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育范文10篇

法学教育范文篇1

教育产业化引发的法学教育中的竞价交换，积极的方面在于提升了法学教育机构的社会交换能力，终结了80年代中国法学教育者令人不胜欷歔的经济窘迫――正是中国法学教育家在80年代拥挤的住房、明显不合身的花白中山装，让斯时无数投身法学研究的学子，不敢对“法学者”的社会角色产生向往――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这叫做“经济人理性”。当法学研究生乐于进入个人收益方面具比较优势的社会组织后，上帝知道，我们的社会，将会为此付费。

社会中有两种人须由聪明汉担当，一是法律人，一是医生。他们是为社会组织或个体排解疾患的人。如果他们是由基因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人士来顶替，哪怕他们的社会角色再响亮，他们也往往仅能敷衍塞责，致社会或者个体机体病态更严重。因此，选择和培养法学良材，考据个人基因质素，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社会主义”的。

作为一名关注社会分配正义的人，对于自90年代以来法学教育者经济状况之改善，是欣喜的。法律人经济上没有尊严，会导致法律没有尊严。法律制度，是社会中相当高级的一种设计，需要用充足的、庸俗的物质成果来保障。它和任何社会加魅装置一样，是需要“扮靓”的。法学教育者经济尊严的获得，亦是“社会主义”的。

当法学教育在不断满足自身基本需要之后，教育组织者忘记服务社会之目的，仅仅变成权势和金钱的俘虏，就需要对分配正义矫正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再行矫正。尤其是需要关注贫穷无势者的法学教育权利，保障法学教育产业化中，此类“最少受惠者”权益不被剥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剥夺弱者则满足不了“强者”的分配份额，于是法学教育进入了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

法学教育事不关己，但是对法学教育之野蛮时生的各类现象，人们难免会产生遗憾――这和遗憾80年代中国法学教育者的经济窘迫一样。不合理之社会机制运转，是需要额外付费的，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它直接导致“幼稚的法学”成为得志后的“癫狂法学”。所谓“癫狂法学”，就是讲不清道理、仍然叫“法学”的“法学”。“癫狂法学”，无疑是法学教育野蛮时代之学术衍生物质。

法学教育范文篇2

一、中国法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定位不清。法学教育应当如何定位？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是大众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是人文教育还是科学教育或者是二者兼有？现在把法学教育当作通识教育的做法，使法学教育脱离了职业特性。高水平的法学教育理应保证相当比例的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机制，即法学硕士、法学博士以及博士后的学历教育，这是正规法科院校所应承担的责任。这里的“高层次”主要指的是相关课程的精专，以及培养方案的学术化和专业化，而绝不仅指硕士、博士、博士后这些表面的层次。

（二）独立发展程度不够。中国法制建设中存在大量的本土因素，纯粹的“法律移植”多存在于法律规则领域，却无法与法律规则一同进入人们的交往行为领域，取得大众的心理认同。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仍然在借用来自西方的法学术语、法学分析工具，但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寻求着新的法学学术范畴和研究模式。这一事实强烈地刺激着一些法学家开始关注中国问题，研究中国法律，创造有别于从西方引入的“中国法学”。

（三）职业技巧培训不足。中国法学教育还没有系统地对受教育者进行足够的从业技能的训练,在教学中主要采用填鸭式教学方式，而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讨论式教学这些教学模式还在初步尝试阶段；各类考试中的案例题的比例还不高；由于课堂教学的安排和实施，或操作上的不便，实习课普遍不被重视。法学教育目前的低起点与法律职业高素质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如何克服这个矛盾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之道。没有很好掌握职业技巧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就难以适应法律职业的相应要求。

二、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构想

（一）改革现行教学体制。高等法学教育改革不仅要缩短学制，还要改革教学内容。首先，法学院毕业生应该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应当是适合现代职业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合格的职业法律工作者与非职业法律工作者的区别并非在于掌握法律条文的多少，而在于是否理解法律原理、原则和把握思想的精髓，并能熟练加以运用。一个现代的高等法学教育系统不仅要造就社会急需的应用型人才，还必须为在科研上有发展前途的学生提供深造和专门培养的可能性，以保证法律基础科学研究后继有人。其次，在法学教育中要引入互动教学模式，并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核心是所有的课堂活动都可通过利用学生自己带进课堂的信息来完成。先由学生针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然后再通过归纳和总结找出较好的方案，使课堂教学活动的内容与学生建立密切联系

法学教育范文篇3

现今，我国国内的法学教育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其中确实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教学模式和经验教训，然而，还是有很多突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比较明显的就是“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仍然占主导地位，这种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其自身的优越性，但对老师和学生却也是另一层面上的限制。我国的教育模式很大程度上受传统教育中文史哲的影响，使得法学教育注重培养法学精英，重理论而轻实践，导致很多法律人才实践经验的缺失。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上就是以老师讲解为主，更加注重理论知识的培训，缺失了对法律内涵的讨论。实践教学主要局限于被动式的案例讨论、无声的审判观摩（法庭旁听）、程式化的模拟法庭和断裂式的毕业实习等四种形式。首先，案例讨论教学这种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学生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但这种教学方式一般都是老师提出问题，然后学生分析解答，决定权主要在老师，学生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难以形成自己的见解，老师所提问题限制了学生对所学专业理论知识的吸收。并且，老师所提问题可能没有考虑到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仅仅围绕法律本身，使法律缺失了其社会效应。审判观摩的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是实践，使学生真正接触到具体案件中，但是这种教学方式并不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加上老师不能及时根据案件中所涉及法律知识要点进行讲解，学生还是不能灵活运用法律知识解决相关问题。模拟法庭教学对于加强学生对法律知识的运用有其自身的优越性，然而，其中所设计的案件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和预想，难以达到真实的效果，使学生不能更深层次的思考案件本身，很难引起学生积极主动的思考。毕业实习在某种层面上补充了其他几种实践教学中的缺陷，并且提升了学生分析处理案件的能力，然而，由于实习期通常在学生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年进行，实习时间较短，学生常常不能参与到案件的整个过程中，大大降低了实习的质量。而且，临近毕业，学生可能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实习中去，因此实习效果可能也不够明显。

二、法学教育目标的明确定位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法律的要求总是在不断更新，因此法学教育目标的确定也应跟随社会发展的脚步动态变化。法学教育目标应当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要求，不能完全按照国外的模式生搬硬套，而是结合自身需求，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所以，在确定法学教育目标时，需要充分全面的考虑法学教育当前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弄清楚法学教育的内涵，确定符合本国发展需要的法学教育模式和法学教育目标。因此，在我国的法学教育改革中，利用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资源，实现法学教育的分层化，不仅要大力推广素质教育和精英教育，还要加强法学教育的职业化和大众化。法学教育的大众化符合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对基本法律的需求，法学教育的职业化符合法律职业的需要。

三、法学教育目标实现的对策举措

（一）完善法学教育方式。首先，需要完善课堂教育模式，学生不仅要学习相关法律知识，还应加强课堂上的讨论，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消化吸收。由于法学知识枯燥难懂，于是对于刚开始学习的法学专业的学生，就算老师在课堂上讲解之后，可能还是有很多知识难以理解消化，因此，课堂上的讨论还是相当有必要的。适当的讨论不仅可以活跃课堂，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还能对相关重点难点进行深刻探讨，加深印象。通过老师授课加上课堂讨论的方式，更好的帮助学生融会贯通所学知识。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其他一些方式辅助学生的学习，例如模拟法庭等等，使学生亲身经历，让所学知识得到发挥利用。（二）法学专业课程进行优化。对于我国的法律教育模式还比较的呆板，不能够在教学中使学生得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可以参考下美国的教学，借鉴下他们的顶点课程。这一课程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美国法学本科的教学课程。这一课程正像他的名字一样，属于本科法学课程系列中的终点课程，它能够充分的考察和提高一个学生的能力。这种课程因为在教学过程中的效果明显，而被各个国家引进学习用于教学中。顶点课程被用于高校高等教育法学改革之中，具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三）构建科学测评体系。为了能够达到更好的督促作用，构建一套完整合理的科学测评体系是相当的重要的。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这一套测评体系制定出比较完善的考试题型，可以评估教学完成情况，教师的教学质量还有学生的学习状态。对于宪法学的考试命题需要很高的要求，命题人员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对当前的命题方向能够很好地把握。一套比较好的考题，既需要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习水平，还要考察教师的教学质量。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为适应我国快速发展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法律教育改革仍需不断进行，在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充分结合我国国情，在保证法学教育素质化和精英化的同时，还要保证大众化和职业化，为我国的法制化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杨莹 单位: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郭德香.论国际先进法学教育模式对我国改革之借鉴[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02）.

法学教育范文篇4

一、中美法学教育比较概述（现状的比较）

（一）管理体制比较

1、中国的法学教育管理体制在中国,与改革前的国有企业一样,大学也分别由不同的“主管部门”管辖。按照“主管部门”在国家权力架构中的位置,设有法学院(系)的大学,主要是国立和省立两类院校,还有少量是市辖,其中许多院校设有法律系。在学校与主管部门的关系上,高等学校基本上依附于主管的政府部门。教育主管部门通过控制大学的重大事务（如校级官员的任免、人事编制、统编教材的编写、计划内招生人数，教师职称评定、经费使用等）和稀缺教育资源的分配（如科研项目、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等）对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整个高等教育行使着直接的控制权。但又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关于法学院批准条件和资格审查的规定，任何一所大学基本上都可以自主和决定法学院系或法律专业。这样，一些大学在缺乏最起码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的情况下也开办法学院系或法律专业，严重影响了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2、美国的法学教育管理体制美国的法学教育是由全美律师协会(AmericanBarAssociation,简称ABA)和美国法学院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LawSchool,简称AALS)进行统一管理的，主要由ABA负责。ABA在美国的法学教育中具有极高的权威,只有经其认可的法学院的毕业生才有资格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和成为律师,而数量不小的州律师协会承认的法学院的毕业生只能在本州执业,或充当律师的助手。A-BA把法学院作为“律师职业的守门人”,对法学院的要求非常严格,每年要对这些学院进行评估,以确保“产品”的质量。而政府对法学院的控制,以政府补贴作为维系其关系的纽带。由于政府补贴相对有限,政府的间接管理并不起多大作用。在这种制度下，美国法学院实现了高度的学术自由、教学自主和高校自治。

