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阶段范文10篇

初级阶段范文篇1

深刻认识我国国情和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我们党提出科学理论和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

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个“不发达”首先当然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因此，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但讲初级阶段，不光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告诉我们，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上述两大任务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统一的整体，并且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一系列不同发展阶段的长久进程中。没有生产力的持久大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我们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离不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

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人民的政治生活日趋活跃，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得到了较好维护。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成熟。所以，我国今天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至于整个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那就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精辟指出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将不断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将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此，有两点必须非常明确：第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全面的、深刻的理解。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一个创举，也是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第二，始终坚持改革，鼓励创新。同志指出：“2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改革和创新，不仅要总结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积累的极其丰富、极其宝贵的经验，同时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赢得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的优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是大海，海纳百川，不会枯竭。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到实践，从不成熟到成熟，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坚持改革和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蓬勃生机。

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历史的、国际的眼光，要有全局的、战略的思维。只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历史任务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认识，才会懂得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而不是别的方针政策，从而增强工作的原则性、坚定性和创造性。

二、关于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

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抓住并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对我国来说，历史上大的发展机遇不多。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闭关锁国、列强侵略使中国丧失了发展机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的某些重大失误，特别是“”十年浩劫，又使我们丧失了一次大的发展机遇。机遇难得，稍纵即逝，有了就要牢牢抓住。改革开放28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一个奇迹。今后，中国还有没有这样的机遇期，还能有多长时间？我说有，多长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内外政策和应对能力。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值得高度重视的新情况、新特点。但外部环境总体对我们有利，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大的战争一时打不起来，我们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完全有可能的。历史告诉我们，落后被人瞧不起，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要抓住当前国际有利时机加快发展自己。发展是硬道理，不仅是解决国内一切问题的基础，也是增强我国外交实力的基础。国家间的竞争，基础在实力。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就是大道理。各条战线都要以现代化建设为大局，配合大局，从大局出发，根据自己工作的性质和特点为大局服务。

三、关于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是由中国文化传统决定的，是由中国适应世界发展潮流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由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决定的。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是什么？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外交，也是内政，因而，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从国内来讲，就是把发展放在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依靠扩大内需来促进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有广袤的土地和比较丰富的资源，有潜力巨大的市场，这些都是中国能够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实现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在发展中会遇到资源、能源、环境等瓶颈制约，但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我们还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消除影响发展的体制障碍，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讲清楚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外界认为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对外掠夺和扩张的疑虑。事实上，中国发展了，不仅会对周边而且会对整个世界的发展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从对外来讲，就是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要是：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自主地、独立地判断国际问题，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也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我国内政；反对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自己也永远不称霸。在今后的对外交往中，要更好地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友好相处。无论国家大小贫富强弱，一视同仁，一律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就要致力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个新秩序的核心是平等、尊重、互利，最终目标是构建和谐世界；就要在对外经贸往来和对外文化交流中体现互利共赢、彼此尊重的原则；就要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和军事扩张。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里饱受列强的侵略和欺侮，深知侵略和压迫给一个民族带来的苦难。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真诚的、坚定的。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也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外交方针，决不是权宜之计。坚持这个方针，就要抓住机遇，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发展自己；在国际上坚持不扛旗、不当头。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方针，我们才得以不断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回旋余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会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坚持这个方针？答案是肯定的，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这个方针。当然，我们应当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增强对外工作的主动性和进取性。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许多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要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发挥作用，有效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且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推进国际和区域经济合作。

四、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交流

我国要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必须靠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增强，靠人民生活富裕幸福，还要靠国民素质、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近些年来，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坚持加强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重视对外文化交流，显示出改革开放、团结进取、平等友好、坦诚负责的国家形象。国际上对我们客观、理性、友善的评价越来越多，欢迎中国的发展、主张加强对华合作的声音越来越大，这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因此，我们要从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重视和加强文化建设与文化交流。

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现在世界上有两千多个民族，人类文明随着多种民族的相互交往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或文明的多样性，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长期存在。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正是这种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歧视、敌视、排斥，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走自己的路。我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我们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成民主和法治国家。我们要立足国情，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规律。当前，我们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权益、反对腐败行为、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增进社会和谐为重点，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样做，就能使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认同。

要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这就要优先发展教育。必须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就要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思想道德体系。尤其要注重诚实守信教育，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在国际交往中树立讲信用、重承诺、言必信、行必果的良好形象。这就要加强对公民在涉外场合的文明修养教育，引导他们在境外尊重当地法律法规和民俗习惯，注意公众场合的言谈举止，当好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国形象的展示者。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我们要加强涉外管理，打击偷渡、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建立对外人员交往的良好秩序。

初级阶段范文篇2

关键词：营销创新存在问题对策

所谓营销创新是指企业或企业经营系统在经营思想与营销理念、营销战略与策略、营销方式与营销手段等方面的不断变革与重新组合。

我国企业营销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市场营销观念落后。所谓市场营销观念，是一个企业在面对企业、消费者和社会三方利益分配时的态度问题。理论上把它划分为生产观念、产品观念、推销观念、市场营销观念和社会营销观念五种类型(阶段)。我国企业的市场营销观念参差不齐，总体相对落后，企业尽快适应环境的变化，改变对营销片面理解、营销的专业化程度较低等不良状况。

缺乏市场调查和分析。现在相当多数的企业至今仍没有系统、深入和专业的市场调查工作，没有专职市调部门(人员)和专项市调预算，委托专业市调公司进行针对性市场调查的企业屈指可数，对竞争对手的信息介绍也全凭道听途说，企业领导和市场营销主管自己的主观经验和判断。而实际上连自己投入的广告促销费有多少是被浪费掉了、浪费在哪里，还有的企业当目标市场、品牌(和产品)定位、产品及价格等重大营销决策出现失误、甚至企业因此而垮掉，最终也未必清楚是错在哪里!

缺乏营销远景规划。随着中国更进一步开放国门，实力雄厚的外国竞争者会采取什么战略行动，本企业即将进入的行业五年以后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的企业很少研究。外国竞争者软硬件实力超前中国很多年，他们一旦进入中国市场，而且水土适应以后，再加上一大批中国高素质人才“投奔”，我们的企业将面临严重挑战。

存在市场营销目标短期、策略简单的问题。我国很多企业追求的是短期的销售目标，而不是长期的营销目标。在营销策略上，缺乏个性化、差异化的营销策略，以市场炒作和资源透支来提升销售和市场份额，造成企业竞争异常激烈残酷，赢利水平不断下降，营销的方法、手段基本上是模仿为主，较少考虑消费者的实际需要。

营销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执行与控制等方面的问题。我国有很多企业的营销，总部叫“销售公司”而不叫“营销公司”；还有很多企业没有市场部，有了市场部也不知道市场部的职责，以及怎样与销售部门配合；总部与下属分公司或办事处的责权利问题划分不清；市场营销尤其是高级市场营销人才极其缺乏，由此导致营销人才管理难、跳槽率很高；企业对营销的管理多是重视结果而忽略过程；企业年终的营销结果，往往与年初的计划指标相距甚远。

现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规范，市场已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功能。在产品同质化的今天，营销水平成为制约我们企业发展的瓶颈。企业领导人要认识到，没有不断的营销创新就没有企业综合创新能力的提高。营销创新不仅关系到产业化经营能否进一步发展，更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经得起WTO的严峻考验，因此，全面审视企业的经营思想和营销理念，导入现代市场营销创新，是WTO框架下企业经营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营销创新的来源和动力

正如德鲁克所说：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工具，是一种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在经济领域，最大的经济资源莫过于购买力，而购买力正是企业家、营销人员创新的杰作。

