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权利范文10篇

个人权利范文篇1

笔者的文章采取了大题小作的办法，想就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这一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并且不作详细的分析。

（2）用一句简洁的话来说，所谓市场逻辑，就是个人权利的自由交易。所谓国家观念，就是公共权力的强制实施。前者以个人自由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基础，后者以公共选择的结果为前提。

个人权利的内容很多，各国的宪法都对公民权利作过很多规定。但集中起来，无非是个人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和自由支配自身的权利，这种自由的范围以不妨碍和损害他人的自由权利为界。不仅如此，这些权利都是实实在在的，可以实施的，不是写在纸上、喊在口上的。这些权利可以是相对完整的，也可能是残缺不全的，其具体状况取决于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结构。

国家权力的内容也很多，从公共安全到公共管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都会感到它的存在。它的最大特点是，其产生、存在、实施和发展总是与公共的需求有关，即总是与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有关。因此，不管个人是否需要和是否喜欢，它总是要强制的供给和消费的，或者说，不管个人是否付费，他总是可以消费的，即存在着外部性和“搭便车”的情形。虽然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界限在有些地方很难截然划清，而且还存在很多公共产品私人供给和私人产品公共提供的情形，但是，离开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必然会造成国家权力的滥用。

（3）市场制度和国家制度，既是一种社会秩序，也是一种自然秩序，其产生和发展都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但是，二者相比，前者更具有自然发育的性质，后者更具有人为选择的色彩。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处于一种市场制度和国家制度之中，这是个人无法选择的；但是经过人们的共同行动和共同努力，却可以发展市场制度和改变国家制度。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市场制度只有一种，市场逻辑也只有一个，无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但却有发育程度的不同和扩展范围的差异。作为解决人们相互关系的一种最经济、最巧妙而且无法替代的工具，市场和市场制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与市场制度不同，国家制度却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其两极是民主制度和独裁或专制制度。国家的来源也有不同的理论和解释，主要是暴力论和契约论。不同的国家类型和国家理论在公共权力和强制实施的基点上是相同的，但权利来源和实施方式却有明显差别。

（4）个人权利是人们相互之间的一种认可和允诺，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一个人的世界是没有权利可言的；没有人们相互之间的承认，也无所谓权利和权利的存在。因此，权利的实施就是权利的让渡或交易，而交易实现的方式就是权利让渡达成的契约，这种让渡总是以个人为主体、为本位的，在这里奉行的是个人主义。

国家权力既可以是个人的承认和赋予的，也可能是个人没有同意和不愿选择而不得不接受的。国家权力的实施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一种公共选择的过程和结果，归根到底，是离不开个人的意愿的，但是，其具体实现却可以完全不顾个人的意愿而强制进行，因此，这里奉行的是集体主义。

由此可见，权利是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也不受权力的支配。把权力凌驾于权利之上，显然是错误的。认为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赋予的，更是本末倒置。

（5）个人权利虽然是一种基础、一种本源，但是，作为人们相互之间的认可和承诺，又是非常脆弱的。它既无力也无法保护自己，因而最易受到来自外界的侵害。它既需要国家权力的保护，又最害怕国家权力的侵害。因为，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受保护的权利是无法交易和实施的，因而，不受保护的权利等于没有权利。

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的工具，因为它具有巨大的规模效益，因而是其他权利保护措施无法相比的。国家的出现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正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和节约交易费用之需要。然而，事物总是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光明和黑暗互依，天使和魔鬼同在。国家权力既是个人权利的保护神，又是个人权利的最大最危险的侵害者。在其他个人和组织的侵害面前，个人不仅可以自卫，而且可以寻求国家权力的保护，甚至还可以诉诸于社会正义和人类理性；而在国家权力的侵害面前，个人无能为力，权利也无以自保，社会正义和人类理性统统都失去了它昔日的灵光和作用。

权利的被保护和权利的受侵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保护越多，受到的限制和侵害就越大，保护越少，受到的限制和侵害就越小。一般来说，无论是何种制度安排，总是保护和侵害之间的某种均衡，其均衡点就落在保护的边际收益=侵害的边际成本的那一点上。

（6）个人权利虽然有着多方面的内容，但其界限总是清楚的，因而是可以界定的。这是宪法和法律的使命。不仅如此，个人权利通常是内向的和保守的。从个人来说，保护自己正当权利的最好方法是尊重他人的权利。如果以侵犯他人权利的方法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权利，必然会遭到对方的报复和反击，最后必然是自食其果。因为，个人权利的实施如果妨碍了他人对权利，就构成了侵权行为，受害方有权要求施害方停止行动，并赔偿受到的损失，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国家权力的界限一般是不大清楚的，虽然宪法可以作出界定，但其伸缩性很大，而且，具有扩张的性质和特征。不仅如此，国家权力的扩张总是依靠侵蚀个人权利而实现的。因此，如何约束国家权力，不使其过度扩张，或者当其侵犯个人权利时，能够有一种势力与之相抗衡，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7）在没有确立个人独立和自由权利基础之上建立的国家权力，是一种独裁或专制制度，在确立了个人独立地位和自由权利基础之上建立的国家制度，是一种民主制度。在独裁或专制制度下，个人处于依附的地位，其权利也很少，但也会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在民主制度下，个人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其权利也比较充分，但却不能保证个人的自由权利不会受到国家权力的侵害。事实上，这种侵权现象是经常的和大量的，有的是很严重的。民主的滥用不可避免地会侵犯个人的权利，操纵程序，合法侵权更是无法避免。因为，国家权力不仅有着巨大的弹性，而且有着巨大的惯性，不仅具有扩张的性质，而且具有自行进行的特征。

个人权利范文篇2

要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协调，首先应理解和把握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对立或冲突。目前，关于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相互冲突的理论观点和实践形态主要有三种，即：“对立统一论”、“个人权利本位论”和“公共利益本位论”。

1、对立统一论

对立统一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马克思认为，在原始公有制时期，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是一致的，随着整个社会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社会利益就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独立的体系，前者是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后者是普遍的“公共利益”的总和。按照国内学者的解释，公共利益是“由社会总代表所代表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形式上或实质上的全体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即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是“单个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各种利益，包括自身的特殊利益和所分享的公共利益”，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3]

（1）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如何对立？

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只有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不存在超阶级的公共利益，所谓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一致，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而已，[4]因此，公共利益是一种虚构的利益，它和个人权利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他说：“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脱离的独立形式。”[5]根据马克思的论述，阶级社会中“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是‘不依赖’于他们的，也就是说，这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是他们本身应该在这种分离的界限里活动”；[6]另一方面，“这些特殊利益始终在真正的反对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这些特殊利益的实际斗争使得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幻的‘普遍’利益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7]即：由于每个社会成员总是反对从自己的个人权利中分离出公共利益，总是希望从公共利益中多分得一部分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的对立和斗争就形成了。

恩格斯肯定阶级社会里“共同利益”的阶级性，认为统治阶级“只有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8]但“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9]因此，所谓“共同利益”，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他说：“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愈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愈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愈加独立”；“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10]由此，恩格斯否认普遍的、没有阶级区分的利益和情感的存在，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批判费尔巴哈错误地将宗教归结为“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认为“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反映中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11]他质问道：“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无情地和‘由于正当理由’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欲望的牺牲品吗？”[12]

列宁进一步阐述了利益的阶级性和斗争性质，认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因此“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13]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前提，列宁承认阶级的共同利益，否认不同阶级的共同利益。他说：“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14]根据列宁的表述，即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也是始终存在的，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15]这时候，如果“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目背诵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如果“用这些笼统词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无异完完全全转到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原则立场上去”。[16]因此，不存在超阶级的公共利益，在阶级社会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始终是对立的。

（2）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如何统一？

根据马克思的阐述，政治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不可能永久存在下去，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政治国家向市民社会的回归，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这个过程就是“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17]同时，“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18]其总体方向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逐渐融合，最后达到“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大同世界。他说：“当政治生活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它就竭力压制它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因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真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但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宣布革命是不停顿的，才能做到这一点。”[19]因此，在阶级社会，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灭，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阶级的消亡，人和人的利益不是彼此对立而是趋于一致，“利益的共同”才会成为基本原则。[20]恩格斯说，在所有的原始农业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21]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而“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22]因此，“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2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恩格斯明确提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和斗争在阶级社会始终存在，只有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除。列宁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寄托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认为“国家的消亡是必然的”，但“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最高阶段的发展速度”，[24]只有“在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且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25]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列宁认为，俄国已基本实现了公私利益的统一。1922年，他在写给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的信中说：“我们不承认任何‘私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26]

2、个人权利本位论

这种观点认为，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矛盾冲突中，个人权利居于主要地位。目前，这种观点又分为两种不同派别，即以个人权利为本位，一派承认公共利益的相应地位，另一派不承认公共利益的存在。

（1）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承认公共利益的存在

这一派观点认为，个人权利不必让位于公共利益，其立论基础是人的自私和自由本性。功利主义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认为个人权利是公共利益的基础，损害了个人权利也就损害了公共利益，实际上把个人权利推到了至上的极端地位。此前，古典自由主义者亚当•斯密提出，如果个人都去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公共利益就可以最大化——经济学家奥尔森将其归纳为“经济学第一定律”，即当一个个体只谋求他或她自身的利益时，群体的理性结果会自动产生，因为私人平等交易的时候，并未损害对方的利益，这种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对第三人也没有损害。但奥尔森认为，有时候第一定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无论个体如何努力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的理性结果最终不会自动产生，只有依靠指路的手或适当的机构才能带来具有集体效率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经济学第二定律”，即私人利益之间也存在矛盾和冲突，并可能损害到公共利益。奥尔森因此提出一个“集体行动的困境”观点，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27]这实际是个人权利本位的折射和反映，也是忽视社会公共利益的结果。

黑格尔说，市民社会是个人追逐私利的领域，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并且也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舞台，因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市民社会的市民，就是私人，他们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28]因此主张用政治国家来控制市民社会。从现实情况看，提倡个人权利本位论的主要是自由主义思想家，如美国经济学家阿尔钦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必须对生产资料拥有可靠的、可以让渡的私有权，即国家只要明确私人产权保护原则，私人就可以使财产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使财产在流转过程中的附加值得以实现。[29]哈耶克承认公共利益的优先地位，但认为“只有在公共收益明显大于个人因正常期望受挫而蒙受的损害的情形中，才能允许对私域予以上述必要的干预”。[30]罗尔斯则提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的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有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31]

一些权利论者认为，在实践中，公共利益总是被利用的概念，各利益群体总是试图利用公共利益的概念来使其自身利益合法化和正当化，其“内涵常常被那些有着相关的自身利益，而且又握有话语权、能施加其影响力的人界定”。美国学者皮文睿说，权利向利益这一词语转化的结果通常有利于国家行为和侵犯个人的行为，但任何人都不能简单地将多数人的利益转变为优于个人权利的集体的或团体的权利。[32]罗金斯认为，由于公共政策包含着一种选择，并常常引起争论，所以不得不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辩护。[33]夏勇教授提出，缺乏个别化的利益，就缺乏对公权者享有权利的依据和基础，公权者就可以充分地、甚至随意地依据实有的或臆测的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对社会成员享有支配和管制的权力。因此，如果公共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绝对包容、压倒个体利益——无论出于怎样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那么，个体便很难享有权利，因为这个时候，落实到个体的主要是以职责和责分为表现形式的义务，与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者则是通常作为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代表者的公权者，[34]明确反对用公共利益之名行侵害个人权利之实。

（2）以个人权利为本位，不承认公共利益的存在

这一派观点认为，个人权利是唯一的实在，公共利益只是一种“借口”而已，在实体上并不存在。古希腊的色拉西马可斯说，强者的利益就是正义，即使这利益被公开宣布是“人人的利益”，实际上，强者“不会明白宣布他们所说的正义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利益”。[35]激进功利主义提出，没有什么公共群体，有的只是原子式的个人的偶然的伫立，除了可以由私人利益相加所得出的利益之和，不存在什么公共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市场人，每个人都会把所有己身之外的一切换算成自我利益，传统的公共利益的观念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乌托邦，一种借口，一种骗人的幌子而已。理性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经济人，天生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倾向，所谓公共利益不过是政府利益的遮羞布。他们认为，政府一旦形成，其内部的官僚和整个官僚集团将会不断寻求自身的利益，如大量的寻租和腐败现象，已经彻底打破了“政府无私”和“自动公益”的神话。缪勒说：“同样的人怎么可能仅仅因为从经济市场转入政治市场之后就由求利的自利者转变为‘大公无私’的利他者呢？这是绝不可能的事！”[36]熊彼特将国家的主要任务归结为保护私有财产，认为“不存在什么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通过理性论证的力量能够同意的被出色地决定的共同的幸福那样的东西”，因为“对不同的个人或集团而言，共同的幸福势必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而只要一个社会存在着价值上的分歧，作出不同价值选择的个人和集体势必具有不同的关于“共同幸福”的观念。[37]查尔斯•林布隆说，严格说来，人人共享的公共利益也许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各种各样的局部利益。[38]美国学者阿罗则明确宣称，凝结着共同偏好的社会公共利益是不可能的。

3、公共利益本位论

这种观点认为，在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冲突中，公共利益居于主要地位。根据公共利益在这一矛盾中的地位不同，公共利益本位论也分为两种不同派别，一派认为公共利益居于绝对决定地位，一派认为公共利益居于相对优先地位。

（1）公共利益决定论

这一派观点认为，公共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权利必须无条件让位于公共利益。黑格尔最早从现代意义来界定“市民社会”的内涵，他系统地阐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也就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并把市场经济条件所有权与契约规则、公共利益的冲突确定为市民社会的核心内容。但黑格尔把国家看成是最后控制市民社会的力量，认为市民社会只不过是国家自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他虽然区分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但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谁决定谁的问题上，却颠倒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公共利益决定论在20世纪中后期曾强烈地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并给国家可正当约束权利提供了理论基础，即国家限制或克减个人权利“不单单是出于绝对紧急状况的理由，还可出于为社会利益服务的任何理由”。[39]其理论模型是，国家利益就是公共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运动中，公共利益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在公益问题上，由于片面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并且在公益行政上用权无度，程序恣意，忽视了对国家机关的有效规制和监督，而抽象性和政治性很强的“为人民服务”在具体公共事务中显得尤为空洞。

公共利益决定论在实践中是十分有害的，因为社会上的强力集团常常控制着舆论，他们解释着什么是公共利益，并将自己的价值判断说成是代表了整个社会。埃尔斯特认为，在权威主义体制下，政治活动的结果将不会包括那些与权力机构的利益相左的内容，这一点几乎是确定的。[40]托克茨基在评价前苏联的公有制时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顾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41]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借维护“公共利益”之名，行保护“商业利益”之实，肆意侵害公民个人权利。如在房地产开发中，“现在普遍的情况是，部分地方政府将原来就有居民的土地转让给开发商，开发商在这块土地上开发出高级住宅出售……这不是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是开发商利益的需要”，因此，“在‘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下，私权被剥夺了，增加的却是开发商的利润”。[42]在湖南嘉禾的城镇拆迁中，很多干部丢职，夫妻离婚，法院强制执行，公安局抓人，“简直成了人们常说的‘鬼子进村’”。但政府有关部门却告诉人们，这个拆迁建设项目，“是体现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龙头项目”，“充分体现了全县人民的意志和利益”。[43]如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则公民权利何以保障？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几乎一切征地项目都搭乘“公共利益”的便车，各种经营活动也都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根据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部门对各类建设项目用地调查，“征地项目不仅包括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工商业、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征地占到总量的22%，学校、企业用地也占到13%。东部某省会城市的项目用地中，真正用于公共利益的不到10%，大量的是经营性用地”。[44]公共利益概念被滥用由此可见一斑。

