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范文10篇

陈云范文篇1

陈云在主管全国财经工作期间,受到充分信任。对于陈云提出的统一财政、调整工商业、粮油棉统购统销等政策、主张,予以全力支持。凡陈云确定了的方案,反对轻易变动。如1956年9月初,在阅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将别人改动后的“到1962年粮食生产5200亿斤,棉花5200万担”,更正为“到1962年要求粮食生产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并写下旁注:“粮棉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凡陈云不在场而又需要作出重大经济决策时,总要派人或致电、或致函去征求陈云的意见。如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期间,需要对粮食管理问题作出决策时,打电报给浙江省委谭启龙即转在莫干山养病的陈云,征询陈云意见后再作出决定。又如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主持起草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在派专人把草案送给在杭州养病的陈云征求意见后,才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对陈云提出的一些重要经济观点,或予以支持和扩大宣传,或予以阐释和发挥,或予以归纳和延伸。建国伊始,鉴于物价猛涨的局面,陈云认为稳定物价是稳定人心的关键。1950年3月采取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等项措施后,物价开始回落,但陈云仍然担心金融物价的波动。写道:“关内收支平衡、物价稳定的基础尚不巩固,陈云所顾虑的再次波动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①1955年冬,陈云根据当时的形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6点意见。说:“陈云同志提出的6点意见,就是要有步骤有秩序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陈云同志提出的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规划是一个很大的计划。我们要全党动员,特别是省、市党委和各有关部门要用很大的力量来做。”②在领导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最高决策层中,陈云是最早也是最系统地论述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问题的理论家。1954年6月30日,陈云向中共中央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情况时提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各生产部门之间“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③1956年在反冒进时,陈云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思想,得到的大力支持和称赞。4月1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6年基本建设和物资平衡问题时,陈云说:“计划应该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如基建超过了生产就不行。以后订计划应该首先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听了陈云的发言之后,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已经把结论做了。”他赞成陈云的观点并发挥道:“生产是中心”,“生产是主要环节”,在生产与基建的关系上“首先就要进行很多平衡工作”。“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④3年“”之后,国民经济严重失衡。1962年3月7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讨论1962年经济调整问题,在陈云作长篇发言时,多次插话。当陈云说:“我看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4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插话:“可以写一幅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⑤

、陈云经济思想的共同点

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和陈云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正确认识三大改造与发展生产、实现国家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冷静地分析三大改造的高潮,大胆地纠正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急躁冒进的错误认识;“”、化运动之后,果断地纠正“共产风”,调整所有制关系与分配关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求尽快恢复农业。1955年下半年由于激烈地批评“小脚女人”、反对右倾保守倾向,掀起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接着,全国手工业的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也跟着进到了高潮。和陈云经过冷静分析和缜密思考,对三大改造的过急过热提出了批评。在支持下,陈云主持起草的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采取了适当限制的措施。1956年2月8日,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在讨论这个决定(草案)时,说:“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社会主义不仅表现在生产关系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生产力上。“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①6月18日,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发言,高度评价了2月8日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及其决定。9月20日,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问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的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们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其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它的补充。与陈云这一富有创见的构想相呼应,在国务院第44次、46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太死了不行。”②60年代初针对“共产风”的问题,提出要调整关系,明确所有制。他说:“农村有‘共产风’”,“主要表现为:大集体共小集体,集体共个人”,“把所有制搞乱了”。③对此,必须进行检查

与纠正。1962年1月20日,建议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陈云同的思路完全一致。他认为要渡过困难就要放宽政策,包括对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调整。“放宽一些,东西反而会多起来。”④他通过在青浦的调查研究,提出农民的自留地应该多留一些;私养母猪养得好,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遗憾的是,1962年中央北戴河会议之前,陈云向进言,要求进一步放宽政策,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冷遇。在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方面,和陈云都以“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作为处理二者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遵守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法则,高度重视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纠正国家建设中不顾人民生活、不按比例、不求平衡、急躁冒进的错误认识。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⑤一年之后,他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又指出:“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⑥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期间,一再要求财经工作者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建国初期,他认为“城乡交流是一件大事,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做。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⑦在党的八大上,陈云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提出把我国经济改造成为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他兼任商业部长后对商业干部说:“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群众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①在“”之后的经济调整中,陈云再次强调人民的生活问题,“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②在人民的利益中,存在着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矛盾;在人民的需要中,也存在着多种需要之间的矛盾。对此,、陈云都重视统筹兼顾、按比例发展。他们反对只顾当前生活、吃光用光的高消费,也反对不顾人民当前需要束紧裤带搞建设。说:“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③陈云认为国家建设规模应该有所根据,不能想多少就多少。他提出:“应该是在照顾必须的最低限度的民生的条件下来搞建设。在物资的分配上,首先应该照顾到必须的民生的生产,保证必须民生(当然不是大吃大喝),有余再搞建设。”④针对“”造成的农轻重之间的不平衡、重工业内部的不平衡、基本建设与工农业生产的不平衡,和陈云进一步分析按比例发展、综合平衡是客观规律,阐明了怎样搞综合平衡的问题。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指出:“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怎样搞综合平衡?他提出要弄清楚两点:“一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一点是,从什么‘线’出发搞综合平衡?”他认为“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能说在达到了多少万吨钢以后再去搞平衡。”“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无非是长线、短线。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⑤第二天讲话,赞成陈云的看法。说:“从现在起就要搞综合平衡。国家计委要搞综合平衡,各个部门、各个地方都要搞综合平衡。”“工业要按短线安排生产,使生产的东西配套,再不容许出半成品。”⑥在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认识方面,、陈云对工业、农业、商业、水利、地质、交通等部门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建国之初,指出:“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⑦陈云从投资的角度指出:“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但是,也决不能不照顾农业,把占国民经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业放下来不管,专门去搞工业。”⑧他们的上述观点是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思想的雏型。对于商业,说:“商业作为联系生产和消费、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纽带,不仅担负着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和一部分生产需要的任务,担负着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任务,而且也担负着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任务。”⑨陈云认为商业“担负着调节生产和需要、组织供需平衡的责任”。“搞好商业,稳定人民经济生活,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①对于水利,和陈云认为它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基础,特别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础,是起带头作用的。说:水利部的工作和各方面都有关系,必须要搞好。水利是大事,是中华民族的大事。“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陈云说:“水在农业里头非常重要”,“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对于地质工作,、陈云都强调其先行地位。1950年8月,说:“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1951年4月,陈云提出:“要有地质勘察的组织,必须大体上知道金、银、铜、铁、锡在什么地方。”对于交通运输,1949年8月,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几次强调它的先行地位。他说:“运输是一件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上海煤、粮、棉的供应都会很困难。”又说:“运输是全国经济的杠杆。我们要重视水路运输,支援铁路运输的恢复和发展。”在经济恢复时期表明了同样的看法。在“一五”计划建设时期,说:“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不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也无法有大的发展。”②除上述所列之外,还可以举出一些、陈云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基本相同的看法。在经济效益方面,和陈云都强调节省原则,重视以尽可能小的耗费取得尽可能大的效益。多次从效益的角度,从投入与产出的比较上使用“经济”这个概念。1955年2月3日,指出:我们现在讲建设,第一是适用,第二是经济,第三是在可能的条件下照顾美观。1970年12月,提出我国发展核电站的方针是“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1962年12月24日,说:“这几年贪多、贪大,不算经济效果。这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他多次强调要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重视算账。他总理国务,心里总是有一本大账。陈云主管财经工作,心里不仅有一本大账,而且还有逐条逐项的明细账。他说:“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账。同时,也要算小账。”③大的方面要合理,小的方面也要合理。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现的“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的弊端,陈云强调“必

陈云范文篇2

关键词:环境保护;防害于先;可持续发展;美丽中国

一、引言

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20世纪震惊全球的十大环境公害事件大多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改革开放后，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生存造成较大影响。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272事实上，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一直深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长期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陈云同志，较早注意到了生态环境问题。陈云提出的“防害于先”“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观点，揭示出经济发展必须兼顾生态环境的基本理念，对促进中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较早觉醒者

