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范文10篇

发达国家范文篇1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讨论的主要问题日益向全球性问题集中，相互关系都从双边和地区层面向全球层面扩展，影响双方关系发展的因素越来越超越具体问题本身，转向问题背后的理念、规则、制度安排，或者说具体问题上的较量所体现的理念、规则、制度安排上的博弈变得越来越明显。中国与美、欧、日在政治民主、宗教自由和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上升，背后所体现的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和分歧；围绕贸易平衡问题和WTO多哈回合谈判的角力上升，背后所体现的是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两种趋势的纷争；围绕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问题的争端上升，背后所体现的是有关国际经济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和使用的权力较量；特别是围绕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博弈变得越来越突出，背后所体现的是主要发达国家急于抓住“绿色经济时代”的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战略意图。与此同时，在中国与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正在进行和未来可能进行的合作中，涉及国际体系稳定和演变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例如，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所提中美关系中面临的五大问题，要么是涉及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台湾问题，要么是涉及整个国际体系安全的全球反恐和防扩散体系等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副主席欧文斯建议中美在公海、太空、网络、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均事关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国际体系基础领域的安全。布热津斯基更是明确地呼吁，中美应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进行更多的战略合作。这些都意味着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正在向国际体系层面发展。

二。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日益触及国际体系层面的问题，围绕有关问题的竞争、合作、碰撞、冲突有所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系经过3O年的发展之后正在向新水平和新阶段推进的自然体现，其中有客观因素的作用，也有主观因素的影响。简而言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可以说是中国和平发展态势日显强劲以及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快速提升的放大效应、溢出效应和连带效应。这些效应既可以从世界范围内的“中国问题热”窥见一斑，也体现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上升上。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存在和影响力不仅在经贸领域急剧扩大，而且已经从经济向政治和安全领域、从周边地区向整个亚洲乃至全球延展。2007年，我经济总量赶超德国的势头更加迅猛，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首次超过美国。截至2007年，中国已经签署近300个国际条约；参与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已经达到4238个；在华设立总部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达到120个；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的“要职”不断实现突破。例如，继2006年陈冯富珍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沙祖康跻身“联合国内阁”（1997年成立的3O人高级别管理小组）之后，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副行长，赵京民少将成为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首位“中国司令”.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对华认知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原因更为重要。这种变化就是从之前怀疑“中国能否崛起”和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甚至想设法遏制“中国崛起”,转变为承认“中国崛起”已经不可逆转，并且认为中国的“全球存在”不再是预言而是现实，“中国的崛起”已经对现存国际体系构成挑战。目前这种声音正在不断上升。这不仅是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这一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而且具有明显夸大的成分。2007年底和2008年初，美欧等国政界和学界围绕“中国的崛起”是否将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的讨论热闹一时。其中各派观点无论是出于探究中国崛起后是否会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构建国际体系，还是思考现有国际体系能否容纳崛起的中国，都表明他们不仅已经承认“中国的崛起”是现实，而且对“中国崛起”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担心明显上升。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利益攸关方”概念侧重于国际体系层面。美国内部近年来围绕布什政府是否“失去亚洲”的辩论比较激烈各种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比较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正在或即将“不可避免地”重塑亚洲地区体系。2008年第一期《外交》杂志刊登了一组文章其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肯伯里在《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崛起难以推翻西方国家秩序”,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着现有国际体系；布鲁金斯协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在《来日方长：中国民主的前景》一文中认为，“中国可能开拓自己的民主道路”,这折射出对中国形成新发展模式并为世界发展提供非西方模式选择的隐忧；另外的文章则对“中国对集权国家的新外交”加以分析，其中也透露着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准则不满和想通过进一步施压来加以改变的想法。欧洲国家关注非洲的达尔富尔问题、民主和良政问题，并把这些问题和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基本政策乃至北京举办奥运会等结合起来加以炒作，认为中国在非洲乃至整个海外开发资源能源违反了《采掘业透明倡议》（EITI）的有关规定，认为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没有按照“赤道原则”所要求的那样关注受援国的政治发展等问题。这表露出欧洲国家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准则的担陇。德国总理默克尔及其执政党团的新亚洲战略文件甚至明确提出，要对中国崛起可能在能源、非洲、经贸、民主体制、安全等问题上构成的挑战表示警。

三。事实上，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在对华认知从“中国能否崛起”向“中国的崛起已对国际体系构成挑战”转变的同时，它们的对华战略也已经相应地开始进行重要调整。其调整的方向是从防范和遏制“中国崛起”,转向以“中国崛起”作为现实基础，更加注重发挥它们作为现有国际体系主导者所享有的优势，强调“西方民主作为体系主流价值观的统治地位”,力图调整和完善有关的国际和地区组织、机制、准则，利用体系的力量来牵制中国崛起后的战略意图和力量使用。

当前，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除了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中国在所谓“问题国家”和热点问题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进而造成某种制约之外，它们对华战略的新变化主要集中在中国对国际体系影响最为突出的亚太地区和经贸领域。在亚太地区，美国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个方面人手，在最好的情况下确保它在这个地区的主导地位，在最坏的情况下防止中国崛起把美国从这个地区排挤出去。布什政府采取的动作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强化与日、澳、印的“价值观联盟”和安卜作；二是使这个联盟扩大成为“亚太民主伙伴关系”,把加拿大、印尼、新西兰、菲律宾和韩国纳入其中；三是与新加坡建立新的安全合作战略框架，与越南实现关系突破，把泰国和菲律宾提升为非北约盟国，进而加大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四是推动构建东北亚安全体系，力图在亚洲构建一个由各种双边机制和多边网络相互交织连接的新地区际，使中国在其中扮演一个“问题解决者的重要角色”.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勃改的基民盟和基社盟主张与美、日、印、韩、澳等“民主国家”加强合作，共同防止中国崛起造成“区域不安”,以及防止中国的发展模式吸引力持续增大，导致“西方自由秩序原则”影响力削弱。日本则提出在欧亚大陆构建一个“自由与繁荣之弧”,呼吁亚洲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建立一个“大亚洲”,并逐渐使其演变成为一张“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大网”.在经贸领域，美欧越来越注重借助WTO等国际组织来解决与中国之间的经贸纠纷；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了中国的投票权，制定了一系列便于加强金融干预和汇率监管的监督标准和危机防范机制；呼吁中国加人经合组织（OECD）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等相关机制，促使中国对外（尤其是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更多地按照这些机制的准则行事；主张把中国纳人《采掘业透明倡议》（EITI），促使中国的海外资源能源开发按照该倡议的规章进行。此外，美国国会成立两党议员参加的联合特别小组，就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研究，并想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关管理规则。欧盟将加快为主权财富基金制定行为规范。据报道，在美欧的推动下，IMF计划于2008年秋天之前为主权财富基金制定国际行为规范。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并将“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的背景下，主要发达国家的这些加强规则和制度建设的举动显然具有针对中国的一面。

发达国家范文篇2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并没有导致富裕国家制造业下滑，事实是，随着富裕国家越来越多地采用高新加工技术，先进的生产工艺导致制造业企业大量减员。根据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统计，1947年美国制造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35%，而到2002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2%。随着就业人数的减少和产出的增加，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大幅飙升，同时也对其他富裕国家产生了影响。一方面，NAM表示“美国制造业的未来处境危险”，另一方面，NAM却夸耀美国制造业是“创新的、高产的和高效的产业”。究竟它持哪个观点？

有关中国的事实更加不充分，当发出警告的人宣称“美国大企业都跑到中国时”，事实是，大部分企业跑到了其他的富裕国家。尽管美国制造业在中国的投资增长很快，但与美国在其他富裕国家的投资相比，却是九牛一毛。

尽管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有巨大的吸收力，但企业还是有很多理由把大部分生产能力留在本国。原因是富裕国家工厂雇佣的工人较少，劳动力成本不再是决定在哪里建厂的决定性因素。例如，NAM的FrankVargo通过计算得出，工资成本仅占美国制造业总成本的11%，运输成本和快速分销成本比工资成本占有更大的比重。不论在穷国还是富国，戴尔公司都把计算机组装厂建在离客户很近的地方。此外，亚特兰大Chainalytics公司的顾问MikeKilgore认为，企业经常低估海外制造业的成本，特别是海外制造业涉及运输、大量库存、政治和安全的风险。同时，由于零售商（如美国沃尔玛和法国家乐福）对快速发货的要求越来越高，也促使制造业企业把生产能力转回本国。

原始重商主义观念—一个国家销售的产品大于从海外购买的产品从而聚敛大量外币—依然在欧洲的一些地区起支配作用，特别是巴黎。另一方面，英国的工会可能发现他们最近的行动很难继续下去。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摒弃了旧时代的“原始制造业社会主义的偏见”（至少现在是这样），对于制造业的态度，政府主要信奉其保守派前辈的中性政策。不象在美国和日本，在英国，Amicus工会的理由—每周英国失去2500多个制造业就业岗位—可能没有人理会，尽管经济增长放慢或多或少地对就业产生了影响。

发达国家范文篇3

关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文献：赵晓、刘阳（2005）从宏观国际经济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地位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正经历20年左右的国际显性摩擦时期，而中国作为新的大国被国际接纳，达到新的国际均衡时期还需要20年，这是现阶段中国遇到发达国家各类经济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好将夫在其论文“全球经济的抵制场”中特别对全球化中跨国公司的行为做了研究，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越来越不受政府控制，离开国家和民族，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抛弃民族自行其是。他们选择具有稳定政治结构、廉价劳动力、适当基础设施和较低税率、对环境要求较低的国家进行资本输入。

关于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文献：赵瑾（2005）认为当代全球新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十大特点，分别是保护的焦点由经济问题扩展到社会问题；手段主要依靠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环境技术标准、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为主；保护方式由限制进口变为通过出口补贴等措施扩大出口、通过多边贸易保护发达国家的技术比较优势、通过劳工标准、技术标准达到全面禁止进口的目的；其动机由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转变为从根本上削弱甚至使对方丧失国际竞争力。梁丹（2005）分析了当今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政策中“新人文主义”倾向及其背景，认为如SA8000等人文壁垒是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为己所用的产物，是发达国家保护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要，也是跨国公司树立企业社会形象的要求。BenoitLaplante&JonathanGarbutt（1992）则对发达国家贸易政策中的环境保护主义进行了研究，认为需要国际环境政策的共同协调来防止环境政策变为国际贸易中的一项非关税壁垒。

二、近年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表现

1、国际投资方面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的干涉。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受到美国政府相关部分干涉、中海油并购尤科斯失败等等。

2、反倾销

以中国这个最大发展中国家为例，从反倾销立案调查数量来看，我国是世界上遭遇反倾销立案调查最多的国家。从1995年到2006年6月，世界范围内共发起2938起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以500起的总数量排名第一，占世界总量的17.02%，为第二位韩国的2倍多。

3、技术性贸易壁垒

主要包括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规定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以及动植物及其产品的检验和检疫措施、包装和标签、标志要求、绿色壁垒、信息技术壁垒等等。近年来呈现迅速上升趋势，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技术性贸易壁垒占到世界贸易壁垒的10%～30%，而最近几年几乎占到了80%。有关数据显示，入世以后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每年对我国出口额的影响约为450至500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25%以上。

三、发达国家“反全球化”行为的原因和动机

1、构建生产与消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国生产函数

为了用于分析发达国家“反全球化”行为的动机以及技术创新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本文将构建生产与消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国生产函数。

