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假冒范文10篇

反向假冒范文篇1

[关键词]反向假冒、权利用尽原则、物权原则

反向假冒的提法来源于假冒。一方以他人的商标销售自己的商品的，是假冒；与此相反，反向假冒，是一方以自己的商标销售他人生产的商品而该情况显示销售者就是商品生产者的。

国内据说最早引起人们对这种商标的更换行为，即反向假冒，的关注是一件案子。在1994年，曾有个“枫叶”与“鳄鱼”的商标争议案子引起了大家对商标去除行为的注意。案情大体是这样的：百盛商业中心在其出售新加坡鳄鱼牌服装的专柜上，将其购入的北京服装厂制作的“枫叶”牌服装，撕去“枫叶”注册商标，然后贴上“鳄鱼”的商标，以高出原价数倍的价钱出售。这件案件的审判历时四年多，而最后法院的判决主要是从不正当竞争的角度来判决的。至今天人们对反向假冒的认识仍没有一致。尽管在2001年修改《商标法》时增加了一款，即第52条第四款，把“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反向假冒行为作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之一，加以规定。但是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①]所以我想，有必要重新对反向假冒进行思考。而要真正认清反向假冒问题，得对商标权的历史本质有所了解，也有必要对其侵权的本质，以及其他容易混淆的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才能对反向假冒的危害性认识清楚。

一商标权的本质功能

从商标的起源与历史来看，商标的产生与发展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与发展而逐渐地出现和发展的。在早期的工业社会中，它的产生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区别不同的制造者，以便追究责任。但是随着工业的产业化，出现了一批声誉比较好的商品制造者，他们的商品很受消费者的欢迎。这时他们的商品上的标记才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商标来使用。但随之也就出现了一批假冒者。因此，有必要由国家对商标提供法律保护，制止对商标的不正当的模仿或假冒。国家对商标的立法保护开始。商标的功能也就有了转变，已经变为对商品制造者及其商品的区别。这是商标最原始的最本质的功能。最早对商标进行立法保护的国家是法国。1803年制定了《关于工厂、制造者和作坊的法律》，该法第16条将假冒商标视为私自伪造文件的行为予以处罚。1857年，制定了《关于以使用原则和不审查原则为内容的制造标记和商标的法律》（简称《注册商标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商标法。此后其他国家逐步开始制订的商标法。英国于1862年颁布《商品标记法》，美国于1870年制定了《联邦商标条例》，同年的8月又补充了对侵犯商标权行为适用刑事制裁的规定。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也受英国商标法的影响，于1884年制订了以注册原则为方针的《商标条例》。从上述可以看出，这些商标立法保护是保护商标的不被假冒。这种行为主要也是被看作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来加以禁止的。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商标法才与不正当竞争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商标功能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商标权在质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商标权成为一项独立的财产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的生产者与商品的销售者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渐复杂起来，商标的种类也变得复杂化，除了商业商标还有服务商标，功能也逐渐地开始多样化，并不仅仅是区别不同的商品和不同的商品制造者。正如郑成思先生所说的“在市场经济中，在真诚的现代生产，经营者向市场推出其商品时，他们实际出于二个目的。一是切近的，即尽快得到利润；二是长远的，即闯出自己商品的牌子（包括商号，商标等），不断提高市场信誉，以便能尽获得利润，又能得到可靠的，不断增长的利润。”[②]这里所说的第二个长远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商标的品牌，商标就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财产权利，在市场中可以转让或买卖。而且它的价值远远比商品本身的价值还要高出许多倍。这种价值是历史形成的，与商标权人长期以来对商品的投入，对商品服务质量的投入，对商品信誉的投入，对商标宣传广告的投入以及对商标本身的无形投入等等有关。因此，立法对商标的保护不能再停留在原来的层次上了，必须把它当作一项独立于商品或企业之上的财产或者说是财产权来提供保护，商标权人对它拥有完全的权利，独占使用权只是它一个方面，还包括转让权，许可权以及其他的作为财产权应有的收益权，处分权等等。

综上，商标作为工商业标记，其功能有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现在其担负的功能主要如下：一是具有区别不同生产厂家或经营同类商品功能。通过商标，消费者可以区别不同的商品，从而认牌购货，使其需要得到满足。二是商品质量的象征。《商标法》第六条规定，商标使用人应当对其使用商标的商品质量负责。三是具有宣传商品的作用。商标代表着商标所有者的信誉并标示商品质量，通过商标的广告宣传，可扩大商标的影响，引导和诱发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欲望，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四是有利于对外贸易。[③]由上可以看出，商标对消费者而言，最重要的作用是区别来自不同厂家的商品，但对商标权人而言，却是一项财富。商标对商标权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消费者基于对其商品的质量，商品或服务的信誉而产生的对商标权人的一种社会认同。这种社会认可是一种商标权人可以利用的能增长的无形的资产。附贴在商品上的价值。特别越是著名的商标，社会对它的认可程度越高，它上面所涵含的价值就越大。“商标与其标示的商品或服务有着全方位的内在与外在的联系。”[④]商品的生产者通过商标来区别于他人的产品仅仅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使消费者乐于接受他的品牌和商品，以期实现其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一个诚信、有战略眼光的经营者往往不吝巨资在商品的质量、服务和商标的宣传上下功夫，使消费者购买了自己商标所指示的商品就得到了一个可靠的质量保证，一个优质服务的承诺。很多驰名商标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大的影响力，不仅是由于商标的精心设计，更是由于其经营者通过实施科学的经营策略，资产管理和员工培训等保证了产品及其服务的质量、风格，从而使其商标的价值不断上升。法律对商标的保护，是对商标功能的保护，也是对权利人权利的保护。出于对社会利益平衡的考虑。“知识产权法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它是一个在知识产权人、知识产权使用人、与权利人存在竞争关系的主体，以及社会公众之间寻求‘利益平衡支点’的法律规范体系。”[⑤]

二反向假冒的侵权分析

对反向假冒可作如下分类：根据对商品变更程度的不同，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表现形式呈现以下两种：整体反向假冒，即保持所涉及商品的原样，对其本身不做任何变更，而只是作了商标的替换；部分反向假冒，即对所涉及商品作了拆分，只利用该商品的局部，或者将该商品的局部应用到自己商品之上另构成一个整体，然后在自己商标名下予以出售。[⑥]美国学术界对商标假冒行为进行的分类如下：（1）显性假冒，指甲擅自利用乙的注册商标出售自己的商品；（2）隐性假冒，指甲向买主出示乙的货样，但实际出售自己的产品；（3）显性的反向假冒，指甲购买乙的产品，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出售；（4）隐性反向假冒，指甲购买乙的产品，然后在无任何标识的情况下出售。[⑦]

“侵权行为就是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和人身，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以及依法律特别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损害行为。”[⑧]对于反向假冒行为构成侵权理由如下：

首先，这种反向假冒行为给商标权人造成了损害，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损害。直接损害的就是商标权利人的利益。这种利益既包括商品上体现的直接财产利益，也包括企业商标上体现的无形价值。表面上商标权人把商品卖出好像是已经实现了其商品上的价值。但事实上其商标上的利益是受到了侵害。因为从前述的对商标的本质功能上考察，商标从其最初的区别商品的功能到后来的可以成为一项独立的财产权进行转让，这个发展的历史说明商标法的立法目的也有了改变，不仅在于保护商标的财产利益，而且也开始重视了对商标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给予保护了。商标，特别是驰名商标“饱含了创作者的心血与汗水，物化载体的价值与其无法相提并论。……正是由于创作者的精心投入，其智力成果受到了社会和消费者的欢迎，物化于有形载体中的无形产品成为畅销品。”[⑨]这就是为什么驰名商标的价值这么大。“一批假冒商品上市造成的损失除了销售直接减少外，往往会对该商标的市场声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1998年山西假酒事件发生后山西白酒市场一直疲软就是明证。”[⑩]因此对后者的保护显得比前者更为重要。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商标法对注册商标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方式的规定中看出商标侵权的实质，就是对商标权益实现的妨碍。商标的使用范围是，仅限于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商标权的使用方式是，在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上标明或标记核准注册的商标。商标与商品或服务是不可分离的。这是商标独占权，也称商标的专用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商标禁止权，即任何行为只要对商标的专用权的使用造成了不正当的妨碍就是构成了对商标权的侵害，商标权人都有权对该种行为加以禁止或请求禁止。一方没有经过注册商标权利人的同意就把它的商标去除的行为，其实就是对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商标专有使用权的侵害，其表现就是妨碍了注册商标权人在自己的商品上标明自己商标的权利，或者说是“妨碍了注册商标所有权人商业信誉，品牌的建立，使其商业信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11]法律赋予商标注册人享有排他性使用其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利，构成商标侵权的根本原因是这种行为使商标失去区别功能。对方的行为破坏了商品与商标的不可分离性，造成了商标区别功能的丧失，侵害了原告的商标专用权。

如果要达到此目的，对商标权的保护领域应当作扩大的理解。“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智力成果以及工商业信誉是无形的，其本身也是无价的。”[12]对这种权利的保护，不能限于用对物权的保护方式。虽然不能任由权利的无限制地扩张，但是也不能过于限制。如果不能给权利人以足够的保护，将会严重伤害人们对知识创造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目前看来，对这种知识产权上权利的保护是不足的。对专利的保护，我这里暂且不说。就说商标权的保护。如果按照首次销售说，那么某人买了商品之后，故意将商标涂改再出售，或者将该商标商品与黄色物品一块出售，又或者在该商品商标上再贴上一个纳粹的三叉标志等等，所有这些行为商标法上都没有给予商标权人足够的保护。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获得救济，但事实上也是不够的。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对于商品售出之后，商标权人是否有权禁止任何第三人对商标的不正当使用？权利用尽对商标权人的限制是个好的方面，但是也应该对等地给予商标权人一个对他方不合理利用使用其商标或者是损害其商标权的行为给予一个救济的机会。因此，对商标权的保护理应有所突破，不应仅限于首次销售，还应包括在流通领域，进入消费阶段之前。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权利人。

最无辜的受害者就是消费者，不过这不属于我在这里讨论问题。

其次，反向假冒行为与造成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商标反向假冒行为造成的损害上面已经说了，但是也有人主张，认为如果反向假冒的商品只是一小部分，根本不会对商标权人的商标造成任何影响，只有当反向假冒的商品已经占了商标权人商品的一半以上才会对商标权人的商标信誉的建立产生影响。所以前面提到的枫叶案件，商场只是购买了它的几十件裤子，不构成侵权。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反向假冒这种行为的性质，当然这种行为有程度轻重的差别，任何行为都有这种区别。但是行为程度的差别并不会影响对这种行为的定性，只不过是由于行为程度比较轻，它的危害性还不是十分重大或者说明显，一般不予追究而已。对于反向假冒因果关系的认定，主要是把握二点：一，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反向假冒行为；二，商标权人是否因此受到了损失。对于损失的认定，以双重标准来确定，一是实际商品上的损失，即商品销售量因此而减少，降价等；二就是对商标信誉上的损失，，不过这一方面通常无法用一个客观标准来衡量。一般认为只要实施了这种行为就可推定其对商标构成了这种意义上的损害。最后，侵权行为人具的过错。当然并非全部的商标侵权行为都要求对方有主观上的过错。一般而言，国际上通行的观点也认为，对于直接侵权行为不要求有主观上的过错；而对于间接的侵权行为则要求有明确的故意才构成。反向假冒行为属于对商标权的间接性侵权行为。理由如下：1）反向假冒行为人的直接目的不是要利用商标，而是要利用商品来获利。2）行为人对商标的侵害并不是处于一种直接的追求的故意，而是一种放任的故意，只能说是一种间接的故意。3）该行为为直接侵权的基础。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其目的是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或牟取暴利，盗用的是他人商品的质量信誉，因而该行为对原商标所有人的商誉或经济利益具有现实或潜在的危害性。

三易混淆的意见：

1权利用尽原则

德国商标法第24条规定：商标或商事名称所有人无权禁止第三人在商品上使用商标或商事名称，如果该商品标着该商标或商事名称，由所有权人或经其同意由他人付诸流通。这个条款一般被认为是对权利用尽的规定。所谓权利用尽就是指一旦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被商标权人或经其许可的其他人投放到市场上，商标权人在这些商品上的权利即告用尽。故权利用尽也叫首次销售学说。有很多认为反向假冒不构成侵权就是根据这个理由。法院在判决上述案件时也认为商标权人的权利用尽了，而只根据不正当竞争法来判决。权利用尽原则是对商标权的权利的一个限制，主要目的是防止商标权人对其权利的无限主张。但它的适用有一个前提，即商品已经进入了流通领域之后该商品仍标示该商标，而且是商品售出后对其商标的继续利用。这种利用可以叫积极的利用。但是如果是商品售出后对方不再利用其商标了呢？我觉得这里就要分情况而言：一种是用作它途，而不是为了销售。这种情况可以适用；另一种是前述的隐性的或显性的反向假冒行为。这种不使用行为可以叫它消极的利用。对这种利用不应受到本原则的保护。事实上有很多国家就明文规定了对这种行为的禁止：“非经所有权人同意，不得消除或者变动依法贴附的商标标识”[13]法国知识法典在第713-2条中明确规定：注册商标权人享有正反二方面的权利，即有权禁止他人未经其许可使用与自己相同或相似的商标，也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撤换自己依法贴附在商品上的商标标识。澳大利亚商标法第148条规定：未经许可撤换他人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或出售这种经撤换商标后的商品的，均构成刑事犯罪。意大利商标法第11条，第12条规定：任何售货人均无权撤换他人供货人商品上原有的注册商标。商家并不是消费者，分清流通领域与消费领域。在流通领域，商标权人仍有权对其商品及商标拥有对他人不当使用的请示权和抗辨权。

