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范文10篇

一俄罗斯外债的形成

据俄中央银行统计，截至2001年10月1日，俄主权外债和银行外债的总额合计为1342亿美元。其中，主权外债1193亿美元，银行外债149亿美元。在主权外债中，俄独立后借的新债为539亿美元，继承的原苏联债务为649亿美元，地方政府借债5亿美元。从以上数字看，俄外债水平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不高的。俄外债问题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衡量外债风险和偿还能力的各项指标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水平，且其偿债能力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较大，存在很大变数。

俄外债的形成和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管理混乱，统计数字出入很大。

首先，对外债的定义不清，各部门债务分类和统计方法差异较大，为准确确定债务规模造成很大困难。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CED)和世界银行(WB)等四家国际机构联合组成的国际外债统计工作组做出的定义，外债是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一国居民对非居民承担的具有契约性偿还义务的负债。俄关于外债的定义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1992年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内债法》规定，国家内债和外债按货币标准进行分类，即根据产生债务的货币划分为内债和外债。随着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以及逐渐取消办理外汇业务的限制，1994年通过的《俄联邦政府对外借款和俄联邦向外国政府、法人和国际组织提供国家贷款法》做出规定，外债是指从国外借入的、产生国家财政义务的贷款。此后，随着经济情况的发展，俄罗斯内债和外债逐渐融合起来。由于在国内发行以外币标价的有价证券，一方面使非居民的资金大量流向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这类内债工具市场；另一方面产生了以“国内外币债券”形式存在的“国内外币债务”。随着欧洲债券的发行及其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配销以后，两种国债的融合过程进一步加快。

目前使用的外债定义是：俄联邦政府从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私人公司借入、尚未清偿的或俄联邦政府和其他组织担保借入的、尚未清偿的全部贷款及利息总额（注：〔俄〕д．л．格洛瓦切夫：《国债理论及俄罗斯和国际外债实践》，莫斯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但在具体统计中，各部门仍各自为政，导致统计数字混乱，以至于财政部长库德林在杜马介绍外债情况时，议员们对外债规模提出了很多质疑（注：〔俄〕《独立报》2001年9月27日。）。

本文作者：庞大鹏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苏联司法制度在20世纪20年代初步建立,30一40年代得到发展,在5()年代司法制度意识形态化,司法职能开始弱化,苏联司法制度随着苏联解体而消失。[l]新俄罗斯在1993年通过了体现宪政精神的现行宪法,司法制度成为俄罗斯政治转轨中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宪法规定和保障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宪法第七章第118条明确指出:“1、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司法审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2、司法权通过宪法、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程序实施。俄罗斯联邦的司法体系由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宪法性法律确定。不允许建立特别法庭。”司法独立是宪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只有一个独立于其他政治力量之外的司法力量才能客观中立地实施法律。而法律的严格与正确地实施对于宪政来说是最基本的。

一、俄罗斯的宪法法院

199。年6月12日,俄罗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国家主权宣言。俄罗斯已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独立国家。俄罗斯建立了独立的宪法监督机关—宪法法院。1991年5月6日通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法院法》,这表明苏联解体前俄罗斯已经开始着手建立宪法法院监督制。1993年12月12日现行宪法通过以后,俄罗斯正式确立了宪法法院监督制。现行宪法对宪法法院的功能和审查范围作出明确界定。宪法法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j宪法法院在俄罗斯司法机构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俄罗斯的法院系统由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和最高仲裁法院组成。¹宪法法院不仅仅是司法机构,是司法权力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国家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3〕《关于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联邦宪法性法律》¹中对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组织和法官的地位、诉讼的一般规则,就某些种类的案件进行审议的诉讼特征作出了详细规定。这些法律条文基本是按照司法权的特点和性质规定的。根据该法律,宪法法院应当由联邦议会根据总统提名任命19名法官组成。宪法法院活动的基本原则是独立、会议、公开、诉讼抗辩以及当事人平等。宪法法院是独立于任何其他组织性的、财政的、物资以及技术的机构。其开支列人联邦预算,并应当保证独立而有效的开展宪法审判活动。成为宪法法院法官的条件是年满40岁,享有崇高威望,接受过较高法律教育,具备在法律职业岗位上至少15年的工作经历,并且在法律领域中被公认为具有较高资格。宪法法院法官候选人可以由联邦委员会的成员和国家杜马的代表,以及俄联邦各主体的立法机关,最高司法机关和联邦司法机关,全俄司法联盟,法律研究和教育机构向总统提出建议,总统向联邦委员会提名,在不超过14天的时间内联邦委员会考虑其任命问题。宪法法院法官任期为12年,不得连任,不得随意被免职,享有豁免权和平等权。宪法法院考虑和决定案件以全体法官会议和俄联邦宪法法院审判庭会议的形式进行。全体法官会议和审判庭会议各有具体分工。宪法法院院长、副院长和法官秘书在宪法法院全体法官会议上由全体法官通过秘密投票方式,并由绝对多数票同意,从法官中各自选出,任期三年口诉讼一般规则是:宪法法院秘书处对申诉进行审议后,由宪法法院的法官对申诉进行预先审查。在不超过一个月的时期内由宪法法院在全体法官会议上作出受理申诉的决定。在审议案件阶段中,首先安排予以听证的案件,并为案件听证作准备,包括根据宪法法院的要求提供的法令和其他法律规范文本、文件和副本、案卷等材料。宪法法院公开审理案件。对审议活动必须进行逐字记录以提供一份全面和精确的记录档案。调查问题从报告人法官的陈述开始,主持法官应向当事人对审议中的问题要点作出解释,并列举表明他们立场的法律根据。当事人可以进行辩护。在经过专家鉴定、证人证明、调查文件后,当事人可进行小结陈述。完成听证后,对审议案件作出的最后决定应在秘密会议上由宪法法院通过。宪法法院的决定具有最终拘束力,在公布后立即生效。

二、俄罗斯的宪法监督

司法机构的重要职能是宪法监督。宪法监督,是指国家和社会采取积极的和消极的各种措施,保证宪法得到完全的、正确的实施的一种法律制度。团““’权力分立是宪法监督的前提条件。俄罗斯1993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为俄罗斯政局进人有序竞争和稳定发展的局面奠定了法律基础,“现行宪法奠定了从集权主义制度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基础,并在俄罗斯的社会发展以及国家与法新的关系形成中,已经并继续发挥巨大作用。”L6〕‘PS一’1’可以说,1993宪法及其确立的俄罗斯宪政制度对于俄罗斯国家发展史的意义是极其深远和极其重要的。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是俄罗斯宪法监督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俄罗斯宪法法院监督制的正式确立源于现行宪法,它明确一个违宪审查机构,并建立相应规范与程序,使国家机器的运作遵守宪法的规定,而且,当宪法原则被破坏时,该机构有权采取措施,宣布违宪行为无效并提出相应的补救措施。从某种意义上看,宪法监督制度保障了俄罗斯宪政制度的发展。政治体制的职能有首要职能和次要职能。社会发展方向和社会政治集成体现了政治体制的首要职能,因为这两者涉及到政府与公民或其他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政治体制主要是规则制定、规则适用、规则解释以及某种裁量性职能。规则适用和权威性规则解释主要指司法权。司法审查在立宪国家里是很突出的。[,〕‘p,“‘俄罗斯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由宪法法院负责宪法监督的内容有:第一,解释宪法。为了进行违宪审查,解释宪法是不可避免的。现行宪法第125条第5款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可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政府、俄罗斯联邦主体立法权力机关的要求对俄罗斯联邦宪法作出解释。”第二,裁决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第125条第3款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解决下列有关职权范围的争端:¹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º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俄罗斯联邦主体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第三,审查各种法律、法规、法令和条约的合宪性。第125条第2款前2项:“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五分之一的委员或国家杜马五分之一的代表、俄罗斯联邦政府、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和俄罗斯联邦最高仲裁法院、俄罗斯联邦主体立法和执行权力机关的要求,裁决有关下列文件的案件是否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¹联邦法律,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法规;º共和国的宪法,俄罗斯联邦主体的章程,以及俄罗斯联邦主体就属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管辖的问题和属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共同管辖的问题所颁布的法律和其他法规定”。第四,审理或监督审理针对总统的弹幼案。第93条第1款规定:“联邦委员会只有根据国家杜马提出的由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在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行为中确有犯罪迹象的结论书以及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关于提出的指控符合规定程序的结论书所证实的对总统叛国或犯有其他严重罪行的指控,才能罢免俄罗斯联邦总统。”第125条第7款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根据联邦委员会的要求作出关于对俄罗斯联邦总统提出的犯有叛国罪或其他严重罪行的指控是否遵守所规定的程序的结论。”可见,宪法法院监督弹幼案的审理。第五,审查公民个人提起的宪法诉愿。第125条第4款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可根据违反公民宪法权利与自由的申诉以及法院的要求,按照联邦法律所规定的程序检查在具体案件中采用的或将采用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第六,审查国内和国际条约。第125条第2款后2项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可以裁决国内和国际条约:“»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签定的条约,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签定的条约;¼尚未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国际条约”。第125条第6款规定:“被确认为不符合宪法的文件或文件的个别条款不能生效;不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的俄罗斯联邦国际条约不能生效和运用。”

