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管干部范文10篇

党管干部范文篇1

党管干部，主要是指各级党委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并对各级、各类干部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党要加强对干部工作的领导，制定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二是推荐和管理好重要干部；三是指导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四是做好对干部人事工作的宏观管理和检查监督。党管干部原则的实质，就是要保证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关键要把撞好以下几点：

(1)干部人事工作的方针、政策必须由党委负责制定，不能政出多门。在各级党委内部，也要有合理的权限划分。凡属关系全局性质的干部人事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干部的基本标准，必须由党中央统一制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总体方案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必须由党中央决定或批准。地方和部门党的组织在贯彻执行中，可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制定一些具体的政策规定和干部标准以及改革措施。但这些具体规定必须与中央的方针、政策相一致，有的在实施前，还要报经上级党委和主管部门审批。

(2)各级、各方面的重要干部必须依照权限，由各级党委直接管理，决定任免和推荐。在这个原则下，干部管理的有关工作，可以由党委组织部门统一办理，也可以由党委其它部门办理，还有一部分由政府人事部门办理。但不论怎样分工，都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党委组织部的协调和指导下，严格按照党的有关规定办理。

(3)选拔任用干部必须经党委集体讨论，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出决定，不能由任何个人专断。

(4)正确处理党委推荐干部与人大依法选举和决定任免干部的关系。党中央和地方党委向国家机关推荐领导干部，是实现党对国家事务领导的重要保证，是执政党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体现，也是各级党委的重要职责。但是推荐干部不同于直接任命干部。选举和决定任免国家机关领导干部，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因此，党委推荐干部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严格依法办事。同时，各级人大要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人代会的临时党组织、人大常委会党组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应当积极贯彻党委意图，带头依法办事，正确履行职责。

(5)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管理必须贯彻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具体管理办法可根据实际研究确定。

各级党委特别是省级以上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加强对干部工作的检查监督。重点检查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干部的选拔任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保证党管干部原则的贯彻落实。

什么是干部的双重管理实行干部双曰管理的主管、协管双方职责权限是什么

干部双重管理是指中央有关部门驻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及部分业务上由中央有关部门为主或协助管理、党的关系在地方的单位，在干部管理上，实行中央主管部门和地方党委共同负责的管理制度。双重管理的干部，一般由一方主管，一方协管。有的以中央主管部门管理(即"条条管理")为主，地方党委协助管理；有的以地方党委管理(即"块块管理)为主，中央主管部门协助管理。不论主管还是协管，中央各有关部门党组(党委)和地方党委都应按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将双重管理单位的领导干部职务区别主管、协管，列入管理干部职务名称表，并明确其双方的职责权限。

第一，在干部管理上实行双重管理，以中央各有关部门党组(党委)或以地方党委为主的，其管理干部的职责是：

(1)党政领导班子的配备、调整，党委换届时，审批党委会候选人及选举结果(以中央各有关部门为主的，审批党的关系不在地方和跨省区的单位党委会选举结果)，党的关系不在地方和跨省区的单位党委会选举结果；

(2)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

(3)干部考察、考核、任免、调动、交流、出国审批、工作待遇、行政奖惩、干部档案管理；

(4)政治审查；

(5)干部政治理论学习、培训，干部岗位职务培训和各类业务培训；

(6)退(离)休工作和老干部管理；

(7)后备干部选拔培养；

(8)干部队伍的管理。

第二，以中央各有关部门党组(党委)或以地方党委协助管理干部的职责是：

(1)对党政领导班子的配备、调整提出建议(地方党委审批党的关系在地方的党委会换届选举结果)；

(2)协助做好党政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工作；

(3)协助做好干部考察、考核和政治审查工作；

(4)中央各有关部门党组(党委)指导和规划本系统干部岗位职务培训和各类业务培训，并会同地方党委安排落实。地方党委协助做好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培训和业务培训；

(5)推荐优秀干部，协助做好干部交流工作；

(6)协助做好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

党管干部范文篇2

党管干部的原则是我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创立，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得以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的干部管理原则，是完成我党各个历史时期中心任务的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对于在新时期国有企业要不要继续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有人认为，当前已经取消了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国企经营者已从干部队伍中分化和分离出来，国企经营者不应再属于党管干部的范畴；还有人认为，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公司法》规定了谁出资，谁管人的原则，党管干部的原则在国有企业原有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党管干部的原则不宜再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等等。笔者认为，以上是对党管干部原则的误解和歪曲。实践反复证明和深刻的体现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不管是今天还是将来，我们都必须一如既往的坚持和贯彻党管干部的原则。

1、从宏观上说，国有企业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所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必然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特别是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是经济建设，而国有企业又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涉及到经济、政治和党政工作的各个方面”。①从某种程度上说，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②因此，加强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应当是也必须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国有企业理应坚持也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只有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才能保证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保证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权，才能确保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从根本出发点来说，它们是一致的。

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企业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是促进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实现国有企业的保值增值的两条重要主线。

首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最根本的体制保证。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只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能确保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才能从体制上保证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

其次，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是实现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以后，最终得靠领导管理层去认真执行。“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③党管干部原则的重要体现就在于为企业选好经营管理者，配好班子，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组织保证。很多事例都表明，在外部条件大体相同的情况下企业的兴衰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一个政治思想素质好、富有创新精神、善于决策、精通管理的企业经营者能使一个企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同样，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在某些经营者手中走向衰败，由赢利变亏损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可见，政策确定以后，企业经营者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又一决定性的因素。党管干部原则的深刻内涵就在于：依据党章的规定，适应企业改制的要求，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层进行教育、培养、考察、监督、约束，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把好“牧羊人”关。