2违反物权原则

对于有人说的，商品买回来之后，购买人就拥有了对该商品的所有权，即物权，对它怎么处分是行使物权的所有权的行为，并无不妥。我想在这里要注意区分物权行为与销售行为的不同。销售行为算不算是行使物权所有权的行为？所谓“物权行为谓以物权之设定、转移、变更或消灭为目的之法律行为。”[14]王利明认为它的成立要求有以下条件：1.物权行为以物权变动为目的。2.物权行为以交付或登记为其生效要件。3.物权行为必须具有物权变动的合意。在商品经济中，商品的流通是通过销售商来进行的，是通过销售商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销售商只是起了一个沟通的作用，商品在销售商手里只是短暂的停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销售商不是消费者，至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是把销售商看作是与生产厂家一样，是站在消费者的对立面的，它需要对产品的质量负责，也要对消费者的信任负责。因此，销售商不能被看作是消费者。它购买商品的目的不是为了了使用消费，它把商品再销售出去也只是为了实现其利润。这种行为并不符合“以物权变动为目的”，并与生产商“达成具有物权变动的合意”的要求。因此严格上说，这种行为只是一个民事合同行为，属于债权行为。故它的销售行为不能看作是行使物权意义上的所有权的处分权，而应看作是实现自己债权的行为。债务人为不确定的消费者。当它要实现自己债权，向消费者要求时也只能就原来的商品，而不能是改换了商标的商品。否则就是对债务人的一种欺诈。，同时也是对原来商标权人的一种违约行为。因此这种观点也不正确。

3与许可生产销售的区别

也有人认为“‘privatebrandimg’（如零售商，特别是超级市场、药品连锁店，将他人的产品购进之后，经许可替换为自己的商标向公众销售的行为）和反向假冒是极为相似的，但是它却是一种可行的市场操作。”从而认为销售商更换商标的行为对消费者不构成欺骗，因而得出这种行为不构成侵权的结果。[15]这种看法混淆了反向假冒与许可生产或指定生产的区别。目前世界知名的品牌在世界各地都有它的生产厂家。这些厂家并不是它投资建立的生产工厂，只是得到它的授权，并且在它的技术指导下生产出来的商品贴上其商标而已。或者说是与商标所有权人签订合同来约定由厂家来生产产品贴上它的商标来销售，从击每年支付它多少费用。这种做法已被世界各大知名企业或大公司所接受。而且公众也都知道他所购买的名牌商品不一定是原厂生产的，但消费者对世界知名品牌仍是如此的信任，丝毫不受到的影响。这主要的一点应该是，这些生产厂家对贴上世界知名商标的产品能够保证质量。也可以说对商标上面所体现的服务的信任。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这个时候可能有人说，消费者买的就是品牌，也就是说消费者买的就是名牌商标。只有这个商标才值这么多钱，而实际的商品是不值这么多钱的。这是消费才一厢情愿的事情。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即使不是商标所有人的厂家生产的，消费者也有权知道是哪个厂生产的。否则就是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其实也就构成了对消费者的欺诈。

当然现在也出现了一种大商场发出招标公告，提出自己要的商品的具体要求，然后由符合条件的生产厂家生产，之后就贴上商家的商标出售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商家力量的强大，它了解市场也知道市场需要什么，从而提出自己需要的产品，并且提出了对产品的要求，或者说是已经设计好了商品，然后只是交由能满足它要求的生产厂家去生产而已。这种情况与反向假冒也是有着质的不同的。不同在于厂家的生产都是按照别人的要求和指定。只有符合它的要求才能算是合格。最重要的一点是，生产厂家与商场的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是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种行为表面上与反向假冒可以说是一样的，没有多少区别。但是只要我们想一想，就会明白这种其实与上面的还是一样，都是按照别人的要求来生产。

因此，从上述中可以看出了反向假冒与这二种行为的重要区别了。这种区别也是质的区别。首先，建立的基础不同。一个是在双方合意的行为，一个是单方存在着过错的行为。其次，对质量的要求不同。虽然在反向假冒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出现商品在质量上并不会很差或者说是一样的，甚至也有可能比它原厂生产的要好。但是这种商品的质量没有得到保证。而另一种是在对方的技术指导下，或者说是按照对方的质量要求来生产的，有质量的保证。

四对保护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的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现阶段我国对商标的保护水平还是与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大段的差距。对商标的保护实质是为了维护我国商品走出国门，打开世界市场的大门。发达国家对商标保护的商水平与我国的低水平相比，实质上是造成了一种不公平的贸易壁垒。就如在当年列强入侵中国与中国签订“最惠国待遇条款”一样，中国根本就无法享受到这种平等的权利保护，其实就形同虚设。这对于我国发展民族品牌是十分不利的。特别是正如郑成思先生指出的那样，在目前我国的产品价格与国外的相比还是偏低的，当国外的商家发现中国的产品质优价廉之后，它们就会利用反向假冒手段，大量地购买中国产品，然后换上他们自己的商标，用中国的产品为他们去闯牌子。这样一来，我国企业的“名牌战略”在迈出第一步时，主被外人无情地切断了进路与退路。我们只能给别人“打工”，永远也难有自己的“名牌”。这番话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中国民族企业品牌的危机。特别是在入世之后，我们更需要对我国的民族企业给予必要的扶持才能使它们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好的条件发展。

我国还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有很多东西我们还缺乏经验。特别是对如何更好地利用国际知识产权体系更好地为我国的知识经济服务，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学习如何更好地为本国的企业服务。目前排名世界前500强的企业都是国外的企业，中国只有廖若晨星的几家企业。而世界知名品牌都是国外的居多。中国需要的是让国内品牌尽快地走出国门去。在国际上打响自己的品牌。在这种事实上各国对商标的保护存在着如此大差距的情况下，中国加入国际贸易保护，虽然是出于一种长期战略上的考虑。但是事实上大有壮士断臂的气魄。虽然我们坚信最后一定是会对中国市场的成熟有很大的作用。但现在要面对的是如何面对国外企业名牌的冲击。如果一番冲击之后中国所剩下的牌子已无几呢？那时我们会怎么办？就如现在中国汽车产业面临的尴尬一样，中国已成为世界三大汽车销售市场，但在若大的一个中国却没有几个是真正的中国本土品牌！中国有这么大的生产能力，也有这样的技术，更有创造名牌的条件，为什么中国还是要借用国外的牌子？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耻辱！

从上述可知，反向假冒行为，误导或欺骗消费者，损害公共利益；破坏了交易公平和市场秩序，引发市场交易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助长不法行为，引起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进一步破坏社会秩序；不利于对国内品牌的国际保护等等。无论是对商标权人，还是对消费者，或是对国家社会利益，又或是对自由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经济秩序，反向假冒行为理应受到禁止和惩罚。

注释：

[①]参见金勇军著《评‘枫叶’诉‘鳄鱼’不正当竞争案兼论‘反向假冒’》，《律师文摘》，法律出版社，2003，第二辑，总第六辑，第65页。

[②]参见法苑精萃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法学精萃》（2003卷）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454～455页。

[③]参见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28~529页。

[④]同2，第459页。

[⑤]参见杨明博士著《知识产权与反不正当竞争中的利益衡量》民商法律网竞争法专题。

[⑥]参见谢璐遥著《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及其法律规制》检察日报（2003/07/16）。

[⑦]参见人民法院报2001年04月07日由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法院供稿。

[⑧]参见王利明杨立新编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⑨]参见法律适用，国家法官学院主办，2004年1月刊，第32页，郎贵梅著《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认定和责任确定的制度设计》。

[⑩]黄晖：《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的法律保护》，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248页。

[11]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4）中经知初第566号，载《知识产权研究》（第六卷）1998年。

[12]参见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页。

[13]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三卷第434页。

反向假冒范文篇2

一、问题的提出

某市A、B两企业生产同一种商品，A企业生产该商品的时间早于B企业，生产的规模也大于B企业。B企业将A企业商品的照片用于其企业及商品介绍的印刷品广告之中，并向用户推介。为此，A企业向法院起诉B企业不正当竞争、侵犯A企业的法人名称权。

将他人的商品冒充为自己的商品在广告中向用户推介，除了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外，是否还构成侵犯他人名称权行为？应当如何适用法律？

二、对商品生产者的反向假冒与不正当竞争

“假冒”通常也称作“冒充”、“混充”。所谓假冒是指欺骗性地模仿他人的商标、商号、形象及服务或商品的类似显著性特征。

假冒他人商品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在自己的商品上冒用他人的名称，这是正向假冒，在实践中较为常见；二是在他人的商品上使用自己的名称，即所谓的反向假冒。本文所涉及的对商品生产者的反向假冒是将他人生产的商品假冒为自己生产的商品，在印刷品商业广告中向用户推介。

在广告中对商品生产者的反向假冒是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为《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关于混同行为的禁止性条款所涵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对商品生产者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在广告中对商品生产者的反向假冒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行为，被侵害人有权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的规定要求侵害人以赔偿或补偿的方式承担其民事责任。

三、对商品生产者的反向假冒与侵犯企业法人名称权

对商品生产者的反向假冒除了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外，同时还侵犯了商品生产者的企业法人名称权。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的名称权受法律保护。企业法人有权在其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上署上其名称。未经本人授权或同意，任何人不得对其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假冒署名。为了扩大自己的商品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为了向用户推介自己的商品，在广告中将他人生产的商品假冒为自己生产的商品，侵害了该商品生产者依法所享有的企业法人名称权。被侵害人有权依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要求侵害人以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的方式承担其民事责任。

四、追究对商品生产者的反向假冒行为的民事责任可以同时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民法通则

反向假冒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反向假冒；商标侵权；法律规制；完善建议

商标反向假冒的概念源自美国1946年兰哈姆法(即美国商标法)，在界定这一行为时用的一组词是“ReversePassing—off，字面的意思是“相反的骗卖”或“颠倒的骗卖”。商标反向假冒可以理解为：未经商标权人许可而撤、换他人合法贴附的商标后，再将商品投入市场的行为…。在反向假冒中，行为人是在他人的商品上使用自己的商标。这是反向假冒与假冒商标最明显的区别。

反向假冒分为两种，一为显性反向假冒(expressreverepassing—of)，指侵权人擅自将他人商品上的商标除去，换上自己的商标，并将该商品作为自己的产品再次投入市场流通的行为。二为隐性反向假冒(impliedreversepassing—off)，指将他人合法贴附于商品上的商标去除后并不换上自己的商标，在无任何标识的情况下出售的行为。二者区别的关键在于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前者是利用自己的商标窃取他人的商誉，后者是剥夺他人商誉但侵权人自己并不以获取商誉为目的，手段更隐蔽。

一、商标反向假冒的性质分析

(一)商标反向假冒是不正当竞争行为

诚实守信、公平竞争是基本的商业道德准则。这一准则要求竞争者不得故意编造虚假信息，使消费者在错误信息的诱导下进行交易，也不得通过损害其他竞争者的合法利益换取竞争优势。由于立法的局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尚不完善，但该法还是表达了立法者反对弄虚作假，损人利己行为的旨意。反向假冒可能导致混淆，也可能使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产生不切实际的信赖，这些都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不容。此外，反向假冒还掠夺了他人的产品声誉，阻碍了他人商标信誉的建立，因而是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二)商标反向假冒是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行为

在商品的众多识别因素中、商标的识别功能最为突出．而反向假冒使消费者元法通过商标的指示区别商品的来源。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有秩了解包括商品产地、生产者在内的有关自己所购买商品的一切真实信息，经营者有义务将有关商品的信息，如实告知消费者。反向假冒人更换或除去别人的商品上的商标，提供给消费者虚假的信息，错误地引导消费者做出购买行为，实际上妨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三)商标反向假冒构成商标侵权

反向假冒不仅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且从商标专用权的角度看，毫无疑问，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侵权行为。注册商标专有权包含了“行”与“禁”两个方面，一是“行”的权利，即商标所有人或经其授权的其他人将特定的商标使用在特定的商品上；二是“禁”的权利，即所有人或经其授权的其他人有权禁止他人将与权利人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使用于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行”的权利保障在商品的市场流通过程中商标权人的商标与商标权人的商品相联的权利，除了终极消费者，任何人都无权割断这种联系。“禁”的权利保障商标权人的商标与商品的联系在市场流通过程中不被混淆的权利。任何混淆行为，都可能导致商标的声誉被玷污，商标上的利益被掠夺。将他人标识在商品上的商标除去或更换，从形式上消灭了商标权人在其商品上标识商标的行为结果，直接侵害的是商标权人对注册商标的专有使用权，也是对商标禁用权的非法否定。

二、对商标反向假冒的法律规制

商标反向假冒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它既侵犯商标校人的商标专用权．同时也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而且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会给市场秩序造成混乱，对其他经营者而言也构成不正当竞争。反向假冒行为侵害客体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适用不同的法律，以完成对这一违法行为的规制。比较相关立法，笔者认为．我国应主要适用《商标法》，以规制反向假冒行为。

(一)外国的通常做法

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各国对反向假冒行为的性质认识不一，因此在适用法律上也表现出差别性．但“不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反向假冒都是要受到法律禁止及制裁的。”如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直接将反向假冒认定为商标侵权行为而加以禁止。而在德国、日本、荷兰等国，反向假冒是按不正当竞争行为来定性的。也有的国家将反向假冒行为分别规定在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实行双重的规制，其中最典型的是美国。美国兰哈姆法第43条a款(即美国商标法第1125条a)是最明确的禁止商标反向假冒的商标法条款。另外，该条同时还属于反不正当竞争的总款。此外，美国还在《反不正当竞争重述》(第3版)第5条也将反向假冒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规范。

(二)我国现行法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规制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该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而且，该法还规定了相关的行政责任。

2、《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定了什么是不正当竞争，把反向假冒商标行为涵盖在内。虽然我们可以从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找到制裁反向假冒商标行为的若干依据，但不无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一个明确规范这砷行为的条款。这种情况无疑对制止反向假冒商标行为，保护合法经营者权益颇为不利。

3、《商标法》的规制。我国在2001年10月27日新出台的《商标法》第52条作了这样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四)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本条文明确了反向假冒行为属于商标侵权，商标权人可直接依据此条款保护其在先权利。

