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范文10篇

分配范文篇1

信贷是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项目。信贷有偿，而财政无偿。但现阶段，信贷资金财政化的倾向却日趋明显。

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对政府的财政亏空不可能熟视无睹，一般都要设法解决。财政赤字是世界上每个政府都不可避免的，当赤字出现时，政府可采取以下几种措施：向央行借款、发行国债、向国外借款等。这些积极的措施不但可以弥补赤字，还有利于树立政府良好的信誉形象，从而引导一国的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但我国的财政在法律规定不能向央行透支的条件下，仍将“央行垫支，财政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作为其常用的途径，这与日本法律允许但财政从未向日本银行透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颇具我国特色的“点贷”就充分反映了信贷分配财政化的趋势。“财政点，银行贷”，虽然一方面促进了一些大规模建设项目的完成，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样的方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的存在妨碍着央行的货币发行,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有着不小的危害。财政在这样的“特权”保护下让银行为自己的过失买单。这样的纵容必定形成不了财政和信贷分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良好关系，进入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恶性循环。

用有周期性、有偿性的信贷分配补充甚至代替没有周期性、无偿的财政分配，破坏了财政和信贷分配之间本应保持的“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财政的占用，使得银行贷款凝固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信贷应有的活力不断减弱。原本盈利的资金用于非生产领域补充财政的资金不足，背负起较高的机会成本，原本周转的资金陷在不良贷款或是财政的长期投资中，成为信贷活动正常进行的隐患。信贷的被迫“越轨”加大了银行的运作困难，延缓了银行企业化的进程。财政与信贷分配纠缠不清，不能提高央行的独立性，根据市场原则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服务于市场；不能让商业银行真正企业化，卸掉一身包袱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中国不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

经济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中央调控监督的制度不完善，地方政府“瘦中央肥地方”等因素都是财政和信贷分配形成良好关系的绊脚石，财政分配与信贷分配划清界限是一个长久努力方向。

2在财政分配与信贷分配中寻求效率

在我国经济转型这个特殊时期，财政和信贷分配必然是不能完全划清界限了，怎样在财政和信贷交叉运行的条件下实现效率成为当务之急。

就拿与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都有密切关系的小额信贷问题来说，小额信贷在孟加拉取得的成功激励着世界各国大力推行小额信贷。我国的小额信贷目前存在着以下问题：(1)利率市场化难以推进。一方面，小额信贷面向低收入人群，贷款的额度不大，且没有抵押。因此需要较高的利率以弥补成本；另一方面，较高的利率又是低收入贷款者所难以承受的。(2)资金来源的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利率由于没有市场化，明显低于国际上正常的小额信贷利率，使得小额信贷大多收不回贷款或盈利不足以抵消成本。银行、农信社等盈利性机构介于此，也都不愿意办理小额信贷业务。财政便成为小额信贷的主要来源，政府划拨经费给扶贫基金。但这种做法首先不是经济手段，其次无偿划拨的扶贫基金浪费、贪污和挪用的现象也非常严重。

在这样的情形下，笔者认为财政可以适当地将“明补”改为“暗补”以提高信贷分配的效率，帮助我国小额信贷走出困境。中央制定出评价小额信贷业务开展业绩的标准，定期评定各银行和信贷机构的业绩，并根据评定结果对各金融机构分层次奖惩，以弥补小额信贷本身可能带来的亏本，提高金融机构对小额信贷的热情。

在这种“暗补”制度下，财政不仅避免了资金层层下拨的困难，也帮助了小额信贷利率逐步市场化，加快了小额信贷由扶贫拨款向金融产品转变的进程，同时还提高了信贷分配的效率，财政分配与信贷分配达到和谐统一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刘嵩.和谐社会直面财政分配职能弱化问题［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

［2］张顺来.论财政分配的经济效益［J］.湖北财税，2006.

［3］马雪彬，樊莉.商业性小额信贷发展前景与现实障碍［J］.金融视界，2007.

分配范文篇2

关键词：信贷财政化；交叉运行；小额信贷

1财政分配与信贷分配的关系

信贷是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项目。信贷有偿，而财政无偿。但现阶段，信贷资金财政化的倾向却日趋明显。

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对政府的财政亏空不可能熟视无睹，一般都要设法解决。财政赤字是世界上每个政府都不可避免的，当赤字出现时，政府可采取以下几种措施：向央行借款、发行国债、向国外借款等。这些积极的措施不但可以弥补赤字，还有利于树立政府良好的信誉形象，从而引导一国的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但我国的财政在法律规定不能向央行透支的条件下，仍将“央行垫支，财政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作为其常用的途径，这与日本法律允许但财政从未向日本银行透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颇具我国特色的“点贷”就充分反映了信贷分配财政化的趋势。“财政点，银行贷”，虽然一方面促进了一些大规模建设项目的完成，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样的方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的存在妨碍着央行的货币发行,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有着不小的危害。财政在这样的“特权”保护下让银行为自己的过失买单。这样的纵容必定形成不了财政和信贷分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良好关系，进入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恶性循环。

用有周期性、有偿性的信贷分配补充甚至代替没有周期性、无偿的财政分配，破坏了财政和信贷分配之间本应保持的“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财政的占用，使得银行贷款凝固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信贷应有的活力不断减弱。原本盈利的资金用于非生产领域补充财政的资金不足，背负起较高的机会成本，原本周转的资金陷在不良贷款或是财政的长期投资中，成为信贷活动正常进行的隐患。信贷的被迫“越轨”加大了银行的运作困难，延缓了银行企业化的进程。财政与信贷分配纠缠不清，不能提高央行的独立性，根据市场原则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服务于市场；不能让商业银行真正企业化，卸掉一身包袱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中国不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

经济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中央调控监督的制度不完善，地方政府“瘦中央肥地方”等因素都是财政和信贷分配形成良好关系的绊脚石，财政分配与信贷分配划清界限是一个长久努力方向。