3、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有利于加强我国的企业家队伍建设，防范企业家“落马”。

企业家不仅是企业的宝贵资源，也是社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由于历史与体制的原因，企业家队伍的现状成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特别是在我国却还长期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一些曾经红极一时的企业家，先后纷纷“落马”，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步鑫生、马胜利、张兴让、关广梅，到前些年的金华百货公司老总单华、贵州习酒老总陈恳国、“中国第一富豪”牟其中，尤其是玉溪红塔山集团老总褚时健的“落马”，更令国人震惊和深思。在痛恨他们的腐败堕落行为同时，不禁为他们的陨落而惋惜。这些曾经为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做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家们之所以最终走向腐败蜕化，最根本的原因是日益膨胀的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约束和管理，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致使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化思想在一部分国企经营者中滋长。因此，为了保护企业家，防范企业家纷纷“落马”，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强化组织的监督，重点是充分发挥企业党委的监督作用，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组织管理、监督和约束。同时，企业党委对于企业经营者出现的缺点、问题及时的指出，进行帮助，从而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培养和造就我国企业家队伍。

4、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是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重要途径。

“党对企业的政治领导权决不能丧失”④，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是党的一个重要原则。而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是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重要途径。企业的党组织能否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关键是把党的政治领导有机地融合、渗透在企业的决策层、监督层、执行层之中。党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领导，是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重要依托。党通过对企业经营管理层的领导，使企业经营者能围绕企业的发展目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企业的规范运作中履行职责发挥作用。只有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才能从组织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才能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中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如果国有企业不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就不能从组织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国有企业中的贯彻落实，坚持“三个代表”的思想就无法落实到实处，也不可能从组织上保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

二、企业改制过程中党管干部原则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党管干部原则，是党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多年的实践证明，坚持这个原则是正确的、有效的。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在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情况下，党管干部这一组织原则在具体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情况，并且已经成为我们企业改制过程中推行新的机制中面临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具体体现在：

1、政企不分，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政府可以任意干预企业内部事务，让企业承担了很多行政职能，变成了以行政级别论高低的行政单位；企业管理人员成为行政官员。企业受控于上级主管部门内设的党委，政企关系变成了党企关系，企业领导者基本上是由上级行政部门的党委任命，对上级党委负责，从而造成国企经营者“官员化”，政企角色职能错位，相互越俎代庖，以至企业行政化、全能化。

2、官员化的管理模式仍然存在，计划体制的管理方式还在起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按官员化标准选拔企业经营者，选出的往往是政治型、行政型人才，而非经营型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和企业家。这样，企业出现亏损就不足为奇了。据有关部门对2000家亏损国企的调查表明，其中政策性亏损占9.9%，客观原因亏损占9.2%，经营不善造成的亏损高达81.71%。(二)套用行政级别，用官员化标准评价企业经营管理者，使经营管理者的职业意识淡化，关心的重点不是企业的发展、创新，而是上级主管部门的评价。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调查资料显示，企业经营者职业活动中最关注“上级主管部门的评价”者所占的比例达到了67.3%。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企业经营者的行为方式和目标往往是：千方百计的处理好和上级的关系；千方百计的争取投资、扩大规模以利于经营者的升迁或企业的“升格”。⑤(三)按党政领导干部的配置方式配置企业经营管理者，一张任免书决定企业经营者的去留，同样是来自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调查资料显示，国有企业86%，集体企业58.4%，三资企业33.3%的厂长(经理)的任命方式是由“上级主管部门”的任命。显然，这种官员化的管理方式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3、管理内容模糊不清，甚至严重错位。在新形势下，党管干部管什么、如何管等没有形成统一的、清楚的认识，故而在实践中，往往出现“不懂管”“不敢管”“不会管”的情况。这样，不仅没有充分发挥党管干部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了企业发展的严重障碍。许多该管的，如宏观管理、法制建设、企业家资格认定、经营者资格审查、企业家人才市场监控、评价体系、中介机构等方面没有很好的管起来，至少是管理不到位。很多不该管的，如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微观供需配置，直接管理、个案管理、局限性管理，等等，却管得过多。

4、在选拔、任用、激励、优化配置方面，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错位，重视党政领导人才而轻视企业经营管理者及企业家，对企业经营者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够、重视不够，导致出现“主战场缺主帅”的被动局面。中国的发展有赖于企业家队伍的发展壮大，而企业家又是21世纪我国最稀缺的资源，真正合格的高素质的企业家人才十分的匮乏。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高级企业管理人才占总人口的万分之七，我国只占万分之三。日本经济学家曾经指出：中国尚不能称为经济大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为担负市场经济化的企业家，在中国为数极少。

5、对企业家人才的管理，在观念上、体制与机制上尚未实现对传统计划经济下企业干部管理模式框架的创造性突破，改革与转化的进度相对滞后，严重的约束了企业家队伍的建设，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经营者管理和优化配置的新要求。

6、相应的法制建设不健全，缺乏法律约束，往往容易出现一种管理随意性，不规范性。这同市场经济的法制特征不相适应。

以上这些问题都严重的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下党管干部原则的实现，阻碍了我国21世纪最稀缺资源——企业家的培育。如何在新形势下，在坚持党管干部这一重要原则基础上，实现党管干部原则的改革创新，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造就一大批与之相适应的企业家成为我们当前一项繁重而紧迫的任务。“如果这一问题解决得不好，可能损害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⑥

