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范文10篇

抵抗范文篇1

【关键词】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抵抗（aspirinresistance，AR）是指阿司匹林不能预防血栓形成事件的发生，或不能有效抑制血小板聚集和血栓素形成的一种现象［1］。目前，用来评价阿司匹林及其他抗血小板药物的实验技术虽然较多，但尚未形成规范，达成共识的检测方法和技术更少。据统计，5%～60%的病人会产生阿司匹林抵抗，从而导致重大血管事件发生的危险性相应增高［1］。

1AR产生的可能机制

AR可能与血小板激活的替代途径、阿司匹林对血栓素的生物合成不敏感、药物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阿司匹林剂量过低等因素相关。到目前为止，很难用某一种机制解释清楚所有的AR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AR存在一定的群体特征，也就是在不同的人群当中，不同的原因可能导致相同的特征结果。

1.1与环氧化酶的关系环氧化酶（cyclooxygen-ase，COX）存在两种异构体，即环氧化酶1（COX-1）和环氧化酶2（COX-2）。COX是花生四烯酸生成血栓素A2（thromboxaneA2，TXA2）和前列腺素H2（prostaglandinH2，PGH2）等前列腺素合成过程中的关键限速酶。阿司匹林的抗血小板效应，主要是通过使COX-1失活而达到抑制血栓素A2合成的目的。对于AR的研究，许多学者将眼光投向COX-2［2～4］。COX-2主要存在于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以及血小板中。COX-2为诱导酶，可被细胞因子诱导激活，在多种病理情况下作用增强，是PGH2生成的另一条途径。即使接受阿司匹林治疗，COX-2产生的PGH2亦可恢复血小板生成TXA2的能力，并促进TXA2合成，从而诱导血小板聚集。不同患者的血小板COX-2表达程度不同，而且COX-2也存在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的炎性细胞，如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当有炎症刺激时，COX-2在有核细胞中的表达可增强10到20倍。阿司匹林对COX-2的抑制作用比COX-1低170倍，因此，阿司匹林需抑制90%以上的TXA2生成才能发挥其抗血栓作用，这可能是血小板中存在较高浓度COX-2的患者发生AR的一个机制。对于此类患者群，祛除导致COX-2表达增强的诱因是较为理想的治疗措施，单纯增加阿司匹林的剂量是不可行的。理论上讲，可加用选择性COX-2抑制剂，如塞来考昔、罗非考昔等，但由于两药合用的不良反应加大，且选择性COX-2抑制剂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5，6］，故对选择性COX-2抑制剂还需谨慎使用。鉴于此种情况，可以选用一些能有效抑制血小板活性的中药及其有效单体与阿司匹林同用，以达到增效的目的，或作为阿司匹林的替代药，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二级预防。已有研究证实生姜中的提取物———非洲豆蔻醇，有很好地抑制血小板聚集的功效，可考虑作为阿司匹林的替代药［7］，但这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1.2药物间的相互作用在心血管事件的二级预防中，除服用阿司匹林外，病人常需同时服用降脂药、降糖药以及其他非甾体类抗炎药等，而这些药物与阿司匹林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对于诸如非甾体类药物布洛芬是否会对阿司匹林抑制血小板活性构成拮抗作用，研究发现布洛芬可以竞争性地阻滞COX-1，从而导致AR的发生［8］。但是新近研究又否认了这一指控［9］，在健康受试者中，服用阿司匹林81mg/次，1次/d，连续8d，然后，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加服布洛芬400mg/次，3次/d，连续10d，另一组加服安慰剂，结果表明，布洛芬治疗组在对血栓素B2的抑制作用方面与安慰剂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必须认真去思考如下问题:（1）在心血管事件的二级预防中，单用阿司匹林是不现实的，多种药物共用是客观存在的;（2）相同的研究出现不同的结果，除了进一步考察研究方法和手段之外，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特征性是不可忽视的根本问题。

1.3与剂量的关系阿司匹林防治心血管疾病的有效剂量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10，11］，现在尚无充分证据说明阿司匹林抗血栓效应具有剂量相关性。在对心梗、中风等疾病的二级预防中，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的推荐剂量为75～160mg/d，对于急性事件，至少需要160mg的阿司匹林才能抑制血小板的功能［12］。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目前所有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最佳剂量。对于那些对阿司匹林敏感的群体，只需小剂量（50～75mg/d）就可以达到防治目的，对于不甚敏感的人群，即使加大剂量，效果也往往很不理想。况且由于其胃肠道的副作用，单纯靠增加剂量是不可行的。另有研究发现，与普通的阿司匹林片相比，相同剂量的阿司匹林肠溶片生物利用度较低，这也可能是导致个体之间有效剂量不一致的原因之一［13］。此外，血小板的激活途径也是多样的，阿司匹林的阻断不能涵盖所有的途径。如有研究发现AR患者的血小板对腺苷二磷酸（adeno-sinediphosphate，ADP）极为敏感，并可被其激活，这可能是对AR的另一种解释［14］。

1.4其他因素除上述导致AR的因素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因素。如在疾病过程中，机体对药物反应性的影响，包括年龄、遗传等因素。在稳定的冠心病人群中，22%的患者在休息状态时对阿司匹林敏感，而运动试验后立即变为AR［15］。复发中风与只发生过单次中风的患者相比，其由ADP诱导的聚集反应明显增强［16］。心血管手术期间，阿司匹林的抗血小板效应明显降低［17］。吸烟患者中，AR的发生率明显增高［18］。血小板膜上糖蛋白的多态性与血小板对阿司匹林的敏感性有一定的相关性，其中血小板纯合P1（A1）等位基因与其关系最为密切［19］。在发生AR和对阿司匹林不甚敏感的人群中，年龄有增加的趋势［20］。有外周血管病或糖尿病的患者血液循环中的5-羟色胺水平增高，可以诱导血小板形状的改变（plateletshapechange，PSC），而PSC是血小板激活的早期表现，发生于血小板聚集之前［21］。这些因素所导致的AR，可能都有其群体特征性的存在。

2如何正确看待AR

阿司匹林作为一种抗血小板药物，被长期用于心血管等疾病的防治，拥有大量循证医学的证据，且价格低廉，小剂量服用副作用较小，特别适合长期服用。但是，随着阿司匹林抵抗的出现，我们必须认识并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血栓形成途径复杂，单靠阿司匹林一种药物预防所有与血栓形成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而且，由上文的分析已知阿司匹林的药效还受到剂量的个体差异、药物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吸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不可避免地导致临床上AR的存在;（2）已经服用阿司匹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不可过分依赖阿司匹林的抗血小板作用，在服药的同时，应定期检测血小板功能，密切观察临床症状，警惕AR的存在。

3AR的防治策略

对于已出现AR的人群，可考虑联合其他抗小板药物或以其他药物替代。但其他抗血小板聚集药物，也存在着类似AR的同样现象，如氯吡格雷抵抗。另一方面，两种抗血小板药物联合应用，会使严重出血的危险性增高，且氯吡格雷等药的价格较高，不适合长期服用，因此，联合应用其他抗血小板药物或替代用药也不是一种理想的方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在祖国传统医学中寻求解决的方法。由于阿司匹林抵抗的存在，使心血管疾病不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而反复发作，且多病程较长。久病入络，属于中医学络病的范畴，总属本虚标实，正虚阻络为基本病机。正虚多为脾肾亏虚，脾肾不足，运化失健，痰浊内生，血行滞涩，化而为瘀，浊瘀郁久还可化毒，最终痰瘀浊毒阻于络脉而致诸多疾病的发生。鉴于此病机特点，针对存在阿司匹林抵抗的人群，可以考虑结合具有扶正化浊，祛瘀解毒通络功效的中药进行治疗，发挥中医中药辨证论治和整体调节的优势，对除血栓外的其他高危因素，如高血压、高血脂等，也可起到一定的综合控制作用。这样也许可以更大程度地解决AR问题，从而更有效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4展望

对于AR，还存在很多未知因素，其复杂性和群体特征性是并存的，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在研究AR及临床防治AR时，应在考虑其复杂性的基础上，兼顾群体差别性，区别地辨证地对待这种现象，针对不同的群体制定不同的研究方案，为不同的个体制定更有效的治疗策略，使个体化治疗得到更高层次的体现。比如，我们可根据挟杂危险因素的不同来划分不同的群体，通过研究这些不同群体中AR产生的机理，相应地揭示其可能的群体特征。目前，关于AR的研究还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也存在很多争议，结合中医中药，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AR的产生机理及防治方面的研究是一条值得探索之路。

【参考文献】

1SztrihaLK，SasK，VecseiL.Aspirinresistanceinstroke:2004.JNeurolSci.2005;（229-230）:163-169.

2WeberZZ，ZimmermannKC，Meyer-KirchrathJ，etal.Cyclooxygenase-2inhumanplateletsasapossiblefactorinaspirinresistance.Lancet.1999;353:900.

3WeberAA，PrzytulskiB，SchumacherM，etal.Flowcytometryanalysisofplateletcyclooxygenase-2expression:inductionofplateletcyclooxygenase-2inpatientsunder-goingcoronaryarterybypassgrafting.BrJHaematol.2002;117（2）:424-426.

4RoccaB，SecchieroP，CiabattoniG，etal.Cyclooxyge-nase-2expressionisinducedduringhumanmegakaryo-poiesisandcharacterizesnewlyformedplatelets.ProcNatlAcadSciUSA.2002;99:7634-7639.

5KimmelSE，BerlinJA，ReillyM，etal.Patientsexposedtorofecoxibandcelecoxibhavedifferentoddsofnonfatalmyocardialinfarction.AnnInternMed.2005;142（3）:157-164.

6JohnsenSP，LarssonH，TaroneRE，etal.Riskofhospitalizationformyocardialinfarctionamongusersofrofecoxib，celecoxib，andotherNSAIDs:apopulation-basedcase-controlstudy.ArchInternMed.2005;165（9）:978-984.

7Nurtjahja-TjendraputraE，AmmitAJ，RoufogalisBD，etal.Effectiveanti-plateletandCOX-1enzymeinhibi-torsfrompungentconstituentsofginger.ThrombRes.2003;111（4-5）:259-265.

8Catella-LawsonF，ReillyMP，KapoorSC，etal.Cyclooxygenaseinhibitorsandtheantiplateleteffectsofaspirin.NEnglJMed.2001;345（25）:1809-1817.

9CryerB，BerlinRG，CooperSA，etal.Double-blind，randomized，parallel，placebo-controlledstudyofibuprofeneffectsonthromboxaneB2concentrationsinaspirin-treatedhealthyadultvolunteers.ClinTher.2005;27（2）:185-191.

10KongDF.Aspirinincardiovasculardisorders.Whatistheoptimumdose?AmJCardiovascDrugs.2004;4（3）:151-158.

11HelgasonCM，TortoriceKL，WinklerSR，etal.Aspi-rinresponseandfailureincerebralinfarction.Stroke.1993;24（3）:345-350.

12AntithromboticTrialists''''Collaboration.Collaborativemeta-analysisofrandomisedtrialsofantiplatelettherapyforpreventionofdeath，myocardialinfarction，andstrokeinhighriskpatients.BMJ.2002;324（7329）:71-86.

13CoxD，MareeAO，DooleyM，etal.Effectofentericcoatingonantiplateletactivityoflow-doseaspirininhealthyvolunteers.Stroke.2006;37（8）:2153-2158

14MacchiL，ChristiaensL，BrabantS，etal.Resistancetoaspirininvitroisassociatedwithincreasedplateletsensitivitytoadenosinediphosphate.ThrombRes.2002;107（1-2）:45-49.

15ChristiaensL，MacchiL，HerpinD，etal.Resistancetoaspirininvitroatrestandduringexerciseinpatientswithangiographicallyprovencoronaryarterydisease.ThrombRes.2002;108（2-3）:115-119.

16MattiassonI，LethagenS，HillarpA.Increasedsensi-tivitytoADP-aggregationinaspirintreatedpatientswithrecurrentischemicstroke?IntAngiol.2003;22（3）:239-242.

17PayneDA，JonesCI，HayesPD，etal.Plateletinhibi-tionbyaspirinisdiminishedinpatientsduringcarotidsurgery:aformoftransientaspirinresistance?ThrombHaemost.2004;92（1）:89-96.

18MirkhelA，PeysterE，SundeenJ，etal.Frequencyofaspirinresistanceinacommunityhospital.AmJCardi-ol.2006;98（5）:577-579.

19MacchiL，ChristiaensL，BrabantS，etal.Resistanceinvitrotolow-doseaspirinisassociatedwithplateletPlA1（GPIIIa）polymorphismbutnotwithC807T（GPIa/IIa）andC-5TKozak（GPIbalpha）polymorphisms.JAmCollCardiol.2003;42（6）:1115-1119.

