有网友发帖质疑庭审时胡斌身份的真实性。当时这些发帖均是从主观感受层面提出疑问，但随着“胡斌身份有假”的帖子被转载、链接，最初主观感觉的疑问被不断改变、添加、变异、饱满，网络社会的循环反馈效应得以显现。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替身”帖证据信息的循环反馈。网民认定胡斌替身的证据来自媒体报道的照片、视频以及对胡斌进行人肉搜索时获得的照片。最初提出质疑的网友通过目测对比事故发生时与庭审时胡斌的照片，发现庭审时胡斌比事故发生时胖，照片不像，并将这一信息到网上，很快引来其他网民更加细致的比对，添加了从喉结、鼻子、头发、嘴巴、耳朵、手臂疤痕到手指等诸多细节上的证据［18］144。随后网友“warscofield”发现：庭审时照片上的“胡斌”其实是“张礼礤”，并将这一信息以《有小道消息传出法庭上的胡斌的确是顶包，其名为张礼礤》为题在网上。不久，网友“我有锤子在腰间”又以《胡斌替身案主角张礼礤已被人肉搜索出来了，有图有真相》为题发帖，将“张礼礤”的照片在网上。此后大部分“替身”帖的内容中都有肇事胡斌、庭审胡斌以及张礼礤三人的照片对比，以加强视觉冲击力。第二，“替身”帖内容信息的循环反馈。虽然关于“替身”的讨论在网络上非常火爆，但真正原创性、有具体内容的“技术帖”却寥寥无几，大多数网友均是对少数内容翔实的“技术帖”进行转载，有的是对“技术帖”进行图文并茂的整体转载，有的只是保留了具有冲击力的图片对比或夸大性的结论表述，这就使得原本冗长的细节内容被省略，结论被突出夸大。除此之外，在传播的过程中，被转载的“技术帖”的标题也被有意无意地增删、修改，以天涯论坛为例，2009年7月20日的帖子大多具有疑问号，以提出质疑来表明态度：“杭州飙车案疑问？？？？？？”、“杭州飙车案审判现场的原告怎么长得不像胡斌？？顶包？？”、“胡斌是不是找人顶包，为什么不像了？”，但到了2009年7月21日论坛中转帖的疑问号变成了肯定式的句号，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改变随着讨论热度的上升不断花样翻新，变得越来越有真实感和煽动性。2009年7月29出现在天涯、网易、凤凰等诸网站的帖子：“不再是谣言！100％确认！此胡斌非彼胡斌！官方媒体对照！”，连续四个肯定句，每一句后面都是感叹号，令人过目难忘［18］144。“替身门”事件的信息经过网络的不断循环反馈后变得更加短小精悍，更为危言耸听，更具有冲击力，更易于捕获眼球，也更易于被广泛衍化循环传播。经过对“胡斌替身门”事件的分析可知，网络社会的循环反馈效应使得司法信用的负面认知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添加、变异、饱满，最后使得这种负面认知被强化、放大。

四、挑战：认知定式的形成及其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

认知定式是指“一定的心理活动所形成的准备状态影响或决定同类后续心理活动的趋势，即人们按照一种固定的倾向去反映现实，从而表现出心理活动的趋向性和专注性”［19］。在现代社会，由于受生活范围、精力以及注意力等诸多局限，人们无法对超越本人切身感知之外的事务保持经验性的接触，只能借助第三方的信息来感知世界，如此人们的认知已经不再是对“真实世界”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为对由信息所构成的拟态环境的反映［20］。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人们越来越依赖网络去了解世界，获知世界的各种信息，由此网络社会成为一个影响力空前的巨大“拟态环境”。传统的拟态环境因其过多、过度的正面信息传播而使得公众的认知定式正向偏离客观环境。与此相反，网络拟态环境则更加负向偏离客观现实。这种变化在于，在拟态环境中，信息片面化、集聚化，使得负面信息更易于被传播、接受。基于网络社会特性所产生的聚焦效应、极化效应、反沉默螺旋效应及循环反馈效应，通过信息传播、互动交流及固化定型作用于公众的司法认知心理：一是网络社会的聚焦效应使得司法事件急剧曝光、传播扩大、争议主题增多并形成规模化；二是网络社会中的循环反馈效应使得公众对司法认知信息呈现碎片化、失真化的趋势；三是反沉默螺旋效应使得因现实诉求渠道阻塞，社会底层群体网络情绪宣泄而导致的司法认知信息负面化；四是极化效应使得司法认知的负面信息经过偏好选择、协同过滤得以保留并进一步放大；五是循环反馈效应的信息回流机制进一步固定、强化并放大了司法认知的负面信息。司法主体通过司法行为和司法结果所表现出的信用能力、信用责任经过“信息碎片化———信息负面化———信息协同过滤———负面信息扩大化”后，关于司法行为、裁判结果的正面信息轻易被解构，公众受网络环境中大量出现的碎片化、负面化信息所冲击，很难全面、客观地对司法事件进行了解，由此导致对司法主体认知的负面情绪不断累积，最终形成对司法形象的负面认知。网络拟态环境使得公众对司法主体的形象认知“一边倒”，形成司法形象认知定式。①公众通过某一司法事件对司法主体所形成的负面认知定式会留存于公众对于经验和现状的主观反映中，成为未来司法事件的认知背景并形成一种隐性心理。当新的司法事件对公众产生刺激时，原有的认知背景及隐性心理就会被唤醒，从而影响公众对于司法事件的新一轮认知，例如前后相继的彭宇案、许云鹤案。如此周而复始，在司法事件对公众隐性认知心理的不断积淀下，公众对于司法行为及其裁判结果的认知和评判会自然产生出一种不信任的潜在意识，并通过这种积淀而不断得以强化。

