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范文10篇

非农范文篇1

1.1农村非农就业的基本状况。改革之前，政府通过户籍制度等政策法规严格控制城乡间人口流动，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缓慢。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产品价格的逐步放开激发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非农就业比例相对较小。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日益严峻的人地矛盾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农村劳动力供需矛盾加剧，产生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业劳动边际收入进一步递减，大量农村劳动力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纷纷离开农村，迁移城市而化身为农民工，农村非农就业得到迅速发展。表1是列示了1990年以来中国农村从业人员的统计数据。

数据显示，中国农村非农就业从1990年的10869万人增长到2007年的19946万人，净增长9077万人；非农就业人口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22.8%上升到2007年的41.0%以来，增长了18.2%。据专家计算，现阶段需要的农村有效劳动力是1.9亿人，而中国现有农村劳动力总量是4.9亿人，剩余劳动力是3亿人左右；参照发达国家技术与管理水平，中国种植业只需要1.1人,由此剩余劳动力将增加到3.8亿人。这说明中国农村的非农就业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是一种长期趋势。

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就地转移的时期，主要是农村居民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吸收了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人数为2827万人，1990年为9625万人，12年内净增加6798万人，增长了2.4倍。在这些乡镇企业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工，通常亦工亦农。统计数据显示，这种形式的非农就业占当时非农就业的81.5%，占乡镇企业总就业量的62.4%。

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初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向外转移，主要形式是外出务工。从1990年代初开始，“外出务工”取代乡镇企业的就地转移，成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7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14290万人，已经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29.4%，占整个农村非农就业的71.6%。

1.2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特征。

1.2.1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并存。从农村非农就业的空间分布看,有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两种形式。本地就业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较为迅速，此后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部分乡镇企业关停并转而使其发展速度逐步缓慢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形成中西部落后农村地区和东部沿海城市两个经济发展极，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落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必须流向到发达的沿海城市，形成规模巨大的“民工潮”，此时异地就业成为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方式。因此，改革以来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经历了90年代前以本地就业为主，90年代后以异地就业为主，两种方式并存的就业方式。

1.2.2“西出东进”跨地区流动。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移通常是跨地区的。据统计，2007年在乡镇内部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非农就业总数的9.4%；在乡镇以外，省以内就业的占28.4%，在省外就业的占62.2%。在这种跨地区非农就业中，流出人口比例较多的为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贵州、甘肃等省份。据统计，中西部地区2007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非农就业的86.5%。农村非农就业转移的劳动力大多进入了东部沿海城市，环渤海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是农村非农就业流入的热点地区，吸纳的外地农村劳动力超过了全国总量的80%。

1.2.3非正规部门就业比重高。城市非正规部门主要是一些松散组织、小型企业或劳务组织、个体工商户以及零工供给点（比如车站码头等地的搬运点），其特点是对劳动力质量要求相对较低，但工资待遇低，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由于农民工素质较低以及正规部门准入门槛高等原因的影响，进城务工农民通常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在正规部门就业比例只占16.4%；而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则高达83.6%。

1.2.4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农村剩余劳动力受自身能力素质的制约，主要进入城市非正规部门，从事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工作：苏南、闽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加工贸易发展较快，其大部分外来农村劳动力进入加工贸易型工业企业；建筑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一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进入建筑行业，从事粗重体力劳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各类服务需求发展迅速，部分农民工进入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表2列示了本课题组对农民工就业行业的抽样调查数据。

1.2.5乡镇企业是吸纳非农就业的主力。从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一直是吸纳农村非农就业的主力军。表1数据显示：除1996-1999年外，1990年到2007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总人数从9265万人增加到15090万人，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一直稳定在80%左右。此外，民营企业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力也不断增加，1990年到2007年民营企业吸纳的农民工从113万人逐年增加到2672万人，其占农村非农就业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1.4%增加到2007年13.4%。与此相反，个体经济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力近年来有下降的趋势：1998年到2007年个体经济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从2855万人逐年下降到2184万人，所占比例也由22.5%下降到10.9%。

1.3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新趋势。

1.3.1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近年来，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大多依托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血缘、乡缘、地缘网络，呈现出一人带多人的链式迁移；二是流出地外出就业中介组织发育较快，流入地区劳务中介组织正在形成，同时以组织劳务输出为内容的对口扶贫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三是许多社会团体、企业、政府部门也开始自觉地开展农民工的文化技能培训和法制教育，这为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提升创造了条件。

1.3.2非农就业“新生代”逐步形成。与改革之初的农民工相比，当前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主体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是从校门直接外出务工，他们追求城市生活，有着很强的市场竞争意识，把外出务工经商作为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形成了更具进取性的非农就业“新生代”。这一代进城务工者对乡土认同感在减弱，对城市认同感在增强，但又未被城市社会所接纳，从而进一步强化这部分农村人口的流动性。

1.3.3非农就业难度不断增加。近年来，农村非农就业难度不断增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城市失业降低了城市劳动力吸纳能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弹性系数，劳动力需求明显下降，而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化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行以及城市新生劳动力的增加则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因此城市的失业问题正在加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渠道受阻。其二，世界金融危机对非农就业产生巨大影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负向地冲击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陷入困境，降低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有关分析报告显示，与2007年同期相比，2008年珠三角的需求务工人数减少了16.3万人。其三，受多种因素影响，国内房地产业的发展进入调整期，劳动用工需求大大减少，农民工就业难度不断加大。

2.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2.1经济发展因素。

2.1.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的根本诱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全国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266上升到2007年的0.41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85年的1.67:1扩大到2007年的3.15:1。在此情形下，作为理性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农民清楚地意识到收入差距是务农与从事非农职业造成的，而这种比较利益的驱动正是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最大诱因。

2.1.2产业结构变化是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的催化剂。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了较大变化：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3%，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47.9%上升到2007年的48.6%，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4.0%上升到2007年的40.1%。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相对下降，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过于求；另一方面，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又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

2.1.3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吸纳场所。作为集体经济的产物，乡镇企业起初在本地农民中吸收职员，成为80年代中期非农就业的主要吸纳场所。此后，经过90年代改革和调整，乡镇企业得到良性发展，此时不仅吸收本地农民工，而且大量吸收外来务工农民，成为非农就业的主场。表1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7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一直稳定在80%左右，其总人数从9265万人增加到15090万人。

2.2制度因素。

2.2.1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非农就业的桎梏。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以户籍（口）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结构，这一制度将中国社会截然分化成城市和乡村两个相互分割的实体，使农村人口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可能性，导致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然迁徙过程停止。近年来，户籍制度逐步放松，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非农就业的枷锁，促进了其良性发展。但是这种限制还没有完全解除，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待遇还依然存在，大多数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并没有积极落实，农民基本上没有可能在大中城市落户。

2.2.2产权不明晰的土地制度制约了非农就业发展。中国农村实行的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土地的使用权归农户，所有权归集体。这种产权极不清晰的土地制度从两个方面制约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其一，这种土地制度无法实行高效的土地规模经营，从而无法推动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不能为农村非农就业提供坚实的农业基础；其二，这种土地制度形成了“离乡不离土”的非农就业模式，即非农就业者在其失业时可以重返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流动性不足。

2.2.3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解除非农就业者后顾之忧。中国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范围之外，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无法如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五大保险待遇。因此，进城务工农民通常以其原籍土地使用权作为自身保障基础，在发生失业、生病和伤残后，一般都回流原籍，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稳定性。

2.3劳动自身因素。劳动者自身素质是影响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社会提升劳动者素质的有效途径主要是两条：学校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从学校教育来看，与城市教育投入相比，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农民自身经费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农村教育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农村居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截止到2007年农村初中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87.4%。由于农村居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因此进城务工者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我们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初中及其以下文化水平的占75.4%。较低的文化水平限制了农民工的从业领域，他们大都只能从事粗重体力劳动或低待遇工作，同时也降低了其非农就业率。

从职业技能教育来说，由于农村缺少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使得外出的农村务工人员缺少专门的职业技能。因此，外来务工人员在和城镇居民竞争同样就业岗位的时候就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地，无法进入高层次职业，而只能从事一些体力消耗大、环境差及待遇低的行业。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年轻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家庭负担最重的中年务工人员，由于技能水平偏低而面临着更大的失业风险。

除了劳动者素质影响非农就业以外，劳动者的年龄、性别、家庭组成人员以及家庭所处位置都会影响农村劳动力是否进行非农就业。比如，青壮年比中老年农民外出务工的要多，男人比女人外出务工的多，家有老弱病人的外出打工的少，家处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少，而家处偏远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多。

3.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

为了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课题组成员深入湖南、贵州、四川、陕西四省的二十个乡镇和广东、上海、浙江三省的21个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农村家庭和农民工进行实地考察，并发放了有关农村非农就业的调查问卷1580份，收回问卷1432份，共涉及家庭人口5882人，农村劳动力2426人，外出民工1584人，占劳动力人数的65.3%，其中在外打工人口中，男性占69.5%，女性占30.5%，年龄30岁以下占43.2%，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含初中）占86.4%。

