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范文10篇

高增长范文篇1

近年来，东亚国家和地区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已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的主要聚集区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资料，1998年以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逐步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外汇储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截至2005年11月，外汇储备最多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依次为：日本、中国、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上述9个国家和地区外汇储备总额高达2．258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比例近60％。从外汇储备增长率看，从1998年底至2005年11月，日本外汇储备增长了4．11倍，中国增长了5．56倍，中国台湾增长了2．82倍，韩国增长了4．05倍，分别列前1－4位。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部分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增长情况见表1。

二、东亚国家外汇储备高增长的原因

1．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拉美、南亚等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同，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主要依靠出口行业带动。2003年，东亚国家和地区①货物与服务出口依存率和进口依存率平均分别为71．7％和65．2％，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23．9％和23．3％。另一方面，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64．1％，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79．1％（国际统计年鉴，2005）。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东亚出现庞大的贸易顺差，部分顺差转化成外汇储备，并且规模越来越大。

2．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高投资率是东亚经济起飞的主要动力。1990年以前，大多数经济快速增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依靠国内区内储蓄为它们的投资提供资金，但此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放慢造成了国际利率水平的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东亚经济体实施的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使国际投资者相信这一地区的经济具有良好的增长前景。结果，伴随着资本管制的放松，特别是资本流入限制的大规模解除，东亚地区的新兴市场发生了资本的过度流入。尽管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痛经历一度引发了投资者们从新兴市场撤资的浪潮，但最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复苏，流向东亚地区的资本量又有明显回升。2003年，东亚国家和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为868．2亿美元，占同期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5．5％，而同期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7．1％。如此大规模流入的国际资本并没有完全被实体经济部门吸收，相当一部分滞留在金融系统内成为相对过剩的资本，直接导致了外汇储备的增加。另外，大量的外资流入也需要大量的外汇储备，因为投资利润返回需要动用大量的外汇储备。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国际社会目前普遍存在对东亚货币升值的预期，所以近期资本流入中也有一部分是因此产生的资本投机性回流。

3．本币不是储备货币和国际结算货币。如果一国或地区货币处于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它就可以通过增加本国或本地区货币的对外负债弥补其国际收支逆差，而无需太多的外汇储备。除日元以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都处于非储备货币地位，也就享受不到主要工业国家货币那样的特权，甚至为了维护本国本地区货币的生存，不得不和货币替代做斗争，在用市场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时当然离不了外汇储备。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外贸易的结算货币基本上是美元，外债和外资也基本上是美元（麦金农，2005）。由于本币不是储备货币和国际结算货币，为了应付债务的支付和贸易结算需要，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战略和大量吸收外资的战略客观上需要高额的外汇储备。

4．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划分，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虽对外宣布为管理浮动制度，但在实际中都是将汇率钉住美元，并通过干预使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双边汇率保持稳定，亦即麦金农教授所谓的“东亚美元本位制”。钉住美元有利于创造稳定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但在巨额国际资本流动加速的背景下，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果没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在出现国际资本对某国货币冲击的时候，就不能保证汇率的稳定。1997年的国际资本冲击泰国泰铢就是典型例子。

5．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在金融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特别是一种有效的货币危机处理机制的存在，有助于减少一国的储备需求。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设计为保障全球多边自由支付体系的监督者。然而，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显受到发达国家利益集团的支配，并且固守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教条，因此在处理美洲以外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动荡时不仅常常表现出冷漠和傲慢，而且即使提供救助，条件也都很苛刻，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有效地防范金融危机或复苏国内宏观经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IMF对东亚国家和地区贷款的苛刻条件，使其认识到需要积累高额的外汇储备以应付可能会出现的国际投机资本冲击。

三、高额外汇储备的困境

1．大量外汇储备会积累通货膨胀，降低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外汇储备是由货币当局购买并持有的，它在货币当局账目上的对应项就是外汇占款，而外汇占款构成基础货币投放的主体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债券市场不发达，债券的市场规模根本满足不了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世界银行的《中国经济季报（2006年2月）》就指出，2006年，中国经济基础货币投放所导致的大量流动性，可能再次引起信贷和投资的高速增长是国内经济运行的一个主要风险（世界银行，2006，P2）。

2．外汇储备过多导致资源的损失，并潜伏着很大的外汇风险。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主要为美元，外汇储备的利用主要是投资于美国的国债，这从经济上来看极不合算。首先，持有美元储备意味着向美国上缴铸币税。据美联储估计，美国每年获取的铸币税高达1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第二，存在利差损失。作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金融市场筹措资金时要被强加风险溢价，而把外汇储备投向流动性高的“安全资产”美国国债，则只能获得很低的回报率。斯蒂格利茨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状和展望》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从美国获取贷款时支付高利率，而以美国国库券形式保持的国际储备的收益率却很低，其中的高额利差被美国人攫取了。第三，美元汇率的变化导致美元储备账面损失。2005年美国贸易逆差估计将达800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6．5％，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是美元贬值的重要威胁，2005年3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局局长罗杰在题为“全球经常项目失衡：软着陆或硬着陆？”的演讲中就曾指出：如果协调措施不能到位，贸易赤字可能引发的美元破裂性贬值会严重冲击世界经济（李扬、余维彬，2006）。虽然全球经济失衡和美国大量逆差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但美国长期贸易赤字却使美元处于贬值风险之中，巨额的美元储备面临着很大汇率风险。

3．大量外汇储备是汇率升值的很大压力。持续扩大的国际收支顺差，造成了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明显失衡，其结果就是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从历史比较来说，德国1957－2001年外汇储备与名义汇率的相关系数为－0．94，同期日本和英国外汇储备与名义汇率相关系数为－0．74和－0．72（刘斌，2003）。因此，高额的外汇储备对本币具有很大的升值压力。东亚国家经济高度依赖出口，汇率升值将减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将给贸易出口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对就业和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四、东亚国家高外汇储备的出路

1．进一步提高外汇储备的综合管理水平，适当发挥战略储备功能。外汇储备管理的原则首先需要满足流动性和安全性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就需要尽量提高其收益性。目前，东亚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短期国债，适当的时候可以进行分散投资，提高其他资产如长期国债、公司债券甚至优质证券的投资组合比例。就管理方面来说，可学习新加坡的经验，在立法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外汇资产管理公司，专门负责对其进行管理。外汇储备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战略储备。因此，在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可采取政策鼓励进口紧缺资源物资；扩大先进技术、先进设备的进口，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可以利用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石油等战略物质资源，提高国家政策的自主决策能力。这样既可以消化部分外汇储备，减轻本币升值压力，还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有利于提高国民福利和生活质量。

2．扩大消费需求，缓解由于经济失衡出现的贸易顺差。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系统的内部不平衡需要相应的外部不平衡来弥补。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情况是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相应的外部不平衡是对外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加。对于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各国和地区来说，扩大出口不仅能给该地区过剩的劳动力带来就业机会，而且也能带来建设需要的外汇资金。但是就现阶段而言，为了减缓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减轻中央银行保持较低的币值以拉动出口的压力，东亚经济的增长应在坚持扩大出口的基础上，更多地借助国内投资和消费。因此，一方面，可以鼓励企业有针对性地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提升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这对出口的增长又将起到良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实施旨在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

3．积极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促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最终实现减持外汇。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下，东亚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采取钉住美元（或参考一篮子货币，其中篮子里的货币还是以美元为主）的汇率制度（麦金农，2005）。由于缺乏像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之类的汇率协调制度，这样的汇率制度需要积累高额的外汇储备作为汇率稳定的基础，以应付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稳定的冲击。2004年末，主要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的外汇储备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60．59％，而且这一趋势未见消退（IMF，2006）。

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部分国家积极探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经过一系列的协调和磋商后，《清迈协议》应运而生。《清迈协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倡导东亚国家和地区国际储备方面的协调与合作（Eichengreen，2003），防范东亚国家和地区受到国际资本投机性攻击，并在危机时提供流动性支持。

因此，东亚国家和地区应在国际储备合作的基础上，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有助于吸收亚洲各经济体的大量外汇储备，防止大量资金在投向美国和欧洲市场后又回流的不利状况，使用本地资金用于经济发展，将本地区的储蓄保持在该地区内使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先从发行美元债券过渡到“一篮子货币”债券，再过渡到本币债券。这样一方面可以有效利用东亚国家和地区所积累的高额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在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逐步发行本币债券而减持美元储备。

亚洲债券市场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地区经济发展、地区金融稳定和有效利用外汇储备等方面的作用仍十分有限（YungandDeakun，2004）。但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将对东亚地区的外汇管理和货币金融合作发挥重要作用。人民币已经在中国周边国家边境贸易上用于结算货币，部分东亚国家对人民币的认同度逐渐上升。在此基础上，中国应大力推动人民币债券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

五、结语

东亚国家和地区外汇储备高增长是东亚经济强劲增长的结果，同时也是国内经济不平衡而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表现。倚重于外资引入、外部需求的增长模式，一方面会出现外汇储备的较快增长，另外也需要高额的外汇储备。因此，一方面必须探讨高外汇储备的综合管理政策。另一方面，还需从多方面入手，化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扩大消费需求，以保持内部平衡的方式化解外部不平衡。鉴于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国应该充分利用高外汇储备的优势，协同东亚其他高外汇储备国家，通过国际储备的合作，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最终实现货币合作的目标。中国应在此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东亚货币合作中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

然而，扩大消费需求，缓解过度倚重于外部需求的需求结构，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政策，包括公共财政措施、金融部门改革等。另外，开展东亚货币合作还需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支持。东亚货币合作可能因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减持美元储备而使美元贬值。然而，从长期来说，促进世界经济协调发展，化解全球经济失衡对每个国家都有好处。因此，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方面需要加强区域内的货币合作，另一方面还需与其他主要国家进行协调和磋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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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斌．外汇储备变化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03，（2）．

[5]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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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6年2月）[DB／OL]．www．worldb-ank．org，2006．

[8]余维彬．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管理的新变化[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9]BarryEichengreen，2003，“WhattoDowiththeChiangMaiInitia-tive”，AsianEconomicPapers，Vol．2，No．1.

高增长范文篇2

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有喜有忧。庞大的外汇储备，表明我国经济地位的提高，抵御国际金融风险实力的增强。但同时还必须看到，外汇储备是一把“双刃剑”，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因为外汇储备过多，不仅会付出高昂的机会成本，造成宝贵外汇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而且还会加大通货膨胀压力，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调整我国一贯坚持的外汇储备越多越好的政策，适度控制外汇储备规模。

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以及对外资吸引力的增强是我国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但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因素对外汇储备高速增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人民币汇率偏低是促使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从整体上看是成功的，这已是被证明的不争事实。但其美中不足的是，当时确定的8.7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实有超跌之嫌。现由有二：一是以1993年12月31日外汇调。剂市场的美元汇价作为新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价本身就不合理。因为当时我国仍处于经济过热时期，通货膨胀率高达14%左右，加之人为炒作，外汇调剂市场异常火爆，汇率严重扭曲，尽管中央银行入市干预，美元汇率仍然偏高；二是有人曾做过若干商品国内外价格的比较，在一般情况下，用1美元在美国买不到8.7元人民币在国内所购买的商品。正是人民币汇率偏低，加之各种名目的出口补贴，极大地刺激了出口，抑制了进口，成为我国国际收支中最大项目——贸易收支——连续10年顺差的重要原因，从而导致外汇储备的迅猛增加。

2、过度的引进外资是促使我国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的另一原因。扩大利用外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正确性、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但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片面理解利用外资的含义，不论条件的滥用外资。有些地方为引进外资竟相放宽条件，肆意降低地价，越权减免税赋，严重地扰乱了经济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有的部门将引资数量作为考核下级政绩的重要指标，诱使一些单位不择手段、不讲效益，盲目引进外资。

3、国际游资的不断渗入，对我国外汇储备超速增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预期资金套利几率剧增的状况下，我们不能排除国际游资渗入因素对我国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的影响。而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中一些迹象也明显反映出国际“热钱”正在悄悄流入国内。从宏观上看，连续4年的贸易顺收大于贸易顺差，其差额不可能都是以前出口未收回的外汇。从微观上看，一些地方出口项下预收货款金额猛增，有的外贸企业转口贸易的收益率高达40%以上，有些居民个人突然收汇、结汇多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诸如此类的异常现象，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国际游资正在以各种隐密的方式不断渗入我国。