抵抗范文篇2

AR可能与血小板激活的替代途径、阿司匹林对血栓素的生物合成不敏感、药物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阿司匹林剂量过低等因素相关。到目前为止，很难用某一种机制解释清楚所有的AR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AR存在一定的群体特征，也就是在不同的人群当中，不同的原因可能导致相同的特征结果。

1.1与环氧化酶的关系环氧化酶（cyclooxygen-ase，COX）存在两种异构体，即环氧化酶1（COX-1）和环氧化酶2（COX-2）。COX是花生四烯酸生成血栓素A2（thromboxaneA2，TXA2）和前列腺素H2（prostaglandinH2，PGH2）等前列腺素合成过程中的关键限速酶。阿司匹林的抗血小板效应，主要是通过使COX-1失活而达到抑制血栓素A2合成的目的。对于AR的研究，许多学者将眼光投向COX-2［2～4］。COX-2主要存在于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以及血小板中。COX-2为诱导酶，可被细胞因子诱导激活，在多种病理情况下作用增强，是PGH2生成的另一条途径。即使接受阿司匹林治疗，COX-2产生的PGH2亦可恢复血小板生成TXA2的能力，并促进TXA2合成，从而诱导血小板聚集。不同患者的血小板COX-2表达程度不同，而且COX-2也存在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的炎性细胞，如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当有炎症刺激时，COX-2在有核细胞中的表达可增强10到20倍。阿司匹林对COX-2的抑制作用比COX-1低170倍，因此，阿司匹林需抑制90%以上的TXA2生成才能发挥其抗血栓作用，这可能是血小板中存在较高浓度COX-2的患者发生AR的一个机制。对于此类患者群，祛除导致COX-2表达增强的诱因是较为理想的治疗措施，单纯增加阿司匹林的剂量是不可行的。理论上讲，可加用选择性COX-2抑制剂，如塞来考昔、罗非考昔等，但由于两药合用的不良反应加大，且选择性COX-2抑制剂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5，6］，故对选择性COX-2抑制剂还需谨慎使用。鉴于此种情况，可以选用一些能有效抑制血小板活性的中药及其有效单体与阿司匹林同用，以达到增效的目的，或作为阿司匹林的替代药，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二级预防。已有研究证实生姜中的提取物———非洲豆蔻醇，有很好地抑制血小板聚集的功效，可考虑作为阿司匹林的替代药［7］，但这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1.2药物间的相互作用在心血管事件的二级预防中，除服用阿司匹林外，病人常需同时服用降脂药、降糖药以及其他非甾体类抗炎药等，而这些药物与阿司匹林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对于诸如非甾体类药物布洛芬是否会对阿司匹林抑制血小板活性构成拮抗作用，研究发现布洛芬可以竞争性地阻滞COX-1，从而导致AR的发生［8］。但是新近研究又否认了这一指控［9］，在健康受试者中，服用阿司匹林81mg/次，1次/d，连续8d，然后，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加服布洛芬400mg/次，3次/d，连续10d，另一组加服安慰剂，结果表明，布洛芬治疗组在对血栓素B2的抑制作用方面与安慰剂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必须认真去思考如下问题:（1）在心血管事件的二级预防中，单用阿司匹林是不现实的，多种药物共用是客观存在的;（2）相同的研究出现不同的结果，除了进一步考察研究方法和手段之外，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特征性是不可忽视的根本问题。

1.3与剂量的关系阿司匹林防治心血管疾病的有效剂量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10，11］，现在尚无充分证据说明阿司匹林抗血栓效应具有剂量相关性。在对心梗、中风等疾病的二级预防中，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的推荐剂量为75～160mg/d，对于急性事件，至少需要160mg的阿司匹林才能抑制血小板的功能［12］。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目前所有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最佳剂量。对于那些对阿司匹林敏感的群体，只需小剂量（50～75mg/d）就可以达到防治目的，对于不甚敏感的人群，即使加大剂量，效果也往往很不理想。况且由于其胃肠道的副作用，单纯靠增加剂量是不可行的。另有研究发现，与普通的阿司匹林片相比，相同剂量的阿司匹林肠溶片生物利用度较低，这也可能是导致个体之间有效剂量不一致的原因之一［13］。此外，血小板的激活途径也是多样的，阿司匹林的阻断不能涵盖所有的途径。如有研究发现AR患者的血小板对腺苷二磷酸（adeno-sinediphosphate，ADP）极为敏感，并可被其激活，这可能是对AR的另一种解释［14］。

1.4其他因素除上述导致AR的因素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因素。如在疾病过程中，机体对药物反应性的影响，包括年龄、遗传等因素。在稳定的冠心病人群中，22%的患者在休息状态时对阿司匹林敏感，而运动试验后立即变为AR［15］。复发中风与只发生过单次中风的患者相比，其由ADP诱导的聚集反应明显增强［16］。心血管手术期间，阿司匹林的抗血小板效应明显降低［17］。吸烟患者中，AR的发生率明显增高［18］。血小板膜上糖蛋白的多态性与血小板对阿司匹林的敏感性有一定的相关性，其中血小板纯合P1（A1）等位基因与其关系最为密切［19］。在发生AR和对阿司匹林不甚敏感的人群中，年龄有增加的趋势［20］。有外周血管病或糖尿病的患者血液循环中的5-羟色胺水平增高，可以诱导血小板形状的改变（plateletshapechange，PSC），而PSC是血小板激活的早期表现，发生于血小板聚集之前［21］。这些因素所导致的AR，可能都有其群体特征性的存在。

2如何正确看待AR

阿司匹林作为一种抗血小板药物，被长期用于心血管等疾病的防治，拥有大量循证医学的证据，且价格低廉，小剂量服用副作用较小，特别适合长期服用。但是，随着阿司匹林抵抗的出现，我们必须认识并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血栓形成途径复杂，单靠阿司匹林一种药物预防所有与血栓形成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而且，由上文的分析已知阿司匹林的药效还受到剂量的个体差异、药物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吸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不可避免地导致临床上AR的存在;（2）已经服用阿司匹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不可过分依赖阿司匹林的抗血小板作用，在服药的同时，应定期检测血小板功能，密切观察临床症状，警惕AR的存在。

3AR的防治策略

对于已出现AR的人群，可考虑联合其他抗小板药物或以其他药物替代。但其他抗血小板聚集药物，也存在着类似AR的同样现象，如氯吡格雷抵抗。另一方面，两种抗血小板药物联合应用，会使严重出血的危险性增高，且氯吡格雷等药的价格较高，不适合长期服用，因此，联合应用其他抗血小板药物或替代用药也不是一种理想的方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在祖国传统医学中寻求解决的方法。由于阿司匹林抵抗的存在，使心血管疾病不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而反复发作，且多病程较长。久病入络，属于中医学络病的范畴，总属本虚标实，正虚阻络为基本病机。正虚多为脾肾亏虚，脾肾不足，运化失健，痰浊内生，血行滞涩，化而为瘀，浊瘀郁久还可化毒，最终痰瘀浊毒阻于络脉而致诸多疾病的发生。鉴于此病机特点，针对存在阿司匹林抵抗的人群，可以考虑结合具有扶正化浊，祛瘀解毒通络功效的中药进行治疗，发挥中医中药辨证论治和整体调节的优势，对除血栓外的其他高危因素，如高血压、高血脂等，也可起到一定的综合控制作用。这样也许可以更大程度地解决AR问题，从而更有效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4展望

对于AR，还存在很多未知因素，其复杂性和群体特征性是并存的，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在研究AR及临床防治AR时，应在考虑其复杂性的基础上，兼顾群体差别性，区别地辨证地对待这种现象，针对不同的群体制定不同的研究方案，为不同的个体制定更有效的治疗策略，使个体化治疗得到更高层次的体现。比如，我们可根据挟杂危险因素的不同来划分不同的群体，通过研究这些不同群体中AR产生的机理，相应地揭示其可能的群体特征。目前，关于AR的研究还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也存在很多争议，结合中医中药，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AR的产生机理及防治方面的研究是一条值得探索之路。

【参考文献】

1SztrihaLK，SasK，VecseiL.Aspirinresistanceinstroke:2004.JNeurolSci.2005;（229-230）:163-169.

2WeberZZ，ZimmermannKC，Meyer-KirchrathJ，etal.Cyclooxygenase-2inhumanplateletsasapossiblefactorinaspirinresistance.Lancet.1999;353:900.

3WeberAA，PrzytulskiB，SchumacherM，etal.Flowcytometryanalysisofplateletcyclooxygenase-2expression:inductionofplateletcyclooxygenase-2inpatientsunder-goingcoronaryarterybypassgrafting.BrJHaematol.2002;117（2）:424-426.

4RoccaB，SecchieroP，CiabattoniG，etal.Cyclooxyge-nase-2expressionisinducedduringhumanmegakaryo-poiesisandcharacterizesnewlyformedplatelets.ProcNatlAcadSciUSA.2002;99:7634-7639.

5KimmelSE，BerlinJA，ReillyM，etal.Patientsexposedtorofecoxibandcelecoxibhavedifferentoddsofnonfatalmyocardialinfarction.AnnInternMed.2005;142（3）:157-164.

6JohnsenSP，LarssonH，TaroneRE，etal.Riskofhospitalizationformyocardialinfarctionamongusersofrofecoxib，celecoxib，andotherNSAIDs:apopulation-basedcase-controlstudy.ArchInternMed.2005;165（9）:978-984.

7Nurtjahja-TjendraputraE，AmmitAJ，RoufogalisBD，etal.Effectiveanti-plateletandCOX-1enzymeinhibi-torsfrompungentconstituentsofginger.ThrombRes.2003;111（4-5）:259-265.

8Catella-LawsonF，ReillyMP，KapoorSC，etal.Cyclooxygenaseinhibitorsandtheantiplateleteffectsofaspirin.NEnglJMed.2001;345（25）:1809-1817.

9CryerB，BerlinRG，CooperSA，etal.Double-blind，randomized，parallel，placebo-controlledstudyofibuprofeneffectsonthromboxaneB2concentrationsinaspirin-treatedhealthyadultvolunteers.ClinTher.2005;27（2）:185-191.

10KongDF.Aspirinincardiovasculardisorders.Whatistheoptimumdose?AmJCardiovascDrugs.2004;4（3）:151-158.

11HelgasonCM，TortoriceKL，WinklerSR，etal.Aspi-rinresponseandfailureincerebralinfarction.Stroke.1993;24（3）:345-350.

12AntithromboticTrialists''''Collaboration.Collaborativemeta-analysisofrandomisedtrialsofantiplatelettherapyforpreventionofdeath，myocardialinfarction，andstrokeinhighriskpatients.BMJ.2002;324（7329）:71-86.

13CoxD，MareeAO，DooleyM，etal.Effectofentericcoatingonantiplateletactivityoflow-doseaspirininhealthyvolunteers.Stroke.2006;37（8）:2153-2158

14MacchiL，ChristiaensL，BrabantS，etal.Resistancetoaspirininvitroisassociatedwithincreasedplateletsensitivitytoadenosinediphosphate.ThrombRes.2002;107（1-2）:45-49.

15ChristiaensL，MacchiL，HerpinD，etal.Resistancetoaspirininvitroatrestandduringexerciseinpatientswithangiographicallyprovencoronaryarterydisease.ThrombRes.2002;108（2-3）:115-119.

16MattiassonI，LethagenS，HillarpA.Increasedsensi-tivitytoADP-aggregationinaspirintreatedpatientswithrecurrentischemicstroke?IntAngiol.2003;22（3）:239-242.

17PayneDA，JonesCI，HayesPD，etal.Plateletinhibi-tionbyaspirinisdiminishedinpatientsduringcarotidsurgery:aformoftransientaspirinresistance?ThrombHaemost.2004;92（1）:89-96.

18MirkhelA，PeysterE，SundeenJ，etal.Frequencyofaspirinresistanceinacommunityhospital.AmJCardi-ol.2006;98（5）:577-579.

19MacchiL，ChristiaensL，BrabantS，etal.Resistanceinvitrotolow-doseaspirinisassociatedwithplateletPlA1（GPIIIa）polymorphismbutnotwithC807T（GPIa/IIa）andC-5TKozak（GPIbalpha）polymorphisms.JAmCollCardiol.2003;42（6）:1115-1119.

抵抗范文篇3

【关键词】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抵抗（aspirinresistance，AR）是指阿司匹林不能预防血栓形成事件的发生，或不能有效抑制血小板聚集和血栓素形成的一种现象［1］。目前，用来评价阿司匹林及其他抗血小板药物的实验技术虽然较多，但尚未形成规范，达成共识的检测方法和技术更少。据统计，5%～60%的病人会产生阿司匹林抵抗，从而导致重大血管事件发生的危险性相应增高［1］。

1AR产生的可能机制

AR可能与血小板激活的替代途径、阿司匹林对血栓素的生物合成不敏感、药物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阿司匹林剂量过低等因素相关。到目前为止，很难用某一种机制解释清楚所有的AR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AR存在一定的群体特征，也就是在不同的人群当中，不同的原因可能导致相同的特征结果。

1.1与环氧化酶的关系环氧化酶（cyclooxygen-ase，COX）存在两种异构体，即环氧化酶1（COX-1）和环氧化酶2（COX-2）。COX是花生四烯酸生成血栓素A2（thromboxaneA2，TXA2）和前列腺素H2（prostaglandinH2，PGH2）等前列腺素合成过程中的关键限速酶。阿司匹林的抗血小板效应，主要是通过使COX-1失活而达到抑制血栓素A2合成的目的。对于AR的研究，许多学者将眼光投向COX-2［2～4］。COX-2主要存在于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以及血小板中。COX-2为诱导酶，可被细胞因子诱导激活，在多种病理情况下作用增强，是PGH2生成的另一条途径。即使接受阿司匹林治疗，COX-2产生的PGH2亦可恢复血小板生成TXA2的能力，并促进TXA2合成，从而诱导血小板聚集。不同患者的血小板COX-2表达程度不同，而且COX-2也存在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的炎性细胞，如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当有炎症刺激时，COX-2在有核细胞中的表达可增强10到20倍。阿司匹林对COX-2的抑制作用比COX-1低170倍，因此，阿司匹林需抑制90%以上的TXA2生成才能发挥其抗血栓作用，这可能是血小板中存在较高浓度COX-2的患者发生AR的一个机制。对于此类患者群，祛除导致COX-2表达增强的诱因是较为理想的治疗措施，单纯增加阿司匹林的剂量是不可行的。理论上讲，可加用选择性COX-2抑制剂，如塞来考昔、罗非考昔等，但由于两药合用的不良反应加大，且选择性COX-2抑制剂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5，6］，故对选择性COX-2抑制剂还需谨慎使用。鉴于此种情况，可以选用一些能有效抑制血小板活性的中药及其有效单体与阿司匹林同用，以达到增效的目的，或作为阿司匹林的替代药，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二级预防。已有研究证实生姜中的提取物———非洲豆蔻醇，有很好地抑制血小板聚集的功效，可考虑作为阿司匹林的替代药［7］，但这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1.2药物间的相互作用在心血管事件的二级预防中，除服用阿司匹林外，病人常需同时服用降脂药、降糖药以及其他非甾体类抗炎药等，而这些药物与阿司匹林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对于诸如非甾体类药物布洛芬是否会对阿司匹林抑制血小板活性构成拮抗作用，研究发现布洛芬可以竞争性地阻滞COX-1，从而导致AR的发生［8］。但是新近研究又否认了这一指控［9］，在健康受试者中，服用阿司匹林81mg/次，1次/d，连续8d，然后，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加服布洛芬400mg/次，3次/d，连续10d，另一组加服安慰剂，结果表明，布洛芬治疗组在对血栓素B2的抑制作用方面与安慰剂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必须认真去思考如下问题:（1）在心血管事件的二级预防中，单用阿司匹林是不现实的，多种药物共用是客观存在的;（2）相同的研究出现不同的结果，除了进一步考察研究方法和手段之外，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特征性是不可忽视的根本问题。

1.3与剂量的关系阿司匹林防治心血管疾病的有效剂量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10，11］，现在尚无充分证据说明阿司匹林抗血栓效应具有剂量相关性。在对心梗、中风等疾病的二级预防中，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的推荐剂量为75～160mg/d，对于急性事件，至少需要160mg的阿司匹林才能抑制血小板的功能［12］。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目前所有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最佳剂量。对于那些对阿司匹林敏感的群体，只需小剂量（50～75mg/d）就可以达到防治目的，对于不甚敏感的人群，即使加大剂量，效果也往往很不理想。况且由于其胃肠道的副作用，单纯靠增加剂量是不可行的。另有研究发现，与普通的阿司匹林片相比，相同剂量的阿司匹林肠溶片生物利用度较低，这也可能是导致个体之间有效剂量不一致的原因之一［13］。此外，血小板的激活途径也是多样的，阿司匹林的阻断不能涵盖所有的途径。如有研究发现AR患者的血小板对腺苷二磷酸（adeno-sinediphosphate，ADP）极为敏感，并可被其激活，这可能是对AR的另一种解释［14］。