（1）社交礼仪

在人际交往中，俄罗斯人素来以热情、豪放、勇敢、耿直而著称于世。在交际场合，俄罗斯人惯于和初次会面的人行握手礼。但对于熟悉的人，尤其是在久别重逢时，他们则大多要与对方热情拥抱。

在迎接贵宾之时，俄罗斯人通常会向对方献上“面包和盐”。这是给予对方的一种极高的礼遇，来宾必须对其欣然笑纳。

在称呼方面，在正式场合，他们也采用“先生”、“小姐”、“夫人”之类的称呼。在俄罗斯，人们非常看重人的社会地位。因此对有职务、学衔、军衔的人，最好以其职务、学衔、军衔相称。

依照俄罗斯民俗，在用姓名称呼俄罗斯人时，可按彼此之间的不同关系，具体采用不同的方法。只有与初次见面之人打交道时，或是在极为正规的场合，才有必要将俄罗斯人的姓名的三个部分连在一道称呼。

（2）服饰礼仪

格林卡是俄罗斯艺术歌曲写作的开拓者，此后，亚•谢•达尔戈梅斯基、“强力集团”、彼•伊•柴可夫斯基、格拉祖诺夫、拉赫马尼诺夫等作曲家对艺术歌曲的创作开拓了新的面貌，使俄罗斯的音乐在世界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也赋予了其较高的艺术价值。

“启蒙世纪”孕育了俄罗斯艺术歌曲的雏形

早在中古世纪，俄罗斯的音乐即已获得巨大发展，“但古俄罗斯是信仰基督教的国家，那时候的音乐基本上是宗教音乐，”①在教堂由唱诗班合唱的歌曲并不属于艺术歌曲。18世纪前的民歌对俄罗斯艺术歌曲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俄罗斯民族多世纪的艺术文化传统中，各种形式的歌曲，如仪式歌曲、圆舞歌曲、劳动歌曲、婚礼歌曲甚至强盗歌曲，一直世世代代在人民的口头上流传着，并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与艺术歌曲最接近的当属在俄罗斯民歌中占有很大分量的“抒情歌曲”，它取材于民间，既有单声部，也有多声部，歌曲旋律舒展优美，感情表述细腻，歌词有诗歌化的倾向，表达的是爱情和对大自然倾诉情怀②。可是，抒情歌曲的歌词虽然较其它类型歌曲的歌词更为诗化，但同样具有文学性不足的特点，多数抒情歌曲只是在民间白话的基础上略作修饰，尚不具备文学色彩。18世纪，音乐在欧洲已经成为俄罗斯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市的兴起，出现了反映城市人民生活的“城市歌曲”，它们有些来源于农村，有些是外国歌曲的变体，同时也有市民自己的创作。18世纪的俄罗斯是一个“理智和启蒙的世纪”，音乐不仅在祭祀的教堂响起，而且也来到了俄罗斯的世俗社会，世俗音乐逐渐发展并于1709年得到彼得大帝首肯，标志着世俗歌曲开始被社会承认。世俗音乐的产生与18世纪俄罗斯诗人们的诗歌创作有密切的联系。在彼得时代，赞美歌是一种最大众化的诗歌形式，也是当时的一种音乐体裁——无伴奏的三声部合唱。赞美歌的唱词大都取自18世纪的俄罗斯诗人们创作的抒情诗。尽管赞美歌无钢琴乃至任何一种乐器的伴奏，但它的歌词是具有较强文学性和音乐性的抒情诗，它的旋律能恰如其分地表达歌词的诗情画意，音乐与诗情融为一体，可谓俄罗斯艺术歌曲的雏形。

俄罗斯社会思潮推动着艺术歌曲的发展

18世纪初，音乐对俄罗斯人的生活起着重要作用，是俄罗斯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与俄罗斯其他艺术形式（如文学）相比，俄罗斯的音乐发展相对缓慢，主要局限在教堂合唱和某些官方礼仪迎宾音乐的范围内，而且创作方法程式化，旋律单调。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赞美歌对俄罗斯人生活的重要程度逐渐减弱。JI.拉帕茨卡娅在《18世纪俄罗斯艺术》一书中写道，俄罗斯多声部咏唱（赞美歌）到了18世纪40、50年代有了明显衰退，且在1762年叶卡杰琳娜二世登基后，她对宗教艺术持冷漠态度，俄罗斯的音乐获得了比较自由的发展。作曲家们开始积极地学习西欧音乐技法，并且将之运用到自己的音乐创作中去。在经历了意大利演员长期在俄罗斯做巡回歌剧演出的时段后，俄罗斯演员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排演歌剧。1756年，俄罗斯甚至在彼得堡建立了第一家国家剧院。18世纪末，在俄国启蒙思潮的影响下涌现出一大批作曲家，形成了俄国自己的作曲学派，逐步取代了聘请的外籍作曲家的地位，如索科洛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等，他们“特别关注俄国民族民间的生活题材，作品带有一定的民族特色”，代表作有索科洛夫斯基的《磨工——巫师、骗子和媒人》（1779）、福明的《马车夫》（1787）等。抒情浪漫的“俄罗斯歌曲”（艺术歌曲）在市民音乐生活中开始盛行，杜勃扬斯基和科兹洛夫斯基在那时候创作了大量的艺术歌曲，作曲家和艺术歌曲大步向前发展。

