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范文10篇

分析范文篇1

哈佛分析框架分析法是从战略视角来分析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不仅关注企业的财务指标，还关注非财务指标对企业的影响，即企业外部环境存在的威胁和机会，企业内部的不足和优势，在科学的预测上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指出方向。哈佛分析框架描述了企业基于特定经营环境和企业战略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经过会计环境、会计政策和会计系统影响、加工，最终表现为财务报表的过程。

2哈佛分析框架维度分析

2.1战略分析。战略分析是哈佛分析框架财务报表分析的起点，目的在于确定主要的利润动因和经营风险，并定性评估企业公司的盈利能力，为之后的会计分析、财务分析和前景分析奠定了基础，是进行哈佛框架分析的重要前提。我国家电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是一个成熟且充分竞争的行业，目前行业中生存下来的都是一些大型企业，都有各自的顾客群体和行业地位；而且家电企业的生产设备价值较高，技术研发投入及资金需求量较大，新进入者不能适应如此激烈的竞争，所以潜在进入者对家电企业的威胁较小。但是家电行业现有竞争者众多，各大家电生产商都在通过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和市场营销策略等创造自身的竞争优势，市场竞争激烈，产业增长速度缓慢。集团通过实施3063战略提高创新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还通过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转型，成为国内首家建立起“液晶面板-背光模组-电视/手机整机”垂直产业链一体化优势的企业，为公司的一体化设计、制造提供可靠的保证，进一步提高了公司制造和供应链的竞争力。2.2会计分析。会计分析主要是从技术层面，根据战略分析的方向，对会计信息质量做出判断，运用财务知识对TCL集团所采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评价，为财务分析做准备。2.2.1存货。TCL集团根据存货的持有目的将存货分为原材料、在产品、开发成本、产成品、发出商品、周转材料和预计受益期在一年以内的模具等。存货中占比最大的是产成品，主要是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其次为原材料，主要是生产家用电器的钢材、铜、铁等，与其零售业为主的特点相符。存货跌价准备仅仅占账面余额的5.17%（2017年），并且2017年因为前年度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的产成品本年度实现销售，转销前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54029.8万元。说明TCL集团的存货管理处理得当，没有出现存货产品的规模贬值。2.2.2应收账款。TCL集团对应收款项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企业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很高，而两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较低，表明企业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较小。企业对两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高达90%以上，表明企业对应收账款的计提比较谨慎和严格。相较于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将应收账款的账龄分为1-30天、31-60天、61-120天、120天以上四个阶段，我国企业账龄普遍都比较长。但总的来说，TCL集团应收账款质量控制情况较好。2.2.3固定资产。TCL集团采用年限平均法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没有考虑到不同类别的固定资产应该选择不同的折旧方法。公司在考虑折旧政策时，不仅需要考虑公司所处的行业类别，还要根据不同类别固定资产的性质选择适合的折旧政策，一般认为，像房屋建筑物这类固定资产损耗以自然损耗为主，无论是闲置还是使用，这类资产折旧考虑选择直线法；像交通运输设备这类资产可以考虑选择工作量法，保证折旧额和资产的使用程度相一致；使用各期业务量稳定的资产，如生产设备、办公设备等，根据业务量大小决定使用直线法或者工作量法和加速折旧法。2.3财务分析。财务分析是哈佛分析框架的主要部分，详细的财务分析可以为企业预测未来的发展做好铺垫，也是对企业进行前景分析的关键步骤。通过财务指标分析可以了解企业不同方面的发展能力，找出缺陷，及时改善。通过分析TCL集团2014-2017年的偿债能力指标，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呈下降的趋势，说明企业的短期偿债水平较低。2014-2017年集团的资产负债率总体来说比较平稳，保持在70%左右，表明企业的举债经营能力较强，但同时财务风险也较大。通过分析集团2014-2017年的营运能力指标，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基本保持不变，说明企业近几年没有调整应收账款的信用政策；存货周转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说明企业的库存商品出现滞销，企业资金周转可能出现困难；企业的流动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都呈逐年下降趋势，表明企业资产的利用效率降低。集团2013-2017年的营业收入呈匀速上升趋势，同时2013-2017的营业成本也在上升，2015年的营业成本上升明显，导致2015年的毛利下降，同时销售毛利率也出现下降趋势。2016年企业的销售毛利率上升而销售净利率却出现下降，说明该年的毛利率是由于企业过度生产，没有根据市场的供销需求导致产大于销，存货积压而引起的毛利率的高值。集团的净利率和销售毛利率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但净资产收益率变动较大，整体呈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增加导致。2.4前景分析。前景分析是哈佛分析框架的最后一部分，通过前三部分的分析，可以预测企业未来的经营发展中面临的风险与优势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帮助企业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者对家电产品的档次、功能、品质的需求过渡到更高的层次，我国家电行业又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政府采取有重点、有核心地扶持优秀企业的节能家电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对坚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家电企业将是一种鼓励。但是当前家电产业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家电市场保有量比较高，产品增量市场有限，产品升级和更新消费将成为今后家电企业主要消费市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传统的经营模式已经走不通了，家电企业如何变革，给TCL集团带来很大的挑战。

3总结

本文在哈佛框架的基础上对企业从四个层面进行分析，下面将针对企业的不足提出几点改进措施：3.1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企业采用应收账款方式进行销售主要是为了促进销售减少存货，但与此同时，企业会因持有应收账款而付出一定的代价，主要包括：机会成本、管理成本、坏账成本。所以，为了减少应收账款的成本，企业管理层应制定合理的信用政策、建立严格的应收账款内部控制制度、定期对应收账款账龄表和客户的信用进行分析。3.2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企业的技术创新效果不理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技术创新这一经济技术综合性概念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以为技术创新就是一个纯粹的技术范畴，就是在技术上的突破，于是片面强调技术水平，忽视了研究开发与市场的结合，致使企业经济效益不高。所以，应该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本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3.3合理控制成本费用。家电企业在日益白热化的竞争现实面前，要想生存，想发展，除了技术领先、资本雄厚、品质和服务保证外，自身内部管理的作用愈加重要。成本是企业管理永恒的主题。为此，公司要求全体员工要进一步增强成本意识，合力同心控制成本，提升公司管理水平，确保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圆满实现。家电行业的成本费用基数很大，要合理控制成本费用，创新是一条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宗瑛.企业营运能力分析体系[J].现代经济信息,2017(24).

[2]马笑欢.基于哈佛分析框架的三元食品财务报表分析[D].青岛理工大学,2018.

分析范文篇2

1.1相位数字化

相位数字化是采集、计算信号特定斜率的零点，丢弃幅度信息。由于数据是相位、频率或时间形式，因此避免了三角函数，取而代之的是如直线和抛物线等简单函数。因此，即使是相当复杂的调制信号，分析起来也相当简单。

相位数字化是由硬件记录信号的周期数及与之对应的时间，由此进行处理得到测量结果。

考虑一个调制信号

其中φ(t)是单调递增的，在正斜率的零点处进行采样。第I个事件样点ei和第I个时间样点ti满足简单的数学关系：

式中ei为整数，且ti有最小的最化值。

1.2时间间隔分析仪的基本原理

基于相位数字化方法，给出了图1所示的时间间隔基本原理框图，主要由三部分构成：输入通道、测量硬件和微处理器系统。

输入通道主要由阻抗变换电路、输入开关阵列和电压比较器组成，以完成输入的模拟信号向成数字信号的转换（相位数字化），另外它还可设置触发电平、触发的斜率以及完成阻抗匹配。

测量硬件主要由序列发生器、事件计数器、时基部分和存储器系统四个部分组成。序列发生器将由输入通道输出的信号传送给适当的计数器且为事件计数器和时基部分产生启动信号和锁存信号。启动信号和锁存信号要受输入信号的组态、采样间隔及其他的启动限定条件的制约。测量硬件的输入信号还有外部启动输入和外部标准时钟输入。另外，测量硬件还接收来自微处理器的对测量进行设置和控制的指令。

两个事件计数器对序列发生器传送来的事件信号计数，它们能用来进行测量和产生启动信号（如保持一定的事件数或一定的时间后启动测量）。时基部分的作用就是为每一个锁存的事件计数值建立时标，进而建立锁存的计数值的时序关系，这样频率或时间间隔就能作为时间的函数进行处理。时基部分主要由时间计数器和内插器组成。时间计数器对时基时钟计数，内插器主要功能是量化事件锁存信号和时间锁存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提高时间的分辨率。

存储器系统主要是有序地存储事件计数值、时间计数值和内插器的数值，以此建立数据块。该系统础的数据作为原始数据以倾处理结系统进行处理或者可以通过VXI总统为外部主机提供原始数据。

测量硬件的主要功能是计事件数和在用户定义的采样期内测量第一个事件与最后一个事件之间的时间。这些信息在存储器系统中被存储起来，在完成数据获取后进行处理。

微处理器系统主要作用是控制时间间隔分析仪的功能以及完成与VXI总线的通信。

2.主要关键技术

2.1无间隔测量技术

为解释无间隔测量技术的优点，我们使用对简单的稳态正弦信号（图2）进行采样来比较传统的交互式计数器和无间隔计数器。

交互式计数器打开测量闸门，记录事件计数和时间计数，接着在事先设定的闸门时间（终止采样）之后关闭测量闸门，再次记录事件计数和时间计数（图2）。测量在终止采样点完成，使用下面的频率估计方法来计算频率。