（2）公共利益优先论

这一派观点认为，在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矛盾运动中，公共利益处于相对优先地位。西塞罗说，公益是与私益相对立的，公益优于私益。洛克将公共利益看成是一种“特权”，是超越个人利益的。所谓特权，指“没有法律规定，为公众福利而自由裁量的权力”，即执行机关被委以“没有法律规定，有时甚至是违反法律规定而依照自由裁量，为公众谋福利的权力”。[45]洛克认为，当统治者为了公共利益行使特权时，这些活动不管以何种形式看待，都被认为是正义的事。在我国古代，儒家承认社会中存在私人利益，但私人利益并非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群体——家庭、世系或社会。按照孔子的观点，人生于社会之中，不会单独发达，个人依赖于群体的和谐和力量。[46]因此，儒家一向轻利重义，轻个体权利而重整体利益。“子罕言利”，在孔子看来，义与利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试金石。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在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问题上，还有一些类似观点：《韩非子》曰，“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淮南子》称，“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朱子语类》云，“官无大小，凡事只有一个公”。意思是，治理之道在于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即公正无私，不徇私情，个人应该服从整体，私益应该服从公益。从思想史上看，公益优先论贯穿于人类全部历史之中。

从现代国家法律实践看，公共利益总是处于被优先保护的地位。在英国，根据普通法，在公路上的任何地方集会“都是妨碍公共利益”的行为，都可能被提起刑事控告；集会则意指“为讨论公共利益问题或者为了表达对这些问题的意见”而举行的聚会。[47]在美国的司法判决中，公益征收的“公用的含义”也越来越宽泛。尤其是对外交往中，当一项国会法令或行政行为侵害到个人权利而法院确实进行司法审查时，法院会援用各种平衡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原则，结果通常是对个人权利的贬损和对公共利益的夸大。对此，路易斯•亨金说，在对外交往事务方面，个人权利相对来说很少被提及，而公共利益未经有意义的审查便被过分服从，其重要性也被夸大。[48]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知识产权为“私权”，其直接和主要目的旨在保证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但法律对知识产权的规制是考虑权利人和相对人双方利益衡量，并在一定程度优先保护公共利益。在著名的南非医药生产者协会诉南非政府的专利权案件中，法院查明南非政府关于《药品和相关物品控制修正案》大部分有争议的条款是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法律文本草案制订的，是保障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其时正值南非面临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此间有40万人因无力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用死于艾滋病。在这种背景下，在法院的压力下，协会和39家跨国公司于2001年撤回了起诉，并自发降低药价，捐赠相关药品。可见，在知识产权和公共利益的冲突对立中，公共利益居于一定的优先地位。

二、如何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协调？

1、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协调的法理分析

（1）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相互制约

要理解和把握公共利益对个人权利的制约，不是否定私人利益与个人权利，而是“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49]哈耶克说：“如果所有的人发现根据某种互惠对等原则而使特定群体的集体利益得到满足，对于他们来说，乃意味着一种大于他们不得不为此承担的税赋的收益，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一种集体利益才会成为一种普遍利益。”[50]同时，个人权利对公共利益亦具有制约作用。社会生活中，利益的不平衡或冲突需要法律用公平和正义作为价值判断加以调整，由于资源实质上是全社会的，其最终利用的目的应该是为全社会的利益服务。科塞提出，权利冲突有益于社会，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相互制约，也可以协调一致。他说：“冲突经常充当社会关系的整合器。通过冲突，互相发泄敌意和发表不同的意见，可以维护多元利益关系的作用。”[51]从法治观点看，法治的主要特点是“在承认和保护个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设立、配置或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来谋求社会的有序发展”，[52]因此法治的基本目标应该是，确保个人权利、公共利益及各种权利关系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为此，政府不仅要积极提出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且有责任确保个人利益在实质上和程序上都与公共利益保持一致。根据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如果法律关系主体双方能真诚协商，积极参与对话，则二者之间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德沃金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权利理论，也反对一般利益至上，强调对二者进行选择和折中，其结合点就是平等。因此，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协调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2）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相互依存

①公共利益离不开个人权利。托马斯.潘恩说：“公共利益不是一个与个人利益相对立的术语。”[53]在市场经济中，社会联系以物的联系为基础，这时的个体与整体、个体性与整体性、自由与秩序就成为并存的两个原则。根据黑格尔的阐述，市民社会的两个原则，一个是“普遍性形式”，一个是“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这两个原则并存，因此整体平衡不是以否定人的个性自由为前提，而是以个体的自由竞争和创新为前提。有学者认为，公共利益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它不是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不能分解和还原的终极利益，而是存在于个人权利之中、由个人权利组成的派生的复合利益。这种利益，只有能够有助于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时，才具有实际的意义，才是一种真正的利益。[54]从立法上看，法的普遍性决定了只有普遍性个体利益才能获得法律形式，个别化的个体利益因其不具有普遍意义而不为法律所许可。一般说来，法律对个体追求个别化利益的行为并不干涉，只是在它损害到其他人的正当需求时，法律才会对之加以限制。普遍性的个体利益在获得法律形式之后，便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一旦某种“个人利益具有社会普遍性”，就会成为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个人利益。因此，公共利益无法脱离个人利益而存在，公共利益的实现依赖于个人权利的追求和实现，是以肯定个人权利为前提的。

②个人权利离不开公共利益。首先，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并非完全对立。庞德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某甲控诉某乙偷了他的手表，要求归还原物，或给予相应的赔偿。这时，某甲的主张是以维护个人物质利益和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这种要求也是与保障所有权的社会利益、社会关系相一致的，因为某乙的行为既破坏了某甲的私有财产权，也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因此，当某甲通过控告使检察官对某乙提起公诉时，某甲的主张就是以保障所有权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提出的。[55]正如凯尔森所说：“维护私人利益也是合乎公共利益的。如果不然的话，私法的适用也不至于托付国家机关。”[56]其次，个人利益的实现不能完全脱离公共利益。没有脱离个人的抽象的社会，也不存在超越所有个人利益之上的抽象的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统一不可分的，犹如百川之于大海，独木之于森林。马克思说：“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一般利益就是各种自私利益的一般性”，“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存在于各方的独立之中”。[57]根据阿玛蒂亚.森的分析，阿罗“不可能定理”只证明了在决策信息缺乏情况下公共利益的不可能性，随着个人获得信息的增加，人们对持续获益的途径会有更清楚的理解，达到社会理性选择的可能性也会不断增加，因此，只有顾及到他人的需要、偏好才能很好地实现个人利益，只有利他因素成为经济理性的应有之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理论通道才能被打通。可见，国家和社会的生存发展依赖于个体成员的生存发展，如果没有私人利益和个体权利，不仅众多的个人无法生存，社会的生存发展也不可能。同样，个体的存在依赖于社会和国家，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是满足社会成员发展需要的利益。

2、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协调的制度构建

如何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协调，这又是一个“言人人殊”的问题。古典自由主义者斯密承认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不可分割的内在一致性，但他没有回答和解决公共利益的形成机制问题，而是使用“自动”的概念来解释个人权利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也有学者从道德、制度、习俗文化等来讨论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协调问题。本文认为，在公共利益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协调中，道德、制度、习俗文化等的作用只是一个方面，更主要是提供立法、行政和司法保障，因为“在较为具体的层面，公共利益的界定属于一个宪法分权问题，是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共同分享的”。[58]

（1）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协调的立法保障

①必要性分析。RaymondMarks说，公共利益并不是一种“一致同意”，而是一种利益平衡，政策产生于社会的利益总和，实际上大部分是私人利益，这些私人利益必需为了公共利益而相互平衡，故法律规制需要考虑现在的消费者利益和未来的、潜在的消费者利益，公共利益并非必然代表实质意义的平等。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描述了美国利益集团的一些运作情况，发现美国少数的权力精英以其狭隘的政治经济利益左右政府的重大决策，而一般大众，特别是穷人、黑人等的权益被忽视。因此，在本质充满冲突的情况下，要达成一致，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一种自然的突出的结果，即所谓托马斯•谢林点。在立法体制上，森斯坦提出，分权制可以减少议员们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的可能性，因此一项义务的设定或一种利益的差别分配必须从公益的角度看是站得住脚的，立法必须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它是对某种公共价值的回应，而不是赤裸裸的利益集团的交易。在森斯坦看来，立法不是一种人们企图满足其消费选择的过程，献身于公众利益而不是追求个人利益被理解为公民美德，是政治参与的生命渊源。他说，如果宗教脱离政治，那派系就不大可能围绕一个特定的问题结合起来，人们能够“为公共利益进行审议或达成相互都能接受的和解的可能性”就增加了。[59]我国学者韩大元认为，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需要在宪法文本的范围内，合理地寻找各种利益相互协调的机制，既要强化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又要强化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力度，使两者在协调中发展”。[60]目前，通过立法促进和保障公共利益已成为世界潮流。在美国，平衡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被视为“宪法要求”。[61]法律实证主义者凯尔森甚至认为，只有将国家目的予以法制化，才能完成“承认其为公益的过程”，而所谓公益必须获得国家承认之后“方有公益之价值”。[62]因此，整个法律制度不过是“公益之明文规定”而已。[63]

②现实性分析。从现实情况看，各国普遍赋予立法、司法、行政组织基于公共利益的裁量权，并使公共利益成为国家权力限制公民个人权利的合法性基础。在英语中，与服从公共利益关联的政府征收私人财产的权力被称为“eminentdomain”，字面意思为“极地”。该词由17世纪法学家格老秀斯最早提出，相当于德国法上的“高权”，即至上权力。《牛津法律大辞典》将“eminentdomain”直接译为“国家征用权”，认为它是“国家固有的、强制将私人财产用于公共目的的权力”，是主权国家固有的权力，给予“合理补偿”是使它“与单纯的没收相区别”，[64]即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相协调的结果。1879年法国《人和公民权利宣言》第17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1804年《法国民法典》重申权利宣言原则，并扩大公用征收适用范围，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制出让其所有权，但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事前的补偿不在此限。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非有公正补偿，私有财产不得征为公用。目前，很多国家宪法对征收征用问题都作了类似规定。不仅如此，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协调发展，很多国家在程序上对“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做了进一步规定，目的是为了限制政府获得私人财产的能力，抵制个人财产由于政府的专断或者不公正行为而丧失，因为人们就程序问题而非目的达成共识是理解和把握公共利益的较好的一种方法，这样有助于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最终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

（2）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协调的行政保障

①行政保障的法理分析。亨廷顿认为，政治制度是政治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是道德一致性与共同利益在行为上的表现。根据亨廷顿的表述，政治制度是共同体为了调节利益冲突，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而演化出来的一个工具。他说：“制度的利益与公共的利益是一致的”，“创造公共制度的能力，也就是创造公共利益的能力”，“公共利益就是公共制度的利益”。[65]现代社群主义者以社群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强调社群对于自我和个人的优先性，注重普遍的善和公共利益，倡导从“权利政治”转向“公益政治”。他们认为，个人的自由选择能力与各种个人利益都离不开个人所在的群体，只有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使个人利益得到最广泛的实现，个人利益寓于公共利益之中，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之所以必要和可能的前提，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石。行政学家盖伊•彼得斯曾提出一个“市场式政府”和“参与式政府”的概念，认为“参与式政府”取代“市场式政府”已成为现代公共行政改革的主流，即它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指导，将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的价值观重新肯定为公共行政的卓越价值观，其行为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而不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所要达到的公共目标也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66]可见，政府的主要目标在于实现公益利益，这是由政府的公共特性决定的。尽管政府本身有一定的利益存在，其主要职责是对全体社会成员负责，而不是把政府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正如夏勇教授所说：“市场经济只是市场经济，市场只是社会生产生活的一个方面，市场法则在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必须严格限制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允许市场的利润法则践踏社会的道德法则，侵害社会公益”。[67]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唯一的提供者，其提供者是多元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同样可以促进和维护公共利益。

②行政保障的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公益优先原则。所谓公益优先，是政府运用公权力对自由竞争导致的损害公益的结果进行矫正，使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协调发展。利益集团多元主义试图用利益集团间冲突后形成的妥协取代开明的和蕴藏公共精神的政策，尽管这种充满斗争和变数的利益竞争与妥协会使现有利益格局发生某些变化，其实质是“将公共利益简化为既得利益格局的重复演变”，使社会弱者和被边缘化群体的利益注定被这种“公共利益”的游戏规则所淘汰。[68]因此，国家需要对公共利益适度倾斜，以实现对失衡的利益关系的必要修复。第二个原则是利益平衡原则。毛甘说，如果不考虑国民的私人利益，就不可能界定公共利益，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使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保持适当的利益认同，而不是积极地和野心勃勃地去培养国民的智慧与道德美德。路易斯•亨金确立的“平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原则是：政府在行使任何权力时，都应把个人意见、个人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考虑进去，但“有时公共利益可能会高于个人权利”；另一方面，有些权利是根本的或优先的，只有公认的紧迫性公共利益才能凌驾其上，“如果这种平衡的达到乃是通过忽视个人权利或者过分强调‘公共利益’来实现的话，那么我们就违背了我们对忠于诸宪政原则的允诺”。[69]因此主张对公共事务和对外政策中公共利益的条件进行适当限制。可见，利益平衡原则不是对个人权利的单方限制，也包括对公共利益的适当限制，使二者能够依据公正、正义原则协调发展。台湾学者城仲模认为，个人权利服从公共利益的条件是“公益所必需”。何谓公益所必需？他说，首先应确定由国家所保护的该项利益为“公共利益”，且能促成该公益的实现；其次要对“必要性”加以审查，即在多数可达成公益的手段中，所选择的手段是侵害程度最小的；第三，所侵害的利益与欲保护的公益之间，要合乎一定的比例。[70]总之，在民主社会里，当我们处理利益关系时，效率和生产率等价值观念固然极为重要，但应被置于公正、公平和公共利益这一更广泛的框架体系之中。

