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原则范文10篇

分配原则范文篇1

分配一直都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通过社会资源分配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换取更好的资源，来满足作为人的各种需求。我国目前采用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通过按劳分配，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形式分配社会资源，久而久之，不同人群之间逐渐形成差异。社会分配原则在指引社会分配的过程中，更是保障着社会分配的良好秩序。良好的、合理的社会分配原则，是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保障，是促进社会和谐的主要力量，是增强人民幸福感的主要途径。

二、社会分配原则的重要地位

在如今这个社会发展速度飞快的时代，人们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每个人都在想尽办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而提高竞争力的目的就是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满足自己更多的需求和欲望。每个人都更在意自己的个人感受，每个人都更加重视公平感。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更多的财富资源流入社会，但由于一些现实因素的制约，社会的分配方式不够完善，不同的人群之间贫富差距逐渐加大。由收入差距引起的社会弱势群体不断增多，社会逐渐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受到了威胁。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分配原则，是社会财富合理分配，增加人们对社会的认同感的主要途径，增加人们对社会公平的认可，已经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社会分配的原则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一直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三、经济法视野下我国社会分配存在的一些问题

国家通过经济法对我国的经济进行干预，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进行及时的调控，以保证我国经济能稳步发展。国家运用经济法调控宏观经济的出发点是保护公众的利益，经济法对国家经济稳步发展，人们财产得到保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分析在经济法视野下我国社会分配存在的一些问题。(一)垄断行业收入过高。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市场的企业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不少企业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世界的舞台上通过自己的能力，赚取更多的资源，攫取更大的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是我国，还有世界领域都出现了一些垄断性的大公司，这些公司在某一领域一直处于龙头地位，其他企业很难与之竞争，甚至很难存活下去。在这些企业垄断的过程中，价格、货物供给都由企业自身决定，有着很高的获利空间。他们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更多的货物，获得其他企业无法企及的利润。国内来说，烟草企业一直处于垄断状态，而且有着政府的支持，所以烟草企业可以获得超额的利润，自然而然在这些企业工作的员工薪资待遇也要比在其他企业工作的员工好的多。而且烟草企业内部的员工由于职位或者工作地方的不同也有着巨大的差距。(二)农村经济发展越来越差。由于我国推行的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的侧重点更偏向于城市。在经济政策的推动下，近几年我国很多城市的经济得到了有效促进，很多城市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提升，这导致了更多的人口流向城市。少部分年轻人留在农村，由于农村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农村更加的缺少了发展市场，农村人口的收入随着城市人口收入的提高而逐渐降低。由于老龄化，农村的商业开发的机会更是严重缺乏，很多地方形成了老人村，进入了越来越贫穷的恶性循环，这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大，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也越来越大，人们对社会公平的认同极度减少，对社会分配的原则给予更多的质疑，久而久之，社会的和谐稳定一定会受到影响。(三)区域发展速度差异越来越大。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也是丰富多样的，受到地形、气候等自然资源和地区经济政策的影响，我国的不同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也是不一样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交通发达，政策相对宽松，居民的收入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一直都高于我国的中部和西部。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有更多的人为了寻找更多的财富从我国的西部流转到东部，社会人群的流转会导致我国局部区域出现人口压力过大的问题，会严重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会加剧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影响我国整体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经济法视野下优化社会分配原则的一些可行性意见

(一)完善竞争法，抵制垄断主义。目前就国内来说，我国贸易市场中的多个行业都存在垄断性的企业，这些企业由于一直处在龙头地位，逐渐掌握了国家大量的财富，国家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不得不对这些企业进行一些适当的保护。虽然2007年我国颁布了《反垄断法》，但由于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没有发挥充分的作用，对于较大的垄断企业还是没有触动其垄断地位，这使反垄断工作的开展更加困难。因此，我国应该逐渐完善经济法，对垄断企业实施更多的、更有效的规制，增加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机制，逐渐消除一些大企业的垄断地位，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让我国经济更加充满活力。(二)加强对农村经济的刺激。目前我国的各大经济区都处在城市，城市的经济发达，但人口压力也是巨大的，环境压力也是越来越严重。对于多数农村地区，经济还是处于待开发阶段，经济水平十分低下，而且一些劳动力因素也是比较便宜，有着巨大的优势。我国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持有较多资本的企业开发农村地区，激发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提高农村地区的经济水平。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遵循我国正在实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环境，绿色开发。(三)优化部分地区政策，刺激经济发展。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同步，有一部分原因是交通、地形等自然因素，但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政策因素。由于一些政策的抑制或某个政策的刺激作用，致使了有的地区经济发展快、财富积累能力强，有的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人们收入低下，这便形成了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明显差距。国家应该对于经济落后的地区制定一些开放性的刺激政策，鼓励更多的人前来开发投资，把经济发展好的地区的人流引过来，既可以刺激地区的经济发展，又能解决地区的人口压力问题。

五、总结

社会分配与社会和谐、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良好的社会分配原则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保证人民生活的和谐，而不良的社会分配原则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谐。由于经济法的作用，我国可以通过经济法对宏观经济进行适当的调控，保证了我国经济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但经济法也不是没有瑕疵的，现在社会还存在很多不平衡的问题，人们贫富差距过大、城乡收入差异过大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同都导致了人们对社会公平的质疑。希望在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工作者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社会分配原则逐渐得到完善，我国经济能更稳定、更快速地发展，人民更和谐地生活。

［参考文献］

［1］徐丽．改善民生视角下的经济法功能探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25－28．

［2］薛江武．完善我国收入分配机制的经济法思考［J］．河北法学，2008(8):35－38．

分配原则范文篇2

举证责任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并且为古罗马法学家使用。历史发展到今天,举证责任问题已成为法律人的真正十字架。在英美法系与陪审制度密切相连的举证责任(burnofproof)又称举证负担,已演变成为推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两大层次。[1](p178)在大陆法系,自1883年德国法学家尤里乌斯·格拉查首次提出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以后,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便在德国法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深受德国的影响,对举证责任做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内涵界定,“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上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判断一定的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是否存在时(真伪不明的情况),对当事人有法律上不利于自己的假定被确定的风险,也就是说假如其事实未被证明,就产生所主张的有力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2]