（二）教育目标

1、中国“学术教育型”教育目标法学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到底应当成为培养未来的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者的职业教育学院，还是应成为一种培养国民素质的通识性教育或培养学者和法学专家而教授法学理论和系统法律知识的研究学院———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而我们至今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从教育制度设计上说，中国法学院校应负责学术教育和职业训练两项教育内容。但目前而言，法学院实际上主要是进行学术教育，职业训练主要表现为大学期间的实习。由于实习时间安排在大四下学期，学生此时大多忙于毕业论文及找工作，根本无暇真正去实践，同时实习制度又缺乏严密的组织管理，通常由学生自己联系实习单位，因而使得实习实际上流于形式。最后，法律职业训练的任务转嫁到了用人单位的头上。正因为这一点，法律实务部门对法学院的教育方向、内容和方法不断提出质疑和批评。于是，人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建立专门的法律职业训练机制是中国司法改革和法学教育改革刻不容缓的工作。但职业训练教育是否还应交给法学院，或者说我们应该学日德式还是学美国式，尚无定论。2、美国实用主义的“律师型”人才培养目标美国法学院的教学目的不只是教授法律,更是教授“法律人技巧”。法律浩如烟海,而法律的变化与知识的更新又如此之快,使得要在有限的三四年时间内灌输给学生今后职业生涯中可能会用到的所有的法律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美国法学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学生知道某种法律的具体规定,知识的传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理解法律的运作机制,教会学生能够具有法律人特有之思维能力,包括理解能力、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去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这种“利用最少的时间,掌握最多最实用的东西”教育理念实际上就是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在法律教学上的体现。

（三）办学层次

1、中国多层次办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专业成为了全国高等教育最热的专业之一。我国法学办学层次呈多样化趋势,从中专、大专、本科(学士),一直到硕士、博士,共存在5级层次。1996年以来又学习美国的J.D.教育开始招收法律硕士。此外,一些师资力量较强、教学科研水平较高的本科院校,还有法学的第二学位(学士)教育,其招收对象为在校的非法学本科学生,学制二年。这种法学专业遍地开花的结果使得学生整体质量不高，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一方面社会急需大量法律人才,另一方面大量的学法律的学生因不适应社会需求而无法就业的尴尬局面。2、美国本科后教育常规的美国法学教育要求学生在进法学院前须有一个非法律的第一学位,属于大学本科基础教育后进行的一种以培养律师为目的的职业教育。报考法学院的学生,通常要求已获得某个学院或大学的文学士学位或理学士学位,并且要通过竞争激烈的法学院入学考试。其中不少学生已经取得其他学科的研究生或者博士学位，但法学院在决定是否录取时依据的仍然只看申请者的本科成绩。学生毕业后授予法律博士学位(JurisDoctor,简称J.D.)。J.D.教育是美国法学教育的核心和生命,获得该学位是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和成为律师的先决条件。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律师、法官、法学教授都是J.D.毕业。尽管除J.D.外还有包括一年制的法律硕士学位(MasterofLaws,简称LLM)和三至五年的法律科学博士学位(DoctorofJuridi-calScience,简称JSD)等,但这些学位对从事律师工作并无帮助,除有志于从事某方面研究或外国学生出于“镀金”考虑外,很少有人会继续攻读。

（四）教学方法

1、中国“填鸭式”讲授教学我国属于以讲授为主要形式的大陆法教学方法。我国法学教材内容多以政策、法律的条文为根本,为政策法律作正当性注释。法律院系注重法典制度,凡民刑各法均依据条文,以讲授理论为主,研究判例为从。与法条教育相适应,流行于我国大学讲坛的法学教育方法为“填鸭式”讲授方法,这种方法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法条逐条注释,论述其如何的合理与适当。而在直接涉及实际运用和具体社会问题方面,则相对较少。学生的阅读范围局限于法学教材,教学以讲座和集中讲授法典及其假设案例为主,课程设置上重实体法而轻程序法；在课堂上强调教师的系列讲授而非与学生讨论,旨在向学生传授知识。所以,一个教授在课堂中拥有几百名学生,是司空见惯的。尽管案例教学法、讨论课、实习等教学方法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加以采用，但是并没有改变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的模式。2、美国案例实践型多样教学美国的法学教育因为在性质上属于职业教育,其教学方法围绕职业教育而设计，有案例教学法、诊所式法学教育课程以及辩论课程设计等。案例分析教学法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兰戴尔教授提出，从最初以讲授法律规则和原则为主,发展到包括教授分析问题的技能、口头辩护以及语言表达的技能在内，并吸收古希腊苏格拉底教学法的特征。各法学院常常汇集判例,著成课本(casebook),偏重于分析讨论的研究方法,教育学生怀疑一般概括,希望他们独立地摸索出能够发现的任何模式和结构。诊所式法学教育课程和辩论课程设计是在美国现实主义法学运动下的产物，旨在培养学生包括谈判、咨询、会见、事实调查及真正出庭辩护在内的律师职业技能，在与法律援助活动结合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的职业道德感。

（五）师资力量

1、中国法学教育尖端人才缺失我国法学教育中高素质师资严重缺乏，主要原因有：（1）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对法律人才的急需,法学成为热点专业,很多学校为了追求效益,纷纷设立法学专业,而不管自身是否具备办学条件,仅仅在90年代,各师范类院校的政治教育系就地转化为政法系的情况就屡见不鲜。(2)我国本来法学人才不足,加上法学教育在短期内迅速膨胀,教师的数量在整体上的发展远不如学生数量的发展。(3)法学专业是一个社会急需的专业,法科学生毕业之后面临的往往是优越的地位或可观的收入,使得大部分毕业生不愿留在学校当教师，同时教师的收入和待遇偏低,使得相当一部分教师不满现状而离职。（4）除了一些当年留学回国的当时年事已高的老先生外，大多数博士生导师并没有受过系统的研究生教育，没有撰写过严格的硕士、博士论文，甚至论文也很少（注重发表是90年代中后期的事），其主要著作往往是参编或主编的，却是当时最急需的教科书，加上当时的资料很少，因此没有太多的条件指导学生，往往降低了培养的水平。2、美国师资力量雄厚美国法学院的教师主要是从一些最优秀的自愿放弃高收入而选择了法律教研的毕业生中招聘的,这使得教师的学术水平比较高且安心于本职工作。同时,许多教授还兼职律师,这又使得他们能更深入、更广泛地了解社会,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此外,各院校还不惜重金在全世界聘请大师来任教。为了广招人才,法学院聘教授的方式十分多样,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处理,有全职教授、双聘教授、兼职教授、访问教授、全球教授等等。很多大学在得到一些巨额资助后,就重金聘请大师、名师,使自身排名迅速上升。美国实用主义文化对达尔文主义在教师管理中的运用也很具美国特色———围绕竞争开展。每学期一门课程都会安排两名以上教授分别在不同时间、教室授课，一方面可以方便学生协调听课时间，一方面又使教授之间为争夺学生市场而开展竞争，激励教授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六）课程安排

1、中国单一、专才、学术型课程设计中国的法学教育属于专才型法律教育。从课程设置来看，除了教育部确定的公共必修课外，各个法学院开设的课程基本上都是法律专业科。这种专才型法律教育导致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即使成为了法律职业者在解决一些涉及其他专业和领域的法律问题时也都表现出能力不足，在参与解决一些综合性社会问题上的能力极其有限。例如:经济领域的很多立法都是由经济学界主持，法学界的参与能力极为有限。前面已经提到中国法学教育围绕的始终是学术教育，实践课程的安排基本没有。就算是模仿美国J.D.教育而开始的法律硕士教育，在课程设计上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本科生课程翻版，根本没有学到美国J.D.实用主义课程设计的精髓。下面的图标更能直白地反映了中国的J.M.教育与美国J.D.教育课程设计上的差别。2、美国市场导向型的开放性课程设计美国法学教育课程安排非常注重实用性，运用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搭配，比较合理地将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编排在一起。同时注重学生职业道德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开设了法律实践道德规范、律师职业道德、公共利益、职业道德与媒体等相关课程值得一提的在美国法学院没有或极少专门进行纯粹法学理论课程研究和教学的教授，所有教授理论课程的教授都有主要专业，教授一门甚至几门专业法律课程，有些理论课程则由来自外系的教授承担，例如文学（教法律解释学）、哲学（教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学（教政府管理或反托拉斯法）等。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一些专门致力于法律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的研究所或学院（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理学与政策研究项目）,这些研究生教育项目自身并没有齐备的课程，而是鼓励研究生到各有关系院上课，自己选择专业方向，结合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来研究与法律有关的社会现象，实际是广义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七）图书馆作用

1、中国图书馆作用不大在中国，大学图书馆水平良莠不齐，高水平大学（如清华、北大）在学校图书馆的建设方面越来越向世界名校靠拢，但那些没有名气又没有财气的二流大学图书馆就只能起到摆设作用了———藏书陈旧、管理落后、无人问津。而专门的法学图书馆在中国各法学院都基本没有（仅有一些法学专业阅览室，藏书十分有限，开馆时间、容纳阅览者数量就更加有限），它也就不可能提升成为设立法学院的标准条件之一，而把法学图书馆使用教育作为一门课程来安排，在中国就只能是天方夜谭了。2、美国法学图书馆乃其教学基石法律图书馆是美国法学院办学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区分法学院好坏的标准之一。各法学院均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其软硬件设施一般都能满足法律专业的需要，许多一流法学院都为自己有一流的图书馆而自豪。像全美排名第8的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的藏书达100万册,共有全时职员30余人。完整有序的资源体系、技术先进的信息设备和高效优质的服务，使其成为法律学习活动的中心。许多法律图书馆实行每周全日,每日24小时开放,职员三班倒,让你能充分汲取知识和信息。作为法律资料与信息的中心，法律图书馆和馆长、馆员在帮助和引导学生获取法律信息能力和分析法律问题的能力方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此，许多大学要求法律图书馆馆员应具备法律和图书馆学双学位,不少馆员甚至有硕士、博士学位。而大学法律图书馆馆长通常是由一位法学院专职副院长担任。按照有关规定,馆长应该具有法律和图书馆或信息科学双学位，除了负责图书馆的管理外，大多还负责给一年级学生讲授法律文献检索与写作(LegalResearchandWriting)这门课。这门课是法学院一年级的必修课,其主要内容是向学生讲授法律资料、法律信息的情况，如何查找案例和有关立法，包括查找书面法律出版物和网络上的法律信息资源,另外介绍如何把法律运用于具体的案例、如何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等。由此可见,法律图书馆在整个法学教育过程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二、中美法学教育发展历史概述

任何国家之间法学教育现状的差别都不可能是即生的，而是在各自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各国法治背景、人文社会环境等的不同，其法学教育的历史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笔者想从一种历史发展的路径上研究中美法学教育差别的原因和共同规律。