陈云是较早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国家领导人。由于长期指导经济工作，陈云对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切的体会，逐渐形成了“防害于先”的环保观点，对中国生态环保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面对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逐渐形成“防害于先”的生态环保观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走的是粗放式发展道路。如，“”时期，大量资源被破坏，森林被大面积砍伐。又如，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很多工业项目投产，即便是城市中心、居民稠密区、水源地、风景游览区，也建设了一批污染严重的工厂，我国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已相当严重。森林资源锐减，草原大面积退化，动植物大量减少甚至部分灭绝，土壤、水域、大气层都受到严重污染。面对日益紧迫的环境污染问题，陈云在总结历史经验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后，逐渐形成了“防害于先”的生态环保观点。(二)“防害于先”生态环保观点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前后，陈云对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多次强调要在发展经济之初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并明确提出了环境治理的“百年计划”。1972年6月5日至16日，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为我国第一次全国环保大会的顺利召开作了重要的铺垫。在、陈云的提议和推动下，1973年8月5日至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公开承认社会主义也有环境污染问题，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等多项环境保护政策和决议，为中国的环境保护指明了方向。可以说，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拉开了中国环境保护的序幕。1975年7月19日，陈云在江苏高邮视察时指出:“要注意环境污染问题，在生产设计的同时就要做好防止污染的设计，不要等到事后再解决。”［2］198在他看来，环境污染问题必须在生产设计初期就给予相当的重视。中国后来形成的“三同时”制度，就是在陈云上述思想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所谓“三同时”制度，即“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区域性开发建设项目的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制度”。“三同时”制度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之一，也是我国环境保护的第一项制度，对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1979年6月17日，陈云致信李先念、姚依林，指出:“现已办了的工厂，哪些还未处理污染问题的，我们应该心中有数，逐步加以改变。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3］263“防害于先”的观点，是陈云总结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提出的很有价值的生态环保观点，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到了奠基作用。作为中央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陈云同志长期主抓经济工作，对经济发展、资源保护、资源的开发和合理利用有很深刻的体会。在他看来，中国决不能再走西方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道路，必须提前做好生态环境规划。在中央领导集体和陈云的努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于1979年9月13日出台，开启了中国环境保护的法治化道路。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都对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保大会确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环境政策，正是陈云“防害于先”环境保护观点的具体体现。1981年3月29日，陈云同志给陆定一同志通信，从植树造林、治理江河、开发水力资源、治理污染、控制人口这五个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方面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有“百年计划”，具有很强的科学预见性。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和生态文明建设在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度重视下不断发展壮大，逐渐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形成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成熟理论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生态文明建设更是在十八大后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生态环境保护的提倡者

陈云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主张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要同步。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主张把环境污染的防治作为国家的重点工作，还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水资源在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上的极端重要性。(一)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着力从宏观角度思考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如水资源短缺和城市环境污染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他强调:“解决城市中污染的问题，从长远来看，也应该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工厂里头早投资比后来补上去省得多。”［4］491可见，陈云已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城市污染得到根本治理，中国经济才可能正常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离不开环境保护。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国不可能真正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现代化强国。经济建设的规模、质量与资源、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只有二者协调一致、相互促进，经济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1868年初，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象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5］53发展经济要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合理有效利用资源，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1983年6月3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看，农业、能源、交通是重点，一批骨干企业的建设和改造是重点，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防治以及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提高等等也是重点。”［3］323将环境污染的防治与农业、能源、交通等一样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重点，不仅显示出陈云对环境污染问题的高度重视，也展示了他对防治环境污染的坚定决心，对推动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起到了积极作用。陈云非常重视土地资源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主张采用合理的耕作制度使土地得到有效修养和修复，主张少用化肥、多用农家肥以保证土壤质量。同时，主张植树造林减少水土流失，防止土地沙化、荒漠化。(二)重视水资源问题。水资源是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的命脉。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陈云对此十分关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部分地区水资源已很紧张，节约用水非常必要。1979年6月17日，陈云在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中指出:“农业要用水，工业要用水，人民生活要用水。有些地区水资源已很紧张，如天津、北京等地。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有些工厂因为矿藏关系只能在当地开办，有些工厂可以而且应该在有水的地方办。即使有水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3］263陈云清楚地认识到水资源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以及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中的重要作用，建议要切实做好节约用水。陈云主张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资源问题。1990年6月6日，陈云将清华大学教授、水利专家张光斗和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陈志恺合写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一文批转、李鹏、宋健，并写下批语:“张光斗、陈志恺同志……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3］375可见，陈云已经把环境保护和资源有效利用视作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具有战略家的独到眼光和深谋远虑。

四、陈云生态环境观点的新时代启示

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陈云同志较早地认识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生态环境观点，对我国生态环保工作的推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美丽中国”建设取得突出成绩。(一)陈云生态环境保护观点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先导。正因为陈云等领导人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中国的环保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迅速。1982年，在第二次全国环保大会上，环境保护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1989年，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环保会议，总结归纳出深化环境管理的八项制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1989年12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这是中国第一部正式的环境保护法，标志着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全面进入法治化阶段。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做出的巨大努力以及取得的重大成效有目共睹，得到了国际社会和有关组织的高度赞誉。但是，从全国生态环境状况来看，由于中国的环保工作起步较晚，再加上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状况仍很严重，生态环境保护依然任重道远。陈云提出的“防害于先”及“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环保观点，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兼顾生态环境，这是陈云关于环境保护问题的基本思路。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行动纲领和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个，也是最坚决的一个。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制度优势。“不像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环境存在相互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根源。”［6］21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建立循环经济制度、建立城乡统筹的合理城乡制度、建立符合生态文明的共产主义制度，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具体运用，陈云的生态环保观点也是其重要的理论来源。社会主义也有污染，我们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环境保护，要走清洁生产、循环经济、低碳发展之路，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二)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美丽中国”建设取得突出成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使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真知灼见得以落实，美好愿望逐渐实现。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把绿色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专章论述了生态环境问题;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新组建了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局。党和国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越来越强，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有信心、有能力解决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习无论在国内主持重要会议、考察调研，还是在国外访问、出席国际会议活动，经常强调生态环境建设。“绿色GDP”“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APEC蓝”“乡愁”等“习式生态词汇”深入人心。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7］208我们要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富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3］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陈云文集: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特德，本顿．生态马克思主义［M］．曹荣湘，李继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陈云范文篇3

一、研究概况

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就目前的材料来看，成果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专门研究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研究对象包括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发展观等;另一类则包涵在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之中。第一类，专门研究成果。这一类成果出现时间较晚，大部分都在2000年以后，且数量不多。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学术论文，还没有相关专著出版。截止2011年10月，CNKI检索主题“陈云”并含“经济发展思想”的学术论文只有4篇;“陈云”并含“发展思想”的22篇;“陈云”并含“发展观”的95篇。另外，武汉大学王元璋教授的专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史》中，有专门一章研究刘少奇、、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陈云部分有将近8000字的论述。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和特点、意义和启示以及比较研究等方面。如，张凤翱《陈云对新中国发展问题的四次重大思考》③，刘明松《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④，房维中《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和陈云的经济指导思想》⑤，蒋永青《、陈云“一五”末期若干发展思路比较》⑥等。第二类，包涵于陈云经济思想研究之中的成果。由于经济发展思想本身内涵于经济思想之中，所以很多学者，尤其是较早期的学者，没有明确区分陈云的经济思想和发展思想。但是，从研究对象和结论来看，很多学者在研究陈云经济思想的同时，已经研究了陈云的发展思想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只是在研究过程中并用或者混用了陈云经济思想和发展思想的概念。这一类研究实际开展时间较早，起步时间可上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且成果颇丰。大约有超过一半的关于陈云经济思想的专著和学术论文，都涉及到了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在已出版的近50部关于陈云研究的论著中，包括论文集和传记，涉及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有30多部。截止2011年10月，CNKI检索主题“陈云”并含“经济”的学术论文有1650多篇，继续“在结果中检索”并含“发展”的学术论文，结果有710多篇。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具体方面，大致包括陈云关于经济发展的国情论思想研究、国力论思想研究、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研究、对外经济关系思想研究、战略思想研究等。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专著和传记: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①;金冲及、陈群《陈云传》②;李成瑞、朱佳木《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③等;优秀的学术论文:多收集在纪念陈云诞辰周年的论文集中，主要有《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④;《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⑤;《缅怀陈云》⑥;《陈云百周年纪念———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⑦;《陈云与当代中国(第一辑)》⑧;《上海陈云研究》⑨两部等。此外，在一些党史和经济史方面的论著中，也有涉及陈云经济发展思想方面的论述，如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瑏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瑏瑡;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瑏瑢;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瑏瑣等。从纵向角度来看，对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1980年11月、1982年4月，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卷和(1949－1956年)卷，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在党内发行。“陈云研究的帷幕即从全党学习和宣传这两卷文稿开始。”瑏瑤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关梦觉《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初探———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札记》瑏瑥;王琢、黄菊波《国力论》瑏瑦等。1984年1月、7月和1986年6月，《陈云文选(1926－1949)》、《陈云文选(1949－1956)》、《陈云文选(1956－1985)》相继出版，陈云研究的材料得到大大丰富。