外汇储备高增长对我国经济的正面影响

1、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资信。外汇储备是体现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标志着我国对外支付能力和调节国际收支实力的增强，为我国举借外债以及债务的还本付息提供了可靠保证，对维护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信誉，吸引外资，争取国际竞争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使我国中央银行有效干预外汇市场，支持本币汇率。一国所拥有的外汇储备表明了其干预外汇市场和维持本币汇率的能力。各国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在外汇市场上抛售外汇或收购本币来影响外汇供求关系，达到调节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的目的。干预外汇市场所需的资金具有时间不确定、数额巨大的特点，因此，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保证我国能够从容应对突发金融风险，满足有效干预外汇市场、维护本币汇率稳定的需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的良好表现再次证明，充足的外汇储备对于稳定人民币币值、维护投资者信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一是充足的外汇储备能够提高我国对外融资能力，降低境内机构进入国际市场的融资成本，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寻求更优的投资环境和更大的利润空间；二是充足的外汇储备在深化经济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技术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贸易的发展大大加速，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满足进口先进技术设备的需求；三是能够更大程度地满足居民正常用汇需求。

4、充足的外汇储备也是人民币最终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的一个必备条件。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是我国外汇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我国在1996年底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我国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确保了我国能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兑换要求，维持外汇市场汇率的相对稳定，抵御货币兑换所带来的风险，削弱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后，我们的目标便是取消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对国际间正常的汇兑活动和资金流动不予限制，从而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充足的外汇储备使中央银行能有效地调节外汇市场，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使人民币在迈向自由兑换的过程中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

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1、外汇储备过多，会造成我国外汇资本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成本代价高昂。我国内地外汇储备的结构与日本、中国港台相比有很大差别，后者是以自有储备为主，而我国则借入储备（借入的国际贷款）的比例比较大。过高的借入储备也就表明容易造成外汇资金资源的浪费。因为外汇储备是一种实际资源的象征，它的持有是有机会成本的。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等于国内资本生产率减去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率。如果我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并借入大量外债，等于是以低价将国内资金转到国外给外国人使用，同时又以高价从国外借入资金，其潜在的损失是显然的。同时，持有外汇储备表示暂时放弃一定量实际资源的使用，从而也就丧失了这些资源投入所引起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借入储备比例过高时，过多的持有外汇储备既不经济，也将影响国内经济的增长。

2、过多的外汇储备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外汇储备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它的增加需要相应的人民币来置换。外汇储备增加越多，人民币的发放增长越快。因为外汇储备是由中央银行购买并持有的，其在中央银行帐目上的对应科目就是外汇占款，外汇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础货币量，然后再通过货币乘数效应，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增加了1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现行比价换算，就有1.3万亿元的基础货币被投放到市场。这不仅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弱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

3、外汇储备的迅猛增加会推动人民币的不断升值。近两年来，不仅日本、美国等国家正在极力地鼓吹人民币升值，而且过去从我国外逃的资金也有回流的迹象，甚至于还有国际“热钱”潜渡中国。人民币升值自然是好事，人民币的坚挺可以提高我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促使人民币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但人民币的升值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样会削弱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特别是在目前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大动力的情况下，出口竞争力的弱化不仅直接影响到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会影响国内劳动力的就业，影响到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所以目前人民币不宜大幅升值。从这个角度看，外汇储备也不宜过多。

4、过多的外汇储备，增加了储备资产管理的难度和风险。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由于国际资本迅速大规模的流动，金融市场的利率与汇率波动十分激烈。作为国家财富的外汇储备，它的规模过大也就会使国家财富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高额的外汇储备给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管理带来了难度。因为我国外汇储备中约有60%—70%是美元资产，近一年多来美元与欧元的汇价跌幅在30%以上，美元汇率的持续走低，使较大比例持有美元的我国外汇储备缩水不可避免。如果按60%为美元储备计算，我国外汇储备中约有2400亿美元正在发生帐面损失，而且近一年多来损失额高达700亿美元之多。这种外汇储备过多导致的赔本生意应引以为诫。

几点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外汇储备既不能过少，也不宜过多，外汇储备规模必须合理适度。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相当于2003年全年的外贸进口额，是短期外债余额的15倍，远远超出了国际公认的最合理水平。因此，有必要调整外汇储备的政策取向，彻底摒弃外汇储备越多越好的陈旧观念，采取有效的措施，适度控制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

1、调整汇率形成机制，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如前所述，我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汇率水平不合理，而造成人民币汇率偏低的根源是其形成机制的扭曲，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过度。要想抑制储备增长过快的势头，减轻储备过快增长的压力，必须弱化央行干预力度，理顺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加大汇率浮动幅度，减少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买入的数量。需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调整传统的鼓励出口政策是理顺汇率形成机制的前提，对各种刺激出口的措施，如出口退税、补贴等，必须先行逐步调整、削减；二是不要对由此可能产生的出口增长减缓反应过度，因为这种增长减缓正是对长期以来出口过快增长的合理回落。

2、改进利用外资工作，减缓外资流入的进度。利用外资应坚持以效益为核心，对收益高、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外资项目，我们欢迎。对只想利用我们的资源、市场、转嫁污染，破坏我们环境的外资项目当以拒绝。不能再把引进外资作为考核地方、部门、企业政绩的硬指标，诱使其为功名而引进、为数量而引进，不能再搞不惜一切代价、引进外资就好的项目。要痛下决心转变观念，顺应经济规律，把以牺牲国家、民族工业利益为代价促成的“刺激流外资”变为符合经济规律的“自然流外资”。

3、加强对外汇收支交易背景的审核，严防国际热钱的涌入。全社会都应从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高度，警惕和阻止国际“热钱”的涌入。各商业银行要认真履行临柜依法审核职责，对无贸易背景的可疑外汇资金流动，拒绝结汇，及时上报。外汇局要加大对可疑外汇资金流动的检查，一经发现“热钱”流入，立即采取措施，配合有关部门及时予以处理。各企业、单位都要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不能为国际游资流入提供方便，更不能与境外势力共谋非法套利之勾当。

4、动用超额外汇储备，扩大引进国内建设急需的关键技术，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许多方面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所以，我国可以在外汇储备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根据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针对存在的薄弱环节，有计划地引进一批关键技术，如节水、环保、冶金、制药、计算机、精密机床、制导等方面的技术，切实提高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高增长范文篇3

国家统计局22日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轿车产量同比增长了554％。专家分析，这并非市场销售火爆，原创：而是去年同期基数过低，轿车市场呈现出近年来罕见的没有热度的被动性高增长特征。

统计显示，7月份全国共生产轿车2648万辆，同比增幅比前几个月明显提高，当月有半数地区增幅超过100％。但轿车总产量不但未能再创新高，反而比6月份下降了1万辆以上，轿车销量更是下降了23万辆。

国家统计局工交司专家分析，由于去年7月份以后轿车产量大幅减少，使得今年下半年轿车产量即使维持现有水平也能实现高增长。

全国轿车生产再度出现持续产大于销现象。今年前7个月轿车生产企业累计新增库存357万辆，新增库存明显集中在少数企业。国家统计局工交司专家指出，当前轿车市场虽比最低迷的时期有所好转，但基础并不稳固，市场表现也远没有统计数字所显示的那么乐观。

统计显示，1至7月份，全国累计生产轿车16072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111％。

高增长范文篇4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质量;经济周期

近年来，天津市投资增长出现下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009年47.1%的历史高位下降到2016年的12%，2017年投资增速继续下滑。在拉动天津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一直是主要拉动力。2009年，天津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121.5%的最高值，拉动经济增长高达20.2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远远高于消费。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投资对经济的贡献也在减小。2016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为44%，拉动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这是否意味着天津的投资已经饱和？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的地位是否已经动摇？

1三大领域增速下降明显

1.1投资增速快速下滑，一度进入负增长通道。2017年，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下滑趋势。第一季度平稳开局，同比增速为10%，比上年末回落2个百分点；第二季度下降速度加快，上半年同比增速比第一季度回落6.4个百分点；第三季度进入负增长阶段，前三季度在上半年的基础上再回落3.9个百分点；前10个月下降至－5.6%的历史低点，相比2009年的历史高点，回落幅度达52.7个百分点。2017年，天津投资增速为0.5%，在全国排名第28位。1.2从行业结构看，投资增速下降主要三大领域。一是第三产业投资持续低迷。第三产业投资在全市投资中占比七成左右，且增长速度较快，一般高于固定资产投资。2017年1—4月，第三产业投资增速首次出现负增长，全年下降1.9%，比上年回落15.9个百分点。其中，占比最高的房地产业投资下降12.6%，比上年回落18.9个百分点。二是工业投资增速快速回落。2017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特别是8月以来，部分项目建设进度放缓。全年工业投资增长3.8%，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放缓，2017年增长1%，比上年回落7.2个百分点。三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大幅下降。2017年第三季度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全年下降3.6%。其中，合计占基础设施投资九成左右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分别同比下降14.8%和5.3%。

2影响投资增长的四大因素

2.1坚持质量第一，增长“去虚高”，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实体经济对投资具有负反馈作用。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是投资稳步增长的重要支撑。1990年以来，天津经济经历了两个周期。第一个经济周期从1990年到1998年，历时9年；第二个经济周期从1999年至今，历时近20年。天津投资也经历了两个周期。第一个投资周期从1990年到1999年，第二个投资周期从2000年至今，2010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投资呈现快速回落态势。统计检验结果表明，天津市GDP与固定资产投资互为格兰杰原因。一方面，投资拉动经济的效应极为明显。资本形成总额占支出法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2010年达到64.4%，近年来虽有所下降，但2016年仍为59.2%，高于全国15个百分点，天津市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的局面还未改变。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时期，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负反馈作用非常明显。2017年以来，由于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实体经济投资需求随之减少，实体经济投资呈现逐季下滑态势，全年增长3%，但比上年回落14.2个百分点。实体经济投资意愿不高，主要是缺少大项目好项目支撑。实体经济投资体量大，项目储备不足，计划投资大幅缩减，对投资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2.2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短期内带来投资约束的副作用。一是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工业投资影响进一步加深。2017年对2.1万家“散乱污”企业进行分类整治，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产能，对工业传统支柱行业生产形成限制，同时新兴产业尚未对工业形成强有力的支撑，新旧动能接续不畅，造成工业投资增长乏力。2017年，制造业中的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分别下降10.8%、24.2%、56.3%和65.2%，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占全市投资的0.8%和3.3%，对传统经济向新动能转化的支撑力不足。二是坚持绿色发展对投资的影响不可避免。为保障空气质量，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在建项目多次阶段性大规模停工停产，直接影响全年基建进度和投资。2017年，建安工程投资下降6.3%，比上年回落15.4个百分点。三是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使得房地产投资增速趋缓。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严格房地产调控。开发商推盘意愿不强，期望通过延缓开发进度等方式等待政策放松，同时叠加环保影响，一定程度上导致投入建设资金减少。201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2.9%，比上年回落25.8个百分点。2.3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投资主体没有及时跟进，天津固有经济特征加速了投资下滑。一是投资节奏落后于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天津已形成“三二一”产业格局，且第三产业占比在全国排名靠前，在31个省区市中仅低于北京和上海，而第三产业投资出现下降，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并未吸引大量投资，虽然高铁、“互联网+”、环保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正在形成，但投资规模不大。2017年，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业、铁路运输业、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增长75.3%、76.3%和54.2%，但这三个行业投资金额仅占9.7%。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占全市投资的0.8%、3.3%、6.6%，对传统经济向新动能转化的支撑力不足。二是外向型经济特征在经济下行期使得吸引内外资力度有所下降。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使得天津经济对外部市场变化较为敏感，在外部经济疲软的背景下，招商引资难度有所加大。2017年，实际直接利用外资106亿美元，同比增长5%，比上年回落7.2个百分点。2.4减少非税财政收入，融资约束加强，建设资金来源趋紧制约基建投资增长。2017年，建设资金中实际到位资金同比增长0.4%，比上年大幅回落24.8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到位资金增速比上年回落6.3个百分点，资金迟滞影响了建设进度。从融资渠道看，项目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自筹资金等，2017年，国家预算资金和国内贷款同比分别下降9%和11.4%，分别比上年回落98.8%和66.4%。一是财政投入力度减弱。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一般建设期长、收益微薄，对政府及国企的依赖度较大，更多靠政府推动。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10.4%，比上年大幅回落20.4个百分点。由于调优财源结构，非税收入减少32.7%，占比下降10.2个百分点，造成财政收支缺口972亿元。在保障改善民生支出刚性增长的情况下，基建投资份额受到挤压。二是新旧融资方式接续不畅。政府债务约束收紧，金融机构普遍调整了相关领域贷款的管理政策，部分已达成意向的贷款停止发放，项目后续资金无法保证。三是投资融资渠道不宽。面临流动性压力的平台企业希望调整融资方式，利用债券、PPP模式以及产业基金等形式缓解资金紧张的局面，但这些融资方式面临着成本和规模等方面的约束，很难完全替换前期银行体系的债务存量。

