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范文10篇

传记文学范文篇1

现行的高中语文课本全6册教材中，文言文48篇，其中传记文学共有13篇。传记文学占整个文言文的四分之一强，足见编者对传记文学这种源远流长的文体的重视程度。从1993年至1997年的高考试卷中，文言文阅读大部分选自传记文学。

现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了解一些阅读文学作品的常识”和“我国文学史的常识”，“能比较熟练地阅读一般的政治、科技读物和文艺读物，初步具有鉴别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对于文言文，高一语文中提出要求，“了解文言文阅读方法和行文的一些特点”，“懂得一些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文体知识”。这从知识掌握的范围和阅读能力的培养两方面对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要求，联系传记文学的教学，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帮助学生掌握文体常识。

传记文学主要是指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的作品。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是文学和历史结合的边缘学科。在中国古代，它的主要形式有史传、杂传、散传、自传、专传等。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等6篇就是史传；《左忠毅公逸事》、《五人墓碑记》等为杂传；《记王忠肃公翱事》、《梅花岭记》都是别传；《谭嗣同传》、《柳敬亭传》等是专传。另外，《史记》还创立了一个“列传”的概念，是指与“本纪”相区别的，记载人臣士庶的传记，如课文《屈原列传》。

在教学中，应结合课文的内容让学生了解传记文学文体的一些基本常识。

2.揭示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

传记文学是文学和历史相结合的边缘学科，因此它既有历史特征，要求“尊重历史”，又有文学的特征，人物形象、语言都要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传记文学的主要特征是：

（1）真实性。传记文学必须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再现历史，再现人物。传主及事件必须符合史实，有史学价值，决不能凭空虚构。这也是传记文学享有崇高声誉和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一。高中课文中的传主，如廉颇、谭嗣同、屈原、张衡等，都是历史名人，其事迹史书都有记载，真实可靠。近几年来高考卷中出现的人物如狄仁杰、姚崇等也是史学界备受推崇的人物，其事迹均有明确记载。当然，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并不等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简单记录，一些次要人物、局部细节可以借助于想象、联想等作适当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2）艺术性。传记文学要运用多样的艺术手法来刻划人物，描摹物态。传记文学主要是写人的，所以它要求刻划出人物鲜明的个性，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部《史记》之所以备受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主要原因就是它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刻划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

（3

）相当完整性。传记文学主要是表现人物的，要使人们对人物性格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就必须注重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因此在传记文学中，传主的生平经历一般都较完整，便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人物，如《史记》。一些小传，如“逸事”等，由于受材料、篇幅的限制，不可能表现人物一生完整的经历、事迹，但往往通过典型的事例，以小见大，来表现人物性格，如《左忠毅公逸事》。

3.引导学生分析、把握人物形象。

传记文学以写人为中心，作者通过人物的言行和典型事例来塑造人物形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必须从把握人物形象入手来分析、欣赏、评价作品，注意引导学生分析人物形象的特点，掌握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不断提高阅读能力和分析、欣赏水平。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传记文学刻划人物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加以分析归类，能使学生在实际阅读过程中逐渐积累，提高阅读水平、欣赏能力，准确地把握住人物形象的特征。

4.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传记文学范文篇2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传记文学范文篇3

现行的高中语文课本全6册教材中，文言文48篇，其中传记文学共有13篇。传记文学占整个文言文的四分之一强，足见编者对传记文学这种源远流长的文体的重视程度。从1993年至1997年的高考试卷中，文言文阅读大部分选自传记文学。

现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了解一些阅读文学作品的常识”和“我国文学史的常识”，“能比较熟练地阅读一般的政治、科技读物和文艺读物，初步具有鉴别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对于文言文，高一语文中提出要求，“了解文言文阅读方法和行文的一些特点”，“懂得一些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文体知识”。这从知识掌握的范围和阅读能力的培养两方面对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要求，联系传记文学的教学，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帮助学生掌握文体常识。

传记文学主要是指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的作品。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是文学和历史结合的边缘学科。在中国古代，它的主要形式有史传、杂传、散传、自传、专传等。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等6篇就是史传；《左忠毅公逸事》、《五人墓碑记》等为杂传；《记王忠肃公翱事》、《梅花岭记》都是别传；《谭嗣同传》、《柳敬亭传》等是专传。另外，《史记》还创立了一个“列传”的概念，是指与“本纪”相区别的，记载人臣士庶的传记，如课文《屈原列传》。

在教学中，应结合课文的内容让学生了解传记文学文体的一些基本常识。

2.揭示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

传记文学是文学和历史相结合的边缘学科，因此它既有历史特征，要求“尊重历史”，又有文学的特征，人物形象、语言都要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传记文学的主要特征是：