五、策略：应对网络社会司法公信力建设的挑战

公信力范文篇9

关键词:司法公信力;建议;公正;监督;公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矛盾纠纷的方式也是多元化的，例如人民调节制度、仲裁以及司法制度等等。其中，司法制度仍是解决社会纠纷的主要方式，然而，近些年以来，司法公信力有所下降。司法公信力不足，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制度的不信任，极大的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因此，提升司法公信力就显得必要而迫切。建设司法公信力，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加强新形势下影响司法公信力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策，适应我国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公信力建设的更高要求，是我们着重研究的课题。

一、司法公信力的概述

公信力，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公信力是一种社会系统的信任，同时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和信心，以及司法机关对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的一种信用。据此，所谓司法公信力，公众信任并认同司法权的运行过程，尊重司法判决的结果，尊重司法机关的权威，因而使司法权得到良好的运行。司法公信力是公正与权威的有机统一。而公正又分为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也即，公平与效率。司法的实体公正追求结果的公正，而程序公正是以一种让普通大众看的见的方式实现司法的公正。相比较而言，程序正义更为重要，二者冲突，只能实现其一，应该优先选择实现程序正义。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也离不开司法权威的维护，具体现在司法机关所做的决定尽量能够得到执行。司法机关能够解决问题，才能得到普通公众的信任。司法是解决各种矛盾冲突的一种主要且是最重要的形式，只有在司法公信力处于良好的状态下，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才更容易接受司法机关所做出的决定或裁判。社会公众才会选择相信法律，拥护法律的权威，整个社会将处于一种有序的运行状态之中。

二、中国司法公信力现状及其原因

（一）中国司法公信力现状。我国司法公信力的现状不容乐观，具体原因有很多。具体表现在：第一，法院判决执行难导致民众对司法公信力信任度下降。由于法院的生效判决得不到执行，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当事人拍卖生效判决书的奇闻。造法院执行难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对司法机关而言，其权威和尊严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对法律不信任会导致其转向其他的救济途径，从而引发一些恶性暴力事件或者涉诉信访率高居不下。由于执行难，涉法信访数量占比一直很高。这体现人民群众对司法信心的丧失，宁愿选择上访而不愿相信司法机关。如何解决执行难问题，对于司法公信力的塑造至关重要。第二，司法人员职业素质和道德素质偏低导致的司法腐败案与司法不公现象层出不穷。司法被认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很多司法工作人员职业素质与道德素质低下，枉法裁判。典型案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贪污受贿案；聂树斌案，在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宣判聂树斌死刑，在被判死刑10年后真凶出现。又如呼格吉勒图案中，呼格吉勒图因“涉嫌奸杀”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在约10年时间，真凶赵志红浮出水面。西方有句谚语叫做“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多年以后，当初的嫌犯已经恢复清白之身，但是换不回宝贵的生命。这些司法腐败以及司法冤案错案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国司法审判的独立性以及权威性。第三，新闻媒体监督不规范。虽然在近些年来，新闻媒体对于审判公开、审判作风以及办效果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作为民间监督方式，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司法具有权威性，而新闻媒体的报道往往追求眼球效应。二者容易产生矛盾，影响司法的独立性。有些国家会通过法律或者职业道德规范来防止这类行为，但是中国并没有相似或相关的法律规定。新闻媒体干涉法院审判的案例如复旦大学投毒案，某些媒体在尚未知道详情，即，没有得到官方给出的信息的情况下，进行了大量的揣测性报道，其倾向性足以引导群众，形成了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从而使审判在某种程度上不公平。第四，法官审判案件时，地位不够中立。由于在制度设计上，司法机关是按照行政区划设计的，其人、财、物也往往来源于当地的财政开支，法官属于公务员序列，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行政机关的制约；在某些案件中，行政机关为了保护地方的利益，往往会给司法机关施压，使司法活动具有地方保护主义。因此，要保证法官的独立地位，免受行政机关的干预。近年来，审委会制度遭到了大家的诟病，重大疑难案件要上审委会，审委会做出的决定，法官必须执行。而现在相关法律规定，法官办案责任终身负责制，作出决定的使审委会，而法官要对此案件负责，这种矛盾往往会束缚法官的手脚，使其不能安心地做出裁判。（二）中国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第一，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对于法律的认识以及适用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例如，民事诉讼法中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法官用作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可能不会完全一致，据此，当事人未必会满意法官因此做出的裁判，将其归纳为司法不公。有些当事人，面对涉及自己重大利益的案件时，即便法官是依照法律和事实做出的裁判，仍然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不断申请再审，乃至再审也不能满足其要求的情况下，采取上访等手段。第二，从司法体制看，司法行政化、地方化和功利化现象比较严重。司法机关人员属于行政序列，财政源于当地政府，以至于在某些案件中，尤其是涉及到地方利益的时候，当地政府会为了地方利益而给司法机关施压。司法机关不能完全独立判案导致民众的不信任。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以及中国现实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影响了司法公信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法律工具主义，以及传统文化中没有对法律的信仰，人们过于注重道德的作用，以及重刑主义下人们的厌颂倾向，使人们倾向于法外解决问题，而不是信任法律。现今中国法治建设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具体表现有：一是现行法律不完善，有些法律规定模糊不清，存在法律漏洞。二是司法程序公正未必会必然带来实体的公正。