1.4其他因素除上述导致AR的因素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因素。如在疾病过程中，机体对药物反应性的影响，包括年龄、遗传等因素。在稳定的冠心病人群中，22%的患者在休息状态时对阿司匹林敏感，而运动试验后立即变为AR［15］。复发中风与只发生过单次中风的患者相比，其由ADP诱导的聚集反应明显增强［16］。心血管手术期间，阿司匹林的抗血小板效应明显降低［17］。吸烟患者中，AR的发生率明显增高［18］。血小板膜上糖蛋白的多态性与血小板对阿司匹林的敏感性有一定的相关性，其中血小板纯合P1（A1）等位基因与其关系最为密切［19］。在发生AR和对阿司匹林不甚敏感的人群中，年龄有增加的趋势［20］。有外周血管病或糖尿病的患者血液循环中的5-羟色胺水平增高，可以诱导血小板形状的改变（plateletshapechange，PSC），而PSC是血小板激活的早期表现，发生于血小板聚集之前［21］。这些因素所导致的AR，可能都有其群体特征性的存在。

2如何正确看待AR

阿司匹林作为一种抗血小板药物，被长期用于心血管等疾病的防治，拥有大量循证医学的证据，且价格低廉，小剂量服用副作用较小，特别适合长期服用。但是，随着阿司匹林抵抗的出现，我们必须认识并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血栓形成途径复杂，单靠阿司匹林一种药物预防所有与血栓形成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而且，由上文的分析已知阿司匹林的药效还受到剂量的个体差异、药物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吸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不可避免地导致临床上AR的存在;（2）已经服用阿司匹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不可过分依赖阿司匹林的抗血小板作用，在服药的同时，应定期检测血小板功能，密切观察临床症状，警惕AR的存在。

3AR的防治策略

对于已出现AR的人群，可考虑联合其他抗小板药物或以其他药物替代。但其他抗血小板聚集药物，也存在着类似AR的同样现象，如氯吡格雷抵抗。另一方面，两种抗血小板药物联合应用，会使严重出血的危险性增高，且氯吡格雷等药的价格较高，不适合长期服用，因此，联合应用其他抗血小板药物或替代用药也不是一种理想的方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在祖国传统医学中寻求解决的方法。由于阿司匹林抵抗的存在，使心血管疾病不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而反复发作，且多病程较长。久病入络，属于中医学络病的范畴，总属本虚标实，正虚阻络为基本病机。正虚多为脾肾亏虚，脾肾不足，运化失健，痰浊内生，血行滞涩，化而为瘀，浊瘀郁久还可化毒，最终痰瘀浊毒阻于络脉而致诸多疾病的发生。鉴于此病机特点，针对存在阿司匹林抵抗的人群，可以考虑结合具有扶正化浊，祛瘀解毒通络功效的中药进行治疗，发挥中医中药辨证论治和整体调节的优势，对除血栓外的其他高危因素，如高血压、高血脂等，也可起到一定的综合控制作用。这样也许可以更大程度地解决AR问题，从而更有效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4展望

对于AR，还存在很多未知因素，其复杂性和群体特征性是并存的，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在研究AR及临床防治AR时，应在考虑其复杂性的基础上，兼顾群体差别性，区别地辨证地对待这种现象，针对不同的群体制定不同的研究方案，为不同的个体制定更有效的治疗策略，使个体化治疗得到更高层次的体现。比如，我们可根据挟杂危险因素的不同来划分不同的群体，通过研究这些不同群体中AR产生的机理，相应地揭示其可能的群体特征。目前，关于AR的研究还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也存在很多争议，结合中医中药，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AR的产生机理及防治方面的研究是一条值得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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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HelgasonCM，TortoriceKL，WinklerSR，etal.Aspi-rinresponseandfailureincerebralinfarction.Stroke.1993;24（3）:345-350.

12AntithromboticTrialists''''Collaboration.Collaborativemeta-analysisofrandomisedtrialsofantiplatelettherapyforpreventionofdeath，myocardialinfarction，andstrokeinhighriskpatients.BMJ.2002;324（7329）:71-86.

13CoxD，MareeAO，DooleyM，etal.Effectofentericcoatingonantiplateletactivityoflow-doseaspirininhealthyvolunteers.Stroke.2006;37（8）:2153-2158

14MacchiL，ChristiaensL，BrabantS，etal.Resistancetoaspirininvitroisassociatedwithincreasedplateletsensitivitytoadenosinediphosphate.ThrombRes.2002;107（1-2）:45-49.

15ChristiaensL，MacchiL，HerpinD，etal.Resistancetoaspirininvitroatrestandduringexerciseinpatientswithangiographicallyprovencoronaryarterydisease.ThrombRes.2002;108（2-3）:115-119.

16MattiassonI，LethagenS，HillarpA.Increasedsensi-tivitytoADP-aggregationinaspirintreatedpatientswithrecurrentischemicstroke?IntAngiol.2003;22（3）:239-242.

17PayneDA，JonesCI，HayesPD，etal.Plateletinhibi-tionbyaspirinisdiminishedinpatientsduringcarotidsurgery:aformoftransientaspirinresistance?ThrombHaemost.2004;92（1）:89-96.

18MirkhelA，PeysterE，SundeenJ，etal.Frequencyofaspirinresistanceinacommunityhospital.AmJCardi-ol.2006;98（5）:577-579.

19MacchiL，ChristiaensL，BrabantS，etal.Resistanceinvitrotolow-doseaspirinisassociatedwithplateletPlA1（GPIIIa）polymorphismbutnotwithC807T（GPIa/IIa）andC-5TKozak（GPIbalpha）polymorphisms.JAmCollCardiol.2003;42（6）:1115-1119.

抵抗范文篇4

1减肥作用

有研究显示［4］，MT在多囊性卵巢疾病的治疗中，即使在不节食或不增加活动量的情况下，也使女患者收到减肥效果。进一步研究证实，在22例患有肥胖症，但无DM的女性和男性进行MT用药24周，这些受试者体重大约减轻6％（一般为18磅），并且腰围和臀围可减少2英寸，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浓度降低10％。肥胖导致血游离脂肪酸（FFA）增加，FFA通过增强肝糖异生和糖原分解以及抑制INS通路而产生肝IR，而骨骼肌细胞内脂质沉淀可能是引起肌肉IR的重要原因。高水平的FFA可能是外周组织产生的代谢信号，短期内作用促进胰岛β细胞分泌，长期作用则促使其凋亡［5］。

2对INS的作用

2.1在不同的IR综合征中常伴有假性黑棘皮病（AN）［6］

在MT对假性AN、IR及高INS血症的10例患者试验，期间维持饮食量、运动量相对恒定，在饮食控制的基础上单纯给予MT1500mg/d口服8周。统计学处理：数据以x±s表示，组间各参数差异显著性以t检验或χ2检验判定。治疗前和治疗后相比较，空腹INS由45.22±13.9降至28.88±11.32(mU·L-1)，(P<0.01)差异有显著性，餐后2hINS由160.25±33.72降至135.50±35.35(mU·L-1)，(P<0.01)差异有显著性。外周INS敏感指数由22.89±5.69升至34.33±7.80(min·mU·L-1)，(P<0.01)差异有显著性。体重指数由40.45±10.23降至35.21±3.36kg/m2，(P<0.05)差异有显著性。INS升成系数变化不大，治疗前为13.93mU·mmol-1,治疗后为12.35±2.56mU·mmol-1,（P>0.05）差异无显著性。说明MT明显改善假性AN患者的INS敏感性并未增加INS分泌，能改善假性AN患者的IR与高INS血症。提示对T2DM的IR与高INS血症有改善作用，并能降低体重指数。另一相同的研究［7］也证明MT不但减轻IR，增加INS敏感性，也改善血脂代谢使体重下降。

2.2对胰岛β细胞的保护作用

上面的数据反映，MT对空腹INS和餐后2hINS水平降低显著，它缓解了高INS血症，外周组织对INS敏感指数增加，减轻了胰岛β细胞的负担，进而进一步缓解IR。IR和胰岛β细胞分泌缺陷在T2DM的发生发展中，谁先出现，意见不一致。IR、高INS血症及肥胖者，脂肪细胞变大，脂肪细胞膜上INS受体密度降低，加大了对INS的需求，胰岛β细胞分泌增加，代偿性升高血中INS水平。

3对血脂的调节作用

MT通过减肥作用对血脂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已有研究证实它能降低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极低密度脂蛋白，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降低甘油三酯，改善脂蛋白代谢紊乱，确实存在着受体途径，其升高载脂蛋白AI及降低载脂蛋白B的作用，比格列吡嗪更明显，对非DM高脂血症者也有助于血脂调整［8］。

4讨论

MT治疗T2DM已有多年的历史，其安全性及不导致低血糖已被证实。在治疗IR方面，由于减肥效果明显，可减轻FFA的毒性作用，缓解IR。它使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均下降，在不增加INS分泌的基础上减轻IR。其可直接作用INS靶细胞，增加INS亲合力，尤其是受体后作用，增加了INS的敏感性［9］。MT可抑制肝脏糖异生，在不依赖INS而直接影响葡萄糖利用，可能系通过加强无氧酵解途径；它还可作用于肠黏膜上皮细胞，抑制葡萄糖吸收，改善糖耐量低减，有助于解除持续性高血糖对胰岛β细胞的毒性作用。它增加INS受体的数量，从而增加INS与其在肝细胞和肌细胞膜上INS受体的结合量，增加受体酪氨酸激活酶，增加肝细胞和肌细胞对葡萄糖摄取，增强葡萄糖氧化过程和非氧化糖原合成［3］。MT与磺酰脲类药物比，具有不致低血糖，长期使用没有发现耐药性，并减轻肥胖，不增加INS分泌。肥胖、高血压伴IR患者应为首选药。不良反应是胃肠道反应、金属味、皮肤过敏并可引起维生素B12、叶酸吸收障碍等。肝、肾功能不全，严重感染患者应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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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范文篇5

关键词公民权利依法行政行政抵抗权公定力

行政权力可能被异化，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人非但无法获得公权力的保障，相反，甚至可能会受到公权力的侵害，这就涉及行政相对人对不正当权力的抵抗。行政抵抗权就是在行政相对人受到重大明显违法行政行为侵害时所可以采取的私力救济方式。这一权利对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然而，我国立法虽然肯定了行政相对人对某些违法行政行为拥有直接抵制的权利，[1]但是还相当零碎和粗糙，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理论界行政抵抗权的关注也多集中在无效行政行为的界定以及行政抵抗权的正当性问题上，对行政抵抗权制度构建的可行性和具体方案这类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所以，本文拟就行政抵抗权的制度构建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以图行政抵抗权能够成为一项切实为相对人所享有的权利。

一行政抵抗权概述

（一）行政抵抗权的概念和特征

一般认为，行政机关的管理决定或措施一经作出，无论其是否合法，皆产生一种法律上的约束力，行政行为相对一方应当首先尊重与服从，若认为该决定或措施侵犯其合法权益，可诉诸事后的救济途径以补救之。然而这一原则亦有例外，即如果行政行为有重大明显的违法情形，则自其自成立时便无任何法律约束力，行政相对人有权不服从，[2]这就是行政法理论上所称的行政抵抗权。

行政抵抗权具有以下属性：第一，从性质上看，行政抵抗权是私力救济权的一种，它是相对人以自己私的力量对自己权益的维护，有消极地拒绝和积极地防卫两种方式。它不发生在复议、申诉、诉讼等救济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在不认同行政行为的同时选择了先行服从，那么即使其事后选择了其他公力救济途径，也不属于行使行政抵抗权的行为。

第二，从价值取向上看，行政抵抗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只有受到该行政行为影响的人才能行使抵抗权。大规模的表示对政府或者某个机构的不满也不是行使行政抵抗权的表现，那是宪法中规定的游行、示威或者其他自由。

第三，从对象上看，行政抵抗权针对的是行政主体某一具体的行政管理行为，对立法机关立法、司法判决、行政立法的抵抗并不在这里所讨论的行政抵抗权范围之内；而且行政抵抗权针对的是无效的行政行为，无效行政行为的确定是行使行政抵抗权的前提。

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与行政抵抗权概念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违法行政行为”的含义。虽然学界已经基本一致认为行政抵抗权发生的前提是行政行为具有重大明显违法的情形，[3]但却忽略了这里的“违法”可能有两层含义：第一种含义是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直接违反了其作出行为时所应该依据的法律，第二种含义是行政行为所直接依据的法律规定（包括行政命令）本身违宪。那么，是否这两种情形下的抵抗权都可以称之为行政抵抗权呢？本文认为，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依据违宪时，相对人的抵抗并不在本文所讨论的行政抵抗权范围之内。因为，行政抵抗权是一种即时的私力救济，这就要求常人凭借一般认识水平即可分辨，唯有如此行政相对方才能采取合理方式予以对抗。而断定一项法律法规是否违法通常要求判断者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法律权威（这通常是法院的任务），相对人并无此能力。既然法律规定之违法与否并不能由相对人直接断定，那么其行政抵抗权当然无从行使。事实上，这也是法的安定性的必然要求。而这并不是说公民在法律法规违宪是就必须服从而没有抵抗的权利，只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抵抗权属于宪法上的抵抗权。

（二）行政抵抗权与宪法上的抵抗权的关系

对行政抵抗权进行界限时，不少论者把行政抵抗权与宪法上的抵抗权混为一谈，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做一个澄清。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宪法上的抵抗权是行政抵抗权的宪政基础，其正当性基础构成了行政抵抗权在宪政层面的正当性基础。[4]如果我们否认宪法上的抵抗权，那么行政抵抗权的正当性基础也就不复存在。因为根据公定力理论，行政行为实际上被人为地赋予了与法律类似的不可直接对抗性——无论其合法与否，在诉诸事后救济之前相对人必须现行服从这一行为。从这个角度上看，面对一个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在选择先行服从还是选择直接的不服从方面，与面对一个法律的公民，处境极其相似，也就是说这两项权利对抗的都是国家权力。

于是，与宪政层面上讨论公民的抵抗权就与在行政层面讨论相对人的抵抗权有了某种内在的联系。宪法抵抗权的正当性论证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在承认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前提下，虽然人民生活在一个由主权者颁布的规范体系的普遍统治之下，但同时主权者也必须承认公民的良知自由及相关的自由，以及由此不服从主权者命令的行为的正当性。[5]宪法抵抗权理论承认了人的丰富性和至上性，是对国家绝对主义的怀疑和否认。而相对人行政抵抗权的正当性也在这个论证过程中得到了说明。