（1）真实性。传记文学必须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再现历史，再现人物。传主及事件必须符合史实，有史学价值，决不能凭空虚构。这也是传记文学享有崇高声誉和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一。高中课文中的传主，如廉颇、谭嗣同、屈原、张衡等，都是历史名人，其事迹史书都有记载，真实可靠。近几年来高考卷中出现的人物如狄仁杰、姚崇等也是史学界备受推崇的人物，其事迹均有明确记载。当然，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并不等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简单记录，一些次要人物、局部细节可以借助于想象、联想等作适当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2）艺术性。传记文学要运用多样的艺术手法来刻划人物，描摹物态。传记文学主要是写人的，所以它要求刻划出人物鲜明的个性，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部《史记》之所以备受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主要原因就是它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刻划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

（3）相当完整性。传记文学主要是表现人物的，要使人们对人物性格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就必须注重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因此在传记文学中，传主的生平经历一般都较完整，便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人物，如《史记》。一些小传，如“逸事”等，由于受材料、篇幅的限制，不可能表现人物一生完整的经历、事迹，但往往通过典型的事例，以小见大，来表现人物性格，如《左忠毅公逸事》。

3.引导学生分析、把握人物形象。

传记文学以写人为中心，作者通过人物的言行和典型事例来塑造人物形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必须从把握人物形象入手来分析、欣赏、评价作品，注意引导学生分析人物形象的特点，掌握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不断提高阅读能力和分析、欣赏水平。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传记文学刻划人物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加以分析归类，能使学生在实际阅读过程中逐渐积累，提高阅读水平、欣赏能力，准确地把握住人物形象的特征。

4.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传记文学范文篇4

传记文学既是我国文学最早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当代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样式之一。

现行的高中语文课本全6册教材中，文言文48篇，其中传记文学共有13篇。传记文学占整个文言文的四分之一强，足见编者对传记文学这种源远流长的文体的重视程度。从1993年至1997年的高考试卷中，文言文阅读大部分选自传记文学。

现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了解一些阅读文学作品的常识”和“我国文学史的常识”，“能比较熟练地阅读一般的政治、科技读物和文艺读物，初步具有鉴别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对于文言文，高一语文中提出要求，“了解文言文阅读方法和行文的一些特点”，“懂得一些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文体知识”。这从知识掌握的范围和阅读能力的培养两方面对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要求，联系传记文学的教学，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帮助学生掌握文体常识。

传记文学主要是指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的作品。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是文学和历史结合的边缘学科。在中国古代，它的主要形式有史传、杂传、散传、自传、专传等。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等6篇就是史传；《左忠毅公逸事》、《五人墓碑记》等为杂传；《记王忠肃公翱事》、《梅花岭记》都是别传；《谭嗣同传》、《柳敬亭传》等是专传。另外，《史记》还创立了一个“列传”的概念，是指与“本纪”相区别的，记载人臣士庶的传记，如课文《屈原列传》。

在教学中，应结合课文的内容让学生了解传记文学文体的一些基本常识。

2.揭示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

传记文学是文学和历史相结合的边缘学科，因此它既有历史特征，要求“尊重历史”，又有文学的特征，人物形象、语言都要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传记文学的主要特征是：

（1）真实性。传记文学必须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再现历史，再现人物。传主及事件必须符合史实，有史学价值，决不能凭空虚构。这也是传记文学享有崇高声誉和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一。高中课文中的传主，如廉颇、谭嗣同、屈原、张衡等，都是历史名人，其事迹史书都有记载，真实可靠。近几年来高考卷中出现的人物如狄仁杰、姚崇等也是史学界备受推崇的人物，其事迹均有明确记载。当然，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并不等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简单记录，一些次要人物、局部细节可以借助于想象、联想等作适当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2）艺术性。传记文学要运用多样的艺术手法来刻划人物，描摹物态。传记文学主要是写人的，所以它要求刻划出人物鲜明的个性，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部《史记》之所以备受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主要原因就是它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刻划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

（3）相当完整性。传记文学主要是表现人物的，要使人们对人物性格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就必须注重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因此在传记文学中，传主的生平经历一般都较完整，便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人物，如《史记》。一些小传，如“逸事”等，由于受材料、篇幅的限制，不可能表现人物一生完整的经历、事迹，但往往通过典型的事例，以小见大，来表现人物性格，如《左忠毅公逸事》。

3.引导学生分析、把握人物形象。

传记文学以写人为中心，作者通过人物的言行和典型事例来塑造人物形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必须从把握人物形象入手来分析、欣赏、评价作品，注意引导学生分析人物形象的特点，掌握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不断提高阅读能力和分析、欣赏水平。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传记文学刻划人物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加以分析归类，能使学生在实际阅读过程中逐渐积累，提高阅读水平、欣赏能力，准确地把握住人物形象的特征。

4.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传记文学范文篇5

现行的高中语文课本全6册教材中，文言文48篇，其中传记文学共有13篇。传记文学占整个文言文的四分之一强，足见编者对传记文学这种源远流长的文体的重视程度。从1993年至1997年的高考试卷中，文言文阅读大部分选自传记文学。