欧洲音乐与俄罗斯民族风格的结合将艺术歌曲推向巅峰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俄罗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梳理和分析，力图为中国的财政政策的转换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对于财政政策的运用和选择，俄罗斯转型以来受本国官方经济理念影响较大，表现出既变化又统一的发展脉络。就个性化而言，普京时期把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作为其财政政策的首要导向。[关键词]俄罗斯财政政策预算税收转型以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部分，俄罗斯财政政策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既促进了财政制度的改革与转型，也在反危机和经济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对于政策的运用和选择，俄罗斯受本国官方经济理念的影响较大，在追求预算平衡、反对赤字政策的前提下，大致经历了“全面紧缩”到“减支减税”的调整过程。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深受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影响，以追求经济高速度增长为目标，在税收和支出方面采取了一些颇具特色的措施，使很多财政指标呈良性化发展态势，为经济迈人恢复性增长的新阶段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财政环境。一俄罗斯财政政策与官方经济理念选择转型以来，俄罗斯官方经济理念经历了从“货币主义”到“弗雷堡学派”的变化，相应的市场经济模式选择也由“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过渡，但是从根本上一直没有脱离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因此，其财政政策的发展变化始终受到这一经济理论的影响，并表现出与之相符的特点。(一)官方经济理念一国主流市场经济理念或者称“官方经济理念”对国家调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官方经济理念的选择越来越呈现出短期化和复杂化的倾向。对于官方经济理念的理解，首先，它应该是一种主流意义上的判断，不排除实践会受到其他经济理论的影响；其次，“变”是绝对的、长期的，而“不变”则是相对的、短期的。本文所指的即是这种意义的官方经济理念，或者也可以称为一国的主流市场经济理念。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官方经济理念的选择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没有先验性的官方经济理念，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直是中国国家正统的政治经济理论，这一点毋庸怀疑，但就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对于改革道路和措施等具体的转型问题只能是一种高屋建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可能具体地提供诸如财政体制和股份制改造如何进行的理论；另一种倾向发生在俄罗斯，即鲜明的官方经济理念。从转型伊始，这个急于摆脱“计划”的国家又一次成为“计划”的实验品，所不同的是，计划的始作俑者是西方几个大国和一批笃信货币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遗憾的是，货币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追求给俄罗斯带来的是危机与混乱。继货币主义之后，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弗雷堡学派以及相应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逐渐成为俄罗斯的新选择。(二)俄罗斯官方经济理念：从货币主义到社会市场经济第一阶段，货币主义居于主流。这一理念表现在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过渡方式以及转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3个方面。在俄罗斯经济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休克疗法”，此前曾因在玻利维亚治理恶性通货膨胀(1986—1990年)取得成功而扬名世界。1989年前后，“休克疗法”的战场转移到东欧，后又进入俄罗斯，其目标也从解决危机和根治通货膨胀摇身变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手段。“休克疗法”的基本内容是“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其主基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具有明显的货币主义色彩。“休克疗法”创始人萨克斯有“芝加哥小子”的称呼，其思想渊源可想而知。按照货币主义思想，在货币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放开价格只会引起相对价格有升有降，而不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当然，在运作中，俄罗斯经济形势并没有验证这些思想。改革当年，即1992年的通货膨胀率即达到了2510%。但这并不影响上述思想正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理论基础的事实。经济形势的恶化使激进改革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1992年12月，叶利钦迫于压力，以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切尔诺梅尔金接替了激进派总理盖达尔，并于1994年宣布放弃“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切氏上台后，开始有意识加强国家干预，反对任何过激主张。特别是1996年制定的《1997～2000年结构改革和经济增长中期纲要》，在许多政策上表现出向社会市场经济调整的迹象。这以后的3届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弱化改革的激进自由主义色彩。但是，由于政府的频繁更迭和1998年的金融危机，很多政策都停留在纸面上，没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从1999年8月起，普京接任总理并于2000年3月成为俄罗斯总统以来，可以说开始了经济改革的新时代。(三)社会市场经济取代货币主义的原因及标志首先，俄罗斯经济转型以来的境况一直不尽如人意，现实逼迫官方探索新的途径。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和政局动荡使得民众早已对旧有的经济改革丧失了信心，一心渴望稳定和秩序，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因此，经济政策和改革思路的调整迫在眉睫。其次，理论界大力主张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改革的失望，加之德国经济奇迹的诱惑，使理论界充满了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呼声。在俄罗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讨论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在经历了改革的种种剧痛之后，研究变得更具有倾向性了，一些学者在指责自由改革的同时，十分关注竞争环境、经济秩序和社会保障问题，呼吁向社会市场经济转向。第三，从总体上看，弗雷堡学派与货币主义一脉相承，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流派。因此，这一转折具有较高的继承性，不存在过高的社会成本，不会引起改革已受益者的恐慌。弗雷堡学派成为官方经济理念的主要标志是：首先，表现在普京总统上台后的言论中，比如主张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主张“俄罗斯应该将市场经济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未来”，走计划经济体制和激进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中间道路”，或者说是这两者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而走经济体制的“第三条道路”正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最大特色。美国《商业周刊》2000年1月10日对普京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发表评论说：“不要指望普京会赞成美国的市场信条。从他发表的公开讲话来判断，他的市场观点类似于德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美国私营企业体制。那种自上而下的德国模式强调的是政府、资方和劳方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合作，这正对普京的胃口”。中国国内学者也指出，普京的政策主张“类似于德国弗雷堡学派的观点”，“普京要建立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保持一定国家干预的、实行有序竞争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次，反映在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上。第一，保留必要的国有经济；第二，国家调节进入微观领域；第三，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侧重供给、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成为最主要目标，稳定价格服从于稳定生产等等；第四，注重社会政策，包括规范调整统一社会税的征收，加强贫困人口和特殊救助对象的社会支持，提高居民实际收入。对弗雷堡学派或者是社会市场经济的认可，并不等于俄罗斯会重复照搬别国经验的老路，“俄罗斯经济，在接受社会市场经济主要参数的同时，更应该考虑国家历史传统和民众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现状，走自己的路”。普京也多次表示“俄罗斯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从货币主义到弗雷堡学派，这种主流经济学和官方经济理念的转变，既有继承，又有较为显著的差异。这些也间接反映在俄罗斯财政政策的运用上。二转型以来俄罗斯财政政策的走势及其特点对俄罗斯来说，官方经济理念和经济改革现实共同影响着财政政策的发展和特点。总的来看，俄罗斯经济转型以来，财政政策的运用具有如下特征：(1)财政政策发生作用的基础是处于改革之中的财政制度，政策的调整往往和制度改革交织在一起；(2)财政政策由单一重视国库功能逐渐转为经济刺激功能和国库功能并重，成为刺激供给的重要工具；(3)追求预算平衡是俄罗斯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并已经写入《俄罗斯联邦预算法典》；(4)减税与减支是税收和支出两大政策工具的总体趋势，中性税收原则成为普京的主要税改思想。按照我们的划分，以普京当政为界，俄罗斯的官方经济理念从货币主义转向弗雷堡学派；在经济理念转换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同样表现出逐渐过渡的特点，基本趋向是由注重反通货膨胀向注重供给发展。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延续又决定了俄罗斯自转型以来财政政策运用上的一致性和共同点。(一)1992～1993年激进改革开始，财政政策表现为严格紧缩，以反通货膨胀为目标在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样，是作为激进改革的组成部分执行，而不是针对现实的经济态势运用。其表现为严格紧缩。紧缩的目标是在1992年内把预算赤字从1991年占GDP的20%降至1%，月通货膨胀控制在3%以下，紧缩手段包括增加税收和缩减预算支出两个方面。激进改革伊始，政府的《经济政策备忘录》要求税收总额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5%，后来改为45%。这样的宏观税率不仅高出一般发展中国家(20%～30%)，也高出发达国家(德国40%、美国30%左右)，和苏联“大政府、大财政”时期的水平接近。就货币主义而言，是不主张高税率的，但是为什么俄罗斯在转型之初要选择一个高税率、多税种的税收体系和政策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稳定货币的需要，高税收可以抑制企业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达到紧缩的目的，以避免价格放开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此外，与决策者对转型后果估计不足、过高估计生产部门对转型的承受能力也不无关系。当这种高税负的基调一旦确立，扭转则面临许多压力，包括国库紧张和地方利益等。