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十篇

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篇1

俄罗斯的地理形态具有开放性。在东方，平缓的大平原和辽阔的亚洲原野毫无阻碍地联结在一起。

古代罗斯，甚至原始东斯拉夫人的社会发展进程与东方、南方大草原上的邻居，尤其是与突厥语系的游牧民族(金帐汗国时都成为穆斯林)存在密不可分的历史、地理联系。俄国的主流历史学家都承认俄罗斯与东方、南方游牧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适应和相互同化现象。［1］10－19著名学者尼古拉·别尔佳耶夫说:“俄罗斯应当认识自己———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的联结者，而不是隔离者。”［2］28

彭树智先生在《文明交往论》中也注意到了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的地缘往问题。他说:“地缘往

对文明发展的影响，与时共进。俄罗斯地处东西方结合部，跨居欧亚大陆。这种帝国疆域，使俄国与近代东西方文明相互交错，表现于政治交往的扩张性质。这种结合部的地缘文明，也孕育着20世纪苏联演变的缘由。”［3］10但国内学者未能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中亚5个伊斯兰国家的独立与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民族分离运动，昭示着研究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历史交往问题的重要性。

一、交往的滥觞

伊斯兰教是从南方传入俄罗斯的。公元654年，阿拉伯军队占领了杰尔宾特，附近的居民开始皈依伊斯兰教。尔后伊斯兰教向北推进，与生活在南俄草原的可萨人相遇。737年，被阿拉伯人战败的可萨汗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799～809年，尽管犹太教是可萨汗国的官方宗教，但多数可萨人还是成为了穆斯林。著名学者巴尔托里德在《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写到:“有大量伊斯兰教商人在可萨地方和它的首都:位于窝勒伽河(阿得水)河口的阿得。……可萨帝国西南在达格斯坦，是和伊斯兰哈里发国家接壤的。这里也常常发生军事冲突。”［4］124

正是在可萨汗国的土地上，俄罗斯与伊斯兰教发生了关系。8～10世纪，古罗斯人经常与可萨人发生战争，前者不时向后者支付贡物或礼品。中世纪第一位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地理学家、波斯人伊本·霍尔达特别赫(820～890年)写道:“斯拉夫商人阿尔·罗斯是从遥远的故乡来到黑海和里海地区向可萨汗国的统治者缴纳什一税的人。”［5］124

罗斯人和第一批可萨穆斯林遭遇之日，也就是事实上与全世界进行通商贸易的阿拉伯人接触之时。在中世纪，俄罗斯与东南方的穆斯林民族保持着长时期的历史交往，最主要的是和伏尔加河畔的卡姆斯克布加尔人接触。布加尔人于921年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接受了巴格达哈里发的庇护。公元95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远征布加利亚，但以后的交往仍以和平为主线。987年，布加利亚的使臣首次来到基辅，这也是第一批到达基辅罗斯首都的伊斯兰教传教士。他们是在得知基辅罗斯大公决定替换宗教(确立国教)的消息后匆忙赶来的。尽管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拒绝皈依伊斯兰教;但也可以看出，大公并没有取缔伊斯兰教。为了进一步了解伊斯兰教，他甚至还派遣自己的使臣前往信仰伊斯兰教的花剌子模;其中的四位使臣在这个著名的中亚伊斯兰教国家变成了穆斯林。［6］418

按照巴尔托里德的意见，伊斯兰世界在9～10世纪时已经和俄罗斯有了相当广泛的密切联系［7］133。众所周知，贝琴涅尔人、盖波恰克人、鞑靼人是在和俄罗斯有了交往之后才接受伊斯兰教信仰的，因而早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交往关系的痕迹在这些民族后来的历史传统中还不时地表现出来。9～11世纪，罗斯主要是通过布加利亚与花剌子模进行商贸联系。当布加尔人皈依伊斯兰教和布加利亚伊斯兰化之后，俄罗斯与花剌子模之间的商贸联系进一步加强。布加尔商人充当俄罗斯与穆斯林世界的中间商。俄罗斯商人也是在布加尔商人的帮助下开通了从罗斯沿里海直至花剌子模的商路。

商业贸易最能表现人类文明交往的开放性、合作性、物质性和全球性，它同时又是人类政治交往、社会交往、文化交往的先导、中介和沟通的渠道。商业贸易常常主导着俄罗斯与东南方的穆斯林民族之间良好而富有成效的关系，还主导着共同利益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政治上的分歧而进行彼此合作。正是包括俄罗斯与穆斯林民族交往在内的商业贸易维系着中世纪著名的“丝绸之路”、“皮毛之路”和“琥珀之路”的交通大道，谱写了各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光彩篇章。

二、金帐汗国时期的广泛交往

在1237～1240年鞑靼—蒙古远征(包括征服俄罗斯)之后，成吉思汗的后代建立起空前绝后的大帝国，统一了旧大陆的三分之二。蒙古远征东南欧属于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暴力交往，这种交往给俄罗斯社会形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俄国学者杜别兹郭伊认为，莫斯科国家的形成得益于鞑靼人的统;蒙古势力的衰落成为俄罗斯强大的客观条件。列夫·古敏列夫将1200～1380年确定为“新民族—俄罗斯”的形成时期。这个所谓的新俄罗斯民族是在斯拉夫人、鞑靼人、立陶宛人和芬兰—乌果尔人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8］132－135

金帐汗国的第一位穆斯林大汗———别尔克(1256～1267)在征服俄罗斯后的第16年(1256年)登上王位，汗国开始了伊斯兰化进程;伊斯兰教终于在1312年取得优势地位，强悍的乌兹别克汗使整个金帐汗国都改信了伊斯兰教，并下令取缔其他宗教文化。金帐汗国于14世纪末遭受中亚帖木儿帝国的侵袭，首都萨莱残破，国势衰落。到15世纪时，金帐汗国的地方封建主坐大，分裂出喀山汗国、诺盖汗国、克里米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等小汗国。各个汗国境内的民族、人种成分极为复杂;但形形的居民却被上层统治者用伊斯兰教的旗帜联合起来。他们几乎持续不断地与俄罗斯开展各种各样的交往;还将俘获的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当做自己的纳贡者和移民，通常是将其作为奴隶贩卖到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地中海世界。毫无疑问的是: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对来自于南俄地区的俘虏(既有突厥人，又有斯拉夫人)评价甚高。［9］21

在反抗蒙古人统治的斗争中通过纵横捭阖而强大起来的莫斯科国家于1553年占领喀山汗国和1556年占领阿斯特拉罕汗国之后，事实上已是原先的金帐汗国所有土地的“合法”继承者和统治者。正是在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形成过程中，俄罗斯人与穆斯林进一步展开了全方位的交往活动。

在军事交往方面，首先表现为俄罗斯军队的民族构成。在统一伏尔加和乌拉尔地区之后，俄军从信仰伊斯兰教的鞑靼人、诺盖人、加尔梅克人和其他草原居民中招募了许多非正规的新编军队;穆斯林人数众多是俄罗斯军队的一大特色。俄罗斯的军队组织模式也照搬金帐汗国，军团分为五队:大队(在中间)、右队、左队、前卫队和警卫队;俄罗斯接受了金帐汗国的兵役制度、武器、装备，包括大炮。为了和草原游牧民(后来是金帐汗国的继承者)进行斗争，俄罗斯使用了一些独具风格的军事制度文化，如哥萨克，其服装的外观式样和队列直到20世纪还能使人回想起他们的草原之根。曾属于可萨人的完整民众社团———诺盖人、车臣人、奥塞梯人的身世印记一直保留在哥萨克的家庭生活、武器、服装、风俗、民间文学等方面，甚至表现在一些哥萨克派别的语言上。［10］6－10

哥萨克的出现实际上是俄罗斯和金帐汗国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在草原地区有共同的漫长边界;广阔的南俄草地带向来就是俄罗斯与穆斯林世界千年交往的大平台。穆斯林的轻骑兵一直到20世纪仍是俄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劲旅。

在司法方面，俄罗斯更多地效法于蒙古穆斯林的法律文化。在金帐汗国统治者的影响下，俄罗斯引进了空前残酷的刑法，并参照金帐汗国制定新法律(1397年的德维罗斯条文和1497年法典)。基辅罗斯时期的法律中没有死刑，体罚只适用于奴隶;可在蒙古统治之后，却引入了死刑，并对官员和平民也进行体罚，开始使用脚镣、手铐、皮鞭等酷刑折磨。俄罗斯在金帐汗国解体后还引入了许多蒙古法律条文。此外，在盗贼的脸面上烙印，对叛徒砍头，对聚众闹事、盗窃教会财产、栽赃陷害、纵火及盗窃满三次者等罪判处死刑的法律也是学自于蒙古穆斯林的。［11］83

直到16～17世纪，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设立的小小法庭上行使法律权力者仍然被称为“亚林嘎”(出自于蒙古人的亚尔库———审判官)。在金帐汗国别尔克统治时期，花剌子模的商人垄断了整个金帐汗国(包括臣服于金帐汗国的俄罗斯)的商业贸易。俄罗斯的第一支商队是作为穆斯林商人萨拉伊的配手运送阿斯特拉罕的鲱鱼和鲈鱼前往克里米亚。后来，俄罗斯商队从近东穆斯林世界带来了许多先进文化:建筑技术、手工业、洗澡堂、输水管线、装饰图案、带有绘画的器皿、阿拉伯的几何学、波斯的诗歌和劝谕词、调味品等。这些比草原

游牧地区更精致的伊斯兰文化成果也深受俄罗斯人的喜爱。

在从罗斯到俄罗斯的转变过程中，金帐汗国的行政管理、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军事经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莫斯科当局以金帐汗残暴镇压的恐惧，或者以与金帐汗进行斗争为由来挟持俄罗斯民众，结束了基辅罗斯时代的市民议会和在市民中选举官员的传统。莫斯科大公模仿金帐汗国的大汗实行专制统治，也用大汗的封诰来对付市民的诉求和贵族反对派，以维护大公自己的绝对权威。金帐汗国的“八思哈”制度，将居民划分为“万户”、“千户”、“百户”、“十户”，目的在于征税方便和动员10%的居民服军役;而俄罗斯的大公根据自己的利益继承了这些使民众绝对服从和屈从的传统制度。

莫斯科新兴国家从金帐汗国借鉴的不仅是军事技术、甲胄、武器装备、军事管理方式，而且还包括社会管理的手段，甚至区分社会身份的等级制度———贵族(белаякость，白门第，贵族出身)与普通平民(чёрнаякость，黑门第，平民出身)都对俄罗斯产生了影响。尽管金帐汗国的大汗表面上没有干预俄罗斯各公国和教会的司法职能，但俄罗斯各公国都是广泛利用征服者带来的邮政系统———押么(ям)，从此出现了驿站车夫———“押么希克”(ямщик)一词。莫斯科公国继续采用金帐汗国混合体系的贡赋制度。金帐汗国统治60年后，巴思哈(蒙古地方总督)只是监督斯拉夫公国的税收官;直接收税者仍是斯拉夫的大公。他们将贡赋“剩余”留归自己。斯拉夫各公国自己制造货币，只是要有蒙古大汗的名字(在托赫达敏沙去世之前);后来的货币上同时出现蒙古大汗和斯拉夫大公的名字。在海关制度上，俄罗斯模仿蒙古人在货物上打印记，按突厥方式盖印章;还按照金帐汗国的模式设立以司库(源自于突厥的哈兹拉特或哈兹拉奇)为首的国库制度———卡兹拉(казна，源自于阿拉伯的赫扎拉хизана)。［12］365－367

