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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仁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7 08:11:34

陈友仁范文篇1

一

孙中山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许多助手，从早期的陈少白、陆皓东到中晚期的黄兴、廖仲恺、胡汉民、和，而陈友仁是1917年后才追随孙中山的，无论是时间还是资历，都不能和那些老助手相比。但他熟知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法律，有高超的英语水平，洞察力也极敏锐，因此他一加盟即被孙中山委以重任，并一直随其左右，这是孙中山助手中比较特殊的一个。

陈友仁跟随孙中山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孙中山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非常重视，期待能借此而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他对北京政府派遣的代表团不放心，对北京政府任命的南方代表王正廷也不满意，于是陈友仁就作为“欧洲和平会议专门委员”（注：《申报》，1919年2月28日。），前往巴黎，名义上是南方代表的顾问，实质上却“不是去参加和会，而是去监视中国代表团”的。陈友仁不负重望，在和会期间做了很多工作，“不但代表南方发表了许多公开声明，和举行过记者招待会”（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179页。），而且还为中国代表团起草了向和会提交的正式文件初稿（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里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64页。），体现了国民党在外交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当收回山东主权无望时，他又提议中国代表团退出和会，以示抗议（注：陈一文（陈友仁嫡孙）：《陈友仁及其儿女们》，未刊稿。）。巴黎和会结束后，陈友仁就山东悬案向美国上议院发了一份长电，既诚挚地希望美国能助中国一臂之力，尽快修正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又委婉地批评威尔逊总统违背自己的诺言，视中国陷于窘境而无动于衷。整份电报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要求实现领土完整的强烈愿望。陈友仁的电报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评价，指出“明哲之士眼光如炬，对于此问题固自有最高之见解，即如陈君代表中国之呼吁，以中国所受之不公道置诸世界和平受危害之后，实具有卓识。盖彼之呼吁以正义为先，而利益为后，诚有见夫大者”（注：《申报》，1919年7月31日、8月6日。），使国民党在对美外交中崭露头角。陈友仁的表现令孙中山非常满意，从此对他更信任了。

孙中山曾多次向西方国家求援，但屡屡受挫。陈友仁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关系，认为苏俄在外交上十分孤立，急需在中国寻找政治伙伴，而北京政府又不太可能成为它的联合对象，因此“国民党应该向俄国人寻求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援助”（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4页。），这对国民党和苏俄都是一种双赢的选择，陈友仁不但积极向孙中山建议，而且直接参与了孙中山“联俄”的过程。

1922年4月至6月，当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就合作事宜进行会谈之际，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避难永丰舰，陈友仁担当了孙中山和达林之间的联络员，使孙中山继续保持和苏联的联系。据达林回忆，“不久，我收到便条，要我速到东山。国民党积极的活动家之一、孙中山的密友叶夫根尼·陈（即陈友仁）在那里等我。——陈现在隐蔽在东山，每天夜里潜到军舰上去找孙中山”。他们见了好几次面，当达林离开广州前夕，“叶夫根尼·陈向我递交了孙中山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信是匆忙写就的，用的是一张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四裁的纸。”（注：（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24、126页。）以往人们都熟知冒险上舰保护孙中山，而陈友仁每天冒险往返东山和永丰舰，及时向孙中山汇报外界动态，却很少有人知道。

1923年1月18日傍晚，越飞偕同秘书和翻译，登门拜访孙中山，陈友仁作为孙中山的助手，也参加了会见（注：（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页。）。1月20日，陈友仁代表孙中山到越飞下榻的汇中旅馆进行礼节性回访，并就双方谈判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进一步磋商（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情报选译》，转引自《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3期。）。《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他又公开发表谈话，宣布孙中山最新的政治取向，指出“孙越谈话中所含政策之最后结果如何，将视列强对俄国及对中山之态度为转移。此项结果，可为中俄间之一种有益的合作，使彼等之物产文化供世界人类之用。反之，若列强继续敌视俄国及中山，则或将迫俄华两国成一坚固同盟，而从事于其他目的。”（注：（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150～151页。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2月11日。）

1925年3月，在孙中山病危之时，陈友仁代其起草丁著名的《致苏俄遗书》，再一次重申“联俄”方针。据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两张遗嘱都这样签完了之后，另外还有英文秘书陈友仁同志，起草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同志读了一遍，先生听过后，再用英文签字。”（注：《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明接受孙中山遗嘱经过记录》，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上，第267页。王俯民：《孙中山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3页。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9页。）。

陈友仁不但在工作上为孙中山出谋划策，而且不惜倾其所有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1920年初，陈友仁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创办了英文《上海时报》(ShanghaiGazette)，报纸继承了英文《京报》的传统，观点鲜明，时政性强，特别是他撰写的评论，见解独到，语言精辟，很快引起国内外知识界的关注，他也被舆论誉为“用英文写作的辛辣作家”。但是，不久报社的资金告急。为了解决《上海时报》的经费问题，陈友仁专程回到英国，说服妻子变卖特立尼达的全部家产，由此解决了《上海时报》的资金难题，而且还资助了孙中山一笔钱。他这种忘我的精神境界，使孙中山更加对他刮目相看。

陈友仁和孙中山从相识、相交到相知，俩人逐渐从助手和领袖的关系，发展为诚挚的朋友，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使孙中山一直把陈友仁留在身边，委以重任。孙中山素有“航空救国”的主张，因此航空局长的职务就是举足轻重的。1923年9月原航空局长杨逸仙因公牺牲，孙中山立即任命不谙军事的“陈友仁为大本营航空局局长”（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43页。）。1925年1月，孙中山在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任命陈友仁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委员。这个安排意味深长：由于陈友仁在国民党内的资历较浅，又一直在他身边当秘书，但他相信陈友仁具有担任重要职务的能力，因此这个任命其实是为日后陈友仁在国民党内地位的提升铺平了道路。后来情况的发展正如孙中山所愿，1926年1月，陈友仁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5月，他出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开始进入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

二

如果说孙中山在世时，陈友仁对他倾力辅佐已颇为感人的话，那么当孙中山逝世后，他仍对其开创的事业忠贞不渝，则更让人肃然起敬。孙中山逝世后，他的助手们对“三大政策”的态度可谓泾渭分明，胡汉民、戴季陶、、等人，纷纷背叛“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右派；陈友仁却与宋庆龄、邓颖超一起，坚持奉行“三大政策”，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

“联俄”是孙中山晚年重要的外交政策，也是陈友仁的一贯主张。但这个政策在国民党内一直存在分歧，孙中山逝世后，原先潜在的分歧进一步激化和公开化，反苏的行动也步步升级。首先，由陈友仁起草、孙中山临终前亲笔签字的《致苏俄遗书》，因遭到国民党内一些人的阻挠，未能与另两份遗嘱同时见报，而是3月14日在苏联的《真理报》上首先发表的。其次，孙中山聘请的顾问鲍罗廷，于1927年6月被武汉国民党中央解除了合同。最后，、等人竟然密谋杀害鲍罗廷。7月中旬，陈友仁收到了孔祥熙让他转交宋子文的一份密电，“请告出售人，商人同意按索价付款。盼如期发货。”（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4页。）他明白这商人是指，被出售的商品就是鲍罗廷。事情十万火急，陈友仁决定让大儿子丕士担当“警卫”，尽快把鲍罗廷护送回国。正如陈友仁所料，一面在武汉车站隆重送别鲍罗廷，一面密电冯玉祥暗杀鲍罗廷。据冯玉祥回忆：“我到郑州的时候，接到从庐山来的电报，通知我鲍罗廷即将由汉口经过郑州回俄，请我把他扣留并杀之。我心里想的说，你要杀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汉下手？他显然学的曹操的作法，想杀祢衡，自己却不下手，把祢衡送给刘表，刘表又借手于黄祖而杀之。可是我决不是黄祖。”（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3页。）幸好冯玉祥没理会的电报，鲍罗廷才逃过一劫。