同时，我们更不能忽略二者有很大的不同。对无效行政行为之不服从与对法律和依法律而制定的行政命令（为论述方便，下面统称为实定法）的不服从存在很大的区别。后者诉诸其内心的良知，来评判现行实定法；即便宪法原则上赋予公民不服从权利，也需要公民动用理性来判断宪法的基本价值以及基本原则是什么，并以此来判断实定法是否与之相悖。而前者在选择是否服从行政行为时，判断标准主要来自具体的实定法规定，即观察行政行为是否在实定法上构成重大、明显瑕疵。而且，由于法治主义对行政的要求以及对公民正当权益的保障宗旨，公民对无效行政行为的直接不服从，有极大可能在事后获得国家权威机关的支持。因为，法院认可和支持此类不服从行为，最终表达的更多地是对形式法治的尊崇，其正当性几乎不会受到挑战。[6]

也就是说行政抵抗权的核心问题是相对人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如何展开私力救济以维护其权利；其针对的是具体的而且有明显重大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行政抵抗权的行使促进了了法的内容在实施中的有效性，它维护的是形式上的法治。而宪法上的抵抗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恶法”到底是不是法，它以立宪主义和自然法思想为其存在根基；宪法上的抵抗权所针的对象多为具有宪政意义的国家立法、国家政策、重大政治事件等等，它推动了一国实定法内容的进化。

二行政抵抗权制度化的可行性

任何权利都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来保证其真正为公民所享有，行政抵抗权也不例外。但问题却出在这里，虽然学界在行政抵抗权的正当性问题上基本取得了共识，[7]但是在行政抵抗权能否制度化进而被相对人切实享有这一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有论者认为行政抵抗权在现实中无法操作，如果在法律中强行规定这一权利还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8]其论证过程大致如下：第一，在实务上无效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对于相对人来说难以客观辨认；第二，相对人即使正确辨认，在事实上也难以抗拒强制性的行政行为。第三，行政抵抗权制度不利于相对人的利益。将无效行政行为的辨认权和抗拒权赋于相对人的同时，也将责任转移给了相对人。例如，如果相对人由于错误地辨认而抗拒行政行为，那么就会产生新的行政责任。第四，行政抵抗权制度有损于社会利益。行政抵抗权的诱惑会导致相对人倾向于将行政行为认定为无效，如此日积月累必将导致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损害公共利益，根本就无法实现行政法治所要求的良好秩序。正是以上理由否定了行政抵抗权制度化的可能性。[9]

上面的观点立足于对我国现实的经验观察，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但仍有待商榷。第一，反对者认为相对人很难正确辨认无效行政行为，这是站不住脚的。虽然目前无效行为的标准的确不很明确，在辨认上也有一定困难。但论者忽视了另外一点：随着我国立法（特别是行政程序法典）的完善和司法实践相关判例的不断确立，判断无效行政行为的标准会日益明确。同时，无效的情形已经被限制在重大、明显的场合，所以辨认的困难并不会太大。再加上在当代这样一个咨询发达和行政日益公开的社会，公民在行使抵抗权的时候，有充分的能力进行法律咨询。第二，反对者认为相对人在事实上难以抗拒强制性的行政行为，这一点没有对行政行为进行具体分析，太过笼统。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固然都以一定的强制执行权为基础，但有的强制执行行为只能依靠法院来实施；另外，一些执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相对人的配合，没有相对人的配合，其执行很难有效实现。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对人的抵抗行为，并不是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在软弱无力。第三，反对者的第三点和第四点理由的立论基础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反对者忽视了每一个相对人的利益计算的能力。如果抵抗的风险太高，相对人就会选择先行服从而采用事后救济的手段，而不会发生反对者所设想的情形。可以说，反对者所谓的理由在行政抵抗权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是存在的，但如果我们构建起完善的行政抵抗权制度，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反对者所设想的情况。

三我国行政抵抗权的立法现状及其不足

我国目前的立法对行政抵抗权基本持肯定态度。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立法和司法上上承认了作为行政抵抗权直接理论基础的无效行政行为。例如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31条、第32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确认了无效判决这一新的判决形式。该解释的第5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1）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2）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3）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

第二，国家和地方立法中的一些条文明确规定了相对人的行政抵抗权。例如，《行政处罚法》第49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33条规定：“企业有权拒绝任何机关和单位向企业摊派人力、物力、财力。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机关和单位以任何形式要求提供物力、财力、人力的，都属于摊派”。类似的规定还有国务院于1988年颁布的禁止向企业摊派暂行条例第2条、第13条，1993年7月《农业法》第67条。如《山东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第21条规定：“各种罚款必须严格按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执行，并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否则被罚款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拒付。”1993年颁布的《北京市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经营者有权拒绝非管理机关和无检查证人员的检查；有权抵制非发证机关扣缴或者吊销文化娱乐经营许可证、安全合格证和营业执照。”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对行政抵抗权的保障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5条规定：“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将作出裁定不准予执行：（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二）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我们可以发现，司法解释确定的不予执行裁定之标准，隐约与行政行为无效标准接近——只是强调“明显”瑕疵而没有兼及“重大”瑕疵。这就是说，如果相对人在这种场合下行使了抵抗权，由于法院对无效行政行为的审查，行政机关就无法采取强制措施，从而保障了相对人的行政抵抗权。

但是，我国目前的规定还很不充分，还没有建立起一项完整的行政抵抗权制度，这样的立法现状很难有效保障相对人的行政抵抗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判断无效行政行为的标准不明，与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界线不明。例如，司法解释在授予法院行使宣告某些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权力同时，没有给出可供各级法院操作的判断“无效”的标准。司法解释第57条第2款前两项规定的是确认违法判决所适用的情形，而第3项中的“不成立”又不宜作为确认无效的标准，那么，该条款似乎可以解读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无效的，法院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如果把这里的“依法”理解为，只有当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明确规定无效的情形，法院才可以判决确认其无效，我们所期待的无效理论普遍适用的前景就要大打折扣了。再如，《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规定的“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中的“无效”外延过宽。这样模糊不清的规定只能引起实践中的混乱。

第二，对行政抵抗权的行使方式不明确、保障机制不健全。无效行政行为和属于一般违法的可撤销行政行为的关键区别之一在于，行政相对人请求有权机关对无效行政行为予以确认或宣告，是不受任何时间限制的。即便复议或诉讼期限已过，也不影响行政相对人对自始无效的行政行为提出挑战。可是，司法解释只是规定确认无效为一种独立的判决形式，其并没有以无效理论为立法的基础理论，建构起一个可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特定请求权利的、独立的确认无效诉讼程序。[10]相对人仍然需要在法定诉讼时效之内，向法院提出确认无效的请求。因为，无效行政行为乃一类特殊的违法行为。若没有诉讼程序上的差别，[11]确认无效判决完全可以为撤销判决或者确认违法判决所吸收，而无需赋予其独立存在的形式。

四行政抵抗权制度的构建

如上文所述，我国立法关于行政抵抗权的规定既没有一个以一贯之的理论基础——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也没有体系化的规定来明确行政抵抗权的形式模式，更没有对行政抵抗权有效的救济措施。所以很难说我国已经建立起了行政抵抗权制度，所以本部分将讨论的是行政抵抗权的“构建”而非“完善”。本文认为，我国行政抵抗权制度的构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立法上明确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划清与其他违法行政行为的界限。对无效行政行为的界定，建议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在我国将来的程序法典中采用列举性条款和概括性条款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规定——即列举无效行政行为的主要情形，随后附加“其他重大、明显违法行为”这一概括性规定，以明确无效行政行为与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区别。这样，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行使抵抗权才有章可循，也便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和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行政复议案件时具体操作。至于具体的判断标准，通说认为有以下几个：①主体身份不明，例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不表明身份。②行政主体明显超越职权，例如某税务局吊销某饭店的营业执照。③行政行为的内容明显违法，甚至会导致犯罪，例如某乡政府命令村民捕杀若干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招待外商。④必备法定程序的缺少，例如某工商局无视相对人请求在未举行听证的情况下其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针对行政抵抗权的特点对无效行政行为进行类型化，从而设计出行政抵抗权行使的不同模式。抵抗权是对无效行政行为的直接不服从，但该项权利的行使却并表示随心所欲的，要遵循一定的方式和限度。行政抵抗权的最大功能不在于鼓励相对人直接对抗行政机关的暴力执行行为，而在于为相对人消极不履行相应义务的行为提供了正当性支持。具体而言，从行使的方式上讲，不主张利用暴力直接与行政机关对抗，也不主张利用暴力与行政决定所涉第三人发生冲突，相对人的抵抗权行政抵抗权应该以和平的方式行使。理由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进行抵抗，也很难有成效，这主要发生在即时强制和执行机关采取直接强制的场合。如果行政机关在强制的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严重违法，威胁到了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符合刑法中规定的正当防卫的情形，那么相对人当然有权抵抗，但此时已经不是行政法中的抵抗权了，而是刑法中的正当防卫权了。尽管如此，行政抵抗权仍有相当的适用范围：相对人可以采用和平的方式来对抗行政机关的某些非直接强制措施；在行政机关对其所作出的行为没有强制执行权的场合，相对人的抵抗权就体现的更加充分。

上面提到，我们不主张利用暴力直接与行政机关对抗，那么怎样的抵抗行为算是定暴力抵抗呢？再者，如何判断相对人是正当地行使其抵抗权的行为，还是故意逃避自己的法律义务呢？这两个问题是关系到如何行使行政抵抗权的核心问题。关于暴力的界定，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立法所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在司法实践和执法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和社会一般观念来逐步积累，从而形成比较固定的看法。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相对人的抵抗一定要不触犯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能危及社会公共秩序，如犯罪行为。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判断标准问题，笔者认为应该采用客观的标准，即便相对人主观上认定自己的抵抗行为是正当的，但如果依社会一般观念，该行政行为决不可能归入无效行为的话，相对人的抵抗行为就是妨碍公务的行为从而排除其正当性。不过，这并不是说要求相对人的抵抗行为一定是无效行政行为，对于一些对否无效与否具有重大争议的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抵抗也自然获得正当性而排除违法性。理由很简单，对于这些行为，连作为专门适法机关的法院的判断都具有重大争议，那么我们就不能过于苛求相对人，否则行政抵抗权就只会流于形式。

第三，完善行政抵抗权的行使的保障机制。一方面，我国行政诉讼中应当建立起请求“确认无效之诉”制度。如果相对人或行政行为的利益相关人认为某个行政行为是无效行为，对此行为可以不予理睬，也可以以该行为无效向作出行为的主体提出抗辩。如果行政主体认为该行为不属无效并强制执行，相对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宣告该行为无效。或者，当行政主体在相对人不理睬行政行为而向法院中请强制执行时，相对人可以以该行为无效作为抗辩之理由，请求法院宣告该行为无效。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应要求或允许被申请执行人参加该程序，相对人以行政行为无效为理由而提起宣告无效之诉，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具体的做法是：①在《行政诉讼法》中，应规定确认无效判决同时明确规定，相对人提起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不受期限限制。②虽然被告行政机关对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该具体行政行为有效的相关证据；但相对人也应该提出被诉行为无效的证据，以此来证明自己行使的是行政抵抗权而并非刻意规避法律义务。③无效行政行为的最终认定权应归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有权认定行政行为是否无效，行政机关也有权认定行政行为无效，但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对是否是无效行政行为产生争执时，无效的最终认定权应属于人民法院。

另一方面，加大实施违法行为的执法人员的惩戒制度。因为无效行为是重大、明显的行政行为，执法人员因此而获得道德上的可责难性，应该承担比一般违法人员更重的责任。具体而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执行无效行政行为，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除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应依法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和追偿。为了落实这一制度，还应给规定该无效行为相对人享有对行政处分的知情权。另外，触犯刑法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五结语

行政抵抗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其存在以承认公民有权按照普遍法则明辨是非善恶为前提，以此来抵销政府的武断、专横，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不容置疑。不可否认，在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下，行政抵抗权制度的构建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然而，从法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一项制度的构建是值得的并具有一定可行性的话，我们就必须为它的建构迈出第一步。毕竟，任何制度发展和完善都是在不断矫正和积累的过程中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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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如，《行政处罚法》第49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另外关于行政抵抗权的规定还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33条和《农业法》第18条的规定等。

[2]、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实践探索》，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

[3]、见胡敏洁：《论公定力与行政相对人程序抵抗权》，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刘会军：《行政抵抗权研究》，《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第九辑105-154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实践探索》，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张廉华：《论行政相对人的正当防卫权》，载《鲁行经院学报》2002年2月；刘东亮：《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之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柳现涛、刘宏渭：《论无效行政行为防卫权及其矫正机制》，载《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张旭勇、尹伟琴：《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三题》，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刘会军：《论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利》，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09月。

[4]、刘会军：《论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利》，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9月。

[5]、见周永胜：《论公民不服从》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5期；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实践探索》，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

[6]、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实践探索》，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

[7]、虽然也有论者对行政抵抗权持反对态度，但这并不是学界的主流观点。

[8]、叶必丰：《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9]、详见叶必丰：《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夏金莱：《质疑无效行政行为及相对人的抵抗权》，载《政府法制》2004年11月（下）。

抵抗范文篇6

【关键词】胰岛素抵抗.中医药疗法;综述

胰岛素抵抗（insulinresistance，IR）是指胰岛素作用的靶器官、组织，主要指肝脏、肌肉、脂肪组织对同等剂量的胰岛素生物学效应反应性降低或消失而产生的一系列病理和临床表现，它不但与糖尿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还是肥胖、高血压、高脂血症、冠心病及慢性血管并发症的危险因素。

1治法研究

王智明等［1］认为调肝泻火法具有调肝泻火、调理脏腑气血津液、平衡阴阳水木之功效，首次提出“从肝论治”治疗IR学说［2］，并用实验方法初步阐明从肝论治IR学说能有效预防高脂饮食大鼠发生IR［3］，并在此基础上观察调肝泻火法对2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患者的影响，有明显疗效。徐云生等［4］认为IR的病理机制及脂代谢异常与中医学脾虚痰浊血瘀密切相关，并以具有健脾、化痰、活血功效之胰苏灵治疗2型糖尿病疗效显著。戴小良等［5］认为肝失疏泄，心用过度，心肝火旺，消灼阴精是消渴发病的重要病理基础之一，从而提出清肝泻心法，并主张该法与滋阴润燥法联用治疗消渴病，收到明显疗效。汪何［6］在对照组治疗上加用益气养阴活血化瘀中药2型糖尿病治疗证属气阴两虚夹血瘀者，对照组以磺脲类和双胍类药物治疗，结果:两组治疗前后FINS无明显变化，但IAI均有升高（P<0.05），治疗组比对照组升高明显（P<0.05）。武士芬［7］以具有益气养阴活血清热功效之芪萸汤为基本方加减治疗2型糖尿病患者，对照组以二甲双胍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为86.11%，高于对照组（P<0.05），IAI较治疗前显著改善，FINS也明显下降（P<0.01）。