金帐汗国的外交礼节也被莫斯科所借用，如禁止使节佩带武器，使节一定要带上礼物，以及关心、供养使节，等等。俄罗斯人学会了金帐汗国人的叩头风俗，还接受了蒙古人的一些婚姻文化与生活习俗，如通过相亲选择未婚妻，在加冕礼时挥霍钱财，等等。

吸收金帐汗国的各种遗产虽然远不是俄罗斯文化建设的全部，但俄罗斯的重大文化转型确实发生在金帐汗国时期。金帐汗国的统治是锻造莫斯科国家性质、政治文明和制度文化的一所严酷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俄罗斯民族有了自我意识，打造出自己的性格特征，培育出为生存而战的顽强精神。俄罗斯在许多领域重新确立了源自半东方的拜占廷帝国的传统文化规则。蒙古人到来之前，罗斯是“君主主义、贵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传统规则的综合”;随着蒙古人的到来，罗斯保持的只是加强了的君主主义原则，并且是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形式，并将此说成是受“金帐汗国惯性作用的影响”。［12］340－342

16世纪，除克里米亚汗国之外，几乎所有原金帐汗国的土地都统一于莫斯科公国(俄罗斯)。俄罗斯在“解放”后所接受的鞑靼穆斯林的直接影响，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在16世纪，喀山汗国的生活方式和建筑风格对俄罗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俄罗斯的大型公共房屋都有一个小平台，这本是伊斯兰教专供号召穆斯林祈祷的宣礼员所使用的;葱头形状替代了教堂上面的圆形外罩;俄罗斯的建筑师在采用黄色和绿色瓷砖时，补充了红色瓷砖。莫斯科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体现的就是“喀山风格”;当然，伴随着不少俄罗斯居民和建筑师被伊凡四世迁往喀山，喀山也出现了“东正教风格”的建筑与艺术文化。俄罗斯人一度普遍流行鞑靼人的服饰穿戴，俄罗斯女性接受了喀山大家闺秀在楼房深居简出的风俗。莫斯科吞并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后，大多数俄罗斯人留在当地与鞑靼人、楚瓦什人一起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俄罗斯人信仰了伊斯兰教;而东正教会企图让穆斯林改信东正教的努力通常是难以实现的。在莫斯科吞并伊斯兰各汗国的同时，穆斯林封建主和俄罗斯统治者的合流与一体化也在加速推进;但穆斯林封建主在这个一体化进程中继续保留着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

三、近代的军事冲撞与文化交流

19世纪的俄国大规模地向东方与南方扩张，使其成为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到了19世纪末，俄国的穆斯林人数多达1800万。［13］135

穆斯林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克里米亚、高加索和中亚。俄罗斯人侵占这些地区后，诸如交往、冲突、仇杀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发生。1817～1864年，俄罗斯侵略军与保卫家乡的高加索山民进行了几乎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这场战争使200多万穆斯林不得不离开家园逃往奥斯曼帝国，他们中有契尔克斯人、车臣人、阿瓦尔人、阿布哈兹人。从此，在土耳其、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等地就出现了高加索山民的社团。［14］171－172

俄罗斯征服中亚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俄罗斯移植的军事行政体制巩固了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的封建秩序;当然，中亚并入俄罗斯使汗国之间的战争和内讧基本上得到了制止，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部落制残余，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促进了俄罗斯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交流进程的不断深入。

为了消弭因军事暴力交往而引发的俄罗斯族与穆斯林之间的对抗情绪，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87年下令俄罗斯科学院印刷厂首次出版了完整的阿拉伯文的《古兰经》，后来又多次再版。它不仅是19世纪俄罗斯再版书的典范，也是全欧洲的一项文化建设成就，得到了许多东方学专家的高度评价。1800年，俄当局允许印刷出版一切伊斯兰教宗教文献，1802年在喀山开办专门的印刷厂。到1806年时，已有一系列伊斯兰教书籍问世，总印数超过4万册，其中《古兰经》就达3500册。这些出版物不仅在俄国穆斯林中间传播，而且在俄全境流传，并成为后来巴赫奇萨莱、奥斯曼帝国、印度、埃及出版界的样本。［9］28

在搜集古代手稿、东方货币和其他穆斯林实物材料的基础上，彼得堡于1818年建立了亚洲博物馆，并成为俄国最大的东方学研究中心，后改称为东方学研究所，列夫·托尔斯泰等一批杰出学者在此从事伊斯兰教和突厥语言的研究工作。早在1817年，国家公共图书馆———萨罗克特彼得堡图书馆(1814年开放)就拥有来自巴尔瑙尔的40件东方文件手稿;1828～1830年，运到国家图书馆的有关伊斯兰教的文献计有:166件保存在阿尔杰宾列的手稿、148件来自于阿哈尔齐赫伊斯兰教宗教学校的手稿、艾尔斯伦和达吉斯坦的42份手抄本、18部来自于波斯的手稿。俄罗斯人还在西方收购了一些伊斯兰教文稿。当然，更多的伊斯兰教文献来自于中亚。19世纪60～70年代，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伊斯兰教文献有:8～10世纪的阿拉伯手稿，来自克里米亚、浩罕、希瓦的档案资料以及喀山、阿斯特拉罕、布哈拉、塔什干、伊斯坦布尔、马哈奇卡拉的伊斯兰教文稿。俄罗斯人还收集从摩洛哥到伊朗的各个国家有关伊斯兰教法方面的书籍，以及伊斯兰教哲学家、神学家和教法学家的文稿200多件。［9］28这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俄罗斯对东方穆斯林和伊斯兰文化的重视与尊重，也为俄罗斯与伊斯兰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繁荣为俄国穆斯林认知文化、哲学、特殊宗教文化和心理素质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俄国境内穆斯林一体化进程;不同部族的穆斯林逐渐成为一个整体。俄国版图上的穆斯林一体化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且反映在文化生活方面。俄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穆斯林知识界;他们不但熟悉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而且也了解俄罗斯文化。在一些接受过近代教育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自由革新派———“扎吉德”①分子。他们号召穆斯林要适应时代的潮流和要求，通过革新，实现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其代表人物是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伊斯玛仪—别伊②·卡斯波林斯基(1851～1914年)。他终生致力于俄罗斯族人和穆斯林民族之间建立和谐亲善关系，主张俄罗斯族人与穆斯林应当亲近互助;认为双方共同拥有一个伟大的家园;两者都是俄国民族大家庭的儿子;与此同时，也坚决反对将穆斯林强制“俄罗斯化”，并语重心长地指出了强制同化的徒劳无益及危害性，将其说成是“粗鲁的、丧失理智的”［9］28。卡斯波林斯基不余遗力所倡导的各种宗教平等相处、各个民族团结和谐、各个国家和平共处的和谐观，以及消除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暴力行为，希冀通过提高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的理念在当时是世所罕见，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克服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同情社会弱势群体。这些超越了时代、地域、民族局限性的人文理念是他自己长期以来进行深沉思考的结果，是世界近代思想史上的宝贵资源。卡斯波林斯基的理念是在俄国和伊斯兰社会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是俄国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篇2

［关键词］车臣问题；俄罗斯；国际反恐合作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6)04-0059-05

［收稿日期］2006-04-08

［作者简介］刘晓琴(1981-)，女，安徽巢湖人，华东师范大学2004级硕士研究生。

车臣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联邦西南部高加索山脉的北侧，南与格鲁吉亚隔山为邻，北同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接壤，介于亚速海、黑海和里海之间；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00万，主要为车臣族，信奉伊斯兰教，大多属逊尼教派，首府为格罗兹尼。就是这样一个面积不足俄罗斯0.1%，人口不足全国1%的联邦共和国，在俄罗斯从苏联独立出来以后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像幽灵一样围绕着俄罗斯两代领导人，成为俄联邦的一块心病。

一、车臣问题的现状

(一)车臣内部百废待兴，问题繁多

伴着苏联的解体，车臣共和国的民族独立浪潮也随之兴起。在车臣籍原苏联空军少将杜达耶夫的带领下，车臣共和国也要求独立。1991年10月，杜达耶夫当选车臣总统后，随之宣布车臣脱离俄联邦成为“国家”。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俄联邦政府于1994年、1999年两次出兵车臣。到2000年秋，第二次车臣战争基本结束，民族分离主义者再次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已不可能，但车臣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它仍然是普京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

首先，车臣非法武装短期难以消除。车臣非法武装虽只剩3 000余人，但他们个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死硬到底。除了在车臣各地骚扰外，他们还有时窜到达吉斯坦等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土壤的地区进行破坏。其次，恢复政权机关的任务十分艰巨。2003年10月5日，根据车臣新选举法，卡德罗夫以高达80.84%的得票率当选为总统［1］。他有三年临时政府行政长官的执政经验、广泛的权力运作基础和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俄政府和车臣人民都对他寄予厚望。但他却于2004年5月9日在狄纳莫体育场被炸身亡。卡德罗夫的继任者阿尔哈诺夫能否领导车臣人民实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的稳定，融入俄联邦这个大家庭尚未可知。护法机关的建立更是难上加难。前格罗兹尼市市长甘塔米罗夫率领的民兵队伍中有760人愿意留下当民警，但其中120人不合格，300人因旷工而被解职［2］。第三，恢复经济十分艰难。车臣本来工业就欠发达，经过两次战争的清洗，工业企业几乎被破坏殆尽，短期内其经济难以恢复。第四，难民问题始终困扰着俄罗斯。战争造成几十万人流落他乡，恶劣的生活条件可能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第五，青年教育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基本是杜达耶夫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没受过教育，没有专业知识和劳动技能，几万这样青年的存在很可能造成社会动荡。最后，来自西方国家和穆斯林世界的干涉也令俄十分头疼。

(二)在俄罗斯全境恐怖事件不断

自1995年6月14日起，车臣匪首之一巴萨耶夫率领100多名敢死队员，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跳出俄军包围圈，来到俄南部城市布琼诺夫斯克，劫持1 000多名人质［3］(P62)，制造了“布琼诺夫斯克事件”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以来，俄境内的恐怖事件就不断发生。第二次车臣战争基本结束后，大部分武装分子被歼灭，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已不可能，恐怖活动就成为他们进行斗争的主要方式。车臣武装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开始接连不断，遍布俄联邦全境，且恐怖活动的目标由政府机关和军用设施转向一般平民和公用设施。其中莫斯科人质事件、音乐会爆炸案、地铁爆炸案、卡德罗夫总统被炸案、坠机事件和别斯兰人质事件最为引人注目。

