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保障机制范文10篇

法律保障机制范文篇1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协调成为区域发展中最为关键性的因素,区域协调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是顺应区域发展阶段性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0必然要求。区域经济系统是构筑于一定的资源系统之上,并与之发生耦合关系的系统。资源、环境的变化不仅是经济系统运行的结构,而且会直接反馈于经济系统。加快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要保护好环境,充分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法治作为推动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不可或缺的保障。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导入: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法价值理性

(一)目标价值定位

社会公平正义正义和公平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党中央更是从历史的高度将公平正义确定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理念。古往今来,数不胜数的思想家、哲学家对正义的真谛进行了不懈的追求和探索,并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和不同侧重点进行了阐释。柏拉图在5理想国6中花了大量篇幅讨论了正义问题,指出正义是善的城邦的美德之一,其总的原则是/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0。亚里士多德在5尼可曼伦理学6中强调,正义指的是/各得其所0,也就是每个人都应得到他资格内理应得到的那一份。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指的是合法、公正和公平。约翰#罗尔斯对正义作了精辟阐释:/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0/正义是促进事物向公平方向发展并维持公平状态的一种道德力量。0/公平是正义的基础,正义不外乎公平。正义和公平是一对孪生兄弟0。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那么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法律保障机制当然也是以公平正义为目标趋向的。正义意味着公平、公正、公道、合理。在我国法治建设中,正义应当成为我国社会法律体系的核心价值。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涵有:一是权利的公平,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和基础。在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过程中,必定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将权利的形式、内容、种类等予以确立,以切实保障公民的应得权利,这也是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首要价值目标。二是机会的平等,它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条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目标,必定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保障区域成员都有同等的机会,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权利的公平。三是分配的公平,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标准和归宿。和谐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利益的和谐,利益是一切行为的根源,因此要实现区域与资源、环境等不同区域各个领域不同阶段利益的和谐,就要达到分配公平这一基本要求,即法律制度的设立要以公平方式分配社会的权利和义务,合理分配社会的利益,使区域所有成员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其应得和可得利益,这也是评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主要依据。

(二)发展价值定位)))政治民主

民主一词导源于希腊文Demokratia,由De-mos和Kratos合成,其原意是/人民的权力0或/人民的统治0。它既是一种观念形态,更是一种实践理性;既是一种本质或内容的要求,更是一种模式或样态的体现。民主政治有一条基本规律,就是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是实现法治的政治环境,因此实现政治民主对于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是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法律保障机制的发展价值定位。首先,从环境权力决策机制来看,民主意味着以少数服从多数、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在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运作过程中,要想做到环境决策民主,就必须把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实现。其次,从环境保护民主中的国家管理来看,民主意味着人民广泛参与的平等权利。意味着全国人民依法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广泛权利。只要是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或重大政策,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决策过程中,将更多地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使人民拥有更大的参与权、发言权,真正做到环境保护民主,促进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统一。最后,从环境发展民主的价值定位来看,民主意味着自由的最大化。每一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自由是天赋的人权。/人人是平等和独立的,因此,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所有权。0环境发展民主不仅要保护公民的生存权还要保护公民的发展权,实现人民的最大利益,使他们的自由最大化。政治民主同时也是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法治保障机制的必然要求。

二、理念支撑: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应然契合

(一)可持续发展理念

可持续发展是在深刻认识到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力的基础上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广泛采纳的定义是在1987年由世界环境及发展委员会所发表的布特兰报告书所载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称为可持续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不受区域、层次和领域限制的持续性的发展,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则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其现已为许多国际组织、政府机构等各社会阶层所接受。其一,区域协调发展促进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是资源、环境可支持发展的前提,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又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其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资源、环境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三,区域协调发展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互为前提,互促手段。人类在区域发展中,向自然界索取、创造富裕生活的同时,不能以牺牲人类自身生存的资源、环境作为代价。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则必须保证使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资源、环境成本全部内部化。而要实现资源、环境成本的内部化,合理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是优先选择。可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和基本前提,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又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的结果。

(二)区域协调发展理念

区域协调发展是相关区域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因素发展上相互联系、关联互动、正向促进,区域利益同向增长,区域差异趋于缩小的过程和状态。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实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和谐、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社会的共同进步。区域协调发展是共同发展,即各区域都享有共同发展经济的机会,国家政策在向西部倾斜的同时,也要为中部的崛起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兼顾东部落后区县,做到经济发展中/公平0和/效率0的兼顾。因此,它的最基本含义就是协调区域发展中的/效率0与/公平0。这里的/效率0,就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这里的/公平0,包括过程公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实际公平)两个方面。前者是指要给各区域均等的发展机会,使得各区域在统一的市场上公平竞争,等价交换,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不以牺牲任何区域的经济利益为代价;后者是指要对发展条件差的落后区域给予有效的扶助和支持,使各区域在共同发展中有效控制和缩小发展差距,最终走向共同富裕。这里的/协调0,主要就是协调好我国经济整体发展的/效率0与各地区获得利益的/公平0的关系。我们在发展区域经济子系统的同时必须兼顾到环境子系统承载力,发展既要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绝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高增长,两者之间是统一协调关系。因此我们要充分处理好资源、环境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其一,协调发展是区域发展的内在必然性的反映。在我国,各个区域之间的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发展条件等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相互间具有很强的供需上的互补性和发展上的依赖性。其二,区域协调发展对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起主导作用。随着区域协调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能力逐渐加强,人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改造自然界。同时,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可以改变自然界的状况。当人们按自然的规律办事,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就可能使资源、环境质量不断提高;反之,若违背客观规律的要求,一味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就会使资源、环境系统出现恶性循环。其三,资源、环境与区域协调发展互促互进。良好的环境可以为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可为经济系统提供更多资源,也可容纳经济系统产生的更多废弃物,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区域经济实力增强了,人们就可以拿出更多的剩余产品用于环境建设和环境治理,如建立自然保护区、对废弃物进行治理等。同时,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良好环境条件的需求越来越强,人们就会主动地保护环境,充分利用资源,提高环境质量,促使区域可持续协调发展。

(三)新财富观理念

/财富0是人类对事物的最基本、最广义、最重要的一种价值判断,/财富观0是指人们对事物价值的看法和态度。作为/财富0载体的事物是针对特定主体而言的/有价值的东西0,包括物品和服务。在经济学中,财富是指按价值计算的富裕程度,资本和财产通常被作为财富的标识,但在狭义上,资本常被用来代表货币形态的财富。马克思财富观认为,财富指商品的使用价值;财富的来源除了劳动之外,至少还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恩格斯也说:/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0。正如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0在马克思的笔下,土地代表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马克思主义的财富观强调了资源环境是物质财富之源,为今天确立区域可持续协调发展经济的财富观提供了理论基础。以往的财富观存在着一个共同问题,即只有进入社会生产过程的自然资源才构成国民财富,否则只能是潜在的国民财富。它们只着眼于物资生产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因而崇尚在攫取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获取财富,忽视了环境生产和自然资源对人类生存和财富创造的贡献。它们否认一国全部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作为整体的使用价值,也是一个社会或国家的重要财富。然而,它们不仅是经济系统的物质财富之源,而且其本身就是国力的重要体现,是宝贵的财富,应该定义在国民财富之内。正是基于此,为了满足国民福利最大化的要求,解决GDP最大化的工业经济模式带来的负财富问题,在财富形态上就面临着从单一的价值化财富形态向价值及实体的双元财富形态的转变,面临着从传统的财富观向新的财富观的转变。其一,我们首先要先确立生态财富新理念。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其载体是自然物质,不能把生态环境的物质承担者当做物质财富,更不能把生态环境同具有生态环境的自然物质这个载体混为一谈,必须把它独立作为一类财富,即生态财富。生态财富是指生态经济系统中的有人类劳动参与其中而且具有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生态产品,或者说是由生态系统直接供给社会生产、人们生命与生活需要的生态使用价值的总和。其二,新财富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生态自然财富观。生态自然是大自然赐给人类最大的财富。政府倡导区域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就是要发展生态经济,而生态经济需要我们树立生态自然财富观,这是因为生态自然将会成为未来财富创造的主要资源。其三,新财富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价值化与实物化融合的双元财富观。要实现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单一的价值化财富经济体系向价值化与实物化双元财富经济体系转型。

三、制度供给:法治建设与资源、环境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动态互促

(一)法治建设保障区域资源、环境生态化进程,引导区域可持续发展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制度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可通过各种制度安排间的互补,为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提供保障。从区域发展角度而言,处于制度层面的法治手段是渗透于行政管理、市场运行、国民意识等诸多领域的综合规范机制,可以推进资源、环境区域生态化进程,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其一,法律法规的稳定性保障区域资源、环境生态化推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长期稳定有效实施。法律法规不仅为区域资源、环境生态化提供法律依据,而且决定并影响其法律地位,使其法定化、制度化得到有效的推行。同时,区域可持续发展是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稳定发展,它需要一系列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才能得到长期稳定的实施,而法律法规的稳定性恰恰能够满足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机制稳定实施的基本要求,从而使区域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战略和政策能有效地克服依靠行政策命令、行政手段来发展经济过程中存在/政策多变、朝令夕改0的弊端。其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稳定区域资源、环境生态化秩序,是保障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行为者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并不会考虑经济活动中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带来的成本,要减少这些外部不经济即环境资源的破坏带来的社会成本,最根本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强制性的制度安排规范每个经济行为或个人行为。法律法规一方面将环境生态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范、计划,通过各项法律制度规定及其实施,协调区域内的发展,合理分配资源;另一方面在微观上考虑各种经济活动的环境成本,对一些不可持续发展的或危害可持续发展的行为予以有效地制止乃至制裁,追究其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二)区域资源、环境生态化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完善区域法治建设

第一,区域资源、环境生态化立足可持续发展,更新了区域法治建设的理念。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先进的伦理观、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对法治建设的理念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区域资源、环境生态化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区域自然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必然会约束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调整区域法治建设的理念,树立生态文明取向的价值观,植入人与自然关系调整的新财富观理念。在区域法治建设中,应以人和其他生物都要共同遵循的自然规则为标准,确立新的正义观和价值观;在人与自然之间确立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仅要明确人对自然的权利,也要明确人对自然的义务。第二,区域资源、环境生态化深入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地方立法体系,促进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法律保障机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地方立法主要集中在地方经济立法、环境资源立法和社会立法等方面。从目前的地方立法来看,在促进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地方立法方面,经济立法往往是被动和消极的,经济立法中很少提及环境保护的内容,职责不清,很少触及环保所涉及的深层问题。地方环境资源立法,没有将环境资源的保护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等结合起来。区域可持续发展要求树立整体环境观,以/生态环境0作为主体概念,将生态安全纳入地方环境资源立法的调整对象,并将资源、环境的保护提升到生态文明的新高度,构建融合资源、环境与生态观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四、机制保障: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法律保障机制架构