“联共”是“三大政策”的核心，是孙中山重整旗鼓的良方，陈友仁则是这个决策的积极拥护者。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反共，陈友仁却不改初衷，继续坚持“联共”政策。1927年7月14日，陈友仁在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明确表示他和宋庆龄都反对“分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订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屈服……”（注：《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后来，陈公博也在其回忆录中证实“重要中央委员中有三个人不赞成分共，第一个是孙夫人，第二个是陈友仁，第三个是廖夫人……”虽然三个人不赞成，而大多数通过了。”（注：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96～97页。）但是，当时右派的势力占了上风，陈友仁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孙中山亲自建立的国共合作走向分裂。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陈友仁再次建议“联共”，并派大儿子丕士回国拜见国民党重要人物，恳请他们说服，尽快建立新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多年后，邓颖超在接见陈丕士时，特就此事对陈友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9页。）。

“扶助农工”是三大政策的基础，也是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反思的成果。陈友仁对这个政策的解释很明智，即“中国无论是在社会结构还是在思想上，都还处于中世纪。但这古老的结构已不稳固了，它行将崩溃。问题是要找新的社会力量来支持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以使生活重新稳定下来。这些社会力量首先应是农民和工人。满足了这两个阶级的需要，社会基础才稳固。因为农民提供即使是原始社会也需要的粮食，而工人支撑一切有组织的生活，即所谓文明。因此，必须满足这两个阶级的基本需要。”（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1～42页。）陈友仁认为工农群众不仅是国民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而且是对外交涉的强大后盾。他在担任广州政府外交部长期间，提出了“革命外交”（注：高承元：《广州武汉革命外交文献》，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144页。）的口号，认为不需要特别顾及过去的条约、协定与既成的事实，而应采取强硬的举措，借助民众运动的力量，以达成中国外交谈判的目的。1927年初，由陈友仁主持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谈判，就是政府外交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三

陈友仁跟随孙中山的时间并不长，但彼此之间却如此亲密和默契；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陈友仁依然执着地高举着他的旗帜，坚定地奉行“三大政策”，原因何在？1944年5月22日，颜惠庆在陈友仁葬礼上所致的悼词，比较客观地点出了个中的原委：“综观先生之生平，与孙总理有极相似之处”（注：颜惠庆：《简述陈友仁生平》，《申报》，1944年5月23日。），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轨迹相似，这无疑是从本质上为他们的关系作了注解。因此，我们不妨就从这个视角，对他俩的密切关系作一下剖析。

陈友仁范文篇2

一

二

三

陈友仁范文篇3

【摘要题】现代人物研究

【关键词】鲍罗廷//迁都之争/国共合作/国民革命

【正文】

1926年9月，北伐军进至武汉三镇以后，国民政府迁出广州即所谓迁都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说是迁都问题，其实也包含着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迁移。直到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这期间，围绕是否立即迁都和是否按原计划迁都所产生的争拗，史称“迁都之争”。这场政治角力，透射了北伐战争期间南方革命阵营不同派别和势力集团的较量。作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顾问的鲍罗廷，在国民政府迁移问题的发展和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鲍罗廷与迁都之争的关系，海峡两岸学者已有相当的研究。（注：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最早论述了这个问题，其对鲍罗廷作用的评价可商榷。张静如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3卷，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以及姚金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均在论述迁都之争中涉及鲍罗廷的作用，但限于体例未予深入展开。）随着有关档案史料的获得，进一步探讨鲍罗廷之作用以及所发生的互动，就既有必要也成为可能。

一

国民政府的迁移问题，是北伐军刚得汉阳、汉口，武昌尚待克复的时候，由首先提出来的。1926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结束8月6日以来接近一个月的调研活动返回上海以后，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谈到国民政府迁移问题。报告说：“随着对武昌的必然占领，给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在重新占领的各省从政治上巩固北伐成果的问题和把国民政府迁都武昌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作为总司令同时又是国民党中央主席和整个国民政府形式上的领导人在前线领导斗争的时候提出来的。”[1](p474、475)这个报告签署的日期是9月12日。据年谱记载，9月9日，蒋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代主席张静江、政治会议代主席谭延闿，称：“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也。”[2](p677)

9月15日，鲍罗廷致电苏联政府驻华大使加拉罕、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其中说：“我刚接到的电报，他建议一些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成员去汉口。他也请我立即去那里”。鲍怎样回应的要求呢？他在此电中称：“我们回答说，国民政府和中央迁往汉口的问题应在占领武昌后最终解决。”“与此同时，我们派了几名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去汉口。对此不会乐意。但他必须忍耐。我们不应把广东置于不顾，因为这里在加强新政权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加之在10月1日前这里还要召开中央和省党部代表的全体会议。”对于急于迁移国民政府的真实意图，鲍罗廷洞若观火，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一方面，“蒋请我们到汉口去，为的是以国民政府和中央在当地的声望帮助他保持住政权”，借以震慑已在军事上控制了湖北的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另方面，是要借以控制广东业已兴起的“有利于的左派运动”。[1](p495～496)

鲍罗廷暂且搁置迁都问题，把工作重点放在准备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和加强广东政权上。如此应对，与他对北伐的性质及其政治前景的观察密切相关。鲍认为孙中山最后一次发动北伐，在俄国人的帮助下，放弃纯军事讨伐的观念，注入了发动人民群众参加，军民联合，不仅打倒军阀，尤要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思想。可是，“三二○事件”以后，北伐的思想失去了这种革命的性质，其结果“将是及其整个集团在政治上的灭亡”。他甚至在同蒋及其亲密助手的谈话中，也毫不隐讳这一观点。鲍认为蒋在未来的失败，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随着武昌的占领，蒋在同以唐生智为代表的保定派的斗争中失败；一是蒋预感不利而回师广州，那则更是等于直接宣布北伐失败。为应付前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鲍主张在武昌召开国民党的代表会议，制定左派政纲，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合作，恢复“三二○事件”以前的局面。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则可以公开发起反蒋迎汪的运动。他认为，“在这个时候的名字可以把的所有对手都联合起来”[1](p369～371)。鲍并不排除汪蒋共事的可能性，并设想由汪负责管理国家，而蒋则担任军队领袖。他判断在看到自己面临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时，能够左转。当然，“如果在最近不左转，我们同他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但是进入这场斗争的时机还没有到来”[1](p397)。

应当说，鲍罗廷的观察和分析有其事实基础。与唐生智的矛盾，因唐在两湖战场获得优势和蒋的嫡系部队作战不力，日趋表面化，对蒋形成有力的牵制；虽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整理党务”以后，陆续有地方党部吁请销假复职，但8月20日黄埔军校内也响起这种呼声，则使蒋大为震惊，迎汪复职因左派的鼓动在广州蔚成风气。8月17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顾孟余同维经斯基会谈，提出要在武昌开国民党代表会议，并认为“占领武昌后不应在那里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相反，应当承认和服从在广州已有的国民政府”[1](p399)。蒋对陈独秀论国民政府北伐的文章十分不悦，但左派迎汪和部属不拥的压力，使他又不得不求助于中共。还在长沙时，蒋就向中共和苏联顾问要求“请维持一军，维持黄埔，维持蒋之总司令威信”[3](p240)，稍后又派人面见陈独秀，“请C.P.勿赞成汪回”[3](p261)。