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也得到大大推进。代表性著作有，周太和《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次决策和实施》瑏瑧;王梦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嚆矢———读〈陈云文选〉(1949－1956)》瑏瑨;陈光林、刘凤歧同名著作《陈云经济思想研究》瑏瑩等。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由专题研究逐渐向总体研究过渡，由单纯经济理论层面研究向史论结合深入研究过渡。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头两年。1995年4月，陈云同志逝世，6月，《陈云文选》第二版1～3卷出版。2000年，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下三卷出版。这部《年谱》除公布了许多新史料以外，还使研究者能够全面连续地把握陈云一生理论和实践活动的脉络，而之前研究者只能通过《文选》掌握陈云的主要思想观点。因此《年谱》的出版把陈云研究，包括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杨波《新中国经济战线的奠基人———缅怀陈云同志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贡献》①;朱佳木:《陈云与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②;汪海波《对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考察》③;李沛贤《学习陈云“国力论”的发展思想》④;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⑤等。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在资料越来越丰富的基础上，研究越来越全面深入，在专题研究和总体研究方面都有高质量的成果，并且更注重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中的一般规律及其现实意义。第三阶段，2003年以来至今。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在理论界和社会上掀起了一个持续至今的研究发展观和发展思想的热潮，对陈云经济发展思想更多的关注和更加深入的研究也始自这个契机。有学者开始把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从他的经济思想中剥离出来，进行专门研究，如舒毅彪《陈云经济发展思想新论》⑥;刘明松《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⑦等。但是，更多的学者还是习惯于在陈云经济思想原有的体系中研究陈云的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如程恩富、程言君《蕴含丰富科学发展观的陈云经济思想研究》⑧;王玉福、孟轲《试论陈云经济理论中的科学发展观》⑨等。2005年适逢陈云百周年诞辰纪念，《陈云文集》1～3卷和《陈云传》上、下卷同时出版。《陈云文集》收录的是《陈云文选》以外的重要文稿，多数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陈云传》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编写出的翔实的信史。乘这几股东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研究又出现了一个高潮。仅2005年一年出版的论著就有近20部，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1000多篇，其中涉及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论著近10部，论文100多篇，如曹应旺《开国财头陈云》瑏瑠;熊亮华《红色掌柜陈云》瑏瑡;周太和《陈云与新中国基本建设》瑏瑢;有林《陈云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瑏瑣;吴易风《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及其现实意义》瑏瑤等。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还有，学术论文:张卓元《陈云综合平衡思想的重大意义》瑏瑥;靳辉明《陈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瑏瑦;智效和《陈云计划与市场关系思想研究》瑏瑧;景天魁、何健《论陈云的社会发展观》瑏瑨等;专著:金邦秋《陈云经济哲学思想研究》瑏瑩;王杰《欠发达板块的经济学大纲———陈云经济思想纵论》①;姜辉《陈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②等。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一方面对包涵发展思想的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质量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开始出现专门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成果，但是数量不多，质量不高，没有在实质上从经济思想中提炼出陈云的发展思想。

二、研究主要问题综述

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从笔者搜集到的材料来看，大致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主要内容的研究

什么是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有哪些特点和怎样的现实意义?这些是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关于专门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专著出版，学术论文只有两篇③，其中也都没有直接定义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学者较多的论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发展必须与国力相适应④;第二，经济发展必须和资源环境相协调⑤;第三，经济发展要以效益为中心，搞好综合平衡，注意内部协调发展⑥;第四，改革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推进经济发展⑦。此外，还有学者论及:经济建设要从国情出发⑧;为人民谋利益是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根本出发点⑨;经济发展的速度要适度瑏瑠;利用外资和外国的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瑏瑡等。赵士刚在论及“陈云经济思想的主题是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人民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在”时，特别提出，为了很好地实现这个本质，在经济发展方面，陈云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力求从经济发展的动态着眼，处理好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综合平衡的思想，以此作为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的手段。瑏瑢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很多学者从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角度，阐述了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特点和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瑏瑣，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渊源①。程恩福、程言君认为，陈云经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发展理念，陈云“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思想的萌芽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陈云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思想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陈云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思想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陈云的统筹兼顾思想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②有学者把陈云经济发展观的特征概括为:持续稳步、综合平衡、快速高效。③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主要在于:有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有助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④王家云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了陈云发展观中的十大关系，即强国与富民、先富与共富、计划与市场、国营与私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全面与重点、中央与地方、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速度与效益及改革发展与稳定，提出学习领会陈云发展观中的辩证思维方法，对于提高执政能力，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关于陈云经济发展国情论思想的研究

高度重视国情，一切从国情出发，是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学者指出，陈云之所以能在我国经济困难之时多次力挽狂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深谙我国国情。陈云“一直认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必须明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即首先要了解我们的国情，否则什么事情也搞不好”。⑥有学者提出，陈云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坚持从国情出发，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思想。⑦有学者认为，一切从国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从中找寻规律性，是陈云整个经济思想的基点。

一切从国情出发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灵魂。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贯穿在陈云经济思想的所有方面。⑨陈云经济发展国情论思想的研究，主要涉及四部分内容:一是陈云对国情的认识有哪些;二是农业发展问题;三是工业布局问题;四是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等。关于对国情的认识，一部分学者认为，陈云特别强调“中国是‘大国小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而且不平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这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要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组织和安排社会主义建设。瑏瑠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分析和认识国情，要从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技术、生活、资源等方面考察它的历史和现状瑏瑡，要摸清摸准国情的各方面情况，研究的范围要广，瑏瑢以此作为制定国策的依据。概括起来，陈云对国情的认识主要有四点:我们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民占有很大比重;我们底子薄，起点低，安排人民生活的担子重;我们各地情况复杂，生产力分布不平衡。

陈云范文篇4

在陈云的一生中，充满着对祖国前途和命运、人民幸福、党的事业的强烈忧患意识。1976年10月，粉碎“”，结束了“”的十年浩劫。10月16日，陈云就给在中央一线工作的李先念写信，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破坏干扰了”。由此可见，陈云忧患意识主题的转换，是缘于中国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也可以说，陈云的忧患意识是历史的、具体的。

第一，无论是进行革命还是从事建设，其目的都是为了要使人民群众彻底摆脱被剥削受压迫的境地，建设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而革命胜利后，人民生活虽然得到了改善，但还没有根本改善，有的地方甚至还相当贫困，对此，陈云早就指出：“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

第二，从全球背景看，这是陈云对国际局势新变化深刻认识的结果。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充分利用先进科技成果，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掀起科技革命的浪潮，资本主义经济由此获得了大发展。不仅美国、欧洲、日本发展很快，亚洲还出现了“四小龙”。此外，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用颠覆、渗透、遏止等方式阻止新中国的发展，并把“和平演变”作为其重要战略。这就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未雨绸缪，从战略高度认识发展问题，并不断增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从而增强反对和平演变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第三，从领导力量看，在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党的领导正确与否，归根结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生活是否改善。中国革命胜利后，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党的领导干部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满等作风和情绪。作为执政党只有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克服自身在前进中的困难，才能为实现远大理想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四，从物质基础看，实现远大理想的基本条件是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中国的工农业基础薄弱，要在这样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可忧之处实在很多。所有这些，构成了陈云忧患意识主题转换的重要依据。