2002年10月23日，40多名蒙面持枪的车臣武装分子闯入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大楼，劫持了演员、观众及工作人员近千人。三天后，俄特种部队向剧院内施放催眠气体后，成功地解救了大多数人质，但仍有130名人质不幸丧生。2003年7月5日，两名车臣女子以“”的方式，在莫斯科郊外一大型摇滚音乐会场制造了连环爆炸惨案，造成包括两名女性自杀炸弹攻击者在内的14人死亡，60多人受重伤。2004年2月6日，发生在莫斯科的地铁爆炸案震惊了全世界，爆炸造成39人遇难，140人受伤，爆炸给莫斯科人心理造成的创伤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地铁隧道成了血腥屠杀的刑场，浓烟、烈火、烧焦的尸体……"一位幸存者在事发20多个小时后接受采访时还浑身颤栗、满脸惊恐地对记者说。2004年5月9日，车臣人民在格罗兹尼市狄纳莫体育场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9周年，早已设计好埋在主席台下的炸弹被引爆，造成包括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和俄军驻北高加索联合集群司令巴拉诺夫等人在内的32人当场死亡，40多人被炸伤。8月24日，两名车臣妇女分别混入两架俄民航客机，引爆捆在身上的炸弹，使这两架飞机在飞行途中坠毁，造成机上90人全部遇难。8月31日，车臣“黑寡妇”在莫斯科里加地铁站附近再度引爆炸药，造成70多人死亡。事后俄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对媒体表示，“很遗憾，里加地铁站的爆炸不是第一起，我担心，也不是最后一起。事实上，()已经向我们宣战，在一个看不见敌人也没有前线的战场上……整个世界都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虽然与之斗争非常艰难，但我们将使用全部手段。”［4］然而，他的话音刚落，又一起空前的劫持人质事件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发生了。2004年9月1日上午，1 000多名学生、家长和老师正在参加开学典礼，几十名穿着迷彩服、戴着面罩的突然冲入学校，将所有在场者扣为人质。俄政府竭力争取和平解决，但谈判破裂，特种部队被迫以武力解救人质，最终导致394人死亡，其中至少有150名儿童。别斯兰事件结束了，但它留给那些劫后余生的孩子们心理上的阴影却是很难抹去的。还没有被彻底消灭，恐怖事件还在继续。

二、影响车臣问题的国际因素

(一)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

自第一次车臣战争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以人权问题为由，对俄加以指责，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但因这时俄美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西方国家对叶利钦兵伐车臣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在反对俄军进攻车臣的同时坚决支持叶利钦。1995年2月10日，《纽约时报》发表的《克林顿和科尔批评进攻车臣但强调支持叶利钦》一文将当时西方的对俄政策讲得一清二楚：克林顿总统和德国总理科尔今天批评了俄罗斯对车臣的进攻，但又说继续支持叶利钦至关重要。英国首相梅杰在下院回答有关车臣问题时说:“没有人会对近几个星期以来车臣发生的这场悲剧表示怀疑。毫无疑问，它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那里长期以来当地领导人领导的叛乱活动已构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对近几个星期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表示关注，对狂轰滥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表示担忧。”［3］(P222-P223)继英国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北约和欧盟这两个国际组织，也都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对俄在车臣“狂轰滥炸”导致平民伤亡的忧虑，欧盟还暂时搁置了同俄达成的临时贸易协议。

第二次车臣战争1999年爆发。此时俄国内已形成一股反对向西方“一边倒”的政治力量，俄对内、对外政策的改变促使西方国家加大了防俄、弱俄和遏俄的力度，对第二次车臣战争采取了与前次完全不同的态度，它们几乎公开站在车臣民族分离分子一边。战争打响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先后十几次公开发表讲话，认为俄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是不祥之兆，我深表关切”。一些媒体把俄在车臣的行为说成是“种族清洗”和“人道主义灾难”，称俄对车臣的轰炸引发了“难民潮”，呼吁国际社会加以制止。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几乎所有俄罗斯参加或没有参加的国际会议中，都要讨论与主题无关的车臣问题，都要对俄加以谴责。美国总统克林顿措词严厉地要求普京停止在车臣的“暴力”，英国外交大臣库克、法国总统希拉克、意大利总理达莱马、北约秘书长罗伯逊也都以不同方式代表自己国家或组织对俄在车臣的行动进行了谴责。1999年，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办公室一方面按自己的利益标准，指认世界上存在28个恐怖组织，另一方面又认为俄罗斯的“车臣问题不是反恐问题，而是所谓‘人权’和‘民族自决’问题”［5］。

“九一一”事件给俄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契机，普京通过美俄热线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布什，对美国受到的袭击表示慰问，对美政府坚决与进行斗争的态度表示支持；9月13日，俄全国为“九一一”死难者默哀一分钟；俄政府还对美国和西方的反恐行动开放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和俄罗斯领空。俄美两国在“反恐”这个当务之急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语言，一种“稳定和可预见的关系”似乎正在形成。但“九一一”事件不能改变一切，很快美国就觉得俄罗斯的支持对自己是得不偿失的。西方国家对车臣问题也老调重弹，声称1997年的车臣选举是合法的，认为在那次选举中当选的总统马斯哈多夫是合法的民选总统，允许其代表在境内进行反俄活动，扎卡耶夫事件就是证明。2003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国别人权报告》中指责俄在车臣“滥杀无辜，侵犯人权”，“人权观察组织”指责俄在搜捕车臣武装分子时“滥用刑罚”。2003年10月和2004年8月举行的车臣总统选举，均被美国指责为“不民主、缺乏可信度及合法性”。西方国家基于冷战思维推行双重标准，对车臣非法武装分子纵容和支持，这是车臣“毒瘤”不能根除的重要原因。

(二)邻国格鲁吉亚不协助

格鲁吉亚是位于俄罗斯西南、外高加索山区的一个山地国家，是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在苏联时期，格鲁吉亚与俄罗斯是经济上相互依赖、各民族之间尚能和平相处的兄弟国家。但在分别从苏联独立出来前后，由于民族矛盾、经济利益等问题引发了许多矛盾，最突出的就是南奥塞梯冲突和阿布哈兹危机。

南奥塞梯是格鲁吉亚北部的一个自治州，人口以奥塞梯族为主，他们同与之相邻的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居民同属一个民族，且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只是由于历史原因被划分为两部分，归属于两个不同国家。早在苏联解体前，南奥塞梯就开始谋求脱离格鲁吉亚，与北奥塞梯合并，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员。在南、北奥塞梯地方政府联手同格鲁吉亚抗衡的时候，俄罗斯不仅没有约束自己的下属，反而公开站出来为格分裂势力讲话，谴责并威胁格鲁吉亚。最终，通过格、俄与南、北奥塞梯四方谈判，以格委托俄罗斯在自己领土上维和的方式化解了这场危机。阿布哈兹危机与南奥塞梯冲突有相似之处。早在苏联解体前，阿布哈兹就要求脱离格鲁吉亚，或以自治共和国身份加入俄罗斯，或升格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但未能如愿。伴随着苏联的解体，阿布哈兹加快了独立步伐，格鲁吉亚内战爆发。阿布哈兹这个对俄罗斯来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长期以来与俄关系融洽并处于俄的保护之下。阿布哈兹人与俄高加索山地民族同为穆斯林兄弟且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因此，危机爆发后，各民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力支援阿布哈兹独立。最后经联合国及周边国家主要是俄罗斯的斡旋，格内战才停止。在这两次事件中，俄罗斯都站在地方政府一边，支持格民族分裂势力，这严重伤害了格鲁吉亚人民的民族感情，使俄格关系恶化，格鲁吉亚开始积极向西方靠拢。

与此同时，车臣危机爆发，位于车臣南部的一条通往格鲁吉亚的道路成为车臣非法武装的惟一生命线。他们从这里获得来自西方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援助；战败后从这里逃脱；潘基西峡谷的高山密林成了他们的天然保护伞，他们在峡谷中设立营盘和基地，而俄军又不能越境展开军事行动。对于俄进谷清剿的要求，格方表示这涉及格，同时借口谷中有大量车臣难民，不能制造杀戮，予以拒绝。俄格关系进一步恶化。

面对俄罗斯几年来的威胁和指责，格鲁吉亚加快了向西方靠拢的步伐，格美关系不断升温。2004年1月，通过“玫瑰革命”，带有明显亲美倾向的萨卡什维利总统上台后，俄格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为徘徊在潘基西峡谷的“幽灵”提供了可乘之机，车臣问题更加复杂化。

(三)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的渗透

车臣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自80年代后期起，国际伊斯兰势力就开始向车臣渗透。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东一些国家的原教旨主义者希望乘苏联解体后该地区出现意识形态真空的有利时机，在俄罗斯扩大原教旨主义的势力范围。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企图把车臣变为进行“圣战”和恐怖活动的国际通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而一些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则不希望里海的石油途经车臣出现在世界市场上影响其“超额利润”。

自第一次车臣战争开始，国际伊斯兰势力就积极向车臣渗透，资助车臣非法武装，派伊斯兰“圣战者”赴车臣作战。他们组成了“国际支队”，规模曾达到1 500多人，由在约旦出生的车臣人哈塔卜领导，与车臣武装分子一起对抗俄联邦军队。此外，他们还帮助车臣训练武装人员、提供武器和资金。第一次车臣战争中，来自沙特、埃及、阿富汗等国的专家就在车臣帮助训练武装人员达1万余人。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后，国际恐怖主义头目拉登为车臣提供了2 500万美元援助，还在阿富汗建立训练车臣“圣战者”的基地，并向车匪头目巴萨耶夫提供武器和补给品［3］(P258)。“国际支队司令”哈塔卜，自90年代初就定居车臣，帮助车匪发展武装，1998年8月还帮助策划了达吉斯坦伊斯兰武装分子的暴动，随后又与其他国家来车作战的雇佣军一起拼死抵抗俄军。

第二次车臣战争结束后，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并没有因战争失败而离开车臣，他们在车臣贩卖人口、绑架人质、贩卖军火、敲诈勒索、贩卖，把车臣变成国际恐怖主义的中心，在俄全境制造恐怖事件。的三号人物扎卡维还多次对车臣直接下达命令，遥控了数起俄罗斯境内的恐怖事件。从当前车臣形势看，表面上已被削弱，但实际上却促使其加强了与境外的勾结，包括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谢尔盖・马尔科夫教授在内的一些专家，将其称为恐怖事件国际化。他们认为如果这种情况不尽快遏制，俄罗斯将有遭到超级恐怖袭击的危险。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的渗透，进一步加大了俄解决车臣问题的难度。

三、从国际视角看解决车臣问题的措施

(一)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寻求西方国家对俄反恐的理解和支持

在外交上俄政府应灵活利用当前国际形势中一些有利因素，搞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使它们在反恐问题上不再推行双重标准，确认车臣非法武装为国际恐怖组织，支持和认同俄军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正如普京在“九一一”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莫斯科炸毁大楼的是争取自由的战士，而在其他国家搞这种活动的人是，其实他们都是。俄罗斯人民的鲜血和美国人民的鲜血都是同一种颜色的。”［3］(P236)俄美在诸多领域存在合作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美国倾心打造的国际反恐联盟已出现裂痕，离心倾向严重。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需要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仍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美国在防止核扩散、削减战略核武器、销毁生化武器方面需要与俄合作；俄罗斯是当前世界上的石油出口大国，美国需考虑与其建立稳定的能源合作关系［6］。对于欧洲国家，俄罗斯可以利用当前美欧之间的分歧，通过扩大与欧盟经贸关系和倡导欧俄地缘文化的回归，加强与欧洲的交流与合作。

(二)搞好与邻国的关系，促使这些国家配合俄进行反恐

潘基西峡谷对车臣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改善日益恶化的俄格关系。虽然“九一一”后，格鲁吉亚通过加强与美国在反恐安全问题上的军事合作，借助美国和西方力量制约俄在其境内的影响，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毕竟有限。俄罗斯对整个高加索地区的影响依然很大，美国在俄格关系问题上不可能完全无视俄方利益。格俄关系改善以期在潘基西峡谷联合打击非法武装是有可能的。两国都曾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和平友好的兄弟国家，在许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格国内有一批传统的亲俄势力，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然身居要职；格国内有几十万人持俄罗斯护照；俄罗斯控制着格鲁吉亚的电力和其他能源；格的外贸、旅游收入主要依靠俄罗斯；俄在格鲁吉亚有足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驻军。搞好俄格关系，首先要约束自己不干涉格内政，在格民族分离问题上不搞双重标准，帮助格鲁吉亚顺利解决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问题；扶持亲俄势力，加强俄在格鲁吉亚的传统影响；开展能源外交，加强能源合作等。相信只要俄罗斯坚持邻里之道，相互尊重、对话协商、妥善处理，俄格关系的改善是可能的。