(三)规制反向假冒行为，应着重适用商标法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两方面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予以规制，但消费者相对于商标权人来讲，其鉴别能力明显偏低，取证成本要高得多。而商标权人去打击反向假冒行为胜诉后所取得的收益远远高于其所花费的成本。理性的反向假冒者在面对自己的行为肯定会受到打击的负收益结果时．就会选择“不反向假冒决策”。这样消费者和原商标权人的利益都会得到保障，同时市场的竞争环境也得到了保护。

反向假冒既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又构成商标侵权，但相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更易操作：

1、《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对象的侧重点不同。现代反不正当竞争法服务于三重目的．即保护合法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维护公共利益，侧重于保护整个市场秩序的整体利益。商标侵权行为仅是其中被禁止的一个方面，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而《商标法》所保护的是特定的商标权人，侧重于对个体利益的保护，相关的规定更为具体和详尽，更符合商标权是私权利之存在。

2、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与商标侵权构成的要件不同。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件有三：行为主体是从事商品、服务和其他商业活动的经营者；行为人在主观上须有排挤其他竞争者之故意；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或者违背诚信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的行为。其中特别强调了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对于一些不具有排挤竞争对手故意的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都采用列举的方式作出例外的规定。因此适用反不正当竞争，则还需考查行为人是否具有排挤竞争对手之故意或损害竞争秩序之过错，无疑增加了权利人举证的责任和困难，造成对权利人的不公正。而商标权则是一种排他性权利，只要行为人未经商标所有人许可，擅自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志，或者干涉、妨碍商标所有人使用注册商标、损害商标权人合法权益，或者实施了与注册商标可能产生混淆的行为，即构成商标侵权。

三、完善我国商标法规制反向假冒的建议

《商标法》第52条第4款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规定，是吸收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理念，以保护商标权人的在先权利。比较各国法律，并衡量各学说，可以发现我国新《商标法》对反向假冒行为的规制存在一定缺陷。

(一)应对“投入市场”进行扩张解释

多数学者认为“投入市场”应解释为在市场中销售的行为，但在商标反向假冒中“投入市场”主要是指但绝不应仅限于在市场中销信的行为，还应包括任何在公众场合进行广泛使用，如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如澳大利亚商标法规定，在明知或应知注册商标己被篡改或注册商标己被去除或注册商标被欺骗性的使用的情祝下，销售该商品，为销售而陈列该商品，为生产或交易而占有或者进口该商品，同样构成刑事犯罪。这一立法我国应予借鉴。相应地对《商标法》第52条第4款“……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也应做扩大解释，即不仅销售反向假冒商品属于商标侵权，将反向假冒商品用于其他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的行为都应属于商标侵权行为。

(二)应采取举证责任倒置

从我国民事法律规范所确认的举证原则来看，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几种特殊侵权行为采取举证责任倒置以外，对于般侵权行为，均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反向假冒行为并未被我国民事法律列为特殊侵权行为，即被假冒者在诉讼中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在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中，反向假冒者的假冒行为通常比较隐蔽，不易被发现，对于被假冒者的影响也是在长期的经济行为中逐渐表现出来的。通常有了假冒行为，而损害结果却尚未发生，被假冒者无法举证或举证困难，因此．由被假冒者举证难以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对于反向假冒者的行为也难以起到限制作用。

笔者以为，我国应借鉴“TRIPS协议”第45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商标权人要求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侵权人负有举证责任。”将商标反向假冒侵权行为列为特殊侵权行为，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如果一方当事人已经提供可以合理取得并足以支持其权利主张的证据，同时指出能够支持其权利主张的证据处于相对方的控制之下，法院应有权责令另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为了帮助权利人取得证据，只要并非与侵权的严重程度不协调，法院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将卷入制造和销售侵权商品或提供侵权服务的第三方的身份及其销售渠度和效率。这样就可以大大加强查处的力度和效率。

(三)应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我国《商标法》仅规定了补偿性赔偿金而并未提及惩罚性赔偿金，列于难以确定的损失赔偿50万元以下等规定也是模糊的，而实际的损失是有可能超过这一数额的。

对于反向假冒行为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金．使被侵权人在诉讼中获得超过其实际损失的赔偿金，这样就加大了侵权人侵权的成本．缩小了其行为的边界。我们可以借鉴“TRIPS协议”第45条“不仅商标权人因商标侵权所致的利润损失应列入赔偿额，而且也有权获得一定的法定赔偿”的规定，在我国《商标法》中，对于反向假冒所导致的损害赔偿．增加适用惩罚性赔偿金。这样，不仅使被假冒者的利益得到保护，而且还能对假冒者起到惩戒作用。

(四)补充隐性反向假冒立法的必要性

反向假冒范文篇4

关键词：商标侵权隐形反向假冒法律规制

一、由实践看商标隐形假冒行为

有一个案例：原告江苏省如皋市印刷机械厂享有“银雉”注册商标专用权，被告如皋市轶德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从原告用户手中购进“银雉”牌旧胶印机，除去固定在该机器上的铭牌(原告将商标标识同产品技术参数及厂名一起制作成产品铭牌，固定于其生产的胶印机上)，进行整修和重新喷漆后，作为自己的产品无标识销售给其他用户。法院认为，被告在商品处于流通中时，拆除商品的商标，直接侵犯了商标权人所拥有的在商品上标识其商标的权利，割断了商标权人和商品使用者之间的联系，终结了商标所具有的市场扩张属性。因此，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商标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库笔者认为，应加强对商标隐性反向假冒理论的研究，以正确界定商标隐性反向假冒的范围，借以完善我国的商标权保护体系。

上述商标隐性反向假冒行为案例在世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早就出现。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假借他人商品为自己创品牌的企业越来越多，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有逐步增加的趋势，而且，我国现在的反向假冒案件，许多都是国外大公司反向假冒我国的质优价廉的商品。这对于我国起步较晚的民族企业实施的“名牌战略”将是极端不利的。随着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日益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有了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但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驰名商标却屈指可数，这对我国参与国际竞争非常不利。但我国反向假冒的法律规定却并不全面，不能给予商标权人全面的保护。

二、我国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法律规制现状和不足

商标上的假冒，一般指假冒者在自己制作或销售的商品上，冒用他人享有专用权的商标。商标反向假冒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显性反向假冒，即去掉他人商标，换上自己的商标将商品再行销售；二是隐性反向假冒，即去掉他人商标，在无商标的情况下进行销售J。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在客观上表现为向他人虚假地表示商品的真实来源，其实质是一种商标侵权行为。我国修改后的商标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可见，我国法律仅规定了更换商标这种显性的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对于去除、覆盖原商品商标后再次出售的隐性反向假冒行为，则没有予以规范。学者们对反向假冒的探讨也只是意识到了商标法“注重商标权人的消极权利，而使其积极权利被淡忘了”。

由《商标法》的规定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它有自己的特征：1．在行为主体方面，反向假冒商标行为主体包括两类，即与被反向假冒人生产、制造同类商品的生产者，也包括该类商品的销售者在内。2．在行为人主观方面，反向假冒商标行为人主观动机主要是盗用他人产品声誉为自己创牌及牟取不当利润，是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的。3．在行为对象方面，反向假冒商标行为直接指向他人生产之产品，其实质在于盗用或贬损他人产品声誉。4．在行为内容方面，反向假冒商标行为内容则包括：在市场上购进他人生产之商品；以自己的商标标识替换他人的商标标识；将该商品继续投入流通。5．在行为后果方面，反向假冒商标行为有损于行为人之竞争对手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同时也可能损及他人产品声誉。

要构成《商标法》中规定的反向假冒，就要满足以上的要件，由此可看出我国《商标法》规定的内涵小于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即不能完全涵盖所有反向假冒侵权行为，那么，这样的规定对商标权的保护就是不完全的。我国《商标法》注重的是“更换商标”，所以要求权利人的商品本来就要贴有商标，其次还要求侵权人撕去商标后又贴上另一商标，即“去除”和“覆盖”缺一不可。假设，A企业的商品被B企业撕去了商标，但是B企业没有再贴自己的商标就进行了销售(即“隐性反向假冒行为”)就不符合《商标法》关于反向假冒的规定，但是这种行为也侵犯了A企业的商标利益。

三、商标隐性反向假冒的特征及其危害

(一)隐形反向假冒的特征

美国法学界通常将“假冒”分为以下四大类：①显形假冒，指甲擅自利用乙的注册商标出售自己的产品；②隐形假冒，指甲向买主出示乙的货样，实际出售的是自己的产品；③显形反向假冒，指甲购买乙的产品，然后贴上甲的商标出售；④隐形反向假冒，指甲购买乙的产品，然后在无任何标志的情况下出售。显然，我国《商标法》规制的是显形反向假冒，而对隐形反向假冒尚未明确。隐形反向假冒，是指假冒人将他人享有专用权的商标从商品上去除，未在商品上加贴自己或他人的商标，然后在无任何标志的情况下出售的行为。显而易见，这种行为割裂了他人注册商标与其项下的注册商品在思想上的关联性，阻碍了商标权人商誉的建立和传播，破坏了商标最基本的区分功能。从其定义可以看出隐形反向假冒的特征是：1、从侵害结果上看，被侵害商品来源于商标权人，商标权人的商标使用权受到侵害；2、从损害行为上看，是擅自去除商标权人的商品上的商标使之成为无标识产品，将该无标识产品再次投入市场；3、从主观上看，行为人具有过错，其对去除他人商标的行为是明知的；4、从因果关系上看，商标权人的利益损失与去除行为具有内在必然联系，这种近乎“封杀”的行为使商标权人损害了商标基本功能和延伸功能，使消费者不能识别商品的真实来源。

(二)隐性反向假冒行为的危害

由于实际生活中，更多的商标侵权行为是积极侵犯他人的注册商标的权利的行为，很少人关注商标使用者的消极权利。但是，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对权利人的损害可能更大，甚至是不可挽回、致命的。混淆注册商标，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侵占了商标所有权人的市场份额，一些劣质产品会一定程度影响其商标信誉，这些都是可补救和挽回的，损失也是可以计算的(假设受害者向侵权人索赔的情况下)。

而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却可导致，一个商标逐步在市场隐没，最后淘汰。一个企业无法让自己的商标、品牌在市场上出现，根本就不可能取得消费者信任，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其广告和扩大销售也成了无源之水，不可能以自己名义抢占商业空间。无论其商品或服务多么优秀，它永远在“为他人做嫁衣”，品尝不到市场带来的“洞房花烛”。具体来说：l、对企业的危害。(1)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对企业的产品宣传起到了拦截作用，也即对企业产品的广告等进行了拦截。商标，或者是企业的标志，或者是企业某一类产品的标志，对经营企业的品牌，提高产品的知名度，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说，无疑具有战略意义。这种行为阻碍了商标权人商誉的建立和传播。(2)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不利于增强商品的竞争能力，阻碍生产经营者们开展正当的竞争。其不能使消费者对品牌形成一定的忠诚度，使产品流失客户源，降低同其他企业的竞争力。(3)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损害商标作为企业形象扩展、商誉积累、独立价值形态的无形资产功能。其破坏产品的附加价值，不利于企业形象的提升和扩展，不能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效应，弱化企业累积具有独立价值形态的无形资产的能力。2、对消费者的危害。(1)商标反向假冒行为蒙蔽了区别商品和服务来源的功能，对消费者造成售前混淆的不良影响。商标对消费者在商品和服务选购时具有指导作用，而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由于不使用商标而出售产品，消费者难以辨别出产厂家、产品美誉度等，造成消费恐慌。(2)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不利于消费者对商品质量进行监督，也不利于商品的品质的保障。基于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危害，笔者认为宜尽快对这种行为加以规制和完善。

四、商标隐性反向假冒保护的实质和法理分析

创设商标不是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目的。企业是想通过特定商标，让消费者和一般公众对其商品或服务与这个有法律意义的标识产生联系。通过这个特定的商品标识，能辨别出本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不同，即表彰自己之商品与他人商品相区别；能表示所有贴附同一商标之商品具有相同水准之品质；能作为广告及促销商品之主要工具。换言之，商标具有表彰营业信誉、追踪商品来源、品质保证以及广告功能。而这一切功能的基础就是，保证商标、商品的同一性。除了不要让自己的商标贴在别人的商品上，还要确保商标权人在自己的商品上对商标的使用。只有这样，才真正全面保护了商标权。显而易见，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割裂了他人注册商标与其项下的注册商品在思想上的关联性，阻碍了商标权人商誉的建立和传播，破坏了商标最基本的区分功能。

从实质上来说，反向假冒强调的重点还是停留在商标上，而商标隐性反向假冒的保护是把保护中心移到了商标商品的联系上，或者说不再单纯地看待商标，而是将商标保护与商品保护、甚至企业利益保护联系到了一起。商标是商品标识，是商品质量信誉的外在代表，也反映了企业能力，也是企业重要经营手段之一。将商标权人关于商品、商标联系的具体权利有：商标权人有权决定商标产品是否投放市场，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投放市场，在流通过程中商标和商品之间的不可分离的结合，商标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乃至于商标到达消费者之后不被任意撤换等内容。商标之于商品、企业是存在重大区别，但是，不是截然两分的，要想完全彻底保护商标权人的权利，就要将其联系考虑其中。

五、完善我国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法律规制的建议

反向假冒范文篇5

摘要：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是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去除其使用在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或者将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更换为其他商标，并销售这些商品的行为。作为商标侵权行为的一种，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比其他商标侵权行为隐蔽性更强，危害性更大。用民商事法律规制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力度有所不够，但我国刑法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缺乏规定。有必要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以充分保护商标法益和市场经济秩序。

关键词：商标侵权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刑法规制

早在工业社会初期，英国的判例法就开始反对模仿他人商品标识或名称。随之发展起来的假冒之诉在一些典型案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些案例中，原告因竞争者的误导而失去消费者。至于普通法的依据，一般以为，没有人拥有任何权利将自己的商品扮演成他人的商品①，这也算是对反向假冒行为进行制裁最质朴，也是最本质的依据。商标反向假冒的正式文本源白美国1946年的兰哈姆法(LanhamAct)。该法第1125条第127款在界定这一行为时使用了“ReversePassing．off"，即“相反的仿冒”或“颠倒的仿冒”。尔后，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商标的反向假冒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一、商标反向假冒行为

