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范文10篇

弗洛姆范文篇1

论文摘要:弗洛姆一生致力于文化、社会的批判。他认为当今的社会是病态的社会，而科学技术脱离人的控制是社会病态的原因所在。因此，弗洛姆提出要将科学技术重新置于人类控制之下以建立”健全的社会”。而科学技术又恰恰是推动社会健全的必备手段。

埃里希·弗洛姆是当代著名德裔美籍思想家，其一生致力于对文化、社会的分析与批判。在许多精神病学者和心理学者都认为当今的整个社会不会患病的时候，但弗洛姆发现隐藏在人病态之后的恰恰就是整个社会的病态与不健全。要使社会走向健全，必须要把科学技术重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下。

一、社会病态的根由

弗洛姆认为，我们正处在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在当代工业社会，一个幽灵正在我们中间游走徘徊，然而却很少有人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它不是共产主义或法西斯的幽灵，而是一个全新的幽灵:一个完全机械化的社会。”科学技术正是导致机械社会根由。

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社会片面追求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科学技术在近代的迅猛发展，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人类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世界各国也以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为荣，争先恐后的发展本国科技，并使之转化为生产力，以生产更多的物质则.富，奠定自身世界强国的地位。与此同时，人的消费不再仅仅是满足生存的需要，而是在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生产的控制下变成了“异化的消费”。很多情况下一旦我们获得了这些东西，我们是如何加以利用的呢?就很多东西而言，我们甚至找不到使用的借口。我们得到这些东西不过是为了了占有它们。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着重于智力的培养，而忽视对人本性的关注。科学技术以人类的智力为原动力，所以当代社会对于人的智力的培养倾注了大量精力。但是，智力对于目标是否合乎情理缺乏判别能力。因此单纯应用智力导致的后果可能是消极甚至是可怕的。正如人类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究，如果单纯在智力的引导下进行，那么世界必然时刻处于被毁灭的危机当中。对于人性的关注与考察应该是一个社会健全的必要条件，但是当今社会对于人性的追问显得如此单薄。人类过分追求物质财富，而致使精神家园荒芜;过分强调浅层的智力，而丧失了真正的智慧。

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无尽物质财富与便利的同时，又把人类社会带入病态的境地。

二、社会病态的症状

在不健全的病态社会中，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人体现了社会病态的所有症状。

在病态社会中，人逐渐成为了机器的附属物，被机器的节奏和需求所统治。人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消费者，他的唯一目标是拥有更多的东西，消费更多的东西。弗洛姆认为，”这个社会制造了许多没用的东西，在相同程度上也制造了许多没用的人。人，己经不再是人了，变成了一个东西，成为了生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做着自己不感兴趣的事，与他们不感兴趣的人在一起，生产着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人们不生产时就消费。人们用于驱逐烦闷的各种消极的娱乐手段反而增加了自己的烦闷，这些娱乐手段阻止他们变得清醒和有意识。

在病态的社会中，人类被定量和抽象化。如果没有定量和抽象化，社会化大生产不可能得以实现，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定量与抽象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已经扩展到人对物、对人、对自己的态度方面。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本性，变成用数字符号就可以表达的概念。定量与抽象化导致了人的异化。弗洛姆认为’.所谓异化，就是一种经验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体验到自己是一个陌生的人。我们可以说，他同自己离异了”在经济领域，人性异化表现为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异化。弗洛姆认为，劳动表现了人的创造力本质。但随着近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劳动仅成为一种获得金钱的手段。在异化的劳动中，人失去了自己的尊严与价值。在政治领域，人性的异化主要表现在民主制度中，现代民主选举人的意愿表达方式成了一种异化的表达方式。现代民主制使人们成了被异化的自动机器，他们的情趣、意见和好恶都受制于社会这部大机器，他们不可能表达出自己的真正意愿。西方民主国家中政治机器的运转正如商品市场的活动一样，各个政党如同庞大商业机构，职业政客像商人一样使用施加压力的广告方法向公众推销其货物，公众就像在消费中受广告支配一样，在选举中必然受到政治宣传的左右，这种民主必然不是真正的民主。

在病态社会中，人的精神状况堪忧。自由时间的充裕，带给我们的不是闲适与愉悦，而是茫然无措和无所事事，在仿徨无助中，人们只好无奈地看着生命像流沙一样从指间溜走。虽然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但人们的心灵却被各种虚假的幻像充斥着，自杀与酒精中毒现象的大量存在折射出人挣扎于精神的苦海之中。人的害怕独处、拒绝认识自我恰恰说明人本身己异化为物的存在。

三、社会健全与科学技术

弗洛姆认为，当今社会的病态是由于科学技术脱离了人的控制而反过来控制人所造成的。弗洛姆提出要建立”健全的社会。”首先，在这一社会里，没有人是别人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每一个人总是并毫无例外的是自己的目的;因此，每个人都不是被人利用，被自己利用，而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力量的目的而活着;人是中心，而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活动都是服从于人的成长这个目标。在健全的社会里，人们无法利用贪婪、剥削、占有、自恋这类品质来获取物质利益，或提高个人的威望;按照良心行事被当成基本的、必要的品质，而机会主义和纪律松懈则被看作是不合群的自私行为;个人参与社会事务，社会的事因因而也成了个人得事;个人同他人的关系也与他同自己的关系不在分离。此外，一个健全的的社会使人在易于管理的和可观察的领域内，积极而又负责的参与社会生活，并且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一个健全的社会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战斗团结，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同成员有爱相处;健全的社会促进人人在工作中进行创建性活动，刺激理性的发展，使人能够通过集体的艺术和仪式，表达出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

那么建立健全的社会的必由之路又在何方?我们从对人类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可改变的他的自然属性，所以在生物学意义上来说人也是一种动物。但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相比较，缺少适应环境的生物调节本能。人没有强壮的身躯，没有浓厚的皮毛，没有锐利的爪牙，没有敏锐的嗅觉……在自然面前，人类显得如此脆弱柔嫩。但是"动物的本能越不完全、不稳定，头脑就越发达，因而就越具有学习的能力”。因此人类具有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智慧与理性。同时，科学技术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形态的更迭，现在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局面。人类社会形态的每次更迭都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跨越，社会形态日趋完善。生产力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以提高的最大助推力。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或许还一直处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

弗洛姆范文篇2

在本书中，弗罗姆回顾了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他指出，人类历史是一个“日渐个人化及日渐获得自由”的历史。亚当和夏娃违反了上帝的旨意偷吃禁果，从而真正有了作为人的意识，自由开始了，与此同时，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亦因此遭到破坏。人类一方面摆脱了传统的外在权威的种种束缚，尤其在当今，人类差不多完全摆脱了宗教及诸种权威的影响，并拥有较充分的物质财富，成为完全“独立的个人”；但另一方面，一旦人类独立，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被瓦解，人的生命价值的完整性亦不复存在。在这之前，人隶属于宗教、社会和家族，而不属于自己。这种状况妨碍人类朝自由、自决和完整的方向发展，但是，它往往又是“慈爱、互助及安全”的，人可能感受到饥饿和外在压迫的痛苦，但人不感到孤独。

然而，获得“自由”的现代人则呈现出另一种情形。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人日益个体化，成了一根根伟岸羸弱的风中芦苇。现代文明制造出大量的物质产品，它像一堵堵高墙，将人与人隔开，把人拉离本真状态。乡下人的热情纯朴在城市绝迹，茅屋的原始气息在一幢幢高楼大厦中荡然无存。甚至在一个人格不健全的社会，人们连孤独也无从察觉，只有麻木、浮躁和野蛮。人们赤裸裸的炫耀财富，却离本真愈远；人们谈论性，谈论女人，却离本真愈远；人们宽容默许一切，却离本真愈远。在当下时代，存在真正成为了一个问题。

现代社会中，政治的专制可能走向衰弱，但专制“并非消失，而只是转为看不见的”，“它伪装成一般常识、科学，正常状态，公众舆论”（弗洛姆语），它有其表现在金钱和物质财富的魅力方面。政治专制能让被压制者清楚的看见对手，容易明了自己受压制的力量来自何方，从而产生要摧跨该股势力解放自我的愿望。而现代社会的世俗专制则是隐蔽的，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那么肆无忌惮那么温情脉脉，受压制者如芒刺在背又无从发泄，因为他无法看清对手，犹如日本鬼子陷入人民战争的大海。人们为了挣脱孤独的泥沼，或麻醉灵魂，或投身于极权政治，或发泄破坏，或玩世不恭等等。但是，这种努力显然极其脆弱，因为它是以丧失自我的完整为代价，这只能使现代人披上一具更沉重的精神枷锁。

弗洛姆范文篇3

【关键词】弗洛姆；幸福观；精神生活；和谐社会

艾里希•弗洛姆，美籍德国犹太人，著名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生写下多本著作，对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幸福是人类社会一个重要议题。现代社会工业和经济迅速发展，然而丰富的物质财富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中的幸福感，人们常感到内心空虚与不快乐。弗洛姆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分析出阻碍幸福的因素有哪些并就如何实现幸福提出建议。如今我国经济繁荣，同样有人面临幸福感缺失的问题。弗洛姆的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利于帮助人们走出困惑，树立积极的幸福观，促进人与社会健康发展。

一、弗洛姆的幸福观及其产生背景

从古至今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幸福的探讨。关于“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答案：柏拉图向往的理想国，享乐主义宣扬的“幸福等同为快乐”，儒家学派设想的大同社会，近年来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小康生活弗洛姆没有完全赞同哪位前人的观点，而是结合亲身经历及现代社会状况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一生经历过经济大萧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资本和工业迅速发展的时代，这些经历使他对研究人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浓厚兴趣。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人都在追求幸福，但由于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与个人心理力量的缺失导致人们过于依赖外部物质，得不到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应该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爱、人与人相互关心、相互信任的社会，个人内心充实且强大，拥有充实的精神世界。他还指出，通往幸福的道路上有着许多阻碍，想要实现幸福个人与社会都需要努力做出改变，个人需要培养战胜各种阻碍的能力，同时社会需要在经济、文化、环境等多方面进行完善和发展。

