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云经济思想比较

一在财经工作上对陈云的信赖和支持

陈云在主管全国财经工作期间,受到充分信任。对于陈云提出的统一财政、调整工商业、粮油棉统购统销等政策、主张,予以全力支持。凡陈云确定了的方案,反对轻易变动。如1956年9月初,在阅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将别人改动后的“到1962年粮食生产5200亿斤,棉花5200万担”,更正为“到1962年要求粮食生产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并写下旁注:“粮棉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凡陈云不在场而又需要作出重大经济决策时,总要派人或致电、或致函去征求陈云的意见。如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期间,需要对粮食管理问题作出决策时,打电报给浙江省委谭启龙即转在莫干山养病的陈云,征询陈云意见后再作出决定。又如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主持起草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在派专人把草案送给在杭州养病的陈云征求意见后,才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对陈云提出的一些重要经济观点,或予以支持和扩大宣传,或予以阐释和发挥,或予以归纳和延伸。建国伊始,鉴于物价猛涨的局面,陈云认为稳定物价是稳定人心的关键。1950年3月采取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等项措施后,物价开始回落,但陈云仍然担心金融物价的波动。写道:“关内收支平衡、物价稳定的基础尚不巩固,陈云所顾虑的再次波动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①1955年冬,陈云根据当时的形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6点意见。说:“陈云同志提出的6点意见,就是要有步骤有秩序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陈云同志提出的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规划是一个很大的计划。我们要全党动员,特别是省、市党委和各有关部门要用很大的力量来做。”②在领导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最高决策层中,陈云是最早也是最系统地论述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问题的理论家。1954年6月30日,陈云向中共中央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情况时提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各生产部门之间“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③1956年在反冒进时,陈云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思想,得到的大力支持和称赞。4月1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6年基本建设和物资平衡问题时,陈云说:“计划应该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如基建超过了生产就不行。以后订计划应该首先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听了陈云的发言之后,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已经把结论做了。”他赞成陈云的观点并发挥道:“生产是中心”,“生产是主要环节”,在生产与基建的关系上“首先就要进行很多平衡工作”。“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④3年“”之后,国民经济严重失衡。1962年3月7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讨论1962年经济调整问题,在陈云作长篇发言时,多次插话。当陈云说:“我看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4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插话:“可以写一幅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⑤

、陈云经济思想的共同点

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和陈云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正确认识三大改造与发展生产、实现国家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冷静地分析三大改造的高潮,大胆地纠正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急躁冒进的错误认识;“”、化运动之后,果断地纠正“共产风”,调整所有制关系与分配关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求尽快恢复农业。1955年下半年由于激烈地批评“小脚女人”、反对右倾保守倾向,掀起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接着,全国手工业的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也跟着进到了高潮。和陈云经过冷静分析和缜密思考,对三大改造的过急过热提出了批评。在支持下,陈云主持起草的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采取了适当限制的措施。1956年2月8日,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在讨论这个决定(草案)时,说:“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社会主义不仅表现在生产关系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生产力上。“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①6月18日,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发言,高度评价了2月8日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及其决定。9月20日,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问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的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们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其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它的补充。与陈云这一富有创见的构想相呼应,在国务院第44次、46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太死了不行。”②60年代初针对“共产风”的问题,提出要调整关系,明确所有制。他说:“农村有‘共产风’”,“主要表现为:大集体共小集体,集体共个人”,“把所有制搞乱了”。③对此,必须进行检查