现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了解一些阅读文学作品的常识”和“我国文学史的常识”，“能比较熟练地阅读一般的政治、科技读物和文艺读物，初步具有鉴别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对于文言文，高一语文中提出要求，“了解文言文阅读方法和行文的一些特点”，“懂得一些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文体知识”。这从知识掌握的范围和阅读能力的培养两方面对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要求，联系传记文学的教学，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帮助学生掌握文体常识

传记文学主要是指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的作品。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是文学和历史结合的边缘学科。在中国古代，它的主要形式有史传、杂传、散传、自传、专传等。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等6篇就是史传；《左忠毅公逸事》、《五人墓碑记》等为杂传；《记王忠肃公翱事》、《梅花岭记》都是别传；《谭嗣同传》、《柳敬亭传》等是专传。另外，《史记》还创立了一个“列传”的概念，是指与“本纪”相区别的，记载人臣士庶的传记，如课文《屈原列传》。

在教学中，应结合课文的内容让学生了解传记文学文体的一些基本常识。

二、揭示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

传记文学是文学和历史相结合的边缘学科，因此它既有历史特征，要求“尊重历史”，又有文学的特征，人物形象、语言都要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传记文学的主要特征是：

（1）真实性。传记文学必须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再现历史，再现人物。传主及事件必须符合史实，有史学价值，决不能凭空虚构。这也是传记文学享有崇高声誉和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一。高中课文中的传主，如廉颇、谭嗣同、屈原、张衡等，都是历史名人，其事迹史书都有记载，真实可靠。近几年来高考卷中出现的人物如狄仁杰、姚崇等也是史学界备受推崇的人物，其事迹均有明确记载。当然，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并不等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简单记录，一些次要人物、局部细节可以借助于想象、联想等作适当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2）艺术性。传记文学要运用多样的艺术手法来刻划人物，描摹物态。传记文学主要是写人的，所以它要求刻划出人物鲜明的个性，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部《史记》之所以备受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主要原因就是它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刻划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

（3）相当完整性。传记文学主要是表现人物的，要使人们对人物性格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就必须注重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因此在传记文学中，传主的生平经历一般都较完整，便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人物，如《史记》。一些小传，如“逸事”等，由于受材料、篇幅的限制，不可能表现人物一生完整的经历、事迹，但往往通过典型的事例，以小见大，来表现人物性格，如《左忠毅公逸事》。公务员之家

三、引导学生分析、把握人物形象

传记文学以写人为中心，作者通过人物的言行和典型事例来塑造人物形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必须从把握人物形象入手来分析、欣赏、评价作品，注意引导学生分析人物形象的特点，掌握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不断提高阅读能力和分析、欣赏水平。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传记文学刻划人物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加以分析归类，能使学生在实际阅读过程中逐渐积累，提高阅读水平、欣赏能力，准确地把握住人物形象的特征。

四、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传记文学范文篇6

传记文学既是我国文学最早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当代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样式之一。

现行的高中语文课本全6册教材中，文言文48篇，其中传记文学共有13篇。传记文学占整个文言文的四分之一强，足见编者对传记文学这种源远流长的文体的重视程度。从1993年至1997年的高考试卷中，文言文阅读大部分选自传记文学。

现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了解一些阅读文学作品的常识”和“我国文学史的常识”，“能比较熟练地阅读一般的政治、科技读物和文艺读物，初步具有鉴别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对于文言文，高一语文中提出要求，“了解文言文阅读方法和行文的一些特点”，“懂得一些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文体知识”。这从知识掌握的范围和阅读能力的培养两方面对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要求，联系传记文学的教学，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帮助学生掌握文体常识。

传记文学主要是指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的作品。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是文学和历史结合的边缘学科。在中国古代，它的主要形式有史传、杂传、散传、自传、专传等。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等6篇就是史传；《左忠毅公逸事》、《五人墓碑记》等为杂传；《记王忠肃公翱事》、《梅花岭记》都是别传；《谭嗣同传》、《柳敬亭传》等是专传。另外，《史记》还创立了一个“列传”的概念，是指与“本纪”相区别的，记载人臣士庶的传记，如课文《屈原列传》。

在教学中，应结合课文的内容让学生了解传记文学文体的一些基本常识。

2.揭示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

传记文学是文学和历史相结合的边缘学科，因此它既有历史特征，要求“尊重历史”，又有文学的特征，人物形象、语言都要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传记文学的主要特征是：

（1）真实性。传记文学必须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再现历史，再现人物。传主及事件必须符合史实，有史学价值，决不能凭空虚构。这也是传记文学享有崇高声誉和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一。高中课文中的传主，如廉颇、谭嗣同、屈原、张衡等，都是历史名人，其事迹史书都有记载，真实可靠。近几年来高考卷中出现的人物如狄仁杰、姚崇等也是史学界备受推崇的人物，其事迹均有明确记载。当然，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并不等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简单记录，一些次要人物、局部细节可以借助于想象、联想等作适当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2）艺术性。传记文学要运用多样的艺术手法来刻划人物，描摹物态。传记文学主要是写人的，所以它要求刻划出人物鲜明的个性，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部《史记》之所以备受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主要原因就是它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刻划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