（一）中国法学教育发展概述

中国历史上远在秦朝曾有“以吏为师”模式的法学教育，以传授法律知识为主的实用型师徒式传授模式。这种模式与其说是一种教育模式，还不如说是一种技能和职业的简单传承。这种小范围的以吏为师的实用法学教育一直延续到清朝。这种传授模式不仅以技能和实体规范为内容，更增加了官方认可的儒学内容，运用儒家学说注释律例。但终因儒学倡导的人治理念与法治理念具有内在的异质性和排斥性而抑止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学的发展。加之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封建土地制度对于法制的否定等原因，中国在长期的文明发展史中竟没有形成像样的法学教育。近代后，清末的政法学堂承袭日本法学教育的传统，主要是满足“入仕之人”从政的需要；民国时期，由于司法官、律师、成为一种需要考试的职业领域，法学教育一度成为满足法律职业从业者需要的机构，此时，法学教育同时受到两大法系的影响：如东吴大学受英美法系的影响，注重英美法的教学；朝阳大学受大陆法系的影响，注重法典学习。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法学教育又是在苏联的强烈影响下，定位于“培养政法工作干部”。1958年以后，中国法学教育开始滑坡，直到“”时完全被取消。到70年代初，全国名义上只剩下北大法律系、吉大法律系和当时的湖北大学法律专科，实际上已停止招生。后，当我们经历了无法无天的浩劫之后并决定推行法治并恢复法学教育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地努力强调法学的独立性，强调法学的科学性，强调法学教育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法学教育摆脱传统的“政法”标签，建立起独立的法律系或法学院，法学不再是根据政治斗争需要而用法言法语诠释政治文件的工具，不再是“专政学说”的附属理论，法学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登堂入室，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主要领域。在这种背景下的我国法学尤其忌讳有人置疑它的理论性及其在人文教育中的正当性，因而在有人把法学称为“幼稚的法学”或“没有学术底蕴”的应用技术时，无疑就触动了我国法学教育中最为敏感的神经(也是其薄弱环节)，更加坚定了法学教育者完善法学科学性和加强法学教育学术性的信念。然而当社会舆论认为法学教育脱离了社会实际或法律执业者批评法学教育与实践差距太大时，我们又强调法学的社会性，强调法学教育的职业性和实践性。

（二）美国法学教育历史概述

在美国，独立前的法学教育是以学徒方式进行的。在独立后，对于学徒式法学教育的批评日益增多，一些大学开始尝试正规的法学教育。在整个十九世纪，学徒式教育逐步让位私立法学院或大学中的正式的法学教育。但是早期的美国法学院只是正式大学中的一个附属学院，甚至和大学本身毫无关系。19世纪50至70年代，美国法学教育学院化的中心乃是哥伦比亚大学。德怀特教授提出了法学教育制度化培训的理论，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实践其理论，同时利用其在司法界的地位通过推行一种称为“文凭特权”的制度把进入法律职业领域的控制权交给了法学教育工作者而非执业律师。这一特权自然遭到律师界和没有享受它的其他法学院的反对，1878年全美律师协会（ABA）的成立加速了这一特权的消亡,也揭开了民间组织引领美国法学教育的序幕。这一时期，美国法学院学生主要来源于高中毕业生，法学教育实际上也是大学本科生的课程。美国法学院的正名和学术地位飚升归因于哈佛大学的三次任命：即任命艾略特为哈佛大学校长、1870年任命兰戴尔(Langdell)为新设法学院的院长以及1873年任命埃姆斯为该法学院的助理法学教授。受当时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兰戴尔认为“法律是一门科学，而且只能够在大学中通过印刷出版的教科书来学习”。他对美国法学教育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包括他首创的案例教学法，以及任命没有任何法律实践经验的埃姆斯为哈佛大学第一位新型的学术法律家来推行其案例教学法，开始使法学院逐渐从法律职业中分离出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案例教学法恰巧是他努力学陆法系教授法律系统理论的教育模式的结果，目的是建立一间效法欧洲模式的法学院。这种改革理想通过艾略特校长的努力和他的“社会关系”而使得哈佛法学院的方法被其他学院和学者们所接受。此后法学教育科学化和学院化成为美国法学教育的主流意识。也在这一时期法学教育地位抬升到3年制的大学后教育。20世纪20—30年代，美国形成规模宏大的现实主义运动，并将现实主义法学推向高潮。法学泰斗霍姆斯就发聋振聩地说：“法律的生命历来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学界也认识到单纯地把法律归结为科学并不全面，认为“：法律同时是科学和技能，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职业。”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质疑兰戴尔建立的典范教育模式的叛逆之风愈演愈烈，其中最为强烈的一股是主张以训练法学院学生实际能力为宗旨的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这样一股改革之风是美国法学院师生特别是法律职业界人士对于传统法学教育的反思，是对法学院未能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法律人才的反思和矫正。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了现实主义法学教育改革的主要阵营。由于认识到法学院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与律师界和社会的要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全美律师协会也就法学教育改革问题进行了调研，组织了一些正式机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类课程的发展。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两个项目。第一个是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由全美律师协会组织实施的“诊所式法学教育课”。第二个项目是由全美律师协会在1971年成立的全国初审辩论研究所(NITA)。该所的宗旨是：1.训练年轻律师的辩论技巧；2.发现有效的训练职业辩论技巧的方法和手段；3.训练在法学院讲授这类课程的师资，并鼓励在法学院中开设这类课程。由于该机构的努力，现在许多法学院都开设了这类课程，其教材也被广为使用。

三、历史分析路径视角下的比较评析

分析比较中美法学教育的发展历史，我有如下认识：

（一）学科化和学院化路经的比较

中国这种学科化和学院化的倾向与外国法学教育学院化的倾向貌似神离，因为它们各自产生的基础不同。我国的法学教育是从一种极为特殊的环境中发展出来，即法律制度长期受到忽视、贬低甚至是被砸烂，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从未真正发挥过，法律职业界包括法官群体也从来就没有形成过自身的独立身份，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独特的法律思维、法律职业的技能，那种古代以吏为师的师徒传承式的法学教育也早就不复存在。我国法学教育的学科化和学院化则是针对否定法律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和否定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的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思潮而言。这与美国的法治传统极为不同。在那里律师和法官形成了独立的社会职业团体，并通过这种团体传授着独特的法律技能。因此，美国的法律院系是要把这种单纯靠职业团体传授法律技能和知识的古老教育方法改革成以教授科学为主的现代高等教育，把法学教育纳入大学教育的轨道。这一改革基本上是在19世纪科学大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教育科学化的改革运动。这里的科学化和学院化是针对历史上学徒式的陈旧教育模式而言。如果说美国法学教育学院化带来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那么我国法学教育就更甚一步，因为我国的法学教育受大陆法系学术教育模式影响，但又没有学习到大陆法系中职业训练的教育结构安排，这种学院化的倾向就更加具有片面性。（二）法学教育螺旋式发展表现中美法学教育发展的历史似乎都表明，法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是在其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双重性之间的摇摆中推进的。它从早期的学徒式的经验与技巧的传承和自行摸索模式转变到了学府内的独立学科型的科学和学院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认识的深化，实践性模式又作为系统和科学模式的矫正和补充机制受到了重视。绕了一个圆圈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当然这一圆形的轨迹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我们现在的认识早已不是局限于那种肤浅的师徒传承方式，而是在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法学教育的二重性，特别是体验到二重性两个极端的片面性之后的彻悟，所处的位置显然比原出发点要更高。其内在的二重性不应被视为非此即彼的绝对对立的两极，而应当被视为相依相对、互利互抑的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处理得好，水乳相容；处理得不好，则水火不容。

法学教育范文篇5

关键词：法学教育模式；人才培养；改革

一、法学教育的基本模式及特点

根据教育机构对专业知识传授与职业技能培训的侧重点不同，法学教育模式总体上可分为：专业型教育模式、职业型教育模式和兼顾型教育模式。专业型教育模式以德国、意大利等国为代表。专业型教育模式的特点是，法学院的教育以理论教学为核心内容，侧重于法律概念和法律知识的传授，注重法律思维和逻辑能力的培养，不以培养职业化人才为主要目的，但更注重课堂的开放性和学生的创造性。比如德国，高等法学教育以传授法律专业知识和其他人文社科知识为主；课程设置严格规范，注重学生法学理论知识和逻辑能力的培养；在考试委员会的综合答辩过程中，学生可以就某一学术问题自由发表意见，与教授进行辩论；法学院的教育不以通过司法考试为目的，如果学生毕业后致力于从事法律职业工作，则需要通过第一次司法考试，并进入法院、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实习［1］。职业型教育模式以美国为代表。职业型教育模式的特点是，法学院的教育以培养职业法律人为目的；法学教育设定在本科基础教育之上，即只有取得其他专业学士学位并致力于从事律师、检察官、法官等法律职业的毕业生才可以进入法学院研修法律；教学方式以案例教学为主，通过从案例中抽象出法律规范和法律原理来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同时以“诊所式”实践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用所学到的法律知识解决和处理具体案件，从而培养学生的司法实践能力［2］。职业型教育的教学目标非常明确，即学校通过为学生提供处理法律实务问题的技术性训练，使法学院的毕业生能够具有“像法律职业人那样思考”的能力。兼顾型教育模式以日本、英国为代表。兼顾型教育模式兼顾了法学理论能力和法律实务能力的培养，这些国家在第一阶段即院校专业教育完成后，还设置了专门的职业技能培训阶段，以培养法科毕业生的职业技能，使其具备成为法律职业者的职业能力和素质。比如日本，法科学生在本科阶段会接受法学理论教育，他们在通过司法考试后，可以进入“司法研修所”进行为期2年的职业教育，这一阶段以研究案例、接触司法实践和处理现实法律事务为主，以培养司法研习生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3］。类似地，英国法学本科教育也以专业知识传授和法律思维能力培养为主，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毕业后必须接受“律师学院”或“法律协会”提供的专业技能培训。对高等法学教育来说，无论是以法学知识传授为目的，还是以法律职业能力培养为目的，或者两者兼有，法学教育模式大体上都可被分为2个阶段：一是法学基础知识教育和法学思维培养阶段；二是法律实践教育和职业能力培养阶段［4］。从当前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虽然法学教育并不以专门培养法律职业者为目的，但职业技能训练阶段在法学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即使对没有选择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学院毕业生而言，了解法律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运行，远比学习各种法学概念和基础理论更加重要。