2在财政分配与信贷分配中寻求效率

在我国经济转型这个特殊时期，财政和信贷分配必然是不能完全划清界限了，怎样在财政和信贷交叉运行的条件下实现效率成为当务之急。

就拿与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都有密切关系的小额信贷问题来说，小额信贷在孟加拉取得的成功激励着世界各国大力推行小额信贷。我国的小额信贷目前存在着以下问题：(1)利率市场化难以推进。一方面，小额信贷面向低收入人群，贷款的额度不大，且没有抵押。因此需要较高的利率以弥补成本；另一方面，较高的利率又是低收入贷款者所难以承受的。(2)资金来源的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利率由于没有市场化，明显低于国际上正常的小额信贷利率，使得小额信贷大多收不回贷款或盈利不足以抵消成本。银行、农信社等盈利性机构介于此，也都不愿意办理小额信贷业务。财政便成为小额信贷的主要来源，政府划拨经费给扶贫基金。但这种做法首先不是经济手段，其次无偿划拨的扶贫基金浪费、贪污和挪用的现象也非常严重。

分配范文篇3

关键词：财政分配；信贷分配；小额信贷；交叉运行

1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交叉运行的可行性

目前学界很多人将财政信贷化和信贷财政化视为猛虎野兽。他们认为“财政调节与信贷调节是以不同形态的价值运动为基础进行的，调节的主、客体不同，调控的范围、手段方法也都有所区别”。因此，两种方式应严格划清界限，避免交叉运行下产生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财政分配与信贷分配的周期性与非周期性区别、有偿性与无偿性的不同，都使得财政和信贷这两类资金可以互补，两种调节可以交替发挥作用。因此，对财政和信贷的交叉运行不应简单的否定，而应该针对我国目前的国情和市场状况，寻找两者交叉的项目和途径。



2从小额信贷看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交叉运行的效率



2.1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独立运行的局限性

（1）利率市场化难以推进。一方面，小额信贷面向低收入人群，贷款的额度不大，且没有抵押；另一方面，较高的利率又是低收入贷款者所难以承受的。（2）资金来源的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利率由于没有市场化，明显低于国际上正常的小额信贷利率，使得小额信贷大多收不回贷款或盈利不足以抵消成本。（3）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法律地位不明确。我国的小额信贷从诞生以来就被作为一种扶贫手段而非金融产品，不允许非政府组织以及非正规的金融机构提高任何金融服务。

2.2完善我国小额信贷模式的现实思考

（1）财政分配支持信贷分配，提高财政拨款的利用率。政府关心农民的生存环境，为小额信贷无偿划拨了扶贫基金。但在层层下拨的过程中，难免由于利己主义或机构冗余等问题产生资金漏出，使得政府对农民的贷款不能切实发放到农民手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将“明补”改为“暗补”以提高信贷分配的效率，帮助我国小额信贷走出困境。中央可制定出评价小额信贷业务开展业绩的标准，定期评定各银行和信贷机构的业绩，在弥补小额信贷本身可能带来的亏本的基础上，根据评定结果对各金融机构分层次奖惩，提高金融机构对小额信贷的热情。在这种“暗补”制度下，财政不仅避免了资金层层下拨的困难，也帮助了小额信贷利率逐步市场化，加快了小额信贷由扶贫拨款向金融产品转变的进程，同时还提高了信贷分配的效率。

（2）建立起具有可持续性的资金供给机制，引导财政分配为主体向信贷分配为主体转变。我国央行规定小额信贷机构“只贷不存”，这样的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小额信贷的持续发展及向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当务之急是放宽“不存”政策，引导小额信贷机构向吸收存款类机构发展，以扩大持续的资金供给来源。然而这样的放宽政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小额信贷机构从非吸收存款机构向吸收存款机构转换的过程中，财政分配对这部分信贷分配的空缺的补充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过渡期，应在明确小额信贷机构的有关法律的基础上，借助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国家扶贫开发基金等的力量，建立起持续的资金供给机制。通过这些政策性银行和财政力量为小额信贷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开端，以推进小额信贷不断向市场化的信贷分配靠拢。

（3）建立风险等级制度和风险补偿制度，促进商业银行等盈利性银行的介入，实现财政协助下的信贷分配。国际上许多小额信贷的成功都是以政府支持作为前提的。政府可协助小额信贷机构建立起风险等级制度，并在现在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风险补偿制度有利于缓解当下各机构政策性目的和盈利性目的的冲突，使小额信贷机构在利率还无法实现市场化的条件下实现保本微利的目标。对小额信贷实行差别化的风险等级制度，不仅促使借款人提高自己的信誉，帮助小额信贷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降低小额信贷过程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大大减小信用风险，吸引商业银行等盈利性金融机构的加入。而这些机构的加入有利于小额信贷市场的资源配置。

考文献

分配范文篇4

关键词：财政分配；信贷分配；小额信贷；交叉运行

1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交叉运行的可行性

目前学界很多人将财政信贷化和信贷财政化视为猛虎野兽。他们认为“财政调节与信贷调节是以不同形态的价值运动为基础进行的，调节的主、客体不同，调控的范围、手段方法也都有所区别”。因此，两种方式应严格划清界限，避免交叉运行下产生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财政分配与信贷分配的周期性与非周期性区别、有偿性与无偿性的不同，都使得财政和信贷这两类资金可以互补，两种调节可以交替发挥作用。因此，对财政和信贷的交叉运行不应简单的否定，而应该针对我国目前的国情和市场状况，寻找两者交叉的项目和途径。

2从小额信贷看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交叉运行的效率

2.1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独立运行的局限性

（1）利率市场化难以推进。一方面，小额信贷面向低收入人群，贷款的额度不大，且没有抵押；另一方面，较高的利率又是低收入贷款者所难以承受的。（2）资金来源的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利率由于没有市场化，明显低于国际上正常的小额信贷利率，使得小额信贷大多收不回贷款或盈利不足以抵消成本。（3）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法律地位不明确。我国的小额信贷从诞生以来就被作为一种扶贫手段而非金融产品，不允许非政府组织以及非正规的金融机构提高任何金融服务。