3.1变量选择。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因素有很多，根据前文分析和调研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Y为因变量（Y=0表示从事农业劳动，Y=1表示从事非农就业），是0/1二值型变量,Xi为自变量。自变量中，经济发展变量主要有三个：家庭所在地农村收入水平，该数据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相比较，可以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用X1来表示（X1=0表示下，X1=1表示中，X1=2表示上）；家庭所在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用X2表示；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以百分比表示，可以用来说明乡镇企业吸纳非农就业劳动力的能力，用X3表示。制度因素变量也有三个：户籍制度的严厉性用来表示（X4=0表示户籍制度不容许劳动者自由流动，X4=1表示户籍制度容许劳动者自由流动）；土地制度因素可用家庭人均耕地面积X5表示，单位为亩/人；家庭所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用X6（X6=0表示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X6=1表示社会保障制度较完善）。劳动者自身因素变量主要有四个：X7为性别（X7=0表示女性，X7=1表示男性）；X8为年龄，单位为岁；变量X9为受教育程度（X9=0表示小学，X9=1表示初中，X9=2表示高中，X9=3表示大专以上）；X10表示是否参加过培训（X10=0表示未参加培训，X10=1表示参加过培训）。此外，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社会网络关系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是否从事非农就业的两个重要因素，前者用X11表示（X11=0表示国内外经济形势较差，X11=1表示国内外经济形势较好），后者用X12描述（X12=0表示无社会关系网络，X12=1表示有社会关系网络）。据此，可以建立回归方程：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β9X9+β10X10+β11X11(1)

其中βi为各变量系数，X2、X3、X5、X8为定距变量，X1、X4、X6、X7、X9、X10、X11、X12为品质型变量。因为因变量是0/1二值型变量，而且自变量（协变量）也多为品质型变量，因此，本文选择Binarygistic回归分析来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否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

3.2回归结果分析。对以上自变量与因变量利用SPSS进行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Forward：LR(逐步筛选策略)进行变量选择，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05、剔除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10，最终运行结果。

其统计学原因是其显著性水平为0.10。其现实解释是：各地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限制已经很低，因此变量X4被剔除；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还不敏感，因此变量X6被剔除；非农就业“新生代”形成后，年轻的农村劳动力无论男女，无论文化程度高低，也无论是否受培训，大都直接从学校入城务工，因此变量X7、X9、X10被剔除。由此建立的BinaryLotic回归模型为：

LogitP=2.982-0.236X1+0.052X2+0.065X3-0412X5-0.625X8+2.354X11+1.648X12(2)

通过模型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比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国内外经济形势、社会网络关系呈同方向变动，而与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务工者年龄状况呈反方向变动，这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①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越多，其向外转移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变量X2的回归系数为0.052，表明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使LogitP上升0.052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1，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376。②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越高，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变量X2的回归系数为0.065，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比每上升一个百分比，会使LogitP上升0.065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7，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1.564。③国内外经济形势越好，非农就业率越高，反之则越低；变量X11的回归系数为2.354，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国内外经济形势好比经济形势差会使LogitP上升2.354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6.512。④劳动力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越多，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越多，可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因而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变量X11的回归系数为1.648，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有社会关系网络较没有社会关系网络使LogitP平均上升2.354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3，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5.674。⑤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多，需要的劳动力越多，则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越小；变量X1的回归系数为0.236，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多较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少使LogitP平均降低0.236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8，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644。⑥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低，劳动力外出打工提高收入的愿望越强。相反，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高，则会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意愿；变量X5的回归系数为0.412，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为中等较下等使LogitP降低2.212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6，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672。⑦在劳动年龄内，劳动者年龄越大，其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则越大；变量X8的回归系数为0.625，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每大一岁会使LogitP降低0.625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2，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60641。

对回归方程的整体检验（H：β1=β2=β3=β5=β8=β11=β12=0），采用-2logl和Score两种方法，其P值均为0.002，具有统计学意义。在该模型中，Hosmer-Lemeshow统计量的概率P值为0.03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应拒绝零假设，认为各组的划分与因变量的实际取值相关，而且模型总的预测正确率为89%，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高。

4.结论

上述研究可以归结为以下结论：

4.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非农就业迅速增长，具有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相结合、西出东进跨地区流动、非正规部门就业比重大、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等特征，近年来呈现了组织化程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就业难度不断增加等新趋势。

4.2从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因素来看，城乡差距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滞后的户籍制度、产权不明的土地制度和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阻碍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劳动者较低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则是阻碍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个人因素。

4.3对上述影响因素进行筛选的BinaryLogisti分析表明，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比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国内外经济形势、社会网络关系、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务工者年龄状况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具有显著作用的因素，而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性别、文化程度和是否接受过培训对是否进城务工没有实质性影响。

参考文献

［1］王莉.基于Logistic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分析［J］.商业时代，2007（20）：4~5

［2］张海涛.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分析——基于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9（02）：175~179

［3］白书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规律与农民增收［J］.人口与经济，2006（01）：43~47

［4］梁艳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与特约因素［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党报，2006（11）：44-45

［5］刘文、周立群.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新特点［J］.经济研究参考，2004（44）：37~38

［6］张志伟、栾敬东、沈洁.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乡镇经济，2004（05）：20~21

非农范文篇2

按照今年市郊区工作会议关于“继续加快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增加农民非农收入”的要求，现就鼓励涉农企业提供就业岗位扩大非农就业，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为进一步发掘郊区多层次、多形式非农就业岗位，最大限度拓展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空间，在继续推进二、三产业非农就业的同时，充分利用涉农企业与农户在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岗位结构等方面的相融性，鼓励引导涉农企业加大吸纳本市以低收入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主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二、涉农企业概念

本意见所指涉农企业是指获得国家、市级、区（县）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经工商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合作农场和农业生产基地。

三、吸纳对象和方式

（一）对象：本市农业户籍劳动力，重点是低收入农村富余劳动力。

（二）方式：以工资性收入获得劳动报酬，企业（基地）与就业人员之间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包括一年劳动满6个月季节工）。

四、推进方式和目标

通过宣传发动、政策引导，提高涉农企业扩大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积极性；通过就业指导、岗位培训，提高低收入农村富余劳动力基本就业能力。市、区（县）农业部门与社保部门共同搭建涉农企业就业岗位与农户就业需求信息平台，目标在20**年确保实现涉农企业扩大本市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岗位八千个，力争一万个。

五、工作要求

（一）组建工作网络，形成工作合力

建立市、区（县）推进涉农企业扩大非农就业工作协调机制，由市农委有关部门会同市社保、税务等职能部门实行定期工作研究。各区（县）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二）开展跟踪调查，掌握推进动态

每半年开展一次全市涉农企业非农就业情况统计，摸清本市涉农企业基本情况、企业劳动力使用情况和本市农村劳动力吸纳状况，并进行动态分析，提供决策参考。

（三）实施工作对接，联手分步推进

市有关部门按各自工作职能提出工作意见或建议，各区（县）明确工作目标，落实任务措施，分阶段实施推进，并定期实行工作对接。市农委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组织促进涉农企业扩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宣传发动。（二）组织开展工作检查和工作交流，有步骤推进面上工作。（三）组织开展相关部门工作协商和工作调研，总结典型，完善措施。

六、政策措施

对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吸纳本市以低收入农村富余劳动力为重点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经与市社保、市财税部门共同研究，实施以下政策措施。

（一）涉农企业吸纳经区（县）政府认定的就业困难和家庭生活困难的“双困”人员，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按规定给予一次性岗位补贴。各区（县）可结合本地实际，制订相应办法实施鼓励。

（二）经工商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按本市《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就业促进工作的通知》精神，参照本市企业招用失业、下岗协保人员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对新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视其经营活动类型，报经市社保部门认定和税务机关审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非农范文篇3

1.1农村非农就业的基本状况。改革之前，政府通过户籍制度等政策法规严格控制城乡间人口流动，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缓慢。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产品价格的逐步放开激发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非农就业比例相对较小。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日益严峻的人地矛盾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农村劳动力供需矛盾加剧，产生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业劳动边际收入进一步递减，大量农村劳动力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纷纷离开农村，迁移城市而化身为农民工，农村非农就业得到迅速发展。表1是列示了1990年以来中国农村从业人员的统计数据。

数据显示，中国农村非农就业从1990年的10869万人增长到2007年的19946万人，净增长9077万人；非农就业人口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22.8%上升到2007年的41.0%以来，增长了18.2%。据专家计算，现阶段需要的农村有效劳动力是1.9亿人，而中国现有农村劳动力总量是4.9亿人，剩余劳动力是3亿人左右；参照发达国家技术与管理水平，中国种植业只需要1.1人,由此剩余劳动力将增加到3.8亿人。这说明中国农村的非农就业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是一种长期趋势。

