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理论范文10篇

分配理论范文篇1

一、罗尔斯的差别原则

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理论主要是一种公平的经济分配理论，是在批判当代“流行”观点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支持经济分配的流行方式是诉求“机会平等”的理念。当且仅当存在着获取职务和地位——它们会带来相应的收入和名望——的公平竞争时，收入和名望的不平等才被认为是合理的。这里暗含着不论较不利者是否从这种不平等中收益，这种不平等收入都是公正的。成功或失败都应该是我们自由选择和努力的结果，是我们自己挣来的，而不是被赋予的。在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里，收入的不平等是公正的，因为成功是一种“奖励”，它只给那些“应该得到”的人。然而，罗尔斯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这个观点确实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在分配职位时确实要有机会平等，这破除了社会的不平等带来的恶果，但是，还有一种不应得的不平等被这种观点所忽视。社会的不平等的确不应得，仅仅因为这种不应得的不平等就使得某人的命运变坏，这当然是不公平。但自然的不平等难道就应得?正如没有人天生就应该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性别或种族一样，没有人生来就应该是残疾或智商极高。所以，分配不应该受到从道德的角度看是任意的因素的影响。自然天赋与社会境况都只是纯粹的运气，但人们的道德权利却不应该依据纯粹的运气。据此，罗尔斯运用他独特的社会契约方法，借助诸如“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等理论解释性装置，发展了他自己的原则。他认为，在“无知之幕”的理想状态下，人们同意并享受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以及政治社会的一切条件，如机遇、职位和其他公共事物或公共物品。但是现实社会的实际生活进程并不能确保社会的全体公民持久、恒定而平等地享受、实现和维护这些基本的自由权利，相反，社会竞争的实际后果常常是不公平、不平等的。这样的社会后果不可避免地使得一部分公民难以继续认可并坚持原初的政治理由。他们必然，并且也是合乎情理地要提出新的政治要求或政治理由，以改变他们所处的社会不利地位。因此，差别原则，即惠及少数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原则：“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1)最有利于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即社会弱势群体)而且(2)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职位和机会应向所有人开放”，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了正义原则体系的实质内容，而不只是一种补偿性的政治条例。罗尔斯继续强调，“每个人的福利显然决定于对社会合作的安排，没有这个安排，任何人都不能过上美满的生活。”但是，如果自然的不平等反而能够有利于每一个人，某些人受益于自己的较高天赋反而能够在“自然的”中促进较不利者的利益，这就不是不公平的。这正是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宗旨。由此，考察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我们至少可以读出它具有以下蕴含：(1)承认自然不平等；(2)社会较不利者应获得补偿；(3)社会是一个合作体系。以上蕴含也可以这样表述：事实上的较高天赋者无法脱离天赋较低者获益，故较低天赋者有权利从合作体系中获益，而不是接受较高天赋者的施舍；天赋较高者只有为社会创造更多，才有可能同时获取更多，他们的获益不是建立在损害天赋较弱者的基础上，而是一个共进、双赢的过程。

二、中国式解读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但由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也面临相似的市场难题：它无法、当然也不能解决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全部问题，尤其是经济分配问题。当前，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问题日益明显，出现了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现象，罗尔斯面临的问题同样困扰着我们。而我们对现实问题的解答策略，如按劳分配、共同富裕、关注弱势群体等，竟与罗尔斯理论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可以说，罗尔斯分配理论在现实中国找到了有力的注释。

(1)按劳分配。按劳分配理论是在承认自然的不平等的前提下的一种按贡献分配的“模式分配”(诺奇克语)。按劳分配的公平性首先就在于它预设了具有自我独立性的劳动主体均处于健康、理想的平等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任何进入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或劳动者)在参与竞争时，他们同时受制于不确定的市场，即均覆盖着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且享有平等的“原初地位”。任何靠政治特权的参与使自己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现象都将由理想的环境所排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平等的机遇不一定产生平等的结果。其中，主体对机遇的把握就需要主体的知识水平、信息分析判断能力、甚至决心、勇气等心理素质的参与。因此，劳动主体的天赋能力及后天习得的技能在分配中就具有合理性，由此而导致的劳动贡献的差别自然也就具备合理性。其次，按劳分配的公平性还体现在等量劳动等量分配，不等量劳动不等量分配。它不考虑劳动者因出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先天生理和后天身体发育所导致的劳动能力的不同，而仅仅以社会贡献的量的大小作为分配标准。个人应得的社会财富是他个人的劳动所得。因此，按劳动贡献进行分配，拉开收益分配上的档次，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在劳动成果所得上的不平等，从而激发劳动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高效率的社会生产力，就是题中之义了。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公平的按劳分配原则时，我们不能无视诺奇克的挑战。他认为，“有些产生这种贫富悬殊结果的过程是合法的，各方对他们各自的持有是拥有权利的。如果这些分配事实确实是由一个合法过程产生的，那么，它们本身就是合法的”，按照诺奇克的论点，按劳动获取的或按市场获取的都是不可剥夺的。诺奇克的合理之处在于确立了合法的个人占有权的不可侵犯性。但是，诺奇克的理论包含无法化解的逻辑矛盾。他表面上维护的是人人具有的普遍权利，实质上是为强者寻找道德理由，无视弱者的普遍生存和发展权利。这样，只会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最终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是为了个人的福利持续的得到改进，并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如果不正当的特权，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正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就其基本目的来说，发展就是失败”。

(2)共同富裕。如上所述，按劳分配理论是建立在理想、健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处于罗尔斯“无知之幕”下的分配理论。然而，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并不仅仅是由于我们所提倡的按劳分配所导致的占有的不平等。现实的市场分配包含着太多的非市场因素，如政治权力的渗入。非市场因素和自然的不平等导致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部分社会成员，不公正的竞争起点和竞争结果不断扩大，社会财富的占有出现两极分化。这不但有悖于现代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的宗旨，更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和正义原则相背离。

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是由目标各异的人们组成的。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的家庭、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职业等方面的因素各异，人们只能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生活；而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的人们必然会形成不同的阶层，每一个阶层也一定有着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利益和需求。其中，并不存在某些社会阶层的利益天然的正当，某些阶层的利益天然的不正当。任何人都是社会生活中平等的一员。任何人的成就和贡献都离不开社会，都是在社会中获得的。正如罗尔斯所认为的，社会体系是一个合作体系，任何人仅靠自己的力量都不可能获得成功。而他通过社会的分工与合作，却可以获得比仅靠个人更多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合作的产物，而不仅仅是对个人努力的报偿。个人所获越多，其中由于社会群体的效率(即财富的增长)也就越高。因此，在个人“应得”的份额内，实际就包含了社会所给予他的东西，也就是包含了他人的努力。一个公正的社会当然需要承认按劳分配所体现出个人的自主独立，但也没有理由否认社会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的平等生存和发展权利。社会合作带来的共同利益不能独占，必须共享、双赢，共同富裕。具体说来，共同富裕原则是“共同”与“富裕”两个方面的结合：“共同”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应保证所有社会合作体系成员都享有社会物质财富，强调的是平等；“富裕”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应该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总量，强调的是效率。可见，共同富裕原则是平等(公平)与效率(总量)相统一的原则。这条原则也是评价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标准。

(3)关注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积累财富能力弱，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活能力差，各种社会权利严重缺失，生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极差的人群。弱势群体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情况极为复杂，有的是长期处于相对弱势，有的是在改革的过程中由过去的“强势”变成现在的“弱势”。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客观现象，体现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分配理论范文篇2

关键词古典分配理论

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是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分配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来是经济学探讨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分配理论的内涵得以揭示。本文拟对古典分配理论加以比较，以加深对该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1配第的工资、地租理论

（1）工资理论———工资等于工人最低限度生活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配第把工资和必要的生活资料联系起来，认为工资是由劳动者为了“生存、劳动和传宗接代”所必需的东西决定的。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应当等于工人最低限度生活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说：“法律应该使劳动者只能得到适当的生活资料。因为，如果你使劳动者有双倍的工资，那么劳动者实际所做的工作，就只等于他实际所能做和在工资不加倍时所做的一半。对社会来说，就损失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在这里，配第实际上是把工资归结为必要劳动，而把工人被迫超过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劳动，即剩余劳动，看作是社会收入的源泉。

（2）地租理论———对剩余价值的论述。配第说：“假定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在土地上栽培谷物；即假定他能够作为耕种这块土地所需要的种种工作……；并假定他有播种这块土地所需要的种子。我认为，这个人的收获之中，扣除了自己的种子，并扣除了自己食用及为换取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而给予别人的部分之后，剩下的谷物就是这一年这块土地的当然的正当的地租。”在他看来，地租就是农产品价值扣除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价值之后的余额。马克思对此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从配第著作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到对剩余价值性质的猜测。尽管他只是从地租的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的。”配第还考察了级差地租问题，提出了有关级差地租的最初概念。他论述了级差地租的两种形式：一是同等肥沃的土地因所处位置不同而形成的级差地租；二是相同位置的土地肥力不同以及同一土地因追加投资而形成的级差地租。

2斯密的三个阶级和三种收入

作为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虽然重点探讨影响国民财富增长的因素，很少涉及对财富分配问题，但他提出了三种收入的理论。他指出：“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者说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此三个阶级，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的阶级，一切其他阶级的基本收入，归根到底，都来自这三大阶级的收入。”

斯密从劳动决定价值的见解出发，认为工资是劳动的收入和报酬。利润是对劳动生产物的扣除，而利息则被看作利润的一部分，是由利润派生出来的收入。他说：“有资本不自用，而转借他人。借以取得收入，这种收入称为货币的利息或收益。出借人既给借用人以获取利润的机会，借用人就付给利息作为报酬。由借款获得的利润，一部分当属于冒险投资的借用人，另一部分，则当然属于使借用人有获取利润机会的出借人。利息总是一种派生的收入。”

关于地租，斯密说：“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象其他一切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成物，也要求地租。……劳动者要采集这些自然物，就必须付出代价，取得准许采集的权利；他必须把他所生产或所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代价，便构成土地的地租。”在这里，斯密把地租看作是随土地私有权出现而产生的，并接触到地租的剥削本质。但很快，他又从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见解出发，把地租当作价值源泉之一，认为是使用地主土地的自然报酬，进而又掩盖了地租的剥削本质。同他的价值理论一样，他对地租的论述也是前后充满着矛盾。

3三位一体公式

作为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萨伊宣称，商品的效用，从而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土地这三个要素协同创造的，是由这三个要素在创造效用中各自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所决定的。在生产三要素论的基础上，萨伊制定他的分配理论。在他看来，生产三要素既然都创造价值，从而是价值的源泉，则各个要素的所有者就应分别依据这些要素各自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取得各自的收入：劳动的所有者得到工资、资本的所有者得到利息、土地的所有者得到地租。

萨伊认为，工资是劳动的生产性服务的报酬。他把劳动分为三类，即科学家的劳动、企业主的劳动和雇佣工人的劳动。三种劳动的生产性服务的报酬，形成它们各自的工资。他认为，科学对生产提供巨大利益，“科学家的利润”总是低于他的贡献，因此应给予荣誉奖赏；“企业主的利润”则最高，企业主要靠自己的信誉获得资金，要具有判断力、坚毅和专业知识，他们这种“高级劳动”的供给总是小于需求，其价格也就总是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至于“劳工的利润”，由于社会能保证这种简单劳动的充分供给，因此，他们的收入只能维持自己和子女的生存。

萨伊认为，利息是企业主交给资本家的资本的租金，它由资本的生产性服务的等值报酬，即资本的利润所构成。此外，它还包括资本家冒失去资本的风险的保险费，利息率的高低则依存与借贷资本的需求与供给的比例。关于地租，萨伊认为是农民（指农业资本家）交给地主的土地的租金。基于上述看法，萨伊说，政治经济学“无须探讨财产权的由来或者财产权的正当性”。他把资本说成是资本家克制消费的结果，对工人改善生活状况的要求横加指责。马克思讥讽其三要素是“三位一体的公式”。