二、我国法学教育模式之困境

我国法学教育在经历了20世纪末的突然繁荣之后，已经进入瓶颈期，存在不少问题，集中表现为以下3对矛盾：一是日益增长的法学院校发展规模与不断下降的法学毕业生质量之间的矛盾；二是高等院校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对高素质法律职业者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三是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教学方法与学生提高综合能力特别是职业能力的主观需求之间的矛盾。首先，我国的法学教育长期以来偏重数量的增加，而忽略质量的提高。在法学学科和专业设置的问题上，我国高等院校法学专业设置的门槛过低，不管是公立还是民办院校，文科或是理科院校，法学专业可以说是遍地开花，目前全国拥有法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已有近700所之多［5］。当前法学专业毕业生严重饱和，随着法学研究生的不断扩招，在缓解法学本科生就业压力的同时，每年也向法学人才市场投放了大量的竞争者。由于长期忽略法学教育质量，高校并不能很好地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法律人才。知识结构单一、实践应变能力差，是法科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后普遍表现出来的不适应性特征。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办学模式无疑会造成人才和教育资源的浪费。其次，在教学模式的选择上，我国长期坚持专业型教育模式。通过对法学专业设置的分化、细化，使学生不断学习和掌握更深、更细的专业知识。法学教育的一个基本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基本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思维，并能够运用所学的各种法律知识解决和处理现实问题。但在强调法学专业系统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同时，却忽视了法学学科的社会实践性特征，导致了原本理论色彩就十分浓厚的法学课堂与社会脱节更加严重。很多法学院学生在毕业时还无法写出一份内容规范的诉状，不能识别与具体案件相关的法律问题，不能根据案件事实寻找解决案件所需要的法律规范，甚至连基本的法庭程序和规则都不懂［6］。法学院培养的法学人才，“有技而无能”“有专而无业”，这是我国法学教育长期忽略社会对法律职业者的现实需求所造成的尴尬结果。再次，在知识传授方式上，我国的法学课堂从来都不以学生为中心。教材是整个教学的中心，教师是整个教学的主导，课堂教学以课程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为基础，无论是探讨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学生总处于被灌输和被教导的状态。这种被动教育模式，一方面导致法学课堂相当枯燥，与社会实践脱节；另一方面也导致法科学生在教师的教导下亦步亦趋，很难养成主动思考的习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更缺乏怀疑、批判和创新精神。学生接受法学专业教育的一个基本动因，是希望毕业后成为法律职业者或从事法律相关工作。但当前很多院校的法学专业课程设置固化，不仅缺少法律职业能力培养的相关课程，更忽视了与之相关的法律职业精神的培养。这就导致许多法科毕业生在参加工作后，不仅缺乏必要的法律职业技能，也缺乏基本的职业伦理道德。

三、我国法学教育模式改革之路径

我国法学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基本完成了规模构建和数量积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应集中在提高教学质量和优化教学内容方面。为此，应重新定位教育目标，改革落后的教学模式，探索新的教学方法。第一，确立多层次的教学目标。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法律职业的优越性特征使其能够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为其法学职业教育提供支撑。而我国当前对法学教育职业化的需求是单方面的，除学生之外，无论是政府、高校，还是法律职业机构，都缺乏推动法学教育职业化的动力。对于法学教育的目标，无论是“精英教育”，还是“通才教育”，都反映了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不甚明确［7］。事实上，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不是一句话或者一个名词就可以概括的。不但本科阶段与研究生阶段的培养目标有所区别，即使在本科阶段，法学专业学生和非法学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也不可能一致。对于非法学专业学生而言，其法学教育应当被定位为“认知型教育”，即通过直观的教育方式认识、了解和学习法律，其实践教学方式应以参观性实践为主。对于法学专业学生而言，其本科教育应当被定位为“专才型教育”，学生应具备非法学专业学生所不具有的专业知识、法律思维和法律职业能力，其实践教学方式应以参与性实践为主。研究生阶段的法学教育应被定位为“精英型教育”，其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法律职业者和理论研究型人才，其实践教学方式则应以自主性实践为主。明确法学教育多层次的培养目标，是法学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改革的基础。第二，法学教育应走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兼顾之路。法学专业的社会性特征，要求法科毕业生除了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和理论能力之外，还必须具备较高的职业素质和实践能力。当前法科毕业生质量普遍下降，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却缺乏专业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重理论、轻实践”教育模式造成的。一方面，不能因短期的市场功利性需求放弃对学生法学理论素养和法律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要求；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传统专业型法学教育模式的弊端，以及学生和社会对实践性和职业性教学的需求。只有在不削弱法学理论教育的基础上，兼顾法律职业培养的需求，才能培养出具有专业素质、职业素养、市场竞争力的高素质法律专业人才。我国法学教育应走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兼顾之路，在当前我国尚未设立专门的社会性法律职业技能训练机构的前提下，在高等院校教育阶段设定职业能力培养目标和训练机制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开设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基础知识的课程、增加法律职业能力的训练、重视学生法律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的培养等，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实践能力。第三，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西方法学教育质量相对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教学课堂以学生为中心，无论是“案例教学法”“实践教学法”，还是“诊所教学法”，其目的都在于让学生身处特定的法律环境，培养学生“像法律职业者一样”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应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重视学生法学思维能力和法律实务能力的提高，尽可能为学生创造法律实践环境［7］。将以前的封闭式教学，转变为以提高学生主动性与创造性为目的的开放式教学。例如，提倡“专题式”授课法，将一门课程分割为不同的专题，在每个专题中与学生探讨最重要的法律问题，增加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这既可以培养学生的主动思维能力，又能脱离教材的束缚，解放课堂；提倡“案例教学法”，在课程中增加实践性和应用性的教学环节，带领学生进行案例分析、举办模拟法庭、组织案件观摩等，使学生跳出书本，融入法律运行之中，变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研究问题，由法律的“观察者”变为法律的“参与者”。当然，法学教育需要改革，并不意味着法学教育不能走“以知识为中心”的道路，但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社会实践，将法学教育的职业因素和内容完全忽视。法学教育“职业化”问题的提出并不是否定理论教学的意义，而是强调当前法学教育改革必须走理论教学和职业培养兼顾的道路。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高校坚持推进教学改革，同时也需要国家政策积极引导、社会广泛支持和学生主动参与。惟其如此，我国法学教育才能走出当前困境，向高层次、高水平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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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冀祥德.对中国法学教育全面反思与展望[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4）.

[6]胡亚球.对我国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与重构[J].法学评论，1999（1）.

法学教育范文篇6

一、攻击防御方法与要件事实概述

所谓攻击防御方法，即当事人提出作为自己请求基础的法律及事实上的主张、对他方当事人的主张进行否认，提出证据申请及对其做出否认、证据抗辩等一切诉讼资料［1］。一般而言，攻击防御方法由原告在诉讼中实施的攻击与被告所实施的防御交错构成。其中，原告为支持自己本案申请的基础提出的一切诉讼资料称为攻击方法。被告为了支持自己的反对请求基础提出的一切诉讼资料称为防御方法。将当事人提出的事实主张放在诉讼标的、原被告对立的立场以及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框架下，攻击防御方法又有另外一番意义。具体而言，攻击方法就是原告所提出使得作为诉讼标的的“请求”具备充分理由的事实主张及证明;防御方法，就是被告所提出的否定诉讼请求的事实主张与证明。质言之，攻击或防御的方法即是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必要的事实主张与证明。在攻击防御方法之中，类似所有权确认诉讼中买卖、继承及借款请求诉讼中的清偿、时效消灭等可以与其他攻击防御方法相分离，并独立审理、判断者可以称为独立的攻击防御方法。必须注意的是，诉、诉的变更、反诉、中间确认之诉、控诉、上告、抗告等本身即是本案请求，而非攻击防御方法。依据权利保护①的民事诉讼目的论，法院如若试图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维持稳定和谐的民事权利秩序和体系，必须判断原告所提出的作为诉讼标的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但问题是，权利或法律关系乃是作为一种观念存在，而不能凭借感官直接加以认识。不论一个国家是否拥有成文法传统，但其法律秩序中都必定包含受其规制的对象在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除此之外，上述规则亦同时兼为法院在国民发生争议之时作出裁判的准则和依据。而在拥有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随着民法典的制定，事实与法律相互分离。民法典所具备的裁判规范的属性要求其自身必定具备一般性这一特质。换言之，民法典所有规定不仅可以适用于特定的案件，而且可以适用于其地域和时间效力范围内所有的“类似案件”。一般而言，民法典以一般方式描述的案件事实(构成要件)被赋予同样以一般方式描绘的“法律效果”。赋予一词意指当构成要件所描述的案件事实存在，法律效果即应发生。易言之，即应适用于该具体案件［2］。将规范构成要件陈述的实际案件与法律适用范围内的法律效果结合，拥有法律要件以及法律效果的法条被称为完全的法条②。换言之，因构成要件实现，法律效果即“有其适用”，这正是作为规范性语言表达形式之一的完全法条所具有的特质。结合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并不是一种主张，而是一种适用命令。制定规范者并非在陈述事实上如何如何，而是在指出法律上应当如此，应予适用。完全的法条在逻辑上意指若构成要件在某具体案件事实中被实现，则即应赋予该事实相应的法律效果。法官判断原告所主张的权利是否存在，正是通过综合判断权利是否发生、是否消灭、是否存在妨碍发生等诸多法律效果来完成的。而法官判断是否存在权利发生、消灭、障害等法律效果又是通过判断各法律效果所对应的法律要件是否存在。如同权利一样，实体法所规定的各个法律要件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因此也无法直接判断，乃是通过判断各个要件所对应的具体生活事实来完成。而法律要件所对应的具体事实即是要件事实［3］。

二、单一主张之攻击防御体系

(一)第一次攻击防御1．请求原因(Klagegrund)。只要被告不承认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请求的旨趣)，那么原告都必须主张能够获得欲求法律效果的实体法规范所对应的要件事实。如果被告承认该要件事实，原告则不用提供证据证明该要件事实。法官可以根据当事人自认的结果径直认定该事实，继而承认原告所主张的法律效果则顺理成章。如果被告与原告就该要件事实发生争议，亦即被告或否认或表示不知道，则原告都必须提供证据证明相应的要件事实。当原告举证不能达到证明标准的时候，举证不成功，法官将不得不认为相应的要件事实不存在，或者未发生。换言之，原告将就此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如果原告的举证使得法官的心证超越了证明标准，法官将认定相应的要件事实存在，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所以，原告为使自己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有理有据而承担主张责任及证明责任的事实为请求原因事实［4］。2．抗辩(Einrede)。被告否认原告主张的事实，即请求原因事实时，原告就有必要举证证明相应的要件事实。除了否认之外，被告仍有办法可以阻却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具体而言，被告可以提出妨碍原告主张权利发生的实体法规范抑或消灭原告曾经拥有权利的实体法规范(权利障碍规定、权利消灭规定、权利阻止规定)所对应的要件事实，亦即权利障碍事实、权利消灭事实以及权利阻止事实以图说明原告的请求无理由。被告主张上述要件事实即称为抗辩。被告对所有抗辩事实承担主张证明责任。被告在否认原告请求原因事实的同时，假定法官认定原告主张事实的情形下所提出的抗辩一般称为假定性抗辩。依据要件事实理论的观点，抗辩必须与请求原因同时成立。具体而言，请求原因事实与阻害请求原因事实对应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障碍事实可以同时成立。请求原因事实也可以与消灭请求原因事实对应法律效果的权利消灭事实同时成立。此外，请求原因事实还可以与暂时阻止请求原因事实对应法律效果发生的权利阻止事实同时成立。必须注意的是，此处所讲的同时成立，乃是从事实层面上而言，两者并非水火不容。但是，请求原因事实与抗辩事实在法律效果上却是无法调和的。也就是说，请求原因事实是为了引发原告所欲求的法律效果，也就证明产生了相关权利。而权利障碍事实则是为了证明相应权利并没有发生。同理，权利消灭事实并没有否定曾经产生了相应权利，但是该权利也因为出现了权利消灭事实而消灭。权利阻止事实与权利消灭事实一样，并不否认原告曾拥有某项权利，但因权利阻止事实的存在，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并不能立即行使。