三、国有企业党管干部原则的实践创新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深化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中，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改进管理方法。按照企业的特点建立对经营管理者培养、选拔、管理、考核、监督的办法，并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这就为我们在新时期如何实践国有企业党管干部原则指明了方向，做出了新的定位。根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在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党管干部原则的实现形式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必要的调适、转化、创新和发展：

1、变事无巨细的“一揽子”管理为统筹规划的宏观管理

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并非要求事无巨细什么都管，“党委只管大的政治问题、原则问题”⑦。在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形势下，必须把注重以个人为对象的、具体的、事务性的传统微观管理方式转到加强宏观管理上来，通过制定相应政策、法规来保证党管干部原则的实现。具体来说，加强宏观管理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一)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研究制定企业人事制度改革规划、方案，拟定人事管理政策、法规，指导企业人事改革。(二)加强企业家人才市场的管理，明确企业家标准，并建立一套科学的、合理的企业经营者的评价标准和体系。(三)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需求，加强企业人事制度和企业家保护的立法工作，建立和完善企业人事制度的法制体系，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管理。(四)加强对会计事务所、资格评审确认机构、配置机构、争议仲裁机构、评价监督机构等中介机构的管理，确保数据准确、信息真实、评价客观。

2、变只管选拔、任用不管监督、教育的片段式管理为全程管理。

对企业经营者的管理是一个动态韵系统过程，它包括企业经营管理者选拔、任用、监督、约束、教育、评价、离任审计等一系列的重要环节，而不仅仅是某一个方面或环节，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传统的党管干部原则的实践往往只注重企业经营者的选拔和任用，而不重视对他们的监督、约束、教育等其它方面。这很不利于我国国有企业党管干部原则作用、优势的充分体现，甚至可能导致国企经营者滥用权力，滋生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对企业经营者的管理必须是一个连续统一的动态过程。

3、变由党政机关任命为以市场配置为主多种配置方式相结合的经营者选用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一直都是由党政机关或者主管部门直接任命，从而呈现出国企经营者“官员化”的现象——到企业的最大目的不是谋求企业的发展而是为了自己更好的“升官进爵”。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大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职业化，企业经营管理者特别是企业家这一稀缺资源的配置必然要走向市场化，过去那种纯粹由企业党政主管部门直接任命企业领导者的管理方式必定不再适应企业改制的要求。在新时期应根据企业的规模和特点，适用不同的配置方式配置国企经营者：对于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经营者实行组织配置，同时必须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健全规范合理的选用机制和培育机制。对于实行公司制改造的一般国有企业，应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由董事会选举或招聘企业经营者，党政部门不应直接加以干预；对于实行了非国有化改革的中小企业应让企业或职工自主选择经营者，政府只进行必要的宏观管理。

4、变对企业经营管理者“政治型”的评价标准为“效益型”。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市场经济最根本的一个规则就是一切市场主体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同样，国有企业也必须遵守这一共同的规则。对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管理者作为生产的第四生产要素，也要看他是否富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能不能把企业办好，所经营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是否取胜，是否实现了效益的最大化。为此，在新时期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党管干部原则在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评价上，重政治、重资历，首先看重的是是否只有服从上级的组织观念，然后才是经济效益的那种“政治型”标准，把经济效益作为衡量企业经营管理者和企业家才能与业绩的主要标尺，牢固树立“效益第一，实绩为据”的观念。

5、变对企业经营管理者行政激励为市场激励。

传统的党管干部原则在实践中，对于那些优秀的企业经营者和企业家最好的奖励往往就是把他们调到党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不管是适合还是不适合。其实，即使不排除某些经营者在行政部门也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做出成绩，但是，“任何管理工作都需要特殊的本领”⑧政府和企业毕竟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部门，它们在目标追求、责任要求和素质要求上都有着明显差异。任意的转换优秀企业经营者和企业家的工作岗位，把他们调到党政部门任职，不仅不能起到激励的效果，甚至严重的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者的市场化和我国企业家群体的培育和造就。因此，必须转变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方式，变行政激励为市场激励。企业经营管理者和企业家的价值应通过市场机制加以确认和体现，加快企业经营者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如实行年薪制、股票期权等，尊重企业经营管理者职业化的独立群体其独特的人格特征，以鼓励他们在企业经营上做出更大的业绩。

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企业党管干部原则的创新要求除了以上几个重要方面以外，还有诸如管理范围、党的部门的自我优化，等等。在新形势下，只有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基础上，适应企业改制的要求，加快实现党管干部原则的变革、创新和发展，党管干部原则才能在国有企业得到更好的坚持和贯彻，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注释：

①②：《坚定信心，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步伐》，1996年5月4日，选自《文汇报》，1996年7月4日。

③《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卷第25页。

④对企业党的工作的重要批示(1995年8月)，摘自张全景：《下力量抓紧抓好企业党的建设》，《党建文化》，1996年第2期第1页。

⑤贺阳：《中国的发展有赖于企业家的崛起》，《国有资产研究》1996年第4期。

⑥《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卷第270页。

⑦《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卷第282页。

⑧《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394页。

参考文献：

[1]林嘉谟：《国有企业要正确贯彻党管干部原则》[J]，《党建研究》，2000年第3期。

[2]罗福群：《国有企业领导体制问题探讨》[J]，《南方经济》，1998年第4期。

[3]陈绍义：《对国有公司制企业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思考》[J]，《理论探讨》，1999。

[4]《企业家人才市场的配置与党管干部原则的实践创新》[J]，《组织人事研究》，1998.3。

党管干部范文篇3

一、“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都是我国社会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需要