（3）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协调的司法保障

①司法保障的地位。赞恩说：“司法权只有一个利益，就是在公众利益和公民权利间保持公正的平衡，无论其社会地位高低，也无论他是有权势还是平民百姓。”[71]本文认为，司法权是公共利益实现、也是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协调的最后保障，因立法者只能对公共利益做出概括性规定，具体的判断标准由行政机关来行使，惟有出现纠纷和冲突时，法院才予介入，对两造各执的理由进行判断。普布利乌斯说，在缺乏发动起来的、有品德的公民群体的情况下，无法保证宪法机器一定会产生符合公益的“过得去”的结果，那种所谓“开明的政治家将能够调整这些冲突的利益并使其都从属于公众利益”，无疑是一句空话，即司法审查制度“不是试图限制人民”，它的任务是“防止在常规政治下滥用人民的名义”，[72]是对政府的最后监督。在普布利乌斯看来，好的生活是政治生活，但只有司法机关才能成为公共利益的最终决定力量。我国学者袁曙宏认为，如果行政机关仅仅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而不能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来证明其所实施的限制或剥夺公民财产权的行为是合法的，则该种行为应被认定为违法和无效。[73]事实上，一般国家都将公共利益的最终确认权交给了司法机关，有的国家如法国还专门成立了审查公益目的的公共征收法庭和公用征收法官。在美国，法院通常赋予公共利益以“压倒性的重要性”，但在这样的平衡中，“最高法院对个人权利或公共利益并没有提供任何衡量的标准”。[74]路易斯.亨金说，保持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相平衡原则的确立，是权利扩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以“决定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各自范围”，尽管法院对有关经济和社会规则限制了个人自由的指责“不以为然”，“但我们同立宪者一样，在原则上都认为所有政府行为都必须要能够被解释成是为了实现某种公共目的的合理手段”。[75]可见，公共利益保障的终局性正是司法权威在实践中的体现和反映。

②司法保障的途径。公共利益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协调的司法途径主要有司法审查、行政诉讼、刑事和普通民事诉讼等。这里主要介绍公益诉讼在公益保障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本质上看，公益诉讼是普通民事诉讼的一种，它源于罗马法，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罗马法中最早将诉讼分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两种，规定私益诉讼的产生必须基于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自己的或由自己保护的合法民事权利受到侵害为前提，而公益诉讼则是为了保障公众的公共利益，不论市民或法人组织都可以提起。[76]意大利罗马法学家彭梵得说：“人们称那些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置的罚金诉讼为民众诉讼，任何市民均有权提起它。”[77]根据罗马市民法规定，公益诉讼由担任国家公职的人代表国家行使诉权，考虑到公职人员的数量有限及其积极性问题，在具有造法效力的大法官赦令中，又规定具有公民权的罗马市民可以自己的名义向法庭提起基于公共利益的诉讼，赋予公民以公益诉权。众所周知，罗马法的精神和精髓已深深融入现代西方法制之中。沿袭这一法律传统，世界上很多国家主张赋予私人、团体或国家机关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不强调适格理论，即原告为了获得成为当事人的资格，必须证明其直接利害关系受到侵害。在英国，法律规定可以由法务长官代表公众提起诉讼，以倡导公众权利，阻止公共性不正当行为，而法务长官也是唯一有权代表公众提起公益诉讼之人。[78]在法国和德国，立法机关在法律中赋予民间团体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美国的公益诉讼又称民众诉讼，是指当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法律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人为维护公共利益向法院提起诉讼。从1863年的《反欺骗政府法》到后来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和《克莱顿法》，都可以看到公益诉讼的身影。目前，美国各州及联邦制定法中明文规定可以在广泛范围内采用民众诉讼。如1970年密歇根州环境保护法中允许个人即使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受到环境污染并在某种程度上利益受损，也可以提起诉讼。不久，联邦政府修改了《纯净大气法》、《水质污染管制法》等法规，重申违反其中的重要规定和基准，原告没有必要证明自己受到违法行为直接侵害。因此，作为一项制度，公益诉讼已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并在实践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注释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页。

[2][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3]叶必丰：“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辨证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1期。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5页。

[1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7页。

[1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

[1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页。

[1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

[2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3页。

[2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4页。

[2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25]《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26]《列宁文稿》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页。

[27][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28][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1页。

[29][美]科斯等：《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胡庄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30][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6页。

[31][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32]夏勇：《公法》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33][美]罗金斯：《政治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34]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0页。

[35][美]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36][美]缪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37][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14页。

[38][美]林布隆：《政策制定过程》，朱国斌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39]夏勇：《公法》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40][美]埃尔斯特等：《宪政与民主》，潘勤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2页。

[41][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42]王景斌：“论公共利益之界定”，《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1期。

[43]评论文章：“可疑的‘公共利益’”，《新闻周刊》2004年5月24日。

[44]沈岳峰等：“土地征用中的公共利益解析”，《国土资源》2004年第5期。

[45][英]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1页。

[46]夏勇：《公法》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47][英]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9页。

[48][美]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52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50][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51][美]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52]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53][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54]戴涛：“公共利益悖论及其解构”，《法治论丛》2005年第2期。

[55]沈宗灵：《现代西方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56][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页。

[58]郑贤君：“‘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个宪法分权问题”，《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

[59][美]埃尔斯特等：《宪政与民主》，潘勤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84页。

[60]韩大元：“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的规范分析”，《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

[61][美]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3页。

[62]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63]城仲模：《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台湾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160页。

[64]郑贤君：“‘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个宪法分权问题”，《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

[65][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66][美]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吴爱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67]夏勇：《依法治国——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68]李春成：“公共利益的概念建构评析”，《复旦学报》2003年第1期。

[69][美]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51页。

[70][台]城仲模：《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177页。

[71][美]赞恩：《法律的故事》，刘昕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页。

[72][美]埃尔斯特等：《宪政与民主》，潘勤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8页。

[73]袁曙宏：“‘公共利益’如何界定”，《人民日报》2004年8月11日。

[74][美]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3页。

[75][美]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43页。

[76]周楠：《罗马法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86页。

个人权利范文篇3

【论文摘要】美国斯坦福大学以学生权利保障为核·心的校园司法制度，在受指控学生的权利保护方面规定了二十二项具体内容，在普通学生的权利保护方面突出了尊重其平等参与权的特点。文章通过对这些权利的分析，提出以学生权利为核心的校园司法制度充分体现了权利平等、正当程序的思想及实现公平、民主校园环境的重要作用，最后就美国学生司法制度对我国高校学生处分程序制度的借鉴进行了分析。

在美国高校内诸多关系中，学生权利和学校权力在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一对关系。学生要充分行使其个人权利，就必然要求学校干涉学生权利的权力相对缩小，但如果尽量扩张学校的权力，则学生的权利也势必被剥夺无余。而学生权利与学校权力之间虽然极不相容，但事实上却不能不兼筹并顾，问题之所在乃是如何使二者协调，获得适度的平衡，使二者相互间的对抗降到最低，这方面，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司法宪章》(以下简称《宪章》)以学生权利为核心的校园司法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文章将以该《宪章》为研究对象，从分析学生权利内容人手，提出以学生权利为核心的校园司法制度对公平、民主环境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及作用。文章分析的(学生司法宪章》为斯坦福大学1997年制订、2005年6月所作的修正案版本。

一、《宪章》对学生权利内容的规定

作为高校民主法治的宪章，《宪章》在审理学生违纪案件时，一方面充分尊重学生的参与权。即给予每一个学生以参加陪审团工作的权利。在《宪章》第三部分对陪审团等机构中成员的组成、权利(权力)、工作程序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宪章》始终将受指控学生的权益保护置于首位，(宪章》在第二部分用了很大的篇幅规定了司法程序参与方的权利，尤其为了保护受指控学生，(宪章》规定了多达二十二项权利，通过逻辑严密的诉讼程序加以保障。具体来看，在司法程序中受指控学生、参与陪审团工作的学生分别具有以下的权利。

(一)学生司法程序中受指控学生的权利主要包括:(1)以书面告知其因何种不当行为而受到正式指控的权利;(2)以书面形式告知其权利的权利;(3)“无罪推定”的权利;(4)学生身份和指控意见保密的权利，但司法事务委员会制定的细则中确定的特殊情形除外;(5)拒绝“自证其罪”的权利;(6)有获得的指控所依据证据的权利，其证据应包括不利证据和有利证据;(7)受指控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意愿选择一个同伴，以协助其完成整个司法调查和审理过程;(g)获得司法咨询顾问提供相关建议或指导的权利;(9)及时获得审理结果的权利;(10)以书面告知正式控诉内容的权利，其应包括需案件涉及的材料、证据、违纪行为的名称以及可能的相关证人名单等;(11)超过时效不予追诉的权利，当违纪行为发生或者被发现时已超过6个月的，对其指控无效;(12)有权在合理时间内准备司法陪审团听证会;(13)当面接受司法陪审团讨论案件的意见和书面答复的权利;(14)选择公开听证会的权利;(巧)在司法陪审团听证会上询问证人以及与之交叉盘洁的权利;假若证人不愿或不能与被告“对簿公堂”，证人提供的证据将作无效处理;(16)有权获得陪审团书面决定的权利;(17)经申请有权获得陪审团详细的听证记录，但是不包括陪审团讨论的内容;(18)有对不利处理结果提起上诉的权利;(19)有权确保未经笔录的违反或涉嫌违反宪章的调查列人案卷副本;(20)不受“双重指控”威胁的权利。即不能对同一名学生因同一不良行为同时提起“一般违纪”和“特别违纪”的控诉;(21)不受“再次控诉”威胁的权利，即不能在陪审团做出无罪裁决后，因同一违纪行为再度被控诉。(22)提供合理保护以使其免受报复、恐吓、骚扰和/或恶意指控的权利。

(二)司法活动中普通学生的权利。《宪章》规定学校设立陪审员联盟，该联盟由司法咨询顾问从一审陪审团和终审陪审团中选择学生、教师和职工代表组成，经相应机构任命后，这个不少于30名成员的陪审员联盟将产生每次学生司法活动所需要的陪审团，陪审团由司法陪审员联盟中选拔出4位学生和2位学院(或大学)的管理者组成，6人组成的审理机构由一名学生领导，从种族构成上，陪审团依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的规定给予每个种族、性别的学生以平等机会，陪审团成员资格也应当不分种族和性别地加以确认。陪审团成员在学生司法程序中具有不受骚扰、恐吓、报复地参与学生司法审理、调查听证、作出判断等权利;陪审团具有审理案件、组织听证、调查事实、作出结论、同意(或驳回)司法调查官指控等权力。另外，作为证人的学生具有拒绝“自证其罪”、提供合理保护以使其免受报复、恐吓、骚扰和/或恶意指控的权利和被书面告知权利的权利。

二、校园司法制度对公平、民主环境的形成具有的意义及作用

(一)校园司法制度体现体现了拉辫双方权利的平等

为确保校园司法的公平公正，程序设计了由陪审团主持的控方(即校方代表的司法调查官)和被控学生参加的司法听证程序。听证程序的控辩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人格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允许特权的合法存在。听证制度排除合理分配了学生和学校的权利和义务，首先，允许被指控学生参一与对其违纪问题调查的听证全过程，被控学生在听证程序中可以对司法调查官的指控提出抗辩，并可以要求与司法调查官在平等的法律地位上进行辩论、论证，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拒绝自我归罪;其次，为防止学校行政机关因在行政权上享有单方面强制性权力而违法或者不当行使，学生司法听证制度还加大了作为学校行政机关代表的司法调查官的责任，增加了其程序上的义务，如调查事实的义务、告知权利的义务、听取当事人意见的义务、决定必须说明理由的义务等，从而在程序法律关系中实现了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最后，审理工作由公正的第三人主持并裁决，保证正当程序的圆满实施。

(二)以学生权利为核心是正当程序的体现

几个世纪以来英美司法制度树立了“重程序”的法治理想，也因此确立了程序先于权利的原则，但是，程序完备如果没有权益保障的价值目标也只能徒具形式，从正当程序的要求“自己不能成为自己的法官”和“公平听取双方面的意见”中可见，完备的程序与权益保障是互为表里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保障弱者权利的基础上的，程序公正的关键在于作出决定的人必须中立，不偏祖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中间立场，否则，不可能获得公正的结果。于是，《宪章》规定受指控学生在陪审团成员遴选时具有的“绝对异议权”，即允许指控学生不提供任何理由而将一些陪审团候选人排除在案件陪审团之外。「’了这条程序性权利是英美在刑事和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程序权利，其目的是为了让自己获得一个公正的审判局面，必须不遗余力地将不合格的陪审团候选人排除，如此产生的陪审团必定是最公平的、公正的。学生权利渗透于学生司法程序的各个领域和全部过程，使受处分学生不再只是学校行政权支配的客体，同时也使其享有了司法程序中的主体资格，为防止学校行政权滥用，防止强者对弱者的暴政，努力达到不同意志主体之间的公平公正和机会均等，从而为最终实现公正的结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为减少受指控学生在学生司法审理过程中因心理焦虑二不安而引发的不公正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宪章》还特别作出了允许受指控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意愿选择一个同伴，以协助其完成整个司法调查和裁判过程的规定，这种程序的设计充满一种人文的关怀，充分体现了以保障学生权利为核心的程序正当性。

(三)以学生权利为核心让公开的民主治校成为现实

现代民主宪政的运作和发展，关键在于政治参与，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在校园司法事务委员会、陪审团的组成，听证会、陪审团审议、终审陪审团复审等工作无不体现了普通学生在校园管理中的参与地位。民众的参与程度(即多大范围内参一与和在什么事情上参与)是衡量民主发展的标尺，而建立由普通学生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陪审团审理学生违纪案件正是赋一予普通学生以民主参与权，要实现民主，学生必须能够详细地知道学校的活动，而参与的前提条件在于学生拥有“知情权”并能充分行使这种权力。没有什么东西比秘密和神秘性更能损害民主，而保证学生“知情权”得以充分行使的前提条件只能是公共事务公开。公开性是民主的应有之义，“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是很可笑的。.iz〕在《宪章》中，司法公开主要包括校纪校规的公开、陪审团成员遴选的公开、证据(包括有利证据和不利证据)的公开、听证会过程的公开及司法决定的公开等诸方面的内容。校纪校规公开意味着司法调查官对学生指控所依据的一切校纪校规必须向全体师生公开，任何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公开校纪校规的影响;陪审团成员遴选的公开包括陪审团联盟成员和略审团成员的公开遴选。陪审团联盟成员遴选面向全校师生，在分别经学生会(研究生会)、学术委员会、大学行政部门委任后担任陪审团联盟成员;而证据公开则是指司法调查官必须向陪审团和受指控学生出示所有有利于或不利于指控成立的证据;听证会过程的公开是指陪审团在举行司法听证之前必须以公开的方式将诸如听证的时间、地点、性质以及听证所涉及的法律依据和事实问题等有关听证的事项告知听证参加人，以便从程序上保障受指控学生获得听证权，避免学校行政机关的患意专断;至于司法决定公开指的是陪审团对受指控学生作出有影响的决定，必须向其公开，从而使其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

三、以学生权利为核心的学生司法制度对我国高校学生处分程序制度的借鉴

(一)转变观念，落实“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美国高校学生司法制度通过师生员工，特别是学生的民主参与、民主决策的程序，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保障了受控学生的权利，也实现了大学民主的目标。当前我国教育领域也倡导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但是“以人为本”在实践中常常却总受到传统的“权力本位”思想的挑战，学校成立的学生申诉委员会、学生处分听证委员会也多由学校任命或认可的学生干部或代表组成，普通同学在这些机构根本无法取得话语权，这样高校即使颁布了学生申诉、听证程序等规定，即使这些规定有漂亮的包装，其实效也难令人满意，最终可能导致学生与学校的离心离德，也会破坏校园法治建设成果。正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所说:“法律程序中更广泛的公众参与，乃是重新赋予法律以活力的重要途径，除非人们觉得，那是他们的法律，否则他们不会尊重法律。公务员之家