交互计数器简单地测量了在规定时间内有多少个信号周期出现，测量闸门与被测信号同步。这就允许事件计数是一个整数，测量误差完全由量化时间计数过程中的误差所引起。

频率结果以数字形式呈现给用户，另一次测量又开始了。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种技术有固有的空载时间（dead-time），在此期间，信号的变化不能被包含在平均值中，空载时间标在图2中。该过程出现时，不能进行测量。通常，不同次的测量的误差也是互不相关的。

空载时间不仅中断了对信号的测量，而且也破坏了闸门之间的时序关系。对空载时间的处理，可以使用另一个计数器来测量它，然而这种方法所产生的时间刻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连续，还存在着很小的时间碎片，这种系统误差可以累积到一个很大的值。

重新回到图2，可以看到无间隔计数器的测量是背靠背（back-to-back）进行且仅在最后一个测量值获得后处理测量结果，而不是测量过程与处理过程交叉进行。这种背靠背的测量是无间隔测量的实质，一连串的无间隔测量值称为一个数据块，在一个数据块内不可能丢失信号的任何信息。除了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测量外，对于每一次的测量，第i次测量的起始采样点与第i-1次的终止采样点是同一个，结果就使得不同次测量的误差总是相关的，这就提高了求平均的性能。在测量的块之间无间隔计数器具有空载时间，在此期间，这些测量值被处理。

无间隔测量的频率估值实际上是一连串的估计值，通过下式来计算，类似于传统的估计方式：

信号的任何频率不稳定性被包括在该频率估计数据中。对于稳态信号，给定等效的测量次数，无间隔测量的频率估值也比传统测量的估值更加精确，这是由于无间隔计数没有空载时间。无间隔测量技术能够求更多测量值的平均值，因此能给出单位时间内更高的频率分辨率（数据位），该参数在大多数系统中是很重要的。

图3给出了无间隔计数器的实现方案。

该方案中，第一个M位计数器是一个二进制编码的同步计数器，并且带有M位的数据第M位（最高有效位）用来驱动下一级的低速计数器，该计数器可以是脉动计数器或同步它也具有自己的数据锁存器。

当读命令有效时，它直接锁存M位计数器的计数值。但是，它并不直接激活低速计委存器，而是和第M位触发的单稳产生的脉冲进行与运算。处在脉冲宽度内的读命令无效，计数器的读操作直到脉冲终止才有效。其它的读命令立即激活第二个锁存器。使用R-s自免重复锁存第二个计数器。

由于第二个计数器是由第M位触发的，因此在触发之后将开始动作并且在适当的时间稳定下来。该计数器的读操作将被延迟tr，所以设计了一个由第M位触发的单稳触发器，tI时间内的读操作无效。单稳触发器的脉宽tp设计成大于稳定时间小子信号最小输入周倍，选择满足此条件的最小的M值。时间关系总结如下：

这里

tr=第二个计数器的稳定时

tp=单稳触发器的脉宽

fsmax=最大采样率

fmax=最大计数频率

M=同步计数器的位数

最大计数速率不受第二个计数器的速度和位数影响，并且整个计数器能以标准二进制编码动态读取。只要采样率低于1/tp，读命令之后紧接的事件就能确保产生新的有效的读操作。所允许的采样率与输入信号无关。

之所以称它为无间隔计数器，是因为在读取它时，计数器一直监视信号而没有空载时间存在。

3.2延迟内插技术

时间间用分听仪使用起时内指法来提高时间间隔分辨率。如图4所示，事件锁存信号和时基同步产生时间锁存信号，这两个信号进入由N个D触发器和N个延迟块组成的延迟单元组，分成N个相等时间间隔步进级。每一级确定一个时间量化单位。

内插的实现过程：假定每一级延迟块延迟时间为tps，当事件锁存信号（上升沿）到来后，每隔Tbs，此上升沿通过一个延迟块（这个延迟块对应的延迟单元中D触发器的数据端为逻辑‘1’），到达下一个延迟单元。时间锁存信号作为所有延迟单元中D触发器时钟端，当时间锁存信号（上升沿〉到来时，所有延迟单元中D触发器的数据端状态被锁定，锁定后D触发器输出逻辑‘1’的个数量化了两个锁存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触发器输出一种温度计（thermometer）码，该码被转换成二进制周同事件计数信和时间计数信一起在他在硝程系统中。量化过程中的时序关系如图5所示。与其它时间-数字（time-digital）转换器相比，这种内插技术的优点在于：它的转换率比较高，适用于实时测量系统中；另外，这种内插技术中不使用复杂的时间-幅度转换电路，使得电路简捷。

分析范文篇3

按照"中心实施方案"的安排，通过集中学习和分散学习，系统全面地学习了有关领导的讲话、《读本》内容以及中国共产党员有关条例政策，重温了入党誓词，观看了影像资料世纪伟人和，共写心得体会3篇，读书笔记24000多字。深刻的认识到这次在全党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党的十六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一项大规模、广泛性、深层次的党内思想解放运动，是一次党的肌体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创新过程。自己经过学习、反思，进一步武装了头脑，更新了观念，振奋了精神，政治素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同时对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先进性标准和党组织的希望和要求，对照党的先模人物，看到了不足，找到了差距，确有脸红心热的感觉，增强了发展的紧迫感和自觉性。

二、个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对照《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要求》、《党政机关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等内容，我本人已经认识到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理论水平不够高。虽然平时也比较注重学习，但学习的内容不够全面、系统。对政治理论钻研的不深、不透。有时只注重与本身业务有关的内容，跟业务无关的涉猎较少，对很多新事物、新知识学习掌握的不够好，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促进工作上还有差距。导致自己虽然是一名共产党员，对时时处处保持先进性这根"弦"绷得不够紧，有时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满足于过得去、差不多。

2、全局意识不够强。有时做事情、干工作只从自身业务或本部门业务出发，对市委作出的一些关系肥城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理解不透，尽管也按领导要求完成了要做的工作，心理上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3、创新意识不足，有自我满足情绪。有时想着自己参加工作近二十年，拼也拼过，干也干过，立过功也受过奖，一度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缺少了以前那种敢拼敢干、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朝气，工作上放不开手脚。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上热情不够。表现在工作作风上有时有散漫、松懈现象；工作标准上有时不够严格，不能从尽善尽美、时时处处争一流的标准上去把握。

4、在无私奉献上做得还不够好，有时在思想深处还掺杂着私心杂念，有一些患得患失的情绪等等。

三、下一步整改措施

开展这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对全党来说意义重大，是关系执政兴国的头等大事，对个人来讲，也是一次重要的审视自我，反思自我，解剖自我，提高自我的大好机会，是让自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压力感，增加荣誉感、自豪感，提高发挥先进性的自觉性、保持先进性的持续性的一次重要机遇。

1、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全面系统学理论，把有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深学透，及时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努力探索与肥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与时俱进谋发展，开拓创新展形象。

分析范文篇4

(一)财务分析的分类、财务分析从分析的时间来划分．可分为两种：一是定期分析，二是非定期分析。定期分析又可以分为每目、每周、每旬、每月、每季、每年，具体根据单位管理要求而定。从分析的内容上可划分为三种，一是综合性分析，二是专项分析，三是项目分析。综合性分析是对单位整体运营及财务状况的分析评价：专项分析是针对单位运营的一部分，如对客餐费等非生产性开支进行分析；顼卧分析报告是对单位的局部或某一个独立运作项目的分析，比如对引进某一项开发项目进行分析。

(二)财务分析的基础工作

1．建立台账和数据库。通过会计核算、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形成了会计报表。但是编写财务分析报告仅靠这些凭证、账簿、报表的数据往往是不够的。这就要求分析人员平时就作大量的数据统计工作，对分析的项目按性质、用途、类别、区域、责任人，按月度、季度、年度进行统计，建立台账，以便在编写财务分析报告时有据可查。

2．关注重要事项。财务人员对经营运行、财务状况中的重大变动事项要勤于做笔录，记载事项发生的时间、计划、预算、责任人及发生变化的各项影响因素。必要时马上作出分析判断，并将各类各部门的文件归档。

3．定期收集报表。财务人员除收集会计核算方面的有些数据之外，还应要求单位各相关部门及时提交可利用的其他报表，对这些报表要认真审阅、及时发现问题、总结问题．养成多思考、多研究的习惯。4．岗位分析。大多数单位财务分析工作往往由财务主管来完成，但报告素材要靠每个岗位的财务人员提供。因此，应要求所有财务人员对本职工作养成分析的习惯，这样既可以提升个人素质，也有利于各岗位之间相互借鉴经验。只有每一岗位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才能做出内容全面的、有深度的财务分析。