“党管干部”产生于革命战争时期，是适应战争年代为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人才保证的需要而产生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这个时期，整个社会处于高度集中状态，干部和人才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因此，我们党继续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并且使这一原则得到了发展，如在对干部的考察、选拔、使用、教育管理等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

“党管人才”形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逐步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实行了干部分类管理，传统意义上的干部分成了公务员、党群机关工作者、企业经营管理员、专业技术人员等，使我国干部队伍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外，目前我国人才工作还面临很艰巨的任务，如我国人才的总量、结构和素质还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现代化建设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和复合型人才短缺，培植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够，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尚未彻底消除，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有待完善等。在这种情况下，“党管干部”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党要提高执政能力、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确保人才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就必须要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改进执政方式，坚持党管人才原则，以加强对整个人才队伍的管理。

二、“党管人才”比“党管干部”的管理对象更加宽广

传统意义上讲的“党管干部”，主要是指党对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干部的管理，包括党的机关、行政机关、人大政协机关、审判检察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党管人才”，管理的对象是人才。按照新的人才定义，人才是具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中做出努力和贡献的所有人员。就目前情况来看，“党管人才”的对象，除了上述所讲的“干部”之外，还包括民营企业、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公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人才，以及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外国人才。

三、从“党管干部”到“党管人才”在管理上要改革

由于“党管干部”的对象主要是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干部，这些都是我们党能够直接进行调配、管理的人才，管理相对容易，在管理上一般是采用行政的方法，凭借政权的力量，通过制定和下达指示、命令、条例、规定等形式对干部进行管理。“党管人才”，由于它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管理对象都与“党管干部”有很大的不同，在管理上如果按照传统的“党管干部”的管理模式，是不合时宜的，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和同志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进行管理上的改革。

党管干部范文篇4

一、集中统一的干部管理模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制度建设从起步到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干部管理体制。从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前，党的制度建设表现在干部管理体制上就是侧重于党员管理制度、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建设，干部管理体制的建设只是初步的。从遵义会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瓦窑堡会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运动和党的七大，党纠正和克服“左”的错误，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此基础上，党的干部管理体制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初步形成了一套集中统一管理干部的体制。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对干部实行统一管理。1938年，中央决定在敌后方的各中央分局、区、地、县、市、分区的党委设立组织部，集中管理干部的考察、征调和分配等工作。1941年10月，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规定，除了军队干部外，党的干部都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组织部统一管理。194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发出了《关于组织部门业务与报告请示制度的通知》指出，中央组织部的11项经常性任务之一，便是挑选、配备、调整及重新训练干部。第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干部管理培训监督制度，使党的干部管理体制和方式更加完善。延安时期，党中央根据干部队伍素质的实际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先后就干部学习、在职干部教育、办理党校、审查干部、吸收知识分子、干部交流等问题下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指示，逐步建立了干部学习教育培训、干部选拔、干部考核、干部审查、干部调配与交流等制度。建国前夕，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央关于各级各项干部配备基数的规定》、《中央关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夺取全国政权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二、高度集权的干部管理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党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全面执政体制，在干部队伍管理上也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干部管理模式。建国初期，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展开，干部数量剧增，干部种类趋于多样化，干部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鉴于此，1953年11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要求逐步建立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分部分级管理方式的前提仍是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其典型特征是高度集权。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要求，注重干部制度的系统与配套建设，先后建立了干部录用、考核、奖惩、培训、工资、交流、退休等一系列的制度。党的八大以后，干部制度建设有许多的创新，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如党要管党，后备干部制度，等等。三、科学民主制度化的干部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选任干部的方式与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任务转换的需要，迫切要求进行变革。

党的十三大前后，干部人事制度进行了以纵向分权、横向分类为内容的改革。按照“管少、管好、管活”的原则，下放干部管理权限，调整干部管理范围，实行下管一级的干部管理体制；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以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为重点，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各地积极探索干部工作中扩大民主的新途径。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主要是干部人事工作方针政策的领导”，这是对党管干部原则科学内涵的进一步发展。引入市场机制中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对于增强干部选任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落实群众对干部选任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有重要意义。

面对群众创造出来的好方法、好经验，要保证其长久地坚持下去，就必须由以往靠个人民主作风的人治状况，走向集体领导与依法办事。对此，就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与依法办事的原则。1984年8月和10月，中央书记处就召开两次会议提议起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意在通过立法改人治为法治，使选拔工作法制化。这是依法办事原则的新阶段。从此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的出台，使依法办事原则得到具体体现，并把依法办事确立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原则。

党管干部范文篇5

一、集中统一的干部管理模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制度建设从起步到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干部管理体制。从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前，党的制度建设表现在干部管理体制上就是侧重于党员管理制度、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建设，干部管理体制的建设只是初步的。从遵义会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瓦窑堡会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运动和党的七大，党纠正和克服“左”的错误，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此基础上，党的干部管理体制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初步形成了一套集中统一管理干部的体制。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对干部实行统一管理。1938年，中央决定在敌后方的各中央分局、区、地、县、市、分区的党委设立组织部，集中管理干部的考察、征调和分配等工作。1941年10月，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规定，除了军队干部外，党的干部都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组织部统一管理。194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发出了《关于组织部门业务与报告请示制度的通知》指出，中央组织部的11项经常性任务之一，便是挑选、配备、调整及重新训练干部。第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干部管理培训监督制度，使党的干部管理体制和方式更加完善。延安时期，党中央根据干部队伍素质的实际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先后就干部学习、在职干部教育、办理党校、审查干部、吸收知识分子、干部交流等问题下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指示，逐步建立了干部学习教育培训、干部选拔、干部考核、干部审查、干部调配与交流等制度。建国前夕，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央关于各级各项干部配备基数的规定》、《中央关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夺取全国政权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二、高度集权的干部管理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党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全面执政体制，在干部队伍管理上也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干部管理模式。建国初期，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展开，干部数量剧增，干部种类趋于多样化，干部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鉴于此，1953年11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要求逐步建立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分部分级管理方式的前提仍是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其典型特征是高度集权。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要求，注重干部制度的系统与配套建设，先后建立了干部录用、考核、奖惩、培训、工资、交流、退休等一系列的制度。党的八大以后，干部制度建设有许多的创新，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如党要管党，后备干部制度，等等。