(一)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定义

什么是商标反向假冒?国内外的意见不尽一致。意大利1996年商标法第l2条第1款规定，贸易商可以在其销售的产品上贴附自己的商标，但不能将供给其产品或货物的生产商或贸易的商标去除。

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解释“注册商标所产生的权利”时，规定“消除注册商标人合法附贴在自己商品上的注册商标，然后再进行出售”的行为同样属于“侵犯商标权”。我国2001年修改后的《商标法》第52条第4款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不难发现，意大利1996年商标法只是强调了商品原有商标的不可侵犯；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解释则增加了“进行出售”的行为，并且使用了“消除”这样的词语。相比较而言，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则又更加的详细，包含三个要点，即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同意、实施了更换注册商标的行为、将更换商标后的商品又投入市场。可以说，我国商标法已经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反向假冒行为的框架，但值得做进一步的分析。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反向假冒行为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整体反向假冒与部分反向假冒，显形反向假冒与隐形反向假冒。前者是根据对被假冒商品本身的变更程度所做的划分，整体反向假冒不对商品本身做任何改变，部分反向假冒则对商品本身做了部分的变动；后者是根据行为是仅仅去除原商标还是更换自己的商标所做的划分。显形反向假冒是指更换自己的新商标，隐性反向假冒则指仅仅去除原商标而不做任何更换。至此，笔者认为，可以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下这样一个定义：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去除其使用在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或者将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更换为其他商标，并销售这些商品的行为。

(二)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性质

关于反向假冒行为的性质，学者们的意见也不尽一致。有依据其行为方式认为是商标侵权行为，也有依据其行为的目的认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笔者认为反向假冒行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果仅仅依据某一方面或者从某一部门法的角度来判定其性质是有失偏颇的。考虑到前文对反向假冒行为定义的分析，可以知道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涉及假冒人、被假冒人以及消费者三方的利益，是一个具有多重性质的行为。从假冒人自身角度来说，它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借用他人的产品，省时省力地创立自己的商标品牌或扩大了自己商标的知名度，无形中贬低他人产品的信誉度；从被假冒人角度来说，它是一种商标侵权行为，侵犯了其注册商标的专有权，破坏了商标与产品的不可分离性；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是一种欺诈行为，隐瞒了产品来源的最真实的依据，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侵犯。

二、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法律规制

(一)民商事法律——总体力度不够

反向假冒行为目前只在2001年修改后的商标法中有明确的表述，其他法律尚未有具体的阐述。因此，总的来说，民商事法律规制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力度还有所不够。不过，规制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不是仅存在于商标法之中。根据反向假冒行为的性质以及民商法律规范的特征，能够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进行规制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主要有：

一是商标法。《商标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四)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这是我国关于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明确规定。

二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定了什么是不正当竞争，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当然包括在内。第二，该法第5条第4项规定了虚假表示行为，商标反向假冒即意味着商品质量的虚假表示，可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视为虚假表示行为。第三，该法第9条规定了虚假宣传行为，如果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人利用广告等方法对其反向假冒产品进行宣传，可以视为这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第四，第1l条规定了低价竞销行为，如果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人为排挤竞争对手，以低于进价之价格在相同市场上销售竞争对手生产的商品，则构成此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第五，该法第20、2l、24条规定了受害经营者的诉权和上面三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被反向假冒人可依据这些规定诉请法院制裁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人，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条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第8条规定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第l9条规定了经营者有提供真实信息的义务，不得做虚假宣传。

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谦抑原则的要求，民商事法律的商标反向假冒行为规范是其刑法规制的基础。这种现象也称经济刑法规范对相应的民商事法律规范的附属性或从属性。研究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刑法规制，还得从相关的民商事法律规范入手，紧扣相应的民商事法律概念、行为的要求，构建和谐的商标法律体系。

(二)刑事法律——立法的缺位

首先，我国对于商标犯罪的立法集中于刑法典第213、214、215条，分别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以及非法制造、非法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等3种商标犯罪。以上罪刑条文都没有规定商标的反向假冒行为。然而，从行为性质来看，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具有对社会、团体及个人利益的多重侵害，其危害性要比前述三种犯罪大的多，而且更具有隐蔽性、欺骗性。综合其客观危害和预防难度，商标的反向假冒行为的法益侵害更为严重，因此其犯罪化的依据更为充分。

其次，刑法典中的3种商标犯罪都是商标法第52条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专有权的四种具体行为之一。某种程度上，商标法第52条所规定的四种具体行为的法益危害也具有一定的相当性。对照该条的规定，刑法唯独没有将该条第4项的商标的反向假冒行为犯罪化，实难解释。因此，不管是基于法律体系和谐一致的需要，还是从打击商标犯罪、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角度，都应当研究如何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问题。

三、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刑法规制

(一)刑法规制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依据

其一，反向假冒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巨大。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那样，反向假冒行为是一种具有多重性质的危害行为，它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也是多方面的。再考虑到商标法第52条将四种危害性大致相当的商标侵权行为列举在一起，笔者以为，整体而言，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法益侵害难以低于其他的商标犯罪行为。具体说来：首先，这种行为导致原商标权利人投入的巨大的人力、物力、智力建立起来的无形资产的丧失(品牌增值机会、市场份额和市场利益的慢慢丧失)；其次，这种行为给消费者造成混淆和误认，会增加消费者对商品信息的搜寻成本和辨别成本，使消费者支付更高对价，并且要承担无法获得真正的生产厂家直接售后服务的风险，从而达到侵权者利用他人的商品来树立自己的品牌和商誉的最终目的；最后，反向假冒商标行为扰乱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助长了市场的垄断，增加了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交易成本。实践中，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入，商标侵权的形式会越来越多样化、程度也会越来越严重，商标权利保护的刑法保护已经成为公正的知识产权市场秩序的重要内容。

其二，将反向假冒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精神。根据刑法谦抑原理，一般以为，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即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处以一定的刑罚，并进而通过相应的刑事司法活动加以解决。经济领域的违法行为，学界基于刑法谦抑或轻刑化的考虑，一般不主张将市场层面的违法行为提升到罪刑的规制。然而，第一，前文的分析揭示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民事、行政方面的规制还不足以充分地惩处该类行为。因此，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犯罪化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精神。第二，轻刑化并不排除将具有相当法益侵犯的市场行为犯罪化，甚至根据犯罪情形提高某些犯罪行为的法定刑。所以，轻刑化只是一种趋势，而不是原则。由于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法益危害达到了较为严重的程度，轻刑化也不是刑法忽视该行为的理由。当然，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保持一定的谨慎也是必要的。打击面太大也不利于经济秩序的维护，只有达到标准规定的严重程度才能称之为犯罪，未达到该标准的则交由经济法、民法、行政法等进行调控。为此，在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以后，我们还可以在定罪标准上进行平衡，包括适当地提高犯罪的门槛等。

其三，从比较的角度看，将反向假冒行为规定为犯罪也是许多国家的通例。世界上很多国家将反向假冒行为规定为犯罪，包澳大利亚、意大利、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以及我国的香港地区等。如澳大利亚商标法第148条规定未经许可撤换他人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或者出售这种撤换商标后的商品均构成刑事犯罪。

(二)刑法规制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实现

其一，有关条文设计。

研究现行刑法典的规定，不妨在刑法第213条后增加一条——第213条之一：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去除其使用在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或者将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更换为其他商标而又进行销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其二，有关条文解读。

第一，从行为所侵犯的客体看：首先反向假冒是一种侵权行为，直接地侵犯了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商标所有权；其次反向假冒还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将他人的商品去除商标进行销售或者将他人的商标更换为其他的商标(包括自己的和合法获得的第三人商标)进行销售，不仅阻碍了消费者对原商品生产者信赖度的增加，而且又不正当地扩大地自己商标的知名度；最后反向假冒也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一种侵害，最明显的就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从长远角度来看，也是对消费者经济利益的侵害。另外要注意的反向假冒行为的对象是他人生产的产品，而非他人的注册商标，因为该行为的实质是盗用或贬低他人产品的声誉。

第二，从行为的客观方面来看：反向假冒行为包括以下一些内容(1)去除他人产品上的注册商标或者用其他商标替换该产品的原有商标；(2)该去除或更换行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同意；(3)将处理后的商品又投入市场进行销售；(4)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其中要注意的是行为人必须有进行再次销售的行为，如果仅实施了去除商标的行为而没有再次投入市场销售，那么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微乎其微了，不能作为犯罪处理。同时，如果仅仅是对他人生产的产品更换商标也没有进行销售，那么其社会危害性相对来说要小的多，可以相应地对其实施一定的行政或民事制裁。

反向假冒范文篇6

[关键词]商标反向假冒法律完善

商标反向假冒是一种较一般商标假冒行为更为隐蔽、更具欺骗性的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的严惩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虽然我国在2001年《商标法》修改案中已经将反向假冒行为认定为商标侵权,但发达国家立法及司法实践早已将反向假冒行为作为商标侵权来处理。对于反向假冒的法律规制,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作为知识产权比较落后的国家,我国2001年的商标法规定较为抽象,不利于司法操作,我们应当适当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法律规制的现状,完善我国商标权保护制度并使之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现状。作者希望通过本文能够对完善我国反向假冒制度有所裨益。

一、商标反向假冒之理论探讨

商标假冒,是指假冒者试图通过简单地替换商标的方式来冒充来源于他人或自己的商品,通常假冒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与原告的相似,这就构成假冒;但还有一种假冒行为却十分隐蔽,即“未经商标权人许可而撤、换他人合法附贴的商标后,再将商品投放市场(即美国法所称‘ReversePassing-off’)的行为。”就是指经营者将他人拥有注册商标的商品合法取得后,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行为。

众所周之,“商标的主要功能,是使公众识别那些他们有所经验而对其品质特性有所了解的产品,它保证下次购买带有同样商标的商品时,也会具有同样的特性。”就是说,商标的功能主要是识别,消费者在流通领域通过商标来识别生产者或者经营者的。如果在经营或者服务过程中,商标被撤、换,必然使消费者对生产者或者经营者的商品造成误认,使被摘除的商标的功能无法体现,从而不利于消费者和被撤、换商标者。因为商标不仅具有识别功能,往往还代表一种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中,现代生产者、经营者向市场推出其商品或者服务的目的,一是为眼前利益,尽快得到利润;二是为长远利益,创出自己商品或服务的商标、商号等,不断提高市场信誉,以便得到可靠的、长期的利润。而这种利益是通过商标与商品或服务联系在一起而产生的。在流通领域中商标与商品或服务具有不可分性,“商标所代表的财产权,是产品或服务信誉的反映……离开了它所标记的产品或服务,商标毫无价值可言。”如果商标被撤、换,即造成消费者对商标及产品的误认,从而使生产者或者经营者的品牌在市场上难以确立,在市场上丧失应得的份额,损失应得的的利益。我国《商标法》第37条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标是构成保护商标专用权的一个整体,两者不可分割。而反向假冒者就是把两者割裂,再贴上自己的商标明显违背了《商标法》的规定。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商标权是权利人拥有利用其获得市场利益的独占权利,反向假冒行为所侵犯的正是商标权人的这种独占权利,所损害的正是商标权人无形的、潜在的、长远的经济利益。

二、国外禁止商标反向假冒的立法实践及模式

无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反向假冒都要受到法律禁止及制裁的。在禁止商标反向假冒的立法实践上,世界各国则形成了不同的模式。

1.单轨制

(1)《商标法》来规制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不少国家认为商标反向假冒侵犯商标权,而运用商标法这一法律模块做出禁止性规定。

法国1997年《知识产权法典》第713(2)条规定,注册商标权人享有正、反两方面的权利,即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与自己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也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撤换自己依法贴附在商品上的商标标识。希腊1994年《商标法》第18条、第26条的规定与法国完全相同。

澳大利亚1995年《商标法》第121条规定,如果商标注册任何授权使用人在标贴注册商标的商品、商品包装或容器上亦明示禁止,则下列行为构成商标侵权:…….改变注册商标标识或除去注册商标标识的一部分……,(4)将其他商标使用在标贴注册商标的商品上,(5)在标贴注册商标的商品或商品包装上使用任何可能有损注册商标声誉的标注。但如果商标所有人善意取得该商品并且不知道有禁止标帜,则其行为不构成侵权。

葡萄牙《商标法》规定,销售商或者中间商摘除、覆盖、改变商品来源说明,在商标状况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摘除、覆盖、改变生产者用于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构成应受到刑事处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注册商标,则构成应受到刑事处罚的商标不合理使用的行为。葡萄牙1995年《工业产权法》第264条规定,若将属于他人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换成自己的商标再出售,造成消费者误认商品来源的后果,则对撤换商标者处以两年以下监禁或处以罚金。西班牙1988年《商标法》第31条(3)也有类似规定。芬兰《商标法》和瑞典《商标法》也规定,商标所有人或授权人不得以使公众可能误解的方式使用商标。

意大利1992年《商标法》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商标法例》等都有同上述相近似的规定。

(2)《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规制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一些国家不是从侵犯商标权的角度,而是从禁止不正当竞争的角度来看待商标反向假冒的,它们把禁止商标商标反向假冒列入反不正当竞争中的。

按照欧洲法院1997年的判例,禁止撤换他人注册商标也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即欧共体《罗马条例》)第36条中。另外,《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8)中明文规定:“对反不正当竞争活动给予保护”是“知识产权”的一项内容。《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更是在其第10条之二“不正当竞争中”,进一步列出了不正当竞争的范围,其第(2)项规定:“凡在工商业活动中违反诚实经营的竞争行为即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第(3)项规定:“特别禁止下列情况:(a)采取任何手段对竞争对手的企业,商品或工商业活动造成混乱的一切行为;(b)在经营活动中利用谎言损害竞争对方的企业、商品或工商业活动的信誉的;(c)在教育活动中使用会使公众对商品的性质、制造方法、特点、使用目的或数量发生混乱的表示或说法。”可以看出,商标反向假冒的主要特征也为《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不正当竞争”条款所涵盖,因而在此它也被看做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被予以禁止。