三、司法公信力的建设

近年来，随着司法案件数量的不断攀升，社会公众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依然占据着冲突解决方式中的主要地位。建设公信，提升司法公信力，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内容：（一）尽量减少影响司法公信力的诱因。做到这一点，必须：1．增加司法公开力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知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司法的程序过程应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利于社会各界监督。坚持阳光司法，不给司法腐败留有余地，要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看得见的正义。司法公开进行也有利于司法权威与威信的树立，由于过程公开，社会公众会逐渐尊重司法，信任司法，司法公信力才会得到更好的提升。2．保持司法的独立居中裁判。要减少行政机关对于司法的干预，立法要明确司法机关独立审判案件的地位；司法机关在遵守程序和法律的前提下做出的规定具有权威性，司法机关对社会纠纷的裁决具有终局性，这也是解决当前中国信访数量高居不下的一个重要举措。要通过相应制度设计以及立法来规范审委会制度与法官之间的矛盾，使法官独立判案，对于确实是自己作出的裁判承担责任。3．提升进入司法机关的门槛，加强职业道德培育。之前很多司法不公正的案件与法官的职业素质息息相关。法官作为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职业，需要较高的理论素养，因此，在选任法官时，应优先选用理论与实践水平高的人。不仅如此，任职以后，应该对法官们定期进行职业培训，使其了解法律的最新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以便更好的办理案件，减少冤假错案发生的几率。与此同时，要对所有的司法人员进行道德素质的培育，消除司法腐败的因素，扩大司法信任的基础。加强作风廉政建设，防止滥用权力，徇私枉法。（二）完善立法。法律的制定往往落后于现实生活的发展，过去的许多法律或是已经过于滞后，不适应现在社会的发展，或者是存在法律漏洞，无法弥补与应对新出现的纠纷。因此，如何完善立法对于司法公信力的构建至关重要。立法过程中应该贯彻公平、公正与公开等原则，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相关立法。对于新出现的法律漏洞，应及时通过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来弥补，尽量减少法律固有的滞后性特征，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同时在法官的职业到的中应该对案件没有相应法律规定而拒绝裁判的行为予以规范。此外，还应该加强对立法的监督。应设立专门的立法机构，健全相关的立法制度。为加强立法的专业性，可以聘请一些专家学者作为顾问，或直接参与审查，提供专家意见。（三）加强司法宣传，巩固司法普遍信任。现实中，司法活动的实际效果往往不能达到社会公众的要求，司法效果无论在观念还是在实际运作中的长期低迷，必然会导致司法公信力的合法性危机。这样做，就会加强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力度，与此同时，还会在传播司法的过程中帮助社会公众树立法治意识，增强其法律知识的掌握。（四）规范新闻媒体等的监督。然而，新闻媒体监督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新闻媒体在被不当使用时，会损害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如何既能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又能避免对司法机关独立判案造成负面影响呢？就要加强新闻监督方面的立法，或建议新闻媒体自己出台一些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新闻案件的报道，完善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最大限度减少舆论审判，尊重司法独立，案件的定罪量刑应根据的是司法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

四、结语

公信力范文篇10

[关键词]：司法法院法官公信力法治途径和谐

引言

2006年6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在安徽省芜湖市委大礼堂做有关合同责任的学术报告时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信任危机”。一个是“五四”运动时期，另一个是“”时期，再一个就是当前时期。现阶段，诚信已陷入低谷，社会价值失衡，社会公信力普遍降低，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媒体的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人民法院的公信力等受到严重破坏。两年前的“西安宝马”事件，陕西体彩中心主任贾某竟演出一起用“脑袋担保”其手下人清白的闹剧。结果呢？在司法人员的眼皮底下，造假者持假身份证领走宝马车大奖，一大批官员失职及参与作假，而公证员还振振有词地以法律名义保证抽奖活动真实有效。再看一看身边影响法院形象的窝案：“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王建民涉嫌受贿130余万元，池州市检察院日前对其提起公诉。在王建民被公诉前，阜阳市中院原院长张自民涉嫌职务犯罪已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张自民的前任，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刘家义因涉嫌受贿百万元日前被检察机关起诉；另一名副院长朱亚及多名庭长、法官也因司法腐败被查处。”［1］在近期的“规范执行”活动中，安徽省芜湖市中级法院向媒体公布的《悬赏公告》即长期逃债、隐匿财产的被执行人名单中竟然有繁昌县保定乡人民政府，南陵县籍山镇人民政府等基层人民政府部门。人们不仅感问：法律的严肃性哪里去了？司法权威性哪里去了？法官与法院怎么了？！法院的公信力怎么了？！