(二)第二次攻击防御1．再抗辩(Ruplik)。针对被告提出的抗辩事实，原告可以否认。当原告否认被告提出的抗辩事实时，被告则必须就抗辩事实举证。除了否认，原告还可以针对被告提出的抗辩事实提出新的事实以阻挡或消灭抗辩事实产生的法律效果。换言之，原告可以在承认抗辩事实的基础上提出反对法条对应的要件事实以证明被告的抗辩无理由。此时，如果被告对原告提出的要件事实有争议，原告就必须就此提供证据。上述原告必须承担主张证明责任的事实为再抗辩①。再抗辩事实与抗辩事实的关系，如同抗辩事实与请求原因事实的关系一样，在事实层面是可以同时成立的。再抗辩事实可以使得因为被告提出权利消灭事实导致消灭的法律效果复活，也可以使得因为被告提出权利障碍事实而未发生的权利重现曙光，还能为因被告提出权利阻止事实而未能即时行使的权利扫清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与抗辩事实可以同时成立，并且消灭抗辩事实产生的法律效果的事实，但如果其产生的法律效果与当初请求原因事实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不同的话，就不是再抗辩。在这种情形下，与当初的请求原因事实及抗辩事实并列构成独立的请求原因事实。2.再再抗辩(Duplik)。针对原告提出的再抗辩，被告可以否认，也可以在否认的同时提出再再抗辩。理如前述，再再抗辩事实乃是在事实层面上可以与再抗辩事实同时成立的事实，且在法律效果层面上能够消灭和对抗再抗辩事实产生的法律效果并最终复活抗辩事实所对应的法律效果。被告对于再再抗辩事实承担相应的主张证明责任。如此往复，针对被告的再再抗辩，原告可以提出再再再抗辩，并对其承担主张证明责任。再再再抗辩事实与再再抗辩事实的关系一如此前每组攻击防御方法的对应关系。上述构造便是当事人之间一轮又一轮的攻击防御体系。

三、复数主张之攻击防御体系

上面我们提到了当事人之间攻击防御的体系化构造。但是，上述构造的前提乃是原告在每一次主张的时候都仅仅提出一个权利，被告也仅仅对此提出一个抗辩。然而，如果当事人提出数个攻击防御方法，彼此之间的关系又当如何呢?

(一)假定性主张与假定性抗辩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必须向法院主张权利发生、障害、消灭的要件事实(法律事实)，如若当事人的主张有数个，当事人从而希望法院根据一定的顺序作出判断。因此，主张因当事人主观的先后顺序分为主位主张和假定主张。顾名思义，主位主张即原告希望法院首先做出判断的主张。假定主张则是在主位主张不被认可的情形下，当事人希望法院认可的次位主张。当然，这种划分仅仅是当事人的一种主观愿望，民事诉讼不可能按照当事人所主张的顺序进行。换言之，法院即便依据职权认可次位主张未尝不可。当然，如果法院准备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必须对全部主张加以判断。相反，承认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只要认可一个主张即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假定主张也是预备性主张。相对应，假定性抗辩则是在妨碍原告请求的主张超过两个以上时，原告希望法院按照自己期待的顺序做出判断。实际上，与假定主张一样，法院并不受制于当事人的主观顺位，无论先判断哪个抗辩均可。

(二)预备性主张与预备性抗辩①有时候，针对某请求原因，如果仅仅考虑实体法上的法律效果，除了A抗辩之外，同时可能还有内含此两者要件事实的B抗辩。此际，当A抗辩被主张证明的时候，则没有必要主张证明据有相同诉讼机能和效果的B抗辩。反之，如果A抗辩主张后没有被证明，B抗辩最终也难以得到证明，所以作为诉讼上的攻击防御方法，仅仅A抗辩发挥了作用，而B抗辩则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但是，即便A抗辩被主张并且被证明，如果针锋相对的C再抗辩也被主张且被证明的时候，主张以A与C同时成立为前提的B抗辩则是大有裨益。这种情形下，B抗辩在与A抗辩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就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此时，应当将B抗辩作为与A抗辩相并列的主张或抗辩，并构成以A及相对立的C为前提的第二次判断的对象［5］。预备性抗辩则是预备性主张的其中一种。也就是当第一顺位的抗辩没有被认可的情形下，事先提出的作为第二顺位的抗辩。例如，针对原告提出的价款返还请求权，被告首先主张清偿作为第一顺位的抗辩，同时主张将债务消灭作为第二顺位的抗辩。后者就是预备性抗辩。预备性抗辩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抗辩，就是抵销抗辩。当被告不仅提出清偿的抗辩，而且同时提出抵销的抗辩时，只要其没有作出反对的意思表示，法院则应将抵销的抗辩作为预备性抗辩。如同前述，预备性抗辩乃是被告的一种主观顺序，原则上并不能约束法官。针对此一原则，抵销抗辩就是一条例外情形。之所以如此规定，其原因在于抵销抗辩对主张者不利，因此法院应当优先审理其他抗辩。

四、具体诉讼类型中的攻击防御体系构成:以买卖合同为例

我国《合同法》中规定了诸多典型契约，其中买卖合同在所有的交易关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因而不啻为最重要的有名合同。在因买卖合同所引发的纠纷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价款支付请求。因而以上述纠纷为例，试看买卖价款支付请求中的攻击防御方法。

(一)攻击方法卖主甲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向买主乙请求支付价款一案中的诉讼标的乃是基于买卖合同所产生的价款支付请求权。因此，原告在诉状中所应记载的本案诉讼标的的请求原因事实，也就是价款返还请求权的发生要件事实。换言之，对于原告而言，其所承担主张证明责任的请求原因事实非常简单，即买卖合同成立的要件事实。在实践中，引起争议的往往有如下三个合同条款:1．价款数额。因为买卖契约乃是移转财产权并支付一定数额对价的合意，因此买卖合同成立的要件除了标的物确定之外，还必须可以确定价款或者决定价款的方法。甲主张缔结买卖合同的时候必须主张价款数额或者相应的决定方法。但是在具体的诉讼中，因为要件事实在不同诉讼中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当事人的主张应当具体到何种程度则需要具体分析。如果甲主张的价款额与法官通过证据调查所认定的价款额之间有差异的话，考虑到甲通常在不损害合同同一性的限度内默示主张不同的价款数额，所以只要在这个范围内，法官认定甲乙之间缔结了与甲所主张的价款额不同的买卖合同也未尝不可。2．价款支付时间。对于买卖合同而言，价款支付债务的履行期限并非合同成立的本质要素(要件)，因此即便买卖双方对合同价款债务的履行期限有约定，卖方也没有必要将约定期限及期限到来作为请求原因予以主张证明。对于合同价款履行债务而言，履行期限合意仅仅是买卖合同的附带条款而已，而非本质要素。就付款的主张证明责任而言，因为付款本身并非相应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所以其主张证明责任应当归属因其受益的当事人。因此，卖方甲没有必要主张期限合意以及期限到来，期限合意乃是买方乙应当主张证明的抗辩事实，期限到来则是卖方甲针对期限合意应当主张证明的再抗辩事实。3．标的物的移转交付及所有。因为标的物的移转交付也并非买卖价款支付请求权的发生要件，所以卖方甲也没有必要在请求原因中对此予以主张证明。当买方提出同时履行抗辩的时候作为再抗辩提出即可。因为将他人的财产权作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同样有效，所以卖方甲也没有必要主张证明在缔结买卖合同的时候，标的物归自己所有。

五、攻击防御分配之思维养成与民事法教育

不论是民事审判的法官抑或是从事民事的律师，必须能够从活生生的纠纷事实中明确适当的作为法律争点的诉讼标的并组织有效的攻击防御。要件事实论教育正是给予广泛法律知识、传授民事审判的技巧，培养法律思维的教育方法。通过不断思考主张、证明责任的同时学习法学，从而更加广泛深入地考察各个制度以及权利的旨趣、社会活动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人际利害关系，借此，亦可以获得广博的知识、培养法律思维。法学院中的研修内容“要件事实论”处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中间领域(交错地带)，就字面而言乃沟通实务与理论之间的桥梁。要件事实论与其说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性，不如说是谋求具体合理的处理现实裁判的实践需要。要件事实论虽然是日本司法研修所孕育发展的法律理论，但却是一种广泛适用于成文民事法体系的实务教育。如果能在我们的法学院中正确教授学生要件事实论的话，那么可以自由灵活运用要件事实的律师进入社会从事广泛的律师业务后，要件事实就不仅仅是法官和律师在法庭上的共同语言，而是在一般的社会活动中，国民与司法或者说是与法律相关的“共通语”。

(一)民法教育与实务教育1．法学院的民法教育以建构理论和实务之间的桥梁为使命就必须以要件事实的思维方式作为指导。要件事实通过从证明责任的角度出发，加深对于实体法和判例的认识和解读。反过来，实体法理论又可以为要件事实论提供有益的建议。通过二者之间的互动，真正实现理论与实务之间的相互作用，才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务之间的交流和沟通。2．要件事实论所涉及的法律领域究竟属于实体法还是诉讼法抑或两者的交汇处一言难尽。司法研修所的要件事实论大部分属于民法学，由于又涉及主张证明责任的相关部分，所以可以说又表现出与传统民法学略有不同的侧面。以前的民法教育可以说是静态的平面的权利体系的民法。而法学院中的民法教育必须养成在实践中的法律适用为目的导向的法律洞察力，培养学生运用作为权利判断体系的民法。3．从事法学教育必须联系实务。特别是在法学院乃专门培养法曹的情形下，应该与实务部门通力协作。但是法律不仅仅是裁判规范，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和社会规范。在作为逻辑体系和学问总体的“法学”中尝试分析问题、追溯一定的概念和观念的根本含义、相互关系和历史变迁的话，必须在明确实定法意义的同时，准确地理解把握制度旨趣。4．要件事实论可以说是支配实务的民法等实体法的一种解释学。必须让民法等研究型教员理解这一点。否则，进一步深入传授要件事实毫无可能［6］。