营销同样也需要不断创新，需要有一个创新的动力，环境给予的压力和创新思维是极其重要的，除此以外还要有不断创新的精神。

环境压力。任何企业的经营是在一定环境中的经营，营销创新的动力则首先来自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如果企业没有参与竞争或很少参与竞争，如果企业没有在竞争中失利后面临出局破产的危险，企业就不会有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动力。在中国市场营销环境每隔3—4年就要发生一次革命性的变化的情况下，企业迎接市场环境变化的根本就是要不断进行营销创新。企业有了技术和业务优势，为经营和服务的提供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则要进行持续不断的营销创新，与国际接轨，为了更好的利用WTO给我们提供的机遇，就要实行营销创新，不能亦步亦趋的模仿别人。

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营销创新的前提。如果思维方式上做不到破旧立新，创新就是一句空话。我们必须摆脱直线思维、惯性思维的束缚，确立创新思维。当然，运用创新思维，企业要经常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当环境变化时要考虑，这种环境变化对本企业的影响是什么？有利的方面有哪些？不利的方面又有哪些？第二，当不利情况出现时要思考，怎样才能变不利为有利？其转化途径是什么？一般情况下，问题也就意味着机会，发现机会、分析机会、利用机会，企业则向成功迈出了一大步。

创造技法。创造技法是创新学最富有应用性的一个分支，它是人们根据创新思维规律，从大量创造发明活动、过程、成果中总结出的具有普遍规律的创造发明技巧和方法。只有掌握创造技法，创新思维才能灵活运用。传统的思维习惯是：“因为——所以”，而营销中的有创意的思维往往是逆向思维：“应该——但是”。

创新精神。环境压力是创新的外在动力，创新精神是营销创新的内在动力，它是一种既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又能使企业随机应变的火花。创新精神是企业家带领企业赶超国际水平的灵魂。在今天，它可以是个人的性格特征，更应该是一个企业的行为，团队在创新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企业家一要带领他的员工一道学习科学知识，了解和把握当代科技与企业管理发展的内在联系；二要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三要有一套高效实用的激励机制。

营销创新对策

根据我国大多数企业的状况，营销创新对策的提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创新观念

观念创新首先包括市场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和合作意识的更新。市场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企业要根据市场的发生、发展变化趋势，及时准确地调整产业、产品结构以期取得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要树立正确的质量意识，要认识到质量必须为顾客所认知，要在全体员工的承诺下，不断改进质量；企业参与的竞争也是多方面的，有产品竞争、价格竞争、分销竞争和促销竞争，竞争要遵守竞争道德，必要时还可进行合作。

创新理论

很长时间以来，我国大多数企业一直以低价格和国外的高技术相抗争。入世后，关税的下调及外国公司营销策略的改变，将使企业原有的价格优势和地域优势弱化甚至丧失；而随着人们物质文明和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先进企业对人民消费的引导和示范，如果想在今后的竞争中获胜就必须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如何在产品中附加体验，如何用服务传递体验，如何通过广告传播体验，如何借品牌凝聚体验以创造全新的体验业务，是需要我们关注和认真研究的。

创新产品

产品常新，企业常青。国内外一些百年老字号之所以宝刀不老，就在于不断强化产品创新。产品创新应从产品整体概念出发，重点突出产品标准创新；产品品种、花色、式样创新；产品包装创新——做到整体包装，多样性包装，绿色包装，文化包装；产品品牌创新——包括包装、标识、代言人，品牌延伸创新，产品服务创新等。

创新方法

营销方法创新主要体现在柔性营销、网络营销、事件营销。柔性营销是企业适时灵活地调整营销活动，适应并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一种方法。网络营销在传统整体产品概念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和依赖信息对消费者行为的引导，因而将产品的定义扩大了，并进一步细化了整体产品的构成。事件营销是指经营者在真实与不损害公众利益的前提下，有计划地策划、组织、举办和利用具有新闻价值的活动，通过制造有“热点新闻”效应的事件，吸引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注意与兴趣，以达到提高企业知名度、塑造企业良好形象，最终促进产品或服务销售的目的。

创新策略

主要是指市场营销组合策略的创新。目前，创新策略已由传统的4P发展为6P、10P、4C。

4P是指产品（Product）、价格（Price）、地点（Place）促销（Promotion）；

6P=4P权利（Power）、公共关系（Publicrelations）

10P=4P2P调研（Probing）后转化为（MarketingResearch）、分割（Partitioning）、优化（Prioritizing）、定位（Positioning）

4C=消费者（Consumer）、成本（Cost）、便利Convenience）、沟通（Communication）

可以这样概括：传统的4P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看营销，而4C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营销，出发点不同。所以企业要用发展的眼光来运用策略和进行策略创新。

创新人才

入世后的营销人才不再是经营型的营销专家，而是知识型的营销通才，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化素养高；富有创新精神和进取心；科技通才和营销专才的完善结合；知识应用能力很强等。

企业要有人才培养意识。很多企业一边抱怨没有可用之才，一边不愿加强对人才培训方面的投入。企业必须重视人才培训，提高综合素质，发挥现有人员结构的立体优势。

创新组织

大多数企业只有销售部而无市场部，这部分说明大多数企业营销观念原始，营销管理水平低下。因此企业必须建立市场营销意识，引进有市场方面专业知识的人，进行市场营销研究和市场建设。一般来说，首先要从领导层解放思想，树立市场营销观念，重视市场营销研究，以市场为中心，以顾客为导向，制定正确的营销战略。其次建立市场部，从企业组织上保证营销工作的有效开展。还要从组织内部进行调整，业务流程进行再造，使之更适合企业的发展，更能有效满足市场的需要，主要有扁平化、网络化、智能化、虚拟化等组织形式。

总之，企业营销方面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明白：营销就是集聚势能，营销就是解决竞争。

参考资料：

1.宋瑞卿，“善假于物”与“因势利导”[J]，企业管理，2002

2.陈明杰，跨国公司入乡随俗可口可乐送春联的启示[N]，工人日报，2004

3.陈放，企业病诊断[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4.彼得·F·德鲁克，创业精神与创新——变革时代的管理原则与实践[M]，工人出版社，1989

5.屈云波，中国企业，离现代营销还有多远[J]，销售与市场，1998

初级阶段范文篇3

随着我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平稳发展、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些人对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念逐渐淡薄。当人们看到我国外贸总额仅次于美、德两国，跃居全球第三位，当“中国制造”的商品流行于世界各地，有人因此而盲目乐观；有人看到国内一座座现代城市大厦耸立，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到国外看看，觉得我国已与一些发达国家相差无几；近年来，由于国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一些行政事业单位经费也比较充裕，我们某些官员经常把“现在我们不缺钱”、“不要怕花钱”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办事大手大脚，行政开支铺张浪费，奢靡浪费之风屡禁不止，忘记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一些人甚至不屑于我们国家原有的定位，国内有一家研究机构预测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于2020年超过美国；有人发表文章说，中国已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只不过还是“初等”而已。

今年2月26日，同志发表文章，强调“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今天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牢记初级阶段的两大历史任务，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笔者认为，这篇专论有很强的针对性，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国家面貌日新月异的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经常分析和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态势，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历史进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生产力不发达。人口多，底子薄，资源不丰富，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生产力的发展，经常要受到基本国情的制约，因此必须时刻研究和把握这一基本国情。初级阶段是一个逐步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是一个逐步改变贫困落后状况、实现小康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阶段。因此，在这一阶段，部分先进产业同广大农村比较落后的农业同时并存，部分现代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的工业企业同时并存，部分发达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同时并存，少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科学技术水平普遍不高同时并存，这种先进与落后并存和交错的状况，由于我们国大人多而更加突出，且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迅速改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确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可是，统计资料表明，我国GDP在世界各国排名中虽然已名列前茅，由于人口基数太大，人均GDP还未达到2000美元，名列世界各国排名的100位之后，按通常中等发达水平国家人均4000美元计算，相距甚远，这就是基本国情制约向现代化迈进的具体表现之一。