深受大陆法系德、日等国的影响,1990年10月我国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首次引入了举证责任一词,伴随着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10年后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02年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标志着我国举证责任制度的初步确立。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⒈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⒉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的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又补充规定“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①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②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上述规定虽然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其粗犷性、过于简单性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单一的事项性列举是不能穷尽司法实践需要的。究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标准,国内教科书中阐述的理由基本是一致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居于主导地位,其对相对人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需要相对人的同意。由被告方负举证责任,有利于行政主体依法行政。”[3](p348)“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比原告强,行政机关是某一领域的专门管理部门,被告行政机关对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更为了解。”[4](p416)举证责任分担的实质是双方当事人实体法权益的风险分配。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适当的、明智的证明责任分配属于法律制度最为必要的和最为值得追求的内容。”[5](p97)

在大陆法系举证责任的分配领域,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占有统治地位,即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请求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权利妨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和权利阻碍要件的证明责任。1888年的德意志帝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93条规定“如果谁提出请求权,应当证明其依据必要的事实。如果谁提出请求权的消除或请求权的阻碍,就应当证明消除或者阻碍请求权的必要的事实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315条规定“请求履行义务的人,必须对其进行证明。相反,主张免除义务的人,必须证明履行或者证明他的义务消灭的事实。”在英美法系,英美法系适用普通法,公私法不分。所以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适用民事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于“违法性”是对“合法性”的否定,合法性是积极事实,违法性属于消极事实。所以,“拘禁机关负担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被拘禁人或其人的申请,单方面向高等法院王座分院提出的,毋须通知执行拘禁和做出拘禁决定的对方当事人。申请书负有宣誓的陈述,法院审查申请书认为有初步理由时,即指定日期通

知对方当事人就申请进行辩论,拘禁机关负担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6](p190)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6节(d)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法规或裁定的提议人应负举证责任。”两大法系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表面上虽有不同,但实质是相似的,那就是主张权利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引发诉讼,即应对相应的诉讼程序法律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27条之规定正是基于该原则作出的。

但是,值得借鉴的是世界各国在这一基本分配原则基础上,又不同程度的规定了一系列的补充原则。从而使举证责任分配机制达到“适当与明智”的完备状态。在日本的判决和学术界承认罗森贝克的规范说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基础,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法学界便出现了证明的接近等举证责任分配补充标准的讨论。(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都承认规范说的基本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国家的侵权法中都在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基础上对加害人的过错规定了证明责任的“转换”。在德国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基本规则在公法上的有效性问题的讨论,并在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补充标准。这些有世界影响意义的学说主要包括:以瓦亨多夫为代表的盖然性说。即按着盖然性分配举证责任。“如果法官的一个要件真伪不明应该由该要件成立可能性较小因而不利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为什么谁主张了不具备相对占有的盖然性谁就要承担证明责任呢?原因很简单:相对占有的盖然性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完全取决于每一个案件的情势、时间、地点和当事人等因素,由此得出的合法性和盖然性,对回答证明责任问题具有决定性。”;以普霍斯为代表的危险领域说是德国举证责任分配的又一个补充原则。“按照危险领域的证明责任分配,是一条一般的法理学原则和公正性要求,普氏认为原有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存在漏洞,这些法律漏洞的存在及通过危险领域进行补救的依据,就是受害人的证明危机,加害人对证明的接近以及责任规范的预防目的。普氏认为在危险领域由加害人承担证明风险的原因为危险领域就是真正的生命领域,其标志要么是空间的接近,要么是损害的原因来自于占有地或加害人自己的行为。危险领域概念除了危险领域或危险范围之外还包括责任领域,几者之间并无实质区别。”;此外,还有依据身份衡量分配证明责任的学说,在宪法行政法上考虑“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遇有疑问时有利于上诉人”“遇有疑问时有利于申请人”“遇有疑问时不利于国库”“遇有疑问时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来分配证明责任。“因为对无罪的人错判导致的不利后果比实际上有罪的人宣告无罪的后果更加难以容忍”[7](p280)结合上述理论,笔者认为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无法适应复杂的客观司法实践需要的,更无法在诉讼利益分配领域突出表现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以求在公民权与行政权之间谋求平衡的行政诉讼宗旨。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机制,应在保障人权追求司法公正的法律理念指导下,建立起一个以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请求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权利妨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和权利阻碍要件的证明责任为基础,以“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等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的综合分配机制。

二、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盲点具体阐述

⒈关于被处罚人年龄、身体状况(是否患有精神病或其他法定减轻、免责情形)的举证责任分配:被处罚的当事人是否达到14岁、是否患有法定免责、减轻环节的疾病,这些因素通常直接涉及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的规定,应由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因为行政机关应对权利的形成要件负有举证责任。但在极特殊情形下:如一个衣食住行都一向正常的被处罚人,在行政诉讼中突然提出自己患有精神疾病;或者根据户籍的记载以及有效的身份证件,当事人的年龄已满14周岁,但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突然提出年龄记载有误。笔者认为,此时应当引用盖然性原则分配举证责任。即实施结果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可能性比对方要小,那么该当事人就要承担举证责任。被处罚人患有精神病或年龄记载有误可能性处于极端状态,由被处罚人承担最后的证明责任,就可以增加我们获得相对占优的盖然性几率。因为相对占优的盖然性是我们能够获得的最好的东西。只有最贴近客观事实的司法推测规则,才是司法公正的良好体现。

⒉关于回避问题举证责任的分配:回避依当事人是否申请可以分为申请回避、自行回避和命令回避。申请回避包含了二个环节,申请事实+法定回避事由。关于申请事实举证责任的分配,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由行管相对人负有举证责任,但由于行政机关登记制度不完备或其他正当事由而导致行管相对人无法作出合理说明的,则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关于回避法定事由是否存在的举证责任分配,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大陆法系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即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回避法定事由是否存在应由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但笔者认为应由被告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除非被告行政机关能够证明回避得法定事由不存在,否则就要采取回避。此时应引用“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这已一补充原则,这与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被告”背后所隐藏的法律理念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行政诉讼中如果不将证明责任偏向相对弱势的原告——行政管理相对人,那么其宪法上的地位,尤其是其基本人权就要受到伤害。因此,在回避的法定事由上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坚持“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分配原则,才能最大可能的求得人权的保障和司法公正性的实现。