(三)财务分析的方法

1．趋势分析法

趋势分析法又称水平分析法。是通过对比两期或连续数期财务报告中相同指标，确定其增减变动的方向、数额和幅度．来说明企业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的变动

趋势的一种方法。趋势分析法的具体运用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重要财务指标的比较，比如对不同时期的管理费用发展变化趋势分析；二是会计报表的比较，比如不同时期的利润表；三是会计报表项目构成的比较，比如不同时期的资产、负债构威的分析。

运用趋势分析法要注意的问题第一．用于进行对比的各个时期的指标，在计算口径上必须一致；第二，剔除偶发性项目的影响，使作为分析的数据能反映正常的经营状况；第三，应运用例外原则，对某项有显著变动的指标作重点分析，研究其产生的原因，以便采取对策，趋利避害。

2．比率分析法．比率分析法是通过计算各种比率指标来确定经济活动变动程度的分析方法。比率分析法有三种方式①构威比率．构成比率又称结构比率，它是某项财务指标的备组成部分数值占总体数值的百分比．反映部分与总体的关系。例如，带息负债比

率，不良资产比率等。②效率比率．效率比率是某项财务活动中所费与所得的比例、．反映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一般而言，涉及利润的有关比率指标基本上均为效率比率，如营业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等。③相关比率，相关比率是以某个项目和与其有关但又不同的项目加以对比所得的比率，反映有关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例如对非生产性开支，我们可以采取效率比率的方法，用非生产性开支除以营业收入．可以得到非生产性开支占营业收入的比率，以此来衡量非生产性开支是否过高。

3．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是依据分析指标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从数量上确定各因素对分析指标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的一种方法。这种分析方法主要运用在生产企业，我单位很少运到，因此在这里不做讲解。

做好财务分析只是第一步，我们还要擅于编写财务分析报告。好的财务分析报告，应该是内容详实，数据科学可信，文字通俗易懂．使报告的使用者对需要了解的内容一目了然。

财务分析报告

(一)财务分析报告的格式

财务分析报告没有固定的格式和体裁，但要求能够反映要点、分析透彻、有实有据、观点鲜明、一符合报送对象的要求。一般来说，财务分析报告均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提要段、说明段、分析段、评价段和建议段，即通常说的五段论式。但在实际编写分析时要根据具体的目的和要求有所取舍，不一定要拘泥于这五部分内容。此外，财务分析报告在表达方式上可以采取一些创新的手法，比如可采用文字处理与图表相结合的方法，在word中。就有很多图形可供选择，比如柱形图、折线图、条形图，这样可以使其易懂、生动、形象。

(二)财务分析报告的内容

财务分析报告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具体说明如下：

第一部分提要段。即概括单位的综合情况，让财务报告接受者对财务分析说明有一个总括的认识。

第二部分说明段。是对单位的运营及财务现状的介绍。该部分要求文字表述恰当、数据引用准确。对经济指标进行说明时可适当运用绝对数、比较数及复合指标数。特别要关注单位当前经济工作的重心，对重要事项要单独反映。第三部分分析段，是对单位的经营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在说明问题的同时还要分析问题，寻找问题的原因和症结．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财务分析一定要有理有据，要细化分解各项指标．因为有些报表的数据是比较含糊和笼统的．要善于运用表格、图示，突出表达分析的内容。分析问题一定要善于抓住当前要点，多反映单位经营焦点和易于忽视的问题。

分析范文篇5

1.1船舶制造的精度管理内容与步骤分析

在进行船舶制造与加工过程中，进行船舶制造的精度管理就是依照船舶制造的精度要求以及标准，采取科学、先进的管理方法以及工艺手段，对于船舶加工制造中的尺寸精度进行分析控制，以保证船舶加工制造质量的一个过程。结合我船舶加工制造过程中的精度管理具体情况，进行船舶制造精度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进行船舶制造中补偿量计算与分配实现、进行船舶加工制造过程控制管理实现、进行船舶加工制造的精度要求标准制定等三个主要内容部分，将船舶制造的精度管理内容用框架结构图。通常情况下，在进行船舶制造精度管理中，对于船舶制造的补偿量计算分配，其补偿量计算分配的数据主要是根据船舶制造过程中对于收缩量的统计，并在对于收集统计的船舶制造收缩量进行数理统计处理后，实现不同船舶制造因素环境下的补偿量数值计算获得，同时对于计算获得的补偿量数值分配落实到船舶制造加工的每一道工序环节中，以实现在船舶制造加工生产过程中，使用补偿量对于船舶制造加工中余量进行替代的零余量造船目的。而船舶制造过程中，精度管理的船舶制造过程控制管理内容，则是根据船舶加工制造的实际过程情况，在船舶建造中需要对于建造的每一个过程工序进行控制测量以及管理实现，通过运用有效的控制管理方法措施，在建造过程中对于建造尺寸超过实际精度要求的情况进行控制避免和改进，并将对于船舶制造中所测得的变形量数值进行输入收集，以保证船舶制造与生产的质量。最后，在船舶制造生产中，科学合理的船舶制造精度标准是实现合理的船舶制造精度控制以及控制计划制定的前提和关键。

1.2船舶制造中补偿量的计算与分配分析

在船舶制造精度管理内容中，以船舶制造中补偿量的计算与分配最为复杂和关键，它是进行船舶制造精度管理中制造过程控制与精度标准制定的重要参照和依据。通常情况下，对于船舶制造补偿量的计算与分配实现，是以数理统计以及船舶制造尺寸链理论作为基础理论实现的，而进行船舶制造补偿量的计算与分配操作方法过程，则是以对于补偿量运用来进行船舶制造余量替代实现作为核心，对于船舶制造中补偿量的计算，主要是通过大量研究调查与实际生产制造数据掌握后，以数理统计方法，通过回归原始数据统计的过程，实现对于船舶制造加工补偿量的数值结果的计算，同时，在计算出船舶制造加工的补偿量数值后，将补偿量分配到船舶制造加工的各个工序环节中，进行实际加工制造运用，以实现对于船舶制造的精度管理和控制，达到零余量造船目的，保证船舶制造的工艺质量以及技术效益。

2、船舶制造过程控制技术分析

通常情况下，船舶制造的过程控制技术主要包括船舶制造精度测量技术以及船舶制造的过程控制管理技术两个技术内容。首先，在船舶制造中，船舶制造金稻谷测量技术，也就是船舶加工制造中的精度测量管理，主要是通过可靠的船舶制造精度测量工具以及较高的船舶制造精度测量水平实现，它也是进行船舶制造精度提高的重要保障。对于船舶加工制造来讲，船舶制造精度测量技术不仅是进行船舶制造中补偿量计算的原始数据收集获得重要途径手段，同时对于实现船舶制造的质量管理以及监督、控制起着关键有效作用意义。而船舶制造中过程控制技术中过程控制管理层面，则又可以分为主动控制与被动控制两个过程控制类型。其中，主动控制是在对于船舶制造过程控制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基础上，通过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对于这些因素发生可能性进行避免控制，以实现对于船舶制造质量的保证；而被动控制则是根据船舶制造中发生的质量问题与情况，采取相应的控制方法措施，避免影响作用扩大，实际过程控制中应注意两种方式结合应用，实现船舶制造质量控制和保障。

3、结束语

分析范文篇6

[关键词]离任审计;问题;对策;建议

任审计属于经济责任审计的一种，是典型的事后审计，通过对审计对象各项经济指标的定量审查，形成定性结论，评价审计对象任职期间的总体工作表现，追究违法违纪行为经济责任，维护企业利益。

一、离任审计常见问题

一是审计独立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缺乏审计独立性，审计结论的客观公正性就难以保证。许多企业内部审计报告的独立性常常受到影响，缺乏独立性的审计报告本身就存在缺陷，无法对审计对象进行定论。二是审计人员认识有待提升。一方面，审计人员对新形势下企业运作的风险点认知不足。审计内容多样，要应对的企业风险也随着业务开展千变万化，即使只针对销售板块开展审计，也可能因缺乏一线工作经历不能充分掌握企业运作的风险环节，容易被一些表面现象蒙蔽。如果审计人员没有相关业务的工作经验，就无法了解各种业务的风险点，更无法从深层次发现问题。另一方面，审计人员对新事物敏感度不强。当前时代背景下，照本宣科、按部就班地开展离任审计已不能紧跟风险的快速变化。只有对新事物保持强烈敏感度，不断提升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开放的心态和冷静的头脑分析新事物，才能不被时代抛弃。