个人权利范文篇4

论文摘要: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本质上就是权利和义务关系，主要是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高校学生管理引发的法律纠纷是多方面的，对学生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用法治的理念和精神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高校学生管理问题，必须坚持以学生为本，充分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各种合法权益，依法规范高校学生管理的内容和方法，积极推进高校学生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

教育部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已于2005年9月1日开始实施，新《规定》充分体现了学校以育人为本、育人以德育为先的原则，确立了一系列依法治校、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新规则，这将推进高校学生管理进一步法治化和民主化。回顾近年来发生的高校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冲突和纠纷案件，一方面隐含着高校学生管理与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着一些冲突与矛盾，另一方面它也表明高校学生法制意识、维权意识的日益高涨与成熟。如何正确解决和处理高校学生管理与法律法规冲突的问题，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加快推进高校学生管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已成为高校管理者面对的现实新课题。

一、深刻认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高校与大学生的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高校与大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此还没有达成共识，归纳起来，主要有宪法关系说、民事关系说、行政关系说、特别权力关系说及综合说等观点。笔者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在法律意义上包含着两重内容:

其一，具有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高校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代表国家，或者说接受国家的委托，对学生教育的有关事项进行管理。我国《高等教育法》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的规定，以及《学位管理条例》对高校授予学位的规定等，体现了这种性质。学校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种法律关系强调的是管理与服从，是一种纵向关系，双方主体地位是不平等的。

其二，学校与学生双方还形成了一种属于或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教育格局的变化，学生自费上学、自主就业，后勤服务社会化等等，体现了高校更多的是在为学生提供服务，这一切使得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已经表现出来。尽管由于公办学校的性质和我国人民群众收人水平的限制，现在乃至将来一段时期，学校的收费还不能全部满足培养学生的支出，“合同”双方“对价”不完全相等，但双方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是存在的。在这种关系中，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地位平等，双方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属于私法性质，主要属于民法的调整范畴。当然，在学校特殊环境下，民事关系的双方，实际地位并不对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服务合同，明显属于“格式合同”的性质，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学校规定的状态。

因此，无论是行政法律关系，还是类似服务合同的民事关系，作为一方的主体学生始终处于弱者的地位。因而，如何把握这两种关系，如何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就成为学生管理法治化需要注意的问题。当然，在现实的学生管理过程中，有时是很难判定哪些事项属于行政管理性质的行为，哪些属于民事性质的行为。但是，从理论上，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二者是能够分清，也应该分清的。这对于确认学生管理的指导原则具有实际意义。

二、正确把握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法律纠纷及其成因

高校学生管理引发的法律纠纷主要指学生管理制度、校纪校规及其执行过程中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问题。高校管理中对学生的侵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二是侵犯学生的名誉权，三是侵犯学生的财产权，四是侵犯学生的公正评价权，如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品行进行公正评价及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高校在管理工作中对学生侵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第一，教育管理者法律意识淡薄。自古以来，中国教育一直十分突出教师的主导与主体地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教师对学生无所不管，其尊严神圣不可冒犯，学生权利被漠视，甚至被抹杀。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教育管理者的法律意识淡薄，在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上存在一些误区。如有人认为，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就是用法规治学校，再由学校用法规治老师和学生。也有人片面认识法律的功能，认为法律可用可不用;对自己有利就用，没有利就不用;口头表态用，实际操作不用。这样，高校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开展，都以学校和管理者为主体，以学校和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这就势必造成对学生权利的侵害。

第二，教育行政规章和学校的某些学生管理规定违背法治精神已经凸现出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逐步推进和各项法律法规的日臻完善，我国法制建设进程迈上了新的台阶。从教育立法来看，针对教育事业我国先后出台多项教育法律和200多件行政法规、规章，但是仍然出现学生管理部门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搜查学生宿舍、学校禁止学生谈恋爱、在巡夜中曝光学生个人隐私以及各种名义的校内罚款等种种现象，还包括“女博士因生育被劝退学”案件引发的法律冲突，引发人们对于高等学校管理权限的讨论。从这些案件和纠纷中，学校的规定和做法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冲突不断凸现出来。

第三，高校内部缺乏规范管理。高校管理中的一些重要环节，由于缺乏符合法治精神的规范及应有的保障制约机制而出现脱节，造成内部行为矛盾，导致受教育者合法权益受损。以1999年田某诉北京某高校一案为例，校方败诉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校对学生的违纪处分超出了教育部的规定和对原告作出的退学处理决定并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

第四，高校的自主管理权与学生的受教育权之间的冲突矛盾日趋加大。高校对学生的自主管理权《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等权利。学校的这些权利有助于学校实现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职能，维护学校的教学秩序，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但是，高校对学生的退学和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都直接针对的是学生的受教育权利，而受教育权又是我国宪法和教育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在发生多起学校败诉的纠纷中，有的学校权利随意扩大，采用类推、比照条例和随意扩大自主管理权，导致了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

第五，学校管理程序存在瑕疵。正当程序是法治理念中的重要内容。管理过程中的正当程序是相对人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没有正当程序，受教育者在学校中的“机会均等”就难以实现，其合法的“请求权”、正当的“选择权”、合理的“知情权”就难以得到保障和维护。从学生状告学校侵权诉讼案来看，缺乏正当程序，存在程序瑕疵，是高校在行使管理自主权时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学校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对违规学生作出处罚时，应包括学生的解释和申诉程序、学生管理部门的调查程序、专门委员会听证并作出处罚建议的程序、作出行政决定的程序、具体实施处罚的程序等，缺乏其中的一项程序，就有可能造成对学生的侵权，从而成为学生状告学校的理由。

三、加快推进高校学生管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

用法治的理念和精神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高校学生管理法律问题，必须坚持以学生为本，充分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各种合法权益，依法规范高校学生管理的内容和方法，积极推进高校学生管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这不仅是贯彻依法治国、依法治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客观要求。法治是时代的呼唤，是社会的需要。高校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系统，自然不能游离于法治的触角之外，高校的学生工作理应置于法治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讲，完善高校学生工作的法律秩序，进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治化构建，是高校学生工作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一)树立依法治校理念，融入人文关怀精神

高校学生管理必须坚持法治理念。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出台标志着高校的管理进人了法治化的时代。1999年教育部在正式文件中提出了要“积极推进依法治校”，由此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股依法治校的热潮。然而，不少从事高校学生管理的人员往往囿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旧的行为方式的惯性以及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在学生学籍管理乃至后勤服务管理方面，仍然习惯于用政策、道德以及行政手段来治理学校，由此造成了学生与校方的对立和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必须尽快树立依法治校的理念才能够摆脱困境。法律有规定的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也应该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超越法律范围，限制学生的权利，或者处罚(分)学生，不管主观愿望如何，都是不允许的。特别要防止权力的滥用与乱用。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有的学校，对学生的处罚(分)制度公开不够，有的甚至是暗箱操作，对什么样的情况给予何种处理，缺乏详细的规定，人为因素太重;处罚(分)学生时，并未履行严格的程序，对学生的异议权没有给予足够的保障;还有的个别学校设定了许多对学生罚款处罚。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学校这种做法是很值得非议的。所有这些，都说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中存在的问题，说明强化法治观念、坚持法治原则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高校学生工作的价值导向过去主要是着眼于有效地规范和维护正常的学校教育秩序，而对于如何以人为本、维护学生的权益重视不够。高校在推行法治的同时，不仅要关心国家、学校的利益以及教师的利益，更要关心学生的利益，要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权利价值，关心学生的权利实现，培养学生的权利意识，激励学生的权利追求。在学校“立法”—制定管理规章制度时，特别是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制度时，应该进行认真的研究，注意听取学生的意见，某些问题可以实行类似听证的做法，使制度科学化、合理化，切实增强制度的可执行性。学校的各种规章应该公示，要使得学生了解和掌握。学生管理必须体现民主、平等的精神，在管理工作中公正地善待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权利，坚持做到有管有放、有宽有严，确保学生应有的法律权利和正当的利益，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最佳条件。

(二)建立学生参与机制，完善利益表达制度

高校学生管理必须坚持民主思想。作为学生工作的主要对象，学生利益和学校的利益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情况下又往往存在某些矛盾。思想教育工作要实现指导和帮助学生成长成才的目的，就必须让学生能够充分表达他们的意愿，反映他们的利益，调动他们民主参与的热情，从而增加他们对学生工作的认可度，减少矛盾，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工作效果。实行扩招政策以来，高校规模迅速膨胀，为了维护正常的学校教育秩序，制定了诸多规章制度。囿于管理者习惯思维的局限性，这些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往往缺乏学生的参与，导致带有明显的“泛道德主义”倾向。这些规章往往特别强调高校的公共利益，忽视学生个人利益，并以公共利益为借口过多地要求学生奉献服从，以致在规章施行过程中，遭到学生的反对和抵制。规章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只有与社会相协调时才能成为一种有用的规则。要达到与社会发展的契合，规章必须是各方主体不同利益的有效充分的平衡。学生作为高校的管理相对人，其自身利益与学校利益在总体上是相一致的，但在具体领域也存在着许多差异。因此，高校中和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规章必须体现学生的利益，表达他们的意志，否则就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支持，导致实行成本大大提高。为此，我们必须建立起完善的利益表达制度，让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充分、有效地表达自己合理的见解和反映自身的利益，使高校不同利益之间在公平程序中得到有效博弈，从而增添规章的正当性和学生的认可度。比如高校学生会制度和学生代表制度，高校通过这两个制度促使学生的参与，有利于体现学生的意志，寻找学生利益和学校利益的优化点，减少规章实行的摩擦和阻力。同时，建立这种制度就能够使学生与学校管理者增加沟通，减少矛盾，同时也为决策者提取信息资源提供了一条捷径，可大大缩短信息交流的管道，提高管理的效率。公务员之家

(三)规范学生管理程序，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西方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管理过程中的正当程序是相对人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在高校的管理工作中应坚持正当程序原则，通过正当程序控制管理过程，规范权力的运行秩序，使权力的行使遵循符合法治精神的规范步骤和方式，避免管理运行的无序性、偶然性和随意性，保证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和高效性。为此，高校管理部门必须建立科学、合理、严格的程序机制，以保证受教育者在学校中的机会平等得以实现，其合法的请求权、正当的选择权、合理的知情权得以保障和维护。处罚(分)学生，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进行。例如在高校对违规学生进行处罚时，就必须建立一套完整严格的程序，包括学生管理部门的调查程序、学生的申诉程序、专门委员会的听证程序等等。

(四)强化司法审查原则，保障高校依法治校

依据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在校大学生作为受教育者享有众多权利。高校一方面有权依法对学生进行管理;另一方面有义务尊重和保护学生的权利，并给予学生充分的法律救济。

个人权利范文篇5

一、人权概念:对其涵义的必要界定

人权概念是人权学说中最为困难、最为混乱的一个问题。一般地说,人权著作中对人权下详尽的定义是罕见的,对人权概念提出简单释义或定义则相当多。一般认为所谓人权包含着“是人的权利”、“是人作为人享有的权利”、“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权利”和“是使人具有尊严性的人的权利”等多层含义。[1](p96)人权中的人,可以解释为“自然人”、“人民”、“市民”、“国民”、“公民”、“民族”、“集体”甚至法人,它回答的是主体问题;人权中之权,可以解释为“自然的权利”、“市民的权利”、“国民的权利”、“人民的权利”、“公民权”、“基本权”、“宪法权”、“普遍权”等,它回答的是人权在所有权利种类中的地位问题。近年来,我国先后加入了多项国际人权公约,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作为“两个人权公约”的缔约国,中国必须履行两个公约所促进的国家义务。“两个人权公约”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激烈的对抗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价值相互妥协的产物,它试图通过不同意识形态的交融实现一体化的国际人权的新秩序。然而,“两个人权公约”主要是建构在西方价值观念体系基础之上的,以资产阶级人权理论为出发点,它可以从一般意义上规定适用于世界各国的所谓普遍的人权,但它决不能弥合不同民族、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人权观念的冲突,个体主义意识形态与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2](p6)英国学者米尔恩认为,《世界人权宣言》所体现的人权是一种无论被承认与否都在一切时间和场合属于一切人的权利的观点是错误的,由于经济、政治、文化、文明传统及个人的社会属性的差异性,东西方不同国家的人权呈现出多样性,不能将西方人的权利视为全人类的权利。[3](p241)既然世界各国人权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那么全球范围内的人权是否存在普遍性和一致性呢?国内学者有人认为:人权的原意并不是法律权利,而是指某种价值观念或道德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4](p17)恩格斯也曾说:“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人们是平等的”。[5](p142)可见,人权既存在着差异性,同时又存在着普遍性,人权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体现人权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人权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相容,否则国际人权法及人权国际化就不可能生成。[6]人权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它要通过人权的特殊性表现出来。人权的特殊性是指人权的实现不仅与国际社会的现状相联系,而且与各国所处的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人权的普遍性应根据各国文化传统或特定社会经济条件来解释、实施并确定具体标准。人权的实现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人权都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各个国家由于其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同一个国家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不同,在人权价值的排列以及人权实现的方式上势必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个性。为了揭示人权的内容,有必要研究人权的存在形态。关于人权的存在形态,在我国法学界存在不同认识,有的学者认为人权存在三种形态:⑴应有权利;⑵法定权利;⑶实有权利。[7]另有学者认为人权存在四种形态:⑴应有权利;⑵法定权利;⑶习惯权利;⑷现实权利。[8]以上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习惯权利能否成为人权的存在形态之一。笔者认为,简单地把习惯权利当作人权,而不区分合理的习惯权利与不合理的习惯权利,显然是不妥的。事实上,合理的习惯权利已被法律所认可,因而可以归结为法定权利。所谓应有权利,与实有权利相对应,指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一般认为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表现为应有权利,它是人权的最高境界。应有权利被法律所确认并以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就转化为法定权利,其往往表现为公民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实有权利是指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所实际享有的权利,其既与应有权利相对应,又与法定权利相连接。[9](p207-211)一国的人权实际状况,其实就是上述三种形态间的比值关系。应有的人权如果全部上升为法定人权,而法定人权又全部变为实有人权,这三者相比最后比值为“1”的状况就是理想的人权现实;相反,如果三者间的比差悬殊,则说明该国人权状况不甚理想。判断一国人权的实际,不能以三种形态中的一种形态为标准,如果把法定的人权当作实有人权,则人权保障就会仅停留在立法上,而这种认识和标准是无益于人权实践的。历史上,以LOCKE为代表的自然法学和以Rawls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既看到了人权的应然形态,也看到了人权的实然形态。但却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权,是一种基于理性的应然权利,是人作为人生而俱有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是绝对的,自明的和无条件的,无须其他理由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它也是不可转让的和不可剥夺的,非经法律程序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对其侵犯。而人权的实然形态就是自然权利或道德权利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因而实然形态的法律权利是以人权应然形态的自然权利为基础的。以Ben-tham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看来,只有实然形态的法定人权才是真实的权利。而这种法律权利的基础,不是自然权利,也不是决定自然权利的理性的内在法则即自然法,而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法定人权的基础。显然,自然法学由于强调人权的应然形态的自然权利及其无须其他理由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从而为人的尊严作了最好的辩护。而功利主义法学只承认人权的实然形态的法律权利,并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法律权利的基础,从而为人的现实幸福进行了有力的论证。笔者认为,道义论的自然法学及目的论的功利主义法学,在回答人权的内涵问题上,各自有自己的贡献,不应全盘否定。无论是应然形态的人权还是实然形态的人权,它们的依据和基础都不能就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而应从物质生活关系即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法律权利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来决定。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权利的主体、内容和方式,也决定着权利的产生和发展。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对人权概念的理解与定位,不仅应与国际上反映人权普遍性规律的内容接轨,同时又不能忽略人权内涵在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下的差异性。在承认人权的普遍性与差异性的前提下,既应以追求人权的应然状态为目标,同时应顾及人权在我国的实然状态。人权的存在形态揭示了人权的内容,对于人权的本质特征,人权具有天赋性、普遍性、个体性等特征。[10](p211-223)在本文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①人权究竟是一种个体的权利,还是一种集体的、甚至是国家的权利,即人权的主体问题。有学者认为,人权的主体只能是个人,若人权主体包括集体,则有将人权主体泛化的倾向。[11]另有学者认为,人权主体除了表现为个人权利外,还有人权主体的集体形态等情形。[12]笔者认为,人权作为个体权利,本身就是与集体权力(而非权利)相对应的,集体权力属国家权力的范畴,其实质是一种主权,人权与主权是一组相对应的范畴,主权虽来自于人权,但却不同于人权,它具有其特定的权力主体,这就是国家。集体人权的概念将人权内容的社会性等同于人权主体的集体性,殊不足取。所以,人权主要是指个人权利,尤其是在国内法,人权具有无可辩驳的个体性,人权主体不应泛化。