根据新增长理论，若假设经济增长是希克斯中性的，则一国的生产函数一般写为：Y=Af（L，K）。

其中A代表技术水平，L代表一国劳动力，K代表本国资本。这里将要根据全球化背景对其进行一些改进。首先，在全球化下可以将生产资料分为易流动与不易流动资源两类，其中劳动力目前根据现状仍然属于不易流动资源。其次，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它可以购买本国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资料。考虑到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可以借由国际直接投资进行全球优化配置，一国可以利用的生产资料或者说资源事实上是世界易流动资源能够被本国利用的部分加上本国劳动力能够被利用的部分。第三，假定一国的技术研发投入是总资本存量的一定比例，那么技术的进步也取决于本国总资本的数量。尽管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开发模型得出技术水平的稳态值与研发资本投入比例无关的理论推论，但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证明科技投入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还是十分明显的。第四，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其技术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小于技术密集型发达国家，因为其生产过程主要依靠劳动投入，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即产出的价值较低。这样，归结以上四点变动，全球化下a国的生产函数可以改写为以下形式：

Y=Aρf（Laθ3（Ka+Kf），Swθ4（Ka+Kf））

其中，La代表a国的劳动力数量，θ3代表由本国资本和外商投资资本决定的、能够开发使用本国劳动力的比例，Sw代表世界易流动生产资料总量，θ4代表由本国资本和外商投资资本决定的世界易流动生产资料可以由本国利用的比例。

此外，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产出必须有相等数量的需求才能保持稳定，总产出若超出总需求，则会由价格水平变化减少至实际需求水平，即Y=D。

同时，在消费全球化背景下，假设任何国家对所有产品的需求量取决于该国的人口和人均收入，而其中有一定比例的需求将通过a国产品满足。这个比例应当取决于a国产品的价格和综合垄断程度，它又由该国产品的价格水平和技术不可代替程度等因素决定。因此，a国产品面临的需求包括a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a国产品的需求量两部分组成。即：

D=θ1Da+θ2∑DW

θ1=θ1（k（P，A））әθ1/әP＜0әθ1/әP＞0

θ2=θ2（k（P，A））әθ2/әP＜0әθ2/әP＞0

Da=f（la，ia）әDa/әla＞0әDa/әia＞0

Dw=f（lw，iw）әDw/әlw＞0әDw/әiw＞0

其中，k表示a国产品的综合垄断系数，它由该国产品的价格水平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决定。一般来说θ2＜θ1，因为本国需求通过本国产品满足的比例通常要大于外国。lw代表除a国外的任一国家w的人口，iw代表除a国外的任一国家w的人均收入。

由以上几个方程可以基本了解经济全球化下一个国家生产函数的全貌，它将用于本文分析全球化对发达国家采取“反全球化”行为动机。

2、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长期动因

全球化给部分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契机，开始挑战发达国家国际地位。随着世界交通、运输、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迅速发展，其中又以经济全球化最为直接和深刻，包括生产、消费与收入分配的全球化。不断壮大的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将大量资金注入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且政治比较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在那里将它们的资金与被投资国的大量劳动力与技术结合起来，以用低成本生产出产品，再销往包括被投资国在内的广大世界市场，从而获得高额企业利润。这种资金及其代表的易流动生产要素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聚合的效应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工厂。根据全球化下的生产函数：Y=Aρf（Laθ3（Ka+Kf），Swθ4（Ka+Kf）），必然造成部分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并附带使其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企业制度、国内就业、人均收入迅速提高和优化。可以说，全球化给予部分发展中国家绝好的历史契机，使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在经济方面有可能挑战美国与欧洲等发达国家的世界霸主地位。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新兴国家的崛起必然会遭到现存霸主国家在各方面的阻挠和压制，直至新兴国家完全崛起为止。而在当今社会，经济成为决定国家地位的最核心力量，因此采用以贸易保护为主的经济手段来压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崛起便是发达国家政府有意愿采取的最好方法。这也是它们在这个全球化时期采取反全球化行为的长期动因。3、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短期动因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利益与发达国家利益分离的后果迫使发达国家政府在现阶段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使得跨国公司取得了越来越独立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的所在国与其它国家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跨国公司作为单独的企业法人要实现的只是自己的最大利润。这种跨国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分离在短期内立即产生了以下两个结果：（1）发达国家部分制造业空心化，跨国公司将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技术密集产业的劳动密集环节转移到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些产业在发达国家成为夕阳产业，从中释放出的大量劳动力一时难以转移至新的就业岗位，近年来造成了失业问题。（2）跨国公司带动的这些产业的转移使得发达国家对于这类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地依靠向发展中国家进口，结果导致其与吸收了大量FDI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

四、应对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举措与意义

针对全球化经济背景与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最好应对举措就是利用全球化跨国公司转移资金和生产要素的契机，发动民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并努力建立自己的标准体系。这样做的好处至少有以下四点。

第一，抛弃低价产品的战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与价格，防止发达国家使用反倾销。

第二，通过建立自己的标准体系，破除发达国家的标准壁垒，便利自己的产品进入世界市场，并提升国家地位。

第三，加强技术创新，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加快经济增长，同时可以促进对本国产品的需求程度。根据现有经济增长理论和全球化下生产函数，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假定本国的产出总能拥有相应需求，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增长就可以直接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我国许多学者已经从各种角度和各个国家、地区对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都得出了正面的结论。

第四，加强民族企业的技术创新，可以有效提高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根据市场原理，产出如果没有相等的需求，供过于求，或者说产品没有销路，就会通过价格的下降逐渐减少，直至与相对的需求量相等，也就是说这种缺乏相应需求的产出是不能持久的。因此，保证本国产品有相应需求量对于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说是十分关键的。

【参考文献】

[1]王逢振等：全球化症候[C]．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2]韩可卫：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展特点分析[J]．时代经贸，2005（11）．

[3]李思一：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经验[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0（7）．

[4]梁丹：国际贸易政策的“新人文主义”倾向及其形成的背景[J]．学习论坛，2005（9）．

[5]曲如晓：中国出口贸易面临的三大壁垒及应对策略[J]．国际经济合作，2004（5）．

[6]赵瑾：当代全球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十大特点[J]．世界经济，2005（3）．

发达国家范文篇4

关键词：发达国家会展业；我国会展业；发展

会展是通过举办各种会议、展览、展销和节事来获得经济效益的行业，被称作无污染的绿色经济。自从首届世界博览会于1851年在英国伦敦成功举办以来，会展业逐渐被各国重视，并迅速发展为一个新兴的行业。“1851年的大博览会是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如此之大而堪称‘最大’的；第一个在世界范围举行的；第一个营利性质的博览会”（伯德Bird,1976,3)。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会展业以年均近20%的速度增长，并迅速成长为一个新兴的产业。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相继申奥申博成功后，发展势头更加迅猛。虽然我国的会展业发展速度很快，但和发达国家的会展业相比，我国的会展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很多不足，而发达国家的会展业已经发展比较成熟。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发达国家会展业的经验，以促进我国会展业更好地发展。

一、发达国家会展经验总结

1.政府高度重视，强调宏观管理几乎每个发达国家会展业的发展都与政府密切相关，政府在投资、制定政策、对行业协会的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德国政府对会展业的投资额非常之高，对汉诺威、法兰克福等地区的展览场馆的建设投入巨资，并出台相应的鼓励措施和优惠政策。许多国家只设单一的部级的展览管理机构，比如法国的海外展览委员技术、工业和经济合作署（CFMU-ACTIM）、德国展览委员会（AUMA）和新加坡贸易发展局（STDB）等，这些机构都具有惟一性、权威性和全国性的特点。例如：德国的AUMA是政府和展览业之间的桥梁，每年对世界各地的展会进行考察，并写成报告，为德国政府赞助本国企业出国参展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2.加强会展专业人才的培养会展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既熟悉业务、了解惯例又富有经验的专业人才。国际上会展业发达的国家，如德国、美国、法国等在大专院校都设有会展专业，系统地向学生讲授会展理论知识。例如：德国科隆大学的展览商贸学院是德国最著名的展览教育培训基地。发达国家的会展业行业协会在职后培训和教育方面承担着重要任务，例如：美国国际展览管理协会（IAEM）创造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展览业专业人士职后培训计划，通过课堂学习、工作实践、参与协会活动和考试等方式给予展览业专业人士继续学习和资格认证的机会。新加坡会展协会（SACEOS）也有同样的人才培养模式。

3.先进的会展场馆发达国家先进一流的会展场馆保证了会展活动可以朝着规模化、品牌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从而使得其在世界会展业具有领先地位和国际竞争力。例如：德国会展设施一直引领国际领先水平，几乎所有的展览中心都拥有先进的设施。新加坡展览中心和新达城会展中心具有世界一流的装备，中心配备先进的翻译、通讯、传播系统。正是由于发达国家的这些先进现代的会展场馆设施，从而使得一些会展企业能在将会展搞大搞强的同时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国际会展集团公司。

4.发达的全球会展营销网络发达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等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全球会展营销网络，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会展市场的竞争力。例如：法国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促销网络，由法国国际专业展促进会统一运作，推进法国展览业的发展。目前有65个国际性专业展会加入这一组织，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办事处。中国香港政府主要办展机构香港贸发会先后在全球50多个城市设立了办事处，建立了庞大的国际化展览营销网络。

5.完善的会展法律法规发达国家在长期的会展实践过程中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会展法规，正是这些严格的会展法规保证了他们会展业健康有序的发展。例如，英国展览服务协会规定：任何会员施工单位不能因与客户发生纠纷而中途停止服务，影响客户的正常展出。

二、我国会展业发展的基本现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展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的会展业蓬勃发展。国外大型会展集团企业特别看重中国会展业的发展机遇，我国会展业的发展呈现了以下一些特征。

1.会展业发展前景良好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这是“十一五”时期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的必然要求。会展业作为一个无污染的绿色行业，完全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要求。一方面，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以及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西方国家到我国举办各种各样的会展也越来越多，使我国在会展业的世界地位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利用会展这一形式来宣传自己的工商企业越来越多，他们通过各种国内外会展活动来寻求合作，拓展市场。与国外相比，我国的会展业发展潜力巨大。这一切表明，我国的会展经济有着非常良好的发展前景。

2.展览项目数量和质量的增长速度迅猛近几年，全国各地举办的展览会数量迅猛增长，统计表明：2001年2387个,2002年3075个，2003年达到了3298个。我国展览会数量的年增长率为20％-30%。2005年，我国获得10个UFI（国际博览会联盟）认证，是中国展会和展览机构获得认证最多的一年。

3.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我国幅员辽阔，南北跨度很大，所以气候类型多样化，这是举办会展的一大优势，因为无论在何时，都能在国内找到一个气候宜人的理想城市来办展。

另外，近年来，我国的交通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4.1万公里，稳居世界第2，预计到2010年，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到6.5万公里，初步形成国家高速公路网骨架。我国的铁路交通发展也相当快，我国电气化铁路总里程已经突破2万公里，成为继俄罗斯、德国后世界上第三大电气化铁路国家。另外，我国的各大城市基本都有直达航线，交通网点覆盖全面。具有如此良好的交通条件，可以大大节约举办会展的时间成本，是我国发展会展业的一大优势。