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就地转移的时期，主要是农村居民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吸收了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人数为2827万人，1990年为9625万人，12年内净增加6798万人，增长了2.4倍。在这些乡镇企业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工，通常亦工亦农。统计数据显示，这种形式的非农就业占当时非农就业的81.5%，占乡镇企业总就业量的62.4%。

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初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向外转移，主要形式是外出务工。从1990年代初开始，“外出务工”取代乡镇企业的就地转移，成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7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14290万人，已经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29.4%，占整个农村非农就业的71.6%。

1.2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特征。

1.2.1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并存。从农村非农就业的空间分布看,有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两种形式。本地就业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较为迅速，此后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部分乡镇企业关停并转而使其发展速度逐步缓慢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形成中西部落后农村地区和东部沿海城市两个经济发展极，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落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必须流向到发达的沿海城市，形成规模巨大的“民工潮”，此时异地就业成为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方式。因此，改革以来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经历了90年代前以本地就业为主，90年代后以异地就业为主，两种方式并存的就业方式。

1.2.2“西出东进”跨地区流动。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移通常是跨地区的。据统计，2007年在乡镇内部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非农就业总数的9.4%；在乡镇以外，省以内就业的占28.4%，在省外就业的占62.2%。在这种跨地区非农就业中，流出人口比例较多的为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贵州、甘肃等省份。据统计，中西部地区2007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非农就业的86.5%。农村非农就业转移的劳动力大多进入了东部沿海城市，环渤海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是农村非农就业流入的热点地区，吸纳的外地农村劳动力超过了全国总量的80%。

1.2.3非正规部门就业比重高。城市非正规部门主要是一些松散组织、小型企业或劳务组织、个体工商户以及零工供给点（比如车站码头等地的搬运点），其特点是对劳动力质量要求相对较低，但工资待遇低，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由于农民工素质较低以及正规部门准入门槛高等原因的影响，进城务工农民通常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在正规部门就业比例只占16.4%；而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则高达83.6%。

1.2.4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农村剩余劳动力受自身能力素质的制约，主要进入城市非正规部门，从事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工作：苏南、闽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加工贸易发展较快，其大部分外来农村劳动力进入加工贸易型工业企业；建筑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一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进入建筑行业，从事粗重体力劳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各类服务需求发展迅速，部分农民工进入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表2列示了本课题组对农民工就业行业的抽样调查数据。

1.2.5乡镇企业是吸纳非农就业的主力。从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一直是吸纳农村非农就业的主力军。表1数据显示：除1996-1999年外，1990年到2007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总人数从9265万人增加到15090万人，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一直稳定在80%左右。此外，民营企业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力也不断增加，1990年到2007年民营企业吸纳的农民工从113万人逐年增加到2672万人，其占农村非农就业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1.4%增加到2007年13.4%。与此相反，个体经济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力近年来有下降的趋势：1998年到2007年个体经济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从2855万人逐年下降到2184万人，所占比例也由22.5%下降到10.9%。

1.3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新趋势。

1.3.1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近年来，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大多依托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血缘、乡缘、地缘网络，呈现出一人带多人的链式迁移；二是流出地外出就业中介组织发育较快，流入地区劳务中介组织正在形成，同时以组织劳务输出为内容的对口扶贫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三是许多社会团体、企业、政府部门也开始自觉地开展农民工的文化技能培训和法制教育，这为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提升创造了条件。

1.3.2非农就业“新生代”逐步形成。与改革之初的农民工相比，当前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主体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是从校门直接外出务工，他们追求城市生活，有着很强的市场竞争意识，把外出务工经商作为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形成了更具进取性的非农就业“新生代”。这一代进城务工者对乡土认同感在减弱，对城市认同感在增强，但又未被城市社会所接纳，从而进一步强化这部分农村人口的流动性。

1.3.3非农就业难度不断增加。近年来，农村非农就业难度不断增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城市失业降低了城市劳动力吸纳能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弹性系数，劳动力需求明显下降，而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化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行以及城市新生劳动力的增加则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因此城市的失业问题正在加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渠道受阻。其二，世界金融危机对非农就业产生巨大影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负向地冲击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陷入困境，降低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有关分析报告显示，与2007年同期相比，2008年珠三角的需求务工人数减少了16.3万人。其三，受多种因素影响，国内房地产业的发展进入调整期，劳动用工需求大大减少，农民工就业难度不断加大。

2.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2.1经济发展因素。

2.1.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的根本诱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全国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266上升到2007年的0.41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85年的1.67:1扩大到2007年的3.15:1。在此情形下，作为理性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农民清楚地意识到收入差距是务农与从事非农职业造成的，而这种比较利益的驱动正是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最大诱因。

2.1.2产业结构变化是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的催化剂。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了较大变化：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3%，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47.9%上升到2007年的48.6%，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4.0%上升到2007年的40.1%。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相对下降，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过于求；另一方面，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又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

2.1.3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吸纳场所。作为集体经济的产物，乡镇企业起初在本地农民中吸收职员，成为80年代中期非农就业的主要吸纳场所。此后，经过90年代改革和调整，乡镇企业得到良性发展，此时不仅吸收本地农民工，而且大量吸收外来务工农民，成为非农就业的主场。表1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7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一直稳定在80%左右，其总人数从9265万人增加到15090万人。

2.2制度因素。

2.2.1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非农就业的桎梏。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以户籍（口）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结构，这一制度将中国社会截然分化成城市和乡村两个相互分割的实体，使农村人口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可能性，导致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然迁徙过程停止。近年来，户籍制度逐步放松，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非农就业的枷锁，促进了其良性发展。但是这种限制还没有完全解除，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待遇还依然存在，大多数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并没有积极落实，农民基本上没有可能在大中城市落户。

2.2.2产权不明晰的土地制度制约了非农就业发展。中国农村实行的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土地的使用权归农户，所有权归集体。这种产权极不清晰的土地制度从两个方面制约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其一，这种土地制度无法实行高效的土地规模经营，从而无法推动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不能为农村非农就业提供坚实的农业基础；其二，这种土地制度形成了“离乡不离土”的非农就业模式，即非农就业者在其失业时可以重返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流动性不足。

2.2.3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解除非农就业者后顾之忧。中国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范围之外，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无法如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五大保险待遇。因此，进城务工农民通常以其原籍土地使用权作为自身保障基础，在发生失业、生病和伤残后，一般都回流原籍，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稳定性。

2.3劳动自身因素。劳动者自身素质是影响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社会提升劳动者素质的有效途径主要是两条：学校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从学校教育来看，与城市教育投入相比，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农民自身经费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农村教育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农村居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截止到2007年农村初中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87.4%。由于农村居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因此进城务工者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我们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初中及其以下文化水平的占75.4%。较低的文化水平限制了农民工的从业领域，他们大都只能从事粗重体力劳动或低待遇工作，同时也降低了其非农就业率。

从职业技能教育来说，由于农村缺少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使得外出的农村务工人员缺少专门的职业技能。因此，外来务工人员在和城镇居民竞争同样就业岗位的时候就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地，无法进入高层次职业，而只能从事一些体力消耗大、环境差及待遇低的行业。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年轻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家庭负担最重的中年务工人员，由于技能水平偏低而面临着更大的失业风险。

除了劳动者素质影响非农就业以外，劳动者的年龄、性别、家庭组成人员以及家庭所处位置都会影响农村劳动力是否进行非农就业。比如，青壮年比中老年农民外出务工的要多，男人比女人外出务工的多，家有老弱病人的外出打工的少，家处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少，而家处偏远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多。

3.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

为了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课题组成员深入湖南、贵州、四川、陕西四省的二十个乡镇和广东、上海、浙江三省的21个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农村家庭和农民工进行实地考察，并发放了有关农村非农就业的调查问卷1580份，收回问卷1432份，共涉及家庭人口5882人，农村劳动力2426人，外出民工1584人，占劳动力人数的65.3%，其中在外打工人口中，男性占69.5%，女性占30.5%，年龄30岁以下占43.2%，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含初中）占86.4%。

3.1变量选择。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因素有很多，根据前文分析和调研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Y为因变量（Y=0表示从事农业劳动，Y=1表示从事非农就业），是0/1二值型变量,Xi为自变量。自变量中，经济发展变量主要有三个：家庭所在地农村收入水平，该数据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相比较，可以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用X1来表示（X1=0表示下，X1=1表示中，X1=2表示上）；家庭所在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用X2表示；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以百分比表示，可以用来说明乡镇企业吸纳非农就业劳动力的能力，用X3表示。制度因素变量也有三个：户籍制度的严厉性用来表示（X4=0表示户籍制度不容许劳动者自由流动，X4=1表示户籍制度容许劳动者自由流动）；土地制度因素可用家庭人均耕地面积X5表示，单位为亩/人；家庭所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用X6（X6=0表示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X6=1表示社会保障制度较完善）。劳动者自身因素变量主要有四个：X7为性别（X7=0表示女性，X7=1表示男性）；X8为年龄，单位为岁；变量X9为受教育程度（X9=0表示小学，X9=1表示初中，X9=2表示高中，X9=3表示大专以上）；X10表示是否参加过培训（X10=0表示未参加培训，X10=1表示参加过培训）。此外，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社会网络关系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是否从事非农就业的两个重要因素，前者用X11表示（X11=0表示国内外经济形势较差，X11=1表示国内外经济形势较好），后者用X12描述（X12=0表示无社会关系网络，X12=1表示有社会关系网络）。据此，可以建立回归方程：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β9X9+β10X10+β11X11(1)