三、科学民主制度化的干部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选任干部的方式与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任务转换的需要，迫切要求进行变革。

党的十三大前后，干部人事制度进行了以纵向分权、横向分类为内容的改革。按照“管少、管好、管活”的原则，下放干部管理权限，调整干部管理范围，实行下管一级的干部管理体制；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以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为重点，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各地积极探索干部工作中扩大民主的新途径。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主要是干部人事工作方针政策的领导”，这是对党管干部原则科学内涵的进一步发展。引入市场机制中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对于增强干部选任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落实群众对干部选任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有重要意义。

面对群众创造出来的好方法、好经验，要保证其长久地坚持下去，就必须由以往靠个人民主作风的人治状况，走向集体领导与依法办事。对此，就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与依法办事的原则。1984年8月和10月，中央书记处就召开两次会议提议起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意在通过立法改人治为法治，使选拔工作法制化。这是依法办事原则的新阶段。从此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的出台，使依法办事原则得到具体体现，并把依法办事确立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原则。

党管干部范文篇6

关键词：集中统一高度集权分类分级

党的十七大把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作为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的首要原则。这也是我们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人事制度的特征是对各类人员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建设一支精干的干部队伍，确保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实施。这套人事制度体现了党管干部原则，其间经历了几种形态的演变。

一、集中统一的干部管理模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制度建设从起步到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干部管理体制。从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前，党的制度建设表现在干部管理体制上就是侧重于党员管理制度、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建设，干部管理体制的建设只是初步的。从遵义会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瓦窑堡会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运动和党的七大，党纠正和克服“左”的错误，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此基础上，党的干部管理体制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初步形成了一套集中统一管理干部的体制。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对干部实行统一管理。1938年，中央决定在敌后方的各中央分局、区、地、县、市、分区的党委设立组织部，集中管理干部的考察、征调和分配等工作。1941年10月，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规定，除了军队干部外，党的干部都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组织部统一管理。194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发出了《关于组织部门业务与报告请示制度的通知》指出，中央组织部的11项经常性任务之一，便是挑选、配备、调整及重新训练干部。第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干部管理培训监督制度，使党的干部管理体制和方式更加完善。延安时期，党中央根据干部队伍素质的实际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先后就干部学习、在职干部教育、办理党校、审查干部、吸收知识分子、干部交流等问题下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指示，逐步建立了干部学习教育培训、干部选拔、干部考核、干部审查、干部调配与交流等制度。建国前夕，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央关于各级各项干部配备基数的规定》、《中央关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夺取全国政权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二、高度集权的干部管理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党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全面执政体制，在干部队伍管理上也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干部管理模式。建国初期，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展开，干部数量剧增，干部种类趋于多样化，干部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鉴于此，1953年11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要求逐步建立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分部分级管理方式的前提仍是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其典型特征是高度集权。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要求，注重干部制度的系统与配套建设，先后建立了干部录用、考核、奖惩、培训、工资、交流、退休等一系列的制度。党的八大以后，干部制度建设有许多的创新，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如党要管党，后备干部制度，等等。

三、科学民主制度化的干部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选任干部的方式与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任务转换的需要，迫切要求进行变革。

党的十三大前后，干部人事制度进行了以纵向分权、横向分类为内容的改革。按照“管少、管好、管活”的原则，下放干部管理权限，调整干部管理范围，实行下管一级的干部管理体制；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以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为重点，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各地积极探索干部工作中扩大民主的新途径。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主要是干部人事工作方针政策的领导”，这是对党管干部原则科学内涵的进一步发展。引入市场机制中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对于增强干部选任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落实群众对干部选任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有重要意义。

面对群众创造出来的好方法、好经验，要保证其长久地坚持下去，就必须由以往靠个人民主作风的人治状况，走向集体领导与依法办事。对此，就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与依法办事的原则。1984年8月和10月，中央书记处就召开两次会议提议起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意在通过立法改人治为法治，使选拔工作法制化。这是依法办事原则的新阶段。从此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的出台，使依法办事原则得到具体体现，并把依法办事确立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原则。

党管干部范文篇7

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由党制定工作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党管人才既延续了党管干部的优良传统，又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是党管干部在人才管理上的实质深化、拓展和延伸。同时，二者又有一定的区别。

1、党管的对象不同：党管干部原则中，管的重心在“管干部、建队伍”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推进曾经起到重要作用。但在新的历史时期，“管”的对象的更加宽泛了，不仅包括党员干部，还包括各类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可以是培养的，也可以是引进的，即管理社会上的各类人才。通过党管来协调各方面的骨干力量，促进社会发展。

2、党管的观念不同：党管干部要求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干部，并对各级，各类干部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实行直接管理。但干部是固定的，人才是流动的。因此党管人才不是要管住人才而是要为人才建设培养成长的平台，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新观念和“能力本位”的用人导向。