二、晚年陈云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

综观陈云晚年的思想和实践，可以看出陈云的忧患意识可以概括为：忧民、忧国与忧党。

(一)忧民与忧国。

在陈云的心目中，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民为邦本，没有人民也就无所谓国家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

第一，忧对农业重视不够。由于旧中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把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摆在了优先地位，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否则无法摆脱落后和被动地位。但是，在后来的经济建设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忽视农业的现象，导致农业成为制约、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重要因素。1977年粮食生产比上年减少71亿斤。面对粮食不足的问题，陈云强调：经济建设要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不能急于求成。陈云在十一届二中全会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说：“美国人口少，土地多，气候好。苏联土地比我们多。中国耕地少，人口多，是个基本矛盾。”“农业要下决心搞好。”“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南水北调，建设商品粮基地，增加必要的农业投资等。”，陈云在1978年12月1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

陈云认为在中国搞经济建设必须从我们的国情出发，必须把落后的农业和庞大的农村人口这个现实考虑进去：“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陈云主张：要把握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幅度。要量力而行，要顾及发展。陈云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还是那两句老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要解决这个问题，陈云认为必须重视综合平衡。历史上，“”的重要教训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多次呼吁要重视综合平衡，要解决好农业与工业的比例关系、农业内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比例关系。

第二，忧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结束后，国家出现了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又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社会震荡。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多次强调要“摸着石头过河”这一重要思想。改革需要理论指导，然而，中国的改革恰恰是理论准备不足。在“”中原有的僵化思想和僵化观念不可能为改革做理论准备。“摸着石头过河”论，比较好地解决了既要改革又要避免大的社会震荡的矛盾。在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前提下，试验要大胆，推广要谨慎，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发现错误赶快改。这样，看起来改革的步子放慢了，实际上却是很有效地加快改革的方法。

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他还说：“有人批评说‘摸着石头过河’不对，但没有讲出道理来。‘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河，总要下河去试一试。”陈云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意在强调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强调实践的观点，强调稳妥的观点，这种渐进式改革思路，显示出不断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效应，既有助于缓解利益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冲突，也有助于克服来自僵化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干扰，从而争取更多的人支持改革，以保持社会稳定。

第三，忧国家科技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在生产要素中应用日益广泛。要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在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而知识分子正是这种科学生产力的创造者、传播者和应用者。现代化大生产表明，知识分子还承担着高科技直接应用于生产的任务，他们和生产工人一起将高科技这种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并且在现代化大生产中居于核心地位，成为掌握科学技术的主体生产者。高科技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知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也使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上实现了新的飞跃，重新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云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指出：“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日本、西德在战后所以恢复得那么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存了一批骨干，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

在对待和使用知识分子问题上，陈云提出：政治上要团结和信任知识分子，在工作上要尊重和支持知识分子，在生活上要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1982年7月1日，陈云专门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强调要解决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问题。这些人是当时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工作主要靠他们来做。因此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是利国利民的，也是符合精神生产的特点和规律的。陈云提出：要把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看作是基本建设中的最基本的建设，要不惜代价在这方面投入大量资金。

第四，忧人口、环境、资源与经济建设能否协调一致。早在1955年7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陈云就支持马寅初先生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建议。“会议期间，马寅初提出的人口理论受到了一些人责难，陈云在一个便签纸上写下‘气可鼓而不可泄’七个字，托人带给马寅初”。在1957年中共八届三次全会上，陈云提出：“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要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娃娃要少生一点。”1979年6月，陈云在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谈话时，谈到人口是爆炸性的问题，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只准一个”。“人口问题解决不好，将来不可收拾。”到了80年代初，我国的人口压力更加严重。1980年6月14日、15日，陈云给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写信，提出：“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则属于第二位的问题。”“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要列入国家长期计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这个问题与国民经济计划一样重要。”是陈云等中央负责同志的大力推动，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才不断完善。

工业文明在带来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污染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环境污染的问题。1979年6月17日，陈云写信给李先念和姚依林，指出：“有些地区水资源已很紧张，如天津、北京等地。”“即使有水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1981年9月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再次提出：“有些问题必须考虑长期计划。比如，水的问题”。“水资源短缺，在我国北方是个大问题。”“总之，水资源的问题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解决城市中的污染问题，从长远看，也应该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工厂里头早投资比后来补上去省得多。”此后，陈云多次呼吁重视这些问题，提出：一是要加大宣传的力度，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加大投资比例；三是加大落实力度，反复督促检查，层层落实责任。1990年6月6日，陈云在一篇关于《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的文章上批示：“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

(二)忧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事业的领导核心，离开党的领导，中国又将回到一盘散沙的年代。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

第一，忧党的作风。随着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建设面临新的严峻考验。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云针对党风状况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目前又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事关重大。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陈云进一步指出：“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私的，但因谋私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对此，陈云向全党发出警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要“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只有提高了全体党员的思想素质，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思想氛围，从根本上杜绝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党内的蔓延。陈云强调：“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

第二，忧共产党能否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一个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能否在推动历史前进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取决于这个党是否确立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的执政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是否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至关重要。“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问题的前提是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这是衡量党的执政能力的主要标志。陈云提出：“长期规划中要考虑如何使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搞经济建设，最终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可见，为人民谋利益是陈云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三，忧党的干部队伍老化。如何保证党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重新走上中央领导核心的岗位，主管组织工作和纪检工作，对于“”给干部队伍的破坏有深切的体会。他说：“我们党的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很严重，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为此，陈云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因为：提拔少了不够用。关于提拔干部的标准，陈云认为：一要坚持“德才兼备”。“才干固然重要，但德还是第一。”二要大量提拔知识分子干部。三是“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反对私人拉拢，搞个人派系。

第四，忧党的宣传工作。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陈云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1980年11月前后，陈云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宣传上要有人把关。”陈云认为：宣传思想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不论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宣传思想工作这个政治优势都不能丢。

现代社会，宣传舆论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能不能把宣传舆论工具牢牢抓住，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牢牢掌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陈云提出：要“培养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谨慎。一是必须培养能写文章的人，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

第五，忧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陈云认为：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加强党内监督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措施。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积极支持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的动议。这既是考虑到当时许多老同志年事已高的实情，设立书记处可以使他们摆脱日常小事，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更是吸取“”的惨痛教训，避免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陈云提出：“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陈云要求：要正确处理领袖与党员群众的关系，既要重视领袖的作用，又不要夸大领袖的作用；既要崇敬、热爱领袖，又要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把领袖神化。

通过党内生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陈云深切感到要发扬民主，仅仅强调让大家讲话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证。他指出：“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

作为一个老革命家，陈云对于在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深入的探索。从他所提出的许多意见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越是长期执政，越是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三、晚年陈云忧患意识的特点

第一，清醒的危机意识。陈云的忧患意识所“忧”之“患”，就是一种危机，一种困境。陈云的忧患意识就是对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性、曲折性以及事物发展运动的规律性保持清醒认识，随时意识到危机的存在，特别是在表面上一片光明的情况下意识到潜在的危机。这种忧患意识与发愤图强是紧密联系的。一方面必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又要沉着冷静，临危不乱。不仅要以深挚的情感忧国，更要以非凡的实践强国。

第二，深切的责任意识。1981年5月，陈云向全党呼吁：提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正是这种责任感，才能发现危机、直面危机，才能勇于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才能最终消除隐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党的十六大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开始进入中央委员会，形成新的领导核心。

第三，坚定的信念。陈云的忧患意识不是消极悲观，而是要在忧患中奋进，坚忍不拔，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1983年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陈云充满信心地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第四，理性的超前意识。陈云的忧患意识中最具智慧的不在于身居“困难的处境”时，“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而在于“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得而不忘丧”的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陈云经常讲：“‘瓜皮帽，水烟袋’，旧商人中有一种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陈云晚年对资源、环境保护与人口问题的重视，就更加深了对陈云“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的先见之明的认识。