其中βi为各变量系数，X2、X3、X5、X8为定距变量，X1、X4、X6、X7、X9、X10、X11、X12为品质型变量。因为因变量是0/1二值型变量，而且自变量（协变量）也多为品质型变量，因此，本文选择Binarygistic回归分析来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否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

3.2回归结果分析。对以上自变量与因变量利用SPSS进行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Forward：LR(逐步筛选策略)进行变量选择，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05、剔除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10，最终运行结果。

其统计学原因是其显著性水平为0.10。其现实解释是：各地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限制已经很低，因此变量X4被剔除；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还不敏感，因此变量X6被剔除；非农就业“新生代”形成后，年轻的农村劳动力无论男女，无论文化程度高低，也无论是否受培训，大都直接从学校入城务工，因此变量X7、X9、X10被剔除。由此建立的BinaryLotic回归模型为：

LogitP=2.982-0.236X1+0.052X2+0.065X3-0412X5-0.625X8+2.354X11+1.648X12(2)

通过模型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比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国内外经济形势、社会网络关系呈同方向变动，而与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务工者年龄状况呈反方向变动，这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①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越多，其向外转移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变量X2的回归系数为0.052，表明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使LogitP上升0.052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1，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376。②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越高，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变量X2的回归系数为0.065，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比每上升一个百分比，会使LogitP上升0.065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7，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1.564。③国内外经济形势越好，非农就业率越高，反之则越低；变量X11的回归系数为2.354，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国内外经济形势好比经济形势差会使LogitP上升2.354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6.512。④劳动力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越多，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越多，可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因而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变量X11的回归系数为1.648，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有社会关系网络较没有社会关系网络使LogitP平均上升2.354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3，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5.674。⑤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多，需要的劳动力越多，则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越小；变量X1的回归系数为0.236，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多较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少使LogitP平均降低0.236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8，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644。⑥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低，劳动力外出打工提高收入的愿望越强。相反，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高，则会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意愿；变量X5的回归系数为0.412，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为中等较下等使LogitP降低2.212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6，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672。⑦在劳动年龄内，劳动者年龄越大，其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则越大；变量X8的回归系数为0.625，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每大一岁会使LogitP降低0.625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2，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60641。

对回归方程的整体检验（H：β1=β2=β3=β5=β8=β11=β12=0），采用-2logl和Score两种方法，其P值均为0.002，具有统计学意义。在该模型中，Hosmer-Lemeshow统计量的概率P值为0.03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应拒绝零假设，认为各组的划分与因变量的实际取值相关，而且模型总的预测正确率为89%，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高。

4.结论

上述研究可以归结为以下结论：

4.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非农就业迅速增长，具有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相结合、西出东进跨地区流动、非正规部门就业比重大、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等特征，近年来呈现了组织化程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就业难度不断增加等新趋势。

4.2从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因素来看，城乡差距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滞后的户籍制度、产权不明的土地制度和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阻碍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劳动者较低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则是阻碍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个人因素。

4.3对上述影响因素进行筛选的BinaryLogisti分析表明，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比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国内外经济形势、社会网络关系、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务工者年龄状况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具有显著作用的因素，而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性别、文化程度和是否接受过培训对是否进城务工没有实质性影响。

参考文献

［1］王莉.基于Logistic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分析［J］.商业时代，2007（20）：4~5

［2］张海涛.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分析——基于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9（02）：175~179

［3］白书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规律与农民增收［J］.人口与经济，2006（01）：43~47

［4］梁艳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与特约因素［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党报，2006（11）：44-45

［5］刘文、周立群.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新特点［J］.经济研究参考，2004（44）：37~38

［6］张志伟、栾敬东、沈洁.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乡镇经济，2004（05）：20~21

非农范文篇4

1.1农村非农就业的基本状况。改革之前，政府通过户籍制度等政策法规严格控制城乡间人口流动，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缓慢。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产品价格的逐步放开激发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非农就业比例相对较小。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日益严峻的人地矛盾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农村劳动力供需矛盾加剧，产生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业劳动边际收入进一步递减，大量农村劳动力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纷纷离开农村，迁移城市而化身为农民工，农村非农就业得到迅速发展。表1是列示了1990年以来中国农村从业人员的统计数据。

数据显示，中国农村非农就业从1990年的10869万人增长到2007年的19946万人，净增长9077万人；非农就业人口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22.8%上升到2007年的41.0%以来，增长了18.2%。据专家计算，现阶段需要的农村有效劳动力是1.9亿人，而中国现有农村劳动力总量是4.9亿人，剩余劳动力是3亿人左右；参照发达国家技术与管理水平，中国种植业只需要1.1人,由此剩余劳动力将增加到3.8亿人。这说明中国农村的非农就业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是一种长期趋势。

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就地转移的时期，主要是农村居民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吸收了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人数为2827万人，1990年为9625万人，12年内净增加6798万人，增长了2.4倍。在这些乡镇企业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工，通常亦工亦农。统计数据显示，这种形式的非农就业占当时非农就业的81.5%，占乡镇企业总就业量的62.4%。

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初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向外转移，主要形式是外出务工。从1990年代初开始，“外出务工”取代乡镇企业的就地转移，成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7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14290万人，已经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29.4%，占整个农村非农就业的71.6%。

1.2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特征。

1.2.1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并存。从农村非农就业的空间分布看,有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两种形式。本地就业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较为迅速，此后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部分乡镇企业关停并转而使其发展速度逐步缓慢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形成中西部落后农村地区和东部沿海城市两个经济发展极，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落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必须流向到发达的沿海城市，形成规模巨大的“民工潮”，此时异地就业成为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方式。因此，改革以来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经历了90年代前以本地就业为主，90年代后以异地就业为主，两种方式并存的就业方式。

1.2.2“西出东进”跨地区流动。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移通常是跨地区的。据统计，2007年在乡镇内部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非农就业总数的9.4%；在乡镇以外，省以内就业的占28.4%，在省外就业的占62.2%。在这种跨地区非农就业中，流出人口比例较多的为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贵州、甘肃等省份。据统计，中西部地区2007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非农就业的86.5%。农村非农就业转移的劳动力大多进入了东部沿海城市，环渤海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是农村非农就业流入的热点地区，吸纳的外地农村劳动力超过了全国总量的80%。

1.2.3非正规部门就业比重高。城市非正规部门主要是一些松散组织、小型企业或劳务组织、个体工商户以及零工供给点（比如车站码头等地的搬运点），其特点是对劳动力质量要求相对较低，但工资待遇低，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由于农民工素质较低以及正规部门准入门槛高等原因的影响，进城务工农民通常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在正规部门就业比例只占16.4%；而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则高达83.6%。

1.2.4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农村剩余劳动力受自身能力素质的制约，主要进入城市非正规部门，从事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工作：苏南、闽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加工贸易发展较快，其大部分外来农村劳动力进入加工贸易型工业企业；建筑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一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进入建筑行业，从事粗重体力劳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各类服务需求发展迅速，部分农民工进入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表2列示了本课题组对农民工就业行业的抽样调查数据。

1.2.5乡镇企业是吸纳非农就业的主力。从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一直是吸纳农村非农就业的主力军。表1数据显示：除1996-1999年外，1990年到2007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总人数从9265万人增加到15090万人，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一直稳定在80%左右。此外，民营企业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力也不断增加，1990年到2007年民营企业吸纳的农民工从113万人逐年增加到2672万人，其占农村非农就业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1.4%增加到2007年13.4%。与此相反，个体经济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力近年来有下降的趋势：1998年到2007年个体经济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从2855万人逐年下降到2184万人，所占比例也由22.5%下降到10.9%。

1.3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新趋势。

1.3.1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近年来，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大多依托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血缘、乡缘、地缘网络，呈现出一人带多人的链式迁移；二是流出地外出就业中介组织发育较快，流入地区劳务中介组织正在形成，同时以组织劳务输出为内容的对口扶贫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三是许多社会团体、企业、政府部门也开始自觉地开展农民工的文化技能培训和法制教育，这为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提升创造了条件。