早在8月9日，鲍罗廷同到达广州调研革命形势的远东局成员会晤，双方讨论北伐及其政治前景，就提出已经决定当北伐军占领武昌以后，在武昌召开国民党代表会议，产生内容广泛的施政纲领，恢复“三二○事件”以前的局面，“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1](p372)。通过这期间的研讨，鲍罗廷所设计的汪蒋合作的方案，成为他与远东局、和瞿秋白、等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执委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执委会代表团的共识。8月16日，维经斯基在远东局同鲍举行的会议中，不止一次地表示：“我们的做法不是反对”，“决不要打击”。后来，远东局在其调查报告中正式提议：“目前最好的出路是和之间，即以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一方和以思想上的中派为另一方之间达成协议。”[1](p489)以此为基调，远东局在同中共中央执委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执委会代表团举行的多次会议中，就召开国民党非常代表大会即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代表大会应制定的政纲、同左派的协议做出决定。这些决定，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同。9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7号通告，9月22日，又发表《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明确提出：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产生左派政纲；汪蒋合作，迎汪而不倒蒋；改造广东省政府；要求国民政府注重省自治，打破总司令的委任制度。8月31日，顾孟余约维经斯基会谈，专谈左派与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表示国民党左派相信不合作不行，合作也有利于共产党人加强自己的党，“共产党人和左派应当结成联盟”，“应当让回来，这会给共产党人提供发展机会”[1](p422～423)。左派甚至主张就此机会打倒，但鲍罗廷、维经斯基都不赞同。

9月4日，张静江正式在政治会议内提议召开国民党大会，研究并决定攻克武汉以后的政策。会议决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0月1日在广州召集中央执行委员及省执行委员联席会议，并指定政治会议委员徐谦、孙科以及鲍罗廷负责起草联席会议议事日程。9月11日，政治会议决定联席会议议案起草人，鲍罗廷为起草人之一。9月14日，议案起草委员举行第一次谈话会。谭延闿、孙科、李济深、甘乃光、徐谦和鲍罗廷出席。这次谈话会重点讨论国民政府发展议题，形成7条决定要点，“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之地而决定之”；“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4]这两点表明，鲍罗廷暂时搁置迁都的主张成为与会起草委员的共识。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举行预备会，10月15日至28日举行正式会议。会前，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要设法促使国民党左派出席会议，结果，80名代表，“共产党人占四分之一，左派比此数稍多，再加半左派，所以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5]。徐谦的议案报告，谭延闿关于国民政府发展问题的说明，都阐述了国民政府继续暂驻广州的理由。16日，联席会议无须辩论就通过了国民政府发展问题决议案，指出：“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地而决定之，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以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6]

二

继9月9日给张静江、谭延闿发出请政府常务委员赴鄂文电后，9月18日，复电张、谭，称：“中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代临时政治会议为妥。”[2](p692)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做出暂缓迁都的决定后，10月22日，蒋仍电张、谭并转联席会议，说：“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同日，电张、谭转鲍罗廷，提出“如党部移鄂，其进行必较粤为利，如欲发展，非速移不可。至于国民政府，仍设广州亦可也”[2](p754)。11月8日，北伐军攻占南昌，即电宋子文邀同鲍罗廷赴赣商决大计。

11月9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根据事势的需要和的要求，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于最短时间内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同时迁往武汉，并于近数日内做北迁的各种准备。14日，在南昌答谢古应芬代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劳军，在致辞中说：“现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已议决迁移到武昌，这是我们总理生平所希望的，现在总算能够达到了。但总理主张建都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在南京，第二个是在武昌。现在南京虽然没有打下，武昌已为我们占领，总理主张第一个目的虽未达到，而第二个目的则已实现了。党部、政府既已议决，仍请早日迁移，这是我们所最希望的。”[2](p792)11月19日，复电张静江、谭延闿，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此中非有所私。且中以后必不能驻武昌也。如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中亦不到武汉。以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如个人赴武昌，必有认人不认党之弊，且自知才短，实不敢负此重任也。”[2](p800)自9月上旬提出迁都主张，期间尽管被联席会议正式否定，但蒋坚持不懈。

在党内合作的条件下，共产党掌控整个局势的力量实际上是有限的。当得知广州方面改变初衷，决定将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昌，中共中央局仍表反对。11月9日，中共中央局根据与远东局讨论的意见，就目前局势的几个重要问题发出指示，关于迁都问题，强调“此事必须反对”！已到鄂工作的，对政府迁鄂负面影响的分析与中共中央局相似。他认为：“国民政府太无力量，如即刻迁至武汉：第一，即是表现其软弱，失其作用；第二，是促进蒋、唐的冲突；第三，是与北方接触太近，难以应付北方的政局；第四，是张静江等跑到武汉一定使湘、鄂、赣三省政治发生不好的影响。”与中共中央局一味反对有所不同，他认为国民党方面已经做出的决定恐难改变，唯有“设法使其延缓时日，在此时日好作些预备工作”[3](p314～315)。

鲍罗廷本非绝对反对迁都。开始，他主张这个问题应在占领武昌后最终解决，并以开好联席会议，调整广东政治格局为条件。联席会议甫告闭幕，广东省政府改组尚待着手，政治会议就改变暂都广州的决定。这自然有他的作用在内。中共中央局说：“鲍罗庭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关于迁移后所影响于前方后方的各种实际问题都没有弄好，贸然主张马上迁移，还发出一篇必需迁移的大议论。”[3](p347)这个抱怨，可作证明。

导致鲍罗廷态度改变的因素中，南昌克复、粤、湘、鄂、赣连成一片、形势发生新的变化等，不失为其客观基础。10月30日，总司令部政治部顾问铁罗尼关于武汉形势给他的报告，如蒋永敬所指出，可称另一诱因。铁罗尼用很大的篇幅报告了唐生智与的矛盾，称：“国民革命军来到武汉，却没有一个中央政治机构。尽管在长沙我们就主张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但到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权力和能力适当地处理政治事务。唐生智独自主宰形势，和他对抗的只有邓演达和陈公博这个懒家伙。”“很有必要有二至三名中央执行委员来此建立委员会。因为不如此，就不可能开始严格的工作，不能树立党的权力。”[7](p773～776)这个信息，通过鲍罗廷传递给政治会议，使政治会议相信：“现在武汉是最糟的，但是武汉是全国一个中心，又是重要的，不可放弃他，所以需要把国民政府拿去压一压，有几个大人物到武汉去或者还可以做一点事，使武汉的现象转变好一点。”[3](p345)铁罗尼对唐缺乏好感，认为他把自己装扮成革命的将军并不成功。但这并不妨碍鲍改变此前不信任唐的态度，他曾说在广州宁要不要，而在武汉则宁要不要唐生智。他利用唐的思路，与中共中央局确定“包围”而不是“抑制”唐，不约而同。

11月16日，鲍罗廷与徐谦、宋庆龄、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由广州出发经江西前往武汉。这是根据日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为迁都所做准备之一种，并不是计划外突如其来的行动。为使迁都问题得到解决，派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邓演达专门从武汉飞抵广州游说。11月26日，政治会议召开临时会议，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移武汉，第一批重要人员将于12月5日以前出发。12月2日，鲍等至南昌。4日至8日，与在庐山开谈话会，讨论外交、财政、政治、军事，“对迁鄂问题皆认为甚重要，必须从速准备”[8](p805)。会后，鲍罗廷与徐谦、宋庆龄、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按原计划前往武昌，并于12月10日抵达。