普京上台之前，政府几任总理也认识到降低税负的必要性，但是预算连年赤字，国库压力巨大，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这些都影响减税措施的实施。从根本上也不排除货币主义的财政思想束缚官方改革进程的可能。缩减支出主要是削减价格补贴、企业亏损补贴、国家投资、军费开支和国家机关管理经费。1992年和1993年联邦统一预算支出减少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3%和36%，而苏联时期这一指标在45%左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二)1994-1996年年底为反转型危机阶段，财政政策的紧缩有所放松，反通货膨胀仍然是主要目标财政政策表现为“适度紧缩”。“适度”主要表现为国债增长较快和不再强调无赤字预算。(1)国家公债市场有了较大发展；(2)预算政策不再追求“无赤字”，而是着眼于将赤字规模稳定在上年水平；(3)继续缩小预算支出，1994年为GDP的37%，而1995年和1996年分别降至29%和30%；(4)加强财政监督。1996年，成立了俄罗斯联邦总统下的临时非常委员会，以加强税收和预算纪律。(三)1997年～1998年3月经济由危机转入萧条性稳定，财政政策在“适度紧缩”的基础上又添“积极”迹象针对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政府中期纲要提出前一阶段以克服经济危机为重点的改革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下一阶段的重点是改革经济结构和恢复经济增长，提高生产效率。为此，财政政策也采取了许多新举措，在“适度紧缩”的基础上增添了“积极”迹象。这一阶段财政领域进行了几项重点改革，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是开始立法，规范预算税收制度，制定颁布了《俄罗斯联邦预算法典》(1998年7月)和《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一部分(1998年7月)。在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比较积极的做法：(1)规范税制、减少税种和收缩税收优惠；(2)压缩预算支出仍然是支出政策的重点；(3)国债规模一发不可收，债务的规模大、期限短、成本高的特点实际上已经为1998年8月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四)1998年3月-1999年8月克服金融危机和稳定经济阶段，财政政策仍以紧缩为特征，但开始表现出刺激供给的倾向八一七金融危机使1997年来之不易的(哪怕是萧条性的)稳定成果大打折扣，社会经济重新陷入危机。面对严重的危机形势，普里马科夫政府提出了鲜明的政策主张，即在坚持改革的条件下纠正过去的错误，对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把确保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稳定、提高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作为重点，把走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秩序)的社会市场经济道路作为目标。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稳定经济、消除危机服务，一方面致力于刺激生产发展。(1)明确提出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主张；(2)债务重组；(3)继续发挥“发展预算”的作用以加强国家投资。普里马科夫政府的纲领和政策在执政期间取得了一定成果，经济危机有所缓解。尽管许多业内人士看好普里马科夫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前景，但是政治因素再次使这届政府早早夭折。接下来，俄罗斯政坛1999年5—8月在又经历了一个短命政府——斯捷帕申政府之后，迎来了普京代总理时期。从此，普京人气一路飙升：同年8月16日当选总理，12月31日出任代总统，次年3月当选俄罗斯第二位民选总统，由此振兴俄罗斯的重任落在了普京肩上。[1][2][][](五)1999年8月至今经济逐渐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财政政策有紧有松，以刺激供给为主，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尽管前几任政府也数次提到要采用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全面切实的贯彻。从普京开始，社会市场经济理念才真正在改革中得到体现，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突出宏观经济调控和刺激经济快速增长：(1)把发展生产、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推行积极的工业政策，包括扶持出口型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扶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非原料部门的发展、提高燃料动力和原料部门的出口能力；为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包括降低贷款利率、稳定股市、限制本国资本外流等；实施合理的结构政策，包括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和调节天然垄断部门活动；推行现代化的农业政策等。(2)产权方面实行混合所有制，主张对于公共产品部门和天然垄断部门企业，仍然要保持国家所有或国家控股。(3)重视微观领域改革，主张提高私有化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其途径是进行企业重组和加强公司治理。(4)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保证低通货膨胀率和卢布的稳定，建立文明的金融证券市场。在财政政策方面，我们已经指出了在弗雷堡学派这一官方经济理念下普京的相关选择，即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预算平衡思想。“五条件保持预算无赤字”，收缩支出；政策导向优先稳定生产、刺激供给，重点是降低税率。三普京时期财政政策的主要特点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归纳普京时期财政政策的主要特点。(一)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为导向，降低国家支出规模俄罗斯官方积极主张降低支出规模。转型经济给“大财政”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支出规模的大大削减。但是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支出规模不仅服务于宏观的经济模式，而且要服务于具体的经济目标。普京的一个重要的政策主张是要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俄罗斯官方主张降低国家支出规模的重要政策依据。普京上台以来，多次强调要加快经济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每年至少达到5%，希望达到7%或8%，最好是达到10%，并在2003年总统咨文中提出在201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2004年完成的《2005～2007年俄罗斯联邦中期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中，继续强调经济增长高速度，并就此提出要赶超最发达国家水平，同时在中长期内使高增长成为常态。政府在《2003—2005年俄罗斯联邦中期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中指出，“俄罗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必须继续降低由国家直接分配的或国家参与分配的资金的份额，因为现阶段国有部门资金的效率要比私人部门低。为了使降低税收负担不会导致国家公共服务质量的降低，不会引发预算赤字和依靠国家债务增长来弥补赤字的危险，预算支出增长的速度必须比经济增长速度低。这段话至少表明了两重意思：首先，降低国家直接分配资金的额度(当然重点是国家支出)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其次，是为了预算平衡——尽管此前政府强调“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似乎是降税和增收兼得，但是从这段话看，政府对税收降低还是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经济增长速度和预算平衡是并重的目标，因此对降低税负可能带来的预算赤字，政府应对的手段是降低支出。俄罗斯财政部长库德林在2002年曾表示，在2004～2005年，扩大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每年降低1%。在政府制定的长期经济发展纲要中，预计在2005年前把扩大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6%降到32%-33%，长期应降至30%④。其中主要以清理和缩减无效国家支出为主，包括减少经济建设支出，缩减地区过多的社会支出，降低国家行政管理支出，提高政府采购效益等等。可以说，俄罗斯关于国家支出或者是国家支出规模的认识，从根本上仍然是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干预经济的问题。主张降低支出规模的多是“自由派”和“激进派”，认为国家参与经济的程度越低越好；主张保持和扩大支出的多是“渐进派”，认为国家应该适当加强部分领域的干预。而就政府目前的选择而言，表现出的是“中间”色彩的做法：降低支出，但幅度不会太大；既不会像“激进派”所设想的那样大幅降低支出，也不会走提高国家对经济参与度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政府的选择和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官方经济学理念是一致的。(二)国家支出结构由过去的突出经济职能向突出社会公共职能的转化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俄罗斯国家支出结构的最大变化是急剧缩减对国民经济领域的投资。计划经济时期在苏联统一预算支出中，用于国民经济的拨款要占50%以上。相对而言，社会文化措施拨款的数额则小得多，占支出总额的31.9%。经济支出和社会支出的比例关系大致为3：2。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随着多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股份制改组，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和金融市场融资。社会公共职能成为俄罗斯财政的核心，经济职能大大缩小，财政不再安排和从事营利性的投资支出，其范围限于工业、能源、建筑、交通道路设施和通讯信息、农业渔业、住宅公用设施等重点建设和基础设施领域。在1998～2001年俄罗斯联邦统一预算支出中，经济支出占预算支出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以下，而社会职能得到了突出(此职能在俄罗斯预算中和苏联一样，采用了“社会文化措施”一词，其内涵也大致相同，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和大众信息工具、卫生和体育、社会政策等)，用于社会文化措施的支出占预算支出总额的比重平均保持在29%左右，经济支出和社会支出的比例关系约为2：3。具体情况参见下表。1998~2001年俄罗斯联邦统一预算支出结构项目1998199920002001ABABABAB总支出100.030.7100.026.4100.026.8100.026.8国家管理和地方自治3.71.13.71.03.71.04.61.2国际活动2.10.64.71.20.60.11.00.3国防7.72.49.22.49.82.610.22.7护法活动和保证国家安全5.41.65.91.66.81.87.62.0工业、能源、建筑3.11.02.50.73.00.89.82.6农业和渔业2.90.92.80.82.80.82.80.7道路交通、通讯、信息2.30.72.10.52.00.53.61.0住宅公用事业11.53.510.12.710.22.78.12.2社会文化措施29.29.029.27.727.37.330.18.1国家债务17.65.415.14.014.13.810.12.7联邦专项基金5.21.68.02.112.73.46.31.7其他9.32.96.71.?7.02.05.81.6赤字(-)或盈余-5.6-1.01.92.9注：A：占总支出比重%；B；占GDP比重%。资料来源：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统计汇编》，2002年俄文版，第22页。引自2003年//www.budgetrf.ru／。(三)致力于税收体系的公平和中性，实际上更偏重于中性原则公平和中性都是西方财政学中经常提到的两个主要原则。一般来说，税收公平包括横向公平，即凡有相同纳税能力的人应该缴纳相同的税费；纵向公平指纳税能力不相同的人应该缴纳数量不同的税费。基于这两种公平，所以有所谓的税负征收上的“受益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之说。俄罗斯采用的是“支付能力原则”，即意味着税收只应对有纳税能力的人征收，并且税额应该依照不同的纳税能力而变化。