二、法治国刑法:人权保障价值的必然引入

刑法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一种社会治理方法,因而随着犯罪现象的出现而出现,具有悠久的历史。[13](p1)我国有学者根据国家与公民在刑法中的地位把历史上的刑法划为两种类型:国权主义刑法与民权主义刑法。以国家为出发点,而以国民为对象的刑法,称之为国权主义刑法,国权主义刑法的基本特点是,刑法所要限制的是国民的行为,而保护国家的利益;以保护国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而限制国家行为的刑法,称之为民权主义的刑法。[14](p4-5)另有学者提出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的命题,[15](p1)之中的政治刑法与市民刑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国权主义刑法与民权主义刑法相对应。民权主义刑法与市民刑法,从本质上说,就是法治国的刑法,由此区别人治国或者专制国的刑法。法治国的刑法文化与封建专制的刑法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在价值取向上,法治国的刑法文化是以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为基础的,并且以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为使命。在专制国的刑法文化中,国家本位与社会本为是一再受到强化的,因而刑法及其刑法文化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个人权利则被放在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上,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在法治国的刑法文化中,以个人为本位,注意强调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刑法在更大程度上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公法。在国家面前,作为个体公民具有独立人格,它与国家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刑法以保障人权为归宿。在法治建构中的国家,绝不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利维坦;而是被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的政治实体,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使公民享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与权利。因此,人权是法治国的内在精神,法治永远都是人权现实的不可或缺的特点。[16](p202)在刑事法治中,人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人权保障是刑法最基本的价值之一,法治国的刑法文化,就是要以人为本,具有人文关怀。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不仅是国家政治民主化、国家权力特别是刑罚权受制约的表现和要求,还有其牢固的社会经济基础,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一种分权决策的经济,为数众多的个人、企业以及各种机构、组织,既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又是独立的决策主体。这些利益主体和决策主体各自独立,相互平等,再也没有了计划体制下的等级关系和身份关系,有的只是契约和利益关系或者权利与义务关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迷失在国家迷雾中的多元利益主体将重新获得自我发现,被泯灭的权利意识亦因利益的不断刺激而被唤醒并逐步发育成熟。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人权观念立足的基础。主体意识要求主体被当作主体而不是客体对待;权利意识要求国家权力不能扩张至主体不可侵犯的权利领域。这正是人权概念一开始就作为国家主权的对立概念而出现,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根基所在。[17]然而,我国的传统与现实如何?有学者认为,从本性上讲,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不是一种超验的、独立的和纯粹的精神,而是实用的、功利的、从属于世俗政治权威的“伦理精神”或“政治精神”[18]中国历来倡导的是集体主义精神而否定个人主义,由此而导致了权利精神的淡漠。而权利本位的要义是: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应当以权利为起点、核心和主导。我国的法律体系固然是以权利为本位而建立起来的,但中国文化“不仅深刻影响着公民的法律意识、行为、习惯和生活,而且控制和制约着公民的思想观念、价值准则和道德评判。”[19](p37)因而,我国法治建设的层面上仍存在着轻弱无力的问题。具体到刑事领域,主导我国刑事法制观念的刑法价值仍然是长期盛行于整个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的法律工具主义。长期以来,受这种绝对工具主义法律价值观的束缚,在国人甚至相当数量的刑法学家和刑法实务家的观念中,刑法就是“刀把子”或专政机器,就是执行阶级专政职能、镇压阶级敌人反抗、惩罚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工具。因而“以暴力镇压为主要功能的刑法,就成了历代刑事立法的主要特征,并构造了中国刑法的主体形象。”[20](p315)在这种“刀把子”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刑法理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只谈刑法的任务,不谈刑法的功能,只谈刑法服务于政治、经济统治的工具价值,不谈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任意行使、保障刑法适用对象的人权保障机能,否认刑法作为社会正义象征的独立意义。直至20世纪90年代前后,刑法理论才首肯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才成了大范围讨论的命题。法治国刑法人权保障价值的必然引入将带来中国刑法学美好的春天。②

个人权利范文篇6

本文的论述源于这样一个思考：如何理解人权理论的平等自由和现实中的国家治理、各地政策有别,即人权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与国家政策对特殊行业或群体利益的保护之间的关系?

一、人权及其特点

1、概念：人权的范围非常广泛。哪里有人存在，哪里就有人权问题。哪里有权利问题，哪里就必然存在一个平等权利的问题，即人权问题。

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是人身人格权利、政治权利与自由、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等各种权利的总和。

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和平等。因此，所谓人权，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就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或者说，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

2、人权的内容：既然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基于其本质应该享有的权利也就必然涉及一切社会领域。按享受权利的主体分，人权包括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两种。前者是指个人依法享有的生命、人身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自由平等权利；后者是指作为个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集体应该享有的权利，如种族平等权、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环境权、和平权等。按照权利的内容分，人权包括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两大类。前者是指一些涉及个人的生命、财产、人身自由的权利以及个人作为国家成员自由、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方面的权利；后者是指个人作为社会劳动者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面的权利，如就业、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权利。总之，人权是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广泛、全面、有机的权利体系，是人的人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权利的总称。它既是个人的权利，也是集体的权利。

3、人权的特点：人权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具体性和相对性。

人权的具体内容，诸如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实现要依靠各种制度来保障，可以暂且称之为人权制度。

由此可以看出，人权及其相应的人权制度的发展变化，是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以及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的。可以说，人权制度的发展变化，是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以及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大体一致的。但是，人权概念及其内涵的发展变化，则有自身独特的规律。就目前而言，人权理想是高于社会现实的。即人权理想与人权现实是有矛盾的。人的自由得到全面发展，人的需要得到全面满足，人人都享有平等的人权，这是人权的理想。但是，人权理想的实现却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按照人权的理想，人权不应存在阶级差异；但是，在阶级对抗社会里，人权又具有阶级性。然而，阶级性同人权并非有必然联系。人权从本质上排斥任何国家、国家集团、个人或群体利用它作为实现政治私利的手段。

二、人权与国家治理

1、人权的实现需要国家的管理。从人权的定义、本质特征、内容及其体现来看，人权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而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尽管人权受人们一定的伦理道德的认可与支持，但它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并不以人们的意志（包括如何认识、怎样评价等）为转移。人权的理念，人权的实现，要通过健康有序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保障。在一国内而言，它要求国家保障社会的稳定、民主、公平和发展。这就要求要有作为公共管理者的国家的治理来保障人权的实现。

一个社会是否需要人权作为政治法律概念来调节，取决于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否存在以利益差别为基础的权利关系。只要还存在利益差别，还需要国家权力来调节利益关系，就离不开“权利”概念，就需要确立权利平等即“人权”的原则。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上，而是脱胎于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初级阶段，去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人民内部已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存在阶级差别和较大的社会利益差别，还要加强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并促使其民主化来调整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这种社会现实决定了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需要用权利法则来规范社会，为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奋斗。

历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生产力高度发达、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不需要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也不需要“权利”法则调整的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因此，他们曾明确地说过：“至于谈到权利，我们和其他许多人都曾强调指出了共产主义对政治权利、私人权利以及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即人权所采取的反对立场。”[1]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认为，在刚刚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仍“不可避免”地要按照“资产阶级的权利”原则来规范社会。[2]列宁也曾经指出：“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列宁选集》1995年版第3卷第196页）。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用人权原则来规范社会。但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来看，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都曾长期简单地将“人权”概念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予以排斥。

2、人权的存在形态与国家治理所提供的人权保障。

人权主要有三种存在形态，即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人权从本来意义上讲是“应有权利”，即人按其本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法律规定的权利是人们运用法律手段使人的“应有权利”法律化、制度化，运用国家强制力以保障它有效地实现。法律是由人制定的。由于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在任何国家里，法律的制定、人权的法律化，都要有一个过程。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立法者是否愿意或者能否正确运用法律确认与规范人的“应有权利”，也是不一定的。在某些情况下，法律甚至可以公开明确地剥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如1991年前的南非政府制定的种族主义法律即如此。但是，人的“应有权利”一旦得到国家的法律的确认与保障，法定权利也就成了一种更具体与规范化的人权，可望得到切实实现。人的“应有权利”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在一个国家的法律没有确认和保障的情况下，通常受法律之外的各种社会力量与社会因素的不同形式与程度的承认与保护，如政党与社会团体的纲领与章程、乡规民约、社会的传统与习俗、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政治意识等等。所谓“实有权利”，是指人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真正实现的人权。

在某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法律所确认的人权，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并不一定都得到真正的实现。评价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要看这个国家的法律对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所作的规定，但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根据本国发展水平保障人的“应有权利”能够实际享有。

在我国目前而言，在法律、公共政策制定中体现的价值观是努力追求保障公民人权的自由与平等。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此次修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首次将“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律概念，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由党和政府提升为“国家”，从而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由党和政府的意志上升为人民和国家的意志，由党和政府执政行政的政治理念和价值上升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政治理念和价值，由党和政府文件的政策性规定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

但是由于人权受国情的制约，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实现全民的权利平等一致。例如公民的受教育权、生育权等，在理论上是所有公民享有同等权利。然而，现实中，由于国家城乡二元的投资结构和管理体制的城市价值取向，导致了教育的城乡、区域不均衡发展；城市里民工子女和本地户籍儿童的教育差异；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不统一形成了现实中汉族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生育权不平等；其它如公民的居住权、迁徙权以及享有同等福利的国民待遇的公民权，在人口流动趋势加强的今天，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由此也产生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人权的应有权利与实有权利形态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不能片面笼统强调保障人权，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免由于不当的宣传、引发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平感的产生。在分析一项公共政策的社会效应或指出社会问题时，要全面的看待分析政策的正面效应和负面的政策效应之比，分析社会问题所产生的根源是客观条件不足还是人为造成的。

3、人权各项具体内容之间的关系决定人权保障要求国家治理。

目前，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各项人权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排除了其中一种权利，另外一种权利也就难以得到全面、充分的享受。现在国际上所说的人权实际上包括十分广泛的内容，既有个人权利，也有集体权利，既有公民、政治权利，也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那么这些不同的权利之间是否存在什么联系，如果有，又有哪些联系呢？

约翰·汉弗雷在其所著的《人类的大宣言》一文中写道：“基于空洞信仰之上的人权几乎没有什么意义。”这一语高度概括了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与公民和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

比如，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还有许多是文盲，要促进这个国家的民主化和法制，也会有许多困难。所谓民主，不外乎是广大人民当家作主，自己参与国家大事的管理和决策。如果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广大人民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则即便法律赋予了这种权利，恐怕也无法得到正当的行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对此有着很深的感受，津巴布韦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谈到这一问题时说道：“所有各国人民都应该享受政治和公民权利。但良心告诫我们，只有这些权利是不够的。人民还应该拥有经济和社会权利：身体健康的权利，获得食品和住房的权利，最重要的是获得起码生活条件的权利。任何人也不应该受文盲和贫困之苦。人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各种权利都相互补充，任何一种权利被剥夺都削弱了这一整体。一个贫穷的人、一个患病的人和一个文盲像一个被剥夺了个人自由或言论自由的人一样受到束缚。这个整体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挑选性的，不应该有时为了生存、为了体面和有意义的生活就放弃一种权利或只追求另一种权利。”[2]例如：关于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这两类人权之间的关系，在国际讲坛上，绝大多数国家均同意，集体人权，如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是享受其他各项人权的先决条件和必要保证。如果不承认这二者之间的上述关系，认为人权只是集会、结社和思想、议论自由的权利，那么，这便是对人权的一种偏见。比如，民族自决权与其他各项人权之间的关系问题，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把民族自决权视为更为重要的人权，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中也要求联合国有关机构在其人权领域的工作中把侵犯民族自决权的行为作为其关注的一个优先事项，因为实现民族自决权是实现个人人权的先决条件。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埃及代表指出：“任何人都不能怀疑尊重人权的要求。我们都相信个人有权享受自由、尊严的生活，并有权为其国家所选择的政治及经济制度作出贡献。然而，我们看到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出现的是另一种情况，即人权遭受到饥饿、贫困、恐惧以及不公正的国际贸易条件的不利影响，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的某些领土遭受外国占领及针对其公民和他们利益的种族主义剥削政策行径。因此，我们坚持将普遍所说的人权与各国人民的自由、进步和自决权联系在一起。”

而我国政府则认为，国家主权是实现其他人权的前提。[3]

国家主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国际人权活动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利用人权或其他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国认为，人权是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保护人权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三、中国的人权政策特点

与人权的特点相适应，中国的人权政策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第一、中国把生存权当作首要人权，优先予以发展。对于任何人、任何国家来说，生存权都是基本人权的必要组成部分。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人们首先要生存，然后才能谈到其他人权。中国政府把满足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当作国家的主要政策目标。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提出在20年内使全国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并且一直采取各种措施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从最后的结果看，中国超额完成了计划：中国不仅在经济总量上翻了两番，而且在人均GNP上也翻了两番。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00年的6380元，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0年的2253元。从全国范围讲，中国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了小康社会。

中国政府优先关注解决贫困问题。中国政府坚持将扶贫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多渠道增加扶贫投入，动员各方面力量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1978年，中国有绝对贫困人口2.5亿，占人口总数的33％。到1985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为1.25亿。1986年中国开始进行全国性、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到1993年底，中国贫困人口减少到8000万。1994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规定要在2000年末基本解决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如期实现。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成绩是在中国人口总数增加了近3亿的情况下取得的。

第二、中国把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放在优先的位置。中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较好地解决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政策，以便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样做的结果是，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条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中国1998年的人均GNP为727美元，列第120位，属于低收入国家，但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却排在第99位，进入了人类发展中等水平。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为38‰，成人识字率为82.8％，人口与医生的比率为870：1，预期寿命为70.1岁，人口增长率为13‰，电话普及率为每100人20.1部，均好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甚至在有些指标上还好于收入水平比中国高的国家。