二、阻碍幸福的因素

（一）个体方面。个体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存在着许多阻碍，归结起来为缺少爱与理性思考的能力，心灵空虚，自私自恋。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价值感总是依赖外部因素，受限于市场判断标准。人们习惯以金钱，拥有的物质衡量自我价值，常常忽略拥有的精神财富和情感力量。尼采认为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弗洛姆认为“20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1]，人类在将来的危险是“人会成为机器人”[1]，这是指个体缺少爱与独立理性思考的能力，心灵变得空虚。在现代社会，人们常常过于追求物质，这种迷恋占有物质的生存模式被弗洛姆称为占有型生存模式[2]。倾向占有的人追求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本，通过占有获得满足感和安全感，他们认为占有得越多就越幸福。这种心理导致的消极后果是盲目消费和心理力量缺失。倾向占有的人总是利用外部物品作为支撑，他会根据他拥有的、能拥有什么给自己定位，确定人生的意义和如何度过一生，从而导致自己变成了物质和财富的奴隶，心灵变得脆弱。爱、理性和生产能力是一个人重要的心理力量。如果一个人的心理力量是薄弱的，他会屈从于欲望，随波逐流，自私自恋，以及做一些冲动的事情，这些都是通往幸福道路上的障碍。自私自恋也是追寻幸福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重占有的人热衷于计算自己能够得到多少，他人能给自己什么，而不愿意给予他人自己拥有的，无论是物质上还是情感上，包括爱。在他们的眼中，爱是“被爱”的问题，爱的关键是“我会被人爱吗？我如何才能被人爱？”，而不是自己去爱的问题，因此也不愿给予他人自己的爱。弗洛姆认为，爱主要是去“给予”而非“接受”[3]。“给予”比“接受”更令人快乐，因为在给予的行为中，一个人会体会到自己的能力、强大与富有，“给”体现了个体的生命力。“给予”最重要的不是物质方面，而是精神情感方面，人应该把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同他人分享：他的欢乐、兴趣、理解、知识、幽默、伤感[3]。“给予”丰富了他人的生活，也增添了自己的价值。（二）社会环境。获得幸福并非个人私事，还与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生活与文化环境对人们的言行和性格塑造产生巨大的影响。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环境是不健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人际关系冷漠。这种冷漠是工业化与货币经济的产物。金钱至上的理念下，自我中心主义增加，人们忙于追求自我中心利益导致对同胞的感情减少。导致现代人过于偏向物质生活的另一个原因是消费文化的影响。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商品种类变得繁多，人们的消费能力不断上升。受现代媒体及广告的影响，人们买的是品牌，用的是商标。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消费成了一种符号消费，消费者消费的并不是商品，而是商品蕴含的意义和代表的符号。于是，在占有欲的促使下，人们会购买许多本不需要的东西，为的是炫耀。这种环境下，人们容易产生不满足的非理性消费欲。弗洛姆指出，人们需要拥有辨别真伪、理性思考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人们才能认清许多经过伪装和合理化的虚假现象，不盲从社会潮流。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呢？弗洛姆认为，能够促进人的精神健康发展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才会身心健康，才会获得幸福。“健全的社会能拓展人具有的爱人的能力，能促使他创造性地工作，发展他的理性与客观性，以及使其具有基于自己的生产力的经验的自我身份感。不健全的社会则造成人们相互憎恨与不信任，将人变成供他人利用与剥削的工具。”[1]

三、实现幸福的方法

想要实现幸福个人与社会都需要努力做出改变。个人需要培养战胜各种障碍的能力，同时社会需要全方位完善。（一）个体方面。想要获得幸福，人们需要克服自私自恋，拥有理性思考和爱的能力，这样才能保持头脑清醒，不轻易迷失自我，不淹没于物质欲望之中。想要克服自私必须学会在实践中分享。注意力要从只关注自己转移到也关注他人、社会、艺术、政治事件。要学会与他人分享情感，给予他人自己的爱，学会爱自己和他人，把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同他人分享，如欢乐、兴趣、知识以及情感。爱的能力并不来自外部物质世界，而是经由自我内在意志的坚持以及长时间与人互动练习得来。这需要人们学会倾听，克服自恋，拥有谦卑的态度，学会信任他人。想要拥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取得成功和幸福，人们需要做到矢志不渝，保持清醒，有觉悟。这些品质要求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保持专注向着目标全力以赴。所谓觉悟是指“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知晓或感知状态”[2]。一个人对自己、他人、社会的认识越准确，就会越有安全感，行动上也会更加独立，不随意听从他人或被虚假现象欺骗。想要做到不迷失自我，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提升觉悟力，驱除思维迷雾，培养批判性的思维。（二）社会方面。如何构建一个健全的社会？改革是必不可少的。弗洛姆强调，只注意某个方面的变化而忽视其他方面是不行的。现代社会已经暴露出过于注重经济而带来的弊端，一个健全的社会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同时进行改革。“如果我们不在所有这些领域同时着手改革，那么任何改革与重建的努力都会落空。”[1]在改革中，集体团结十分重要。虽然当今社会主张以人为本，重视个人价值，但这不是宣扬只为自我中心利益而活，这是说每个人都应当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别人的工具，应当用自己的思想去明辨是非而不是一味地随波逐流；人与人之间应多一些信任，相亲相爱。除此之外，弗洛姆还指出民主政体的重要性，民主政体应该向人们传达一种强烈的信念，一种“对生命、真理及积极自发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信念”[4]。

四、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弗洛姆认为想要得到幸福，人类就必须在拥有爱的能力的前提下，突破以占有和以自我为中心，走向集体团结，构建一个健全和谐的社会。时至今日，其思想仍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首先，实现幸福需要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并重。弗洛姆并不反对拥有财富，而是反对一味地追求物质财富而忽略精神世界和不择手段无止境的贪婪。第二，实现幸福需要爱己及人。现代工业社会中人际关系变得冷漠，人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与他人接触，习惯于封锁内心自我保护，无论是物质还是情感都不愿与他人分享，也不愿敞开心扉爱他人，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就会变得缺少人情味。第三，实现幸福需要社会和谐。幸福不单单是个人的事情，它是一个社会共同的事情。人们的善举推动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完善也给予人们更多幸福，整体社会幸福才是最终目标。目前我国经济繁荣，有人在金钱的诱惑下一味追求物质富足而忽视了精神世界，从而内心空虚，走向极端；有人崇尚拜金主义，为获得财富不择手段，甚至丧失良知，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情。弗洛姆的幸福观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他秉承的注重内心修养与理性思考的观点有助于人们正确处理物质财富与精神食粮的关系。他宣扬的爱己爱人、团结集体等思想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促进我国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人民幸福与建设现代化强国具有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艾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详，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2]艾里希•弗洛姆.存在的艺术[M].汪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3]艾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M].刘福堂，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弗洛姆范文篇4

摘要：埃里希.弗洛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人学家。《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系弗洛姆早期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是20世纪将马克思哲学重新人本主义化的重要文献。此书中,弗洛姆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为人本主义的观点，讨论了他重新解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这里，他反对将历史唯物主义诠释为经济决定论,而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特征。关键词：弗洛姆；人的概念；历史唯物主义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主义和享乐主义式的唯物主义弗洛姆认为,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莫过于人们对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东西横加指责。这也是最近几十年马克思哲学在西方社会中遭遇的境况。他说“在有名望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所写的书籍和文章中,经常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可是,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似乎政治家们和新闻记者从来没有浏览一下马克思的著作,某些社会科学家也满足于对马克思的一知半解。”弗洛姆的这个批评是很到位的，在20世纪中叶,相当一批西方学者在攻击马克思主义时,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更不要说通过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理论，“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骂得最凶的人,绝大多数从未读过马克思的东西”。对于马克思的哲学“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谈论和描述它们,而不必对它们有所认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谈论马克思,而不需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至少不需要阅读足够多的著作,以便对马克思的非常错综复杂而又精细微妙的思想体系有所了解”。这种情形大约也发生在一些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们身上。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哲学的真相被严重地曲解了。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所有那些马克思的经典诠释者，不管是考茨基、列宁一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像伯恩斯坦那样的修正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经济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弗洛姆认为，他们所理解的这种哲学实际上“更接近于马克思所反对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而不接近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们都没有“把马克思解释为是以他的人本主义的存在论(existentialism)为中心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追逐世俗物质利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使人与其伙伴们以及与自然界处于统一而且和谐的关系之中”。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不是简单地认同经济决定论，不是将物质力量奴役人的所谓客观规律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是将人生泯灭在历史物质总体运动中，不是否认人的精神存在的重要价值。马克思追求的恰恰是人的解放。“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以便他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马克思恰恰是要从经济力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粗俗的唯物主义中超脱出来。“这令人想起19世纪40年代初青年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写下的文章，在那里，青年马克思有“下流的唯物主义”之说，他将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倾向称之为“黄金拜物教”,并贬斥为“三文铜钱即可买到的学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弗洛姆声称“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精神性的生存论，它由于具有这种精神的特质，因而反对当代的唯物主义实践和那种伪装得不巧妙的唯物主义学说”。甚至说，这种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一种预言式的救世主义”。二、马克思主义是人本主义的哲学伯恩斯坦与考茨基，普烈汉诺夫与列宁，在许多哲学理念和实践旨趣上是完全异质的。可弗洛姆说，他们在否认马克思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而弗洛姆在这本书里却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定位：马克思哲学的真谛是人本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宣言。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正是“来源于西方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自斯宾诺莎开始，通过18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一直延续到歌德和黑格尔，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的关怀”。他甚至认为“在以往的历史上，佛陀(Buddha)、希伯来的先知、耶酥基督、苏格拉底、文艺复兴的哲学家，以及从启蒙运动起到歌德和马克思为止的那些哲学家，都是伟大的人本主义者”。弗洛姆发问道，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本主义，那么为什么长久以来马克思哲学却不是以这种人本主义的形象被呈现?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这种人本主义传统会在后来丧失?依他的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两个关键性文本缺失的事实。一是代表马克思哲学人本主义真面目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到1932年才发表，人们起初根本不知道存在这样的文本；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整文本也是于1932年第一次正式出版。这些文本的历史性缺失，对第二国际以后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歪曲和片面解释马克思的思想是很有用处的”。这证明，无法看到马克思的人学论著，是使马克思哲学畸变为物化哲学的历史原因。第二，更为近切的原因还在于“从马克思逝世到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间内，哲学思想为实证主义的机械论的思想所统治，这种思想影响了像列宁和布哈林这样的思想家”。似乎这是导致马克思哲学退化成机械决定论的理论原因。三、只有一个人本主义的马克思在反对“两个马克思”这一点上，弗洛姆有专门的论辩。他不仅不同意西方“马克思学”的观点，还进一步批评了前苏联、东欧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并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在他看来，之所以在前苏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青年马克思的形象被贬斥，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的社会制度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在一切方面都是矛盾的。在他们的制度中，人是受压抑的，是国家和生产的奴仆，而不是一切社会安排的最高目的。马克思的目的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这一目的在苏联的制度中遭到否定，其程度甚至比当代的资本主义还要严重。以弗洛姆的看法，正是因为在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专制体制中，人的解放并不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在那里，体制本身成为一切，而个人存在只不过是为了体制的稳定和运行，是可以牺牲和压抑的，这种历史现实，必然使前苏东学者的理论思想中丧失人的基本地位，这种缺失甚至超过马克思所反对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弗洛姆的这一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体制的僵化和落后，是其理论畸化的前提。但是，这不能混淆一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即理论思想并不完全同构于现实，即使是在那个错误的时代里。在弗洛姆看来，前苏东学界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与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的观点相对照:一个是仅仅肯定晚期马克思，贬斥早期人本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另一个是肯定早期马克思而简单地否定晚年马克思。各自走向了两极。而真实的情况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思想，和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这是说，马克思既没有像前苏东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抛弃了他的早期人本主义观点，也不是如“马克思学”所说晚期马克思“创作能力的某种丧退”,马克思的思想始终是一以贯之的，他从来没有放弃人本主义的思想。在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只有一个马克思，这就是作为人本主义哲学家的马克思。这是弗洛姆理论论说中最重要的逻辑支撑之一。弗洛姆认为，产生上述误识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人们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之间内在关联认识不足。在《1844年手稿》发表之后，前苏东学者为了说明青年马克思与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异质性，曾经专门指认过前者与后者在文本上的不同。其中最关键的文本诠释质点，就是1845年以后马克思不再直接使用“人的类本质”和“异化”一类的概念。弗洛姆则认为1845年之后马克思的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仍然是马克思关注的对象，回击了前苏东学者的观点。四、对该书观点的回应弗洛姆所谓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误认一说，在批评第二国际以来狭隘的经济决定论的意义上是有合理之处的，他还是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二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意向。其一，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基础性因素的确是作为社会历史存在一般现实基础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这是不能否认的逻辑起点。如果弗罗姆连这一点也不能接受的话，他将直接倒退到唯心史观。其二，第二国际理论家错将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史前社会中物质力量奴役人，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创造出来的经济利益制约人的物役性现象，误指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基石,这是一种极大的曲解。弗洛姆的批评在后一个语境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弗洛姆将马克思的哲学仅仅视为一种伦理的人学抗议，而不是真正走向现实生活革命的实践指南,他所说的这种巨大影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参考文献：[1]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2]张一兵.另一个马克思：一种人本主义化的诠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05).[3]季乃礼.弗洛姆的马克思主义观[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01).[4]张和平.“异化”不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概念[J].西北师大学报，2004，(01).[6]张一兵.谁歪曲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概念[J].湖南社会科学，2003，（04）.