(二)民事诉讼法学教育与实务教育1．将要件事实论相关的体系化基础知识教授给学生的科目当属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的框架、判决的构造以及相关的原理、原则比如辩论主义、自由心证主义、经验规则、主张证明责任等都被涵盖在要件事实论的内容之中。此外，作为理论问题还包括诉讼标的理论与要件事实论的关系、新样式判决与要件事实论的关系等。在民事诉讼案件中，以一定的诉讼标的为前提判断何谓要件事实对于起诉、书写诉状，尤其在争点证据整理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要件事实论对于当事人而言应是应当主张的事实，却又同时是法院与当事人之间争点证据整理的指针，不仅具有良好的教育效果，而且保持在程序上的有用性。因此，就民事诉讼法学而言，客观厘定要件事实的效用范围和界限的同时，也期待要件事实的相关教育不断推广。2．要件事实论固守旧诉讼标的理论，完全无视新诉讼标的理论。对于德国所提倡的证明责任规范说等证明责任的新动向也熟视无睹。但是，在实际诉讼中，并非仅仅依靠要件事实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尽管实务中往往不顾证明责任的所在，由容易提出的一方提出证据，并且尽可能地避免使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但是仍有必要深入研究证明中的证据法上的课题。

法学教育范文篇7

20世纪科技的飞速发展推动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电脑和互联网的出现，正式宣告当代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进入21世纪信息的作用更加明显，每一个人的生存都离不开信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离不开信息，信息已经成为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因素。

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以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为目的信息经济活动迅速扩大，逐渐取代工业生产活动而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

信息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构成社会信息化的物质基础。以计算机、微电子和通信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是社会信息化的动力源泉。

由于信息技术在资料生产、科研教育、医疗保健、企业和政府管理以及家庭中的广泛应用，从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信息社会的特点：(1)社会经济的主体由制造业转向以高新科技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即信息和知识产业占据主导地位；(2)劳动力主体不再是机械的操作者，而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3)交易结算不再主要依靠现金，而是主要依靠信用；(4)贸易不再主要局限于国内，跨国贸易和全球贸易将成为主流。

信息的发展也使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如信息社会所带来的版权问题、隐私问题，还有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的等待我们新的立法和新的法学教育。现代互联网技术使得一些高手可以随意进入他人的信息领域，现代社会屡次出现的大公司商业秘密被公开，美国安全局情报被公开，等等一些事件都在提醒我们信息安全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法律的保护，都是我们法学教育所要面临的新问题。

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信息的发展更加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也加速着信息的全球发展。在信息的传播下，亚洲人的生活方式都面临着西方生活方式的冲击，使得我们原来生活的伦理道德面临着挑战，人们的生活理念在变化。跨国的信息与媒体传播正在向中国和亚洲国家人民传输美国版的西方国家生活方式，他们的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等，所有信息载体无不在传播。现代信息社会已经来了，正在影响着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要做出选择。在生活上如此，在法学教育上也是如此。二、法学教育如何解决新问题

社会在变，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在不停的变化，我们的法学教育一定不能是停滞不前的，面临现在社会信息化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必须不断的改变自己，改变我们的法学教育，这样我们的法学教育才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法学教育。

1.要改变我们的法学教育一定不能脱离我们的现实社会，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农业是我国的重大问题，我国目前至少还有9-11亿农民在农村，二元社会现状从历史到今天都无法根本改变。我国在改变法学教育时不能离开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式，但一定要符合我国的现实社会，不能脱离我国的基本情况，离开农业问题一切都不再现实。我国城市农村的差别待遇，社会保障的差别，长期的农村政策的不稳定等种种问题都是我们需要面临的。

2.我国的法学教育一定要考虑我国现阶段的国民素质问题。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法律意识还处于发展阶段，我们在发展法学教育时一定要加大力度，但也要抓住我国人民法律基础差这个问题。

法律教育必须从基层做起，从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从每一个生活的细节做起，从社会的角角落落做起，确保每一个人都能提高自己的法律知识。一定要在全社会、全中国改变原来法学教育的种种弊端，在现实生活中，从人们生活的本身做起，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接触法律，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法律。

3.我国的法学教育要很好地解决公私财产的问题。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经济制

度是以公有制有主体，各种私营经济并存的制度。公有制在我国占绝对的优势，法律规定共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现实中却成为了唐僧肉。上升到法律问题就是我国法律与现实社会信息的严重脱离，没有一个全面的关于公有制财产的立法，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学教育体制。在私有方面也有不够，我国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是很不够的，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国家在使用私人财产时必须要有合法的程序和理由，而现实中国家机关随意侵犯个人财产的现象到处可见。

现实的一些研究分析，只进行抽象的概念分析私权利和公权利。实际上的情况与宪法规定的情况如此之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理论与现实也不结合，这些都需要法律工作者深入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研究，不能从概念和逻辑上做文章。

4.在现代社会科技信息的冲击下，我们的法学教育会向那个方向发展？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我国的法学教育必将走向开设科学和信息法课程的方向。

（1）现代科技法的体系

第一编科技法总论：①科技法导论，主要包括：科技与法律的关系；科技法的概念、特征、调整对象、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渊源、作用；科技法的基本原则。②科技促进法律制度，主要包括：科技投入与宏观管理制度，如科技贷款、科技基金制度；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科技奖励制度；国际科技合作交流与促进等。③科技成果转化法律制度，主要包括：科技成果转化的组织实施、保障措施、权益保护及法律责任。④科学研究及其产业化法律制度，主要包括：科学研究项目、计划管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高新技术产业认定法律制度；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法律制度、风险投资法律制度。⑤科技组织与科技人员，主要包括：科研机构的法律地位及科技人员的管理及权益保护。

第二编科技法各论：主要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高技术领域或行业进行介绍，可以包括以下内容：①农业科技进步法律制度，如农业技术推广法；②企业科技进步法律制度，如民营科技企业及中小企业扶植、企业技术创新法律制度；③信息产业法律制度，如计算机法、网络法、电子商务法、通信法等；④生命科学法律制度，如基因法等；⑤国防科学法律制度，如核装置法等；⑥其他科技领域或行业。

（2）现代信息法的体系

第一篇：信息法总论：①信息法导论：信息与法律的关系；信息法的概念、特征、调整对象、与其它部门法的关系；信息法渊源，原则。②信息促进法律：信息发展的力度和各种国家政策；③信息产生的其他领域的立法：信息传播、信息储存、等部门的法律。第二篇：信息法分论：①信息安全法律制度，如商业秘密保护；②信息公布法律制度，如互联网信息传输；③其他各种法律制度。

【摘要】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任何事物都离不开时代背景，法学教育不可能脱离社会。当今社会是信息的社会，信息社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法学教育也面临新的挑战。中国法学教育必须抓住这个时机，迎接挑战，解决问题，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

【关键词】现代社会法学教育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法学教育范文篇8

关键词:诊所;法学教育;非政法类院校

诊所式法学教育是美国的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的实践性的法学教育模式，其特点在于无论课堂教学还是诊所实践，均侧重职业能力训练，使用真实的案件和背景材料，让学生会见当事人，调查取证、询问证人，参与谈判、调解甚至审判。以学生为主导训练其律师的思维和从业技能。而随着我国法学教育的应用型、职业化要求的提升，法学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也被提升，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便引入我国。

一、诊所式法学教育在我国的实践和发展困境

（一）诊所式法学教育的中国模式。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职业道德，提供法律援助，促进社会正义。这种教育模式对我国传统教育模式缺失具弥补性，因此，我国各高等院校借鉴“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开设相应的课程，并依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探索各自法律诊所的运做模式，形成各自的特色。比较典型的模式有：综合诊所模式、专门诊所模式、特色诊所模式和社区服务诊所模式。综合诊所模式的实施者为法学教育实力雄厚的法学院，设立的诊所依托强大的科研、教学机构可承办民商刑事等各种类型案件，有比较充足的经费和相对比较完备的设施和师资；施行专门诊所模式模式的学校一般结合学校教育资源和本地情况设立相关部门法诊所。例如：劳动法、环境法诊所；特色诊所往往体现该校特色，例如：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社区服务诊所是就近或在有特色的社区设立诊所实习基地，将法律知识应用到社区建设中，为社区和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实现了社区法律服务与法治事业的共建。这四种法律诊所各具特色，其共同之处在于都和其自身所处的地区和学校本身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最初引进的各高校施行过程中产生了良好效果。但是由于中美在法律传统、教育理念、法学人才培养目标、法学人才培养基础方面存在的诸多差异以及更多的设置诊所的高校在师资、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诊所式法学教育的本土化产生困境。（二）诊所式法学教育在非政法类院校实施的困境。1．经费问题。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较为昂贵。美国法学院的学费高昂，民间也有向高校捐款的传统，可以维持较高的运行成本。在中国的法律诊所普遍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法律诊所活动的开展需要的办公场所和设施，学生需要调查取证、承办案件，指导教师对案件的全程参与指导等都需要经费，而我国各高校的经费来自学费和财政拨款，学费不高，来自民间的捐款很少，非政法类院校法学专业能够获得的资金支持更是比较有限。没有稳定的、充足的经费支持，诊所教育持续发展下去难度可想而知。2．指导教师问题。法律诊所需要有法律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来指导，其最合理构成是除法学专业原有的教师队伍之外，还应另外聘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律师。我国法律诊所教师大部分为法律院系的教师担任，本身需教授传统的法学理论课程，还要专心学术研究，较少具有司法实务经验，即便有兼职律师的实务经验，往往因诊所教育的报酬问题以及需要教师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全程的监督和指导，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不愿意担任。在非政法类院校中这样的问题更为突出。3．学生受众范围问题。诊所式法学教育是一种专业化、精细化的教学模式。由于它需要老师的一一指导,在师资和设施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太多的学生参与，在诊所实践中只适合采取类似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在课堂教学中采取“小班”方式教学，与通常法学课程教学几十人甚至大合堂教授不同,这就意味着只有少部分法学专业学生有机会选修诊所课程。4．法律诊所案源问题。诊所式法学教育需要使用真实的案件和背景材料，让学生办理真实案件和法律事务，在实践中训练律师的思维和技能。但是一方面因为法律诊所的宣传不够，另一方面当事人不愿意将案件交由没有执业经验的学生办理，导致国内很多法律诊所面临案源不充足，学生也无法在真实的案件中学习法律知识和技巧，无法培养律师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心。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往往导致诊所的名存实亡。对以上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经费问题应是阻碍诊所式法学教育在我国各高校发展的最大困境，非政法类院校尤甚。经费困难不仅会直接影响诊所办公设施和硬件条件的提供，还对诊所教师规模、教师对诊所投入、学生受众范围、案源选择等产生影响。