第三、中国高度重视国家主权在人权中的地位，一直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原则。国家主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国际人权活动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利用人权或其他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第四、中国采用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民主和基本自由。从1978年开始，中国逐渐建立起法治和民主国家的基本框架。同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相适应，中国一步一步地发展了政治民主，扩大了自由的范围。中国逐渐确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在80多万个村庄实行了公开的、竞争性的直接选举，并正在进行县、乡直接选举的试点。中国选择了一条从下到上、平稳有序地实现民主的道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社会自由程度大大提高。人们可以在国内自由迁徙、自由选择和变换职业、公开地信奉某种宗教。人们可以发展自己的个性，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道路和生活方式。除了不得煽动推翻政府、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等法律禁止的言论以外，中国人民现在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人们可以自由地从事学术讨论，可以就经济生活、社会政策和文化娱乐等领域的问题自由地发表意见。

第五、中国在推动人权发展时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均衡。中国政府注重促进普遍的人权，努力使社会上的多数人享有更多的权利和更高的福利。中国的人权政策更多地把人权作为一项由人民共同享受的集体权利。因此，个人在享受自己的权利时，应当时刻牢记自己对社会的义务，不能因为行使个人的权利而损害社会和其他人的利益。中国把社会公共利益明显地置于个人权利之上，优先维护公共利益。”[5]

四、结论

对一国人权保障、实现程度的评价，要结合各国的具体国情来分析。对我国当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引发的人权保障问题，不能片面加以指责，强调空洞的抽象人权，以防社会不公平感的产生，导致社会不稳定。而应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在发展中解决各种问题。

人权理论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实际社会生活中国家政策的绝对的均一、平等。但是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状态，它是我们政府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上已经越来越显示出重视人权的价值取向。例如，以前，在生育权的保障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在区别对待农村与城市公民、汉族和少数民族公民的同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给予额外的生育配额照顾，但是对于未婚公民的生育权却始终缺少应有的关注。而《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关于独身女子生育权的规定无疑在这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又如我国政府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而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也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个人权利范文篇7

一、发展权是一项人权

所有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必须与生存权、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即与发展相联系，人类没有发展就不能生存。因此，从根本上讲，发展权是一项人权，而且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人作为发展进程的主体，应当是发展权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不仅如此，全人类都应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发展负有责任，并应为发展而促进和保护适当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换言之，每个个人和所有民族对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都有权参与、享受并为之作出贡献。唯有如此，在这种发展中，全部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才能够得到充分地实现。

二、发展权是国家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统一

发展权已经成为国际法的一般法律原则，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据此原则，当然享有发展权。但是发展权也是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因此，国家在享有发展权的同时，应当担负现实发展权的义务。换言之，发展权是国家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的统一。《汉城宣言》指出，作为国际公法一般法律原则的发展权，意味着各国彼此合作，基于对普遍承认的人权和关于建立各国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共同理解，制定体现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法案中的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标准。有的学者指出，发展权是使人权与各国权利和义务相联系的法律努力，旨在创设个人享有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条件，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尊重，旨在促使国家通过有关行为责任或效果责任严格遵守其有关人权的承诺。因此，发展权应视为国家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权利。

三、发展权是自决权的必然延伸

自决权意味着一切国家和民族独立决定其命运，选择其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权利。自决权原则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基本国际法原则，即国际法的“宪法性”原则，不可被其他任何国际法原则所排除，如果其他国际法原则与其相冲突，自决权原则将优先适用。因此，有人认为，自决权原则属于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范畴。

联合国大会在1952年第421D(V)号决议中就确认，“人民和各民族的自决权”为基本人权。在内容上，民族自决权包含着该民族“自由谋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的权利。因此，就属于人权范畴的发展权而言，它不仅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而且是民族自决权的延伸。有鉴于此，《发展权利宣言》规定，发展的人权也意味着充分实现民族自决权，它包含各国可依照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对其所有的自然资源和财富行使充分主权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

四、经济发展是发展权的核心

就发展权的实质而言，发展权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的权利。促进发展权实现而作出的任何努力和实施的各项政策，其目的都必须是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保护本国人民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证人民有均等的机会获得基本资源、教育、医疗保健、食品、住房、就业和公平分配收入，保证男女平等，消除社会非正义等。就发展权而言，虽然其意味着一个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综合发展的权利，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经济的发展是其他方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经济发展是发展权的核心。如果抽去经济发展这一精髓，发展权就失去了其本身的存在意义。

个人权利范文篇8

关键词：宪法，人权保障机制，人权保障条款

引言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简称为“人权保障条款”）作为宪法的修正案被正式写进了宪法。王兆国副委员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作了这样的解释，“这样修改，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这次把它写入宪法，可以进一步为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提供宪法保障。二是，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明确地提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宪法中作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宣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人权事业中进行交流和合作。”

的确，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意义重大。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一次写入宪法，这件事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是一件大事情，在中国的人权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和历史性的重要意义，是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反映了我国思想领域的进步，宪法观念的进步，对它的意义评价怎么都不为过。

然而，宪法具有自身的规范价值，一旦将人权保障条款写进宪法也就具有了规范的价值。那么，我国的人权保障条款应具有什么样的规范价值呢？也即它的效力的承担者，效力的内容以及效力的实现途径等是如何体现的，这是一个宪法研究者首先应关注的问题。

本文的思路是从探寻宪法保障人权的一般机制入手，分析人权的宪法价值，并以此为基础，结合考察我国宪法制定以及修改的背景来分析我国人权保障的宪法规范价值。

一、人权的宪法保障的一般机制

虽然，人权的观念以及宪法的观念早已存在，但直到近代，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武器的人权以及与作为其胜利成果的宪法才共同来到人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说，人权与宪法是一对共生的现象。一部宪法的历史就是一幅争取和保障人权的历史。争取人权的历史过程也就构成了宪法变迁的历史过程。人权观念的演变导致了宪法观念的演变，宪法的变迁可以更好地保障人权。

人权的概念，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在政治哲学中，权利这一术语主要有三种使用方式：1、描述一种制度安排，其中利益得到法律的保护，选择具有法律效力，商品和机遇在有保障的基础上提供给个人。2、表达一种正当合理的要求，即上述制度安排建立并得到维护和尊重。3、表现这个要求的一种特定的正当理由即一种基本的道德原则，该原则赋予诸如平等、自主或道德等基本的个人价值以重要意义。“法律权利”这一术语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的，而“道德权利”（以前又叫“天赋权利”）则是在后两种意义上使用的。“人权”在以上三种意义上都可以使用。［1］

可以看出，人权首先是一种道德上的权利，即作为主体人应具有的主体性的属性，是一种“前国家的权利”。其次，人权还需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具体化为法律权利，而得到实定法的保障。再次，人权是个人针对国家的的权利诉求。只有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障，人权才是有意义的。国家负有承认和保障的义务，包括消极的义务和积极的义务，还包括“保护性义务”。①

人权保障体现了宪法的终极价值。它是宪法的全部意义所在。总的来说，宪法对人权的保障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宏观上，为国家权力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对国家公权力的控制，体现了国家权力的全部意义。（2）微观上，通过基本权利这一法律形式对人权加以“制度化”。

当然，随着人权观念的发展，宪法对人权的保障的方式和内容也有所变化。不同的时期的宪法观念对保障人权的方式和内容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下文的思路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体现展开探索。

（一）人权的宏观保障机制――为国家权力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体现了国家权力的全部意义。

从其产生背景来看，近代人权观念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斗争的武器。洛克等人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2］很显然主要是针对国王而言的。

在法的规范上，人权在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里首先得到明确的主张。这一宣言在开头写道：“一切人生而平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在进入社会状态时，是不能用任何手段对他们加以褫夺或剥夺的；这些权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的权利，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获得”。1776年的《独立宣言》则更为明确，“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之间才组建政府，治人者的正当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1797年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规定的《权利法案》，明确承认人民权利保留原则，以及列举政府不得侵犯的权利。1789年法国的《人与公民权利宣言》也明确提出，“每一个政治社会的目的，皆是保护人的自然与不可战胜之权利”，“对人和公民权利之保障，要求公共力量之存在”。

人权观念的演变直接导致国家权力内容与方式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权力的内容与方式虽不同，但其体现为保障的人权的目的性是一致的。

1、近代宪法的观念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使人权得到保障的。人权的保障是目的，限制国家权力是手段。如何限制国家权力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具体来说，通过确立主权在民，有限政府以及三权分立和宪法诉讼等机制来保障人权。

从宪法的结构也可以看出，近代国家的宪法重视对国家权力的规制甚于对基本权利的规定。大多数宪法将对国家权力的规制放在人权法案的前面，少数宪法甚至没有基本权利的具体规定，如法国1875年宪法，德国1871年宪法，中国辛亥革命后第一次颁布的临时宪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都没有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条文。［3］

另外，从近代立宪过程中对人权法案的争论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美国在制定宪法时，对权利法案的内容是否入宪就有不同的争论。汉密尔顿明确指出，“宪法本身在一切合理的意义上以及一切实际的目的上，即为一种人权法案”，“在建立政体的大法的任何部分中即可以体现人权法案的内容，则公民权利的次序如何列举自然无关宏旨”。他认为通过列举公民权利的方式来保障人权是多余的，因为宪法在总体上，主要是通过主权在民、有限政府以及三权分立等原则，以及后来的宪法诉讼制度保障了人权。对政府而言，既然人民保留自己的权利，再通过列举个别权利的方式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他还讽刺，“各州人权宣言中此类文字作为一篇伦理学论文的内容较之列入一部宪法更为合宜”。[4]虽然，《权利法案》最终被加进了宪法，但它仍没有用正面列举权利方式，而是用规定人民权利保留以及列举国家权力不得侵犯的否定的方式，体现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正如杰斐逊1787年12月20日给麦迪逊的信中提到的坚持将《权利法案》写进宪法的理由：“一个权利法案是授予人民享受的权利，藉以防范世界上一切政府（全国政府或地方政府）［的侵权行为］，以及任何主持正义的政府所不应该拒绝的事情，或者根据推论的事情”。[5]无独有偶，法国的《人与公民权利宣言》在制定的过程中也有一小部分人反对宪法中规定个人的权利及义务。[6]理由是认为这类规定无益，甚而有危险性。无益是因为个人之间的权利若由宪法规定，在原则上无论如何正当，实际上总还需要普通法律给以具体的规定，宪法文本决不能规定得十分具体。在无普通法律给以具体规定以前，实际上便不能行使。有害的理由之一是宪法如列举某种权利，则未列举的权利，立法机关可任意剥夺，这易造成立法机关的专制。法国的《人与公民权利宣言》虽最终规定了个人的权利，但其16条也规定了“只要权利保障未获保证，并且三权分立未受规定，那么社会就缺乏一部宪法”，说明了三权分立对保障人权的重要性。

因此，近代的宪法尽管大多数都将人权的保障条款直接写进了宪法，但它体现出来的理念是通过限制国家权力来保障人权，如何限制国家权力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具体来说，通过确立主权在民，有限政府以及三权分立和宪法诉讼等机制来保障人权。这与国家在自由竞争时期的“守夜人”角色是相一致的。

2、现代的宪法的人权价值已不仅在于为政府提供正当性基础，已是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人权保障，为全社会提供了价值基础。“构成宪法的保个组成部分以其不同形式体现共同体社会的价值秩序和价值决定，建立以人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7]因此，在新历史时期，人权保障对国家权力提出了新要求。首先，它使国家的职能不再是消极的，赋予了更多积极的职能；其次，它对传统上严格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提出了挑战。

（1）国家在保护人权方面不再是消极的，而且负有积极的义务，特别是国家“保护性义务”的觉醒。

人权保障是衡量国家权力是否正当的一杆标尺。人权的保障的新需求，促使了国家“保护性义务”的觉醒。“保护性义务”在逻辑上是国家义务的一部分，即基于人权的内在制约性要求，国家应通过立法界定个人行使权利的边界来实践其保护性义务。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出于“守夜人”角色的理论，国家放弃了在经济领域中的调控义务。如美国的最高法院的早期判例确立的“经济正当程序理论”（EconomicDueProcess）拒绝国家权力对契约自由的干预。美国宪法第5条和第14条修正案并没有明确规定契约自由（FreedomofContract）的内容，但最高法院基于自身对传统经济理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契约自由（FreedomofContract）-的信仰，禁止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并通过1905年的洛克勒诉纽约州案（Lochnerv.NewYork，198U.S45）最终成为一项成熟的司法理论。[8]

直到上世纪3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才通过一系列的判例，推翻了“洛克勒诉纽约州案”所确立的经济正当程序，对经济领域的立法采取了“最低合理”（MinimumRationality）标准的审查。正如布莱克法官在多数意见中陈述的，“我们拒绝作为‘超级立法机构’（SuperLegislature）去衡量立法的明智程度。立法机构是把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凯恩斯或其他人作为导师，并非我们法官所考虑的问题”，[9]从而促使了国家权力“保护性义务”的觉醒。

（2）人权保障的新要求还带来了国家权力运作的新模式。

林纪东先生在论述战后各国宪法发展新趋势时，认为：

“权力分立思想之变更，于现代宪法之形成，亦有影响。由于法治观念之演变，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关系，较前不同，即非为对立之消极牵制，而为积极之协力合作。立法与行政之事务，虽仍分设机关掌理，然为积极之分工（为合作而分工），而非消极之分权（为牵制而分权），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关系，即与前大异，昔日之权力分立思想，自亦难于维持，而由诸权协力思想，起而代之，谓立法行政司法诸权，不宜消极猜忌牵制，而应积极的协力合作，稽其根本原因，盖昔日所希望者，为消极与无能之政府，俾人民不至再受专制压迫之苦，故提倡权力分立；今日所需要者，则为积极与万能之政府，俾能胜任错综复杂之公共事务，故转盼诸权之能协力也。”[10]

在新的时期，保障人权的新要求不再强调国家权力的分权、限制，而是逐渐走向了协力合作。

另外，从宪法的结构也可以看出现代宪法普遍重视人权的价值。二战后各国的宪法从结构上普遍地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放在国家机构的前面，以凸现人权保障作为宪法的正当性基础。如二战后的德国吸取了二战期间恣意践踏人权的教训，宪法的第一条即规定了人格尊严的条款。它规定：“1、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全部国家权力的义务。2、德国人民承认不可侵犯与不可转让的人权是一切社会、世界和正义的基础。3、下列基本权利应作为直接实施的法律，约束立法、执法与司法机构”。[11]作为一种客观（Objective）权利条款，它的效力的直接性与普遍性体现了宪法以人权保障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基础。

可以看出，无论国家职能从近代的消极到现代的积极，还是国家权力从严格的分权制衡到合作，都是以人权保障为根本目的的。人权的原则构成了宪法的根本原则，它支配着宪法的其它原则。“公共权力和道德以及法律规范的产生并不是权利的对立物，而是权利观念逻辑的产物。权力是作为强权的对立物产生的，其存在的逻辑基础是为了给权利免受强权的侵害以有效地保护”。[12]