弗洛姆范文篇5

关键词：弗洛姆；人的概念；历史唯物主义

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主义和享乐主义式的唯物主义

弗洛姆认为,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莫过于人们对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东西横加指责。这也是最近几十年马克思哲学在西方社会中遭遇的境况。他说“在有名望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所写的书籍和文章中,经常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可是,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似乎政治家们和新闻记者从来没有浏览一下马克思的著作,某些社会科学家也满足于对马克思的一知半解。”弗洛姆的这个批评是很到位的，在20世纪中叶,相当一批西方学者在攻击马克思主义时,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更不要说通过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理论，“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骂得最凶的人,绝大多数从未读过马克思的东西”。对于马克思的哲学“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谈论和描述它们,而不必对它们有所认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谈论马克思,而不需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至少不需要阅读足够多的著作,以便对马克思的非常错综复杂而又精细微妙的思想体系有所了解”。这种情形大约也发生在一些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们身上。

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哲学的真相被严重地曲解了。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所有那些马克思的经典诠释者，不管是考茨基、列宁一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像伯恩斯坦那样的修正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经济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弗洛姆认为，他们所理解的这种哲学实际上“更接近于马克思所反对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而不接近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们都没有“把马克思解释为是以他的人本主义的存在论(existentialism)为中心的”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追逐世俗物质利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使人与其伙伴们以及与自然界处于统一而且和谐的关系之中”。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不是简单地认同经济决定论，不是将物质力量奴役人的所谓客观规律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是将人生泯灭在历史物质总体运动中，不是否认人的精神存在的重要价值。马克思追求的恰恰是人的解放。“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以便他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马克思恰恰是要从经济力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粗俗的唯物主义中超脱出来。“这令人想起19世纪40年代初青年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写下的文章，在那里，青年马克思有“下流的唯物主义”之说，他将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倾向称之为“黄金拜物教”,并贬斥为“三文铜钱即可买到的学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弗洛姆声称“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精神性的生存论，它由于具有这种精神的特质，因而反对当代的唯物主义实践和那种伪装得不巧妙的唯物主义学说”。甚至说，这种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一种预言式的救世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是人本主义的哲学

伯恩斯坦与考茨基，普烈汉诺夫与列宁，在许多哲学理念和实践旨趣上是完全异质的。可弗洛姆说，他们在否认马克思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而弗洛姆在这本书里却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定位：马克思哲学的真谛是人本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宣言。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正是“来源于西方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自斯宾诺莎开始，通过18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一直延续到歌德和黑格尔，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的关怀”。他甚至认为“在以往的历史上，佛陀(Buddha)、希伯来的先知、耶酥基督、苏格拉底、文艺复兴的哲学家，以及从启蒙运动起到歌德和马克思为止的那些哲学家，都是伟大的人本主义者”。弗洛姆发问道，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本主义，那么为什么长久以来马克思哲学却不是以这种人本主义的形象被呈现?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这种人本主义传统会在后来丧失?依他的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两个关键性文本缺失的事实。一是代表马克思哲学人本主义真面目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到1932年才发表，人们起初根本不知道存在这样的文本；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整文本也是于1932年第一次正式出版。这些文本的历史性缺失，对第二国际以后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歪曲和片面解释马克思的思想是很有用处的”。这证明，无法看到马克思的人学论著，是使马克思哲学畸变为物化哲学的历史原因。第二，更为近切的原因还在于“从马克思逝世到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间内，哲学思想为实证主义的机械论的思想所统治，这种思想影响了像列宁和布哈林这样的思想家”。似乎这是导致马克思哲学退化成机械决定论的理论原因。

三、只有一个人本主义的马克思

在反对“两个马克思”这一点上，弗洛姆有专门的论辩。他不仅不同意西方“马克思学”的观点，还进一步批评了前苏联、东欧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并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在他看来，之所以在前苏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青年马克思的形象被贬斥，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的社会制度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在一切方面都是矛盾的。在他们的制度中，人是受压抑的，是国家和生产的奴仆，而不是一切社会安排的最高目的。马克思的目的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这一目的在苏联的制度中遭到否定，其程度甚至比当代的资本主义还要严重。以弗洛姆的看法，正是因为在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专制体制中，人的解放并不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在那里，体制本身成为一切，而个人存在只不过是为了体制的稳定和运行，是可以牺牲和压抑的，这种历史现实，必然使前苏东学者的理论思想中丧失人的基本地位，这种缺失甚至超过马克思所反对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弗洛姆的这一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体制的僵化和落后，是其理论畸化的前提。但是，这不能混淆一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即理论思想并不完全同构于现实，即使是在那个错误的时代里。在弗洛姆看来，前苏东学界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与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的观点相对照:一个是仅仅肯定晚期马克思，贬斥早期人本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另一个是肯定早期马克思而简单地否定晚年马克思。各自走向了两极。而真实的情况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思想，和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这是说，马克思既没有像前苏东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抛弃了他的早期人本主义观点，也不是如“马克思学”所说晚期马克思“创作能力的某种丧退”,马克思的思想始终是一以贯之的，他从来没有放弃人本主义的思想。在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只有一个马克思，这就是作为人本主义哲学家的马克思。这是弗洛姆理论论说中最重要的逻辑支撑之一。弗洛姆认为，产生上述误识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人们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之间内在关联认识不足。在《1844年手稿》发表之后，前苏东学者为了说明青年马克思与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异质性，曾经专门指认过前者与后者在文本上的不同。其中最关键的文本诠释质点，就是1845年以后马克思不再直接使用“人的类本质”和“异化”一类的概念。弗洛姆则认为1845年之后马克思的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仍然是马克思关注的对象，回击了前苏东学者的观点。

四、对该书观点的回应

弗洛姆所谓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误认一说，在批评第二国际以来狭隘的经济决定论的意义上是有合理之处的，他还是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二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意向。其一，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基础性因素的确是作为社会历史存在一般现实基础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这是不能否认的逻辑起点。如果弗罗姆连这一点也不能接受的话，他将直接倒退到唯心史观。其二，第二国际理论家错将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史前社会中物质力量奴役人，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创造出来的经济利益制约人的物役性现象，误指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基石,这是一种极大的曲解。弗洛姆的批评在后一个语境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弗洛姆将马克思的哲学仅仅视为一种伦理的人学抗议，而不是真正走向现实生活革命的实践指南,他所说的这种巨大影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参考文献：

[1]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2]张一兵.另一个马克思：一种人本主义化的诠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05).

[3]季乃礼.弗洛姆的马克思主义观[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01).

弗洛姆范文篇6

关键词自我完善积极自由创发性

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特别是科技等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随着这样的社会发展，作为创造这一切的人却在慢慢的变质，经济人等不健全的人的出现就是很好的证明，因而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提倡人本主义，要求实现人的全面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理论颇具影响。在下文中，我就弗洛姆人本主义理论中的“自我完善的人”的理论作简要显的分析，希望对我们正确认识“人”有帮助，使我们积极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从而促进我们的社会更好地发展。

一、弗洛姆探讨人本主义思想的背景

一切事物都有起因、经过和结果，驱使弗洛姆研究人本主义的因素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家庭因素的影响：由于母亲患有精神疾病，造成他不愉快的童年；第二个方面是周围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一，在他少年时，邻居家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为陪伴其父亲而愿意终身不嫁，但当其父亲死后，这女孩子也自杀了；其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认为人类都是希望和平的，但是为什么会发生战争？他被周围战争的不合理性和破坏性所困扰。他后来写到：“战争结束时，我是一个内心混乱重重的年轻人，经常思考战争怎样成为可能的这样的问题，希望理解人类群体行为的不合理性，渴望和平和国际间的了解。”

母亲为什么会得精神疾病，正常人的那个女孩子为什么要自杀，希望和平的人类为什么要爆发战争？等等，这些困惑驱使着弗洛姆去研究人类本身。

二、理论来源

由他的困惑出发，弗洛姆认为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类本身的个性问题以及社会中的人类的活动问题。因而他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学说，并创造了自己的新的人本主义学说。

（一）弗洛姆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批判继承

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疾病的产生原因分为机体性的和机能性的原因两种。而机能性的，即属于精神性的紊乱、失调的原因，是精神疾病产生的最重要的方面。因此，对这些精神病，就必须从发掘病人内心的隐秘着手，发现致病原因，使患者从受盲目的潜意识的支配，上升到受自觉理性的支配。他独自创立了自由联想法，即启发病人抛开任何羞耻感和批判意识，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由此摸清病人的治病原因和过程，从而有针对性的对病人进行治疗。自由联想法是精神分析法的实质和核心，它的确立也就是精神分析法的确立。