1.3.2非农就业“新生代”逐步形成。与改革之初的农民工相比，当前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主体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是从校门直接外出务工，他们追求城市生活，有着很强的市场竞争意识，把外出务工经商作为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形成了更具进取性的非农就业“新生代”。这一代进城务工者对乡土认同感在减弱，对城市认同感在增强，但又未被城市社会所接纳，从而进一步强化这部分农村人口的流动性。

1.3.3非农就业难度不断增加。近年来，农村非农就业难度不断增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城市失业降低了城市劳动力吸纳能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弹性系数，劳动力需求明显下降，而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化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行以及城市新生劳动力的增加则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因此城市的失业问题正在加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渠道受阻。其二，世界金融危机对非农就业产生巨大影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负向地冲击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陷入困境，降低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有关分析报告显示，与2007年同期相比，2008年珠三角的需求务工人数减少了16.3万人。其三，受多种因素影响，国内房地产业的发展进入调整期，劳动用工需求大大减少，农民工就业难度不断加大。

2.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2.1经济发展因素。

2.1.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的根本诱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全国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266上升到2007年的0.41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85年的1.67:1扩大到2007年的3.15:1。在此情形下，作为理性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农民清楚地意识到收入差距是务农与从事非农职业造成的，而这种比较利益的驱动正是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最大诱因。

2.1.2产业结构变化是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的催化剂。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了较大变化：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3%，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47.9%上升到2007年的48.6%，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4.0%上升到2007年的40.1%。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相对下降，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过于求；另一方面，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又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

2.1.3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吸纳场所。作为集体经济的产物，乡镇企业起初在本地农民中吸收职员，成为80年代中期非农就业的主要吸纳场所。此后，经过90年代改革和调整，乡镇企业得到良性发展，此时不仅吸收本地农民工，而且大量吸收外来务工农民，成为非农就业的主场。表1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7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一直稳定在80%左右，其总人数从9265万人增加到15090万人。

2.2制度因素。

2.2.1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非农就业的桎梏。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以户籍（口）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结构，这一制度将中国社会截然分化成城市和乡村两个相互分割的实体，使农村人口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可能性，导致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然迁徙过程停止。近年来，户籍制度逐步放松，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非农就业的枷锁，促进了其良性发展。但是这种限制还没有完全解除，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待遇还依然存在，大多数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并没有积极落实，农民基本上没有可能在大中城市落户。

2.2.2产权不明晰的土地制度制约了非农就业发展。中国农村实行的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土地的使用权归农户，所有权归集体。这种产权极不清晰的土地制度从两个方面制约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其一，这种土地制度无法实行高效的土地规模经营，从而无法推动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不能为农村非农就业提供坚实的农业基础；其二，这种土地制度形成了“离乡不离土”的非农就业模式，即非农就业者在其失业时可以重返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流动性不足。

2.2.3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解除非农就业者后顾之忧。中国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范围之外，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无法如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五大保险待遇。因此，进城务工农民通常以其原籍土地使用权作为自身保障基础，在发生失业、生病和伤残后，一般都回流原籍，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稳定性。

2.3劳动自身因素。劳动者自身素质是影响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社会提升劳动者素质的有效途径主要是两条：学校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从学校教育来看，与城市教育投入相比，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农民自身经费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农村教育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农村居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截止到2007年农村初中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87.4%。由于农村居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因此进城务工者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我们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初中及其以下文化水平的占75.4%。较低的文化水平限制了农民工的从业领域，他们大都只能从事粗重体力劳动或低待遇工作，同时也降低了其非农就业率。

从职业技能教育来说，由于农村缺少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使得外出的农村务工人员缺少专门的职业技能。因此，外来务工人员在和城镇居民竞争同样就业岗位的时候就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地，无法进入高层次职业，而只能从事一些体力消耗大、环境差及待遇低的行业。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年轻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家庭负担最重的中年务工人员，由于技能水平偏低而面临着更大的失业风险。

除了劳动者素质影响非农就业以外，劳动者的年龄、性别、家庭组成人员以及家庭所处位置都会影响农村劳动力是否进行非农就业。比如，青壮年比中老年农民外出务工的要多，男人比女人外出务工的多，家有老弱病人的外出打工的少，家处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少，而家处偏远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多。

3.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

为了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课题组成员深入湖南、贵州、四川、陕西四省的二十个乡镇和广东、上海、浙江三省的21个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农村家庭和农民工进行实地考察，并发放了有关农村非农就业的调查问卷1580份，收回问卷1432份，共涉及家庭人口5882人，农村劳动力2426人，外出民工1584人，占劳动力人数的65.3%，其中在外打工人口中，男性占69.5%，女性占30.5%，年龄30岁以下占43.2%，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含初中）占86.4%。

3.1变量选择。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因素有很多，根据前文分析和调研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Y为因变量（Y=0表示从事农业劳动，Y=1表示从事非农就业），是0/1二值型变量,Xi为自变量。自变量中，经济发展变量主要有三个：家庭所在地农村收入水平，该数据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相比较，可以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用X1来表示（X1=0表示下，X1=1表示中，X1=2表示上）；家庭所在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用X2表示；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以百分比表示，可以用来说明乡镇企业吸纳非农就业劳动力的能力，用X3表示。制度因素变量也有三个：户籍制度的严厉性用来表示（X4=0表示户籍制度不容许劳动者自由流动，X4=1表示户籍制度容许劳动者自由流动）；土地制度因素可用家庭人均耕地面积X5表示，单位为亩/人；家庭所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用X6（X6=0表示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X6=1表示社会保障制度较完善）。劳动者自身因素变量主要有四个：X7为性别（X7=0表示女性，X7=1表示男性）；X8为年龄，单位为岁；变量X9为受教育程度（X9=0表示小学，X9=1表示初中，X9=2表示高中，X9=3表示大专以上）；X10表示是否参加过培训（X10=0表示未参加培训，X10=1表示参加过培训）。此外，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社会网络关系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是否从事非农就业的两个重要因素，前者用X11表示（X11=0表示国内外经济形势较差，X11=1表示国内外经济形势较好），后者用X12描述（X12=0表示无社会关系网络，X12=1表示有社会关系网络）。据此，可以建立回归方程：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β9X9+β10X10+β11X11(1)

其中βi为各变量系数，X2、X3、X5、X8为定距变量，X1、X4、X6、X7、X9、X10、X11、X12为品质型变量。因为因变量是0/1二值型变量，而且自变量（协变量）也多为品质型变量，因此，本文选择Binarygistic回归分析来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否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

3.2回归结果分析。对以上自变量与因变量利用SPSS进行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Forward：LR(逐步筛选策略)进行变量选择，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05、剔除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10，最终运行结果。

其统计学原因是其显著性水平为0.10。其现实解释是：各地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限制已经很低，因此变量X4被剔除；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还不敏感，因此变量X6被剔除；非农就业“新生代”形成后，年轻的农村劳动力无论男女，无论文化程度高低，也无论是否受培训，大都直接从学校入城务工，因此变量X7、X9、X10被剔除。由此建立的BinaryLotic回归模型为：

LogitP=2.982-0.236X1+0.052X2+0.065X3-0412X5-0.625X8+2.354X11+1.648X12(2)

通过模型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比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国内外经济形势、社会网络关系呈同方向变动，而与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务工者年龄状况呈反方向变动，这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①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越多，其向外转移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变量X2的回归系数为0.052，表明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使LogitP上升0.052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1，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376。②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越高，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变量X2的回归系数为0.065，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比每上升一个百分比，会使LogitP上升0.065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7，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1.564。③国内外经济形势越好，非农就业率越高，反之则越低；变量X11的回归系数为2.354，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国内外经济形势好比经济形势差会使LogitP上升2.354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6.512。④劳动力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越多，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越多，可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因而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变量X11的回归系数为1.648，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有社会关系网络较没有社会关系网络使LogitP平均上升2.354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3，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5.674。⑤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多，需要的劳动力越多，则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越小；变量X1的回归系数为0.236，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多较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少使LogitP平均降低0.236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8，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644。⑥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低，劳动力外出打工提高收入的愿望越强。相反，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高，则会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意愿；变量X5的回归系数为0.412，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为中等较下等使LogitP降低2.212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6，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672。⑦在劳动年龄内，劳动者年龄越大，其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则越大；变量X8的回归系数为0.625，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每大一岁会使LogitP降低0.625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2，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60641。

对回归方程的整体检验（H：β1=β2=β3=β5=β8=β11=β12=0），采用-2logl和Score两种方法，其P值均为0.002，具有统计学意义。在该模型中，Hosmer-Lemeshow统计量的概率P值为0.03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应拒绝零假设，认为各组的划分与因变量的实际取值相关，而且模型总的预测正确率为89%，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高。

4.结论

上述研究可以归结为以下结论：

4.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非农就业迅速增长，具有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相结合、西出东进跨地区流动、非正规部门就业比重大、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等特征，近年来呈现了组织化程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就业难度不断增加等新趋势。

4.2从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因素来看，城乡差距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滞后的户籍制度、产权不明的土地制度和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阻碍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劳动者较低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则是阻碍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个人因素。