在《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一部分(1998年7月颁布)总则第3条中提到了这一原则：“每一个人都应该依法缴纳规定的税、费。关于税、费的立法要建立在承认纳税的普遍性和平等的基础上。在规定税收时应当从公平原则出发，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能力”。中性税收实际是俄罗斯官方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税收版”。税收中性是一个相对概念，一种“次优原则”。对现代国家来说，税收中性的意义在于减少国家对税收领域的干预，避免规定过多的税收优惠和歧视影响税收秩序；同时降低纳税者的税收负担，包括税收总“量”和纳税成本。尽管中性税收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明”，但由于该原则符合其减少国家干预、财政健全的经济思想，因此包括货币主义、弗雷堡学派、供给学派在内的多数新自由主义流派都是赞成税收中性的。公平原则和中性原则在一定意义上是互相冲突的。现实中，一国出于国情，往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这一点在俄罗斯表现得也很明显。在当前的税收政策中，显然是侧重于中性原则。在俄罗斯政府的中长期纲要中，提到税收体系改革、税收政策发展时，多次强调税收中性，而“公平”原则少有论及。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用政府长期发展纲要中的一段话：“提高税收体系的公平与中性依靠下列措施：拉平所有纳税人的纳税条件(首先是取消一些缺乏根据的税收优惠和例外)；取消对纳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无效消极的影响；修改个别税种的税基的订立规则，以使其更加符合该税种的经济实质；在税收立法中增加有关税收监督的机制和手段，并以此优化税收行政管理和提高集中税收的水平；减少监督机构的数目；对诉讼税收机构的行为，简化和加速其相关程序(包括在具有一般司法权的法院和仲裁法院内设立专门的税收争议协会)；降低避税的可能”。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内容都没有涉及《税法典》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支付能力”的公平，强调的只是要为“中性”原则创造一种对纳税人平等的条件。从税收政策的一些具体做法上，比如所得税的比例税率、大量削减税收优惠等，也表明俄罗斯的主导思想是以中性原则优先的。这是总体把握俄罗斯税收政策的前提。在中性原则的基础上理解降低税负。对俄罗斯降低税负可以从几方面去理解。首先，降低税负指的是降低税收相对于经济发展的负担，它不仅包括减少税种和降低税率，还包括降低国家税收管理成本，简化税收体系；其次，降低税负不意味俄罗斯一定降低宏观税率(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政府对降低税负还寄予了扩大税基的期望，包括以下3个途径：一是希望通过降低个别税种的税率，进而刺激企业和个人投资，促进生产发展，二是降低税率可以减少逃避纳税行为，三是缩减税收优惠，加强对预算支出中税收优惠支出(税式支出)的核算。因此，政府提出“这种降低应该同时伴随着可能增加实际税收的集中”。在某种意义上说，降低税负实际是俄罗斯税收中性原则的微观化。(四)税收政策的具体措施：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普京总统对税收政策十分重视。他认为，“今天世界各国在所有的经济和政治参数上展开相互竞争，包括税收负担的大小，国家以及公民的安全程度，对所有者权利的保障”，把税收负担的大小看作是影响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并多次强调要继续进行税收改革。普京的税收改革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降低税率，扩大税基”，这实际也是和普京的第三条道路治国方略②以及政府官方经济理念一脉相承的政策主张。1.降低税率。首先是所得税税率。俄罗斯所得税包括自然人收入税(个人所得税)和组织利润税(企业所得税)。在《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二部分颁布之前，对自然人收入税一直实行的是多级累进税率，最高为35%，最低为12%；组织利润税实行比例税率。一般税率为35%，对不同经营活动存在一定差异。新税法对自然人收入税取消了累进制，改行单一比例税率，规定一般税率为13%，特定收入征税35%，非俄罗斯联邦常住自然人收入征税30%；组织利润税一般税率为24%，外国企业、股息收入和中央银行收入另有相应税率。其次是统一社会税。统一社会税一般税率由38.5%降低到35.6%，其余为累退税率，不设最高限额。政府宣称，在2005年前，加工部门部分领域将继续降低统一社会税(税率从35.6%降低到25%或更低)。增值税一般税率拟在2004年由20%降为18%。2.减少税种。1998年公布的新《税法典》第一部分把税种减为28种。2004年12月的联邦法对《税法典》中的税种进行了较大修改，联邦税改为10种：增值税、消费税、自然人所得税、统一社会税、组织利润税、矿藏使用税、继承或遗产税、水税、动物和水资源使用权付费及国家关税。地区税改为3种：组织财产税、赌博税和运输税；地方税改为两种：土地税和自然人财产税。这样俄罗斯联邦税、费体系现在包括的税由28种减为15种。3.简化纳税体系。2002年7月1日俄罗斯通过的《税法典》(第二部分)补充章节规定了简化纳税体系的内容。首先，对部分组织及个体企业主实行五税合一的“统一税”，即对组织(或个别企业主)以缴纳统一税来代替组织利润税(或自然人收入税)、增值税、销售税、组织财产税和统一社会税的缴纳。其次，简化纳税体系还规定对一些服务性如修理、理发和兽医等小企业征收“认定收入统一税”，其税率为认定收入的15%。4.缩减税收优惠。按照税收中性原则显然税收优惠应该越少越好。2000年之后对税收优惠削减的主要税种就是组织利润税。组织利润税曾是税收优惠分布最多的一个税种。按照《税法典》第二部分第二十五章的规定，取消了绝大多数的组织利润税优惠。其次还取消一系列增值税和消费税优惠。应该说，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宏观调控意义上的财政政策是一项新事物。如何最佳发挥这把“双刃剑”的优势，对每一个国家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都是一种考验，对关乎民众生计的经济发展都是一项福祉。因此，对相关政策的总结和分析，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研究领域。今后俄罗斯财政政策会怎样发展，现有措施是否真正给经济增长带来持续动力，以供给为主导的预算平衡政策会保持多久等等，这些问题都充满挑战性，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俄罗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梳理和分析，力图为中国的财政政策的转换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对于财政政策的运用和选择，俄罗斯转型以来受本国官方经济理念影响较大，表现出既变化又统一的发展脉络。就个性化而言，普京时期把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作为其财政政策的首要导向。[关键词]俄罗斯财政政策预算税收转型以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部分，俄罗斯财政政策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既促进了财政制度的改革与转型，也在反危机和经济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对于政策的运用和选择，俄罗斯受本国官方经济理念的影响较大，在追求预算平衡、反对赤字政策的前提下，大致经历了“全面紧缩”到“减支减税”的调整过程。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深受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影响，以追求经济高速度增长为目标，在税收和支出方面采取了一些颇具特色的措施，使很多财政指标呈良性化发展态势，为经济迈人恢复性增长的新阶段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财政环境。一俄罗斯财政政策与官方经济理念选择转型以来，俄罗斯官方经济理念经历了从“货币主义”到“弗雷堡学派”的变化，相应的市场经济模式选择也由“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过渡，但是从根本上一直没有脱离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因此，其财政政策的发展变化始终受到这一经济理论的影响，并表现出与之相符的特点。(一)官方经济理念一国主流市场经济理念或者称“官方经济理念”对国家调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官方经济理念的选择越来越呈现出短期化和复杂化的倾向。对于官方经济理念的理解，首先，它应该是一种主流意义上的判断，不排除实践会受到其他经济理论的影响；其次，“变”是绝对的、长期的，而“不变”则是相对的、短期的。本文所指的即是这种意义的官方经济理念，或者也可以称为一国的主流市场经济理念。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官方经济理念的选择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没有先验性的官方经济理念，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直是中国国家正统的政治经济理论，这一点毋庸怀疑，但就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对于改革道路和措施等具体的转型问题只能是一种高屋建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可能具体地提供诸如财政体制和股份制改造如何进行的理论；另一种倾向发生在俄罗斯，即鲜明的官方经济理念。从转型伊始，这个急于摆脱“计划”的国家又一次成为“计划”的实验品，所不同的是，计划的始作俑者是西方几个大国和一批笃信货币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遗憾的是，货币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追求给俄罗斯带来的是危机与混乱。继货币主义之后，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弗雷堡学派以及相应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逐渐成为俄罗斯的新选择。(二)俄罗斯官方经济理念：从货币主义到社会市场经济第一阶段，货币主义居于主流。这一理念表现在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过渡方式以及转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3个方面。在俄罗斯经济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休克疗法”，此前曾因在玻利维亚治理恶性通货膨胀(1986—1990年)取得成功而扬名世界。1989年前后，“休克疗法”的战场转移到东欧，后又进入俄罗斯，其目标也从解决危机和根治通货膨胀摇身变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手段。“休克疗法”的基本内容是“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其主基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具有明显的货币主义色彩。“休克疗法”创始人萨克斯有“芝加哥小子”的称呼，其思想渊源可想而知。按照货币主义思想，在货币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放开价格只会引起相对价格有升有降，而不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当然，在运作中，俄罗斯经济形势并没有验证这些思想。改革当年，即1992年的通货膨胀率即达到了2510%。但这并不影响上述思想正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理论基础的事实。经济形势的恶化使激进改革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1992年12月，叶利钦迫于压力，以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切尔诺梅尔金接替了激进派总理盖达尔，并于1994年宣布放弃“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切氏上台后，开始有意识加强国家干预，反对任何过激主张。特别是1996年制定的《1997～2000年结构改革和经济增长中期纲要》，在许多政策上表现出向社会市场经济调整的迹象。这以后的3届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弱化改革的激进自由主义色彩。但是，由于政府的频繁更迭和1998年的金融危机，很多政策都停留在纸面上，没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从1999年8月起，普京接任总理并于2000年3月成为俄罗斯总统以来，可以说开始了经济改革的新时代。(三)社会市场经济取代货币主义的原因及标志首先，俄罗斯经济转型以来的境况一直不尽如人意，现实逼迫官方探索新的途径。