4相对工资论、工资与利润对立、利润与地租对立

在古典分配理论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是李嘉图。李嘉图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将研究领域从生产转向分配。他在致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声称：“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起因性质的，我则认为它应该是研究生产物在参与生产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的。人们不可能制定有关数量的法则，但可能制定相当正确的有关比例的法则。前一个问题的研究是虚妄的，后一个问题的研究则是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

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序言中指出：“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全部土地产品在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名义下分配给各个阶级的比例是极不相同的，这主要取决于土壤有实际肥力、资本积累和人口状况以及农业上运用技术、智巧和工具。”

在工资理论方面，李嘉图阐明了各国、各个时期工资差异的必然性。他说：“劳动的自然价格不能理解为绝对固定和恒常不变的，即使用食物和必需品的价值也是如此。它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中是有变化的，在不同的国家差别就十分大。这一点基本上取决于人民的风俗习惯。”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前人未曾提出过的相对工资理论。

李嘉图在分析利润时指出，追逐利润是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生产的动机和目的。他说：“劳动者没有工资就活不下去，农场主和制造业主没有利润也是一样。”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利润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剩余价值与全部垫支资本之比；二是指剩余价值。他认为工资与剩余价值之间存在彼此相关的三条定律：在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不变的情况下，①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动，一定长度工作日劳动者总是生产相同的价值产品，虽然产品的数量和个别产品价值有增减；②工资和剩余价值变化的方向是相反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按相反方向影响工资，按相同方向影响剩余价值；③工资是变动的原因，剩余价值是变动的结果，是由工资变动引起的。这样，李嘉图就揭示了工资和剩余价值的对立。

地租论是李嘉图经济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嘉图认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他说：“地租总是由于使用两份等量资本和劳动而获得的产品之间的差额”。这就是说，运用等量资本和劳动耕种不同质量（主要指肥沃程度）、位置不同，以及在同一土地上连续投资所得结果不同而产生的产品差额构成地租。随之，他对级差地租的两种形式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了利润和地租对立的结论。他说，利润始终取决于工资，工资取决于劳动的供给和需求，主要受到粮食价格的支配。粮食价格则取决于使用在土地上的最后一笔资本的生产力，即取决于耕种劣等地所必需的生产成本。粮食价格高，工人的货币工资就提高，资本的利润相对下降，地主阶级所得地租则上升。

5折衷主义

作为西方经济学第一次大综合的产物，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该书要阐明的中心课题，是“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以及从它们推论出来的一些实际结论”。穆勒认为，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具有不同的性质。他说：“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含有自然真理的性质。”财富的分配则不同，“财富分配决定于社会的法律和习惯。”他承认分配规律是一种暂时的易变的具有历史性质的历史关系，这是一个进步，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关于利润，穆勒一方面说：“产生利润的原因是劳动所产生的比维持劳动所需要的多，……他们除了再生产他们的需要的必需品和工具之外，将有剩余时间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利润的产生并不是其他的情况，并不是由于交换，而是由于劳动生产力。”这实际上承认了利润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但另一方面，他又从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是劳动产品的蓄积的见解出发，认为“资本家的利润，照西尼尔的精当的用语，则是忍欲的报酬。他自己忍住不自己消费自己的资本，而是让给生产的劳动者为他们的利益而消费，利润便是这种忍欲的所得。这种忍欲是必须有报酬的。”这些“东也是西也可”的论述充分显示了穆勒理论的折衷主义性质。

参考文献

1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3

分配理论范文篇3

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潮还是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都肩负着不断改善人类生活的神圣使命。对稀缺性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是完成这种使命的根本条件，这基本上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但对于收入分配是否有助于改善人类生活，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收入分配问题仅仅看作是一般价格形成问题中的一个方面。在他们看来，只要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生产要素按其价格所获得的收入就是公平合理的。旧福利经济学把国民收入的总量和国民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作为经济福利提高的充分条件。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把收入分配排除在福利增加的条件之外。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经济效率只是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收入分配的公平才是充分条件。但由于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困惑，经济学家始终未能找到满足经济效率与公平分配的最优组合点的条件，这就给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留下了极大的理论空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崛起和美国“新政”的大规模实施，收入再分配已成为西方经济学和政府用来对付不平等现象的主要手段，西方国家风靡一时的“福利国家”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爆发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发的“滞胀”，引致凯恩斯经济学危机，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再度崛起。瑞典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选中的失败、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英、美的上台，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管理成本的上升和对效率的负面影响，“福利国家危机论”一直比较流行。但福利国家在提供信息和保健服务、消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预防社会分化和利益冲突等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又难以否认。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又为政府实行再分配政策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加之收入分配的过于悬殊不仅可能影响效率，而且其本身就与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相冲突。因此，收入分配问题重新成为西方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边际革命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推崇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化倾向，贬抑伦理化倾向。近年来，主流经济学对规范经济学的理论意义和科学作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肯定。1998年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明证。另外，罗尔斯、诺齐克等政治哲学家也对分配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并且已得到经济学家的认可。这都为多视角、多方位、多学科综合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因此，无论是从西方经济理论自身的演变来看，还是从经济学与其它学科的合理回归与相互融合来看，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都愈来愈受到关注。而在西方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中，集中表现出两大鲜明的特征：一是对非收入因素的关注，二是对社会最底层成员的关注。

二

收入分配的内容在传统经济学中可以说是一个并无多大争议的问题。传统经济理论中对收入分配分析时所考虑的主要是收入、商品、效用等福利主义概念。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收入分配的内容之时，考虑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收入或者商品了，自由、权利、能力等非收入和非商品信息日益受到当代经济学家们的青睐。这可以说是收入分配理论研究、乃至整个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种进步。表明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了。或者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正在实现合理的回归。

哈耶克（F.A.Hayek）把分配的内容基本上限定为自由选择的机会。在哈耶克看来，自由不仅作为一种目的本身而极为重要，而且自由还是为人们提供各方面帮助的手段，正是自由赋予了人类文明一种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因为只有当个人有自由运用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去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时候，社会进步才会发生。

诺齐克（RobertNozick）在考虑收入分配内容的时候，也特别强调的是自由交换的权利。他认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每个人所得到的东西，是他从另外一个人那里得到的，而另一个人给他这个东西的目的同样是交换某种东西。因此，在诺齐克的分配理论当中，如果说有分配的内容的话，这个内容也只能是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不是物质内容。自由选择的权利是诺齐克分配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国家的根本职能保护这种权利不受侵害，而不是具体地分配收入和物品。

罗尔斯（JohnRawls）在涉及收入分配内容的时候强调的是社会基本物品，他认为所有社会基本物品——自由、机会、收入、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个人的利益。但当把这种一般的表述具体化为两个正义原则后，基本自由就被挑选出来被认为是更基本的社会物品，优先于其他的社会基本物品，必须首先得到满足。

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认为，财富和收入固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他们毕竟属于工具性的范畴，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标准是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意味着人们具有选择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机会，而且还涉及到这种选择的过程。而这种选择过程又必然与人们的能力相关联。森所提出的能力并不是以个人主观上所感觉到的一种愉悦为基础，而是有关一个人选择集的度量，因此避免了效用比较的问题。另外，能力也不同于罗尔斯的基本物品。罗尔斯把最大最小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基本物品的范围之内。基本物品的定义虽然消除了个人间效用的比较，但同时也放弃了对人们利用这些基本物品的能力差异的关注。森的能力理论就是试图弥补这一点而提出的。他的能力概念不仅包括一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和物品，而且包括这个人使用这些权利和物品的能力。例如，一个双腿残疾的人无论多么富有也不可能自由自在地在没有设置轮椅通道的大街上行走。他虽然拥有了物品，但却没有拥有使用这些物品的能力。罗尔斯要求国家给予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物质方面的支持，但在森看来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即使两个人拥有同样多的物质财富或者收入水平，他们两个人将这种财富或者收入转化成实现特定目的的能力也不一定相同。因此，国家再分配的目标不能仅仅局限于给低收入阶层适当的收入方面的照顾，更重要的是为提高他们的能力创造适当的条件，以便使他们最终能够依靠自身的能力，而不是依靠永久的帮助、甚至是连续的施舍来摆脱困境。

作为一位政治哲学家的罗尔斯所提出的分配原则被经济学家当作分配的一种独立原则所接受，可以说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而这种分配原则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便是分配正义的天平向最不利者倾斜。“罗尔斯主义的观点强调，资源的平均分配可能会消除使最有生产力的人努力工作的激励（因为他们实现的财富将被

征税拿走）。如果不公平使社会中境况最糟的人境况变好，这种观点容许不公平。根据罗尔斯的观点，最公平的配置使社会中境况最糟的人的效用最大化。”

在罗尔斯看来，政府和社会必须更多地关注那些天赋较低和出身最不利的社会成员，只要有不平等的政府安排能够更好地改善最不利者的前景，那么这种安排就是正义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差别原则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补偿原则，这是有关不应得的不平等要求补偿的原则。由于出身和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应得的，这些不平等就多少应给予某种补偿。这样，补偿原则就认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这个观念就是要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遵循这一原则，较大的资源可能要花费在智力较差而非较高的人们身上，至少在某一阶段，比方说早期学校教育期间就是这样。罗尔斯认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天赋是一种偶然的因素，因而是不应得的，分配就不能受到天赋的干扰，应当把天赋看成是一种集体资产，在处理天赋差别时最大限度地促进处境最差者（往往是天赋较低者）的利益就是正当的。当然，罗尔斯的补偿既不是通过一种强制的力量而使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之上，也不是一定要通过剥夺有利者的某种权利来达到，例如，差别原则要求教育资源的配置应当有助于改善最不利者的境况。但如果这一目标可以通过更重视天赋较高者的措施来达到，差别原则也是容许的。

在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的框架中，国家的职能和作用比起诺齐克“最弱意义的国家”来说要大的多，国家除了在政治上要充分保障它的人民享有尽量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这种保障优先于对社会福利、经济效率的考虑，但国家在实现了这一基本目标之后，还应当按照差别原则致力于经济利益的分配正义。这可以从他给政府划分的四个职能部门中看出：（1）配给部门，其职能是保持市场体系的有效竞争性，预防市场权利的盲目性；（2）稳定部门，其职能是努力实现充分就业，使职业选择和财政调度得到强有力的有效需求的支持；（3）转让部门，其职能是确定最低受惠值，保证整个社会一定的福利水平；（4）分配部门，其职能是通过税收和调整财产权来维持分配份额的恰当性。阿马蒂亚·森认为主流经济学严重忽略了人类的贫穷和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他们只注重诸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等粗略的指标，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许多人一贫如洗。因此，我们必须注意社会的底层，而不仅仅是反映多数人生活状况的平均数。在他对各种经济学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处处体现了对

社会成员中弱势者的关注。

在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中，森认为，经济学所关注的应当是活生生的人，由苏格拉底问题（Socraticquestion）——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所引发的自我反省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一定会有深刻的影响，但在传统的经济学模型中，人类行为的动机却显得单纯和简单，同情、友善等道德因素均被置于脑后，现代经济学这种“无伦理”（non-ethical）特征与现代经济学在历史渊源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的事实格格不入。森强调指出，亚当·斯密虽然明确反对限制贸易，但这绝不能说明在他的社会伦理观中是反对援助穷人的政府干预政策的，在森看来，真正的“斯密”主义者对穷困、饥荒等问题绝不是视而不见，而是要想方设法的增加贫困者获得收入的机会，他认为斯密的这种思想对当代政策制定者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在对阿罗不可能定理做出的突破性发展中，森通过提出价值限制定理（ValueRestrictionTheorem）和把社会福利函数（SWF）拓展为社会决策函数（SDF），使多数规则成为合理的社会决策机制。但是，多数规则作为社会选择规则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即它只适用于像委员会这样依赖个人判断加总进行选择的决策，而不适用于涉及收入分配问题的个人利益加总的社会福利判断。因为委员会决策只要求以某种公平民主的方式对各成员的偏好加以综合，求得某种一致性选择即可，而社会福利判断不仅要对人们的偏好，还要对人们的福利水平、福利得失进行加总，其目的是寻求最优社会福利。而若把多数规则应用于利益加总，就可能得不出有关最优社会福利的正确判断。