二、新形势下离任审计对策

（一）建立总审计师制度，维护审计独立性。未建立总审计师制度是国企内部审计独立性不强的根本所在。2018年3月1日起施行的《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明确了审计的独立性：一是进一步健全有利于保障内部审计独立性的领导机制。规定“国有企业内部审计机构或履行内部审计职责的内设机构应当在企业党组织、董事会（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下开展内部审计工作”，明确“国有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总审计师制度，总审计师协助党组织、董事会（或者主要负责人）管理内部审计工作”。二是建立健全内部审计人员独立性约束和保护制度，同时明确国有企业应建立总审计师制度。建立总审计师制度，就是为了提升内部审计的独立性，赋予其审计权力，将审计工作从千丝万缕的内部关联中剥离，不受内部制约，真正发现企业内部存在的问题。（二）开展跨级审计，确保审计质量。一是配备充足的审计人员，在企业各层级建立审计队伍，确保审计工作不受人力资源掣肘，提升审计工作质量。二是开展跨级审计，即省级审计市级，市级审计区级，逐级开展审计工作，有利于拓展离任审计范围及深度，同时提升审计质量。（三）开展跨任期审计，形成审计威慑。离任审计除了考察任期情况，还应进一步查看任前审查报告，对前期职务履职情况进行评估，查找薄弱环节，为任期审计提供指导。调阅领导干部任前工作情况资料，结合任前审查，开展跨任期审计，加大审计纵深，考察审计对象在不同职务间是否工作目标前后矛盾、是否全心全意为企业创造效益。参照领导干部管理的相关规定，采用往期责任追溯法，形成有力的制度威慑，促使企业干部无论何时何地，任何职务都要谨记法律法规及企业制度。（四）多头并举，培育素质过硬的审计队伍。为充分了解企业运作各环节的风险点，单纯依赖审计理论是不够的，审计人员要了解各环节的风险点，只有具备相关实践经验，深入实际，才能真正掌握发生风险的环节。培养一支熟悉整个企业运作流程的综合素质过硬的审计队伍，较为高效的做法是从各专业线条抽调业务人员，组成审计组。（五）提升思想认识，保持审计活力。快速跟上企业发展形势变化和新业务开展步伐，时刻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不断提升对新事物的认知和包容能力，摒弃抵触心态，防止思想僵化，保持审计队伍的活力和战斗力。销售企业在转型发展中，业务重心有所转移，油非互促、业务外包托管、合资合作等新盈利模式层出不穷。同时，互联网浪潮促使经营方法由“线下”逐渐变为“线上”，再加上新能源的兴起，要求审计手段也要随之快速变化，不断以新知识武装头脑，保持工作活力。

三、相关建议

分析范文篇7

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全球化，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伴随着全球化的经济交往与信息传播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在全球化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因特网）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关于“地球村”的概念，正在成为现实。尤其是以电视和因特网为主导的传播界正在重构着人类的生存空间，全球被村庄化，人类被世界化，大众传播媒介深深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

在这种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不能不面临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全球化进程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能否得到保持？全球文化发展究竟应当“一元”还是“多元”？我们认为，全球化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也渗透到社会、文化等领域，改变着人类生活与全球面貌。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全球化就是人类社会整体化、互联化、依存化。所谓整体化，是指全球作为同一个整体而存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日益加强；所谓互联化，是指所有国家和民族在信息交往、经济利益、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普遍相关性；所谓依存化，是指国际合作与协调，对话与协商，已经成为任何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趋同，更不能将其想象为一种“世界大同”的幻想境界。对于文化来讲，更要看到它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既要看到现代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又要看到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文化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世界上不存在超越时空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各具风格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养育了各种文化类型；同一民族又因生活环境的变迁和文化自身的运动规律，在不同历史阶段其文化呈现各异的形态，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前者是文化的民族性（或曰地域性），后者是文化的时代性（或曰阶段性）。文化作为有理性的人类的创造，与人类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有着密切关系，但文化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终究不是人的主观精神的随意作品，而只能是各民族在不断适应和改造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显然，由于文化具有民族性的特点，使得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保持文化多元化的态势。

世纪之交，在全球化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出现了文化本土化与文化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与文化一元化的激烈争论，后殖民理论批评也显得越来越活跃。后殖民理论可以说就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它与后现论相呼应，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日益处于全球化语境的条件下，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一系列新课题。关于后殖民主义兴起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二战以后正式出现，其理论成熟的标示性著作首推原籍巴勒斯坦，后为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之后，又有许多其他学者相继与著作，着重分析了后殖民的媒体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话语、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揭露了文化殖民主义的内蕴及历史走向。尤其是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失势之后，后殖民主义更是异军突起，越来越成为人们兴趣的中心，特别是四位国际知名学者相继加盟后殖民主义批评，他们是：法国解构主义著名学者德里达、美籍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英国著名学者伊格尔顿、美国著名学者杰姆逊，从而使得后殖民主义批评成为西方文坛90年代的一种显学。后殖民主义批评往往直接批判帝国主义和欧洲文化中心论，例如赛义德认为，所谓“东方主义”其实是从欧洲文化中心论看待东方，实质上是西方为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而编造的一整套重构东方的战略，背后支撑的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主义。西方用这种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看待东方，必然带来许多关于东方文化的误会和歪曲。西方向东方推行自己的“东方主义”，本质上就是推行一种殖民文化观念。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依靠武力对弱势国家进行侵略的话，后殖民主义则是依靠文化侵略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

在全球化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的意见。例如，英国著名学者约翰·汤林森（JohnTomlinson）的《文化帝国主义》出版于80年代中期，该书对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进行了分析，尤其是着重分析了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由于汤林森的西方中心论立场，使他否认了利奥塔德和杰姆逊等人的后现代媒介批判理论，坚持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只是中性的、平等的传播，而不是强加意识形态于第三世界。在此基础上，汤林森也不同意文化帝国主义是某种原来的本土文化被外来文化“侵略”的说法，而宁愿采用“影响”这一概念，他还强调思考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应当由地理范畴（本土与外国文化）转为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从而否定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单方面强调其同一性和全球性。在这个问题上，著名的美国后现代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杰姆逊认为，在后现代后殖民时期，国家和民族并没有消亡，因此，一方面应当看到这个时期全球文化的趋同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杰姆逊指出，后现代后殖民时期，经济依赖是以文化依赖的形式出现的，第三世界由于经济相对落后，文化也处于非中心地位，而第一世界由于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价值观受到冲击。

确实如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不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乃至主权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和矛盾。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要防止文化保守主义，积极参与到世界现代化、经济全球化当中去；另一方面又要警惕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既接纳现代性又保持民族性的文化整合，既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又维护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

二电影电视的国际传播

在全球化语境下，电影电视的国际传播已经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随着时代的发展更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当今世界跨文化传播中，影视无疑具有最广大的观众群和覆盖面。“毫无疑问，国际间的交流带来了不同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国际交流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是国际传播，即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文化信息的交流和传递，其中对传播者而言，最便利、最有效的工具是通过天空直接传播的媒介，即广播和电视。……同时，作为以视觉图像传递的媒介，电视传播又受到国际电影交流的影响，并在记录媒介的交流中，吸取了国际间电影交流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国际间音像特别是影视交流的新领域。”(2)

由于电影电视的画面具有直观可视性，逼真活动的人物影像可以通过形体语言、行为动作的全人类性建立共同的理解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书籍、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介对文字的依赖，以及广播对语言的依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电影电视可以跨越语言文字不同所引起的“传播阻隔”与交流困难，更加容易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尤其是由于影视艺术自身特有的强大魅力，决定了影视艺术仍然是当今社会最受欢迎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在全世界拥有为数众多的观众群体。加上高新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传播媒介的巨大变化，更是使得电影电视如虎添翼，大大增强了自身的艺术魅力和传播能力。随着传播手段的日益先进，电影电视跨国传播的规模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强、覆盖面越来越广。电影电视的国际交流，不但为影视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国际收入，同时也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使得各个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迅速为全人类所共享，影视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递信息、表达情感、传播文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架起国际文化交往的桥梁的作用，增进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但是，犹如一把双刃剑，电影电视的国际传播也带来了许多复杂的问题。由于少数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因而凭借诸多优势实际控制着国际传播与世界影视市场，使得影视传播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交流，而仅仅只是一种单向的跨国传播，使得电影电视的国际传播存在着不平等与不合理的格局。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在国际影视市场处于霸主地位，一是因为拥有雄厚的资本，二是因为拥有先进的制作技术和制作手法，以及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三是因为多年积累的丰富的市场经验。美国好莱坞电影依靠先进的科技手段、雄厚的资金实力、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强大的推销能力，在20世纪始终保持着世界电影市场霸主的地位，尤其是近十年来这种势头更是有增无减，一部《泰坦尼克号》耗资2亿多美元，却在全球赚取了18.25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截止至1998年12月），以及近18亿美元的其他收入，其中大部分来自世界其它国家。甚至一部片长90分钟，投资4500万美元的卡通片《狮子王》，也为迪斯尼公司在世界各国赚取了9亿多美元的高额回报。好莱坞电影不但大举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电影市场，对这些国家的民族影视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威胁，美国的电影片和电视片甚至还占据了欧洲主要的文化市场。资料显示，早在1993年美国影视产品就已经成为美国出口欧共体各国的第二大出口商品，销售额相当于同年度欧共体国家出口到美国影视产品的12倍，这种极不平等的文化贸易，引起了欧共体国家极大的忧虑与不满。特别是在法国，一些知识分子竟然提出了“50年后欧洲作为一种文化是否存在”的问题。又如加拿大，由于与美国毗邻的原因，美国文化几乎无孔不入，对加拿大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加拿大的大部分电影院线被美国资本所控制，放映的影片绝大部分也都是好莱坞影片。电视业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无力应对美国电视节目的大举入侵，使得加拿大娱乐市场的美国化倾向日益严重。虽然加拿大政府也采取了多项措施和优惠政策扶持本国影视产业，但结果仍然是收效甚微，难以抵御美国文化产品的长驱直入。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影视业举步维艰的处境可想而知。中国大陆1999年电影市场下滑幅度达到50%左右，全国绝大多数影院亏损，尽管国家目前每年只允许进口十部外国大片（主要是好莱坞影片），但这十部影片的票房收入却占据了全年票房收入的一半还多。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起来捍卫自身的利益，维持本民族的文化，要求打破国际传播中不平衡、不合理的现象，认为应当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样，尽快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许多学者更是在考虑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特别是当跨国传播使外来文化不断涌现到人们面前时，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将受到严峻的考验。是福星高照，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还是祸从天降，破坏优秀的文化传统。”(3)