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和政局动荡使得民众早已对旧有的经济改革丧失了信心，一心渴望稳定和秩序，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因此，经济政策和改革思路的调整迫在眉睫。其次，理论界大力主张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改革的失望，加之德国经济奇迹的诱惑，使理论界充满了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呼声。在俄罗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讨论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在经历了改革的种种剧痛之后，研究变得更具有倾向性了，一些学者在指责自由改革的同时，十分关注竞争环境、经济秩序和社会保障问题，呼吁向社会市场经济转向。第三，从总体上看，弗雷堡学派与货币主义一脉相承，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流派。因此，这一转折具有较高的继承性，不存在过高的社会成本，不会引起改革已受益者的恐慌。弗雷堡学派成为官方经济理念的主要标志是：首先，表现在普京总统上台后的言论中，比如主张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主张“俄罗斯应该将市场经济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未来”，走计划经济体制和激进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中间道路”，或者说是这两者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而走经济体制的“第三条道路”正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最大特色。美国《商业周刊》2000年1月10日对普京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发表评论说：“不要指望普京会赞成美国的市场信条。从他发表的公开讲话来判断，他的市场观点类似于德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美国私营企业体制。那种自上而下的德国模式强调的是政府、资方和劳方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合作，这正对普京的胃口”。中国国内学者也指出，普京的政策主张“类似于德国弗雷堡学派的观点”，“普京要建立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保持一定国家干预的、实行有序竞争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次，反映在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上。第一，保留必要的国有经济；第二，国家调节进入微观领域；第三，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侧重供给、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成为最主要目标，稳定价格服从于稳定生产等等；第四，注重社会政策，包括规范调整统一社会税的征收，加强贫困人口和特殊救助对象的社会支持，提高居民实际收入。对弗雷堡学派或者是社会市场经济的认可，并不等于俄罗斯会重复照搬别国经验的老路，“俄罗斯经济，在接受社会市场经济主要参数的同时，更应该考虑国家历史传统和民众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现状，走自己的路”。普京也多次表示“俄罗斯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从货币主义到弗雷堡学派，这种主流经济学和官方经济理念的转变，既有继承，又有较为显著的差异。这些也间接反映在俄罗斯财政政策的运用上。二转型以来俄罗斯财政政策的走势及其特点对俄罗斯来说，官方经济理念和经济改革现实共同影响着财政政策的发展和特点。总的来看，俄罗斯经济转型以来，财政政策的运用具有如下特征：(1)财政政策发生作用的基础是处于改革之中的财政制度，政策的调整往往和制度改革交织在一起；(2)财政政策由单一重视国库功能逐渐转为经济刺激功能和国库功能并重，成为刺激供给的重要工具；(3)追求预算平衡是俄罗斯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并已经写入《俄罗斯联邦预算法典》；(4)减税与减支是税收和支出两大政策工具的总体趋势，中性税收原则成为普京的主要税改思想。按照我们的划分，以普京当政为界，俄罗斯的官方经济理念从货币主义转向弗雷堡学派；在经济理念转换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同样表现出逐渐过渡的特点，基本趋向是由注重反通货膨胀向注重供给发展。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延续又决定了俄罗斯自转型以来财政政策运用上的一致性和共同点。(一)1992～1993年激进改革开始，财政政策表现为严格紧缩，以反通货膨胀为目标在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样，是作为激进改革的组成部分执行，而不是针对现实的经济态势运用。其表现为严格紧缩。紧缩的目标是在1992年内把预算赤字从1991年占GDP的20%降至1%，月通货膨胀控制在3%以下，紧缩手段包括增加税收和缩减预算支出两个方面。激进改革伊始，政府的《经济政策备忘录》要求税收总额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5%，后来改为45%。这样的宏观税率不仅高出一般发展中国家(20%～30%)，也高出发达国家(德国40%、美国30%左右)，和苏联“大政府、大财政”时期的水平接近。就货币主义而言，是不主张高税率的，但是为什么俄罗斯在转型之初要选择一个高税率、多税种的税收体系和政策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稳定货币的需要，高税收可以抑制企业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达到紧缩的目的，以避免价格放开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此外，与决策者对转型后果估计不足、过高估计生产部门对转型的承受能力也不无关系。当这种高税负的基调一旦确立，扭转则面临许多压力，包括国库紧张和地方利益等。普京上台之前，政府几任总理也认识到降低税负的必要性，但是预算连年赤字，国库压力巨大，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这些都影响减税措施的实施。从根本上也不排除货币主义的财政思想束缚官方改革进程的可能。缩减支出主要是削减价格补贴、企业亏损补贴、国家投资、军费开支和国家机关管理经费。1992年和1993年联邦统一预算支出减少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3%和36%，而苏联时期这一指标在45%左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二)1994-1996年年底为反转型危机阶段，财政政策的紧缩有所放松，反通货膨胀仍然是主要目标财政政策表现为“适度紧缩”。“适度”主要表现为国债增长较快和不再强调无赤字预算。(1)国家公债市场有了较大发展；(2)预算政策不再追求“无赤字”，而是着眼于将赤字规模稳定在上年水平；(3)继续缩小预算支出，1994年为GDP的37%，而1995年和1996年分别降至29%和30%；(4)加强财政监督。1996年，成立了俄罗斯联邦总统下的临时非常委员会，以加强税收和预算纪律。(三)1997年～1998年3月经济由危机转入萧条性稳定，财政政策在“适度紧缩”的基础上又添“积极”迹象针对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政府中期纲要提出前一阶段以克服经济危机为重点的改革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下一阶段的重点是改革经济结构和恢复经济增长，提高生产效率。为此，财政政策也采取了许多新举措，在“适度紧缩”的基础上增添了“积极”迹象。这一阶段财政领域进行了几项重点改革，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是开始立法，规范预算税收制度，制定颁布了《俄罗斯联邦预算法典》(1998年7月)和《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一部分(1998年7月)。在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比较积极的做法：(1)规范税制、减少税种和收缩税收优惠；(2)压缩预算支出仍然是支出政策的重点；(3)国债规模一发不可收，债务的规模大、期限短、成本高的特点实际上已经为1998年8月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四)1998年3月-1999年8月克服金融危机和稳定经济阶段，财政政策仍以紧缩为特征，但开始表现出刺激供给的倾向八一七金融危机使1997年来之不易的(哪怕是萧条性的)稳定成果大打折扣，社会经济重新陷入危机。面对严重的危机形势，普里马科夫政府提出了鲜明的政策主张，即在坚持改革的条件下纠正过去的错误，对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把确保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稳定、提高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作为重点，把走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秩序)的社会市场经济道路作为目标。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稳定经济、消除危机服务，一方面致力于刺激生产发展。(1)明确提出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主张；(2)债务重组；(3)继续发挥“发展预算”的作用以加强国家投资。普里马科夫政府的纲领和政策在执政期间取得了一定成果，经济危机有所缓解。尽管许多业内人士看好普里马科夫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前景，但是政治因素再次使这届政府早早夭折。接下来，俄罗斯政坛1999年5—8月在又经历了一个短命政府——斯捷帕申政府之后，迎来了普京代总理时期。从此，普京人气一路飙升：同年8月16日当选总理，12月31日出任代总统，次年3月当选俄罗斯第二位民选总统，由此振兴俄罗斯的重任落在了普京肩上。[1][2][][](五)1999年8月至今经济逐渐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财政政策有紧有松，以刺激供给为主，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尽管前几任政府也数次提到要采用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全面切实的贯彻。从普京开始，社会市场经济理念才真正在改革中得到体现，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突出宏观经济调控和刺激经济快速增长：(1)把发展生产、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推行积极的工业政策，包括扶持出口型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扶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非原料部门的发展、提高燃料动力和原料部门的出口能力；为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包括降低贷款利率、稳定股市、限制本国资本外流等；实施合理的结构政策，包括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和调节天然垄断部门活动；推行现代化的农业政策等。(2)产权方面实行混合所有制，主张对于公共产品部门和天然垄断部门企业，仍然要保持国家所有或国家控股。(3)重视微观领域改革，主张提高私有化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其途径是进行企业重组和加强公司治理。(4)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保证低通货膨胀率和卢布的稳定，建立文明的金融证券市场。在财政政策方面，我们已经指出了在弗雷堡学派这一官方经济理念下普京的相关选择，即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预算平衡思想。“五条件保持预算无赤字”，收缩支出；政策导向优先稳定生产、刺激供给，重点是降低税率。三普京时期财政政策的主要特点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归纳普京时期财政政策的主要特点。(一)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为导向，降低国家支出规模俄罗斯官方积极主张降低支出规模。转型经济给“大财政”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支出规模的大大削减。但是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支出规模不仅服务于宏观的经济模式，而且要服务于具体的经济目标。普京的一个重要的政策主张是要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俄罗斯官方主张降低国家支出规模的重要政策依据。