2单味中药研究

玉从荣等［8］以高脂高糖高盐饮食建立胰岛素抵抗综合征大鼠模型，肌肉注射葛根素4周，结果显示:

葛根素高、中剂量组均能明显降低TC和TG，与模型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1），葛根素高剂量组、卡托普利组均能明显降低FINS，提高IAI（P<0.01）。刘月丽等［9］采用高脂高糖饮食建立胰岛素抵抗脂肪肝动物模型，并连续8周以红丝线草提取物（HSX）分高低剂量灌胃，结果:低剂量组可以增加IAI（P<0.05），高、低剂量组FFA、TG水平基本恢复正常，并提高HDL-C水平。

3复方中药研究

姜淼［10］在口服降糖药的基础上以三黄安消胶囊治疗2型糖尿病，结果:治疗组治疗后PBG、餐后2h血糖（P2BG）、IAI、HOMA-IR均有明显改善。对照组汪何［11］在原有降糖药基础上加以三芪丹颗粒治疗30例老年糖尿病患者，结果:治疗组治疗后β细胞功能指数（HOMA-IS）、IAI、HDL-C上升，FPG、TG下降，与治疗前和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陈俊等［12］以白虎人参汤随证加减治疗2型糖尿病患者，结果:治疗组FPG、P2BG、FINS下降明显，而IAI明显改善（P<0.05，P<0.01），TC、TG治疗前后相比差异明显（P<0.05）。陈维铭等［13］以半夏白术天麻汤治疗60例单纯肥胖症患者，对照组以防风通圣丸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治疗后BMI、腰臀比（WHR）、FINS明显下降（P<0.05），IAI明显上升（P<0.05），优于对照组（P<0.05）。高允珊［14］在对照组的治疗上加用活血降糖方治疗2型糖尿病，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0.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72.9%，差异有显著性（P<0.05）。毛振营［15］以加味桃仁承气汤治疗2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患者，对照组给予二甲双胍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76.2%，对照组总有效率80%，两组比较无差异性（P>0.05），两组治疗后FINS显著下降，IAI显著提高，同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性显著（P<0.01），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左文标［16］等以糖脉康治疗2型糖尿病，对照组以二甲双胍治疗，结果:两组治疗前后FINS、IAI均有显著改善（P<0.01），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张海燕等［17］以糖消汤治疗空腹血糖异常伴胰岛素抵抗患者35例，对照组以二甲双胍治疗，结果:两组治疗后FBG、FINS、BMI均明显下降，IAI显著升高，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两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后TC、TG、LDL明显下降，HDL明显升高（P<0.01），对照组血脂变化不明显（P>0.05），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P<0.01）。

4动物实验研究

李学军等［18］以高热量饲料加小剂量链脲佐菌素（STZ）制造糖尿病大鼠模型，随机分为糖尿病组、化痰方组及化痰活血方组，化痰方由二陈汤加味而成，化痰活血方在化痰方的基础上加丹参及地龙，结果显示:化痰方组及化痰活血方组的血糖有所降低（P<0.05），同时FINS水平显著降低（P<0.01），IAI明显升高（P<0.05，P<0.01），但化痰活血组作用更佳（P<0.05）。姜淼等［19］采用高糖高脂饲料和小剂量STZ制造2型糖尿病IR大鼠模型，随机分为病理模型组、黄连人参组和吡格列酮组，结果显示:黄连人参组与吡格列酮组各指标与病理模型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P<0.05，P<0.01），且胰腺病理观察均较病理模型组有所改善，黄连人参组与吡格列酮组各指标比较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王立琴等［20］采用高脂饲料和STZ制造糖尿病IR小鼠模型，随机分为4组:治疗组（芪黄胶囊加黄连素组）、对照1组（黄连素组）、对照2组（二甲双胍组）、空白对照组及正常对照组，结果:治疗组优于黄连素组及二甲双胍组（P<0.05）。李瑾等［21］以高热量饲料和STZ制造2型糖尿病大鼠IR模型，并随机分成4组:正常对照组、模型对照组、糖抗宁小剂量组、糖抗宁大剂量组和二甲双胍对照组，结果显示:糖抗宁合剂小剂量组及大剂量组均可明显降低FPG、BMI、FINS（P<0.05，P<0.01），提高IAI（P<0.05，P<0.01）。钱秋海等［22］以高脂饮食和STZ造成2型糖尿病IR大鼠模型，并随机分成4组:模型对照组、三黄消渴胶囊小剂量组及大剂量组和二甲双胍模型对照组，结果显示:三黄消渴胶囊能明显降低FINS，提高IAI，与治疗前及对照组治疗后对比，差异有显著性（P<0.01），且大剂量组更明显。

5结语

近几年中医药改善IR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目前中医对IR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重复性研究较多，缺乏科学客观化指标的大样本研究。对于单味药改善IR的机理缺乏在分子生物学上的研究，应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力求建立病证结合的2型糖尿病动物模型。今后我们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不断规范深入地开展中医药改善IR的研究，提高中医药疗效的可信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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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月丽，吕俊华.红丝线草对胰岛素抵抗脂肪肝大鼠有关指标的影响［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2006，8（3）:4-6.

［10］姜淼.三黄安消胶囊治疗2型糖尿病及改善胰岛素抵抗作用的临床研究［J］.新中医，2006，38（1）:28-30.

［11］汪何.三芪丹颗粒对老年糖尿病胰岛β细胞功能和胰岛素抵抗的影响［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27（3）: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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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王立琴，张洁.芪黄胶囊合黄连素改善糖尿病小鼠血胰岛素抵抗实验研究［J］.山东中医杂志，2005，24（9）:560-561.

抵抗范文篇7

关键词公民权利依法行政行政抵抗权公定力

行政权力可能被异化，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人非但无法获得公权力的保障，相反，甚至可能会受到公权力的侵害，这就涉及行政相对人对不正当权力的抵抗。行政抵抗权就是在行政相对人受到重大明显违法行政行为侵害时所可以采取的私力救济方式。这一权利对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然而，我国立法虽然肯定了行政相对人对某些违法行政行为拥有直接抵制的权利，[1]但是还相当零碎和粗糙，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理论界行政抵抗权的关注也多集中在无效行政行为的界定以及行政抵抗权的正当性问题上，对行政抵抗权制度构建的可行性和具体方案这类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所以，本文拟就行政抵抗权的制度构建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以图行政抵抗权能够成为一项切实为相对人所享有的权利。

一行政抵抗权概述

（一）行政抵抗权的概念和特征

一般认为，行政机关的管理决定或措施一经作出，无论其是否合法，皆产生一种法律上的约束力，行政行为相对一方应当首先尊重与服从，若认为该决定或措施侵犯其合法权益，可诉诸事后的救济途径以补救之。然而这一原则亦有例外，即如果行政行为有重大明显的违法情形，则自其自成立时便无任何法律约束力，行政相对人有权不服从，[2]这就是行政法理论上所称的行政抵抗权。

行政抵抗权具有以下属性：第一，从性质上看，行政抵抗权是私力救济权的一种，它是相对人以自己私的力量对自己权益的维护，有消极地拒绝和积极地防卫两种方式。它不发生在复议、申诉、诉讼等救济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在不认同行政行为的同时选择了先行服从，那么即使其事后选择了其他公力救济途径，也不属于行使行政抵抗权的行为。

第二，从价值取向上看，行政抵抗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只有受到该行政行为影响的人才能行使抵抗权。大规模的表示对政府或者某个机构的不满也不是行使行政抵抗权的表现，那是宪法中规定的游行、示威或者其他自由。

第三，从对象上看，行政抵抗权针对的是行政主体某一具体的行政管理行为，对立法机关立法、司法判决、行政立法的抵抗并不在这里所讨论的行政抵抗权范围之内；而且行政抵抗权针对的是无效的行政行为，无效行政行为的确定是行使行政抵抗权的前提。

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与行政抵抗权概念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违法行政行为”的含义。虽然学界已经基本一致认为行政抵抗权发生的前提是行政行为具有重大明显违法的情形，[3]但却忽略了这里的“违法”可能有两层含义：第一种含义是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直接违反了其作出行为时所应该依据的法律，第二种含义是行政行为所直接依据的法律规定（包括行政命令）本身违宪。那么，是否这两种情形下的抵抗权都可以称之为行政抵抗权呢？本文认为，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依据违宪时，相对人的抵抗并不在本文所讨论的行政抵抗权范围之内。因为，行政抵抗权是一种即时的私力救济，这就要求常人凭借一般认识水平即可分辨，唯有如此行政相对方才能采取合理方式予以对抗。而断定一项法律法规是否违法通常要求判断者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法律权威（这通常是法院的任务），相对人并无此能力。既然法律规定之违法与否并不能由相对人直接断定，那么其行政抵抗权当然无从行使。事实上，这也是法的安定性的必然要求。而这并不是说公民在法律法规违宪是就必须服从而没有抵抗的权利，只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抵抗权属于宪法上的抵抗权。

（二）行政抵抗权与宪法上的抵抗权的关系

对行政抵抗权进行界限时，不少论者把行政抵抗权与宪法上的抵抗权混为一谈，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做一个澄清。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宪法上的抵抗权是行政抵抗权的宪政基础，其正当性基础构成了行政抵抗权在宪政层面的正当性基础。[4]如果我们否认宪法上的抵抗权，那么行政抵抗权的正当性基础也就不复存在。因为根据公定力理论，行政行为实际上被人为地赋予了与法律类似的不可直接对抗性——无论其合法与否，在诉诸事后救济之前相对人必须现行服从这一行为。从这个角度上看，面对一个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在选择先行服从还是选择直接的不服从方面，与面对一个法律的公民，处境极其相似，也就是说这两项权利对抗的都是国家权力。

于是，与宪政层面上讨论公民的抵抗权就与在行政层面讨论相对人的抵抗权有了某种内在的联系。宪法抵抗权的正当性论证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在承认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前提下，虽然人民生活在一个由主权者颁布的规范体系的普遍统治之下，但同时主权者也必须承认公民的良知自由及相关的自由，以及由此不服从主权者命令的行为的正当性。[5]宪法抵抗权理论承认了人的丰富性和至上性，是对国家绝对主义的怀疑和否认。而相对人行政抵抗权的正当性也在这个论证过程中得到了说明。

同时，我们更不能忽略二者有很大的不同。对无效行政行为之不服从与对法律和依法律而制定的行政命令（为论述方便，下面统称为实定法）的不服从存在很大的区别。后者诉诸其内心的良知，来评判现行实定法；即便宪法原则上赋予公民不服从权利，也需要公民动用理性来判断宪法的基本价值以及基本原则是什么，并以此来判断实定法是否与之相悖。而前者在选择是否服从行政行为时，判断标准主要来自具体的实定法规定，即观察行政行为是否在实定法上构成重大、明显瑕疵。而且，由于法治主义对行政的要求以及对公民正当权益的保障宗旨，公民对无效行政行为的直接不服从，有极大可能在事后获得国家权威机关的支持。因为，法院认可和支持此类不服从行为，最终表达的更多地是对形式法治的尊崇，其正当性几乎不会受到挑战。[6]

也就是说行政抵抗权的核心问题是相对人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如何展开私力救济以维护其权利；其针对的是具体的而且有明显重大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行政抵抗权的行使促进了了法的内容在实施中的有效性，它维护的是形式上的法治。而宪法上的抵抗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恶法”到底是不是法，它以立宪主义和自然法思想为其存在根基；宪法上的抵抗权所针的对象多为具有宪政意义的国家立法、国家政策、重大政治事件等等，它推动了一国实定法内容的进化。

二行政抵抗权制度化的可行性

任何权利都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来保证其真正为公民所享有，行政抵抗权也不例外。但问题却出在这里，虽然学界在行政抵抗权的正当性问题上基本取得了共识，[7]但是在行政抵抗权能否制度化进而被相对人切实享有这一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有论者认为行政抵抗权在现实中无法操作，如果在法律中强行规定这一权利还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8]其论证过程大致如下：第一，在实务上无效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对于相对人来说难以客观辨认；第二，相对人即使正确辨认，在事实上也难以抗拒强制性的行政行为。第三，行政抵抗权制度不利于相对人的利益。将无效行政行为的辨认权和抗拒权赋于相对人的同时，也将责任转移给了相对人。例如，如果相对人由于错误地辨认而抗拒行政行为，那么就会产生新的行政责任。第四，行政抵抗权制度有损于社会利益。行政抵抗权的诱惑会导致相对人倾向于将行政行为认定为无效，如此日积月累必将导致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损害公共利益，根本就无法实现行政法治所要求的良好秩序。正是以上理由否定了行政抵抗权制度化的可能性。[9]

上面的观点立足于对我国现实的经验观察，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但仍有待商榷。第一，反对者认为相对人很难正确辨认无效行政行为，这是站不住脚的。虽然目前无效行为的标准的确不很明确，在辨认上也有一定困难。但论者忽视了另外一点：随着我国立法（特别是行政程序法典）的完善和司法实践相关判例的不断确立，判断无效行政行为的标准会日益明确。同时，无效的情形已经被限制在重大、明显的场合，所以辨认的困难并不会太大。再加上在当代这样一个咨询发达和行政日益公开的社会，公民在行使抵抗权的时候，有充分的能力进行法律咨询。第二，反对者认为相对人在事实上难以抗拒强制性的行政行为，这一点没有对行政行为进行具体分析，太过笼统。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固然都以一定的强制执行权为基础，但有的强制执行行为只能依靠法院来实施；另外，一些执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相对人的配合，没有相对人的配合，其执行很难有效实现。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对人的抵抗行为，并不是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在软弱无力。第三，反对者的第三点和第四点理由的立论基础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反对者忽视了每一个相对人的利益计算的能力。如果抵抗的风险太高，相对人就会选择先行服从而采用事后救济的手段，而不会发生反对者所设想的情形。可以说，反对者所谓的理由在行政抵抗权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是存在的，但如果我们构建起完善的行政抵抗权制度，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反对者所设想的情况。

三我国行政抵抗权的立法现状及其不足

我国目前的立法对行政抵抗权基本持肯定态度。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立法和司法上上承认了作为行政抵抗权直接理论基础的无效行政行为。例如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31条、第32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确认了无效判决这一新的判决形式。该解释的第5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1）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2）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3）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