4.缺乏权威性的行业协会、管理体制有待理顺我国的会展协会很多，但大多是地域性的，规模都不是很大。全国总计36个地域性会展协会，其中山东6个，内蒙古5个，浙江4个，江苏3个，广东与辽宁各2个。展览业发达的北京、上海、大连、宁波、重庆、厦门、深圳等会展城市都有了会展行业协会。直到2005年4月由国内行业知名企业共同组织发起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议展览业商会，我国的会展行业才算有了一个全国性的行业组织。虽然我国会展业举办权正由多头审批向登记制过渡，但目前仍是多头审批，管理体制仍显混乱。

5.会展场馆建设存在问题目前，我国会展场馆的数量和面积不足制约了我国会展业的发展，例如上海展览中心（展览场地2万平方米）、上海世贸商城（2万平方米）、上海光大会展中心（3.5万平方米）等，面积不足，而且展馆功能单一，配套设施落后，缺乏整体规划。但是从目前我国已有的会展大型场馆来看，利用率非常地低下，例如：北京的大型会展在我国可以说是非常之多，但是其展馆利用率也只有30%多，会展场馆的利用率低下，资源浪费现象严重。与国际上配备智能化、现代化的大型场馆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6.会展人才缺口大、人才培养体系落后根据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上海申博工作领导小组和上海外服公司等单位的调查，2005年初，上海会展业有经验的高级项目经理不足50人，复合型会展人才不到l00人，会展运营管理、广告和物流等人才仅能满足1/3的市场需要。如此巨大的人才需求缺口成为目前阻碍我国会展业发展的一大劣势因素。

在我国申奥申博成功和会展人才匮乏的双重刺激下，会展人才培训一下子变得火热起来。然而，目前我国会展教育培训机构的数量的递增并没有带来质量的提高。许多院校缺乏对会展行业特殊性的了解，缺乏会展专业的师资，盲目办学，课程设置不合理，理论脱离实践，培养出来的学生光有理论，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另外，我国会展业还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竞争秩序混乱，会展营销手段落后，国际化水平较低等诸多问题。三、借鉴发达国家会展业发展经验促进我国会展业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会展业发展既存在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又存在着阻碍行业发展的诸多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让我国会展业健康高效地发展。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针对性地借鉴一下发达国家会展业的发展经验。

1.借鉴发达国家的管理体制针对我国会展业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予以解决。

（1）我国政府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的做法，以引导和扶持为主，尽可能减少直接主办展会。培养和扶持承办企业，让会展承办企业来进行市场化运作，而不应该总是由政府成为举办展会的主体。这方面可以向德国和新加坡学习，加大政府对会展业的扶持力度，并且制定相关政策促进会展业发展，比如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减轻企业的经费压力，支持国内企业去国外参展、办展等等。

（2）成立具有权威性的行业协会，发挥协会的自律管理作用，规范会展业市场。针对我国目前会展业管理混乱的现象，我国应该成立会展行业协会来统一管理，规范管理。通过协会对展会的类别，展出的日期、地点、展期等方面进行统一管理，保护会展各方的利益。另外，协会可以联络会展相关企业，如航空公司，旅游公司和饭店酒店等，为会展提供服务协调，提高会展运营效率和服务的质量。

（3）按照国际惯例，尽快完成审批制到登记制的过渡，确立单一的部级展览管理机构，统一管理。

2.借鉴发达国家的会展场馆建设会展业的规模化发展需要大型化场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了场馆的利用率问题，对于我国现在的会展展馆建设存在的误区，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来提高会展场馆的利用率，避免资源浪费。

（1）完善场馆功能。场馆建设应更多地考虑功能和周边配套设施，尽量使场馆可以在更多类型的会议或展览中使用，而不是专为少数几个展览服务。

（2）与旅游业相结合。我国的旅游资源很丰富，会展业和旅游业应该互相扶持，会展企业通过办展来吸引观众和游客，旅游企业可以把当地具有特色的会展场馆作为旅游景点加以开发，提高会展场馆利用率。

（3）提高会展企业竞争能力，真正实现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提高场馆的利用率。

3.借鉴发达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人才培养模式很值得我国借鉴。在办学规模方面，德国除了科隆大学和瑞文斯堡合作教育大学外，其他高校都没有和会展相关的课程和专业。在教育培养模式方面，德国实行的是以定向培养的模式为前提的模块式教学。科隆大学会展经济研究院主要的培养对象是已经拥有丰富从业经验的会展高级经理，所以其课程侧重于研究性和理论性；而瑞文斯堡合作教育大学主要培养会展业的中层管理者和一线操作人员，其课程侧重实践性和操作性。

德国会展人才培训的另一大特点是其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体系，学生可以一段时间上课，一段时间去公司实习，平时可以从公司得到工资。

除了在高校培养会展专业人才，德国展览管理委员会（AUMA）也负责培养人才和职业资格的认证。

我们要向德国学习，各大专院校不要一窝蜂地开设会展专业，而应根据各校的实际情况，有条件地开设会展专业，明确定位，细化培养的人才方向。比如专门培养高级会展人才，或者专门培养中层管理者，又或者培养一线操作员，切忌盲目办学。另外，对于在校学生，可以学习德国，实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当然，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不可能让学生频繁地转换上课和实习的节奏，学校可以安排周末或寒暑假的时间，又或者与展览公司签订人才对口协议，实行订单式培养。

我国各地的行业协会应该实行统一办学，打造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认证，为会展从业人员提供专业深造的机会和便利的国际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服务。

4.借鉴发达国家会展法律完善我国会展法律法规发达国家会展业发展至今已经相当成熟，我国应该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会展业相关法规，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市场准入制度，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资源的浪费。设立相关法规保护我国的名牌展会，规定一系列会展业相关行为规范指导和约束各地域的行业协会会员等等。

2006年1月10日颁布，3月1日正式实施的由商务部会同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和国家版权局制定的《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为我国会展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提供了方便，解决了过去由于展览会主办方自行制定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在执法力度与执法衔接上存在的诸多难题，效果显著。例如本次广交会上认真贯彻了《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加大了保护知识产权力度。据统计，本届广交会共受理知识产权投诉案件472宗，被投诉企业743家，比上届减少9.6%，认定构成涉嫌侵权企业419家，比上届减少7.7%。这些数据毫无疑问地体现了完善会展法律法规对会展发展的重要性。

5.借鉴发达国家的会展营销方式提高国际化水平发达国家建设会展营销网络的一个特点就是利用跨国会展企业在全球各地开设办事处，近几年已有不少国外跨国会展企业在我国设立办事处，建立营销网络，而这正是提高会展国际水平的有效途径。我国在这点上应该向法国学习，多在国外建立营销网络。我国的会展企业在德国建立营销网络的最多，我国现在是参加德国举办的国际展会的国外参展商数量最多的国家。

在中国成功申奥申博之后，会展业的发展受到国内外的瞩目，发展前景大好。越来越多的优秀国外会展企业进入我国市场，这些企业的进入有利于我国会展企业与国际接轨，给中国会展企业提供很好的学习机会，提高管理水平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光参加国外的展会还不够，我国会展企业应该利用互联网开设网上虚拟会展，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传播的渗透性和广泛性，与传统的展览和交易之间进行相互补充和资源优化配置。

在2006年举办的第99届广交会上，电子商务对出口成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届广交会继续利用“网上广交会”、“在线广交会”以及“在线机电广交会”三家网站来开展电子商务。截至4月29日16时，三家网站累计访问量达1.1亿次，比第98届增长11.6%；电子商务网上意向成交额累计为4.2亿美元，比第98届增长10.5%，这有力地说明了电子商务对会展的促进作用，像这种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营销方式非常值得国内同行借鉴。

五、结论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在国际会展业的竞争中具有绝对的优势，这是与发达国家在会展各方面的综合竞争力分不开的。我国会展业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在我国的一个缩影，一方面国际会展巨头大举进入中国会展市场，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发达的营销网络、高素质的人才、丰富的管理与服务经验，与国内会展公司展开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国内许多企业也开始走向国外，在国外参展，办展。不过与发达国家会展业相比，我国会展经济在诸多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会展业应充分借鉴欧洲会展业经过100多年发展所总结出来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大胆创新，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中国的会展经济。相信我国会展业的行业水平定会不断提高，行业实力也会不断增强，不仅仅成为世界会展大国，更要成为世界会展强国。

参考文献：

[1]金辉.我国会展人才需求与开发策略[N].组织人事报,2005，（1350）.

[2]刘德艳,董藩.美国的会展教育及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高等教育,2005,(11).

发达国家范文篇5

一般来讲，违背法律和既有商业习惯的各种限制竞争行为(如囤积垄断)常常受到法律的惩罚和社会公众的谴责，而由国家主导的、在实质上也是禁止、限制或干扰自由竞争的行为在历史上却并不少见。在欧美国家的历史上，并非所有有关市场、竞争的法律政策都一定是“反垄断”，或者是“反不正当竞争”的。相反，维护垄断和限制竞争的法律和政策在西方国家也很普遍。

(一)发达国家历史上的行政垄断

在英国历史上，国王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市场的种种表现在《国富论》中有非常详细的论述。也正因为这样，亚当·斯密对当时的社会制度猛烈抨击，要求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当时的英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呢绒生产能有绝对的优势，在1258年就颁布了法令，明确规定：英国生产的羊毛必须在国内加工生产，不准买给外国人，人人都必须穿用本国织造的呢绒。德国作为欧洲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政权长期由具有浓厚封建残余势力的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把持，这些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经常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限制自由竞争。例如，在德国统一之初，“铁血宰相”俾斯麦就制定了限制自由贸易的法令，禁止国外商人进入德国从事贸易，以保证德国容克地主和由容克地主转变而成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政府给予某些企业在特定区域生产、出售产品的垄断权，限制其他企业参与竞争的情况也很普遍。英国、荷兰、法国等国在十七世纪先后在印度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都拥有国家通过法令所赋予的“专营贸易”的特权。直到18世纪，这些专营特权才有所松动。发达国家在倡导贸易自由主义的同时，也都依然实行各种保护政策，限制外国工业品的输人，以保护本国的企业和产业。

(二)发达国家近现代的行政垄断

到了近现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法制的健全，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崇尚自由竞争，但由政府所实施的运用公权力对市场竞争的禁止、限制或妨碍行为依然存在，只是形式、程度和内容有所变化而已。

1．实行国有化运动，借助政权力量促进市场集中，设置市场障碍。如英国在1921年，政府通过法律将在战前就已走向垄断化的铁路业进一步合并为四个垄断组织。这四个垄断组织控制了全国铁路运输的95%。在国家的干预下，采煤业、纺织业也都先后形成了垄断的局面。在1945年开始的英国第一次国有化运动期间，英国政府通过法令强制性地收购非国有企业的资产，把一批分散的小型私有企业组织成少数大型国有企业。通过英国银行法、煤业国有法、民用航空法、电力法等法令将这些产业收归国有。1975—1980年的第二次国有化期间，国有化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包括汽车、船舶、机床、火箭、电子宇航等部门。如由国内最大的19家造船公司组成的国有英国造船公司，控制了全英商船的98%。