⒊关于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从国外情况来看,在英国“申请人指控行政机关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负举证责任,包括说服责任。原告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被告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原告败诉。”[8](p697)在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在对裁量行政处分的司法审查中,关于裁量权的逾越、滥用的事实的举证责任,由原告方面负担。”[9](p746)由原告承担裁量权是否滥用的举证责任,几乎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其背后隐言的规则便是对国民有利的要件事实的存在。但目前考虑到我国行政机关的工作惯例还尚未形成,在这方面的行政公开还尚有一段距离。因此,在行政诉讼中由原告负举证责任就显失公正,就会造成证明危机而不利于司法公正。所以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考虑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更为适当。

⒋关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因此原告对起诉权的成立负有举证责任。原告起诉时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发生与存在负有最后的说明义务,否则将会被裁定驳回起诉。但是笔者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处罚时不送达票据而导致原告举证不能时,则应有被告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因为行政处罚的过程中,行政管理相对人在时间与空间上完全处于行政机关的控制之下,构成了“危险领域”。当然,在行政处罚中因行政管理相对人个人的原因,如拒绝接受票据、撕毁或丢弃票据等,导致举证不能时,则由原告承担败诉风险。

总之,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是司法公正的核心所在。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它是公民权对行政权的抗争,是私权对公权的对抗。保障人权、控制行政权的行政诉讼的宗旨决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应是在规范说的基础之上的多层次综合分配体系。

摘要: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在双方当事人举证能力穷尽,而案件的证明仍处于“悬案”状态下所启用的一种司法推测机制。最大程度的获得贴近客观现实的司法推测,是司法公正的集中体现。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其实质是当事人之间诉讼利益的风险分担。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是无法适应复杂的行政诉讼实践需要的,以公民权对抗行政权的行政诉讼,其诉讼宗旨注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确立,应在坚持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理念指导下,建立起一个以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为基础、以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等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综合分配体机制。

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相对占优的盖然性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

【参考文献】

[1]Black’sLawDictionary[M].

[2](日)竹下守夫.兼子一[M].白绿铉译.民事诉讼法[M].法律出版社,1995.

[3]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张正钊.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6]王名扬.英国行政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

[7](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M].法律出版社,2000.

分配原则范文篇3

举证责任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并且为古罗马法学家使用。历史发展到今天,举证责任问题已成为法律人的真正十字架。在英美法系与陪审制度密切相连的举证责任(burnofproof)又称举证负担,已演变成为推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两大层次。[1](p178)在大陆法系,自1883年德国法学家尤里乌斯·格拉查首次提出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以后,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便在德国法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深受德国的影响,对举证责任做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内涵界定,“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上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判断一定的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是否存在时(真伪不明的情况),对当事人有法律上不利于自己的假定被确定的风险,也就是说假如其事实未被证明,就产生所主张的有力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2]

深受大陆法系德、日等国的影响,1990年10月我国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首次引入了举证责任一词,伴随着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10年后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02年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标志着我国举证责任制度的初步确立。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⒈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⒉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的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又补充规定“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①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②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上述规定虽然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其粗犷性、过于简单性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单一的事项性列举是不能穷尽司法实践需要的。究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标准,国内教科书中阐述的理由基本是一致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居于主导地位,其对相对人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需要相对人的同意。由被告方负举证责任,有利于行政主体依法行政。”[3](p348)“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比原告强,行政机关是某一领域的专门管理部门,被告行政机关对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更为了解。”[4](p416)举证责任分担的实质是双方当事人实体法权益的风险分配。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适当的、明智的证明责任分配属于法律制度最为必要的和最为值得追求的内容。”[5](p97)

在大陆法系举证责任的分配领域,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占有统治地位,即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请求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权利妨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和权利阻碍要件的证明责任。1888年的德意志帝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93条规定“如果谁提出请求权,应当证明其依据必要的事实。如果谁提出请求权的消除或请求权的阻碍,就应当证明消除或者阻碍请求权的必要的事实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315条规定“请求履行义务的人,必须对其进行证明。相反,主张免除义务的人,必须证明履行或者证明他的义务消灭的事实。”在英美法系,英美法系适用普通法,公私法不分。所以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适用民事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于“违法性”是对“合法性”的否定,合法性是积极事实,违法性属于消极事实。所以,“拘禁机关负担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被拘禁人或其人的申请,单方面向高等法院王座分院提出的,毋须通知执行拘禁和做出拘禁决定的对方当事人。申请书负有宣誓的陈述,法院审查申请书认为有初步理由时,即指定日期通知对方当事人就申请进行辩论,拘禁机关负担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6](p190)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6节(d)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法规或裁定的提议人应负举证责任。”两大法系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表面上虽有不同,但实质是相似的,那就是主张权利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引发诉讼,即应对相应的诉讼程序法律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27条之规定正是基于该原则作出的。

但是,值得借鉴的是世界各国在这一基本分配原则基础上,又不同程度的规定了一系列的补充原则。从而使举证责任分配机制达到“适当与明智”的完备状态。在日本的判决和学术界承认罗森贝克的规范说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基础,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法学界便出现了证明的接近等举证责任分配补充标准的讨论。(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都承认规范说的基本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国家的侵权法中都在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基础上对加害人的过错规定了证明责任的“转换”。在德国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基本规则在公法上的有效性问题的讨论,并在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补充标准。这些有世界影响意义的学说主要包括:以瓦亨多夫为代表的盖然性说。即按着盖然性分配举证责任。“如果法官的一个要件真伪不明应该由该要件成立可能性较小因而不利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为什么谁主张了不具备相对占有的盖然性谁就要承担证明责任呢?原因很简单:相对占有的盖然性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完全取决于每一个案件的情势、时间、地点和当事人等因素,由此得出的合法性和盖然性,对回答证明责任问题具有决定性。”;以普霍斯为代表的危险领域说是德国举证责任分配的又一个补充原则。“按照危险领域的证明责任分配,是一条一般的法理学原则和公正性要求,普氏认为原有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存在漏洞,这些法律漏洞的存在及通过危险领域进行补救的依据,就是受害人的证明危机,加害人对证明的接近以及责任规范的预防目的。普氏认为在危险领域由加害人承担证明风险的原因为危险领域就是真正的生命领域,其标志要么是空间的接近,要么是损害的原因来自于占有地或加害人自己的行为。危险领域概念除了危险领域或危险范围之外还包括责任领域,几者之间并无实质区别。”;此外,还有依据身份衡量分配证明责任的学说,在宪法行政法上考虑“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遇有疑问时有利于上诉人”“遇有疑问时有利于申请人”“遇有疑问时不利于国库”“遇有疑问时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来分配证明责任。“因为对无罪的人错判导致的不利后果比实际上有罪的人宣告无罪的后果更加难以容忍”[7](p280)结合上述理论,笔者认为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无法适应复杂的客观司法实践需要的,更无法在诉讼利益分配领域突出表现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以求在公民权与行政权之间谋求平衡的行政诉讼宗旨。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机制,应在保障人权追求司法公正的法律理念指导下,建立起一个以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请求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权利妨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和权利阻碍要件的证明责任为基础,以“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等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的综合分配机制。