尤其是随着21世纪的来临，影视媒体跨国传播显然已经成为历史趋势与时代潮流，伴随着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和信息传播的飞速发展，影视媒体跨文化传播的速度也在日益加快。特别是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必将对于两岸三地的影视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用最现代的语言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

中华民族影视艺术如何应对WTO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如何积极参与到全球性的影视行业激烈竞争之中？如何能够使我们的影视业在世界影视市场上有一席之地？这些问题已经不只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严峻的现实问题。除了在观念和措施等诸多方面均应以积极的态度去迎接“入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之外，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如何使我们的民族影视艺术作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并且为世界各国广大观众所接受。

毫无疑问，我们民族影视艺术自身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就在于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正因为如此，中国影视艺术能否在世界上占有它应当具有的地位，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创作出经得起世界性比较、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为各国观众所接受的影视作品。这一论点，已经被20世纪80年代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电影艺术的成功经验所证实。从根本上讲，影视艺术的民族性就是如何在影视作品中体现民族文化的问题。一方面，影视艺术越具有民族性也才越具有国际性，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影视艺术民族性的沃土；另一方面，影视艺术更需要对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反思，运用现代意识对于传统文化进行观照与超越则是影视艺术时代性的需要。显然，这种继承性与超越性，正是构成了中华民族影视艺术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深层内蕴。

2000年4月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国际华语电影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的主题就是研究21世纪华语电影在跨国传播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在此次会议上，我宣读了自己的论文，题目是《传播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冲突与融合》（本论文的部分已发表在《电影艺术》2001年1期），我这篇论文写作的灵感，来自于香港《亚洲周刊》的一则消息，这条消息讲到，世纪之交，香港《亚洲周刊》举行了评选“20世纪中文电影100强”的活动，其评选结果令人深思：近百年来华语电影拍摄了上万部。但是，这次评选出来的百部优秀影片中，80年代的影片竟然占据了1／3，而且中文电影也是在80年代以后才真正开始受国际瞩目，两岸三地均有影片相继在全世界各个重要国际电影节上获奖，90年代港台一些著名导演和演员甚至被好莱坞重金聘请，真正参与到国际电影业的激烈竞争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80年代堪称中国电影史上光辉的一页，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也标志着中国电影真正开始走向世界，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80年代前后，以徐克、许鞍华为代表的香港“新浪潮”电影，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还有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大陆“第五代”导演群体，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但是，他们的影片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冲撞，在继承性与超越性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电影艺术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或者换句话讲就是：“用最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

“用最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也就是需要通过现代创新的艺术手法来体现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这种成功的经验，我们不但可以从上述列举的80年代前后两岸三地电影艺术家们那里找到例证，还可以从90年代李安、吴宇森等一批成功地进军好莱坞的著名华人导演那里找到例证。甚至还可以从其他艺术门类享誉世界的著名华人艺术家们那里找到例证，诸如绘画艺术中，善于运用最具有现代创新意识的绘画语言来表现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云南画派”代表人物丁绍光，以及善于将东西方文化有机融汇在一起的旅法著名画家赵无极，还有善于运用现代建筑语言来体现东方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的建筑艺术大师贝聿铭，以及音乐界将古代编钟与现代音乐语汇有机结合并运用到香港回归音乐会的著名音乐家谭盾等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难以尽述。但是，从总体上讲，五千年中华文化所形成的文化范式，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范式，从而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成了明确的区别。《中华文化史》指出：“社会结构的宗法特征，导致中华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4)“伦理”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中西伦理观的差异，甚至成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之一。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性，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讲：“中国文化以家族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中西文化的这一差异，早在‘五四’时期就被人们清楚地揭示出来了。”(5)

在世纪之交，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东西方文化冲撞加剧的情况下，大陆、香港和台湾两岸三地的影视艺术家们都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主题，拍出了许多优秀的影视艺术作品。其中，被誉为台湾新生代最重要导演之一的李安，连续拍摄了《推手》（1991）、《喜宴》（1993）和《饮食男女》（1994）组成的“家庭伦理三部曲”。许多评论都指出，李安电影作为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在其影片中深深渗透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李安电影擅长在大的文化背景下来表现家庭伦理道德问题，他的影片《推手》是借中国太极拳的推手，以及退休拳师坎坷的黄昏恋，来探讨人际关系的平衡问题；《饮食男女》则是以退休名厨朱师傅同三个女儿和女邻居之间的微妙关系，巧妙地将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中的“恋父情结”与东方传统人伦关系交错在一起；特别是《喜宴》，更是将东方式的家庭亲情与西方式的同性恋现象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与冲突，最后达到宽容与和解，表现了代表东方传统文化的“父权”的屈服与让步。李安电影一方面有意识地表现太极推手、中国书法、烹饪艺术等中华文化奇观，这些富于东方文化神秘色彩的内容，无疑成为吸引世界各国观众的有力手段；另一方面，李安这几部影片所表现的核心问题几乎都是“家庭”问题或伦理问题，通过“家庭”与伦理问题来反映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渗透与和解。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世界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日益扩大，李安电影在题材取向上无疑适应了当代东西方观念的需要，使得他的影片既能在台湾本土稳居商业主流电影行列，又能适应西方国家电影市场的需要，具有较高的票房。特别是李安擅长于通过娴熟的电影语言将温情和幽默共融于戏剧化的情境之中，将戏剧性情节放置到影片构架的重要支点，再辅之以平实的叙事风格和熟练的电影技巧，使他的影片既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又有成功的商业价值。

四民族影视如何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21世纪中华民族影视艺术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如何进入国际主流商业电影与国际主流传播市场。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20世纪中华民族影视艺术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但是，两岸三地的华语电影仅仅只是进入了国际艺术电影竞争行列，尚未进入国际主流商业电

影的竞争市场。电视艺术方面的问题可能更加严重，中国大陆电视以商业方式进军国际电视节目市场，实际上仅仅只有几年时间，尤其是“与国际市场的要求相比，我们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电视与国际市场大面积接轨还需要相当时日，多数电视从业人员还缺乏对国际电视节目市场的了解，还不习惯以世界眼光和国际标准制作节目……这些问题如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势必会影响到中国电视走向世界的进程，影响到中国电视的国际存在和国际地位。”(6)这就是说，必须处理好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

显然，中华民族影视艺术要想真正进入国际影视市场，关键还在于能否运用国际化制作方式，创作出让西方观众也能够读懂与接受的影视作品。事实上，李安电影也有一个调整过程，他的“家庭伦理三部曲”中，《推手》在美国的票房并不理想，而后来的《喜宴》则吸取了教训，从决定投拍之时起，作为投资方的美国“好机器电影公司”总裁夏慕斯便积极参与到原剧本的加工和修改之中，较多地考虑了西方国家观众的理解与接受问题，并且增强了商业层面的考虑，通过商业娱乐的包装来表现浓厚的东方文化蕴味，从而使

《喜宴》在海内外均取得了可观的商业成就。

另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就是被誉为2001年初最大娱乐新闻的李安的《卧虎藏龙》。当几个月前，李安携这部影片来北京做宣传时，放映之后效果一般，票房更是很不理想；而这部影片在美国放映时却一直高居全美票房前十位之列，赢得了一片喝彩声，并且于今年初站到了金球奖的领奖台上。而且更加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批评者与赞扬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部片子是否很中国化、很东方化，在这个问题上，批评者以中国人居多，认为这部影片实在很一般；赞扬者以西方人居多，认为这部片子拍得很有中国情调。这种十分矛盾的现象，正好说明李安对西方文化同中国文化一样熟悉和了解，再加上他勇于创新的精神，使他能以西方人所能读懂与接受的方式讲述一个东方悲情武侠故事，并且让西方人真正进入东方情境。李安《卧虎藏龙》的真正意义在于，这部影片已经不再是以所谓东方奇观来吸引西方观众的猎奇心理，而是以一种人类共同的情感来打动西方观众，使西方人真心实意地迷恋上了东方情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影片标志着华语电影开始以一种新的姿态进入国际主流商业电影市场，让相互隔膜的东西方文化在影视艺术领域内开始了真正的交流。正如有评论指出：“如果我们不是太敏感地纠结于它的东方性和西方性，我们会看到这部片子所代表的一个无可避免的趋势，那就是未来的许多运作，无论是艺术的还是经济的，都可能是一种国际化运作，用着一种既东方又西方的方式。而我们的艺术家与运作人，随着事业的拓展，也越来越具有国际意味。其身上东西方杂糅的意味更浓更深。”(7)