(三)加强国际反恐合作

车臣恐怖事件已经国际化，要彻底解决车臣问题，必须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把所有力量联合起来，坚持不懈地把各个国家的信息、政治和组织条件联合起来，这种联合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当前的一种国际通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应对其在当代的现实威胁。美国的“九一一”悲剧充分表明，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经济和军事上都超强的国家，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也显得十分脆弱。国际社会的惟一选择是联合一切力量同恐怖主义做斗争：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需要提升到一个新水平，要建立真正的、经常性的工作联盟，护法机关、海关部门、金融机构、特工部门要统一政策，联合行动。只有各国共同努力，才能创造必要的和现实的条件，把恐怖主义的金融、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破坏掉［5］。因此，为解决车臣问题，俄罗斯应积极加入国际联合反恐行列，加强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合作，推动国际反恐合作不断发展，以期在消除国际恐怖组织的同时，彻底消灭车臣的非法武装以及徘徊在此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

［参考文献］

[1］王莺.推进车臣和平进程：俄车臣共和国新总统卡德罗夫［J］.西伯利亚研究，2004，(4)

［2］黄炳钧.俄罗斯巨变［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151

［3］徐振泽，孙景源，舒梓.车臣之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杜方.俄罗斯向恐怖宣战［N］.环球时报，2004-09-03.

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篇3

尽管这段时间世界各国都不能不对美国大选予以关注，但在乌克兰，人们对本国大选的关注显然是第一位的。10月下旬，我们访问这个国家时，正赶上乌克兰总统大选（10月31日）前的冲刺阶段，首都基辅街头不时出现请愿队伍，他们举着各种显示自己政治主张的标语牌，一些人情绪非常激动。从他们的政治诉求来看，一些社会问题比较尖锐。与欧洲有些国家锣鼓喧天的竞选气氛相比，这里选前的空气似乎显得凝重。毕竟总统大选是件大事，会见我们的议员、官员和学者都显得匆匆忙忙。尽管政府拼命为现任总统库奇马钦定的接班人、现任总理雅努科维奇拉票，但私下还是有很多人表示支持前总理尤先科，我们当时预感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激烈较量。

大选背后的国际角力

颇为有趣的是，大选背后的国际势力也在展开角力。俄罗斯明确支持雅努科维奇，西方则属意尤先科。10月26日至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乌克兰。普京通过电视现场直播方式与乌克兰民众进行对话，这在乌克兰历史上是第一次。普京在回答有关乌政府业绩和总统选举问题时指出，在雅努科维奇总理的领导下，乌政府取得显著成就，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舆论认为，普京在大选的敏感时刻现身乌克兰并发表“挺雅讲话”，将为雅努科维奇争取到许多中间选民的票源。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不示弱，美国、欧盟等也对乌克兰大选先入为主地施加影响，指责乌克兰当局在选举中不遵守民主标准，要求乌克兰进行公正、透明的民主选举，并暗示尤先科若不能当选，将对乌克兰实施制裁。

10月31日选举结果显示，现任总理雅努科维奇对前总理尤先科仅保持着微弱优势，双方都没有获得50％的选票。乌克兰选举法规定，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如果未获得所需的50％以上选票，需在三周后，即11月21日举行第二轮投票。选举刚刚结束，北约、欧安组织和欧盟委员会就共同发表了一份声明，对竞选条件不公提出了批评。欧安组织一官员明确指出，乌克兰的选举与欧安组织及欧盟所制定的民主标准相去甚远。他说：“本次选举的进程同2002年的选举相比是一个倒退。因为乌克兰的国家媒体为其总理做了大量的宣传，国家机构也干预了选举，使其更有利于总理。”西方还通过各种渠道向乌克兰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为所有候选人提供公平的媒体宣传，并希望改变乌克兰的选举法。

拥有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乌克兰与俄罗斯相比似乎小很多，但与其他欧洲国家比较，无论面积还是人口，都可以论作是一个欧洲大国。在欧盟东扩后，乌克兰成为在东部与俄罗斯交界的最大国家，战略地位非常突出。对于欧美而言，乌克兰是一个在地缘上可以缓解俄罗斯冲击的重要国家。对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是国家复兴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难怪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在乌克兰大选中都使出浑身解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支持自己的“意中人”。

向东：改善与俄罗斯关系

选战中国际因素占据很大比重，这固然与乌克兰地缘战略地位有关，但更与乌克兰外交战略之争有关。乌克兰独立之初，为摆脱俄罗斯的控制与潜在威胁，曾奉行亲西方的“一边倒”政策，并按西式方案进行经济改革。但几年的实践表明，西方对乌克兰经援虚多实少，令其失望。西方对乌克兰政治改革的指责，使双方关系平添不少龃龉。在此境况下，库奇马总统强调“俄罗斯是乌克兰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伙伴”，并着手改善与俄罗斯关系。双方理性解决了在黑海舰队划分、克里米亚归属、核裁军、刻赤海峡争端等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加强了经济合作和高层往来，改善了两国关系。目前，俄罗斯是乌克兰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已接近100亿美元。特别是当前出于选举的需要，俄罗斯的支持对库奇马当局至关重要。在俄罗斯居住的1400名乌克兰人同样是俄乌密切关系的纽带。此外，乌克兰与俄罗斯还在推动独联体建设上加强合作，在普京总统力荐下，库奇马总统成为独联体元首理事会主席。乌俄推动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四国统一经济区也取得实质性进展。乌俄关系重新走上友好与合作的正常发展轨道。

向西：希望加入欧盟与北约

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篇4

经济制裁是一个或多个国家（实施国）引发的对另一个或多个国家（目标国）的强迫，其目的之一是使目标国遵从实施国认为重要的政策要求。无论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还是俄罗斯的反制，都应有法可依。那么，几个月以来的经济制裁与反制是否符合国际法？

首先，单个国家是否有权实施域外经济制裁？1917年的美国《与敌国贸易法案》给予总统在战争或国家紧急状态下，可以禁止与外国的贸易的权利，该法案适用于所有美国管辖的任何人，包括美国公民和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其他组织，这时美国的制裁原则是国籍原则。20世纪90年代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将制裁扩大到尚未危机到美国但国际社会公认的违反行为实施制裁，甚至将与美国没有任何所有权、技术、金融联系的外国公司和个人纳入到制裁范围。美国法律曾遭到欧盟国家的反对，欧盟出台《反对第三国立法域外适用的条例》，明确规定禁止外国具有域外管辖权的法律法规在欧盟境内发生效力。由于美国制裁古巴，欧盟曾向WTO提出诉讼，指出根据美国法律，欧盟不能享有在世界贸易组织法下的与古巴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21世纪后，特别是2010年美国出台《全面伊朗制裁法》后，欧盟对美国的单边行动容忍度提高，逐渐抛弃了保守态度，改弦易辙，采取与美国相一致的态度了。以上说明单个国家使用经济制裁的合法性一直备受质疑，在欧盟采取了美国类似立场后，使美国域外经济制裁具有了国际上准合法性的特点。此次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也在国际社会获得了一定的准合法性。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经济制裁的国际法依据？《联合国》授予联合国安理会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可采取行动的职权，其中第39条规定了安全理事在断定“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的情况才采取行动。可以说，联合国为实施经济制裁提供了国际法依据。近日外媒公布俄“入侵”乌克兰的卫星图像，在为“侵略行为”存在准备证据。但截至目前为止，联合国对乌克兰局势不断恶化仅表示了关注，呼吁各方为寻找到一个和平的政治解决途径而努力。

第三，解决外交冲突的方法有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两种，乌克兰的刀光剑影使北约更为活跃，但北约至今无军事动作，这又是为什么呢？北约是美国与西欧为实现防卫协作而建立的一个国际军事集团组织。“9・11”事件后，北约曾援引《华盛顿条约》第五条，宣布对美国的恐怖袭击是对北约所有19个成员国的攻击，以此显示北约欧洲盟国与美国之间的团结。第五条是北约共同行动的核心条款，但不适用于乌克兰危机，因为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北约成员不能因为乌克兰受到威胁而采取行动。北约在乌克兰危机中可以做一些显示影响力的事情：（1）停止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这一点已经在2014年4月1日实施；（2）利用北约机制巩固现有同盟，在MH17事件后，欧盟已经表示了进一步与美国合作的意愿，相对中立的瑞典和芬兰重又将俄罗斯视为潜在威胁，可能更密切地与北约合作；（3）增加北约在俄罗斯附近的，对局势发展形成压力，美国已经加强在立陶宛、波兰等国的军事部署；（4）加紧与乌克兰的合作，协助乌克兰进行防御体系改革。

但是，MH17的最后调查报告可能会给北约一个行动的理由。如果MH17的调查报告认定俄罗斯或者俄罗斯支持下的乌克兰分裂组织是MH17的肇事者，而在MH17事件中受到损害的是北约成员国公民，那么，依据第五条，北约可以视俄罗斯打击了北约成员，从而采取共同行动。

第四，俄罗斯希望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来解决争端，那么，WTO是否是解决这类经济制裁纠纷的最佳场所呢？WTO法中并没有涉及到“经济制裁”和“反制”，只涉及到“贸易报复”。贸易报复是因贸易问题引发纠纷后，在WTO授权情况下方可实施的经济行为，而经济制裁和反制是政治目的驱动的，与WTO法所适用的报复不同。俄罗斯可以忽视经济制裁的政治动机，而依据WTO法寻求贸易规则层面的争端解决，但这样做似乎不切实际：其一，俄罗斯需等待一段时间，直至欧美经济制裁措施对俄罗斯的经济造成实质性损害发生后，俄罗斯才可能提出WTO诉讼；其二，即便是发起了诉讼，WTO处理争端需要一年多的时间，这客观上不利于乌克兰危机的解决。

另外一个涉及WTO法的问题是，俄罗斯在受到美欧经济制裁后，实施了一系列反制措施，这些措施是否合法？美欧是否也可以依据WTO俄罗斯？应该说，俄罗斯的反制虽然使用了经贸工具，但属于政治冲突的语境范畴。假设忽略其政治冲突的本质，要在WTO框架下解决，这种反制应视为贸易反制。贸易反制的基本特征是在其他国家首先实行贸易保护措施的前提下， 一国所采取的快速、以毒攻毒的保护性措施。它具有单边、适度、先于WTO程序的特点。俄罗斯的措施似乎符合以上特点，但“先于WTO程序”这一条违背了WTO法。另外，俄罗斯使用的反制措施多是直接的进口禁运，这很容易被美欧依据WTO法其违背自由贸易的原则。因为，WTO并不是解决具有政治本质的经济制裁的合适场所，即便可以抛开政治本质去争论一个上下，也不过是法律技术层面上的花拳绣腿，不利于乌克兰问题的实质性解决。

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篇5

2001年的“9・11”，事件就像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恐怖袭击在此后的3年中几乎构成了国际新闻的“主旋律”，2004年尤其如此。

