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构建范文10篇

法制构建范文篇1

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为之奋斗的长期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不断深化、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振兴中华的紧迫任务。人类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的，而矛盾的发展转化将极大的影响社会的和谐。因此，构建和谐社会要不断的正确、及时地化解社会矛盾。可以认为，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也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的要求，体现了全党全民的共同愿望，更是发展社会主义和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因此，作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正因为农村地广人多的特点，农村社会中的矛盾不断出现，加之农村的经济基础薄弱，农民的文化素质相对不高，法制观念不强，化解矛盾的能力薄弱，容易使矛盾激化，因而，构建和谐社会的难度较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札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若干意见”中强调：“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总书记在2006年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强调：“全国建设小康，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由此可见，农村工作在全国工作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基础地位及重要性。要根据中央要求，全力做好农村工作，落实各项“三农”政策，化大力气，教育农民，努力提高农民素质，为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奠定基础。

二、农村中的不和谐音符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农村生活条件，生活方式与城市比较均有差距，农民生活水平、法律知识相对较差，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虽有极大的提高，但因目前农民增收能力还不强，村级建设规划滞后，特别是法制建设水平不高，制约着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引发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主要表现在：

1、在村级政权组织建设上，农民参政、议政能力不强，缺乏权利意识，民主选举制度还不能正常推行。少数地区仍以宗族、大姓所主宰，在一些地区的村民心目中，可以“不给县长磕头，不能不给村干部烧香”。广大农民还不能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制约了农民积极性的发挥；个别地方出现村干部变“村霸”，成为推进农村民主建设的障碍，曾流行“村官不是官，法律无法管”的流言。

2、农村在一些敏感性的、难度大的工作上，缺乏执法力度，在执法中仍存在着随意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治理力度与整个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农村的小偷、小摸、聚众、吸毒，和因生活琐事闹纠纷，聚众斗殴，造成人身伤害的，时有发生，甚至酿成重残、人命的大案，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3、由于农民的法律知识贫乏，在农民之间，农民与市场之间的经济交往中，不重视各种合同的签订，即使有合同，在合同的条款上也缺少法律的规范性，在借贷关系中，忽视借贷手续的完善，农民外出务工，没有维权意识，因而，容易受骗上当，造成经济损失。由于农民自制力不强，遇有农村常见的邻里、水利、界地、宅基等纠纷，往往不是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形成纠纷以后，以非法律手段或以人多势众，宗族势力等“武力”解决，从而引发违法犯罪，不仅造成了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破坏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还有的农民由于法律意识不强，明知是违法犯罪的事，不顾法律约束，违法、抗法、造成犯罪。

4、行政部门、政府领导干预执法事件时有发生，个别领导仍习惯于人治，对依法治国的方针理解不深，在某些行政执法部门执法中，存在随意性，在对农民执法时态度粗暴，如对待农民进城销售农民自产农副产品的市场管理中；在农用拖拉机的使用中，在农民参与的所有市场的经营等环节中，行政执法人员，以歧视的心态，认为农民可欺，在执行处罚时行为粗暴，态度生硬，执法不公，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导致农民的极端反感。

上述种种表现都是激发社会矛盾的隐患，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协调的音符。

三、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而基层的重点，又是农村，有九亿农民的农村基础工作做到位了，将极大地影响构建全国的和谐社会。党中央提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有利时机，必须利用这一时机，以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为主导，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核心，推进农村法制建设，完善村级民主政权建设进程，有效地解决农村中的不安定因素，努力营造和谐的农村社会环境。

1、必须加强村级政权建设，认真推行村民自治，做好村民组织的选举工作。村民组织即村民委员会的人选，是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是一个村的脱贫致富的带头人，要积极提高广大农民、农村党员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选举意识，将本村的优秀村民选拔到村民组织中来，坚决反对利用宗族势力，拉帮结派，使不良分子掌握村民大权。要用法律知识，引导农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用法律、道德标准，衡量被选举人的品行、能力，能否担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当前，有些地区从省市县的在职干部中，选派优秀者下派农村，担任村政权、党支部的负责人，不失是一种好的措施。下派干部在工作中，除积极带领农民致富奔小康外，还要认真的培育农民的法制意识，成为推动村民自治和接班人。

2、深入开展农村法制宣传和法治理念教育，要充分运用全国开展普法教育的大气候，积极做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律知识普及工作，大力推进依法治理，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农村的特点，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向农民灌输法律知识，使法律知识渗透到农业、农民和农村工作的各个领域。使农民自觉地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在努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培育一代新型农民，以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在普及法律知识中，一是要以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手段，将法律知识教育与农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使广大农民认识到法律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体会到法律既是维护自己权利的手段，也是惩治犯罪的武器，提高农民的学法兴趣，使向农民普法变为农民自觉学法、用法。二是要解决领导思想问题，改变当前农村普法中呈现着“两头热，中间冷”的状态，即上级重视普法，农民群众期望普法，但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乡镇一级领导对普法却不热心，形成了中间梗阻状况。三是要解决方法问题，普法必须有针对性，要用当地和身边发生的案例，现身说法、“以案释法”，采取“寓教于乐”易于为农民接受的多样化形式，向农民宣传法律知识，摒弃干巴巴的说教方式。四是普法要讲究实效，不能以单纯的考试、考核或走过场的方式来衡量普法效果，要以一个地区的和谐、稳定程度来测试普法效果。

3、认真贯彻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的方针，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开展平安创建活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做好对刑满释放分子的帮教工作和矛盾转化工作，增强农民的安全感。为构建农村社会扫清障碍。

法制构建范文篇2

本文作者：陈惠卿工作单位：中共龙海市委党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1年制定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6,内容包括:(l)规定了国家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0"(2)政治制度是工农兵代表大会"(3)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4)规定了外交政策"宣布中华民族完全自由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6是第一部由劳动人民制定、确保人民民主制度的根本大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伟大纲领"它同资产阶级的约法以及旧中国反动政府制定的宪法有本质的区别"它肯定了革命胜利成果,提出了斗争的方向"尽管受到左0倾错误的影响,仍是划时代的宪法性文件"它的颁行调动了苏区人民的积极性,为以后制定民主宪法提供了宝贵经验"1932年4月红军进漳后,为解决给养问题,在漳州进行百万元以上的筹款"按照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6确定的对地主资产阶级(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豪绅及一切剥削者)进行专政的精神,在筹款中执行严格的阶级政策:(l)打土豪没收财物,没收官僚资本"如在漳州没收国民党第49师师长张贞开设的民兴0银行、龙溪县官办的民有0银行,在石码没收龙溪县盐务局财产和宏通0银庄、没收土豪恶霸林伯恭的财产,在长泰没收土豪戴少芳、杨斗星财产"(2)对其他民族资本家和中小商人采取捐助的政策"当时漳州城工商业分43途,由各途公会承领捐助数目,然后视各商户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分大、中、小三等给予分级派捐摊款,限期交纳"如对资本家蔡同昌,只向其派捐15XX〕元,仅占其财产百分之一;对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办的胶鞋厂,也只派捐部分款项,因该店经理避走外地,红军和商会取走了相当于所派款项的胶鞋"因这是红军首次进驻一个中等城市,在执行政策中也有一些失误"针对这些失误,1934年在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6中新增同中农巩固的联合0,这也是和左0倾错误斗争的结果"