（3）相当完整性。传记文学主要是表现人物的，要使人们对人物性格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就必须注重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因此在传记文学中，传主的生平经历一般都较完整，便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人物，如《史记》。一些小传，如“逸事”等，由于受材料、篇幅的限制，不可能表现人物一生完整的经历、事迹，但往往通过典型的事例，以小见大，来表现人物性格，如《左忠毅公逸事》。

3.引导学生分析、把握人物形象。

传记文学以写人为中心，作者通过人物的言行和典型事例来塑造人物形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必须从把握人物形象入手来分析、欣赏、评价作品，注意引导学生分析人物形象的特点，掌握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不断提高阅读能力和分析、欣赏水平。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传记文学刻划人物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加以分析归类，能使学生在实际阅读过程中逐渐积累，提高阅读水平、欣赏能力，准确地把握住人物形象的特征。

4.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传记文学范文篇7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的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传记文学范文篇8

董健先生所写的这个细节在这本传记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梦竟然以隐喻的形式几乎分毫不差地应验着田汉后来几十年的人生。这个细节在书中多次出现，就像是田汉人生中挥之不去的符咒一直笼罩着他的命运。一般的传记文学作家都非常注重细节的描写，以吸引读者，但是真正像董健先生这样善于抓住与传主命运相连的细节描写却不多见。传记文学的细节描写不仅在于令传主形象丰满，赋予作品以强大的艺术魅力，而且在于有力地表现传主的性格和精神世界，与传主的命运联系紧密。因此，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家应该具备善于捕捉这样细节的能力。传记文学固然需要以细节表现传主的性格、精神世界和一生命运，但是这只是微观上的，而从传记文学的性质来看，它所表现的是传主的几十年人生(有些传记文学所写的可能不是传主的一生，而是一个人生片断)宏观历史，必须对传主的人生(或所选定的人生片断)作整体上的把握，这就需要作家善于结构作品，根据传主的人生起伏与命运周折来精心设计叙事。在大部分传记作家那里，对于传主的叙述往往按照时间的顺序从传主的出生叙述到他去世，后面至多再叙述人们对传主的悼念、缅怀以及追忆。但是也有作家打破这样模式化的叙述结构，以自己对传主人生的理解和认识来结构叙事，从而表现出他的叙述创新努力。韩石山的《徐志摩传》对现代诗人徐志摩的叙述打破了从生到死的叙述常规，以“家庭”、“本传”和“交游”三个方面展开叙述，从而让读者从不同的侧面去认识传主，领悟传主的人生。周良沛在写作《丁玲传》［3］时同样显示出他的创造性和独特性，《丁玲传》由“辩诬书”和“安魂曲”两部分构成。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传记前一部分的“辩诬书”所叙述的不是传主的人生开端，而是传主人生由辉煌转向苦难的转捩点。周良沛在该传的《后记》中没有谈他如此结构作品的理由，但是我们可以从阅读中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他以“辩诬书”开头突出的是传主人生大转折。进入50年代，传主丁玲与陈企霞被打成“集团”，意味着她“政治生命完了”［3］(P566)，由此传记作家在50年代的现实与30年代的历史之间穿行，寻求传主精神历程与命运起伏的内在逻辑。《丁玲传》的后一部分《安魂曲》承接《辩诬书》叙述丁玲政治生命“死了”进而跳到29年后传主物质生命的终结，继而叙述传主政治死刑后精神上的迷惘、困惑和痛苦。周良沛在《丁玲传》的结构构思上确实从宏观上准确地把握了传主的精神演变与命运波折，显示出他在传记结构上高超的技能。传记文学的文学特性决定了其语言必须文学化，那么传记文学作家应该具备驾驭语言的能力，特别是语言文学化的能力。所谓语言文学化，是指倾注着作家激情并且赋予语言以形象化从而使语言洋溢着浓郁的诗意。传记文学语言虽然并不完全必须文学化，但是在描写和叙事时还是需要文学化。有才华的作家总是让其传记作品的语言诗意盎然。《李敖评传》［4］的作者陈才生虽然不是专业作家，但是他的传记语言显示出他的语言天赋:60年来，在这方曾被梁任公称之为“伤心之地”的小岛，他(指传主李敖———引者注)从惨绿少年到玩世青年，从文坛慧星到“人民公敌”，从论战英雄到黑狱重囚，从“笑傲江湖”到竞选“总统”，从颠覆“议会”到风靡神州，从银屏“有话”到归隐书房，他与之同生、与之同恨，他在这里跋涉、驰骋、呼啸、叫战，口诛笔伐，纵横捭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时髦不能动。这位文化思想界的孤星，在偏安一隅的孤岛之上，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残山剩水之内，在民进党夜郎自大媚美殃民荒腔走板的“独”梦丑剧之中，在举世滔滔、众神默默的时代，生根、滋叶、开花、结果，度过了驭风而行的青春岁月，迎来了如火如荼的人生的秋天。