一、司法公信力的概念及内在功能。

（一）“司法”之歧义。

诚信缺失，公信力流失！当前，司法公信力问题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一般理解，司法公信力是公信力的一种，与之相并列的有政府的公信力、媒体的公信力等等。就司法公信力而言，又有狭义的司法公信力、广义的司法公信力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司法公信力之说。这与“司法”一词在我国法律上不明确及范围不确定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整个文本中，根本没有‘司法''''.只有一处即第89条规定国务院管理’司法行政''''工作。但那指的是行政，‘司法行政''''与’司法''''在性质上逈然不同，不能划等号……记得当年在宪法起草过程中，曾明确拒绝使用‘司法''''一词。这在较大程度上同我国不采用西方’三权分立''''体制的指导思想有关。”［2］我国宪法中与“司法”相关的词语一般写的是“审判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等词语。从组织学角度看司法，广义指行使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和管理司法行政工作的专门机关；狭义指国家审判机关。

我国于198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没有“司法”一词的释义，但却有“司法组织”的释义：“广义指行使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和管理司法行政工作的专门机关。狭义指国家审判机关。”［3］因此，可以定义：狭义的司法公信力是指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及其生效裁判）之公信力；广义的司法公信力是指行使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和管理司法行政工作专门机关之公信力；最广泛意义的司法公信力是指国家法律的公信力，讲的系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系指一个国家法治的发展程度以及威信程度。

（二）“公信力”之概念。

在我国，“司法”存在歧义，而“公信力”概念也不十分明确。公信力是一个政治法律概念，但一般在公信力高低方面使用。如房屋买卖在国家房屋管理部门登记了就曰有公信力或曰公信力高，反之，则无公信力。再如：网络上帖子的公信力（可信度）与报纸上新闻的公信力（可信度）相比，相差极大，报纸上新闻的公信力肯定比网络上帖子的公信力高。

从词义上分析，公信力由“公”、“信”、“力”三字合成。现代汉语词典对“公”之解释系：除了公平、公正的含义外，还有属于国家的或集体的以及共同的、大家承认的几种含义。[4]现代汉语词典对“信”之解释系：主要是在信用、相信、信奉、信息、确实及威信等几个意义上使用。[5]现代汉语词典对“力”之解释系：指力量，能力，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使物体获得加速度和发生形变的外因。[6]现代汉语词典没有“公信力”之释义，通常地理解：当一定数量的人或公共权威组织对某一社会现象或事物具有认同感时，我们说这一社会现象或事物取得了公信力；反之，产生认同感的主体数量未达到一定的数量或未被公共权威组织认可时，该社会现象或事物在社会上则不具有公信力。

公信力体现了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公平、正义、权威、效率、民主、道德、伦理等内容。“公信力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同时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属政治伦理范畴。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维护社会系统信任当然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责任。然而较之于个人信任更多地取决于自我人格取向来说，那些掌握社会公共资源的社会组织，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是现代公信力的主要载体，尽管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组织特性和社会功能，然而都以其特有的政治性、公共性、组织性、社会性对社会系统信任以及社会生活的良序建构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7］

（三）“公信力”所具有的内在功能。

首先，公信力的核心是一种信任，首先是一种评价信任。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对周围事物及现象进行评价，特别是对那些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东西。对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与评价，对有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其贯彻执行、对检察权和审判权等公共职责及执行结果给予是否认同、是否选择合作、是否抵制等等或肯定或否定之评价。这种评价主要系道义性评价，基于社会正义、良知。底线是公民个体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基本尊严，较高的评判标准系创造平等的环境、增大社会每一个成员成功的机遇、造就一种信任感和安全感的社会公共生活秩序，进而达到一个公正和充满活力的社会目标。这种评价越高、信念越强，公众又会把这种道德认同自觉化为对整个社会生活的主动参与和积极创造。

其次，公信力同时也是一种责任信任。公共权力是公众赋予的，行使公权力的机关（含审判机关）对公众负责是其“天职”。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权力也是一种公共责任。特别是作为案件的当事人，多是基于自身权益而对人民法院及其裁判进行“对错”评价。过错看起来是对应当职责的否定，但当权力行为主体勇于承担过错责任时，则意味着其对自身工作义务的自觉与自省。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仍可获得正面的、肯定性的评价。比如，二审案件的改判或发回重审以及必要的再审就没有降低法院的声誉，相反，能增强法院的亲和力和信任度。相反，那种任凭枉法裁判、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等不负责任的现象发展下去，则会引起当事人及公众的不满，造成紧张甚至对抗，从而削弱公共权力的公信力。

再次，公信力与威信相关联，是获得司法权威的基础。权威是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司法权威是指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当人民法院的公信力不高时，当事人及公众就会指责法院及其裁判，而当司法有权威时，人们一般不会迁怒于法院，而会从自身、从法律规定中去寻找败诉的原因。权威来源于真实，司法权威来源于裁判公正以及公正的裁判得以执行。权威作为权威的存在不通过道德加以评价，应该看最后的实施，能被有效实施的法律就是具有权威的，合法的法律也应该是有权威的，若法律缺乏权威，则会导致司法缺乏公信力。司法的权威性不仅仅在于对当事人具有权威性，还包括司法对其他公民、法人及组织所具有权威性。在司法具有权威的社会中，人们会信任法律和支持司法，行为会趋于理性，并积极寻求纠纷的诉讼解决。