2.2完善我国小额信贷模式的现实思考

（1）财政分配支持信贷分配，提高财政拨款的利用率。政府关心农民的生存环境，为小额信贷无偿划拨了扶贫基金。但在层层下拨的过程中，难免由于利己主义或机构冗余等问题产生资金漏出，使得政府对农民的贷款不能切实发放到农民手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将“明补”改为“暗补”以提高信贷分配的效率，帮助我国小额信贷走出困境。中央可制定出评价小额信贷业务开展业绩的标准，定期评定各银行和信贷机构的业绩，在弥补小额信贷本身可能带来的亏本的基础上，根据评定结果对各金融机构分层次奖惩，提高金融机构对小额信贷的热情。在这种“暗补”制度下，财政不仅避免了资金层层下拨的困难，也帮助了小额信贷利率逐步市场化，加快了小额信贷由扶贫拨款向金融产品转变的进程，同时还提高了信贷分配的效率。

（2）建立起具有可持续性的资金供给机制，引导财政分配为主体向信贷分配为主体转变。我国央行规定小额信贷机构“只贷不存”，这样的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小额信贷的持续发展及向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当务之急是放宽“不存”政策，引导小额信贷机构向吸收存款类机构发展，以扩大持续的资金供给来源。然而这样的放宽政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小额信贷机构从非吸收存款机构向吸收存款机构转换的过程中，财政分配对这部分信贷分配的空缺的补充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过渡期，应在明确小额信贷机构的有关法律的基础上，借助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国家扶贫开发基金等的力量，建立起持续的资金供给机制。通过这些政策性银行和财政力量为小额信贷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开端，以推进小额信贷不断向市场化的信贷分配靠拢。

（3）建立风险等级制度和风险补偿制度，促进商业银行等盈利性银行的介入，实现财政协助下的信贷分配。国际上许多小额信贷的成功都是以政府支持作为前提的。政府可协助小额信贷机构建立起风险等级制度，并在现在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风险补偿制度有利于缓解当下各机构政策性目的和盈利性目的的冲突，使小额信贷机构在利率还无法实现市场化的条件下实现保本微利的目标。对小额信贷实行差别化的风险等级制度，不仅促使借款人提高自己的信誉，帮助小额信贷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降低小额信贷过程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大大减小信用风险，吸引商业银行等盈利性金融机构的加入。而这些机构的加入有利于小额信贷市场的资源配置。

参考文献

分配范文篇5

关键词：财政分配；信贷分配；小额信贷；交叉运行

1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交叉运行的可行性

目前学界很多人将财政信贷化和信贷财政化视为猛虎野兽。他们认为“财政调节与信贷调节是以不同形态的价值运动为基础进行的，调节的主、客体不同，调控的范围、手段方法也都有所区别”。因此，两种方式应严格划清界限，避免交叉运行下产生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财政分配与信贷分配的周期性与非周期性区别、有偿性与无偿性的不同，都使得财政和信贷这两类资金可以互补，两种调节可以交替发挥作用。因此，对财政和信贷的交叉运行不应简单的否定，而应该针对我国目前的国情和市场状况，寻找两者交叉的项目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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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小额信贷看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交叉运行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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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独立运行的局限性

（1）利率市场化难以推进。一方面，小额信贷面向低收入人群，贷款的额度不大，且没有抵押；另一方面，较高的利率又是低收入贷款者所难以承受的。（2）资金来源的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利率由于没有市场化，明显低于国际上正常的小额信贷利率，使得小额信贷大多收不回贷款或盈利不足以抵消成本。（3）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法律地位不明确。我国的小额信贷从诞生以来就被作为一种扶贫手段而非金融产品，不允许非政府组织以及非正规的金融机构提高任何金融服务。

2.2完善我国小额信贷模式的现实思考

（1）财政分配支持信贷分配，提高财政拨款的利用率。政府关心农民的生存环境，为小额信贷无偿划拨了扶贫基金。但在层层下拨的过程中，难免由于利己主义或机构冗余等问题产生资金漏出，使得政府对农民的贷款不能切实发放到农民手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将“明补”改为“暗补”以提高信贷分配的效率，帮助我国小额信贷走出困境。中央可制定出评价小额信贷业务开展业绩的标准，定期评定各银行和信贷机构的业绩，在弥补小额信贷本身可能带来的亏本的基础上，根据评定结果对各金融机构分层次奖惩，提高金融机构对小额信贷的热情。在这种“暗补”制度下，财政不仅避免了资金层层下拨的困难，也帮助了小额信贷利率逐步市场化，加快了小额信贷由扶贫拨款向金融产品转变的进程，同时还提高了信贷分配的效率。

（2）建立起具有可持续性的资金供给机制，引导财政分配为主体向信贷分配为主体转变。我国央行规定小额信贷机构“只贷不存”，这样的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小额信贷的持续发展及向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当务之急是放宽“不存”政策，引导小额信贷机构向吸收存款类机构发展，以扩大持续的资金供给来源。然而这样的放宽政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小额信贷机构从非吸收存款机构向吸收存款机构转换的过程中，财政分配对这部分信贷分配的空缺的补充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过渡期，应在明确小额信贷机构的有关法律的基础上，借助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国家扶贫开发基金等的力量，建立起持续的资金供给机制。通过这些政策性银行和财政力量为小额信贷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开端，以推进小额信贷不断向市场化的信贷分配靠拢。

（3）建立风险等级制度和风险补偿制度，促进商业银行等盈利性银行的介入，实现财政协助下的信贷分配。国际上许多小额信贷的成功都是以政府支持作为前提的。政府可协助小额信贷机构建立起风险等级制度，并在现在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风险补偿制度有利于缓解当下各机构政策性目的和盈利性目的的冲突，使小额信贷机构在利率还无法实现市场化的条件下实现保本微利的目标。对小额信贷实行差别化的风险等级制度，不仅促使借款人提高自己的信誉，帮助小额信贷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降低小额信贷过程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大大减小信用风险，吸引商业银行等盈利性金融机构的加入。而这些机构的加入有利于小额信贷市场的资源配置。

参考文献

分配范文篇6

信贷是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项目。信贷有偿，而财政无偿。但现阶段，信贷资金财政化的倾向却日趋明显。