三

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决定，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到达武昌，意味着由他们分别担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司法部、交通部、财政部和外交部完成了迁移。12月1日开始，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机关陆续停止办公，国民政府并于12月5日发表北迁通电，出发人员分两批于12月7日和20日前往武汉。按照当时体制，国民政府处理政务必须秉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决定。为避免决策中断，鲍罗廷在已到武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谈话会上提议：成立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未到之前，执行最高职权。这个提议，得到与会者赞同。[9]12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以下简作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通电通告在武昌成立。鲍的提议和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使处于运动过程的党政中枢，一只脚跨进了新驻地的门槛，形成了部分既成事实。

12月19日，电邓演达，称“武汉联席会议议决案皆同意”[2](p851)。次日，再电武昌，“赞成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10]。可是，不出三个星期，情况发生变化。12月31日，张静江、谭延闿、顾孟余、丁维汾、何香凝等到达南昌。1927年1月3日，在南昌召集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三月一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开会公决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驻在地后，再行迁移。”此项决议，于次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无异议通过。[11](p374)

此前急于把中枢迁往武汉的，何以一改初衷？根本点当然还是源于形势的发展和他试图实施对局势的绝对控制。与政治会议变更中央各省联席会议暂缓迁都的决定、把不迁的理由翻炒成当迁的理由类似，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留驻南昌的意图，也就是原先主张迁鄂的理由。其核心在于是否有利于他在蒋汪关系、蒋唐关系、国共关系中占据优势。对于党政中枢迁鄂，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北伐东路军参谋长白崇禧曾不无疑虑。12月6日，蒋电复朱、白，称：“政府迁鄂，有益无损。勿念。”可是，庐山谈话会期间，议决财政统一方案，有人提议取消主席制；蒋提议请从速回任，与会者均表赞成。[2](p835～836)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唐生智并未被打压，反与鲍罗廷结合，似如虎添翼；共产党因军事实力人物的支持，操持武汉工运和湖南农运蓬勃高涨。更重要的是，顾问鲍罗廷虽然“拉”蒋，但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对蒋多所批评。因此，蒋不惜食言，改变决定，将已到赣之赴鄂人员留驻南昌。

也就在1月3日，英国水兵刺杀武汉集会民众；6日，在九江制造流血事件，引发中国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获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暂不迁汉，1月6日，徐谦、孙科密电、张静江和谭延闿，要求赣方暂守秘密，以免民众恐慌，影响武汉大局，并请电示留赣理由。[11](p374)7日，陈友仁、宋庆龄、蒋作宾电复蒋、张和谭，申述不宜变更迁鄂决议理由，内称“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务希坚持到底”，“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11](p375)。蒋没有来得及提出应付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方案时，徐谦等人一封电报让他正中下怀，电文提议两点：“一、组织政治分会。二、请南昌同志先来鄂，随后再决地点。”[12]南昌政治会议取其所需，决定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并指派宋庆龄等13人为委员。分会不能代行最高职权，不能指导国民政府各部，照此，迁都武汉的问题自然也就消解了。

鲍罗廷的态度如何呢？1月7日，鲍致电南昌，内称：“弟稍留数日，中央及政府地点赞成，但须稍缓”；“并陈缓迁理由三种”。[13]鲍使缓兵之计，可能与他等待莫斯科的指示有关。1月13日，斯大林电鲍罗廷，称：“近期不能等待。何况您的建议是有益的，即赴南昌说服，要他相信他的建议不恰当。您应该同能够影响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一起去。在您到达南昌前先告诉蒋，说不去，这可以减轻他对武汉的担心。作为妥协，可以同意总司令本人和司令部因前线关系驻在南昌，但国民政府和中央则驻在武汉。主要可提出如下理由：撤离武汉会导致帝国主义和北方军的进攻，因为他们会把撤离武汉看作是广州软弱的表现。”“我们将通过邵力子直接向转达我们的意见，即武汉应成为首都。”[14](p66～67)

南昌的决定，对鲍罗廷和武汉方面显然是一个打击。鲍本来持抑蒋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做出反制动作。出师北伐以来，鲍多次提出要解决农民问题，要召开省民会议，希望争取到更广泛的支持。他在南昌欢迎大会上说：“我们俄国同志要帮助的是中山先生的整个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而不是一民主义的，也不是两民主义的。”“如果不能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便不是真正的国民党，便不是三民主义者。”[15](p133)在武昌欢迎大会上，又提解决土地问题，重申“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不是一民主义的，也不是两民主义的”[16]。在1927年元旦汉口群众大会上，鲍称：“国民政府迁到全国中心点的武汉来了”，“这个国民政府是建筑在人民身上的，是我们人民的政府”，“人民是政府的基础，所以你们应该管理并监督国民政府及省政府”，其办法是组织省民大会。[17]1月12日，到访武汉，争取武汉方面返回南昌。15日以前，鲍罗廷同蒋长谈数小时，申述他本人和在汉人员的主张，建议就在武汉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把政府、党部迁鄂问题定下来，但蒋仍坚持一星期以后在南昌由政治会议再作研究。鲍的努力，未能奏效，而莫斯科的意图，亦告落空。

1月15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举行第十三次会议，徐谦主持。会议首先讨论了政治会议武汉分会问题。孙科认为按照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分会已无问题，但分会的权限需要向南昌请示。宋子文也认为最困难的是分会权限问题。陈友仁认为设分会，办外交不能代表政府。鲍罗廷接着做了长篇发言。他把以上发言焦点归纳为权力和权限两个问题，指出：“中央机关的权力一定要集中，不能分离，在革命进程中，如同时发生两个对等的权力机关一定要失败，因为有了两个对等的机关，一定要发生抵触。”设立临时联席会议，是因为原有的最高机关在移动中，不能实施其权力。“现在，政府已迁至长江，我们即不主张再有此种机关。关于分会的权限问题，我们一致赞同，政府及中央党部应即迁至武汉。”根据同蒋的交谈，他建议在目前一个星期内，“或开政治分会，或开联席会议，或者两会都暂时不开，均无不可，或者开政治分会但对外不必宣布”。鲍最后强调：“如南昌政治会议对于地点问题，已有最后之决定，则孙同志所提之权限问题，确是一个问题，因武汉为革命中心。南昌似尚未有最后之决定，故权限问题不必讨论。”

这是一个及时而重要的具有引导性质的发言。放弃讨论武汉分会的权限，实际上就是搁置成立分会之议。中央的权力是一定要集中的，按鲍的意思是要往武汉集中。接下去的讨论，就明确了。彭泽民指出：“如政府设在武汉，何必再有分会。联席会议为应付时局而设，现在政府已收回英租界，各国人看到革命的民众这样热烈，政府如能于此时迁来，实为最好之机会。现外交、交通、财政各部已在此成立，如再迁开，则对外(外交)对内(民众)均将发生怀疑。如政府在此，则整个的政治会议即在此，不必再有分会。”他主张仍用联席会议名义。蒋作宾亦主张仍用联席会议名义。宋庆龄指出：“政治不能统一，什么事不能统一。本人不赞成分会。如武汉设立分会，将来杭州、上海等处，均可设立分会，政治不易统一。”于树德认为组织分会并未接到正式通知，权限也未划清，在接到正式通知以前，暂时维持联席会议。王法勤先同意以分会名义开会，后赞成继续开联席会议。会间，只有何香凝认为可以分会执行职权。徐谦以“临时联席会议暂时继续进行”付表决，与会者“一致赞成”。当日会议即将结束时，鲍罗廷声明：“本人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后又聘为国民政府顾问，不能出席政治会议分会，现以顾问资格出席本会议，应有声明。”徐谦表示：“在此时期中无问题”。[18]鲍的声明，本质上在于强调联席会议的地位及其继续存在的必要性。