这些例子启发我们，中华民族影视艺术要想真正进入国际影视市场，还必须培养出一批既熟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又熟悉西方文化的制片人和编导，也就是“东西方杂糅”的影视艺术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文化隔阂问题，真正与国际影视市场接轨。正如吴宇森的《变脸》获得成功后所说：“要拍一部国际性的电影，一定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和他们的思想行为，但是我拍电影的一贯方式是希望尽量找出我们一些共通之处，不论我们是来自哪个地方或哪个民族。譬如我们中国人，不管是来自香港、台湾还是内地，我们可以找到共通的所谓‘仁义精神’。至于西方人，我也希望能找出我们之间的共同处，他们也有一种‘仁义精神’，也喜欢帮助别人，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外国人比较含蓄一些，中国人则比较豪放。在《变脸》里面我找到一个相通点，就是大家都有的‘家庭观念’。”(8)

显然，吴宇森这段话启示我们，人类的情感是共同的，家庭、爱情、亲情、友谊等等是属于全人类共通的情感，生命、死亡、存在、毁灭这些终极关怀的问题也是全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青春、健康、真善美等等更是全人类共同珍惜的价值。尽管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差异，但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却是一致的，这也是处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民族影视艺术所应当关注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大卫·鲍威尔教授（DavidBordwell）在2000年香港“第二届国际华语电影学术研讨会”上，在他提交的论文《跨文化空间：华语电影即世界电影（《TransculturalSpaces：ChineseCinemaasWorldFilm》）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发言：“直率地说，中国电影是属于中国的，但它们也是电影。然而，电影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国的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更加广泛的人类文明，尤其是分享其他文化的成果。只有具备了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观众所接受。”

注释：

(1)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2)钟大年等主编《电视跨国传播与民族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3)同上，第11页。

(4)同(1)，第232页。

(5)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6)西冰《浅谈开拓国际电视节目市场问题》，载《电视研究》2000年第5期。

分析范文篇8

(二)具体情况

首先，在第一周时间里，我对公司业务流程的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

其次，在第二周的时间里，我认真、仔细学习了日常财务操作的全过程。跟出纳人员学会了如何开支票等票据、如何根据原始凭证编制记帐凭证、登记现金、银行日记帐、每月月底如何根据银行对帐单与帐户进行核对，及时编制调节表，向主管计学习财务报表的编制和财务分析。

最后，在第三周的时间里，我学习和了解了公司的有关财务制度，对财务人员的岗位主要职责有了具体认识。

二、公司在财会方面成功的主要经验

一、财会人员是企业效益的创造者之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经济效益观念的日益强化和“企业管理以财务管理为中心”的提出，对企业财会人员的工作要求越来越高，财会工作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记帐、算帐和报帐，而是充分利用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政策法规，积极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资本运营等方方面面工作，直接或间接为企业效益最大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会的17位大型集团公司财务老总以不争的事实，论证了财会人员是企业不可或缺的，具有特殊身份的管理者之一，在创造企业效益中处于极其重要的核心地位，真正发挥着“内当家”的作用，在对企业效益的创造过程和结果进行全面核算与监督的同时为企业直接或间接的创造效益。

二、财会人员为企业创造效益的几个方面

(一)、会计人员基础工作。会计核算是会计最基本的职能之一，通过记帐、算帐和报帐，及时提供正确、有用的会计信息，客观的反映经营成果，为公司领导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既是会计人员劳动价值的体现，也进而成为企业效益间接的创造者。如何做好会计核算是会计人员最基本的工作，也是对会计人员最基本的要求，会计核算不做好，谈何进行会计监督与参与管理。以信息化(erp)为手段，结合财务软件的使用，加强审核与对会计人员的考核监督，来规范我们的核算，提高核算的效率，降低核算的成本，从而间接的为企业创造效益。

(二)、资金管理。资金是企业的血液，资金流贯穿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资金既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保障，也是企业创造效益的最终体现。通过融资和投资，如何提高资金的使用率，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为企业创造效益，是资金管理的根本。

1、融资筹划。合理确定筹资规模，积极寻求多渠道融资，充分利用企业信誉及内部相互担保的方式进行融资，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资金保障。

2、采用有利的支付方式。(1)积极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付款，付款与融资相结合，减轻付款压力，也降低融资费用。(2)采用资金集中时间支付，如对日常费用报销规定每周一次，对材料款及大宗设备款规定每月两次等，有利于增强集团对资金的调控能力，提高现金流的质量，提高集团帐户银行存款的日均存量，从而提高企业在银行的信誉;同时也能提高资金审批人员、支付人员的工作效率。

3、资本经营。(1)根据企业特定的生产经营周期，资金有时也会出现剩余，财会人员通过股票、基金或国债申购，充分利用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率，同时为企业创造资金效益。(2)通过股权收购或股权投资，成立子公司，实现低成本扩张和企业快速发展。

4、资金收支一级管理，倡导“现金为王”的观念，积极利用银行电子商务，开展网上业务，尽可能地加速资金周转，减少资金成本，规避财务风险，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资金收支一级管理有利于增加现金流和结算存量，提高企业在银行的信誉，有利于各分、子公司资金的统一调配，提高使用效率，有利于加强对分、子公司的监督管理，控制风险。资金管理实行内部模拟市场，即在企业内部实行资金有偿使用，财务部门即是资金调剂中心，也成为企业的创效部门。

(三)、税收筹划。我国是世界上税赋最重的国家之一，税赋在企业的成本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如何进行税收筹划，合法避税，是会计人员为企业节约成本，创造效益的重要方面。1、充分运用国家财税新政策，如国产设备投资抵免政策，以国产设备投资抵免所得税;2、积极向财税部门申请实施企业所得税合并纳税，使各分公司盈亏在所得税前合并调节，达到节税的目的;3、关联企业销售改为委托加工。关联企业内部销售实质上增加了企业的税赋，通过税收筹划，改为委托加工的形式，大大降低了企业税赋。

(四)、参与管理。会计人员通过成本核算，进行实时跟踪对比，加强成本的日常监控，对企业成本的降低起到很大作用;通过对财务数据分析，以及对专业知识和政策法规的掌握，为企业的发展提出有效的建议;通过制订全面预算，明确企业总体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分解各部门预算，健全责任制考核体系，调动子、分公司积极性，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三、对财会人员创造效益的几点认识

(一)、提高财会人员自身素质。既然财会人员是企业效益的创造者之一，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自身素质，更好的服务于企业，更多的为企业创造效益。1、专业知识。不断为自己充电，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努力提高职称水平，同时要在实践工作中不断的总结，通过实践积累来提升自身业务水平;2、团队精神。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提高和发扬团队精神，整体提高财会人员的素质，工作有分工又有牵制，大家同心协力，才能把财务工作做得更好;3、沟通与协调。财务工作涉及企业的每个部门，需要沟通与协调，这就要求财会人员还要提高沟通、协调能力，将财务制度、财务管理理念贯彻到每个部门，并得到理解和支持，从而使财会人员创造效益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公司领导的重视与支持。现代企业管理要以财务管理为中心，只有公司领导的高度重视与支持，财会人员才能更好的发挥自身的能力，财务管理工作才能得以强化与落实，取得实效。从另一层面，公司领导对财务工作的重视，也体现出公司领导有正确的理财观念，能充分理解和支持财务工作。

(三)、制度与文化建设。财务管理是个系统性的工程，不但要求财会人员有良好的素质，以及得到公司领导的重视与支持，还要有制度的保障。首先要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业务操作程序，并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制度创新;再次要组织和加强企业全体员工的制度学习，推进企业文化建设，让全员都有理财观念，大家都来开源节流，为企业创造效益而努力!