1931年12月1日公布实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6,是土地革命后期影响最大、实施地区最广、适用时间最长的土地法"其主要内容有:(l)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规定了没收土地财产的对象和范围,宣布废除一切高利贷债务"(2)规定了对于没收的土地财产的分配办法"即按照最有利于贫雇农、中农的原则进行分配,具体方法是,以乡为单位,贫雇农、中农按人口平均分配,或按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标准平均分配"富农如果被没收土地,并且能够自食其力,可以分得坏田"地主不分田"(3)规定了土地所有权问题"即现阶段不禁止土地出租与转让,但同时规定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实行土地国有制"由于受左0倾思想的影响,这部土地法的一些规定也体现了左0倾倾向,如在土地分配上,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0的政策,这些错误后来陆续得到纠正"红军进漳后,贯彻土地法的精神,掀起了一场土地革命的风暴"如在漳浦小山城、龙岭周围八九十里区域里,红军除开仓济贫外,还协助乡村农民开展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活动"并特地派出数支分田工作队,深入小山城、龙岭、象牙庄、东山、葛后、南浦盾一带乡村发动群众打土豪、烧田契,进行分田斗争"分田方法与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6相同:全部没收族田、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田地,把土地划片评出上、中、下三等,再按人口数计算每人应分的各等级土地基数,最后以各户土地情况进行调整"各地陆续完成土地与人口的各种登记和统计工作,呈现一派分田分地真忙0的红红火火景象"在饶(平)、(平)和、(大)埔、诏(安)苏区,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根据传达的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6、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6的精神,先在条件比较成熟的石下、炉坑两地进行分田分地,接着在全县深人开展"具体做法是:(l)没收地主、公堂土地,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并按土质好坏、距离远近搭配,以石为计算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2)由耕田户在每块田地插上小红旗,标明姓名、地名、石数;(3)由分田工作组收集小红旗,分别进行统计,然后累计总面积,得出每人分地的石数,予以等级分配"这些做法都完全按照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6的要求,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土地法制建设,是对根据地土地法制的成功实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革命根据地婚姻家庭法制建设的初创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相继于1931年12月1日和1934年4月8日公布实施了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6和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6"这两部法律都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废除封建婚姻制度的原则,对结婚、离婚、离婚后财产与小孩的处理、非婚生子女的处理等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在结构上采取章条结构,语言亦较规范,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6还在一些问题上对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6作出了改进"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为界,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婚姻家庭法制建设经历了一个从立法比较分散到立法比较统一、法律条文比较简陋到比较规范、完备的过程"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有:(l)婚姻自由"婚姻自由是根据地各个时期婚姻法规的基本原则"严格禁止强迫、包办、买卖婚姻,废除童养媳,严禁强迫守寡"有违反者,按刑律治罪"(2)一夫一妻"从工农民主政权开始,各个时期的婚姻立法均确立,任何人只能有一个配偶,一切公开的或变相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都是非法和不允许的,有妻妾者,以重婚论罪"凡重婚者,妻或妾都可以提出离婚,政府随时批准"(3)男女平等"男女平等是指在婚姻关系中,男女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1942年5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6首先提出了这一原则,但在苏区的社会管理中,这一原则已有法制实践"(4)保护军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6规定:红军战士之妻要求离婚,须得其夫同意,同时规定:军人之配偶非确知对方死亡、叛逃不得离婚"在书信断绝时,须经一定期间,非军人一方才能向政府请求离婚"红军进漳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人浅出、逐字逐句地宣传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6,并提出解除封建婚姻0、婚姻自由0等口号,让广大妇女懂得结婚离婚自由,反对买卖婚姻,废除童养媳,实行一夫一妻制0等重要原则,广大妇女喜出望外,奔走相告"红军对严重违反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6,干涉男女自由结婚和虐待妇女的行为进行严厉批评或惩办,保障了妇女权益"进漳红军积极宣传、支持闽南妇女的解放运动"进漳红军告诉妇女们,江西、闽西苏区政权都颁布了土地法,明确规定农村劳动妇女同男子一样,有获得土地的权利"进漳红军还帮助小山城、龙岭等地打土豪劣绅、开展分田斗争,使各家的土地证上第一次出现了妇女的名字"妇女们高兴地说:以往无田无地难做食,如今分田分地有奔头"0男女平等原则在土地革命中的实现,为妇女的解放及在家庭中实现男女平等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四、在法律、纪律实施方面19犯年4月20日上午,红军东路军排成4路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0,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人漳州城,其威武雄壮的阵容、蓬勃向上的朝气,给围观在街道两旁的群众留下美好的印象"如果说东路军进城时所唱之歌是其纪律严明的宣言,那么,红军进城后遵纪守法、有错必改的作风更是让群众耳目一新"如红4军进人石码后分住几处,他们向群众借东西有借有还,不取群众财物,不占群众便宜,吃了东西照价付钱"在漳浦,西湖村农民蔡长庚的房子腾出来让红军住,有个战士在房里拾到一块银元,亲自送还膺主"这种遵纪守法的作风是以往任何一支军队都不曾有过的,有效地带动了整个革命根据地社会风气的好转"红军除自觉遵守法律军纪外,对自己在实施、执行法律过程中的失误也勇于改正,体现了有错必究的法律精神"如红军在筹款初期,由于缺乏地方党组织的有力配合,对何种人才是土豪劣绅产生过错误判断,一度抓错人;同42时,对拒不交款的地主老财有过火的行动,有的民族资本家不交税外逃,采取破门取物抵税的不恰当方法"聂荣臻等红军领导发现这些失误后,立即给予严厉的批评,要求坚决执行党对中、小工商业者实行保护的政策,并责成有关人员赔礼道歉"在红1、5军团师以上干部会上也曾说到:抓错的赶紧放,赔礼道歉"0可见,革命根据地时期对于法律、政策的执行错误情况已有了追究制度"革命根据地内的新民主主义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类型法律制度的初级阶段,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华法系的雏形阶段"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虽然只有几年的历史,但它却开天辟地地揭开了中国法制史的新篇章"人民民主法制与历史上剥削阶级类型的法律制度不同,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是巩固革命根据地、维护人民基本权益、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它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根据"

法制构建范文篇3

一直以来CBA联赛的管理均由中国篮协负责，由于中国篮协与各俱乐部之间均为独立的法人投有直接的领导关系，篮协主要通过联赛章程及相关制度这种内部性文件来约束各俱乐部的行为，由于没有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滩以从外部遏制“假赌黑”现象。对于职业体育的兴起油于我国职业体育法律制度的滞后，‘法规体系尚不健全”尸单纯依靠内部规章以及参与主体的自律来打击“假赌黑”等行业腐败现象是远远不够的缺乏法律法规的直接规定是导致“假赌黑”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由于法律的局限性加之现行刑法制定的时间较早，对于体育职业化后的许多问题缺乏相关条文的规定，也没有预见到体育职业化后可能产生的新型犯罪。因此构建一个以刑法为主体，完善相关配套法规的职业体育法律制度已迫在眉睫。

二、关于cBA职业联赛法制构建的相关建议

(一)加快管理体制改革，组建联赛管理公司

目前刃BA联赛的经营活动由中国篮协委托由具有外资性质的盈方体育传媒(中国)有限公司所进行④出于盈利的考虑盈方公司将更多的经历花在了联赛的开发推广上，而日常的联赛管理工作仍由中国篮协负责。职业联赛是市场化运作的而中国篮协属于行政事业单位。篮协与俱乐部之间的出发点、利益和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可以有某种程度的沟通但是最根本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体制问题已影响到联赛的进一步发展。cBA现在的体制是中国篮协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⑤由于篮协即要负责联赛的组织又要进行联赛的日常管理，还要负责各级国字号球队的组建、选拔等活动这也使得篮协在一定程度上已无暇顾及联赛的监管工作这也给了某些运动员、裁判员参与“假赌黑”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因此建立一个独立的CBA联赛管理公司对CBA联赛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有效监管显得尤为重要。

(二)建立外部监督机制，约束从业人员行为

长期以来油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单纯的依靠中国篮协的内部监管来保障联赛的运行已无法杜绝“假赌黑”现象的滋生，因此可以参照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股立CBA联赛监督检查员岗位对联赛进行外部监督。监督检查员可以是从事篮球运动管理活动的离退休人员他们熟悉篮球比赛的相关特点能够有效的发现问题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J也可以从公安、检查员、法院等机关聘请相关人员进行司法监督对从联赛中发现掌握的有关线索能够得到有效的处理对于证据确凿的问题比赛、问题球员能够及时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J还可以是CBA联赛的热心球迷，球迷通常具备一定的篮球专业知识、熟悉各支球队的战术打法凭借自己多年的看球经验能够独立判断球员及t匕赛是否存在问题。

(三)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大监督处罚力度

法制构建范文篇4

建设“法制质监”作为构建“三个质监”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局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多次召有关会议进行研究部署，统一思想，提高干部职工对建设“法制质监”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树立依法行政意识。凡涉及法制工作方面的重要事项均由党组讨论决定，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确保我局建设“法制质监”的工作不走形式，有效开展。

二、加强教育培训，提高队伍法制水平

为把建设“法制质监”工作落到实处，建立高素质的质监行政执法队伍，树立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念和勤政、廉政意识，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和依法行政水平，我局加大教育培训工作力度。

（一）确立了定期学法制度。把每个月第四周的星期五定为学法日，由业务骨干讲解质监法律法规及相关，法律知识，并就典型案例展开讨论，举案说法，结合实际案例，分析讨论执法依据的准确性和办案程序的合法性，找出潜在危机，及时纠正，防患未然。

（二）不定期聘请有关法律专业人士前来授课，提高执法人员业务素质。

（三）半年组织一次法律综合知识考试，评选全局执法工作标兵。

三、突出法制宣传，营造工作氛围

为加强法制宣传工作，提高为中心工作服务力度，我局积极开展普法宣传，一是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质监法律法规，积极引导全社会关心和支持质量技术监督工作。二是通过每年的“3.15”、“法律咨询”等特定活动时期，利用设立公开宣传台、横幅、板报及新闻媒体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质量安全知识。

四、建立健全制度，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一）继续完善了案审会制度。为严格办案程序，促进依法行政，我局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任主任，各分管领导任副主任，各股所队主要负责人及业务骨干为成员的案件审理委员会，负责全局案件的审理工作；并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主任由局法制工作者兼任，负责案件初审工作。