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对政府的财政亏空不可能熟视无睹，一般都要设法解决。财政赤字是世界上每个政府都不可避免的，当赤字出现时，政府可采取以下几种措施：向央行借款、发行国债、向国外借款等。这些积极的措施不但可以弥补赤字，还有利于树立政府良好的信誉形象，从而引导一国的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但我国的财政在法律规定不能向央行透支的条件下，仍将“央行垫支，财政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作为其常用的途径，这与日本法律允许但财政从未向日本银行透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颇具我国特色的“点贷”就充分反映了信贷分配财政化的趋势。“财政点，银行贷”，虽然一方面促进了一些大规模建设项目的完成，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样的方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的存在妨碍着央行的货币发行,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有着不小的危害。财政在这样的“特权”保护下让银行为自己的过失买单。这样的纵容必定形成不了财政和信贷分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良好关系，进入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恶性循环。

用有周期性、有偿性的信贷分配补充甚至代替没有周期性、无偿的财政分配，破坏了财政和信贷分配之间本应保持的“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财政的占用，使得银行贷款凝固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信贷应有的活力不断减弱。原本盈利的资金用于非生产领域补充财政的资金不足，背负起较高的机会成本，原本周转的资金陷在不良贷款或是财政的长期投资中，成为信贷活动正常进行的隐患。信贷的被迫“越轨”加大了银行的运作困难，延缓了银行企业化的进程。财政与信贷分配纠缠不清，不能提高央行的独立性，根据市场原则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服务于市场；不能让商业银行真正企业化，卸掉一身包袱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中国不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

经济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中央调控监督的制度不完善，地方政府“瘦中央肥地方”等因素都是财政和信贷分配形成良好关系的绊脚石，财政分配与信贷分配划清界限是一个长久努力方向。

2在财政分配与信贷分配中寻求效率

在我国经济转型这个特殊时期，财政和信贷分配必然是不能完全划清界限了，怎样在财政和信贷交叉运行的条件下实现效率成为当务之急。

就拿与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都有密切关系的小额信贷问题来说，小额信贷在孟加拉取得的成功激励着世界各国大力推行小额信贷。我国的小额信贷目前存在着以下问题：(1)利率市场化难以推进。一方面，小额信贷面向低收入人群，贷款的额度不大，且没有抵押。因此需要较高的利率以弥补成本；另一方面，较高的利率又是低收入贷款者所难以承受的。(2)资金来源的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利率由于没有市场化，明显低于国际上正常的小额信贷利率，使得小额信贷大多收不回贷款或盈利不足以抵消成本。银行、农信社等盈利性机构介于此，也都不愿意办理小额信贷业务。财政便成为小额信贷的主要来源，政府划拨经费给扶贫基金。但这种做法首先不是经济手段，其次无偿划拨的扶贫基金浪费、贪污和挪用的现象也非常严重。

分配范文篇7

在劳动力商品化之后，如果完全按照商品经济中等价交换的原则，那么，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按劳分配所得，而是在流通领域内靠出卖劳动力所得，其实质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在劳动力商品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作者撰文提出了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观点。其实，二者名同实异，区别是明显的：

首先，本质内容不同。按劳分配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它是指在社会总产品作了各种必要的扣除以后，归劳动者消费的消费资料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这个统一尺度进行分配的一种分配制度；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则是指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所得的工资，其实质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它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

其次，受制约的因素不同。按劳分配的工资以企业经济效益高低为转移，其上浮不受劳动力价值的限制；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工资即劳动力的价格，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下，围绕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其上浮受劳动力价值的限制。

再次，实现的环节不同。按劳分配是在分配环节上实现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生产经营之后依企业经济效益情况而定；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是在交换环节上实现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劳动力买卖时就已决定。企业经济效益再好，原则上已与劳动者的收入无关。

分配范文篇8

党的**大以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广义的中央企业包括三类：一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二是由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管理的企业（根据银监会提供的资料，**年底，这类企业的总资产37.5万亿、利润总额2496亿、员工232万人，员工平均工资5万元）；三是由国务院其他部门管理的企业（根据《**年国有企业财务决算汇编》提供的资料，**年底，这类企业包括所属的二、三级企业有0.59万户，总资产2.3万亿，利润总额1120亿，员工599万人，员工年平均工资2.2万元）。狭义的中央企业通常是指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年底，中央企业共有172户（其中53户“党政一把手”由中央直接管理），总资产10.5万亿元，利润总额近6400亿，员工1110万。

从收入数据看，一方面全国面上国企收入分配的统计数据不完整，统计信息不准确，很难掌握全国面上国企收入分配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中央企业是我国国企的主力军，**年中央企业总资产、利润总额、员工总数分别占全国国企的41%、66%和近30%。我们考虑，对全国国企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可以把重点放在中央企业上。

中央企业的收入分配，撇开收入分配的指导思想、分配原则、工资制度变革、工资性收入结构变化，以及收入再分配等情况，仅从近三年来收入分配的结果看，以下三个特点值得重视：

1、员工平均工资递增速度最快。

**年，中央企业员工年平均工资为3.3万元，全国国企员工年平均工资2万元。“十五”期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年递增14.4%。其中国有单位在岗职工的递增15.1%。**―**年，中央企业员工的递增16.8%，是最快的。

2、行业工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

**年，在国民经济95个大类行业中，中央企业涉足86个行业。其中中央企业资产比较集中的27个主要行业，他们的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差距倍数，从2002年的3.5倍扩大到2004年的6.4倍，最高的是服务业，平均工资7.2万元，最低的是纺织业，平均工资1.1万元。

3、经营者平均年薪与员工平均工资的倍数维持未变。

上述三方面的特点只是大体反映了中央企业收入分配的结果。说是“大体反映”，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国家GDP、企业利润数据相比，个人收入的信息不对称性更为严重，数据收集更为困难。这正像世界银行专家在研究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时指出的那样，中国统计工作的改革明显落后于经济改革。在研究国企收入分配方面，上述基本情况只能作为我们进一步掌握真实情况的一个起点。

二、国企收入分配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特别是**大以来，我国国企的收入分配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当初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走到今天初步实现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这是很不容易的。国企收入分配的改革，对推动国企发展、提高员工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应当看到，就国企收入分配来讲，一方面旧体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正像小平同志早在1993年就指出的那样：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这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看，当前国企收入分配在以下三个领域的矛盾比较突出。