普京上台以来，多次强调要加快经济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每年至少达到5%，希望达到7%或8%，最好是达到10%，并在2003年总统咨文中提出在201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2004年完成的《2005～2007年俄罗斯联邦中期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中，继续强调经济增长高速度，并就此提出要赶超最发达国家水平，同时在中长期内使高增长成为常态。政府在《2003—2005年俄罗斯联邦中期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中指出，“俄罗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必须继续降低由国家直接分配的或国家参与分配的资金的份额，因为现阶段国有部门资金的效率要比私人部门低。为了使降低税收负担不会导致国家公共服务质量的降低，不会引发预算赤字和依靠国家债务增长来弥补赤字的危险，预算支出增长的速度必须比经济增长速度低。这段话至少表明了两重意思：首先，降低国家直接分配资金的额度(当然重点是国家支出)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其次，是为了预算平衡——尽管此前政府强调“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似乎是降税和增收兼得，但是从这段话看，政府对税收降低还是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经济增长速度和预算平衡是并重的目标，因此对降低税负可能带来的预算赤字，政府应对的手段是降低支出。俄罗斯财政部长库德林在2002年曾表示，在2004～2005年，扩大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每年降低1%。在政府制定的长期经济发展纲要中，预计在2005年前把扩大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6%降到32%-33%，长期应降至30%④。其中主要以清理和缩减无效国家支出为主，包括减少经济建设支出，缩减地区过多的社会支出，降低国家行政管理支出，提高政府采购效益等等。可以说，俄罗斯关于国家支出或者是国家支出规模的认识，从根本上仍然是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干预经济的问题。主张降低支出规模的多是“自由派”和“激进派”，认为国家参与经济的程度越低越好；主张保持和扩大支出的多是“渐进派”，认为国家应该适当加强部分领域的干预。而就政府目前的选择而言，表现出的是“中间”色彩的做法：降低支出，但幅度不会太大；既不会像“激进派”所设想的那样大幅降低支出，也不会走提高国家对经济参与度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政府的选择和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官方经济学理念是一致的。(二)国家支出结构由过去的突出经济职能向突出社会公共职能的转化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俄罗斯国家支出结构的最大变化是急剧缩减对国民经济领域的投资。计划经济时期在苏联统一预算支出中，用于国民经济的拨款要占50%以上。相对而言，社会文化措施拨款的数额则小得多，占支出总额的31.9%。经济支出和社会支出的比例关系大致为3：2。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随着多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股份制改组，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和金融市场融资。社会公共职能成为俄罗斯财政的核心，经济职能大大缩小，财政不再安排和从事营利性的投资支出，其范围限于工业、能源、建筑、交通道路设施和通讯信息、农业渔业、住宅公用设施等重点建设和基础设施领域。在1998～2001年俄罗斯联邦统一预算支出中，经济支出占预算支出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以下，而社会职能得到了突出(此职能在俄罗斯预算中和苏联一样，采用了“社会文化措施”一词，其内涵也大致相同，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和大众信息工具、卫生和体育、社会政策等)，用于社会文化措施的支出占预算支出总额的比重平均保持在29%左右，经济支出和社会支出的比例关系约为2：3。具体情况参见下表。1998~2001年俄罗斯联邦统一预算支出结构项目1998199920002001ABABABAB总支出100.030.7100.026.4100.026.8100.026.8国家管理和地方自治3.71.13.71.03.71.04.61.2国际活动2.10.64.71.20.60.11.00.3国防7.72.49.22.49.82.610.22.7护法活动和保证国家安全5.41.65.91.66.81.87.62.0工业、能源、建筑3.11.02.50.73.00.89.82.6农业和渔业2.90.92.80.82.80.82.80.7道路交通、通讯、信息2.30.72.10.52.00.53.61.0住宅公用事业11.53.510.12.710.22.78.12.2社会文化措施29.29.029.27.727.37.330.18.1国家债务17.65.415.14.014.13.810.12.7联邦专项基金5.21.68.02.112.73.46.31.7其他9.32.96.71.?7.02.05.81.6赤字(-)或盈余-5.6-1.01.92.9注：A：占总支出比重%；B；占GDP比重%。资料来源：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统计汇编》，2002年俄文版，第22页。引自2003年//www.budgetrf.ru／。(三)致力于税收体系的公平和中性，实际上更偏重于中性原则公平和中性都是西方财政学中经常提到的两个主要原则。一般来说，税收公平包括横向公平，即凡有相同纳税能力的人应该缴纳相同的税费；纵向公平指纳税能力不相同的人应该缴纳数量不同的税费。基于这两种公平，所以有所谓的税负征收上的“受益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之说。俄罗斯采用的是“支付能力原则”，即意味着税收只应对有纳税能力的人征收，并且税额应该依照不同的纳税能力而变化。在《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一部分(1998年7月颁布)总则第3条中提到了这一原则：“每一个人都应该依法缴纳规定的税、费。关于税、费的立法要建立在承认纳税的普遍性和平等的基础上。在规定税收时应当从公平原则出发，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能力”。中性税收实际是俄罗斯官方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税收版”。税收中性是一个相对概念，一种“次优原则”。对现代国家来说，税收中性的意义在于减少国家对税收领域的干预，避免规定过多的税收优惠和歧视影响税收秩序；同时降低纳税者的税收负担，包括税收总“量”和纳税成本。尽管中性税收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明”，但由于该原则符合其减少国家干预、财政健全的经济思想，因此包括货币主义、弗雷堡学派、供给学派在内的多数新自由主义流派都是赞成税收中性的。公平原则和中性原则在一定意义上是互相冲突的。现实中，一国出于国情，往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这一点在俄罗斯表现得也很明显。在当前的税收政策中，显然是侧重于中性原则。在俄罗斯政府的中长期纲要中，提到税收体系改革、税收政策发展时，多次强调税收中性，而“公平”原则少有论及。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用政府长期发展纲要中的一段话：“提高税收体系的公平与中性依靠下列措施：拉平所有纳税人的纳税条件(首先是取消一些缺乏根据的税收优惠和例外)；取消对纳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无效消极的影响；修改个别税种的税基的订立规则，以使其更加符合该税种的经济实质；在税收立法中增加有关税收监督的机制和手段，并以此优化税收行政管理和提高集中税收的水平；减少监督机构的数目；对诉讼税收机构的行为，简化和加速其相关程序(包括在具有一般司法权的法院和仲裁法院内设立专门的税收争议协会)；降低避税的可能”。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内容都没有涉及《税法典》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支付能力”的公平，强调的只是要为“中性”原则创造一种对纳税人平等的条件。从税收政策的一些具体做法上，比如所得税的比例税率、大量削减税收优惠等，也表明俄罗斯的主导思想是以中性原则优先的。这是总体把握俄罗斯税收政策的前提。在中性原则的基础上理解降低税负。对俄罗斯降低税负可以从几方面去理解。首先，降低税负指的是降低税收相对于经济发展的负担，它不仅包括减少税种和降低税率，还包括降低国家税收管理成本，简化税收体系；其次，降低税负不意味俄罗斯一定降低宏观税率(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政府对降低税负还寄予了扩大税基的期望，包括以下3个途径：一是希望通过降低个别税种的税率，进而刺激企业和个人投资，促进生产发展，二是降低税率可以减少逃避纳税行为，三是缩减税收优惠，加强对预算支出中税收优惠支出(税式支出)的核算。因此，政府提出“这种降低应该同时伴随着可能增加实际税收的集中”。在某种意义上说，降低税负实际是俄罗斯税收中性原则的微观化。(四)税收政策的具体措施：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普京总统对税收政策十分重视。他认为，“今天世界各国在所有的经济和政治参数上展开相互竞争，包括税收负担的大小，国家以及公民的安全程度，对所有者权利的保障”，把税收负担的大小看作是影响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并多次强调要继续进行税收改革。普京的税收改革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降低税率，扩大税基”，这实际也是和普京的第三条道路治国方略②以及政府官方经济理念一脉相承的政策主张。1.降低税率。首先是所得税税率。俄罗斯所得税包括自然人收入税(个人所得税)和组织利润税(企业所得税)。在《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二部分颁布之前，对自然人收入税一直实行的是多级累进税率，最高为35%，最低为12%；组织利润税实行比例税率。一般税率为35%，对不同经营活动存在一定差异。新税法对自然人收入税取消了累进制，改行单一比例税率，规定一般税率为13%，特定收入征税35%，非俄罗斯联邦常住自然人收入征税30%；组织利润税一般税率为24%，外国企业、股息收入和中央银行收入另有相应税率。其次是统一社会税。统一社会税一般税率由38.5%降低到35.6%，其余为累退税率，不设最高限额。政府宣称，在2005年前，加工部门部分领域将继续降低统一社会税(税率从35.6%降低到25%或更低)。增值税一般税率拟在2004年由20%降为18%。2.减少税种。1998年公布的新《税法典》第一部分把税种减为28种。2004年12月的联邦法对《税法典》中的税种进行了较大修改，联邦税改为10种：增值税、消费税、自然人所得税、统一社会税、组织利润税、矿藏使用税、继承或遗产税、水税、动物和水资源使用权付费及国家关税。地区税改为3种：组织财产税、赌博税和运输税；地方税改为两种：土地税和自然人财产税。这样俄罗斯联邦税、费体系现在包括的税由28种减为15种。3.简化纳税体系。2002年7月1日俄罗斯通过的《税法典》(第二部分)补充章节规定了简化纳税体系的内容。首先，对部分组织及个体企业主实行五税合一的“统一税”，即对组织(或个别企业主)以缴纳统一税来代替组织利润税(或自然人收入税)、增值税、销售税、组织财产税和统一社会税的缴纳。其次，简化纳税体系还规定对一些服务性如修理、理发和兽医等小企业征收“认定收入统一税”，其税率为认定收入的15%。4.缩减税收优惠。按照税收中性原则显然税收优惠应该越少越好。2000年之后对税收优惠削减的主要税种就是组织利润税。组织利润税曾是税收优惠分布最多的一个税种。按照《税法典》第二部分第二十五章的规定，取消了绝大多数的组织利润税优惠。其次还取消一系列增值税和消费税优惠。应该说，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宏观调控意义上的财政政策是一项新事物。如何最佳发挥这把“双刃剑”的优势，对每一个国家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都是一种考验，对关乎民众生计的经济发展都是一项福祉。因此，对相关政策的总结和分析，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研究领域。今后俄罗斯财政政策会怎样发展，现有措施是否真正给经济增长带来持续动力，以供给为主导的预算平衡政策会保持多久等等，这些问题都充满挑战性，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摘要：自俄罗斯启动民主化改革以来，其政治发展进程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公民文化的构建对于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完善及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都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俄罗斯目前带有权威主义色彩的政治现状，无疑对其构建公民文化提出了挑战。