3对策建议

3.1调整优化投资结构，满足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投资结构调整既要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是助力产业结构优化的手段。一是推进重大投资项目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文化娱乐和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的项目储备。二是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背景，积极优化投资项目布局，推动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及航空航天业等现代服务业投资增长。三是在重点领域内、重点项目上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示范、带动作用。3.2拓宽投资融资渠道，提供多元化资金支持。一是金融机构应对贷款审批和风险控制分类管理，审慎处理存量政府投资项目，对符合规定的，应及时放贷、续贷。二是设立各类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并购基金等，加大专项债券发行力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投资项目。三是借助滨海新区融资租赁产业蓬勃发展的优势，发挥融资租赁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投资能力。3.3积极推动PPP模式，制定细化相关措施。一是加快完善中长期财政预算制度，将对PPP项目的支付责任列入中长期预算。二是加快建立起充分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进一步规范好政府和市场的职责，切实放宽民间投资进入基础设施、社会民生领域等市场准入政策。三是加快建立科学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定价机制，确保投资项目的合理回报率，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和项目可融资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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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殷宇飞,董巍.基于VAR模型的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互动关系研究——以郑州市为例[J].金融经济,2019(08).

高增长范文篇5

从2002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今年一季度，承接上年的增长态势，增长率达到近年来的新高。这一轮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产业增长呈现分化格局，出现了一批新的高增长行业，这些行业受到长期性因素的驱动，并表现出显著的关联效应和群体特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所进行的“中国产业发展跟踪研究”项目的有关研究报告已对此进行了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对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性质和机制，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正在和将来可能呈现的特征，下一步的政策取向等作一探讨。

一、新的较快增长周期何以出现

（一）经济快速增长依赖于新的高增长行业

结构与总量的关系是经济增长中的基本关系。经济的快速增长通常不是各个产业均衡增长的产物。当部分产业的增长速度脱离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而显著提高时，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提高。这种提高程度，将取决于高增长产业的数量和规模。如果人们以为某个速度指标，如8％，是可以接受的快速增长速度，那么，将会有一个对高增长产业的数量和规模上的要求。对一个国家是如此，对一个适当大的行政区域也如此。

对一个以经济内循环为主的大国来说，高增长行业通常具有如下特点。

——需求导向。尽管从年度或其他较短的时间长度度量，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了所谓的“最终需求”，但若将时间长度适当延长，从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过程观察，消费需求才具有“最终需求”的性质。所以，高增长产业不仅是需求导向，而且是消费需求导向，这样才具有高增长的可持续性。消费需求的数量增长是通过结构升级而实现的，需求导向集中表现在那些反映消费结构升级的产品类型上。反映消费结构升级的产品类型的性质、价值规模和交易方式（如是否需要借助金融中介进行分期付款），决定了相应的高增长行业规模和持续长度。

——带动力强。高增长行业的强带动力首先基于体现消费需求的产品在产业链条上的位置。这类产品处于产业链条的终端，其增长将会拉动整个产业链条的增长。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产品和技术的复杂程度。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多、分工协作环节复杂的行业，即所谓“迂回生产”过程较长的行业，对其他行业的带动力相应增加。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较后出现的高增长行业的带动力通常大于较前的高增长行业，例如汽车行业的带动力要大于纺织行业的带动力。

——供给反应充分。积极而充分的市场供给反应是高增长的前提。当市场需求信号发出后，较小的进入障碍将大大缩短供给增长的周期。在市场发育不完全的环境中，产业进入的制度障碍经常是严重的问题。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对供给增长及其竞争力也有关键性影响。开放而日益扩展的市场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

二战以后，一批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过程。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先前的工业化国家提高，工业化经历的时间缩短。尽管如此，其中一些国家如韩国等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达40年之久。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相继出现一轮又一轮的高增长产业群，或者被称为主导产业群。中国的经验也验证了这一规律性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时间内，大体上经历了两轮以高增长行业所带动的快速增长周期。第一轮是80年代初中期以轻工、纺织为主导的增长周期，第二轮增长周期是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开始的，起带动作用的高增长行业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公路、港口、电力、钢铁等）、新一代家电产品（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等）和房地产等。

1997年以后经济增长减速，对此可以提出这样的解释：90年代初兴起的高增长行业动力衰退，同时缺少新的高增长行业的接替，出现了高增长行业的“转换缺口”，形象地说，出现了高增长过程中的“空档”。那么，中国还有无可能出现新的高增长行业？对一个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国家来说，答案是确定无疑的。这样，问题就归结为新的高增长行业的出现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而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又不能不对现阶段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基本结构和机制有必要了解。

（二）现阶段中国经济循环的基本构造

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依然保持着城乡二元经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仅相当于城市居民的1/3左右。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城乡消费结构存在着显著差异。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循环过程呈现出如下特点。

——从全社会看，消费结构升级首先表现为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在现阶段，城市居民基本上解决了吃、穿和部分用的问题，开始向以住、行、通讯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层次升级。这种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带动一批相关产业的增长，其中包括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讯、旅游、医药等具有消费品性质的产业，为这些产业提供中间产品的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行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与消费结构升级扩大消费需求总量一样，产业结构升级将扩大生产供给总量，相应地增加就业总量，一方面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新增就业和再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可以为农村居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提供机会，而这样的就业已经成为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

——收入增加后的农村居民将扩大对中档消费品如家电产品等的需求，并成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从而拉动部分传统制造业、住宅、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业等的发展，提高这些领域就业者的收入，进而转化为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的需求。

把以上诸个环节联系起来，将会看到一个循环过程，经济生活中的诸多突出矛盾和重要变量，如扩大需求、结构升级、增加就业、金融活动质量、城市化进程、提高农民收入等，都内生并互动于这一过程之中。离开这一过程讨论某一个矛盾或变量，很可能出现片面和误解。例如，谈“扩大内需”，作为源头的是真正具有最终产品性质的消费需求，其中起带动作用的首先是城市居民中体现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不考虑这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将社会总需求仅看作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项的简单相加，就可能出现误导。离开消费结构升级谋求消费需求增长，离开消费需求扩大投资需求，最终“内需”将难以“扩大”，短期内扩大了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又如，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困难，是近年来经济生活中的焦点问题。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城乡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无疑可以提高其收入，但更重要的是要扩大其就业机会，特别是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的机会，这样才能实质性的、持续地改善这些人群的收入状况。而扩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中高收入阶层所带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收入低，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城市中高收入阶层没有充分地花钱消费。某个四川农民买不起彩电，是因为某个北京的白领没有买房。

再如，民营企业和小企业融资难，经常被认为是民间投资不振的主因。现有的金融体系不适应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发展的需要，这些企业融资渠道的障碍较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在90年代初中期的经济高涨期，民间投资增长速度是相当高的；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一季度，民间投资也出现了高速增长态势。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90年代初中期的民营企业和小企业融资环境要优于90年代后期，去年以来这些企业的融资环境在短期内有了突破性地改善？显然不是。除了融资渠道的因素外，市场需求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在市场需求不足、投资回报预期不佳或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必然趋于谨慎，民间投资者也不会乐观。“胆子”较大的反而是那些投资预算约束不紧的国有投资主体。在市场需求提升时，较早作出反应的往往是民间投资主体。

因此，我们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在既有结构的框架下理顺经济循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循环中增量变化逐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如果循环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存在障碍，“交易成本”过高，就将降低整个宏观经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集中到“哪个环节是低水平循环的‘瓶颈’”。

（三）体制和政策调整打破“瓶颈”，推动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较快增长周期

寻找这种“瓶颈”的一个直接困难，是经济循环中的各个因素是互动的，一个因素与另一个因素之间往往互为因果。尽管如此，具有始发性作用的环节仍是存在并可被观察的。在近几年的经济循环中，具备显著“瓶颈”性质的环节就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其主要内容是向以住、行和提高生活质量为重点的消费层次的过渡。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困难，主要不是来自技术、资本、劳动力及其他相关生产要素的供给不足，也不是来自潜在需求的不足，而是来自体制和政策上的障碍。这种障碍集中表现在“住”、“行”两个方面。以“住”为例，在住房福利分配制度打破以前，居民的住房需求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得到满足。在打破住房分配制度以后，还需要多级住房市场、金融服务等一系列制度建设的配合。而对“行”来说，其中的一项基本内容是汽车进入居民家庭。这是一个在认识理念上极具争议的问题，尽管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但争议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停止。在体制和政策层面，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对汽车消费的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对汽车产业这样一个典型的竞争性产业，实行了远较其他竞争性产业严格的进入限制，其结果是品种少、质量低，价格特别是轿车价格远高于国际水平，直接限制了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就“行”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建设而言，过多依赖政府投资、市场化投融资渠道不畅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制约。

2002年以来一批高增长行业的出现和相当稳定的增长，标志着国民经济由低转升的“拐点”的出现，由此可以引出的一个初步判断是：1997年以来由于高增长行业“转换缺口”所导致的经济增长迟缓状态结束，以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为龙头的一批新的高增长行业推动国民经济进入一个较快增长周期。这一变化包含的前提是，制约经济良性循环的“瓶颈”环节已经或正在被打破，而打破“瓶颈”的前提则是相关体制和政策调整的实质性进展。在住房方面，福利分配制度停止，住宅多级市场得到较快发展，尽管不同地区的差距还较大。2002年汽车产业的快速增长，消费政策的调整、加入WTO后汽车进口关税下调等只是起到了次要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自觉和不自觉地放松产业进入管制后，生产厂家增多，竞争得以展开和加强，品种增多，价格下降，促使消费者预期调整，购买力大量释放，汽车的消费和生产开始进入互动的良性循环。可以不夸张地说，2002年汽车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是政府放松进入管制促进产业和经济增长的典型案例。我们经常强调改善消费政策和环境对刺激消费的作用，而汽车产业的经验表明，通过放松管制、鼓励竞争而降低价格，对扩大消费需求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把这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体制和政策调整打破消费结构升级“瓶颈”，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一批高增长产业出现，国民经济进入新的较快增长周期的逻辑过程，从而理解这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真实原因。

二、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若干重要特征

新一轮经济增长正处在上升期，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可以做初步分析和判断。

第一，新的高增长产业中的住宅、汽车、电子通讯以及其他消费品产业，是以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为目标的。这些产业的产品所满足的不仅是少数特定阶层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日益增长的大众需求。尽管从一个年度看，能够买房、买车的是一个占人口比例不大的收入较高的人群，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这些人群的数量及其对经济增量的贡献相当可观，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群体将越来越大。具有特征性意义的是，构成需求主体的不是“公家”的、团体的消费支出，而是居民个人的消费支出；不是特定阶层中少数人的需求，而是占社会多数人口的需求。只有进入大众消费阶段，住宅、汽车等产业才能成为真正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它们的增长也才具备可持续性。满足大众消费这一特征，将会使增长具有扎实的基础，有效防止全局性、持续性“泡沫”的出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的生活、工作环境，也部分地提供着服务性消费的功能。机械、化工、钢铁、建材、煤炭、电力等产业属于生产中间产品的产业，它们的增长将受制于上面提及的直接满足大众消费的产业的增长。当然，这样的产业关联状态是以市场有效起作用为条件的。