二、非政法类院校实施诊所式法学教育的设想

非政法类院校法学专业在资金上的捉襟见肘意味着如果实施诊所式法律教育就必须采取低成本运作方式。（一）法律诊所类型的选择。美国法律诊所有三种类型：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校外真实当事人诊所和模拟法律诊所。对于经费有限的非政法类院校的法学院系，主要适宜采取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和模拟诊所形式，如果能有充足资金，也可进一步设立校外真实当事人诊所。首先，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日常管理相对相对容易，所须资金也不多，从学校的办公用房中划拨即可，还可利用学校的电话、网络、广播台、资料室、办公设施等现有资源，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诊所值班极为方便，省去交通费用和时间，也便于教师的指导。其次，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既服务于全校教职工和学生，也争取面向校外真实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可以提供法律咨询，也由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办理诉讼案件。这种模式的诊所可节省资金，还可接待真实的当事人，并对有一定信任度的教职工和学生为其解决实际问题，保证案源和学生的训练量。最后，模拟性诊所练习可大量放在诊所课堂教学中进行，首先保证选取真实、典型案件，相关证据和材料均为真实，进行接见当事人训练、协商、谈判训练、法庭辩论训练、职业道德训练等，让学生独自解决问题，并可以进行角色互换，从扮演的角色考虑问题，准备策略。教师始终不给出标准答案，只在最后给予总结。这种训练的针对性具备真实当事人诊所没有的优势，训练的成本只需支付教师的课时费用。（二）法律诊所经费的保障。面对非政法类院校资金投入现状，法律诊所的运作和教育所需资金可通过对原有实践和科研经费的整合取得：首先，争取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经费的支持，使法律诊所的教育模式成为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这部分经费是每个高校每年必须支出的费用。其次，对原先的法学教育资源重新配置，将模拟法庭、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在法律诊所的平台上进行整合。模拟法庭目前在高校中是用来演示诉讼程序的，是法学实践教学的一部分，其运作有学校的资金支持，完全可以供法律诊所使用。而学生的实习占一定的学分和课时，面对很多高校分散实习有名无实，不如将实习的部分经费作为法律诊所的运行经费。最后，可以举办模拟法庭比赛，以此作为诊所课堂训练的组成部分，运用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经费或通过冠名的方式争取到社会资金的支持。（三）法律诊所教育的主体选择。教育的主体包括教师与学生。对诊所教师而言，在本法学专业现有的做兼职律师的教师中确定更为现实。其教学经验和法律实务经验都比较丰富，应当说设立法律诊所的师资条件基本具备，当然应为这些教师的诊所课程设定合理的报酬，否则会挫伤教师的积极性。同时，可尽量争取热心的退休的法官、律师等法律界人士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免费提供诊所教育指导。对学生而言，由于经费和师资问题，不可能使所有学生都加入到法律诊所中。首先是选择参加法律诊所的学生的标准：不仅应当学完法律专业的核心课程，接受过法律专业较系统的训练，有较好的法律思辨能力，而且有法律职业兴趣和团结协作精神。因此，从第六学期和第七学期的本科学生中选择更为合适。其次是选择学生的人数，需要考虑诊所的运行成本、教师的数量、精力及学生的受众范围等。每名诊所教师指导下的学生可结成一个5-8人的办案小组，以小组为单元进行各种诉讼和非诉讼活动。（四）受案范围的确定。对于非政法类院校的法学专业，选择案件除了考虑案件是否有利于学生职业技能力培养，有助于为弱势群体提供提供法律援助，还需考虑办案经费、师资力量、学生情况。首先，立足校园，服务师生，法律诊所的活动主要围绕校园展开，为全体教工、学生提供诉讼和非诉讼法律援助。例如普法宣传、代拟法律文书、参与谈判、诉讼等。可在校园网站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服务信息。受案范围考虑难度不太高的民事案件。这种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许多的法律实践活动都在校园内展开，案源有保障，可利用学校的原有资源，运行成本较低，学生的法律专业技能也能得到训练。其次，可依托学校原有专业资源开展对外业务。在山东交通学院可依托原有的交通法律援助中心和交通司法鉴定中心，设置交通事故法律服务处，解答法律咨询，并可承接交通事故诉讼和非诉案件。这种模式可以依托交通院校的专业优势，扩大影响，形成良好的社会效益，也更利于吸引社会资源的资金支持。（五）法律诊所教育的评估体系。基于法律诊所教育的开放性、互动性，其评价也应当具互动性、开放性。考评可以分为学生自我评价、学生间相互评价、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和外界人事对学生的评价。为达到评价的客观和全面，可以对各种评价设计表格，对于参与诊所训练的学生从学生对法律的了解，在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责任的承担、团队合作、工作态度、工作效率等方面进行评价。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评价,被评价的学生能够及时自我反省、补救漏洞和创造性开展工作，有较大的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1]甄贞主编．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M]．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吴青玉、官玉琴．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中援助式诊所教育实证研究——基于地方高校开展实践教学情况调研结果的思考[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5）．

法学教育范文篇9

一、要件事实论概述

(一)要件事实与要件事实论

在民事诉讼法学领域中，一般所谓的要件事实乃指实体法条文(法律要件或构成要件)所揭示的类型化事实(因为是法律概念，所以名之为法律要件要素或者构成要件要素更为妥当)。而与要件事实对应的具体事实(事实概念)称为主要事实〔2〕。由于有些实体法构成要件难以截然区分法律概念与事实，比如过失、因果关系等，因此，也有人主张将要件事实理解为抽象的法律构成要件，而与之相对应的具体事实则称为主要事实。但是，通说认为要件事实一词与主要事实同义，并无二致〔3〕。近年来，“要件事实论”一词开始被引入我国，但对其研究处于零散状态，尚未形成研究的浓厚氛围。而因研究者视角的不同，各自理解的含义也未必统一。通说认为，所谓要件事实论，是指从当事人攻击防御的角度解释民法，并以证明责任与主张责任为基础考察民法的一种理论。要件事实论与主张证明责任论(明确主张证明责任的理论)不同，但两者又具有密切的关联，在研究对象上有所交叉。主张证明责任论在要件事实论中的意义，仅仅是特别强调根据与实体法相关的学说和判例中所揭示的解释和思维方式分配需要主张证明的具体事实罢了。也正因为要件事实论包含了上述内容，所以要件事实的分析结果必然会对民事实体法的学说和解释学施加一定的影响。

(二)要件事实论的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所谓要件事实即法律要件对应的具体事实，而要件事实论即从事实主张中提取诉讼标的，并以此为出发点将事实按照法律效果纳入请求原因事实、抗辩事实、再抗辩事实等攻击防御体系。因此，要件事实论所展开的工作内容包括:抽出发生法律效果的法律要件，分配法律要件所对应的具体事实的主张、证明责任，规整主张的顺序(请求原因、再抗辩等等)。首先，就主张责任而言，哪一方当事人必须主张某事实，亦即当事人没有主张该事实则面临败诉:(1)当事人即便没有主张与法律效果发生相关的事实也不会败诉;(2)没有主张自己承担主张责任的事实也毫无败诉风险;(3)对于一定的事实，待对方当事人抗辩后主张即可的情形下，此前即便没有主张都毫无败诉风险。换言之，虽然当事人不直接主张请求原因事实即败诉，但因在对方当事人抗辩之前都没有必要主张再抗辩事实，所以不主张再抗辩事实亦无伤大雅。其次，证明责任亦与请求息息相关，即哪一方当事人必须证明该当事实。换言之，规定了当事人在某事实未证明(不能证明)时承担败诉风险的情形。申言之:(1)当事人即便没有证明与发生法律效果无关的事实也不会遭致败诉;(2)没有证明不属于自己承担证明责任的事实亦无败诉风险。因之，若未能充分理解要件事实，对当事人而言，则有未主张应主张之事实、未证明应证明之事实而遭受重大不利益之虞。即便于法院而言，亦有不能准确指挥诉讼的危险。所以说，要件事实在诉讼中所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4〕。从前文关于要件事实理论的定义可以看出，要件事实论并非一门特殊的学问，本质上它是民事实体法的解释论，与一般的民法理论并无本质差异。其只是在分析实体法律要件的基础上，根据主张证明责任的分配基准判断原告与被告各自应该主张证明的要件事实并将其划分为请求原因、抗辩以及再抗辩。正因为本质为民法解释学，所以当要件事实论围绕某民事实体法的规定分配主张证明责任的时候，必须参照与该法律条文的制度旨趣、立法理由相关的判例以及民法理论提供的解释论，才能做到公平、公正的分配。当然，要件事实理论反过来对于民事法学也具有一定的反思作用。具体来说，要件事实论更加关注民法作为裁判规范的一面。要件事实论以法规不适用说、修正的法律要件分类说、主张责任与证明责任必定一致为理论根据，具有浓厚的观念和逻辑色彩。必须指出，既然要件事实论本来就是民法解释理论的一个分支，因此，将要件事实理论体系化、精密化便显得尤为重要〔5〕。

二、民事诉讼中要件事实的作用

(一)以要件事实为核心的诉讼模型

依照要件事实论进行的诉讼有如下理念模型，即原告在诉状中必须记载请求原因事实以及相关的重要的间接事实。答辩状中也必须记载抗辩事实以及相关的重要的间接事实。此外，原告在准备诉状时还必须针对被告的答辩状作出否认抑或记载再抗辩事实(重要的间接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诉讼程序就是主张过程的不断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遗漏应该主张的要件事实(请求原因事实、抗辩事实、再抗辩事实)将会遭致败诉的后果。换言之，要件事实在主张过程中的法律效果主要有二:预防遗漏主张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以及排除没有法律意义的事实主张。因为主张责任乃辩论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上述要件事实机能的意义、重要性就与辩论主义紧密相连。诚然，在实际的诉讼中，当事人因为遗漏主张某个事实导致败诉的情形并不多见。而遗漏主张要件事实往往会使诉讼结果瞬间发生逆转，所以法官不仅对要件事实拥有广泛的释明权，而且会对当事人遗漏要件事实的情形格外关注。尽管如此，并非意味着要件事实的重要性在诉讼程序中有所削弱。对当事人而言，提交诉状和答辩状之际仍然需要具体记载相关要件事实。对法官而言，行使释明权之际，亦有必要充分把握相关事实与法律要件之间的契合性以及与对方当事人主张之间的相互关系。若将来法官的释明范围不断被限定的话，要件事实对于主张过程的规制就更加直接了。另外，排除没有法律意义的事实主张的效果乃争点整理的主要功能。就争点整理的意义而言，比起排除毋庸证明的事实主张，排除没有法律意义的事实主张更为重要。不容置疑的是，争点整理的对象并非仅限于要件事实，往往还会深入案件的间接事实。然而若不首先在要件事实层面确定争点，下一步争点整理根本无从向前推进。以要件事实论对证明过程的规制为前提，按照要件事实论展开的诉讼还可以做如下设想:若当事人未能证明自己负担证明责任的要件事实将承担败诉危险，所以，当事人为了回避这种风险就需承担相应的提供证据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证明过程完全被要件事实论所引导。只要是对己有利的证据，一般而言当事人应当积极提出之。尚且，由于无法洞穿法官心证的“黑匣子”，当事人也倾向于积极提出证据。所以说，作为诉讼指挥棒的证明责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独领风骚未为可知。盖因证明责任的概念，以前的观点认为不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并没有义务配合对方当事人的证明活动。本来这一观点就有待商榷，当事人不负担证明责任与当事人不提出自己掌控的证据并无直接干系，何况证明责任乃要件事实存否不明状况下败诉风险的负担。理论上，真伪不明的情形与判决结果息息相关。随着证明标准下调论的日渐风行，如果有朝一日该理论成为主流学说的话，与证明责任相关的真伪不明的状况也会急剧减少，客观证明责任的功能虽说不至于丧失殆尽，也会日益萎缩。