（二）建立了案卷交叉评审制度。并将案件评分情况与经济挂钩，对案件承办人和制卷人进行奖惩，以此来保证办案质量。

法制构建范文篇5

1.现行城乡养老保障改革中政府责任的脉络

1997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入深化阶段，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文），在各地原有方案的基础上统一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要求各地贯彻落实，这标志着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步入到一个新的阶段。2010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全面规定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此，结束了各地在改革期间杂乱的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了养老保险制度及标准的统一。国家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为目标，在实践中积极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工作。2003年以来，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建立由政府财政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农保”）。2009年9月1日，国务院的《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凡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农保。国家为每个“新农保”参保人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的资助，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全部记入个人账户。“新农保”规定的出台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体系，解决广大农村居民老有所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指引。总体上看，农村养老保障法制的发展之后与城镇养老保障制度，农村养老保障始终处于试点改革阶段，上文提及的《社会保险法》中将农村养老保险的立法权下放至国务院或省级政府，并没有全面规范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当然政府正在积极探索并寻求建立相应的规范制度体系。

2.养老保障法制改革中政府责任之不足

（1）法律制度体系设计的不合理造成养老保险覆盖面较窄。

虽然从各地的实践来看，我国不仅有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养老制度，还有农民工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等，但中国现行的养老保险体系总体上处于过度分割、杂乱无章、漏洞巨大的残缺状态。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都存着巨大漏洞，养老保险制度并没有实现全面覆盖。在城市，非从业人员没有为国家设立的养老保险制度所覆盖，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于立法层次低、强制性不够等原因，也未能覆盖所有职工；在农村，绝大部分农村居民还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

（2）养老保障法律主体的权责不明晰导致制度实施效果不好。

政府和社会、个人在养老保障法制建构中的权责不明晰，各自责任边界模糊，政府虽然对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在持续扩大，但并没有实现法定化和比例化，政府责任仍然处于非规则状态；政府责任边界不清又导致市场在资金运营管理、养老服务供给和发展补充性养老保障制度方面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养老保障实施效果不好，不能激发参保人的积极性，使得个人往往不愿意参加政府推崇的养老保障制度。这种局面严重制约了养老保障法制的发展。

（3）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不到位致使养老保障发展可持续性较差。

改革以后的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制相结合、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在这种半基金积累制度下，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仍然是个问题，加上我国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退休人员增加迅速，养老金的资金来源越来越不能满足迅速膨胀的需求巨大的养老金缺口，不仅导致养老金发放不到位、拖欠严重等问题，更严重削弱了社会保险对广大老龄人的生活保障功能，不利于养老保险制度持续健康发展。

二、国外养老保障法制中政府职能的考察及借鉴

1.德国养老保障法制中的政府职能及启示

德国是社会保障立法较早的国家之一，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建立了一个从国际公约到国内立法、从基本法到部门法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养老保障法律体系。1889年颁布的《伤残及养老保险法》，确立了养老保险的基本思想和原则，标志其建立起了养老保险制度。1919年颁布了《魏玛宪法》，第一次规定了公民的经济权利，并特别规定公民拥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权。二战后，联邦德国于1957年颁布了《农民老龄救济法》，1972年和1992年再次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1989年颁布了《养老金改革法》，1993年颁布了《补充养老保险法》，这些立法和法律修订使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够不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德国在养老保障中的经验教训，对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有重要意义。首先，始终坚持并重视立法工作。纵观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立法工作一直备受重视，其相关法律不但健全，而且能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时修改和调整。其次，政府在养老保障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养老保障制度的形成，抑或改革，政府都起着主导作用，庞大的改革成本都主要依靠政府，政府的财政成为推动养老保障制度形成和完善的关键因素。再次，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的影响。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将对养老保障的运行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和挑战，在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过程中，必须统筹处理好当前和未来、消费和积累的关系，要充分考虑未来人口结构变化对制度运行造成的影响。

2.美国养老保障法制中的政府职能及启示

美国颁布的与养老保障有关的两部最重要的法案是《美国1965年老龄法（2006年修订本）》和《美国老龄管理局2007-2010年战略行动计划》。纵观政府在养老保障中的功能发现，在组织体系方面，由卫生部负责长期照料服务事务，各州卫生部门负责长期照料服务机构的资格审查等工作。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和农业部分别设立了推动长期照料服务的项目。美国老龄管理局和美国退休者协会、老龄居家服务协会等组织为老龄人口提供长期照料的信息咨询和投诉服务。在管理体系方面，政府不直接提供养老服务，而是提供财政支持，承担制定政策和监管服务的职责；为了加强管理，政府制定规范的服务对象准入、服务机构审查、服务质量检查等制度，以确保老龄服务的质量。美国的养老保障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完善，已经形成了健全的运行体系，对我国养老保障法制建构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首先，政府塑造积极的保障理念，一方面充分发挥老龄人的主动性，使老龄人参与到有关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实施和监督中；另一方面积极构建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养老服务体系，政府着力于构建一个低水平、广覆盖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其次，政府拥有统一的资源配置，美国老龄管理局作为老龄服务系统的最高领导机构和资源调配中心，为资金的拨付审计、人员的培养审核和机构的成立运行审批提供统一的标准，对其进行统一管理，有效实现了资源的整合配置，保证养老服务体系的健康运行。再次，政府积极进行管理创新，美国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始终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老龄人口需求的变化积极进行制度和服务创新，采取适宜的管理模式，使整个保障体系始终处于健康的发展轨道。

三、政府在养老保障法制改革中的职能定位

1.引导职能

政府在养老保障法制改革中首先应发挥引导作用。养老保障具有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在供给上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政府所具有的公共性和垄断强制性，使政府在养老保障的供给方面表现出了特有的责任能力和效能；同时，政府在克服市场缺陷和家庭养老缺陷时，政府机制固有的非市场缺陷也使政府在养老保障供给上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政府的作用应严格限制在并谨慎发挥于市场和社会力量失灵的领域。具体说来，就是政府应以增进社会公平为中心，并以有效率的方式，在提供制度环境和最基本的养老保障产品、调动市场和社会参与养老保障上发挥引导的作用。

2.监督职能

政府应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事业的监管机制。养老保障的对象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保障结果拥有公益福利性，这要求养老保障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和社会力量自身的能动作用，片面强调政府的作用反而使养老保障的真正实现陷入困境。因此，应该坚定“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理论，转变政府职能。转型期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包括三个层次，即需要退出的领域，需要强化的领域，需要转变的领域。一般而言，政府职能存在“三位”现象，即“错位”，“失位”，“逾位”。对于“错位”现象政府需要转变，对于“失位”现象政府需要强化，对于“逾位”现象政府需要退出。政府在养老保障基金管理中应转变角色，把运营角色转给市场，更好的承担起监督的责任。

3.管理职能

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养老保障制度框架，建立健全养老保障的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就是保险基金缺乏安全、有效的投资方式，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问题突出。就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发育状况而言，社保资金进入证券市场，能否实现保险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双赢局面还有待作进一步的实践检验。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透露，社保基金2011年投资范围还增加委托股票投资的组合，对社会保障房建设的投资，增加对未上市公司股权和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扩大对境外投资的范围和金额。虽然从原则上来讲，社保基金的投资方向增加了，但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情况限制了这种可能性。因此，完善养老保障基金管理体系，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养老基金的管理和运营是养老保障制度顺利运行的重要保证。

四、实现政府在养老保障改革中定位的对策

1.完善现行养老保障法律法规政策体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观点，法是社会的产物，社会性质决定法律性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最终决定着法律的本质。同时，法对经济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健全的法律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现行养老保障立法是以2010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为蓝本，辅之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政府实施的地方性法规，社会保险法主要规范了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而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则授权国务院另行规定，国务院通过指导意见的形式加以推行，而指导意见并不是法律，这导致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很窄。政府应完善现行养老保障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构规范的养老保障法律制度体系。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政府应给社会上最不幸者以尽可能多的照顾；特别是给缺乏天赋者以教育和关注”。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加剧，老龄抚养比例越来越高，高龄、空巢和失能老人越来越多，养老保障需求越来越大，这亟需政府出台健全的养老保障法律制度。笔者认为，政府应整合现有养老保障法律规范，出台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进一步修订现行社会保险法，建构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障制度，加强该法的可操作性，完善违法的法律责任承担，提高法律的可执行性和震慑力。

2.充分确立并努力发挥政府的主导地位

根据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社会基本上是一种不均衡权力分配的组合团体，只要人们在一起组成一个社会，必然有一些人拥有指挥他人的权利，同时也必然有一些人受到他人的指挥。依据此种理论，老龄人口养老保障问题一直存在是因为拥有权力的团体主要是由中年人和青年人组成的。换言之，老龄人问题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年龄阶层内权力不均等分配，是以年轻人和中年人为主的政府团体的不作为所导致的。因此在完善养老保障法制中要以确立政府主导地位为切入点。笔者认为，只有把养老保障法制的建构与政府责任相结合，使政府切实重视老龄人口养老所面临的问题，并自觉的接受社会监督，才能避免政府的不作为和责任的缺失。目前改革养老保障法制必须要明确其中政府和个人的责任边界，确立政府的主导地位。因为养老保障既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又具有明显的“私人特征”，从经济成本来讲，养老保障属于一种稀缺性资源，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它的建立以维护老龄群体的基本生存权为目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在养老保障制度中，树立政府主导地位，同时个人和政府都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更合理更符合实际情况。