例如，把既定的蛋糕在三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初始的分配有两种状况，在状况A中，甲占有了蛋糕的大部分，而乙和丙却只占有一小部分，在状况B中，甲所占有的份额小于乙和丙分别所占有的份额。现在考虑一个收入再分配方案：减少甲的蛋糕份额，而把减少的份额平均分配给乙和丙，假定甲、乙、丙三个人都更偏好能使自己获得更大的蛋糕份额的方案，而不管其他人如何。显然，不管在哪种状况下，乙和丙都偏好这个再分配方案，而甲则反对这一方案。按照多数规则，不管在哪种状况下，该方案都将获得通过。很明显，从公平分配的角度来看，状况A要比状况B的分配更公平，但在阿罗的社会福利函数的框架下，由于没有效用人际比较和非效用信息，我们得不出该方案在状况A中比状况B中更为公平的结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森引入了一个能够容纳更多信息的社会福利函数（SWFL），该函数不仅能容纳效用的各种测度方式，还包括各种类型的效用人际比较。另外，在该函数的框架之内，社会成员对任意一对状态（X，Y）的排序，不只是依赖于所有人对X，Y的排序，而且还依赖于所有成员对X，Y的个人福利函数值。

在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中，传统理论一般都把贫困看成是低收入的结果，但森却认为贫困应该具有广泛的含义，它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得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也就是说，贫困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虽然从表面上看，贫困表现为低收入，但其根本原因则是贫困人口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和获取收入机会的丧失。贫困人口低收入可能是导致他们获取收入能力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绝不是全部因素。穷人在受教育方面的不足、营养不良、性别和种族歧视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或者不健全都可能是导致贫困的原因。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RobertReich）1991年在《国家的作用》一书中，对他所说的那种十分“美国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种观点就是：只要你乐于奋斗，即使你是一个常规工作人员（蓝领阶层），有朝一日你也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但在一个符号分析人员（白领阶层）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世界中，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符号工作人员可以凭借社会为他们准备好的一流的学校、优良的医疗保障条件和出色的工作环境轻而易举地赚钱和生活，并使得常规工作人员成为符号分析人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总之，无论是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还是政治哲学界，人们在谈到财富或者收入分配问题时，都特别关注弱势者的生活和福利状况。赖克在《国家的作用》中所发出的无可奈何的疑问可以看作是这种关注的集中反映：这场牌局中握有大部分牌的符号分析人员可以有信心稳操胜券，但是输家又怎么办呢？

三

西方收入分配理论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上述两大新的特征，对客观认识中国收入分配的历史与现实和制定相关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价格把广大农民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转化为城市居民的收入；国家还可以通过计划调拨、统购统销等形式对能源和自然资源在省份之间、地区之间进行强制性地转移。但以上实际上的不平等丝毫也改变不了当时中国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大格局。因为在传统体制下，国有资产不仅在法律上或者名义上是国有的，而且对它的实际占有和控制权也集中在国家手中。在这种产权基础上，国家是资本收入或剩余的惟一占有者。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人通过占有资本获得收入的可能性。这样，劳动便成为个人获得收入的惟一手段，但由于缺乏市场机会，劳动者获得的收入并不是市场上所实现的价值，而是按照“计划评价”由政府配给的价值。因此，个人收入与他的主观努力程度和客观工作成绩并无直接关系。这种产权制度下的收入分配结果在总体上必然是平均主义的。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传统制度中对教育和医疗保障等所实行的平均分配，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对此，阿马蒂亚·森曾经做过精辟的分析。他提出了两种迅速降低死亡率的成功手段。一种是“增长引发”（growth-mediated），另一种是“扶持导致”（support-led）。前者（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省）通过高速的经济增长来实现。而后者（如改革前的中国大陆、哥斯达黎加、斯里兰卡）则是通过精心策划的医疗保健、义务教育等社会扶助计划项目或者其他社会政策来实现。这些国家虽然没有多少经济增长，但在降低死亡率、提高预期寿命等方面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经济发展最大的成果就是用建立在自愿选择基础上的劳动契约和不受限制的人身迁移制度来取代人身依附性、强制性的劳动制度。现代经济学已经精确地证明，竞争性市场能够实现经济效率。但经济学同样可以证明，在一个完全集中控制的经济体制当中，所有生产要素的配置决策都由一个人做出，同样可以达到激励相容，避免信息扭曲，实现经济效率。但我们显然不能在两者之间简单画等号。对于某一种经济活动或者某一项收入分配，我们不能只看结果，而且还要看实现这一结果的过程。假如有两种状况，一种是较大的努力程度下获得较多的报酬，但却充满了压制和依附。另一种是较大的努力程度下获得较少的报酬，但却充满了宽容和温情，如果让人们来选择的话，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后者。正像阿马蒂亚·森指出的那样，如果让穷人在政治自由和满足基本经济需要之间做出选择，他们未必会选择后者。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破产转制改革中，几乎都出现了企业管理者偏好对原有企业进行股份化重组，而人却大多倾向于买断工龄，与企业一刀两断。尽管他们这样做的后果可能是找不到工作，但由于获得了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利，所以他们才甘愿冒这个风险。中国人民对传统体制中限制个人自由选择权利，通过大家长式的赐予来分配收入的做法非常反感，这是他们拥护改革、不愿意开历史倒车的根本原因。虽然中国人对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不公正现象表现出种种不满，但如果让他们倒退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恐怕没有几个人答应。正像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改革后的预期寿命下降了许多，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人民也没有选择回到旧体制去。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在提高人们在商品市场上自由选择权力方面的确取得了巨大成

就，但在提供社会机会、培养人的工作和生活能力方面却相对滞后。比如，基础教育被公认为是实现起点公平、缩小两极分化、提高人的综合能力的最有效途径，而中国的某些地区现阶段教育制度所形成的昂贵甚至是奢侈的教育成本往往把一些穷人的孩子无情地排除在市场竞争之外。除了高收入家庭，一般中低收入的家长们很难承担得起眼下种类繁多的教育开支。而那种为极少数幸运儿准备的“校中校”、“校中班”等更是把大多数学生过早地关在了未来成才立业赚钱的大门之外。阿马蒂亚·森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普及教育对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快速增长中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国在1979年启动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全国很多地区都有良好的学校设施，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识字水平相当高，这在对市场机制所提供的经济机会的把握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某些地区在公共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的普及方面却开了倒车（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医疗保健方面），这实在是耐人寻味。

市场是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最基本手段。但市场不能保证出现使效率和公平都满意的结果。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西方国家，还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领域都存在着大量的不公平现象，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对此作过精彩的描述：“某些人非常贫穷，然而过错并不在他们本人。某些人非常富有，然而这仅仅是由于运气或继承，而不是由于他们的技术或智慧。因此，按照许多不同的伦理体系（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或世俗的人道主义）的标准，存在于个人需求曲线之后的货币选票的数量未必是公平合理的，甚至是不能容忍的。”，但在谈到导致这种不公平的分配现实时，人们很容易在“市场经济只追求效率”的定式的影响下，把这种不公平归咎于市场失败。但按照阿马蒂亚，森的研究结果，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在达到全面均衡时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但这种按照效用衡量的效率也能够按照个人自由来衡量。也就是说，效率结果完全可以从效用范畴转换为个人自由范畴，这种自由，不仅仅指选择商品组合的自由，而且还指从事各种功能性活动的可行能力。这样一来，市场经济中所出现的一些包括收入分配不公在内的问题也就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市场在解决非效率问题方面的无能，阿马蒂亚·森特别强调了社会中强势群体利用信息优势和缺乏法律规范约束而谋取利益的行为。在中国现阶段，由于市场经济尚不规范，法律和一般性行为规则还不健全，在市场、法律和政府面前，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的处境、力量存在巨大差异。仅就收入来说，弱势者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一方，不仅收入低，收入来源单一，而且即便是微薄的应得收入往往也被拖欠、被缩水。而强势者不仅收入高，收入来源多样，而且灰色收入、乃至腐败收入也常常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不仅如此，由于灰色收入和腐败收入主要是通过地下交易获得，并不进入正常的国民收入账户，也无须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政府通过税收来矫正市场分配结果，对于这种收入根本无效，反而有可能使那些通过正当途径获取较高收入的劳动者的积极性遭受打击。如果是这样的话，税收政策不仅解决不了收入分化问题，而且还有可能是对效率的一种打击。正像有的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在最为精心设计的西方福利国家中，大街上仍然有乞丐存在；而在东亚的一些新兴工业国家中，并未花很大精力去实施再分配政策，但它们却有一种相当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果。当然，政府在实现公平收入分配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能否定的，但这种作用不是压制市场，而是让市场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不仅证明了竞争性市场可以实现效率，同样也证明了市场发挥作用的整体成就非常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因此，对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来说，我觉得政府在决策民主性、政策连续性、信息透明性等方面应当多作一些文章，人们（尤其是政府官员）往往热衷于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包括政治环境在内的社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却很容易被忽略。

【参考文献】:

〔1〕〔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2〕〔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英〕沃尔夫.诺齐克〔M〕.王天成，张颖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分配理论范文篇4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三位一体”公式边际生产力剩余价值论

一、古典分配理论的渊源

(一)配第的劳动价值论萌芽和工资、地租理论

在价值理论方面，配第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商品的价值源泉归于劳动，是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渊源。配第区分了自然价值、自然价格、政治价格和实际的市场价格，分析了商品价值量同劳动生产力的关系，并论述了分工。但在配第的价值理论中，他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混同了创造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

在分配理论方面，配第分析了工资理论和地租理论。在工资理论中，配第把工资归结为必要劳动，而把剩余劳动看作是社会收人的源泉。他认为工资应当等于工人最低限度生活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如果对工人支付的工资超过必需生活资料的价值，对社会来说就会造成收人的损失。在地租理论中，他认为地租就是农产品价值扣除生产资料价值和工人工资之后的余额，他考察了级差地租问题，提出了有关级差地租的两种形式:一是同等肥沃的土地因所处位置不同而形成的级差地租;二是相同位置的土地肥力不同以及同一土地因追加投资而形成的级差地租。在配第的地租理论中其实已经表达了对剩余价值性质的看法。

(二)斯密价值理论的矛盾以及相应的分配理论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价值理论与收人分配理论。

关于价值理论，斯密最早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思想，提出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观点，同时把价值区分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使用价值就是特定物品的效用，交换价值表示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在考察商品价值量时，先是提出了“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在进一步考察是什么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怎样衡量商品的价值时，就陷人了混乱，提出至少三种价值决定理论:第一，在“初期野蛮社会”商品的价值由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价值不再由耗费掉的劳动量决定，而由购买到的劳动量决定，并且斯密把由购买到的劳动量所决定的价值分为工资、利润、地租三部分;第三，斯密还认为商品的价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所决定，认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源泉”。a斯密把商品的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反过来又认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价值，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他这种混乱的逻辑分析被称为“斯密教条”，这也正是后来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分化的起点和根源。

以劳动价值论思想为基础，根据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和取得收人的形式，斯密提出了关于三个阶级和三种收人的学说，形成他的分配理论。他把一国的全部年产物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以这三种收入为生的人形成了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关于工资理论，斯密把平均工资称为劳动的自然价格，也就是维持工人及其家属基本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或价格。他既认为工资是由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收人，又认为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产生这种矛盾分析的原因在于劳动价值论在斯密那里还不成熟。关于利润和地租理论，斯密一方面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利润是劳动对原材料所增加的价值部分扣除工资以后的余额，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地租是随土地私有权出现而产生的;另一方面又从三种收入决定价值出发，认为利润是资本家垫支资本的自然报酬，地租是使用地主土地的自然报酬，利润和地租都是价值的源泉。