与纠正。1962年1月20日,建议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陈云同的思路完全一致。他认为要渡过困难就要放宽政策,包括对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调整。“放宽一些,东西反而会多起来。”④他通过在青浦的调查研究,提出农民的自留地应该多留一些;私养母猪养得好,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遗憾的是,1962年中央北戴河会议之前,陈云向进言,要求进一步放宽政策,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冷遇。在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方面,和陈云都以“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作为处理二者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遵守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法则,高度重视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纠正国家建设中不顾人民生活、不按比例、不求平衡、急躁冒进的错误认识。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⑤一年之后,他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又指出:“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⑥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期间,一再要求财经工作者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建国初期,他认为“城乡交流是一件大事,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做。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⑦在党的八大上,陈云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提出把我国经济改造成为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他兼任商业部长后对商业干部说:“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群众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①在“”之后的经济调整中,陈云再次强调人民的生活问题,“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②在人民的利益中,存在着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矛盾;在人民的需要中,也存在着多种需要之间的矛盾。对此,、陈云都重视统筹兼顾、按比例发展。他们反对只顾当前生活、吃光用光的高消费,也反对不顾人民当前需要束紧裤带搞建设。说:“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③陈云认为国家建设规模应该有所根据,不能想多少就多少。他提出:“应该是在照顾必须的最低限度的民生的条件下来搞建设。在物资的分配上,首先应该照顾到必须的民生的生产,保证必须民生(当然不是大吃大喝),有余再搞建设。”④针对“”造成的农轻重之间的不平衡、重工业内部的不平衡、基本建设与工农业生产的不平衡,和陈云进一步分析按比例发展、综合平衡是客观规律,阐明了怎样搞综合平衡的问题。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指出:“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怎样搞综合平衡?他提出要弄清楚两点:“一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一点是,从什么‘线’出发搞综合平衡?”他认为“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能说在达到了多少万吨钢以后再去搞平衡。”“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无非是长线、短线。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⑤第二天讲话,赞成陈云的看法。说:“从现在起就要搞综合平衡。国家计委要搞综合平衡,各个部门、各个地方都要搞综合平衡。”“工业要按短线安排生产,使生产的东西配套,再不容许出半成品。”⑥在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认识方面,、陈云对工业、农业、商业、水利、地质、交通等部门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建国之初,指出:“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⑦陈云从投资的角度指出:“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但是,也决不能不照顾农业,把占国民经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业放下来不管,专门去搞工业。”⑧他们的上述观点是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思想的雏型。对于商业,说:“商业作为联系生产和消费、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纽带,不仅担负着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和一部分生产需要的任务,担负着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任务,而且也担负着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任务。”⑨陈云认为商业“担负着调节生产和需要、组织供需平衡的责任”。“搞好商业,稳定人民经济生活,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①对于水利,和陈云认为它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基础,特别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础,是起带头作用的。说:水利部的工作和各方面都有关系,必须要搞好。水利是大事,是中华民族的大事。“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陈云说:“水在农业里头非常重要”,“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对于地质工作,、陈云都强调其先行地位。1950年8月,说:“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1951年4月,陈云提出:“要有地质勘察的组织,必须大体上知道金、银、铜、铁、锡在什么地方。”对于交通运输,1949年8月,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几次强调它的先行地位。他说:“运输是一件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上海煤、粮、棉的供应都会很困难。”又说:“运输是全国经济的杠杆。我们要重视水路运输,支援铁路运输的恢复和发展。”在经济恢复时期表明了同样的看法。在“一五”计划建设时期,说:“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不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也无法有大的发展。”②除上述所列之外,还可以举出一些、陈云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基本相同的看法。在经济效益方面,和陈云都强调节省原则,重视以尽可能小的耗费取得尽可能大的效益。多次从效益的角度,从投入与产出的比较上使用“经济”这个概念。1955年2月3日,指出:我们现在讲建设,第一是适用,第二是经济,第三是在可能的条件下照顾美观。1970年12月,提出我国发展核电站的方针是“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1962年12月24日,说:“这几年贪多、贪大,不算经济效果。这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他多次强调要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重视算账。他总理国务,心里总是有一本大账。陈云主管财经工作,心里不仅有一本大账,而且还有逐条逐项的明细账。他说:“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账。同时,也要算小账。”③大的方面要合理,小的方面也要合理。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现的“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的弊端,陈云强调“必