4.3对上述影响因素进行筛选的BinaryLogisti分析表明，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比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国内外经济形势、社会网络关系、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务工者年龄状况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具有显著作用的因素，而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性别、文化程度和是否接受过培训对是否进城务工没有实质性影响。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非农就业得到迅速发展，并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从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基本情况、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入手，重点分析了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经济发展因素、制度因素和劳动者自身因素。通过BinaryLogisti回归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比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国内外经济形势、社会网络关系、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务工者年龄状况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中国农村非农就业影响因素BinaryLogisti回归分析

参考文献

［1］王莉.基于Logistic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分析［J］.商业时代，2007（20）：4~5

［2］张海涛.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分析——基于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9（02）：175~179

［3］白书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规律与农民增收［J］.人口与经济，2006（01）：43~47

［4］梁艳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与特约因素［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党报，2006（11）：44-45

非农范文篇5

1.人地资源矛盾是外出的外部原因。新寨村是一个地理位置极为偏僻的小山村，深处大山腹地，田地少，山地多，人均耕地面积为1.3亩,而且还有部分旱地只能种植产量低的玉米和红薯。林地多，但如今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为了整体环境和生态建设，他们不能大规模地开垦山地，而是要涵养水土，保证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新寨村的林业主要是种植八角，出售新鲜八角，收入受到八角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极大。据村民介绍，八角最好的时候是在1992年，那时市场每斤价格高达8元，平均每家收入在5000元～6000元左右，有的家庭甚至收入上万。但后来八角的价格开始下跌，如今每斤只有1元～1.5元左右，收入大幅下降。

2.较高的非农产业比较收益是根本动力。新寨村在其他非农产业没有得到发展前，农民的收入水平是不可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村民增收的形势仍然比较严峻，这种家庭经济需求是村民外出就业的根本动力。调查中，村民告诉我们，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来源是外出打工，农业纯人均收入只有几百元，远远满足不了生活需求。如村民邓跃明，他两个儿子每年在忙完农活后就外出到百色、南宁等地打工，每月有700元～800元左右的工资收入，在除掉生活开支后，每人大约年剩余在3000元～4000元，两个儿子的外出务工所得占到家庭收入的60%～70%，家庭的教育费用支出、日常生活支出等大部分都靠这些收入。

3.渴望提高生活水平和追求自身发展的美好愿望。新寨村生活条件相对于城市来说十分简单，一个正式的医疗门诊部门都没有，村民看病不得不走十几公里路到镇上看病，镇里的医院也是条件简陋，只能看小病，看不了大病。在就业方面，城市第二、三产业相对发达，容易获取就业信息，具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文化教育方面，城市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社会文化领域宽广，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水平较高，学生的升学机会远高于农村。以上种种城乡之间无法用货币收入来衡量的差异对农村人口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由此产生强大的拉力，拉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向非农产业转移。这部分村民约占新寨村全部外出务工的20%左右，他们为了见世面、长见识选择外出务工，其中以青年农民居多，他们外出的目标不仅限于收入，而有着更丰富的文化诉求。

二、非农就业特点

1.社会地位低、技术要求低和流动性强。建筑业和服务业是他们就业的首选，这两个行业的准入门槛低，没有多大的技术壁垒，而且需求量也大，是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在城市就业的首要选择点，也是他们在城市最容易找到的落脚点。

2.从转移地方看，新寨村多到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这带着浓厚的地缘关系概念在内。广东与广西的生活习惯、气候条件等都有一定的相似性，他们容易适应那里的生活，很少选择北方。

3.从年龄结构看，新寨村外出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为主，这部分人思想开放、活跃、交际面较广，容易得到一些招工信息，也容易被企业招聘，因而容易找到工作，外出的动力更大。

4.从文化程度看，以初高中为主，这部分人群不甘于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也不愿意干体力活，吃不了苦，想到外面开阔眼界，闯荡世界。他们是新寨村的后生力量，也是一群极力想融入城市的人，他们有可能成为中国新的产业工人。

5.从性别来看，以男性为主，女性一般留守在家，干农活和照顾家庭。主要是因为男子能干一些体力活，如建筑业、搬运等，而女子尤其是结婚后的女子外出不容易找工作，况且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看，所以她们就大多留守在家。

6.从转移渠道看，无序外出偏多。近几年来，虽然县政府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也做了一些组织工作，但不能充分满足全县劳动力输出需求，新寨村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以亲友帮带和自闯为主，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有组织的外出务工比例不高。

三、非农就业转移的影响

（一）非农产业转移的积极效应

新寨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拓宽了就业出路，缓解了农村就业压力，成为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的最重要途径。同时改善了农村劳动力利用状况，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益，这是非农产业转移带给新寨村农民最直观和最直接的积极效应。

非农产业转移带动了部分群众致富。新寨村一些能力较强的村民，在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开拓了其他手工业，如染布等非农产业并由此走上了富裕发展之路。典型如邓大姐和腾树国。

邓大姐利用村里的特色资源——蓝靛，在农业生产之外开辟了另一条就业创收的门径而致富。这种非农产业的就业既带动劳动者的经济收入，同时又发展了新寨村里的非农产业发展，孕育了新寨村特色产品加工企业的雏形。

新寨村另一个非农就业致富的典型是腾树国。腾树国外出务工回乡后搞起了乡间运输，开通了新寨村与凌云县及周边地区的各线运输路线，构成了自己的运输网络。如今他已经拥有250辆客车，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运输公司，每年赢利在500万左右，成为当地的富人之一。

（二）非农产业转移的不良影响

新寨村的村民非农产业转移在产生积极效应的同时，也给新寨村村民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首先是给计划生育工作增加了难度，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利。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之前，新寨村所在的锣楼镇政府对新寨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有效的严格管理，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使控制对象脱离了计划生育工作的管辖范围，乡村干部和计划生育工作者无法对外流人员超计划生育进行有效的监管，不仅使人口的增长失去控制，也给计划生育工作增加了难度。其次，对农村社会结构产生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老人负担沉重。二是造成“留守儿童”问题。最后，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不利于地方农业生产改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人群中，大多数是青壮年、有文化、懂技术的农村主要劳动力，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以女性、年龄较大、文化素质较低的人口为主。劳动力转移使得农业内部劳动力素质弱化，劳动力数量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业的生产能力。

四、就近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趋势

（一）非农就地转移的原因分析

一种是农民进城，如刘易斯所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由工业化发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呐，完成农业人口的城市转移，也就是农村劳动力在本县城及本县以外所有区域范围内打工或从事非农经营，主要反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集中转移。另一种就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模式，也就是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既解决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是现在发展农业和农村的较好途径。

农村劳动力的后一种转移方式就地就近转移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主要途径，而且将会是一个主要的渠道，原因主要有：

1.农村发展的主体地位要求农民就近就业。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不管是发展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还是村镇建设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应该成为主体，是建设农村的主体和主力，也只有如此，农村建设才可能持续，农村才可能发展。

2.中国加工产业转移，为非农的就近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新寨村作为一个广西的一个山村，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产业调整的影响。

3.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很多农民回乡就业的直接推动力。国际金融形势振荡多变，国内经济增速变缓，在此背景之下，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部分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影响农民工就业。

4.就近就业减少社会成本，提高个人幸福指数。农民就近就业很大程度地解决这些问题，降低社会成本，提高个人的幸福指数，有利于构建和谐家庭、和谐山村。

（二）拓展非农就业就近转移对策研究

1.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内部吸收和消化劳动力的能力。新寨村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比周围几个村子要好，他们的林地里盛产八角，而且在凌云县八角生产中占有较大比重和重要的地位。因此，结合该地的资源禀赋特点，实行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加强林业发展将八角种植形成一定规模，实现八角生产的产业化发展。

2.挖掘新寨村瑶族文化，打造瑶族文化民俗旅游村。据村民介绍，新寨村是凌云县瑶族风情和民俗的定点参观和考察点，每年都要接待许多慕名前来的学者、游客和政府人员，他们前来了解新寨村的风土人情、历史状况和民族文化。

3.充分挖掘民族特需产品开发，为新寨村人灵活就业提供一条途径。新寨村属于蓝靛瑶，他们的服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尤其是他们的蓝靛布很受欢迎，而且随着新寨村旅游业的升温，可以将本民族原来的生产生活用品向工艺品转变，推向市场。

4.寻求与周边地区的产业链的衔接，带动新寨村农业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机会。新寨村非农转移，除了以上在新寨村村内的劳动力非农转移外，新寨村劳动力的就地解决离不开其所属的凌云县和白色地区经济发展支持和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和白色区域经济的发展都将极大地带动新寨村人的非农转移量。

参考文献：

[1]惠宁，霍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2]张奋勤.农民劳动力非农就业研究[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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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景熙.我国西部小城镇非农就业的产业基础研究[J].民族研究，2004，（1）.