3、党管的主体不同：对于干部的管理、决定任免或推荐、提名，必须由各级党委（党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选拔任用干部必须经党委（党组）集体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出决定。而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则要求由政府为主体向企事业等用人单位为主体的格式转变，强化用人单位吸纳人才的主体地位。

党管干部范文篇8

关键词：集中统一高度集权分类分级

党的十七大把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作为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的首要原则。这也是我们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人事制度的特征是对各类人员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建设一支精干的干部队伍，确保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实施。这套人事制度体现了党管干部原则，其间经历了几种形态的演变。

一、集中统一的干部管理模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制度建设从起步到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干部管理体制。从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前，党的制度建设表现在干部管理体制上就是侧重于党员管理制度、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建设，干部管理体制的建设只是初步的。从遵义会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瓦窑堡会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运动和党的七大，党纠正和克服“左”的错误，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此基础上，党的干部管理体制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初步形成了一套集中统一管理干部的体制。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对干部实行统一管理。1938年，中央决定在敌后方的各中央分局、区、地、县、市、分区的党委设立组织部，集中管理干部的考察、征调和分配等工作。1941年10月，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规定，除了军队干部外，党的干部都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组织部统一管理。194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发出了《关于组织部门业务与报告请示制度的通知》指出，中央组织部的11项经常性任务之一，便是挑选、配备、调整及重新训练干部。第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干部管理培训监督制度，使党的干部管理体制和方式更加完善。延安时期，党中央根据干部队伍素质的实际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先后就干部学习、在职干部教育、办理党校、审查干部、吸收知识分子、干部交流等问题下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指示，逐步建立了干部学习教育培训、干部选拔、干部考核、干部审查、干部调配与交流等制度。建国前夕，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央关于各级各项干部配备基数的规定》、《中央关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夺取全国政权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二、高度集权的干部管理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党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全面执政体制，在干部队伍管理上也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干部管理模式。建国初期，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展开，干部数量剧增，干部种类趋于多样化，干部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鉴于此，1953年11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要求逐步建立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分部分级管理方式的前提仍是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其典型特征是高度集权。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要求，注重干部制度的系统与配套建设，先后建立了干部录用、考核、奖惩、培训、工资、交流、退休等一系列的制度。党的八大以后，干部制度建设有许多的创新，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如党要管党，后备干部制度，等等。

三、科学民主制度化的干部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选任干部的方式与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任务转换的需要，迫切要求进行变革。

党的十三大前后，干部人事制度进行了以纵向分权、横向分类为内容的改革。按照“管少、管好、管活”的原则，下放干部管理权限，调整干部管理范围，实行下管一级的干部管理体制；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以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为重点，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各地积极探索干部工作中扩大民主的新途径。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主要是干部人事工作方针政策的领导”，这是对党管干部原则科学内涵的进一步发展。引入市场机制中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对于增强干部选任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落实群众对干部选任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有重要意义。

面对群众创造出来的好方法、好经验，要保证其长久地坚持下去，就必须由以往靠个人民主作风的人治状况，走向集体领导与依法办事。对此，就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与依法办事的原则。1984年8月和10月，中央书记处就召开两次会议提议起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意在通过立法改人治为法治，使选拔工作法制化。这是依法办事原则的新阶段。从此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的出台，使依法办事原则得到具体体现，并把依法办事确立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原则。

最后，上述干部选拔任用的标准与选任方式的变革，对原有的干部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原有干部管理体制，是各级党委对所有的“国家干部”实行高度统一的、单一的任命制。然而，执政后的实践证明，这种高度集中的、封闭式的管理体制，不但没有管好管住众多的干部，而且导致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难以避免。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重申，“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改进党管干部的方法”，并要求“扩大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多数群众不拥护的，不应提拔”。这里以党的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了干部的选拔任用不应局限于党的组织（人事）部门，人民群众才是干部选拔任用的真正主体。这是因为共产党执政的本质，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群众掌握国家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由此决定，干部选任要由党为民作主，转向党引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转向由选民直接提名和选举决定自己的代言人。这就是新时期党管干部原则的实质及其内涵。

党管干部范文篇9

实行公务员制度的现代政府，对公务员晋升的原则、条件、标准、方式方法和审批程序等都有详细的规定。“根据晋升人员的选拔方法，可分为委任晋升制、考试晋升制、招聘晋升制、自荐晋升制与登用晋升制。”其中，比较普遍采用的有考试晋升制和功绩晋升制。考试晋升制的主要形式是公开、竞争性的考试，以考试成绩的优劣作为晋升标准；功绩晋升制晋升的依据主要是对公务员的工作实绩考核，与我们的干部委任制所采用的方式有相似之处。

根据我国现有的国情和政体，在涉及到一个特定单位（如厅、局）内部的干部选拔任用时，一般不宜简单地采用委任制或考任制的一种方式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办法。这两种干部选拔任用方式有着各自的特点和利弊，在具体一执行环节和操作程序中有明显区别。

一、委任制和考任制的核心内容比较

在我国的干部管理体制中，党管干部是一条根本原则。根据这条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党管干部的组织系统和管理方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没有组织部，负责管理党群系统、政府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各级干部。在这种干部管理体制中，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即干部晋升的主要方式是采用委任制，它的主要特点是党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采取高度集中的方式，由组织部门和掌管组织部门的高级领导来组织实施，目的是为推行和实现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服务，“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个著名的论断就是党管原则的简炼的表述方式。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委任制和考任制有其优点，但也存在弊端，“考试晋升偏重理论，易与实际脱钩；考核晋升，有的国家长官意志浓，容易任人唯亲”。