(一)构建多层次、可持续性的法律体系

在区域和谐发展背景下,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社会主义法治化的目标,构建多层次、可持续性的法律体系就是其基本要求。法治化立足法制完善,包括立法、司法、执法,由这些体系组织而成的一个纵向的法律运转体系。法制体系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求所有的法律部门合理地结合成为一个内部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具体包括以下两点:第一,健全多层次的法律体系。在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中,要求法律各部门门类齐全,内容完备,调整不同社会关系的法律部门都应该完备,以保证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区域都有法可依。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仍然还有一些法律部门未健全,要尽快使法律之网臻于完备,尤其需要完善生态环境保障方面的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新型医疗合作制度、农业保险制度等,以促使农村与城市共同发展,实现区域的和谐发展。第二,在完备法律体系的同时,注重法律体系的可持续性。区域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还应注重法律体系的可持续性,以保证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区域和谐发展的法治化制度要素,就是要建立多层次、可持续性的法律体系,要求各法律部门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组合,呈现为一个体系化、系统化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这也是法律体系的一种理性化要求。

(二)构建法治与民主的互动机制

区域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不仅需要法治,而且还需要民主。构建法治与民主的互动机制,是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法治化的促进机制。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是法治国家,社会是法治社会,政府是法治政府。这说明,民主应该是有法律制度保障的民主,法治也应该是民主的法治,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第一,法治保障民主的体现。法治的前提就是制度的健全,在区域法治化的进程中,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将公众民主参与的方式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样才能保证民主参与的稳定与长久,保证区域法律制度的建设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并在执行过程中可以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民主是以法治做为保证的。第二,民主促进法治的实现。实现民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法治化的过程。首先,法律制度的建立应以民主为目标,也就是说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应成为区域法治建设的宗旨,法治在立法中以这些价值目标为其追求,实际上也就是以民主为其价值取向。制订出体现和维护人民共同利益的法律,才能使法治具有合理性和合目的性,保证区域法律制度的良性运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法律保障机制良性互动发展。其次,法治的基础性要求就是民主。从立法来看,就是要确保立法的民主与透明,具体的做法有:将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布,公开征求意见或采取座谈会、听证会等形式,当面听取意见,从而使法律的提出、审查、决议、监督等各个环节,都能反映民意,充分体现透明、民主。在执法方面,也要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透明执政。一方面政府根据区域法律制度的规定,依法行政、民主执政;另一方面,法院、检察院根据区域法律制度,公正司法,确保人民的各种权利得到保护和尊重,且在执法过程中,要保证执行的过程是在阳光下进行,做到透明民主。在监督环节上,要健全区域内的监督机制,并加强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报告权,为完善各项制度和法治建设提供民主程序的保障,保证监督环节的透明和民主。因此,实现政治民主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法治化的过程。

(三)完善区域统一协调机制

区域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最本质的体现是有共同的决策机构和相对完善的决策机制。建立具有权威性的统一的一体化协调机构是促进资源、环境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保证。国内外的实践表明,推进区域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需要有一个由各经济体共同组成的组织机构。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下,根据各自区域性特点,各省市在制定省一级规划时必须进行相互磋商,都要以区域的大战略、大目标为发展前提。在涉及区域资源、环境生态立法方面,积极探寻与周边各省市实行法律合作,包括立法合作和执法合作。既要考虑本地区的自身利益,也要顾及对周边地区的不利影响,避免各地区之间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在立法合作方面,可将相关的法律草案交由各省市讨论提出意见,加强立法的一致性,提高法律的实施效果。在执法合作方面,涉及区域生态管理的各政府部门可定期进行信息交流,传递各地区域生态执法信息,加强法律实施中的协调合作,真正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四)建立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

构建生态补偿的基本思路是按照生态资源定价的理念,从实现生态文明、公平、公正的角度出发,妥善协调区域利益,按照/谁受益,谁保护0,/谁破坏,谁恢复0,/谁污染,谁治理0的生态补偿原则,建立受益区对受损区、城市对农村、富裕人群对贫困人群的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各方利益,促进共同发展。把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定位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消费0,结合政府调控与市场化运作,逐步建立公平公正、权责统一的生态补偿机制。利用制度创新实现生态保护的经济效益化,主要涉及生态环境效益与评价、自然资源保护等多方面内容,从而能有效整合区域生态资源,实现生态管理、科学补偿,使人民充分认识环境的使用价值、自然的生态价值和生命支持功能,降低资源消耗,以此推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加快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实现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发展。为保障本区域的环境安全,必须把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来考虑。山东工商学院学报,应当大力保护生态环境敏感区和重要生态服务功能区,明确划定保护地区或限制发展地区,进行区域生态环境建设和流域综合治理,保护农田和林地,发展生态绿地,改善地表覆盖状态。对因被划为特定生态区而可能致贫的地区,由中央政府统一协调,按照利益和成本分担的原则实施生态补偿机制,保障区域内各地区的持续协调发展。(五)完善环境金融资本融资机制金融资本在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实现资本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和资金的高效融通,是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这就需要建立区域内的金融合作战略协调机制和环境金融资本保护机制,制定共同的区域金融政策,创建优良的诚信环境和完善融资担保体系,拓展金融资本的融资渠道,共同发展区域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金融合作基金。通过构建多层次的区域金融合作机制促进区域金融发展,使得信贷资源分配更加注重市场化、区域化、可持续化,着力改善金融生态环境,营造吸取资金的/洼地效应0,吸引更多的外资和国内其它资金的流入,从而实现资本在区域经济圈的自由流动和资金的高效融通。充分发挥金融在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中的/加速器0作用,促进区域经济优势发挥,实现产业互动发展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六)发展环境文化创新机制

文化既内在于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又外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制度和规则等,文化动力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发挥文化的最大正动力,抑制文化负动力,以文化承载力和文化张力为基础、以先进文化为导引形成文化发展力,以稳定、和谐的文化动力机制,构筑/一体多元0的可持续文化动力体系。文化动力是一种渗透于人类生活中的以价值为中心,以创新为动力,在社会活动中整合而构成的综合能量。文化动力的形成能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演进和改变,从而激发人们身上所蕴含的潜能,在现实中焕发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并极大地促进我国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因此,发展社会文化创新机制,首先,要转变传统观念,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观、科技观、价值观和新财富观。新财富观倡导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历史上人类生活的实践证明,先进、优良的文化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狭隘的文化则阻碍社会经济的进步。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面临变革与转型,客观环境的改变必然要求观念形态进行相应的改变,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观、科技观和价值观及发展新财富观,是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而24提出的迫切任务,也为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法律保障机制提供了持续性动力机制。其次,还需加强制度文化建设。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从个人财产权到社会处理公共物品的方式,以及影响着收入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因此为发挥制度的最佳效用,就必须建立与区域和谐发展法治化相适应的制度文化观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区域和谐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一是树立制度文化观念,必须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落后于社会发展,也不能超前于社会发展;二是制度文化的建设,必须要充分体现民主、科学,这样才能使制度文化充分发挥其作用,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统一。

法律保障机制范文篇2

社会管理创新是对新形势下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新探索，社会管理需要创新，社会管理如何创新是我们正在探寻的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始终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法律保障则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形式上的合法性。社会管理创新首先应该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只有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制体系、法治程序和规范为支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最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这是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的重要环节。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

转型时期的中国面临诸多社会问题，教育、医疗、住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热点领域不断积聚能量，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消极腐败现象和严重犯罪活动影响严重，还有一系列天灾人祸给公众内心带来的颠簸、震动。面临这一系列关系民生的棘手社会问题，社会管理体制需创新。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1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是中央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出发、科学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作出的战略决策。社会管理创新，是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过程，是以社会管理存在为前提的，其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①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基础

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社会管理创新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必须在法治的基础上进行。

（一）社会管理创新不能超越宪法的规范

第一，社会管理创新不能超越宪法的维度。创新不是刻意突破现有宪法和法律的界限，而是更好地维护宪法、执行法律。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之下进行，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突破宪法与法律的创新的社会代价是巨大的，不仅冲击社会成员的规则意识，而且容易使创新的成果缺乏保障。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夯实基础，不能置法律于不顾，严格遵守法律的中立性、程序性等要求，不能以“创新”的名义逾越法律去从事社会管理工作，否则措施不合法，效果也是舍本逐末。第二，处理问题要有法律意识，尊重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些都是保障中国公民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重要原则。宪法在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对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作了详尽的规定，包括政治权利和自由，人身权利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我们应当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二）社会管理创新要全面践行法律

首先，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首先要带头依法行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早已从一个“整体性社会”转变为一个“多样化社会”，它包括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社会生活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等。多样化的利益和资源需要协调和整合，原子化的个人也需要整合进各种大大小小的新的社会共同体中，以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多样化的思想观念需要在求同存异和包容中通过协商对话和平等交流，形成社会共识和扩大社会认同。另一方面，经济建设中也涌现了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事务，需要有新的解决办法。②面对这样一种形势，当前的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从管理理念看，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只重视经济增长，对社会民生建设缺乏兴趣和热情，对常规化和科学化的社会管理研究不多，还存在管控思想严重、服务意识淡薄的问题。从管理法规看，有关社会管理的法制建设还显得滞后，有些领域还存在着一些法律空白，如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至今还没有一部专门法律；对于如何规范大量的信访行为、如何引导和利用社会舆论、如何引导和利用新兴媒体、如何有效管理城市、如何有效保障公民权益，以及如何处理群体事件等，都缺乏相应的层次较高、法律效力较大的规定。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亚太蓝皮书》指出，中国经济规模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区域内第一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说前30年的改革发展因为我们专注于经济建设，努力做大蛋糕，而相对忽视了蛋糕的分配和公平正义的追求，以致现在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有待解决。在当代腾飞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下，过去曾经被经济发展所遮蔽和冲淡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现在也有了解决的可能。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用5年乃至更长时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起一个和谐、健康发展的社会。形势不等人，但要开出社会管理的新局面，前提是政府必须依法行政。③其次，司法应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运行提供法治保障司法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具有特殊功能、担负重要使命。司法是维护人民群众权益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寻求公正的制度化途径，同时在社会管理中又是最具国家强制力的方式。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解决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的纷争矛盾，监督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办事，本身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正的过程，也是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过程。同时，司法活动将法律条文中所蕴含的一般的、抽象的公平正义精神贯彻到每个具体案件的处理中，通过准确公正地适用法律，规范和引导民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通过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司法活动，对民众行为施加影响，促使其接受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和意识，推动在全社会树立法治信仰，进而提高社会管理品质、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因此，司法是通过法治途径实现社会管理的重要渠道，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司法的中立性、统一性、专业性、公开性以及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禀赋，使其在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其他社会管理方式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优势。