第二，作为这一轮经济增长“龙头”的住宅、汽车等产业，具有相当长的较快增长周期。根据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大国经验，当汽车产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后，将保持长达20~30年的较快增长。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加速时期，有关研究显示，现有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平提高和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将会拉动住宅产业至少20年的较快增长。由于住宅、汽车属于10万元级的产品，其价值量远超过其他消费品，它们较快增长的长周期特性，将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奠定最重要的基础。电子通讯产业由于设备制造的下滑而较前几年的增速有所降低，但消费类电子通讯产品的高速增长对这种下降势头有所抵消。农村进城人口对电子通讯产品的消费增长和技术快速进步导致的产品频繁换代，将会支持电子通讯产业在今后四五年继续保持增长强势。与近年呈现出的趋势相似，家电产业今后可能呈周期性波动走势，相关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村进城人口消费增长、新产品换代和国际市场份额变动等。尽管不同产业增长周期不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多样而多变，但住宅、汽车两大产业的崛起，将使中国经济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快增长。

第三，与我国市场容量相联系的超大规模现象。我国有近13亿人口，其中城市人口近5亿。如此规模的人口进入工业化中期是史无前例的。仅算城市人口规模，也远超过已实现工业化的任何一个国家。我国许多工农业传统产品的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包括移动电话在内的一些高科技产品的产销量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相联系，我国将在一些重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产销量进入国际领先位置，呈现出超大规模的市场容量。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例如，在今后一二十年的时间内，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和生产量都将有很大可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当经济发展到相应阶段后，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规模，某种产品总量的“世界第一”只是一个起码的要求，而不是高的要求，因为人均拥有量还是较低的。最近的另一个例证是钢材的产销量。2002年我国生产钢材19亿吨，销售21亿吨。过去我们按照美、日、前苏联等国的经验，认为1亿多吨钢就已经是“到顶”了，超过2亿吨几乎不可想象。但从目前的趋势看，2亿吨钢也不一定“到顶”。据统计，近年来新增钢材的60％左右用于房地产建设。只要房地产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钢材产销的增速及总量就会处在较高水平。对于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重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超大容量”，要有必要的认识和应对能力。这种“超大容量”的市场规模，至少有两个显著优点：依靠国内市场就可以成长起大规模企业；不仅是一个大企业，若干个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大企业也可以并存于国内市场，形成有效竞争。在工业化历史上，美国作为大国，在许多行业中，企业规模和大企业的数量都超过了其他较小的国家(参见钱德勒：《企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这一特点在中国可能表现的更为显著。

第四，新一轮增长中产业竞争力将更多地与产业集聚紧密相关。产业集聚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工业发达国家，竞争力强的产业通常采取集聚的方式。美国哈佛大学以研究竞争战略而著名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通过对10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集中表现在这个国家内以集聚形态出现的产业上(参见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近些年来，产业集聚在我国发展迅速，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产业集聚使诸多产业的成本大幅度降低，竞争力因此而得到显著提升。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在方圆1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彩电、计算机等产品的采购价格较其他地区低30％左右，中国相关行业的领先企业大都在此设立了生产基地。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将会进入一个产业竞争力与产业集聚密切相关的阶段，某一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将会具体体现于某个产业集聚的区域。这样的区域，既可能是某个产业具有传统优势的地区，更多的将是新创优势的地区。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和重组将会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现象。这意味着，在某些产业具有传统优势的地区，如老工业基地，当相应产业出现发展机遇时，该地区未必能够分享这种机遇。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与市场经济具有一致性的产业集聚条件。

第五，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产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将促进几大城市带的形成和扩展。多年来在城市发展问题上争论颇多。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基本趋势不是重点发展某一类城市，而是若干个包含了大中小多种类型城市的城市带或城市圈的形成和扩展，大多数人口和资源将会集中于这些城市带或城市圈。与国际经验类似，我国沿海地区的几大城市圈和内地沿交通干线的若干城市带正在形成之中。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一批高增长产业快速成长，将会加快上述城市化进程，二者之间形成密切地互动关系。新的高增长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日趋深化。过去包容于一个企业内部的上下游生产环节，越来越多地分解在不同的企业之间，一个企业往往专注于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甚至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主机厂的外部采购率因此而逐步提高。专业化分工深化后，产业链条的运转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显著加强。从时间上计算，一个产品真正处于生产制造环节的时间只占少部分，大部分时间处在研发、采购、储存、运营、销售、售后服务等阶段。这一特点在技术含量、附加价值较高的电子通讯、汽车等行业表现地更为突出。由于服务业大都依托于城市，新的高增长产业对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巨大需求，将为城市发展提供重要动力。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少产业与城市“共生”的典型案例，如香港、深圳的城市功能与东莞的电子通讯产业发展，上海的城市功能与昆山的电子通讯产业发展等。各地在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寻求“产业支撑”的问题，新的高增长产业的快速成长，将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更多机遇。

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述特征，有利于理顺消费和生产的关系，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改善产业和整个经济结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充分理解和把握这些特征，将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三、正确看待和解决增长中的问题

国民经济的强劲增长势头，在提升人们信心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担心：经济是否会“过热”，出现通货膨胀、经济泡沫、重复建设等老问题。相对于新的高增长产业的长周期增长潜力，已有的增长只是初步的，增长的势头尚不稳固。在新的高增长产业发展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体制和政策调整也是初步的，还有待于深化。高增长产业发展中带来的新问题也亟需重视和解决。对通货膨胀、经济泡沫、重复建设等问题，则应在新的发展阶段和体制条件下，用市场经济观点和方法，作出实事求是、“向前看”的判断和对策。

（一）关于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

与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现阶段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已转变为总体上供求平衡和供过于求，某个时期、某些领域出现局部过剩的经济。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第三个重要区别是生产要素总体上供给充分，当市场需求上升的信号给出后，供给方有能力作出较快反应。这些基础性变化，使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通货膨胀重现的基础大大削弱了。从这一轮增长中的几个“龙头”产业看，价格基本是稳定或下降的。以“爆发式增长”的汽车产业为例，2002年产量增长是以价格下降为前提的。目前，增长最快的轿车正在进行着新一轮的较大幅度价格下调。

近一个时期价格涨幅较大的主要是几个能源和原材料行业。这些行业的价格上升首先受到国内需求的拉动。需要重点分析的是供给方的状况。石油价格上升主要与伊拉克战事有关，战事结局明朗后，国际原油价格不大可能保持在高位。当国际油价下调后，国内油价将会联动。钢材价格上升一定程度上受到进口保障措施和近年来总量控制措施的影响。电力属于紧的供求平衡，局部地区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电力紧张与前些年新增发电能力较少有关。如果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特别是减少不适当的行业进入限制，经过一个不长的调整周期后，这些行业的价格上涨或供给不足的局面是不难改观的。总体上看，在一个时期内出现全局性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负面效应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

市场经济中的泡沫是难以完全避免的，问题在于泡沫是何种性质，是否处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现阶段的经济增长中有两个因素是有利于抑制泡沫的。其一，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实体经济增长的空间很大，与老牌工业化国家增长空间狭小，经济过热后易于出现严重泡沫的情况不同；其二，这一轮经济增长中的龙头产业直接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关，具有满足大众消费的特征，这就减少了交易环节过多、最终实际需求不足而导致泡沫的风险。在这一基本判断的前提下，局部领域、某些时候出现较严重泡沫的情况是可能出现、必须警惕的。这些情况的出现，往往并非源于纯粹的市场力量，而是与不当的行政干预相关。例如，某些地方的“圈地”活动促使土地价格上升，并转化为房价上升。而土地交易中的非市场化、非透明行为，乃至显而易见的权钱交易腐败行为，则是土地交易环节增多，推动价格上升的主因。减少和消除这类泡沫，必须与相应的改革相配合。

（二）关于“重复建设”

首先要明确市场经济与重复建设的关系。市场上只有一个企业是垄断，一个以上才会有竞争，而一个以上就是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市场竞争。即使在供过于求、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新的生产能力的进入仍可能有其合理性。新的生产能力可以采用新的技术、工艺，生产出与已有产品具有显著差异的产品，如大屏幕背投彩电、等离子彩电、液晶彩电与传统彩电的区别。在企业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产品类型一样，高效率企业仍有理由进入，因为它能以较低成本提供产品，并最终将低效率企业淘汰出局。因此，结构调整和升级、企业效率改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的生产能力进入实现的。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即竞争力只有通过竞争方能获得。如果说重复建设可能引起的某种浪费，也可以将其看成培育企业竞争力不能不支付的成本，但相对于企业没有竞争力导致的浪费来说，这种浪费还是要小得多。

在我国现阶段的体制背景下，有一种危害很大的“重复建设”。相对于“市场性重复建设”而言，这种重复建设可称为“行政性重复建设”，即受短期内出政绩的动机驱动，政府使用财政资金，或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其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进行不负长期或最终责任的重复性投资活动。这种“重复建设”的症结，不在于“重复建设”，而在于对投资活动不负长期或最终责任的“行政性”，也就是现阶段政府职能和投融资领域所存在的体制问题。不解决这些体制问题，不仅重复建设会造成比“市场性重复建设”更多的浪费，不重复建设而搞“垄断建设”时浪费则更大。

把两种重复建设区别开来，将有助于正确认识新一轮经济增长中的重复建设问题。以汽车产业为例，对行业进入的不当限制和行政性重复建设两种情况都存在。尽管一个时期来对汽车行业的进入限制有所放松，但与创造一个开放、充分而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目标相比，还有一些距离。中国汽车产业正处在大众消费的起步阶段，各类负责任投资者平等进入基础上的充分竞争是不可缺少的，应当并可能维持较长时间。期待中国汽车市场出现由少数几家大企业分享的格局为时尚早。地方政府主导的行政性重复建设是当前应当关注的一种倾向。在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前，对政府财政资金和其他由政府直接控制资金投资于汽车产业应有明确限定。

（三）政府在新一轮增长中发挥什么作用

新一轮经济增长既需要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也为政府所发挥作用的内容和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机会。

第一，把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正确地区分开来。当出现经济过热和严重的行政性重复建设时，采取项目审批、限制产量、关闭企业等措施，严格等说，并不属于“宏观调控”，而是微观干预。如果这类微观干预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那就可能在限制了不负责任的、违规的投资者和生产者的同时，也限制了负责任的投资者和生产者。意在约束重复建设的项目审批，从实际效果看，未必能够减少行政性重复建设，因为审批不能解决导致此类投资行为的体制问题，反而使通过审批的项目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刺激地方争项目。在微观层面上，包括所谓“行业管理”层面上，政府管理的首要原则应当是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如果由于体制问题，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那也应当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宜“一刀切”。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应当有助而不是有悖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确切意义上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要时当然要择机实施，目的是减小和熨平宏观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第二，加快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如前所述，经济中的行政性重复建设、泡沫等问题，起因于现行体制下的政府行为。治本之策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现有的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要解决诸多问题，首先是规范政府的投资领域，将政府投资明确限定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此外的领域原则上不投资。当前正在开展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这项改革提供了重要契机。新一轮经济增长，也为这项改革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应当抓住有利时机，使这一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在改革取得大的进展以前，针对行政性重复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对政府的投资范围做出行政性限定也是必要的。

第三，增强政府搜集、分析信息，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的能力。在减少政府微观干预、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的同时，要增强政府的信息搜集、分析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社会的信息服务。这是新形势下亟待加强并可能取得显著成效的一项重要政府职能。政府宏观调控和必要微观干预的前提，是获取充分信息。在逻辑上，政府在宏观经济、行业经济等层面，与企业相比具有信息优势。但经验表明，政府掌握的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与企业相比，有时也未必具备信息优势。提高搜集、分析信息能力，是改进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一项基础性的、非常重要而往往容易被忽视的工作。搜集、分析信息，主要是那些对了解和把握宏观经济和结构变动有重要意义、对解决信息不充分而引致的突出问题有帮助、企业和个人经济决策需要但往往难以获取的信息，目标是建立政府比较优势领域内的信息优势。利用这种信息优势，首先改进政府的决策质量，其次向社会上的企业、其他机构以至个人提供信息服务，重点是与生产和投资预期相关的信息服务。例如，当某个企业向某个领域特别是热点领域投资时，社会上其他许多企业也在做相同投资，但由于信息不沟通，这个企业无法获知全社会的投资状况，而当项目建成后，才发现供给过剩了。如果政府能够在单个企业投资决策时提供全社会相关投资的信息，将会大大降低单个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