（二）人权的微观保障机制――人权通过基本权利这一法律形式“制度化”得到实定法的保护

人权与基本权利的关系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从功能上看，基本权利只是人权微观方面的保障；2、从内容上看，人权的内容是基本权利的核心，基本权利比人权的内容更为广泛；3、动态地看，人权观念的变化指引着基本权利的发展。

1、基本权利只是人权保障的一个方面。如上所述，通过控制国家权力虽可使人权从宏观上得到根本保障，但对于个人而言，作为主要是道德权利形态的人权，若没有宪法的认可，是很难从微观上得到具体而直接的保障的。宪法通过对基本权利的规定，把人权变成实定法上可诉求的个人的权利，从而使人权具备了可直接实现的效力。这也是宪政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多数人暴政”的弊端进行修正的精义所在。[13]这种微观上的保障从近代宪法上的“补充机制”变为现代宪法上的“主要机制”，即宪法对基本权利的直接规定不再是补充性的，而是直接和主要的方面。

2、人权的内容是基本权利的核心，基本权利比人权的内容更为广泛。在法律形态上，人权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消极的基本权利（自由权）和积极的基本权利（社会权）。而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不仅包括这两种形态，还包括人作为“市民”而享有的参政权等政治自由权利以及诉权。后两种权利是对前两者的保障。没有政治自由权以及诉权，作为人权核心的其他基本权利也没有保障。因此，也有学者称诉权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第一制度性人权，是很有说服力的。[14]

3、人权观念的变化指引着基本权利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人权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人权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对国家的要求也越来越多。KarelVasak教授在1979年提出了第一代人权和第二代人权的概念，并于1981年提出第三代人权的概念。第一代人权主要是包括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所列举的权利。第二代人权主要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列举的权利。第三代人权主要是指包括发展权、环境权、追求和平权等集体权（SolidarityRights）。[15]人权的保障从对个人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要求发展到对整个国际社会相互之间的要求。当然，对第三代人权还存在一定的争论，还没有一部象前两代人权那样的统一的全球性公约。

与人权观念的演变相对应，基本权利也经历了从自由权向社会权发展的过程。自由权是一种防卫权（Abwehrrechte），保障人民可以拥有一个自由领域，免遭国家权力侵犯的权利。它要求国家不得干涉。社会权是指公民可以请求国家积极行为的一种基本权利，主要涉及援助权、就业权和受教育权。[16]自由权是一种“前国家性的权利”，它是不以国家存在为前提的。[17]社会权则一种“后国家性的权利”，它的实现需要国家积极作为。

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自由权与社会权统一于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人权保障体系。“吃不上饭的人在现实中不可能成为享有人权的主体”，也就谈不上什么人的尊严。[18]自由权与社会权都是为发展个人之人格所必须的。[19]但社会权的确又意味着对强者自由权的限制和剥夺。由于社会权的实现需要国家对国民财富的再分配，若这种再分配过分地强调实质上的平等，亦或公权力在此过程中出于不正当的目的或虽目的正当但手段不当，则自由权就会受到侵害。正因为此，美国的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至今还不承认基本权利意义上的社会权。②也正如路易斯。享金所说的，“总的说来，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在美国还是宪法权利。美国宪法仍然反映着对有限政府的承诺，仍然信奉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20]

总之，从微观角度，人权通过基本权利得到了实现和保障，它也是基本权利扩张的指针。可以预测，人的主体性越强，人权观念就越发达，被要求写进宪法而加以保障的基本权利也就越多。

宪法对人权的保障的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机制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两个方面并不可能得到同等重视，但宪法的实践表明了宪法作为人权保障的价值法越来越深入人心，现代的宪法大多将人权的内容推到前台，并将之作为衡量国家权力的标尺，而不再仅仅注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二、我国宪法人权保障机制的分析

（一）我国宪法是一部现代的保障人权的宪法

1、从产生的背景看，我国宪法是一部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法。1982年宪法针对“”期间，无法无天，社会秩序严重混乱，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得不到保障的情形，加强了法制建设，保障人权。首先，宪法第5条对宪法和法律的地位作了明确规定；其次，取消了1978年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中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再次，1982年宪法吸取了“”中公民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教训，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中专门增加了一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在宪法结构上，我国的1982年宪法也改变了1954年宪法的结构，将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放在了国家机构的前面，表明在我国更加重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我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改变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1]

2、我国宪法人权保障的机制

（1）宏观保障机制。宪法第2条、第3条和第5条规定了我国国家权力的架构，从规范上、宏观上控制了国家权力的运行，为人权提供了根本保障。其中第2条规定了国家权力的归属，“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第3条规定了国家权力的活动原则，即民主集中制。第5条规定了宪法的地位。“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2）从微观上，公民权利的特点规定符合现代宪法的特点，第一、强调权利的真实性与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同步发展。第二、权利的广泛性，特别是社会权比较发达。不仅规定了自由权，还规定了广泛的社会权。宪法的42条至46条规定了包括受教育、受物质帮助等在内的社会权。第三、强调自由权的相对性。任何权利和自由都是有限制的，包括内在的自身的限制和外在的社会性的限制，绝对的权利和自由是不存在的。[22]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从我国宪法人权保障机制来看，与现代宪法人权保障机制十分暗合，都体现了宪法的人权价值取向。宏观方面，强调国家权力的人权保障功能，而不是严格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微观方面，自由权的相对性以及社会权的有关规定与基本权利发展趋势相符合。这是对我国宪法人权保障条款规范价值认识的基本平台。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年说，“宪法修改以前虽然没有‘人权’的字眼，但是在公民的基本权利这部分有充分的保护人权的内容，同时，保障人权一直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重视”。

（二）人权保障条款的确立与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

人权不仅在宪法制度上得到了承认和保障，人权观念本身也得到了解放和发展。人权观念的解放与发展直接导致了我国人权保障条款的诞生。从人权观念的误解、禁区到理直气壮地发展人权理论，再到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说明我国的人权观念已得到解放和发展。“人权保障条款”的诞生也可以说是人权观念发展的直接产物。

人权保障条款赋予了我国宪法新的生机，更加凸现宪法的人权价值法的含义。它还指引着我国基本权利体系不断地完善。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1）人权理论本身还需须进一步完善。如何将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有机集合起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能简单地讲个人的人权或集体的人权，社会的发展已经将个人与社会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了，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社会离开个人也无从谈起。

（2）人权对基本权利的指引功能还需加强。我国的“人权保障条款”在结构上放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进行规定，削弱了它在宏观层次上指引作用。在宏观方面，“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虽然已经写进宪法，但这并不表明法治已经得到实现，恰恰只是开端。实质的法治就应是以人权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架构。微观层次上，基本权利的体系还不够完善，特别是自由权不充分。这跟我国对权利的认识以及传统的宪法观念是有关系的。传统上，我国过多地注重社会连带性，很少注重作为主体性的个人的人权。

（3）宪法的作为法的规范性不完善。主要在于缺少宪法诉讼制度；法官没有司法自由裁量权，不能将法律权利扩大解释，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不充分。制度性建设应从完善规范性入手，使微观层次的人权保障制度真正发挥其作用。

（4）加强对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的研究。作为宪政形态特殊形态的紧急状态，从宏观上，是对人权更好的保障。但在微观上，在紧急状态下，个人的权利又容易受到侵犯。需要从宏观上设计合理的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行使与个人权利的平衡机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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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正林，1973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宪法、宪法权利。

①所谓保护义务概念是指基本权利不仅是针对国家干预的防御权，而且赋予国家保护私人A的基本权利不受私人B侵害的义务，私人A同时享受保护请求权。参见韩大元：《论基本权利效力》，载于《判解研究》，2003年第1期，转载于.

②如弗里德曼认为如就业、获得物质帮助等福利权只能是作为自由权才能成为权利，而不能作为社会权。因此，他也不主张贫穷计划（povertyprogramme），而主张通过负所得税计划（negativeincometaxprogramme）来使穷人获得发展所需资金。参见米尔顿。弗里德曼著，胡雪峰，武玉宁译：《弗里德曼论文萃》（上），第98－100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第1版。

参考文献：

［1］戴维·米勒，英文版主编，邓正来，中文版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第71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2］［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第59页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版。

［3］［6］[19]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M]，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版。

［4］［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第429－431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5]《杰斐逊集》（下），第10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版，。

[7]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13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该部分作者是韩大元教授。

[8][9]张千帆著：《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第230－234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10]林纪东著：《比较宪法》，第39页，五南图书出版社，1980年版。

[11]姜士林、陈玮主编：《世界宪法大全》（上卷），第70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第1版。

[12][14]莫纪宏著：《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第205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版。

[13]华尔特·墨菲：《宪政主义》，张千帆译，载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秋季号。

[15]CarlWellman：Solidarity，theIndividualandHumanRights[J]，HumanRightsQuarterly22（2000），p639.

[16]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第69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

[17][18]［日］杉原泰雄著，吕昶、渠涛译：《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的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版。

个人权利范文篇9

人权就是人的权利,即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在今天,人应当享有人权的结论已经得到普遍承认。联合国5世界人权宣言6明确宣布:每一个人都享有本宣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人权从本质上要求所有人在享有权利上一律平等,因为每个人固有的尊严和价值都是一样的。离开了人权,人就是卑微的、不平等的,他就无法尊严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因而人权就是泛指社会中人们按照人的本质和尊严应该享有的、体现了自由、平等理念的各种权利。它既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一、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是宪政的首要价值

对于宪政中外学者的理解各不相同,我国学者李步云教授认为:宪政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以保障人权为主要宗旨的民主政治。¹郭道辉教授认为宪政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民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为目的的创制宪法、实施宪法和维护宪法、发展宪法的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而美国学者丹莱夫则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程序,即限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º可见,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我国学者都认为宪政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本文认为,对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才是宪政首要价值和终极追求。第一,宪法是随着人权的产生和发展而发展变化的。纵观资本主义宪政史,不管是美国式的民定宪法,还是英国式的钦定宪法,都是以争取人权为目标的。人民主权、社会契约、平等自由等观念,也成为资产阶级争取人权、确立宪政的精神动力。因此,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就必须把人权法律化,以防止人权被侵犯和践踏,而人权法律化最有效的形式就是用宪法这一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来确认人权,宪法因此就成为保障人权斗争的产物。第二,宪法的基本内容是规定人权的内容,进而保障和实现人权。宪法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划分国家机关的权力,二是规定公民权利的内容和保障措施。国家权力存在和运行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而宪法规定的人权内容居于核心和统帅地位。第三,人权保护可以作为判断宪法善恶的标准。人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目的,也是现代法律的人道主义基础。人们可以根据人权的精神来判断宪法的善与恶。宪法可能体现人类普遍的公平与正义,也可能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的理性的表现。人们对宪法有某种寄托和幻想,期望宪法能真正体现公平、正义,如果宪法不考虑人的生命、自由等最基本价值要求,不体现一定的人权精神,不反映基本的人道主义内容,那么,它不仅违反人性和道德,而且会成为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

二、我国宪法对基本人权保护的不足

(一)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因素使我国宪法缺乏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尊重在我国传统宪政理念中,过分强调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统一性,将政府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看作是政府对国家应承担的职责而不是对公民应履行的义务。人们习惯于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利定位为单向权利结构模式,而不是双向互动的权利结构模式,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一种纵向的管理)服从关系。加之官本位意识及特权意识的长期不良影响,公民的权益在受到政府权力的侵害时难以得到法律的救济。(二)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没有明确划分我国宪法采取列举的方式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这是否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便不能享有?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情况就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事实上,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范围的规定,不应仅仅限于宪法原则性条款所列举的,而应根据宪法精神扩展:一切与宪法精神不相冲突和抵触的权利,均应归属到公民权利的范畴。但在实践中,我们只注重宪法条款所赋予的权利,而依照自然精神所应享有的权利却不在其保障之内。(三)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过于笼统、模糊宪法是为了规制国家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而制定的,权力的界限和权利的范围都需要在宪法中加以明确,如果权利的种类、范围和界限不明确,保障公民权利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而随意剥夺公民权利的违宪现象就不会受到惩处。宪法条文过于原则化,使其极易被权力享有者滥用,成为各种违宪行为的保护伞。因此,要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和得到及时救济,就不仅要在宪法中以明确的规范来界定公民权利的范围,还应通过其他的法律来使公民的权利具体化。(四)我国宪法缺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我国宪法序言明确宣示其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效力,公民及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但由于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宪法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和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面对国家机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宪法没有追究违宪责任的专门机构和配套措施,其后果是使公民基本权利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宪法对公民基本人权保护的最终价值难以实现。

三、宪法对公民基本人权保障不足的深层次原因

回顾宪政发展史,我们发现,近现代的宪政制度是建立于自由主义思想之上的政治制度,被称为自由宪政。自由主义认为人是个体的、自主的,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独立、平等的,个人享有免受外界强制的自由。在政治思想方面,自由主义主张建立有限政府,认为政府的存在充其量只是个所谓的必要之恶,其功能只在于维持公正的秩序,使社会人尽量享有天赋自由或自然权利。据此,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历来主张迷你政府,反对过分地扩大政府的权力。自由主义和宪法制度相互结合就产生了宪政。个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源泉,宪政制度通过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保护公民个人免受社会和他人的侵犯,为其独立自主地发展个人才智提供了保障。自由权利是宪政制度的实质内容,宪法只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法律确认和保障。自由主义所蕴涵的宽容、尊重理性的精神,是建立宪政制度的人文基础。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认为,只有尊重和保护所有人的基本利益,才能建立一个安定、祥和、平等的社会。在利益发生冲突时,不能凭借暴力压制的手段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只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各利益主体的相互妥协。这些主张都能在一定范围内缓解社会压力,为通过和平的宪政途径解决社会冲突铺平道路。中国的宪政建设在思想资源上先天不足,缺乏宪政赖以生存的伦理基础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的传统伦理观念不是把个人看作平等独立的个体,而是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他的群体性,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群体的价值高于个体。在这样的伦理秩序中,个人自由没有生存的空间,当然也就不需要宪政制度来保障了。此外,人们对宪政文化的误读消解了宪政的真正内涵。近代中国无数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仁人志士把宪政与中国的富强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国家的独立富强才是追求宪政的最高价值所在,为了这样一个使命,他们可以毫不犹豫的抑制个人自由和权利。这种宪政工具主义的理念消解了宪政的自身价值,导致了中国百年宪政的尴尬。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割断了宪政与个人自由的联系,中国的宪政无法成长为真正的自由宪政体制。

个人权利范文篇10

一、何谓“人权理想国”中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自从北美人和法国人发现和创立人权理论以来，西方传统的人权概念向来都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权概念包含着两大基本的领域，即作为参加政治共同体的权利的公民权和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狭义的人权概念则仅指后者，即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它的主要内容正如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指出的，“这些权利（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平等、自由、安全、财产”等等。在西方，对人权做出广义的理解，即把它理解为既包括参加政治共同体的权利的公民权利，又包括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是与近代西方社会出现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离的过程相适应的。两个领域的权利对于人的解放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尤为重视的却是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即狭义的人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指出，“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政府的设立是为了使人能够行使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第440页）这里所讲的“人权”和所谓“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指的就是不同于参与政治共同体的权利即公民权利的所谓“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也就是狭义的人权。人们参加政治共同体的权利，以及设立政府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保障这种狭义的人权。这意味着参加政治共同体的权利虽然也是一种重要的人权，但实质上它只不过是保护狭义的人权的一种手段。真正被称为“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的，只能是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即狭义的人权。因此，马克思在考察有关“人权宣言”的文件时，直截了当地揭示了“人权宣言”对于人权理解的实际内容以及这种人权所理解的“人”的实际内涵。他指出，“人权之作为人权是和公民权不同的。和公民不同的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别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第437页）这就是说，在以“人权宣言”为代表的西方人权观的理论视野中，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