鄂赣间的对峙，由文来电往扩展到社会层面。1月15日晚，欢宴武汉各界，与会农、工、商、新闻各界代表一致要求国民政府立即迁鄂。邓演达甚至在会上领头高呼：“中央党部立即迁驻武汉！蒋总司令长久坐镇武汉！”蒋表示：“各界要求党部政府来驻武汉，我需向中央转达，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19]但是，21日，蒋电致武汉，要求组织政治会议武汉分会，联席会议毋庸继续。

1月24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举行第十七次会议讨论联席会议结束问题，何香凝主持。何提出联席会议不再继续，于外交颇不方便，应立即去南昌将此事决定下来。鲍罗廷没有出席当日会议，徐谦称张太雷前来转达鲍的意见，联席会议即使开会，也不好议决。对此，他表示有同感。彭泽民提出：“依目前外交形势，联席会议不能即停，这是党的事情。”董必武表示：“在南昌政治会议开会以前，联席会议应继续开会。”詹大悲也认为：“目前需要有联席会议”。结果，会议同意在武汉的政治委员尽快去南昌，并决定“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以前暂不取消”[20]。

联席会议在武汉照开，政治会议在南昌照开，“迁都之争”升级。1月25日，鲍罗廷电，称如有必要，他随时可到南昌。而蒋则满怀愤懑，把账都挂在鲍的身上。19日，蒋上庐山访张静江、谭延闿等人，“直言与鲍罗廷不相容”。21日，在致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并转李济深电中，声称对鲍“誓必驱而逐之”。[21](p22～27)2月22日，在九江与维经斯基谈话，称：“南昌和武昌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冲突的根子在武昌。”“对这一冲突的大部分责任要由鲍来负。”“近来鲍开始执行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命运非常危险。”23日，蒋继续对维经斯基说：“即使我现在反对鲍，也不等于我反对共产国际。我想您是相信我的。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迁往武汉。但有两点很重要：(1)迁政府同鲍离开有关系，(2)必须在党内确立严格的纪律。”[14](p132～134)蒋把目标集中于鲍罗廷，由于时机的关系，他暂时还不能抛开共产国际。26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请其自动撤回鲍罗廷。

四

2月8日，南昌政治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移武汉。至此，迁都之争似可谢幕。但是，谭延闿等人的行期一拖再拖，直到3月7日，谭才同何香凝、丁维汾、、陈果夫等抵达汉口，而、张静江则根本没有真正准备动身。迁都问题并未尘埃落定。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以后，中共中央改变了反对迁移的立场，表示“事实上我们不能不赞成此政府”[22](p22)。2月，彭述之在《向导周报》撰文，论说了国民政府应当迁至武汉的理由，并进一步指出：“国民政府目前的问题不仅只是迁移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民主主义的统一集中政权的问题”，“第一，须彻底打破军事的独裁，第二，须真正的革命民众参加政权”[23]。南昌的迁鄂决定公布后，武汉地区掀起新一轮要求党部政府立即迁鄂的浪潮，并把当前的矛盾和斗争提升为建设民主、提高党权的高度。2月11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时局进展与吾党目前之责任》的社论，论述了提高党权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提高党权等问题。16日，该报发表巩固党的权威、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等党务宣传要点。17日至26日，邓演达撰写的《现在大家应注意的是什么？》，由《汉口民国日报》以代论连载。他呼吁人们“认识目前的争斗是恢复党权，增进党权，是封建与民主之争，是革命与妥协之争，是成功与失败之争”。一些团体、机关纷纷通电，要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从速迁鄂，并响应党权运动。

2月21日，根据孙科的提议，扩大联席会议准期举行，25人出席，孙科主持。会议听取徐谦关于临时联席会议经过报告和陈友仁的外交报告，肯定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必要，并对其工作深表满意。听取了孙科的政治报告，决定即日结束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同时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正式开始办公。听取了顾孟余的党务报告。顾称：“我们要党的存在，要实现民主的集权制，必须党有最高权威。至于南昌、武昌的问题非偶然的，乃根本之矛盾，现在应如何解决，手段之缓急，须大家决定。”[24]孙科随即提出召开中央全会的问题。召集二届三中全会，本是庐山谈话会的共识。1月3日，鲍罗廷就提议：由联席会议在政治会议内提议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政治会议未到前，由联席会议先通知不在武汉各委员速来。会议通过了他的提议，[25]会后了通告。南昌方面亦于同日做出3月1日在南昌召开中央全会的决议。2月8日，又决定俟东南战事告一段落另定开会日期。对于孙科的提议，吴玉章、于树德、徐谦、邓演达、陈其瑗、恽代英、詹大悲、均表同意。邓演达说：“开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本席以为如待东南军事解决后再开是很错的，必至许多问题不能解决，无异于自杀，无异于自行宣布灭亡。”陈其瑗说：“数月来党内情形是专制，而非纪律，长此下去，不是国民革命是汤武革命了。目前各省党部处于混乱之中，非先将中央改组好不可。”说：“联席会议可以建议决定三月一日开会，由常务委员会发送通知，至于人数问题，本人以为够固很好，即不够亦须开会。这是革命的胜败关头，如不开将来在历史上要负重大罪咎的，故就令只有几个人亦应开会，凡事利于革命的要求即不妨做去。”经反复讨论，会议一致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于三月一日以前在武汉自行开全体会议”[24]，进一步行使了中央全会的召集权。

2月24日，武汉地区国民党员大会在武昌召开。大会主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董必武，号召“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权威，打倒一切封建势力”。与会人员气氛十分高涨，“虽风雨淋漓，群皆露立雨中，不稍退却，听至激烈处，群众且高呼‘打倒老朽昏庸份子，扫除封建势力，提高党的威权，一切权力属于党’等口号，呼时声震天地，革命空气紧张万分”。徐谦在演说中公开提出：“集中革命的力量，使共产党同志参加我们的中央”。[26]

从1月21日到2月21日，鲍罗廷仅出席过一次临时联席会议，21日的扩大联席会议没有出席。由于反蒋的气氛已经形成，并因武汉与南昌的尖锐对峙而不断高涨，故并不妨碍武汉方面的局势沿着既有轨道发展。

联共(布)、共产国际关注着这场角力。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鲍罗廷2月7日至10日发回的专电，向鲍发出指示：“我们认为国民党中央对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采取措施，第一，不要突出鲍罗廷，‘免得人们认为这场冲突是鲍罗廷和之间为争夺影响而进行的斗争；第二，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决裂的地步，以完全服从国民政府为限。’”同时给达夫谦发出电报，指示“最高领导机构坚决要求采取一切措施敦促尽快来莫斯科，以便共同讨论有关最高事务的问题”[14](p118～119)。3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发出由布哈林根据共产国际委托签署的电报，并转国民党中央成员，抄送中共中央，强调中国南方不能存在两个中心；绝对有必要在武昌召开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务必参加，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国民党中央决议；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绝对需要密切合作。[14](p149～150)

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预备会，10日至17日召开正式会议，没有理会延迟至12日开会的要求。10日，刚刚到汉开会的当场退会并立即返赣，向蒋报告了会议情况，蒋愤怒至极，大骂“鲍氏之肉，尚足食乎”[21](p117)。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案》、《统一革命势力案》、《修正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案》、《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会宣言》等文件，改选了国民党中央各机构成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会议反对的分裂主义，在有所限制的同时保留了蒋的地位。3月20日，新一届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宣誓就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迁都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五