弗洛姆肯定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关于对个人精神的特殊分析的理论，他认为弗洛伊德所发现的无意识心理过程是其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其精神分析学说不仅捍卫了人的自然需要和权利，而且“是对人的科学的独特贡献，从而改变了未来关于人的图景”。另一方面，弗洛姆又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有片面性，即弗洛伊德过分夸大了人的无意识本能，并把人的本性归结为性欲等生物的自然属性。在弗洛姆看来，人的本性不仅是生理上的种种需求的综合，也包含着社会过程所创造的需求，即人的个性也受社会环境或社会文化的影响。

（二）弗洛姆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学说的批判继承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弗洛姆认真研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并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辩证关系”等等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理论的出发点是人类，因而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人本主义学说。他肯定马克思的学术从社会经济方面考虑人类行为，但是，他也批评马克思过分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人的决定作用，从而忽视了人的心理因素，即本能的欲望冲动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他认为，当前迫切的任务就是把二者科学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建立一个完整的人的形象，这也就是他自己理论研究的任务。

（三）两个理论来源的结合

弗洛姆将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结合起来的契合点归根到底就是人。他吸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关于对个人内在的分析的合理内核和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因素等对人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其关于“自我完善的人”等理论。

三、对不完善的人的理解

在弗洛姆看来，由于科技等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自由，这种自由既有积极的自由，又有消极的自由，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前者日益凸显出来，即人类获得了更多的积极自由，但是，这种自由造成了人类的孤独感和恐慌，使人们丧失了社会归属感，因而人类开始寻找各种方式逃避这种自由，希望摆脱这种孤独感和恐慌，这就造成了人类在心理上某些方面的缺失，甚至形成精神疾病，从而使人走向不完善。

四、人将如何自我完善

根据前面对弗洛姆理论来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弗洛姆认为人的完善应该从两方面着手，即个人方面和社会方面。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怎么区分，我们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而去单独研究人，所以，这就要求对人的研究要时刻与对社会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一）个人的自我完善

弗洛姆认为，一切时代文化中的人，永远面临一个如何消除孤独、达到与他人结合的问题。而心理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设法使人们满足这一人性的最基本的要求。

弗洛姆的心理革命理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治疗与拯救原理；二是培育创发性的爱的原理。前者针对的是有机能性原因的人而言，主要讲的是如何治疗这些人的心理疾病；后者则是针对健康人而言，主要讲怎样积极有效引导一般健康人，促使他们的人格健全地发展。很显然，这两方面的内容都贯穿着把心理革命与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甚至号召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作为心理革命理论的归宿。同时，这两方面也有共同的方法，即找出问题，解决问题。

弗洛姆认为，一定的时代都会为该特定时代的所有成员建立一种共有的社会潜意识，社会正是通过这种社会潜意识制约着社会成员的思想和感情，执行着对社会成员的压抑，它就像一个“过滤器”一样，通过对各种事物的筛选，它通过产生社会压抑的文化机制，如语言、逻辑和禁忌等等，它依靠这些来向人传达某种固定的经验、思考模式、习俗等，使人无形中接受这种固有的模式或思维，放弃或者抛弃反抗；或者当人在期望或做出违反社会潜意识的行为时，促使其产生的孤立与排斥的焦虑，即要人陷于“失去人性”与“脱离社会”的两难选择之中。

另一个造成不完善的人的因素是社会性格。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及人在社会结果中的作用决定了该时期的社会性格，即该历史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促使人们形成与自己相同的意识，从而达到控制人的目的。社会性格有创发性性格和非创发性性格两种。而现今社会的发展状况，给人以中世纪人们所期望的自由，却切断了人们获得安全、得到保护的把自己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因而使人产生了孤独感和不安全感，人们为了逃离这种孤独和不安，形成了接受、剥削、囤积、市场、尸恋型等不健康的非创发性性格，导致了人的不全面。综合上述原因，要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完善的人，就必须消除其两方面的不良影响，培育创发性性格。

创发性性格是人发挥自己的力量并实现其固有的各种潜力的能力。其实质内容是理性和爱，理性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创造力，理解和把握世界的表面及其本质；爱能使人摆脱孤独感，能使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和谐一致地发展。这一人格就是弗洛姆人本主义的基础和目标，是人格充分发展至善至美的象征。

（二）健全的社会对人的完善

人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的全面发展能很好的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能给人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因而弗洛姆认为病态的社会必然产生病态的人格，只有拥有健全的社会才能更好的促进人的完善。

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但是人们却成为了自己产品的奴隶。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的论述：生产的发展“超出生物学水平的人类需求的强度、满足乃至特性，总是被预先决定的。获得或放弃、享受或破坏、拥有或拒绝某种东西的能力，是否能当作一种需求，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所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要摆脱这种社会对人的禁锢，就必须对社会进行健全。

在经济上，要实施生产资料公有制。目的是为了消灭剥削产生的根源---私有制。只有在经济基础得到最全面的保障时，人才会考虑其他方面的事情，这是健全社会的基础。在政治上，使民主原则真正贯彻。这里的民主不是盲目的民主，而是指在理性的、权威的观念引导下实行的民主。在这样的民主下，人民充分发挥自己的权利和权力，参加国家管理，更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全面发展。在文化上，建立人本主义的人本主义伦理学。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要使人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社会主体性，对社会有责任感，充分发挥意识对物质的积极的反作用，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三个方面是健全的社会的最根本的保证，它们相互促进和制约，共同为社会的完善服务，进而为人的完全服务。

五、自我完善的人的表现

弗洛姆认为，自我完善的人应该是具有创发性性格的人，即克服了孤独感并拥有个性的人。如前所述，自我完善的人应当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的理性，同时要拥有一颗博爱的心和爱人的能力。他认为这种博爱，不在于取得什么，而在于给予对方什么。所以总的说来，自我完善的人就是一个运用自己对周围环境等因素的全面认识，对自己的人生、思想、与他人的关系等等方面作一个个人的主观设计，然后在与他人的接触中，按照自己先前的设计给予对方自己的爱，如关怀、负责、尊敬、了解等，而这种爱的给予是因自己的人本主义良心的呼唤而产生的，不牵扯功利性的目的。

每个完善的人，正是因为这种爱的存在，使自己既保持独立而又不感到孤独，使自己重新获得了连接自由与安全的纽带，走出现代人生存的困境，与他人互动，在交流中不断丰富发展自己，进一步实现人的双方进步，最后得到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双赢局面。

六、弗洛姆“自我完善的人”的缺陷

弗洛姆范文篇7

在弗洛姆关于个人与社会的一系列论述中，有三个方面的思想值得关注：1、通过对“基本人性”以及现今社会特征的分析找寻个人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互动的根本动因；2、通过对个人在现实社会中实际状况的剖析，批判现实社会；3、在批判现实社会的基础上，试图描绘出“健全的社会”的理想蓝图。

本文拟从弗洛姆上述三个方面的思想中归纳总结出他的传播思想，以就教于方家。

传播的根源：逃避孤独

人有一种对孤独的恐惧。而在所有的孤独中，精神的孤独是最可怕的。超级隐士实际上与上帝生活在一起，他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最热闹的世界，是个众神灵出没的世界。一个人，无论他是个麻风病患者还是个囚犯，无论他是个罪人还是个废物，他思考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要有一个与他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伙伴。

——巴尔扎克

关于传播的根源问题，即人为什么要传播的问题，绝大多数传播学论著中并没有太多的深入涉及，广大传播学者似乎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人不能不传播”几乎成了各种传播学论著和教科书的逻辑起点。

然而，作为思想家的弗洛姆对这个问题则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并给出了自己的明确答案。

总的来看，弗洛姆并不赞成所谓先天的人性或人格（本能），更不赞成弗洛伊德从先天的人性或人格出发来分析现实的人，进而推及整个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思想方法。弗洛姆认为，“人性既不是生物学上那些固定的和天生的冲动的总和，也不是稳定地顺从于它们的那些文化模式的毫无生气的影子。它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但是它也有某些固定的机制和规则。”1在他看来，人性中存在着两种“固定不变的因素”，一种是“力图满足由生理条件所引起的冲动的需求”，还有一种就是“逃避孤立和精神孤独的需求。”2前者深植于人的生理组织之中，人必须吃、喝、睡、保护自己不受损害，只要人的个体存在，这种自我保护的需求便必然存在。后者虽并不深植于人的肉体过程中，但却深植于人的存在方式的本质和生活实践之中，具有同样的强制性。它其实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必须与他人进行合作，否则就不能生存，这是任何社会中必然的事实，因此人需要与他人交流、合作，以逃避身体方面的孤立状态；二是人必须在价值、符号和模式方面与世界保持联系，否则他将陷入无法忍受的“精神孤独”之中。一个与世界失去精神联系的人即使生活在众人之中，仍会感到十分孤独；与此相反，居于密室而信仰上帝的僧侣，身陷囹圄而又觉得自己的同志就在身边的政治犯，在精神上就不孤独。同样，一个处于完全陌生环境中的身穿晚礼服的英国绅士，一个远离同胞而又时常想起他的民族或者民族的象征的小商人，在精神上也不孤独。

这样看来，弗洛姆所谓人性中固定不变的因素事实上包含三个层面的需求：1、满足个体生存或自我保护的需求；2、逃避身体方面的孤立状态的需求；3、逃避精神孤独的需求。第一种需求是每个个体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既关涉人，也关涉其他一切生物体，可以说是一切生命实体的基本存在方式。而后两种需求则属于人的“类存在”（马克思语）方式，它们“深植于人的存在方式的本质和生活实践中”3。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弗洛姆对于这种人的类存在方式尤为关注，这种关注在他的绝大部分著作中都有比较集中的反映。

弗洛姆认为，人的存在与动物的存在相区别的首要因素是否定性的，这种否定性表现在人在适应外在世界的过程中比动物更缺乏本能的调节，“人诞生在那本能的顺应能力已退化到最底限度的进化点上”4，因此“人是一切动物中最无能为力的”。但是，他同时认为，“这种生物上的弱点恰是人的力量的基础，是人发展自己独特的人类特性的大前提”5。为了克服进化过程中带来的生物性弱点，人只能和他的同胞携起手来，团结一致。恰如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言：“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人能群”。亚里斯多德也认为，人天生是群居的动物。人必须过社会性的生活确实是“人不能不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弗洛姆看来，“只有当身体方面的孤独也包含有精神上孤独的意义时，它才变得无法忍受”6。因此，人们通过与他人建立关系来克服身体方面的孤立状态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甚至是问题的次要方面，因为类似的生存方式在其他一些群居动物中也不难发现。问题的另一方面还在于人必须与世界建立起精神上的联系。这种联系才是一个“本质上只属于人的问题”：人“由于认识到自身与自然以及他人的区别，由于认识到（即使是朦胧地认识到）生老病死之必然，他必然会觉得，与宇宙、与不同于他的所有人比较起来，他是多么的渺小和不重要，除非他在某些方面已有所从属，除非他的生命已有了某些意义和方向，否则，他会觉得自己无异于一粒尘土，被那种自身无意义感所压跨。”7正是从“这样一个本质上只属于人的问题”出发，弗洛姆对人际传播的根源作出自己的解释：“只要能使个人与他人联系起来，就能使人逃避最害怕的一件事：孤独”8。从1941年出版第一部通俗理论著作《逃避自由》开始，弗洛姆的上述思想始终没有改变过。七年之后，他在《自为的人》中进一步重申这一思想：“人是孤独的，同时又处于一种关系之中。人之所以孤独是由于他是独特的存在，他与其他任何人都不相同，并意识到自己的自我是一独立的存在。当他依据自己的理性力量独立的去判断或作出抉择时，他不得不是孤独的。但他又无法忍受自己的孤独，无法忍受与他人的分离。他的幸福就依赖于他与自己的同伴共同感受到的一致性，以及与自己的前辈和后代共同感受到的一致性。”9