综上所述，晚年陈云的忧患意识主要是对人民、国家和执政党的忧虑，是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寄予深切希望的理性认识，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有着深刻的理性精神。陈云的忧患意识是积极的、乐观的，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和公而忘私的忧国忧民精神，是他留给我们治国兴邦的宝贵财富。

陈云范文篇5

最近，党中央颁布实施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简称《实施纲要》）。《实施纲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对加强党风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贯彻落实好《实施纲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结合学习陈云同志的党风建设思想，笔者认为，全面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应坚持“五变五不变”。

一、坚持注重预防的主线不变，预防的重点要变

有效防止腐败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注重预防既是《实施纲要》的主线，又是《实施纲要》的灵魂，既是工作的方向，又是工作的手段。一方面要坚持注重预防不动摇。我们无论是抓党风廉政建设，还是开展反腐败工作，都要把“标本兼治、注重预防”这根主线，贯彻工作的全过程，落实到每一环节。既不能偏移，更不能脱离，始终坚持主线不动摇，贯彻主线不走样，体现主线不变形。特别要在思想上要树立注重预防的观念，工作中要坚持注重预防的方针，行动上要增强注重预防的本领，努力在提高预防能力、水平及质量上下功夫、见实效。另一方面，注重预防的重点要变。就是要积极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实、做细、做好预防工作。特别是对预防领域、部位、时机、对象、重点等要根据变化着的现实情况及时调整方向，重新锁定目标，科学配置力量，关口随机前移。尤其要杜绝和防止事前不知道，事发吓一跳，后事发牢骚的现象发生。真正做到万事防为先，凡事预为主，要防得住、防得严、防得全、防得好。当前预防的重心要实现“四个转变”：即由事中、事后预防向事前预防转变，由教育预防向制度预防转变，由思想预防向行为预防转变，由个别预防向集体预防转变。

二、坚持三者并重的体系不变，治理腐败的手段要变

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教育、制度、监督是一个有机整体，三者相互配套，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比较严峻，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惩治不到位，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单一的措施和手段难于奏效。《实施纲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充分吸收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基本经验，同时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抓住了教育、制度、监督三个关键环节，牵住了能够真正发挥整体作用的“牛鼻子”。一方面要坚持三者并重。事实证明，教育要取得经常性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还需要制度、监督作保障，而制度有效实施，不仅要求制度本身具有合理性、科学性，还需要经常性的监督和有效的思想教育来推动。同样，监督工作要取得实效，不仅取决于监督的权威性，还需要加强教育，健全制度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接受监督和自我监督的自觉性。因此，在实践中要把教育、制度、监督三者融为一体，切实做到教育倡廉、制度保廉、监督管廉三管齐下。教育倡廉，即要将教育作为反腐倡廉的基础性措施常抓不懈。首先要在领导干部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认真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两个务必”，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进一步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其次，要开展党纪、政纪、法纪教育，当前要重点学好“三部条例两部纲要”，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能力，筑牢法制防线；第三，要开展正反典型教育，用先进典型来激励人，用反面典型来警醒人。同时，要把廉政教育走进家庭，走进社会，筑牢家庭廉政防线，形成全社会“以廉为荣、以贪为耻”良好氛围。制度保廉，即要将制度建设作为反腐倡廉的根本性措施常抓不懈，以制度建设来规范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围绕反腐倡廉工作建章立制，不断完善管理制度，筑牢制度防线，真正形成以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的机制。监督管廉，即要将监督作为反腐倡廉的关键性措施常抓不懈。陈云同志认为：为了维护党的铁的纪律，每个共产党员、每个组织都应该自觉自愿接受其他党员和上下组织的监督，同时诚恳地接受群众的监督。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加强自我监督，搞好自律，更要自觉接受监督，抓好“他律”。特别是要突出对“一把手”的监督，加强对各级班子监督，加强对权力行使部门的监督，加强对财政支配权、人事调配权、工程发包权、项目审批权等的监督，进一步筑牢监督防线，切实防止权力失控、行为失范、决策失误。

另一方面，治理腐败的手段要变。就是要做到“五个结合”。重点整治与普遍教育相结合，重点纠风与立章建制相结合，重点惩处与源头治腐相结合，重点工程与重点监督相结合，重点人员与重大经费相结合。同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协作办案机制，要加强与公、检、法、审等有关部门的联系协调，加强优势互补，运用各种办案手段，提高办案效能，形成办案合力；要创新办案思路，拓宽办案渠道；要提高对腐败分子的依法惩治力度，对现行法律涉及行贿者和受贿者的经济处罚要作更明确的规定，大幅度提高双方经济成本和代价，使贿者不敢行，贪者不敢收；要注重查案的政治、经济、社会综合效应。在此基础上，还要突出一个“早”字，即早进入角色，早进入情况，早进入阵地，早主动出击，克服只靠群众举报、涉案人坦白，公、检、法移交和上级交办等被动应付状态，反腐败斗争要打进攻仗。要注重一个“全”字：监督要全方位、情况要全清楚、方向要全把握、治理要全彻底、人员要全出动、程序要全到位，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出击。

三、坚持依法办案的观念不变，查办案件的作风要变

依法办案是反腐倡廉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执纪的必然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毕，程序合法”的二十四字方针，是我们纪检监察干部的办案准则。陈云同志说，一个真正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好党员，就在于他能在实际政务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表示自己是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模范。当前在办案工作中，在严格遵守这二十四字方针同时，要切实转变办案工作作风。一是政治作风要坚定。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时刻不忘纪检责任，时刻不忘办案纪律，时刻不忘办案方针，像陈云同志提出的这样：“对党要忠诚，对党的事业无限热爱。”二是工作上要深入。要大举调研之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不怕难、不信邪，肯吃苦，敢碰硬，善较真。要开门受举报，出门勤摸底，上门深调查。深入一线调查研究，掌握线索，发现问题，核实情况，在比较中识真伪，克服想当然，凭经验办案的现象。要在深、实、细、准、严上下功夫。深：就是查办每一个案件，每一个环节都要深入调查，切忌走马观花。实：要务实、要真实、实干、实事求是，防止“虚情假意”。细：工作要细，要细心如发，不放过任何线索和疑点，杜绝马虎了事。准：切入点要准，定性要准，做到分毫不差。严：严格按程序办案，严守组织纪律，严禁徇私情、办私案、人情案。三是生活上要艰苦。要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放下架子，扑下身子，不搞特殊化，与群众打成一片，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成熟自己，检验自己。四是学习上要勤奋。陈云同志提出，每一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增长知识，培养政治远见。对于纪检监察干部来说，学习尤为重要。政治坚定和业务的熟练，来源于勤奋的学习，既要学习政治理论，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在政治上当明白人，在纪律上当把关人。又要学习业务，成为纪检工作行家里手。要解决“学的多消化吸收少”的问题，自觉把勤奋学习与善于思考、全面消化吸收有机地结合起来。要转变“以干好工作学习，工作繁忙躲避学习，时间太紧不参加学习”的不良风气，坚持边工作边学习，边实践边学习，做到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学干中提高素质，增长本领。