二、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盲点具体阐述

⒈关于被处罚人年龄、身体状况(是否患有精神病或其他法定减轻、免责情形)的举证责任分配:被处罚的当事人是否达到14岁、是否患有法定免责、减轻环节的疾病,这些因素通常直接涉及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的规定,应由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因为行政机关应对权利的形成要件负有举证责任。但在极特殊情形下:如一个衣食住行都一向正常的被处罚人,在行政诉讼中突然提出自己患有精神疾病;或者根据户籍的记载以及有效的身份证件,当事人的年龄已满14周岁,但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突然提出年龄记载有误。笔者认为,此时应当引用盖然性原则分配举证责任。即实施结果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可能性比对方要小,那么该当事人就要承担举证责任。被处罚人患有精神病或年龄记载有误可能性处于极端状态,由被处罚人承担最后的证明责任,就可以增加我们获得相对占优的盖然性几率。因为相对占优的盖然性是我们能够获得的最好的东西。只有最贴近客观事实的司法推测规则,才是司法公正的良好体现。

⒉关于回避问题举证责任的分配:回避依当事人是否申请可以分为申请回避、自行回避和命令回避。申请回避包含了二个环节,申请事实+法定回避事由。关于申请事实举证责任的分配,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由行管相对人负有举证责任,但由于行政机关登记制度不完备或其他正当事由而导致行管相对人无法作出合理说明的,则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关于回避法定事由是否存在的举证责任分配,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大陆法系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即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回避法定事由是否存在应由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但笔者认为应由被告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除非被告行政机关能够证明回避得法定事由不存在,否则就要采取回避。此时应引用“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这已一补充原则,这与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被告”背后所隐藏的法律理念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行政诉讼中如果不将证明责任偏向相对弱势的原告——行政管理相对人,那么其宪法上的地位,尤其是其基本人权就要受到伤害。因此,在回避的法定事由上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坚持“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分配原则,才能最大可能的求得人权的保障和司法公正性的实现。

⒊关于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从国外情况来看,在英国“申请人指控行政机关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负举证责任,包括说服责任。原告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被告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原告败诉。”[8](p697)在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在对裁量行政处分的司法审查中,关于裁量权的逾越、滥用的事实的举证责任,由原告方面负担。”[9](p746)由原告承担裁量权是否滥用的举证责任,几乎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其背后隐言的规则便是对国民有利的要件事实的存在。但目前考虑到我国行政机关的工作惯例还尚未形成,在这方面的行政公开还尚有一段距离。因此,在行政诉讼中由原告负举证责任就显失公正,就会造成证明危机而不利于司法公正。所以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考虑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更为适当。

⒋关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因此原告对起诉权的成立负有举证责任。原告起诉时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发生与存在负有最后的说明义务,否则将会被裁定驳回起诉。但是笔者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处罚时不送达票据而导致原告举证不能时,则应有被告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因为行政处罚的过程中,行政管理相对人在时间与空间上完全处于行政机关的控制之下,构成了“危险领域”。当然,在行政处罚中因行政管理相对人个人的原因,如拒绝接受票据、撕毁或丢弃票据等,导致举证不能时,则由原告承担败诉风险。

总之,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是司法公正的核心所在。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它是公民权对行政权的抗争,是私权对公权的对抗。保障人权、控制行政权的行政诉讼的宗旨决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应是在规范说的基础之上的多层次综合分配体系。

【参考文献】

[1]Black’sLawDictionary[M].

[2](日)竹下守夫.兼子一[M].白绿铉译.民事诉讼法[M].法律出版社,1995.

[3]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张正钊.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6]王名扬.英国行政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

[7](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M].法律出版社,2000.

[8]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2000.

[9]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分配原则范文篇4

关键词：公平效率分配原则和谐社会建设贫富差距

现有分配原则下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

（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在个人收入多样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每个人占有的生产要素的类型、数量不同，必然导致平等机会、平等规则面前实际结果的不平等。是否占有物化生产要素及其量的多少和质的高低便成为影响人们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完全按照市场规则配置，要素价格完全由市场交互和市场供求均衡价格决定，这必然形成初次分配起点上的不公，从而引起收入差距增大，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使我国目前的社会公平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

我国长期的经济高增长也伴随着逐步扩大的收入差距，政府应该明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自己的任务。二次分配是有效调节社会公平的手段，但是过分强调效率的结果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调节力度不够，引发二次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表现为所得税政策调节收入差距力度缺乏，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政府在社会保障基金上投入少等等。而对高收入进行调节并对低收入实施转移支付是缓解收入初次分配矛盾的基本手段，也是收入再分配的基本功能，但是这方面改革没有到位，政府功能作用缺位，政策措施不足，使得整个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

效率与公平并重：和谐社会建设中分配原则调整模式

从公平与效率关系角度和经济学领域来思考，造成当前分配领域不和谐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中没有可以完全套用的理论为指导，在摸索过程中没能正确把握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事实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除了矛盾对立的一面外，还有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一面。效率的提高可以为公平的实现提供物质保障，过分重视效率必然损害公平；公平的促进营造了一种和谐的环境，反过来对效率的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过于强调公平又必然损害效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理论基础，因此，任何极端的强调公平或强调效率的分配原则都是不可取的，而我国目前的分配原则也正是由于过分突出效率而忽略了公平，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实施公平与效率并重模式的政策建议

（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使其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世界经济发展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的GDP仍然保持逐年高速增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是在经济发展取得喜人成就的同时，必须看到另外一个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居民工资增长速度缓慢，尤其是近年来在最终分配后我国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那些仅凭提供劳动力获取收入的低收入者能更多地、更充分地分享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经济发展的成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按照科学合理的方法合理审定劳动力价值和价格问题，制定公平与激励相统一的工资制度，改变原有劳动力价格偏低的现实，相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企业提高低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加大监察、执法力度。政府有关执法部门、劳动监察部门应加大对克扣及拖欠工资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切实保证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的权益，使他们能够按时足额拿到工资。