最后，公信力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也是公正的真实表达。公正要求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面。公正不仅存在于理念之中，也可通过可操作的制度实现。公正的制度及其操作程序作为一个可明显感知的效益系统，其效益程度也就在实际上反映着公众对公共权力的信任程度，它是检验公共权力及其公信力的客观指示器。［8］这就要求公共权力机构及其公务人员，要加强学习，及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进而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增强公信力。现代社会中，公共权力（含审判权）的公共权威及其公信力的建构与维护更多地取决于公众的积极认肯、主动信赖和自愿服从。公信力与公正互为表里，不可或缺。公信力关系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程度，司法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基石。司法实务中的每一个细节，无论是程序，还是实体，力争得到公众的认同与支持，这一点尤为重要。

（四）结论。

综上，所谓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审判权的运行及运行结果所具有的心理认同感。通俗说就是对人们对人民法院及其生效裁判文书等的信任程度，它能表明社会公众对法院是否信任和尊重以及信任、尊重、自觉服从法院生效裁判的程度。公信力有时可用“可信度”或“公信度”替代，司法公信度可以说系司法机关及其裁判在公众中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司法公信力越强，人们对司法的信任度就越高。

本文所讲的司法公信力系狭义的司法公信力，并与司法权威相关联。

二、影响我国司法公信力的主要因素。

我国目前司法公信力不高，甚至出现司法信任危机。导致对人民法院“信任危机”产生的因素有多种，但司法改革的任意性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经过多年的法院尝试及改革，公众对人民法院改革成效的反响并不像曾预期的那样好。目前听到的仍旧系对司法不公的抱怨声，对法院工作不满之声甚至大于表扬之声。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法院院长王友元曾撰文指出：法院改革大都在法院内部进行，更多的时候是关起门来自己搞而群众不甚了解。群众多是直接通过个案审判和裁决看待法官乃至法院的工作。这就造成了法官或法律专家认为正确的裁判却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和接受。影响法院公信力的原因很多，如法院工作中的失误，少数法官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不断加快的审判改革进程与公众对法院的传统认识存在冲突，法官不注重个人修养及司法礼仪，法官的业务素质与公众期望存在差距以及司法体制的缺陷等，都使公众对司法公正、对法院公信力缺乏足够的信心。

影响法院公信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法院内部的原因，也有法院外部的原因，并与社会经济、文化及法制环境密不可分。

（一）法官的因素。

法官的整体素质与社会对法官的要求相比仍有差距，一些法官作风不佳，形象不正，进而影响公信力。突出表现：其一，极少数法官仍然存在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金钱案的现象，法官的违法犯罪甚至判刑，对社会的影响比常人大，对司法威信的破坏较大。其二，有些承办法官办事拖拉、案件在手，久拖不审、久拖不执，案件超期，当事人反映强烈。其三，有些法官干警接待当事人态度差，服务意识不强。接待中，方式、方法简单，用语不文明，直接影响法官形象。其四，办案中，责任心不强，不为当事人着想，不为社会和谐与稳定着想。没有注重调解，缺乏细致耐心的做当事人思想工作。特别是对一些婚姻、赡养、相邻关系、合伙、土地承包以及医疗、交通事故、工伤事故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有时只注重一判了事，而没有注重到案件的社会效果。其五，法官庭审中的一些言行不规范，给人感觉不公正，容易引起当事人的猜疑。其六，法官的业余活动不检点，出入公共娱乐场所、游山玩水等直接影响法官形象，直接影响法院形象，间接影响的就是法院的公信力。

（二）法院体制上的痼疾。

我国法院管理行政化色彩较浓，管理手段和方式落后，违背管理科学；某些领导指导思想存在偏差，主观随意性大；用行政手段来管理法官，忽视了法官对法律负责而不逐级对上级负责；内部规章制度不健全，缺少一个与诉讼法相配套的能适应各个内设部门的规章制度。法院组织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内设机构不科学，严重阻碍了工作效率的提高，也影响了法院的公信力。

法院管理模式行政化的后果，使得社会上将法院视为政府部门，既是政府部门则参与招商引资，参与功利分配，参与当地评比活动，则属正常，法院因维护本地利益而搞地方保护也在所难免，这则破坏了法院中立、公正之形象。国家设立法院、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来定争止纷，当然是希望其工作卓有成效。然我国法官不能独立，法院不能独立。在人权、财权均受制于同级党委和政府的情况下，法院要独立审判而不受其干涉，根本不可能。特别系法院对地方行政机关存在机构、人员和经费上的依附关系，在涉及这些机关的有关案件时，难以服众。一些法院基础建设薄弱，物质条件差，经费保障不到位，使得一些法院拉赞助，接受赞助，又介入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其结果，法院公信力在流失、在降低。