1、一般员工收入畸高畸低，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

在国企，通常员工可以划分为经营管理人员、科技人员、一般员工。从研究一般员工收入分配的角度，按个人收入的高低，可以将他们分成高、中、低三个收入群体。总体来看，近三年来国企员工平均工资增长是较快的，但“平均数”掩盖了矛盾，目前主要矛盾集中在“高”、“低”这两头。

从高收入群体来讲，核心问题在于垄断行业。今年中央企业**年度财务决算披露后，垄断行业的收入情况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从行业收入统计分布看，人均收入排前10位的多是垄断行业，而排名在后的行业都是竞争较充分的行业。在发达国家，有专家研究指出，收入行业差距一般在2-3倍。我国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主要不是来自这个行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也不是来自他们的努力，而是来自于垄断。

从低收入群体来讲，突出问题是“两低”。所谓“两低”，一个“低”是指国企非正式职工的收入低。非正式职工包括劳务工、农民工，但主要是指农民工。在国企，对农民工不是实行按劳分配、而是按身份分配的情况比较普遍，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同样是一个电梯工，正式职工每月高的可拿3000元，农民工低的只有600元。

另一个“低”是指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的收入低。近年在大庆和鞍钢等地发生了一些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的群体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理论上，有些专家在研究我国解决贫困问题时提出，改革开放在农村大量减少了贫困人口，成就举世瞩目，但在城市却出现了转轨时期特有的“冲击型贫困”、“选择性贫困”问题，直白地说，一部分退休职工、下岗职工成了“新贫困人口”。

国企一般员工收入“高”、“低”两头存在的问题，与收入分配宏观调控没有及时跟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不完善等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当然必须看到，国企一般员工收入畸高畸低的根本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指导思想上对收入分配改革重视不够，对深层次体制弊端的改革不到位，至今还没有形成完全按劳分配的机制。

2、经营者收入高低缺乏依据，按要素分配改革远未到位。

国企经营者一般讲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领导班子集体，包括董事会、党委会、经营班子全体成员；另一种仅指总经理一个人。从法人治理结构理论看，经营者年薪主要是研究总经理的年薪。现在社会公众对国企经营者收入的议论，首先集中在收入水平的高低之争上。

一种观点是他们收入偏低。**年，据对我国大型民企、外企经营者收入的抽样调查，大型民企总经理年薪，低的40多万元，高的200多万元，平均108万元；大型外企由本地中国人任总经理的，他们的年薪平均165万元。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进一步认为，如果考虑到国企经营者还要承担很多特殊的社会责任，他们的年薪只是民企的三分之一、外企的五分之一，就显得过低了。

另一种观点是他们收入偏高。人们为什么对民企、外企经营者拿高收入没有意见、而对国企就有意见呢？国企经营者收入高低之争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问题。概括起来:一是对国企经营者的管理在本质上仍视同公务员。他们的行政级别虽被取消，但本质上与国家公务员一样，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是通过行政任命上岗的。二是国企的考核制度存在很大漏洞。问题的结症首先还不在于绩效考核制度是否科学、工效挂钩系数是否合理，而在于经营业绩是否真实，负盈不负亏的问题是否真正得到解决。在国企时有发生的情况是，老总在位时，业绩很好，离任后一审计，往往出现很大窟窿。理论界把这一现象称为“马桶效应”。三是国企经营者的职务消费不很规范。在民企、外企，经营者的职务消费是比较规范的，有些甚至没有职务消费。一个典型案例是，美国GE中国公司总裁在任期间经营业绩十分突出，仅因带着他的妻子去美国开董事会报了一张飞机票，而被公司开除。相反，一些国企经营者职务消费不很规范。

如果仅仅停留在收入高低上进行争论，很难找到问题的症结。从理论上讲，问题的核心在于国企经营者收入高低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分配原则应当是按劳分配还是按要素分配？分配机制应当是行政方式还是市场配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前国企经营者收入分配存在的根本问题，是理论上还没有真正解决国企经营者收入的依据，实践中还没有建立起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分配原则和分配机制。

3、个人收入份额明显下降，宏观分配关系不协调。

从经济学角度看，收入分配至少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研究。一是微观经济上个人收入的分配问题，一是宏观经济上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问题。这两层关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1998―**年，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协调，主要表现为“一个下降、两个上升”。“一个下降”，是指个人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明显下降，减少了6.8个百分点。“两个上升”，一个“上升”是企业所得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进一步上升，提高了1.2个百分点；另一个“上升”是国家所得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大幅度回升，提高了5.6个百分点。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1996―**年，我国人均GDP年递增10.2%，而城镇居民包括国企员工可支配的收入年递增只有9%。也就是说，近10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一直慢于人均GDP的增长，特别是慢于城市人均GDP的增长。

前一时期，在调整国家、企业、个人之间分配关系时，如果把握得更好一些，就能使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城镇居民，特别是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等低收入者。这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助于扩大内需、减少国际贸易争端、推动经济增长。

三、国企收入分配改革原则与措施

（一）国企收入分配改革的原则

按照**大以来特别是六中全会的精神，下一步推进国企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在战略上明确以下三个原则：

1、在生产与分配关系上，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定不移地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六中全会讲得很清楚，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也就是说，要把更加注重公平的基础，放在经济发展上。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决定分配的基本原理。现阶段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应该坚持把注重公平放在提高效率、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做到两手抓，两手硬。

2、在分配依据上，要坚持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对经营者按管理贡献进行分配。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原则上是要坚持按劳动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六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具体到国企收入分配上，首先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实现理论的新突破。这就是一般员工与经营者、科技人员应贯彻不同的分配原则，经营者、科技人员应贯彻按要素分配原则。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十分重视分配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能否搞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经营者能否按他们的管理贡献进行分配。

3、在改革目标和措施上，要循序渐进、标本兼治。

六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认真学习领会这一改革目标，有两点值得重视。一个是在时间上不急于求成；另一个是在要求上不提不切实际的过高目标。可以讲，这一目标体现了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收入分配改革，十分复杂又极为艰巨，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标本兼治，解决深层次的体制安排问题。

（二）国企收入分配改革的措施

根据以上原则，就下一步改革国企经营者收入、改革垄断行业的收入以及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控来讲，从中长期改革方向到短期改革措施提出一些建议。