第四，政府对微观经济层面的管理，要由“指令性管理”转变为“禁令性管理”。所谓“指令性管理”，是指政府让做什么，才能做什么，此外的都不能做；所谓“禁令性管理”，则指政府规定什么不能做，此外的空间留给当事人自主选择。在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政府管理方式的这一转变是基础性的、必须完成的，否则，经济转轨不可能真正实现，而且很可能演变为一个严重扭曲的、低效率的、“坏的”市场经济。政府管理方式的这一转变，要以一个基本理念为基础，即在不断发育、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相信市场，让市场充分地起作用。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是有缺点的，在严格意义上说，所谓市场经济的完善只能是相对的。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还是要承认的，否则我们就没有必要搞市场经济。市场中的企业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市场经济同样提供了纠正错误的机制。市场会有波动，但也有调整波动的机制。问题是要给市场以机会。就最近的例子而言，钢材涨价，只要市场是开放的、充分竞争的，在生产要素供给不存在实质性障碍的情况下，产量增加、价格回落是一个不长的时间问题。“指令性管理”转为“禁令性管理”的另一个好处，是显著减少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数量，因为“不管什么”较“管什么”所涉及的事务量要少得多。这将为政府精简机构、精干人员、提高效率创造条件。

第五，促成国债投资的逐步“淡出”。近几年实行的以国债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反周期的性质。事实上，国债投资在经济增量中的贡献是逐年降低的，但若停止国债投资，经济增长中的“存量”部分会相应减少，从而影响总体增长速度。因此，国债投资“淡出”的必要条件是：经济中的内生增长力量在支持一定幅度的增量增长的同时，能够弥补由于国债“淡出”而留下的“存量”缺口。随着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展开，国债投资“淡出”的条件和时机正在成熟。何时以及多大程度上“淡出”，将是一个随机抉择的问题。积极财政政策意义上的国债投资“淡出”，并不等同于不再发行和使用国债。国债的规模可以适度减小，以为今后的宏观调控留下较大余地。重要的是国债使用方向和规模的调整，应以支持增长速度的建设项目为主，转向以解决体制转轨中的深层矛盾，如补充社保基金缺口、化解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减小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中差距等为主。

高增长范文篇6

一、新的较快增长周期何以出现

（一）经济快速增长依赖于新的高增长行业

结构与总量的关系是经济增长中的基本关系。经济的快速增长通常不是各个产业均衡增长的产物。当部分产业的增长速度脱离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而显著提高时，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提高。这种提高程度，将取决于高增长产业的数量和规模。如果人们以为某个速度指标，如8％，是可以接受的快速增长速度，那么，将会有一个对高增长产业的数量和规模上的要求。对一个国家是如此，对一个适当大的行政区域也如此。

对一个以经济内循环为主的大国来说，高增长行业通常具有如下特点。

——需求导向。尽管从年度或其他较短的时间长度度量，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了所谓的“最终需求”，但若将时间长度适当延长，从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过程观察，消费需求才具有“最终需求”的性质。所以，高增长产业不仅是需求导向，而且是消费需求导向，这样才具有高增长的可持续性。消费需求的数量增长是通过结构升级而实现的，需求导向集中表现在那些反映消费结构升级的产品类型上。反映消费结构升级的产品类型的性质、价值规模和交易方式（如是否需要借助金融中介进行分期付款），决定了相应的高增长行业规模和持续长度。

——带动力强。高增长行业的强带动力首先基于体现消费需求的产品在产业链条上的位置。这类产品处于产业链条的终端，其增长将会拉动整个产业链条的增长。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产品和技术的复杂程度。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多、分工协作环节复杂的行业，即所谓“迂回生产”过程较长的行业，对其他行业的带动力相应增加。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较后出现的高增长行业的带动力通常大于较前的高增长行业，例如汽车行业的带动力要大于纺织行业的带动力。

——供给反应充分。积极而充分的市场供给反应是高增长的前提。当市场需求信号发出后，较小的进入障碍将大大缩短供给增长的周期。在市场发育不完全的环境中，产业进入的制度障碍经常是严重的问题。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对供给增长及其竞争力也有关键性影响。开放而日益扩展的市场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

二战以后，一批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过程。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先前的工业化国家提高，工业化经历的时间缩短。尽管如此，其中一些国家如韩国等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达40年之久。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相继出现一轮又一轮的高增长产业群，或者被称为主导产业群。中国的经验也验证了这一规律性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时间内，大体上经历了两轮以高增长行业所带动的快速增长周期。第一轮是80年代初中期以轻工、纺织为主导的增长周期，第二轮增长周期是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开始的，起带动作用的高增长行业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公路、港口、电力、钢铁等）、新一代家电产品（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等）和房地产等。

1997年以后经济增长减速，对此可以提出这样的解释：90年代初兴起的高增长行业动力衰退，同时缺少新的高增长行业的接替，出现了高增长行业的“转换缺口”，形象地说，出现了高增长过程中的“空档”。那么，中国还有无可能出现新的高增长行业？对一个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国家来说，答案是确定无疑的。这样，问题就归结为新的高增长行业的出现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而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又不能不对现阶段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基本结构和机制有必要了解。

（二）现阶段中国经济循环的基本构造

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依然保持着城乡二元经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仅相当于城市居民的1/3左右。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城乡消费结构存在着显著差异。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循环过程呈现出如下特点。

——从全社会看，消费结构升级首先表现为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在现阶段，城市居民基本上解决了吃、穿和部分用的问题，开始向以住、行、通讯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层次升级。这种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带动一批相关产业的增长，其中包括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讯、旅游、医药等具有消费品性质的产业，为这些产业提供中间产品的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行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与消费结构升级扩大消费需求总量一样，产业结构升级将扩大生产供给总量，相应地增加就业总量，一方面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新增就业和再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可以为农村居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提供机会，而这样的就业已经成为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

——收入增加后的农村居民将扩大对中档消费品如家电产品等的需求，并成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从而拉动部分传统制造业、住宅、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业等的发展，提高这些领域就业者的收入，进而转化为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的需求。

把以上诸个环节联系起来，将会看到一个循环过程，经济生活中的诸多突出矛盾和重要变量，如扩大需求、结构升级、增加就业、金融活动质量、城市化进程、提高农民收入等，都内生并互动于这一过程之中。离开这一过程讨论某一个矛盾或变量，很可能出现片面和误解。例如，谈“扩大内需”，作为源头的是真正具有最终产品性质的消费需求，其中起带动作用的首先是城市居民中体现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不考虑这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将社会总需求仅看作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项的简单相加，就可能出现误导。离开消费结构升级谋求消费需求增长，离开消费需求扩大投资需求，最终“内需”将难以“扩大”，短期内扩大了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又如，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困难，是近年来经济生活中的焦点问题。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城乡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无疑可以提高其收入，但更重要的是要扩大其就业机会，特别是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的机会，这样才能实质性的、持续地改善这些人群的收入状况。而扩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中高收入阶层所带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收入低，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城市中高收入阶层没有充分地花钱消费。某个四川农民买不起彩电，是因为某个北京的白领没有买房。

再如，民营企业和小企业融资难，经常被认为是民间投资不振的主因。现有的金融体系不适应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发展的需要，这些企业融资渠道的障碍较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在90年代初中期的经济高涨期，民间投资增长速度是相当高的；去

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一季度，民间投资也出现了高速增长态势。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90年代初中期的民营企业和小企业融资环境要优于90年代后期，去年以来这些企业的融资环境在短期内有了突破性地改善？显然不是。除了融资渠道的因素外，市场需求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在市场需求不足、投资回报预期不佳或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必然趋于谨慎，民间投资者也不会乐观。“胆子”较大的反而是那些投资预算约束不紧的国有投资主体。在市场需求提升时，较早作出反应的往往是民间投资主体。

因此，我们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在既有结构的框架下理顺经济循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循环中增量变化逐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如果循环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存在障碍，“交易成本”过高，就将降低整个宏观经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集中到“哪个环节是低水平循环的‘瓶颈’”。

（三）体制和政策调整打破“瓶颈”，推动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较快增长周期

寻找这种“瓶颈”的一个直接困难，是经济循环中的各个因素是互动的，一个因素与另一个因素之间往往互为因果。尽管如此，具有始发性作用的环节仍是存在并可被观察的。在近几年的经济循环中，具备显著“瓶颈”性质的环节就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其主要内容是向以住、行和提高生活质量为重点的消费层次的过渡。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困难，主要不是来自技术、资本、劳动力及其他相关生产要素的供给不足，也不是来自潜在需求的不足，而是来自体制和政策上的障碍。这种障碍集中表现在“住”、“行”两个方面。以“住”为例，在住房福利分配制度打破以前，居民的住房需求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得到满足。在打破住房分配制度以后，还需要多级住房市场、金融服务等一系列制度建设的配合。而对“行”来说，其中的一项基本内容是汽车进入居民家庭。这是一个在认识理念上极具争议的问题，尽管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但争议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停止。在体制和政策层面，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对汽车消费的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对汽车产业这样一个典型的竞争性产业，实行了远较其他竞争性产业严格的进入限制，其结果是品种少、质量低，价格特别是轿车价格远高于国际水平，直接限制了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就“行”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建设而言，过多依赖政府投资、市场化投融资渠道不畅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制约。

2002年以来一批高增长行业的出现和相当稳定的增长，标志着国民经济由低转升的“拐点”的出现，由此可以引出的一个初步判断是：1997年以来由于高增长行业“转换缺口”所导致的经济增长迟缓状态结束，以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为龙头的一批新的高增长行业推动国民经济进入一个较快增长周期。这一变化包含的前提是，制约经济良性循环的“瓶颈”环节已经或正在被打破，而打破“瓶颈”的前提则是相关体制和政策调整的实质性进展。在住房方面，福利分配制度停止，住宅多级市场得到较快发展，尽管不同地区的差距还较大。2002年汽车产业的快速增长，消费政策的调整、加入WTO后汽车进口关税下调等只是起到了次要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自觉和不自觉地放松产业进入管制后，生产厂家增多，竞争得以展开和加强，品种增多，价格下降，促使消费者预期调整，购买力大量释放，汽车的消费和生产开始进入互动的良性循环。可以不夸张地说，2002年汽车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是政府放松进入管制促进产业和经济增长的典型案例。我们经常强调改善消费政策和环境对刺激消费的作用，而汽车产业的经验表明，通过放松管制、鼓励竞争而降低价格，对扩大消费需求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把这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体制和政策调整打破消费结构升级“瓶颈”，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一批高增长产业出现，国民经济进入新的较快增长周期的逻辑过程，从而理解这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真实原因。

二、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若干重要特征

新一轮经济增长正处在上升期，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可以做初步分析和判断。第一，新的高增长产业中的住宅、汽车、电子通讯以及其他消费品产业，是以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为目标的。这些产业的产品所满足的不仅是少数特定阶层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日益增长的大众需求。尽管从一个年度看，能够买房、买车的是一个占人口比例不大的收入较高的人群，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这些人群的数量及其对经济增量的贡献相当可观，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群体将越来越大。具有特征性意义的是，构成需求主体的不是“公家”的、团体的消费支出，而是居民个人的消费支出；不是特定阶层中少数人的需求，而是占社会多数人口的需求。只有进入大众消费阶段，住宅、汽车等产业才能成为真正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它们的增长也才具备可持续性。满足大众消费这一特征，将会使增长具有扎实的基础，有效防止全局性、持续性“泡沫”的出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的生活、工作环境，也部分地提供着服务性消费的功能。机械、化工、钢铁、建材、煤炭、电力等产业属于生产中间产品的产业，它们的增长将受制于上面提及的直接满足大众消费的产业的增长。当然，这样的产业关联状态是以市场有效起作用为条件的。

第二，作为这一轮经济增长“龙头”的住宅、汽车等产业，具有相当长的较快增长周期。根据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大国经验，当汽车产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后，将保持长达20~30年的较快增长。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加速时期，有关研究显示，现有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平提高和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将会拉动住宅产业至少20年的较快增长。由于住宅、汽车属于10万元级的产品，其价值量远超过其他消费品，它们较快增长的长周期特性，将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奠定最重要的基础。电子通讯产业由于设备制造的下滑而较前几年的增速有所降低，但消费类电子通讯产品的高速增长对这种下降势头有所抵消。农村进城人口对电子通讯产品的消费增长和技术快速进步导致的产品频繁换代，将会支持电子通讯产业在今后四五年继续保持增长强势。与近年呈现出的趋势相似，家电产业今后可能呈周期性波动走势，相关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村进城人口消费增长、新产品换代和国际市场份额变动等。尽管不同产业增长周期不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多样而多变，但住宅、汽车两大产业的崛起，将使中国经济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快增长。