一战以前，德国政府就系统地把利润丰厚的军事订货分配给各垄断组织，国家规定高额关税，给予出口津贴，帮助垄断组织对外倾销商品，德国政府先后颁行了许多容许甚至鼓励卡特尔和辛迪加组织发展的法令，还以专门的法律来加强垄断组织的势力。第一次大战前夕，从备战要求出发，德国政府拥有44个最大的矿山、12个大钢铁企业、24%的发电设备和20%的制盐生产，80%以上的铁路线也由国家经营。在德国，1922—1930年，国家拥有几乎全部铁路、大部分发电和炼铝能力、2／5的制盐和炼铅生产，以及一部分煤炭生产和机器制造。纳粹上台后，为了推行国家统制经济，于1933年制定了(强制卡特尔法)，大大推动了卡特尔组织在德国的迅猛发展。直到1957年，德国才制定了(反限制竞争法)。

政府通过大规模国有化在市场集中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许多基础设施产业如通信、自来水、铁路、煤气和电力成为百分之百的国有垄断行业。

发达国家的国有化运动实际上是形成和保护垄断，抑制竞争，扭曲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些大企业也不是在竞争中逐渐形成高的市场份额，而是由政府运用国家政权力量强制性促成的。由于缺乏市场竞争，国有企业成本高、效率低、亏损大、市场竞争力低。这些企业预先占去了本可由市场分配的有限资源，并凭借其垄断优势使自己免受市场竞争的压力。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使国家不堪重负。政府主管部门及其官员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司空见惯。所以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实行私有化，并放松管制。放松管制主要是放松新企业进入原来垄断行业的限制，从法律上取消进入某些产业的政策壁垒，加强对私有化后企业的价格、技术、质量等方面的管制。

2．对部分特殊行业、公用事业和自然垄断行业以及军工企业实行支持和保护。发达国家通常通过法律或政策对某些重要产业实行支持和保护，其中包括自然垄断产业、军工等特殊产业。甚至直到今天，美国大多数比较重要的持久的垄断者或接近垄断的企业，仍是靠政府政策维持其垄断地位。在各个市场上有线电视运营系统都是独家所有，政府对公用设施、广播、电视频道发放排他性许可证。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对交通、邮电、电力、自来水等公共事业价格进行管理。德国改革前，邮电部是联邦德国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有遍布全德的邮政、电信网络和邮政储蓄系统，由其属下的国有企业垄断经营，整个邮政、储蓄和电信经营市场长期封闭，其多数官员和员工隶属于政府公务员系列，整个系统的管理全部靠联邦一级财政拨款，其经营也有行政化倾向。

由于独家垄断下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普遍效率低下、亏损严重。西方国家放松管制，竞争之风席卷了电信、航空、铁路、电力等自然垄断行业。实践证明，引入竞争机制、放松管制明显地改善了自然垄断行业的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3．对农业的特殊保护政策以及对农产品的价格控制。农业、林业、渔业等行业存在产品供需弹性小、可替代性差，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等特点，许多国家都允许这些行业的经营者之间订立限制竞争的协议，甚至有的国家还规定了最低保护价格，或者由国家给予价格补贴，或者国家直接参与购销活动。最典型是欧洲联盟，这里的绝大多数农产晶是由欧盟统一管辖，并由欧盟内各国共同商定它们的最高限价和最低限价，实行出口补贴。根据(欧共体条约)第42条的规定，欧共体的农业政策优先于竞争政策，而且农业是唯一可以得到欧共体反垄断法豁免的行业。

政府对商品价格的控制是一种垄断行为，因为价格应由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而不应由政府决定。如果政府要进行宏观调控，也只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调节供给和需求，进而影响价格的变化。政府如果以行政权力限制或者控制价格，从限制竞争的角度看，与企业通过限制价格实施垄断一样，是一种垄断行为，只不过实施垄断的主体不同而已。

4．对中小企业的保护和支持。美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都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和扶持中小企业。1953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小企业法案”明确了美国国会对小企业的政策，即政府尽可能地帮助、扶持和保护中小企业：如果贷款逾期不还，由小企业局负责偿债90%。担保贷款是小企业局资金扶持的主要方式。发达国家50—60年代风行的保护中小企业的意识和政策，看似公平，但到了70—80年代，人们开始认为追求企业的规模效益是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竞争效率之所在。反垄断是保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竞争者，否则不利于竞争，反而是破坏竞争。

5．政府对某些商品实行垄断经营。在国外，政府对某些商品实行专卖制度有很长的历史。目前，全世界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对烟草实行专卖制度。法国早在1811年就成立了烟草种植、加工和销售垄断公司，1860年又在财政部设立了国家烟草加工管理总局，负责对全国烟草制品的生产经营实行专卖管理，下达全国的卷烟生产、销售计划，并通过许可证制度进行管理。经营卷烟要由专卖局发给许可证，无许可证者不能经营。从1970年起，政策有一些变化，但法国对本土的烟草加工仍实行国家垄断的体制。

另外，还有专利制度，全世界170多个国家中已有140多个建立了专利制度，专利制度已成为各国普遍采用的保护发明创造的有效措施。技术的垄断虽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没有对技术的保护就无法促进技术进步，所以大多数国家不仅允许对专利技术的垄断，还以法律的手段予以保

二、发达国家行政垄断的特点

(一)发达国家的行政垄断具有临时性的特点

发达国家的行政垄断的前提和基础是市场竞争。政府对市场活动以及市场主体活动的干预始终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为前提。因而其行政垄断一般是在社会的特殊时期，为了具体的目标而实施的临时性和强制性措施。政府比较突出的对市场竞争的禁止、限制，往往是在特殊时期为应对和解决特殊问题所采取的临时性政策。如在经济危机期间或在战争期间，政府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就包括了对市场竞争的禁止和限制。美国在1929年至1933年经济危机其间，政府全面管制银行，宣布全国银行“休假”；为提高农产品价格，政府强令农民毁掉大量棉田、屠宰牲畜；政府补贴农业等。尽管在美国，社会十分反对政府直接对经济过程进行干预，但政府一直都没有放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采用直接管制的方法冻结工资物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为保证战争需要，制定了一系列的战时管制性法规，如(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通知)、(确保战时国民粮食措施令)。战后，继续推行国家管制经济政策，制定了(煤炭经济法)、(钾素经济法)等。纳粹上台后，为了推行国家统制经济，于1933年制定了(强制卡特尔法)，通过卡特尔和别的垄断集团，将国民经济变为统一的“有机体”。

(二)阶段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发达国家的行政垄断从长期来看，往往是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具有阶段性的特点。政府反垄断的态度、力度也不相同。英国在早期奉行重商主义，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本国产业，禁止、限制自由竞争，后来又奉行经济自由，倡导自由竞争。在有些时期实行国有化运动，有些时期又实施私有化措施。曾经在自然垄断产业施行垄断，后来又通过对这些行业的改革，打破垄断，引人竞争。在19世纪中期，英国同主要工业国家先后订立了互惠关税协定，降低了原料和工业晶的进口税。自由放任的政策对英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进一步确保了英国的霸主地位。但到了19世纪末期，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受到挑战，相对经济实力下降，德、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崛起，赶上并超过英国。自由竞争的政策开始对英国不利，到1932年，英国彻底放弃自由竞争主义政策，全面实行保护关税。美国作为反垄断最严厉的国家，近年来不仅放松许多行业的管制，放松反垄断的力度，甚至还支持和促成国内企业的合并。对于世纪之交的企业合并浪潮，发达国家持认可和支持态度，目的是通过企业合并，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如1996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和促成下，波音和麦道合并。按照近些年美国政府强化国际竞争力的做法，当一家企业主要在国内市场竞争时，要防止该企业做得过大；当一家公司主要与国际竞争对手争夺国际市场份额时，只要企业有意愿与其他企业联盟，政府则大力撮合，并提供法律支持。

(三)发达国家的行政垄断与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联系密切

发达国家政府对市场竞争的禁止或限制的前提和基础是市场经济制度。政府在市场中所有活动的出发点是维护市场机制的作用，弥补市场缺陷，以维护经济效率和实现国家利益。其次，发达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影响了其行政垄断的特点。发达国家经历过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洗礼，民主法制观念深入人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宪法的层面予以保护，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司法独立，自由独立的社会舆论等等，保证了政府权力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和约束，政府行为受到广泛的社会监督，因而政府及其官员滥用职权破坏市场竞争的可能性较小。另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在国际竞争和交往活动中一直居于优势地位，拥有影响甚至支配国际竞争规则制定和国际竞争秩序的能力，这使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态度和政策不同于发展中国家。

三、发达国家行政垄断的改革

在发达国家，种种因素促使国家对行政垄断进行改革。对于重商主义思潮和当时的国家垄断经济政策，从18世纪中叶开始，被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念所否定。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引发的行政垄断被瓦解，世界各国在扫平了行政垄断的基础上以自由经济理念进行立法，所以在现代反垄断立法中基本不再有反行政垄断的内容。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技术革新对市场结构的改变，发达国家的行政垄断已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如在自然垄断产业和公共产业方面，发达国家日益放松进入管制，并鼓励引入竞争，使得原来的自然垄断行业日益转向竞争性行业，在某些产业已在逐步取消保护。再者，西方发达国家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司法独立和舆论自由，加上社会民众的法制观念、民主意识较强，使政府以行政权力干预竞争的行为受到限制。

即便如此，也依然有一些国家通过反垄断法限制行政垄断。如美国于1984年通过了(地方政府反垄断法)，加上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把市政机关也包含到反垄断法所指的范围之内。随着公用企业政府管制的放松和竞争机制的引入，有些国家开始修改反垄断法，不再认为公用事业为反垄断法除外。比如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的第六次修改是以对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如电信、邮政以及其他经济领域取消管制和引入竞争为主要内容。为了与欧共体竞争法相协调，第六次修订后的(反限制竞争法)还废除了关于交通业的特殊规定。

另外，一些经济组织也通过法律对行政垄断进行限制。欧共体条约中的竞争法规则对行政垄断做出了一定限制。针对成员国国内国有企业利用行政管理权限制竞争的情况，欧共体条约第90条规定：“成员国不得对公共企业以及享有特权或专有权的企业采取背离或者保留本条约”。根据欧共体竞争法及法院判例，欧共体委员会与欧洲法院处理了大量国有企业利用行政管理权限制竞争的案件。为了取消妨碍商品流通的非关税壁垒，欧共体做了大量的工作，加大了(罗马公约)的限制垄断条款的实施力度，鼓励公平竞争。(罗马公约)第85条规定：“凡是以影响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以阻止、限定或以破坏共同市场内部竞争为目的的或产生其结果的一切企业间的协定、一切企业联合组织的决定和一切联合行动，均被认为是与共同市场相抵触的，并应予以禁止。”

四、几点启示

(一)发达国家存在行政垄断

发达国家的行政垄断问题说明行政垄断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行政垄断作为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一种形式、作为国家经济职能的一种表现，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行政垄断就必然存在，国家权力就必然介入经济生活，包括对市场竞争的禁止、限制和妨碍。政府在市场活动中，不仅能够通过各种手段促进和维护竞争，也会为了一定的目的在有些领域禁止或限制竞争。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体制基础和法制基础上，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特点以及后果不同。国内不少学者(包括本人曾经)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完善、法制健全，因而不存在行政垄断和反行政垄断的任务，认为行政垄断仅是中国转型时期特有的现象，这样的看法是不客观的。实际上发达国家不是不存在行政垄断，而是存在的方式、内容不同而已。只能说中国转型时期的行政垄断有其特殊性，但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全面禁止行政垄断，国家在市场竞争中完全放任自流显然是不可取的，也是做不到的。