三、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保障机制建设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是规范人们活动的准则。法律是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必要依据和重要手段。法律也是在社会管理中依法决策、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依法组织人民群众全面参与的可靠保障。社会管理创新，说到底它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其难点在于明确职能、保障权益、完善机制和夯实基础。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保障机制建设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推进：第一，推进立法，完善公民权利保障的法律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完善公民权利保障的法律体系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立法在近些年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一些重要法律还需要推进，如住房制度改革、遗产继承限制等都需要法律加以支撑；财税法律还不能满足初次分配要求；环境健康保护法律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缺陷和漏洞。这些都亟须从立法理念、立法制度到整个法律运行机制上进行调整。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对经济、土地、收入分配、住房保障、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保险、救济等民生领域已有的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辅之以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特别要关注收入分配、住房、教育、医疗制度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农村土地征占、城市房屋拆迁、劳动合同签订、农民工权益保护等问题。要及时制定对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以使法律充分反映人民意愿、代表人民利益，充分发挥法律对于加强社会管理的基础保障作用。第二，加强依法行政，遵守法律程序保障公民权利。一般而言，社会管理行为是具有公权力性质的行为，按照现代法治的基本原理，公权力行为都应遵循一定的程序，这样才能避免公权力的滥用，才能保护社会利益主体的合法权利。④由于特定的法治传统等原因，我们的社会管理行为一度较少关注程序，甚至为了求得问题的快速解决而忽略了程序的价值，最终影响了公民权利的保护。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管理的程序正当问题，所有的社会管理活动都必须遵守法定的程序，做到不但实体上合法，程序上也合法，确保公民权利得到有效保护，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第三，坚持公正司法，切实维护权利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坚持公开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保障。为推动社会管理事业顺利进行，必须从国情出发，进一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对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出现的涉及民生的矛盾和问题，司法机关不仅要公正判决而且要有效执行。同时，要完善社会矛盾的调解机制，加强人民、行政和司法调解联动来解决社会冲突。特别要不断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切实推动社会问题的法律解决。检察机关要加大监督力度，促进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法律保障机制范文篇3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和驱动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否能够获得公平和必要的金融支持。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金融支持体系是促进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持续发展的基础。我国民族地区金融体系基础薄弱，并呈现浅化和弱化发展趋势，成为制约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面对民族地区的金融发展问题，许多学者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现状、深化策略、服务创新、体制改革、立法完善等进行了多维度探索，以寻求破解对策。但很少有成果从发展权视角对此进行研究，更没有成果提出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理论。从发展权理论研究民族地区金融问题及其破解对策，是深刻认识到问题产生原因和破解对策的重要路径。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理论的提出，有利于明确国家保障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责任，促进民族地区金融权利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以消解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提出的理论基础

(一)发展权: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母体性权利

发展权被誉为第三代人权的核心，是人权理论在现代社会的拓展与新发展①。1969年，阿尔及利亚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发表的《不发达国家发展权利》报告，首次提出了“发展权”概念。1970年，塞内加尔法学家凯巴•姆巴耶在斯特拉斯堡国际人权研究院演讲时指出，发展是所有人的权利，每个人都具有生存的权利，并且每个人都有生活得更好的权利［1］，首次较为深刻地阐述了发展权的基本内涵。1986年，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第一条就发展权内涵作出了全面阐述:“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再次肯定了所有人享有发展权。从主体来看，发展权不仅是一项个人权利，也是一定社会群体的集体权利和一项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权利［2］。就一国内部来看，保护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应是其主要内容。发展权为实现个体、团体和国家的公平与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武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整体经济实力得到显著增强，但也带来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新世纪初，我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地区发展公平。西部问题主要是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在以货币化、信用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有效金融机制通过作用于社会资本形成能力而最终传递到整个国民经济，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3］。金融权利是关系到民族地区及其公民生存、发展的基础性权利。作为弱势区域的民族地区，其金融权利更是应得到倾斜性的保护。从提高民族地区整体发展能力来看，保障其金融发展权利是更为关键。从作为集体权利层面上的发展权来看，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提出，符合发展权的基本理念和追求目标。

(二)实质公平: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伦理基础

实质公平是以追求结果公平为基本内核的公平观，其在承认主体存在差异性基础上，将内容和目标的公平性作为着眼点［4］。市场经济消除了按身份配置资源的不公平，这对解放生产力，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由于自然禀赋、经济实力、历史传统、发展机遇等因素的影响，主体差异不可避免。对所有人无差别地平等对待，有利于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和优化资源配置，但也使主体之间的实质不平等变得天经地义，甚至成为加剧不公平的推手。市场竞争中的大量弱势群体由于不具备足够竞争能力而无力消受这份“公平”，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一部分人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分裂和对抗，由此导致一系列社会矛盾［5］。形式化地推崇公平必将造成强者与弱者、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这就提出了克服形式公平内在弊端，改革传统公平理念的诉求。新的公平观———实质公平应运而生。实质公平在承认主体差异客观存在基础上，以实现社会正义为目标，主张在对所有主体平等对待基础上适当赋予弱势群体相对特权和倾斜性保护，以实现发展结果的相对公平。实质公平并非追求平均主义，而是在形式公平基础上，对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给予必要关怀，以缩小主体之间的发展差距。发展机会和制度的不公平，是造成民族地区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改革开放初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采取了效率优先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通过向东部地区实施倾斜性扶持，以利用其发展优势，形成经济发展的合理梯度，以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提升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但在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中，偏重于经济效率而对区域发展公平关注不够，使得区域差距特别是东西部差距不断拉大，地区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不断加剧。面对逐步扩大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发展公平问题日益突出。政府对民族地区发展给予倾斜保护和重点扶持，既是发展成果公平分享的需要，也是践行保护弱势区域，促进社会公平发展伦理的要求，实质公平观为国家对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给予倾斜保护和特别扶持提供了社会伦理的支持。

(三)普惠制金融: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提出的金融理念基础

为弱势群体、弱势产业和弱势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即普惠金融或称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6］。普惠制金融概念源于发展中国家传统农村金融政策普遍失败背景下，以服务于贫困或低收入群体的小额信贷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普惠制金融以向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低端人群和弱势地区提供必要金融服务为理念，使排斥于基本金融服务之外大量中低收入群体能享受平等的金融发展利益，以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消除贫困地区金融抑制和金融落后状态。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整体效率低下，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机构，难以为民族地区企业与个人等提供必要金融服务，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必要金融支持而陷入恶性循环。普惠制金融理论突破了传统金融营利性理念的局限，彰显了公民获取正当金融利益的基本权利属性，为民族地区及其公平获取平等、基本和普遍的金融利益提供了理论支持。国家对作为弱势区域的民族地区的金融基本权利给予特别保护，符合普惠制金融的发展理念。民族地区发展的落后，很大程度是由于发展机会和成果区域分享不公平造成的。保障民族地区发展得到必要的金融支持，是促进民族区域和少数民族公平发展的基础。如2006年，东部各项贷款占全国比重61%，而西部民族地区仅占13%，加之东部资金边际效率要高于民族地区，导致民族地区资金外流，造成民族地区资金短缺而无力支持民族地区建设［7］。普惠制金融理论为民族地区获取基本金融服务和公平分享金融发展利益提供了金融法理支持，确立了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概念提出的金融法理基础。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是普惠制金融理论在发展权和实质公平理念辐照下的结晶。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理论的提出，为有效破解民族地区发展问题提供了新路径。

二、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含义和内容

(一)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含义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依托发展权而存在，是发展权理论在民族地区的具体化。一般认为，发展权指人的个体与人的集合体参与、促进并享受相互之间在不同时空限度内得以协调、均衡、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人权［8］。作为弱势区域发展权的民族地区发展权，指民族地区及其公民要求国家及其他主体保障其参与、促进和公平分享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全面发展所获利益的基本的集体性人权。相应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可定义为:民族地区及其公民所享有的要求国家及其他主体保障其参与、促进和享受金融发展状况和结果的基本人权。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是民族发展权的核心组成部分，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基本性。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保障其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实现的基础。基本权特征决定了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根本义务主体是国家。2.平等性。所有民族地区及其成员平等享有实现其发展所应具有的基本金融权利，不因身份差异等而不同。3.共享性。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主体包括所有民族地区及民族地区所有公民，其基本理念在于公平分享金融发展权利，实现主体的共同发展与和谐发展。4.集体性。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是作为整体的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公民要求国家或其他主体满足其发展权所必需的金融权利的基本人权，主要作为一项集体的、团体的基本权利而存在。

(二)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基本内容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是作为弱势区域的民族地区所应享有的获取公平金融发展机会和结果的基本权利，其包含五项基本内容。1．获取基本金融服务的权利。指民族地区具有获得金融机构必要服务和享受基本金融产品的权利。孟加拉乡村总裁尤努斯教授曾指出:“信贷就是人权”，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金融服务机会的权利［9］(12)。只有保障民族地区及其公民具有获取基本金融服务的权利，才能保障其公平参与经济发展及分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2．参与金融发展的权利。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在宏观层面，指民族地区有权以集体方式表达其金融意愿和要求，并有权要求国家以法律或政策形式予以确认和保护，如民族地区有权要求国家提供专门的民族地区金融政策，制定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法规等;在微观层面，指民族地区成员有权参与具体的金融活动，以便利其融资，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包括民族地区成员有权使用银行体系，参与保险业务、证券融资业务等一系列金融发展的权利。3．促进金融发展的权利。指民族地区有权通过参与金融发展，推动和促进金融创新，并有权将有利于民族地区发展的金融创新活动纳入国家的金融政策或法律体系，使之制度化。促进金融发展权利要求国家充分尊重民族地区人民的金融智慧，鼓励其金融创新，以有效解决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特殊性问题。4．分享金融发展成果的权利。指民族地区有权公平分享国家金融活动的一切成果，包括金融设施、金融制度和金融交易等，以满足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分享金融发展成果的权利是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核心内容，是民族地区要求国家保障金融发展能力，公平分享金融发展成果的权利基础。基于自然禀赋、历史状况、经济水平和区域发展战略等因素影响，相对于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在享受金融发展成果能力和现状上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国家保障民族地区公平分享金融发展成果的权利是加速其发展的关键。5．获得金融发展扶持的权利。指民族地区具有要求国家或其他主体采取有效措施扶持和帮助其金融得到优先和快速发展的权利。民族地区与发展地区金融发展存在较大的差距，在金融权利实现上与发达地区存在事实上的不公平。发展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给予弱势群体和弱势个人提供缩小与强势群体及强者间差距的机会［10］。为保障民族平等和民族地区公平，就有必要给予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特殊条件和必要扶持，保障其金融得到快速发展与不断深化，缩小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的差距。

三、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实现的国家保障责任

(一)国家是实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根本责任主体

《联合国发展宣言》明确指出，创造有利于各国人民和个人发展的条件是国家的责任;第八条更是对国家保障所有个人发展权利责任进行了具体规定，金融发展权是民族地区公民的基本人权，义务主体为国家。将国家确定为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根本责任主体基于以下三个原因。1．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宪法性权利属性决定其应由国家负责。宪法权利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契约性质的权利，它们是宪法制定主体———人民通过宪法这一契约形式来肯定的政治国家必须向公民承诺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和福利保证［11］。金融发展权保障民族地区公民实现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础，属于少数民族的宪法性权利。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是国家存在目的，也是国家获取公民认同的基础。只有国家积极履行基本义务，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才能确保民族地区基本人权实现和民族地区公平发展。2.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其只能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具有正外部性、非排他性和公益性的特征，以追求营利最大化为基本目标的私主体，一般不愿意提供公共产品。而以提供公共服务，满足人民发展需要为基本宗旨的政府，也就成为公共产品提供的必然主体。以保障民族地区公民基本人权和促进区域公平发展为目标的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无疑属于基础性的公共产品，所以应当由国家依法保障实现。获得基本公共产品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应有之义。国家保障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使公民有权享受公共产品的宪法性权利的要求。3.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基础性地位决定其只能由国家保障。金融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工具和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能力，影响到民族协调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民生利益实现等重大问题。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是关系到整体性、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问题的基本权利，决定了其无法由私主体提供而只能由国家来保障。