3.进一步明确并强化政府的监督管理责任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养老能力的逐步下降，老龄群体问题特别是老龄人口的养老保障问题日益突出，直接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因而越来越需要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管理机构来承担相应的监督管理责任，统筹解决相关的问题。养老金制度是老龄养老保障法制的核心，养老金的收缴、支付和运营管理等是其改革的主要内容。针对目前我国老龄养老保障法制改革中出现的历史欠账问题、养老金来源单一、保值增值困难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明确并强化政府在养老金收缴和支付中的监督管理责任。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体系。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体系是以行政监管为核心，审计监管和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笔者认为，这种看似完备的监管体系实质缺乏公开透明度，参保者对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情况无从查知，因而也曾发生过基金被挪用和违规操作的严重后果。对此，应借鉴智利模式，由政府宏观调控，而不直接干预，成立专门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委员会，对基金公司的资格审批、运营、投资收益、风险及退出实施严密而高度透明的动态监督，并向社会及时披露监督信息，使参保者可以知晓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收益情况。

4.建构规范的财政供给机制和养老服务体系

法制构建范文篇6

关键词:医疗保险；现状；监管体系；构建

近年来，随着全民医保制度的不断完善、综合医改深化推进、医疗卫生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以及群众对于医药卫生服务的需求逐步攀升导致我国医保压力增大，监管难度提高［1］。而目前对我国医保起主要调整作用的法律只有《社会保险法》，其中也仅就医保事后监管的方面进行了规定，医疗保险的事前、事中监管未有提及。监管存在滞后性，不能从源头上减少或杜绝违法违规的行为，即使事后对违法者进行严厉的处罚也会对医保监管秩序造成较强的冲击。监管体系的不完善导致的监管制度的缺位，需要监管体系上新的突破加以解决。因此，医保法制监管体系亟需完善，在此基础上推动监管制度革新，逐步构建事前、事中、事后相衔接的全方位医保监管体系。

一、医疗保险法制监管研究解读

（一）医保监管的界定。医疗保险监管是医疗保险管理的重要内容，对推进医保基金合理利用、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为参保人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有重要影响。在我国，医疗保险监管具体是指享有监督权的监督主体，通过法定的方式，依据法定的程序对医疗保险系统中各方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的综合管理过程。其根本目的是使群众的基本医疗要求得到满足、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减少有限的卫生资源浪费；总目标是促进医疗保险事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根本目标是追求医疗领域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以增加每个人的医疗福祉。医保监管是我国深化医疗改革之路上的重中之中。（二）医保监管的对象和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医保监管的对象主要分四类。一是对参保单位的监管，即对在报告期内已在统筹范围内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手续的各类单位进行日常化监督管理，主要工作重点在防止选择性参保、少报工资总帐、突击参保等。二是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重点监管其是否存在不合理用药、违规用药、滥检查、违规记账、乱收费、不坚持入院标准、医疗机构职工利用工作之便多开药、虚报医疗保险费金额等现象。三是对参保人的监督，防止其滥用医保。参保人员的滥用行为主要体现在过度医疗消费、超前医疗消费、为他人开药、借证给他人就医、用医保卡购买医保范围之外的产品等方面。四是对监管机构的监管。主要包括监管执行医疗保险政策工作进程以及其效果的合规性等。（三）医保监管的主体。监管医保的监管主体资格来源于法律的授权。在国务院机构改革前，我国法律规定的医保监管主体繁多，职责存在交叉。除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医保综合管理之外，还有财政部门对医保基金负有综合监管职责，卫生计生部门对医疗行为负有监管职责，食药监督部门对药品质量负有监管职责，发改部门对药价负有监管职责。这种繁杂的局面为医保监管职责的落实和履行上带来了不小的难题。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合并重组建立国家医疗保障局，直属国务院管理。至此，我国医保监管主体得以明确，医保监管“九龙治水”的局面得以控制。此外，改革方案还应体现在制度层面上，以正式全面地确立国家医疗保障局监管主体的法律身份。

二、我国的医保监管现状及面临的困境

自2009年全面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医保覆盖人数以及定点医院的数量迅速上升，使得医保压力增大，医保监管难度提高。加之监管体系未及时改革跟进，国家性法律与地区性法规的缺位导致了监管不力、不及时造成的卫生资源浪费、医保基金面临的重大压力、医保病种覆盖面的不完全、定点医疗机构鱼龙混杂等情况，影响百姓正常安全就医，严重破坏我国的医保秩序。（一）缺少全国性法律的统领。上文提及，我国针对医疗保险的国家法律只有《社会保险法》，从现实表现来看该法不能满足医疗体制改革推行下涌现的现实需求。地方出台的一些法规、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因法律层级较低无法发挥较大作用，亟需建立统一有效的全国性医保法制监管体系。1．监管范围规定狭窄《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七、八十八条分别列举了医疗机构和参保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及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和“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该规定范围狭窄，只列举了以上机构或人员相互欺诈、伪造的主观违法行为，却忽视了可能存在的在参保人不知情的情形下出现的过度医疗，滥用医保的现象。此外，对于可能出现的医保经办机构或用人单位以工作之便提供虚假证明等同样会扰乱医保秩序的情况没有规定。2．事后处罚规定松散《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属于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的，解除服务协议；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执业资格的，依法吊销其执业资格”。第八十八条规定“……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上述规定处罚力度过小，“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力度与可获利益相比微不足道，无法消除违法违规人员在违法边缘试探的侥幸心理。此外，吊销执照处罚种类过于单一，对具体案件定性衡量缺乏区分度，不符合行政合理性原则，也无法遏制严重案件事态的发展。有关医疗保险的法律仍亟待创新，增强有效性［2］。3．全程监管待完善我国现有的医保监管法律大多仅规定了事后监管，缺少事前和事中监管的规定。这种只补救而遏止的监管方式，不可避免地会给违法违规者留有余地，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公众对政府监管部门的不信任，使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衰减。4．执法权限需落实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我国成立了国家医疗保障局，但是监管面临的细枝末节问题与其他部门难免会有交叉，医保监管涉及方面众多，从事前的定点医院机构到检查医保证件的工作人员，范围广泛。因此，监管部门虽已由国家医疗保障局总领，监管权力分配、执法权限细节仍需充分考虑。（二）忽略事前预测事中控制。我国目前在监管流程方式的规定方面仍有较大不足。堵不如疏，事后对违法者的处罚再严重，医保监管秩序也已然遭受破坏。医疗保障于生命健康之特殊性在于其可能造成的对生命健康的损害是不可逆的。事前预测、事中控制相比于事后惩戒对医保监管体系建设完善的意义更为重大。笔者认为，健全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处罚全方位的医保监管体系是我国当下医保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健全事前预测、事中控制又是当下医保监管体系的重中之重。（三）医疗信息整合程度低。在现如今的大数据背景下，全面应用信息技术提升医疗服务监管效率与质量已成为对医保监管的基本要求，一个完善的信息化监管平台也是有效管理医师个人行为的精细化体现［3］。但在实际操作中，定点医疗机构之间不能形成完整的信息管理系统，医师医疗行为不能纳入信息管理系统，医师行为也不能被实时监测，此类现象反映出医疗信息管理技术上对医保监管体系构建进程的限制。

三、构建医保法制监管体系的对策构

法制构建范文篇7

关键词：警察权宪法制约宪法监督

当今社会，警察是国家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全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任何一个社会及其人民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能够保障社会安宁的警察队伍。但是，如果誓察所行使的权力一旦被滥用，反过来又会侵害社会及人民的合法权益。因为誓察权是国家公权力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权力之一，它包括警察在行使的法定的行政职能和刑事职能中的一切权力，它的行使直接影响到公民的私权利。因此替察权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中实际运行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这个国家法治文明的发展水平，一旦权力被滥用将造成对公民权利的极大侵犯。尤其是在当今中国，我们已经明确地将“依法治国”和“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誓察权行使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第一要旨。而依据宪法理论，公权力的行使和私权利的享有是一种此涨彼消的反比例关系，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缩小，警察权的滥用往往使公民的权利化为乌有f}l。而宪政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调整国家公权力和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关系，以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运行，防止国家的公权力对公民的私权利造成的侵害，实现对人权的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障。

对誓察权的制约和监督，应该说我国在制度上设立的监督方式还是比较完备的。既有国家监督(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人民政府的监督以及国家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监督)，也有社会监督(包括党的机构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既有来自这些外部力量的监督，也有来自公安机关内部的监察部门和督察力量的有力监督;既有事前监督，也有事后监督等等。这些监督方式都从某一个方面和角度保证了公安机关能够严格地依法行使职权，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但是，从监督的实效来看，确实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监督形式虽然比较丰富，但具有实效的监督方式少。尤其是对于警察权滥用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宪法设计尚有一定的缺陷。对此，笔者拟以宪法的视角从限权、制衡、监督三个方面对警察权的宪法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构建及其完善等问题进行粗略探讨。