我国迈向现代化的任务特别艰巨，因为经济发展不仅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全球各地无处不在，但大部分仍属初级产品，如鞋帽服装玩具等轻工业商品，这些产品数额大，但附加值低；尖端产品少，发明专利少；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核心竞争力很弱，许多尖端产品和部件不得不依赖进口，一些发达国家往往以此钳制我国的经济发展，而巨额的贸易顺差又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当今世界，已进入一个科技创新不断涌现、社会结构加快调整的重要历史时期，哪个国家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它就能在国家的发展上取得主动，科技竞争成了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一般说来，全年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即被视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志，而我国仅为1.23%，离开一个创新型国家的距离还很远。我国科技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科技创新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有不少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关键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使我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常处于不利地位。不能不看到，如果没有自主创新，企业产品不掌握核心技术，只能生产初级产品或者单纯成为外资的“加工企业”，其经济增长只能是粗放型的、依附型的。令人关注的是，二十多年来引进技术的发展道路，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路径依赖”，使这种状况在我国没有多大改变。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一半以上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这种状况如果不加改变，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将成为泡影。由于我国当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上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的现实国情，建设创新型国家将会遇到一系列新问题和新矛盾，还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努力，这是我国远未走出初级阶段的现实根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历史进程，社会呈现转型时期的特征，生产力的发展也经常出现曲折和反复，在市场体制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构架逐渐形成，各种利益主体涌现，调动了各方积极性，促使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大批小企业、小煤矿、小矿山、小建筑队应运而生，许多监管制度跟不上，使各类事故频繁发生，危及经济的协调和健康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黑心矿主贪财枉法，政府监管不力，体制机制不健全等等，但归根到底还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比较低下所造成的。说明我国现在还处在工业现代化的初期，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才能逐步解决。

初级阶段的社会矛盾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去解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矛盾，通常是复杂和多变的，这是转型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在我国，社会转型不仅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而且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两种转变叠加在一起，使社会矛盾显现一种不规则的积聚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社会进步有目共睹，但社会不公和贪污腐败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凸现？说到底，这与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关，转型时期的失衡、失范、无序现象时有所见，说明我们的社会制度还不成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过的路可以看到，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权利得到较好维护。然而，由于主客观各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许多地区农村还不富裕，“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还任重道远。就以农民工问题来说，这是工业化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乡村转到城市，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现代化过程的必然过程，无论是从农民自身的角色转化和地位的提高，还是从城市的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而言，都是社会发展的进步因素。大量农村人口自愿进城务工就业并逐步迁徙定居，既弥补了城镇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不足，有效地抑制了劳动成本的上升，又打破城乡隔离，加快了城乡交流，改变了农村和一些不发达地区相对封闭贫困的经济社会环境，这是社会发展的一大飞跃。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这一现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城乡之间差别大，加上原有的用工、户籍、工资、福利、保险等制度的限制，使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不能很快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变，他们往往处于社会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他们虽生活、工作在城市，却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住房、用工、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平等待遇，无论他们在城市工作了多久，他们真正意义上的家还是在农村，但由于打工收入远比在家务农的收入要高，他们已不愿再回到条件更差、收入更低的“纯农民”的生活，从而成为非农非工、非城非乡的特殊群体，在找不到工作或遭到不公正待遇时，极可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问题在于，初级阶段的社会矛盾在一定时期的积聚和凸现，表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和分化日益加剧，随着改革的一步步深化，分配方式也日益多样化，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确立，资本、技术、知识、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使得人们的收入拉开差距，贫富差距逐渐加大，从而引发了新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应该说，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打破平均主义，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怎样保持“适当的度”，使收入差距保持合理、合法、适度，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社会转轨过程中的“不公”，还因为一些人利用体制转轨中的漏洞非法敛财、违法暴富，一些有权势者寻租谋利、贪赃枉法而使社会“不公”更加突显，因不公而造成贫富差距过大，使社会心理失衡，利益主体间的矛盾、社会与基层政府间的矛盾、群众与官员之间的矛盾冲突增多。近年来许多突发性群体事件就是这样引起的，这些事件如果处理不当，会酿成巨大的社会危害。

初级阶段的社会矛盾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去解决，包括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和制度，促进人们的观念转变等等，这一切，显然也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进程。

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初级阶段范文篇4

一、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重大进步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含义作了科学界定:“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科学界定表明依法治国包含三项基本原则,是这三项基本原则的有机统一:一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所决定的,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不存在矛盾,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党是依法治国的倡导者,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依法治国将使党的领导在制度上和法律上得到保证。二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决定了在我们国家,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因此,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途径和基本保障,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政治基础。三是严格依法办事。严格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的基本条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依法治国的精神核心就是: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依据和准绳,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这一精神下,严格依法办事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保障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并使以宪法为基础形成的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其次是加强法制建设,从而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基于以上三项基本原则有机统一而形成的依法治国,是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的,它既同过去那种重人治不重法治的状况划清了界限,也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划清了界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重大进步。

然而,这个重大进步,不是一时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和探索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在这过程中进行不断的自我总结、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产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但是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相结合,不重视法制的建设和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但得不到有效的发展,反而被严重扭曲,最终导致“”的出现。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导致“”发生的原因时认为,与其它各种原因相比,社会主义法制不完备,遭破坏,领导制度问题没解决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所以,他认为,要避免“”现象的再现,必须“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正是基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认识,邓小平同志在改革伊始,就将政治上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与经济上进行改革置于同等地位,认为搞现代化建设一定要有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由此,社会主义中国开始真正走上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道路。

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其中主要有这几方面:第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党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第二,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第三,通过法制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第四,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各种社会关系,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各种社会关系中的矛盾,为此,必须尽快制定法律;第五,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和法令办事,并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大局;第六,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第七,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八,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相关,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

上述原则,基本上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期提出的,相互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指导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这些指导原则下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指导原则以及在其指导之下所取得的法制建设成就,为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地提出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条件。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也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因为,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过去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之间所存在的一字之差,已充分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将从注重法律、制度建设进入更加注重法律实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新阶段。因此,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重大进步。

二、法治国是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客观需要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大发展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的现实基础,而党在世纪之交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而提出的基本纲领,则是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的直接推动力,因为,依法治国是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客观需要。因此,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方面,依法治国首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必然要求。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因而,基本纲领所涉及的三大方面中,经济发展处于首要位置。依据基本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以及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依法治国形成了深刻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它必须是法治经济。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秩序的维系,国家对市场的宏观控制,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的有效运作,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有效发挥,都需要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也需要按国与国之间约定的规则和国际惯例办事。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这样,围绕着发展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形成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依法治国的要求也就必然十分深刻。这正如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其次,依法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目标,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对政治体制改革所提出的要求,使得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身的规定性,都从根本上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只有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实行依法治国,才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只有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实现依法治国,才能保障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保证公民享有的广泛权利与自由,保证他们依照法定的程序民主地遴选公仆,决定国家大事,监督国家机构。所以,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依法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内在要求。

再次,依法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保障。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目标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个目标决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其中的每个环节都需要依法治国形成的法律保障。第一,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而其中的关键,除了要始终不渝地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外,就是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这里,不仅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需要法治基础和法律保障,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也需要法治基础和法律保障。因为道德与法律之间内在的互补性,决定了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而且法治对道德教育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它不仅可以通过立法选择并推动一定道德的普及,而且可以通过严格执法来弘扬一定的道德精神。第二,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教育与科学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民族素质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因此,它不仅需要有效的政策指导,更需要国家法律的有效保障。在这方面,从发展战略到管理体制,从教师的社会地位到知识产权的保护,都需要有系统的法律保障。第三,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创作权利的保护、新闻出版的管理、文化市场的规范,也都需要系统的法律规定和有效的法律保障。