三、公司在财务会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认为该公司在财务会计方面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帐务处理不准确。

2、会计凭证不规范。

3、会计档案整理不规范

四、实践的收获和体会

以前，我总以为自己的会计理论知识扎实较强，正如所有工作一样，掌握了规律，照芦葫画瓢准没错，那么，当一名出色的会计人员，应该没问题了。现在才发现，会计其实更讲究的是它的实际操作性和实践性。离开操作和实践，其它一切都为零!会计就是做账。

分析范文篇9

本文希望通过对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个案分析，考察神明象征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及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笔者认为，神明崇拜的发展和变化，不单有因时因人而异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内在本质上的连续性：从象征包含的意义上说，神明对于社会群体的意义虽有一定差异，但是其中的连续性缕缕可辨，这构成了杜赞奇(PrasenjitDMara)所说的“语意链”(semanticchain)；从发展过程看，诸神崇拜及相关神话、象征存在于文化传统的发展河流之中，前者发展受到后者的制约，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各阶层，成为一套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从而有可能造成神明象征在时空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共通性。因此，在神明象征的发展过程中，连续性与不连续性共存。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乃是吸取了上层士大夫文化的因子塑成的；这种经重塑的关羽在明清时期渗透到民间社会和士大夫阶层，成为官方和民间塑造关羽崇拜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因为如此，官方把典和民间崇拜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一、关羽的最初形象

一般认为，关羽显灵开始于隋朝“。但现存较为可信的资料记载的大都是唐人对关羽的崇拜情况。唐末范掳《云溪友议》即云：“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伺，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词鬼助土木之功而成，伺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因此，比较稳妥的说法是，至迟在唐代，关羽已为人所崇奉了。

关羽在民间的最初形象，是以凶悍可畏为特征的。《云溪友议》称：“(荆州玉泉)词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绍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顶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侵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是荆州一带的情形。《北梦琐言》己载的关羽亦有相似的形象：“唐咸通(860—873)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摇其患者，令人热寒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砒挚家自骆谷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⑥这是关中一带的情形。这些资料说明，在唐代，关羽崇拜已经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但民间对关羽的映象，多视之为与鬼很有联系的凶神，这一形象当是受历史上关羽勇武的形象和被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的。至宋代，关羽形象已有较大的改变，但是，在某些地方仍可找到唐代关羽形象的踪迹。四川大概是宋代关羽崇拜比较盛行之处，陆游《入蜀记》即云：“雷池昭勇庙，吴大帝时折衡将军甘兴霸也。兴霸尝为西陵太守，故庙食于此。底下有关云长像。”⑦渲州亦有关云长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象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琶，执令旗，容状可畏”。这说明关羽作为凶神的形象一直到两宋之交还遗留在民间。

在官方崇拜中、关羽最初是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出现的。唐代武庙主神为太公尚父(姜尚)，故称太公尚父庙。“开元十九年(731)，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出师命将，发日引辞于庙，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至上元元年(760)，“尊太公为武成公，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这“十哲”有为张良、田楞宜、孙武、吴起、乐毅，左为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勋，关羽并末列其中。关羽进入武庙始于建中三年(782)，此年礼仪使额真卿奏言：“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于是，“记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人图形焉”，这位配享者包括范蠢、孙腹、廉颇等古名将。而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也位列其中。⑧至此，关羽始成为武成王庙的位配享者之一。

不过，终唐之世，关羽在官方把典中无足轻重。至北宋初期，宋廷以“关羽为仇国所擒”，一度曾将关羽撤出武庙陪把的位置。⑦只是到北宋中叶以后，在佛教、道教将关羽纳入自身神系的影响下，朝廷才开始注意到关羽，并予以救封。至宣和五年(1123)，在礼部的奏请下，徽宗方“令从把武成王庙”⑦。南宋和元代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明代以前关羽在官方把典中地位较低，也不稳固，其形象受佛教化和道教化的关羽的较大影响。⑩

二、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

关羽形象一直是三国故事的一部分。据学者考证，三国故事可追溯至唐代。⑩从《事物纪原》和《东京梦华录》等书看来，三国故事在宋代已颇为流行。前者提到：宋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⑥，而后者载徽宗时，东京瓦肆伎艺中有名为霍四究者说《三分》。⑩苏东坡也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轨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留理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顺三国故事还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南村辕耕录》载有元代院本《赤壁厦兵》、《刺董卓》、《襄阳会》、《骂吕布》等名目。《录鬼薄》载有关汉卿所写剧本《闹荆州》、《单刀会》、《双赴梦》及武汉臣的《三战吕布》等名目。⑩宋末元初，在“说三分”等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三分事略》(刊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和《三国志平话》(刊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两书。⑩至元末明初，就出现了上承“说三分”与《平话》传统、并依据史书改编、摘录和复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演义》与“说三分”有清楚的渊源关系，《三国志平话》和元代三国戏中共约35个故事，都见于《演义》。”

从“说三分”至《三国志平话》再至《三国演义》这一传统中，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进行了重塑，关羽形象因此较唐有较大变化。在唐代他是一个以凶猛著称的人人敬畏的神，此时则变成广为接受的人物。宋人张宋《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异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轨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宋代关羽形象于此足见一班。

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可用“儒家化”来概括。陈寿《三国志》中的关羽可说是名将，但说到忠义，他却曾为敌国所俘，说到神勇，他却失之鲁莽傲慢，最后不得寿终。历史上的关羽虽非文盲，但大概也识字无多。《三国志》本传没有关羽读书的记载，只是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④而宋代“说三分”继承、发挥这一说法、创造出关羽讽诵《左传》、秉烛夜读的形象，从而为关羽忠义的形象作了一个注解，进而将之塑造成儒家的理想人格。关羽形象的塑造是以“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漏桥挑袍”、“古城会”等一系列情节来完成的。历史上的关羽最大的问题就是曾投降曹操，《演义》却将之改编为：关羽被围困在下邱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宁肯战死，决不投降。张辽恳切地向他提出，如果猛拼一死，等于犯了三桩大罪：一是使刘备失去依靠，二是把两位嫂嫂丢在曹营无人照顾，三是不能再匡扶汉室拯救黎民。关羽听后，沉吟半晌，提出停止战斗的三项条件：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与刘备的家属一宅分为两院居住，三是探听到刘备的下落便去寻找。直到曹操应允了三项条件，关羽方才回下邱救出甘、糜二夫人，随曹操到达许昌。这就是著名的“约三事”。这一故事不仅抹去关羽降曹的污点，反而将关羽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又忠又义的人物，它还为以后的一系列故事作了铺垫：其后在“挂印封金”、“古城会”等故事中充分塑造了关羽的忠的形象，而在“华容道”故事中又突出关羽重义和知恩报恩的形象。因此，宋元“说三分”传统对关羽塑造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关羽—原有“勇武”人格中加入“忠义”的内容。关于宋元“说三分”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清人顾家相强调理学的影响：“北宋太祖得国，虽亦非正，而诸儒辈出，修身立品，远胜前朝，(韩、范、富、欧已然，不始于皖、洛、关、闽也。)一时风俗人心，为之五变。沿及金、元，虽以外域帝中邦，而理学大昌，人存直道。”

三、明清时期的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普及

《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民心。

早在明代，《演义》就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明人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条即云：“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溢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邱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埋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至谈者纷纷。”《演义》对清初统治者的影响尤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它了解到关羽的形象。早在太宗崇德四年(1639)，即命大学士达海译是书。顺治七年(1650)，《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据清人陈康棋《燕下乡腔录》卷十记载，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时人尚有清初统治者以《演义》中“桃园结义”故事蹋糜蒙古之说。④《演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俯抬皆是。文人作诗用典忌用小说家言，而清人作对赋诗引用《演义》者比比皆是。袁枚即举数例：一是崔念陵赋五古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二是何肥瞻作札用“生瑜生亮”一语；三是某孝廉作关庙对联有秉烛达旦语者。⑤其实，清人作对用《演义》语者殊不足怪，梁章矩就指出：“关帝庙联最多，世人皆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②章学诚也指出：正因为《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如此深入民心，明清时代的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庶民百姓，在崇拜关羽时就很容易将这一形象附加于关羽崇拜之中，使关羽神格中的忠义因素更为突出。嘉靖十九年(1540)，都御史杨守礼重修宁夏总镇汉寿亭侯旧庙，他在记文中即称：“侯平生雅好《春秋左传》。盖《春秋》以尊王室，攘夷狄，诛乱讨贼，孰典庸礼为义。侯之所以拳拳于昭烈(刘备)者，良有以夫!万历年间(1573—1619)宁德知县高愈谦创建该县武庙记文中则有“秉烛一节，可对天地，耿耿射人，照耀干载，谁不钦其风而倾其义也”等语。⑥至一般平民，据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W．Esherick)教授考察，清代以三国故事编成的武戏在鲁西极为流行，关羽等人成为当地民众心目中的主要神抵，清末义和拳对此即多有借鉴，许多拳民在降神附体的仪式中都自称关公。

随着《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即效建关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效建庙宛平县之东”，作为太常寺宫祭场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凡“国有大灾则祭告”。⑥但此时关羽尚无封号，真正的变化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该年关羽晋封为帝，此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次救封。清王朝早在崇德八年(13)便建关帝庙于盛京(今沈阳)。匝治九年(1652)，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加封灵佑。从雍正到乾隆年问，关羽及武庙逐渐获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的地位。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清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关羽封号已达二十二字之多。⑩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记典中地位的日渐提高，固然与《演义》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与当时的政治危机也有相当的关系。万历以后明王朝对关羽崇拜的日益尊崇，乃是晚明社会危机四伏、王朝摇摇欲坠的一种反应；而清廷对关羽的加封和尊祟，基本上都与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到平定三藩，从镇压山东王伦起义到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从镇压京师、河南天理教起事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有密切关系。⑩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的地位越隆，反映出的王朝危机就愈深。