像这样气势恢弘的语言在陈才生的《李敖评传》中还可以列出许多。我们虽然未必完全同意陈才生给予李敖这样高的评价，但是不能不承认这种恣肆的语言所产生的非凡的美学效果，也不能不佩服陈才生的语言才气。传记文学既具有文学性，又具有历史性和学术性，这就决定了传记文学作家既要具有史学家的才干，又要具有学者深厚的学术造诣。传记文学所叙述的是个人的历史，不是简单地罗列传主的人生中重大的事件，不是单纯地写出传主命运的坎坷和惊险的人生经历，也不是纯粹地展览传主的巨大成就和重要贡献，而是要写出历史中的人，写出文化中的人，写出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人，还需要对传主人生中的重大谜团进行诠释和解答，尽力给读者提供比较完满的答案。因此，传记文学作家就要善于广泛地搜集传主的有关材料，需要到实地去做细致的调查，需要采访与传主关系密切的各种人，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严格的考证，以去伪存真。因此，对于传记文学作家来说，历史考证应该是其最基本的功夫。程中原在撰写《传》时就搜集第一手材料下了很大功夫，为了写好这本传记，他查阅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大量的电报、书信、日记、笔记、文稿、讲话记录，主持的和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委会议等会议记录;黑龙江省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在东北期间的历史文献、资料;在外交战线十年的重要文电、讲话;各个时期(包括1925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期间)填写的各种履历表、登记表和写的自传;在庐山会议以后和在‘’中的日记、书信、卡片、各种笔记、大量文稿和他写的各种材料的底稿;从1919年到1959年在各种各样报刊上发表的数量非常可观的文字，以及出版的许多著作;已经搜集到的珍贵的历史照片等等。”同时，程中原还“访问了的亲属、同学和他的许多战友、部下、学生”。

由于做了这些扎实的工作，程中原所写的《传》中的叙述才真实可靠。不仅如此，他在传记文本中对于某些历史疑点提供各种不同来源的材料，通过鉴别以确定某个结论。1935年，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当时博古如何向交接的呢?程中原通过注释列出了本人、、邓小平、陈云、、杨尚昆和等人的欢迎材料，互相参证［5］(P140)，从而让博古向移交权力的具体过程的叙述更接近历史事实。这充分显示了程中原精于考证的功力。林语堂写作《苏东坡传》时对传主的事迹作了深入的考证［6］(P490)，澄清了民间关于苏小妹的传闻，从而确保他的《苏东坡传》历史叙述的真实可靠。一个传记作家如果缺乏考证的功夫，那么其作品所叙述的历史真实性就非常可疑。他或许认为自己可以以想象来取代考证。传记作品一旦让想象代替考证，那么作品所叙述的东西就可能是天马行空，任意编造。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虽然可以冠以传记文学的名号，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传记文学而是历史小说，那么它也就不再具有学术研究的参考价值，就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样，只能当小说来读，而不能当史料来研究。因此，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传记文学作家必须具备考证的基本功，唯其如此，才能在写作中做到对历史负责。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人文环境之中，因而，我们每个人思想观念、人格精神、心理性格、思维方式、生活行为乃至命运和成就都是时代、社会、文化、环境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传记文学作家要准确、全面、深刻地把握传主，刻画其灵魂，展现其命运，概括其精神，叙述其经历，就必须对传主生活的社会现实、传主所处的时代、与自然和人文环境作充分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传记作家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对于涉及传主的政治风云、经济走向、民风民俗、人文思潮、社会时尚等十分精通。季红真在写《萧红传》［7］之前对传主家乡的自然地理、近代地理和民俗风情都有非常细致地考察和研究，因而她在这部作品中作了充分展示。比如，我们阅读了她的《萧红传》的第一章《富饶北疆的边陲小城》，对传主家乡黑龙江的民族分布、清王朝到近现代百十年当地的历史变迁、当地富饶的物产、近现代呼兰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都有了比较细致的了解。在后来的章节中，季红真具体描述了传主自清嘉庆年以来家族的繁衍和变故。季红真的这些描述，目的在于厘清传主人格、性格形成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根源。同样，在宋益乔的《梁实秋传》［8］中，传主的出生地北京内务部街20号与童年生活的场所内务街(勾栏胡同)都得到了细致地描写，让我们看到的是非常精细的当年北京的世俗图景。不仅如此，读者还可以通过这部传记了解北京的各种小吃、儿童玩具、老式家庭的起居生活形态以及各种官方和民间艺术，正是这些东西滋润着，培育着，塑造着传主，从而令传主养成了雅致的性情和贵族式的趣味，也让我们认识到为什么只有梁实秋才会写出妙趣横生的《雅舍小品》这样的散文精品。