斯密的分配理论和他的价值理论一样也是前后矛盾的，既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分析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来源，说明了利润和地租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分别凭借对资本和土地的所有权而占有了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又从三种收人决定价值的价值理论出发，论述了工资、利润和地租分别是劳动、资本、土地的自然价格，它们构成了价值的源泉。斯密这种相互矛盾的分配理论成为分配理论分化和争论的开端，而“斯密教条”则为后来分配理论的争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萨伊和李嘉图对斯密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分化

以斯密的前后矛盾的分配理论和“斯密教条”为开端，萨伊和李嘉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发展，出现了分配理论的分化。萨伊继承了斯密的三种收入决定价值思想，并由此提出“三位一体”公式，而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思想，由此形成了分配理论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分支。

(一)萨伊创新效用价值理论和“三位一体”分配公式

萨伊一方面批评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否定了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源泉的观点，否定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斯密的“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创立了效用价值论，提出了“三位一体”的分配理论公式。

萨伊在分析生产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时，完全忽视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因素，而把要讨论的问题归结为人和物之间的物质生产关系。他把参与生产的要素分为三类，即土地、资本和劳动，并接受斯密关于工资、利润、地租是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的思想，认为劳动、土地和资本三种要素共同创造价值。他在论述中详细阐述了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同时也创造价值，物品之所以有价值原因在于它具有效用，效用是物品价值的唯一基础。所以在价值决定理论方面，萨伊开辟了效用价值论的先河，代替了斯密经济学理论中的劳动价值论。

在分配理论方面，萨伊也是以其效用价值论为基础，发展了斯密按要素分配的思想。他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三种要素都参与生产，因而都创造效用和价值，一切价值都是归因于或来源于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种要素的协同作用。由于三种要素都是价值的源泉，相应的三种要素的所有者都应该根据各自所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参与产品或价值的分配从而取得他们的收人，即工人应该得到工资，资本家应该得到利息，土地所有者应该得到地租。萨伊的这种分配理论的核心思想被马克思称为“三位一体”公式，它向人们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收人是由各种生产要素所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创造的，不存在剩余价值。

萨伊虽然详细论述了效用决定价值，价值按各要素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分配给各要素所有者，但是他的理论在逻辑上存在两个缺陷。(1)既然是产品的效用决定产品的价值，那么产品价值量的大小也就由其效用的大小来衡量和决定，但是关于产品的效用如何测定，萨伊并没有给出任何说明。不说明效用大小的测定方法就无法决定产品效用的大小，效用的大小不能确定，也就无法衡量产品价值的大小。在价值理论中，产品价值大小的衡量和确定既是逻辑分析的起点，又是逻辑分析的归宿，萨伊的分析中产品的效用以及由其决定的价值在量上是模糊不清的，说明萨伊价值理论的逻辑起点有缺陷，因此也就得不到能够解释问题的逻辑分析归宿，所以在萨伊的分配理论中没有提到各要素协同生产会创造一个多大的价值，也没有说明这个价值相对于各要素参与分配的愿望来说是一定的和有限的，更没有说明在产品价值一定的条件下，各要素分配份额存在此消彼长的问题，结果在萨伊的理论中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而对于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各阶级的斗争现象，萨伊的理论不能做出任何解释。(2)萨伊认为产品的价值按各要素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分配给各要素所有者，那么各要素所有者所分配的份额也就由其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多少或贡献率来决定。但是各要素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多少或贡献率如何测量，萨伊没有做出任何说明。而对于该问题的明确回答则应该是萨伊分配理论分析的逻辑基础，只有明确各要素之间分配的标准以及分配标准的可测量性，进而才能分析依照这种标准分配的结果以及结果的不平等等一系列问题，这样分配理论才是完善的，才具有指导意义。萨伊的分配理论是不完善的，他只论述了分配的标准问题，而没有论述分配标准的可测量性，因此各要素之间分配的份额就是萨伊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说萨伊的分配理论缺乏逻辑基础，造成他的分配理论的不完善，他并不能真正解决各要素之间的分配问题，当然也就无法发现和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分配领域中存在的剥削和不平等现象。

(二)李嘉图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和分配理论

作为劳动价值论的集大成者，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开辟了分配理论的另一个分支。

在劳动价值论方面，李嘉图始终坚持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认为:W只有直接劳动才创造新价值，而间接劳动只是把原有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2)商品的交换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而社会必要劳动量又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但李嘉图这里的社会必要劳动是指最劣等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3)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共同作为衡量价值的基础。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解决了供给全社会收人的内涵和来源。

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李嘉图创新了分配理论，他把生产物的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地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三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工资理论方面，李嘉图阐明了各国、各个时期工资差异的必然性，并提出前人未曾提出过的相对工资理论。他区分了劳动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认为劳动的自然价格就是维持劳动者及其子女基本生活所必需的价格，也即“生存工资”，市场价格则是由劳动力市场供求所决定的价格，在这里李嘉图混淆了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认为工人只能得到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生存工资”，并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对生产和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在利润理论方面，他所使用的“利润”一词其实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剩余价值与全部预付资本的比例，也即利润率;另一层含义是指剩余价值。李嘉图论述了利润在长期中有下降的趋势，还从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对立角度出发，认为利润变化取决于工资的变化，和工资反方向变动，劳动生产率是利润率变化的最终原因。李嘉图的这种分析忽略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地租理论方面，他认为地租是使用土地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份土地产品，地租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在肥沃程度及位置上的差别。他区分了级差地租的两种形式，并得出利润和地租对立矛盾的结论。他认为由于土地在短期内不会增加，因此地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为了降低地租而增加利润，国家应该发展对外贸易，大量进口国外的粮食来降低粮价和地租。

李嘉图的分配理论阐明了工资、利润、地租三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其实也就是把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这三大阶级放在了对立的位置上，揭示了他们在经济利害上的矛盾。在分配理论方面，李嘉图的分析视角有三个方面不同于前人:第一，提高了分配理论的地位。斯密的《国富论》及斯密的经济思想重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服务于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而到李嘉图这里，分配理论则成为其经济理论分析的核心。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开头说到:“土地产品……要在土地所有者、耕种所需的资本的所有者、以及进行耕种工作的劳动者这三个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确立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第二，把分析的重点由生产领域的和谐生产转移到分配领域的阶级对立。斯密研究了生产领域中的分工和合作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而李嘉图则重点分析分配领域中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人之间的对立关系，揭示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经济利害关系。第三，把分析视野从微观扩展到宏观。李嘉图不单纯分析微观领域中工资、利润、地租之间的分配受技术关系影响，而且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各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认为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因此劳动的所有者应该参与分配而获得工资，而利润和地租则分别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凭借着对资本和土地的所有权而参与分配，这就把分析的视野从微观扩展到宏观，从社会关系和技术关系两个方面论述了分配问题。

三、克拉克、马歇尔等人和马克思对分配理论两个分支的发展

(一)克拉克和马歇尔等人对萨伊分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形成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

萨伊的三要素分配思想只提出了各要素参与分配的标准是其贡献率大小，但由于他没有提供衡量联合生产中各要素贡献率的测量方法，因此如何在各个协作的生产要素之间分配它们协作生产的产品就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收人分配之谜”。为解决这一问题，萨伊之后的克拉克、马歇尔等人，在继承萨伊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吸收了边际分析方法，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

19世纪末叶，由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等人发起边际革命，其核心内容虽没有集中在分配领域，但也为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分析工具和理论基础。对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及三要素分配论作出创新性的说明的是克拉克。与其他边际学派代表人不同的是，克拉克的经济理论集中讨论了分配问题。他继承萨伊的效用价值论，承认商品的价值是由各要素共同创造的效用所决定，同时又把生产力理论和边际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提出了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克拉克认为不仅劳动应该得到报酬，资本也是价值的源泉，也应该得到报酬。他先由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引出生产力递减规律，接着把生产力递减规律扩展到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上去，得出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也具有递减规律，并根据边际生产力的这一递减规律得出各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率的测量方法，即各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率等于它们各自的边际产量，各要素就按各自的边际产量参与分配。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虽然综合了当时存在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供求论、节欲论、生产费用论等，但在分配理论方面，他仍然只是在萨伊的三要素分配论基础上，以均衡分析方法为分析工具，对要素分配理论进行了修改和完善。马歇尔沿用了萨伊把生产要素的投人和收人分配联系起来的分析思路，发展了萨伊的三要素理论而提出四要素学说，即在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的基础上，马歇尔加人了“企业家能力”这一要素。马歇尔认为各种要素的供求决定要素的均衡价格，各要素按照各自的均衡价格参与分配，所有要素分配份额之和等于生产的总产出。马歇尔的这一分配思想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分配理论的核心，他们都完全舍弃了斯密曾经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的剩余概念，摒弃了传统经济理论对社会经济关系和所有权制度的关注，而专注于技术关系的分析。他们都只讨论生产过程中要素投人和产出的物质技术关系，并用生产函数来表达，而其分配理论则重在研究各种要素均衡价格的形成过程，收人分配问题成为一个与制度结构无关的均衡价格的决定过程。

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虽被认为解决了萨伊的“收人分配之谜”而得到新古典学派的广泛推广，但是在后来的剑桥资本争论中，虽然有以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的极力维护，其缺陷却经不起以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和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的质疑而逐一地暴露出来。新剑桥学派质疑新古典学派的总体生产函数中“总体资本”以什么为合理度量单位;在“总体资本”没有一个合适的度量单位的条件下，其总体生产函数也就受到挑战，而由这个总体生产函数所解释的要素的投人产出的技术关系以及由此而计算出来的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也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说明，因此要素的价格和要素的收人分配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决。此外，根据欧拉定理，还可以发现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一个很明显的缺陷是它仅适用于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不能解释非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减或递增的情况下的分配问题。

(二)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

李嘉图继承了斯密价值概念中的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形成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分配理论。但李嘉图分配理论中却存在着他自身无法解决的所谓“李嘉图难题”。第一个难题是价值规律同资本雇用劳动而只支付必要劳动工资的矛盾。按照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工资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因此按照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原则，劳动者就应该得到相当于自己全部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工资，但实际上劳动者仅仅得到了必要劳动价值，剩余劳动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有悖于价值规律。第二个难题是价值规律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矛盾。按照价值规律，价值由劳动创造，根据资本、利润、劳动之间的关系，等量资本所雇用的劳动的数量会影响到资本的利润率，不同行业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因此应该有不同的利润率。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实是等量资本能够获得等量利润。李嘉图理论中价值规律无法解释这两个矛盾，成为“李嘉图难题”。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劳动价值论，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提出“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学说，说明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抽象劳动;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等等，从而解决了价值规律同劳动者只得到必要劳动支付的矛盾。在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上，马克思使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更加严密，他把价值看作人们生产关系的体现，并把价值的运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起来，建立起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生产价格理论，认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而引起的部门之间的资本竞争，竞争规律的作用导致利润率平均化，因此商品就不是按照价值出售，而是按照生产价格出售，这就解释了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现实性，从而解决了价值规律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矛盾。

在工资理论方面，马克思通过创立剩余价值理论说明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的工资只是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由此揭示了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关系;在利润理论方面，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所获得利润其实就是依靠对资本的所有权而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下，资本变成一种神秘的东西，劳动的一切产品好像都为资本所有，再加上流通过程中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使得剩余价值的性质更加隐蔽，利润表现为资本所有者的合理收人;关于地租理论，马克思指出它其实和利润的性质一样，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其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在劳动产品的价值分割中所占有的一定份额。土地所有者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直接剥削工人，因此转化为地租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比转化为利润的剩余价值的性质更为隐蔽。公务员之家

马克思以利润率为核心建立的分配理论首先论证了“人和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而揭示了“生产决定分配”的分配原理，而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不再是简单的生产资料的总合，土地也不是简单的自然物，它们都是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生产的社会化过程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并形成相应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马克思强调要素所有权的分配决定了劳动产品的分配。资本之所以获得利润，土地之所以获得地租，其根本原因在于对资本和土地的所有权。因此马克思又论证了“所有制决定分配”的关系。“所有制决定分配”是“生产决定分配”历史运动的辩证形式，人类社会分配的历史发展形式表现为这两种分配决定关系的辩证运动，马克思的分配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这种辩证关系。