最后,依法治国是党的基本纲领总体目标的内在要求。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总体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国家有现代化的要求,如强大的综合国力、有效的经济体制、民主的政治制度、健全的法律体系、有序的社会组织、开放的文化体系和国际化的交往网络等。这些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化内在规定性的体现,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这就决定了依法治国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一项内在要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来说,不仅具有治国的意义,而且同时具有国家建设的意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必须奋斗的目标之一。所以,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依法治国具体目标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中国社会实现跨世纪发展的重要保证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些成就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是世纪性的成就。它充分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然而,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而,中国要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需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是跨世纪的发展,它直接决定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于是,在这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如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就成为其对中华民族命运所担负的最重要的历史责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正是为承担和实现这种历史责任而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不仅明确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而且明确了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党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领导中国社会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基本纲领。中国社会的跨世纪发展是一项宏伟的事业,不仅需要党制定正确的指导纲领和科学的战略部署,而且需要党的强有力组织和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领导中国社会实现跨世纪发展是其神圣的历史使命。在党已经形成领导中国社会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基本纲领的条件下,党实现其神圣历史使命的关键就是如何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来保证基本纲领的实施和实现。在这方面,依法治国作为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重大进步,将为党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力量提供重要保证。

第一,依法治国将使党的领导方式现代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现代化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都要靠党的领导。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有效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是一个发展的社会,作为领导核心的党将时刻面临社会发展和变化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刚进城的时候,同志就讲过,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现在面临的是我们不熟悉的东西”。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也指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真正系统地学会了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和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不同。现在的经济工作,问题比五十年代又复杂得多。条件不同,面临的任务也不同”。邓小平同志认为,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要学习,要发展。在今天,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共产党依然面临许多新问题的挑战,与以往党所面临的挑战相比,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整体性的、世纪性的,因为,党不仅要面临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中国社会高速变化和发展,而且要面临如何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并最终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使命。面对这样整体性、世纪性的挑战,作为执政党,必须在领导方式上有所发展,以形成新的领导能力。依法治国正是党的领导方式的重大发展,它将使党的领导方式走向法治化、科学化,推动领导方式整体的现代化,以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第二,依法治国将使党的领导制度制度化。党的领导制度主要体现在党政关系、党的干部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党与各社会团体的关系以及党自身领导体制与党委集体领导体制上。党的领导制度健全和完善是保证党有效领导中国社会的关键。1980年,邓小平同志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就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一系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党的领导制度有很大改进:党政关系逐渐理顺,干部任用走向制度化,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进一步完善,党与各社会团体的关系更加协调紧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也得到进一步健全。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领导制度依然面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需要。党的十五大报告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这两个角度阐明了这个问题,强调了党的领导制度要通过改革进一步走向制度化。党的领导制度制度化的核心是实现党通过法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其有效的领导。依法治国将为党的领导制度的进一步制度化提供重要保证,首先,依法治国将使党的领导活动明确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依法进行;?浯?依法治国将使党的各项领导制度和领导程序有更加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更加完善的法律保障。

第三,依法治国将使党的路线方针法律化。在现代政治条件下,执政党有效领导和组织社会的关键是通过国家的立法机制,使有关的路线方针成为国家的政策或法律,从而在全社会获得有效的执行和贯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执政党,党的路线方针的法律化是其有效执政的重要基础。但是,在以往的很长时间里,由于制度的不完善、法制的不健全以及领导观念上的问题,党的领导不重视这方面的问题,简单地通过权力集中以及党在领导上的政治优势,来推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果造成党的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的不良后果。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的形势下,这种党的路线方针推行方式已严重落后于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从而无法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在整个社会获得最有效地贯彻和实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而在所确定的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中,把实现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并认为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是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保证。

第四,依法治国将使党的领导干部廉洁化。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反腐败已成为保证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形成强大领导能力的关键。反腐败是一项综合治理工程,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治理方案是: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依法治国将为这个方案的有效实施提供重要的基础,因为依法治国不仅有助于有关法律和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而且也有助于有效监督机制和监督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因此,依法治国将是反腐败的有力武器,它将有效地推动党的领导干部廉洁化,从而大大提高党的领导干部总体素质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一支廉洁化的领导干部队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关键,同样,也是党自身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关键。

第五,依法治国将使党的领导作风民主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因此,党的领导作风民主化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对人民负责,克服官僚主义。在现实条件下,党的领导作风民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官僚主义。要有效克服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一方面靠党员的党性和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则靠有关制度的约束和监督,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具根本性。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虽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体制的改革或制度问题的解决,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完善有关的法制。这样,一方面能保证党的领导工作依法进行;另一方面能为人民群众有效地监督党的领导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从这意义上讲,依法治国将对党的领导作风的民主化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上分析表明,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将在整体上保证和提高党组织领导社会的能力,从而有效地保证党领导中国社会实现跨世纪的发展。正如党的基本纲领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跨世纪的意义一样,依法治国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进步也具有跨世纪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实现跨世纪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因而,这个战略选择,不仅能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21世纪有美好的前景,而且能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21世纪有美好的前途。

三、党的建设是实行依法治国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执政党。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治国,是党通过总结执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基础上提出的,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执政方式,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强调了法律,以及依法管理国家在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党依法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其目的是保证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有效领导。因此,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在本质上是相统一的,它不但不是削弱党的领导,反而是保证党的领导,即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因此,从根本上讲,党是依法治国的倡导者、执行者和推动者。这也就决定了有效实行依法治国的关键在党自身,即党在领导人民治理国家中如何有效执行和推动依法治国。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基本的途径,就是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党的自身建设推动依法治国。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在具体的依法治国问题上也是如此。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内在统一,决定了党的自身建设与依法治国之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党自身建设决定依法治国的有效实行,依法治国则推动党的自身建设。党的十五大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战略高度,提出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建设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从有效实行依法治国的角度来讲,党的自身建设,主要要解决好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依法从严治党,即严格依据党的制度和党的章程明确党内基本关系、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强化党员的党性锻炼和规范党的领导行为,使党成为一个纪律严明、组织有力、指挥统一、作风端正的有领导力,有战斗力的执政党。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强调要通过党章的有效执行来加强党风建设时,就阐明了依法治党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二是从“人治”走向“法治”,“人治”与“法治”的最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法依人”,后者是“人依法”。从“人治”走向“法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党的自身建设来讲,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关键是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行?佳细裨谙芊ê头傻墓娑ǚ段诮?彻底杜绝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党的领导方式实现从传统的“人治”向“法治”的转换,是邓小平同志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所确定的基本目标。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这个目标。他指出,我们应该尽快制定各方面的法律,消除这样不正常的现象,即“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从而使我们的“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革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三是依法领导,即党的领导干部应学会用法律手段或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所面临的有关问题。这涉及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领导观念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问题。党的领导干部学会用法律来领导,不仅关系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党如何有效地应对社会变革发展中所不断提出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明确号召党员干部要在实践中学会用法律的手段处理问题,治理国家:“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在后来的实践中,邓小平同志将法律与教育并列为党和国家消除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消极现象的基本手段。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建设以及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大发展,为解决好以上三个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只要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决心,有措施,是能有效处理好这三方面问题的,从而保证依法治国的有效实行。

初级阶段范文篇5

【关键词】按劳分配内涵按劳分配依据按劳分配主体按劳分配对象按劳分配因素及其实现形式按劳分配指导原则

我党修改“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提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的发展和深化。我们认识我国当前的按劳分配问题，也必须从这一最基本的国情入手。这样，才能更好地领会和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此，本人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谈几点认识，以求教于同行。

一、按劳分配的依据

按劳分配的依据指的是生产方式的性质。马克思把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与分配方式相联系，认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参与分配的前提和依据，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他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表述的按劳分配，强调的是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中，按劳动量进行生活资料的分配。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只有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劳动者的劳动可以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才能实现按劳分配。劳动者直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由这种生产条件分配结果所决定，劳动者个人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没有差别，因此，对劳动者个人而言，生产资料占有已失去了作为分配依据的意义，而是以劳动这一要素作为分配的依据。

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中，实行的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即使是公有制，也还是处在较低发展阶段。所以，全体劳动者直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这一前提条件并不存在。由于生产方式性质的不同，按劳分配的性质也就不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劳动者个人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是有差别的，生产资料占有状况本身对个人分配而言是一种有意义的依据。因此在按劳分配之外，还需有按要素分配，即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