传记文学范文篇9

胡辛的三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都是以中国现代三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的跌宕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丰富复杂的感情经历为对象，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她们高度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作者写出了章亚若与蒋经国在抗战烽火中的生死恋，写出了章亚若的温柔与倔强，美丽与悲怆，幸福与哀伤。她写出了上海的最后一个贵族、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坎坷遭遇和才华，也写出了她生命的繁华和灵魂的寂寞；而张爱玲传出版之时，恰是张爱玲辞世之日，由此，作者深深感叹：“想当年张爱玲肉摘要:本文论述了南昌大学教授胡辛女士的女性传记文学作品《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身处于繁华之中，灵魂却寂寞荒凉；张爱玲辞世之时，肉身极至荒凉，灵魂却无法拒绝热闹。也许，荒凉与热闹的种种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传奇？”她写出了陈香梅同陈纳德的轰动一时的跨国婚姻，突出了陈香梅对陈纳德的生死不渝的爱，更写出了在失去丈夫之后，以独立不羁的人格和公正、热情的品质，进入美国政界，为美国、中国和中国台湾之间的交流及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以传奇女性为传主，表现其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这可以看作是胡辛传记文学创作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作者最能、也最善于和敢于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情世界，揭示和展示人物的婚姻、爱情。《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本身就是专写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婚外之恋，婚外之情。即便写陈香梅，作者也写了陈香梅与毕尔的初恋，甚至还写了陈纳德去世后，陈香梅与几位朋友美国的感情经历。作者大胆地写出这些，不仅没有贬低和丑化陈香梅的人格和形象，反而写出了陈香梅丰富的性格，写活了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奇女子形象。

第三，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学者型作家，胡辛在创作这三位女性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时，始终以她独立的女性意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富于激情的艺术顿悟，从大量材料中提炼出最精萃的成分，经过自己思想感情的熔炼，经过想象、联想和生发、升华，再用优美的语言，刻画出传主的形象、心灵和情感来。

作者写《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着力描绘了章亚若的性格：作为一个南昌女子，她有着南昌女子的性格和气质的共性：“这方地理封闭严实，却也受兵家必争的撞击和南北东西的交融，这方女子的身与心似乎也融汇着北国的豪放与南方的婉丽，矛盾着温柔妩媚与倔强耿直。”作者在时代的风云雷电中，生动细腻地描写了这位南昌女子同蒋经国的短暂的、刻骨铭心的爱恋，写出了她为蒋经国生了一双儿子却因得不到认可而突然暴病死亡的人生悲剧。作者也写出了蒋经国对章亚若的深情和无奈：得知他与章亚若的婚外恋后，坚决地说：“感情，你的身份不容许存在这两个字。婚姻得服从政治，况且这婚外的拈花惹草之事，更得服从政治，要抛却，要埋葬什么虚无缥缈的感情！”虽说在宋美龄干预下，也认可了章亚若生的孩子，可是坚决不承认章亚若的身份，这就直接导致了章亚若的暴死。在蒋经国得知章亚若的死讯时：“他的双手颤抖不已，他的脸膛充血，他的目光空空洞洞，他的声音像是呻吟：‘快快备车我要去桂林’他抓起公文包，冲动地就要出门。门却已关紧，黄中美冷冷地守候在门前，冷冷地拦住他：‘你不能去’。”他骂黄中美，他打黄中美，他甚至想掐死黄中美，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用！他最终只能选择沉默，把一腔的悲愤藏在了心底。他咀嚼出了长恨歌的苦涩断肠味“:他还能小瞧唐玄宗吗？他同样不能主宰自己的爱情，不能护卫心爱的情人！”、“她却不是杨玉环！她没有过杨贵妃的骄奢淫逸，却有着杨玉环的悲惨结局。这是怎么样的千古不变的残酷？”

在创作《陈香梅传奇》时，作者在广袤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在丰富的再造想象之中，以深情的笔触，勾勒出了陈香梅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她在香港战乱中的初恋；她边读书边照料重病的母亲；她与陈纳德的爱情；陈纳德去世后她在美国政界的奋斗；她为中国与美国、为大陆与台湾的交流而往来奔走；她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她对祖国教育事业的支持和奉献在这些描写中，作者突出了陈香梅的性格：独立、坚强、智慧、博爱；一个由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和西方当代文化观念哺育出的美籍华人，一个有着永恒魅力的，爱美国更爱中国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作家。

胡辛的传记文学创作的第四个特点是运用小说的笔法，运用传奇般的情节，运用再造想象和细节的适度虚构，塑造鲜活的形象。比如《陈香梅传奇》，作者以史诗般的笔法，在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中，把陈香梅、陈纳德的出生、身世和经历乃至于与史迪威、宋美龄的经历挽结在一起来写，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和历史的纵深感。写陈纳德向陈香梅求婚，陈纳德要把婚恋当一场战争来打，而陈香梅则心甘情愿帮助陈纳德打赢这场婚恋之战。她对陈纳德说：“将军，你在打一场奇妙的战争。你已冲进了城堡，俘虏了城堡的女儿。眼下，你得带着她出城堡。是一路冲杀出去？还是让城堡的人欢送你呢？我希望是后者，因为女儿舍不得割断与娘家的脐带。”陈纳德侧耳诉说：“香梅，在这场战争中，你是将军，我只是委命于你的士兵，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于是，陈香梅教他：“这一仗你得独个儿亲自去打，你得丢掉将军、英雄这些耀眼的光环，真正像个晚辈那样，去爱他们，让他们接受你。”于是，陈纳德按照陈香梅的战略战术，打赢了这场“战争”。这里显然有适度的虚构，但它却突出了陈香梅的性格。