第二，国家和地方立法中的一些条文明确规定了相对人的行政抵抗权。例如，《行政处罚法》第49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33条规定：“企业有权拒绝任何机关和单位向企业摊派人力、物力、财力。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机关和单位以任何形式要求提供物力、财力、人力的，都属于摊派”。类似的规定还有国务院于1988年颁布的禁止向企业摊派暂行条例第2条、第13条，1993年7月《农业法》第67条。如《山东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第21条规定：“各种罚款必须严格按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执行，并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否则被罚款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拒付。”1993年颁布的《北京市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经营者有权拒绝非管理机关和无检查证人员的检查；有权抵制非发证机关扣缴或者吊销文化娱乐经营许可证、安全合格证和营业执照。”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对行政抵抗权的保障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5条规定：“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将作出裁定不准予执行：（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二）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我们可以发现，司法解释确定的不予执行裁定之标准，隐约与行政行为无效标准接近——只是强调“明显”瑕疵而没有兼及“重大”瑕疵。这就是说，如果相对人在这种场合下行使了抵抗权，由于法院对无效行政行为的审查，行政机关就无法采取强制措施，从而保障了相对人的行政抵抗权。

但是，我国目前的规定还很不充分，还没有建立起一项完整的行政抵抗权制度，这样的立法现状很难有效保障相对人的行政抵抗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判断无效行政行为的标准不明，与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界线不明。例如，司法解释在授予法院行使宣告某些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权力同时，没有给出可供各级法院操作的判断“无效”的标准。司法解释第57条第2款前两项规定的是确认违法判决所适用的情形，而第3项中的“不成立”又不宜作为确认无效的标准，那么，该条款似乎可以解读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无效的，法院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如果把这里的“依法”理解为，只有当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明确规定无效的情形，法院才可以判决确认其无效，我们所期待的无效理论普遍适用的前景就要大打折扣了。再如，《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规定的“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中的“无效”外延过宽。这样模糊不清的规定只能引起实践中的混乱。

第二，对行政抵抗权的行使方式不明确、保障机制不健全。无效行政行为和属于一般违法的可撤销行政行为的关键区别之一在于，行政相对人请求有权机关对无效行政行为予以确认或宣告，是不受任何时间限制的。即便复议或诉讼期限已过，也不影响行政相对人对自始无效的行政行为提出挑战。可是，司法解释只是规定确认无效为一种独立的判决形式，其并没有以无效理论为立法的基础理论，建构起一个可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特定请求权利的、独立的确认无效诉讼程序。[10]相对人仍然需要在法定诉讼时效之内，向法院提出确认无效的请求。因为，无效行政行为乃一类特殊的违法行为。若没有诉讼程序上的差别，[11]确认无效判决完全可以为撤销判决或者确认违法判决所吸收，而无需赋予其独立存在的形式。

四行政抵抗权制度的构建

如上文所述，我国立法关于行政抵抗权的规定既没有一个以一贯之的理论基础——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也没有体系化的规定来明确行政抵抗权的形式模式，更没有对行政抵抗权有效的救济措施。所以很难说我国已经建立起了行政抵抗权制度，所以本部分将讨论的是行政抵抗权的“构建”而非“完善”。本文认为，我国行政抵抗权制度的构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立法上明确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划清与其他违法行政行为的界限。对无效行政行为的界定，建议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在我国将来的程序法典中采用列举性条款和概括性条款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规定——即列举无效行政行为的主要情形，随后附加“其他重大、明显违法行为”这一概括性规定，以明确无效行政行为与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区别。这样，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行使抵抗权才有章可循，也便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和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行政复议案件时具体操作。至于具体的判断标准，通说认为有以下几个：①主体身份不明，例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不表明身份。②行政主体明显超越职权，例如某税务局吊销某饭店的营业执照。③行政行为的内容明显违法，甚至会导致犯罪，例如某乡政府命令村民捕杀若干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招待外商。④必备法定程序的缺少，例如某工商局无视相对人请求在未举行听证的情况下其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针对行政抵抗权的特点对无效行政行为进行类型化，从而设计出行政抵抗权行使的不同模式。抵抗权是对无效行政行为的直接不服从，但该项权利的行使却并表示随心所欲的，要遵循一定的方式和限度。行政抵抗权的最大功能不在于鼓励相对人直接对抗行政机关的暴力执行行为，而在于为相对人消极不履行相应义务的行为提供了正当性支持。具体而言，从行使的方式上讲，不主张利用暴力直接与行政机关对抗，也不主张利用暴力与行政决定所涉第三人发生冲突，相对人的抵抗权行政抵抗权应该以和平的方式行使。理由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进行抵抗，也很难有成效，这主要发生在即时强制和执行机关采取直接强制的场合。如果行政机关在强制的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严重违法，威胁到了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符合刑法中规定的正当防卫的情形，那么相对人当然有权抵抗，但此时已经不是行政法中的抵抗权了，而是刑法中的正当防卫权了。尽管如此，行政抵抗权仍有相当的适用范围：相对人可以采用和平的方式来对抗行政机关的某些非直接强制措施；在行政机关对其所作出的行为没有强制执行权的场合，相对人的抵抗权就体现的更加充分。

上面提到，我们不主张利用暴力直接与行政机关对抗，那么怎样的抵抗行为算是定暴力抵抗呢？再者，如何判断相对人是正当地行使其抵抗权的行为，还是故意逃避自己的法律义务呢？这两个问题是关系到如何行使行政抵抗权的核心问题。关于暴力的界定，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立法所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在司法实践和执法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和社会一般观念来逐步积累，从而形成比较固定的看法。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相对人的抵抗一定要不触犯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能危及社会公共秩序，如犯罪行为。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判断标准问题，笔者认为应该采用客观的标准，即便相对人主观上认定自己的抵抗行为是正当的，但如果依社会一般观念，该行政行为决不可能归入无效行为的话，相对人的抵抗行为就是妨碍公务的行为从而排除其正当性。不过，这并不是说要求相对人的抵抗行为一定是无效行政行为，对于一些对否无效与否具有重大争议的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抵抗也自然获得正当性而排除违法性。理由很简单，对于这些行为，连作为专门适法机关的法院的判断都具有重大争议，那么我们就不能过于苛求相对人，否则行政抵抗权就只会流于形式。

第三，完善行政抵抗权的行使的保障机制。一方面，我国行政诉讼中应当建立起请求“确认无效之诉”制度。如果相对人或行政行为的利益相关人认为某个行政行为是无效行为，对此行为可以不予理睬，也可以以该行为无效向作出行为的主体提出抗辩。如果行政主体认为该行为不属无效并强制执行，相对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宣告该行为无效。或者，当行政主体在相对人不理睬行政行为而向法院中请强制执行时，相对人可以以该行为无效作为抗辩之理由，请求法院宣告该行为无效。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应要求或允许被申请执行人参加该程序，相对人以行政行为无效为理由而提起宣告无效之诉，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具体的做法是：①在《行政诉讼法》中，应规定确认无效判决同时明确规定，相对人提起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不受期限限制。②虽然被告行政机关对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该具体行政行为有效的相关证据；但相对人也应该提出被诉行为无效的证据，以此来证明自己行使的是行政抵抗权而并非刻意规避法律义务。③无效行政行为的最终认定权应归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有权认定行政行为是否无效，行政机关也有权认定行政行为无效，但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对是否是无效行政行为产生争执时，无效的最终认定权应属于人民法院。

另一方面，加大实施违法行为的执法人员的惩戒制度。因为无效行为是重大、明显的行政行为，执法人员因此而获得道德上的可责难性，应该承担比一般违法人员更重的责任。具体而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执行无效行政行为，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除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应依法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和追偿。为了落实这一制度，还应给规定该无效行为相对人享有对行政处分的知情权。另外，触犯刑法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五结语

行政抵抗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其存在以承认公民有权按照普遍法则明辨是非善恶为前提，以此来抵销政府的武断、专横，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不容置疑。不可否认，在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下，行政抵抗权制度的构建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然而，从法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一项制度的构建是值得的并具有一定可行性的话，我们就必须为它的建构迈出第一步。毕竟，任何制度发展和完善都是在不断矫正和积累的过程中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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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如，《行政处罚法》第49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另外关于行政抵抗权的规定还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33条和《农业法》第18条的规定等。

[2]、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实践探索》，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

[3]、见胡敏洁：《论公定力与行政相对人程序抵抗权》，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刘会军：《行政抵抗权研究》，《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第九辑105-154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实践探索》，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张廉华：《论行政相对人的正当防卫权》，载《鲁行经院学报》2002年2月；刘东亮：《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之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柳现涛、刘宏渭：《论无效行政行为防卫权及其矫正机制》，载《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张旭勇、尹伟琴：《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三题》，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刘会军：《论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利》，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09月。

[4]、刘会军：《论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利》，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9月。

[5]、见周永胜：《论公民不服从》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5期；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实践探索》，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

[6]、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实践探索》，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

[7]、虽然也有论者对行政抵抗权持反对态度，但这并不是学界的主流观点。

[8]、叶必丰：《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9]、详见叶必丰：《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夏金莱：《质疑无效行政行为及相对人的抵抗权》，载《政府法制》2004年11月（下）。

抵抗范文篇8

关键词公民权利依法行政行政抵抗权公定力

行政权力可能被异化，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人非但无法获得公权力的保障，相反，甚至可能会受到公权力的侵害，这就涉及行政相对人对不正当权力的抵抗。行政抵抗权就是在行政相对人受到重大明显违法行政行为侵害时所可以采取的私力救济方式。这一权利对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然而，我国立法虽然肯定了行政相对人对某些违法行政行为拥有直接抵制的权利，[1]但是还相当零碎和粗糙，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理论界行政抵抗权的关注也多集中在无效行政行为的界定以及行政抵抗权的正当性问题上，对行政抵抗权制度构建的可行性和具体方案这类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所以，本文拟就行政抵抗权的制度构建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以图行政抵抗权能够成为一项切实为相对人所享有的权利。

一行政抵抗权概述

（一）行政抵抗权的概念和特征

一般认为，行政机关的管理决定或措施一经作出，无论其是否合法，皆产生一种法律上的约束力，行政行为相对一方应当首先尊重与服从，若认为该决定或措施侵犯其合法权益，可诉诸事后的救济途径以补救之。然而这一原则亦有例外，即如果行政行为有重大明显的违法情形，则自其自成立时便无任何法律约束力，行政相对人有权不服从，[2]这就是行政法理论上所称的行政抵抗权。

行政抵抗权具有以下属性：第一，从性质上看，行政抵抗权是私力救济权的一种，它是相对人以自己私的力量对自己权益的维护，有消极地拒绝和积极地防卫两种方式。它不发生在复议、申诉、诉讼等救济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在不认同行政行为的同时选择了先行服从，那么即使其事后选择了其他公力救济途径，也不属于行使行政抵抗权的行为。

第二，从价值取向上看，行政抵抗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只有受到该行政行为影响的人才能行使抵抗权。大规模的表示对政府或者某个机构的不满也不是行使行政抵抗权的表现，那是宪法中规定的游行、示威或者其他自由。

第三，从对象上看，行政抵抗权针对的是行政主体某一具体的行政管理行为，对立法机关立法、司法判决、行政立法的抵抗并不在这里所讨论的行政抵抗权范围之内；而且行政抵抗权针对的是无效的行政行为，无效行政行为的确定是行使行政抵抗权的前提。

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与行政抵抗权概念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违法行政行为”的含义。虽然学界已经基本一致认为行政抵抗权发生的前提是行政行为具有重大明显违法的情形，[3]但却忽略了这里的“违法”可能有两层含义：第一种含义是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直接违反了其作出行为时所应该依据的法律，第二种含义是行政行为所直接依据的法律规定（包括行政命令）本身违宪。那么，是否这两种情形下的抵抗权都可以称之为行政抵抗权呢？本文认为，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依据违宪时，相对人的抵抗并不在本文所讨论的行政抵抗权范围之内。因为，行政抵抗权是一种即时的私力救济，这就要求常人凭借一般认识水平即可分辨，唯有如此行政相对方才能采取合理方式予以对抗。而断定一项法律法规是否违法通常要求判断者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法律权威（这通常是法院的任务），相对人并无此能力。既然法律规定之违法与否并不能由相对人直接断定，那么其行政抵抗权当然无从行使。事实上，这也是法的安定性的必然要求。而这并不是说公民在法律法规违宪是就必须服从而没有抵抗的权利，只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抵抗权属于宪法上的抵抗权。

（二）行政抵抗权与宪法上的抵抗权的关系

对行政抵抗权进行界限时，不少论者把行政抵抗权与宪法上的抵抗权混为一谈，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做一个澄清。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宪法上的抵抗权是行政抵抗权的宪政基础，其正当性基础构成了行政抵抗权在宪政层面的正当性基础。[4]如果我们否认宪法上的抵抗权，那么行政抵抗权的正当性基础也就不复存在。因为根据公定力理论，行政行为实际上被人为地赋予了与法律类似的不可直接对抗性——无论其合法与否，在诉诸事后救济之前相对人必须现行服从这一行为。从这个角度上看，面对一个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在选择先行服从还是选择直接的不服从方面，与面对一个法律的公民，处境极其相似，也就是说这两项权利对抗的都是国家权力。

于是，与宪政层面上讨论公民的抵抗权就与在行政层面讨论相对人的抵抗权有了某种内在的联系。宪法抵抗权的正当性论证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在承认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前提下，虽然人民生活在一个由主权者颁布的规范体系的普遍统治之下，但同时主权者也必须承认公民的良知自由及相关的自由，以及由此不服从主权者命令的行为的正当性。[5]宪法抵抗权理论承认了人的丰富性和至上性，是对国家绝对主义的怀疑和否认。而相对人行政抵抗权的正当性也在这个论证过程中得到了说明。

同时，我们更不能忽略二者有很大的不同。对无效行政行为之不服从与对法律和依法律而制定的行政命令（为论述方便，下面统称为实定法）的不服从存在很大的区别。后者诉诸其内心的良知，来评判现行实定法；即便宪法原则上赋予公民不服从权利，也需要公民动用理性来判断宪法的基本价值以及基本原则是什么，并以此来判断实定法是否与之相悖。而前者在选择是否服从行政行为时，判断标准主要来自具体的实定法规定，即观察行政行为是否在实定法上构成重大、明显瑕疵。而且，由于法治主义对行政的要求以及对公民正当权益的保障宗旨，公民对无效行政行为的直接不服从，有极大可能在事后获得国家权威机关的支持。因为，法院认可和支持此类不服从行为，最终表达的更多地是对形式法治的尊崇，其正当性几乎不会受到挑战。[6]