“由于失去了乐园，失去了与自然的统一，人成了永恒的流浪者”（奥德赛、俄底浦斯、亚伯拉罕、浮士德），于是，“他渴望‘绝对’，渴望另一种和谐，一种能消除使他与自然、与同伴、与自身分裂的祸根的和谐，并为此而殚思极虑、苦恼万分。”10弗洛姆对人的这种“生存的二重性”（一译为“生存的两歧”）的分析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存在主义哲学的有关思想：对人来说，一方面“存在先于本质”，他被偶然地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不得不独自选择自己的未来；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真的独自进入存在，只有当他把自己当成为他的人、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存在，他才存在。这种两难的境遇便产生出存在主义的“焦虑”11。应该说，弗洛姆对传播根源所做的人本主义思考，对一向视科学主义方法为正宗的传播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如果说上述“生存的二重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苦恼，那么另一种二重性，即“历史的二重性”（一译为“历史的两歧”）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弗洛姆还详细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中，“原始纽带”被割裂，个人失去了与社会的固有关联而产生的孤独。

所谓“原始纽带”是一种将人固定在社会中的束缚关系。弗洛姆认为，在中世纪，真正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个人通过“原始纽带”与社会合成一体。“人一呱呱坠地，在社会中便有了一个明确的、不可改变的和无可怀疑的位置，所以他生根于一个有机的整体之中，并从而他的生活确有保障。一个人与他在社会中所充当的角色是一致的。他是一个农民、一个工匠、一个武士，而并不是一个碰巧才有了这样或那样职业的个人。社会的秩序被视为如同一种自然秩序，由于人在这一秩序中的地位是确定的，所以他有了安全感和相属感。”12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与社会通过这种原始关系合为一体，尽管人们没有自由，可并不感到孤独。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上述“原始纽带”被拉裂了。

首先，在经济领域，手工业的发展中，行会制度被打破。手工业主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雇用越来越多的工人，资本开始运营，剥削关系把农民、手工业者都拉离了已有的社会位置，每一个人都成为“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他不可能再拥有原来的固定社会位置。在资本市场上，每一件事都需要他自己努力，他必须独自面对来自于各方面的竞争。他陷入了从未经历的孤立之境。

其次，在政治文化领域，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的有产阶级，为了谋取政治、社会地位，发起了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领域，人们打倒封建专制，追求个人自由。在思想文化领域，人们强调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思潮使“个人”观念脱颖而出，人们发现并强调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个人摆脱了“原始纽带”的束缚。但是对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得到资本家所拥有的权力与财富。相反，他们在个人化的进程中，失去了自身与社会的统一感。人们与世界的关系不再像以往那样固定而有秩序。人们成为一群“乌合之众”，而这恰恰是大众社会的重要特征。

这个时候的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了，但同时也更加孤独了。弗洛姆这样描述了在“原始纽带”被割裂之后个人的生存状态：“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苦伶仃地活着，孤零零面对这个世界，就像一个陌生人被抛入一个漫无边际和危险的世界一样。新的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深深的不安全、无力量、怀疑、孤独和忧虑感。假如个人想有所作为，那就必须缓和这些感觉。”13

大众传播是否因“缓和这些感觉”而存在？这种“历史的二重性”是否可以用来解释大众传播的产生？弗洛姆的著作中没有明确的答案。但联系前述“生存的二重性”以及下文将涉及的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的批判，如果我们替弗洛姆对上述问题作出比较肯定的回答，恐怕也不能算太牵强附会。

传播的现状：逃避自由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存在着人与人的大量交往，但常处于不合理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使“交往行为”被吸收到“有目的合理的行为”即“工具行为”的功能范围中，造成正常的交往变得不合理，受到了控制，遭致歪曲；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的干预活动已经侵入了人们的“生活世界”，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与人的交往受到经济的和政治的种种命令所干预、控制和支配，而被大大扭曲了，以至不能达成相互谅解与信任，冲突纷起。

——哈贝马斯

《逃避自由》竭力表达的主题在于：“一旦确保个人安全的那种原始纽带被切断了，一旦个人已变为完全孤苦伶仃地面对着外在世界；他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去摆脱这种不堪忍受的软弱无力和孤独状态。”14这一主题在弗洛姆后来的著作中反复出现。他始终认为，生命中蕴涵的一个难题是“我们如何克服因隔离感而产生的痛苦、禁锢和羞愧？如何才能与我们自己、与我们的同胞、与自然合为一体？”15“人类——在任何时代、任何文化中——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都要解决同一个问题：怎样克服分离，怎样实现结合，怎样超越个人的自身生活，并找回和谐。”16虽然人们曾为解决这一“永远相同的问题”提出过五花八门的答案，但在弗洛姆看来，摆脱上述状况的道路或解决这一难题的选择只有两种：“一、向‘积极的自由’方向发展，通过爱和工作使自己自发地与世界联系起来，借此表现自己的情感、感性和理性等方面的能力，在不放弃自我尊严和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自己、自然、他人三者之间的融合；二、向后倒退，放弃自由，通过填平自我与世界之间已形成的鸿沟来克服孤独感。”17弗洛姆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只能被迫选择第二条道路，即以放弃或逃避自由的方式来实现自己与世界的联系。可以说，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传播现状的批判就是建立在上述思想基础之上的。

和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弗洛姆对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十分重视，甚至认为，它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一直具有重要的意义，并贯穿在马克思以后的所有主要著作中，包括《资本论》。”18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导致了“现代人与他自己、与他的同伴、与自然异化了。他被转化为一种商品；在现存的市场条件下，他对自己生命力的体验成为一种必须带来最大可得利润的投资。人的关系本质上是异化的机械人之间的关系”。19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原先在弗洛伊德著作中的一些神经病术语逐渐被弗洛姆用人际关系术语来界定。较典型的例子如，虐待狂与受虐待狂不再是一种由性而来的现象，而是帮助个体逃避难以忍受的孤独感和无力感的冲动，他们的真正目标是与他人取得“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意味着通过自我的分解而进入他人时的完整自我和个性的丧失。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对此做了十分详尽的分析。

弗洛姆认为，受虐待狂和虐待狂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都源自同一种性格结构，即个人为摆脱不堪忍受的孤独感和软弱无力感而不惜放弃自我的独立。总的来说，虐待狂是想依靠占有他人来摆脱个人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而受虐待狂则是依靠隶属于他人来摆脱这种感觉。于是，两者一拍结合，产生所谓精神“共生”结合：双方都使对方丧失了个人的完整性，同时一方离开了另一方也不能独立存在。对此，弗洛姆分析说：“虐待狂者之需要其虐待对象的迫切性，不亚于受虐待狂者需要能虐待他的对象。所不同的是，受虐待狂者通过被压抑来获得安全，而虐待狂者则通过压抑别人来寻找安全。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人的自我都已丧失了完整性。在受虐待狂的情况下，我会发现自己已消失在某种外力之中，我失去了我自己。在虐待狂的情况下，我通过使他人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而扩充了我自己，从而获得了当我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时所不可能有的力量，但同时已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性。”20

“施虐--受虐”的心理偏差反映在人际关系或人际传播中，都是将自己的孤独感转嫁于他人，期望通过与他人的共生关系来解决问题。而这种关系的实质是导致权威与顺从的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传播关系成了一种控制与依赖的关系，结果双方都在这种关系中失去了自我。而这些问题的根源深植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劳动异化，劳动异化导致人的异化，而人的异化必然导致人的病态，进而导致人际关系的病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把他置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促使他进行新花样的享受，从而使他陷于经济上的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其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自己本身的利己需要的满足。”22“施虐--受虐”的心理偏差必然伴随着权威与顺从这两种心理状态。所谓权威，在弗洛姆那里，也是指“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看作是至高无上者。”23其实权威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人，弗洛姆认为，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权威曾先后以教会权威、国家权威、良心权威的方式出现；而到了大众社会，与之相适应的是“匿名权威”。

[page_break]

“匿名权威”的含义是指：权威不再以外显的方式出现，而是“伪装成一般常识、科学、心理健康、正规性、公众舆论。它是心照不宣的，无须采取命令式。它不是一种粗暴的强迫而只是一种温和的说服”，但它“比公开的权威更有力量”。24“匿名权威”是通过教育和媒介深入人们内心的。人们之所以会依附于“匿名权威”，主要是因为教育和媒介扭曲了他们的情感，压制了他们的原创性思维。

在儿童教育中，成人教给儿童很多不属于他们的感觉，让他们喜欢别人，无条件地与人为善。儿童真实的情感被扭曲，一种从众的、悦人的性格被制造出来。而传播媒介则成天塞给人们大量的事实信息，人们把大量的事实装进大脑的同时也失去了思考的精力和时间。于是原创性思维变成了一种记载“事实”的机器，人们在大量的事实信息面前无所适从。另外，现代传播媒体还破坏了世界的整体形象。事实被单个地、片断地提供给人们，它们只具有相象、定量的意义。人们在媒介面前失去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权利、判断能力。弗洛姆在论及该问题时愤怒地指出：“这些宣传机器经常厚颜无耻地中断关于一个城市遭到轰炸、数以百计的人被炸死的报道，来做推销肥皂或酒的广告宣传。同一播音员，以同一挑逗的、讨好的、权威性的语调，在向你报告严重的政治局势以后，就向你宣传起某种牌号肥皂的优点来了（肥皂商当然得付广告费）。电影院里，在向你放映关于鱼雷快艇的短片以后，在你面前出现的马上就是关于时装式样的镜头。报纸让出报道科学发明与艺术创造的版面，刊登了一些陈腐思想，甚至关于情窦初开的少女早餐习惯之类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再置身于自己所见所闻之中了。我们再也不会被所见所闻所感动，自己的情感、批判性判断的能力荡然无存，最后，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就变得熟视无睹、漠不关心了。”25