既然生产要素是价值生产的条件，那么就应当参与价值分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要素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经营能力、知识、信息、创新能力等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成为价值生产的条件，它们也自然成为分配的依据。要素所有者凭借对参与价值生产的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而参与分配，这是我国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中的重要分配方式。社会经济越是向前发展，这种分配方式就将体现得越充分。

二、按劳分配的主体

分配的主体是谁？即由“谁”来进行分配？按照经典著作的理解，按劳分配是由国家进行的，因为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大企业，不同的职工在不同的工厂里，是国家这个大企业的一分子。每个职工都是平等的，因而国家可以对每个职工的“劳”进行分配。

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家不断向公有制企业放权，最终使他们成为独立的法人。国家进行按劳分配，面对的不再是职工个体，而是企业。按劳分配的“劳”首先面对的是企业的“劳”。在这种情况下，按劳分配主体就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国家通过宏观管理这只“手”，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共同对企业进行按劳分配；另一方面，企业对职工也要进行按劳分配。

国家依然掌握着对企业进行分配的相当大一部分权力。国家通过财政政策，抑制企业其他要素参与分配的比例，提高企业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比例，对那些吸收劳动力数量多、质量高的企业实行某种倾斜政策，等等，都体现国家对企业在进行按劳分配。

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对企业进行分配，本质上是对产品(服务)进行分配。也就是说，是按劳动成果进行分配。当然，由于劳动成果有一个是否被市场接受的问题，市场进行的“按劳分配”包含变量也较多。但是，我们所说的劳动是有效劳动，那些不被市场接受的劳动成果，实际上是无效的。无效的劳动或劳动成果不能参与分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排除其他因素，将市场界定为一种理想状态，那么可以说，市场对企业进行的按劳分配是最充分的。

企业对职工进行的按劳分配，是在扣除了马克思所说的全部扣除，再扣除其他要素参与分配的份额之后进行的。不同的企业可能采用不同的分配方式；计件、计时、奖金可以同时采用。

因此，按劳分配的主体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存在于微观、宏观和中观领域，它们在不同的方面对每个职工的“劳”进行分配。

三、按劳分配的对象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学说中，分配对象是个人生活消费品。这一理论的提出是以生产资料全部由整个社会所直接占有，劳动者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马克思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行产品经济制度，消灭商品，消灭价值，消灭剩余价值，因而也就不存在任何价值分配问题，对劳动者个人所分配的只能是实物形式——个人消费品。正是基于生产资料全部由整个社会所直接占有、劳动者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的认识，劳动者个人所分配的才只能是生活消费资料。一旦离开了这个前提条件，按劳分配的分配对象将会随之发生变化。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按劳分配对象之所以只限于个人生活消费品的分配，主要是因为它设想的社会主义要求由社会完全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它不允许个人收入除了用于生活消费以外还有剩余转化为资本。因此，国民收入首先由政府分割为积累、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然后对个人生活消费品再实行按劳分配。

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中，货币工资不仅仅用于购买个人消费品，也可以进行投资，如购买股票、债券等，也可以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或流通资料，组织生产或流通，创办企业等非生活消费性支出。尤其是现在，剩余价值理念逐步被人们所认可，人们日益重视和讲求剩余价值；劳动者进行经营劳动和生产劳动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实现劳动力价值即劳动力价值耗费的补偿v，而且是比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即劳动力价值的增值m；不但可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而且还有权决定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

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依据劳动者提供给企业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剩余价值分配，这是按劳分配；二是依据劳动者投入企业资本股份按比例分享剩余价值，但这是按资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原则在新价值分配过程中的作用层次有两个：一是对劳动者的劳动力付出的补偿费v实行按劳分配；二是对剩余价值m的一部分实行按劳分配。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分配对象包括劳动者劳动力付出的补偿费v和剩余价值m的一部分两个方面内容。这样，按劳分配对象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中，它不仅包括个人生活消费品的分配，而且还包括有比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即劳动力价值的增值m的分配。四、按劳分配的因素及其实现形式

传统的按劳分配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取决于可分配的个人消费品数量；二是取决于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

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条件下，一方面，这两个因素在量的规定上都与过去设想的和实现的不同。直接分配的不是个人消费品数量，而是用货币工资表现的个人消费品价值；企业职工提供的劳动量是以其实现的社会劳动量作为分配尺度的，而不是以自然劳动时间计量。另一方面，由于工人的劳动、资本、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活动和技术人员的技术是企业进行生产的四大要素，它们都涉及到要素报酬平等问题，都必须通过收入分配方式去体现和实现，因此，按劳分配取决的因素越来越多，除这两个因素之外，还包括劳动力价值、劳动年限、劳动岗位、劳动质量、劳动收益、劳动效益、劳动力支出的多重因素、劳动力的支出质量和使用效果，等等。这些都是按劳分配因素的转换形式。

与此相适应，按劳分配实现形式也发生相应发生变化。这主要表现为：适应于劳动力付出的价值补偿v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力价值分配；适应于按部就班岗位以及劳动绩效计量无法妥善解决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时间分配；适应于企业稳定的经营者和生产者人才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年限分配；适应于不同岗位对企业贡献度差异明显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岗位分配；适应于企业产品供不应求或供求基本平衡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数量分配；适应于产品质量不够稳定而对企业产品销售负面影响较大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质量分配；适应于营业收入利润率较高、销售收入利润率较高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收益分配；适应于盈利水平较高且竞争激烈企业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效益分配；适应于非竞争性企业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力支出的多重因素分配；适应于劳动岗位贡献差异较大、技能贡献差异较大、劳动成果差异较大的分配领域中的按劳动力的支出质量和使用效果分配，等等。

五、按劳分配的给付指导原则

“按劳分配”无疑应该成为最基本的劳动收入分配原则，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中有的情况下，也难以立杆见影，它只是作为一种给付指导原则发生作用。

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之间的职工，即使其付出的劳动是相同的，甚至其劳动成果也是相同的，但所获得的分配却不相同。现实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甲厂的高级工程师的收入还不如乙厂的工人，丙厂的劳模的所得还不如丁厂的守门人。在不同地区之间这种现象也很普遍。这种现象存在有其合理性，因为从社会角度来看，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之间的相同劳动及相同的劳动成果，毕竟是平等的。但从公有制的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之间的职工比，获得的分配却不相同，这毕竟是憾事。这种现象只能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职工自由流动，而逐步得以缓解以至解决。这时，按劳分配就是作为一种给付指导原则来发挥作用。

还如，企业的“团队生产”的特点以及产出相对于努力程度的滞后性，个人劳动有时难以观测和计量，从而造成“按劳分配”计量的困难。有时劳动者的努力与劳动成果的相关性并不强；在许多时候，技术条件、资源条件、设备状况等比劳动者的努力程度更为重要；服务性、创造性活动和管理活动无法计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他与个人魅力、能力有关的许多活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对他们劳动的评价就有相当主观的色彩。而且，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个人付出劳动不一定能形成整体有效劳动。简而言之，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只能采用大致、接近的概念来度量劳动的质与量，甚至有时要做到大致、接近都非常困难。同样，这些现象也是按劳分配中存在的憾事，但它们还是得以“按劳分配”作为报酬的尺度。这时，按劳分配同样是作为一种给付指导原则发挥作用。

当然，这些认识，只是基于公有制企业和公有制单位领域。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社会或是全领域而言，按劳分配”不只是一种具体的付酬尺度，而只是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方式的一种发展趋势。它的最终完全实现要通过我们无数代人艰辛努力才能完成。

【参考文献】

卫兴华：《经济理论是非三探》，《中国改革报》，2003年3月31日。

初级阶段范文篇6

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清醒认识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这是总书记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新认识我国基本国情，提出了我国社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论断，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

新时期29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我国生产力还不发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等等。这些都说明，我国依然处于不发达阶段，我们所达到的小康依然是低水平、不全面、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必须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增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坚定性，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从国内看，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了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认真总结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带领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要求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要求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初级阶段范文篇7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党的十五大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经验，对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党的十六大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出发，进一步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进一步深化了对基本经济制度含义的认识，为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是对初级阶段认识的重大发展。