四、约翰·穆勒对分配理论带有折衷性质的整合

约翰·穆勒的经济思想被看作是马歇尔之前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次带有折衷性质的大综合，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穆勒主要研究了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他认为生产规律含有自然真理的性质，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不依社会制度改变而改变，而分配规律则取决于社会习惯和法律，受人类意志支配，是一种暂时的易变的具有历史性质的历史关系。穆勒理论的折衷性质不仅在于其分析方法上企图调和抽象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方法，而且在其理论的内容和经济思想观点上也具有折衷性质。

分配理论范文篇5

【关键词】:按生产要素分配劳动价值论收入分配

收人分配事关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切身利益，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占有重要一席，分配问题解决得好，能较快推动生产发展、加快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于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笼统地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仅仅是目前经济改革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因此，我们要全面看待劳动价值论，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价值论，探索生产要素分配规律的理论支持，并为要素参与分配的方式、比例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一、生产要素的含义和按劳分配的片面性

生产要素是指人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所需要和使用的各种具有相对特殊功能的基本因素。传统经济时代的基本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生产要素的构成有所扩展。科学与技术、知识与信息、管理与创新等越来越在社会财富贡献中显示出重要作用。因此，劳动仅仅是生产要素之一，在社会物质财富中，如果仅仅按劳分配，那么，分配尺度的公正性就值得考虑。

马克思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但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是在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基础上。在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基础上，即人们为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作出贡献的不同，只能是因为人们劳动能力的差异，在收人分配上要将这种贡献差异反映出来，只能通过劳动这一尺度。因此，公有制条件下的分配方式，天然地应该是按劳分配。

当前，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现实选择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于马克思所提的“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导致分配制度也不能只是按劳动尺度分配。实际上，即使在仅仅只有公有制的条件下，也不是仅按劳动尺度分配就能解决好分配问题。比如，假设有甲、乙两家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总额和经营效益都相同，甲是完全的国有国营，乙是实行的承包经营，在收益分配时，显然乙企业的厂长或经理应该多分配，他会要求获得经营风险收益。同样，假设有甲、乙两家企业，甲是国有企业，乙是集体企业，两家企业的资本总额和经营效益也相同，在向国家分配时，甲企业应该比乙企业多上缴，因为乙企业的资本收益不能被国家剥夺。

二.价值源泉论与财富源泉论分野

如果我们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理论，就可能使改革停滞不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指出:商品具有二因素，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价值和使用价值二者既相区别又有联系，价值载体是使用价值。“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生产出来产品，价值分为。+v+m。其中，。用来补偿消耗的生产资料，v+m是劳动者劳动创造的用于分配的新价值。公有制企业劳动者按劳分配的收人和私人企业中劳动者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收人，主要是产品价值中的v。国家、集体、劳动者个人及私人资本所有者等不同投资主体，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收人，主要是产品价值中的mo按照张维达的论述，分配的是价值，参与分配的主体包括劳动者和其他投资主体;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就导致“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不一致的矛盾。

在此，我们不免要问，分配的对象到底是价值还是使用价值，其他投资主体的贡献在哪里，这在理论上必须搞清楚。否则，实践中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就站不住脚，我们必须从对马克思理论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理论中的“按劳分配”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不存在其他投资主体，所有的人都均衡地拥有对社会生产资料的产权。由于现实经济不具备这个前提，经济成分呈现多元化，就不能生硬套用“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由于具体劳动和其他非劳动生产要素都为物质财富即使用价值的创造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因此，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必须考虑劳动和非劳动各自的贡献，明晰分配的对象是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而不是价值这种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财富源泉多元论的具体体现。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就应该是坚持价值创造的劳动价值一元论，在分配时坚持财富贡献多元论;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在不同经济时代，生产方式是不同的，决定了分配方式也应该随之变化。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信息、创新越来越在财富创造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知识、信息、创新的贡献者也应该要求相应份额的回报，否则，就会挫伤相应生产要素贡献者的积极性，制约生产力发展。公务员之家

分配理论范文篇6

【关键词】分配/劳动力价值/工资

【正文】

劳动力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和利润率理论的组成部分。国外某些学者为了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提出了种种非难。本文现以罗宾逊、大卫·P·莱文等人的观点为代表进行评析，旨在说明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一致的，不存在国外某些学者所说的相互矛盾。

一、劳动力价值的三个定义完全是一个虚构

罗宾逊在《资本主义、冲突和通货膨胀》一书的第七章《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中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存在着三个不一致的劳动力价值的定义。第一个定义是《资本论》第1卷中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由劳动力的生产成本来决定，即“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1](P146)。第二个定义是劳动力的价值由传统的生活水平来决定。罗宾逊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包含着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就是指劳动力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存在的劳动力价值的第三个定义是：“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的实际确定总是依供给和需求为转移。我所说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殖民地国家里，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国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在那里，资本用尽一切方法，也不能制止劳动市场往往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陷入空虚的情况。”[1](P146)罗宾逊认为：“这段话提出，劳动力的价值是诱使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寻找工作或留下来工作最少需要的工资。这样一个工资，必须保障生活标准起码等于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或别的什么地方的水平。”罗宾逊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三个定义不仅内容不一致，而且量也不同。[2](P242-244)其实，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

1.所谓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存在的三个定义完全是一种虚构。

罗宾逊等人所说的马克思的三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分析劳动力价值构成要素的论述的割裂。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定义的论述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存在三个相互矛盾的定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一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不仅包括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要。”[1](P165)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罗宾逊等人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的第一个定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第二个定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第三个定义是根本不存在的，从罗宾逊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只是在举例说明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在给劳动力价值下定义。

2.所谓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存在不一致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生理要素与历史或社会要素共同决定，二者不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劳动力价值必须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因此，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了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即资本主义的工资不能低于这个水平，否则，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就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所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差别。生理要素是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基础，历史或社会要素则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社会和时代的内容。与此相联系，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也取决于这两种要素的变化。从生理要素来看，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由于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差别不大，因此，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从历史或社会要素来看，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在生活资料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因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劳动力价值中包含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具有弹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理上的界限以外什么也不会剩下。”[1](P165)

3.所谓三个劳动力价值定义反映的量上不一致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与历史或社会要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在决定劳动力价值量上，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物质内容，没有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就没有赖以体现的物质基础。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决定着生活资料的范围，没有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就会成为超越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的物质产品的堆砌。因此，不存在罗宾逊所说的第一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在量上小于第二个劳动力价值定义的问题。

二、劳动力价值是决定工资的基础的观点与“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并不矛盾

大卫·P·莱文把马克思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条件下，因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的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分析，无条件地一般化，并从中得出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与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相矛盾的结论。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时，指出“资本积累通过对工资产生向上压力而让劳动力获得益处，使工人‘自己的享受范围’扩大”，“在这个意义上工资就起着调节机制的作用。‘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价格重新降到适合于资本增殖的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在概括上述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时，马克思还指出：“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3](P680)但马克思又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形式，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据此，大卫·P·莱文断言：“通过这些分析，马克思实际上放弃了生存工资和劳动力价值的思想，而把收入分配的决定看成了产出、价格和投资理论的一部分。”[4](P53)这是以“两种形式出现，首先一种是通过确定独立于产品、价格和投资的劳动力价值，来解决分配问题；第二种则与此相反，它根据不断发展中的资本积累需求来确定工资”[4](P53)。

所谓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矛盾并不存在。

1.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适用历史阶段不同。

马克思关于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的论述，是就资本积累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积累对工资的影响而言的，不是指决定工资运动的全部原因。马克思指出：“以上我们只是考察了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长的阶段。但是过程会越出这一阶段。”并且这个阶段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时期的阶段，马克思指出：“一旦资本主义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但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3](P682)资本积累决定工资是就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条件下而言的，而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量是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工资运动的基础而言的，不能把马克思在特定条件下关于工资运动的论述，无条件地升为一般意义上的结论。

2.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积累量决定工资是就不同角度而言的。

前者是指劳动力价值是工资运动的基础，工资是围绕劳动力价值来波动的。后者是指资本积累通过影响劳动力的需求而引起的工资运动，是工资运动的直接原因。所以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是就工资运动的基础而言的，而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是就工资变动的原因而言的。

3.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范围不同。 

前者决定工资是指工资变化的界限，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的生活资料量的价值是工资变化的最低限度，否则资本主义生产就会因缺乏劳动力而无法进行，同时，劳动力价值也决定了工资运动的最高限度，即工资的上升不能长期超出劳动力价值，造成剩余劳动减少到损害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程度。马克思指出：“劳动价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的规模扩大再生产。”[3](P381)所以，资本积累是在劳动力价值确定的范围内，通过资本积累量的变化，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导致工资的变化。在劳动力供给一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积累最初会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导致工资的上升。但这种变化到了一定程度，工资的上升就会远远超出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导致利润率的下降，积累减少，反过来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使工资水平下降，“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3](P680)因此，在上述特定条件下，马克思在论述“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时，不存在放弃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的问题。

三、马克思工资理论与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是一致的

罗宾逊与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与利润率下降理论是矛盾的。罗宾逊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同时发生，如果实际工资真的不变，则利润率就不可能下降。[2](P228)大卫·P·莱文则认为：“为了更好地分析利润率，马克思倾向于假定在不断下降的单位劳动成本和不断上升的资本强度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保持不变。这就可能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是由于实际工资增加，同时也是由于资本强度的上升。”[4](P70)罗宾逊和大卫·P·莱文虚构的马克思工资理论与利润下降理论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1.马克思没有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

马克思多次论述过工资与利润的对立运动。他指出：“工资一般降低的结果，是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一般提高，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还有利润率的一般提高。”[5](P226)但是，如果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马克思认为：“工资和利润率可以不按相反方向变化，而按相同方向变化，二者可以一同提高，或一同降低。”[5](P982)显然，所谓马克思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与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断言，是不能成立的。

2.所谓“实际工资不变，利润率就不会下降”的论断也是不能成立的。

引起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积累导致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下降，从而造成由可变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总量在增加的情况下，社会总资本的比率在下降。因此，实际工资的变化，不是引起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也照样可能下降。马克思在分析利润率下降规律时指出：“不管这是由于工作日的延长或强化，还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工资价值的下降，那末，剩余价值量，绝对利润量，就必然会增加，尽管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是相对减少了。”[5](P245)在劳动力价值下降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的提高也不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马克思认为：“如果工资因劳动力价值的下降（这种现象甚至可以和劳动的实际价值提高结合在一起）而降低了”[5](P131-132)，那么，这就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从而提高利润率。

3.在劳动力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的提高不会引起利润率的下降。

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不变。虽然工人所获得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得到了增加，但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划分比例，即剩余价值率没有变。资本积累的增加，由技术进步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同样会使可变资本的比例相对下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因此，在劳动力价值不变时，实际工资的增加，改变的只是劳动者的生活资料量，不会降低利润率。

四、劳动力价值构成的社会要素与工资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是一致的

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关于工资争议的分析过程，“使得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工人要求和维持货币工资率水平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再深究工资争议发生的更详细内容，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和利润就将取决于外部既定的环境”。[4](P61)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关于“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是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的论述，可能意味着工资会随着偶然历史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4](P69)在这里，大卫·P·莱文从两个方面对马克思分配理论提出了非难。一是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能力与工资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相矛盾。二是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取决于工业周期的变动。其实，上述责难难是不能成立的。

1.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说明劳动力价值的确定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斗争扩大原有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劳动力价值的范围。

马克思指出：“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仍旧不变的条件下也是一个变数。”[1](P165)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的要素是可以改变的，而决定这种改变的因素，取决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1](P161-166)这种改变是通过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来实现的，但这不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仅仅决定于工人要求和维持货币工资率的能力，它还要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