西方现代文明剥夺了人的原创性思维，使他们形成从众性格，只能依从于“匿名权威”；而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匿名权威”为了达到对人的控制和利用，则迎合人们的心理需求，大量复制各种低劣文化，以缓解人们的“情感饥饿状态”。人们只能被动地“饮入”这些消费性文化。西方社会的大众传播将人们卷入物化的消费中，使他们误以为通过消费可以满足自我的一切需要。弗洛姆指出：“今天，人的幸福在于‘开心’。开心则在于消费和‘吃下’商品时的满足：视像、食物、饮料、香烟、人、演讲、图书运动——这一切都被消费了，囫囵吞下了。世界是满足我们的食欲的巨大对象，是一只大苹果、一只大瓶子、一只大乳房；我们是吸吮者，永恒的期望者——也是永恒的失望者。我们的性格适合于交换与获取，适合于物物交换和消费；每一样东西——精神的以及物质的，都成为交换和消费的对象。”26

上述西方文明给人造成了双重的后果：一是对任何用嘴说出来、用手写出来的东西，抱着怀疑和讥笑的态度；二是只要出自权威，对任何东西他都天真地相信。讥笑和天真形成“共生”关系，成了现代西方人的典型特征，其最终结果是使人放弃独立思考和独立决断的能力。而这正是一种对自由的逃避方式。

应该说，弗洛姆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传播现状的批判是深刻的。我们认为，这部分内容是弗洛姆传播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其意义主要有三：1、加深我们对所谓现代西方文明的认识，尤其是对西方大众传播本质的认识；2、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大众传媒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3、对传播学研究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特别是当我们认识到下述事实时，这种启发和指导意义更显突出：起源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方传播学一直关注控制方法和效果的研究，其中更多充斥的是“工具理性”，相比之下，批判精神、人文关怀则十分缺乏。从哈贝马斯的观点看，可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正宗”传播学事实上大多着眼于人的“工具行为”，而非“交往行为”。27

健全的社会：健全的传播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马克思

弗洛姆指出：“对人类进步来说，在生活的全部领域迈进整体的一步，要比在孤立的一个领域中宣扬一百步——即使这种宣扬暂时有效——更具有深远的意义，效果也更持久。几千年来‘孤立的进步’（当然包括近百年来西方孤立的物质文明进步），所遭受的失败应当是一个相当令人信服的教训。”28根据这一观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弗洛姆看来，健全的传播离不开健全的社会；同样，健全的社会也不能没有健全的传播。弗洛姆曾表达过这样的“信条”：在对人的命运的各种影响当中，“家庭是最重要的影响”，但“家庭本身主要还是社会的一个人，是一个社会想把那些价值和规范强加于其成员们身上的传送带。因此，个人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乃是人所诞生的社会的结构和价值。”29的确，弗洛姆在这里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了。

弗洛姆对自己理想中的“健全的社会”作做了如下描述：“在这一社会里，没有人是别人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每一个人总是并毫无例外地是自己的目的；因此，每个人都不是被人利用，被自己利用，而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力量的目的而活着；人是中心，而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活动都服从于人的成长这个目标。在健全的社会里，人们无法利用贪婪、剥削、占有、自恋这类品质来获取物质利益，或提高个人的威望；按照良心行事被当成基本的、必要的品质，而机会主义和纪律松懈则被看作是不合群的自私行为；个人参与社会事务，社会的事因而也成了个人的事；个人同他人的关系也与他同自己的关系不再分离。此外，一个健全的社会使人在易于管理的和可观察到的领域内，积极而又负责地参与社会生活，并且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一个健全的社会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战斗团结，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同成员友爱相处；健全的社会促进人人在工作中进行创建性活动，刺激理性的发展，使人能够通过集体的艺术和仪式，表达出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30我们之所以大段引述弗洛姆对“健全的社会”所做的描述，原因在于弗洛姆关于“健全的传播”的一系列思想其实就是他上述思想的延伸或展开。

根据弗洛姆的分析，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仍未摆脱下述悖论的困扰：要逃避孤独必然放弃自我，逃避自由；要保持自我的独立性，追求自由，必然陷入孤苦伶仃的无援境地。那么，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弗洛姆认为有，那就是上文所说的两种选择中的第一种选择，即“向‘积极的自由’方向发展，通过爱和工作使自己自发地与世界联系起来，借此表现自己的情感、感性和理性等方面的能力，在不放弃自我尊严和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自己、自然、他人三者之间的融合。”在他看来，这才是一条通往“健全的社会”的唯一正确道路，因而也是通往“健全的传播”的唯一正确道路。

所谓“积极的自由”，是“达到……自由”（freedomto），而不是“来自……自由”（freedomfrom），后者是“消极的自由”。“积极的自由在于全面、总体的人格的自发性活动”。31自发性活动当然不是强迫性的活动，但也不是自动化的活动。它是自我在充分认识自身，且对自身不加压抑的情况下的一种自由活动；在自发性活动中，人的思维、感觉和行为完全是其自我的表现。弗洛姆坚信，“自发性活动是人克服孤独和恐怖，而同时又不使其自我的完整性受损害的唯一途径”。32这也正是弗洛姆所谓“爱的艺术”的思想基础。

事实上，“爱”在弗洛姆的著作中是上述自发性的最重要成分。“爱既不是一种飘落在人身上的较大的力量，也不是一种强加在人身上的责任；它是人自己的力量，凭借着这种力量，人使自己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并使世界真正成为他的世界。”33可见，“爱”是人的本质力量，由这种力量催生出的人际关系或人际传播必然是健康的。这种爱拒绝服从爱人（舍己）和自爱（自私）间非此即彼的伦理观，而是追求在保存个体自身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上与他人、与世界的融合。爱是一种主动的活动，它包含关心、责任、尊重和认识。在这种活动中，我们既发现了他人，又找到了自己。所以，在我们看来，“爱”其实又是弗洛姆“健全的传播”的思想基础。虽然在《爱的艺术》中弗洛姆提出过一些类似交往技巧的建议，如：1、专一，即不为大量的信息干扰视听，认真选取自己所需要的，同时进行思考；2、耐心，摆脱工业社会中人的急躁心态；3、保持敏感，真实地与外界接触，为自己的感知提供材料；4、客观、理智，独立思考以认清真实的世界。但是，如果脱离了上述思想基础单纯关注所谓技巧，那便脱离了弗洛姆的传播思想本身。不少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把《爱的艺术》当作一般的人际关系指南，或干脆当作处理异性关系的指南去读，这恰恰误解了弗洛姆。因为弗洛姆从根本上反对西方社会流行的、“通过征得别人同意的方法来操纵别人的”所谓“人际关系”的“科学”。34他自己在该书的《序》中也曾开宗明义地提醒道：“对于那些期望在爱的艺术方面得到轻松指导的人来说，阅读本书会使他们感到失望。”

除了通过自发的“爱”建立健全的人际传播关系外，弗洛姆还从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提出了实现健全的社会传播关系的构想。

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是竞选。但在弗洛姆看来，正确的决定是无法在大规模投票的气氛中作出的，而只能在较小的团体中制定。因为一般的选民消息闭塞，其兴趣、好恶都受到传播媒介的强烈影响。而西方社会的大众传媒不可能向人们展示现实世界的真实画卷。为此，他提出了“小团体民主”的构想。根据弗洛姆的构想，小团体人数不超过500人，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团体中，重大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讨论，每个成员的意见才能得到充分发表；只有在这样的团体中，人们才能有相互间面对面的交往，理智地听取和讨论其他观点。小团体可按居住地区或工作地点划分，其成员的社会成分尽可能多样化，他们定期开会，挑选自己的官员和委员会，每年更换一次；其活动安排将包括对地方性的及全国性的政治大事的讨论。当然，讨论必须依据事实。那么，怎样了解有关事实的情况呢？弗洛姆提出，设立一个政治上独立的文化机构，以讨论、准备并发表有关事实的资料。为了确保信息的公正、客观，弗洛姆进一步提出，可挑选那些事业上颇有建树、有道德观念的艺术家、科学家、宗教思想家、商人、政治家来组成这样的非政治性机构。弗洛姆认为，“通过面对面小组的讨论和投票表决，决策中所含的非理性的及抽象的因素就会消失，政治问题就会成为公民实际关心的事。公民象征性投票，把自己的政治意志顺从地教给自身之外的力量的异化过程将会颠倒过来，每个公民将从新成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35

从文化层面着眼，弗洛姆提出了“集体艺术”的概念。他认为，我们现在的艺术成了人的生活的一个不同领域，艺术家或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和艺术的欣赏者或消费者相分离。“我们所有的是一种消费文化。我们‘饮进’电影、犯罪报道、烈酒及娱乐。没有主动的建设性参与，没有共同的体验，没有回答生活的有意义的活动。”而“集体艺术”则是：“我们的感观，以一种有意义的、熟练的、创造性的、积极的、与人共享的方式，对世界作出反应”。“在此，‘与人共享’十分重要……它使人感到，自己是以一种有意义的、丰富而带创建性的方式，与他人结合在一起。它不是附加于生活的一种个人‘消闲’的职业，而是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36这种形式可从儿童游戏开始，而后在学校及后来继续下去。它不会完全取代现代体育运动，但可以成为众多非赢利、无目的的活动之一。如果说政治改革的必要因素是分权，那么文化改革的关键就是“分享”。弗洛姆相信，“要把一个互不相涉的社会改造成一个共同一体的社会，就得再度创造出机会，使大家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赞美——凡事一起，而不是成为（借用里斯曼的简明说法）‘孤独的人群’中的一分子。”37

弗洛姆曾把自己的思想称之为“规范人本主义”。的确，从他拒不承认人的本能而强调人对环境的个别适应看，他并非弗洛伊德主义；从他对人的生存标准所作的设定，进而根据这些设定来规划新世界的理想蓝图看，他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弗洛姆的传播思想植根于人本主义，无论是他对人类传播根源的探究，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传播现状的批判，或者是对理想社会传播蓝图的勾画，都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些思想中所集中体现出的对人的自由、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的关心是值得传播学研究充分重视甚至借鉴的。但也必须指出，当弗洛姆对西方社会病态的传播现状进行诊断时，他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特别是他将其中的病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时，更反映出他思想的深刻性。他的这些思想也得到同时代一些思想家的支持，如威廉•怀特、万斯•佩克德、赫伯特•马尔库塞等38。然而，当弗洛姆根据自己设定的人本主义规范去描画理想社会的传播蓝图时，他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是空想主义者，因为他的那些规范大多建立于对以往古典人本主义精神的继承上，而不是植根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入研究中。这也是弗洛姆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区别所在。