委任制的核心在于集权，干部的晋升权力主要掌握在委任者手中，它一般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有既定候选人的选人方式，委任者的个人意识和价值评判对干部的选拔过程往往会产生强烈的影响。委任制有其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央集权的政府来说，它有利于权力集中，政令畅通，统一指挥和提高行政效率；对于共产党执政的政体来说，它有利于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之后，及时选拔拥护中央决定、符合党的干部素质要求、能够执行和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干部。委任制同时也是一把双刃,自身的弊端一是受选才视野的限制。按照管理学的管理幅度原理，组织的最高主管因受到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任何主管能够直接有效地指挥和监督的下属数量总是有限的”。一个领导者对其下属的实质性了解程度是随着其控制的人数范围的扩大而逐渐递减的，在涉及一个地区和较大范围的干部选拔工作时，作为组织实施的组织部门和主要领导受到时间和精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实际上无法做到对所涉及的全部或大部分干部的详细情况有深入了解的，往往只能在自己了解的干部中去选人，凭印象和身边同志的评价去选人，凭材料去选人，这样就会埋没与体育场接触少的优秀人才。二是受委任者自身素质的限制。如果没有必要的监督制度的约束，作为委任者的领导容易任个人好恶或偏听偏信任用干部，导致个人独断，任人唯亲，甚至压制人才。三是受选人程序封闭性的限制。由于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和参与性，在干部选拔中没有能起到影响作用的定量的考评标准，导致干部容易把的晋升寄托在领导身上，对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

考任制的核心是在于分权，它一般体现为生存的无既定候选人的选人方式，将干部选拔任用的权力通过民主、公开的程序予以下放，让干部通过自身的参与和竞争来争取晋升的机会。考任制的优点是明显的，它具有透明度，向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开放，程序规范，标准清楚，有利于激发人的上进心。但是，考任制也有其不足之处，它主要是侧重对参与者的业务能力和知识水平的考核，而对于参与者在实际工作中的工作成绩、管理能力、协调能力、个人品德则无法全面地体现出来。从我们要求用德能勤绩考察干部，着重于干部的综合素质的评价标准来盾，单纯采用考任制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二、公开选拔制度是委任制和考任制的融合与互补

委任制的主要方法是考察，强调权力集中，有利于党管干部原则的直接体现，但其封闭、狭窄的选才方式已经明显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考任制的主要方法是考试，实行权力下放，符合公开、平等、竞争的选才原则，但是，其考核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仅以考试分数来决定人选，不仅达不到择优的目的，会挫伤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也会使党管干部原则失去了实现方式，而在我国，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是共产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因此，公开选拔制度应该是一种混合型的方式，将委任制和考任制的合理性与操作程序相融合，互相补充。

从实现手段来看，公开选拔制度可以吸收委任制和考任制中的考核和考试形式，并赋予其新的涵义。在公开选拔制度中，考试是基础，它的目的是淘汰，通过量化的知识性的笔试、面试，将不符合基本知识结构、思维分析、决策能力要求的对象淘汰出去；考核是主体，它的目的是择优，通过量化的对干部在工作岗位上德能勤绩表现的全面考核，得出干部的工作评价结果。

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公开选拔制度应该体现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并且在候选人的确定过程中完全尊重考试和考核的结果。在公开选拔制度中，将知识考试结果与工作考核结果以一定的权重计算相加，就可以得出干部的综合考核结果，对干部的综合考核结果进行排序，就可以选出一定名额的候选人。

从选拔程序上来看，公开选拔制度主要有两个步骤，即候选人选（一般为3名）选拔过程和职务人选的决定过程。按照程序公开化和法定化的要求，候选人选的选拔过程是通过考试和考核的综合结果排序决定，职务人选则是通过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在这两个步骤中，以量化的考试、考核结果为依据的候选人选的选拔过程是在干部选拔制度中引入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精神的体现：以票决制方式决定职务人选的领导集体研究过程则是民主集中制和党管干部原则的体现。

三、在公开选拔制度中如何俪管领导对干部的任用权

从公开选拔制度的实现手段、表现形式和选拔程序上来看，应该说，它是较好地体现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但是，从目前一些公开选拔制度实施方案来看，在对一个特定单位（如厅、局）内部的干部选拔任用时，单位主管领导只是在最后的研究决定过程中才能行使一票表决权，单位主管领导对干部的任用权则是明显受到了削弱。

在公开选拔制度的两个实现手段中，考虑中的笔试形式是一种客观过程，单位主管领导无法也不能施加影响，面试虽然单位主管领导可以参加，但也必须体现以专家为主的一人一票制，并且受到去掉最高分、最低分的限制，因此，单位主管领导在考试当中的影响是微弱的。在目前的考核形式中，主要是由干部所在工作部门（处、部、室）的工作人员参加，采取一人一票制的方式对干部的德能勤绩进行考核，按照算术平均数来计算考核结果，因此，单位的主管领导对考核的影响也是微弱的。