NO.1　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

3月11日7时45分，正值上班的高峰时刻。一列短途旅客列车驶进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阿托查火车站时，突然响起两声巨响。几乎与此同时，位于马德里附近的蒂奥雷蒙多火车站和圣欧亨尼娅火车站也相继发生爆炸。几处爆炸现场顿时躺满了遇难乘客的尸体，数节列车车厢被炸得体无完肤。这起连环爆炸事件共造成至少191人死亡，1800余人受伤，是西班牙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其规模和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影响仅次于2001年的“9・11”事件。据调查，该组织与有联系。

NO.2　俄罗斯人别斯兰人质事件

9月1日上午,30多名非法武装分子占领了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把约1200名参加开学典礼的学生、家长和教师劫持为人质。俄军警很快包围了学校。但出于人质安全方面的考虑，俄军警一直保持克制，没有主动采取进攻行动。3日下午，在学校发生爆炸和向逃跑的人质开枪，俄特种部队冲进学校，展开抢救人质行动，并最终解救出大部分人质，但还是有3 34名人质丧生，其中近一半是儿童，另有700余人受伤。占领学校的2名被生擒，其余的30人被打死。

NO.3 伊拉克清真寺连环爆炸

3月2是伊斯兰教什叶派最重要的节日之一阿舒拉节，上百万来自伊拉克、伊朗及世界各地的什叶派穆斯林云集卡尔巴拉和巴格达，举行庆祝活动。然而，就在庆祝活动进入高潮时，惨剧发生了。10时许，几乎在卡尔巴拉和巴格达两地同时发生了针对什叶派穆斯林的13起自杀性爆炸袭击，共造成271人丧生，600多人受伤。这是伊拉克战争后针对平民的最血腥、最残暴的恐怖事件。爆炸发生后仅1天，驻伊拉克的美军就把爆炸事件的幕后指使人锁定在“基地”组织三号；头目扎卡维身上。

NO.4 俄罗斯两民航客机坠毁

8月24日晚，从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起飞的两架图―134和图―154民航客机几乎同时坠毁在图拉州和罗斯托夫州，共造成89人丧生。除了2名以色列入和1名乌克兰人外，其他遇难者都为俄罗斯人。一周后，俄罗斯安全部门公布了调查结果，查明两起坠机事件系车臣所为。据报道，两名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妇女在客机起飞前一小时购买了这两个航班的机票。两架飞机出事后，调查人员发现有两个用假名或登记姓名不全的女性的尸体，没有亲属前来认领，其身份十分可疑。

NO.5　俄车臣总统被炸身亡

5月9日是俄罗斯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然而，就在这一天，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制造了一起新的罪恶事件。俄罗斯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狄纳莫体育场当天在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时，贵宾席上突然发出巨大的爆炸声，车臣共和国总统卡德罗夫不幸丧生，此外还有6人死亡，53人受伤。卡德罗夫是俄罗斯联邦和车臣政府与地方分离主义力量进行斗争中遇害的最高级别领导人。

NO.6　俄罗斯印古什袭击事件

6月21日晚到22日凌晨，约200名车臣非法武装分子袭击了俄罗斯印古什共和国15处政府机关、军用和民用设施，共造成92人死亡，120多人受伤。印古什内务部代部长科斯托耶夫和内务部副部长哈季耶夫等高级官员在袭击中遇害。据估计，袭击给印古什造成了6亿卢布(1美元约合2 9卢布)的经济损失。

印古什共和国安全局副局长科宁事后说，非法武装分子发动袭击前半小时，印古什情报机关得到了有关情报，并通知了护法机关。因此，没有一处设施被非法武装分子占领。事件发生后，俄罗斯联邦护法机关2 3日凌晨采取特别行动，在车臣沙林地区歼灭了约20名非法武装分子。

NO.7　莫斯科地铁爆炸事件

2月6日8时40分左右，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辆地铁列车刚驶出站不远，第二节车厢突然发生爆炸，列车随后燃起大火，造成大约50人死亡，130多人受伤。爆炸发生后，俄罗斯政府宣布，这是一起车臣非法武装制造的自杀性爆炸事件。 时隔半年，日月31日20时15分左右，一名女性自杀爆炸袭击者在莫斯科里加地铁站附近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导致至少1 0人死亡，51人受伤。

NO.8　沙特胡拜尔人质事件

5月29日沙特东部城市胡拜尔的外国石油公司和居民区遭到武装分子袭击，造成2 2人死亡，另有包括不少西方人在内的约50名人质被劫持。沙特安全部队30日凌晨采取突袭行动，成功解救出大部分人质，一名被认为是武装分子头目及其他6名武装分子被逮捕。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起事件中玩起了“人质种族歧视”游戏，只对非阿拉伯血统的西方人感兴趣，而对其他人则放了一条生路。

NO.9　及西奈半岛爆炸案

10月7日22时，埃及红海旅游胜地西奈半岛接连发生3起爆炸，至少造成35名以色列游客死亡，160多人受伤。这是巴以冲突4年来，埃及境内首次发生针对以平民的袭击事件。

埃及安全部门10月25日宣布，一名巴勒斯坦人是爆炸事件的主谋。这个名叫萨拉赫的人与另一个埃及人实施了爆炸。两人均在爆炸中丧生。

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篇6

来自乌克兰的挑战

在近5年的时间里，乌克兰绝大多数国防工业全力以赴地转向武器与军事装备的出口。这种局面完全是由于乌克兰军队捉襟见肘的军费造成的。由于军费严重短缺，乌克兰军队无法使用应有的军费实施军队改革和武器换装计划。2013年2月12日，乌克兰国防部武器与军事装备司司长安德烈・阿尔秋申科指出：“乌克兰军队订货仅占其国防工业武器装备订货的3%?4%。”

2012年3月25日，乌克兰政府内阁通过了2017年前乌克兰军队改革和发展构想。根据该构想，乌克兰军队员额将削减50%。目前，乌克兰军队员额为14.4万人，而到2017年其军队员额将削减到7万人。对于乌克兰国防工业来说，实施该构想将导致近20年来乌克兰国防订货的锐减。

自2010年开始，乌克兰军事政治领导人采取措施，以改革和提高国防工业工作效率。2011年4月，乌克兰颁布第374号令，以对国防工业实施改革。根据该项命令，乌克兰120多家国防工业被纳入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但是，乌克兰抵御经济危机的计划遭受了失败。2012年7月21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安德烈・克留耶夫指出：“2010?2011年，乌克兰提出了一揽子关于提高国防工业效率的措施。遗憾的是，效果并不明显，遗留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积越多。”

2012年秋，第二次经济危机导致乌克兰继续减少对国防工业经费拨款。于是，乌克兰许多谋求生存的国防企业提出了如下口号：“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到国外寻找市场。”尽管面临严重的困难，但乌克兰几十家大型国防工业，不仅保持了稳定的生产，而且提升了技术创新的潜力，其中的创新技术包括航空制造、装甲车辆、舰船制造、雷达和光学电子等，甚至可以与世界先进国家媲美，并在许多国家享有固定的需求。

同时，俄罗斯专家和其他国家专家一致认为，在近10年的时间里，世界武器与军事装备的市场将稳步扩大。世界各地区的局部战争数量不断增加，成为新的世界大战临近的特征，这不仅促使世界主要大国，而且也促使世界几十个小国增加军费开支，从而导致世界面临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在日趋复杂的条件下，乌克兰各个大型武器装备出口商之间争夺新的武器销售市场的斗争日趋激烈。乌克兰创新技术成为确保大型国防工业拓展和占领国际武器市场的主要途径。显而易见，乌克兰国防工业展示出十分诱人的规划和蓝图。

来自中国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开始转入乌克兰武器市场，其主要原因是俄罗斯与中国就其仿制俄罗斯军事工艺问题产生了矛盾。基于仿制“苏-27”、“苏-30”和“苏-33”歼击机的技术，中国具备了批量生产“歼-10”、“歼-11”和“歼-15”等新型歼击机的能力。

中国在仿制S-300防空导弹基础上，研制出了HQ-9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代表谢尔盖・瓦西里耶夫指出，中国具有发展自己工业的设备和实力。中国仅采购他们没有的技术和工艺。对于俄罗斯来说，俄罗斯将面临继续削减向中国和第3国出口武器的可能。俄罗斯与中国双方冲突的结果是俄罗斯政府领导人推行限制军事技术出口的政策。对此，中国实施了“迂回机动”，即绕过俄罗斯，和与俄罗斯国防工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乌克兰进行军事技术合作。友邻国家与中国军事技术合作呈现大幅度增长的趋势。今天，中国在采购乌克兰先进军事工艺方面超过了俄罗斯。如果按照中期预测，其数字非常惊人。

2010年8月16日，乌克兰工业政策部代表对媒体称：“乌克兰向中国出口将赢得几十亿美元的收入。2013年前，乌克兰向中国出口军事武器装备额将达到12亿美元。前不久，乌克兰与中国政府间召开了军事技术合作第6次会议，将继续推动两国的军事技术发展。

2011年8月15日，乌克兰总理尼古拉・阿扎洛夫在会见时任中国人民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时指出：“乌克兰准备强化与中国军事技术合作，相互交流军事代表团和武官，加强对在乌克兰国防部高等军事院校学习的中国军官的培训。”同时，阿扎洛夫确立了乌克兰与中国未来军事技术合作的主要方向，即共同研制与开发中型运输机、大型舰船和气垫船、坦克和防空武器装备。”阿扎洛夫委托乌克兰政府，拟定乌中两国之间未来10年的军事技术合作规划。自2011年5月，中国与乌克兰就开始为中国人民海军采购一批“欧洲野牛”级气垫登陆船进行谈判。据媒体报道，2012年9月22日，第一艘12322型“欧洲野牛”级气垫登陆船（乌克兰编号958型），正式交付中国人民海军。

中国战略上优选选择的战略方向是：实施大规模的造船，其中包括建造一批多用途航母。乌克兰成为其工艺和设备的主要供应商。中国计划从乌克兰采购“辽宁”号航母的燃气轮机、导航设备以及导弹武器装备。此外，乌克兰向中国人民海军“广州”号导弹驱逐舰提供了两台DA80/DN80燃气轮机。

乌克兰对中国加强与后苏联时期地区“中国势力范围”合作计划进行了评估。2012年2月28日，乌克兰《经济》出版社分析和刊登了许多专家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视为获取俄罗斯军事工艺和招募前苏联学者的平台。中国打算不仅“通过后门渗透到俄罗斯国防领域”，而且将手伸进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口袋。

相互拆台

2013年2月13日，在俄罗斯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总经理阿纳托利・伊赛金对2012年公司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伊赛金指出，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武器装备最大出口份额是在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约占其总出口额的43%。2012年8月，乌克兰政府领导国防工业的官员称，乌克兰将首先力争把俄罗斯挤出前景广阔的亚太市场。乌克兰特种装备出口公司总经理德米特里・别列古多夫计划向亚太地区国家出口价值为50亿美元的武器与军事装备。其中，乌克兰将45%的武器与军事装备，出售给中国、印度、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由此可见，名单中列举的许多国家曾是俄罗斯武器装备的最大买主。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2013年1月8日，泰国皇家武装部队司令帕提玛帕高大将向媒体正式宣布：“泰国军队2013年打算从乌克兰采购50辆T-84坦克。”针对该项合同，乌克兰媒体冷嘲热讽地指出，俄罗斯曾打算向泰国出售T-90坦克。同时，乌克兰国防工业也给予俄罗斯武器装备的最大买主―印度高度关注。