注释：

1、2、3、6、7、8、12、13、14、17、20、23、24、25、31、32、弗罗姆：《逃避自由》，第37、37、33、34、37、34、62、87、186、186、209~210、218、222、323~324、333、337页，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4、5、9、弗洛姆：《人的境遇》，见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人的价值》，第103、104、106、105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11、存在主义焦虑的本意是，存在主义者把整个世界作为无用的精神建筑加以抛弃，结果他们却遇到这样一个令人痛苦的矛盾：他们必须在一无选择原则，二无任何他们可以用来衡量他们是否选择得好的标准的情况下进行选择。它是一种植根于人的生存状态之中的痛苦。人生许多两难的境遇都回使人产生上述痛苦感。我们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存在主义“焦虑”的；

15、弗洛姆：《精神分析与禅宗》，《弗洛姆文集》，第446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16、19、26、弗洛姆：《爱的艺术》，第13、77、78页，工人出版社，1986年版；

18、29、34、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第48、187、8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1、见托马斯•A•哈里斯：《我行-你也行》，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2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7、参阅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

28、30、35、36、37、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弗洛姆文集》，第261（括号内容为引者所加）、263~264、322、326、327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弗洛姆范文篇8

弗洛姆认为,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莫过于人们对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东西横加指责。这也是最近几十年马克思哲学在西方社会中遭遇的境况。他说“在有名望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所写的书籍和文章中,经常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可是,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似乎政治家们和新闻记者从来没有浏览一下马克思的著作,某些社会科学家也满足于对马克思的一知半解。”弗洛姆的这个批评是很到位的，在20世纪中叶,相当一批西方学者在攻击马克思主义时,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更不要说通过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理论，“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骂得最凶的人,绝大多数从未读过马克思的东西”。对于马克思的哲学“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谈论和描述它们,而不必对它们有所认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谈论马克思,而不需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至少不需要阅读足够多的著作,以便对马克思的非常错综复杂而又精细微妙的思想体系有所了解”。这种情形大约也发生在一些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们身上。

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哲学的真相被严重地曲解了。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所有那些马克思的经典诠释者，不管是考茨基、列宁一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像伯恩斯坦那样的修正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经济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弗洛姆认为，他们所理解的这种哲学实际上“更接近于马克思所反对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而不接近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们都没有“把马克思解释为是以他的人本主义的存在论(existentialism)为中心的”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追逐世俗物质利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使人与其伙伴们以及与自然界处于统一而且和谐的关系之中”。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不是简单地认同经济决定论，不是将物质力量奴役人的所谓客观规律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是将人生泯灭在历史物质总体运动中，不是否认人的精神存在的重要价值。马克思追求的恰恰是人的解放。“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以便他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马克思恰恰是要从经济力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粗俗的唯物主义中超脱出来。“这令人想起19世纪40年代初青年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写下的文章，在那里，青年马克思有“下流的唯物主义”之说，他将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倾向称之为“黄金拜物教”,并贬斥为“三文铜钱即可买到的学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弗洛姆声称“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精神性的生存论，它由于具有这种精神的特质，因而反对当代的唯物主义实践和那种伪装得不巧妙的唯物主义学说”。甚至说，这种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一种预言式的救世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是人本主义的哲学

伯恩斯坦与考茨基，普烈汉诺夫与列宁，在许多哲学理念和实践旨趣上是完全异质的。可弗洛姆说，他们在否认马克思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而弗洛姆在这本书里却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定位：马克思哲学的真谛是人本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宣言。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正是“来源于西方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自斯宾诺莎开始，通过18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一直延续到歌德和黑格尔，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的关怀”。他甚至认为“在以往的历史上，佛陀(Buddha)、希伯来的先知、耶酥基督、苏格拉底、文艺复兴的哲学家，以及从启蒙运动起到歌德和马克思为止的那些哲学家，都是伟大的人本主义者”。弗洛姆发问道，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本主义，那么为什么长久以来马克思哲学却不是以这种人本主义的形象被呈现?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这种人本主义传统会在后来丧失?依他的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两个关键性文本缺失的事实。一是代表马克思哲学人本主义真面目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到1932年才发表，人们起初根本不知道存在这样的文本；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整文本也是于1932年第一次正式出版。这些文本的历史性缺失，对第二国际以后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歪曲和片面解释马克思的思想是很有用处的”。这证明，无法看到马克思的人学论著，是使马克思哲学畸变为物化哲学的历史原因。第二，更为近切的原因还在于“从马克思逝世到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间内，哲学思想为实证主义的机械论的思想所统治，这种思想影响了像列宁和布哈林这样的思想家”。似乎这是导致马克思哲学退化成机械决定论的理论原因。三、只有一个人本主义的马克思

在反对“两个马克思”这一点上，弗洛姆有专门的论辩。他不仅不同意西方“马克思学”的观点，还进一步批评了前苏联、东欧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并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在他看来，之所以在前苏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青年马克思的形象被贬斥，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的社会制度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在一切方面都是矛盾的。在他们的制度中，人是受压抑的，是国家和生产的奴仆，而不是一切社会安排的最高目的。马克思的目的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这一目的在苏联的制度中遭到否定，其程度甚至比当代的资本主义还要严重。以弗洛姆的看法，正是因为在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中，人的解放并不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在那里，体制本身成为一切，而个人存在只不过是为了体制的稳定和运行，是可以牺牲和压抑的，这种历史现实，必然使前苏东学者的理论思想中丧失人的基本地位，这种缺失甚至超过马克思所反对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弗洛姆的这一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体制的僵化和落后，是其理论畸化的前提。但是，这不能混淆一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即理论思想并不完全同构于现实，即使是在那个错误的时代里。

在弗洛姆看来，前苏东学界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与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的观点相对照:一个是仅仅肯定晚期马克思，贬斥早期人本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另一个是肯定早期马克思而简单地否定晚年马克思。各自走向了两极。而真实的情况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思想，和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这是说，马克思既没有像前苏东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抛弃了他的早期人本主义观点，也不是如“马克思学”所说晚期马克思“创作能力的某种丧退”,马克思的思想始终是一以贯之的，他从来没有放弃人本主义的思想。在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只有一个马克思，这就是作为人本主义哲学家的马克思。这是弗洛姆理论论说中最重要的逻辑支撑之一。弗洛姆认为，产生上述误识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人们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之间内在关联认识不足。在《1844年手稿》发表之后，前苏东学者为了说明青年马克思与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异质性，曾经专门指认过前者与后者在文本上的不同。其中最关键的文本诠释质点，就是1845年以后马克思不再直接使用“人的类本质”和“异化”一类的概念。弗洛姆则认为1845年之后马克思的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仍然是马克思关注的对象，回击了前苏东学者的观点。

四、对该书观点的回应

弗洛姆所谓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误认一说，在批评第二国际以来狭隘的经济决定论的意义上是有合理之处的，他还是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二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意向。其一，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基础性因素的确是作为社会历史存在一般现实基础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这是不能否认的逻辑起点。如果弗罗姆连这一点也不能接受的话，他将直接倒退到唯心史观。其二，第二国际理论家错将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史前社会中物质力量奴役人，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创造出来的经济利益制约人的物役性现象，误指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基石,这是一种极大的曲解。弗洛姆的批评在后一个语境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弗洛姆将马克思的哲学仅仅视为一种伦理的人学抗议，而不是真正走向现实生活革命的实践指南,他所说的这种巨大影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参考文献：

[1]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弗洛姆范文篇9

关键词：弗洛姆；爱的艺术；思想情感

目前，我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对标人民的幸福要求，依然存在突出的制约因素。究其原因，思想困顿和精神麻木严重阻挠着人们对幸福的感知。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提出了一个具有思辨性的问题：爱是艺术吗？如果爱是艺术，那说明爱有理论和技巧，是可以通过努力学习和实践锻炼来掌握的。其实，单从《爱的艺术》这一名称就可以发现，弗洛姆把爱理解为艺术性活动，他深信爱是可以被学习和训练习得的，并坚信通过爱可以改变人们当前受压抑的客观生活现实和备受折磨的思想状况。就人类发展的现状分析来看，精神世界亟需养料进行填充，思想境界的塑造问题越来越严重，重塑爱的世界，让爱的思想在生活中迸发无疑是破解当下思想难题的良方。

一、爱的理论

（一）爱的目的。基于心理学的视角，弗洛姆研究人的内涵，并得出爱是人类生存问题的深刻回答。他强调，爱的理论必须以人的生存、人生存得更好为前提。这种对爱的阐释体现了弗洛姆浓厚的人本主义情怀，始终以促进人的发展为归宿。他论述道，人的出生就是从不确定的环境到另一个充满变数的环境。如果没有母亲保护，就在诞生的那一瞬间，婴儿都会感到难以抑制的恐惧。爱说到底就是一种大爱、博爱，不能有分别心，要从本质上看待别人、关爱别人，就如同爱自己、爱自己的亲朋好友一样。通过爱的回归，能增强人们自我价值的感受，提升生命的内生力，进而更好地促进人本身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二）爱的批判。面对生活压力，现代人通过不同方式寻找释压办法，但绝大部分释压方式不尽科学，导致释压效果不甚理想。很多释压方法实质上就是饮鸩止渴，短暂地缓解了孤独、无助的现状，马上却回归了更长久、更深层的孤独与困苦。为了有效缓解孤独感，部分人通过纵欲的方式来让自己获得解脱。他们醉酒、吸毒、肆性等。虽然这些方式能够缓解孤独，获得愉悦，但那仅仅是昙花一现，人会很快就回到最初的孤独状态，甚至比之前更加孤独，以至循环往复、越陷越深。就拿来说，人们第一次吸食一定量的会感到愉悦，第二次吸食的时候就需要追加相应量，不然很难引起精神的麻醉进而带来沉醉的快感，第三次、第四次依次追加，就是这种寻求快感的方式最终把人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既不能彻底排除孤独，更是伤害自身。为了避免孤独，部分人通过迎合大众和社会，寻求虚假“一致性”。这种方式貌似能够长久地消除孤独，但在这一过程中人也失去了自身的特点，破坏了自身的完整性，从更深层次上损坏了做人的价值，导致千人一面，世间失去差异美。当下，很多个人和社会群体通过这种方式避免孤独，这不仅不能有效避免孤独，更容易引起人的迷失。以这种方式存在的和谐具有极大的虚假性，完全可以说是对人性的深层次压迫。在弗洛姆眼中，上述方式都不是破解孤独的良方，他认为只有爱才能从本质上克服孤独。当人脱离了动物状态，具有了理性思维和独立人格以后，人明白了死的必然和生活的艰难，人就开始感受到孤独，并因为孤独而衍生出很多现实性难题，尤其是思想上的忧愁。弗洛姆采取揭露自我意识的方法只是为了让人看清楚当下生活的现状，人存在的生活艰难性需要去克服孤独感。当下，不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爱的情感都不能有效破解繁重的思想负担，唯有弗洛姆提倡的无私的从内心深处渴求的付出和自觉自愿地承担才能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和自身的需要。