非农范文篇6

一、产权制度建设是规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基础

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是围绕集体土地产权这个核心内容展开的。土地产权关系明晰、权能明确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有序进行的前提条件。

综观我国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始终是围绕土地产权制度建设进行的。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在法律上明确了土地所有权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此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土地的经济价值得到重新认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土地使用者迫切需要更多的权利以促进土地的流动，对此，1988年《宪法》确定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使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明确了可交易的产权内容。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依法取得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可以转让、出租、抵押或者用于其他经济活动，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进一步明确了土地使用权是一项独立的经济权利。新《土地管理法》又明确了国务院是国有土地的代表。

从我国国有土地产权制度建设过程中可以看到，它是对土地产权边界的划分，是对土地产权权束中不同权利的重新界定的过程。土地产权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前提，是土地市场健康发育的基础，而土地市场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土地产权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二、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产权管理现状和存在问题

我国有关集体土地权利的规定，也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现行《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民法通则》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作了规定。该法第11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除外”，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不予批准”。第63条明确“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等等，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其派生出来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作出了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对于集体土地产权关系的明确界定，仍有相当的难度，特别在实际操作中，各项权能难以界定，以至出现了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难以规范的具体问题。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模糊问题

虽然法律规定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村农民集体、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和乡（镇）农民集体，3个主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及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但由于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不清，土地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界定不力，在实际工作中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很难确定，加之常常以行政权代替土地资产经营权，带来集体土地流转过程中各主体的土地产权“边界纠纷”。

（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主体的特定性问题

集体所有的土地，目前一般只能由本集体及其所属成员享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不允许其他单位、个人拥有，除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兴办企业，经过批准，使人股、联营企业获得集体土地使用权。还有因企业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而取得以外。但目前对具体形式、转移的接受主体以及流转后土地产权关系的调整等尚无具体规定。

（三）集体土地产权权能不清问题

根据《民法通则》“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来讲，并不是通常意义的完全物权或充分物权，《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除外”。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作了限制，其土地产权具有一定的不完整性。而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来讲，权利主体也并不具备完整的处分权、收益权，与国有土地使用权相比，其产权流转也受到很多限制，明显处于不平等地位。这不完整和不平等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大量集体建设用地的私下流转，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在利益机制的驱使下，致使不同主体以各种形式参与集体建设用地在隐形市场流转。

（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问题

《担保法》明确规定：“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其他地上定着物可以抵押，”“乡镇、村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在抵押上的错位，使得农民利用农村房地产进行融资的愿望难以实现。如何寻找突破，为农民发展效益农业，提前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服务，有待研究和规范。

三、加强土地产权制度建设，规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为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合理利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需要我们以现有法律法规为基础，按照江总书记“创新、创新、再创新”的要求，探索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建设，研究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以构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财产制度。

（一）进一步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

依法合理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是规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基础。

确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应以现有法律为基础，从农村实际出发，在稳定农村大局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一是已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包括已打破村民小组界限和虽未打破村民小组界限但已由村农民集体实际使用的土地，宜承认现状，明确为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二是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依法确认为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没有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的，可由乡（镇）政府代为经营、管理。三是村内有两个以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各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之间仍然保持着过去生产队时期的土地权属界线，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的，应确认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为相应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如村民小组在组织形式上已不健全，可以由村委会监管，实行“组有村管”。

（二）合理界定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的权能

在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前提下，实现集体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明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权能，是实现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有序流转的前提。

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主要包括乡村企事业用地和宅基地。目前乡村企事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主要通过批准拨用、入股、联营等方式取得，还有因兼并、破产等情形转移取得；农村宅基地土地使用权通常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规定的使用面积范围内通过合法审批程序经批准后划拨使用或通过继承等取得。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结构的调整，客观上要求对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权能进行重新设定，在强化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前提下，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有偿流转，以实现集体土地财产权利。一是从集体土地所有权上直接派生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可比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可通过出让、租赁、作价出资或入股等方式取得；二是依法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人，在土地使用年期内，可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对批准拨用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制定出相应的流转管理办法。从而，赋予集体土地产权更为丰富的内容。所以，应尽早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以尽快完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三）加强土地登记工作，明晰土地产权

明晰土地产权是入市的前提。为规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应加强土地登记工作，依法确定集体土地的权属范围，明晰土地产权主体，保障交易的安全性。在具体登记过程中，一要加强土地登记的规范化建设，特别是对“一户多宅”和超过法定面积的处理上，要依法进行，保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不同主体间的公平和公正。二要强化集体土地变更登记工作，依法改变土地权属或土地用途的，应及时凭有关批准文件及有关申请资料，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以加强对集体土地产权流转的检查监督，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行为，切实保障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地籍资料的现势性，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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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按市人民政府《关于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政发〔〕16号）文件执行。

二、非农建设用地需要收回农林渔场国有农用地的，可参照执行征收邻近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

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坑塘水面、农村道路及设施农用地等参照执行邻近水田（非基本农田）补偿标准。征收牧草地参照执行园地的补偿标准。征收其他草地、坟地参照执行邻近林地（非经济林）补偿标准。非线性工程跨区域（片）征地时，可按适当从高原则执行同一补偿标准。对国家和省公路、水利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征地补偿标准，省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根据征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补偿被征地农民的原则。

各征地单位要严格执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的通知》（政办发〔〕51号）及《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办发〔〕53号）文件，确保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全额支付征地补偿费。

非农范文篇8

根据**年市郊区工作会议的精神，现就推进本市农村非农就业工作，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有关意见通知如下：

一、完善郊区就业服务网络

有关区县劳动保障局要做好规划，并指导乡镇在年底前建成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乡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是**三级就业服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完善服务功能，将促进农民就业、服务农民就业作为重要工作职责,并与区县就业服务机构实现信息联网、资源共享。

二、提供免费就业服务

本市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非农就业的，可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进行求职登记，乡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审核后，对符合条件的要出具证明。郊区各职业介绍所也要开设专门服务窗口，接受农村富余劳动力求职登记，但要区别于城镇失业登记，不列入全市登记失业率的统计。

农村富余劳动力可凭证明参加职业指导、信息查询、推荐面试等求职活动，区县及乡镇就业服务机构应按规定提供免费的就业服务。

三、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自我创业

对进郊区小城镇从事社区服务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可参照城镇失业人员办法享受非正规就业等再就业优惠政策。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通过自我创业实现自我就业并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劳动保障部门组织开展的创业培训、开业指导、开业专家咨询、开业贷款担保等政策措施的实施范围一并扩大到本市郊区农村富余劳动力。

四、组织专门职业培训

鼓励市区的职业培训机构到郊区开办分支机构或举办培训班，组织开展适应郊区发展需要和适合农村富余劳动力特点的职业培训。积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参加定向职业培训和创业培训，增强市场竞争就业的能力和独立开业能力，培训费用可由劳动保障部门给予一定的资助。

五、加大劳务输出力度

劳务输出是扩大非农就业门路的重要途径，要积极拓展输出渠道，增加市外输出和境外输出的比重，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通过市外、境外劳务输出的途径实现就业。

乡镇就业服务机构要做好劳务输出的信息、推荐面试等相关的服务工作,区县劳动保障局要做好指导和协调工作，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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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弱势群体教育培训

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是构建和谐社会中最不和谐的一个音符。在公平成为社会发展大趋势的今天，农村弱势群体却依然面临严峻的不公平。论文百事通农村弱势群体一出生便被赋予不平等的社会出身和自然天赋，这些差别他们不仅不能加以选择，而且还将对他们的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生活于贫困中的他们，从小就受到贫困文化的熏陶，缺少向上的动力；经济的贫困，导致他们缺少受教育的机会；文化技术层次低下，使得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进入低收入职业，处于社会的低位上；这种职业和地位使得他们更为贫困。低社会资源——低教育水平——较差职位——低收入——低社会资源的恶性循环是农村弱势群体贫穷的主要表现。

一、农村弱势群体的解读

农村弱势群体是指由于各种资源和机会的不利，而在经济收入、发展机会、社会地位、竞争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的劳动者所构成的相对落后于社会发展先进水平的农民群体。资源的不利不但体现在经济利益上处于劣势，还体现在权利、信息、能力等诸方面存在不足。有统计数据表明，2002年我国农村弱势群体有8752万人，他们不具备学历教育、职业技能、社会关系、家庭出身、年龄等方面的任何优势，与权利、热门行业几乎无缘，他们的基本生活处于温饱线上下，有的甚至生活都难以维持。

“弱势群体”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求救济、扶助的工具，而是弱者追求社会公平，争取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平等权利的一个坚强武器。弱势群体的产生，是对社会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贫困差距”现象不满的表现。关注弱势群体，实质上是对社会分化状况的一定程度的接受和正视。

二、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及培训现状

由于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行、不平等，农村教育，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及培训现状，2006年暑假，笔者对湖南省15个贫困县的90户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及220名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