基于日趋激烈的竞争，俄罗斯与乌克兰相互间也展开了口水战。2012年8月，乌克兰外交部直接谴责俄罗斯干涉乌克兰向亚美尼亚出售武器装备。2012年12月，乌克兰一些专家公开散布有关俄罗斯政府军事工业委员会试图为独联体国家建立独立和秘密的国防工业的消息，以对俄罗斯进行非对称的报复。而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相互拆台，将导致两国在东南亚和亚太地区失去更多的合同，直接造成双方的经济损失。

俄对策之一：改进援外武器

2012年12月1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强调，要把改进援外武器装备作为俄罗斯国防工业未来主要的一项任务。普京指出：“我们目前最为重要的工作是通过改进和修理前苏联时期的武器装备恢复我们失去的阵地。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重新确立俄罗斯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巩固俄罗斯的传统市场。

就对前苏联时期向国外提供的各类武器与军事装备其进行修理、维护和改进而言，俄罗斯将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前苏联时期，苏联曾向国外提供了大约1000架“米格-29”歼击机，而为1架“米格-29”歼击机安装改进型光学电子瞄准系统就可以获得500万美元的利润。

应当指出的是，改进俄罗斯武器装备的构想，显然不是出自俄罗斯一家。就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改进国外前苏联武器装备建议的同时，中国于2012年11月17日，在中国珠海航展向乌克兰提出类似的建议，即共同对“苏-27”和“苏-30”歼击机实施技术改进。

据乌克兰特种装备出口公司新闻局透露，中国对乌克兰参与修理和改进航空装备的能力极为感兴趣。除航空装备外，中国还希望与乌克兰共同改进R-27空空导弹和Kh-31空地导弹。北约某些国家同样愿意参与对俄罗斯和前苏联时期生产的武器装备实施改进，以获取额外的利润。例如，意大利塞莱斯・伽利略公司极力讨好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和乌克兰军方，以通过“庸俗”的贿赂手段将乌克兰部分大型国防企业拉入自己合作范围。意大利塞莱斯伽利略公司的主要利益不仅局限于“苏-27”和“米格-29”歼击机，而且包括“米”式和“卡”式直升机。该公司通过自己在乌克兰国防工业中的说客，说服了像“乌克兰特种公司”、“军火”公司、“光线”公司和利沃夫飞机制造厂的领导人，以便联手共同实施改进计划。此外，该公司还拟定了生产R-27空空导弹的方案，以便说服乌克兰国防企业共同研制装有新型红外导引头的空空导弹。

对策之二：相互合作

2012年12月3日，俄罗斯军事工业委员会专家向俄罗斯政府提交了一份题为“俄罗斯作为武器进口国：挑战和机遇”的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俄罗斯尚不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以维持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

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篇7

2015年8月底以来，俄罗斯源源不断地向叙利亚政府军提供大量武器援助并增兵叙利亚，普京对此毫不避讳，并声称不排除将来在叙方请求下进行直接武装干预的可能。

同时俄罗斯与中东地区的传统盟友伊朗也展开了密切的外交和军事合作。伊朗革命卫队的“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分别在7月下旬和9月上旬两次秘密造访莫斯科，“圣城旅”在叙利亚爆发内战以来一直在叙境内执行军事任务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此后，伊朗外交部分管阿拉伯和非洲事务的副外长阿卜杜拉希安宣称伊朗将与俄罗斯展开协调，共同促进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

位于华盛顿的战争研究院在一份报告中不无担心地警告美国决策者：接下来将很快看到俄罗斯和伊朗在冷战结束后的首度军事合作。

叙利亚危机迟迟无法解决，让欧洲面临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难民潮，再加之美国牵头的针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在持续近一年后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不啻为俄罗斯开始着手实施“俄罗斯-伊朗”为主导的解决方案的好时机。

普京于9月15日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峰会上的发言在抨击西方失败的外交政策之余，业已显露出建立一个由俄罗斯和伊朗主导的国际反恐联盟的蓝图。曾任俄罗斯驻伊朗外交官的尼科雷・科扎诺夫认为，普京需要为他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发言做准备，现在看来，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和成立新的国际反恐联盟将成为普京的核心话题。

俄罗斯突然高调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给西方国家的决策者带来诸多困惑。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俄罗斯增强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仅仅是出于自我防御还是俄方的长期战略意图，“仍是一团迷雾”。 无法坐视不管

尽管美国在一年前决定对“伊斯兰国”展开空中打击行动时曾与叙方达成使用叙利亚空域的默契，但事实证明，一直在苦苦支撑的巴沙尔政府并没有从美军的空袭行动中获得太多好处。

由于美国及西方盟友迟迟不肯向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派出地面作战部队，“伊斯兰国”以及其他一些极端组织不断在伊叙境内扩大地盘。2015年3月，叙利亚政府军失守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省会伊德利卜市，至9月初，伊德利卜省全部被极端分子占领。巴沙尔所属的阿拉维派聚居的拉塔基亚省和位于叙利亚腹地的哈马省形势紧迫，俄罗斯海军在中东地区唯一的军事基地所在地塔尔图斯港也面临严重威胁。

“伊斯兰国”等极端力量已经成为巴沙尔政权的头号劲敌。长达四年半的内耗使得叙利亚政府军兵员严重告急，巴沙尔不得不依靠地区盟友――伊朗民兵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亚全国范围内竭尽全力对抗“伊斯兰国”的攻势。战场的不断失利使得在首都大马士革的一些亲政府人士也开始上街游行，对巴沙尔现行的政治和军事策略表示不满。

态度一直暧昧的土耳其政府在7月份加入打击“伊斯兰国”的阵营，并同意美国使用其境内的空军基地，为美国一直所希望的在土叙边境建立禁飞区并资助和训练对抗巴沙尔政权的反对派打开了一扇窗。

俄罗斯再也无法坐视不管。

“伊斯兰国”的持续坐大将给俄罗斯南部的北高加索穆斯林聚集区带来影响。俄罗斯塔斯社报道称，目前总共有约2500名来自俄罗斯和7000名来自独联体国家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加入到“伊斯兰国”。如果这些人带着胜利的果实返回到俄语区内，将对俄罗斯和周边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伊斯兰国”曾扬言称，“等我们打到俄罗斯的时候，你（普京）的政权就要崩溃”，还叫嚣将“解放车臣和整个高加索地区”。

此外，科扎诺夫认为，俄罗斯的能源公司一直有兴趣在叙利亚的西海岸开发油气资源，俄罗斯在塔尔图斯港的军事存在将是这一潜在机会的重要保障。战争研究院在其分析报告中称，俄罗斯从7月开始加强在叙利亚的军事能力建设，8月下旬显著提速。

8月20日，俄罗斯海军一艘满载军火的登陆舰“尼古拉・菲尔切科夫”号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抵达叙利亚海岸。随后在叙利亚国家电视台上，出现了由讲俄语的士兵操作俄罗斯最先进的BTR-82A轮式步兵装甲车在拉塔基亚省与极端分子作战的画面。叙利亚的当地报纸还报道俄罗斯开始向叙政府军提供卫星图像以支持其作战，并计划在拉塔基亚市南部的加布勒附近建设一个新空军基地。

美国的情报人员称，俄罗斯的空军运输机在9月4日前向该基地运送了可容纳1000人的活动板房以及一个可移动的空管塔台。在接下来的两周内，俄罗斯又陆续向该基地运送了至少6辆先进的T-90主战坦克、15辆自行榴弹炮、35辆装甲运兵车以及更多的活动板房。

9月21日的最新消息显示，俄罗斯在这一新建的空军基地内部署了至少4架先进的苏-30SM战机、若干架苏-25、苏-24战机以及20余架武装和运输直升机，并且至少有500名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已经进驻该基地。另有叙利亚军官透露俄罗斯的侦察机和无人机也已经开始在叙利亚境内执行任务，叙政府军还从俄方获得了精确瞄准装置和精确制导导弹。

俄罗斯的军事部署并不限于叙利亚境内。战争研究院的分析称，普京在9月7日对俄罗斯中央军区突然视察，来自南部军区的一些作战飞机和空降部队也被拉入到受检阅行列。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称这次检阅的目的是评估俄罗斯空降部队的远程作战和在不熟悉的作战环境下的作战能力。

距离叙利亚领土最近的俄罗斯南部塔甘罗格空军基地也被曝近日活动频频，除去俄罗斯自己举行的年度最大规模军事演习因素之外，俄罗斯“极有可能将继续扩大对叙利亚的军事部署”。 “新反恐联盟”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杰弗里・怀特对《财经》记者判断，俄军此等规模的部署显然不仅仅限于保卫塔尔图斯军港，俄军有能力将其作战力量投放到拉塔基亚省之外的更大范围。

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出招正值西欧各国为难民潮而焦头烂额之际，但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攻势并非针对西方国家之举。科扎诺夫认为，很大程度上俄罗斯在叙利亚追求的目标和西方是一致的：打击极端主义势力、稳定该地区的社会动荡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该地区扩散。

在受到西方制裁、国内经济不振的背景下，俄罗斯并没有意愿像苏联时期一样在中东地区与西方展开大规模对抗。科扎诺夫举例称，俄罗斯在4月解除了向伊朗出口S-300防空系统的禁令，但这仅仅是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俄罗斯和西方力量都明白，俄罗斯同意向伊朗出口的数量并不足以改变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

在9月15日举行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杜尚别峰会上，普京重点强调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给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带来的威胁，抨击美国及其伙伴在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上始终执行双重标准，利用这些极端组织为自己在该地区的利益服务。

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和俄罗斯的最大矛盾在于是否承认巴沙尔政权的合法性。俄罗斯坚持认为，无论在打击“伊斯兰国”还是叙利亚和平进程中，巴沙尔都是不可或缺的政治伙伴。

美国和其欧洲盟友也意识到尽快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迫切性，对巴沙尔去留的立场开始松动。奥地利外长库尔茨在9月8日称，国际社会需要采取更务实的策略将巴沙尔纳入到与“伊斯兰国”作战的国际同盟中;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紧接着表示，巴沙尔可以在叙利亚的政治过渡期内保留总统职位。克里在9月19日访问伦敦后也表达了与英国相似的立场。而在过去的四年半中，西方各国一直坚持巴沙尔下台是开启叙利亚政治谈判的先决条件。

普京认为，国际社会有必要经过重新谈判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反恐联盟以应对“伊斯兰国”的挑战，而此前的反恐努力没有考虑过俄罗斯和伊朗的提议。

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所带来的地面武装实力对比改变，或多或少影响了华盛顿的政策。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于9月17日进行电话会议，讨论如何在叙利亚战场上避免相互间的误伤事件。自从2014年2月乌克兰东部爆发冲突以来，美俄的军事高层从未有过接触。

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篇8

关键词：俄罗斯民族；文化；古罗斯民族

中图分类号：K5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1)03－0084－04

由于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逐步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和单线进化论，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殊异性，以及不同文化的相对性，逐渐认同了不同人种、种族在不同地理生态环境下表现出来的非凡的文化创造能力。这一切为文化类型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所谓“文化类型”，就是对根据选择出的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特征构成的文化体系进行的文化分类。也就是说，由于不同文化体系的结构和功能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类型。人类学、文化学和历史学在考察文化类型时，多注重各文化体系结构的整合状态及这一结构的核心――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以此对各民族的文化精神、人生路向、价值系统等加以区别，从比较中挖掘深层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精神。进而，学者们认为，不同民族由于受到各自生存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文化心理迥异，因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体系，并最终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类型特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那么也就无法确定其所属的文化类型。这一结论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俄罗斯民族文化起源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俄罗斯民族文化起源问题可以追溯到9－13世纪的古罗斯时期。这一时期正是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逐渐形成的时期，而后由于封建割据和蒙古人人侵的影响，而使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的形成过程遭到了阻滞，以至于在俄罗斯民族文化起源之初，完整的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仍没有建立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民族文化起源的非类型性特征，即在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的基础上，无法确定俄罗斯民族文化是在什么样的文化类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里所说的“非类型”是相对上述“文化类型”的特征而提出的，其实质就是指俄罗斯民族文化起源是在还没有形成完整文化体系的古罗斯民族文化土壤中实现的，因而也就不可能从古罗斯民族文化中继承下来“类型”特征，由此得出“非类型”特征的论断。