须学会经济核算,算一算账,力求省一点。要计算成本,出一个成品要多少工,市场上是什么价格,等等,都要计算好。”他指出:基本建设也要按经济原则办事,不能浪费。“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④在经济思想方法方面,、陈云也常常不谋而合。他们思考经济问题、指导经济工作的根本方法是实事求是。多次指出: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陈云把实事求是具体化为15字原则,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围绕着实事求是,、陈云经济思想方法还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一是整体论。说:“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没有整体观念,“业务的进行就会是孤立的、迷失方向的,成为盲目的工作”。⑤陈云认为财经工作者“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大范围来看”,“认识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⑥二是基础论。、陈云认为经济与政治、军事、文化之间的关系中,经济是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中,生产力是基础;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中,农业是基础。在各产业部门中,除农业之外,他们还把水利、交通、地质工作放在基础的位置上,强调其先行作用。他们认为国家建设必须从基础做起。三是稳当论。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经常强调要稳步前进,反对急躁冒进,主张按一定步骤扎扎实实地前进。他说:“工作中,失去了步骤,失去了联系和配合,是不易做好的。”①为什么要求稳?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②陈云在建国初期就指出:“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③在“”之后的经济调整中,陈云再次指出:“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④三、陈云经济思想的区别由于和陈云工作分工和个人经历的不同,思考问题的着眼点和侧重点也就不同,两人的经济思想当然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是国家总理、政府首脑,经济、外交、统战、国防、文化……他总管一切。他在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时,自然而然地要注意处理好经济与政治、经济与国防、经济与文化、经济与外交等方面的关系。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是,他反对空头政治,不赞成把政治运动放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之上。1953年9月,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我们今天要搞建设,光是政治觉悟高就不够了,还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使用机器来发展工业生产。”⑤对于经济与国防,认为国防是保障。但是,国防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物力。他说:“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⑥对于经济与文化,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⑦对于经济与外交,在万隆会议上说:“正像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外交活动的首要目标就是为新中国的建设争取国际的和平环境。由出席并发挥突出作用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外交另一重要内容是促进与发展中外经济交流。建国前夜,他说:“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⑧70年代初,他根据我国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外交关系的发展,提出“外交发展了,外贸也要发展。”陈云是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经工作,是财经管理的专门家。陈云也常常涉及处理和论及经济与政治、国防、文化、外交等关系问题。比如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陈云认为政治局势不稳,经济工作就做不好。他指出:“在经济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十分重要。”“建议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的口号。”⑨但是,与相比,陈云集中处理和集中论述的是经济工作内部的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目标、中期目标和当前目标上,与陈云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着重点有着明显的不同。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着重点是经济社会中、长期战略目标的制定,特别是如何将战略目标步骤化、原则具体化的问题。50年代中期以前,、等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开国之初,面对战争创伤和财政经济的困难,把恢复工业和农业作为第一步骤,以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作为几年之内的具体目标,将水利、纺织、铁路交通作为经济恢复的三大重点部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后,论述了为什么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问题。他说:“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①党的八大前后,又将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具体化为“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②60年代初,、等鉴于苏联和中国自己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经验教训,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确定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四个现代化。陈云十分关心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较少论述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和中期的战略目标。他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着重点是处理当前财政经济中最紧迫的问题。1949年至1950年初,由于军费开支浩大、财政赤字严重、纸币发行过多,再加上投机资本家的兴风作浪,以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为先导和中心,全国几次出现物价暴涨、人心浮动的严重局面。这时陈云思考和处理问题的中心是如何稳定物价。他通过抓住粮食、棉花、煤炭适时抛售,通过征收公粮、发行公债、增加税收,通过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等标本兼治的办法,稳定了物价,并由此阐述了财政、信贷、物资平衡和反对走通货膨胀道路的思想。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之后,出现了商品滞销和部分私人工商业倒闭的问题。陈云又运用收购土产、加工订货的办法调整工商业,搞活经济,并由此阐述了城乡交流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钥匙的思想。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陈云领导制定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工作方针,解决了最急需的军费问题;当战局稍有缓和,他又及时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保证了经济建设准备工作的正常进行。他主持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论述了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思想。当大规模建设开始后,生活消费品不足、粮食紧张时,他领导制定了粮、油、棉统购统销的政策。此后,针对急躁冒进的倾向,他分析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建设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陈云被称为“危难经济家”,他善于在危难中找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在“”之后的严重困难中,他提出的先恢复后发展、减少城市人口、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按照短线进行综合平衡等办法,对全国人民渡过困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就国民经济各部门相比较而言,关注得最多的是水利和尖端科技

,对水利和尖端科技的论述亦比其他经济部门突出;陈云关注得最多的是财政、金融、商业,他对国民经济各部的论述更多的集中在这几个部门上。对水利和尖端科技的特别关注,有他自己的话作证:“二十年来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对于水利建设,他论述了百废待举,治水为先;分清缓急,标本兼治;蓄泄兼筹,瞻前顾后;综合利用,除害兴利;分工合作,同福同难;依靠群众,尊重专家;统一规划,集中领导;百家争鸣,博采众长;审时度势,积极慎重;反对极端,实事求是等一系列主张。这些论述不仅探讨了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探讨了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而且探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生产关系,还探讨了领导治水的方法,内容全面而丰富,周到而深刻。中国农业落后,水旱灾害严重。治水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农业落后的面貌,实现农业现代化;也是为了防灾、减灾,保护生产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对治水的论述也包含和反映了他关于农业、林业、防灾救灾的思想。对于科学技术,认为它是实现国家富强最关键的因素和最根本的途径。他说:“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①是新中国科技建设的决策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对在中国的国情下怎样振兴科技(特别是尖端科技)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其中包括:制定规划,确立目标;抓好基础,突破尖端;尊重人才,造就人才;引进与创新相结合;大力协同,集智攻关;一次实验,全面收效;面向生产,积极转化;周到细致,稳妥可靠;循序而进,逐步实现;搞好宣传,加强领导等等。发展科学技术需要具备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专门人才。说:“掌握尖端技术,关键在于人才。”培养和造就人才,需要发展教育。正因为如此,在论科学技术的同时,充分地论述了发挥知识分子积极性的重要性,提出“发展科学、教育,也是现在一个中心的任务。”财政、金融、商业是经济的塔尖部分。塔尖部分受基础部分影响并由基础部分决定。另一方面,“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财政、金融部门虽不直接生产财富,却决定着财富的聚、散,给社会经济运转、资源配置以重大影响。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要管理好财政和金融。正因为如此,陈云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他将主要精力放在财政、金融和商业的管理上。陈云关于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和进出口平衡的思想;关于统一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制止通货膨胀的思想;关于“对支出用‘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的增收节支、开源节流的思想;关于加工订货、收购土产、城乡交流和粮油棉统购统销的论述;关于建设和民生兼顾,建设的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论述;关于克服统购包销的弊病,实现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也合理的目标的论述等,处处体现了他宏观经济管理的卓越智慧,也体现了他对财政、金融、商业问题的深刻见解。必须指出,与陈云经济思想的上述三点区别是相比较而言的。当然,通过上述三点比较,可以看出,即使是、陈云之间,他们的经济思想也是有各自特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