（一）低社会资源——低教育水平

1.农村弱势群体家庭教育水平分布

农村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很低。调查发现，有24.61％的农户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小学，有37.8％的农户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初中，只有26％的农户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高中，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11.6％。教育年限只是一个方面，高辍学率更是贫困对个人教育造成的重大影响。调查中发现，有70户家庭的小孩发生过辍学，其中，辍学发生在小学阶段的占16.36％，初中阶段的占54.55％，高中阶段的占23.64％，大专及本科阶段的占5.45％。

教育的贫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收入贫困带来的。问到小孩学费的负担情况时，有22.98％的家庭无能力支付小孩学费，31.17％的家庭只能支付部分学费。在问及小孩辍学的原因时，选择经济困难的有56.86％、学习成绩差的有39.22％、小孩厌学的有23.64％。

2.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教育及培训

随着农村改革的日益深化，农村经济日益趋向生产过程机械化、农村社会城镇化、生产组织社会化，对农村劳动力提出了人力资源知识化的要求。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着其就业层次和收入水平。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情况并不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偏低。调查统计表明，教育年限在6年以下的劳动力有110人，占调查总人数的50％，这其中有2名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13名是20—30岁之间的青年，30-40岁之间的有26名，40-50岁之间有39人;教育年限在6-9年的占34.10％;教育年限在9—12年的占11.80％;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上的仅占4.1％。

(2)劳动力培训情况不容乐观。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有利于农户收入的增加和资源配置的改善。培训是提升农民素质，提高其就业能力，扩大收入途径的主要渠道之一。对农村弱势群体而言，培训是帮扶其摆脱贫困、实现自救的有效途径。在笔者调查的220名劳动力中，仅有29人参加过培训，占13.2％;未经培训的劳动力占到了86.8％。

3.农村弱势群体对教育及培训的态度

收入的贫困和机会的缺失，使得农村弱势群体没有受到平等的教育，但他们对于教育及培训的态度却非常积极。在问到教育投资的作用时，52.94％的家庭认为教育投资会增加家庭收入，仅有9.41％的家庭认为教育投资不能增加家庭收入，还有37.65％的家庭态度不明朗，选择“不知道”。可见大部分家庭都对教育抱有很大的期望，对教育的作用是了解的。在培训方面，有89.16％的家庭表示，只要经济条件许可，愿意让家庭成员接受培训。农村弱势群体有接受教育和培训的需要，但是缺乏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和经费。

（二）低教育水平——较差职位——低收入

许多研究证明，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改变农民的就业结构，促进农民就业，是农民脱贫致富、贫困地区发展的根本出路。但是农村弱势群体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效益偏低的农业领域，既使有部分人进入了非农领域，非农收入也并不高。这一方面是由于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劳动就业制度、劳动信息、劳动力流动成本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更重要的是农村弱势群体本身在非农就业方面的主观障碍——教育及培训。

1.动力非农化水平不高

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比较效益较低的农业领域。在参与调查的劳动力中，有123名劳动力专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占56％;有97名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占44％。

2.劳动力非农收入偏低

调查发现，与农业劳动力相比，非农劳动力的收入水平略高一点，但优势不显著。非农劳动力的收入优势主要体现在3000元以上阶段和1000元以下阶段。非农劳动力有39.78％的人数年收入在3000元以上，而农业劳动力仅有10.24％;非农劳动力只有21.51％的人数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而农业劳动力有40.97％。但是，年收入水平在1000元以下有21.51％，而3000元以上只有39.78％的非农收入是非常低的。

3.非农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水平低

教育和培训水平的低下，严重影响了农村弱势群体的非农就业水平。在参与调查的从事非农职业的97名劳动力中，有31.96％的人教育年限在6年以下，仅有7.22％的人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上。对于培训，情况则更差，只有18名非农劳动力参加过培训，仅占18.56％，未接受培训的占了81.44％。

贫困地区农村的非农经济发展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弱势群体的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从劳动力自身素质来看，能力低下是最根本的原因。农村弱势群体家庭贫困根源在于“低教育水平——较差职位——低收入”的不断循环。

三、相关思考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问题。在过去几十年的扶贫历程中，中央和各级政府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帮助农村弱势群体摆脱贫困，帮扶方式也由救济式扶贫一开发式扶贫一转移式扶贫一输血式扶贫发展到了现在的造血式扶贫。然而，笔者认为，要帮扶农村弱势群体摆脱贫困现状，根本是自救，关键是教育，而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的非农职业培训是重中之重。

（一）自救是根本

农村弱势群体并不是天生的素质差、技能低，他们只是因为无法改变的社会出身剥夺了其受教育的权利。为其创造一定的条件，他们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帮扶农村弱势群体的根本是如何促进他们发挥自身的最大价值，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贫穷不是弱者获得怜悯的武器，而应是他们奋斗的动力，只有把他们那双伸向救济的手变成创造价值的劳动之手的时候，才是他们真正摆脱贫穷的时候。

（二）教育是关键

教育水平的低下直接导致了农民的就业弱势地位，从而影响了农村弱势群体的家庭收入。舒尔茨在《人的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中断言：“改善人类福利的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决定性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因此，让农村弱势群体摆脱贫困，关键是要为其创造接受各类型各层次教育的机会，以更新其观念，提高其生存和发展的技能，最终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获得创造和增加收入的机会。

非农范文篇10

一、指导思想

为了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必须加大对农村地区促进就业工作的投入和支持，不断扩大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来源渠道，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努力使农村中富余劳动力在不断提高素质的同时，转移到二、三产业发展中来，切实解决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使城市建设和农村发展良性互动，有机统一。

二、目标任务

完善以政府主导的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社会责任体系，紧紧围绕以促进非农就业为目标，千方百计扩大非农就业，建立各镇促进非农就业联席会议制度。各相关部门紧密合作，定期研究促进非农就业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及解决的方法，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促进非农就业的各项扶持政策，形成促进非农就业的长效机制。期间新增就业岗位每年不少于3万个，其中非农就业每年3000人次以上；农村“双困人员（生活困难、就业困难）就业安置率努力达到100%。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着力提升劳动者的职业技能素质。期间培训各类职业技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达到其总数的80%以上。

三、主要措施

(一)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各项功能，大力推进非农就业

1、健全政府促进非农就业责任体系，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调控功能。强化各级政府促进非农就业的责任、完善促进就业目标考核体系，把就业目标与经济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同布置、同检查、同安排。根据每年制定的促进就业目标计划，明确考核内容和考核办法，并将考核结果及时反馈给被考核单位和相关部门。

各镇政府应加大政府促进非农就业的资金投入力度，完善政府出资购买就业岗位的各项管理措施，形成优先吸纳本地区劳动力就业的良好环境。

2、不断优化就业扶持政策，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政策支持功能。根据的实际，实施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和实现自我创业给予交通费补贴与创业补贴政策措施，对农村“双困”人员市场就业的给予社会保险费补贴，补贴标准按镇保缴费基数设定。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非农就业。对能创造较多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和有效的扶持。发展有一定就业容量、能提供公共服务事业并适合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公益性项目，支持有市场潜力的非正规劳动组织发展壮大。同时疏通劳务输出渠道，扩大输出规模。

3、重视解决纯农户的就业问题，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引导功能。在全区对纯农户家庭的人员结构、文化、技能、求职意向等开展排摸，期间，对纯农户家庭，实现有一人以上非农就业，提高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4、健全农村“双困”人员就业援助机制，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托底安置功能。完善对农村“双困”人员的就业托底机制，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不断拓宽农村“双困”人员安置渠道。加强对农村“双困”人员进入、认定、退出的动态管理，确保出现一个、认定一个、安置一个、保障一个。

5、优化社区微小型企业创业环境，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就业扶持功能。认真落实农村富余劳动力享受与城镇劳动力相同的就业服务和就业优惠政策，积极做好开业贷款的政策扶持工作，有条件的街镇应当提供创业场所，提供失业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创业经营场地，加大开业指导工作力度。农村富余劳动力创业贷款5万元以下，免除个人担保，积极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创业促就业。

6、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综合服务功能。进一步健全网上公共职介平台，在现有就业服务机构三级网络的基础上，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建立农村就业服务中心，开设专门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求职服务的公共招聘就业窗口，方便求职，降低求职成本。全面掌握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和求职意向，做到“一人一档”，实施职业指导联系卡制度，重点关注正在培训和有求职愿望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征地劳动力，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职业指导服务。

(二)加大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竞争能力

1、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社会化的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机制。加强针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工作的指导，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面向市场、政府出资购买培训成果的职业培训机制。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特别是抓好郊区青年万人培训项目的落实。

2、探索建立职业培训政府补贴新思路。加大政府对职业培训投入的力度，逐步为农村劳动力建立个人培训账户，为每一个账户注入一定的资金额度（每卡每年2000元），实现职业培训政府补贴账户化和人本化的操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