综上所述，对于鲍罗廷与国民政府迁移的政治角力，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这场博弈，其实质是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和共产党人联手为一方与另一方围绕领导权所展开的斗争，鲍罗廷充当了前者的代表。迁都问题的解决，鲍罗廷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些关键性的建议都是他提出来，经国民党政治会议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议决而得以实施的。具体说来，第一阶段，在提出迁都动议之后，他设法将其搁置，把工作重点放在准备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和加强广东政权上；第二阶段，中部地区形势变化，他不顾中共中央的继续反对，主张政府迁移；第三阶段，倡议成立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并设法坚持临时联席会议；第四阶段，促成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巩固迁都、反蒋成果。

另方面也应看到，迁都的实现非鲍罗廷一人所能为。参加革命资历不浅，但直到国民党二大才成为党、政、军领导集团之一员。“三二○事件”后，被排挤离职，蒋通过“整理党务”和准备北伐，把党、政、军大权全部集中在手中，他向财政部长直接下指令，也等于控制了财权。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走到这一步，如同一个暴发户，因而党中不同势力对他的反对比较普遍地存在。1926年7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临时全体会议改选常委会主席，出席会议35人，仅以18票当选，[27]就是一个证明。这是迁都之争中，鲍罗廷能够整合到各种资源的客观前提条件。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共产党，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徐谦、孙科、陈友仁、宋庆龄、邓演达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谭延闿亦被争取过来。如果单凭鲍罗廷“劫持”，那是不可想象的。

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最终完成迁移武汉，鲍罗廷的主张得以实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胜利。在是否立即迁都的问题上，一度受挫，继而如愿；在迁往武汉还是暂留南昌的争夺中，蒋被迫放弃立场。然而，他以退为进，通过经营东南，取得了挑战武汉的强大资本，并集中了反共、倒汪势力，在决裂中占得优势，并进而导致国民革命失败。

迁都之争的胜利不能巩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并与鲍罗廷的战略、策略直接相关。北伐之初，鲍就奉行守株待兔式的利用北伐投机的方针，等待失败，等待他向左转。[28]迁都之争的全过程，都体现了他迎汪、扶唐、抑蒋的主张和策略。对抗暂驻南昌期间，鲍摆出反蒋的架势，但并未突破“抑蒋”的范围。武汉的统一战线是广泛的，但政治面貌的复杂性和目的的多样性，使它难以形成持久的合力。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等站在民主立场，反对蒋的专制；顾孟余、陈其瑗等则主要站在拥汪的立场；徐谦、孙科等人自身与蒋的矛盾占有较大分量；唐生智的反蒋显然更多具有个人原因，他们的反蒋都是暂时的；共产党人对蒋斗争坚决，但一般说来也不是没有限度。这样，鲍罗廷周遭的阵容看似强大，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坚不可摧的力量。

鲍罗廷的战略和策略，追根溯源，来自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为中国革命制订严重脱离中国国情和实际的战略和模式，并加以集权制指导的结果。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把看作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整个迁都之争直到“四一二”大屠杀前夜，都企图以相当的妥协和退让来拉住，维持国民党的统一，维持党内合作形式的国共合作。这既是对鲍罗廷，也是对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极大的束缚。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对蒋的容忍，让他得以继续以总司令的名义号令部队，克复沪宁，把握东南，“四一二”大屠杀更使共产党措手不及，便是有力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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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武汉市民庆祝大会上鲍顾问之演讲[N].汉口民国日报，1927-01-06.

[18]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十三次会议议事录[Z].1927-01-15.

[19]蒋总司令昨晚欢宴各界代表纪盛[N].汉口民国日报，1927-01-16.

[20]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十七次会议议事录[Z].1927-01-24.

[21]事略稿本：第1卷[M].台北：“国史馆”，2003.

[2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23]述之.国民政府迁移问题[J].向导周报，1927，(188).

[2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记录[Z].1927-02-21.

[25]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九次会议议事录[Z].1927-01-03.

[26]武阳夏党员大会庆祝示威大会热烈[N].汉口民国日报，1927-02-26.

陈友仁范文篇4

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中华儿女是祖国母亲优秀的儿女，斗转星移，当雄狮醒来，发出怒吼的时候，万千炎黄子孙扬眉吐气，中国，你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母亲！

一代又一代，人类生生不息；一辈又一辈，人类书写历史，翻开那本凝重、写满沧桑的巨书，记载的不仅是曲折变迁的文明史，而且还是人类世界的主宰向大自然发出的挑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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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枝开始独身一人闯世界。刚来江的日子里，xxx遭遇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境，她满腔的斗志豪情与残酷的现实剧烈的磨合着：在孤独难捱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那些从小到大在一个房檐下生活的亲爱的人儿，转眼已居千里之外，家人的欢声笑语仿佛在耳边回响，他们熟悉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伸手触及的却是冰冷的墙壁。没有食堂，只好买只电炉做饭，可从小生就是父母怀里最疼爱、也是最小孩子的她却还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每天下班回来，已经疲惫不堪的她要自己动手买菜做饭。一向事业心强的她认为，生活可以艰苦些，工作是一定要用心去做，为适应岗位的要求，她必须抛开一切杂念，全身心投入到培训中，以勤奋的学习来掌握技能知识。周旋在以往生活渐行渐远，在新的生活向她发起不断挑战的岁月里，xxx顶住压力，勇于接受磨难给她带来的一切，以自尊自强、奋斗不息的精神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她写信，写日记，把内心的痛苦转化为美丽的文字，见证自己的成长；她和几个姐妹彻底交谈，在倾诉和倾听中，消融着日积月累的负荷，把阳光引进渴望甘露的心田，她向长辈讨教，跟她们学习做饭，虽然有过将白菜用水煮着吃的经历；她秉烛夜读，牺牲宝贵的休息时间猛攻《电学》，那是她从未接触过的学科……

xxx用事实说话，又一次出色的说服了家乡的父老乡亲：在汉干得好，在江一样干得好！她很快转变角色，成为一名有知识武装，充满活力的新时代女工。

中国是一个曾经经历过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统治的国度，尽管现代文明之风刮遍神州大地，但抛却理想状态的假想，在那不平等的意识中，依然是永远的弱者和那美丽的花瓶——女性，生来就注定要承担更多的负荷，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去赢取属于自己的人生。

xxx有了自己的家，丈夫和她一样，都是从汉拓工来江的。孩子出生后，她更忙了。没有双方父母的鼎力支持，面临第一次做母亲的喜悦，xxx依然那么坚强。房子小，工资低，丈夫经常加班，孩子无人看管，xxx干脆换了夜班与丈夫错开时间，给孩子应有的爱。她保持着一贯的好学，xx大学自修汉语言文学的课程不能拉下，她要求丈夫和她一样也不能拖延功课，夫妻俩互帮互学，经常一边哄着孩子，一边抓紧时间学习。孩子身体不好，为此xxx操碎了心；同时，她因为工作出色，被调往厂空压站，新的学习任务落在她的肩头，和她初入江一样，她再次站在生活的浪尖，她要做和大风大浪搏斗的勇敢的水手！

陈友仁范文篇5

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中华儿女是祖国母亲优秀的儿女，斗转星移，当雄狮醒来，发出怒吼的时候，万千炎黄子孙扬眉吐气，中国，你是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我们引以为豪的母亲！