法律保障机制范文篇4

【关键词】农民；金融权益；保障机制

1农民金融权利概念及内容

1.1农民金融权利概念

在我国，农民作为一类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享有着相同的权利。但是，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当中，出现了公务员、工人以及知识分子等不同的职业和身份，农民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在社会中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在宪法第111条中规定了农村与城镇实行居民分治，此类根据户籍而区分的分治制度，导致居民自身的权利具有一定的身份性，并且在法律上也成为了弱势群体。关于金融权利的相关研究中，当前主流的观点认为金融权利是一种人权，就如同人们在衣食住行上所享有的权利一样。因此，学者专家对于农民金融的概念界定中，认为农民金融权利是一种理应归属于农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农民应该享有的一种基本人权。该权利具有无差别和综合性，对于农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关于农民金融权利的进一步研究当中，一些观点认为，农民自身的金融权利是现代金融业发展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结合的产物，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主体特定性、新型的人权，该金融权利是农民群体在自由意志之下，通过自由行为便可以实现的一种金融利益。另一方面，关于农民金融权利的相关研究认为，农民通过储蓄的方式将自身通过劳动所获得的报酬存储到金融机构，便会享有储蓄存款的相关金融权利；同理，以入股的方式将当前的储蓄进行使用，则农民应该享有金融合作的权利[1]。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农民金融权利属于农民自身的一项基本人权，但是在进行相关研究当中，应该将其放置到大金融的背景之下进行讨论和理解。根据农民自身特殊的身份，可以将农民金融权利定义为：农民在进行金融活动中所享有的，以实现自身金融利益为内容和主要目的，关乎于农民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一项具有综合性的人权。由于在我国经济发展当中，城乡二元化的差异越来越显著，农民作为当前社会中最大的弱势群体，因此此类权利具有主体的特殊性。此外，根据社会公平正义的相关理论，农民金融权利对于农民自身生存和发展就较高的影响力，因此该权利的公平性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1.2农民金融权利内容

首先，农民贷款权。该权利是指农民能够真正的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权利，只有农民自身贷款权受到保护，才能更好地实现农民自身的生存与发展[2]。但是根据比较利益等相关理论，一些地方金融机构在进行贷款中并不注重于农民贷款，逐渐的出现了非农民化和城市化现象，导致农民自身贷款权受到损害。其次，农民农业保险权。该权利是指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过程当中，自身进行参保的标的物因约定的原因造成自身财产损失的情况下，从参保机构获得经济补偿或者物质帮助的权利。由于农民在进行作物种植当中，存在着自身农产品生产周期长以及季节性明显等相关特征，并且其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具有不可预期性，这就导致农民农业自身可保性较差，农民自身农业保险权得不到有效保障。最后，金融合作权利。农民金融合作权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农民以改善自身生产以及收入水平为目的，进行自愿入股、民主管理等相关行为来获得服务和利益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农村金融环境之下，农民自身作为该环境下的金融主体，其自身的金融合作权利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仅能够帮助农民获得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经济红利，还能进一步为农村金融注入更多的资金。

1.3农民金融权利性质

1.3.1农民金融权利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权在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当中，农民自身的社会地位虽然得到了显著性的提高，但是与城镇居民相比，仍旧存在着不少的差距。作为我国长期存在的一类弱势群体，农民金融权利关乎农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是农民的基本人权。1.3.2农民金融权利以利益实现为主要内容在进行经济增长发展当中，以利益为主要动力，能够进一步提振经济增长，提升生产者的生产力和创造性。因此，农民自身金融权利同样也是以利益实现为主要目的，以此来增加农民自身的创造性和融资积极性，促进农村金融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1.3.3农民金融权利具有公平性在进行农民金融权利的实现当中，应当强调金融权利的实质公平性，主要包括竞争公平性等相关概念。由于农民长时间处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地位，因此在进行金融权力的实现当中，应当保证其金融权利实现的公平公正性；其次，在进行金融利益的分配当中，应当保障农民自身金融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对于收入分配不均衡的问题进行适当的纠正；最后，在进行金融资源分配过程当中，应该使用无差别对待原则，保障城市和乡村之间金融资源分配的均衡性。

2农民金融权利实现现状及原因分析

2.1农民金融权利实现现状

首先，农民贷款权保护薄弱。虽然当前我国对于农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财政补贴以及贷款补贴，但是在进行实际的执行当中，此类农业补贴多数被挪用制发工资以及其他应用当中，实际获得农业补贴以及贷款补贴的农民人数较低。此外，农民在进行农业贷款促进自身生产发展当中，通常会由于金融机构自身的逐利特性不能够得到数额较多的贷款，导致农民自身贷款权利受到损害，严重侵犯了农民金融权利的公正公平性。其次，农民农业保险权得不到有效保障。我国关于农民农业保险权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已经比较健全，但是在当前的农业保险实践当中，具体的情况不容乐观。根据2011年的数据可以发现，我国财产保险收入为4617.8亿元，但农业保险收入仅为174亿元，数量比例均处于低水平。由此可以发现，农民农业保险虽然有法可依，但是其自身市场却没有充分地开拓，农民农业保险权并没有得到实际性的保障。最后，农民金融合作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关于农民金融合作权的相关规章制度中，主要是以《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等相关条例为主要依据，此类条例对于合作金融产权的描述并不清晰。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广大农民地域分布较为分散，并且多数的农民认为将自身的储蓄放置到公司或者合作社仅是一种存款方式，并不是实际的入股。这就导致农民自身不仅没有金融入股权益相关概念，且自身的金融合作权益也得不到有效地保障。

2.2出现问题的原因

从农民自身来讲，出现农民金融权益保障较为薄弱的原因在于农民自身进行金融权益保障的意识相对缺乏。在进行权益的实现当中，主体只有通过自身自由的行动和行为进行利益的保护，才能够实现最终的权益。当前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体自身的法律意识相对比较淡薄，对于金融权益的认识同样不够深刻，这就导致多数的农民在自身金融权益受到损害时，并不能够意识到自身的金融权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虽然当前的社会极力改善农民自身的社会地位，但是多数的农民在自身社会地位提高的同时，并没有得到实际性的利益提升，也没有真切地感受到自身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这也就导致农民对于社会地位以及利益等相关概念并不敏感，从而导致农民虽然自身具有维护自身权益的社会力量，但是却不能够进行广泛地使用。从社会市场结构来讲，国家对于金融资源的配置存在着城乡差异性对待的现象。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政府性的金融机构相对较为稀少，这就导致农民在进行贷款过程当中受到较多的机构数量限制。并且从近些年的贷款机构发展现状来看，较多的国有金融机构正在从农村地区进行撤资，这进一步导致了农村农民进行贷款的困难。此外，由于商业贷款机构自身趋利性严重，此类机构对于农民自身金融权益的实现并不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虽然农村信用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农民的贷款压力，但是此类机构长期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其所具有的金融资源正在不断地向城市倾斜，导致农村金融资源不断流出，成效金融环境差异更加显著[3]。从国家法律政策建设来讲，国家当前法律和政策建设不健全。当前我国关于农村金融法律建设不健全所涵盖的范围较窄，并且部分条例存在描述不清晰的问题。当前进行农村金融环境管理的法律适用性不强，农村金融法律立法情况较为薄弱。并且根据金融机构关于风险控制的相关条例，农民在进行贷款时会受到较多的限制，需要提供更多的担保来获得一定数额的贷款。由于农民自身的抵押物有限，这就导致农民贷款难度剧增。关于农业保险相关条例，当前国家已经颁布了相关律法，但是仅仅使用该律法作为依据，并不能够充分的实现农民农业保险权的充分保障。而且由于农业保险自身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常会用其他高阶律法进行使用，这就导致不同地区会出现农业保险适用法律不统一的问题，造成区域性差异较大的现象。在进行经济制度建设当中，当前我国注重发展工业以及高科技产业，对于农业的相关政策以及制度的颁布较少，农村金融产业的发展受到了政策上的忽略，进行农民金融权益保护也就变得更为困难。

3促进农民金融权利法律保护策略

3.1设立金融资源公平化分配相关规定

当前我国进行金融资源分配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主要变现为区域之间的不均衡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不均衡性。其中，地区之间的不均衡性主要表现在中国进行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产业之间的不均衡性主要表现在将金融资源配置到农业、工业之间的不均衡性。金融配置的不均衡性会导致地区以及产业之间获得的融资量出现差距，从而进一步导致地区和产业之间出现发展活力的差距，造成地区和产业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进行金融资源的均衡配置时对于当前的金融法中的价值观的进一步改善，并且该价值观在进行改造过程中符合经的公平原则。在进行金融资源的均衡配置当中，需要保障社会生产力以及社会整体财富的稳步增长，并且全社会的人都能够在该经济增长以及生产力增长当中获得分享的权利[4]。在进行资源均衡配置的过程当中，应该避免对于个人或者边缘产业的利益以及发展前景的损害。在进行金融资源公平化分配的进程当中，需要对于当前的金融法中相关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对于金融市场中的一些行为进行严格的规范。另一方面国家应该对于农村金融市场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化整理，并且提升农村金融市场自身的活力和竞争力。使用金融法中的相关条例，对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对于农村金融机构中金融资产非农化现象进行进一步的整改，从而进一步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合理和不合规现象，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完善。

3.2建设普惠型农村金融服务建设监管制度

普惠型金融体系最早由联合国提出，是联合国相关成员对于当前世界各地的金融体系现状进行充分的调研之后所提出的一种理念。普惠性金融体系是一种较为理想型的金融服务体系，且主要目标是为全社会的成员提供金融服务，并且该金融服务质量较高效果较好。普惠性金融服务体系，要求享有金融权益的主体为全社会的所有成员，因此在我国建立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所享有金融服务权益的目标主要是全部的农民。使用普惠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能够对于农民自身的金融权益进行保障，让农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当中，并分享到经济建设和发展当中所产生的红利。另一方面，普惠型金融体系要求自身所提供的服务产品具有全面性，这就能够保障农民自身具有平等的贷款权利，并且农村金融机构还能够对于当前的金融服务产品进行进一步的创新。再进行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建设当中，需要有对于该体系建设得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因此在进行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建设当中，需要进一步完善当前关于农村金融机构的相关产品服务治疗制度农村金融市场管理制度，将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以及准入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放宽。另一方面，还应该加强建设关于农民自身信用体系的相关条例，帮助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能够充分的了解农民当前自身的信用情况，从而针对其信用情况进行产品的提供和贷款发放。此外还应当建设成立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建设监管机制，制定相关的惩罚和奖励制度，来对农村不会行金融体系的相关管理者以及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帮助农村普惠化金融体系能够真正的实现其自身的目的，进一步保障农民自身的金融权益。

3.3完善农村信用担保制度

我国关于农村信用担保机构的相关规定制定较少，仅有2008年和2009年进行了相关规范的制定。由于农村信用担保机制自身具有较高的重要性，因此应当制定关于农村信用担保的相关机制以及法律法规，来促进农村信用担保机制的构建和完善。在进行信用担保机制的建设当中，首先应该着眼于对于当前风险分担上的相关规定，尤其是金融机构在给农民进行贷款时所承担的相关放贷风险，从而进一步提升农民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已经获得贷款的数额。其次，应当对于金融机构自身的授信能力进行明文规定，对于不能够提供担保者或者自身担保能力不足以获得贷款的农民进行一定程度的金融权益的保护。并且，在相关规章制度的建立当中，还应当建立相同的制度来对于农村的信用环境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可以利用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农村金融环境中的造谣信息，来帮助农民在农村金融环境当中能够通过正确的信息获得较好的金融服务。

4结语

在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当中，农民自身金融权益并没有得到较好的保护，需要对于当前关于农村金融环境以及农民自身金融权益的相关规章制度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来促进农民自身金融权益的保障性。

参考文献：

[1]何佳.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保障制度研究[D].绵阳：西南科技大学,2020.