创造条件让更多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实现居民收入的多元化和财产收益的普遍化，实现财产的保值和增值。通过开辟诸如储蓄、基金、投资股市、投资汇市、投资境外理财产品等多种理财方式，让居民根据自身条件合理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财方式，不断规范市场运作和加强监管，维护投资环境健康有序地发展。

（二）完善现有法制体系以维护公平的竞争机会

通过完善现有法制体系，利用现有的或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约束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制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等价交换的公平交易规则，维护正当竞争，促进效率。（三）优先发展教育以营造公平的起点

通过一系列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助学等新举措，为农民减负；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助学制度，建立中等职业学校贫困家庭学生助学金制度，细化高校助学制度，完善助学体系等；积极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把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结合起来，使受教育者能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工作中不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以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形势。

（四）充分发挥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

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在继续深化当前个税政策的基础上，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在适当时机可研究推行对高收入者实行合理额度的累进税制，既可以调节社会收入差距又不至于影响其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

扩大对奢侈品消费税的征收范围。适度调整消费税的征税税目和应税品的税率，以达到对奢侈品消费税的有效征收。可以通过适当提高一些高档消费品，如住房、高档轿车、高档首饰等的消费税率，并开征一些新的征税税目，如高消费税、境外旅游税和奢侈娱乐税等，通过扩大对奢侈品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缩小收入差距，并结合教育正确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适时开征遗产税。通过开征遗产税不仅减少了由于拥有大量遗产而在竞争中处于优先地位，甚至无需竞争的不公平状态，还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作用于社会福利事业或扶持低收入者，达到缩小个人财产分布上的贫富差距效果。

（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我国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很大，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可以有更充裕的资金用于增加社会福利，为无劳动能力者和低收入者提供生活保障。另外，增加社会保障资金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也可以改善居民的心理预期，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完善社会保障调节功能的基础性工作，否则无法起到调节收入差距和实现公平的作用。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健全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扩大城镇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加快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利用财政专款建设廉租房，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为低收入贫困家庭和失地农民提供福利性社会保障。

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根据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标准设立一条最低生活保障线，使每一个公民，当其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而生活发生困难时，都有权利依法得到国家提供的现金和实物救助。

综上所述，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必须认识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加，还应体现出人的主体性和平等性增强，人的生活质量全面提高。当前适宜的分配原则必须是既保证效率又注重公平，使效率与公平得到统一，在共同富裕并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取向下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郭志鹏.公平与效率新论[M].解放军出版社，2001

分配原则范文篇5

一、农村集体土地补偿费的性质

众所周知，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是农村集体所有之土地征收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与其成员因分配土地补偿费发生的纠纷。①在我国农村，老百姓称此类纠纷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纠纷。笔者认为，农村老百姓的这种称谓简单明了，也比较准确。但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应当包括三项费用，即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土地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是对被征地农户财产损失的补偿，理应支付给承包户，补偿标准由省级政府规定；安置补助费是对被征地农户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只要该农户放弃统一安置，该费用即应支付给农户，补偿标准按征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4-6倍计算。而土地补偿费从原则上讲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丧失的补偿，其分配主体应当是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所有具有本集体经过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这是成员自益权的体现。②补偿标准按征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6-10倍计算。

二、农村集体土地补偿费能否分配

该类补偿的分配问题，我国不同时期的法律规定有所不同。*年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土地补偿费不得私分，*年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仍规定土地补偿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即使现在仍在施行的民法通则第74条三款仍规定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而农村土地承包法也只笼统规定承包方被征用、占用的承包地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直到*年8月29日修改并于*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土地管理法才删除了“土地补偿费不得私分”的规定，随后最高法院法研〔*〕第51号和法研〔*〕第116号等关于补偿费的请示的批复也明确要求各级法院应当立案受理此类纠纷。这表明，*年1月1日以前村民并不享有分配土地补偿收益的实体权力，法院也不受理此类纠纷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土地政策调整分界点。事实上，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9条规定，此类费用如何分配，因属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由村民委员会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为此，最高法院在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条中作了明确规定，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为各级法院审理此类纠纷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办案思路。

三、农村集体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原则

1、依法立案

目前，尽管全国各地多数地区法院已经按照最高法院法释〔*〕51号和116号批复的规定及时依法受理农村集体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但仍有一些地区对此类案件不予受理，江苏、广西等地法院即如此。③笔者所在重庆地区各级法院基本是按高法的批复执行的。*6年8月21日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第2条明确规定：“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各类涉农纠纷案件，要依法及时立案，尽量做到当日立案，及时移送。”第10条规定：“依法慎重、妥善处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民事纠纷，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应当积极立案受理，依法立案受理，通过审判职能化解纠纷，促进农村社会稳定。

2、分配主体的确定

农村土地归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故本集体成员是土地利益的享有者。因此，原告通常是依法取得该集体组织所在地户籍或者是与该集体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的自然人（如义务兵或户籍迁出的大中专学生等）。乡、村（镇）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均不成为土地补偿费纠纷的被告，这要根据个案情具体确定。

土地补偿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由此决定了此种费用只能在本集体组织成员内部进行分配，因而不具有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不能参与分配，这是土地补偿费分配的基本原则。而成员资格确定，首先，应当以该成员是否在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常住户籍为基本判断依据，成员资格的取得即包括原始取得和加入取得两种主要方式。其次，成员资格的丧失，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在该成员未获得其他社会保障之前一般不宜认定其集体成员资格的丧失。而在这原则下，对于死亡、已取得其他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取得该区市非农业户口和取得非设区市城镇非农业户口而被注销或迁出本集体经济组织常住户籍者，即丧失成员资格。第三，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确定的基准时，应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作为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基准时。

3、确定分配方案时应掌握的原则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收益分配方案应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审查：一是，符合民主议定程序的原则。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实行自治决定重大事项的机构，其讨论分配土地补偿费的决定、决议必须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9条所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做到程序合法，这是首先应当审查的问题，以便查明民主议定程序的形式是否合法。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原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否则，应认定分配方案无效。三是，村民待遇平等原则。若无法律的特别规定，凡享有村民待遇的全体村民应当平等参与分配，即补偿费分配应当均等，不能差别对待。四是，人地合理比例分配原则。即针对因农村人口频繁变动与相对稳定的土地承包权之间的矛盾等原因所引起的人地比例失衡问题，采取人地合理分配原则，在确认人地分配比例时，既不能一律按人口均分，也不能按地亩均分，宜以人为主、以地为辅，使各方的利益均能得到合理保护，也较好体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分配原则范文篇6