四、坚持领导体制不变，考评考核的方式要变

陈云同志说：“端正党风是党在新时期的一件大事，一定要抓紧抓好，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关键是执政党要有好的党风……这是全党的大事，是全党的共同责任……”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是督促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认真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措施。在贯彻落实《实施纲要》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群众积极参与的机制。当前少数领导干部对实行责任制还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这严重影响着责任制的有效落实。因此，要用《实施纲要》来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强化“四个观念”。一是第一位的政治责任观念。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各级党委的重要工作、政治任务。只有坚持党委统一领导，才能保证反腐败工作的政治方向。对各级党委来讲，党风廉政建设的状况直接关系党委的凝聚力、战斗力，关系到领导干部的形象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关系到本地本部门的稳定和发展。二是一把手负总责，挑大梁、唱主角观念。落实责任制，必须坚持“一把手”工程，“一把手”要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对本地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要亲自过问，对落实责任制的情况要亲自督促检查，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要亲自解决，对反腐倡廉工作中的困难和阻力要亲自出面协调。三是谁分管、谁具体抓好的观念。党委班子成员要根据工作分工，着力增强对职责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责任，认真督促指导自己分管的部门和单位，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真正做到“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看好自己的门”。四是党政形成合力，齐抓共管的观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多样性、复杂性、艰苦性和长期性，决定着我们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党政必须齐抓共管，部门要各司其责和共同协调。检查考核是保证责任制落实的关键措施。当前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抓好反腐败工作上，普遍存在着检查考核不严、办法不多、考核不细、力度不大、质量不高的问题，一些重经济指标考核，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目标考核的现象，还没有彻底改变。为此，一要着力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建立和坚持形势分析、自查自纠、群众评议、定期报告、适时通报、定期考核、严格奖惩等制度，以制度来保证责任制落实。二要以改进考核方法提高落实质量。要注重“四个结合”，突出“一个重点”，即：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与业务工作考核结合起来，保证“一岗双责”的真正落实；与领导班子的考核结合起来，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与年度工作总结结合起来，把责任制贯穿到各项任务中去；与群众评议测评结合起来，使群众受教育，班子领导受监督。要进行大力表彰和奖励，对个别履行职责不到位、单位分工不明确，导致发生违纪问题的，可视情采取诫勉谈话、责令检查、通报批评或停职检查、调离岗位等办法进行组织处理或责任追究。要坚持把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作为检查考核的重点。对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特别是管理人、财、物等重要部门和重要岗位上的人员，要切实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及时发现解决存在的问题，防止发现腐败问题“内部消化”和不廉洁行为“私下了结”现象的发生。

陈云范文篇6

不唯上。“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陈云同志强调，在党内，个别党员的利益必须服从全党的利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一个共产党员，他的责任在于坚决执行党的决议，而且必须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在工作中萎靡不振和用雇佣劳动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工作，是绝对不允许的。”做到“不唯上”，一要讲真理，不讲面子。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应该怎样就怎样。怎样对老百姓有利，怎样对革命有利，就怎样办。“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二要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讨论和解决问题，如果大家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扯皮就少了，事情就好办了。“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不唯书。“不唯书”，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陈云同志指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不读书，不学习理论，“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要随时随地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同时，他认为，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看不见理论和实际统一，或者看不见理论和实际有别，都不对。只停留于实际，就不会有远大眼光；只停留于理论，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何将书本上的东西与实际相结合？他强调，首先是要读懂，读懂就是消化。如果书没有读懂，就不要急于去“联系实际”，弄得牛头不对马嘴。革命工作，不仅需要书本知识，还需要社会知识和革命实践知识。只有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才会把所学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将具体经验上升为一般理论，并用以指导实际工作。

只唯实。“只唯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处理问题。陈云同志认为，犯错误的人，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误把局部当成全面。“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做到“只唯实”，一要深入调查研究，把实际看全，把情况看清。“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二要密切联系群众，尤其是对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到群众中去找寻，因为只有群众才最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离开群众，世上是没有什么诸葛亮的。”三要注意特殊性，区别不同地方，区别任务缓急，区别主要工作和次要工作。四要通过一些敢讲真话的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经常了解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这也是调查研究的一种方法。

交换。陈云同志认为，事物是复杂的，一个人看问题总有局限性，也容易产生片面性。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了解，就需要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多和别人交换意见。交换是一种全面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通过交换，“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遇到提不同意见的人，决不要生气。他们的意见，对的或者错的，都有益处。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通过批驳，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

陈云范文篇7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缅怀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坚定不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就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领导的伟大事业。陈云同志的一生，经历了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是伟大、光荣的一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云同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投身工人运动，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为工人运动领导人。他参加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同志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抗日战争期间，陈云同志担任了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领导制定了“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的十二字干部政策，提出选拔任用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解放战争期间，陈云同志参加领导东北解放。辽沈战役胜利后，他领导接收沈阳，创造了接管大城市的经验，并领导东北根据地率先开始恢复经济，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为我们党提供了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宝贵经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陈云同志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同志受命主持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就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他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既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经验。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陈云同志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创造性地提出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为补充等重要思想。他较早发现“”带来的问题，积极建言，尽量减轻损失。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同志支持下，他参与部署和领导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陈云同志为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1978年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胆识提出，要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解决好历史遗留的若干重大问题。他的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积极响应，为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云范文篇8

一、陈云群众观点的主要内容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陈云同志认为，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党性问题。他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十分重视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作用，从而形成了他具有鲜明特色的群众观点。这些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陈云认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主体力量，只有获得他们的积极支持和拥护，革命和建设才能成功。否则，一切工作都“鲜有希望。”1934年9月，他针对当时游击战争开展不利的情况指出：游击战争开展不起来，“甚至找不到饭吃，归于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去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的帮助。”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始终认为：“群众的发动，是党、政、军一切工作发展的基础”，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群众是英雄、群众出智慧

陈云认为，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认识和智慧的源泉。他强调，“没有人民，就没有英雄”，“离开群众，世上是没有什么诸葛亮的。”相反，任何所谓的好汉，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就将一事无成。所以，陈云强调，一切群众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最好的学习课本。

（三）共产党人是为群众“当差”的。

共产党人是为群众“当差”的，这是陈云一贯坚持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大家，为大家‘当差’的。”为此，他反复强调，各级政府和党员必须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这样人民才会感到政府能够给他们办事，是人民很好的‘公仆’”。

（四）群众的利益和需求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陈云指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劳动者人人有吃有穿，而且要吃的较好，穿的较好。”他还多次重申，无论是钢也好，还是其他基本建设物资也好，如果妨碍了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有必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建设方针。

（五）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是评价干部和工作好坏的重要尺度

陈云认为，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就是评价党员、干部工作好坏的重要尺度。因此，他在考虑和选拔干部时，特别重视考察被选拔对象与群众联系的密切程度，并多次强调“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是选拔干部和考察党员的极其重要的条件之一。

二、陈云群众观点的基本特征

陈云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党的工作要依靠群众，深入发动群众，把做好群众工作作为我们党的一项根本工作。综观陈云在不同时期的有关讲话和论述，他的群众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教育引导群众相统一。

陈云同志认为，党是为民谋福利的，党的一切活动、一切任务都不能不建立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点上。但是，这不是说群众就是天生的革命派。党要发动群众必须“教育群众”。在这方面，主要应当做以下工作：

第一，要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1939年6月，他在谈到党的支部问题时指出，“支部的责任是要引导群众一步步走向共产党的周围，所以应该在各种斗争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相信我们党的一切口号、主张就是他们的切身的要求，并且为这些口号、主张而努力奋斗。”

第二，要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他认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党教育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组织发动群众的重要条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多次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

第三，要教育群众正确看待和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1933年4月，陈云在总结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时指出：“这种倾向，表现在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利益”。建国后，他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要经常向职工群众进行关于基本建设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职工群众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认识。

（二）坚持发动群众与关心改善群众生活相统一。

陈云同志指出，人民群众是党的依靠力量，充分发动群众是做好工作的重要前提。同时，“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坚持发动群众与关心改善群众生活统一起来，是陈云所反复强调的观点。因为：

首先，他认为，“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这决定了党的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要把充分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作为工作的中心和关键来抓。所以，他强调，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把充分发动群众这一环节抓住抓好。

其次，他指出，“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因此，“我们要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是发动群众的关键。”在国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他提出了“第一要吃饭，第二要建设”的著名论断，主张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

（三）坚持联系群众与改善领导作风相统一。

陈云同志认为，能否密切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与领导干部作风问题息息相关。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必须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

第一，克服官僚主义。早在1940年他就指出：“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他强调，“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这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完全一致的。

第二，发扬民主作风。陈云深刻指出，“”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内没有了民主集中制，取消了集体领导。他再三说，党内生活就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

第三，加强群众监督。他认为，搞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因为一些党员有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因而有脱离群众的危险。通过加强群众监督，可以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使其不丢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陈云群众观点的现实意义