第三，与我国市场容量相联系的超大规模现象。我国有近13亿人口，其中城市人口近5亿。如此规模的人口进入工业化中期是史无前例的。仅算城市人口规模，也远超过已实现工业化的任何一个国家。我国许多工农业传统产品的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包括移动电话在内的一些高科技产品的产销量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相联系，我国将在一些重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产销量进入国际领先位置，呈现出超大规模的市场容量。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例如，在今后一二十年的时间内，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和生产量都将有很大可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当经济发展到相应阶段后，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规模，某种产品总量的“世界第一”只是一个起码的要求，而不是高的要求，因为人均拥有量还是较低的。最近的另一个例证是钢材的产销量。2002年我国

生产钢材19亿吨，销售21亿吨。过去我们按照美、日、前苏联等国的经验，认为1亿多吨钢就已经是“到顶”了，超过2亿吨几乎不可想象。但从目前的趋势看，2亿吨钢也不一定“到顶”。据统计，近年来新增钢材的60％左右用于房地产建设。只要房地产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钢材产销的增速及总量就会处在较高水平。对于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重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超大容量”，要有必要的认识和应对能力。这种“超大容量”的市场规模，至少有两个显著优点：依靠国内市场就可以成长起大规模企业；不仅是一个大企业，若干个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大企业也可以并存于国内市场，形成有效竞争。在工业化历史上，美国作为大国，在许多行业中，企业规模和大企业的数量都超过了其他较小的国家(参见钱德勒：《企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这一特点在中国可能表现的更为显著。

第四，新一轮增长中产业竞争力将更多地与产业集聚紧密相关。产业集聚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工业发达国家，竞争力强的产业通常采取集聚的方式。美国哈佛大学以研究竞争战略而著名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通过对10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集中表现在这个国家内以集聚形态出现的产业上(参见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近些年来，产业集聚在我国发展迅速，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产业集聚使诸多产业的成本大幅度降低，竞争力因此而得到显著提升。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在方圆1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彩电、计算机等产品的采购价格较其他地区低30％左右，中国相关行业的领先企业大都在此设立了生产基地。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将会进入一个产业竞争力与产业集聚密切相关的阶段，某一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将会具体体现于某个产业集聚的区域。这样的区域，既可能是某个产业具有传统优势的地区，更多的将是新创优势的地区。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和重组将会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现象。这意味着，在某些产业具有传统优势的地区，如老工业基地，当相应产业出现发展机遇时，该地区未必能够分享这种机遇。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与市场经济具有一致性的产业集聚条件。

第五，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产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将促进几大城市带的形成和扩展。多年来在城市发展问题上争论颇多。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基本趋势不是重点发展某一类城市，而是若干个包含了大中小多种类型城市的城市带或城市圈的形成和扩展，大多数人口和资源将会集中于这些城市带或城市圈。与国际经验类似，我国沿海地区的几大城市圈和内地沿交通干线的若干城市带正在形成之中。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一批高增长产业快速成长，将会加快上述城市化进程，二者之间形成密切地互动关系。新的高增长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日趋深化。过去包容于一个企业内部的上下游生产环节，越来越多地分解在不同的企业之间，一个企业往往专注于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甚至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主机厂的外部采购率因此而逐步提高。专业化分工深化后，产业链条的运转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显著加强。从时间上计算，一个产品真正处于生产制造环节的时间只占少部分，大部分时间处在研发、采购、储存、运营、销售、售后服务等阶段。这一特点在技术含量、附加价值较高的电子通讯、汽车等行业表现地更为突出。由于服务业大都依托于城市，新的高增长产业对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巨大需求，将为城市发展提供重要动力。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少产业与城市“共生”的典型案例，如香港、深圳的城市功能与东莞的电子通讯产业发展，上海的城市功能与昆山的电子通讯产业发展等。各地在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寻求“产业支撑”的问题，新的高增长产业的快速成长，将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更多机遇。

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述特征，有利于理顺消费和生产的关系，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改善产业和整个经济结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充分理解和把握这些特征，将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三、正确看待和解决增长中的问题

国民经济的强劲增长势头，在提升人们信心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担心：经济是否会“过热”，出现通货膨胀、经济泡沫、重复建设等老问题。相对于新的高增长产业的长周期增长潜力，已有的增长只是初步的，增长的势头尚不稳固。在新的高增长产业发展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体制和政策调整也是初步的，还有待于深化。高增长产业发展中带来的新问题也亟需重视和解决。对通货膨胀、经济泡沫、重复建设等问题，则应在新的发展阶段和体制条件下，用市场经济观点和方法，作出实事求是、“向前看”的判断和对策。

（一）关于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

与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现阶段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已转变为总体上供求平衡和供过于求，某个时期、某些领域出现局部过剩的经济。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第三个重要区别是生产要素总体上供给充分，当市场需求上升的信号给出后，供给方有能力作出较快反应。这些基础性变化，使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通货膨胀重现的基础大大削弱了。从这一轮增长中的几个“龙头”产业看，价格基本是稳定或下降的。以“爆发式增长”的汽车产业为例，2002年产量增长是以价格下降为前提的。目前，增长最快的轿车正在进行着新一轮的较大幅度价格下调。

近一个时期价格涨幅较大的主要是几个能源和原材料行业。这些行业的价格上升首先受到国内需求的拉动。需要重点分析的是供给方的状况。石油价格上升主要与伊拉克战事有关，战事结局明朗后，国际原油价格不大可能保持在高位。当国际油价下调后，国内油价将会联动。钢材价格上升一定程度上受到进口保障措施和近年来总量控制措施的影响。电力属于紧的供求平衡，局部地区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电力紧张与前些年新增发电能力较少有关。如果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特别是减少不适当的行业进入限制，经过一个不长的调整周期后，这些行业的价格上涨或供给不足的局面是不难改观的。总体上看，在一个时期内出现全局性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负面效应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

市场经济中的泡沫是难以完全避免的，问题在于泡沫是何种性质，是否处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现阶段的经济增长中有两个因素是有利于抑制泡沫的。其一，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实体经济增长的空间很大，与老牌工业化国家增长空间狭小，经济过热后易于出现严重泡沫的情况不同；其二，这一轮经济增长中的龙头产业直接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关，具有满足大众消费的特征，这就减少了交易环节过多、最终实际需求不足而导致泡沫的风险。在这一基本判断的前提下，局部领域、某些时候出现较严重泡沫的情况是可能出现、必须警惕的。这些情况的出现，往往并非源于纯粹的市场力量，而是与不当的行政干预相关。例如，某些地方的“圈地”活动促使土地价格上升，并转化为房价上升。而土地交易中的非市场化、非透明行为，乃至显而易见的权钱交易腐败行为，则是土地交易环节增多，推动价格上升的主因。减少和消除这

类泡沫，必须与相应的改革相配合。

（二）关于“重复建设”

首先要明确市场经济与重复建设的关系。市场上只有一个企业是垄断，一个以上才会有竞争，而一个以上就是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市场竞争。即使在供过于求、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新的生产能力的进入仍可能有其合理性。新的生产能力可以采用新的技术、工艺，生产出与已有产品具有显著差异的产品，如大屏幕背投彩电、等离子彩电、液晶彩电与传统彩电的区别。在企业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产品类型一样，高效率企业仍有理由进入，因为它能以较低成本提供产品，并最终将低效率企业淘汰出局。因此，结构调整和升级、企业效率改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的生产能力进入实现的。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即竞争力只有通过竞争方能获得。如果说重复建设可能引起的某种浪费，也可以将其看成培育企业竞争力不能不支付的成本，但相对于企业没有竞争力导致的浪费来说，这种浪费还是要小得多。

在我国现阶段的体制背景下，有一种危害很大的“重复建设”。相对于“市场性重复建设”而言，这种重复建设可称为“行政性重复建设”，即受短期内出政绩的动机驱动，政府使用财政资金，或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其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进行不负长期或最终责任的重复性投资活动。这种“重复建设”的症结，不在于“重复建设”，而在于对投资活动不负长期或最终责任的“行政性”，也就是现阶段政府职能和投融资领域所存在的体制问题。不解决这些体制问题，不仅重复建设会造成比“市场性重复建设”更多的浪费，不重复建设而搞“垄断建设”时浪费则更大。

把两种重复建设区别开来，将有助于正确认识新一轮经济增长中的重复建设问题。以汽车产业为例，对行业进入的不当限制和行政性重复建设两种情况都存在。尽管一个时期来对汽车行业的进入限制有所放松，但与创造一个开放、充分而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目标相比，还有一些距离。中国汽车产业正处在大众消费的起步阶段，各类负责任投资者平等进入基础上的充分竞争是不可缺少的，应当并可能维持较长时间。期待中国汽车市场出现由少数几家大企业分享的格局为时尚早。地方政府主导的行政性重复建设是当前应当关注的一种倾向。在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前，对政府财政资金和其他由政府直接控制资金投资于汽车产业应有明确限定。

（三）政府在新一轮增长中发挥什么作用

新一轮经济增长既需要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也为政府所发挥作用的内容和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机会。

第一，把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正确地区分开来。当出现经济过热和严重的行政性重复建设时，采取项目审批、限制产量、关闭企业等措施，严格等说，并不属于“宏观调控”，而是微观干预。如果这类微观干预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那就可能在限制了不负责任的、违规的投资者和生产者的同时，也限制了负责任的投资者和生产者。意在约束重复建设的项目审批，从实际效果看，未必能够减少行政性重复建设，因为审批不能解决导致此类投资行为的体制问题，反而使通过审批的项目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刺激地方争项目。在微观层面上，包括所谓“行业管理”层面上，政府管理的首要原则应当是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如果由于体制问题，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那也应当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宜“一刀切”。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应当有助而不是有悖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确切意义上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要时当然要择机实施，目的是减小和熨平宏观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第二，加快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如前所述，经济中的行政性重复建设、泡沫等问题，起因于现行体制下的政府行为。治本之策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现有的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要解决诸多问题，首先是规范政府的投资领域，将政府投资明确限定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此外的领域原则上不投资。当前正在开展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这项改革提供了重要契机。新一轮经济增长，也为这项改革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应当抓住有利时机，使这一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在改革取得大的进展以前，针对行政性重复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对政府的投资范围做出行政性限定也是必要的。

第三，增强政府搜集、分析信息，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的能力。在减少政府微观干预、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的同时，要增强政府的信息搜集、分析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社会的信息服务。这是新形势下亟待加强并可能取得显著成效的一项重要政府职能。政府宏观调控和必要微观干预的前提，是获取充分信息。在逻辑上，政府在宏观经济、行业经济等层面，与企业相比具有信息优势。但经验表明，政府掌握的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与企业相比，有时也未必具备信息优势。提高搜集、分析信息能力，是改进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一项基础性的、非常重要而往往容易被忽视的工作。搜集、分析信息，主要是那些对了解和把握宏观经济和结构变动有重要意义、对解决信息不充分而引致的突出问题有帮助、企业和个人经济决策需要但往往难以获取的信息，目标是建立政府比较优势领域内的信息优势。利用这种信息优势，首先改进政府的决策质量，其次向社会上的企业、其他机构以至个人提供信息服务，重点是与生产和投资预期相关的信息服务。例如，当某个企业向某个领域特别是热点领域投资时，社会上其他许多企业也在做相同投资，但由于信息不沟通，这个企业无法获知全社会的投资状况，而当项目建成后，才发现供给过剩了。如果政府能够在单个企业投资决策时提供全社会相关投资的信息，将会大大降低单个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

第四，政府对微观经济层面的管理，要由“指令性管理”转变为“禁令性管理”。所谓“指令性管理”，是指政府让做什么，才能做什么，此外的都不能做；所谓“禁令性管理”，则指政府规定什么不能做，此外的空间留给当事人自主选择。在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政府管理方式的这一转变是基础性的、必须完成的，否则，经济转轨不可能真正实现，而且很可能演变为一个严重扭曲的、低效率的、“坏的”市场经济。政府管理方式的这一转变，要以一个基本理念为基础，即在不断发育、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相信市场，让市场充分地起作用。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是有缺点的，在严格意义上说，所谓市场经济的完善只能是相对的。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还是要承认的，否则我们就没有必要搞市场经济。市场中的企业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市场经济同样提供了纠正错误的机制。市场会有波动，但也有调整波动的机制。问题是要给市场以机会。就最近的例子而言，钢材涨价，只要市场是开放的、充分竞争的，在生产要素供给不存在实质性障碍的情况下，产量增加、价格回落是一个不长的时间问题。“指令性管理”转为“禁令性管理”的另一个好处，是显著减少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数量，因为“不管什么”较“管什么”所涉及的事务量要少得多。这将为政府精简机构、精干人员、提高效率创造条件。