论文摘要: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在双方当事人举证能力穷尽,而案件的证明仍处于“悬案”状态下所启用的一种司法推测机制。最大程度的获得贴近客观现实的司法推测,是司法公正的集中体现。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其实质是当事人之间诉讼利益的风险分担。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是无法适应复杂的行政诉讼实践需要的,以公民权对抗行政权的行政诉讼,其诉讼宗旨注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确立,应在坚持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理念指导下,建立起一个以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为基础、以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等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综合分配体机制。

一、行政诉讼行为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研究

举证责任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并且为古罗马法学家使用。历史发展到今天,举证责任问题已成为法律人的真正十字架。在英美法系与陪审制度密切相连的举证责任(burnofproof)又称举证负担,已演变成为推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两大层次。[1](p178)在大陆法系,自1883年德国法学家尤里乌斯·格拉查首次提出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以后,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便在德国法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深受德国的影响,对举证责任做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内涵界定,“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上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判断一定的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是否存在时(真伪不明的情况),对当事人有法律上不利于自己的假定被确定的风险,也就是说假如其事实未被证明,就产生所主张的有力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2]

深受大陆法系德、日等国的影响,1990年10月我国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首次引入了举证责任一词,伴随着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10年后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02年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标志着我国举证责任制度的初步确立。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⒈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⒉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的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又补充规定“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①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②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上述规定虽然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其粗犷性、过于简单性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单一的事项性列举是不能穷尽司法实践需要的。究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标准,国内教科书中阐述的理由基本是一致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居于主导地位,其对相对人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需要相对人的同意。由被告方负举证责任,有利于行政主体依法行政。”[3](p348)“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比原告强,行政机关是某一领域的专门管理部门,被告行政机关对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更为了解。”[4](p416)举证责任分担的实质是双方当事人实体法权益的风险分配。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适当的、明智的证明责任分配属于法律制度最为必要的和最为值得追求的内容。”[5](p97)

在大陆法系举证责任的分配领域,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占有统治地位,即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请求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权利妨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和权利阻碍要件的证明责任。1888年的德意志帝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93条规定“如果谁提出请求权,应当证明其依据必要的事实。如果谁提出请求权的消除或请求权的阻碍,就应当证明消除或者阻碍请求权的必要的事实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315条规定“请求履行义务的人,必须对其进行证明。相反,主张免除义务的人,必须证明履行或者证明他的义务消灭的事实。”在英美法系,英美法系适用普通法,公私法不分。所以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适用民事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于“违法性”是对“合法性”的否定,合法性是积极事实,违法性属于消极事实。所以,“拘禁机关负担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被拘禁人或其人的申请,单方面向高等法院王座分院提出的,毋须通知执行拘禁和做出拘禁决定的对方当事人。申请书负有宣誓的陈述,法院审查申请书认为有初步理由时,即指定日期通知对方当事人就申请进行辩论,拘禁机关负担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6](p190)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6节(d)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法规或裁定的提议人应负举证责任。”两大法系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表面上虽有不同,但实质是相似的,那就是主张权利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引发诉讼,即应对相应的诉讼程序法律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27条之规定正是基于该原则作出的。

但是,值得借鉴的是世界各国在这一基本分配原则基础上,又不同程度的规定了一系列的补充原则。从而使举证责任分配机制达到“适当与明智”的完备状态。在日本的判决和学术界承认罗森贝克的规范说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基础,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法学界便出现了证明的接近等举证责任分配补充标准的讨论。(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都承认规范说的基本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国家的侵权法中都在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基础上对加害人的过错规定了证明责任的“转换”。在德国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基本规则在公法上的有效性问题的讨论,并在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补充标准。这些有世界影响意义的学说主要包括:以瓦亨多夫为代表的盖然性说。即按着盖然性分配举证责任。“如果法官的一个要件真伪不明应该由该要件成立可能性较小因而不利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为什么谁主张了不具备相对占有的盖然性谁就要承担证明责任呢?原因很简单:相对占有的盖然性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完全取决于每一个案件的情势、时间、地点和当事人等因素,由此得出的合法性和盖然性,对回答证明责任问题具有决定性。”;以普霍斯为代表的危险领域说是德国举证责任分配的又一个补充原则。“按照危险领域的证明责任分配,是一条一般的法理学原则和公正性要求,普氏认为原有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存在漏洞,这些法律漏洞的存在及通过危险领域进行补救的依据,就是受害人的证明危机,加害人对证明的接近以及责任规范的预防目的。普氏认为在危险领域由加害人承担证明风险的原因为危险领域就是真正的生命领域,其标志要么是空间的接近,要么是损害的原因来自于占有地或加害人自己的行为。危险领域概念除了危险领域或危险范围之外还包括责任领域,几者之间并无实质区别。”;此外,还有依据身份衡量分配证明责任的学说,在宪法行政法上考虑“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遇有疑问时有利于上诉人”“遇有疑问时有利于申请人”“遇有疑问时不利于国库”“遇有疑问时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来分配证明责任。“因为对无罪的人错判导致的不利后果比实际上有罪的人宣告无罪的后果更加难以容忍”[7](p280)结合上述理论,笔者认为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无法适应复杂的客观司法实践需要的,更无法在诉讼利益分配领域突出表现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以求在公民权与行政权之间谋求平衡的行政诉讼宗旨。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机制,应在保障人权追求司法公正的法律理念指导下,建立起一个以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请求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权利妨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和权利阻碍要件的证明责任为基础,以“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等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的综合分配机制。