（三）当事人的偏面认识与误传、误解。

当事人置身于案件之中，与裁判结果有切身利害关系。一般都自恃有理，贪急求快。一旦赢不了官司，便盲目认为法官偏袒对方，对法官不相信。有的败诉后又存在投机心理，错误地认为只有把事情闹大，才会有人重视，才会有结果，于是四处反映，甚至有意制造事端，给他人看，给法院施加压力。特别在基层，当事人多数为文化程度水平较低的农民，属文盲加法盲，法律意识极其淡薄。没有程序、没有证据、没有时效观念，只注重自身的感受。有的当事人不管对方有无履行能力，只要其不履行，便误认为是法院工作不力，执行力度不够，把诉讼风险、执行风险全部转嫁给法院。西南政法大学徐昕教授曾调查并著文“法官为什么不相信证人？”文章中实证研究了证人与法官的关系，并分析转型中国的信任危机。互不信任！法官不相信证人，证人不相信法官。“因为在证人眼中法庭也未必是正义的象征，证人对法官的信任不足，司法公正面临严峻挑战。因此，证人为什么作证或不作证、不仅仅是经济分析或激励机制的问题，也非流行观点所认为的只要保障证人权利便可奏效。要求证人积极作证履行公法义务的社会条件远不具备，期望证人履行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社会责任出庭作证不太现实。”［9］实际上，司法不公除事实上的不公之外，还有一种“观念上的不公”，即裁判本身是公正的，但由于当事人的误解或者猜疑而产生的司法不公的主观判断。当事人的错误看法与认识，导致法院公信力下降。

（四）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与干预。

在言论自由的社会，允许对法院的批评与指责。来自报纸的批评，来自电视节目的批评，来自专家学者的批评，因其掌握材料所限，难免出现不客观之处。法学教授及其专家意见书或其对有关法制栏目的点评，能吸引不少人的眼球，但有些是收取费用的，有些是有广告赞助的，其单方意见不能不说没有道理，然对方的观点或许道理更充分，恰恰这一点却又被避而不谈。

探讨是可以的，指责则欠妥了。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提供的信息可能并不全面。媒体或个人从商业利益出发，过于渲染案件的某些情节，不了解全部事实的情况下，对判决的指责，肯定影响法院的威信。法官不能拒绝作出裁决，意见有分歧的情况下，定案的裁判只能有一种意见。无可否认，有的评论能从技术上、细节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好方法，能促使法官以新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推进法律发展，这无疑是有益的。但多数批评性的建议以及纯批评的指责客观上是有害于司法公信力的。另外，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并有着悠久的“人治”传统，这使得许多人至今仍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寄希望于某个领导人或某级机关，而对司法往往信任度不高。还有些当事人及其亲朋，自恃关系广大，自行或托人到党委、人大、政府或司法机关内部找“关系”，藉此来向承办法官施加压力。这种形式的不当干预，无论成功与否，都严重影响到法院的威信，影响到司法公信力之上升。

（五）不健全的法制及对司法的过高期望不利于司法公信力。

我国的法制仍不健全，社会法制环境有所改善，但还不是完美无缺。比如有关信访的法律与制度。时至今日，中国的信访制度已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它是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途径，民众的期望值很高；另一方面，它越是有所作为，就越在无形中损害了法律的程序规则，削弱了司法的权威性，继而引发更大规模的信访。如此循环往复，庞大的信访机构和众多的信访工作人员非但没有有效化解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反而成为了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股消解力量。［10］现阶段的涉法上访问题，被过于看重，都怕本地区本部门出漏子，对无理缠访的人也不敢处理，一味妥协迁就。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使有些群众产生“不上访不办事”的思想。本该是上诉审或再审解决的问题，一律不通过法院，而通过信访渠道去想办法。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少涉法上访者抓住了信访管理之软肋，变本加厉，又使得新问题层出不穷。

另外，还有些群众对司法的期望值又过高，而忽视了司法不是万能的，甚至不是化解矛盾的主要方法。“法律的出现在一定层面上起到了定纷止争的作用，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平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追名逐利，更不能担当起拯救人性的责任。所以，将社会价值失衡和人性衰落的罪过强加于法律是对法律的不公平；将拯救社会价值失衡和拯救人性衰落的重任交由法律无异于抱薪救火，法律最多只是人们定纷止争时需要的一柄剑。［11］当事人及部分社会公众把人民法院看作”讨说法“的地方，而忽视了利用其它非诉解决矛盾的渠道。都涌向一个”出口“，而在矛盾不能根本解决时又都归罪于那个”出口“，法院无形中成了替罪羊。这也当是我国司法悲哀之一吧！部分群众对司法的期望过高，进而不信任司法，假如再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理，那才将是真正的司法悲哀！

三、提高司法公信力之对策研究。

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是多方位的，有体制上的原因，有经济的原因，有文化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相应地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途径也有多种。着重提高法官素质，有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法院与外界沟通系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一）提高法官素质。

中国法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整体偏低，这与我国法官本身素质低有关。“公生明、廉生威”。反之，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一个承办法官不廉，贪赃枉法，则必然导致案件裁判不公。廉洁是对法官从事司法活动的第一要求，廉洁是法官对外的第一形象。利用审判权、执行权谋取一己私利，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严重背离了司法为民的宗旨。一个案件裁判不公，就可能导致一部分群众对司法活动的不满。法制先被法官破坏了，国家法制的威严形象也就被破坏了。一个清正廉洁的法官，一定能身体力行促进司法公正，进而提高司法公信力。人人如此，社会公信力必会提高。

法官是法律的实施者，其一言一行关系着法律的尊严，法官形象在很多场合就是法院形象的具体化。为塑造法官的良好形象，以下几点当强化。

第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服务水平。法官首先要从思想上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问题，坚持司法为民之方向，维护社会正义。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加强作风建设，切实转变审判作风。法律是威严的，但由富有仁爱之心的法官操作起来，可以是富有人情味的。当事人先信赖法官，进而才会相信法律。