陈云同志的群众观点来源于他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经验总结，经过实践反复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我们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学习陈云同志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思想，同样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这种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正确处理群众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许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和措施相继出台。要保证这些政策和措施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支持和拥护，就必须从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确保各项政策和措施出台后，能为群众带来可切身感受到的实惠，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带来的丰厚成果。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科学论证，统筹兼顾，把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不能为了群众眼前的暂时利益而牺牲其长远的根本利益，但为了群众的长远利益而必须牺牲其眼前利益时，要做好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切不可超越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心理承受能力，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搞那些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坚持正确的政绩观，把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作为评价干部工作好坏的重要尺度，把群众高兴不高兴、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只有这样，才能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改革开放的事业才能顺利进行。

（二）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必须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解决与民争利问题。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在利益的分配上，人们不可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利己主义、“一切向钱看”等思想会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侵蚀人们的思想。这就向我们尖锐地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是让利于民、为民谋利，还是与民争利、侵害民利，这最为群众所关注，也是群众评价我们党风好坏最实在的东西。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为谋取个人和小集体利益，向群众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侵害群众利益，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与民争利、损害群众利益的热点问题，要开展经常性的集中整治活动。要在重点整治增加农民负担和企业负担、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和公路“三乱”的同时，加大力度，重拳出击，对在征用土地过程中侵害农民利益、城市拆迁过程中侵害居民利益、企业破产和改制过程中侵害职工利益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狠刹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歪风。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处理好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做到先民后己，自觉退让，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只要我们多为群众着想，多为群众办事，不计较个人和小集体得失，不谋取个人和小集体私利，就会得到群众的信任，就会在群众中产生感召力和凝聚力，密切党群关系就有了根基。

（三）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搞好党风廉政建设，要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永恒的真理。去年底，党中央颁布实施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要求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防体系，为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指明了方向。必须明确，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一切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反对腐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我们在整顿党风的过程中，必须广泛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他们的监督作用，要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加强群众民主监督。要以廉政文化建设为契机，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活动，营造廉政文化的深厚氛围，激发广大群众投身反腐倡廉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把自己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要定时向群众通报一个阶段的重要决定和重大事项，要按中央要求，及时申报公布个人重大事项和收入情况，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通过加强群众监督，形成强大的社会反腐合力，对于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陈云范文篇9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党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他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作了大量的理论阐述。他的领导工作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与他高度重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是密不可分的。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深入研究和把握他的哲学思维方法，对于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陈云不是职业哲学家，但是，他对学习哲学理论十分重视。他曾多次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并强调学习哲学理论的重点在于掌握哲学的思维方法。可以说，在他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都在高度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在他大量的论著中，闪炼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的光辉。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务极其艰难而复杂，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重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的研究和运用。陈云早在延安时期，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就认识到“实事求是”是贯穿在著作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因此，他一再召号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牢牢把握和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1939年5月，他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提出，做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学习。他还讲：“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教条”。（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77—78页。）1939年12月，他又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他希望党的高级干部要思索一下，看看下列两种情形，哪一种对党更有利？一种是，一天到晚地埋头工作，不去找时间读书；另外一种，就是一天抽两小时来读书。他说：“我认为，后一种无疑对党更有利。”因为，你是老干部，有斗争经验，再加上“学习理论更容易把书本上的东西消化成为自己的”，（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122页。）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领导工作水平。在时期，他对党的干部又提出：“努力学习，加强自己。学习什么呢？学理论，学正确的思想方法。”他希望领导干部不要因为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决不是不要读书。现在我们的毛病，是马列主义不够，“所以有些同志就上了人家的当，成了教条主义的俘虏”。“理论上、思想方法上搞好了，对党对革命是有很大好处的。”（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193页。）在此基础上，陈云用实事求是思想原则为指导，明确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的思维方法。（注：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78页。）到1947年2月，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的一次会议上，谈到干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问题时，他指出，就思想方法而言，有三条：一是交换，二是比较，三是反复。（注：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10页。）

建国后，面对复杂而艰难的革命和建设的任务，陈云继续大力倡导全党学哲学，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法。1957年1月，在中共商业部党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38页。）1962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针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教训，明确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三句话，并指出，只有坚持“全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178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仍然大力倡导全党学哲学。1978年12月1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明确讲到：“1942年我养病的时候，仔细研究了的著作和文电，感到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弄清‘实事’并不容易。为了弄清‘实事’，我把它概括成六个字，就是，全面、比较、反复”。（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211页。）1981年3月，他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中再次重申：时期，同志倡导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257页。）1983年7月，他同评弹工作者谈话时又指出：“评弹工作者也要学哲学。”1987年7月，陈云同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谈话时，又专门讲了“身负重任和要学习哲学”的问题，并再一次提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强调指出：“学好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注：《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90、491、492页。）到了1990年1月24日，陈云同浙江省委领导同志谈话时，把事先题写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条幅交给了他们，并对这十五个字作了详尽的解释。他说：“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我的体会就是这15个字”，“这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注：见1991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可见，陈云对学哲学和这15个字的重视。可以说，这15个字是陈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精辟概括，是他一生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集中体现。

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实质，是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辩证唯物论的集中体现。陈云反复讲，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并指出，我们工作中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矛盾，其立足点，既不要从上级的指示或文件出发，也不要从领袖人物的书本出发，而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可见，陈云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对倡导的实事求是方法论原则的创造性发挥和具体化。

“只唯实”的根本要求，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切实摸准摸清真实情况。陈云根据关于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的指示精神，明确提出：“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因为，“难者是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38页。）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而有的同志却相反，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陈云认为，这种工作方法势必犯错误。“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35页。）陈云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吃透两头，一方面对政治路线要有正确的了解，另一方面对具体情况有切实的了解。而要对具体情况有切实的了解，就必须重视调查研究，使我们的计划和决策“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做到主观与客观的一致”。陈云认为，作为领导者，如果只谈路线，不了解具体情况，是空谈；而只谈具体情况，不了解路线，是盲目。要克服上级只谈路线，下级只谈具体工作的缺点。

“只唯实”要求我们树立整体观念。物质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们必须在特定的联系中认识它和把握它。在经济建设上，他主张必须时刻想到“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注：《陈云文稿》（1956—1962）第95页。），一定要考虑生产的各个环节，要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在干部政策上，他主张用整体的和辩证的观点，正确对待干部的长处和短处，爱护干部要把关心鼓励和批评教育结合起来。“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结论应该是不可反驳的。切忌以主观的推测为根据。不单看言论和态度，主要看本质和实际。不仅看一时一事，主要看整个工作历史。”（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146页。）

“只唯实”还要求从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客观世界出发，从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出发。陈云多年做经济工作，总是十分注意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从不拘泥于原来掌握的情况和经验。早在50年代他就主张不要简单照搬苏联建设的经验，认为我们的情况不同于苏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反复告诫人们，现在的经济规模比50年代大得多，复杂得多，50年代的一些做法，很多已不适用。他主张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走一步，看一步；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搞好。

陈云提出的“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论断，是“只唯实”思想方法的突出表现。他认为，经济建设规模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44页。）在他看来，象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如果经济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进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相适合，经济就会稳定。“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对1957年经济建设“冒进倾向”的经验教训的概括和总结，充分显示了他那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坚强的党性原则和科学态度。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最大特色是“要讲真理，不讲面子”。历史反复证明，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极不容易的，必须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1945年5月，陈云在党的“七大”发言中指出：“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218页。）这里讲的“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实际上是说，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必须具有革命精神和革命勇气，（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38页。）无私无畏。陈云如同、刘少奇一样，不仅这样讲，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建国后，他一直主管经济工作，对事关重大的经济疑难问题勇于负责。在50年代中期，特别是1958年“”运动中，我们党出现急躁冒进“左”的倾向，许多党的领导人（包括）头脑发热，大讲“高速度”、“高指标”、“大干快上”，尽快“赶超美英”。而当时的陈云则不然，他立足于贫穷落后的中国国情观察问题，明确提出“反冒进”、“降指标”（指钢煤粮棉）。他说“实事求是不是小脚女人”，“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我们肩上担着6万万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屁股”。（注：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27页。）他还讲：“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34—35页。）我们做计划、办事情都要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5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证明，陈云的主张是正确的；“大冒进”、“高指标”、“大干快上”是错误的，并给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1958年“”碰壁之后，反悟到，批评陈云是错误的，并同意他仍然担任经济工作的“总指挥”。（注：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28页。）陈云坚持实事求是，不随声附和而又勇于直言的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