德国1994年新商标法对原商标法作了大幅度修改,扩大了商标法保护范围,但仍然没有明确禁止在商业活动中未经商标权人许可而摘除或撤换商标的行为。因此。德国《商标法》并不认为这种行为构成侵犯商标权。而早在1909年6月7日德国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以概括条款的形式在第1条规定:凡在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的违背善良风俗者,可请求其不作为和损害赔偿。概括条款自颁布之日已有90多年却只字未改,其功能随着市场竞争手段的变化而不断扩充,被誉为主宰整部法律的“帝王规则”,堪与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诚信”条款相媲美。

除此之外,日本、荷兰等国也将禁止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规定列入反不正当竞争法中。

2.双轨制

即适用《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合二为一来规制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在这方面1946年美国成文商标法《兰哈姆法》第43条(a)款堪称典范。该条款的使用范围近年来不断扩充。《兰哈姆法》第43条(a)款及今天的美国《商标法》1125条(a)规定:“凡载于任何商品或服务,或者与任一商品包装的联系上,在商业中使用任意单词、术语、姓名、符号或标记,或者它们间的任一组合,或者使用任一虚假的来源标示,虚假或误导的事实描述,…….确信可能受到这种行为损害的任何人应该对该人提起诉讼。”

还有些国家的相关立法名称,即为“商标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把禁止商标反向假冒规定于其中。加拿大《商标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就有着这方面的规定。

三、我国对反向假冒法律规制的商标立法的缺失和相关法律完善的建议

1.我国反向假冒法律规制的商标立法的缺失

我国现行《商标法》首次规定了对商标反向假冒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商标法》第52条之(4)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构成商标侵权。比照其他国家的立法以及有关的国际条约,该规定在下面三个重大问题上需进一步完善:

(1)我国现行的立法只规定了显性反向假冒为商标侵权行为,排除了隐形反向假冒行为,存在法律规范的空白。商标法规定的“更换注册商标”,是认定假冒行为的特征和条件,而“更换”即除去原有商标,冠之以假冒者自己的商标,是典型的显性反向假冒商标的行为。同时,在该条(5)项规定了商标侵权的未尽事项,即“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也构成商标侵权,但在随后颁布的《商标法实施细则》第50条对该项的解释中,限制该项的含义只有两个,一是“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提供商品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二是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藏等便利条件的”。作为对商标法的细化规定,《商标法实施细则》的解释无疑是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反向假冒商标的行为不属于商标侵权。

(2)商标法的侵权形式过于狭窄,不利于对商标权人的保护。该款规定的反向假冒行为只有一种,即更换。更换的概念是以一个商标代替另一个商标。但在实践中,构成反向假冒的侵权行为并不限于更换,如遮掩,即以一个商标标识附在原有商标标识之上展示给消费者,是更换的一种更隐蔽的形式;如除去,即去除原有商标标识,割断产品与商标权人的联系;还有其他混淆行为,即指以某种方法,使得原商标标识变得难以辨认、含糊不清的行为,具体表现为涂抹、撕扯、揉搓、除掉外包装、整盒商品拆零销售等。在我国加大对假冒商标行为打击力度的今天,包括显性反向假冒在内的明目张胆的商标侵权行为,因受法律的威慑有所收敛,但隐性反向假冒则因没有法律的明确禁止规定而被作为“擦边”行为大量出现:如产品分销商为了独占产品的销售权,在销售时以各种方法,掩去原来的商标、甚至生产者的所有信息,让消费者在云里雾里购买产品,这种隐性反向假冒的侵权行为,不仅侵犯了商标权人的权利,也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特别是但出现产品质量责任时,给消费者的索赔设置了很大的障碍。

(3)《商标法》将反向假冒更换的对象限定为注册商标,这符合我国商标权的取得制度,也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相一致。但个别国家却规定反向假冒不以注册商标为限,如意大利商标法对反向假冒的规制便不要求所使用的商标是注册商标。同时我国的《商标法》也对未注册商标的使用加以管理,这就值得思考,那么对未注册商标,特别是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的反向假冒是否应该禁止呢?我国《商标法》采用自愿注册原则,并不禁止未注册商标使用,也就是说,任何人均有使用未注册商标的自由,也有选择其使用方式的自由。因此,未注册商标使用者一旦将贴附商标的商品投入市场后,他的这种使用商标的自由应该受到尊重,得到法律的保护。只是这种自由的保护方式是通过《商标法》还是其他法律保护更为合适,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2.对我国反向假冒行为的商标立法的完善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为了适应越来越激烈的商业竞争的需要,特别是适应我国入世以后对国际商业规则的运用,我国《商标法》在规范反向假冒侵权行为条款中,可以考虑增加如下的条款:

(1)应明确区分商标权与商标专用权。商标权是商标所有人依法对其使用的商标所享有的权利,包括商标专用权、禁止权、转让权和许可权。而商标专用权是商标权人在核定使用的商品上专有使用核准注册的商标的权利,是商标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商标权和商标专用权是两个既相互紧密联系,又有不同内涵和外延的概念。虽然我国商标法中对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商标权作了全面的规定,但在用词上却使用了一个不能全面反映权利内容的概念—商标专用权,以商标专用权来代替商标权,如《商标法》第51条规定:注册商标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此处的商标专用权应改为商标权更为恰当。

(2)确定构成商标侵权行为的标准,并增加列举的事项。现行商标法的立法体例,对商标侵权采取的是列举性与概括性结合的方法。列举性的规定起到的是例示的作用,但也应该具有一定范围的涵盖意义。因此,我国商标法在规定反向假冒商标侵权行为时,除了“更换”以外,还应同时把“除去”“遮掩”等也明确列举出来。因为更换、除去、遮掩分别代表了不够的反向假冒行为,具有各自特点,相互不能取代。另外,商标侵权,无论是正向假冒还是反向假冒侵权,其最终的法律后果都是一样:即与原有的商标混淆,误导或诱导消费者。由于立法受当时的理念、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以列举的形式穷尽所有的侵权形态,所以,法律可以用“未尽”条款进行概括性的规定。但是,概括也需要标准,才能指导司法实践工作。因此,我国《商标法》第52条第(5)项应改为“其他可能导致混淆,给他人的商标专用权造成损害行为”,明确“混淆”是认定商标反向假冒侵权行为的标准。

(3)对“投入市场”的扩张解释。多数学者认为“投入市场”应理解为在市场中销售的行为,但在商标反向假冒中“投入市场”绝不应限于在市场中销售的行为,还应包括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如澳大利亚商标法规定:在明知或应知注册商标已被篡改或者已被去除或被欺骗性地使用的情况下,销售该商品、为销售而陈列该商品、为生产或交易而占有或进口该商品,同样构成刑事犯罪。这一立法我国应予借鉴,可以在《商标法》第52条(2)“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也应作扩大解释,即不仅销售反向假冒商品属于商标侵权,将反向假冒商品用于其他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的行为都属于商标侵权行为。

(4)加大对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的保护。商标不管是已经注册还是未注册的,其作为一种商品的标志,最基本的功能便是表明商品的来源或出处,便于消费者识别商品,并同时维护商标所有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反向假冒并不能排除非注册商标这一情形。特别是驰名商标“包含了创作者的心血和汗水,物化载体的价值与其无法相提并论。”因此,本人认为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显得比一般注册商标更为重要,所以《商标法》应明确将驰名商标规定在反向假冒的条文中。在修改《商标法》时。可以参照意大利商标法的做法,在现有的商标使用管理一章中作出补充规定。例如,可将《商标法》第48条第3项修改为“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或擅自撤换他人合法使用在商品上的商标,欺骗消费者的……”。

当然,本文探讨的是商标反向假冒的民法规制,但不是说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只能依据民法来进行;如果这种行为造成的结果很严重,我们也可以运用刑事手段进行处理。同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于这种行为还需要依靠经济法手段来处理;并且,对于消费者来说,因为这种行为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也可以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行为人提起诉讼。

参考文献:

[1]郑思成:知识产权论[M].法律出版社,2004年

[2]孙昊亮郑艳馨:论新商标法修正案中的商标反向假冒问题[J].当代法学,2002年(8)

反向假冒范文篇7

关键词:知识产权;商标权;刑法保护

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了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7个罪名。与域外国家比较，我国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法网还不够严密，比如，德国涉知识产权犯罪有11个罪名，法国也是10个以上。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保护的范围不论在理念、罪名设置的范围，还是具体罪名的内容上都已不能完全适应目前的现实需求。

一、基本理念

（一）秩序与私权并重。秩序优位还是私权优位一直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首先应该明确的问题。所谓秩序优位，即是认为刑法应当着力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所确定的管理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而私权优位，则认为刑法应当要以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为主，着重维护私权。我国台湾地区就是以维护权利人私权为主，以交易秩序为辅的典型。我国的知识产权犯罪被置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体现出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以保护秩序为本。秩序优位还是私权优位，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不过是各国刑事立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一样。从知识产权犯罪客体论出发，“两客体说”相对于“单一客体说”和“三客体说”，目前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即刑法保护的客体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和国家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我国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缺少了对私权的价值追求，那必然是不完整的。某种程度上，私权利保护应该是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所必然追求的目标，在我国应该树立秩序与私权并重的立法价值体系。（二）适度性问题。适度性问题即是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刑法保护范围方面，应该在尊重刑法谦抑性的基础上适度扩张刑法的保护范围。如果刑法的介入是无效果、无效益或有他法替代的情况下则不被允许。所以要充分论证刑事手段介入的必要性。而调控范围适度扩张即是要适度增加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罪名。尊重刑法的谦抑性和扩张涉知识产权犯罪的保护范围并不矛盾，困难的是如何掌握两者之间的度。在目前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多发，社会危害较大的领域，比如反向假冒注册商标问题、对服务商标的保护问题等方面是否应该引入刑罚手段，需要充分论证。实现既不滥用刑事制裁手段，又能够对不断增加的严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保持足够威慑力。（三）国际性理念。国际性理念即是在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方面要注重相关国际协定所设定的义务与标准，并且要借鉴学习域外国家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方面的立法经验。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道路上，我国目前已成为知识产权大国强国，我国知识产权的创造与保护已经成为了世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我国要达到相关国际协定所设定的义务与标准。另外，我们也要学习、借鉴域外国家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方面的立法经验与趋势。比如，美国作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先行国家总体规制强度逐步加大，规范范围逐步宽泛。

二、我国商标权刑法保护

关于商标权刑法保护，我国商标法目前规定有三个罪名。此三项罪名在打击商标犯罪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仍有一些值得完善的地方。（一）反向假冒注册商标行为应纳入刑法规制。反向假冒注册商标即假冒人在商标权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商标权人的商标更换为自己的商标并把该商品投入市场进行销售的行为。《商标法》第57条第5项明确规定反向假冒商标行为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情形，但我国刑法中并无此罪名。反向假冒商标行为对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对生产者而言，自己苦心经营的品牌因为标识被替换而不能被消费者接触，不能形成商誉，不能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对消费者而言则是一种欺骗，使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形成误认，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鉴于此，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法国、美国、英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都将该类行为作为犯罪进行处罚。重要的是，目前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升级，生产水平的提高，我国经营者质优价廉的商品急需在国际市场上打出自己的品牌，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但是国外同行竞争者的反向假冒行为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阻碍了我国商品商标的国际化进程，扰乱了国际竞争秩序。所以建议我国刑法中应该增设反向假冒注册商标罪，对故意把商标权人的商标更换为自己的商标再投入市场进行销售的行为进行刑事制裁，保护商标权人的合法利益，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二）扩大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规制范围。我国假冒注册商标罪仅针对未经注册商标权利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商标的行为。我国《商标法》第213条规定的四种情形都容易造成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混淆，所以应把四种行为都列入了侵权范围进行同等的保护。域外很多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除了民法保护外还将它们全部列入刑法的保护范围。本文认为我国目前应将其它三种行为全部规定为犯罪，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从立法目的上来看，假冒注册商标罪规定的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商标的行为旨在打击通过假冒他人商标使消费者对商品来源发生混淆的情形。而其他三种假冒情形同样会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在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和第一种情形并无二致；第二，从国家战略需求上看，目前我国正处在供给侧改革、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生产商家要苦练内功把精力放在自身品牌的培育上，另一方面国家也应该为经营者提供更高水平的保护，对各种搭便车造成消费者混淆，损害经营者利益的假冒注册商标行为进行更严厉的打击。（三）增加对服务商标的保护。根据我国商标法、商标法实施细则及国家商标局的相关规定，商标侵权行为的对象包括服务商标在内。遗憾的是，我国刑法却没有将服务商标纳入商标犯罪的保护范围。本文认为应将服务商标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理由如下：第一，履行国际协定的义务。TRIPS协议第61条要求各成员应至少将具有商业规模的蓄意假冒商标案件纳入刑事程序和处罚；同时协议第15.1条规定商标包括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所以我国作为缔约国，必须把故意的具有商业规模的侵犯服务商标的行为列为犯罪。第二，从立法目的上看，无论是故意规模化的侵犯商品商标还是服务商标，都会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严重损害，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无区别，所以单方面把服务商标排除在外并无道理。反对观点主要是认为服务商标犯罪中对侵权数额的认定存在困难。因为服务商标侵权，主要是在相同或类似的服务中通过在服务场所的招牌、服务工具、宣传广告中使用与他人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使公众误认。此种行为所产生的经营所得除了商标搭便车的因素之外，还与其本身的服务环境、人员素质及服务质量有密切的关系，在侵权经营数额的认定方面不能把两者直接挂钩。本文认为此类观点并无道理。“所得额”怎么计算与服务商标是否应当纳入刑法保护并无直接关系。刑法对注册商标的保护主要是针对商标犯罪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这一后果而言的，规范方式也主要是通过对各类违法行为的禁止来实现。另外，从操作性层面看，把服务商标纳入保护并不会陷入经营额认定方面的困境。因为：首先，正如在商品商标犯罪中，我们在计算“所得额”时也并不会把假冒商标的商品本身质量如何考虑在内，而仅看是否有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存在。其次，基于服务商标本身的特殊性，实践中在计算“所得额”时可以参考国家商标局在《关于保护服务商标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9条及第10条的相关规定。一般情况下，认定非法经营额，不考虑侵权人本身的服务环境、人员素质及服务质量等因素。（四）不宜把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纳入刑法保护。有观点认为未注册驰名商标和注册商标的地位和价值是同等的，都对消费者起着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侵犯未注册驰名商标同样会损害商标权人和消费者的利益，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因此认为应将未注册驰名商标纳入刑法保护。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本文认为不宜将未注册驰名商标纳入刑法保护。现阶段，我国对驰名商标的认定有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两种途径。无论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认定，都遵循个案认定、被动保护的原则。如果把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纳入刑法保护，那么就意味着刑事程序的进行要以该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为前提，这种情况会在司法程序的时间性要求方面存在巨大障碍。另外，我国目前未注册的驰名商标并不多见，就算把其纳入刑法保护也并没有太大的适用意义。通过现有的行政及民事途径已能够保护好权利人利益及市场竞争秩序。