伴随着关羽在官方宗教中地位日尊，它在民间也日益普及。早在明代，关庙已有“把遍天下”之说，‘其词于京能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至清代，关庙之多，更有“天下关帝庙，买音一万余处”⑥之说，所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雍正皇帝也认为：“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颐海邀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攘，敬思瞻依，凛然若有所见”。难怪清人不无感慨地说：“予尝谓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另外，关羽还被许多秘密宗教、结社所崇拜。应该说，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日尊和在民间的日益普及，与同期《三国演义》及相关戏剧、戏曲等民间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是分不开的。后者不仅为关羽在社会各阶层中地位的变化奠定文化基础，而且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资源。

四、结论

研究中国宗教仪式的学者，在讨论诸神崇拜时，往往强调崇拜者自身的不同的实用功利动机。他们将宗教视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追逐不同利益的文化工具，视为崇拜者对政治经济压力的一种回应和反击。其必然结果，就是强调神明崇拜在时空中表现的不连续状态，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回应和反应的“工具”是从何而来的，它也无法解释神明崇拜迅速普及的原因。显然，这种回应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受当时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传统所制约和影响的。这种文化资源可能是上层文化，也可能是民间文化(在本文中，构成文化资源的是民间文化)。

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官方宗教的创立、实践者在诸神崇拜中为何和如何借用民间文化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崇拜者不仅是政治人，而且是社会人、文化人。作为帝国官员，他们的官僚生涯实际上仅是人生的“逆旅”，绝大多数官员的官僚生涯并不长，他们很大部分时间(至少包括青少年和老年)都是生活在乡民社会、浸淫于民间文化中的。正是在这点上他们与乡民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源。而这为两者塑造各自的宗教提供了重要源泉。

从唐代至明清，官方与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实际有三个周期：在唐代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关系；从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官方崇拜受到了佛教化和道教化关羽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都受到了民间文化的影响。从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逐渐走向一致性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当与唐宋以来社会流动性日益提高有内在联系，因为它必然带来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日益频繁的接触。②明清时期，关羽不仅为王朝所推崇，成为国家保护神，同时深入民间，成为财神、行业神和聚落保护神，而且为秘密宗教、结社所尊崇，而王朝、民间社会、秘密社会崇奉关羽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关羽忠义神武的神格。如此之高的一致性，乃是由于这一形象基本上来自共同的文化资源——宋元民间“说三分”的传统。由此我们注意到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

分析范文篇10

农村信用社的工作走不出困局，不能从根本上改观的重要因素是体制不顺。笔者就农村信用社体制的现状与改革思路谈一点初浅的认识。

合作制在政策上反复强调农信社是“农民自己的银行”，不断要求落实农信社的理事会、监事会、社员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三会”）制度，可“三会”仍是形式主义。某市38家基层农信社，1999年、2000年没有一家的“理事会”作过重大事项的决定、决议，“社代会”只是为了迎合上面的要求，完成上面的任务，应付检查、考核而敷衍为之，“监事会”更是形同虚设。最近对该市38家农信社的监事会工作情况的全面调查表明，基层农村信用社“三会”的职责已让位于联社无所不包的行业行政管理。众所周知，联社一级真正的最高领导、决策机构是联社党委。“党委领导和决策+强力行业行政管理+国家负担经营风险”构成了农村信用社在运作中的国有制特征。因此，实际运行中的国有制管理，与名义上的合作制的形式，构成了农村信用社在体制上的一个基本悖论，造成了严重的认识上的混乱和实际工作中的无所适从，甚至导致部分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基层干部将工作往死胡同里做。

问题还不仅在此，考虑到农村金融管理人才匮乏的现状和农民的基本信贷需求，我们发现，民主管理无力改变基层信用社的控制权结构——农村信用社必然控制在少数略有金融知识的人手中，而这些人就成为农村金融领域的土皇帝。换句话说，民主制的前提是“参与投票人员的偏好和可供选择的侯选人的多样化”，问题恰恰在于金融知识现实地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农民根本无从选择。因此，“三会”制度除了造成形式主义，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降低了工作效率，濒添了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成本之外，不可能形成任何实质意义上的产出。故，现实地考虑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信贷需求，以一切有利于农民信贷需求的满足作为农村金融的现实出发点，我们发现，农村信用社放弃合作制，进而对整个农村金融进行制度创新已刻不容缓。

二、民主制的悖论：合作制的投票原则与内部人控制

农村信用社的合作制最初只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殊形式而被确立的，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才逐渐被赋予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含义。本意是通过引入民主管理机制，从而构建一个能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充满活力的农村金融企业组织。合作制有效运行的基础是民主管理。近几年的实践已表明，在农村金融领域大力推进以“三会”制度为主要内容和载体的合作制并未取得预期的积极效果，问题就在于“民主管理”这个基础环节上。

1.理论与实际脱节导致农村信用社民主管理机制难于构建。从理论上讲，合作制度是劳动和资本直接结合的一种特殊的公有制形式，它具有维护劳动权利和部分限制资本权利的本质特征，即强调全员联合劳动和股份平均化倾向（限制大股东的存在，参与企业事务管理的表决权按人头分配而不按股金分配），社员个人利益是通过劳动价值分配、股金分红和对企业产品（服务）的优先交易权三种方式和企业利益挂钩，从而促使社员积极参与企业的管理，努力为企业工作。但是现实有现实的特殊性，实际情况完全并非如此。首先，金融业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有极少数社员能成为农信社的职工，参与企业的劳动，绝大多数社员不可能从企业获得劳动报酬。其次，合作制的股本结构排斥大股东（农信社现行规定最大股东持骰不能超过总股本的2％），股本结构的过度分散，导致企业利益对任何单个股东利益的弹性很低，其结果必然是所有社员对企业经营的好坏漠不关心。第三，在农信社能提供的金融服务中（主要指信贷服务），作为股东的社员，充其量也只是必要条件，而不可能成为充分条件，因而不会对社员有特别的吸引力。上述的分析和基层的实际情况是一致的，社员没有社员意识，对信用社的工作普遍不感兴趣，社员的入股动机有三类：一类说股金比存款利率高，合算；一类说因为农信社工作人员上门劝说；一类说以为入了股就能贷款。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没有社员能找到主人翁的感觉，没有社员认为农信社经营的好坏与他们有直接关系，事实上也没有直接关系，普遍股金存款化的现实难于改变，农信社的亏损最终是国家兜底。这表明农村金融的合作制违背经济规律，属于“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矛盾，我们应从体制上进行审视和反思。

2.农村信用社外部条件限制，使民主管理机制难以实现。合作制不能有效实现民主管理，构建健康、高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主要是这种企业制度本身的先天缺陷与现代金融业不相适应所致。不仅如此，农村信用社的外部条件也制约着民主管理的实现。中国广大农村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按照现行作法，农信社的设立以乡镇划片，许多情况下在落后农村的一个狭窄的区域内，凑出有议事能力、管理能力的“三会”班子十分困难，何谈民主管理。农村金融企业制度的选择不能忽视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

3.民主制下内部人控制的必然性和“乡镇企业病”的产生。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农村金融机构布局和农村居民的信息与金融知识结构，三会的民主制本身发生扭曲几乎是必然的后果。由于农村信用社社员在选择王任方面往往别无选择，致使该民主权利的实际履行比基层政权的直接选举还要复杂得多。信用社主任人选往往是确定无疑的，因此，对其个人的外在所有者激励基本无从谈起，内部人控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制度后果，在理论意义上，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与西方经典意义上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内部人道德风险存在一定差别。前者是解集约束，后者是信息约束。在解集约束下，所有者（社员）和信用社主任都意识到其职位的“舍我其谁”性，因而后者的行为往往取决于主任个人的道德品质与献身精神。在信息约束下，内部人的不良行为往往要在隐蔽状态或高等级技术状态下进行，致使外部人员（所有者和监管当局）无从观察，或因缺乏必要技术手段即便可以观察却无从准确判读。因此，中国农村信用社内部人的非规范行为是无法通过经典意义上的治理结构安排加以妥善解决的。这就是所谓的“乡镇企业病”：在80到90年代，绝大部分存在乡镇企业的农村地区都出现了集体资产被内部人滥用的问题；其解决途径只有两个，一是回归公有，二是彻底私有化。一般地，各地选择了后者，实行股份化改制，变为内部人持股企业，以解决激励问题。对于农村信用社而言，金融机构的高负债性和技术特质性，使得私有化成为一项高风险的制度选择——小额出资无法阻止信用社内部人的道德风险。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条解决内部激励问题的路径。

4.复杂的国情不允许农信系统真正实行合作制，使国有制内核成为客观取向。从50年代农村信用社组建至今，由于历史原因，整个农信系统已累积了数额巨大的坏账，部分农村信用社的支付风险问题将会长期存在，若全国30000多个农村信用社中任何一个发生存款不能兑付事件，如果政府坐视不管，势必在某个地区甚至全国整个农信系统引发超级“多米诺”现象，出现全局性的金融危机，危及整个国民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农村金融问题，已不只是经济问题，更主要是政治问题。因此，在农村信用社的现实运作中，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监管当局，甚至社员自身，都没有把“三会”真正当作信用社的最高权力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