党管干部原则不是一个抽象的要领，它是通过单位的主管领导（组织部门）对干部的选拔权体现出来的，因此，随着主管领导对干部的任用权的削弱，党管干部原则在单位的落实必然也会受到削弱。在一个特定的厅、局单位，单位主管领导对单位内部的处、科级干部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同时，按照管理学的责权统一的原理，为了实现工作目标、树立领导的权威、根据不同岗位选择不同工作风格人选，以及落实党在干部年轻化、培养使用女干部、党外干部等方面的干部政策，单位的主管领导对内设部门的处科级干部人选必须有一定的任用权（选择权），这既是单位主管领导开展工作的要求，也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需要。因此，在公开选拔制度中，存在着党管干部原则如何体现一问题，具体到一个特定单位（如厅、局）内部的干部选拔任用时，就表现为单位主管领导对干部的任用权（选择权）如何体现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国情和政体所决定的、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体现单位主管领导对干部的任用权的实现方式既不能回到原来委任制的老路，也不能损害公开选拔制度的基本程序、实现手段和表现形式，破坏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基本原则，因此，须在公开选拔制度内寻找一个既能为干部群众所接受，又能符合干部制度改革精神的实现途径。

四、将主管领导对干部的任用权在考核当中分数化、权重化

在传统的委任制中，对干部的考核是一种主体评价的形式，主管领导对干部的任用权也是通过主观的评价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公开选拔制度中，对干部的考核是一种量化的评价形式，因此，主管领导对干部的任用权可以通过参与到干部的考核五一节中，通过对干部的量化评价体现出来，同时，为了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可以将单位主管领导和干部工作部门的部门领导的量化评价结果以占有一定权重的形式在综合考核结果中体现出来。

将主管领导对干部的任用权在考核当中分数化、权重化，必须考虑到几个基本原则：

一是任用权只宜体现在考核过程，尊重考试的客观过程。将考核过程分为部门考核与领导考核两个阶段，部门考核规定最低参加人员，不足部分可以从干部工作接触较多的部门补充人员；领导考核是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也可以增加单位工作接触面较宽的办公室、组织人事、纪检等部门负责参加。这样，候选人产生过程的考核手段分为公开考试、部门考核、领导考核3个项目，对3个项目赋予不同的权重，计算后得出考核总分。

二是在部门考核与领导考核中，可以通过对主管领导的评分增加其权重（考核内容相同，考核表分为普通计分表和加权计分表两种），进一步体现出党管干部的原则。

三是领导考核在考核总分中的权重，主管领导在部门考核与领导考核两个项目总分中的权重，一般不宜过大，主要是实现调控手段的目的。

作为一项经常性、规范化的工作，公开选拔制度在推行中还必须考虑到工作成本因素。公开考试因为涉及到出题、选择考官、保密措施等多项准备工作，在总的成本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组织的难度也相对较大。因此，在候选人产生过程中，公开考试和部门考核的顺序可以互相替代，同时，如果是针对个别职务的选拔，也可以减去公开考试这个环节，以部门考核中的群众考核作为淘汰手段。

党管干部范文篇10

[关键词]集中统一高度集权分类分级

党的十七大把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作为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的首要原则。这也是我们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人事制度的特征是对各类人员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建设一支精干的干部队伍，确保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实施。这套人事制度体现了党管干部原则，其间经历了几种形态的演变。

一、集中统一的干部管理模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制度建设从起步到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干部管理体制。从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前，党的制度建设表现在干部管理体制上就是侧重于党员管理制度、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建设，干部管理体制的建设只是初步的。从遵义会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瓦窑堡会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运动和党的七大，党纠正和克服“左”的错误，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此基础上，党的干部管理体制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初步形成了一套集中统一管理干部的体制。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对干部实行统一管理。1938年，中央决定在敌后方的各中央分局、区、地、县、市、分区的党委设立组织部，集中管理干部的考察、征调和分配等工作。1941年10月，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规定，除了军队干部外，党的干部都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组织部统一管理。194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发出了《关于组织部门业务与报告请示制度的通知》指出，中央组织部的11项经常性任务之一，便是挑选、配备、调整及重新训练干部。第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干部管理培训监督制度，使党的干部管理体制和方式更加完善。延安时期，党中央根据干部队伍素质的实际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先后就干部学习、在职干部教育、办理党校、审查干部、吸收知识分子、干部交流等问题下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指示，逐步建立了干部学习教育培训、干部选拔、干部考核、干部审查、干部调配与交流等制度。建国前夕，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央关于各级各项干部配备基数的规定》、《中央关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夺取全国政权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二、高度集权的干部管理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党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全面执政体制，在干部队伍管理上也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干部管理模式。建国初期，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展开，干部数量剧增，干部种类趋于多样化，干部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鉴于此，1953年11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要求逐步建立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分部分级管理方式的前提仍是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其典型特征是高度集权。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要求，注重干部制度的系统与配套建设，先后建立了干部录用、考核、奖惩、培训、工资、交流、退休等一系列的制度。党的八大以后，干部制度建设有许多的创新，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如党要管党，后备干部制度，等等三、科学民主制度化的干部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选任干部的方式与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任务转换的需要，迫切要求进行变革。

党的十三大前后，干部人事制度进行了以纵向分权、横向分类为内容的改革。按照“管少、管好、管活”的原则，下放干部管理权限，调整干部管理范围，实行下管一级的干部管理体制；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以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为重点，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各地积极探索干部工作中扩大民主的新途径。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主要是干部人事工作方针政策的领导”，这是对党管干部原则科学内涵的进一步发展。引入市场机制中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对于增强干部选任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落实群众对干部选任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有重要意义。

面对群众创造出来的好方法、好经验，要保证其长久地坚持下去，就必须由以往靠个人民主作风的人治状况，走向集体领导与依法办事。对此，就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与依法办事的原则。1984年8月和10月，中央书记处就召开两次会议提议起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意在通过立法改人治为法治，使选拔工作法制化。这是依法办事原则的新阶段。从此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的出台，使依法办事原则得到具体体现，并把依法办事确立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