三、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与梳理，本文认为我国应该在秩序与私权并重、适度性与国际性的先进理念指导下进一步扩张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的保护范围，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盲目增加知识产权相关罪名，对一些超出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的侵权行为，不宜列入刑法的规制范围。

参考文献：

反向假冒范文篇8

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著作权法是否有必要修改以及怎样修改，就一直主要围绕着两个重点讨论着：其一是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其二是网络环境给版权保护整体带来的新问题。应当说，这两个重点问题在这次修改中都有了较满意的答案。

原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在上一世纪起草法律的八十年代末，其存在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随着国内市场保护外国作品越来越多，随着对外国作品保护逐步突破四十三条而向《伯尔尼公约》看齐，特别是随着对境外港、澳、台的作品的保护也将达到与国外作品一样的保护水平，原第四十三条的不合理性就日见突出了。与这一条继续存在的不合理性相近的，还有原第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等条款。

这次著作权法修正案，对上述这几条都作了增、删。从形式上看，改后的相应条款更符合《伯尔尼公约》和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从实质上看，改后的条款比原来更完整地确认了作者（特别是音乐作品的作者）们应当享有的权利，这对于鼓励更多优秀作品的出现、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无疑是十分有益的。这一重点问题解决到这个程度，甚至出乎一些艺术家自己的期望。他们曾呼唤多年，力争多年，也许一度失望。而最后他们的要求几乎一步到位了。可以说，这既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们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

著作权法，正像它的出台比任何一部知识产权法都要困难，都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一样，它出台后再向前迈进每一步，也都会比任何一部知识产权法（甚至可以说比任何一部其他民商事领域的单行法）都要困难，都要付出更多的艰辛。

至于网络环境下产生的版权保护特殊问题，在改法中要解决更是曾面临过三重困难。首先，一部分人认为我国现在就解决因网络而产生的问题为时过早。这种意见在1999年到2000年初曾较多地出现在各种报刊上。另外，国内外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信息网络的进程已经给整个版权制度敲起了丧钟。就是说，根本不是要不要在法中增加与网络相关的条款的问题，而是还需不需要著作权法本身的问题。这种意见至今也还时有发表。最后，不少人认为这次修改著作权法主要是为适应“入世”的需要，而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并未提及网络问题，所以至少这次修改可以对网络不加考虑。

正是在上述三种“言之有据”的反对声中，著作权法修正案把网络问题纳入了。在这一进程中遇到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人们应当看到，这种修改是恰当的，而不是“过于超前”。信息网络化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已使“过早论”过时。世贸组织下一轮多边谈判的一个主要议题正是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按我国著作权法十年才进入了首次修改的速度，我们肯定无法等到下一次修改时再让该法符合一两年后的世贸组织新要求。而且，也是更重要的，网上盗版的现实，已经使法律不得不涉足这一领域了。如果我们不依法打击网上盗版，那么在有形市场中打击盗版的活动就在很大程度上会落空。因为盗版者将大量转移到法律够不着的网络空间。至于网络使保护作者权的制度死亡的理论，则还须继续扩充和建立它自己的“体系”，否则它仍旧停留在“宣言”上。而这种宣言，自印刷术的发明而使信息广泛传播、从而使版权保护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消失过。历史上每一次新技术使信息传播更便捷时（例如录音机、无线电广播、复印机发明之后），都听到过类似的宣言，但版权保护却都一次次被充实而不是淡化或消亡。

其他一些修正案中的增、删，虽比不上上述两个重点，但也应给予一定注意。例如受保护客体中增加了“杂技艺术作品”，出版者的“版式权”从条例上升到了法律，权利限制中也有所改动，等等。

修正案还明确了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以便有助于上述第一个重点中所增权利的实现，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权利的实现。程序条文中增加了“诉前证据保全”（这是专利法修改时“漏”掉的）及专利法修正案中已加的诉前禁令，增加了法定赔偿额，等等。

总之，这次修改，对于加强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商标法的修改

这次商标法修正案，我认为至少有下面几个问题值得重视或值得继续研究。

“地理标志”保护的增加

这种保护过去于我国商标法中完全不存在，所以人们首先应知道它“是什么”。

“地理标志”是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中提出应予保护的一种商业标记，它又称“原产地标志”。原产地问题，倒不是乌拉圭回合才提出的，因为它标示的是产品，所以在调整国际商品贸易的关贸总协定一产生时，就应当涉及原产地问题。

世贸组织协议中讲的原产地标志，是从它含有的无形产权的意义上讲的。尤其对于酒类产品，原产地标志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因此有时表现出一种实在的“财产权”。协议总的讲是禁止使用原产地名称作商标使用的，但如果在使用中产生了“第二含义”并已经善意取得了这种标记的商标的注册，又不会在公众中引起误解的，则可以不撤销其注册，不禁止其使用。我国的“茅台”酒、“泸州”老窖等，均属于这种善意而又不至于引起混淆的“原产地名称”型商标。1991年，瑞士最高法院也确认过瑞士的“瓦尔司”（瑞士地名）牌矿泉水的商标可以合法地继续使用。

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第22条中，讲明了什么是“地理标志”。它可能包含国名（例如“法国白葡萄酒”），也可能包含一国之内的地区名（例如“新疆库尔勒香梨”），还可能包含一地区内的更小的地方名（例如“景德镇瓷器”）。只要有关商品或服务与该地（无论大小）这个“来源”，在质量、声誉或特征上密切相关，这种地理名称就构成了应予保护的“地理标志”。这种标志与一般的商品“制造国”落款（有人称之为产地标志或者货源标志）有所不同，制造国落款一般与商品特性或质量并无关系。日本索尼公司的集成电路板，如果是其在新加坡的子公司造的，可能落上“新加坡制造”字样，这并不是应予保护的“地理标志”。过去我国有的行政部门曾在其部门规章中，把这二者弄混了，把“MadeinChina”当做了“地理标志”。当然，也并不是说，凡是国名就统统只可能是制造国落款（产地标志）的组成部分。知识产权协议第22条放在首位的，正是以国名构成的地理标志。“地理标志”有时可以涵盖制造国标记，但反过来用货源标记涵盖地理标志却不行。

商标法修正案在第三条及其后一些条款中，增加了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不过，该法第三条使用了“原产地”标志，随后的条文中却使用了“地理标志”。虽说这二者可视为同义语，但极少有在立法中不加说明而同时使用两个术语去指同一个内容的（注意：著作权法对于“版权”与“著作权”系同义语，则是有明文指出的）。由于增加了这一保护客体本身是意义重大的，所以立法技术上本来可以避免的缺憾，就可不去深究了。

在美国等一大批国家，地理标志是通过“证明商标”或（和）集体商标的形式去保护的。我国目前对此仅采用了证明商标形式。

地理标志有可能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中的“长项”之一，而不像专利、驰名商标等，在很长时间内将一直是我们的“短项”。所以，如何更好地利用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在国际竞争中“扬长避短”，是有关企业可以研究的一个问题。

“驰名商标”保护的增加

早在我国1985年参加的《巴黎公约》中，已经要求成员国对驰名商标给予特殊保护。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则把这种特殊保护从商品扩大到服务，从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与服务，扩大到不相同、不类似的商品与服务。

在侵权认定时，如果原告是驰名商标的所有人，则行政执法或司法机关判定被告与其商标“近似”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在德国，甚至曾判定日本的“三菱”商标与德国的“奔驰”商标相近似，主要因为“奔驰”是德国的驰名商标。这是对驰名商标的一种特殊保护。在欧洲法院九十年代中后期裁决的“佳能”（Cannon）、“彪马”Puma等案件中，也都是首先认定有关商标是否驰名，然后再来看争议商标标识本身是否近似或所涉商品是否类似。

我国过去的行政规章中，确有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但没有提高到法律、法规的层次，所以在遇到须首先认定商标是否驰名的侵权纠纷中，往往使法院无所适从。现在法律不仅规定了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而且列出了一部分国外已通行多年的认定时应予考虑的因素。这样，不仅更加有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而且有助于法院对驰名商标的司法保护，从而有助于鼓励我国企业的“名牌战略”。

对“在先权”保护的突出

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第16条第1款中，把“不得损害已有的在先权”，作为获得注册乃至使用商标的条件之一。

在协议中没有明确包括哪些权利可以对抗注册商标的“在先权”。但在巴黎公约的修订过程中，在一些非政府间工业产权国际组织的讨论中以及在WIPO的示范法中，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至少应包括下面这些权利：（1）已经受保护的厂商名称权（亦称“商号权”）；（2）已经受保护的工业品外观设计专有权；（3）版权；（4）已受保护的地理标志权；（5）姓名权；（6）肖像权；（7）商品化权。

中国商标法实施细则在1993年修改之后，已经把“在先权”这一概念引入了当时该细则第二十五条之中，但（除了应当细化之外）与Trips的差距主要在于中国的商标法及实施细则均强调了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如果行为人不是“以欺骗手段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那么任何在先权人就都无能为力了。实际上，至少对于版权、外观设计权、肖像权等在先权来讲，不应强调在后者的主观状态。Trips协议就并没有把在后申请者的主观状态作为保护在先权的前提或要件。

在这次商标法修正案中，两处分别规定了对在先权的保护，同时删除了把行为人的主观条件作为认定是否侵害在先权的前提。这与去年专利法修正案中对在先权的保护相对应了，同时也符合了世贸组织的要求。

禁止“未经许可，更换他人注册商标”

商标假冒未经许可而以他人商标来标示自己的商品或服务，是一般称的“商标假冒”，这种行为应予禁止，是没有争议的。

而倒过来，未经许可而撤、换他人注册商标，以使消费者对产品、服务来源，对生产者、提供者产生误认，是否违法？是否应予禁止？是否侵害注册商标人的利益﹖在过去，还缺少明文规定。

1997年4月9日，国家工商局认定了第二批23个商标为“驰名商标”。位居序号第一的，是天津油漆厂的“灯塔”商标。这一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将有着比人们在一般情况下能认识到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原因是大多数商标在创名牌的过程中以及驰名之后，均会有非法嗜利之徒跟踪假冒，这种假冒活动又一般仅限于把驰名商标非法用在假冒者自己的产品上。而“灯塔”之出名，则不仅有人针对它从事这种常见的假冒，而且主要在灯塔产品出口之后专有人针对它从事“反向假冒”，即撤换掉“灯塔”商标，附加上假冒者自己的商标，用天津油漆厂价廉质高的产品，为假冒者去“创牌子”。

发达国家很早已经在立法及执法中实行的制止反向假冒，在我国则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反向假冒若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得不到制止，就将成为我国企业创名牌的一大障碍。

1994年，在北京发生了一起商标纠纷，百盛商业中心在其出售新加坡“鳄鱼”牌服装的专柜上，将其购入的北京服装厂制作的“枫叶”牌服装，撕去“枫叶”注册商标，换上“鳄鱼”商标，以高出原“枫叶”服装数倍的价格出售。这就是国际上常说的“反向假冒”。

该案发生后，北京服装厂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状告“百盛”及新加坡“鳄鱼”公司损害了其商标专用权；而被告则认为中国商标法仅仅禁止冒用他人商标，不禁止使用自己的商标去假冒他人的产品。我国也有人认为，这一案的被告最多是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分散而众多消费者们，不可能为自己多花的上百元人民币而组织起来去状告“百盛”及“鳄鱼”公司。所以在此案中，被告不会受任何惩处。但是，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如果听任这种反向假冒行为，则等于向国外名牌公司宣布：如果他们发现任何中国产品质高价廉，尽可以放心去购进中国产品，撕去中国商标，换上他们自己的商标，用中国的产品为他们去闯牌子。这样一来，我国企业的“名牌战略”在迈出第一步时，就被外人无情地切断了进路与退路。我们只能给别人“打工”，永远难有自己的“名牌”

从国外商标保护的情况看，依法禁止这种反向假冒行为，也是国际惯例。美国商标法第1125条及其法院执法实践，明白无误地将上述反向假冒，视同侵犯商标权。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则在第713－2条中，明确规定：“注册商标权人享有正、反两方面的权利，即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与自己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也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撤换自己依法贴附在商品上的商标标识。”澳大利亚1995年商标法第148条明文规定：“未经许可撤换他人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或出售这种经撤换商标后的商品，均构成刑事犯罪。”可见，不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反向假冒都是要受到法律禁止及制裁的。

如果有人认为禁止反向假冒仅仅是保护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商标法所特有的内容，那他们就又错了。发展中国家较成熟的商标法，也有与法国等完全相同的规定。例如，1996年的巴西工业产权法“商标”篇第189条规定，凡改换商标权人合法加贴于商品或服务上之注册商标的行为，“均构成对注册商标权的侵犯”。又如，肯尼亚1994年商标法第58条C项，也是禁止反向假冒的规定。