2.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总是由一定时代和一定国家的具体社会条件所决定。

它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是一定的。因此，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的变化，是就劳动力价值的长期变化而言的。工人阶级通过长期的历史斗争，能扩大劳动力价值的范围。但这不等于工资完全脱离了劳动力的价值，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只能引起工资的变动，而不会改变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在特定时期内劳动力价值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它只能是一个常数，而不是一个变数。从特定的时期来看，由于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是既定的，劳动力价值和利润的变化就取决于劳动力价值生理要素所决定的生活资料价值的变化。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也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劳动力价值和利润取决于外在的既定环境。

3.工资的一般变动由工业周期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不等于工资由偶然因素来决定。

工资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工资的变动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但劳动力价值并不决定工资变动的具体方向，工资变动的具体方向是由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来决定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周期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就成了影响劳动力供求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引起工资的变动。但这种变动仍然只是劳动力价格层面上的变动，工资的涨落仍然围绕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收稿日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2]朱钟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分配理论范文篇7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力资源是现代企业的战略性资源，也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在企业内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否得到激发以及发挥的程度大小，在根本上取决于其心理上的满足程度，而这种满足程度主要受制于于分配机制。也就是说，企业通过分配机制有效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自发地去完成组织的任务，实现组织的目标。因此，正确的分配结果能使员工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需要，增加其满意度，从而使员工保持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研究企业的分配机制和员工的满足程度，首先必须分析人的需要。人类的需要具有多样性和无止境的特点，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的需求模式和结构也不尽相同。美国人本主义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Maslow）在其"需要层次理论"中，把人的需要按其产生的先后顺序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种需要是以层次出现并呈阶梯形的逐层上升的。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时，它就失去了对行为的激励作用，而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的满足就成为激励其行为的驱动力。高层次的需要不仅内容比低层次需要更广泛，而且实现的难度也逐渐增大，满足的可能性逐渐减少。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利兰（Mc·Clelland）也对人的满足程度这一因素做了大量的调查，提出了"成就需要论"，指出在人的生理需要基本满足的前提条件下，人还会产生成就需要、权力需要和情谊需要。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人的需要复杂多样，企业要从各方面不断满足员工的需求层次，就必须建立起不同的分配形式。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原理和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工现状及国人的思维定式，现代企业应以工作岗位分配、物质分配、权力分配和精神分配为措施来激发员工的需求欲望，从而挖掘员工潜能。工作岗位分配是用人成事，即企业因工作需要，根据员工的技能和心理满意度，安排员工心理满足且能发挥个人特长的工作岗位。通过向员工下达具有挑战意义的工作任务和目标，促进员工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分配是指通过物质刺激的手段，鼓励员工自发努力工作，其主要表现形式有发放工资、奖金、津贴、福利等形式。物质需要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因此，物质分配是分配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模式。权力分配是企业通过提拔、晋升员工职务，或授予某种权力、给予某种待遇等，达到调动员工积极性的目的。精神分配是指企业以授予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或对员工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给予认可、赞赏等作为激励手段，以此激发员工的精神动力。

（一）正确运用四种分配模式对员工层面所具有的意义

1.有利于调动员工积极性。通过正确运用四种分配模式，员工的能力和成就得到上级的认可，改变激励机制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员工的努力付出得到回报，将大大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2.有利于增强员工的归属感。正确运用四种分配模式，一方面员工在精神层面上得到满足，不会产生被企业所遗忘的失落感，从而进一步强化主人翁意识；另一方面员工的满意度提高，士气提升，将减少组织内部各种不必要的冲突，维护企业的稳定。

3.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创造性。员工的需要得到满足，将激发工作的持久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企业效益不断提高，形象不断优化。企业的发展将进一步激发员工的创造热情和创新能力，在工作中不断超越前人、超越自己，更好地为企业发展服务。

（二）正确运用四种分配模式对企业层面所具有的意义

1.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正确运用四种分配模式能够促进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将极大地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

2.有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一方面，企业具有科学、健全的分配机制，将会对人才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员工业绩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奖励，并拥有良好的工作氛围和发展机会，有利于企业使用和留住人才。

3.有利于提高企业凝聚力。在企业中，健全的管理制度是企业的凝聚力所在。缺乏正确的分配机制，尤其是在精神层次上的激励，员工就会失去对企业的向心力，就会导致组织涣散、人心思散、人心思己。

因此，现代企业发展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合理运用四种分配模式，从各方面不断满足员工的需求层次，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二、我国保险企业四种分配模式的现状和问题

（一）工作岗位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

1.员工向往的工作岗位与实际工作岗位不一致，造成心态失衡，工作缺乏进取性。

2.才能和特长与工作岗位不匹配，使得员工个人的优势得不到发挥，最终事倍功半。

3.工作岗位竞争机制不健全，存有能者多劳，平者应付，庸者无事，二八规律突出。

4.疏于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工作条件和发展机会，使人才感到缺乏受人重视的环境和建立事业的舞台，积极性大大降低，甚至选择离开。

（二）物质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

1.企业界定员工身份，同工不同酬，挫伤了部分员工积极性。例如，"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在物质分配方面实行双重标准。

2.企业虽实现了以岗定薪，但薪酬往往与职务和级别挂钩，级别低的员工即使能力再强、贡献再大，权力分配不能及时跟进，其收入也低于无所事事的高职务员工。这种分配方式淡化了岗位的价值和员工的贡献，形成了新的不平等。

3.企业在物质分配中为了避免矛盾，在全体员工或同一层级员工中实行不偏不倚的策略，漠视员工的能力水平差距，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非常不利于培养员工的创新精神和工作热情。

4.企业虽通过绩效考核来确定员工绩效薪酬，但对管理者个人绩效考核量化不够科学，也不能体现员工在企业内部相对价值的大小，薪酬的激励效果差。

（三）权力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

1.用人制度僵化，没有形成竞争机制，干部只能上不能下，上面的人不能淘汰，下面的人没有晋升的可能，特别是年轻员工产生极大的挫折感，失去了前进动力。

2.在干部提拔上存在论资排辈现象，对所谓资历老的人，即使业绩平平，在下一轮提拔时也要优先考虑，其他人即使工作业绩优秀，也得不到重用。

3.在干部提拔上不注重全面考查，有时甚至存在以人划线、任人唯亲及其它腐败现象，而对那些默默无闻、扎实工作的人，在提拔上却不被重用。

4.在组建下级单位班子时，不注重班子成员个人性格特点的组合及优势的搭配，造成班子涣散，战斗力不强，业绩低下。

5.在班子内部分工中，一把手过于倚重某些副职，授予其过多权力，而削弱其他副职权力，造成领导班子成员间矛盾重重，领导力不强。

（四）精神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

1.有的企业认为"金钱是万能的"，认为只有物质分配才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而忽略了精神分配。但在实践中，不少单位在使用物质激励的过程中，耗费不少，而预期的目的并未达到，反倒贻误了企业持续发展的良好契机。

2.有的企业领导不了解全面情况，片面地将自己熟悉的单位和员工树立为典型，在公共场合予以表扬，其它单位和员工即使做得更好，却得不到肯定，挫伤了大多数单位和员工的积极性。

3.有的企业领导不注重个人言行对员工的影响，与员工缺乏有效沟通，在日常接触中缺乏处世艺术和人格魅力，使员工得不到精神上的慰藉与激励。

（五）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1.分配机制中存在不公平。由于体制原因及多种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分配不公平的现象较为普遍。一方面是结果不公平，员工的能力、水平与业绩好坏和个人所获得分配结果不成比例，甚至与物质、工作、地位和荣誉相背离。另一方面是程序不公平，个别企业领导的"官本位"思想严重，企业内的裙带关系复杂，在分配的决策过程中与领导有关联的员工，可能一直受到各种偏爱；个别领导的决策没有透明度，使得以制度形式确定的条款丧失了应有的作用。还有一些管理者运用手中的权力捞起了灰色收入甚至违法收入，这与企业实现效益最大化的根本目标相悖。同时那些工作认真负责、业绩突出，而职权皆无，荣誉不曾享有的员工势必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

2.单纯倚重物质分配，忽视了其它三种分配模式。企业在分配机制中主要是以工资、奖金等分配为主，再加上丰厚的公司福利制度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但忽视了工作岗位、权力、精神分配对员工的深层次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员工的积极性，产生分配与需要的错位，更难以实现真正的持久激励。

3.缺乏科学的评定标准和考核程序，降低了员工的期望值。企业在以制度形式订立分配的考评标准时，没有针对不同员工的不同需求层次，订立相应的标准，大大降低了员工的工作期望值。

三、合理运用四种分配模式的策略选择

（一）四种分配模式的运用策略

1.应坚持公平性。这是分配过程必须遵守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追求公平是人的共同心理，美国心理学家斯达，亚当斯（J·S·Adams）提出，个人公平感的产生，依赖于个人对所观察到自己的所得与投入之比和所观察到的他人的所得与投入之比进行比较的过程，若员工感到比率与他人相同，则为公平状态；若感到二者的比率不相同，则产生不公平感。当员工感到不公平时，他们就会产生恢复平衡、公平与和谐的愿望，并产生相应的动机，采取一定的行动。作为管理者，应将公平原则置于四种分配模式贯彻过程的始终，把员工的业绩和贡献作为物质分配和职务提升的根本依据，使员工坚信，多劳就会多得，机会永远属于勤奋、肯干的人。

2.应遵循实效性。企业实施四种分配模式的过程，就是根据客观存在的工作结果，对员工施以相应的刺激和鼓励的过程。IBM公司对员工的分配就很注重员工的实际工作效益。比如一项好的建议，以及此项建议能够带来的效益值多少奖金，在奖励制度中都规定得清清楚楚，这为进一步提高员工的创造热情倾注了强大的经济动力。

3.应掌握适时性。分配的适时性就是指在分配过程中把握最佳时机，以收到最佳效果。领导者如果不能把握正确的分配时机，往往会使员工因得不到应有鼓励而从热望的波峰跌落下来，从而产生不满和消极情绪。美国克菜斯勒公司总裁艾柯卡认为，提升某人的时候，就是增加其责任的时候。下属如果成绩好，经理人员要肯定他的成绩，同时，又要鼓励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当下属高兴的时候，就让他多做点事。当下属心灰意懒时，则不要让他太难堪。如果一个下属因失败而闷闷不乐，这时经理人员如果落井下石，就会有严重伤害他，使他产生不想再上进的危险。

4.要体现差异性。企业应根据不同员工的需求类型和特点实行差异化的分配。例如女性员工相对而言对报酬更为看重，而男性则更注重企业和自身的发展。在年龄方面，一般20-30岁之间的员工自主意识较强，对工作条件等各方面要求的比较高，因此"跳槽"现象较为严重，而31-45岁之间的员工则因为家庭等原因比较安于现状，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在文化方面，有较高学历的人一般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既包括物质利益方面的，但他们更看重的是精神方面的满足，而学历相对较低的人则首要注重的是基本需求的满足；在职务方面，管理人员相对于一般员工更注重声望和社会地位。因此企业在实施四种分配模式时一定要考虑到企业的特点和员工的个体差异，这样才能收到最佳效果。

（二）四种分配模式的运用实践

1.合理运用物质分配模式

现代企业应根据自身特点不断改革分配办法，建立合理的工资、奖金等物质分配机制，使员工的精力集中到努力工作、提高工作业绩上来。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探索建立股权、股票增值权等长效激励机制，以达到稳定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的目的。

现代企业理想的物质分配应达到三个目的：一是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收入，吸引有才能的人；二是合理确定企业内部各岗位的相对价值；三是物质分配必须与工作绩效挂钩，达到激励员工的目的。