至于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尚未建立的论断，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加以证实：

(一)古罗斯民族文化形成过程异常复杂

1.古罗斯民族文化构成成分复杂

古罗斯民族，究其产生的方式，它属于国家民族，即由于古罗斯国家的建立而致使其统治范围内的人群形成为同一民族的历史过程。这就是说，古罗斯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是多种不同文化相互斗争和融合的过程，不是简单的继承关系。这就大大地将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的形成过程复杂化了。当时，参与古罗斯民族文化形成的不同文化群体主要有三类：(1)当地的斯拉夫人原住民文化，按照《往年纪事》的记载，有近12个斯拉夫人部落或部落联盟与古罗斯民族形成有关，即波利安人、德列夫利安人、德列戈维奇人、拉基米奇人、维亚迪奇人、克里维奇人、斯洛维涅人、杜列布人(沃伦人和布格人)、白赫尔瓦特人、塞维利安人、乌利奇人和底维尔人，而他们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是古罗斯民族文化形成的基础。(2)来自北欧的瓦兰吉亚人文化，他们在8世纪中叶就在东欧平原上建立了第一个驿站――古拉多加城，与当地的原住民进行交往。在古罗斯国家建立之初，瓦兰吉亚人成为古罗斯人的主要构成群体。随着上述12个斯拉夫群体逐渐进入古罗斯国家统治范围内，瓦兰吉亚人所占的比重明显地缩小了。但瓦兰吉亚人在古罗斯民族及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及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是由古罗斯民族的国家民族性质所决定的。(3)除了上述主要人群外，还有一些周边的游牧民族，以及来自拜占庭、阿拉伯世界的居民，他们或是以抢掠的形式，或是以经商的形式，亦或是以传教的形式来到东欧平原，致使东欧平原上的民族成分异常复杂，文化表现丰富多彩。古罗斯民族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多民族的文化氛围中逐步形成的，其中伴随着复杂的文化冲突和融合过程。

2.古罗斯民族文化形成过程十分漫长

这一点主要表现为存在相对宽松的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空间。也就是说，多元的古罗斯民族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冲突性并不十分激烈，各自都有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1)构成古罗斯民族的斯拉夫人群之间尽管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沟通的文化基础，即原始斯拉夫文化。(2)构成古罗斯民族文化的斯拉夫文化与非斯拉夫文化之间存在着质的不同，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被加以限制了，主要是通过组织军队从事军事远征的方式来实现的。《往年纪事》中记载了基辅罗斯早期历史事件，描绘了奥列格、伊戈尔等人的远征。其中公爵的亲兵队是远征的主要力量，其次还包括一些斯拉夫和非斯拉夫的部落。在奥列格的军队中有很多瓦兰吉亚人、楚德人、斯洛维涅人、默里亚人、克里维奇人。奥列格向希腊远征时，军队中有大量的瓦兰吉亚人、斯洛维涅人、楚德人、默里亚人、克里维奇人、杰列夫良人、拉基米奇人、波利安人、塞维里安人、谢韦尔人、维亚迪奇人、克罗地亚人、杜列布人、底维尔人，对此年鉴记录得十分详细。伊戈尔远征希腊的军队中汇集了很多瓦兰吉亚人、罗斯人、波利安人、斯洛维涅人、克里维奇人、底维尔人、佩彻涅格人。可以说，战争在客观上起到了缓和军队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加速军队内部民族融合的作用。在后来的有关军事事件的记载中，就没有关于上述族群的资料了，都用“pycb”这个词指代罗斯军队(如《往年纪事》中记载佩彻涅格人逃窜时说：罗斯军人追赶，并追上了，等等)。这时民族、文化成分复杂的古罗斯民族已经开始形成。(3)古罗斯国家统治的松散状态，使得国内各地区存在着相对的独立性，各民族文化存在着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古罗斯国家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大公的亲兵队来维持，因受其数量的限制，无法对归属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因此，大公多将归属地的原住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任命为地方统帅，类似我们所说的“以夷治夷”。这样，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来说，实际上是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其自身发展的过程，而没有以高压的形式来抑制其发展，最终的结果就是统治阶级上层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处于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彼此之间不存在人为的冲突，彼此之间的冲突和融合过程也就显得不那么激烈。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了东正教，并强迫基辅居民皈依东正教，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现象，他并没有从实质

上将原始宗教废除，更确切地说，他还将原始宗教中的某些神灵与东正教的神灵共同摆放在一起，供民众朝拜。可以说，在整个古罗斯时期，东正教与原始宗教是同时存在的。之前我们提到的人类学、文化学和历史学在考察文化类型时，多注重各文化体系结构的整合状态及这一结构的核心――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从比较中挖掘深层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精神。那么此时，古罗斯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精神还尚需时间来加以统一。

(二)古罗斯民族文化仍处于形成发展阶段

1.外部文化特征与本土文化特征仍处于逐步融合过程中

受到俄罗斯中世纪早期文化特点和研究条件的限制，这方面的论据多集中在对古罗斯文字和对陶器的研究中。关于古罗斯时期的文化作品最少争议的说法似乎应当是：古罗斯时期的许多书面作品是用教会斯拉夫语写的，其他的则是用古罗斯语写成的，确切地说应该分别是古教会斯拉夫语和古罗斯语；还有一种文献是用两种语言混合写成的。而这一切都是在拜占庭传教士美弗迪和基里尔兄弟9世纪创造基里尔字母和格拉哥里字母之后，古罗斯文字才开始出现并发展。一项关于11世纪拜占庭编年史的古罗斯语译本与其希腊原文的比较研究显示，80％的希腊语词汇在古罗斯语中有相对应的精确词汇，还有20％的词汇部分仍属于外来语。

其中，古罗斯文学包括口头创作和书面作品两种。大多数学者认为，书面文学的发展与古罗斯人皈依东正教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这一时期的编年史多是由修道士写成的，而且强烈反映了东正教对古罗斯文明的基本看法。古罗斯时期的建筑分为木质建筑和石砌建筑。其中，石砌建筑也与皈依东正教有关，受到拜占庭的深刻影响，但绝对不是简单的照搬。可以肯定地说，在模仿基础上的创造构成了古罗斯民族文化史的基本内核，而模仿和创造的过程就是外来文化特征与本土文化特征结合的过程。

另外，从古罗斯史诗与波斯史诗之间的关系，东斯拉夫人音乐的音阶和某些突厥部落的音阶之间的关系，古罗斯装饰艺术的发展与斯基台(西徐亚人)、拜占庭以及伊斯兰的某些图案之间的关系来看，可以说，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影响、刺激了本土文化的发展。由此得出结论：古罗斯民族处于文化的交汇点，而非文化边缘。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过程是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形成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正像历史学家、哲学家格夫捷尔指出的那样：“俄罗斯是世界之中的世界”，即俄罗斯民族文化是多样性的统一。应该说；在俄罗斯民族文化起源之前，存在着多种不同源流的文化在古罗斯民族精神空间中进行着激烈地碰撞，其中包括斯拉夫文化、北欧海盗文化、游牧文化、拜占庭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古罗斯民族文化中所包含的因素纷繁复杂。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古罗斯民族文化所特有的现象，如拉多加文化类型陶器。这个拉多加文化类型陶器就是北欧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的产物，现代考古学通过对拉多加城发掘出土的文物鉴定，发现了既包含北欧文化因素，又包含东欧本土文化因素的文化衍生物――拉多加类型陶器。

2.具有古罗斯民族文化特点的文化表现形式正在逐步传播，即文化表现形式从一地向多地发展传播

现代考古发掘成果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判断，以下仅以木质物品这种文化表现形式为例，简述该文化形式从一地向多地发展的历史过程，即从古拉多加城向后来的诺夫哥罗德等地发展的历史过程。

应该说，在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中，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由木头和桦树皮制成的物品。而这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按照俄罗斯考古学家科尔钦的说法，“对诺夫哥罗德城的考古发掘揭开了古罗斯时期木制物品不为人知的世纪”，那么拉多加城的考古资料则证明了自己在俄罗斯中世纪“木制时代”出现前就已经拥有大量木制品。在现代考古发掘拉多加古城遗迹的过程中，人们找到了一百余件木制的物品，其中85％的物品属于750－830年之间。通过将8世纪至9世纪初期拉多加城木制品与10世纪后半期至15世纪的古罗斯各地木制品进行比较，发现它们在制作工艺上几乎完全相同。可见，拉多加城的木质物品与之后在诺夫哥罗德等地相继出现的木质物品之间存在着历史连续性。尽管我们当前还无法确认是否在他地也存在与拉多加城同时期的木质物品，即无法确认拉多加城是最初的“一地”，还是“多地”之一，但是拉多加城的木质物品与后来出现的“木质时代”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古罗斯时期一些局部发展的文化表现形式正在向更大范围推广，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群所接受，并最终被继承下来。

(三)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形成过程被外部因素所阻断

统一的文化实践空间对于统一文化的形成很重要。从11世纪中叶开始，统一的古罗斯国家开始分裂，产生了基辅、诺夫哥罗德、车尔尼采夫、加利茨、斯摩棱斯克、沃伦斯克、梁赞、波洛次克等十几个小公同，并开始相互火并。这些小公国的王公或诸侯割据一方，各自主宰一切，独自处理包括军事、政治、司法、经济等各种事务。这种封建割据状态无形地分割了统一的文化实践空间，极大地阻碍了统一文化体系的形成。随后，蒙古人的入侵更是打破了统一的文化实践空间，到1240年蒙古人基本上占领了罗斯全境，除了东北部的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外，都驻扎了蒙古军队。为了便于统治，蒙古人策划了各罗斯王公间的争斗。《多桑蒙古史》说：“先树立傀儡政权，使俄罗斯诸王互争，以巩固蒙古人的统治，继而用专横残暴的方式，对待俄罗斯人。”统一文化实践空间的破坏，其结果就是变相地加强了局部区域的文化整合过程。俄罗斯民族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南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西北部区域内的文化群体为主体形成发展而来。由此可见，古罗斯民族文化的构成状况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并且受到所涉及人群之间交往程度的限制，而越发显得局部特征比较突出。这是由古罗斯民族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篇9

波兰国防部专家对“爱国者”导弹北移作出的解释是,选择莫龙格地区是因为当地能为即将到来的美国士兵和装备提供最好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爱国者”北移后距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边境仅70多公里。在俄罗斯的鼻子底下撑起防御中短程导弹打击的防护伞,这对一直反对第三方在中东欧军事存在的俄罗斯又是个刺激。波国防部长克利赫就此再次强调,“爱国者”导弹是防御性的。此外他还澄清说,导弹北移不是出于任何政治和战略的考虑,唯一的理由是当地的基建条件更好。波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也表示,波兰希望美国士兵在波兰能有良好的感觉,并认为新的导弹部署地是能让美军感到舒适的地方。