1、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进经营者贯彻按要素分配原则。

国企经营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是要贯彻按要素分配的原则，使他们的收入在企业内部具有合理公正性，在企业外部具有市场竞争性，进而为国企的做强、做大、做持久，提供坚实的物质激励基础。

要贯彻按要素分配原则，先决条件是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当务之急应在以下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进程：一是实行公司制改造（国资委董事会试点办公室提供：到**年，161户中央企业的母公司中，按《公司法》注册的只有24户，而按《企业法》注册的有137户）。二是实行混合所有制（国资委董事会试点办公室提供：目前中央企业的母公司中，实行股权多元化的只有5户，其中4户为国有多股，1户为混合所有制）。三是重点完善法人治理结构。90年代末开始，我们党反复强调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和关键。国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的内容很多，从推动经营者收入分配改革来讲，一个前提是必须加大经营者用人制度的改革。国资委成立后，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改革探索。下一步，在经营者用人制度改革上，要加大党管干部与引入市场机制选聘经营者的改革力度。

我国在这方面有一个成功的改革例子。80年代中期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议论的一个焦点是科技人员，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随着国企对科技人员用人制度的改革，科技人员的用人权从国家手中转到了企业手中，科技人员的市场流动机制逐步形成，按要素分配的机制已基本形成，“脑体倒挂”早已不是我国社会关注的焦点。衡量脑体是否倒挂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教育收益率，80年代末我国的这项指标很低，大约是3%，不到国际平均水平的一半，现在已达到8%左右，上升了2倍以上。

2、用改革的办法，规范经营者与职工收入的倍数。

国企经营者贯彻按要素分配原则需要一个过程。短期来讲，如何规范国企经营者的收入、确定经营者与职工收入的倍数关系，需要认真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国企经营者与职工收入的倍数问题，做了不少探索。1987年国务院规定这一比例为3-5倍；1996年国务院又讨论过一个不超过8倍的决定，但因分歧过大没有下发文件；**年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提出取消倍数的规定。总的看，对倍数的控制在政策上是逐步放宽的。

从国际上看，在控制倍数方面，两千多年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有这样的思想。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后，罗斯福总统建议，对超过最低工资10倍的收入，要征100%的税。但近20多年来发达国家的情况是，美国公司CEO的平均年薪与普通员工的倍数，1980年是42倍，1990年是85倍，2004年是282倍。德国大公司CEO平均年薪200万欧元，是普通员工的74倍（美国的数字来自于美国的《商业周刊》，德国的数字来自于德国的《图片报》。国内互联网上目前流行的美国CEO与员工收入的倍数一般是20倍、日本是17倍、欧洲是5-15倍，是不准确的）。可见，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发达国家CEO收入的增长是非常快的。

从我国国企的实际情况出发，目前在倍数控制方面，除进一步对经营者职务消费进行规范管理与实行公开披露，并加大理想、情感方面的教育与引导外，有几种具体措施可以探索：

第一，实行平均数控制。在今后一个时期，对国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未到位的，以**年中央企业总经理平均年薪与员工平均工资13.7倍为基准，只要中央企业的平均倍数不变，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一些企业倍数可以更高，另外一些企业也可以更低。

第二，加大年金的激励作用。可以探索把国企经营者现在可以拿的部分收入，后移到他们退休后兑现，建立企业年金制度，使他们不在位的时候靠正常的退休金，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不仅有利于当前缩小倍数，也有利于减少所谓的“58岁现象”。

第三，积极探索持股计划。主要指在条件成熟的企业，对管理人员、科技人员、一般员工中的骨干实行持股计划。这种办法提高了员工的平均工资，客观上有助于缩小经营者与职工收入倍数。在我国一些竞争性的、上市的企业，可以研究探索这一改革。

3、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根治收入过高问题。

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改革，根本是要打破垄断。对此，六中全会作了重大突破，使我们在认识上跳出就收入谈收入的传统思维，在改革上把整顿垄断行业的收入与改革垄断行业的体制弊端统一起来，为整顿垄断行业过高收入指明了方向。

打破垄断，首要问题是要弄清楚什么是垄断。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兴起和不断深入，一方面市场结构中的竞争或垄断问题，已越来越不限于一个国家内部，而是全球范围；另一方面市场结构的主要类型，已不是“独家垄断型”和“自由竞争型”这两极，而是处在这两极之间的“垄断竞争型”。垄断竞争型企业已成为当达国家行业的龙头和经济发展的领跑者。从全球看，在石油行业，美国主要有几家大的石油公司，英国只有一家公司，在电信、航空、电力等行业，他们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进一步的问题是要弄清楚我国垄断竞争的特点。从现象上看，我国的石油、电信、电网、民航等行业也只有几家企业，看上去像是垄断竞争型的，但为什么不被社会公众认同？从垄断的产生原因看，可能是经济垄断、资源垄断，也可能是行政性垄断。我国的垄断企业或者垄断竞争型企业，根本起因是行政保护下的垄断，是一种“行政性垄断”。

加快我国垄断行业改革，根本问题还是要取消行政保护，并对垄断行业进行综合治理。除要严格执行即将出台的名义工资总额控制制度外，还应研究制定以下措施。

第一，抓紧取消行政保护。为此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进程，加快国资管理与运营体制改革，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并尽快出台《反垄断法》。

第二，实行行业工资分类调控制度。对竞争型企业，应继续改进与完善工效挂钩制度。对垄断竞争型企业、完全垄断型企业，则应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探索新的个人收入激励制度。有的打破垄断、实行竞争后，进行工效挂钩；有的则应参照公务员的薪酬制度进行管理。

第三，加大利税调节力度。在实行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中，对于垄断企业利润，提高上缴国家的比例；在税收调节方面，对垄断行业加征或提高利润特别调节税。

第四，强化审计工作。不仅对企业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的真实性进行审计，对企业员工特别是经营者获得的各种货币性、实物性的隐性收入，也要进行重点审计。对于违规违法的，要加大惩处力度。

第五，建立严格的披露制度。公众公司包括国有企业的个人收入应当成为公共信息，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首先在垄断行业要向全社会公开披露经营班子和全体员工的收入，增加透明度。