二、爱的实践

弗洛姆指出，西方社会对爱的实践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一定程度上爱在西方正在消亡。这一现象的进一步扩散与西方的制度密不可分。资本主义制度以市场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高度集中的劳动使人们随时准备投入生产实践，人们已完全依附于机器。人在这种机械模式的运作过程中发生了严重异化，导致人们忘记了对自身的超越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与此同时，互相参照的生活方式导致人们变得日益趋同，很多东西失去了生机和创造性。生产方式对人的情感具有强力影响。在西方，由于受生产关系影响，其爱是畸形的。以婚姻为例，“结伴”的思想成为缔结婚姻的重要因素，人们对美满婚姻的期待不是对思想交流和美好生活的渴望，而变成生理上的机械摩擦。即使所谓的“幸福”婚姻，幸福也存在虚假性。为了避免吵架，彼此着眼对方的需求，迎合对方的喜好，这样的“相敬如宾”从本质上是对对方的敷衍，更是对自我生命力的抹杀。在这种配合式婚姻中，人们变得越来越麻木、孤独。弗洛姆深刻地批判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已经发生严重的异化，他们把生命体验当作商品。生活不再是感受愉悦快乐，而是为了简单的生存。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着重论述了纪律、集中、耐心和兴趣对艺术培育的重要性。纪律是实践的制度保障，如果做事仅凭一时兴起，那永远也不可能有所成就。集中是这个时代最欠缺的成功因素，太多的选择性使现代人养成了同时做几件事的习惯。殊不知，只有集中才能更好、更快地完成工作。现代工业体系追求速度，交通运输要快、机器运转也要快，但这往往会打破生活的节奏，使人失去完备的人格而成为机器的配套工具。此外，耐心也是培养爱不可缺少的内容，在爱的实践中我们必须重新找回耐心，没有耐心，很多情感都无法得到有效抒发。当然，兴趣对健全人格的培养也尤为重要。没有浓厚的兴趣，对艺术的追求最多停留在熟练的地步，可是有了强烈的兴趣，则可以使人具备成为大师的资格。爱的实践艺术还要求克服自恋。自恋是对自我定位不准的表现。有自恋倾向的人往往是自私的，他们本质上只关心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学会爱的本质，首先要求人克服自恋情绪，不断培养谦虚、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只有克服自恋，公正地看待自己和他人，才有可能真正掌握爱。其次，爱需要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宗教信仰，更不是盲信权威，而是指起源于自己的理智和感情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只有具备信仰的爱才是有力量的，才能不迷失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里。

三、爱对建构和谐社会的价值研究

弗洛姆一生命运坎坷，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等。丰富的阅历为他研究人类情感提供了良好的感知力。在目睹人类生存面临的艰难后，弗洛姆深切体会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残酷压迫，使得人出现异化，一定程度上自我意识也逐步丧失。这不仅不利于人自身的发展，而且给社会的文明建设埋下了隐患。因此，为了健全社会的构建和人的全面发展，他提出了摆脱孤独的方式———爱，他认为只有通过构建一个由爱组成的社会，才能使人摆脱畸形的生活状态，让人们在精神愉悦的过程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熟练掌握成熟的爱，能够有效避免烦恼。爱是人类唯美的情感，在爱的世界里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都变得含情脉脉，这既有利于生产力的迸发也有利于人们情感生活的丰富。和谐社会依赖于人的发展，构建充满爱的世界，人能真正豁达、乐观、幸福，真正在思想和现实的高度规避烦恼根源。因为有爱，家国关系变得友善、邻里关系变得和睦、兄弟关系变得谦恭、夫妻关系变得真诚、人自身也变得更加愉悦，这就从不同维度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扫除了障碍，能有效提升社会和谐建设的现实力量。弗洛姆从不同层面对爱作了阐释。依哲学维度分析，弗洛姆通过爱指引人们脱离现实生活对人枷锁般的控制，他强调只有爱才能成为与自己、他人和谐相处的良方。在爱别人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另一个丰满且富有生命力的自己。一份真正的爱能够增强人们爱的能力和为他人奉献的能力。只有在奉献的过程中，人才会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机统一。当下，和谐社会的构建已经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不论是政治建设的角度还是人发展的角度，必须关注社会整体的运行，只有在风清气正、生态宜居、心情舒畅的社会氛围中，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的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然而，这就需要人的发展和人的团结，只有爱才能破除孤独，也只有爱才能实现人与人的联合。弗洛姆的爱是正向的、积极的，是对照人本身发展的精神需要。唯有在保持人格完整和独立的前提下，做到将自己与别人无差别对待，才能真正克服在生存中遇到的孤独感和恐惧感。把爱的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处理生活中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问题，才能构建和谐美好的新世界。

四、结语

步入新时代，中国国力蒸蒸日上，人民更加渴望美好幸福的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就是社会发展的方向，这就要求多维度考量人们多元化的现实需要，力争为人民的好生活添砖加瓦。当下，物质财富一定程度已经实现人民的美好需求，精神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党和政府需要整合多种力量为人民思想文化发展铺平道路。弗洛姆将爱作为一种可以学习的艺术，并将其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着重论述，这对我国构建新的思想建设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甚至对未来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参考文献：

[1]弗洛姆.爱的艺术[M].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欧力同，张伟.法兰克福学派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3]邓志伟.弗洛姆新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弗洛姆范文篇10

弗洛姆认为,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莫过于人们对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东西横加指责。这也是最近几十年马克思哲学在西方社会中遭遇的境况。他说“在有名望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所写的书籍和文章中,经常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可是,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似乎政治家们和新闻记者从来没有浏览一下马克思的著作,某些社会科学家也满足于对马克思的一知半解。”弗洛姆的这个批评是很到位的，在20世纪中叶,相当一批西方学者在攻击马克思主义时,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更不要说通过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理论，“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骂得最凶的人,绝大多数从未读过马克思的东西”。对于马克思的哲学“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谈论和描述它们,而不必对它们有所认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谈论马克思,而不需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至少不需要阅读足够多的著作,以便对马克思的非常错综复杂而又精细微妙的思想体系有所了解”。这种情形大约也发生在一些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们身上。

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哲学的真相被严重地曲解了。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所有那些马克思的经典诠释者，不管是考茨基、列宁一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像伯恩斯坦那样的修正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经济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弗洛姆认为，他们所理解的这种哲学实际上“更接近于马克思所反对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而不接近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们都没有“把马克思解释为是以他的人本主义的存在论(existentialism)为中心的”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追逐世俗物质利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使人与其伙伴们以及与自然界处于统一而且和谐的关系之中”。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不是简单地认同经济决定论，不是将物质力量奴役人的所谓客观规律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是将人生泯灭在历史物质总体运动中，不是否认人的精神存在的重要价值。马克思追求的恰恰是人的解放。“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以便他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马克思恰恰是要从经济力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粗俗的唯物主义中超脱出来。“这令人想起19世纪40年代初青年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写下的文章，在那里，青年马克思有“下流的唯物主义”之说，他将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倾向称之为“黄金拜物教”,并贬斥为“三文铜钱即可买到的学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弗洛姆声称“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精神性的生存论，它由于具有这种精神的特质，因而反对当代的唯物主义实践和那种伪装得不巧妙的唯物主义学说”。甚至说，这种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一种预言式的救世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是人本主义的哲学

伯恩斯坦与考茨基，普烈汉诺夫与列宁，在许多哲学理念和实践旨趣上是完全异质的。可弗洛姆说，他们在否认马克思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而弗洛姆在这本书里却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定位：马克思哲学的真谛是人本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宣言。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正是“来源于西方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自斯宾诺莎开始，通过18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一直延续到歌德和黑格尔，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的关怀”。他甚至认为“在以往的历史上，佛陀(Buddha)、希伯来的先知、耶酥基督、苏格拉底、文艺复兴的哲学家，以及从启蒙运动起到歌德和马克思为止的那些哲学家，都是伟大的人本主义者”。弗洛姆发问道，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本主义，那么为什么长久以来马克思哲学却不是以这种人本主义的形象被呈现?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这种人本主义传统会在后来丧失?依他的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两个关键性文本缺失的事实。一是代表马克思哲学人本主义真面目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到1932年才发表，人们起初根本不知道存在这样的文本；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整文本也是于1932年第一次正式出版。这些文本的历史性缺失，对第二国际以后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歪曲和片面解释马克思的思想是很有用处的”。这证明，无法看到马克思的人学论著，是使马克思哲学畸变为物化哲学的历史原因。第二，更为近切的原因还在于“从马克思逝世到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间内，哲学思想为实证主义的机械论的思想所统治，这种思想影响了像列宁和布哈林这样的思想家”。似乎这是导致马克思哲学退化成机械决定论的理论原因。三、只有一个人本主义的马克思

在反对“两个马克思”这一点上，弗洛姆有专门的论辩。他不仅不同意西方“马克思学”的观点，还进一步批评了前苏联、东欧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并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在他看来，之所以在前苏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青年马克思的形象被贬斥，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的社会制度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在一切方面都是矛盾的。在他们的制度中，人是受压抑的，是国家和生产的奴仆，而不是一切社会安排的最高目的。马克思的目的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这一目的在苏联的制度中遭到否定，其程度甚至比当代的资本主义还要严重。以弗洛姆的看法，正是因为在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专制体制中，人的解放并不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在那里，体制本身成为一切，而个人存在只不过是为了体制的稳定和运行，是可以牺牲和压抑的，这种历史现实，必然使前苏东学者的理论思想中丧失人的基本地位，这种缺失甚至超过马克思所反对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弗洛姆的这一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体制的僵化和落后，是其理论畸化的前提。但是，这不能混淆一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即理论思想并不完全同构于现实，即使是在那个错误的时代里。在弗洛姆看来，前苏东学界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与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的观点相对照:一个是仅仅肯定晚期马克思，贬斥早期人本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另一个是肯定早期马克思而简单地否定晚年马克思。各自走向了两极。而真实的情况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思想，和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这是说，马克思既没有像前苏东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抛弃了他的早期人本主义观点，也不是如“马克思学”所说晚期马克思“创作能力的某种丧退”,马克思的思想始终是一以贯之的，他从来没有放弃人本主义的思想。在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只有一个马克思，这就是作为人本主义哲学家的马克思。这是弗洛姆理论论说中最重要的逻辑支撑之一。弗洛姆认为，产生上述误识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人们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之间内在关联认识不足。在《1844年手稿》发表之后，前苏东学者为了说明青年马克思与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异质性，曾经专门指认过前者与后者在文本上的不同。其中最关键的文本诠释质点，就是1845年以后马克思不再直接使用“人的类本质”和“异化”一类的概念。弗洛姆则认为1845年之后马克思的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仍然是马克思关注的对象，回击了前苏东学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