“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由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尽管它只是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但这个阶段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则是不容质疑的。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当然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更不能抛弃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毫不犹疑地使公有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坚持国家和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需要，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防止产生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保证。

“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由我国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尽管现在已经在总体上进入小康，但是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我们长期的中心任务。而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支持和鼓励一切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判断一种所有制有无存在的根据，有无优越性，不是看它的经济性质，而是看它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能否推动生产力发展。一种所有制有无优越性和优越性大小，归根结底决定于它能否推动生产力发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生产力发展。而具体判断它在当时当地是否适应生产力需要和能否推动生产力发展，又离不开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适应生产力要求的不仅有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而且还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实行的“一大二公”所以不能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原因就是离开了中国具体国情下生产力的具体要求，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逐步消除由于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发展造成的羁绊，解放了生产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得到迅速的发展。实践证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以外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对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须同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一样，“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它们发展。

十六大报告不仅强调两个“毫不动摇”，还特别提出了一个“统一”，明确指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强调这一点十分重要。过去一般认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对立的，似乎一方的发展必然会制约和限制另一方的发展，因此有些强调坚持公有制主体的同志总希望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有些强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用的同志则提出所谓“国退民进”。实际上它们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各有各的特点，在适宜它们发挥作用的场所，各有各的优势，互相并不对立，也不能彻底地互相替代。党的十六大对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初级阶段的作用特点，作了精辟的概括：对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突出强调它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关键性作用；对作为公有制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集体经济，则强调它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而对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则从过去的“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为更加概括的“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发展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用“加快发展生产力”这个更加一般性的提法取代对各种具体作用的描述，在更高层次上肯定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对各种所有制经济各自作用的不同的界定，深刻地说明了它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可以也应当得到统一。

实践证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不是互相对立的，相反它们具有互补性和互动性。这些年来南方一些非公有制发展很快的地方，不仅吸纳了下岗职工就业，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给国有企业带来了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提高了国有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根据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要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另一方面要创造各类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十六大报告在改革分配制度，理顺分配关系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和提法，是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五大已经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十六大在进一步总结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以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等等新的观点和要求。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是对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认识上的深化和发展，为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提供了根据。马克思主义把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来自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讲的是价值创造的源泉，按劳分配讲的是消费资料的分配，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各有自己的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消费资料的分配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因而是由生产方式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的基本依据，就在于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形式。而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多种所有制形式所以能够存在，原因在于它们对于创造社会财富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马克思指出，劳动只有在具备了相应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时才能生产财富。没有其他生产要素，光凭劳动，赤手空拳只能从自然界取得现成的物质，不能利用和改造自然，生产新的财富。所以劳动不是财富的惟一源泉。马克思特别批评了拉萨尔主义的“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说法，强调自然界同劳动一样是财富的源泉，因为自然界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马克思提出按劳分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生产资料即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已经成为公共财产，人们在生产资料面前实现了平等，因此它无法像在私有制社会中那样成为分配的依据。当生产力的发展还不具备实行按需分配的条件时，劳动成了分配消费资料的惟一尺度。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没有实现人们在生产资料面前一律平等，还存在多种所有制，它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具有各自的无法取代的作用，相应的应当根据各自的贡献获得各自的所得。只有使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能够按贡献参与分配，才有利于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效率和公平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老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开始，就一直在探索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中如何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党的十三大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十四大修改为“兼顾效率与公平”，十四届三中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确表述。以后党的文件中都强调这一政策原则。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针对长期以来我国广泛存在的平均主义而提出来的。我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小生产传统的国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源远流长。长期以来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被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严重挫伤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促进生产力发展出发，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但共同富裕不是全体人民同时富裕和同步富裕，更不是靠平均主义能够实现的，它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财富的很大丰富为条件。强调公平，牺牲效率，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十六大从促进生产力发展出发，提出“效率优先”，发挥市场的作用，承认收入分配方面应当和允许存在差别，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正是为实现共同富裕逐步创造条件。当然，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在收入分配上也不应悬殊过大，更不能搞两极分化。因此，还必须坚持“兼顾公平”的原则。

实行这一原则以来，在克服平均主义、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是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出现了大量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并且出现了高低悬殊，基尼系数不断提高的情况。因此必须适应新的情况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理顺分配关系。

理顺分配关系首先应当对分配形势有一个正确的估计。特别是要对当前是否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应当指出，不是任何一种收入差距的扩大都可以称之为两极分化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两极分化是指少数人依靠垄断生产资料，剥削和压榨广大劳动者，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状况。实事求是地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具有这样的性质和状况。首先因为这种扩大是在绝大多数人民收入水平得到不同程度提高的基础上出现的，大部分人已经进入低水平的小康，或者已经不虞温饱，贫困人口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重不是很高，整体上不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其次，低收入群体的产生，主要不是因为他们遭受到垄断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剥削和压榨，而是因为：1.存在着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地区之间各种社会差别，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我们不仅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无力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2.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进技术进步，这种从经济体制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然会使一部分劳动者从现有的岗位上分流出来，特别是他们中间文化素质较低、技能单一、年龄偏大且就业观念陈旧的人，下岗分流以后难以找到符合愿望的工作。显然，上面这些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不是用解决两极分化的办法能够奏效的。它只能通过发展生产力、提高文化素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逐步得到解决。

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方面，对于那些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而先富起来的人们，广大群众是认可的，并且成为他们效法的榜样；人们不满甚至十分愤慨的不是一般的差距的扩大，而是不合理的过高收入，特别是通过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假售假等非法手段牟取暴利造成的收入高低悬殊。这些高收入阶层或者利用垄断公有的生产资料为自己和小团体牟取远高于他们应得的收入，或者利用各种非法手段转瞬之间成为暴富。在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和高低悬殊的问题上，市场是无能为力的。理顺分配关系，必须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由国家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必须加强国家再分配的调节功能，注重公平，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必须坚决依法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悬殊。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是党的一贯政策，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则是十六大第一次提出的，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新的提法充分反映了党在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深刻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的发展，人类的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脑力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中等收入者已经从过去体力劳动为主的时代主要由中小资产阶级构成，转变成为当代主要由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等脑力劳动者构成。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一方面是“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意味着使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成员的数量不断扩大，使社会生产不断发展，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并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断创造条件。

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

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理顺分配关系，目的是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

早在1956年就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但由于后来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不断发展，这一方针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应有的贯彻。同志在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突出强调了这个方针，把它作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明确指出，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至关紧要。

十六大关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同当年提出十大关系时相比，内容大大的丰富和发展了。它囊括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一切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阶层，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强调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报告明确指出，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是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依靠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的勤奋劳动，而且需要依靠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共同努力，包括海内外各类投资者的投资和创业活动。继同志“七一”讲话后，十六大报告再次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四个“都要”，即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这对于调动和凝聚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六大首次提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意味着除了各类劳动者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各种报酬外，各种通过劳动以外的其他途径取得的收入，包括资本收益、股份分红、存款利息、遗产继承等，都要受到保护。“非劳动收入”在传统的观念中等于“不劳而获”，一贯被看作是一个贬义词。公开提出予以保护，不把它划入另册，是对“非劳动收入”的正名，在观念上无疑是一大进步，意义十分重大。实际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固然离不开劳动，同样也离不开创业和投资。因为劳动只有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条件下才能生产财富，这就决定了提供劳动资料和对象的资本投入即投资在发展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丰富人力资源而建设资金比较匮乏的国家里，资本是更为紧缺的资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迫切需要大量投资。我们在经济工作中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扩大内需就是要扩大在国内的投资和消费，而扩大消费归根结底要靠扩大投资来提供就业和增加收入。鼓励和支持扩大投资，就必须允许投资能够得到回报。显然，这种回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收入”。尽管投资行为必然包含有一定程度的决策和管理方面的脑力劳动，但其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实现投资后的资本收益，属于“非劳动收入”。明确提出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将鼓励人们大胆地去投资创业，不仅直接利及投资者，还将通过对合法投资行为的鼓励促进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鼓励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必然涉及保护私人财产问题。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我国居民家庭财产不断增加，既包括耐用消费品和住房等实物性财产，也包括储蓄、股票、债券等金融性财产，还包括投资个体私营企业的经营性财产。这既是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又是人们继续创业的物质基础。党的十六大把“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作为全面小康的一个目标，还提出鼓励积极创造社会财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保护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的合法权益，社会各阶层的私人财产将进一步不断增加。十六大提出“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为私人财产正了名，消除了人们在创业方面的顾虑，为扩大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积累创造了良好的前景。