4、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要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认真研究我国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在指导思想上要明确，对国企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放在收入“高”、“低”这两头。对经营者的高收入不能简单限制，而应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贯彻按要素分配原则；对一般员工中的低收入者，包括农民工、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等，都应着力提高他们的收入。

第一，在宏观调控目标体系中，要研究强化就业指标、增加收入分配指标。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GDP，近年在完善宏观调控方面做了大量积极探索，但对就业、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还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我们考虑，针对当前就业问题、分配问题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应把失业率、最低收入标准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加快相关政策研究，包括基础性工作的研究。比如，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登记失业率还是实际失业率，控制失业率指标是定性的、弹性的还是定量的、硬性的等等。

分配范文篇9

就合同法而言,根据契约自由原则,当事人通过平等自由协商达成的合同条款具有法律效力。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通过合同条款在彼此间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实质上就是对他们之间物质利益的分配,合同法则确认和保障了当事人之间的这种物质利益分配关系——视合同为“法锁”,如果一方违反,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显然,合同法是通过赋予合同条款以法律效力这种方式在当事人之间对有关社会物质利益进行了分配。而从法制史的角度考察,正是物权制度、债权制度等民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才奠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确保了市场调节的有效性,因而民法也就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西方法理学家指出:法律制度通过财产法、合同法、民事侵权行为法等规则创立了一系列权利,它们构成了财富分配的模式。【5】

二、法是利益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书

从古到今人们普遍承认,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定分止争”,保证稳定的社会秩序。那么人类社会何以存在如此之多的纷争?本质上无非是对社会资源和利益的争夺。人的欲望无止境,而人们能够控制的用以满足这些愿望的资源则是有限的,因而不能不通过一定的规则——长久以来主要就是法律制度——在个人、社会集团、阶级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分配。法律制度的产生只不过是对这些资源和利益在不同的人以及人的集团之间进行分配,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德国的利益法学派指出,法律规定主要涉及“为了保护特定社会上的利益,而牺牲其他利益。”德国学者还将利益这一概念“限制在指称——努力想取得有利的法律结论之——争讼当事人所具有(或必须具有)的追求欲望”。【1】显然利益法学所讲的利益是从广义来理解的,包括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2】基于此,笔者认为法律对于社会资源和利益、权利的分配,其基本关系表现为:对一定社会资源的占有带来利益,法律对利益的确认和维护则构成权利。我们正是用“利益”这个词将不具有法律意义的“社会资源”这个概念与权利这样的法律概念连接起来。而利益至少可以分为物质利益、精神利益、政治利益、人身利益等几个方面。在这方面,英国法学家阿蒂亚曾指出:“法律能够对社会和经济状况作出反应,也能改变社会和经济状况。美国黑人社会地位自最高法院禁止在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的判决以来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这是法律引起社会变革而非法律对社会或经济变化作出反应的一个生动例证。”【3】为什么美国社会会因为一项判决而导致惊人变化?就是因为法律对黑人和白人这两大种群之间的社会资源和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分配格局作出了重大调整,从而纠正了美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种族歧视传统,也极大地提高了黑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由此,法律所具有的对包括政治利益在内的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功能表露得淋漓尽致。

因此,任何法律制度都在个人、社会集团、阶级之间及其相互之间分配社会资源和利益。法律对于社会资源及利益的分配,在现代国家,是通过宪法的制定来确定全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的总体框架,各部门法则是各有关领域或方面的利益资源分配书。【4】在宪法之下,民法不仅对物质利益进行了分配,它对人身利益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配,这才保证了家庭关系、市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刑法则在确定犯罪与刑罚的过程中,在各有关国家机关、国家机关与被告人、受害人之间进行了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从而实现了打击和遏制犯罪、保障人权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行政法、诉讼法等等,莫不如此。民法是分配法

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社会关系的基本法,民法对社会利益资源的分配功能首先表现在通过人格权和身份权制度对民事主体间的人身利益进行的合理分配,从而构建了相对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等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三、经济法是再分配法

近年来不少经济法学者注意到经济法的分配功能,认为经济法是社会物质利益分配之法。有的还追溯到摩莱里(自然法典)、德萨米(公有法典)有关经济法是分配法的论断。而漆多俊教授则指出经济法是对于既存法律秩序(特别是民商法秩序)的调整,也就是对于原有法律秩序下的社会资源和权利的一种再分配,是再分配法。【6】那么,经济法究竟是分配法还是再分配法?

如果简单地说“经济法是分配法”,并不能认为有什么问题,因为:第一,“分配”这个概念内涵相当丰富,本身就包含着分配与再分配、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第一次分配与第二次分配等不同层次的含义;第二,如前所述,包括经济法在内的任何法律制度都在个人、社会集团、阶级之间及其相互之间分配社会资源和利益。尽管由于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对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功能,致使该提法无法体现出经济法不同于民法等传统部门法的特质。

一个更加准确的可以体现与民法等传统部门法不同之处的论断是:经济法是再分配法,是对原有法律秩序下的社会利益资源和权利的一种再分配。其再分配的对象也不仅仅限于社会物质利益,还包括政治利益等非物质利益。

在传统的商品经济和早期的市场经济时期,民法较为合理地分配了社会资源和利益,确定了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有效地满足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稳定了社会秩序,从而奠定了自己作为私法基本法的地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民商法、行政法等那些传统部门法已经完全融入了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成为既有经济与社会秩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们已经习惯并依赖于这种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的格局,也习惯于相应的权利义务安排。但是,到了现代市场经济时期,随着市场障碍、市场机制的唯利性以及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的日益显露,导致市场失灵并由此引起经济和社会其他方面严重后果。【7】民法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即使是已经转变为社会化了的民法也不行。这时就不能不以国家之力对既定的出现了严重问题的利益分配格局——通过民法构建的社会经济秩序——进行必要的有时甚至是重大的调整,也就是通过国家调节来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于是经济法等新型部门法诞生了。这也是人们公认的经济法所应该具有的功能,即:在出现了新的依靠既有法律制度无法应对的社会经济问题之时,就有必要改变现行的人们业已习惯但变得不合理的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格局,依赖国家之力进行再分配。