二、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盲点具体阐述

⒈关于被处罚人年龄、身体状况(是否患有精神病或其他法定减轻、免责情形)的举证责任分配:被处罚的当事人是否达到14岁、是否患有法定免责、减轻环节的疾病,这些因素通常直接涉及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的规定,应由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因为行政机关应对权利的形成要件负有举证责任。但在极特殊情形下:如一个衣食住行都一向正常的被处罚人,在行政诉讼中突然提出自己患有精神疾病;或者根据户籍的记载以及有效的身份证件,当事人的年龄已满14周岁,但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突然提出年龄记载有误。笔者认为,此时应当引用盖然性原则分配举证责任。即实施结果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可能性比对方要小,那么该当事人就要承担举证责任。被处罚人患有精神病或年龄记载有误可能性处于极端状态,由被处罚人承担最后的证明责任,就可以增加我们获得相对占优的盖然性几率。因为相对占优的盖然性是我们能够获得的最好的东西。只有最贴近客观事实的司法推测规则,才是司法公正的良好体现。⒉关于回避问题举证责任的分配:回避依当事人是否申请可以分为申请回避、自行回避和命令回避。申请回避包含了二个环节,申请事实+法定回避事由。关于申请事实举证责任的分配,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由行管相对人负有举证责任,但由于行政机关登记制度不完备或其他正当事由而导致行管相对人无法作出合理说明的,则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关于回避法定事由是否存在的举证责任分配,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大陆法系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即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回避法定事由是否存在应由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但笔者认为应由被告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除非被告行政机关能够证明回避得法定事由不存在,否则就要采取回避。此时应引用“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这已一补充原则,这与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被告”背后所隐藏的法律理念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行政诉讼中如果不将证明责任偏向相对弱势的原告——行政管理相对人,那么其宪法上的地位,尤其是其基本人权就要受到伤害。因此,在回避的法定事由上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坚持“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分配原则,才能最大可能的求得人权的保障和司法公正性的实现。

⒊关于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从国外情况来看,在英国“申请人指控行政机关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负举证责任,包括说服责任。原告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被告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原告败诉。”[8](p697)在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在对裁量行政处分的司法审查中,关于裁量权的逾越、滥用的事实的举证责任,由原告方面负担。”[9](p746)由原告承担裁量权是否滥用的举证责任,几乎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其背后隐言的规则便是对国民有利的要件事实的存在。但目前考虑到我国行政机关的工作惯例还尚未形成,在这方面的行政公开还尚有一段距离。因此,在行政诉讼中由原告负举证责任就显失公正,就会造成证明危机而不利于司法公正。所以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考虑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更为适当。

⒋关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因此原告对起诉权的成立负有举证责任。原告起诉时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发生与存在负有最后的说明义务,否则将会被裁定驳回起诉。但是笔者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处罚时不送达票据而导致原告举证不能时,则应有被告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因为行政处罚的过程中,行政管理相对人在时间与空间上完全处于行政机关的控制之下,构成了“危险领域”。当然,在行政处罚中因行政管理相对人个人的原因,如拒绝接受票据、撕毁或丢弃票据等,导致举证不能时,则由原告承担败诉风险。

总之,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是司法公正的核心所在。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它是公民权对行政权的抗争,是私权对公权的对抗。保障人权、控制行政权的行政诉讼的宗旨决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应是在规范说的基础之上的多层次综合分配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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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正钊.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6]王名扬.英国行政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

[7](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M].法律出版社,2000.

分配原则范文篇7

（1）坚持五个倾斜原则：一是向临床一线倾斜，临床高于医技、药剂、行政后勤的原则；二是向注重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以及高尖新技术倾斜原则；三是向关键岗位倾斜原则；四是向业务骨干及做出突出贡献和短缺人才倾斜原则；五是向管理和效率倾斜原则。

（2）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分配原则。

（3）坚持“发展医院，服务社会，回报职工”的办院理念，实现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原则。

（4）坚持财经统收统支，规范财物管理，严肃财经纪律，严格审计审核和审批制度，落实医院经济活动内部审计和院务监督管理的分配原则。

（5）坚持控制总量、调整结构的原则，从降低药品、降低高值医用耗材等方面来控制医疗成本，实现资源节约、效益共享的分配原则。

（6）坚持体现医务劳动技术效价，实行医护绩效分开核算的原则。

二、我院在经济管理中实施的成本控制

（1）导入成本管理的理念。从经验式预测管理走向数字化务实管理，从过去结果管理走向预算管理与绩效关键指标管理。医院引进HRP财务运营系统，统一科室辞典，细化120多个成本单元，实施责任成本控制。

（2）发挥成本管理的作用。运用量化为基础的成本核算，统计近年成本比例，找出降低成本切入点，成本支出加调节系数控制，从而降低消耗，提高员工成本意识。

（3）改变成本管理的误区。查找投入不计成本，产出不计效益，物品不正常消耗，培训学习费用支出不从严控制和非生产性支出成本得不到控制等成本管理误区，并限期整改。

（4）剖析成本管理问题的原因。目前以收入为导向的成本管理，如“收支结余提成法”尚存在一些问题，难以区分医、护、技的劳动投入价值，且医疗经济价值无法完全取代医疗服务价值。收支结余无法管理所有成本，加重了科室追求“短期效益”的诱导作用；收入采取分类提取，缺乏有效控制和科学依据等问题，在新绩效考评中要逐项加以解决。

（5）注重成本管理的控制。成本核算，查找漏洞；成本分析，查找原因；成本预算，事先控制，成本控制，达到目的。通过这些总体原则加以控制成本。

（6）利用成本管理的工具。借助现代医药物流信息技术，逐步建立院内药品、卫耗材物流平台和卫耗材使用二级库，降低配送成本，以耗用取代领用。

三、我院在经济管理中实行的路径改变

（1）健全监督机制，实现“采管”分离模式。依托采购中心牵头，院务监督和财务内审双线管控，全年82次项目招议标，预算金额935万元，实际议价成交707万元，下控比例24％。

（2）调优债务结构，盘活现金存量和银行金融资金利用。争取7000万元项目贷款，利用承兑汇票敞口信用近6000万元，长期负债占比83．2％，短期负债率低，全年既节约财务利息支出230万元，又缩短付款周期4个月。

（3）优化收入结构。收入分类计提，药品及检查等收入均不作计奖收入，药占比同比下降5％，医疗收入上升明显，医疗增加值上升达到36％以上，人力支出占比达到27．9％。

（4）严控可控成本。医技科室成本实行可控成本比例控制，超出部分直接在绩效中扣除，节余部分院科共享。如检验科支出比例同比要求下浮3％，全年节约试剂耗材支出近200万元。