在xxx公司xx车间，就有这样一位敢于挑战人生的女性——xxx。是xx人，来江前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在xxx厂上了五年班，在修织工的岗位上，由于工作出色，她还当过厂里的“操作能手”。19xx年x月xx日，这是xxx一生难忘的日子，她作为xxx公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司的职工子女报考并考入了xxx厂。此举让许多人怀疑，大城市的女孩跑到小城镇发展，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身边没有亲戚朋友的照顾，一切得从零开始，一个弱女子能应付吗？在众人的眼光里，这天，她发誓：一定好好工作，不让别人小看自己。

陈友仁范文篇6

生态环境优美，气候宜人。麻丘镇境貌酷似一位秀发飘逸的少女，又像一匹随风飘舞的彩缎，自北向南铺展在南昌城东最大的天然湖泊——瑶湖的东岸。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具有亚热带湿润温和的气候特征。年平均气温17.45℃，年降水量1520.9㎜，全年无霜期276日。拥有I级空气I级水质。空气清新，四季宜人，春天堤岸烟柳，万顷瑶湖碧波荡漾；夏天菱荷吐艳，也是难得的天然浴场；秋天水鸟遨游，可览“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胜景；冬天湖面候鸟成群，每到冬季，数以万计的白鹭、天鹅、大雁、野鸭等十余种珍稀候鸟落户瑶湖，形成了瑶湖的又一个独特的自然景观，是闲暇观鸟的好去处。在这里，既可感受到“绿水如蓝”的江海气魄，又可欣赏到“水静如镜”的河湖秀色，是一幅自然界的迷人的画卷，人们习惯用“天上有瑶池，人间有瑶湖”来称赞瑶湖的美丽。

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麻丘镇西抱瑶湖，东接塘南，南靠抚河，北连滁槎，地势平坦，交通便捷，从南昌市中心城区到麻丘仅10分钟路程。通往余干、万年、景德镇乃至浙江沿海的省二级公路——昌万公路穿境而过，并与京福高速公路乐温段在境内交汇，是连接105国道和206国道的重要干线公路。乐温高速公路最大规模的乐温、昌万互通立交和监控中心设在麻丘。麻丘是从乐温高速下来的大量人流、物流由昌万线进入南昌市区最便捷的路线。加之境内原有的南峡线、武泾线，麻丘已成为南昌市东面的公路交通枢纽。由于这些重要公路网络和瑶湖大桥的修建，使南昌市的东大门已彻底打开，麻丘在此中的区位优势凸显。电信、供水、供电等已形成网络，南昌市35千伏和110千伏两大供电网覆盖全镇，为生产、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

文化底蕴深厚，人杰地灵。麻丘历史悠久，钟灵毓秀，许多文人墨客留下丰富的文物遗址，历代骁将名儒留下神奇的动人传说。麻丘镇宝塔村东南隅高耸的蜚英塔，是明朝万历十四年进士周著所建。周著因在平息四川奢崇明叛乱中战功显赫，官迁左布政使，明熹宗御准他于天启元年兴建此塔。传说当时途径此地“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建于东汉时期的刘城庙，是三国时扬州刺使刘繇和吴国名将太史慈训练水军的屯兵之地，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刘城古庙与长港古渡、厚浦渔歌、龙桥活水、万溪桥木、普济晨钟、大雄梵刹、二圣神灯合称“瑶湖八景”。鲁溪花园、东鲁书院因清朝光绪年间鲁溪魏紫侯、魏建侯兄弟双双考中进士而名噪一时。此外，还有三国遗址周瑜墓、黄盖墓、吕蒙岗等古墓群，元末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鄱阳湖大战的古战场遗址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元帅纪念室等。

第三产业发达，市场繁荣。瑶湖大酒店、大昌大酒店、聚贤大酒店、江平大酒店、德财旺饭庄等一批中高档酒店生意兴隆；顺心塑料包装厂、南昌顺心食品有限公司、南昌三维饲料加工厂、南昌百树教育集团麻丘高级中学等一批知名企业落户麻丘；镇内形成了“南有武溪萝卜批发市场，北有麻丘商贸城”的市场体系。武溪萝卜批发市场开设店铺70多家，摊位200多个。商贸城新开铺面350多个，摊位230多个。集镇形成了餐饮、服装、小商品、小百货一条街，市场繁荣，购销两旺。集镇临街店面利用率达90％以上，家俱城、家电城、批发部、五金店及摩托车销售行等呈现出“品种齐全，行业多样，商贸繁荣，百业兴旺”的喜人局面。在特色街、专业市场的辐射带动下，拓展了一批相关、相连的经营项目，促进了全镇第三产业进一步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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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党史，要注意四面八方

胡乔木指出:“党的历史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不能分开的。”“离开社会的发展，孤立地讲党史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他认为，注意四面八方写出来的党史，才能不只是一线一面，而是立体的。注意四面八方，党史就必须写以下几个方面:

1.要写人民群众。党史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党的斗争是反映群众要求的，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要让人们看了党史以后，真正感到党是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的，是尊重人民的；而不只是党自己在照镜子，左顾右盼。

2.要写朋友。党是依靠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这些人，如宋庆龄、陈友仁、鲁迅、邹韬奋，如杜重远、阎宝航等等，在党史中应当有他们的地位。我们党在困难时得到人家的帮助，作为胜利者来写历史时不能把人家忘了。不写他们，那是一种狭隘的宗派观念。

3.要写地方与普通干部和党员。党史既要写党的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活动，也要写地方组织、党的优秀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活动。不能因为领导的错误就把党的群众性斗争一笔抹煞。党史上的优秀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斗争，都应该有生动形象的记录。胡乔木指出:“我们要在人民斗争历史的背景下写党史，党中央和领导人要写，但要避免分量太大。”“党史不要只讲党中央这样正确，那样错误，还是应把人民的斗争、党的斗争，热气腾腾的局面反映出来。”

4.要阐明党的每一步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为了更有说服力的阐明这一最基本的历史经验，还必须将中国党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行比较研究。

●要搞清楚理论问题，通过党史表述这些理论

在1985年11月4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送审本讨论会上，胡乔木讲话指出:“写历史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写一本党史涉及许多理论问题，不是系统地讲理论，而是通过党史表述这些理论。”

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胡乔木指出:“要写这个《决议》，理论部分要给予很大的注意”，“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把中国革命究竟走了一条什么道路，要怎样继续走下去，写出来。”“《决议》里要有一种现实的力量、理想的力量。”胡乔木把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功过是非的评论，同理论问题的研究联系起来。他指出，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出于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论述的误解和对于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的教条化。同时，他又指出:“的确打破了共产国际的专制、教条化倾向。”并具体分析说:“同第三国际的指导方针做了长期的斗争，这是非常显著的事实。今天讲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怎么结合？就是要研究中国的实际，从实际出发；就是要联系群众，从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把这些发展成了一个观点、一个工作方法的系统，还可以加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确实在世界政治上显出中国革命的特点。”

●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认识、评论和解释党史上的问题，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

胡乔木注重党史工作的战斗性，又强调党史工作的科学性。他要求，“对党的历史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化，精密化，更要重视详细地占有材料”；他指出，“只有充分地占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资料，把这些资料甄别清楚，才能弄清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才能写出有战斗力的历史论著”。他要求，《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本书，“我们要尽量写得客观、求实，不抱有任何偏见，按照历史原来的面目写出来。”对于书稿中涉及的党史上的一些有争议的、比较敏感的问题，他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有些问题还亲自动笔修改。他所作的叙述和论断，鲜明、准确，得到党史界的赞同。