因此,就一般意义上讲,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是分配法。但是,如果我们把各个部门法放在一起,与民法、行政法等具有较长历史的部门法相比较,就会发现经济法的再分配法特质。作为应对现代社会经济问题而产生的法,经济法是对传统部门法分配之后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再调整,是基于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总体效率和社会公平的要求重新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手段。

至于摩莱里和德萨米笔下的分配法或者经济法,以笔者对《自然法典》、《公有法典》中有关论述的理解,他们的“经济法”与我们今天所研究的经济法完全是两回事,并不存在什么有意义的构成学界今天普遍承认的经济法思想。如同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所宣称的“均贫富、等贵贱”一样,他们的思想代表了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社会平等、公平、正义的努力,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共同心声的表达。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摩莱里和德萨米的思想境界远非陈胜、吴广可比,制度设计也显得更为精致,但是和中国历代的起义农民有一致之处:力图用平均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前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和财富占有的不平等问题。而这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弥补市场缺陷、对付市场失灵而产生和运行的经济法及其思想是不相符的。因此,他们书中的“经济法”在今天仅仅具有词源上的研究价值,而不具有理论源流的意义;就二人的理论内涵而言,并不存在我们现在所谈论的经济法思想,以此来支持“经济法是分配法”的观点显然是无法立足的。

四、结束语

以上可见,法的“定分止争”功能意味着法对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民商法等产生较早的部门法最早对社会资源及利益进行了分配,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于社会资源及利益的分配已经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从而无法实现法所要求的秩序目的,更不用说公平、正义等上位价值了。为此,新的部门法不得不被创造出来,在民商法等原有分配基础上,诸如经济法、社会法等对社会资源及利益进行再次分配,从而实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稳定与发展。这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解释,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准确反应。

一般而言,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一种假说,之所以一种理论比另一种理论优秀,是因为它对社会现象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更能指导社会实践。童之伟教授也曾经指出:“从社会的要求看,不论哪一种法学都应当具有深刻合理地解释法现象和按既定目标引导法治实践的功能。”【8】如果本文的论证尚可成立,那么就应当承认,“经济法是再分配法”的论断比起“经济法是分配法”的说法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更能引导中国目前的法治实践,因而是一个更为合理的理论观点。

注释

【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

【2】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页。

【3】[英]P·S·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范悦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4】前注④,漆多俊文。

【5】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6】漆多俊:《时代潮流与模块互动———“国家调节说”对经济法理论问题的破译》,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1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

分配范文篇10

关键词：财政分配；信贷分配；小额信贷；交叉运行

1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交叉运行的可行性

目前学界很多人将财政信贷化和信贷财政化视为猛虎野兽。他们认为“财政调节与信贷调节是以不同形态的价值运动为基础进行的，调节的主、客体不同，调控的范围、手段方法也都有所区别”。因此，两种方式应严格划清界限，避免交叉运行下产生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财政分配与信贷分配的周期性与非周期性区别、有偿性与无偿性的不同，都使得财政和信贷这两类资金可以互补，两种调节可以交替发挥作用。因此，对财政和信贷的交叉运行不应简单的否定，而应该针对我国目前的国情和市场状况，寻找两者交叉的项目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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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小额信贷看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交叉运行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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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独立运行的局限性

（1）利率市场化难以推进。一方面，小额信贷面向低收入人群，贷款的额度不大，且没有抵押；另一方面，较高的利率又是低收入贷款者所难以承受的。（2）资金来源的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利率由于没有市场化，明显低于国际上正常的小额信贷利率，使得小额信贷大多收不回贷款或盈利不足以抵消成本。（3）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法律地位不明确。我国的小额信贷从诞生以来就被作为一种扶贫手段而非金融产品，不允许非政府组织以及非正规的金融机构提高任何金融服务。

2.2完善我国小额信贷模式的现实思考

（1）财政分配支持信贷分配，提高财政拨款的利用率。政府关心农民的生存环境，为小额信贷无偿划拨了扶贫基金。但在层层下拨的过程中，难免由于利己主义或机构冗余等问题产生资金漏出，使得政府对农民的贷款不能切实发放到农民手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将“明补”改为“暗补”以提高信贷分配的效率，帮助我国小额信贷走出困境。中央可制定出评价小额信贷业务开展业绩的标准，定期评定各银行和信贷机构的业绩，在弥补小额信贷本身可能带来的亏本的基础上，根据评定结果对各金融机构分层次奖惩，提高金融机构对小额信贷的热情。在这种“暗补”制度下，财政不仅避免了资金层层下拨的困难，也帮助了小额信贷利率逐步市场化，加快了小额信贷由扶贫拨款向金融产品转变的进程，同时还提高了信贷分配的效率。

（2）建立起具有可持续性的资金供给机制，引导财政分配为主体向信贷分配为主体转变。我国央行规定小额信贷机构“只贷不存”，这样的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小额信贷的持续发展及向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当务之急是放宽“不存”政策，引导小额信贷机构向吸收存款类机构发展，以扩大持续的资金供给来源。然而这样的放宽政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小额信贷机构从非吸收存款机构向吸收存款机构转换的过程中，财政分配对这部分信贷分配的空缺的补充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过渡期，应在明确小额信贷机构的有关法律的基础上，借助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国家扶贫开发基金等的力量，建立起持续的资金供给机制。通过这些政策性银行和财政力量为小额信贷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开端，以推进小额信贷不断向市场化的信贷分配靠拢。

（3）建立风险等级制度和风险补偿制度，促进商业银行等盈利性银行的介入，实现财政协助下的信贷分配。国际上许多小额信贷的成功都是以政府支持作为前提的。政府可协助小额信贷机构建立起风险等级制度，并在现在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风险补偿制度有利于缓解当下各机构政策性目的和盈利性目的的冲突，使小额信贷机构在利率还无法实现市场化的条件下实现保本微利的目标。对小额信贷实行差别化的风险等级制度，不仅促使借款人提高自己的信誉，帮助小额信贷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降低小额信贷过程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大大减小信用风险，吸引商业银行等盈利性金融机构的加入。而这些机构的加入有利于小额信贷市场的资源配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