一、限权—明确，察权的法定权限，确立检察官在侦查中的主导地位

依据宪政的理论，任何权力都必须得以制衡，不受制约的权力会自发地向外和向内寻求扩张，导致越权和滥权、擅权。权力必须要有制约，而惟有权力才能制衡权力。且愈重要的权力，愈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权力来进行制衡。而警察权作为国家公权力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其他公权力一样具有易扩张性。正如孟德斯鸿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写道，“在警政的实施上，惩罚者与其说是法律，毋宁说是官吏。在犯罪的审判上，惩罚者与其说是官吏，毋宁说是法律。誓察的事务是时时刻刻发生的事情，几乎不需要什么手续、形式。”这段话一方面说明誓察权力广泛，另一方面说明誓察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受约束的程序少，也就是誓察的“自由裁量权”大。因此由于警察权先天的易扩张性，往往最容易被滥用。而它一旦被滥用，对人民的伤害，对社会的损害就会极为普遍极为深重。因此，从宪政角度来构建限制警察权的机制尤为必要。

我国替察权最显著一个特点就是警察权界限缺乏宪法的明确定位。由于誓察权界限的不确定性，有时政府会出于某种考虑，要求公安部门承担某些政治、经济或社会性任务，而这些任务超出了警察理应承担的正常范围，从而导致了誓察权力的扩张，并为那些贪婪的警察制造出了寻租的机会。譬如有的地方政府提出，公安部门要为经济建设、要为某项政治任务保驾护航。这实际上是逼迫誓察去承担他所不应承担的行政职能，而警察权也就借此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中。或者由于公安部门与政府的重要任务联系在一起，由此在决策层上获得了与其职能不相称的权力。这样，从制度上警察的强制性权力延伸到了非警察事务中，这必然会诱惑誓察腐败。因此，只有宪法将警察权力限定在于明确的法定范围之内时，其权力才有可能被有效地约束、监督。

就警察的刑事职能而言，我国《宪法》第135条对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一直作出的设计就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一设计从宪法上确立了中国的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既是一种互相配合、制衡的关系，又是一种“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构造。依照宪政理论，权力只有相互制衡，公民的私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而这一诉讼结构在强调侦查、公诉、审判三个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同时，又强调密切配合，这本身在形式逻辑上就出现了矛盾。强调配合固然能起到增强打击犯罪的合力，但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靠什么机制来保障呢?而且对于审判前程序而言，由公安机关直接面对被追诉者，自行决定实施旨在限制或者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强制性措施，诸如逮捕、拘留、搜查、扣押、勘验、检查等，而这些措施却又无法获得中立司法机构的授权和审查，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公民也不能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这必然使诉讼活动成为公安机关针对公民自行实施的单方面治罪活动。这种司法制约机制的缺乏，直接导致被追诉者地位的严重恶化和警察权力的无限膨胀甚至滥用的局面冈。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构建侦诉一体化的刑事司法模式，在刑事诉讼的审前程序中加强对警察权的限制和制约。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笔者赞成龙宗智先生主张的“侦诉一体化”的观点[3]，不赞成有些学者主张的“检警一体化”的观点[4]。检警一体化，强调的是检察官对警察的指挥，容易弱化警察的责任感，不利于侦查的专业分工，反而不利于侦破[4]。加强侦诉合作的具体设想是:警察侦查案件，得随时向检察官报告侦查的过程，自觉地接受检察官指导和限制，以防止警察权力的无限膨胀甚至滥用。检察官认为必要，可以亲自侦查案件，可以介人任何案件的侦查。检察官认为需要警察帮助时，警察必须予以协助。检察官的命令，警察应当接受，否则构成读职。侦诉一体化的核心是确立检察官在侦查阶段的主导地位，侦查机关的所有诉讼行为，特别是调查、取证行为，必须服从检察机关的领导、约束和监督，从而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又为公民合法权利的保障设了一道屏障，也有利于防止被追诉者地位的严重恶化和警察权的无限膨胀甚至滥用。

二、制衡—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以司法权控制赞察权

警察权应当受到司法权的控制是宪政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和趋势。最常见的司法权对警察权的控制方式就是行政诉讼，当事人可以在警察的执法行为作出之后向司法机关提出请求，由司法机关对警察的执法行为的合法性等予以审查并作出处理。除了这种事后监督模式的行政诉讼之外，另一种较常见的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方式是警察在作出某些涉及公民基本权益的行为之前，必须首先向司法机关申请，经过司法机关审查同意并取得相应的许可证状之后，才能实施相应的行政行为。司法权对警察权的这种控制模式一般主要适用于那些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领域。譬如，当需要对公民临时限制人身自由或者需要进行搜查、扣押、羁押、监听等情形时，警察无权直接决定和实施，而是必须事先向法院、治安法官等提出申请，由法官决定是否批准同意[5]。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正是基于对警察权的天然的易扩张性的考虑，因此有着坚实的宪政理论基础。

首先，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符合宪政理论中“权力须得分工和制约”原理的需要。我国的警察主要承担着治安行政管理和代表国家侦查犯罪、追诉犯罪的职能。在这一职责的驱动下，警察在履行职能过程中捕捉、搜集当事人违法犯罪证据的主观积极性非常强烈。更重要的是，警察拥有强大的国家权力，掌握着丰富的权力资源，警察权本身又具有单向性和强制性的特点，而行政相对人、犯罪嫌疑人等则处于被管理和被追诉的地位，他们的权利最容易受到具有强制特性的警察权的侵害。根据“任何人都不得在自己为当事人的案件中担任裁判者”这一法律格言，对于为维护治安和追诉犯罪而采取的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如果允许警察自己作出决定并对当事人的不满和异议作出最终认定，则无疑违反了这一理念。马克思也曾经说过:“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原告和辩护人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这种集中是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因此对于警察权的行使，司法权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社会纠纷和争议享有最终的裁决权，由司法权予以控制是合乎权力分工和制约理论的。

其次，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也符合我国宪法保障公民人权的理念。当今中国，保障人权和正当程序观念已经深人人心，为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必须予以考虑的重要内容。而警察作为国家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全的重要工具，在行使职权时，也必然是倾向于维护国家、社会的利益。对于被管理者来说，在面对代表强大国家、拥有国家强制力的警察面前，特别是在被警察采取限制自由的措施之后，其必然处于弱者地位，权利更容易遭受警察权的侵害。从一定意义上说，警察扮演的是控告、追诉者的角色，不能由警察自身对限制、剥夺公民权利的行为是否合法作最终的裁决，因为“被控人面对具备法官绝对权力的追诉人，束手无助”、“控告人如果成为法宫，就需要上帝作为律师’’I61。而司法权从其本质上说应当是超然、中立的，控、审分离、司法最终裁判等原则也为现代法治国家所公认。因此，以司法权来控制侦查权的行使，符合上述理念和原则，也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维护人权。

因此，为体现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统一，有必要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以制约膨胀的警察权。具体设想是:(1)建议在全国各基层法院设立司法审查庭或治安法庭，专门负责对在侦控机关提请适用的强制性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签发司法令状。(2)确立司法审查的例外。即在特定情况下赋予侦控机关可无证采取强制性措施的权力。(3)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赋予当事人及其人、辩护人在诉讼的各阶段都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如遭拒绝，应嫌疑人、被告人的要求，由法院在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后迅速作出裁决。如仍遭拒绝，可向上级法院上诉。这样将警察拥有的事关公民的人身权和重大的财产权的决定权被改变为申请权，警察对任何公民的人身权和重大财产权的决定，都只能依申请，而由法院做出最终决定。

三、监督—设立人民侦查员制度，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

警察权在行使的过程中往往直接与人民群众发生关系，警察能不能严格依法行使权力，最有发言权的还是人民群众，特别是有关事件的当事人。因此，为了增强警民沟通、建立和谐社会，笔者认为可以参照人民法院系统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以及人民检察院系统最近推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在警察体系内部也引人“人民监督员”(或称之为“人民侦查员”)制度，即在诉前的侦查阶段吸纳社会公众参与，尤其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采取限制和剥夺的强制措施时，由社会公众进行监督制约的民主制度。其宪法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人民侦查员制度具有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广泛的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警察权的行使也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人民警察法》第3条规定:“人民警察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维护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46条规定:“公民或者组织对人民替察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向人民警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受理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直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检举人、控告人”。这些都是实行人民侦查员制度的宪法和法律的依据。列宁曾指出:“宪法就是一张记载着人民权利的纸”。人民的权利真正得以实现，最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和载体，从“纸上”落到实处。否则，人民的权利只能是一句空谈。实行人民侦查员制度，就是为了落实宪法和法律的上述规定，为人民群众行使对公安工作的监督搭建一座实实在在的桥梁，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刚性程序，将警察权的行使直接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保障人民监督权利的行使，促进人民民主的经常化、程序化、制度化。

第二，人民侦查员制度具有坚实的宪政理论基础。建立人民侦查员这种由社会公众监督制约司法活动的民主制度，其基本的宪证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国家权力实行监督制约和司法的民主性的理论。具体地说，着重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权力的监督制约理论。权力需要监督和制约，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一条公律。替察权作为一项重要国家权力，其兼具行政性和司法性，直接影响到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必须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这种监督制约既要有法律程序上的制约，又要有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民主监督，惟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保持警察权的人民性。