也就是说行政抵抗权的核心问题是相对人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如何展开私力救济以维护其权利；其针对的是具体的而且有明显重大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行政抵抗权的行使促进了了法的内容在实施中的有效性，它维护的是形式上的法治。而宪法上的抵抗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恶法”到底是不是法，它以立宪主义和自然法思想为其存在根基；宪法上的抵抗权所针的对象多为具有宪政意义的国家立法、国家政策、重大政治事件等等，它推动了一国实定法内容的进化。

二行政抵抗权制度化的可行性

任何权利都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来保证其真正为公民所享有，行政抵抗权也不例外。但问题却出在这里，虽然学界在行政抵抗权的正当性问题上基本取得了共识，[7]但是在行政抵抗权能否制度化进而被相对人切实享有这一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有论者认为行政抵抗权在现实中无法操作，如果在法律中强行规定这一权利还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8]其论证过程大致如下：第一，在实务上无效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对于相对人来说难以客观辨认；第二，相对人即使正确辨认，在事实上也难以抗拒强制性的行政行为。第三，行政抵抗权制度不利于相对人的利益。将无效行政行为的辨认权和抗拒权赋于相对人的同时，也将责任转移给了相对人。例如，如果相对人由于错误地辨认而抗拒行政行为，那么就会产生新的行政责任。第四，行政抵抗权制度有损于社会利益。行政抵抗权的诱惑会导致相对人倾向于将行政行为认定为无效，如此日积月累必将导致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损害公共利益，根本就无法实现行政法治所要求的良好秩序。正是以上理由否定了行政抵抗权制度化的可能性。[9]

上面的观点立足于对我国现实的经验观察，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但仍有待商榷。第一，反对者认为相对人很难正确辨认无效行政行为，这是站不住脚的。虽然目前无效行为的标准的确不很明确，在辨认上也有一定困难。但论者忽视了另外一点：随着我国立法（特别是行政程序法典）的完善和司法实践相关判例的不断确立，判断无效行政行为的标准会日益明确。同时，无效的情形已经被限制在重大、明显的场合，所以辨认的困难并不会太大。再加上在当代这样一个咨询发达和行政日益公开的社会，公民在行使抵抗权的时候，有充分的能力进行法律咨询。第二，反对者认为相对人在事实上难以抗拒强制性的行政行为，这一点没有对行政行为进行具体分析，太过笼统。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固然都以一定的强制执行权为基础，但有的强制执行行为只能依靠法院来实施；另外，一些执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相对人的配合，没有相对人的配合，其执行很难有效实现。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对人的抵抗行为，并不是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在软弱无力。第三，反对者的第三点和第四点理由的立论基础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反对者忽视了每一个相对人的利益计算的能力。如果抵抗的风险太高，相对人就会选择先行服从而采用事后救济的手段，而不会发生反对者所设想的情形。可以说，反对者所谓的理由在行政抵抗权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是存在的，但如果我们构建起完善的行政抵抗权制度，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反对者所设想的情况。

三我国行政抵抗权的立法现状及其不足

我国目前的立法对行政抵抗权基本持肯定态度。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立法和司法上上承认了作为行政抵抗权直接理论基础的无效行政行为。例如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31条、第32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确认了无效判决这一新的判决形式。该解释的第5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1）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2）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3）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

第二，国家和地方立法中的一些条文明确规定了相对人的行政抵抗权。例如，《行政处罚法》第49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33条规定：“企业有权拒绝任何机关和单位向企业摊派人力、物力、财力。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机关和单位以任何形式要求提供物力、财力、人力的，都属于摊派”。类似的规定还有国务院于1988年颁布的禁止向企业摊派暂行条例第2条、第13条，1993年7月《农业法》第67条。如《山东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第21条规定：“各种罚款必须严格按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执行，并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否则被罚款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拒付。”1993年颁布的《北京市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经营者有权拒绝非管理机关和无检查证人员的检查；有权抵制非发证机关扣缴或者吊销文化娱乐经营许可证、安全合格证和营业执照。”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对行政抵抗权的保障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5条规定：“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将作出裁定不准予执行：（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二）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我们可以发现，司法解释确定的不予执行裁定之标准，隐约与行政行为无效标准接近——只是强调“明显”瑕疵而没有兼及“重大”瑕疵。这就是说，如果相对人在这种场合下行使了抵抗权，由于法院对无效行政行为的审查，行政机关就无法采取强制措施，从而保障了相对人的行政抵抗权。

但是，我国目前的规定还很不充分，还没有建立起一项完整的行政抵抗权制度，这样的立法现状很难有效保障相对人的行政抵抗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判断无效行政行为的标准不明，与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界线不明。例如，司法解释在授予法院行使宣告某些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权力同时，没有给出可供各级法院操作的判断“无效”的标准。司法解释第57条第2款前两项规定的是确认违法判决所适用的情形，而第3项中的“不成立”又不宜作为确认无效的标准，那么，该条款似乎可以解读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无效的，法院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如果把这里的“依法”理解为，只有当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明确规定无效的情形，法院才可以判决确认其无效，我们所期待的无效理论普遍适用的前景就要大打折扣了。再如，《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规定的“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中的“无效”外延过宽。这样模糊不清的规定只能引起实践中的混乱。

第二，对行政抵抗权的行使方式不明确、保障机制不健全。无效行政行为和属于一般违法的可撤销行政行为的关键区别之一在于，行政相对人请求有权机关对无效行政行为予以确认或宣告，是不受任何时间限制的。即便复议或诉讼期限已过，也不影响行政相对人对自始无效的行政行为提出挑战。可是，司法解释只是规定确认无效为一种独立的判决形式，其并没有以无效理论为立法的基础理论，建构起一个可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特定请求权利的、独立的确认无效诉讼程序。[10]相对人仍然需要在法定诉讼时效之内，向法院提出确认无效的请求。因为，无效行政行为乃一类特殊的违法行为。若没有诉讼程序上的差别，[11]确认无效判决完全可以为撤销判决或者确认违法判决所吸收，而无需赋予其独立存在的形式。

四行政抵抗权制度的构建

如上文所述，我国立法关于行政抵抗权的规定既没有一个以一贯之的理论基础——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也没有体系化的规定来明确行政抵抗权的形式模式，更没有对行政抵抗权有效的救济措施。所以很难说我国已经建立起了行政抵抗权制度，所以本部分将讨论的是行政抵抗权的“构建”而非“完善”。本文认为，我国行政抵抗权制度的构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立法上明确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划清与其他违法行政行为的界限。对无效行政行为的界定，建议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在我国将来的程序法典中采用列举性条款和概括性条款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规定——即列举无效行政行为的主要情形，随后附加“其他重大、明显违法行为”这一概括性规定，以明确无效行政行为与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区别。这样，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行使抵抗权才有章可循，也便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和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行政复议案件时具体操作。至于具体的判断标准，通说认为有以下几个：①主体身份不明，例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不表明身份。②行政主体明显超越职权，例如某税务局吊销某饭店的营业执照。③行政行为的内容明显违法，甚至会导致犯罪，例如某乡政府命令村民捕杀若干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招待外商。④必备法定程序的缺少，例如某工商局无视相对人请求在未举行听证的情况下其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针对行政抵抗权的特点对无效行政行为进行类型化，从而设计出行政抵抗权行使的不同模式。抵抗权是对无效行政行为的直接不服从，但该项权利的行使却并表示随心所欲的，要遵循一定的方式和限度。行政抵抗权的最大功能不在于鼓励相对人直接对抗行政机关的暴力执行行为，而在于为相对人消极不履行相应义务的行为提供了正当性支持。具体而言，从行使的方式上讲，不主张利用暴力直接与行政机关对抗，也不主张利用暴力与行政决定所涉第三人发生冲突，相对人的抵抗权行政抵抗权应该以和平的方式行使。理由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进行抵抗，也很难有成效，这主要发生在即时强制和执行机关采取直接强制的场合。如果行政机关在强制的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严重违法，威胁到了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符合刑法中规定的正当防卫的情形，那么相对人当然有权抵抗，但此时已经不是行政法中的抵抗权了，而是刑法中的正当防卫权了。尽管如此，行政抵抗权仍有相当的适用范围：相对人可以采用和平的方式来对抗行政机关的某些非直接强制措施；在行政机关对其所作出的行为没有强制执行权的场合，相对人的抵抗权就体现的更加充分。

上面提到，我们不主张利用暴力直接与行政机关对抗，那么怎样的抵抗行为算是定暴力抵抗呢？再者，如何判断相对人是正当地行使其抵抗权的行为，还是故意逃避自己的法律义务呢？这两个问题是关系到如何行使行政抵抗权的核心问题。关于暴力的界定，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立法所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在司法实践和执法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和社会一般观念来逐步积累，从而形成比较固定的看法。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相对人的抵抗一定要不触犯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能危及社会公共秩序，如犯罪行为。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判断标准问题，笔者认为应该采用客观的标准，即便相对人主观上认定自己的抵抗行为是正当的，但如果依社会一般观念，该行政行为决不可能归入无效行为的话，相对人的抵抗行为就是妨碍公务的行为从而排除其正当性。不过，这并不是说要求相对人的抵抗行为一定是无效行政行为，对于一些对否无效与否具有重大争议的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抵抗也自然获得正当性而排除违法性。理由很简单，对于这些行为，连作为专门适法机关的法院的判断都具有重大争议，那么我们就不能过于苛求相对人，否则行政抵抗权就只会流于形式。

第三，完善行政抵抗权的行使的保障机制。一方面，我国行政诉讼中应当建立起请求“确认无效之诉”制度。如果相对人或行政行为的利益相关人认为某个行政行为是无效行为，对此行为可以不予理睬，也可以以该行为无效向作出行为的主体提出抗辩。如果行政主体认为该行为不属无效并强制执行，相对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宣告该行为无效。或者，当行政主体在相对人不理睬行政行为而向法院中请强制执行时，相对人可以以该行为无效作为抗辩之理由，请求法院宣告该行为无效。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应要求或允许被申请执行人参加该程序，相对人以行政行为无效为理由而提起宣告无效之诉，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具体的做法是：①在《行政诉讼法》中，应规定确认无效判决同时明确规定，相对人提起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不受期限限制。②虽然被告行政机关对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该具体行政行为有效的相关证据；但相对人也应该提出被诉行为无效的证据，以此来证明自己行使的是行政抵抗权而并非刻意规避法律义务。③无效行政行为的最终认定权应归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有权认定行政行为是否无效，行政机关也有权认定行政行为无效，但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对是否是无效行政行为产生争执时，无效的最终认定权应属于人民法院。

另一方面，加大实施违法行为的执法人员的惩戒制度。因为无效行为是重大、明显的行政行为，执法人员因此而获得道德上的可责难性，应该承担比一般违法人员更重的责任。具体而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执行无效行政行为，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除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应依法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和追偿。为了落实这一制度，还应给规定该无效行为相对人享有对行政处分的知情权。另外，触犯刑法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五结语

行政抵抗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其存在以承认公民有权按照普遍法则明辨是非善恶为前提，以此来抵销政府的武断、专横，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不容置疑。不可否认，在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下，行政抵抗权制度的构建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然而，从法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一项制度的构建是值得的并具有一定可行性的话，我们就必须为它的建构迈出第一步。毕竟，任何制度发展和完善都是在不断矫正和积累的过程中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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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如，《行政处罚法》第49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另外关于行政抵抗权的规定还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33条和《农业法》第18条的规定等。

[2]、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实践探索》，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

[3]、见胡敏洁：《论公定力与行政相对人程序抵抗权》，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刘会军：《行政抵抗权研究》，《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第九辑105-154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实践探索》，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张廉华：《论行政相对人的正当防卫权》，载《鲁行经院学报》2002年2月；刘东亮：《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之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柳现涛、刘宏渭：《论无效行政行为防卫权及其矫正机制》，载《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张旭勇、尹伟琴：《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三题》，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刘会军：《论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利》，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09月。

[4]、刘会军：《论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利》，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9月。

[5]、见周永胜：《论公民不服从》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5期；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实践探索》，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

[6]、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实践探索》，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

[7]、虽然也有论者对行政抵抗权持反对态度，但这并不是学界的主流观点。

[8]、叶必丰：《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9]、详见叶必丰：《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夏金莱：《质疑无效行政行为及相对人的抵抗权》，载《政府法制》2004年11月（下）。

抵抗范文篇9

【关键词】胰岛素抵抗.中医药疗法;综述

胰岛素抵抗（insulinresistance，IR）是指胰岛素作用的靶器官、组织，主要指肝脏、肌肉、脂肪组织对同等剂量的胰岛素生物学效应反应性降低或消失而产生的一系列病理和临床表现，它不但与糖尿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还是肥胖、高血压、高脂血症、冠心病及慢性血管并发症的危险因素。

1治法研究

王智明等［1］认为调肝泻火法具有调肝泻火、调理脏腑气血津液、平衡阴阳水木之功效，首次提出“从肝论治”治疗IR学说［2］，并用实验方法初步阐明从肝论治IR学说能有效预防高脂饮食大鼠发生IR［3］，并在此基础上观察调肝泻火法对2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患者的影响，有明显疗效。徐云生等［4］认为IR的病理机制及脂代谢异常与中医学脾虚痰浊血瘀密切相关，并以具有健脾、化痰、活血功效之胰苏灵治疗2型糖尿病疗效显著。戴小良等［5］认为肝失疏泄，心用过度，心肝火旺，消灼阴精是消渴发病的重要病理基础之一，从而提出清肝泻心法，并主张该法与滋阴润燥法联用治疗消渴病，收到明显疗效。汪何［6］在对照组治疗上加用益气养阴活血化瘀中药2型糖尿病治疗证属气阴两虚夹血瘀者，对照组以磺脲类和双胍类药物治疗，结果:两组治疗前后FINS无明显变化，但IAI均有升高（P<0.05），治疗组比对照组升高明显（P<0.05）。武士芬［7］以具有益气养阴活血清热功效之芪萸汤为基本方加减治疗2型糖尿病患者，对照组以二甲双胍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为86.11%，高于对照组（P<0.05），IAI较治疗前显著改善，FINS也明显下降（P<0.01）。

2单味中药研究

玉从荣等［8］以高脂高糖高盐饮食建立胰岛素抵抗综合征大鼠模型，肌肉注射葛根素4周，结果显示:

葛根素高、中剂量组均能明显降低TC和TG，与模型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1），葛根素高剂量组、卡托普利组均能明显降低FINS，提高IAI（P<0.01）。刘月丽等［9］采用高脂高糖饮食建立胰岛素抵抗脂肪肝动物模型，并连续8周以红丝线草提取物（HSX）分高低剂量灌胃，结果:低剂量组可以增加IAI（P<0.05），高、低剂量组FFA、TG水平基本恢复正常，并提高HDL-C水平。