现代企业物质分配的结果必须反映岗位责任和能力的大小，也就是收入差别必须合理。企业物质分配的不合理，会造成不同部门之间以及相同部门个人之间权力与责任不对称，使部分员工在比较中，有失公平感，造成心理的失衡。要避免这种现象，就必须合理地确定企业内部不同岗位的相对价值，就是要做好企业内部的岗位评价（jobevaluation），针对岗位本身，从岗位的复杂性、责任大小、控制范围、所需知识和能力等方面来对岗位的价值进行量化评估，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物质分配对内不公平的关键所在。

2.合理运用工作岗位分配模式

工作岗位本身具有激励力量。为了更好地发挥员工工作积极性，管理者要考虑如何才能使工作本身更有内在意义和挑战性，给职工一种自我实现感。日本著名企业家稻山嘉宽在回答"工作的报酬是什么"时指出，"工作的报酬就是工作本身"，可见工作岗位分配在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代企业为员工提供全方位的工作激励，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做到个人喜欢和量才使用。个人喜欢的工作岗位能挖掘员工的潜在能量，是组织和员工追求的理想工作模式。量才使用，即：当人才被用在不合适的岗位时，他很可能就成为庸才；当个人的能力、水平与该岗位相匹配，他就是个人才。企业的管理者要善于把合适的人用在合适的岗位上，做到人尽其才，这是激发员工工作热情和挖掘潜能的第一步。二是制定明确的发展规划。现代企业应为员工制定明确的发展计划，让员工清楚自己在企业中的发展机会。企业传统的职业生涯通道是建立在职务等级体系基础之上的，即员工要获得薪酬待遇、地位和尊重等各项回报的提升，必须依靠职务等级的晋升来完成。即使一位员工具有很强的能力，但如果不能获得职位等级的晋升，其发展的空间就会受到严重束缚。因此，应改变这种职务等级体系，为每个员工量身定做适合其自身特点的职业生涯发展道路。使每一个员工自身的发展目标与企业的发展目标有机的结合起来，减少冲突，增加一致性。三是赋予挑战性的工作。没有人喜欢平庸，尤其对于那些年纪轻、干劲足的员工来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和成功的满足感，比实际拿多少薪水更有激励作用。企业应该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岗位轮换，丰富员工的工作内容，使有能力的员工担任责任更大的工作，增加工作的挑战性。并且积极为员工提供学习和培训机会，使他们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才能，增强自身对工作的驾驭能力。

3.合理运用权力分配模式

企业内部的权力分配涉及干部的选拔任用问题，因而对个人的前途命运和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合理运用权力分配，最关键的就是要坚持公正、公平原则。

第一，要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接轨，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畅通人员进出通道，通过公开选拔、平等竞争，实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快速成长的良好环境。

第二，要破除干部选拔中的"论资排辈"、"拉关系、走后门"、"跑官要官"等现象，根据德才兼备的要求，把品德、知识、能力、业绩和贡献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标准，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实践检验。从而保护那些业绩优秀、扎实工作，受到群众公认，为企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的积极性，以继续发挥其经营管理才华，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第三，要合理搭建企业领导班子。搭建企业领导班子的过程就是一个权力分配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必须考虑班子成员的优势互补问题，以形成整体战斗力。一是专业知识互补，班子中具有各类知识专长的人才要保持合理的比例。二是智能特长互补，班子中既要有善于思想的人，又要有善于活动的人。三是性格气质互补，既要有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又要有协调各方的组织者。四是年龄互补，班子成员的年龄应适当拉开距离，实行老、中、青相结合，构成具有合理年龄比例的综合体，并处于不断发展的动态平衡之中。

第四，企业"一把手"要合理授权、控权。在领导班子内部权力分配过程中，"一把手"应该发挥自身职能作用，维护整个班子的和谐稳定。在具体工作中，"一把手"应积极授权，放手支持副职工作，努力做到"无为而治"。同时"一把手"又要增强全局观念和协调意识，合理调控副职手中的权力，避免因某一副职权力过分集中而产生矛盾。在副职之间搞好协调，促进班子整体合力的发挥。

4.合理运用精神分配模式

精神分配是针对员工心理上的行为动机而进行的工作，虽然精神分配表现是隐性的，但却是企业管理者调动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工作热情持久性的有效方式。

一是要尊重员工。这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分配方式。企业领导者要尊重各级员工的价值取向和独立人格，尤其要尊重普通员工。尊重是加速员工自信力爆发的催化剂，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尊重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有助于企业员工之间的和谐，有助于企业团队精神和凝聚力的形成。

二是要向优秀员工授予荣誉。荣誉是众人或组织对个体或群体的崇高评价，是满足人们自尊需要，激发人们奋力进取的重要手段。荣誉激励成本低廉，但效果很好。美国IBM公司有一个"百分之百俱乐部"，当公司员工完成其年度任务，就被批准为"百分之百俱乐部"成员，他和其家人会被邀请参加隆重的集会。结果，公司的雇员都将获得"百分之百俱乐部"会员资格作为第一目标，以获取那份光荣。可见，对于先进员工给予必要的荣誉奖励，是很好的精神分配方法。

三是要给员工参与的机会。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经验表明，员工都有参与管理的要求和愿望，创造和提供一切机会让员工参与管理是调动他们积极性的有效方法。通过参与，员工形成对企业的归属感、认同感，可以进一步满足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现代企业应进一步完善"职代会"等渠道，建立员工参与决策、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制度，提高员工的主人翁意识。

四是要加强与员工的沟通。精神分配必须透过适当沟通，才能互通心声，产生良好的感应。在沃尔玛公司，管理人员会以各种方式进行员工之间的沟通。沟通的越多，理解就会越深，员工对公司的事务也就越关心，工作的热情随之高涨。由此可见，良好的沟通会对员工产生极大的激励作用，信息的交流、生活上的关心使他们感觉到自己对公司的重要性，所以管理者不应该忽视沟通对激励员工的作用。

分配理论范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按劳分配

一、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分配制度的理论原则。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是以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为起点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了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和剥削，而要想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首先就应当从源头进行革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体系，即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理论［1］。事实上，分配关系总是对现存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的反映，所以，分配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从经济关系来看，分配正义强调的是社会财富的全民共享性，包含分配起点、分配过程、分配结果三个方面的内容。从社会关系来看，分配正义强调的是生产条件的公平性，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享有符合自身生产能力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没有任何一个阶层是凌驾于其他阶层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而和谐的。（二）马克思主义分配制度的实践走向。在马克思看来，分配制度不是人类理性预设的、一成不变的先验概念，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凸显出来的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它的内涵会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发展而不断变化［2］。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分配正义构想出两个基本原则———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两者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应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完善的。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时期，尽管按劳分配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它却是一种以劳动为统一尺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正义性、被广大无产阶级所赞许的分配方式［3］，而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后，劳动已不再是人类的谋生手段而成为了人类生存发展的首要需求，在这个阶段，社会分工已然消失，马克思说这个时期，“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4］748。在马克思的视野里，显然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前所必经的一个阶段，通过按劳分配这个阶段来丰富社会物质财富，发展生产力，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时按需分配就成为了人类社会的最终分配方式，或者说是马克思最终设想的完美分配制度。（三）马克思主义分配制度的最终归宿。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终极价值在于满足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需要，实现人的内在本质和价值。马克思所追求的正义，并不单单只是对市民社会某一个阶层的公平正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而是真正普及到全人类，使社会的物质财富资料，生产力发展成果能够为全人类所共享，是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在这个阶段，分配的目的不再是帮助人类解决生存问题，而是更高层次地追求人的本质需要，实现人的本质价值，这些内在价值体现在满足所有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关系、提升个人能力及展现个人性格等多方面的需求，这才是分配正义的真正实现［5］。也就是说，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分配制度的最终归宿。

二、当前我国分配领域出现的问题

（一）分配起点机会不均。我国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就决定了人们必须通过劳动获得一定报酬，而劳动技能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人们报酬的多少，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生产技能、掌握一部分生产要素的人在分配中必然处于有利地位［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国家资源优先向东部地区倾斜，优先向城市倾斜，忽视了农村及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这就导致人们在分配上存在机会不均的问题，在农村及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教育、就业、创收等方面均落后于城市及东部地区，可以说非均衡发展战略存在着分配起点机会不均的问题。（二）分配过程中存在体制障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生产力及丰富社会财富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是，现今中国的按劳分配制度在实质上是被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可在实际操作中却没有设计出按劳分配的具体标准尺度，实际上是按生产要素分配逐步取代了按劳分配而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分配方式［7］。这种分配方式从根本上看不利于分配正义的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那么就会导致资本逐渐在市场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而普通劳动者付出的劳动无法获取等额报酬，并且我国目前存在两大行业垄断：一是广播电视、军工、邮政及交通运输等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行业；二是金融、电信电力、石化、烟草等行业。行业的垄断违背了市场竞争法则，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同其他竞争性行业的收入形成了巨大差距。这些问题都是由于当前我国在分配过程中存在的体制障碍所造成的。（三）政府对分配结果调节乏力。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调节居民收入，实现分配正义的最后两道关卡，而我国目前对于收入分配调节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首先是税收方面，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对高收入人群税收力度不大，这不仅加剧了中低收入者的负担，也拉大了与高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其次是税收监管不力，对高收入群体本来税收力度就不大，又存在逃税、漏税、骗税的各种违法行为，导致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过高。再次是税收的种类也未健全，我国除开个人所得税等少数税种以外，遗产税、赠与税等多项税种尚属空白。此外，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我国社会保障资金总体投入严重不足，无法有力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与质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社保的覆盖面也严重不足，中西部地区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社会财富无法有效反哺贫困人群，分配正义的实现任重道远。

三、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坚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核心理念。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国家繁荣、人民富强的根本，如果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抽象地谈论分配正义问题，那么就无法找到公平要求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判断标准，无法找到公平要求与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和互动性［8］，生产力发展水平才是分配正义的基础和源头，不能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空洞地去谈分配，毫无疑问是空中楼阁和无源之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也在稳步上升，但不能就此认为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已达到了很高程度，从而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收入分配层面，这样无疑是本末倒置，当前我们工作的第一要务仍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持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只有这样，我们在谈论分配问题时，才有更坚实的基础去切实实现分配正义。（二）落实按劳分配制度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将资本主义分配不公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实现分配正义，现在，我国已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所有制制度，因此，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原则。同时，马克思也认为分配正义是具有历史性的，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目前，我国生产力仍不发达，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这就决定了我们仍要坚持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按劳分配为主，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9］。任何偏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都会使我们走向歧途，都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的核心原则。当前我国分配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逐渐在我国分配方式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为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只有把握住这一社会主义分配的核心原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分配正义。（三）消解分配领域的制度障碍。当前我国分配不公的现状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而政府层面法律、制度、管理等方面的因素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首先，政府要确保在分配起点机会均等，一是要推动教育与就业的公平，确保人民发展自身潜质的平台与机会是一致的，才不会因为教育水平、生产技能、缺乏生产要素等客观因素而被拉开收入差距；二是要实施均衡发展战略，政府要重点处理好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两个关系，不能让城乡发展差距及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其次，政府要解决分配过程中的制度障碍，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既要让知识技术型人才能够享受其应得的收入报酬，又能够提高广大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使其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使中国所有劳动者都能够走向共同富裕；还要打破行业垄断，让市场竞争法则发挥作用，要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缩小行业收入差距，促进分配正义的实现［10］。最后，政府要加大对分配结果的调节力度，既要强化税收调节居民收入的作用，又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分配正义。

参考文献：

［1］武晓峰．现阶段分配正义及其实现条件探析［J］．经济问题，2011（5）：9－13．

［2］姜涌．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J］．理论探究，2009（2）：52－57．

［3］涂良川，胡海波．论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J］．现代哲学，2009（2）：63－6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蓝春娣．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及其对缩小我国收入差距分配的启示［J］．改革与战略，2014（8）：14－17．

［6］王增收．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与G•A•科恩的政治哲学转向［J］．湖北社会科学，2012（10）：15－18．

［7］王维平，张娜娜．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及其现实启示［J］．理论学刊，2016（4）：17－22．

［8］林剑．应正确阐释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J］．哲学动态，2014（7）：5－9．