关键词：俄罗斯；公民文化；政治

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自建立“超级总统制”以来一直受困于一些制度设计等结构性难题，导致其政治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权威主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尽管在破解俄罗斯目前的改革困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使俄罗斯的政治发展陷人了困境。而公民文化在为现有的政治制度提供必要的和良性的民意认同的同时，又天然地包含了一种继续推进俄罗斯政治体制发展的要求。因此，构建公民文化是俄罗斯走出其政治发展困境的可行之路。

一、公民文化与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创建和运行

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首先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创建与运行，然而新的政治制度在创建与运行过程中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或者说公民文化的构建。作为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二者是既有区别又相辅相成的。区别在于:政治制度的变迁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刚性的，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最直接、最具体的判断因素;而公民文化的变迁是内在的、本质的、柔性的，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相对隐性的判断因素，但却是决定政治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性要素;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最直接的成果，可以为参与型公民文化的构建提供推动力;而参与型公民文化的构建，同样有利于民主政治制度运行机制的完善，有利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对民主成果的巩固将起到最重要的保障作用。

以俄罗斯的民主化改革为例。首先，摧毁一个政治制度是从政治文化的变迁，即公民对于现有政治制度认知的转变开始的。苏联时期，由于国家秩序一直是处于一种低层次的有序状态，集权、僵化、低效一直是描述苏联体制的修饰语，这一方面导致了俄罗斯人对苏联时期的政治制度产生疏离感，甚至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认为国内一切危机都是苏联制度造成的，尽快打碎这一制度成为俄罗斯人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俄罗斯人非常向往西方的民主制度，普遍认为只要在俄罗斯实行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这种政治认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及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开启。其次，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创建与运行不能逾越其所根植的政治文化土壤。新的政治制度从建立到运行，同样需要一个过程，至少需要有一个适宜的运行环境。由于俄罗斯人只是把民主当做解决俄罗斯面临的各种危机的灵丹妙药，一旦这种渴望落空后，人们对民主的态度就会心灰意冷，其政治发展就会出现向权威主义回归的迹象。例如在叶利钦执政时期，由于“休克疗法”的失败，俄罗斯人对民主的热情急转直下。1994年，詹姆斯·亚历山大在对俄罗斯两个城市的调查中发现，尽管大部分被调查者希望议会能够更加规范化，但是由于对议会的失望，人们已经更加倾向于对强势领导、总统权威、个人权威的支持，议会中的反对党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因此，在目前的俄罗斯还不可能建立像美国那样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所以说，“超级总统制”是俄罗斯深厚的传统政治文化底蕴与西方民主思想融合的时代产儿。

摘要：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俄罗斯成为在特定历史时期吸收和获取西方近现代文明的一条重要渠道。俄罗斯绘画艺术对中国的传入与影响就是在近现代东西方文明交汇碰撞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从《恰可图条约》后第一位来华的俄罗斯传教士团随行画家，到苏联十月革命后流亡的俄侨画家在中国开展的艺术活动，再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术的全盘苏化，直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绘画艺术在中国影响力的消退。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曲折发展与文化变迁。

关键词：俄罗斯；绘画艺术；俄侨画家

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俄罗斯成为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吸收和获取西方近现代文明的一条重要渠道，俄罗斯绘画艺术对中国的传入与影响是在近现代东西方文明交汇碰撞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从《恰可图条约》签订后第一位来华的俄罗斯传教士团随行画家，到苏联十月革命后流亡的俄侨画家在中国开展的艺术活动，再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术的全盘苏化，直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绘画艺术在中国影响力的消退。本文围绕上述几个历史节点探讨中俄两国的绘画艺术交流问题。

一、《恰可图条约》与俄国传教士团随行画家来华

追溯俄罗斯绘画对中国影响的源头，大概要算1830—1864年期间俄罗斯传教士团的职业画家来华了。沙俄的东扩导致了1727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俄方称《恰克图条约》。条约规定了两国的边界和贸易，同时准许俄国向中国派出传教士团。此后的100多年间，俄国共向中国派出了14次传教士团，在第十一至十四届传教士团中，都有一名职业画家随行。职业画家受命于沙皇，其主要任务是对中国进行社会文化、地理自然、民风习俗等内容的考察，并做客观的绘画记录。安东•米哈伊洛维奇•列加舍夫(1798—1865年)，是第一个来到中国并停留10年的职业画家。列加舍夫仅有10件油画和水彩画作品存世，内容是对中国王公贵族人物的描绘和对城市风光的记录。科尔萨林1840年随第十二次传教士团来到北京，但仅在中国工作三年。现有藏在圣彼德堡俄罗斯博物馆的《万寿山的风景》，作品描绘了北京城外的迷人景色。奇穆托夫于1849年被编入第十三次传教士团，在中国生活了8年。奇穆托夫现有传世作品8幅，《北京城外景》将目光对准了中国的普通百姓，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生活现状。伊戈列夫于1857年主动要求加入第十四次传教士团。伊戈列夫擅长肖像画，《饥寒交迫的中国乞丐》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民不聊生的现实状况[1]。与同期来华的画家王致诚、郞士宁相比，俄传教士团画家的表现意图与风格有显著的差异。首先，传教士团画家的作品多以客观记录的形式出现，不论是列加舍夫表现的官员贵族，还是伊戈列夫绘制的乞丐流民，都相对准确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的社会风貌，侧重于绘画表现的客观性。其次，传教士团画家多受欧洲古典绘画训练，其作品风格与中国传统绘画保持距离。而不像郞士宁作为宫廷御用画家的身份，将其油画的表现方法与中国画进行融合，以确保其作品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传教士团画家为数不多的作品目前散落于俄罗斯的各个博物馆。对于这段历史的了解也仅限于少数艺术史的研究者。因此，这种短暂而特殊的绘画交流，并没有对中国的绘画艺术及大众的审美活动产生任何影响。

二、十月革命与俄侨画家在中国的艺术活动

（1）社交礼仪

在人际交往中，俄罗斯人素来以热情、豪放、勇敢、耿直而著称于世。在交际场合，俄罗斯人惯于和初次会面的人行握手礼。但对于熟悉的人，尤其是在久别重逢时，他们则大多要与对方热情拥抱。

在迎接贵宾之时，俄罗斯人通常会向对方献上“面包和盐”。这是给予对方的一种极高的礼遇，来宾必须对其欣然笑纳。

在称呼方面，在正式场合，他们也采用“先生”、“小姐”、“夫人”之类的称呼。在俄罗斯，人们非常看重人的社会地位。因此对有职务、学衔、军衔的人，最好以其职务、学衔、军衔相称。

依照俄罗斯民俗，在用姓名称呼俄罗斯人时，可按彼此之间的不同关系，具体采用不同的方法。只有与初次见面之人打交道时，或是在极为正规的场合，才有必要将俄罗斯人的姓名的三个部分连在一道称呼。

（2）服饰礼仪

【摘要】不确定故意是俄罗斯刑法一个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作为犯罪故意的理论分类之一，不确定故意与我国刑法规定的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具有交叉对应关系。对于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争议，我国刑法可以借鉴俄罗斯刑法关于不确定故意的研究成果，建构以“认识”与“预见”的内容分野、“程度不同的不确定预见+强度不同的意志态度”的类型学不确定故意概念体系，以“有认识过失”替代“过于自信的过失”，并将“不确定认识（小于50%的可能性）+不希望+不作为”案件中行为人的罪过形式，排除在间接故意的涵括范围之外，以此提升我国刑法犯罪故意体系的精确性与严谨性。

【关键词】俄罗斯刑法；不确定故意；观点；比较；启示

在俄罗斯刑法包括苏联刑法中，对于不确定故意的探讨始终都属于罪过理论研究的边缘性问题。然而，鉴于不确定故意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事实，有些俄罗斯刑法学者还是对不确定故意的概念与故意法定类型（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关系以及司法中的认定规则等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通过对这些研究进行分析、比较与借鉴，可以加深我们对不确定故意的认识，并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现行的罪过形态。

一、不确定故意的界定与分类

俄罗斯刑法学者认为，根据主体关于自己行为及其后果最重要事实和社会特征的概念的确定性程度，故意分为具体故意与不具体故意。刑法文献将这一种故意也称为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当犯罪人准确地确定所希望的结果，预见到具体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时，故意就是具体的。这种情况下故意的特点一般是对某个个别确定的结果具有明确的概念。不具体故意是指主体对于行为的性质和包括在犯罪人预见的一般形式中的后果，具有专门的概念，但损失的大小是不具体的。关于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分类的依据，俄罗斯学者的观点主要有：第一，两者分类的根据是故意的指向；第二，两者分类的根据是故意内容的性质；第三，两者分类的根据是认识的明确程度；第四，两者的分类取决于对社会危害结果的明确性预见；第五，两者的分类依赖于对定罪和责任个别化有意义的全部客观要件或大或小的明确性认识（如盗窃的方法、财产的性质、财产的价值等）。俄罗斯刑法学者拉罗格对前两种主张持否定态度。他指出，故意的指向由启动意志实现某种目的来决定，即说明意志要素的性质。意志要素本身也依赖于认识的性质与范围。如果具体规定的犯罪的一些重要特征被行为人所认识，那么，意志指向就不可能是不确定的。如果只是大概地认识到这些特征，就可以说是不确定故意。由此可以看出，故意的指向不能用作区分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的根据。说“故意内容”是区分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的根据，也未必合适。对于行为基本特征的不同程度的认识，这是认识的问题，与意志要素无涉。基于此，拉罗格认为，主体认识的明确程度是区分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的标准（根据），他与确定故意、不确定故意的称谓也名副其实。依照俄罗斯刑法学者达格利的看法，不确定故意多半针对表明犯罪的量的指标（如损失数额、伤害程度等）而言，而确定故意则依赖于表明犯罪的质的指标（在杀人罪中被害人是孕妇等）。从以上苏俄刑法学者对不确定故意的探讨可知，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的分类，其主流观点是依据行为人认识内容的明确性程度来区分的，故意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应当视在主体意识中对“决定”行为“定罪”的“最重要”的“客观”要件（如客体、行为性质、犯罪实施方法、危害结果等）具体反映的程度而定，而不是行为人在犯罪时可能认识到的所有要件。而且大部分观点都认为，不确定故意既可以表现为直接故意，也可以表现为间接故意。俄罗斯刑法学者指出，根据犯罪人在实施故意犯罪时心理态度的特点，再将故意分为亚种(如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就能更准确地区分犯罪人的心理态度，确定其罪过的程度，使刑罚个别化。

二、故意概念中“预见”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