第五，促成国债投资的逐步“淡出”。近几年实行的以国债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反周期的性质。事实上，国债投

资在经济增量中的贡献是逐年降低的，但若停止国债投资，经济增长中的“存量”部分会相应减少，从而影响总体增长速度。因此，国债投资“淡出”的必要条件是：经济中的内生增长力量在支持一定幅度的增量增长的同时，能够弥补由于国债“淡出”而留下的“存量”缺口。随着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展开，国债投资“淡出”的条件和时机正在成熟。何时以及多大程度上“淡出”，将是一个随机抉择的问题。积极财政政策意义上的国债投资“淡出”，并不等同于不再发行和使用国债。国债的规模可以适度减小，以为今后的宏观调控留下较大余地。重要的是国债使用方向和规模的调整，应以支持增长速度的建设项目为主，转向以解决体制转轨中的深层矛盾，如补充社保基金缺口、化解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减小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中差距等为主。

高增长范文篇7

一、行业增长的分化局面开始形成

国内外产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呈现出典型的非线性特征，受此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升级过程也具有非线性特征。在时间轴上，这一特征表现为各产业相对稳定的均衡增长与不稳定的非均衡增长相间隔的局面。在每一轮新的经济景气循环初期，大都会出现一批行业增长景气快速提升，打破原有的增长“均衡”，形成增长景气的“贫富分化”局面。在正常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这种行业增长景气分化局面的形成，一定程度上能够预示新一轮高增长产业的形成和新一轮经济景气循环的到来。

从近年来我国20多个工业增长景气的变化格局看，行业增长景气水平的明显分化局面正在形成。下图为近年来我国工业行业增长景气图：

图1重点工业行业增长景气指数分布图

从图1可以看出，1998年到2001年上半年之前的近3年时间里，多数工业行业增长景气指数局限于110到90的区间上下波动，没有突出表现的行业，总体呈现出一种均衡、稳定的增长局面。从2001年年底开始，随着工业全行业增长景气平均水平的稳步回升，高增长行业和低增长行业之间的景气差距开始不断加大。推动形成行业增长景气分化局面的第一波力量来自煤炭、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以及在房地产快速增长拉动下景气水平快速提高的建筑用金属制品业、建材行业，特别是水泥行业。随后，机械工业（不含汽车）、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特别是合成材料制造业等行业的增长景气快速提高。与此同时，食品工业、纺织服装业、医药制造业、文化体育用品制造业等消费品类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长达1年半的稳步提升态势，到2002年下半年也达到了近年来增长景气的最高水平。另外，在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带动下，煤气和自来水生产供应业等行业出现了持续的景气回升。与以上行业景气水平提升形成对比的是，石油及石油化工业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持续处于不景气状态，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增长受电信设备投资周期的影响增长景气水平一路走低，类似的行业还有有色金属工业、合成纤维工业和部分传统的消费品行业，如盐加工业、糕点等。其他多数行业增长景气处于相对平稳或小幅波动的增长状态。

目前，我国产业增长已形成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新格局。下表显示了2002年底18个主要工业行业增长景气的平均水平和收入水平变化的详细情况。

表1主要工业行业景气变化与增长贡献

从2002年各工业行业增长景气的平均水平看，景气状况最好的行业有：汽车、煤炭、食品、机械。同2001年相比，这4个行业景气水平提高10个点以上，均达到近年来各行业增长景气的最高水平。销售收入约占全部工业收入的27.6%，对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却达到34.6%，是2002年拉动工业全行业增长最主要的力量。景气状况较好的行业有医药、建材、电力、纺织服装业、钢铁、化学和电子工业。这类行业增长景气比2001年有一定程度提升，收入约占全部工业收入的51%，对工业总收入的增长贡献约54%，对工业生产增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电子工业，该行业依旧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仅次于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居全部工业行业的第三位，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水平仅次于机械工业居第二位。不过同该行业前几年持续高增长状态相比，增长速度已明显回落，增长贡献水平有所降低，行业总体景气水平也逐步落后于后来居上的其他行业。增长景气处于平均水平，与上年相比变化不大的行业主要是一些轻工行业，包括造纸、烟草、家电、饮料，另外还有煤气自来水生产供应业。这类行业收入仅占全部工业总收入的11%，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约10%，贡献比重略小于收入比重。处于不景气状态的行业有两个：有色金属、石油和石油化工行业，同2001年相比，景气水平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对工业增长的贡献（2.3%）也远远小于其收入比重（约10%）(需要说明的是，通过研究一个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及其变化趋势，可以超前了解产业结构变化的方向和速度。一个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又取决于该行业的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两方面因素。从中短期看，行业总体规模一般不会发生大的明显的变化，而行业增长速度受各种因素影响，变化较大，从而能够比较敏感地反映一个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和产业结构变化方向。但从指标属性来看，增长速度由于无法克服比较基准不同所导致的对行业“真实增长水平”的高估和低估，常常误导分析结论，相比之下，增长景气指数通过对行业中长期增长走势和季节周期的分析，确立了一个系统、客观和稳定的评价平台，因而更加贴近行业“真实增长水平”。另外，增长景气指数突出了短期变化中的系统特征，对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的超前表征和预测能力也比其他指标更为科学和准确)。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2年以来，除了电子、机械等传统的经济增长带动力量之外，增长景气快速提升的行业如汽车、煤炭、钢铁、电力、建材等工业行业，以及重新焕发增长活力的传统消费品制造业如食品加工业、医药、纺织服装等行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开始逐步加强，并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支柱行业。行业增长格局的这些新的特点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和经济增长活力的提高。

当然，从近两年行业增长格局的变化判断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理由并不充分，还需要对促使行业增长景气分化的动力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判断其可持续性。只有确定高增长行业的增长动力具有可持续性和中长期特点，才能做出经济增长进入新的阶段的判断。

二、行业增长驱动力量的持久性分析

下图是过去5年所有工业行业增长景气指数的标准差图形，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行业增长状况的总体差别程度。

图2近年来各产业增长景气指数离差图

如图所示，2002年的增长分化局面，其实早在2000年和2001年就出现过“躁动”。这种“躁动”至少从图形表现看，是影响行业增长态势的短期因素的作用结果，影响工业增长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的中长期力量并没有发挥作用。对实际情况考察也证实了这种推断。如1999年上半年，煤炭工业总体增长景气明显回升，主要原因是煤炭企业为了达到减亏目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短期财务调整。这种短期措施没有真正解决制约行业增长的根本问题，注定是短暂的。另如石油及石油化工行业在2000年到2001年上半年，受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增长景气一度攀升到历史

最高水平，但由于增长驱动力量的短期特征明显，并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再如2002年初的烟草工业受国家烟草行业税收政策改革和行业管理体制变革的影响，出现良好景气，但其影响仅仅持续了3个月，随后行业增长景气重新回落到不景气区间，等等。

进入2001年下半年，特别是2002年以后，行业增长景气的标准差曲线明显提升到一个新的“增长通道”，这是短期因素和随机波动不能解释的，是一种“系统变化”，一定程度上说明影响行业增长格局的驱动因素开始出现长期化特征。

如汽车工业，2001年初曾经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景气波峰。表面看，这次景气波动是汽车市场“价格战”等短期因素刺激的结果，实际上，汽车使用环境的改善和居民收入增长使“轿车进入家庭”步伐加快等具有中长期特点的因素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2001年下半年，受中国“入世”后汽车降价预期的影响，行业景气大幅回落，进入2002年以后，消费结构升级驱动下的需求增长重新战胜短期预期的不利影响，成为决定行业增长动向的主要力量。可以说，新一轮汽车工业景气回升的主要驱动力量是中长期的，作用的力度将比较稳定和持久。

煤炭行业2001年底以来的景气局面，表面看是国家“关井限产”政策和国际油价走高，中国煤炭出口快速增长的结果，但从煤炭消费结构看，出口增长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真正拉动煤炭的还是煤炭内需的持续稳步增长，特别是冶金、建材、电力等行业的煤炭需求稳步快速增长。另外，多年以来，受煤炭市场恶性竞争影响，煤炭价格长期低于“均衡”市场价格，煤炭价格回复到目前的水平，是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我国能源结构合理化的一个必然要求，这种趋势是长期的、稳定的，是驱动煤炭行业出现持续高水平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食品工业内部结构变化看，行业的总体增长是乳制品业、水产品加工业和其他食品制造业如方便食品和半加工食品的快速增长带动的结果，而制糖工业、食盐加工业和糕点等传统的食品加工业的增长景气一直处于稳步回落状态。这种变化格局充分显示了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向高水平进步的趋势，而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又起因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方面的增长驱动力量也是中长期的，是稳定和可持续的。在纺织服装业和饮料制造业等消费品制造业，类似的结构变化特征同样存在。

电子工业增长驱动力量的中长期特点十分突出。目前，电子工业受全球信息产业增长放慢和国内电子通讯设备更新周期的不利影响，景气水平没有保持以往的良好状态，但是驱动行业增长的中长期力量并没有改变。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信息化以及信息技术对传统工业的改造将形成巨大的需求拉动力量，近两年电子工业之所以在不利的发展环境下还能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这一因素。从中国今后较长时期内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看，这一需求拉动力量将持续较长时间。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家用电脑、数码类日用电子产品为代表的消费类电子产品正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发展趋势看，除了城市居民电子产品消费结构本身的提升外，农村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扩容的拉动力量正在逐步形成，也将为电子工业的发展提供稳定持久的拉动力量。

机械工业的快速增长也是可持续的，一是机械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装备工业有着巨大的需求增长空间；二是国际资本转移的重点也在机械工业；三是中国制造业基地的战略构想也将为机械工业的发展从中长期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

三、行业增长的“群体特征”明显

如果单个行业增长驱动力量的持久性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中国产业增长景气指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显示，新一轮产业增长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联动增长”特征和基于基本相同的需求拉动力量形成的“群体增长”特征十分突出，这些特征可以提供带有普遍性意义的证据。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几个具有典型特征的高增长产业群。

第一，在汽车工业快速增长的拉动下形成的“汽车族”高增长产业群，大致包括：合成材料工业、轮胎制造业、钢铁工业（以薄钢板和钢带等汽车用钢为主）、机械工业中的机床工业（特别是数控机床）。无论是从现实的投入产出关系看，还是从行业增长的关联程度看，这些行业都与汽车工业存在密切的“共生”关系，如下图所示。另外，汽车使用数量的快速增长拉动了汽油、润滑油等石油加工业的增长和相应的汽车服务业。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研究(参见“新形势下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课题组，2001年)，这一产业群的规模，大约相当于汽车工业本身的2.5~3倍。假定该产业群基本保持过去两年的平均增长水平，而且相关产业与汽车工业的投入产出比例保持不变，据此推算，“汽车族”产业群的规模将达到国民经济总量的7~8.5%左右，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12%，在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的水平时，将实现1个百分点以上的贡献能力。

第二，在房地产业快速增长的拉动下形成的“房地产族”高增长产业群包括：钢铁工业(据测算，2002年我国钢铁工业新增收入中，房地产业用钢的新增部分占到65%以上)、建材工业，特别是砖瓦等轻质建筑材料制造业、建筑用金属制品业等建筑投入品行业、装饰装修行业及物业管理和社区服务等相关服务业。这些行业都是以解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中“住”的问题为核心形成的具有比较直接的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群。如下图所示。据统计，2002年我国房地产投资总额达到近7700亿人民币，另据估算，房屋装修支出约为房屋总价的20%以上，再加上由此产生的对家具、家用电器、物业服务等方面的需求，该产业群的经济规模应至少在万亿以上。目前，我国居民住房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城市化步伐加快，该产业群的发展空间还将不断扩展，并将成为今后若干年拉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的高增长产业群。