[2]于春荣，许泽.吉林省农村信贷发展对策及可行性研究[J].长春大学学报，2021，31（11）：16-21.

[3]吴正刚.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

法律保障机制范文篇5

一、概念梳理：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内涵及其展开

作为高职院校设立和发展极其重要一环，创业教育理念自其提出伊始，便以其鲜活的教学科研价值和富有创造力的教育理念成为教学、实践的核心。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在巴黎召开自该组织成立50年以来首次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大会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明确提出，培养学生的创业技能应成为高等教育主要关心的问题。在大会通过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优先行动框架》强调指出：“高等学校，必须将创业技能和创业精神作为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要使毕业生“不仅成为求职者，而且逐渐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在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上，创业教育理念是来自西方的舶来之物，注重个体独立性、提倡学生主动性、激发创造能力是催生创业教育理念的文化要素。在西方教育学界，除了把实现个体价值作为创业教育的终极价值目标外，学者还普遍把研究“创业”视为实现利润的“直通道”。HowardH.Steven-son认为，创业是一个人追踪和捕获机会的过程，创业可由发现机会、战略导向、致力于机会、资源配置过程、资源控制的概念、管理的概念和回报政策等方面来理解。[1]JeffryA.Timmons则认为，“创业是一种思考、推理和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是机会驱动、注重方法和与领导相平衡。创业导致价值的产生、增加、实现和更新，不只是为所有者，也为所有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2]从辞源学视角考察，《英汉辞海》（王同亿主编，1990年）认为创业教育（en-terpriseeducation）是指计划或设想，对于干一件事情的计划或设想；冒险（事业）、事业、工程，尤指艰巨复杂的或有很大风险的事业；企业（单位），尤指艰巨复杂的或有很大风险的事业；企业（单位），尤指商业组织，小型独立企业；有一定目的的活动或活动方式；探索精神，事业心，进取心，胆量。由此，“enterpriseeducation”有了多种译法，如“企业家才能教育”，“事业心、进取心教育”、“开拓精神与技能教育”等等。综合上述分析，从高职院校教学和大学生创业实践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大学生创业教育是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形态，旨在培养创造性人才，是素质教育在现代社会的纵深拓展。其内涵包含开展关于大学生从事商业活动的教育，以及在大学生从事创业类活动中所伴生的开拓创新的技能、方法以及进取精神等心理品质的教育。研究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法律保障机制，就必须围绕创业教育的这一核心内容展开。

二、创业教育法律保障机制的现状分析

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权利，就业权是一种法定权利，受到宪法的保障。创业是就业权的潜在前提，是就业权权利形态得以延伸和舒展的前置性条件。特别是在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社会环境中，通过政策层面和法律层面的努力，加大扶持大学生创业，以创业促进就业。目前，从现有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来看，采取鼓励大学毕业生创业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1.减免规费类根据政策规定，凡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自工商部门批准其经营之日起1年内免交登记类和管理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毕业两年以内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凡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其在工商部门首次注册登记之日起三年内免收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如福建省规定“凡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工商部门批准其经营之日起1年内免交税务登记证工本费。”“凡高校毕业生（毕业后两年内）申请从事个体经营或申办私营企业的，可通过各级工商部门注册大厅绿色通道”优先登记注册。2.简化手续类鼓励和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简化工商和税收部门的审批手续；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和创办企业的，任何部门不得在法律、行政法规之外设置其他登记类前置性审批条件。3.服务保障类各地人事部门所属的人才中介机构免费为自主创业毕业生保管人事档案。如重庆市对自谋职业的毕业生，根据本人意愿，可将户口和人事档案暂存就读学校2年，或由重庆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存管2年，存管期间免收档案管理费。4.政策优惠类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两年内自主创业，到创业实体所在地的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在50万元以下的，允许分期到位，首期到位资金不低于注册资本的10％。经税务部门批准，大学毕业生创办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业的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2年；创办从事公用事业、商业、对外贸易业、旅游业等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1年。提供小额担保贷款支持。5.行政指导类强化高校毕业生创业指导服务，并保障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权益。强化高校对大学生的创业指导教育，发挥公共就业服务的功能，为创业大学生提供政策咨询、开业指导、小额贷款等服务。如上海市设立了专门针对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教育培训中心，免费为大学生提供项目风险评估和指导，帮助大学生更好地把握市场机会。对自主创业资金不足的大学毕业生，可申请不超过5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贷款期限为2年，由政府财政贴息，并由政府投资设立的小额贷款担保基金给予提供担保。综览目前关于大学生创业相关规定，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政策原则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差与立法保护不足两个方面。根据目前相关政策规定，国家明确提出要简化大学生创业程序，并给予行政性收费减免。但大学生创业流程中需要与国家行政机关发生法律关系的程序繁杂，究竟简化哪些程序，何种程序是法定程序不能简化的，在政策中都没有做详细规定。再如，国家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对大学生创业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支持，但是否要对大学生创业项目及其收益性、风险性进行评估却没有划定具体门槛，也没有提出补贴标准。一般仅作“对有创业愿望的高校毕业生到定点培训机构参加创业培训的，按照一定标准发放创业培训补贴。”相类似的情况还体现在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小额贷款和担保的数额、条件上。再从立法层面分析，立法上的付诸实施缺失使得创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强劲的制度推动力。目前，我国与促进大学生创业的法律、法规和规定主要有，《就业促进法》、《中小企业促进法》、《高等教育法》、《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我国还没有一部针对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法律。必须要注意到的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失业正成为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所无法彻底根治的一种顽症，也成为影响和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并挑战着文明社会衍生的就业权。在人类已然步入风险社会的当下，创业教育在后工业社会承担的重要责任还体现在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社会失业顽症的冲击与挑战，把处于风险社会之中的人们带离“文明的火山口”。[3]

法律保障机制范文篇6

粮食是关系民生的重要和特殊的商品，对于有13亿人的中国来讲粮食问题关系着全球发展和安全。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在未来，中国必须坚持粮食自给，这是基于国情的要求，也是确保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实现了粮食生产连年增长。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促进国家粮食储备区和核心区建设，在全国建立13个粮食核心产区，是我国进行的一项重要的粮食安全保障制度。围绕粮食核心区建设，有一系列亟待思考和用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试图对这些问题构建法律解决、保障机制。

一、粮食核心产区建设法律保障的必要性

1.用法律手段保护粮食核心区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内在需求由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是呈刚性的增长的。为了适应这种刚性需求的增长，国家要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粮食核心产区建设的划定，以保障粮食安全。国家通过粮食核心区的建设试图解决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基础设施薄弱、种粮效益偏低、主产区财政状况紧张等问题，但为了使这一政策具有强制性，需要用相关的法律保障。

2.粮食核心区建设必须用制度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一般核心区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还不能取代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主体地位，要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尤其要加速发展农户家庭经营中的非农产业，增加核心区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主销区农民的兼业数量和规模大于核心区农民，而且这种差距正在逐年扩大。我国从21世纪初相继出台了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补贴措施，逐渐形成了综合性收入补贴和生产性专项补贴相结合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但没有上升为法律层面，用制度保护粮食核心区农民的利益。3.加大粮食核心区投入，必须有法律保障优化核心区的资源配置，一方面要增加财政对核心区的投入，同时改革和创新核心区农村金融信贷体制，改变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资金严重不足的局面。4.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必须依法建设粮食核心区粮食核心区建设必然会对城乡一体化进程、农村综合配套改革产生积极影响，以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通过工业反哺农业的方式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建立促进核心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制，提高核心区城市化水平，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将其活动建立的法律和理性的基础平台上，使其能够真正独立自主地为农民利益发挥作用，故粮食核心区建设和农业产业化进程都需要制度作为保障。

二、粮食核心产区建设存在的法律保障不足

对于粮食核心区建设目前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制度在供给方面不足，制度是稀缺资源，需要各类社会主体进一步互动以便形成有效的制度保障。1.2002年修改的《农业法》增加第五章粮食安全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保障粮食安全，并确定粮食安全的概念。《农业法》规定国家采取措施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粮食主产区，建立粮食安全预警制度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对粮食产品实行保护价制度。建立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支持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建立稳定的购销合作关系、国家对粮食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储备调节制度等方面作了规定。《农业法》是粮食核心区建设的基本法，但是《农业法》在粮食安全这一章中关于粮食核心区的规定只有1个条文，规定的内容较为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没有规定保障粮食核心区建设的相关具体措施。农业法的其他各章、《种子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土地管理法》等构建了粮食生产领域的法律制度，但几乎没有针对粮食核心区的规定。2.国家对粮食核心区的宏观指导、统一规划及资金支持方面缺少法律制度保障各级政府虽然把粮食核心区建设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重点列入议事日程，并且采取不同方式、不同措施积极推进，但由于各部门各自为政，缺乏整体协调，难以形成合力，缺乏对粮食核心区建设统一规划，难以形成跨区域、跨省市的规模经济。对粮食核心区建设的资金支持没有制度支撑。近几年，国家财政对粮食主产区商品粮基地、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十分有限。由于粮食产业本身的利益导向机制，投资者不愿意对粮食生产过多地投入资金，国家对粮食核心区建设的投入资金奖励的制度支持不够，国家在税收、用电、用水、用地及金融信贷政策等方面给予优惠需要有国家强有力的制度扶持。3.粮食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保护机制未建立，市场管理法规不健全粮食市场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最晚放开的市场，粮食市场发育程度低，制约着粮食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农民普遍反映，现在是种什么，什么卖不出去。这对粮食产业化的发展既是考验又是机遇。农民分散细小的生产经营方式限制了产品的交易方式，在市场处于被动地位。由于市场法规尚不完备，市场监管缺乏统一性，粮食市场管理与产业化经营不配套，干扰了市场的公平竞争。4.粮食核心区的涉农企业规模偏小，产业化程度低，大面积带动农户的能力不强，国家没有积极的制度支持在粮食核心区建设过程中，粮食企业是促进地方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购销和精深加工的主要力量。发达国家的粮食企业通过产业化发展已步入集团化和跨国化。