初级阶段范文篇8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党的十五大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经验，对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党的十六大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出发，进一步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进一步深化了对基本经济制度含义的认识，为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是对初级阶段认识的重大发展。

“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由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尽管它只是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但这个阶段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则是不容质疑的。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当然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更不能抛弃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毫不犹疑地使公有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坚持国家和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需要，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防止产生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保证。

“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由我国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尽管现在已经在总体上进入小康，但是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我们长期的中心任务。而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支持和鼓励一切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判断一种所有制有无存在的根据，有无优越性，不是看它的经济性质，而是看它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能否推动生产力发展。一种所有制有无优越性和优越性大小，归根结底决定于它能否推动生产力发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生产力发展。而具体判断它在当时当地是否适应生产力需要和能否推动生产力发展，又离不开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适应生产力要求的不仅有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而且还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实行的“一大二公”所以不能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原因就是离开了中国具体国情下生产力的具体要求，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逐步消除由于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发展造成的羁绊，解放了生产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得到迅速的发展。实践证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以外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对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须同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一样，“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它们发展。

十六大报告不仅强调两个“毫不动摇”，还特别提出了一个“统一”，明确指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强调这一点十分重要。过去一般认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对立的，似乎一方的发展必然会制约和限制另一方的发展，因此有些强调坚持公有制主体的同志总希望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有些强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用的同志则提出所谓“国退民进”。实际上它们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各有各的特点，在适宜它们发挥作用的场所，各有各的优势，互相并不对立，也不能彻底地互相替代。党的十六大对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初级阶段的作用特点，作了精辟的概括：对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突出强调它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关键性作用；对作为公有制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集体经济，则强调它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而对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则从过去的“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为更加概括的“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发展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用“加快发展生产力”这个更加一般性的提法取代对各种具体作用的描述，在更高层次上肯定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对各种所有制经济各自作用的不同的界定，深刻地说明了它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可以也应当得到统一。

实践证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不是互相对立的，相反它们具有互补性和互动性。这些年来南方一些非公有制发展很快的地方，不仅吸纳了下岗职工就业，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给国有企业带来了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提高了国有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根据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要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另一方面要创造各类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十六大报告在改革分配制度，理顺分配关系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和提法，是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五大已经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十六大在进一步总结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以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等等新的观点和要求。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是对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认识上的深化和发展，为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提供了根据。马克思主义把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来自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讲的是价值创造的源泉，按劳分配讲的是消费资料的分配，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各有自己的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消费资料的分配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因而是由生产方式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的基本依据，就在于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形式。而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多种所有制形式所以能够存在，原因在于它们对于创造社会财富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马克思指出，劳动只有在具备了相应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时才能生产财富。没有其他生产要素，光凭劳动，赤手空拳只能从自然界取得现成的物质，不能利用和改造自然，生产新的财富。所以劳动不是财富的惟一源泉。马克思特别批评了拉萨尔主义的“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说法，强调自然界同劳动一样是财富的源泉，因为自然界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马克思提出按劳分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生产资料即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已经成为公共财产，人们在生产资料面前实现了平等，因此它无法像在私有制社会中那样成为分配的依据。当生产力的发展还不具备实行按需分配的条件时，劳动成了分配消费资料的惟一尺度。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没有实现人们在生产资料面前一律平等，还存在多种所有制，它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具有各自的无法取代的作用，相应的应当根据各自的贡献获得各自的所得。只有使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能够按贡献参与分配，才有利于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效率和公平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老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开始，就一直在探索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中如何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党的十三大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十四大修改为“兼顾效率与公平”，十四届三中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确表述。以后党的文件中都强调这一政策原则。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针对长期以来我国广泛存在的平均主义而提出来的。我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小生产传统的国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源远流长。长期以来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被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严重挫伤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促进生产力发展出发，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但共同富裕不是全体人民同时富裕和同步富裕，更不是靠平均主义能够实现的，它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财富的很大丰富为条件。强调公平，牺牲效率，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十六大从促进生产力发展出发，提出“效率优先”，发挥市场的作用，承认收入分配方面应当和允许存在差别，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正是为实现共同富裕逐步创造条件。当然，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在收入分配上也不应悬殊过大，更不能搞两极分化。因此，还必须坚持“兼顾公平”的原则。

实行这一原则以来，在克服平均主义、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是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出现了大量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并且出现了高低悬殊，基尼系数不断提高的情况。因此必须适应新的情况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理顺分配关系。

理顺分配关系首先应当对分配形势有一个正确的估计。特别是要对当前是否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应当指出，不是任何一种收入差距的扩大都可以称之为两极分化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两极分化是指少数人依靠垄断生产资料，剥削和压榨广大劳动者，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状况。实事求是地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具有这样的性质和状况。首先因为这种扩大是在绝大多数人民收入水平得到不同程度提高的基础上出现的，大部分人已经进入低水平的小康，或者已经不虞温饱，贫困人口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重不是很高，整体上不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其次，低收入群体的产生，主要不是因为他们遭受到垄断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剥削和压榨，而是因为：1.存在着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地区之间各种社会差别，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我们不仅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无力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2.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进技术进步，这种从经济体制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然会使一部分劳动者从现有的岗位上分流出来，特别是他们中间文化素质较低、技能单一、年龄偏大且就业观念陈旧的人，下岗分流以后难以找到符合愿望的工作。显然，上面这些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不是用解决两极分化的办法能够奏效的。它只能通过发展生产力、提高文化素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逐步得到解决。

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方面，对于那些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而先富起来的人们，广大群众是认可的，并且成为他们效法的榜样；人们不满甚至十分愤慨的不是一般的差距的扩大，而是不合理的过高收入，特别是通过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假售假等非法手段牟取暴利造成的收入高低悬殊。这些高收入阶层或者利用垄断公有的生产资料为自己和小团体牟取远高于他们应得的收入，或者利用各种非法手段转瞬之间成为暴富。在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和高低悬殊的问题上，市场是无能为力的。理顺分配关系，必须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由国家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必须加强国家再分配的调节功能，注重公平，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必须坚决依法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悬殊。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是党的一贯政策，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则是十六大第一次提出的，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新的提法充分反映了党在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深刻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的发展，人类的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脑力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中等收入者已经从过去体力劳动为主的时代主要由中小资产阶级构成，转变成为当代主要由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等脑力劳动者构成。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一方面是“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意味着使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成员的数量不断扩大，使社会生产不断发展，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并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断创造条件。

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

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理顺分配关系，目的是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

早在1956年就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但由于后来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不断发展，这一方针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应有的贯彻。同志在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突出强调了这个方针，把它作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明确指出，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至关紧要。