（5）设备折旧计提。实行科间协作分比例待摊使用，如呼吸机及手术室共用设备，全年提高资源利用，实现产值100万元以上。

（6）开放沟通的行为持续贯穿在医院经济绩效管理之中。经管办实行月小结、季评估、半年微调、年职代会修订方案制度，充分了解诉求，一线工作法让职工满意度稳步提升。

（7）经济核算评估评价机制。由职代会授权，遇重大政策影响院长办公会行使微调权。临床科室系数，如内、外、妇、骨科实行同系数30％，达到兼顾公平绩效目标。

（8）医疗耗材、低值易耗品实行调节系数控制，增加5％虚扣比例，全年累加科室成本支出近200万元，强化耗用支出控制管理。

（9）招待费、电话费、办公用品、总务物资等计入科室直接支出成本，强化非生产费用支出成本管理。全年维修维保资金下降45％，同比节约380多万元，四费每年实现下降10％目标。

（10）综合服务考评和医疗质量考核奖惩按会计恒点式计算进入核算公式之中，综合得分以百分制比例换算科室绩效工资，质量服务指标绩效权重作用明显。

四、我院在绩效分配中推进的路径探索

（1）建立全新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改变单一的财务指标收支结余提成法，完善非财务指标，如工作业绩和服务质量及服务评价等指标，直接计算绩效工资。发挥职能科室质控目的，激发医务人员求知欲望。

（2）完善药品、卫耗材阳光采购和使用配送机制。减少并规范流通环节，保证多元素分配补偿和有效动态激励经济来源，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

（3）推进人事绩效分配制度。加快推进人事定岗定编定薪，建立绩效差别，确定绩效类别，用科学的劳动效价激发全体职工潜力。

（4）实施科室二级分配指导意见。结合岗位特点、技术能力、临床质量、制度落实、职业道德、科教能力、劳动强度、学识水平和社会多维度评价等指标指导科室二级分配，打破平均分配制度。

（5）试行医护绩效分开和护理垂直管理。引入护理时数和以工作量为主，以岗位、班次、质量等系数标准的二次分配原则，深入推动医护薪酬体系改革，提高临床护理劳动生产力。

（6）结合医改需要，建立医疗风险基金管理制度。科学预算配比基金，实行院科共御风险，科室分岗设立风险比例，实现权责对等，风险共担，降低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发生率。

（7）搭建实践绩效增长模式内部交流机制。推广科内同质化管理经验，运用绩效模式导入机制实现全面完成组织价值目标，提升科室整体绩效水平。

五、结语

分配原则范文篇8

在劳动力商品化之后，如果完全按照商品经济中等价交换的原则，那么，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按劳分配所得，而是在流通领域内靠出卖劳动力所得，其实质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在劳动力商品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作者撰文提出了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观点。其实，二者名同实异，区别是明显的：

首先，本质内容不同。按劳分配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它是指在社会总产品作了各种必要的扣除以后，归劳动者消费的消费资料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这个统一尺度进行分配的一种分配制度；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则是指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所得的工资，其实质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它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

其次，受制约的因素不同。按劳分配的工资以企业经济效益高低为转移，其上浮不受劳动力价值的限制；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工资即劳动力的价格，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下，围绕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其上浮受劳动力价值的限制。

再次，实现的环节不同。按劳分配是在分配环节上实现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生产经营之后依企业经济效益情况而定；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是在交换环节上实现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劳动力买卖时就已决定。企业经济效益再好，原则上已与劳动者的收入无关。

分配原则范文篇9

总公司按照“多劳多得、优劳优得、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按劳分配原则，打破原来事业单位的分配机制，建立适应后勤服务实体的分配机制，实行与档案工资脱钩的绩效工资制度，以充分调动总公司全体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为学院提供更好的后勤服务。

二、分配办法

工资构成：基本工资+岗位工资+考核奖+效益工资

(1)基本工资：总公司员工的基本工资是工资收入中相对固定的部分，考虑到原来的工资状况，基本工资包括:1、职务工资；2、职务津贴；3、文明奖；4、住房公积金；5、护补；6、能源补贴；7、独生子女补贴；8、女同志卫生费；9、回补；10、地职增加部分。扣除个人应负担的部分。

(2)岗位工资：根据各岗位的劳动(工作)技能、责任、强度和任务复杂程度等要素综合测定，进行分类列出岗序，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岗位工资设4级（每级3档），(见附件)。

(3)考核奖：1、总公司全体成员实行月考核，每人每月满分为100分（只减分不加分），每分分值暂定为1.5元；2、考核办法另定；3、根据各部门履行岗位职责和完成任务情况确定各部门考核奖总额，以部门为单位统一发放考核奖。

(4)效益奖：职工每人每月平均效益奖可按一定数额预发，年终根据总公司收益及各部门完成任务情况再统一决算考虑。确定各中心效益奖总额，各中心制定分配原则,经主管总经理审核、总经理批准后实施；班组长的效益奖一般可为所在部门职工平均效益奖的1.1-1.2倍，各中心经理的效益奖，一般可为所在部门职工平均效益奖的1.3--1.8倍，副总经理效益奖一般可为部门经理平均效益奖的1.5--2倍；总经理的效益奖一般可为部门经理平均效益奖的2-2.5倍。

三、几点说明

1.若学院工资结构发生变化时,基本工资予以相应调整。

2.寒暑假期间无实质性工作的，不发考核奖，效益奖发50%，上班人员根据实际出勤天数和完成工作情况按比例享受。

3.总公司根据效益情况每年留出适当资金作为总公司的发展基金。

4.饮食中心、工厂等部门分配办法由各部门根据具体经营情况自行确定，报总公司审批后实施。

附件1:岗位设定与岗位工资

附件：

总公司岗位工资系数参考表

级别一档二档三档备注

一级200220240见习、一般岗位

二级270300330技术、管理、班组长岗位

分配原则范文篇10

让科技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要做到“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和科学发展观的立场，这是个大是大非的根本立场，更是坚持“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理论的哲学根据和科学社会主义根据。只有站在这个立场上，我们才能在根本上理解为什么必须要坚持“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原则，才能真正彻底地扫除思想上的障碍，才能真正自觉地贯彻。

其次，要坚持一个导向：向困难群体倾斜，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也要向城市失业人员和低收入人员倾斜。困难群体由于在社会改革中、在科技发展中的不利地位而不能及时受益甚至利益受损。如何使他们从科技发展成果中受益是“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根本所在。

再次，坚持一个方针：建设一个政府、专家和人民群众三方参与的科技创新大军。科技成果的水平直接决定着我们能在多高水平上实现惠及全体人民的问题。要更快、更好地发展科技，一要以政府为主导，二要以专家为核心，三要全民参与。要依靠人民实现科技创新，要相信人民的科技创新能力。只有依靠人民，提高人民的科技素质，才能使科技发展获得不竭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