法律保障机制范文篇7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则是指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由政府作为主要力量所举办的非营利性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和系统的总和。由此可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内容上需要包含几个要素：可行的政策和制度建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丰富多彩的公共文化产品；经验丰富的梯队专业人才；足够的资金支持。随着“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变化，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功能和属性上也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一是共享性，所有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必须为每一个公众共同享有，能够获得同等的服务；二是基础性，即公共文化产品仅仅是满足公众对于文化需求的最低要求，如果需要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公众只能向市场文化进行消费；三是公益性，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均不以赢利为目的；四是便捷性，即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在时间和空间上要能够为公众所易于获得。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正式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时间并不长，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于如何更好地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也都处在不断地摸索之中，因此在建设过程中不免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公共文化服务法律法规不健全

当前我国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并没有专门的统一立法，只是在相关法律中有一些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条款，或者是位阶较低的法规、规章中有相关规定。前者比如《文物保护法》中规定政府有职责保护文物，并且提供设施进行展览以供公众欣赏；后者如文化部颁布实施的《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国务院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等。应该说，《文物保护法》是我国目前文化领域效力层级最高的法律，但是该法的内容主要着重点在于对文物的保护，更多的涉及到行政机关的审批和监管，真正规定将文物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公众的条文并不多，比较典型的就只有第40条第1款“：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充分发挥馆藏文物的作用，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的宣传教育。”随后的第2款则又是关于文物收藏单位举办展览应该如何报行政机关审批的规定，可见这样的规定，其着重点还是在于行政机关的监管，而非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提供。单纯依靠如此孤立的条文，而缺乏相关配套保障措施的法律规定是难以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相反，位阶较低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的法规规章对于公共文化服务所需的各项要素规定较为完善，但是由于效力较低，覆盖范围有限，难以发挥足够的作用。因此，目前我国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法律建设还是比较滞后，与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发展公共文化产品无法相适应。尤其是，无论是法律，还是法规规章，规定内容的侧重点更多地是硬件设施的建设和保护，对于如何鼓励各方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仍然处于法律空白地带。然而，能否激励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对于该项工作的成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不完善

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各级政府也都加大力度建设文化基础设施，努力为公众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服务和产品。然而目前的供给现状却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有效产品供给不足；二是产品供给不均衡。公共文化服务是否真正起到应有作用，是否能深入公众心中，其有效性是最为核心的衡量指标。换言之，政府在努力建设创造的公共文化产品能否契合公众的真实需求关系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败。然而，我国当前的公共文化产品在此方面却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学者曾对此进行问卷调查并且最终得出结论：农村各类文化资源整合利用不够，村文化活动室的总体利用率不超过30%。一方面，政府在努力积极投入资金建设相关文化设施；另一方面却是相关设施并没有真正让老百姓受益，或者没有契合百姓需求。虽然说公众的需求是多元而又富有个性的，众口难调，政府很难完全满足。但是政府还是应当多一些实际调查，尽量提供一些一般性的而且公众参与热情较高的文化产品。

（三）公共文化服务专业人才匮乏

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是支撑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发展的重要环节，我国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较为落后，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难以满足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发展的需求。长期以来，我国都较为忽视文化产业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高端复合型人才，比如既懂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又懂市场运作规律的文化资本运营人、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等。不仅如此，我国文化事业人才管理机制缺乏创新，导致队伍建设不合理等问题。在我国，文化服务单位一般都是事业单位，而受制于编制、待遇等因素，许多单位吸引不到需要的人才，甚至还造成了人才队伍的流失。另外，由于受到编制、经费的限制，有些传承传统文化的机构亟需建立可是却无法建立，比如戏曲研究机构等，这对于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以及特色人才的培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法律保障机制

物质水平的提高会不断催生人们对于文化消费的消费欲望。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不管是在城市地区，还是在农村地区，民众的文化消费欲望正不断地被激发出来。因此，加快推进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已经迫在眉睫，而该体系有序推进并取得成效必须有赖于健全、合理的制度做支撑。

（一）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完善文化法律法规建设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建设工程，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下又可以细分成图书馆、博物馆等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反观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更多的便是基于各个子体系进行单独规定，各自为战，彼此之间缺乏共享合作机制，致使资源无法得到充分整合利用。同时，当前这些法律法规效力层次普遍较低，不利于进行全国性的推广运用。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制定一部全国性的法律———《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将公共文化提供服务的各个环节、各项制度统一纳入给予规范调整。制定统一的法律能够对各级政府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给予更多的约束，尤其是在经费的投入以及资源的配置方面能够更加趋于合理。与，同时，必须要有奖励性规范相匹配的健全的监督评估机制。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机制能够有效地监督各主体积极实施履行职责，尤其是能够加强对服务型政府的监督，促进政府打造的公共文化产品能够更为有效地同公众的需求进行衔接。评估制度能否真正发挥功能很大程度取决于评估报告的效果，因此确立独立、公正的评估主体尤为关键。对此，笔者认为可以由高校或者科研机构来承担相关的评估事项，同时严禁政府或者其他团体进行不正当的干预。

（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提高服务质量

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主要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和供给不均衡两大问题。出现有效供给不足情形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实证调研，只是一厢情愿地提供文化服务，没有切实考虑到当地民众的真正需求。而造成供给不平衡的原因主要在于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据此，笔者认为应当要从以下两方面加以改进。首先是健全公共文化投入机制，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政府财政部门严控“钱袋子”，对每项文化事业经费的支出应当做到物尽其用，项目要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实施，同时对于经费开支必须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的监督。例如，清理并整合重叠、交叉的补助项目；将长期固定的、年度间补助额度不变的项目列入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体制性补助。其次要统筹协调地区、城乡差异，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在支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除了还应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外，关键还要加强对已投入资金建造设施的评估和维护。

（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合约予以设计与规范

法律保障机制范文篇8

“包容性增长”理念包含于“十二五”规划许多重要内容里，所谓“包容性增长”，寻求的应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农村环境保护是“包容性增长”理念一个元素的体现，是指防治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障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而改善农村环境质量，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则是从本质上解决“三农”问题，是促进和保障民生的客观需要，是构建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然而中国农村环境污染极其普遍，和城市环境治理投入相比，对于农村则微乎其微。农村环境保护资金的匮乏，已成为制约中国农村环境防治的一大“瓶颈”，这与“包容性增长”理念融入农村环境保护的大背景极不相符。

1环境保护投融资内涵

1．1环境保护投融资概念环境保护投资是指投资主体从社会的各种积累资金及补偿资金中，拿出一定的数量用于防治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及与其相关活动的各种经济行为，致力于促进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投资。环境保护投资是表征一个国家环境保护力度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多层次和动态的概念，它既表现为静态费用的支出，也表现为动态的投入产出;不仅包含投资目的，而且还包含投资主体、投资投入、投资产出和投资动向等诸多要素。而环境保护融资则是指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为进行环境保护投资或其他环境保护活动，向社会各界筹措资金的行为。总而言之，环境保护投融资是经济社会经过初期快速扩张后在面对新出现的发展瓶颈和挑战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必须重点予以解决的金融资源配置，其本质是各有关投资主体为了进行环境保护投资或其他环境保护活动而筹集资金的行为，环境保护融资方式包括公共、私人环境支出的融资手段。“环境保护投融资”的概念是在很难将“环境保护投资”和“环境保护融资”完全区分的情况下提出的，它是生产资本与借贷资本的良性循环，体现出从资金筹措、项目建设与经营、资金回收、返还贷款以及资产增(保)值等一系列问题的关系，表明其不再是传统体制下环境保护投资和环境保护融资彼此互相分离的状态，而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环境保护投融资是经济社会经过初期快速扩张后在面对新出现的发展瓶颈和挑战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必须重点予以解决的金融资源配置，在中国总体经济呈现梯度和非均衡发展的格局下，环境保护投融资与区域投融资系统的结构、制度运行效率以及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等区域因素密切相关。环保投融资能力将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对环保要求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加大环境保护投融资力度是“包容性增长”理念的体现。

1．2中国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主要内容“环境保护投资”的概念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环境保护投资包括:一是污染治理投资，包括新建项目防治污染的投资、老工业污染源治理的投资、城市环境基础社会设施建设的投资;二是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营费用。广义的环保投资包括:一是污染治理投资;二是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营费用;三是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的投资。目前，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就是以狭义的环境保护投资中的污染治理投资为统计指标。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是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部分，涉及内容很广，不仅包括农村生活、生产污染治理及乡镇工业污染的防治，也包括污染治理设备的技术服务与咨询，还包括与农村环保有关的科学研究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国家对此重视程度不高，环境保护投融资政策天平严重偏向城市，加之系统考察农村环境问题的作用机制，资本短缺和融资渠道单一是产生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最重要的经济原因。一方面，农村环境保护主要依靠政府直接投资的方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环境保护是环境保护的一个环节，也具有典型的公共性、外部性以及一次性投入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和收益见效慢的投资特点，都较大地抑制了企业和公众投资者的积极性，导致市场在农村环境保护领域的失灵。在这样的情况下，基于“包容性增长”这个大背景，就必然要求创新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必须转变政府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职能，积极引导与激励市场机制发挥有效作用，从而促进农村环境系统协调发展。

2中国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法律保障机制

存在的主要问题探析中国提倡的“包容性增长”应该是一种社会性增长，既包括经济增长，也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增长，是互相协调的增长。目前，中国农村环境保护建设的总体水平不高，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现状不佳，主要表现在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总量不足、投融资结构不合理及投融资效率不高这三个方面。通过分析中国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的现状，暴露了中国在此方面的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十二五”规划要求“完善环境保护科技和经济政策，建立健全污染者付费制度，建立多元环保投融资机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通过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这正对“包容性增长”理念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具体体现，反映出了中国当前对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的相关法律保障的迫切需要。为了保障中国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健康可持续发展，契合“包容性增长”理念，应该完善其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然而，中国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相关的法律保障机制却存在很多问题，以下是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探析。