在《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一书中，作者凭借传说中的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爱情，在两位当事人均已作古、无法采访的情况下，却发挥再造想象，结撰出那么波澜壮阔、坎坷曲折、缠绵悱恻、美丽悲怆的爱情故事，足见作者的智慧和才华。如写由章亚若引起的老蒋与小蒋的矛盾：

重庆林园官邸。老头子阴沉着脸，当着宋美龄的面将这摞材料抛掷在他的足前：“你干的好事,你自己看去”

“哦，父亲，她的经历并不是她的过错，她的不幸并不等于她的不洁啊！我也早已说过，责任在我！”热血燃烧着这个不忘责任感的男子，他奋不顾身护卫着无辜的心爱的女子。

老头子被这顿抢白噎住了，好一会才拍案而起：“强辩！强辩！你明明知道一切还往泥坑里钻，你不是糊涂，而是愚蠢！国事危艰，你还给我添乱！你自己会把自己毁掉的！哦，还留下蒋家的血脉，简直是荒谬！你的作为，超过了我最大的容忍范围，告诉你，我们蒋家绝对不能接纳这样一个女子”

蒋经国不寒而栗，父亲的性格脾气为人手段他不是没有领教过。他的眼前闪烁着亚若执着又哀切的眼光，一对儿子天真无邪的目光，他决不能没有他们！为了他们，他“扑通”跪倒在父亲的膝前：“父亲，一切过错全在我！父亲，我理当承担一切责任，我愿接受任何惩罚”

经过宋美龄的劝解，的愤懑便转化为无可奈何的叹息：

“我早说过，又不是东西，可以东掖西藏；又不是小狗小猫，到时好打发。怎么能严守秘密而不透风声？听说章女子在桂林似不太安分，非分之想是绝对不能有的，要不，看你今后怎么办？”

站立起来却仍垂手的蒋经国便化着了一支点着的蜡烛，徒然地燃烧着自己，淌着蜡泪，却无法照亮哪怕稍远点的前路。他能怎么办呢？

传记文学范文篇10

胡辛的三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都是以中国现代三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的跌宕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丰富复杂的感情经历为对象，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她们高度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作者写出了章亚若与蒋经国在抗战烽火中的生死恋，写出了章亚若的温柔与倔强，美丽与悲怆，幸福与哀伤。她写出了上海的最后一个贵族、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坎坷遭遇和才华，也写出了她生命的繁华和灵魂的寂寞；而张爱玲传出版之时，恰是张爱玲辞世之日，由此，作者深深感叹：“想当年张爱玲肉摘要:本文论述了南昌大学教授胡辛女士的女性传记文学作品《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传》《、陈香梅传奇》身处于繁华之中，灵魂却寂寞荒凉；张爱玲辞世之时，肉身极至荒凉，灵魂却无法拒绝热闹。也许，荒凉与热闹的种种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传奇？”她写出了陈香梅同陈纳德的轰动一时的跨国婚姻，突出了陈香梅对陈纳德的生死不渝的爱，更写出了在失去丈夫之后，以独立不羁的人格和公正、热情的品质，进入美国政界，为美国、中国和中国台湾之间的交流及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以传奇女性为传主，表现其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这可以看作是胡辛传记文学创作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作者最能、也最善于和敢于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情世界，揭示和展示人物的婚姻、爱情。《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本身就是专写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婚外之恋，婚外之情。即便写陈香梅，作者也写了陈香梅与毕尔的初恋，甚至还写了陈纳德去世后，陈香梅与几位朋友美国的感情经历。作者大胆地写出这些，不仅没有贬低和丑化陈香梅的人格和形象，反而写出了陈香梅丰富的性格，写活了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奇女子形象。

第三，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学者型作家，胡辛在创作这三位女性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时，始终以她独立的女性意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富于激情的艺术顿悟，从大量材料中提炼出最精萃的成分，经过自己思想感情的熔炼，经过想象、联想和生发、升华，再用优美的语言，刻画出传主的形象、心灵和情感来。