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想原则，关键是对“唯”字要正确理解。陈云主张“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并不是指上面的话不要听，也不是指有关上级的文件和书籍不要读，而是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从实际出发，有创造精神。上面的话、文件，以及书本，是十分重要的，不能不听，不能不读，但它们毕竟不是本原的东西，它本身也来自千百万群众的实践生活，并且还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明确说过：“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注：《著作选读》上册，第50—51页。）可见，陈云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对“反对本本主义”思想的创造性发挥。

三、“交换、比较、反复”

“交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讲的是辩证法，是达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基本途径。“交换”，是要求全面地看问题。陈云在1962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陕西省大组会上的讲话中提出：“采取什么方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比较正确呢？”他说，是“全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1990年1月24日，他又将事先写好的条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赠送给浙江省委领导同志。在这里，把“全面”二字改为“交换”。可见，他讲的“交换”，实质上就是要求我们注意“全面”地看问题。他还说，我们打仗、医生治病、研究工作和决定政策，弄清情况的办法之一，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1956年7月，陈云在谈发展商业时提出，要“吸收一批资方人员到业务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把资本家拉进来唱对台戏，一个是可以利用资本家的长处”。1956年11月，当陈云谈到如何“做好商业工作”时，又讲了“对挨骂的看法”。“挨骂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一有错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商业工作有不少唱对台戏的，这可以促使我们改进。”（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34页。）可见，“交换”的思维方法，就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

“比较”，是找出不同事物的特殊矛盾的基本方法。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解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真理与错误、善与恶、美与丑这些相对立的东西，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那么，怎样才能识别清楚这些不同的东西呢？怎样才能找出不同事物的特殊矛盾呢？陈云认为，基本的方法是“比较”，就是把一个事物同它的上下、左右、前后、正反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进行比较的。这是‘试金石’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39页。）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能决定取舍。抗日战争时期，采用这种方法，把敌我之间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得出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的正确论断。陈云还说：“为了说明新民主主义，就把它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比较，加以区别，这样就不含混了。”（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39页。）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研究而得出的。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运用“比较”方法。比如，在当代，我们把建国前后、改革开放前后以及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加以比较研究，就会深刻认识和理解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陈云要求我们党政领导同志，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不但要和现在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

“反复”，是要求决策问题要反复思考。陈云指出，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这是说，当我们把各种问题、各种方案作了比较研究以后，也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陈云说，这是决策问题的办法。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并不是一下子就决定的，他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听不同意见。“这里重要的，是找‘反对派’；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自己就假定过许多反对的意见，别人不推翻，自己来推翻，推翻了再来。”（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39页。）这样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更加正确，这是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之道。晚年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失误，如发动“”、“化”运动，以及“”等，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就方法论而言，也正是由于他忽忙决策，听不进不同意见的结果。历史证明，任何一级组织，如果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反之，如果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一边倒，势必犯错误。因为，客观事物无论是从广度上看，还是在深度上来看，都是很复杂的，人们对它的认识决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由此可见，陈云的“交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是有机统一体，体现了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观点，是达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基本途径。

四、从群众“最高兴的工作做起”

早在1933年7月，陈云在谈到党的干部应注意领导方式问题时，明确指出：各级领导者要善于从“提出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从群众“最高兴的工作做起”，这种“领导方式是做好工作的关键”。（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24页。）这清楚地说明，陈云从早年投身革命时起始终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是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的立足点和归宿点。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和人民的关系，人民是主人，党是勤务员。党离不开人民群众，因为人民群众是党巩固和发展的基础，是党的力量的唯一源泉；人民群众也离不开党，是因为党是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解放斗争的工具。在民主革命时期，敌人异常强大，如果党离开人民群众，一定会失败。建国之后，我们党成了执政党，但是如果党风不正，脱离人民群众，仍然会亡党亡国。早在1980年，他就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并主张对党内的腐败分子严加惩办，“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245页。）陈云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党内损害人民利益的腐败分子是深恶痛绝的！

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的，要努力解决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陈云经常对我们的干部说，发动群众是完成中心任务和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而要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必须了解群众的要求，提出人民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人民群众感觉有兴趣的问题。陈云还明确说：“很多的同志还没有明确了解，要使群众站起来，必须改善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100页。）他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列入经常议事日程”。（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103页。）他还说，我们党是有政权的党，“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注：《陈云文选》（1926—1949）第106—107页。）总之，群众有许多实际问题摆在我面前，这些问题解决得好，群众会更信仰我们党，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越来越高。

建国后，我们党成了全国执政党，陈云作为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更加关注解决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在50年代，他花了很大力气抓“粮食统购统销”，强调给农民留足口粮和种子粮。他发现城镇人民吃肉、蔬菜和副食品有困难，就着手制定《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并强调“一定要把蔬菜供应问题解决好”。60年代初期，为了解决城乡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他亲自赴上海青浦进行农村调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气魄，在养猪问题上提出“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并论证了母猪私养比公养有五大好处。（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176—177页。）在农民自留地问题上，他要求给农民“留足自留地”，“农民的自留地不仅不应该比高级社时期少，还应该多一点”，并论证了“让农民多种一点自留地”有五大好处（注：危仁、周勇：《陈云在江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54页。）。这些好思想、好主张，尽管后来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但他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的精神却始终未变。“”中，他被下放江西劳动改造。当时他虽然身处逆境，却不顾年老体弱，也不避冬天严寒和暑天炎热，走访工人家庭，走访托儿所、食堂，了解工人生活，并多次提醒工厂负责人关心职工生活，要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有一次他去工厂车间劳动，发现工人的“学习会”是天天念报纸，千篇一律地议论“政治挂帅”，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专家治厂”等。他顶着当时巨大的政治压力，对工人群众说：“我们要摆正政治与生产的位置”，“一个工厂只讲政治挂帅，不研究生产，这样行吗？”“工厂就是要多研究生产问题，只讲革命，不讲生产，那我们吃什么呢？”（注：危仁、周勇：《陈云在江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97—98页。）他就是这样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处处和人民心连心，处处为人民群众排扰解难，给江西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赢得了江西人民的敬仰和爱戴。

陈云范文篇10

陈云同志强调组织工作要适合政治路线的要求、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深刻揭示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规律。延安时期，中组部无论是抓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监督，抓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和思想政治建设、作风建设，还是抓党员发展和管理教育，抓各级党组织的组建、调整，都贯穿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在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中，他强调，既要正确了解党的政治路线，又要切实了解具体情况，避免“空谈”和“盲目”。

陈云同志强调选拔干部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坚持了党的干部路线，丰富了党的干部政策。陈云同志强调，选拔任用干部要以德才兼备为标准，更要注重于德，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要注意五湖四海。他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干部。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较早地提出了培养选拔接班人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参与制定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他还强调，要“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教育和培养干部，强调领导干部要学好哲学，为提高领导水平奠定思想理论基础。陈云同志多次以自己学习哲学的切身体会教育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同志的哲学著作，努力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总是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党的领导干部学习哲学，运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一个充满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

陈云同志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对增进领导班子团结、提高战斗力起了重要指导作用。陈云同志一贯重视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他多次强调，要恢复和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实行集体领导制度；领导干部尤其是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陈云同志强调支部不但要在组织上具有核心堡垒的形式，而且要在实质上真正能起核心堡垒的作用，为建设、巩固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提供了有力的指导。陈云同志指出，支部是党的最基本的组织，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组织，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他强调，要加强支部在群众中的工作。只有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着，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群众核心的时候，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支部才是党在群众中的堡垒。

陈云同志强调提高党员素质、发挥党员作用在党的建设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为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陈云同志一贯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陈云同志严肃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他强调，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