第二，强化业务训练，提高执法能力。日常工作中，重点之一是加强文书写作、提高裁判文书质量。裁判内容上不允许含糊，文字上不容差错，每位承办案件的法官应将格式规范、语言精炼、论理透彻、说服力强的优秀裁判文书展示出来，向当事人交待，向社会公众交待。“打造精品裁判文书，可以有效地提高裁判说服力和公信力。而判决书中的细微差错，则极大影响群众对法律的信任。”［12］日常工作中，重点之二系规范庭审行为。庭审是整个审判活动中心，是法院向社会展示司法活动、行使裁判权的重要平台。它使公开审理得以落实，它使得司法透明度增加，使审判置于阳光之下。规范的庭审行为，高超的庭审驾驭能力，可以增强当事人、公众及媒体对法官、法院和法律的信任。日常工作中，重点之三是向“执行乱”开刀，让执行更有力。近一段时间，全国法院规范执行行为、促进执行公正专项整改活动轰轰烈烈并广受好评，这次专项整改以查摆执行违法违纪问题为突破口，以执行工作的规范化建设为重点，以提高执行队伍整体素质为关键，以提高执行能力、切实解决执行难为目标。执行人员应当积极投入到此活动中，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当事人前后对比，可评价执行工作的得失。日常工作中，重点之四系依法高效处理政府拆迁、企业破产、重大反腐等社会热点案件。这类案件社会影响大、人民群众反映也强烈。公正、高效地处理好这些纠纷，在增强公众对法院司法能力的心理认可方面能够产生重要的作用，并可以以点带面，树立品牌和典范。这时候，对重大案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法律专家、律师共同参加、公开答询，依靠社会力量化解纠纷，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这对增强法院公信力也有着不可低估之作用。

第三，正确适用法律，领会法治精神。“法律是一种规则。它明晰社会制度，明晰人世秩序。司法官的执法之境界就是诚信制度、信守规则……检察官和法官一样，其职责就是信守规则，领悟规则，从法律规则的真谛出发，去处理案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法律设计的公正道路上，法官、检察官应牢记，有两大目标需要实现：一是领悟法律乃是正义的，二是使法律公正实施。”［13］法官要做到公道处理案件，仅有党性、民心还不够，还须具备过硬的业务本领以及相当的法律知识。当事人法律意识差，还有情可原并可教化，但法官必须精通法律，领会法治精神。并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准确适用法律，配合地域、习惯等多因素以取得良好地社会效果。

第四，加强学习，更新知识。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不断加快，公民法律意识的快速提高，新的法律法规层出不穷，这对法官队伍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加强学习、不断学习，这才不至于落伍，才可达到宋鱼水式的“辨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境界。

第五，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工作失误者，要进行责任追究。目前法官缺乏尊荣感，法官管理制度缺少问责制，这样对树立司法权威不利。

（二）通过科学的方法与途径实行司法改革，加强法院与外界的沟通，提高司法公信力。

首先，要搞清办案的指导思想，具备现代司法理念。树立司法中立、独立、公正、执法为民、服务大局等现代司法理念，努力摒除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的习惯做法和制度，使司法客观规律得到具体落实和体现。办案中要强调案件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要使当事人或公众感受到法律的权威以及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并进而接受和认可法院的判决。

其次，严格审判管理，法院改革当通盘考虑而不能有失偏废。严把立案关、审判关、执行关，在诉讼各个环节注重依法律程序办事。法院的审判方式改革、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管理、司法统计、宣传、调研、案件执行、基本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每一项都很重要，都不能偏废。在立案时，向当事人告知诉讼风险和执行风险，使当事人对可能的诉讼结果有一个正确和清醒的认识。在诉讼中，要不失时机地向当事人宣传法律。裁判文书之中，要正确引用法律，最好写明所引用法律条文，明之以法，寓教于判。实践中，有个别法院改革后，连内部人员自己都不清楚该找谁办事及负责，更何况案件的当事人？这种情况势必影响法院形象，影响司法改革形象。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作为一种“机关”运作久了，也有机关的不良表现，法院效率不高的表现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扯皮推诿，手续繁杂，会议成灾，纪律松弛，不核算费用，官僚主义严重，形式主义严重等等。相应地提高效率、增强能力的途径：主要从机构设置、管理制度、领导方式、人员素质、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着手，通过科学的方法与途径不断进行改革。提高效率，改变形象，提升法院公信力。

再次，重点推广一些措施及规避一些不当细节。如法官判后答疑制度，利于息诉，可推广适用。该制度明确要求立案法官、庭前准备法官、案件裁判法官和执行法官积极履行释明权，视个案的不同和各自岗位的职能特点，设计不同的诉讼引导和判决疏导方案。立案法官主动告之审理中的注意事项、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合法性规避的方案、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的内容及可能存在的法律后果，并加强证据的交换和庭前调解工作。而裁判法官加强庭审职能、裁判说理和判后疏导工作，做到谁经手，谁解释，谁释明。［14］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法院推行法官释明责任制，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以及风险承受能力，息诉服判率达95.6%，当事人切身感受到了法院司法为民的作风，提高了法院的司法公信力。2006年7月12日起，安徽省芜湖法院系统全面推行法官判后答疑释理制度。这对树立司法权威，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良好效果。