(二)行政垄断及其作用和影响不是绝对的

行政垄断的手段、内容和形式是在变化的，而不是绝对的。行政垄断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形式，必然是以一定的具体目标和价值趋向为导向，以一定的经济思想和理论为基础，同时也是这些理论和思想在政策上的反映。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其具体的社会目标是不完全相同的，经济思想也会随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因而行政垄断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在强度上、形式上、手段上发生变化，当然也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在不同的国家，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具体社会经济目标的不同，经济实力以及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力量和地位的悬殊，行政垄断的方式、内容、强度、范围等也必然有很大的差异。

行政垄断的影响也不是绝对的，并非所有形式的行政垄断的影响都是消极的。行政垄断对资本主义初期经济的发展和特殊时期的经济恢复以及某些产业的发展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如英国当年的保护政策加快了英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美国大危机时期的一些做法显然违背美国一贯崇尚的自由原则，但却为美国走出大危机起了重要作用。但行政垄断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抑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将资源的配置行政化，不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用，垄断性行业效率低下，引发腐败等。这也是近些年来发达国家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干预的主要原因。

(三)关于对待行政垄断的态度

从对发达国家行政垄断的分析可以发现，各国行政垄断的形式和内容、政府对竞争行为、限制竞争行为的态度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存不存在行政垄断，而在于存在什么样的行政垄断，在什么条件下的行政垄断。问题不是彻底否定和全面禁止行政垄断，而是否定和反对什么样的行政垄断，允许什么样的行政垄断。政府不是不能作为垄断主体以法律、行政等手段实施垄断，而是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在哪些领域禁止或限制竞争。并非所有的行政垄断都是不合理的，应该消除的。有些形式的行政垄断是合理的，其影响也是积极的，因而有存在的必要性，应允许存在(如某些特殊产品和行业)，但必须严格限制其范围，并应根据条件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某些形式的行政垄断(如地方保护)应予以消除和禁止。能否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率和实现社会公平，并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和本国民族利益，是政府是否和如何干预市场竞争和市场活动的前提和出发点。政府干预经济的前提是维护和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而不是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政府在市场中应发挥指导、服务、监督的作用，应给予所有市场主体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不是代替市场，干预市场主体的正常经济活动。反垄断就是要消除市场中限制竞争的经济力量，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反行政垄断就是要解除抑制市场竞争机制的行政力量，消除造成市场秩序混乱的行政因素，保持市场竞争活力，维护消费者权益。对于有着几十年计划经济的传统和几千年封建集权制度历史的中国来说，警惕和防止政府对市场的过度、错位干预，将是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发达国家范文篇6

关键词：技术进步；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政策

一、发达国家财税优惠政策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经济信息化、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下，美、日、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竞相凭借自身在技术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信息产业、生物医药工业、金融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通过科技进步基础上的产业结构转型，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作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市场力量的推动，但政府财政在科技进步方面的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在发达国家，在每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政府都有一个明确的产业技术政策，并通过研发补助金、委托费和政策性融资等财政手段确保产业技术政策的贯彻落实。为了推动本国的科技进步，西方发达国家都特别注重加大对科技进步的投入力度。如美国、日本于1999年政府用于R＆D财政投入占当年全国R＆D总投入的比重分别为27%和22%。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用于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经费每年都维持在10多亿美元的水平。根据经济成长、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所处阶段的不同，西方国家财政对科技进步的支持的范围和手段也会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初期，财政一般主要通过补助金、开发委托费、政策性贷款和优惠税收政策等形式重点支持主导产业的技术开发。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政府财政政策的重点主要转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政府通过资助各种基金会、研究院所和产学研联合体等进行产业技术开发，并通过知识产权的转让，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技术进步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环节上，西方国家一般通过政策性融资和税收优惠政策予以扶持和引导。如日本政策性投资银行根据政府有关政策意向，向民间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担保、购买企业债券，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补充融资和奖励。在西方国家，财政对技术进步的扶持和引导,一般都是以项目为核心，以客观标准为尺度，实施非专向性补贴政策。

二、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具体优惠政策

在对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支持方面，美、日等西方国家都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政策、法律和政府职能部门。美国政府通过政府采购等手段对中小企业予以扶持。具体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在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环节与方式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支持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为事前扶持与事后鼓励相结合，将对科技开发的重视与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视有机地结合起来。基本的做法是：

一是对企业投入的研究开发经费给予优惠允许企业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或全部抵缴所得税。如法国政府规定，凡研究开发投资比上年增加的企业，均可以申请按增加额的50%抵免所得税。

二是普遍实施加速折旧政策。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固定资产的平均折旧年限仅10年左右，年折旧率为11%~12%。通过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以加快技术设备的更新。

三是建立科技发展准备金制度，即允许企业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发展准备金。如韩国税法规定企业可按销售收入的3%（技术密集型企业为4%，生产资料产业为5%）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并允许在3年内用于技术开发费、技术信息和培训费及有关技术革新计划资金等方面。

四是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如美国税法规定公司委托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基础研究，所支付的研究费用的65%可以从所得税中予以抵免，并对新产品的中间实验产品给予免税优惠政策。在科技税收优惠的税种选择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三大税种上。发达国家一般都将公司所得税作为科技优惠的重点。在增值税类型的选择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选择消费型增值税。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个人获得的科技奖励、特许权使用费收入都实施优惠措施。

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财税优惠政策的具体做法，对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的中国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近年来，随着国内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将中、低技术向我国转移，在部分领域，高端技术也开始向我国转移，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将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从我国国内企业的现状来看，整体技术水平还较为低下，受技术开发力量、技术开发经费等的制约，企业技术开发能力还相对弱小，技术创新严重不足。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三、发达国家财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1．要充分利用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有关规定，在3年过渡期内继续保持原有的有关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的同时，应逐步建立一个以政策性银行的低息贷款、向研究型机构的R＆D活动提供财政资助和特别财税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模式。3年过渡期满后，政府贷款利率或贴息水平必须控制在WTO相关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财政的资助必须是非专向性的，并不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部分前技术开发活动成本的50%。2．进一步加大对技术进步的投入力度。鉴于长期以来政府研究与开发投入的严重不足，可以考虑规定一些硬性的指标，要求政府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及财政收入的比重必须达到规定的目标值。安排的科技经费要集中用于加快发展高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以推动新兴产业的崛起，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要用于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使传统产业能够焕发出新的活力。在科研经费的使用方面，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严格的招投标制和课题负责制，确保政府科技经费的有效使用。同时，政府科技经费的使用应坚持有偿使用与无偿使用相结合的原则，凡基础性研究，政府应实行无偿投入，应用研究及实验发展方面的经费投入以坚持有偿使用为原则，政府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以贷款的方式向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及其他机构提供资金，这些相应机构必须用自身的科研成果转化的收入来还本付息。

3．财政扶持项目应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在政府财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运用财政扶持和引导技术进步必须要突出重点，讲求效率，而不能遍地开花。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技术改造项目应重点选择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公益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竞争性产业。

4．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的扶持力度。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为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支持的制度体系，建立和完善促进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法律法规，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证。政府财政可通过税收优惠、财政投融资及政府采购等手段，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的扶持力度。为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还可从信息、技术人员培训及其他服务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5．必须通过各种财税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方面，首先必须充分运用好财政贴息这一手段。高新科技产业是高投入、高风险的投资领域，对这一领域，除国家进行少量的直接投资外，可以借助于财政贴息杠杆引导社会资金投向该领域。财政贴息向高新科技产业适度倾斜，加大对该产业的政策扶持，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推动该产业的发展，并相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使整个产业结构能从低级化状态向高级化状态转化。在传统产业部门，通过财政贴息手段的运用，使企业在技术改造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能够以国家信用作支撑，获取金融机构的贷款，充分调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

6．必须改变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实现税收优惠由区域倾斜转变为向产业倾斜。税收优惠政策措施要能体现和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的基本要求，对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及其他需要积极鼓励发展的产业，应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在流转税方面,除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外，应对高科技产业在增值税政策方面实行适度倾斜，使高科技产业增值税整体负担率能大幅度降低。对进出口税收政策要做出适当的调整，改变目前进出口环节大面积实施税收优惠的做法，应只局限于对高新技术及设备的进口，视不同的情况给予税收上的优惠。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应按照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特别是在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上要尽快统一。统一后的税收优惠政策，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充分体现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可实行减免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在运用减税、免税、低税率和零税率等直接税做优惠的同时，更要特别关注加速折旧、纳税扣除、税收低免、投资抵免、税收饶让等间接税收优惠方式的运用，实现科技税收优惠方式的多元化。

7．要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作用。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推广实施，政府采购规模将越来越大，政府采购的范围也将日益扩大，相应地政府采购活动对国民经济总量及国民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为了扶持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企业技术进步，在政府采购方面，必须尽可能地多采购本国产品，对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实行倾斜。只有在国内不能提供或技术性能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才可考虑采购外国生产的产品。

参考文献：

1．刘群，李倩．发达国家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经济日报，2002-11-19．

发达国家范文篇7

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关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文献：赵晓、刘阳（2005）从宏观国际经济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地位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正经历20年左右的国际显性摩擦时期，而中国作为新的大国被国际接纳，达到新的国际均衡时期还需要20年，这是现阶段中国遇到发达国家各类经济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好将夫在其论文“全球经济的抵制场”中特别对全球化中跨国公司的行为做了研究，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越来越不受政府控制，离开国家和民族，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抛弃民族自行其是。他们选择具有稳定政治结构、廉价劳动力、适当基础设施和较低税率、对环境要求较低的国家进行资本输入。

关于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文献：赵瑾（2005）认为当代全球新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十大特点，分别是保护的焦点由经济问题扩展到社会问题；手段主要依靠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环境技术标准、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为主；保护方式由限制进口变为通过出口补贴等措施扩大出口、通过多边贸易保护发达国家的技术比较优势、通过劳工标准、技术标准达到全面禁止进口的目的；其动机由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转变为从根本上削弱甚至使对方丧失国际竞争力。梁丹（2005）分析了当今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政策中“新人文主义”倾向及其背景，认为如SA8000等人文壁垒是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为己所用的产物，是发达国家保护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要，也是跨国公司树立企业社会形象的要求。BenoitLaplante&JonathanGarbutt（1992）则对发达国家贸易政策中的环境保护主义进行了研究，认为需要国际环境政策的共同协调来防止环境政策变为国际贸易中的一项非关税壁垒。

二、近年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表现

1、国际投资方面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的干涉。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受到美国政府相关部分干涉、中海油并购尤科斯失败等等。

2、反倾销

以中国这个最大发展中国家为例，从反倾销立案调查数量来看，我国是世界上遭遇反倾销立案调查最多的国家。从1995年到2006年6月，世界范围内共发起2938起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以500起的总数量排名第一，占世界总量的17.02%，为第二位韩国的2倍多。

3、技术性贸易壁垒

主要包括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规定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以及动植物及其产品的检验和检疫措施、包装和标签、标志要求、绿色壁垒、信息技术壁垒等等。近年来呈现迅速上升趋势，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技术性贸易壁垒占到世界贸易壁垒的10%～30%，而最近几年几乎占到了80%。有关数据显示，入世以后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每年对我国出口额的影响约为450至500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25%以上。