(二)要件事实理论的作用

对法官而言，要件事实理论具有如下作用:(1)诉状审查。法官最初审查起诉的阶段为诉状审查的阶段。作为诉状中必须载明的事项，诸如当事人、请求的旨趣及原因皆应记载其中。之所以将上述事项作为诉状的必备记载事项，乃是出于特定审判对象(诉讼标的)的需要。同时，也应将诉讼标的理解为一定的权利发生要件事实。法院基于要件事实论审查当事人诉状中记载的特定权利所必要的要件事实是否有遗漏。(2)争点整理。以判断某一权利或法律关系的有无作为审判对象的民事诉讼中，法官必须判断与诉讼标的相关的要件事实存在与否。因之，在辩论准备程序等争点整理的过程中，必然以要件事实为中心整理争点。但在实际的诉讼中，这么说并非贬抑了要件事实的重要性。因为间接事实毕竟只是推认要件事实罢了;要件事实不明，间接事实也只能无的放矢。(3)判决。判决中，法官必须针对原告提出的审判对象即一定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存否作出判断。不论何种样式的判决书，都必须以判断与诉讼标的相关的事实为基础。而对当事人或律师而言，要件事实理论具有如下作用:(1)法律咨询。当事人在法律咨询的时候定会陈述诸多繁杂的事实。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律师在听取当事人陈述的时候，必须要考虑选择怎样的诉讼标的以及相关的要件事实才容易获胜。若律师将要件事实论抛于脑后，定会在当事人毫无头绪的陈述中迷失方向，最终危及当事人的权利实现。(2)起诉。如前所述，诉状必须记载特定诉讼标的的请求原因事实(要件事实)和旨趣。对原告(律师)而言，要件事实论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门技术。即便对于被告(律师)而言，在诉状送达后，也必须考虑请求原因是否充分以及相关的抗辩事实，并在此基础上斟酌证明的难易提出答辩状。(3)争点整理。争点整理程序须以要件事实(间接事实)为中心，已经屡陈如前。总之，对于当事人(律师)而言，要件事实的素养和功底举足轻重，况且在采用辩论主义民事诉讼的当下，当事人都必须在考虑证明难易以及要件事实存否的基础上整理争点。(4)判决。当事人受领判决书之际，必须慎重审查法官是否对争点及要件事实有遗漏，从而决定是否提起上诉〔6〕。

三、要件事实论与法学院的法曹养成教育

学界现在对于要件事实论的评价各有高见，但我们不应小觑要件事实论对诉讼运营以及判决内容的改善所发挥的机能。也正是因为要件事实论有了这样的机能，它才成为大陆法民事裁判的基础思路，即便在现在的民事裁判实务中，法官裁判都有意无意地以要件事实论为基础展开。法学院创设的第一要务乃是培养法律人才。作为法学院实务教育与理论教育的桥梁，要件事实论应该作为课程之一。

(一)法学院的教育目标

当今的大学并非单纯教授学问并培养学术后来人的场所，还必须承担起大规模职业教育的使命。大学的目的在于训练学生适应职业领域的活动，因此，应传授必要的专门知识、能力及方法，使其具备在自由、民主、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从事科学学习并负责任的采取行动的能力，此外，大学必须根据职业社会的需要、实务及必然发生的变化，不断研究并发展学习的内容和形式。法曹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通晓必要的法律实务、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和能力尽责尽职服务于社会多方面法律需求之合格法律家。或曰，法曹教育的目标乃在于赋予法律家在变动社会中应法治国家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宪法之要求从事职业活动的能力。其中，尚包含传授法科学生法律认识、在实务中适用法律的能力以及进步的、科学的操作方法。我国的法曹教育制度应以“统一的法律家”培养模式为起点。亦即，法学院的教育模式应当是培养从事所有种类的实际法律实务以及所有职种———不仅是司法法律家(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人甚至包括行政法律家以及经济法律家等适格法律家的模式〔7〕。

(二)要件事实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我们进行要件事实理论教育的目标乃是希望学生能够体系化理解法律并基于上述理解将法律适用于现实发生的问题。就民法与程序法的关系而言，为了实现更为立体的理解民法的目的，必须将民法与程序法作为一个连续体理解。但是，若要推进理论与实务之间的交流，即便对于实体法，也只有将要件事实论放到实体法的解释中始有可能〔8〕。大学也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考能力为宗旨，所以大学法学院的授课多以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的理论教育为中心，涉及实务的部分也仅局限于判例讨论〔9〕。与要件事实相关的科目有:民事诉讼实务基础、民事法综合演习、律师实务基础论和民事模拟裁判，而真正的要件事实教育则在民事诉讼实务中传授。因此，必须在民事裁判的程序构造中理解作为当事人的原、被告以及法院的作用，同时进行事实认定的基础性训练。必须注意，律师、法官所理解的要件事实并非毫无差别，即便是法学院提供的民事基础科目、实务基础科目中，各科目的教育内容也有所差别，所以，要件事实教育的内容和详细程度也略有不同。在法学院中，依据不同的学说对基本案例实施要件事实教育并无不可。就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而言，法学院应以法学理论教育为中心，同时导入实务教育(例如与要件事实和事实认定相关的基础部分)，在明确意识的基础上推行与实务进行沟通的教育。据此观点，研究者、教员应在授课内容、方法、教材的选定和制作等方面通力合作，以法曹养成为宗旨，不仅注重法律思维的培养，而且注重培养实务中通用的应用能力。授课的方法应当是所谓的双向授课或者多向授课。从笔者的教学经验来看，目前的法学课堂中学生自发性发言还不多，教师和学生以及学生之间的对话多半也不超过两个回合。即使如此，仍有部分学生认为，在双向授课或者多向授课过程中听取其他学生的发言(很有可能还是错误的)往往消磨了他们宝贵的授课时间。不容否认，在充斥学生回答的课堂中，学生的确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但另外一方面，通过双向或多向授课，学生在脑海里思考问题，以图加深理解的同时，教员也可以掌握学生理解的动态，并反映到日后的授课中。实践中，通过讨论意识到自己发生误解、从而加深法律理解的情形并不少见〔10〕。因此，法学院应当坚持双向或多向授课模式。

(三)试题与设问

迄今为止，多数民法的教材、注解等都表现出过度关注制度旨趣、条文存在理由和含义，即便是具体的解释论也以具备何等要件即可以适用、缺乏某要件既不能适用对应法条为中心展开。但是，在具体的民事裁判中，为了具体适用法律以解决纠纷，针对实体法的各个条文，必须明确民事诉讼的攻击防御构造(主张证明责任的公平分配等)、主张权利存在的原告应该主张证明的权利发生要件、主张权利消灭的被告或原告为了推翻被告主张的法律效果所应当主张证明的要件。民事诉讼法科目考试题也要求考生从比较长的描述具体案例的文字中抽出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并针对基本的法律问题分析主张和证明责任之所在，可以说这也涉及了要件事实的基础理论。即便在劳动法、破产法、经济法等科目的试题中，也可以看到要求考生从较长文字的具体案例中抽出具有法律意义事实的设问。作为围绕要件事实的设问，这类试题可以说恰到好处，然而，如何就要件事实基础之外的理论出题，就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试题不能过于注重实务方面，而基本不涉猎理论方面。为了能够使设问覆盖方方面面，可以考虑将各种各样的出题形态相互结合，或者根据年度不同使用略有差异的出题形态〔11〕。就出题而言，要考虑丰富日后出题的形式。如果在民事诉讼法与实体法科目试题中设置关于要件事实的简答题，容易导致考生死记硬背要件事实理论。当我们以要件事实的思维为前提，仿效例题围绕要件事实设问的时候，必须充分意识到上述危险。

法学教育范文篇10

随着社会的多元发展，“诚信”的内涵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一方面联系这诚实守信、重信守诺的传统诚信美德，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社会契约思想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诚信是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市场机场的快速发展不仅快速积累着社会财富，另一方面“金钱至上”的腐朽思想也冲击着社会的道德底线，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首先要求由一个诚信的交易环境。同时诚信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石，法治的不断深化就是国家对公民最直接的诚信体现，没有了诚信那法治也无从谈起。诚信教育应当属于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范畴，是教育者在实施教育过程中，采取符合教学规律的思想教育方法，贯穿诚信的基本原则，加深受教育者对诚信的理解和认识，从日常行为中培养其诚信的品质，养成诚信的良好习惯，促使其主动践行诚信道德。法律行业本身就是一种讲求诚信的行业，对于未来的法律人——法学专业学生来说，诚信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

二、法学教育中诚信教育的现状分析

法学专业的思想政治课程仍然是以传统的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等课程为主，而涉及诚信教育的内容，老师往往是稍微提及，甚至基本未涉及到，可见诚信教育在法学专业课程体系中仍然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在少部分法学专业学校，对于诚信教育满足于对学生提出具体的诚信要求，而没有具体的行为规范来引导学生的行为，诚信教育往往流于形式。“当前一些高校的诚信教育在方法上存在忽视学生教育主体，重理论、轻实践，重灌输、轻引导，重“知”、轻“行”的现象，学生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不能很好的协调起来，对受教育者只是一味的讲大道理，而忽视学生的生活细节和身边小事的教育，忽视学生的道德实践，学生的诚信水平并未提高”。

三、加强法学教育中诚信教育的对策思考

(一)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②将诚信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置科学的课程、丰富的内容，以优秀的诚信文化来塑造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下大力气形成一套有法学教育特色的诚信教育教材、教程体系，充分发挥诚信教育在法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