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理论。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实行人民侦查员制度，通过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途径，贯彻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理论，在法律监督中体现人民意志，是实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一个重要措施。

法制构建范文篇8

京津冀人才协和作开发由政府推进始于2004年的“廊坊共识”，即：建立京津冀区域省市长的高层定期联席会，三地主管机关随后也签署《京津冀人才开发一体化合作协议书》，积极推进三地人才的开发合作。2011年4月，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的推进工程仪式启动，三地代表签署了《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框架协议书》，承诺共建人才创新创业载体，承诺共享高层人才的智力资源、承诺建立彼此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承诺实现人才政策的共融互通方面进一步紧密合作。同年六月，三地联合了《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宣言》，达成区域人才合作共识。但“联席会议”只是三地人力资源主管部门之间的合作，缺失其他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例如，人才流动过程中出现的户籍问题，就需要公安机关的配合，人才的学历认证则需要教育部门的参与，京津冀三地人才开发合作的长期规划则涉及更多部门。虽然京津冀人才合作形式多样呈现，但仍处于一种非制度性阶段，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法律供给，很难有效，面临诸多困境：合作积极性不高，河北洼地招才引智困难重重，北京的人才优势在区域合作中并未发挥作用，优势互补未能真正体现；在人才合作途径上，没有立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特点及规律，探索多层次而有效的合作路径；合作的内容多为项目合作层面，缺失长效合作机制；人事主管部门的合作虽然以协议的形式推进，但还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真正约束力，且地方性法律冲突使难以形成区域人才合作统一规则。

二、京津冀人才合作最大壁垒是体制障碍，缺失法律重拳击破

由于京津冀区域各地经济、政治地位及发展目标差别较大，且各级党政领导扮演着地方利益代表，而各地政府为追求本地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重视区际分工与合作，也不重视人力资源跨地区的自由流动，甚至是阻拦流动。以行政区自身的利益为最高目标，地方性行政指令是人才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基于各自为政的行政体制，各地在制定政策法规时，仅考虑自身经济利益，故而造成人才政策的不衔接，给区域人才市场设置了制度上的障碍。调查表明：京津冀区域存在着严重行政区经济，人才合作实质上是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合作，其体制根源成了阻碍区域人才合作发展的最大障碍。譬如户籍制度，现阶段户籍制度仍是京津两地限定人口规模的重要手段，户籍互认制度相关实施细则迟迟不能出台，阻碍了人才的自由流动，更阻碍了区域内人才合作发展的步伐；再如社会保障制度，《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框架协议书》虽然提出了建立相互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基于各行政区的利益考虑，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构建迟迟提不上日程，具体实施办法也未出台。另外，“自我为中心”的制度障碍也造成大量的产业趋同：北京有10个优势产业，天津则有8个，河北9个。其中，医药制造业为三地共同所拥有的优势产业。可见，京津冀区域不佳的法制环境，在制度层面上不利于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和发展的实现。

三、推进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的法制构建

区域经济发展中非均衡是必然，既有产业、部门之间不平衡，也有人力资源发展的不平衡。但在非均衡推进中，必须把重点论和协同论有机结合，因为区域人才一体化进程也取决于区域能否较好协调发展。

（一）建议出台《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发展纲要》

京津冀区域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已提出多年，但区域整体发展规划仍相当滞后。由于缺乏国家层面整体规划与政策考虑，三地各城市在制定人才发展计划、规划地区发展前景时，多地方保护政策，使区域人才合作发展缺乏合力，使区域人才整体优势未能较好体现。建议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大背景下，出台《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发展纲要》，以此为指导构建京津冀区域人力资源政策法规体系，促进区域人才合作开发，具体体现在：完善人才流动政策，解决区域人才流通不畅的问题；完善人才激励制度，针对区域人才数量多而价值体现不充分的问题；针对人才分布不合理的问题，实施人才或“智力”引导政策，把人才引向经济建设的一线或“发展极”，把智力（也包括人才）外溢导向区域人才“低洼带”；实施产学研合作培养创新人才政策，解决创新人才不足问题；深化劳动人事及户籍制度改革，消除户籍、社会保障等影响人才合作的障碍，等等。应当强调的是，在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进程中，除了消除人才合作壁垒，还应注重协调区域人才不均衡发展这一问题，可选择性借鉴德国均衡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则（缩小地区贫富差距）。区域均衡发展作为德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则，“实行均衡发展”被写进宪法，这些经验启示我们，高度重视区域规划这个政府调控功能，对于优化人才空间结构，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能起到积极作用。

(二)建议建立京津冀区域性立法合作机制

区域人才合作的发展要求法制先行，区域人才统一法需要国家层面出台特别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宪政要求又难以很快出台，这就需要依靠京津冀区域自身法律制度构建。

1.建议建立人才合作协调机构。

借鉴美国区域经验，采取委员会的形式，签订州际协定加强立法上的协作，以保障法制趋向性。京津冀协调机构会务成员由三地人大负责指派，从人大代表及政府代表中选出，关于重大立法项目则定期召集会议进行讨论，并就大会所确定重大问题提出立法上的建议，指导三地的立法实践，并协调三地立法冲突，有效减少法规、政策的冲突。就构成人员来看，还应吸收具备丰富的立法工作经验，又能充分代表京津冀两市一省利益的专家。

2.建立京津冀区域人才联合立法机制。

依据美国法，一旦州际协定经过州立法机关批准，则将直接纳入州法典，具备法律效力。可是，我国《立法法》只承认国务院各部门之间联合立法，尚未肯定省、市之间的联合立法模式。所以，在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下，通过契约方式进行地方政府间的联合立法，尚不能直接将契约归入制定法，仅能采取“共同立法、分头颁布、同步实施”方式。即：京津冀三地政府通过平等协商共同拟定法律草案，签订联合立法协议，制定区域人才合作的统一规则，通过这样协作性立法，制订统一法规或政府规章，能够降低区域内的多头立法或立法冲突。然后由三地协议各方在各自辖区内依照规章制定程序进行审查，讨论和最后通过，且在名称上冠以所在省市名称。这种协作立法的益处有：它仅是工作协作，未涉及立法的权限变化。既节约稀缺宝贵的立法资源，还能在源头上规避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中的立法冲突，有效规范并促进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发展的法制进程。值得注意的是，京津冀区域三地区域间人力资源存在差异，有其观历史原因，也存在一定合理性。不应刻意抹杀这种差异，仅为寻求整齐划一。因此，我们应当解决、协调的主要是：区域法规政策在某一事项里所规定的不一致，将造成消极后果出现的那部分冲突，另外，也包括与上位法冲突的下位法。冲突范围仅锁定在涉及三地共同利益事项。譬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人才合作利益冲突与补偿，等等。

（三）建议建立京津冀区域人才行政组织

法制构建范文篇9

关键词：北极；国际法；北极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2007年8月2日，俄罗斯“和平1号”深海潜水器在4261米深的北冰洋底罗蒙诺索夫海岭插上俄罗斯国旗，此后，国际社会对北极的关注不断升温。其实，“冰冷”的北极成为世界各国的关注热点并非偶然。简言之，该地区资源、交通、军事等方面重要性的不断凸显和法律地位上若干不确定性的持续存在，使其早已成为有关国家明争暗斗的对象。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种种迹象尤其表明，北极问题已经来到一个不同前途命运何去何从的抉择关口：它既可能随着有关国家争夺的加剧，成为国际冲突新的“火药桶”，也可能通过合理协调国家间利益，成为国际合作和造福人类的典范。

北极问题背后，既有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外交因素，也涉及很多鲜明和独特的国际法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北极问题的讨论，主要是着眼于国际关系和双(多)边外交对该问题的缘起和影响加以分析，而对其中的主要国际法问题却涉猎不多，如：北极地区目前在国际法上处于何种地位?有关国家关于北极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的主张在国际法上是否具有合法性，对北极法律地位有何影响?等等。本文的目的，首先在于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回答，探索如何运用国际法妥善解决北极地位问题，即是否可能通过某种国际法机制的设计和适用，在国家间弥合分歧、促成合作。由此出发，本文还试图就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提出一些作者的思考。

一、北极地区地理概况及其法律地位

北极地区是指以北极点为中心、北极圈(北纬66°33′)以内的广阔地区，包括极区北冰洋、边缘陆地及岛屿、北极苔原带和泰加林带，总面积为210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总面积的1/25。北极地区的陆地面积近800万平方公里，有居民700多万。

北极地区气候寒冷，环境恶劣。北冰洋冰盖面积占总面积的2/3左右，其余海面上分布有自东向西漂流的冰山和浮冰。不过，近年来，全球环境变化和气候变暖的趋势在北极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根据300多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工作队对北极为期四年科学研究的结果，北极的气候正在迅速变暖，过去20多年中其速度差不多是世界上其他区域的两倍，出现了冰川和海冰大面积融化、永冻层解冻、雪季缩短的现象。据预测，北极的夏季海冰至少有一半会在本世纪末溶化，到2100年该区域的气温将上升4℃-7℃。在此背景下，北极地区的经济、交通和战略意义正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知。