3复方中药研究

姜淼［10］在口服降糖药的基础上以三黄安消胶囊治疗2型糖尿病，结果:治疗组治疗后PBG、餐后2h血糖（P2BG）、IAI、HOMA-IR均有明显改善。对照组汪何［11］在原有降糖药基础上加以三芪丹颗粒治疗30例老年糖尿病患者，结果:治疗组治疗后β细胞功能指数（HOMA-IS）、IAI、HDL-C上升，FPG、TG下降，与治疗前和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陈俊等［12］以白虎人参汤随证加减治疗2型糖尿病患者，结果:治疗组FPG、P2BG、FINS下降明显，而IAI明显改善（P<0.05，P<0.01），TC、TG治疗前后相比差异明显（P<0.05）。陈维铭等［13］以半夏白术天麻汤治疗60例单纯肥胖症患者，对照组以防风通圣丸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治疗后BMI、腰臀比（WHR）、FINS明显下降（P<0.05），IAI明显上升（P<0.05），优于对照组（P<0.05）。高允珊［14］在对照组的治疗上加用活血降糖方治疗2型糖尿病，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0.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72.9%，差异有显著性（P<0.05）。毛振营［15］以加味桃仁承气汤治疗2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患者，对照组给予二甲双胍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76.2%，对照组总有效率80%，两组比较无差异性（P>0.05），两组治疗后FINS显著下降，IAI显著提高，同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性显著（P<0.01），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左文标［16］等以糖脉康治疗2型糖尿病，对照组以二甲双胍治疗，结果:两组治疗前后FINS、IAI均有显著改善（P<0.01），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张海燕等［17］以糖消汤治疗空腹血糖异常伴胰岛素抵抗患者35例，对照组以二甲双胍治疗，结果:两组治疗后FBG、FINS、BMI均明显下降，IAI显著升高，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两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后TC、TG、LDL明显下降，HDL明显升高（P<0.01），对照组血脂变化不明显（P>0.05），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P<0.01）。

4动物实验研究

李学军等［18］以高热量饲料加小剂量链脲佐菌素（STZ）制造糖尿病大鼠模型，随机分为糖尿病组、化痰方组及化痰活血方组，化痰方由二陈汤加味而成，化痰活血方在化痰方的基础上加丹参及地龙，结果显示:化痰方组及化痰活血方组的血糖有所降低（P<0.05），同时FINS水平显著降低（P<0.01），IAI明显升高（P<0.05，P<0.01），但化痰活血组作用更佳（P<0.05）。姜淼等［19］采用高糖高脂饲料和小剂量STZ制造2型糖尿病IR大鼠模型，随机分为病理模型组、黄连人参组和吡格列酮组，结果显示:黄连人参组与吡格列酮组各指标与病理模型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P<0.05，P<0.01），且胰腺病理观察均较病理模型组有所改善，黄连人参组与吡格列酮组各指标比较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王立琴等［20］采用高脂饲料和STZ制造糖尿病IR小鼠模型，随机分为4组:治疗组（芪黄胶囊加黄连素组）、对照1组（黄连素组）、对照2组（二甲双胍组）、空白对照组及正常对照组，结果:治疗组优于黄连素组及二甲双胍组（P<0.05）。李瑾等［21］以高热量饲料和STZ制造2型糖尿病大鼠IR模型，并随机分成4组:正常对照组、模型对照组、糖抗宁小剂量组、糖抗宁大剂量组和二甲双胍对照组，结果显示:糖抗宁合剂小剂量组及大剂量组均可明显降低FPG、BMI、FINS（P<0.05，P<0.01），提高IAI（P<0.05，P<0.01）。钱秋海等［22］以高脂饮食和STZ造成2型糖尿病IR大鼠模型，并随机分成4组:模型对照组、三黄消渴胶囊小剂量组及大剂量组和二甲双胍模型对照组，结果显示:三黄消渴胶囊能明显降低FINS，提高IAI，与治疗前及对照组治疗后对比，差异有显著性（P<0.01），且大剂量组更明显。

5结语

近几年中医药改善IR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目前中医对IR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重复性研究较多，缺乏科学客观化指标的大样本研究。对于单味药改善IR的机理缺乏在分子生物学上的研究，应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力求建立病证结合的2型糖尿病动物模型。今后我们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不断规范深入地开展中医药改善IR的研究，提高中医药疗效的可信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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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武士芬.益气养阴活血清热法改善2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的临床观察［J］.辽宁中医杂志，2004，31（9）:720-722.

［8］玉从荣，吕俊华，王丹.葛根素抗氧化作用与改善胰岛素抵抗综合征模型大鼠胰岛素敏感性、血压和血脂作用的实验研究［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6，40（4）:53-55.

［9］刘月丽，吕俊华.红丝线草对胰岛素抵抗脂肪肝大鼠有关指标的影响［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2006，8（3）:4-6.

［10］姜淼.三黄安消胶囊治疗2型糖尿病及改善胰岛素抵抗作用的临床研究［J］.新中医，2006，38（1）:28-30.

［11］汪何.三芪丹颗粒对老年糖尿病胰岛β细胞功能和胰岛素抵抗的影响［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27（3）:82-84.

［12］陈俊，万琳，董晓云，等.白虎人参汤对改善2型糖尿病IR的疗效观察［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2005，7（2）:138-139.

［13］陈维铭，王馨然.半夏白术天麻汤对单纯性肥胖患者胰岛素抵抗的影响［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4，13（2）:15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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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毛振营.加味桃仁承气汤治疗胰岛素抵抗临床研究［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20（119）:37-38.

［16］左文标，张春香，张庆涛.糖脉康对糖耐量减退者胰岛素敏感性研究［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06，20（2）:185.

［17］张海燕，曾敬，王正君.糖消汤治疗空腹血糖异常伴胰岛素抵抗35例疗效观察［J］.新中医，2004，36（8）:40-41.

［18］李学军，杨叔禹，王丽英，等.化痰方及化痰活血方对糖尿病大鼠胰岛素抵抗的影响［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06，12（5）:37-39.

［19］姜淼，王世东，黄允瑜，等.黄连人参对药治疗2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机制的实验研究［J］.新中医，2006，38（5）:89-91.

［20］王立琴，张洁.芪黄胶囊合黄连素改善糖尿病小鼠血胰岛素抵抗实验研究［J］.山东中医杂志，2005，24（9）:560-561.

抵抗范文篇10

【关键词】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抵抗（aspirinresistance，AR）是指阿司匹林不能预防血栓形成事件的发生，或不能有效抑制血小板聚集和血栓素形成的一种现象［1］。目前，用来评价阿司匹林及其他抗血小板药物的实验技术虽然较多，但尚未形成规范，达成共识的检测方法和技术更少。据统计，5%～60%的病人会产生阿司匹林抵抗，从而导致重大血管事件发生的危险性相应增高［1］。

1AR产生的可能机制

AR可能与血小板激活的替代途径、阿司匹林对血栓素的生物合成不敏感、药物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阿司匹林剂量过低等因素相关。到目前为止，很难用某一种机制解释清楚所有的AR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AR存在一定的群体特征，也就是在不同的人群当中，不同的原因可能导致相同的特征结果。

1.1与环氧化酶的关系环氧化酶（cyclooxygen-ase，COX）存在两种异构体，即环氧化酶1（COX-1）和环氧化酶2（COX-2）。COX是花生四烯酸生成血栓素A2（thromboxaneA2，TXA2）和前列腺素H2（prostaglandinH2，PGH2）等前列腺素合成过程中的关键限速酶。阿司匹林的抗血小板效应，主要是通过使COX-1失活而达到抑制血栓素A2合成的目的。对于AR的研究，许多学者将眼光投向COX-2［2～4］。COX-2主要存在于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以及血小板中。COX-2为诱导酶，可被细胞因子诱导激活，在多种病理情况下作用增强，是PGH2生成的另一条途径。即使接受阿司匹林治疗，COX-2产生的PGH2亦可恢复血小板生成TXA2的能力，并促进TXA2合成，从而诱导血小板聚集。不同患者的血小板COX-2表达程度不同，而且COX-2也存在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的炎性细胞，如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当有炎症刺激时，COX-2在有核细胞中的表达可增强10到20倍。阿司匹林对COX-2的抑制作用比COX-1低170倍，因此，阿司匹林需抑制90%以上的TXA2生成才能发挥其抗血栓作用，这可能是血小板中存在较高浓度COX-2的患者发生AR的一个机制。对于此类患者群，祛除导致COX-2表达增强的诱因是较为理想的治疗措施，单纯增加阿司匹林的剂量是不可行的。理论上讲，可加用选择性COX-2抑制剂，如塞来考昔、罗非考昔等，但由于两药合用的不良反应加大，且选择性COX-2抑制剂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5，6］，故对选择性COX-2抑制剂还需谨慎使用。鉴于此种情况，可以选用一些能有效抑制血小板活性的中药及其有效单体与阿司匹林同用，以达到增效的目的，或作为阿司匹林的替代药，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二级预防。已有研究证实生姜中的提取物———非洲豆蔻醇，有很好地抑制血小板聚集的功效，可考虑作为阿司匹林的替代药［7］，但这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1.2药物间的相互作用在心血管事件的二级预防中，除服用阿司匹林外，病人常需同时服用降脂药、降糖药以及其他非甾体类抗炎药等，而这些药物与阿司匹林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对于诸如非甾体类药物布洛芬是否会对阿司匹林抑制血小板活性构成拮抗作用，研究发现布洛芬可以竞争性地阻滞COX-1，从而导致AR的发生［8］。但是新近研究又否认了这一指控［9］，在健康受试者中，服用阿司匹林81mg/次，1次/d，连续8d，然后，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加服布洛芬400mg/次，3次/d，连续10d，另一组加服安慰剂，结果表明，布洛芬治疗组在对血栓素B2的抑制作用方面与安慰剂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必须认真去思考如下问题:（1）在心血管事件的二级预防中，单用阿司匹林是不现实的，多种药物共用是客观存在的;（2）相同的研究出现不同的结果，除了进一步考察研究方法和手段之外，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特征性是不可忽视的根本问题。

1.3与剂量的关系阿司匹林防治心血管疾病的有效剂量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10，11］，现在尚无充分证据说明阿司匹林抗血栓效应具有剂量相关性。在对心梗、中风等疾病的二级预防中，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的推荐剂量为75～160mg/d，对于急性事件，至少需要160mg的阿司匹林才能抑制血小板的功能［12］。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目前所有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最佳剂量。对于那些对阿司匹林敏感的群体，只需小剂量（50～75mg/d）就可以达到防治目的，对于不甚敏感的人群，即使加大剂量，效果也往往很不理想。况且由于其胃肠道的副作用，单纯靠增加剂量是不可行的。另有研究发现，与普通的阿司匹林片相比，相同剂量的阿司匹林肠溶片生物利用度较低，这也可能是导致个体之间有效剂量不一致的原因之一［13］。此外，血小板的激活途径也是多样的，阿司匹林的阻断不能涵盖所有的途径。如有研究发现AR患者的血小板对腺苷二磷酸（adeno-sinediphosphate，ADP）极为敏感，并可被其激活，这可能是对AR的另一种解释［14］。

1.4其他因素除上述导致AR的因素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因素。如在疾病过程中，机体对药物反应性的影响，包括年龄、遗传等因素。在稳定的冠心病人群中，22%的患者在休息状态时对阿司匹林敏感，而运动试验后立即变为AR［15］。复发中风与只发生过单次中风的患者相比，其由ADP诱导的聚集反应明显增强［16］。心血管手术期间，阿司匹林的抗血小板效应明显降低［17］。吸烟患者中，AR的发生率明显增高［18］。血小板膜上糖蛋白的多态性与血小板对阿司匹林的敏感性有一定的相关性，其中血小板纯合P1（A1）等位基因与其关系最为密切［19］。在发生AR和对阿司匹林不甚敏感的人群中，年龄有增加的趋势［20］。有外周血管病或糖尿病的患者血液循环中的5-羟色胺水平增高，可以诱导血小板形状的改变（plateletshapechange，PSC），而PSC是血小板激活的早期表现，发生于血小板聚集之前［21］。这些因素所导致的AR，可能都有其群体特征性的存在。

2如何正确看待AR

阿司匹林作为一种抗血小板药物，被长期用于心血管等疾病的防治，拥有大量循证医学的证据，且价格低廉，小剂量服用副作用较小，特别适合长期服用。但是，随着阿司匹林抵抗的出现，我们必须认识并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血栓形成途径复杂，单靠阿司匹林一种药物预防所有与血栓形成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而且，由上文的分析已知阿司匹林的药效还受到剂量的个体差异、药物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吸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不可避免地导致临床上AR的存在;（2）已经服用阿司匹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不可过分依赖阿司匹林的抗血小板作用，在服药的同时，应定期检测血小板功能，密切观察临床症状，警惕AR的存在。

3AR的防治策略

对于已出现AR的人群，可考虑联合其他抗小板药物或以其他药物替代。但其他抗血小板聚集药物，也存在着类似AR的同样现象，如氯吡格雷抵抗。另一方面，两种抗血小板药物联合应用，会使严重出血的危险性增高，且氯吡格雷等药的价格较高，不适合长期服用，因此，联合应用其他抗血小板药物或替代用药也不是一种理想的方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在祖国传统医学中寻求解决的方法。由于阿司匹林抵抗的存在，使心血管疾病不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而反复发作，且多病程较长。久病入络，属于中医学络病的范畴，总属本虚标实，正虚阻络为基本病机。正虚多为脾肾亏虚，脾肾不足，运化失健，痰浊内生，血行滞涩，化而为瘀，浊瘀郁久还可化毒，最终痰瘀浊毒阻于络脉而致诸多疾病的发生。鉴于此病机特点，针对存在阿司匹林抵抗的人群，可以考虑结合具有扶正化浊，祛瘀解毒通络功效的中药进行治疗，发挥中医中药辨证论治和整体调节的优势，对除血栓外的其他高危因素，如高血压、高血脂等，也可起到一定的综合控制作用。这样也许可以更大程度地解决AR问题，从而更有效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4展望

对于AR，还存在很多未知因素，其复杂性和群体特征性是并存的，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在研究AR及临床防治AR时，应在考虑其复杂性的基础上，兼顾群体差别性，区别地辨证地对待这种现象，针对不同的群体制定不同的研究方案，为不同的个体制定更有效的治疗策略，使个体化治疗得到更高层次的体现。比如，我们可根据挟杂危险因素的不同来划分不同的群体，通过研究这些不同群体中AR产生的机理，相应地揭示其可能的群体特征。目前，关于AR的研究还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也存在很多争议，结合中医中药，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AR的产生机理及防治方面的研究是一条值得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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