2．1相关立法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

2．1．1有关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立法针对性不强，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中国已有9部环保法律，50多项行政法规、200多件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500多项环境标准，而对于环境保护、治理等方面的政策，更多的偏向于城市环境保护、中小企业环境治理方面，涉及农村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度缺乏。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也成为制约农村环境治理和保护的障碍。例如，《农业法》对农业资源和农业环境保护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还有《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渔业水质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保护农作物的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农药安全使用标准》等农业环境标准制度性法规，都未有直接涉及农村环境保护的内容。而且，有关环境保护行政程序方面的立法进程较慢，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定程序权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调控“三农”监管关系的经济法律规范性质的农村环保法律法规不多。涉及地方立法层面，大多数省(区、市)都颁布了省级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然而这些环境保护法规的着重点集中于农业生物的环境，无法体现农村环境保护的特点，无法适应“包容性增长”理念下农村环保的需求，使得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地方性规章对于农村环境保护的可操作性不强，进而被法律边缘化。总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中国尚未有专门针对农村环境保护的专项立法。而且，在相关的金融法上也没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对于农村环境投融资的具体法律法规缺乏，收费制度不合理，对吸引外资、风险投资缺乏立法，对有利于农村环境保护的基础建设和开发活动给予财政、税收的支持优惠的政策还未得到立法的进一步确认和保障。

2．1．2有关的环境保护投融资法律偏向于城市，农村的相关保护不够诚然，中国相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基本都是伴随着工业发展而产生，把城市生态环境保护视为核心，而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往往处于次要甚至附带的地位。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城乡二元化结构，身为环境弱势群体的农民的权力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就常被削弱，农村正逐渐成为城市的资源地和垃圾场。而且，政府在环境保护投融资方面政策天平向城市倾斜，相关的环境投融资法律制度立足于城市，中国农村由于财力所限，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长期缺乏投入，使得环境污染程度远高于城市的农村环境雪上加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对人口健康的威胁与日俱增，并且，中国在生态环境污染破坏方面竟又呈现出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步伐日益加快，这样的环境法制状况已越来越无法适应农村环境保护的需要，使得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协调持续发展的理念无法在“包容性增长”这个大背景下产生共鸣。

2．2具体法律制度层面存在的问题剖析

2．2．1投融资主体单一，环境事权界定不明中国农村环保投融资的主体主要仍限于政府，较少有私人资本介入。事实上，在大多数欧盟国家中，60%左右的环境保护支出是由企业和居民直接支付的，环境保护融资运行中的投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但迄今为止，在中国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一直是主角，农村环保投资对其依赖程度严重，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以至民间资本常常游离于农村环保投融资领域之外。从环境事权方面看，由于中国财税体制采用分税制，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分离以及政府层级较多，导致在中央与地方财权的划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模糊交叉、界定不明。在农村公共服务方面，本该由上级政府投资的公共服务，却有相当数量通过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提供，而财权没有相应的配给，存在供给主体错位现象。这样，形成了财权层层上收，而事权层层下移，乡镇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局面。总之，在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的事权划分中，由于环境事权界定不明，投资主体的责任落实不到位，赢利性投资者缺位或投资积极性不高及投融资主体和环境事权不明晰，“公地的悲剧”得以在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方面上演。

2．2．2合规的投融资方式模糊，投融资渠道狭窄当前，对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主要是靠行政拨款，法定的投融资方式单一，而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吸收企业和社会公众资金进行间接性投资的方式还极少。这是因为农村环境保护本身具有投资量大、高风险、低回报率等特点，缺乏政府对环境保护主体与事权的明确界定和有效的激励、引导，使农村环境保护项目对社会资金几乎无吸引力，以至于许多企业、个人等其他主体不愿意投资农村环境保护行业。而且，中国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法定的投融资方式模糊，有些融资方式的融资主体无法确认其合法性，使得投融资主体畏首畏尾，并且当遇到纠纷时权利无法得到救济。与此同时，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渠道狭窄，在中国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投融资主体基本上都是国内身份和背景，严格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入，使之游离在环保投融资领域之外。随着农村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村环境保护资金的需求高涨，主要依靠国内资本投资农村环境保护是不够的，排斥国外资本会使农村环境质量改进的进程缓慢，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环境治理的需要。农村环境责任主体的多元化、环境保护项目的多样化以及各种市场经济手段的出现，都要求在农村环保领域要改变资金渠道狭窄、融资方式单一的局面，从而引进多样化的融资方式和拓宽融资渠道。

2．2．3投融资管理失范，投资项目监管体制落后许多研究表明，一些主要环境问题的出现，是由于不适当的政府干预，即政府失灵造成的。当前环保投融资管理失范，如在贷款风险管理上，金融机构的呆帐核销率过低，使环保企业积极性不高，信息传导机制滞后，从而造成盲目畏惧贷款，并且银行与环保企业之间的供需信息交流不够，客观上导致了金融部门服务不到位。更深层次原因在于直接融资薄弱(即金融资产证券化程度太低)，造成了环保资本形成和金融资产结构的严重不足，使得环保企业资金普遍短缺和国有企业间接融资比例大、成本高、效益差。农村环境保护和建设在很多项目中，政府虽是投资主体，但责、权、利和产权关系不明确，导致建设、管理、处置脱节。农村环境建设许多承建项目处于封闭式运作，缺乏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加上项目运作过程中监督机制、约束机制不够完善，导致无人承担投资主体的全部责任，项目筹资、建设、经营、偿债、资本回收等各个环节都极易出现阻滞，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资效益的发挥，甚至带来风险。同时由于缺乏市场化的投资经营机制和强有力的专业投融资机构，筹资渠道不畅通，资金分散使用，资金管理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和后劲。

3“包容性增长”理念下完善中国农村环保投融资法律保障机制对策

3．1改善相关立法状况

3．1．1健全投融资的政策法律保障体系，提供合适而有效的优惠政策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和政策扶持是建立农村环保投融资长效机制的前提，为了适应中国农村环保投融资的需要，必须逐步构建一个较完善而独立的农村环保法律体系，从而把农村环保这一部分从整个环保法中凸显出来，并注重提高立法质量，切实增强法律、法规的实用性或可操作性，加强对农村环保和农村环保投融资的政策性支持。主要有三:其一，制定和健全农村环保投融资市场运作所需配套的法律法规，规范投融资行为。依法维护各类农村环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建立投融资“公开、公正、公平、公信”的市场竞争秩序，使中国农村环保投融资机制的法律保障完整化及系统化。其二，出台有利于激励农村环保投融资的财政、税收、金融、环保产业等方面的政策，为各类投资者构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服务环境、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吸引更多的国内外资本参与中国农村环境保护。例如，出台具体政策规定农村环境保护引入社会资本的方式、条件和特许权优惠、财政适当补贴等。比如日本政府建立环境事业团(简称JRC)，JRC通过日本政府的财政与投资贷款计划，主要从事污染控制项目的建设与转让，为私营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贷款等业务。JRC对企业的技术合理性及投资规模的建议和指导，促进了企业的污染控制。这对于吸引多元化的投融资主体进入中国农村环保领域，有着很好的推动作用。其三，制定与投融资监管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并根据法律规定监控环境保护产品(服务)的价格水平及服务质量，在保证使专业治污企业有一个较合理利润的同时，也要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此就会进一步刺激环保需求，促进农村环保形成健康发展。

3．1．2破除在环境投融资立法上的城市中心主义，缩小专项投融资的差异化中国环保投融资从1980年以来，环保资本投入总量逐年增加，其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是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较为平稳，然而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远远低于城市。由于县级和乡镇财政不足，依赖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形式的转移支付是农村环境保护资本投入主要方式(如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这种转移支付属于非均等化财政，在资金的分配中可能会造成地区间的不平等)，因此，要解决农村环保资金缺乏的问题，应破除在环境保护投融资过程中“城市本位”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进程中，不但要关注农民的经济利益，还要让他们享受环境权，不能再让农村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弃儿。因此，要树立城乡环境保护一体化，对于政府投入的环境保护的专项资金，应在各类污染防治法中为城乡排污比例设定下限，给环境弱势群体加以保护，防止农村成为城市的“垃圾场”、“下水道”。当前农村面临如此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是由于多方面原因下长期积累的恶果。与城市生态环境相比，农村环境的稳定性较强，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后者一旦受到破坏会更难恢复，不抓紧重视起农村环境问题，不注重农村环境保护，将来可能会付出比改善城市环境时更大的代价。

3．2健全具体法律制度

3．2．1引进多元化投融资主体，明晰投融资主体及其环境事权明晰投融资主体及其环境事权和责任是优化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的关键。政府需要引进多元化的投融资主体，改变现阶段仅仅以政府为主的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局面，政府，企业和个人应重新划分原先为政府独立承担的环境保护事权，充分吸纳社会上的资金，通过多元化的方式融资，以满足农村环境保护投资的需要。而要吸纳社会上的资金，要求政府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为企业、个人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提供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各投融资主体的筹资作用。并且，还要利用民间的各种力量，依靠其捐赠、赞助等手段，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政府将承担一些公益性很强而经济效率不佳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污染综合治理以及环境的管理和监督;企业应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直接削减产生的污染或补偿有关环境损失;也可按“投资者收益原则”建设与经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较为显著的项目，承担投资经营风险;个人和居民应根据“使用者付费原则”，有偿使用环境资源，监督政府和企业行使环境事权。通过合理划分各主体环境保护事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和市场共同进取，政府、企业和社会相互监督。因此，只有明晰各主体的环境事权，实现投融资主体的多元化，才能为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获得充足的来源提供前提保证，促进农村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这也很好地契合了“包容性增长”理念。

法律保障机制范文篇9

一、我国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运营状况

2006年3月起实施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我国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2007年7月,部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亮相,并公布2007年投资预算为1亿元。各类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出台不久,我国创业资本规模与投资总t呈现井喷式增长。2007年,共有109家创业投资公司扩资或蓦集新的基金,筹资金额达89338亿元,是2000年新筹集资金额的4倍以上。在本土创业资金中,来自于政府资金的比例由2006年的74%提高至34.57%。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杠杆作用已初显成效。

二、调整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法律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美国、以色列等国家创业投资业之所以发展迅速,一条很宝贵的经验就是通过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杠杆放大作用,有效地引导民间资金进入创业投资这种高风险领域。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是指一种主要由财政出资设立的,不以盈利为目的,旨在引导社会资金设立创业投资企业的政策性基金。当前,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已为各级各地政府所普遍推行,并取得了初步的示范效应,但鉴于这种模式仍然存在着不少法律制度障2007年7月,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制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成为了目前国内规范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主要法律政策。而在地方层面,北京、天津等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关于本地区引导基金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从而形成了不同层级、各具特色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法律体系。尽管各级政府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热情甚高,但一些引导基金的设立与运作却不够规范,出现了包括资金规模过小、直接从事创业投资、大部分投向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等问题。究其原因是我国现阶段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法律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国家尚未制定调整引导基金的法律法规,引导基金内涵、基本原则、设立程序、组织形式、投资对象、政府作为发起人的权利义务、受托机构的权利义务、收益分配、监督管理等问题都没有予以明确。科技部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属于国家部委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层级较低,对地方引导基金只具有示范性而不具有约束性。而各地出台的地方性引导基金管理规定又存在较大差异,直接影响了引导基金的运行效果。总之,这种立法滞后的状况严重束缚了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示范与引导效应,制约了我国创业投资业的运作和发展。