首先，北极是地球上极少数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宝库”之一，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物和渔业资源。根据美国公布的一项官方估计，世界上尚未发现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1/4都在北极地区。北冰洋沿岸地区及沿海岛屿还有储量可观的煤、铁、磷酸盐、泥炭和有色金属。而且，随着全球变暖、冰盖融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北极自然资源的开发将变得现实可行，这对于有关国家(特别是北冰洋沿岸国家)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其次，北极还具有重要的交通意义。随着北冰洋海冰消融和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美洲大陆西北部著名的“西北通道”(NorthwestPassage)和亚洲大陆东北部的“东北通道”(NortheastPassage)已被视为新的“大西洋—太平洋轴心航线”。“西北通道”位于加拿大北极群岛沿岸，穿越北冰洋而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蜿蜒5000余公里。该通道可以使从英国伦敦到日本横滨的航行由14650海里缩短到不足8000海里，从横滨到荷兰鹿特丹的航程则从15640海里缩短到大约6610海里。

此外，北极地区的军事和战略意义也十分显著。该地区非常适合配备了核弹头的潜艇隐蔽，因为北冰洋冰层可以有效地保护其不被飞机和卫星侦察设施发现，不停移动中的厚厚冰层还可以对声波进行干扰，从而破坏水下监控系统的跟踪，这些潜艇自身却可以在冰层下自由行动。基于这些原因，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已在其北极领土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

北极地区的边缘陆地分属亚洲、欧洲、北美三洲大陆北部。历史上，北冰洋沿岸国(美国、加拿大、冰岛、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和俄罗斯八国)之间曾有过一系列领土主权争议，目前，这些领土(包含内水)划分问题大多已通过不同方式得到解决，但仍然遗留了一些棘手的待决问题。例如，加拿大和丹麦对两国之间的汉斯岛(HansIsland)长期存在主权争议。此外，加拿大和美国对于西北通道的法律地位也一直存在争议。加拿大坚持认为，其北极群岛构成一个完整的“群岛水域”，包括西北通道在内的该水域全部属于加拿大内水。重视海上通行权的美国则认为西北通道是适用“过境通行”制度的国际海峡，不承认加拿大对北极群岛水域的主权。

更为棘手的是北极地区2/3以上终年冰封的海域。由于其“非陆非海、亦陆亦海”的特点，人们对这些海域的法律属性和地位问题曾有过种种不同主张。加拿大和前苏联就曾先后于1909年和1926年依据“扇形原则”(sectorprinciple)提出了对北冰洋海域的主权要求。〔8〕不过，“扇形原则”在理论上和大多数国家的实践中都没有得到支持。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些海域并不是陆地而是冰封海洋，而且冰随着海流移动，因而不适于占领；相反，一般国际法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有关海域划分和法律地位的规定可以适用。据此，北冰洋沿岸国家可以对以下几个区域主张主权或管辖权：(1)一国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与该国陆地之间的水域构成该国的内水；(2)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可以向外划定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3)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沿海国可以划定不超过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4)一国陆地向海洋自然延伸部分构成该国大陆架。其中，内水和领海构成一国领土的组成部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则不属于沿海国领土。除上述区域外，北冰洋的主体部分应属于公海或“国际海底区域”，根据《公约》，前者实行公海自由原则，后者则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由国际海底管理局负责管理和开发，它们都不能成为国家占有的对象。

因此，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北极地区(特别是终年冰封的北冰洋海域)既不属于“无主之地”，也不能说是处于法律真空。但该《公约》作为一份全球性的“海洋大宪章”，没有也不可能从北极特殊的地理状况、历史和现实出发，对该地区法律地位和环境保护、科学考察、资源开发、军事化利用等方面的制度作出专门规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外，专门针对北极订立并且目前仍然生效的多边条约仅有两个：一个是为了解决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主权归属问题，而由有关国家在1920年签署的《斯瓦尔巴德群岛条约》(内容见下)，另一个是1973年加拿大、丹麦、挪威、美国和前苏联签订的《保护北极熊协定》。显然，这两个条约涵盖的地理范围或事项范围十分有限。总之，北极法律地位和相关制度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一状况与该地区战略重要性的上升形成了巨大反差，从而为有关国家在北极争夺加剧埋下了伏笔。还应看到，即使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其有关规定在北极地区的适用也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有关国家对200海里以外大陆架(以下简称“外大陆架”)的主张恰恰表明了这一点。

二、俄罗斯有关外大陆架主张的分析

为了准确理解俄罗斯的有关主张，首先需要对《公约》第76条(大陆架的定义)加以分析。该条共10款，是在1958年《大陆架公约》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经过1973—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反复协商达成的，其主要规定可概括如下：

1.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200海里，则扩展到200海里的距离。(第1款)

2.大陆边包括沿海国陆块没入水中的延伸部分，由陆架、陆坡和陆基的海床和底土构成，它不包括深洋洋底及其洋脊，也不包括其底土。(第3款)

3.在大陆边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超过200海里的任何情形下，沿海国应以下列两种方式之一，划定大陆边的外缘：(i)以最外各定点为准划定界线，每一定点上沉积岩厚度至少为从该点至大陆坡脚最短距离的1%；或(ii)以离大陆坡脚的距离不超过60海里的各定点为准划定界线。在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形下，大陆坡脚应定为大陆坡坡底坡度变动最大之点。(第4款)

4.按照上述方法划定的大陆架在海床上的外部界线各定点，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350海里，或不应超过连接2500米深度各点的2500米等深线100海里。(第5款)

5.尽管如此，在海底洋脊上的大陆架外部界限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350海里。本款规定不适用于作为大陆边自然构成部分的海台、海隆、海峰、暗滩和坡尖等海底高地。(第6款)

6.主张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界限的沿海国，应将有关信息提交在公平地区代表制基础上成立的一个“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就有关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事项向沿海国提出建议，沿海国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划定的大陆架界限应有确定性和拘束力。(第8款)

上述异常复杂的条文规定，是《公约》谈判过程中不同国家利益妥协和折衷的结果。可以看出，《公约》对大陆架范围的确定是以“自然延伸”(naturalprolon2gation)为基础，同时为了兼顾宽大陆架国家和窄大陆架国家以及其他非沿海国的利益，采取了一个综合距离、深度和地质地貌特点的大陆架界限标准。该标准一方面允许窄大陆架国家(不足200海里)将其大陆架扩展到200海里，另一方面允许宽大陆架国家划定超出200海里的大陆架，但后者要受到上述第76条第4款和第5款中所谓“爱尔兰公式”(IrishFormula)的双重限制。

根据《公约》规定，提出外大陆架主张的国家应在成为《公约》缔约国最长10年内向委员会提交所需信息，但2001年5月《公约》缔约国大会决定，任何国家不应被要求在2009年之前提交信息。俄罗斯于1997年批准加入《公约》，也就是说，2009年是它可以提交所需信息的最迟时间。事实上，俄在2001年12月20日就提出了关于在北冰洋和太平洋划定外大陆架界限的申请，这也是委员会自1997年正式成立以来收到的第一份相关申请。根据俄罗斯的主张，北冰洋底包括罗蒙诺索夫海岭和门捷列夫海岭在内一直到北极点的120万平方公里海域都属于俄罗斯西伯利亚领土的自然延伸。值得注意的是，大陆架是海底资源储量最为可观的部分，在北冰洋地区也是如此。根据预测，北冰洋地区蕴藏的石油资源大约有1300亿吨，主要都在大陆架；其中仅俄罗斯所申请的外大陆架范围内就蕴藏着约50亿吨的标准燃料碳氢化合物。

俄罗斯的上述主张，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首先，相关海底区域是否属于俄罗斯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其次，假定前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俄罗斯的主张是否符合《公约》第76条第4款、第5款的限制?这两个问题都需要以《公约》相关规定为基础，结合地质地貌等方面的科学依据作出回答。委员会在2002年6月曾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对俄罗斯所主张大陆架界限的审查结论，要求俄罗斯补充进一步资料和信息，或建议其根据审查结果修订相关划界主张。俄随后开展了多项科考活动(包括前述2007年8月进行的探测)，并在罗蒙诺索夫海岭和门捷列夫海岭采取了土壤、水和生物的样本，以谋求为上述主张提供更有利的证据。不过，俄罗斯的主张势必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和争议。这一方面是因为《，公约》第76条所涉关于外大陆架范围的依据或参数很多不易确定或难以得到认可，如海床的轮廓、坡度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少大陆架没有所需的海图；所涉及的2500米等深线技术上难以确定，并且会因海平面的改变而改变；大陆边外缘沉积岩厚度难以准确测定；等等。而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北极海域，要测定有关参数或提供《公约》要求的其他充分依据更是难上加难。截至2009年7月，委员会共收到51份关于在不同海域划定外大陆架的申请，在其中8份已由委员会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的申请中，还没有任何一项申请得到委员会的支持。无论如何，相比有关内水、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范围的规定《，公约》中关于大陆架(主要是涉及外大陆架部分)范围的规定更为复杂、也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在俄罗斯以外的北极国家中，挪威(2006年)、冰岛(2009年)、丹麦(2009年)等都先后向委员会正式提出了划定北极海域外大陆架的申请，有的(包括加拿大、丹麦、挪威、美国等)早在2002年就对俄罗斯的申请提出了异议，认为“俄罗斯有关北极大陆架的主张存在重大缺陷”。这似乎预示着，各北极国家在划定该地区外大陆架问题上很可能形成既无法割舍、也难以破解的困局。这不仅仅是对《公约》外大陆架体制提出的挑战，还有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本已十分薄弱的北极现有法律制度进一步无序化。