就世界上主管大多数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组织来讲，也无异议地认为“未经许可而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与“未经许可而中断他人合法使用自己的注册商标”，都同样属于违法使用。

在我国，过去商标法中无明文禁止“反向假冒”。而初入市场经济的我国，未经许可而改、换他人注册商标，以使消费者对产品、服务来源，对生产者、提供者产生误认的行为又比较严重。为有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次在商标法第五十二条中明文增加这种许多国家都有的禁止性规定，是十分必要的。它一方面使注册人的权利作为一种财产权更趋完整，另一方面对鼓励企业闯名牌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程序法方面的完善

与去年的专利法修正案一样，商标的“确权”之权，最终移交到法院，这不仅仅与世贸组织的要求更加一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使中国的商标制度进一步走向人们期望的“法制”与“法治”。这对增强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信心，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法定赔偿制度的确定；将“不知”并且不能推断其“知”（即以是否能说明“提供者”）改为与赔偿责任相联系，而不再与侵权认定相联系等等，都有利于制止侵权和保护商标权人。专利法修改时被“忽略”的诉前证据保全制度、与专利法的修改一样的诉前禁令制度等等的增加，不仅有利于保护商标权人，而且对日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也是一个贡献。

其他修改

商标权主体中明文增加“自然人”，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将“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条文与“不得注册”的条文分立，在商标的合法构成中增加立体商标、乃至将原有行文的“商标不得使用”哪些标志改为哪些标志不能“作为商标使用”等等这些看上去似无大异的增、改，都更进一步符合我国的商标管理实践、进一步符合国际惯例了。

其他诸如对人某些行为的明文禁止等等内容，也都是修改后的商标法中应当被注意到的新内容。

反向假冒范文篇9

总的讲，这次著作权法的修改，就实体条文部分而言，主要不在于缩小与世贸组织的差距，这点与专利法及商标法的修改有所不同。像世贸组织所要求的对于驰名商标、地理标志等等的专门保护，在我国过去的商标法完全未作规定。这样明显的缺欠，在著作权法修改之前，几乎找不到。

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著作权法是否有必要修改以及怎样修改，就一直主要围绕着两个重点讨论着：其一是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其二是网络环境给版权保护整体带来的新问题。应当说，这两个重点问题在这次修改中都有了较满意的答案。

原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在上一世纪起草法律的八十年代末，其存在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随着国内市场保护外国作品越来越多，随着对外国作品保护逐步突破四十三条而向《伯尔尼公约》看齐，特别是随着对境外港、澳、台的作品的保护也将达到与国外作品一样的保护水平，原第四十三条的不合理性就日见突出了。与这一条继续存在的不合理性相近的，还有原第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等条款。

这次著作权法修正案，对上述这几条都作了增、删。从形式上看，改后的相应条款更符合《伯尔尼公约》和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从实质上看，改后的条款比原来更完整地确认了作者（特别是音乐作品的作者）们应当享有的权利，这对于鼓励更多优秀作品的出现、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无疑是十分有益的。这一重点问题解决到这个程度，甚至出乎一些艺术家自己的期望。他们曾呼唤多年，力争多年，也许一度失望。而最后他们的要求几乎一步到位了。可以说，这既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们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

著作权法，正像它的出台比任何一部知识产权法都要困难，都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一样，它出台后再向前迈进每一步，也都会比任何一部知识产权法（甚至可以说比任何一部其他民商事领域的单行法）都要困难，都要付出更多的艰辛。

至于网络环境下产生的版权保护特殊问题，在改法中要解决更是曾面临过三重困难。首先，一部分人认为我国现在就解决因网络而产生的问题为时过早。这种意见在1999年到2000年初曾较多地出现在各种报刊上。另外，国内外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信息网络的进程已经给整个版权制度敲起了丧钟。就是说，根本不是要不要在法中增加与网络相关的条款的问题，而是还需不需要著作权法本身的问题。这种意见至今也还时有发表。最后，不少人认为这次修改著作权法主要是为适应“入世”的需要，而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并未提及网络问题，所以至少这次修改可以对网络不加考虑。

正是在上述三种“言之有据”的反对声中，著作权法修正案把网络问题纳入了。在这一进程中遇到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人们应当看到，这种修改是恰当的，而不是“过于超前”。信息网络化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已使“过早论”过时。世贸组织下一轮多边谈判的一个主要议题正是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按我国著作权法十年才进入了首次修改的速度，我们肯定无法等到下一次修改时再让该法符合一两年后的世贸组织新要求。而且，也是更重要的，网上盗版的现实，已经使法律不得不涉足这一领域了。如果我们不依法打击网上盗版，那么在有形市场中打击盗版的活动就在很大程度上会落空。因为盗版者将大量转移到法律够不着的网络空间。至于网络使保护作者权的制度死亡的理论，则还须继续扩充和建立它自己的“体系”，否则它仍旧停留在“宣言”上。而这种宣言，自印刷术的发明而使信息广泛传播、从而使版权保护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消失过。历史上每一次新技术使信息传播更便捷时（例如录音机、无线电广播、复印机发明之后），都听到过类似的宣言，但版权保护却都一次次被充实而不是淡化或消亡。

其他一些修正案中的增、删，虽比不上上述两个重点，但也应给予一定注意。例如受保护客体中增加了“杂技艺术作品”，出版者的“版式权”从条例上升到了法律，权利限制中也有所改动，等等。

修正案还明确了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以便有助于上述第一个重点中所增权利的实现，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权利的实现。程序条文中增加了“诉前证据保全”（这是专利法修改时“漏”掉的）及专利法修正案中已加的诉前禁令，增加了法定赔偿额，等等。

总之，这次修改，对于加强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商标法的修改

这次商标法修正案，我认为至少有下面几个问题值得重视或值得继续研究。

“地理标志”保护的增加

这种保护过去于我国商标法中完全不存在，所以人们首先应知道它“是什么”。

“地理标志”是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中提出应予保护的一种商业标记，它又称“原产地标志”。原产地问题，倒不是乌拉圭回合才提出的，因为它标示的是产品，所以在调整国际商品贸易的关贸总协定一产生时，就应当涉及原产地问题。

世贸组织协议中讲的原产地标志，是从它含有的无形产权的意义上讲的。尤其对于酒类产品，原产地标志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因此有时表现出一种实在的“财产权”。协议总的讲是禁止使用原产地名称作商标使用的，但如果在使用中产生了“第二含义”并已经善意取得了这种标记的商标的注册，又不会在公众中引起误解的，则可以不撤销其注册，不禁止其使用。我国的“茅台”酒、“泸州”老窖等，均属于这种善意而又不至于引起混淆的“原产地名称”型商标。1991年，瑞士最高法院也确认过瑞士的“瓦尔司”（瑞士地名）牌矿泉水的商标可以合法地继续使用。

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第22条中，讲明了什么是“地理标志”。它可能包含国名（例如“法国白葡萄酒”），也可能包含一国之内的地区名（例如“新疆库尔勒香梨”），还可能包含一地区内的更小的地方名（例如“景德镇瓷器”）。只要有关商品或服务与该地（无论大小）这个“来源”，在质量、声誉或特征上密切相关，这种地理名称就构成了应予保护的“地理标志”。这种标志与一般的商品“制造国”落款（有人称之为产地标志或者货源标志）有所不同，制造国落款一般与商品特性或质量并无关系。日本索尼公司的集成电路板，如果是其在新加坡的子公司造的，可能落上“新加坡制造”字样，这并不是应予保护的“地理标志”。过去我国有的行政部门曾在其部门规章中，把这二者弄混了，把“madeinchina”当做了“地理标志”。当然，也并不是说，凡是国名就统统只可能是制造国落款（产地标志）的组成部分。知识产权协议第22条放在首位的，正是以国名构成的地理标志。“地理标志”有时可以涵盖制造国标记，但反过来用货源标记涵盖地理标志却不行。

商标法修正案在第三条及其后一些条款中，增加了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不过，该法第三条使用了“原产地”标志，随后的条文中却使用了“地理标志”。虽说这二者可视为同义语，但极少有在立法中不加说明而同时使用两个术语去指同一个内容的（注意：著作权法对于“版权”与“著作权”系同义语，则是有明文指出的）。由于增加了这一保护客体本身是意义重大的，所以立法技术上本来可以避免的缺憾，就可不去深究了。

在美国等一大批国家，地理标志是通过“证明商标”或（和）集体商标的形式去保护的。我国目前对此仅采用了证明商标形式。

地理标志有可能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中的“长项”之一，而不像专利、驰名商标等，在很长时间内将一直是我们的“短项”。所以，如何更好地利用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在国际竞争中“扬长避短”，是有关企业可以研究的一个问题。

“驰名商标”保护的增加

早在我国1985年参加的《巴黎公约》中，已经要求成员国对驰名商标给予特殊保护。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则把这种特殊保护从商品扩大到服务，从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与服务，扩大到不相同、不类似的商品与服务。

在侵权认定时，如果原告是驰名商标的所有人，则行政执法或司法机关判定被告与其商标“近似”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在德国，甚至曾判定日本的“三菱”商标与德国的“奔驰”商标相近似，主要因为“奔驰”是德国的驰名商标。这是对驰名商标的一种特殊保护。在欧洲法院九十年代中后期裁决的“佳能”（cannon）、“彪马”puma等案件中，也都是首先认定有关商标是否驰名，然后再来看争议商标标识本身是否近似或所涉商品是否类似。

我国过去的行政规章中，确有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但没有提高到法律、法规的层次，所以在遇到须首先认定商标是否驰名的侵权纠纷中，往往使法院无所适从。现在法律不仅规定了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而且列出了一部分国外已通行多年的认定时应予考虑的因素。这样，不仅更加有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而且有助于法院对驰名商标的司法保护，从而有助于鼓励我国企业的“名牌战略”。

对“在先权”保护的突出

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第16条第1款中，把“不得损害已有的在先权”，作为获得注册乃至使用商标的条件之一。

在协议中没有明确包括哪些权利可以对抗注册商标的“在先权”。但在巴黎公约的修订过程中，在一些非政府间工业产权国际组织的讨论中以及在wipo的示范法中，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至少应包括下面这些权利：（1）已经受保护的厂商名称权（亦称“商号权”）；（2）已经受保护的工业品外观设计专有权；（3）版权；（4）已受保护的地理标志权；（5）姓名权；（6）肖像权；（7）商品化权。

中国商标法实施细则在1993年修改之后，已经把“在先权”这一概念引入了当时该细则第二十五条之中，但（除了应当细化之外）与trips的差距主要在于中国的商标法及实施细则均强调了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如果行为人不是“以欺骗手段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那么任何在先权人就都无能为力了。实际上，至少对于版权、外观设计权、肖像权等在先权来讲，不应强调在后者的主观状态。trips协议就并没有把在后申请者的主观状态作为保护在先权的前提或要件。

在这次商标法修正案中，两处分别规定了对在先权的保护，同时删除了把行为人的主观条件作为认定是否侵害在先权的前提。这与去年专利法修正案中对在先权的保护相对应了，同时也符合了世贸组织的要求。

禁止“未经许可，更换他人注册商标”

商标假冒未经许可而以他人商标来标示自己的商品或服务，是一般称的“商标假冒”，这种行为应予禁止，是没有争议的。

而倒过来，未经许可而撤、换他人注册商标，以使消费者对产品、服务来源，对生产者、提供者产生误认，是否违法？是否应予禁止？是否侵害注册商标人的利益﹖在过去，还缺少明文规定。

1997年4月9日，国家工商局认定了第二批23个商标为“驰名商标”。位居序号第一的，是天津油漆厂的“灯塔”商标。这一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将有着比人们在一般情况下能认识到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原因是大多数商标在创名牌的过程中以及驰名之后，均会有非法嗜利之徒跟踪假冒，这种假冒活动又一般仅限于把驰名商标非法用在假冒者自己的产品上。而“灯塔”之出名，则不仅有人针对它从事这种常见的假冒，而且主要在灯塔产品出口之后专有人针对它从事“反向假冒”，即撤换掉“灯塔”商标，附加上假冒者自己的商标，用天津油漆厂价廉质高的产品，为假冒者去“创牌子”。

发达国家很早已经在立法及执法中实行的制止反向假冒，在我国则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反向假冒若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得不到制止，就将成为我国企业创名牌的一大障碍。

1994年，在北京发生了一起商标纠纷，百盛商业中心在其出售新加坡“鳄鱼”牌服装的专柜上，将其购入的北京服装厂制作的“枫叶”牌服装，撕去“枫叶”注册商标，换上“鳄鱼”商标，以高出原“枫叶”服装数倍的价格出售。这就是国际上常说的“反向假冒”。

该案发生后，北京服装厂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状告“百盛”及新加坡“鳄鱼”公司损害了其商标专用权；而被告则认为中国商标法仅仅禁止冒用他人商标，不禁止使用自己的商标去假冒他人的产品。我国也有人认为，这一案的被告最多是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分散而众多消费者们，不可能为自己多花的上百元人民币而组织起来去状告“百盛”及“鳄鱼”公司。所以在此案中，被告不会受任何惩处。但是，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如果听任这种反向假冒行为，则等于向国外名牌公司宣布：如果他们发现任何中国产品质高价廉，尽可以放心去购进中国产品，撕去中国商标，换上他们自己的商标，用中国的产品为他们去闯牌子。这样一来，我国企业的“名牌战略”在迈出第一步时，就被外人无情地切断了进路与退路。我们只能给别人“打工”，永远难有自己的“名牌”

从国外商标保护的情况看，依法禁止这种反向假冒行为，也是国际惯例。美国商标法第1125条及其法院执法实践，明白无误地将上述反向假冒，视同侵犯商标权。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则在第713－2条中，明确规定：“注册商标权人享有正、反两方面的权利，即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与自己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也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撤换自己依法贴附在商品上的商标标识。”澳大利亚1995年商标法第148条明文规定：“未经许可撤换他人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或出售这种经撤换商标后的商品，均构成刑事犯罪。”可见，不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反向假冒都是要受到法律禁止及制裁的。