图3汽车及相关工业增长景气指数变化

图4汽车及相关工业生产增长景气指数变化

图5“房地产族”高增长产业群增长景气指数变化

第三是“机械制造族”高增长产业群。近两年，我国机械工业的快速增长是多数机械制造门类大面积景气回升共同推动的结果。特别是沉寂多年的普通机械制造业所包含的八大类子行业中，有7个子行业增长景气同步快速回升。这些子行业包括锅炉及原动机制造业、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通用零部件制造业和其他普通机械制造业，其下游行业几乎覆盖了制造业的方方面面，所以是工业增长景气整体回升促使企业投资景气回升的综合表现。同个别机械行业的增长景气回升相比，其增长驱动力量要强得多，持久性也要好得多。

第四是与居民日常消费（住、行之外的其他居民消费内容）结构升级关联密切的“消费族”高增长产业群。首先是与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和生活质量提升密切相关的子行业，如食品加工业中的水产品加工业、乳制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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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金融危机肆虐全球，各国陷入衰弱阴影，中国的出口引擎突然失速，并一度出现增速下滑20%的严峻局面。在出口与内需双双不振的情况下，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更难以提升日程，仿佛重病的病人，起死回生是第一位的，猛药之后才能慢慢调理将养。当时，中国政府果断出手，四万亿投资与各行业振兴计划、各区域发展计划相继密集出台，政府以高达近50%的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完成了“保增长”的任务，创造了以地产和股市价格逆市上涨为代表的经济复苏图景。

不出所料，20*年，中国经济交上了令人满意的答卷，gdp高速增长8.7%，而且经济总量34万亿元，紧逼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中国面对“保增长”的压力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保增长”的下一步是什么，转变增长方式与结构调整当然是题中之义。猛药之后，中国经济以不可避免的留下了高增长后遗症，比如说、天量信贷后的银行呆坏账隐忧、楼市股市高涨背后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大干快上带来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中国不但面临着刺激政策推出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告别高增长之后，如何寻找到新的发展引擎，这个引擎应该是绿色可持续的、应该是普惠大众而非仅仅是利益集团独享的。

现在，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共识。3月2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会上，大会发言人*指出，“预计今年的会议，加快经济发展的转变方式，还将是重要议题”。

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何调整经济机构，以及如何选择到新的增长引擎，目前已经有多种路径可供选择，有些已经成为既定的政策目标，比如大力拉动内需，比如发展城镇化，比如抹平城乡鸿沟，激发潜力巨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比如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敢于花钱，比如调节收入分配，让社会公平发展，让更多人享受经济增长成果，让更多的老百姓“收入倍增”。

无论这些政策和建议怎样表述，但核心就是一个逻辑，中国经济发展不能继续靠出口和投资，内需必须发展起来，而启动内需的前提就是老百姓手里有钱并敢于花钱。怎么实现这个目标，中国过去30年计划都是从增量上做文章，只要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老百姓的收入就能水涨船高，现在的很多治标不治本的对策也大多源于此。

而中国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在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时，中国的高增长神话还能否继续？中国现在的发展正在面临着人口红利衰竭、低劳动力价格透支和能源瓶颈、环境瓶颈和贸易摩擦等重重壁垒。

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相对缓和的稳定期，如果高增长注定成为过去，中国百姓的收入倍增要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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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身体形态机能发育身体素质

1前言

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全党、全社会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出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学校体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为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造就新型人才服务，是每个体育教师责无旁贷，值得高度关注的重要课题。我校学生体质状况到底怎样？为此我校体育教研室全体教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测试，并参照1995年全国学生体质调研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对比，为学校全面准确地掌握学生的体质状况，有效地开展学校体育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2调查对象与指标构成

调查对象为我校九六级、九七级学生883人。其中九六级男生255；女生268人；九七级男生153人；女生207人。九六级、九七级分别代表18岁、17岁年龄组。调查指标共九项，包括身高、体重、胸围、肺活量、50米跑、立定跳远、力量（女：1’仰卧起坐；男：引体向上）、耐力（女：800米跑、男：1000米跑）、立位体前屈。其中：反映机能指标为肺活量：反映身体素质的指标为50米跑、立定跳远、力量、耐力、立位体前屈。

3结果分析

3．1我校学生体质数据与九五年全国对照表1

3．2形态发育水平明显提高

①与4年前的全国水平相比，身高、体重明显增长，17、18岁组学生平均身高增长量为1．98厘米，平均体重增长量为2．0公斤，其中17岁组男生身高增长2．04厘米、体重增长1．93公斤；17岁组女生身高增长1．95厘米、体重增长2．06公斤；18岁组男生身高增长2．03厘米、体重增长1．94公斤；18岁女生身高增长1．98厘米、体重增长2．07公斤。

②学生身体充实程度有所增加，“豆芽菜”体型有所改善，反映充实程度的体重／身高比1995全国数据平均增长量为：男生15．92、女生为12．41。

3．3身体素质的提高

①我校学生的速度素质50米跑比1995年全国数据平均提高0．15秒。

②爆发力素质有提高，我校学生立定跳比1995全国数据平均提高7．0厘米。

③我校学生力量素质有所提高。引体向上、仰卧起坐等指标比1995全国数据分别平均提高0．9次和5．1次。

4我校学生身体素质存在一些问题。

①我校学生耐力素质有所下降，反映耐力素质的男子1000米跑、女子800米跑比1995全国数据下降平均值为2．48秒。

②我校学生柔韧质下降较明显。立位体前屈下降较1995年全国数据平均为1．2厘米。

③肺活量有所下降。我校学生肺活量指标较1995年全国娄据平均下降225毫升。反映身体机能的肺活量／体重指标平均下降幅度为4．42。

④胸围指标基本持平。我校学生胸围较1995全国数据男生平均减少0．23厘米，女生平均增加0．25厘米。男女基本与全国数据平均持平。

5讨论与分析

综上所述，我校学生身高、体重等形态、发育指标明显增长，速度、力量等素质有所提高，说明近些年随着我国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教育事业不断发展，青少年营养、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特别是我校切实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年年坚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达标工作都明显促进了成绩的提高。但是我校学生耐力、柔韧、肺活量都较全国数据差，分析其直接原因是学生体力劳动较少，体育锻炼不够（包括时间和强度）尤其是长跑运动不够，其中主要是时间安排的问题，也有学生缺乏刻苦锻炼的意志问题，由于独生子女的增多，家庭、学校对他们的呵护过多，而对他们的意志品质的培养不够，使学生中怕吃苦、怕累现象较普遍，学生听到中长跑就尽可能躲避。另外生活水平的普遍改善，热量、脂肪摄人过多及食物结构不合理，更加重了肥胖学生的比例。

6结束语

相对于九五年全国学生体质数据而言，我校学生的体质状况是身体形态较好，而身体机能稍低于全国水平。身体素质中的速度、爆发力、力量等素质较好，而耐力、柔韧素质相对较低，总体评价是我校学生体质中等偏上水平。建议学校为改变学生耐力素质差及肺活量差的缺点，每年都在冬春季节开展“为祖国耐锻炼”的象征性长跑活动。形成制度，养成习惯。

参考文献

1、李晓佳．1995年全国学生体质调研数据．中国学校体育，1997年第1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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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进一步优化科技创业和自主创新环境，加快集聚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型创业项目，鼓励科技领军人才到创业创新，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国内外科技领军人才及其到实施的科技领军人才项目。

第三条科技领军人才是指拥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知识产权清晰、市场开发前景广阔的科技成果，带技术、带资金来我区创办企业或在企业参股比例30%以上的科技带头人。

第四条科技领军人才项目是指与科技领军人才所从事的核心技术领域密切相关的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其所属行业为重点发展的集成电路、半导体照明、生物、智能制造装备、软件及信息服务以及新材料、通用航空、新能源汽车、新型平板显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以下简称新兴产业）。科技领军人才项目，需要在范围内进行企业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科技领军人才项目分为创业项目和高增长型项目两类项目。创业项目是指科技领军人才以其核心技术新创办控股或新参股30%以上企业的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其核心技术在该企业主营业务中占有核心地位。高增长型项目是指科技领军人才的科研成果完全实现产业化的项目，在实现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首期实到投资、年销售收入、年增长情况等符合下列条件的项目。

㈠自有注册资金及实物资产（含自筹、风投）首期投入不低于400万元。

㈡新创办企业投产一年内主营业务销售收入达到800万元以上或者已投产3年以上企业申报的上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以上。

㈢产业化成熟度高、高增长性好（年销售收入增长率达25%以上或年销售收入增长额在800万元以上）。

㈣拥有一支技术研发、生产管理、市场开发等方面人才组成的创业创新人才团队。

第五条科技领军人才项目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科技局根据新兴战略产业发展、科技进步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需要提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指标体系，委托市级以上（含市级）科技评估机构评审，报管委会审批认定。

第六条本办法中所指的各种人才奖励、资助和补贴，均在人才发展资金中列支，各种项目资助，均以科技项目立项方式，从科技经费中列支。

第二章项目资助

第七条启动经费。给予科技领军人才创业项目不超过300万元启动经费资助。

第八条研发和经营用房补贴。对科技领军人才创业项目租用研发和经营用房的，在确认科技领军人才及其项目后，三年内按照每天每平方米0.7元的标准，补贴200平方米以内的一处研发和经营用房的租金；在认定科技领军人才及其项目后，对科技领军人才高增长型项目三年内按照每天每平方米0.7元的标准，补贴2000平方米以内的一处厂房租金或厂房维护费用和水电汽费用补贴。

第九条项目资助。在2年内，给予科技领军人才创业项目不超过400万元的研发成果产业化项目资助；给予科技领军人才高增长型项目不超过600万元的研发成果产业化项目资助。

第十条融资补贴。在科技领军人才项目投产三年内，根据项目流动资金需求，以贴息比例不超过70%的方式给予科技领军人才创业项目不超过100万元、高增长型项目不超过150万元的融资补贴。

第十一条新增财力贡献奖励。对于符合《促进新兴产业发展若干政策（试行）》（大金管发〔〕号）第八条规定的科技领军人才项目，自其投产之日起3年内，按其每年缴纳企业所得税形成的地方财力的增量部分给予适当奖励，用于研发投入。

第十二条项目资助配套补贴。科技、发展改革、经济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协助科技领军人才所在企业争取国家部委、省、市各相关系统的项目资助，并给予获得各级资助的领军人才项目相应的资金配套补贴。

第三章人才鼓励与配套服务

第十三条安家费补贴。给予科技领军人才一次性安家费50万元（税后）。

第十四条人才公寓。管委会为科技领军人才提供建筑面积150平方米左右的高级专家公寓，在科技领军人才项目被认定后，享受优惠政策3年时间内，免租金居住。在本市租房居住的科技领军人才，在被认定为科技领军人才及其项目后，在科技领军人才项目被认定后享受优惠政策3年时间内，每年享受一处住宅15万-20万元的租房补贴。

第十五条专项奖励。在科技领军人才项目实施的三年内，科技领军人才因工资薪金所得而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其留成部分专项奖励给个人，奖励额度累计不超过30万元。每年因工资薪金所得而缴纳个人所得税10万元以上的，专项奖励比例为120%；年缴纳个人所得税5万元至10万元的，专项奖励比例为110%；年缴纳个人所得税5万元以下的，专项奖励比例为100%。

第十六条子女就学及国际学校补贴。科技领军人才的子女在入托及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可根据科技领军人才的意愿，由教育部门安排到区属公办学校、幼儿园就读。三年内，给予归国留学的科技领军人才就读国内的国际学校子女学费补贴，其每年学费5万元以下的据实补贴，超过5万元的补贴5万元。

第十七条医疗保健服务。为科技领军人才提供跟踪医疗服务，每年为科技领军人才提供免费体检服务，建立领军人才健康服务档案，对健康状况进行跟踪记录。

第十八条学术交流平台服务。成立科技领军人才联谊会，举办创新创业沙龙、科技领军人才论坛等主题活动，促进科技领军人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对贡献突出或工作需要的科技领军人才，每年可资助一至二次赴国外进行项目考察或学术交流，资助费用每次最高不超过2万元。

第十九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优先为科技领军人才的配偶提供就业服务支持。

第二十条经管委会批准的其他奖励扶持政策。

第四章管理与考核

第二十一条经批准的科技领军人才项目，由管委会与领军人才本人签订科技领军人才项目执行协议。

第二十二条科技领军人才及所在企业应当按照协议有关约定，按时完成项目开发和产业化目标，接受管委会有关部门的监管、考核。科技领军人才及所在企业违反合同约定的，管委会可依据合同条款撤销或终止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