法律保障机制范文篇10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8.1%，[1]国际上通常把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作为人口老龄化的起点。按照这个标准，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09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3474万人，农村占53.4%，而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近1.714亿，其中近六成分布在农村。[2]农村所面临的养老保障问题十分严峻。而传统的“土地养老”、“家庭养老”等模式伴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土地资源的流失已难以为继，所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200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规定从2009年起开展新农保试点，标志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对建立新农保制度从法律层面予以确定，但是仅仅明确了新农保的基本制度框架，相关的具体制度内容并未在法律层次较高的《社会保险法》中明确规定，所以，政策的稳定性弱，规范性也就弱，从而还不能算是一种真正成熟的制度安排。缺乏法律保障将会造成各地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的筹集、运营以及养老金的支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我国亟需在总结试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法律层次较高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主要在养老保险的筹集机制、支付机制、运营和监管机制三个部分为新农保的顺利推进提供法律保障，用法律的稳定性、普遍性、强制性为新农保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运行保驾护航。

一、新农保筹资机制的法律保障

(一)筹集机制改定额缴费制为动态可调的比例缴费制《指导意见》规定，目前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这种定额缴费制并不适用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也不能反映当地农民的缴费能力、物价、通货膨胀等因素;另外，目前新农保规定的多缴多得制度意味着参保档次越高，地方政府补的也越多，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理性人”基于利益的考虑，也不愿意增设缴费档次，这不利于农村养老保险金的筹集和基金规模的扩大，也使得这一制度流于形式。所以，筹集机制建议改为动态可调的比例制缴费，以当地农民上年的人均纯收入作为缴费基数，设置2%、4%、6%、8%、10%五个缴费档次供参保人选择。因为，第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能直接反映农民的缴费能力。第二，能形成缴费金额的自动调节机制。以山东为例，2009年山东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119元，若选择最低档次2%缴费，应缴纳122.38元；2010年山东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990元，按最低档次2%缴费，应缴纳139.8元。同样的缴费档次，随着收入的提高，缴费金额可以自动调整，比上年多缴近18元。第三，此缴费模式体现出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上海、甘肃为例来说明。从上表可以看出，2010年位居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村收入之首的上海比最末位的甘肃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差10553元。经济发达的地区如上海选择最低档次的缴费金额为280元，比现行新农保最低档次100元高出180元，也可以选择最高档次1398元；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如甘肃可以选择最低档次的缴费金额仅69元，比新农保最低档次100元少31元。此模式可以反映地方经济的差异，使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农民都可以缴得起养老保险费，从而促进新农保制度的推进，尽快实现全覆盖目标。

(二)新农保按照中、东、西部划分实行不同的财政补贴制度不合理，宜采用量化标准，把全国省市划分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实施不同财政补贴，并提高财政补贴力度《指导意见》规定“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助50%;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政策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按中、东、西部地区区别中央财政补贴的安排有欠合理之处，因为东部地区也有经济欠发达的省市，如属于东部地区的江西省、安徽省，如果让地方政府负担基础养老金的50%和地方政府对养老金的补贴，对于地方财政来说压力很大。所以，建议采用一系列量化指标，如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农村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的比重、各地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贴数额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并对这些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把全国分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从而实行不同的中央财政补贴制度，中央财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对经济发达地区补助50%。另外，《指导意见》设定了低保障水平，但是低保障水平降低了制度的吸引力，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不高，尤其是中青年农民，从而阻碍了新农保制度的顺利推进，全覆盖目标的实现也比较困难。但在农民收入不高的现况下，提高个人缴费比例不太现实，为了提高保障水平，只能加大政府补贴力度。发达国家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已相当完善，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府财政投入比例很高。例如，德国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助占缴费比例的70%;法国农民的养老保险金占农村社会保险预算的60%;日本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补贴份额在43%以上；[3]而我国的财政供给基础养老金只有55元。2010年，邓大松、薛惠元对全覆盖模式新农保的补助资金进行了预测，指出在全覆盖模式下，中央的财政补助支出金额为535.0838亿元，占中央财政收入的1.64%;地方财政按每人30元进行补助，其支出金额为245.1262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0.86%。[4]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的财政投入加在一起仅达到2.5%，距离发达国家的财政投入还差很远。2011年7月1日实施的《社会保险法》规定国家适时提高基础养老金，但对提高的幅度、时间、步骤等缺乏规定，使得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力度不够，影响到中央、地方财政预算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加大投入。笔者建议中央政府基础养老金补贴提升至116元，具体计算如下: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5]每月基础养老金55元，年660元，只占当年农村人均纯收入的9.4%，这一指标远低于城镇职工退休金不低于20%的基础养老金替代率。因此，对于现阶段已超过60岁的老人的基础养老金可以参照城镇职工不低于20%的目标替代率来计算，国家财政支持的农民养老金应为6977×20%=1395.4元，月收入为1395.4/12=116.3元，所以，基础养老金由每月55元提高到116元，基本是原来的2倍，这部分支出由中央财政负担，在此种补贴制度下，中央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4%，中央财政完全有能力承担。以后每年以上一年度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基数，按照20%的目标替代率逐年调整基础养老金补贴数额。而对于地方政府补贴的金额，在地方财政普遍吃紧的情况下可以暂时不提高，但可以随着经济发上海甘肃展而逐步提升。

二、新农保支付机制的法律保障

(一)新农保应提高养老金支付水平，建立支付

待遇调整机制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逐步提高保障标准”等建议，但是，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构成。基础养老金的全国标准是55元，加上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加发的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包括个人缴费、集体补助与政府进口补贴。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计息，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139。以缴费15年为例来计算养老金的待遇。假设一农户选择每年缴纳100元养老金，缴费15年，个人缴费部分为1500元;集体补助在我国现阶段几乎为零，所以忽略不计;政府补贴为每年30元，补贴15年共450元，假设存款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抵，可以得出个人账户金额为1950元，除以139为14元，加上基础养老金55元，每月的领取金额为69元，如此低的养老金支付水平在现阶段都难以满足老年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更何况15年后呢?所以，新农保制度要得以顺利推进，必须提高养老金支付水平，增加政策的吸引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提高政府财政的补贴力度。另外，还需要建立支付待遇调整机制。基础养老金部分和当时当地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挂钩，按照20%的替代率逐年调整，个人账户部分实行比例缴费制，个人缴费金额也会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这样的筹资机制和支付机制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和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经济发展等因素紧密相连的动态调整机制。

(二)养老金领取时间和个人账户支取时间的法律设计

《指导意见》规定: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农村有户籍的老年人，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西方国家对于农民领取养老金时间的规定和我国不同，其做法我们可以借鉴。比如，瑞典以65岁为正常退休年龄，因此，国家规定凡满60岁的老年人可以边工作边领取部分年金，享受条件是每周工作时间至少减少5小时，但总工时不能低于17小时。美国的法律规定:年满65岁退休，才能享受100%的养老金;同样，如果年满65岁仍不领取养老金者，每延迟领取养老金一年，增加全额养老金的5%，直至年满70岁，开始领养老金时，每周可领取全额养老金的130%。[6]由此看出，很多西方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所以满65岁开始领取全额养老金。我国因为人口多，就业压力大，没法像西方国家规定65岁退休领取养老金，但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法律规定满60岁退休，但只允许领取50%的养老金，因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平均寿命的延长，60岁依然还有劳动能力，所以，可以退休为年轻人让出工作岗位，但可以取得其他劳动收入，边工作边领取部分养老金;另外，为了鼓励迟延领取养老金，法律可以规定:满65周岁，可以领取100%的养老金，每延迟领取养老金一年，增加全额养老金的5%。这样的养老金领取时间的设计可以减轻养老金支出压力，并保证养老金满足更长时间的养老需求。《指导意见》规定，个人账户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139。此规定意味着某人一旦超过71.6岁，其个人账户余额为零。而我国人均寿命为75岁，对于71.6岁之后个人账户该怎么计发养老金缺少法律规定。笔者建议采取和城镇职工同样的养老金计发标准，个人账户养老金标准为本人账户储存额除以120。这样可以提高农民领取养老金的待遇，同时为将来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奠定基础。这也意味着到70岁个人账户金额为零时，余岁个人账户由政府补缴。因为我国《宪法》和《社会保险法》都规定国家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所以，政府有责任保证老年人的生存权得到实现。

三、新农保养老金运营及监管机制的法律保障

(一)提高新农保养老基金的统筹层次，拓宽养老金运营的渠道

《指导意见》规定：要建立健全新农保基金财务会计制度。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核算，按有关规定实现保值增值。试点阶段，新农保基金暂实行县级管理，随着试点扩大和推开，逐步提高管理层次;有条件的地方也可直接实行省级管理。目前，新农保养老金基本实行的是县级管理，统筹层次低，在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其一，统筹层次过低会导致基金规模小，不利于发挥社会养老金的共济功能，基金保值增值也受到制约。其二，各地的缴费标准、待遇计发和基金运营不同，就会出现各地制度多样化和碎片化趋势，为将来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埋下隐患。其三，统筹层次过低，会出现增值渠道不畅、管理机构过多、监管成本较大等问题。其四，县级缺乏专业的基金投资人才和机构，难以更好地实现基金保值增值。所以，我国应提高新农保养老基金的统筹层次。《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等建议。据此，可以在法律中规定，新农保基础养老金进入社会统筹部分，经济发达地区50%的基础养老金补贴上缴中央，实行全国统筹，个人账户部分可以实行省级统筹。在此种统筹层次下，在保证基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市场化运作，拓宽基金投资渠道。目前政策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工具予以严格限制，投资工具极为单一，仅仅限于银行存款、购买国债，安全性高但收益率低，影响基金原有价值量和购买力。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公布我国2010年5月份的CPI指数同比增长已达3.1%，但我国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只有2.25%，[7]这意味着2010年我国银行储蓄的利息仍然不足以让储户对冲CPI上涨幅度，存入银行的新农保基金不能保值，再考虑到银行利率下调、通货膨胀等因素，基金更是雪上加霜，难以应对养老支出需求。所以，在把基金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前提下要保证基金的收益率。在具体措施上，可以对收支进行事先预测，留足资金和一定的短期投资以备短期支付之用;并对中长期的投资期限进行统筹安排，使基金投资在应付日常支出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效益。根据国际社保基金管理方式的主流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际情况，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基金账户比较好的管理方式为委托投资管理型。[8]因此，政府应以授权、委托方式把基金交给多家专业性投资机构进行投资运作，并引入竞争机制以提高效率；再通过公开招标等形式选取若干家业绩稳定、经营稳健、高效低费的专业投资机构，来负责基金的投资运作。通过立法对新农保养老基金投资项目和投资方向作出严格的规范，除一部分存入银行、购买国债外，一部分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后可以购买业绩优秀的企业债券、海外绩优股票和金融债券等;还可以与政府部门联合开发，即取得政府的支持，使政府将一些风险小、并有一定盈利水平的公共事业方面的投资项目优先优惠安排给新农保养老基金。为了保证农户的权益不受损害，政府需对养老基金的收益率承担最终责任。即对于农户的个人账户承诺不低于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的收益率，若投资机构投资失败，由其承担一定责任，政府承担最终责任。社会统筹账户也由政府承担最终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