如果有人认为禁止反向假冒仅仅是保护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商标法所特有的内容，那他们就又错了。发展中国家较成熟的商标法，也有与法国等完全相同的规定。例如，1996年的巴西工业产权法“商标”篇第189条规定，凡改换商标权人合法加贴于商品或服务上之注册商标的行为，“均构成对注册商标权的侵犯”。又如，肯尼亚1994年商标法第58条c项，也是禁止反向假冒的规定。

就世界上主管大多数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组织来讲，也无异议地认为“未经许可而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与“未经许可而中断他人合法使用自己的注册商标”，都同样属于违法使用。

在我国，过去商标法中无明文禁止“反向假冒”。而初入市场经济的我国，未经许可而改、换他人注册商标，以使消费者对产品、服务来源，对生产者、提供者产生误认的行为又比较严重。为有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次在商标法第五十二条中明文增加这种许多国家都有的禁止性规定，是十分必要的。它一方面使注册人的权利作为一种财产权更趋完整，另一方面对鼓励企业闯名牌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程序法方面的完善

与去年的专利法修正案一样，商标的“确权”之权，最终移交到法院，这不仅仅与世贸组织的要求更加一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使中国的商标制度进一步走向人们期望的“法制”与“法治”。这对增强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信心，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法定赔偿制度的确定；将“不知”并且不能推断其“知”（即以是否能说明“提供者”）改为与赔偿责任相联系，而不再与侵权认定相联系等等，都有利于制止侵权和保护商标权人。专利法修改时被“忽略”的诉前证据保全制度、与专利法的修改一样的诉前禁令制度等等的增加，不仅有利于保护商标权人，而且对日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也是一个贡献。

其他修改

商标权主体中明文增加“自然人”，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将“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条文与“不得注册”的条文分立，在商标的合法构成中增加立体商标、乃至将原有行文的“商标不得使用”哪些标志改为哪些标志不能“作为商标使用”等等这些看上去似无大异的增、改，都更进一步符合我国的商标管理实践、进一步符合国际惯例了。

其他诸如对人某些行为的明文禁止等等内容，也都是修改后的商标法中应当被注意到的新内容。

反向假冒范文篇10

关键词：傍名牌概念；特点；产生原因；影响；对策

Abstract:Inrecentyears,theexistenceofalargenumberofbrand-nameproductsnearthebreakofthemarketorder,bemisleadingtoconsumers,isnotconducivetoChina’srapideconomic,health,sustainabledevelopment.Inthispaper,nearthefamouscause,Thoughtimpact,andhowtoguardagainstthephenomenonofbrand-nameneartherationalizationaccordingly.

Keywords:neartheconceptofbrand-name;characteristics;cause;impact;countermeasures

前言

2007年4月27日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日刚刚过去，国家工商总局便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打击“傍名牌”行为专项执法行动，国家工商总局有关负责人称，“傍名牌”行为在我国日益猖獗，严重扰乱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损害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社会反应强烈，据国家质检总局的典型案件显示，涉及假冒国内、国外知名品牌的企业不仅多，而且数量巨大，一些企业被查证的侵权案件的涉案总额甚至超过千万元。如何保护名牌企业知识产权，消灭“傍名牌”现象，进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一时引发了诸多讨论。一些傍名牌的商品充斥着商品市场，这种行为的泛滥已经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严重损害了受害企业和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从而严重的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一．傍名牌的概念和特点

傍名牌商品的概念源自美国1946年兰哈姆法(即美国商标法),在界定这一行为时用的一组词是ReversePassing-off”,字面的意思是“相反的骗卖”或“颠倒的骗卖”。傍名牌可以理解为:未经商标权人许可而撤、换他人合法贴附的商标后,再将商品投入市场的行为。在反向假冒中,行为人是在他人的商品上使用自己的商标。这是反向假冒与假冒商标最明显的区别。傍名牌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现象，通俗来讲傍名牌是指企业将著名的商标注册成为自己的公司商号，以便混淆公司名称与品牌名，试图使消费者误以为著名的品牌就是该公司生产的，从而扩大销路获取利润。不难看出，在现阶段傍名牌产品的大量存在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而且这些仿名牌产品具有以下的特点：

1).涉及商品种类繁多，包括食品、服装、生活用品、日用品、化装品等种类，可以说“无所不入”。而且傍名牌产品具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可以说这些商品都是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是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商品，也正是由于这些商品的消费需求大、购买力强等特点才使得大量的企业加入傍名牌的行列“从中分得一杯羹”。

2).傍名牌产品不仅瞄准国内知名品牌如模仿“红牛饮料”出现了“红午饮料”、模仿“康师傅方便面”出现了“康老师方便面”等等，而且还包括一些国际品牌如出现了华伦天奴.路易等，涉外案件也呈明显上升趋势。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2002年至2006年，法院共审结涉外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931件，年均增长达到48.29％。其中，2006年共审结353件，同比上年增长52.16％。在最高法院公布的“2006年度十大知识产权民事案例”中，两起涉及国际知名品牌的案例名列其间。路易威登马利蒂公司诉上海联家超市有限公司商标侵权纠纷，被告被判赔30万元。

3).傍品牌产品往往容易销售在农村以及边远山区，由于这些地区相对城市来讲信息蔽塞，品牌辨别能力不强，加上人们通过有关的电视广告已经对傍品牌的原来品牌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往往这些商品价格较低抓住了人们喜好便宜的心理因此容易受到农村消费者的选择。而且这些消费者还以为自己购买的是傍品牌产品的原有品牌。而相对与农村市场而言，城市的居民的品牌辨别能力较强，因此相对受到傍品牌的影响会小一些。

4).傍名牌产品包括两种方式，第一：“打擦边球战略”既在一些国际国内品牌上“添油加醋如华伦天奴.古柏、华伦天奴.乔丹。第二就是“玩文字游戏”，通过对名牌产品商标的文字部分篡改，如把“大白兔奶糖”改成了“太白兔奶糖”。

二．傍名牌的产生原因

那么为何在市场上“傍品牌”现象如此盛行，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依靠名牌产品的作用，由于名牌是知名品牌或强势品牌，人们研究品牌，正是为了帮助企业创立名牌，利用名牌。我们希望通过对名牌的认定，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名牌的作用，形成名牌意识。名牌的作用是在它的名牌效应，名牌以此为基点，带领着产品、企业、社会进步、发展。名牌作为企业资产在市场开拓，资本扩张，人员内聚等方面都会给企业带来影响，使企业拥有成功的法宝。而傍名牌产品正是利用了人们对名牌的青睐，从而让消费者产生误导。

2).有利可图是傍名牌产品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某一个产业存在的经济利润（超额利润）为新企业提供了进入这一产业的经济鼓励。正是由于名牌产品的有利可图为傍名牌产品的产生产生重要影响。傍名牌的产品涉及到服装、食品、生活用品和化妆品，由于这些产品有的是国际品牌具有价格高和利润大的特点，因此被广大的厂商所仿照，从而导致傍名牌的产生。

3).“傍名牌”企业抓住了人们的“贪图便宜”的心理。根据笔者了解发现，“傍名牌”一般容易在农村城镇地区较为盛行，原因有二：首先，农村地区农民鉴别品牌能力相对于城市居民较差。农民通过电视、广播等传播对一些名牌产品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当他在购买相关产品时候他会想到购买名牌产品。但是由于对名牌产品的不熟悉在看到那些和名牌产品相差不大的傍名牌产品时容易选择购买。第二，名牌产品通过大量的广告已经在消费者心里产生了影响，加上“傍名牌”产品价格便宜。因此能够在市场上生存。傍名牌产品正好抓住了消费者既想买好产品有想花更少钱的心理。

4).部分地方政府的纵容，当地方有关部门怕打“傍名牌”影响地方财政收入时，受地方保护主义的诱导，容易产生被动接受命令的心理，对本地区企业“傍名牌”现象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熟视无睹。不可否认的是傍名牌企业在短期内的确有利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提高，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则不仅阻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影响。

由于傍名牌商品的生产、销售等环节中必然涉及到相关权力部门的审批，而这些企业为了生存从而不得不采取行贿等方法来应对有关部门，从而使得腐败现象的产生。三．傍名牌带来的影响

1).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傍品牌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它的存在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傍名牌和原品牌相比具有价格的优势，但是在产品质量和服务上和名牌产品相差甚远，因此容易在市场上形成“恶性竞争”。以2006年为例，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商标侵权假冒案件的总数为41214件，由于大量的“傍品牌”产品充斥着市场，造成假冒伪劣产品严重破坏市场持续的正常运转，从而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2).傍名牌的产生不利于我国名牌战略的发展，名牌战略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品牌是体现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傍名牌的产生无论是傍国际品牌还是傍我国的名牌产品都不利于我国名牌战略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当今世界，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产权正成为各国增强综合国力、维护经济安全的战略资源，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3).我国加入WTO以后，一批“傍名牌”产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在WTO中的形象。不利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特别是近几年以来一批傍国际品牌的产品在我国产生，不仅不利于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和世界支持产权的保护，而且不利于我国作为世界上大国的形象。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各过企业以产品质量高低来竞争。而我国的这些傍名牌产品的产生尤其是一些傍国际名牌的产品产生使得世界其他国家对我国经济的消极认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我国在WTO中的地位。

4).对消费者而言，傍名牌产品是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行为，可能会对消费者的安全权带来影响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有权了解包括商品产地、生产者在内的有关自己所购买商品的一切真实信息,经营者有义务将有关商品的信息,如实告知消费者。反向假冒人更换或除去别人的商品上的商标,提供给消费者虚假的信息,错误地引导消费者做出购买行为,实际上妨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此同时，傍名牌产品的价格较低，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往往低价商品的背后是质量的不合格，或者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近几年假烟、假酒、假药的行为频繁发生。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傍名牌”产品往往是和消费者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如化妆品、食品等），如果质量出现问题，可能会对消费者的健康带来不良作用。

5).由于“傍品牌”的存在，可能会导致被傍的品牌出现“恶名度”，当一个顾客购买到“傍名牌”产品时，可能他是无心购买，可能他是有意购买。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当他使用完这种商品以后就会对该企业的产品作出自己的评价。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转嫁矛盾”把矛头指向真正的品牌制造企业上。与此同时傍名牌产品的产生对名牌产品具有淡化行为，而这种淡化行为对名牌产品的侵害是渐近的，不易被名牌产品所有人发现，比传统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更为严重和久远，也更难于弥补。因此“傍品牌”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对原品牌产生重要影响。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华伦天奴的傍品牌产品大量存在使华伦天奴品牌泛滥，市场销售受到影响，最终使得华伦天奴撤出中国市场。

四.防范傍名牌的几点对策和建议

1).加大对品牌的保护力度，对那些傍品牌的企业和产品进行监控。加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力度，在行政执法手段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对违法嫌疑人采取询问、检查、调查以及查封或者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在行政处理结果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作出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造假工具以及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分工协作。全国各地县级以上工商局近3000个，形成了密布全国的行政执法网络。按照《商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查处商标侵权案件，对于跨区域案件，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协作解决。同时加强对打击傍名牌产品的立法工作，《商标法》第52条第4款虽然明确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属于商标侵权行为,但该条款的内容只是针对“更换”注册商标,也就是说,我国《商标法》所指的傍名牌产品的行为仅指显性反向假冒,并没有在立法上承认“除去”注册商标即隐性反向假冒也属于商标侵权行为。这种立法方式使得我国《商标法》并没有全面地保护商标的使用权。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假冒理论已经形成了一种理论体系,其中对傍名牌的禁止不仅包括显性傍名牌,也包括隐性傍名牌。因此,建议我国在立法时,要加强对傍名牌的专门表述,这样不仅符合我国《商标法》的理论体系,而且对商标权人的保护也更加全面。

2).对于企业而言，要对商标特性有一些基本的了解；要高度重视商标在企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要学习商标法律知识，善于利用法律手段规范自身行为，保护自身权利；要对商标国际规则有基本的了解；要借鉴国外企业商标管理工作的成功经验，它可以避免使企业花费巨资和巨大精力而培育出来的品牌被别人利用。将国际共同遵守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纳入企业组织管理战略之中；企业管理者要及时将自己的商标进行注册，如果产品要进军国际市场，还应在相应国家进行注册。与此同时，加强对自己品牌的宣传，让消费者记住自己企业品牌的“真正风采”。对于那些举报“傍品牌”的行为给予奖励。企业还要联合工商行政部门对“傍品牌”产品进行打击。树立自己企业品牌的形象。

3).作为地方政府而言，对一些傍名牌企业特别是那些产品质量差、消费者口碑不好的企业坚决予以监管。地方政府的上级部门要加强对下级有关部门特别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作用，防范傍名牌产品的注册、生产、销售。从而从源头上治理傍名牌产品的行为，杜绝有关腐败问题的产生。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都要把保护名牌产品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来抓，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企业商标工作的指导，引导企业正确维护名牌产品的商标。要加强对侵权行为惩处，强化行政执法联合打假力度，完善诉讼保护制度，提高行政罚款、损害赔偿及刑事量刑标准，使违法者忘而却步。

4).作为消费者而言，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国家有关部门和一

些名牌产品的企业要尤其对那些傍名牌产品容易产生的农村地区和边远山区的消费者加强宣传和引导，让广大的消费者树立和傍名牌产品作斗争的意识。使得广大的农民通过学习有关的法律法规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国家应该重点加强在农村地区对广大农民的名牌宣传，使得广大的农民学会正确辨别真假名牌产品，从而有力地阻击那些傍名牌的销售渠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和经济繁荣，名牌产品的无形价值日益显现。中国要走向世界，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努力创造和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乃至世界驰名的商标，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和民族产业的发展，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看到，对名牌产品的保护更是意义非凡，更是任重道远。为了顺应世界潮流，我国必须进一步努力提高对名牌产品的保护能力，加大对傍名牌产品的打击力度，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积极研究探索保护对策，为履行好国际义务，促进全球经济繁荣与发展，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新秩序，做出我们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干春晖主编《产业经济学教程与案例》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06

2.《中国工商报》2007年4月27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李东生答记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