三、发达国家“反全球化”行为的原因和动机

1、构建生产与消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国生产函数

为了用于分析发达国家“反全球化”行为的动机以及技术创新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本文将构建生产与消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国生产函数。

根据新增长理论，若假设经济增长是希克斯中性的，则一国的生产函数一般写为：Y=Af（L，K）。

其中A代表技术水平，L代表一国劳动力，K代表本国资本。这里将要根据全球化背景对其进行一些改进。首先，在全球化下可以将生产资料分为易流动与不易流动资源两类，其中劳动力目前根据现状仍然属于不易流动资源。其次，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它可以购买本国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资料。考虑到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可以借由国际直接投资进行全球优化配置，一国可以利用的生产资料或者说资源事实上是世界易流动资源能够被本国利用的部分加上本国劳动力能够被利用的部分。第三，假定一国的技术研发投入是总资本存量的一定比例，那么技术的进步也取决于本国总资本的数量。尽管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开发模型得出技术水平的稳态值与研发资本投入比例无关的理论推论，但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证明科技投入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还是十分明显的。第四，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其技术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小于技术密集型发达国家，因为其生产过程主要依靠劳动投入，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即产出的价值较低。这样，归结以上四点变动，全球化下a国的生产函数可以改写为以下形式：

Y=Aρf（Laθ3（Ka+Kf），Swθ4（Ka+Kf））

其中，La代表a国的劳动力数量，θ3代表由本国资本和外商投资资本决定的、能够开发使用本国劳动力的比例，Sw代表世界易流动生产资料总量，θ4代表由本国资本和外商投资资本决定的世界易流动生产资料可以由本国利用的比例。

此外，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产出必须有相等数量的需求才能保持稳定，总产出若超出总需求，则会由价格水平变化减少至实际需求水平，即Y=D。

同时，在消费全球化背景下，假设任何国家对所有产品的需求量取决于该国的人口和人均收入，而其中有一定比例的需求将通过a国产品满足。这个比例应当取决于a国产品的价格和综合垄断程度，它又由该国产品的价格水平和技术不可代替程度等因素决定。因此，a国产品面临的需求包括a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a国产品的需求量两部分组成。即：

D=θ1Da+θ2∑DW

θ1=θ1（k（P，A））әθ1/әP＜0әθ1/әP＞0

θ2=θ2（k（P，A））әθ2/әP＜0әθ2/әP＞0

Da=f（la，ia）әDa/әla＞0әDa/әia＞0

Dw=f（lw，iw）әDw/әlw＞0әDw/әiw＞0

其中，k表示a国产品的综合垄断系数，它由该国产品的价格水平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决定。一般来说θ2＜θ1，因为本国需求通过本国产品满足的比例通常要大于外国。lw代表除a国外的任一国家w的人口，iw代表除a国外的任一国家w的人均收入。

由以上几个方程可以基本了解经济全球化下一个国家生产函数的全貌，它将用于本文分析全球化对发达国家采取“反全球化”行为动机。

2、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长期动因

全球化给部分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契机，开始挑战发达国家国际地位。随着世界交通、运输、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迅速发展，其中又以经济全球化最为直接和深刻，包括生产、消费与收入分配的全球化。不断壮大的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将大量资金注入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且政治比较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在那里将它们的资金与被投资国的大量劳动力与技术结合起来，以用低成本生产出产品，再销往包括被投资国在内的广大世界市场，从而获得高额企业利润。这种资金及其代表的易流动生产要素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聚合的效应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工厂。根据全球化下的生产函数：Y=Aρf（Laθ3（Ka+Kf），Swθ4（Ka+Kf）），必然造成部分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并附带使其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企业制度、国内就业、人均收入迅速提高和优化。可以说，全球化给予部分发展中国家绝好的历史契机，使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在经济方面有可能挑战美国与欧洲等发达国家的世界霸主地位。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新兴国家的崛起必然会遭到现存霸主国家在各方面的阻挠和压制，直至新兴国家完全崛起为止。而在当今社会，经济成为决定国家地位的最核心力量，因此采用以贸易保护为主的经济手段来压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崛起便是发达国家政府有意愿采取的最好方法。这也是它们在这个全球化时期采取反全球化行为的长期动因。3、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短期动因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利益与发达国家利益分离的后果迫使发达国家政府在现阶段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使得跨国公司取得了越来越独立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的所在国与其它国家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跨国公司作为单独的企业法人要实现的只是自己的最大利润。这种跨国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分离在短期内立即产生了以下两个结果：（1）发达国家部分制造业空心化，跨国公司将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技术密集产业的劳动密集环节转移到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些产业在发达国家成为夕阳产业，从中释放出的大量劳动力一时难以转移至新的就业岗位，近年来造成了失业问题。（2）跨国公司带动的这些产业的转移使得发达国家对于这类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地依靠向发展中国家进口，结果导致其与吸收了大量FDI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

四、应对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举措与意义

针对全球化经济背景与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最好应对举措就是利用全球化跨国公司转移资金和生产要素的契机，发动民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并努力建立自己的标准体系。这样做的好处至少有以下四点。

第一，抛弃低价产品的战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与价格，防止发达国家使用反倾销。

第二，通过建立自己的标准体系，破除发达国家的标准壁垒，便利自己的产品进入世界市场，并提升国家地位。

第三，加强技术创新，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加快经济增长，同时可以促进对本国产品的需求程度。根据现有经济增长理论和全球化下生产函数，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假定本国的产出总能拥有相应需求，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增长就可以直接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我国许多学者已经从各种角度和各个国家、地区对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都得出了正面的结论。

第四，加强民族企业的技术创新，可以有效提高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根据市场原理，产出如果没有相等的需求，供过于求，或者说产品没有销路，就会通过价格的下降逐渐减少，直至与相对的需求量相等，也就是说这种缺乏相应需求的产出是不能持久的。因此，保证本国产品有相应需求量对于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说是十分关键的。

【参考文献】

[1]王逢振等：全球化症候[C]．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2]韩可卫：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展特点分析[J]．时代经贸，2005（11）．

[3]李思一：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经验[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0（7）．

[4]梁丹：国际贸易政策的“新人文主义”倾向及其形成的背景[J]．学习论坛，2005（9）．

[5]曲如晓：中国出口贸易面临的三大壁垒及应对策略[J]．国际经济合作，2004（5）．

[6]赵瑾：当代全球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十大特点[J]．世界经济，2005（3）．

发达国家范文篇8

西方发达国家税收制度的最新发展状况，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各国宏观税负出现下降趋势。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税制改革的主旋律是减税，然而减税减的只是所得税的名义税率或边际税率。税改开始阶段，各国在降低税率的同时，将所得税的税基却相应拓宽了。这样，发达国家初期税改的减税，实际上并没有影响税收收入的规模。相反，各国税收收入的水平还普遍出现不降反升的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开始，随着西方各国财政状况的逐步好转，一些国家在税制改革中相应加大了对税收优惠措施的运用，不再一味追求“宽税基”的原则，这自然造成了税收收入规模的下降。统计数字表明，2003年，美国的宏观税率已经由3年前的29.9％下降到了25.4％；同期其他一些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荷兰从41.2％下降到38.8％，英国从37.4％下降到35.3％，瑞典从53.8％下降到50.8％。

第二，资本的税收负担开始减轻。一般情况下，政府课税的税基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消费，而政府无论对哪种税基课税，都会给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正如大卫·李嘉图所指出的，各种税收都是流弊和流弊之间的选择。例如，如果一国对劳动力课征较重的税收，那么，其就业形势很可能会恶化：一方面，雇主会因劳动力成本提高而“用机器手替代人手”；另一方面，工人会因缴税过多而自愿失业。因此，各国税制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调整税收的总体负担在各种税基之间的分布。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劳动力的税负是比较重的，表现在劳动力的有效税率（即税额与应税税基之比）一般都高于资本和消费的有效税率。由于劳动力的税负已经很高，加之对消费的课税具有累退性，以及人们担心提高对消费的课税会引发通货膨胀，很多西方国家过去进行税制改革时往往把保证税收收入的着眼点放在增加资本的税负上。例如，1995年～2000年，欧盟国家资本的有效税率就从24％提高到了31％。特别是劳动力税负较高的国家，更是把增税的重点放在了资本这个税基之上。然而，资本的税负高并不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如果一国对资本和经营所得课征高税，就会导致或加剧本国资本以及所得税税基的外流。因此，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降低资本的税负。例如，2000年～2005年，欧盟原有的15个成员国中，有11个国家降低了公司所得税税率。到2005年，很多发达国家的公司税税率（含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低于30％，如芬兰为29％，瑞典、丹麦和挪威为28％等。

第三，税制结构的变化日益显著。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发达国家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纷纷对税制结构进行调整，出现了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比重下降，社会保险税（缴费）和一般商品税（主要是增值税）比重上升的趋势。进入21世纪以后，税制结构的这种变化在一些国家呈加快趋势。例如，德国在1990年～2000年，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平均每年下降0.7％，但在2000年～2003年，所得税的占比平均每年下降3.1％；社会保险税的占比在前10年中平均每年只增长0.4％，而2000年～2003年平均每年增长1.5％；商品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前10年平均每年只增长0.52％，而后3年平均每年提高14％。目前，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间接税在税制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或超过了30％。

目前发达国家在控制传统税收增长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环境税的调节和筹资作用，并开征与环境相关的税收。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抑制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还可以为政府筹集一定的财政资金。特别是在所得税、财产税等传统税种难以加税的情况下，加大环境税的课征力度是一种一举两得的做法。例如，瑞典从2001年开始实施了一项称为“环境税转换战略”的10年计划，目的是限制人们对能源的消耗，与此同时，用该计划所筹集到的税款来填补因降低个人所得税和雇主的社会保险缴费而造成的税收收入损失。

西方国家的税制改革给我们的启示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注意税负的合理分摊。宏观税负过高一直是发达国家很棘手的问题，相比之下，我国的宏观税负还比较低，今后还应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例如，2004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5.37％。如果把社会保险缴费也算作税收，当年宏观税负也仅为18％。但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在宏观税负上涨的过程中必须合理地控制税负在各种税基之间的分布，否则税收就会对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从我国目前的税负分摊情况看，劳动力的有效税率已不低，接近30％。与劳动力相比，我国目前资本的税负并不算很高。我国对资本的课税主要表现为企业所得税。有资料显示，我国内资企业的平均税负为22％，外资企业为11％。由于平均税率一般要高于有效税率，推算起来，我国企业的有效税率应当低于20％。另外，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宏观税率（企业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属于居中水平。例如，2003年我国内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1％，而当年意大利和荷兰分别为2.82％和2.95％，美国和德国分别为1.98％和1.27％。此外，我国消费的税负水平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也不算很高。2004年，我国四大流转税收入为18766.74亿元，约占当年GDP消费部分的25％，而丹麦、瑞典、卢森堡等国消费的有效税率都在30％左右。可见，我国未来宏观税负的增长点可放在资本和消费这两大税基之上，特别是对消费的课税更应作为今后增税的重点。

第二，要进一步完善流转税，以提高税制的公平性。我国的税收制度与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差别是流转税在税制中占主导地位，2004年四大流转税占到了税收收入的76％。过去一些人认为我国应当学习发达国家建立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但从发达国家近些年来税制结构“重返间接税”的趋势看，我国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保持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可能更为有利。不过，这种税制结构最大的缺陷是公平性有所欠缺，但我们可以通过完善流转税来缓解这个矛盾。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用“高流转税、高社会保障”的制度搭配来解决公平性的问题，很值得我们借鉴。