作者写《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着力描绘了章亚若的性格：作为一个南昌女子，她有着南昌女子的性格和气质的共性：“这方地理封闭严实，却也受兵家必争的撞击和南北东西的交融，这方女子的身与心似乎也融汇着北国的豪放与南方的婉丽，矛盾着温柔妩媚与倔强耿直。”作者在时代的风云雷电中，生动细腻地描写了这位南昌女子同蒋经国的短暂的、刻骨铭心的爱恋，写出了她为蒋经国生了一双儿子却因得不到认可而突然暴病死亡的人生悲剧。作者也写出了蒋经国对章亚若的深情和无奈：得知他与章亚若的婚外恋后，坚决地说：“感情，你的身份不容许存在这两个字。婚姻得服从政治，况且这婚外的拈花惹草之事，更得服从政治，要抛却，要埋葬什么虚无缥缈的感情！”虽说在宋美龄干预下，也认可了章亚若生的孩子，可是坚决不承认章亚若的身份，这就直接导致了章亚若的暴死。在蒋经国得知章亚若的死讯时：“他的双手颤抖不已，他的脸膛充血，他的目光空空洞洞，他的声音像是呻吟：‘快快备车我要去桂林’他抓起公文包，冲动地就要出门。门却已关紧，黄中美冷冷地守候在门前，冷冷地拦住他：‘你不能去’。”他骂黄中美，他打黄中美，他甚至想掐死黄中美，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用！他最终只能选择沉默，把一腔的悲愤藏在了心底。他咀嚼出了长恨歌的苦涩断肠味“:他还能小瞧唐玄宗吗？他同样不能主宰自己的爱情，不能护卫心爱的情人！”、“她却不是杨玉环！她没有过杨贵妃的骄奢淫逸，却有着杨玉环的悲惨结局。这是怎么样的千古不变的残酷？”

在创作《陈香梅传奇》时，作者在广袤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在丰富的再造想象之中，以深情的笔触，勾勒出了陈香梅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她在香港战乱中的初恋；她边读书边照料重病的母亲；她与陈纳德的爱情；陈纳德去世后她在美国政界的奋斗；她为中国与美国、为大陆与台湾的交流而往来奔走；她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她对祖国教育事业的支持和奉献在这些描写中，作者突出了陈香梅的性格：独立、坚强、智慧、博爱；一个由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和西方当代文化观念哺育出的美籍华人，一个有着永恒魅力的，爱美国更爱中国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作家。

胡辛的传记文学创作的第四个特点是运用小说的笔法，运用传奇般的情节，运用再造想象和细节的适度虚构，塑造鲜活的形象。比如《陈香梅传奇》，作者以史诗般的笔法，在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中，把陈香梅、陈纳德的出生、身世和经历乃至于与史迪威、宋美龄的经历挽结在一起来写，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和历史的纵深感。写陈纳德向陈香梅求婚，陈纳德要把婚恋当一场战争来打，而陈香梅则心甘情愿帮助陈纳德打赢这场婚恋之战。她对陈纳德说：“将军，你在打一场奇妙的战争。你已冲进了城堡，俘虏了城堡的女儿。眼下，你得带着她出城堡。是一路冲杀出去？还是让城堡的人欢送你呢？我希望是后者，因为女儿舍不得割断与娘家的脐带。”陈纳德侧耳诉说：“香梅，在这场战争中，你是将军，我只是委命于你的士兵，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于是，陈香梅教他：“这一仗你得独个儿亲自去打，你得丢掉将军、英雄这些耀眼的光环，真正像个晚辈那样，去爱他们，让他们接受你。”于是，陈纳德按照陈香梅的战略战术，打赢了这场“战争”。这里显然有适度的虚构，但它却突出了陈香梅的性格。

在《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一书中，作者凭借传说中的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爱情，在两位当事人均已作古、无法采访的情况下，却发挥再造想象，结撰出那么波澜壮阔、坎坷曲折、缠绵悱恻、美丽悲怆的爱情故事，足见作者的智慧和才华。如写由章亚若引起的老蒋与小蒋的矛盾：

重庆林园官邸。老头子阴沉着脸，当着宋美龄的面将这摞材料抛掷在他的足前：“你干的好事,你自己看去”

“哦，父亲，她的经历并不是她的过错，她的不幸并不等于她的不洁啊！我也早已说过，责任在我！”热血燃烧着这个不忘责任感的男子，他奋不顾身护卫着无辜的心爱的女子。

老头子被这顿抢白噎住了，好一会才拍案而起：“强辩！强辩！你明明知道一切还往泥坑里钻，你不是糊涂，而是愚蠢！国事危艰，你还给我添乱！你自己会把自己毁掉的！哦，还留下蒋家的血脉，简直是荒谬！你的作为，超过了我最大的容忍范围，告诉你，我们蒋家绝对不能接纳这样一个女子”

蒋经国不寒而栗，父亲的性格脾气为人手段他不是没有领教过。他的眼前闪烁着亚若执着又哀切的眼光，一对儿子天真无邪的目光，他决不能没有他们！为了他们，他“扑通”跪倒在父亲的膝前：“父亲，一切过错全在我！父亲，我理当承担一切责任，我愿接受任何惩罚”

经过宋美龄的劝解，的愤懑便转化为无可奈何的叹息：

“我早说过，又不是东西，可以东掖西藏；又不是小狗小猫，到时好打发。怎么能严守秘密而不透风声？听说章女子在桂林似不太安分，非分之想是绝对不能有的，要不，看你今后怎么办？”

站立起来却仍垂手的蒋经国便化着了一支点着的蜡烛，徒然地燃烧着自己，淌着蜡泪，却无法照亮哪怕稍远点的前路。他能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