十六大关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同当年提出十大关系时相比，内容大大的丰富和发展了。它囊括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一切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阶层，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强调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报告明确指出，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是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依靠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的勤奋劳动，而且需要依靠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共同努力，包括海内外各类投资者的投资和创业活动。继同志“七一”讲话后，十六大报告再次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四个“都要”，即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这对于调动和凝聚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六大首次提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意味着除了各类劳动者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各种报酬外，各种通过劳动以外的其他途径取得的收入，包括资本收益、股份分红、存款利息、遗产继承等，都要受到保护。“非劳动收入”在传统的观念中等于“不劳而获”，一贯被看作是一个贬义词。公开提出予以保护，不把它划入另册，是对“非劳动收入”的正名，在观念上无疑是一大进步，意义十分重大。实际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固然离不开劳动，同样也离不开创业和投资。因为劳动只有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条件下才能生产财富，这就决定了提供劳动资料和对象的资本投入即投资在发展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丰富人力资源而建设资金比较匮乏的国家里，资本是更为紧缺的资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迫切需要大量投资。我们在经济工作中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扩大内需就是要扩大在国内的投资和消费，而扩大消费归根结底要靠扩大投资来提供就业和增加收入。鼓励和支持扩大投资，就必须允许投资能够得到回报。显然，这种回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收入”。尽管投资行为必然包含有一定程度的决策和管理方面的脑力劳动，但其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实现投资后的资本收益，属于“非劳动收入”。明确提出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将鼓励人们大胆地去投资创业，不仅直接利及投资者，还将通过对合法投资行为的鼓励促进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鼓励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必然涉及保护私人财产问题。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我国居民家庭财产不断增加，既包括耐用消费品和住房等实物性财产，也包括储蓄、股票、债券等金融性财产，还包括投资个体私营企业的经营性财产。这既是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又是人们继续创业的物质基础。党的十六大把“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作为全面小康的一个目标，还提出鼓励积极创造社会财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保护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的合法权益，社会各阶层的私人财产将进一步不断增加。十六大提出“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为私人财产正了名，消除了人们在创业方面的顾虑，为扩大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积累创造了良好的前景。

初级阶段范文篇9

关键词：钢琴教学；儿童初级阶段；弹奏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提高全民素质需关注少年儿童。在钢琴教学方面首先必须具备优秀的教师，优秀的钢琴教师要有良好的专业素养、丰富的知识储备。其次是琴童的音乐天分，节奏感与听力的天分是最基本的，手指长、指距宽是手型条件。最后是家长的密切配合。三方面做到统一和谐，琴童学琴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本文重点探讨教师的钢琴教学。

一、扎实的基本功

首先，基本功的首选“材料”便是《哈农钢琴练指法》（以下简称哈农）。法国钢琴教育家哈农编著的钢琴练指法是一套专门的手指练习方法。在《小汤普森钢琴初级教程》之后可以练习本教程。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1~20条是全书的基础，主要是手指灵活性、力度、用力均匀以及动作平稳的练习。要求身、肩、臂、腕放松、无拘束，可做重点练习。第二部分的21~31条是巩固第一部分的练习的，可将其首尾相接，连续弹奏，专攻耐力的训练。第三部分的32~37条是针对拇指的专项训练，是为弹奏音阶和琶音做准备的。要求拇指始终处于最放松的状态，手腕要稳。音阶和琶音可集中学习，也可分散学习。建议学生先单手练一个八度，熟悉音位，固定指法，再进行双手合练或单手两个八度，最后双手四个八度的练习。第三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根据其难度，每首可练习2~3周，注意练习的要求并以慢练为主。针对初学的琴童，弹奏哈农第一部分时可与其他教材同时进行。可以先提腕抬手，断奏。然后做高抬指练习，手指垂直抬起，集中力量下键，连奏。其次是音阶。当学生已具有基础时，便可以加入音阶的练习。要点是穿、跨指的技巧。穿指：拇指从2、3、4指下穿过。跨指：2、3、4指从拇指上跨过。以拇指为支点，随拇指移动，所跨指要提前到位。强化穿、跨指的技巧训练，便可进入音阶的练习。练习音阶要求双手快速整齐跑动；双腕放松，可有轻微颠腕；指关节、掌关节不能塌陷；音符、指法要求精准；力度要扎实；力度上要求上行渐强，下行渐弱。最后是练习曲。初级阶段以《车尔尼599钢琴练习曲教程》（以下简称599）为主，搭配巴赫的《简易钢琴曲集》。599乐理知识浅显易懂，音符节奏较简单，速度适中，很适合初级阶段的学生弹奏。但599风格、体裁、练习形式较为单一，缺乏左手训练，可搭配巴赫的钢琴小品《简易钢琴曲集》，作为复调的启蒙。在作品中，有针对性地训练双手都控制旋律时的节奏、力度、连线的协调，为今后更复杂的二部创意曲、三部创意曲、法国组曲、英国组曲以及更为深奥的平均律及赋格打下基础。同时，这些作品还可以发挥我们的听觉功能，探究不同声部之间的层次。正是这样的训练，充分开发了我们大脑中不常用的那一部分，培养了周密的思维方式。

二、从小培养表现力，感受音乐的美

乐曲的弹奏，除了演奏技巧，还要培养学生的音乐表现力。结合力度、速度、表情记号以及音色的把握，表现音乐之美；力度上，拍号中的强弱关系、旋律线条的起伏、乐谱标注的力度记号等都是力度变化的依据；速度上，曲首提示的速度、乐谱中标注的rit和atempo以及约定俗成的曲终渐慢等都是速度的依据；在表情记号上，主要依据旋律的感觉以及乐曲中的标记，例如，express等；音色上，强而不噪、弱而不浮的控制能力也是要经常向琴童灌输的要点。结合这四项内容，相信可以给琴童播撒音乐美的种子，使其开出理想的花朵。

三、科学的习琴方法是保护琴童兴趣的关键

练琴的过程可谓是艰难的，这就需要科学方法，讲究高效率的练琴，既保护习琴兴趣，也达到了练习目的。怎样高效率练琴？哪里不会练哪里、哪里不熟练哪里、哪里有错练哪里。在孩子练琴的过程中，有些家长一味地追求乐句的连贯而忽视了孩子的年龄以及能力，从头到尾只能是熟练的地方熟练，不熟练甚至有错的地方依然不熟练，依然错。科学高效的练琴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家长陪练的作用不容小觑。学习钢琴毕竟是一件需要付出努力、忍受寂寞之事，孩子年龄尚小，缺乏自制能力，在新鲜感逐渐淡去之后，坚持变得尤为艰难。这就需要家长与老师密切配合，拿出各种“大招”积极、正面地引导孩子完成学习任务。可采取以下措施，为孩子播放音乐小品、欣赏音乐会、参加演出或比赛等。避免强迫、惩罚甚至打骂。家长还需合理安排孩子练琴时间，化整为零、化零为整，让孩子频繁地参与音乐活动可以增长孩子的见识，在生活中很自然地受到音乐的熏陶，感受音乐的魅力，从而积极主动地学习钢琴。通过长时间的教学，我发现习琴的好处已不仅仅是陶冶情操，还可以培养孩子坚持原则、严谨细致、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等一系列优秀的品质，为其今后的人生打下人格基础。

作者:徐靓 单位: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参考文献：

初级阶段范文篇10

调查显示：北京市家庭互联网接入方式中，宽带已成绝对主流，比例占63.8％；电话拨号占35.7％。从居民上网时间分析：家庭每月上网时间平均为27小时，日均接近一小时；家庭每月平均上网费用支出为38.6元，北京市家庭每月上网费用总额为16116万元。

调查同时也透露出，家庭用户网络应用水平依旧不高，尽管大部分城市居民生活已经和互联网紧密联系起来，目前的宽带市场，还缺乏“杀手级”应用。调查显示：居民上网目的首先是浏览新闻，占38.4％；其次是聊天，占22.9％；游戏和下载电影和软件分别占17.4％和16％；网上购物和外汇股票买卖分别占4.8％和3.6％。专家提醒：只有“杀手级”应用的全面出台，才会促进宽带用户数量的实质性提高，推动宽带市场的全面繁荣。

此外，家庭用户对宽带服务满意度仅为及格，速度成为不满意的首选因素。调查显示：北京市家庭对宽带接入服务商的总满意度指数67.88分。满意度最高的服务商依次为：中国移动（71.85分）、中国联通（70.29分）、中国铁通（70分）、网通（67.59分）、长宽（65.71分）、歌华（60分）和蓝波（6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