三、构建北极国际法律制度的思考和展望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份评论所指出的那样，有关国家在北极地区展开的争夺，凸显了开发北极问题上的两股趋势：其中之一是北极正经历始料未及的快速变化，部分表现为冰盖以超乎人们预料的速度在溶化；而另一项则表现为大量危险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分歧尚存，威胁到地球上这块最脆弱却维持生命的地区的未来秩序。

上述两股趋势的结果，使北极面临着一系列重要而现实的威胁。例如，该地区尚待解决的领土归属和划界问题、自然资源的开采和使用问题、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以及北极地区的军事化利用等等，都可能进一步引发有关国家间的纷争，加大在该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从而使北极乃至整个人类的美好未来蒙上阴影。

然而，在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和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家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也越来越明显，这就要求各国在北极地区开展有效合作，为国际和平、发展和国家间的共同繁荣作出应有贡献。这里，应当认识到：相关国际法制度的缺失或不健全，是北极所面临各种问题的重要原因；全面构建、完善北极法律制度，则是使北极成为“合作之极”、“共赢之极”的必由途径。

任何一种有效国际法制度的形成，既不可避免地需要从以往相关实践中获取经验，也必然要着眼于国际关系的发展并考虑所处理问题的特殊性。未来北极的制度构建，可资借鉴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南极条约》模式。1959年12月1日，美国等12个国家签订《南极条约》，规定了南极地区应专为和平目的使用、科学调查自由和国际合作、冻结对南极的领土要求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南极地区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的保护、开发和管理等方面的所谓“南极条约体系”。这一模式的吸引力在于，它为南极地区“量身定制”了关于其法律地位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全面安排，而同属极地的北极地区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正在于此。

2、《斯瓦尔巴德群岛条约》模式。总面积62700平方公里的斯瓦尔巴德群岛位于北极巴伦支海和格陵兰海之间，是地球上有人居住的最北的地方之一。根据英国、美国、丹麦、挪威、瑞典等18个国家1920年在巴黎签订的《斯瓦尔巴德群岛条约》(1925年中国、前苏联等33个国家也成为缔约国)，各缔约国承认挪威“具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该地区“永远不得为战争的目的所利用”，但各缔约国的公民可以自由进入，在遵守挪威法律的范围内从事正当的生产和商业活动。该条约使斯瓦尔巴德群岛成为北极地区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非军事区。

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模式。该《公约》对各种海域划分和各国在有关海域开展活动的法律制度作了较为全面和一般性的规定。在以海洋为主、呈“地中海”态势(周边陆地包围着中央的北冰洋海域)的北极，《公约》可以为这一地区法律秩序的构建提供重要基础。

也应该看到，以上几种模式对北极的适用各有其不足和局限性。例如，《南极条约》的制定主要针对的是以陆地为主的南极地区，而北极陆地划界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未决的主要是海域的划界和开发等问题，而且《南极条约》模式本身也是一个权宜性的过渡安排，并没有为最终解决南极法律地位问题提供确定答案。《斯瓦尔巴德群岛条约》无论是制定的历史背景还是所适用的领土范围都有较大的独特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海洋法一般规定也不足以解决北极地区的若干特殊问题，《公约》关于外大陆架的规定更是有可能成为北极争夺加剧的突破口。

总之，为北极地区确立一项全面而“合身”的法律制度虽然势在必行，却又十分不易。笔者认为，国际社会应着眼于各国的共同和根本利益，尽快在联合国主持下成立一个北极委员会，作为开展多边磋商的场所，在此基础上就缔结一份有效规范北极地区有关问题的《北极条约》进行谈判。限于篇幅，本文就该条约可能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在承认北极国家有权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前提下，冻结或者取消《公约》有关外大陆架划界规定在北极海域的适用。基于本文前一部分的分析和《南极条约》冻结各国对南极领土要求的先例，在目前任何国家都未能依据该条获得科学依据并产生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取消(或冻结)《海洋法公约》上述规定在北极海域的适用不仅可能，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确立各国管辖范围之外的北极海域(包括根据《海洋法公约》应属于公海、国际海底区域和外大陆架的部分)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法律地位；借鉴《南极条约》中的“协商国制度”，由各北极国家和符合一定条件(如在北极设有科考站)的其他国家组成《北极条约》协商国，共同制定在相关海域从事科考、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等活动的法律制度并监督其实施。其中，该海域的资源开发可以大体参照《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为国际海底区域规定的“平行开发制度”进行。

3、冻结北极地区(包括北极陆地和北冰洋海域)的军事化使用，除各北极国家可以在条约规定的期限内(5—10年)维持现有的军事基地和已有规模的军事利用外，所有国家均不得在该地区进行新的军事化利用，并最终实现该地区的完全非军事化。

4、以《北极条约》为核心，根据实践的需要和未来的发展，就其中环境保护、资源开发、非军事化等某些具体问题领域进一步缔结相关的议定书，形成一个相互补充的“北极条约体系”。其中，鉴于北极地区近年来所受环境污染日益加重并有可能对该地区乃至全球环境产生严重后果，有必要尽快拟定一份《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对北极地区的环境影响评估、动物和植物保护、废物和污染的预防及处理、执行机制等加以明确规定，并力争使该《议定书》与《北极条约》同时生效。

四、几点结论性认识

从政策分析的视角来看，国际法乃是国际社会成员为确认、厘清和实现其下述共同利益而作出权威决策的持续过程：维护最低限度的世界秩序(minimumworldorder)，即，使未经授权的强制行动和暴力最小化，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争取最佳的世界秩序(opti2mumworldorder)，即促进人权、健康和环境保护、贸易与发展、社会正义等价值的形成和共享。追求最低限度和最优的世界秩序，都需要基于共同利益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与行动，动员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资源。

在全球资源争夺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目光投向北极。尽管俄罗斯在北冰洋底插上国旗的行为实际上仅仅是一种象征性举措，因为无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或者一般国际法，这一举动本身都不具有确定的法律意义；但是，对于这一举措可能导致的连锁反应和带来的问题，我们却不应等闲视之。它表明，气候变化、能源和资源争夺将成为国际关系中日益突出的一个主题并将深刻地改变世界。而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完善相关国际法制度、使之在国际秩序的建构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已经成为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和挑战。公务员之家

法制构建范文篇10

一、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民主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这是因为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首先，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能够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表现在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就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党要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努力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第二，法制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越是繁重，越要增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越要注重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依法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引导和规范各种社会行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制保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要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要求，不断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不断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第三，民主法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人民当家作主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人民群众对社会事务参与不断地扩大和加深，人权状况改善和进步，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政治条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才能使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谐,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

二、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作用是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保障

重视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优势，是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保障，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民主法制建设、构建和谐南明有机统一起来，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党对人大、政协工作的领导。区委要始终坚持定期听取和研究人大、政协工作，帮助人大、政协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并坚持在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部署前，主动、及时与人大、政协党组沟通情况，认真听取意见，不断提高自身决策水平和决策执行质量。同时，要保持完善重大工作由人大、政协全程督办的制度，加强人大的监督作用，提高政协的参政议政能力。并鼓励、支持人大、政协多方面开展好调查研究工作，给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执政提供有益的参考，提高科学执政能力和依法行政能力。保持好目前南明区四大班子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调一致，在全区形成的精诚团结、共同奋斗良好局面。二是要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要充分发挥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大力支持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行好“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特别是要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好党委推荐干部与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任免干部的关系，努力实现党内工作程序与人大法定程序相结合。要大力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提高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水平，不断促进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要大力支持区政协及其常委会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原则，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自觉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使之成为科学、民主决策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特别是要做到重大问题先协商后决策。要把政协的民主监督作为推进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促进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改进工作的重要措施。要支持政协充分运用会议、提案、建议案、调研、视察、反映社情民意等形式开展活动，不断探索民主监督的新办法、新途径。三是要进一步发挥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作用。要切实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供知情知政的条件，确保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作更加经常有序，更加生动活泼，更加富有成效。特别是要建立健全议案、提案的办理制度。对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政协提出的建议案、调研报告和政协委员提案，各级各部门都要高度重视，认真办理，做到有布置、有督促、有检查、有落实。不断提高办理建议、议案、提案的质量和实效，真正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转化为区委、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措施，以推动全区经济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