完善我国的流转税可以考虑采取以下两个措施。1.调整增值税的税率结构。目前我国的增值税设有两档税率，标准税率为17％，对部分生活必需品和农业投入品课征13％的低税率。但与发达国家对大量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零税率或10％以下的低税率相比，我国增值税的低档税率设置偏高，而且适用的范围过窄。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考虑，我国应降低增值税的低档税率，并将其适用范围扩大至包括食品、儿童服装、药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为了弥补相应的收入损失，国家可以考虑提高增值税的基本税率。目前欧洲许多国家增值税的标准税率都在20％或20％以上，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增值税的标准税率应当有一定的上调空间。2.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和加大征收力度。对特定奢侈品（服务）课征的消费税是流转税制中累进性最强的税种，其在发达国家的税收收入中一般都占10％以上，而且消费税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也都在3％以上。如2003年加拿大为3.22％，荷兰为3.53％，德国和意大利为3.8％。相比之下，当年我国消费税收入仅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占CDP的0.84％。我国可以仿照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将高档娱乐业也纳入消费税的课征范围。另外，出于环保的考虑，我国还应提高汽油、柴油以及大排量轿车的消费税税率。

第三，企业所得税应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国际竞争和技术创新。我国下一步税制改革面临企业所得税的“两法”合并，新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如何设计，直接关系到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关系到资本和利润是否会发生人为外流的问题。考虑到许多发达国家目前还在酝酿进一步削减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以及我国大量的内外资企业目前尚按优惠税率纳税。因此，“两法”合并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水平必须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调。在降低税率的同时，我们还须按照“低税率、宽税基”的思路，通过清理不必要的税收优惠等手段，适当扩大企业所得税的税基，特别是要在条件成熟之后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不必要的税收照顾，使其税负提高到与内资企业相同的水平。

发达国家范文篇9

1．1食品安全壁垒的形成

众所周知，在技术方面发达国家占有很大的优势，但在成本方面发展中国家却有很大的优势。在发达国家，高指标与高标准的产品的生产都有高技术支撑；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技术水平不高，所以要生产出符合发达国家需要的高标准产品具有很大的难度，而且成本也非常高。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掌握着科学技术上的优势，从技术层面制定了一系列市场限入标准，用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5］。比如，日本、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对食品中农药残留最高限量制定了较高标准，其中不乏对一些农作物的农药残留量要求超过了CAC标准［6］。许多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管理上强调“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食品安全管理，其食品生产的全过程都有严格的技术标准，还有朔源要求［7］。而且各国都有相应的食品安全监督部门进行强力监管，比如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美国的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食品安全检验署（FSIS）、动植物卫生检验署（APHIS）、环境保护署（EPA），这些食品安全监督部门对本国进口食品的添加剂、生鲜质量、商标安全等都有很高的要求［8］。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病虫害多，农药使用量大，食品中的农药残留标准较低，在很多层面上都难以达到发达国家要求［9］。中国食品的农药残留标准，是欧盟标准的2～5倍，有的甚至高达25倍［10］。2002年初，日本认定中国出口蔬菜农药残留量超标，进而加强了对中国农产品的农药含量标准的检测，蔬菜检测指标由原来的6项增加到40多项，果汁检测80多项，大米检查91项［11］。一些传统农产品的农药残留超标，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主要困境。欧盟、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肉制品的安全标准也相对较高。这些国家针对肉产品中兽药、饲料及疫情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高标准。日本对15种农药及兽药进行禁用，对800种农药和兽药制定了5000多项指标［12］，美国更是制定了联邦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联邦肉检验法、蛋制品检验法、禽肉制品检验法以及公共健康服务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13］。发达国家严格的检验检疫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禽畜类食品的出口。

1．2对中国食品出口构成的壁垒

中国食品安全标准发展起步较晚，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20世纪后期的缓慢发展，以及近10年的跨越式改革，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该体系以保证食品安全、促进行业发展、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为准则，包括一套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与地方标准相结合、配套完善的标准体系。但由于起步较晚，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不成熟性也日益显现，如总体水平低、标准短缺、实施监管情况差、标准间协调性差等一系列问题在国际贸易中突显。据统计［14］，每年中国食物中毒的案例约30万，食品安全问题被屡屡曝光。就产品而言，因为在技术水平上存在差异，因此，很多产品标准发展中国家均低于发达国家。以甜蜜素为例，在饮料中，欧盟的限量是250mg／L，在甜点及类似产品中，欧盟限量为250mg／kg，而中国在甜点及饮料等甜品中的限量为650mg／kg［15］。因此，发展中国家以本国的标准生产的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很可能达不到其标准，于是就形成了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的壁垒。中国食品生产环境也存在极大的问题，如食品加工程度低、生产过程简单及缺乏技术创新等。中国食品生产者以农民为主，整体素质较低，缺乏相关的食品生产知识，再加上企业监管不严，因此在食品生产过程中难以保证食品的卫生和安全。此外，中国食品出口以初级产品或简单加工产品为主，产品附加值低，相对价格较低，易受国外反倾销调查等，总之，种种原因使中国食品在国际中的竞争力受到限制。

1．3对国外食品安全壁垒的再认识

1．3．1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安全技术性贸易壁垒存在一定的歧视性

虽然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遵循着非歧视性的原则，然而各国在制定进口食品准入准则时都带有明显的歧视性。各国在检验进口食品安全时，通过一系列隐蔽举措，达到限制进口食品的目的。

1．3．2中国本身在食品安全标准制定方面也存在问题

例如，抗生素残留一直是牛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多年以前欧美国家就出台了相关的法规，禁止抗生素残留量超标的牛奶在市场上流通，但中国在这方面至今都没有制定统一的检测标准。当北京、深圳及上海等地方按照国际标准采购牛奶时，那些超过抗生素残留指标的牛奶却流入了那些没有采用国际标准的省市，这样就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隐患。因此，中国急需建立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法规及标准，以增加中国食品在国际中的竞争力。

1．3．3食品安全壁垒易受外界因素影响

当某个国家率先对中国进口食品制定检查措施时，其他国家便纷纷效仿，这使得中国食品的声誉受到极大影响，不利于中国国产食品品牌的建立。2002年1月，欧盟以中国动物源性产品抗生素残留超标为由，禁止中国蜂蜜进入欧洲市场［16］。随后，日本、美国、加拿大、沙特、墨西哥等国家纷纷效仿，禁止中国蜂蜜进口［17］。

1．3．4WTO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条款也相对模糊

这使得许多发达国家都有机可乘，利用相关的条约漏洞，制造一系列贸易保护的措施。同时，条约的模糊性又导致了贸易摩擦的产生，WTO对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缺陷，又进一步加剧了贸易摩擦的产生，这使得很多贸易保护行为都有机可乘。

1．3．5食品安全壁垒还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要充分认识到，冷战之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斗争更多地体现在经济领域中。中国经济近些年的高速发展趋势举世瞩目，外汇储备等国力明显增强，势必引起某些超级大国和一些居心不良的小国的不安。为了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隐藏性好的技术性贸易保护壁垒，成了有效的武器，这从名目繁多、要求严格的食品安全壁垒便可见一斑。以日本为例，日本主要制定的是质量安全方面的标准，即“肯定列表”；中国多是产品及检测方法标准。“肯定列表”中仅涉及柑橘的农药已超过350种，而中国涉及柑橘的农药只有66种［18］。但在实际操作中，日方对本国产品的监控只检测350种中的少数几项，而对中方产品的检测仅温州蜜柑就多达310项，对甜橙多达316项。日方重点检测中方没有涉及的农药项目，或者中方指标宽于日方的农药项目，其叵测之心可见一斑。

1．4客观看待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

近年来，中国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和政府的重视程度、资金投入都是非常大的。现有的食品安全标准也在不断地更新和提高，并非所有的中国食品安全标准都低于发达国家或国际标准［19］。以国人谈之色变的“瘦肉精”为例，不管是盐酸克伦特罗还是莱克多巴胺，在中国都是绝对禁止的；而美国仅禁止盐酸克伦特罗，并不禁止莱克多巴胺；在美洲和亚洲的24个国家，均允许使用莱克多巴胺提高猪的瘦肉率［20］。仅以柑橘产品标准为例［21］，从与CAC进行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1）中国柑橘及其制品标准数量较CAC多，但CAC产品标准更加齐全，产品说明更加细致，分类更加合理。（2）中国规定的涉及柑橘的农药有87种（适用于柑橘的52种），其中31种农药相同（这31种农药CAC有限量要求，而中国没有），56种农药中国有限量要求，而CAC没有。（3）从MRL指标比较，基本相同的13种；比CAC要求较低的有9种；比CAC要求更严的有9种。与美国进行比较，安全卫生标准方面，中美两国都有限量要求的农药有24种。其中：限量指标基本相同的有7种；中国宽于美国的有9种；严于美国的有8种。与日本进行比较，两国都有限量要求的农药有43种，指标基本相同的13种，比日方严格的有23种，比日方宽松的7种。中国有MRL标准而日本没有的6种，日本有而中国没有的309种。还有13种中国尚无检测标准。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也有很多严于国外、国际标准，问题的根源是：①中国食品安全标准“政出多门”，相互间不统一；②中国食品安全标准制定过于笼统，存在一些模糊与不合理的问题；③中国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仅仅从本国实际出发，较少考虑到国际市场的要求，与国际标准脱轨；④中国食品安全检测水平亟待提高，有一些项目的检测方法仍存在空白。

2食品安全壁垒对中国食品出口的影响

2．1中国食品出口的现状

中国食品出口产业已初步完成了从农产品向工业成品的转化，但产品结构相对单一，技术落后。目前出口食品以生鲜为主（见表1），其中最大的出口食品为海产品，2011年海产品出口量达到109．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4．8％。其次为蔬菜类产品，金额达到91．6亿美元，同比增长16．9％。而水果、坚果类、肉类和粮食等产品也占据了很大份额，此类产品虽价格竞争力强，但是附加值不高，极易对国外市场造成冲击。同时，中国主要出口市场较集中，主要为日本、东盟、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日本是中国食品出口第一大市场，东盟为进口第一大市场，其贸易额在中国食品进出口中占据极大的份额［23］。这样，一旦进口国对中国食品出口进行限制，那么对中国食品出口甚至是经济的发展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2．2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对中国食品出口的影响

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对中国食品出口的影响主要包括4个方面：①限制了中国食品出口的规模；②不利于中国食品品牌的建立；③引起贸易摩擦；④促使中国注重食品安全问题。

2．2．1对中国食品出口的规模限制

世界各国通过立法的形式，从生产、加工、包装等方面严格限制中国食品的出口，高毒农药更是禁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也对农药残留做出了严格要求，其中不乏高于CAC要求的标准。众多发达国家也有相应法规严格要求农药残留量，甚至分门别类制定了诸多要求。这对中国食品出口产生了极大地冲击，生产成本提高、生产周期延长，导致国内多家食品出口企业倒闭。2009年3月30日，日本厚生劳动省通知，命令严格检查中国产芝麻及其加工品，检查项目中追加三氯杀螨醇［24］。2009年4月17日，日本厚生劳动省提高了对中国产猪肉及其加工品中兽用医药产品（包括瘦肉精）的残留量的检查频率。由于在进口中国产猪肉加工品中检出瘦肉精，同年6月22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决定命令检查中国产猪肉及其加工品中的瘦肉精含量。以往中国输日农产品每批的通关费用平均约15～17万日元，通关时间为4d，而一旦受到实施命令检查，该批农产品通关时间则要达到10～20d，这样引发的仓储、检验等通关费用成倍增加，极大地加大了进口商的负担。由于肉类产品的检疫标准提高，也曾一度影响中国食品进入欧洲市场。