揭示“人权宣言”把“人”理解为市民社会的成员，这是马克思对“人权宣言”关于人权主体的理解的一种还原。然而，“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称作‘人’，只是称作‘人’，为什么他的权利称为人权呢？”（第437页）这是从理论上进一步还原这种人权的主体和解构“人权宣言”的具体、揭示西方资产阶级人权观的实质所必须加以说明和回答的问题。

马克思认为，把人理解为市民社会的成员，这直接与政治解放及其所造成的人的二元化发展有关。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只有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

的关系，政治解放的本质来解释”。（第437页）所谓政治解放指的是资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而实现的人在政治上的解放。马克思在谈及政治解放时认为，政治解放的直接结果就是封建专制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和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的消灭。他指出，“旧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呢？一句话：封建主义”。（第441页）这种封建主义通过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等形式，使市民生活的要素与国家生活联系起来，甚至直接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市民社会由此而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这意味着市民社会并非独立于政治国家的领域，而是受到政治国家的直接支配的对象。人作为社会活动的承担者也因此在“按抽屉般分类”的等级政治结构中被固定在特定的位置上，并具有了普遍性质的假象，丧失其独立主体的意义。政治解放打倒了封建专制权力，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消灭了束缚市民社会的桎梏，使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由于政治的领域同时就是普遍性的领域，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的解放，也就意味着它“从一切普遍内容的假想中获得解放”。这种解放的直接后果就是“把市民社会分成两个简单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人生活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第441页）因此，个人的普遍生成直接就是政治解放摧毁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等为形式的封建专制主义权力以及消除笼罩在市民社会之上的普遍性假象的结果。同时，这样的个人由于消除了笼罩在其上的普遍性假象，直接体现为特殊性个体的存在物的性质，显现出作为个人私利战场的市民社会成员的本来面目，即成为独立的、利己主义的人。这样，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成为了这种独立的、利己主义的个人的竞争的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在政治解放的过程中，从市民社会中摆脱出来，并把自己确定为不受市民社会的具体因素影响的公共事务的领域，它确认市民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把他们当作国家主权的平等的参加者。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化，使人在本质上也发生了二元化的过程，即既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又是政治国家的参加者。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他是独立的利己主义者，并且与其他成员处于激烈的竞争中，具有排斥他人的倾向。作为政治国家的参加者，他与他人一起处于公共事务的平等参加者的地位，他既把别人当作类的存在物，也被别人当作类的存在物。因此，马克思在谈到这种政治解放时指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第443页）两个方面对于人的存在来说，前者赋予人的独立，后者赋予人的平等，它们都既是人的解放的重要标志，也是保证竞争得以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

然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与作为政治国家的公民，其规定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的。马克思分析了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和作为政治国家的参加者的公民的区别，他认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是本来的人，这是和公民不同的人，因为他是有感觉的、有个性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言的人，法人。”（第443页）这意味着作为市民社会的人是具体的、自然的人，而作为政治国家的参加者的公民则是抽象的、人为的人。马克思还对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的存在特质作了进一步的揭示，认为这种人是封建社会解体的产物，是利己主义的个人。他说，“封建社会已经瓦解，只剩下了自己的基础——人，但这是作为它的真正基础的人，即利己主义的人。”（第442页）又说：“利己主义的人是已经解体的社会的消极的、现成的结果，是千真万确的对象，因而也是自然的对象。”（第443页）因此，从合乎人们的认知进程的方面来看，“只有利己主义的个人才是现实的人”（第443页）。另外，政治解放使人获得了国家主权的平等参加者的地位，人从这种公民地位中获得了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权利，因而人在这里具有类的存在物的特性。然而，人获得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则意味着对等级和垄断的否定，它使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彼此进行平等的竞争成为了可能，因此，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看，它实质上是适应竞争社会即市民社会成员的竞争的要求的。这也是“人权宣言”之所以把人们组成政府和参与政治国家的权利看作保障一系列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的手段的重要原因。这说明市民社会的成员不仅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对象，而且还是作为政治国家参加者的公民的目的性存在。因此，当“人权宣言”把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当作其理论视野中的人的时候，这既是合乎人们认识的发生过程的，也是合乎历史发展要求的，特别是合乎消灭封建专制主义、建立自由竞争社会的要求的。从这一意义上看，人权实质上就是保证人们具有参与自由竞争资格的权利。进一步分析马克思对于“人权宣言”所适应的社会形态的论述，可以看到他把“人权宣

言”所反映的社会要求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联系起来，并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第1版，第156页）。从这一方面看，“人权宣言”所宣示的人权，实质上又是适应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要求的产物，它具有不可抹煞的历史痕迹。而在“人权宣言”的理论视野中，作为人权主体的人，既是自然的人，又是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这种理解，实际上又是把人权限定在个体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它是个人的权利。可以说，这正是马克思对于“人权宣言”中关于人权主体的还原所得出的重要认识。

二、任何人权都是脱离社会的自私自利的权利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作为对于西方人权理论的解构性认识，马克思的结论是，西方人权理论视野中的“人”，无非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人权也是指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然而，在这种理解之下的人权究竟包含着哪些基本内容，而这些内容的实质又是什么，这都是进一步解构西方人权理论所需要继续加以还原的问题。

对于人权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有着明确的规定，它认为“这些权利（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平等、自由、安全、财产”。然而，透过对于这些权利的内容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看到了贯穿于这些权利的基本精神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分立性和相互排斥性。

首先，从自由这一权利的规定看。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对于自由的理解，充其量只能像《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那样，把它理解为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并把它界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即所谓“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第438页）。这意味着一个人的行为，只要无害于他人和社会，或者说，只要不触犯法律，他人和社会就不能干预。这一意义上的自由，其要旨就是人摆脱依附与束缚，实现作为社会主体的行为的独立性的要求。

从历史的维度看，要求摆脱依附和具有不受束缚的独立性，这是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要求的积极反映。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所进行的政治解放有两大积极成果。首先是政治解放打倒了封建主义国家的专制权力。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同时也是人民所排斥的那种国家制度即专制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第441页）封建专制主义权力的打倒，本身就是那种直接奴役人的社会的解体。而政治国家被界定为普遍事务，则意味着它从私人领域中撤出，私人领域由此获得了与公共领域相分离，并不受公共领域，特别是不受国家的非法干预和支配的地位。它成为国家、社会和其他个人都必须尊重的独立性的领域。因此，封建专制权力的被打倒和政治国家被界定为公共事务的领域，对于人的解放的最大意义就是直接消除了来自于公共领域，尤其是国家领域对个人所施加的种种束缚和限制，使个人作为私人获得了一个任何他人、社会和国家都不能干预和侵犯的领域，从而使个人有可能成为独立的行为主体。其次，政治解放的另一个积极成果就是“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第441页），“粉碎了束缚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精神的羁绊”（第442页），使市民社会获得了自由的发展。在这里，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的摧毁，意味着封建专制主义规范的排除。消灭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则意味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彻底分离，它彻底地排斥政治国家从公共事务和普遍利益的要求所强加给予的限制和约束，并彻底变成了私人事务和特殊利益的领域。因此，在这一领域中，既不以需要（即自然因素）为原则，也不以政治为原则，而是以消费和消费能力为原则（实际上是以金钱为原则），以利己主义为基本精神，并要求粉碎束缚这种原则和精神的种种羁绊。马克思在揭示市民社会的基本性质时也中肯地指出，“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彻底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则”（第345页），“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是“人脱离自己所属的共同体、脱离自身和别人的表现”（第430页）。这样，市民社会的自由发展实质上也就是承认私人事务和特殊利益不仅具有合理合法的性质，而且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运动。它的基本的价值指向仍然是保障人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的地位问题。因此，不论从政治解放打倒了封建专制主义权力，还是从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获得了自由的发展来看，把自由这一人权规定为人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独立从事一切事情的权利，正是适应政治解放的要求的产物。

然而，从具体内容上看，人获得从事任何事情的独立性

权利，其前提是“不损害他人”，显然这带有为个人与个人以及个人与社会划界的意义。通过这种划界，使个人与个人以及个人与社会可以各行其是，互不侵犯，可以说，这是这种自由观可能具有的基本功能。但是，“不损害他人”以及保障个人独立性的要求之所以成为必要，其根据就在于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相互损害对方的利益和独立性的现实可能。如果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可能，这种规定就不会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要求。而这种可能性的存在的根本原因，则是现实社会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立以及产生于这种分立基础上的利益冲突。从这一意义上看，自由这一人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立性以及对产生于这种分立基础上的利益冲突的规范和防范。从积极的方面看，西方的个人主义理论反复强调，倡导个人独立，反对损害他人与社会，可以导致社会成员的美德。但是，这一规定实际上等于为个人自由设定了一个严格的防范界限，他人的利益和权利正由于是个人所不能损害的东西而成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这说明，这种对于自由的规定，内在地包涵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立和紧张关系。正是针对这种状况，马克思指出，“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又说，“自由这项人权并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这项权利就是分离的权利，是狭隘的、封闭在自身的个人的权利。”（第438页）可以说，马克思这种论述，是对《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规定的自由权利的个人主义性质的最为鲜明的揭示，也是马克思对自由这一人权所包含着的人与人之间分立的性质和相互防范的性质的揭示。

其次，从“财产”、“平等”和“安全”等权利的内容方面看。马克思认为，所谓“财产权”指的是每个公民可以“‘任意使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经营的果实’的人权”，是一种强调人具有“任意地、和别人无关地、不受社会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第438页）显然，这种权利无非是自由这一人权在财产领域的实际应用，实质上就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而从这种权利的内容上看，它所肯定的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支配权。但是，任何肯定同时就是否定，肯定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支配，同时也就否定了他人和社会对这种财产权的侵犯，因而也就包含着对这种侵犯的防范。所以，从道德方面看，“这项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而其基本的逻辑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分立与防范。至于“平等”和“安全”，马克思认为，“从非政治的意义上看来，平等无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即每个人都同样被看作孤独的单子”。因此，它直接就是个人之间的分立化的要求。“安全”虽然不像“平等”那样，直接诉诸于个人之间的分立化，它是个人对于国家的一种要求，也是国家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对于个人的一种承诺，这种承诺的内容是国家“保证它的每一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第439页）。因此，安全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防范性的概念，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是“警察的概念”。马克思在说明这一概念的社会意义时指出，“市民社会并没有借助安全这一概念而超越自己的利己主义。相反地，安全却是这种利己主义的保障。”（第439页）这样，平等和安全也没有超出人与人之间的分立性和相互防范性这一逻辑的要求。

正是基于上述对自由、财产、平等和安全等人权的这种理解，马克思在总结其对《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批评时指出：“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不是类的存在物，相反地，类生活本身即社会却是个人的外部局限，却是它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第439页）这里，马克思实际上集中地揭示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对于人权理解所固有的三大问题，即主体上的分立性；内容上的利己主义性；以及由此必然衍生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类之间的相互排斥性。应该说，这些揭示是中肯的，独到的，也是十分有见地的。它表明马克思在人权观方面已经彻底超越了自由主义的境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思想高度。

三、揭露人权理想国的矛盾与冲突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所理解的人权的基本内容，不仅其思想没有超出以个人自由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自由主义范畴，而且这种价值取向还导致其自身包含着种种矛盾和冲突。揭露这种矛盾和冲突是马克思实现对于资产阶级“人权理想国”的解构的又一重要内容。

首先，马克思认为，由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所构筑起来的“人权理想国”，是以个人自由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的，这就造成了这种取向与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政治解放运动本身的冲突。马克思在揭示资产阶级的“人权宣言”所内含着

的人与人之间的分立性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指出，“使人不解的却是，一个刚刚开始解放自己、粉碎自己各种成员之间的一切障碍、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怎能郑重宣布和他人以及和这个共同体隔绝的自私人的权利（1791年‘宪法’）。后来，当只有伟大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因而迫切需要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的时候，当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必然要被牺牲掉、利己主义应当作为一种罪过受到惩罚的时候，居然再一次宣布了这种权利（1793年‘人权宣言’）”。（第439—440页）本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政治解放运动的重要成果就是通过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和消灭政治特权，来消除人“像抽屉般分类”的状况，使人在政治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并使政治国家成为公共事务的领域，成为真正的政治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成员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的消除，以及社会成员参加政治共同体，一起行使公民权利等等，就是政治解放的重要标志。按照政治解放所形成的这种政治发展趋势，其逻辑应该是走向同一和联合，而不应该走向分离和分立。同样，进行政治解放意味着对于封建专制权力的克服，它势必遭受封建势力的强烈的反抗。近代西方的政治解放运动的过程大都经历过惨烈的战斗和牺牲，说明了这一过程的艰巨性。要完成这一历史过程，当然需要的是“伟大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而不是利己主义的自私权利。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资产阶级的“人权理想国”对于个人自私权利的肯定和强调，在逻辑上不仅是与政治解放所形成的政治发展趋势相背离的，而且是与政治解放过程的完成对人的行为取向所提出的要求相冲突的。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人权理想国的矛盾和冲突还表现在其体系中存在着“目的”与“手段”关系的本末倒置。按照“人权宣言”的有关内容，“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政府的设立是为了使人能够行使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马克思认为这里同样存在着更加令人不解的疑问。“公民生活、政治共同体甚至都被致力政治解放的人变成了维护这些所谓人权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citoyen〔公民〕就成了自私homme〔人〕的奴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还要低于他作为私人个体所处的领域”。（第440页）显然，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共同体不应该被简单地贬低为市民社会生活的手段，公民也不能被变成自私人的奴仆，资产阶级人权宣言对于政治共同体和公民生活的这种意义规定，完全是目的和手段的本末倒置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即使这种目的与手段本末倒置的理论本身，也与“政治生活的革命实践”“处于最尖锐的矛盾状态”。他说，“例如，一方面，安全被宣布为人权，一方面又公开承认破坏通信秘密是理所当然的。一方面‘无限制的出版自由’（1793年宪法第一二二条）作为人权和个人自由的后果而得到保证，一方面出版自由又被完全取缔，因为‘出版自由一旦危及公共自由，就应取缔’……。换句话说，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而在理论上，政治生活只是人权、个人权利的保证，因此，它一旦和自己的目的即这些人权发生矛盾就必须被抛弃。”（第440页）这里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作为目的的人权常常受到作为手段的政治生活的排斥。这样，资产阶级的人权理想国就出现了目的与手段的双重错置：理论上把政治生活贬低为自私人的权利的手段，把个人的权利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实践上却常常沿着相反的逻辑行事，使政治生活凌驾于人权之上。这种错置既表明资产阶级的“人权理想国”本身存在着逻辑上的冲突，也表明它所固有的个人主义取向与公共社会生活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