［9］魏新强．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J］．甘肃社会科学，2011（4）：219－221．

分配理论范文篇9

论文摘要：继续性合同本身特殊性决定了证明责任适用上与一般合同有别，大致推定理论在继续性合同纠纷中的适用，既遵守了法律的规定，又兼顾了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质正义，较好的在履行方与接受履行方之间平衡了各自应负担的举证责任。

证明责任是指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证明责任也印证了西方法谚：“举证所在，败诉所在”其中的道理。由此可见对证明责任的恰当分配，直接关系着诉讼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法官裁判所依赖的事实基础的全面性与客观性。

我国关于合同纠纷中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集中体现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中的第5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若干规定》对合同纠纷中举证责任的规定相对于一时的合同来说较为详尽，在司法实践中有着很强操作性，但相对于继续性合同来说，则尚有进一步明确举证责任适用的必要。

所谓继续性合同是指债的内容，非一次给付可完结，而是继续地实现，其基本特色系时间的因素(Zeitmoment)在债的履行上居于重要地位，总给付之内容系于应为给付时间之长度。例如：雇佣合同即是典型的继续性合同，在该类合同中，时间因素在合同的履行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总给付的内容取决于应为给付时间的长短。正是由于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因此，在合同履行中发生纠纷后，举证责任的分配，如果简单的按照《若干规定》中的分配模式则会加重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负担，最终会影响责任分配的公正性。

例如，在雇佣合同纠纷中，雇员如果想让法院支持其对雇主的工资请求权，按照《若干规定》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则雇员的证明责任应包括雇佣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以及雇员对雇佣合同的履行。如果雇员未能对以上两个方面予以充分举证，则承担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败诉风险。对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举证，继续性合同与一时的合同并无大的区别，在上例中的雇佣合同纠纷当中，雇员对于雇佣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只需提供书面的雇佣合同，或者在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只需举证自己事实上为雇主提供了劳务服务。即可完成举证。而对于是否履行了合同的证明，继续性合同与一时的合同则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一时的合同一次给付即能使合同内容实现，而对于该次给付一般都有相应的凭证加以记载，例如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将货物给付给买受人时，一般买受人均须向出卖人出具接受货物的证明或是相应的单据。此类单据即能充分证明出卖人已履行了己方的义务。因此，在因一时的合同发生的纠纷中，当因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时，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是适当的，也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必然。

但是，在继续性合同的诉讼中，合同的继续性决定了合同的履行不是一次性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进行着的，如果严格遵守让履行合同一方举证合同已经履行，则难免失之过苛，履行方也不可能将每一时刻的合同履行予以记载，也不符合继续性合同履行的习惯。因此，在实务中出现了法院将继续性合同是否履行的举证责任全部加之于相对方，即让相对方负担合同没有履行或是违约的证明责任。这种将举证责任转换的司法实践，确实考虑了继续性合同履行的特殊性，也是出于对证据距离的考量，但是，缺乏法律依据，《若干规定》仅于第六条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的证明责任予以了倒置规定，而不能普遍适用于继续性合同纠纷案件。

另一方面，在继续性合同纠纷案件中，如果要求合同履行方举证其已经全面适当履行合同，则在事实上很难实现，相反如果要求接受履行方来证明对方未能适度履行则相对容易，因此，从证据距离上看接受履行方离履行事实的距离为近。因此，这就需要实践中在遵守证据规则的前提下。来合理分配双方的举证责任，日本司法实践中的大致推定理论(在德国称为表见证明理论)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谓大致推定理论，就是让原本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就其所负举证事项提出一般可能的证明即可，由更有能力的对方以防御的方式来加以证明。该理论的适用根据，在日本被认为是经验规则，因为。一旦一方当事人就其应负举证事项提出一般可能性证明，如果对方未能提出反驳则法官便根据经验规则认定该事项成立，从而举证方即完成了其举证责任。从实质上看，大致推定理论也是合理的，因为举证方离证据距离较远，已经提出一般可能证据，而对方离证据较近，仍不愿意提出反驳意见，为了缓和证据规则的硬性规定，此时法官根据经验规则来作出大致认定，通常也是符合事实本来的状况的。

分配理论范文篇10

一、举证责任的性质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要做两项工作：一是认定案件事实；二是适用法律。其中认定事实是适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是整个民事诉讼的中心，我们常说的“以事实为根据”实际上就是“以证据为根据”，事实的认定则是通过证明活动来实现的，对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由此认定案件事实，进而才能正确的适用法律。

近年来，法院把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积极加以推行，在引导当事人举证，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方面有了重大进步。但是应当看到我们对举证责任的认识还停留在“向法庭提供证据”这一浅层次上，对于举证责任的本质及功能还缺乏正确的认识，特别是还不能有意识地运用举证责任的分配，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定案这一实际问题，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还留于形式，未能达到强化举证责任，提高审判效率之目的。

举证责任是指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诉讼期间内，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向法院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的义务。它是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的统一，其本质是一种义务，举证责任是广义的概念，其中包括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前者是指在诉讼开始时，或在审理、辩论过程中，对争议事实提供证据的责任，当事人有义务把他所掌握的全部与案件事实有关的证据，在审判阶段加以提出，否则法院认为当事人已放弃了利用这项证据的权利，不能在以后的司法审查中再提出该证据。后者是指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为使法官信服其提出的全部事实而承担的证明责任，这种证明责任只能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范畴、规定的方式内完成。提供证据仅是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的一种外在表现，证明案件事实才是最终目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当事人仅仅提供证据后，不能说已履行了证明义务，还要在法庭上说明证据与所证事实之间的联系及证据本身的合法性、真实性，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质疑，并就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向法庭作出必要的说明、解释，以充分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真实，这种责任称为“说服责任”。在法庭辩论结束后，案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时，法官按照真伪不明的事实应由哪方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作出判断，从而对该方主张的有利于自己的事实作出不予认定的裁判，这种责任是由于当事人未履行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明责任所导致的客观结果。

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当事人，而不是人民法院，举证责任分配的适用主体是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当是公正、中立角色。当前，许多法官不能认清法院在证据制度中的职能转变，在案件的举证责任问题上，仍以传统的审判方式，对不清的事实习惯代替当事人调查取证，自己总觉得不进行调查取证心里没底，无法保证正确审判案件。法官必竟不是医生，医生必须热情帮助患者，为患者服务，法官是居中裁判者，讲公正，打官司必然要有一方败诉，法官介入调查取证这种做法其实质也是暗中帮助一方当事人，对别一方当事人也是不公正的。我们在举证责任方面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尽量压缩法官调查取证的空间，绝不是说人民法院不进行任何调查证据，相反，人民法院根据需要，认为审理案件符合以下情形的证据可依职权调查。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虽然规定了法院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大大限制和削减了法院的调查取证权，对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以有限列举的方式作出了较严密的规定，将“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的范围明确限定为两种情形：（一）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关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人民法院依申请调查取证范围以有限列举加以概括性规定。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

二、举证责任的分配

要解决案件的证明问题，首先要搞清诉讼主体中谁负有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义务，即要明确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法律在强调承担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对某一事实承担义务的同时，并不排除另一方当事人就同一事实提出相反证据加以证明的行为。举证责任分配的变化，包括举证责任的倒置和举证责任的转换。前者取决于实体法对争议事实的规定，后者则是由诉讼程序的动态特性决定，并以此为基础延伸出的包括举证责任的倒置、举证责任的免除、举证责任的转换等一系列制度的有机整体。

1、举证责任的分配是举证责任的核心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是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发展的主线。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民事举证责任制度的核心，将不同法律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预先进行分配，使原告对其中的一部分事实负举证责任，被告对另一部分事实负举证责任，在审理案件时，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举证责任分配，依据待证事物的性质或内容来分配举证责任，根据主张事实的难易程度来公平分配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另一方当事人不能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对这一事实可以认定，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再转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形成优势证据，反证主张的事实仍真伪不明，此时按举证责任理论，应由提出该主张一方承担结果责任即该主张不成立，从逻辑上看，一个主张的相反主张不成立，则可推出本主张成立，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足以推翻举证事实的证据，此时提出相反主张一方为避免结果责任发生而承担的行为责任已完成，从程序的公正功能出发，有必要将行为责任又移转至提出本证主张一方。直至在法官心中形成对待证事实举证方已履行完毕说服责任或应负担结果责任的确信。

在具体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上，举证责任源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没有事实主张也是谈不上举证责任，而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极为广泛，既包括实体上的事实，也包括程序上的事实。程序性事实是由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能引起诉讼程序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实体性的举证责任分配是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据以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以及那些妨碍权利和义务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应当遵循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的规定及其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首先按规定由义务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不能片面的理解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例如，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被保险人主张保险人对争议的免责条款，未向投保人明确说明的，虽然该主张是由被保险人提出，但根据《保险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对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条款明确说明，法律规定由保险人履行的一种作为行为，当对是否已经明确说明发生争议时，就应当由保险人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在法无明文规定或缺乏操作性的情况下，由法官在综合考虑影响举证责任分配的诸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

2、举证责任的倒置

举证责任由事实的主张者承担，即“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但任何原则均有例外。在某些案件的诉讼中，如果仍按这一原则去要求主张事实的人承担举证责任，他们客观上难以或根本无法提供证据。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在我国民事实体法中已有明确规定，主要是法律规定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等严格责任中。但随着人类社会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迈进，特殊侵权案件越来越多，在具体适用中存在一些误解，主要是将举证责任全部推向被告一方，并要求承担终极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也会发生举证责任的转换。首先，原告必须举出作为一个诉讼能够成立的必要证据，否则被告的举证证明就失去了合理的前提。这方面的证据主要包括：原告权利受损的事实及受损程度的证据；原告权利受损原因方面的证据；有关致害源的证据等。其次，如被告证明自己无过错或损害系由原告或第三人故意所为导致的情况下，举证责任则重又转换到原告，原告同样负有举证义务。举证责任的倒置是由法律或司法解释作出规定，《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列举了八种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

3、举证责任的免除

当事人提供证据的目的是为了使真伪不明的事实明确。但不用当事人举证便能查清事实及某些事实无需查清的情况下，就可以免除当事人相应的举证责任。主要有事实无须查、无须举证，便能查清两种情况。如无过错责任中被告有无过错，无须举证；在诉过程中，对于对方所主张的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为相一致的陈述或予以认可，即当事人自认的事实；如人人皆知常识、自然规律、定律、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从一既定事实可推定的另一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等。《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列举了六种举证责任的免除情况。

三、举证责任的转换

在民事诉讼进行中，举证责任的转换是证明责任中常常遇到的问题，举证责任并非自始至终地由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是可以转换的，转换过来的行为，经过对方当事人的积极举证，到一定的程度，又转换到原来承担该责任的当事人一方去，行为责任的这样来来回回于当事人之间承担举证责任的诉讼现象，称为证明责任的转换。这是由诉讼程序的动态决定的，它与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后者原于实体法的专门规定。

在具体的诉讼中，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如果已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加以充分证明时，这种责任就会从他身上暂时消失。如果对方当事人要否认的，主张否认就应提出证据加以证明，证明责任转换于另一方当事人。至此，举证责任已经发生了转换。如果他已有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也可以不再举证，如果对方当事人再以事实反驳，他就应该对其主张再提出证据加以证明，这时，举证责任又一次发生转换。例如原告对自己的主张提出举证，被告否定的，举证责任就转换给被告，由被告提供该证据，如果被告只以口头否认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或者举不出证据，则应推定原告主张成立；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否认原告提供的证据，则举证责任再转换由原告举证，如果原告只以口头否认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或者举不出证据，则应推定被告的主张成立。提供证据的责任会随着举证活动的进行发生转换，法定的证明责任不发生转换。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这种举证责任的转换，可以帮助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

举证责任的转换是以一方当事人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为前提。不理解这一前提就容易将举证责任分配与举证责任转换相混淆，举证责任分配解决的是举证责任的静态划分，而举证责任转换解决的则是举证责任的动态变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