另外，提高司法公信力，还要注意规避一些不当细节。如严格诉讼费制度，不滥收费，不随意减免诉讼费；法院不参入招商、不拉赞助活动，法官不强行摊派订购报纸等等。

最后，加强司法宣传，让外界了解法院。相对于司法改革措施的推进，司法宣传滞后，也直接影响到了司法公信力。大量卓有成效的改革工作，只是由于宣传不到位，没有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渠道不畅通，当事人不了解。仅仅要求法官自己相信裁判的公正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让周围的人甚至广大社会公众相信他所作出的裁判是公正的，说服案件当事人和任何关注案件的人士接受裁判结果，消除人们对其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上可能存在的合理怀疑。了解法院、扩大宣传可提高司法公信力。

（三）正确对待批评，拓宽非讼纠纷解决渠道。

公众对法院、法官及司法改革的多项批评，也应一分为二的看待。由于法院不宜回应各种批评，而各界的评价又是不可回避之事，为了避免法院沉默的潜在危害，美国调动了多种力量协同作战，维护司法权威。维护司法权威仍然需要调动多种力量协同作战，美国如此，我国更应当如此。法律意识和社会基础均比较薄弱，法院单方强调司法权威必然是孤树难支。建议在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在党委的领导下，由检察院协同司法局、出版署、律师协会、法律团体和法律院校等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共同阻击和应对针对法院的各种非法批评。［15］另外，现代社会权利救济方式有多种，并不限于诉讼救济。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工会、协会、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的作用，充分发挥劳动仲裁、经济仲裁、民间调解及私了等等化解社会纠纷渠道的作用，建立健全以法院为主导的多渠道的纠纷解决和权利救济机制。这样，纠纷不全部集中于法院，法院自身建设会增强。

（四）加强法制建设，优化司法环境。

我国法律制度不健全，现有法治威信度不高。如我国现行审级制度和再审制度及上访制度就有待完善。申诉无限制和再审条件过于原则、再审范围过于宽泛之现状，急需通过立法加以改变，急需对再审启动主体及再审的次数等加以严格及科学的限制。否则，以牺牲司法权威为代价，暂时满足一方当事人的期望，不利于维护判决的既判力和终审判决的效力，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及公信力。同时，各级法院以及社会各界还需要依照法律规律办事，建立健全司法制度，并倡导法律至上、信法守法之法治文化。如果公众缺失了对法律的信仰、缺乏了对法院的认同和信任，就会远离法律和法治。只有让公众相信法律所表达的公正、公平、正义能够在司法活动得到充分体现，司法才能获得权威和尊严，只有树立起对法院司法职能的信仰，法院的公信力才会在公众的认同中渐次达到。健全的法制，能让损害公信力的官员及时下马，能让诚信丧失的个人或组织及时淘汰出局，社会步入良性发展。

最后，提升司法公信力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下，司法工作既要按照其自身规律去运作，又要为社会公众所认同。这里，注意全社会公信力之提高。相关机关与人员具备法治理念、处处维持司法权威，那么，法院的各项工作就会顺利得多。比如媒体既可批评指责法院，也可以成为引导群众正确认识法院裁判的载体，可以成为法治建设的强大推进力量。应当密切法院与其它机关的关系，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将司法公正自觉融入到社会正义中去，达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结束语

人民法院及其生效裁判的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信任和服从的基础，司法公信力对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标尺。司法具有了高度的公信力，法官与法院会被人们崇敬，公众也会习惯于到司法机关寻求公力救济。并对司法权运作的结果：生效裁决具有充分的尊重，进而自动及时地履行生效的裁判，具有协助执行义务的相关组织在接到法院协助执行通知后能够尽力协助。执行不再难，法院的裁判得到普遍的认可，公平正义得到保障。

相反，如果公信力流失，公众对法院及其裁判不再认同，后果是可怕的，机关形象受损、民众信心受损不说，国家政权机关怕也将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如今，一些机关和团体公信力流失令人颇为担心，这里也包括不少地方法院。提高司法公信力是法官的事情，是法院的事情，也是全社会的事情。法官先在整个法律职业群体中树立权威，才能在全社会对立权威，维护司法权威是所有法律职业者的共同利益和责任所在。当然，法院和法官在维护司法公信力方面应当做表率并应走在其他人的前列，自是责无旁贷。

参考文献：

1.周立民著（新华社合肥电）：“阜阳中院原副院长王建民被起诉”，载《大江晚报》，2006年7月18日。

2.许崇德著：“‘宪法司法化''''质疑”，载《中国人大》，2006年第11期。

3.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法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550页。

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第434页。

5.同4第1402页。

6.同4]第775页。

7.王翠英著：“现代公信力的道德价值”，载《光明日报》，2005年7月26日。

8.参见同7.

9.徐昕著：“法官为什么不相信证人？”，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3期。

10.周梅燕著：“理性求解中国信访的制度困境”，载《半月谈》（内部版），2004年第7期。

11.张永和著：“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3期。

12.杜中杰著：“让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司法公正”，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12月27日。

13.刘佑生著：“司法三境界”，载《方圆法治》，2006年6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