2．2．2导致贸易摩擦频发

各国家对WTO规则理解不同，通过WTO的规则漏洞，对他国进行食品出口制约，因此引发了一些贸易摩擦。在国际贸易中，技术性贸易措施被不断滥用，提高卫生监测，通过食品安全来制约国际贸易已被当做寻常策略。在中国食品的对外贸易中，也常遇到此类情况。2002年欧盟全面停止从中国进口肉类食品，并对中国蜂蜜的进口标准提高了100倍；2003年美国以反恐为借口，制定食品注册通报制度；2000年，中国与日本间的关于大葱、鲜菇等食品的贸易战等［25］，此类贸易摩擦屡见不鲜，但实质上都是由于食品安全壁垒所造成的，这种贸易摩擦并不符合WTO自由、平等、公正的原则。

2．2．3促使中国注重食品安全问题

无论是从环保角度，还是从消费者层面，亦或是对外贸易方面，重视食品安全、提高科技含量、增加产品附加值都是中国需要思考的问题。例如，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进一步增强，越来越注重环境指标和产品安全，这就需要食品生产企业从原料来源到加工生产都要注重食品安全问题，严格把关。就有机食品的生产来说，由于中国在开发有机食品方面起步较晚，发展程度不高，其质量参差不齐，很多地方仍处于过度追求产品产量的粗放型状态，再加上质量标准低，产品受环境的污染较为严重，导致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日渐下降。只有不断提高环境管理水平，提高技术安全指标标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贸易壁垒问题。

3中国出口食品应对安全壁垒与制约的策略

3．1加大科技投入与农业投入，提高食品的安全性

目前中国农产品食品出口的主要优势是价格优势，然而这种技术低、价格低的生产方式使得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低，难以适应国际贸易要求。因此，加大技术投入、农业投入势在必行。国家应加大对农业生产、食品生产资金投入和技术的支持力度，以改变中国农业、食品业的弱势，从而发展出科技领先、附加值高的产品。在提高食品质量的同时，中国也应该开始转变食品的传统生产方式，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型。可以采用合同＋基地的生产模式和自建基地等不同生产模式。除此之外，中国还需要发展绿色食品与有机食品，完善从生产到出口等一系列制度。

3．2推进标准化认证工作

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与CAC的接轨情况较差，这导致出口产品难以与发达国家安全标准接轨。因此，提高中国食品安全标准，制定严格的监管机制，才能适应发达国家的高要求监管。目前中国食品行业有3项认证：ISO9000标准认证，卫生质量控制上的HACCP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上的ISO14000标准认证。只有达到了这3项认证要求，才能允许食品出口。国家也应当联合卫生部、质检总局、工商总局、农业部、药品监管局，建立专门监管食品安全的机构，同时也应当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立法，从法律上保证食品安全。从立法与行政的角度，遏制食品安全问题恶化，保证出口食品、国内食品的安全。同时，应该加强国内对剧毒农药、食品添加剂、兽类药品的生产、销售及使用管理。检测机构应加大对农畜水产品用药的监管力度，完善对农产品、禽畜类产品的检疫制度，要对原材料市场、生产线严格把关，力求无污染、无添加，确保食品安全质量，对成品加强检疫，从多方面杜绝食品安全隐患。只有这样，才能与国际更好地接轨。

3．3构建知名品牌，规范行业建设，提高产品信誉

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应当着力打造若干知名品牌，以品牌优势突破贸易壁垒。推动由厂商组成的行业协会在保证食品安全中的作用，通过行业协会促进行业自律、自我监管，对不合格的产品进行否定、治理，帮助政府对产品进行检查与治理，从而实现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3．4掌握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动向，制定相应对策

为应对发达国家以食品安全为借口对中国进行的贸易制约，中国在提高食品监管的同时，也要建立有效预警及快速响应机制，以保证食品顺利出口。中国还应当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参与制定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并联合发展中国家，要求WTO制定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对于个别歧视性案件，中国在积极磋商的同时，也应当采取有效的诉讼手段，利用WTO规则维护自身利益。

4结论

发达国家范文篇10

关键词：公共危机；预警机制

一、国外发达国家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特征

(一)完备的法律支撑体系。公共危机管理的首要工作是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统一规定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职权和职责，确定依法对抗紧急状态和危机事件的法治原则。如，美国基本建立了以《国家安全法》、《全国紧急状态法》、《反恐怖主义法》、《斯坦福法》为核心的社会安全综合法制体系。这些法律相互补充，统筹兼顾，有效地引导美国政府建立法制化的危机应对体系。并且，完备的社会安全法制体系可加强危机预警机制的有效运行，防止政府人员以权谋私，最大程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等。如，日本1978年颁布的《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该法对地震的预防、应对措施、相关责任部门等都有详细规定。如该法规定一旦预测到大地震，在发生前两三天，首相即亲自发表《警戒宣言》，政府必须立即启动全面避难救援措施。通过该法案的制订，使日本各级政府部门进一步明确自身的权责，提高他们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大大减小地震等自然灾害对社会造成的破坏。

(二)组织机构较为健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城市公共危机管理队伍专门化与专业化。国外发达国家的公共危机组织机构一般都较为完备，设置了专门的政府危机管理机构。如，美国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该机构负责日常的公共危机预警工作，它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私人商业部门和社区志愿者之间起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是危机预警中的重要决策、协调、指挥和执行机构。这样的公共危机组织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层次分明，结构完整，可在危机发生时，迅速反应与决策，保证了常态下危机预警的顺利进行。除政府拥有完备的组织机构外，还能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的作用，提高公共危机处理效率。如，日本建立了专门化与专业化的公共危机预警机构，其工作人员多数拥有在公共危机预警领域中某一方面的技术或专长，在城市公共危机预警中发挥其专业优势，指导城市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进行。

(三)完备的公共危机预警管理体系。如，日本为防备将来发生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由官房厅长官负责建立了内阁安全保障室，形成了日本政府的危机预警管理体系。内阁官房厅不仅建立了安全保障室，还设立外政审议室、情报调查室。在这一体系中，以内阁首相为最高指挥官，由内阁官房(负责各省厅间的协调，相当于办公厅)来负责总体协调、联络工作，通过安全保障会议、阁僚会议、内阁会议、中央防灾会议等决策机构制定危机对策，由警察厅、防卫厅、海上保安厅、消防厅等各省厅、部门根据具体情况予以配合，形成以官房长官为领导的高效率、立体式的危机预警管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根据危机种类的不同，启动的危机预警部门也不尽相同。再如，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建立了以总统为核心的危机管理体系，组成具有针对性的中枢指挥系统。该体系以整体治理能力为基础，通过法制化的手段，将完备的危机应对计划、高效的核心协调机构、全面的危机预警网络和成熟的社会应对能力包容在里面。谁收集危机信息，谁预警消息，谁制定应对计划以及众议院、参议院对总统如何授权，部门之间如何协调等，都有章可循。在美国危机管理体制的运作中，发挥着重要协调作用的核心机构主要有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及一些辅助性研究机构。

(四)先进的公共危机预警设备，健全的公共危机预警网络。发达国家大多在公共危机预警设备上都配备先进的信息化设备，使政府能对危机做出迅捷、快速的反应，提高处置公共危机预警的效率。另外，信息传递更不易受干扰，确保信息的真实性，提高管理者对公共危机信息判断的正确率。为提高政府的危机预警能力，使公共危机预警工作高效进行，国外发达国家政府对预警设备的配置非常重视。以日本公共危机预警部门的信息化设备为例，许多大城市配备了不易受干扰、最先进的情报通讯设备，设有互联网、地图数据终端、气象信息终端等设备，能召开电视会议、传送图像、地图信息等数据。还设置被称为中央防灾无线网的情报通信网络。在美国，已基本形成覆盖全国范围的纵向垂直协调管理、横向相互沟通交流、信息资源和各种社会资源(如志愿者组织、私人机构、国际资源等)充分共享、指挥协调有效的危机预警网络。以公共卫生方面的预警网络为例，在平时的传染病预防上，美国设有负责预报和监测传染病的“传染病监测网络”、保证及时了解各地传染病发生情况的“与州和地方公共卫生部门伙伴关系网”及了解国际传染病爆发和蔓延情况的全球移动检疫网络。

(五)重视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技能的培训。国外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对民众危机意识和安全文化素质的培养，甚至不惜花费巨资对民众进行经常性的国民公共危机意识教育和危机应对技能的培训。还注重广泛应用各种现代化的手段和设施，来提高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国外在公共危机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非常扎实，针对性和操作性非常强，并可看到各种形式的防灾和减灾自护的宣传，每年的消防日有众多的人参加消防训练和演习。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将美国可能爆发危机的地址进行统计，并印发给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各类组织和公众；电视节目设有专门的教育系列片，宣传一些基本的危机常识和自救技能等；互联网上设有专门的网站，用于登录危机预警、应急知识等；电台中设有专门的紧急信号，用于危机警报讯号，并随时通知灾害情况，等等。这些宣传教育工作的大力实施有效提高了民众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技能，有利于降低危机的破坏程度。

二、启示

(一)完善我国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国家危机预警机制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为危机预警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规范，有利于防止政府人员以权谋私，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危机预警机制的有效运行。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应符合两个标准：其一是法律体系的内涵。它囊括国家安全、新闻舆论等宏观领域的危机立法以及具体管理环节的微观领域的实施细则。其二是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在法律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宪法、部门法、地方性法规等法律条文不得相互矛盾和冲突，发生问题能及时纠错和补救。因此，需根据我国危机管理法律建设的实践，对宪法进行修改，确立紧急状态及其宣告法律制度，在此基础上制定全国紧急状态法，对国家实行紧急状态的条件和程序、紧急状态时权力的行使、对公民和法人及其他组织在紧急状态期间享有的权利及其受到不法侵害时的救济途径等都应作出明确规定。此外，针对危机发生的地域、种类、行业的不向，还需根据紧急状态法的一般法律原则出台一些补充性、技术性规范等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形成一个以《紧急状态法》为基础、各领域各行业的专业性、技术性应急法规为补充的紧急状态法律、法规体系。有了这样的法律法规体系，我国的公共危机预警管理就会走上法治轨道。

(二)加强政府管理部门与公众的沟通，全面调动多方面的参与热情，形成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多元化、立体化与网络化。危机事件的突发性决定危机发生前，很可能不是一个部门可单独预测的，需要来自不同部门、机构的联合与协调努力。所以，我国应建立以多元化、立体化和网络化为主的预警机制来发挥作用。通过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建设，保证各部门间的联系顺畅，保证各部门协同作战，建立起纵向垂直协调管理和横向相互交流、信息资源和各种社会资源充分共享，从而覆盖全国的危机预警网络。危机预警网络可大大提升我国政府危机预警能力，包括危机信息的收集、危机的监测和预控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