波国防部认为,因为这套“爱国者”导弹不是固定装置而是可移动的机动装置,所以在波落户地点的选择并不十分重要。波军事观察家奥莱夫斯基说,理论上俄部署在毗邻波兰的加里宁格勒地区的“伊斯坎德尔型”中程导弹的射程即可覆盖波全境,一套甚至多套“爱国者”导弹根本无法应对可能的打击。他还说,如果波兰将俄罗斯作为假想敌,“爱国者”的到来并不会改变双方悬殊极大的军事对比,因此在军事层面“爱国者”拦截导弹的移位没有实质意义。“爱国者”来波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标志着波美盟友关系和军事合作的深化。

尽管波兰为争取“爱国者”来波并临时移位做出了种种“合理的解释”,但在脱离原阵营20年后波兰仍认为国家安全受到潜在威胁。实际上,早在波美就“爱国者”导弹谈判期间就有观察家注意到,波兰南、北、西三面都是北约盟国,中短程导弹威胁只能来自一个方向――俄罗斯,而“爱国者”导弹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有效的中短程导弹拦截系统,所以“爱国者”是防御何方的可以说是不言自明。

俄海军高官曾在获悉“爱国者”移位后称,将以加强在加里宁格勒的波罗的海舰队作为回应,但俄国防部随后又声明表示,不会因“爱国者”北移而特别强化波罗的海舰队,而将按照以前的规划继续完善包括波罗的海舰队在内的海军整体现代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起俄对美曾有意在中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俄美围绕“爱国者”导弹部署却没有太大的争执。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被问及美将在波部署“爱国者”导弹时表示,这是波兰和自己盟友之间的事情,俄罗斯没什么要说的。此外值得玩味的是,当事的美、俄、波三方的最高领导人都没有就此表态,波媒体对“爱国者”移位也是轻描淡写。

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篇10

将近五年的时间里国际社会对这一危机都未能妥善应对，危机不断发酵升级，如今恶果凸显，国际社会再度尝试联手解决这个棘手难题。

当灾祸敲响了自家门，叙利亚问题相关国家在去年10月底开启的维也纳和平进程终于有所进展。

两轮相关国家外长会议商定的叙利亚和平路线图首次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一致肯定，并于2015年12月18日形成决议。路线图设计，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从2016年1月1日起实现停火并展开和谈，6月成立过渡政府，2017年6月举行立法选举。

得以取得突破的基础是一些相关方的态度转变。去年早些时候，“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以下简称“全国联盟”）作为较为温和的已经不再坚持将巴沙尔下台作为开启谈判的先决条件，但口头上仍声称巴沙尔下台是他们的最终目标。美国在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局势后也转变了态度，采取了与“全国联盟”基本相同的立场。

国际社会的再一次努力看似给已经造成25万人死亡、1200万人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危机带来了一丝曙光。但是，事情远比想象的更加复杂。 谁是反对派

要想将维也纳进程所取得的成果落实，首先需要叙利亚反对派与叙利亚政府参与到进程中来。

联合国叙利亚特使德米斯图拉称，联合国在2015年12月18日决议通过后加紧了与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各方的磋商，叙利亚政府也与多支反对派武装达成停火协议，数千名武装人员已经从叙利亚中部和南部地区撤离到反对派较为集中的北部，在维也纳协议框架下的首轮叙利亚各方和谈有望于2016年1月25日召开。

沙特阿拉伯在12月上旬召集了100多名叙利亚反对派中政治和军事团体的代表来到首都利雅得，协调他们与叙利亚政府谈判的立场。这些代表最后在声明中表示支持维也纳外长会议达成的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和谈框架，但沙特带头提出一个框架外的要求：巴沙尔政权应该在2016年6月成立过渡政府时便交出权力，这一要求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反对派的附议。 如果说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有真正的共识，那便是叙利亚和平进程与打败“伊斯兰国”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会议的另一个成果是，与会的反对派代表还同意成立一个由30人组成的高级谈判委员会，由曾在内战期间短暂过巴沙尔政府总理职务的里亚德・希贾卜（Riad Hijab）任该委员会主席，即首席谈判代表。

即便如此，来自武装派别“自由伊斯兰运动”（Ahrar al-Sham al-Islamiya）的代表仍然无法接受反对派将与巴沙尔政府进行和谈的现实，愤然离开会场。

“自由伊斯兰运动”是目前仅次于叙利亚自由军的第二大反对派武装组织，也是“伊斯兰阵线”的主要组成部分。

“伊斯兰阵线”是在两年前由七个不同武装组织合并而成并得到沙特资金和武器支持的反对派，但是“自由伊斯兰运动”作为一个独立的武装组织已经被俄罗斯和阿联酋等国列为恐怖主义组织。

一名长期关注叙利亚局势的伊朗外交官对《财经》记者说：“即便是在沙特可以影响到的反对派内部，还有如此多分歧，有些还是本质差别，更别说那些不受沙特影响的组织。”

沙特阿拉伯一直是巴沙尔政权的坚定反对者，从叙利亚爆发内战伊始就为叙境内的许多反对派提供资金和精神支持，这其中也包括一些与沙特王室同样受瓦哈比教派思想影响的极端。

从叙利亚内乱爆发四年多以来，叙利亚境内和流亡在外的叙利亚有关人士先后成立过数百个反对巴沙尔政权的组织，其中最大的是经2012年多哈会议整合而成的“全国联盟”。

“全国联盟”主要由之前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演变而成，得到美、英、法、土耳其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支持。“全国联盟”也是此次参与维也纳和平进程中叙利亚的主要代表。

除“全国联盟”之外，还被邀请参加与叙利亚政府进行和谈的叙利亚反对派军事团体包括“叙利亚自由军”和“自由伊斯兰运动”。这三支目前可以确认受邀的反对派之间的立场仍然相左，尤其是“自由伊斯兰运动”，该组织对叙利亚未来的构想甚至与“伊斯兰国”有些接近。

《财经》记者获得的美国战争研究院一份关于参与和谈各方立场的报告显示，拥有上万名武装人员的“自由伊斯兰运动”自视为抵抗叙利亚政府军的作战主力，其目标是要在叙利亚境内建立以沙里亚法为基础的伊斯兰秩序，其本身将成为未来叙利亚的主要武装力量。在他们的构想下，叙利亚将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与统治下的阿富汗颇为相似。

相对于“自由伊斯兰运动”，“全国联盟”的立场更为世俗和温和，他们支持保留现有的国家安全机构设置和“合格的”公务人员，在接下来的过渡政府和最终民选政府中，军队都要在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中;同时，所有外部武装力量全部撤出叙利亚。

叙利亚自由军的立场与“全国联盟”基本一致，只是要求在过渡政府时期保留一定的军事自，并且邀请所有背井离乡的叙利亚难民返回家园。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反对派代表的覆盖范围仍然悬而未决。

例如鉴于库尔德人武装组织“叙利亚人民保护部队”在抵抗“伊斯兰国”的卓越表现，俄罗斯和美国都有意将其纳入未来叙利亚政治和平进程当中，但这一提议却遭到了担心库尔德独立的土耳其的强烈反对。

目前也尚无法确认代表叙利亚库尔德人利益的政治团体“库尔德最高委员会”，以及得到巴沙尔政权承认的议会反对派，例如变革与解放人民阵线、叙利亚社会民族主义党等是否有资格参与将在日内瓦进行的谈判。

“即便维也纳进程可以达成某种协议，谁又能保证未参加和谈的组织不会蔑视和挑战该协议？”上述外交官质疑道。 三个反恐联盟

如果说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有真正的共识，那便是叙利亚和平进程与打败“伊斯兰国”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在召集叙利亚反对派的会议之后，沙特又拉拢了34个伊斯兰国家成立了“伊斯兰国家反恐联盟”，在美国领导的主要由西方国家组成的反恐联盟和俄罗斯与伊朗、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组成的反恐联盟之外，形成了第三个国际反恐联盟。

三个联盟虽然都冠以“反恐”之名，但各自对恐怖主义的理解和界定范围相去甚远。

例如在沙特眼中，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组织Hashd al-Shaabi以及也门的什叶派胡塞武装都是恐怖组织。

但在大部分西方国家眼中，沙特在国内开设传播圣战思想的瓦哈比宗教学校、更热衷于参与也门的内部冲突而非针对进行军事部署，这些都是目前国际反恐力量的障碍。沙特在新年伊始决定以恐怖主义罪名处决国内47名囚犯就被看作是在巨大的反恐压力下试图转移国际视线之举。

三个反恐联盟的主导国家更是各自有着自己的算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伟建对《财经》记者说，在美国部分撤离中东后的再平衡过程中，对于沙特、伊朗、土耳其这样的地区大国来说，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比反恐更为重要。

沙特所组织的伊斯兰国家反恐联盟很快就被诟病为“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例如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发言人纳斯尔抱怨说，沙特外交部最初与己方接触时询问“是否有意愿参加一个反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协调中心”，但不知最后怎么变成了“反恐军事联盟”。印尼安全部长随后表示，本国不想参加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盟。

俄罗斯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军事行动上看起来最为卖力，但也掺杂着私心。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教授伊诺泽姆采夫（Vladislav Inozemtsev）就认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目标与打败“伊斯兰国”和恢复叙利亚的秩序上都没有太大直接关系。

他对《财经》记者分析，在过去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期间，苏联领导人处理世界问题时要与美国平起平坐，经济上作出再大牺牲也不足惜。如今的俄罗斯同样如此，从1999年的南联盟危机到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俄罗斯领导人认为美国正在破坏某种世界秩序，俄罗斯需要对此作出回应，同样也不惜以经济衰退作为代价。

为了结束乌克兰危机后被西方国家制裁的孤立状态，俄罗斯也需要这样一个反恐联盟，作为与西方国家对话的媒介。在去年9月的联大会议期间，普京就曾向奥巴马提出共同反恐的倡议，但未得到积极回应，因此俄罗斯才决定另立门户。

反恐行动还掺杂着国内政治的考量。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秘密军事行动中，很多阵亡的士兵尸体被偷运回国，无法公开拥有为国效忠的名分，俄军官兵积怨已久。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是从2008年俄格军事冲突以后俄罗斯首次公开在境外部署军力，并且使用最先进的武器和战术，军队士气得到极大鼓舞和提升。

拥有300万工人的俄罗斯军工企业也开始满负荷运转，这些工人可以拿到体面的工资来养活家庭，这对普京提高国内支持率大有裨益。

对于美国而言，与“伊斯兰国”无时无刻的威胁阴影同等重要的是，中东几个主要国家的地区主义、俄罗斯破坏性的地区干涉行动以及很可能形成的俄罗斯-什叶派国家联盟，美国前驻土耳其、伊拉克大使詹姆斯・杰弗里（James Jeffery）分析称。

尽管奥巴马一再声称美国的现有军事手段――空中打击、培训和武装地区盟友以及特种部队作战――足以打败“伊斯兰国”，拒绝将美国地面力量投入这场可能“持久又昂贵”的战争，但杰弗里认为目前的这些措施甚至都不足以遏制“伊斯兰国”的扩张，更别说打败这个准国家组织了。

他建议，美国应该将“打败伊斯兰国”和“战后恢复秩序”的目标分开，“战后恢复秩序”可以按现有策略依靠地区盟友的地面力量解决，但是要想彻底打败“伊斯兰国”，必须派出相当数量的美国地面部队，而非仅仅由特种部队执行斩首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