胡乔木还强调，研究历史要保持客观的态度和广阔的视野，要写得公正、准确。他指出:“历史是个复杂的整体”，“我们要有比较广阔的视野，用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分析历史。”他又指出:“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不在研究的时候保持客观态度，就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这要与我们的感情发生矛盾。但是，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不可理解的事我们还是要去理解，否则我们就要像雨果那样，尽管在他写的书里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却并没有把历史解释清楚。把拿破仑第三的阴险、狡猾描写得淋漓尽致，也还是没有把‘雾月十八日事变’解释好，而马克思则不同，他还是作了多方面的分析。”

●不能把丰富、生动的历史写得平淡无奇、枯燥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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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的途径

“真”的途径有写实主义和科学主义。“写实”有三种：一是发现、摹写真实世界中趋于理想的事物；二是发现、摹写真实世界中不理想的事物；三是尽可能客观地再现真实世界。写实主义的缺陷是既不能表达不在场的历史，也不能表达不在场的未来。“科学”依据逻辑推理、判断和实证而工作，科学解释、推断世界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科学论证”便成了最接近世界本源的真实的世界。其不足在于大多数科学论证只在某个体系内自圆其说，失去体系前提，论证便不攻自破。“写实”竭尽所能地回答世界是什么，却回答不了世界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科学在论证体系里回答世界是什么，世界从何而来以及向何而去。科学和写实在本体上有部分交集，方法上却大相径庭。

2.“善”的途径

“善”基本是遵循人类的理想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和人类从何而来？人类在没有科学论断的情况下，设想了神的存在，而世界和人，是从神的世界诞生的。中国的女娲造人和古希腊神话以泥捏人的故事是那么惊人地相似。宗教的产生与发展更是为人类理想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合理合法的净土与息壤。人类有了科学论断以后，“善”因为可以不受科学体系的限制，可以没有逻辑循环的困惑，可以跳出真实世界的桎梏，用想象和理想去架设一个全新的美好世界，因此“善”对世界的走向具有引导作用。

二、中国艺术精神与非中国艺术精神的不同之处

这里探讨的非中国艺术精神主要是指源于古希腊的艺术精神。具有同源性的中国艺术精神和非中国艺术精神通过“真”的途径，分化出科学和写实主义艺术门类，通过“善”的途径，分化出宗教和理想主义艺术门类。中国艺术精神和非中国艺术精神的区别在于：中国艺术精神中“善”的比重比非中国艺术精神中“善”的比重大，“真”的比重相对较小。首先我们可以比较中国神话和西方神话中神的形象。中国神话故事中的神，如观音、如来、玉帝以及诸菩萨等，都是尽善尽美的化身，古希腊神话故事中诸神之间杀伐争斗，像是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终是脱不了现实的影子。其次我们可以比较中国悲剧和西方悲剧。中国悲剧的剧中人物即便遭遇再多冤屈，剧终时也多有昭雪或补偿机遇。《窦娥冤》里窦娥为了救出被张驴儿冤害的婆婆，谎称张驴儿父亲系自己所毒，死后血溅素练，真如她誓言所示，六月飘雪，楚州三年干旱；窦娥父亲考取状元后，窦娥显灵诉冤于父，其父将张驴儿一干人收审，得知张驴儿欲毒死窦娥婆婆霸占窦娥，张父乃是被张驴儿误毒而死。《侧美案》说的是陈世美趋炎附势，考取状元后，隐瞒婚史，弃家中糟糠之妻秦香莲于不顾，与公主成了亲，秦香莲去寻亲时，陈世美怕隐情暴露，三番五次派人暗杀其妻，此事后来被包拯得知，硬是将驸马爷陈世美推向了断头台。但是这故事似乎又另有昭雪，说的是包拯是宋朝人，陈世美是清朝人，且这陈世美也不是那样的人，杜撰者硬是将他们捏在了一起，这又是另一段公案了！西方悲剧多是一悲到底，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悲剧，多是如此。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代表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说的是普罗米修斯同情人类，从天上盗得火种广撒人间，给黑暗的人间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宙斯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将其缚于悬崖上，并派苍鹰不停地啄食其肝脏。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品《俄底浦斯王》说的是俄底浦斯自小被父母遗弃，因为有巫师预言俄底浦斯将会杀父娶母，俄底浦斯在另一国度被人收养并长大成人，因才能异常，成为一国之主，一次战争中，俄底浦斯杀掉邻国国王，并虏掠王后，与其成婚，几年后俄底浦斯得知这个预言，悲痛不已，刺瞎双目，离国而去。“舞台上的哲学家欧里庇得斯的主要作品是《特洛亚妇女》和《美狄亚》。《美狄亚》说的是一名性情刚烈、迷信于爱情的具有法术的女子美狄亚，为了与一见钟情的伊阿宋在一起，不惜杀了前来追赶的弟弟，并将其弟碎尸遍野，以拖延父亲的追赶部队；和伊阿宋一起生活若干年以后，伊阿宋移情别恋，美狄亚杀了伊阿宋的情人，又杀了两个孩子和伊阿宋。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写了著名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哈姆雷特》刻画了宽厚善良却又生性懦弱的哈姆雷特王子，面对杀父仇敌，却屡屡错失复仇良机，连累了心上人一家，最终与杀父篡位的凶手同归于尽。《奥赛罗》刻画了多疑、心胸狭窄缺乏判断力的奥赛罗形象。奥赛罗受利益对手挑唆，怀疑妻子与下属有染，于是掐死妻子，知道真相后，自杀身亡，满足了利益对手的意愿。中国艺术精神中充满了理想主义，连中国的图腾形象“龙”都是理想化的。龙竟然集中了九种动物的精华之处，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而不像别的国家只是用某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作为图腾。比如美国将鹰作为图腾形象，英国将狮子作为图腾形象。由此可见，中国人是多么地追求完美！中国艺术精神和非中国艺术精神的这种区别，也催生了各门学科的此消彼长。西方的科学、实证得到了长足发展：达尔文的人类进化论、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杜威的实证主义，以及写实主义的文艺作品（文学、绘画、雕塑），文学方面像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小仲马的《茶花女》，英国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普菲尔》、《雾都孤儿》，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德国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葛兹·冯·伯里欣根》，美国小说《飘》、《根》，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等等；绘画方面像米开朗琪罗的宗教人物画、达·芬奇的肖像画《蒙娜丽莎》等等；雕塑从《拉奥孔》到《米洛的维纳斯》再到《掷饼者》等等，无不浸透着现实主义思想，无不发展到难望其项背的程度。中国儒家塑造理想世界和人格的思想源远流长又根深蒂固。孔子提倡“仁而好学”、“君子”、“礼、乐、中庸”，孟子则主要以天下社稷的稳定为目标，规劝君主注重修为，如“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等。中国儒家这种注重“内省”的思想，学者陈友峰在《中国戏曲本体新论》中曾这样说道：“儒家这种内在的自觉性不仅成为中华民族道德体系的基石，而且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人在遇到精神危机时，不是在抗争中求得存在，追求中求得解脱，而是‘反求诸己’，通过‘内省’、‘求和’的方式，获得心理的平衡和内在满足。”[2]中国道家思想虽然试图说出某种真相，如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但还是脱不去理想而浪漫的外壳。如庄子的“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以及“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等。《道德经》与庄子诡丽空灵的文论像欲说还休、语焉不详的历史断片，给阐述说提供了莫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化的佛教则对现实世界的不理想做了最后的理想补救。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等，给了国人无尽的安慰和想象。宗教，像一场大雪覆盖着人类阡陌交错、沟壑万千的心灵世界，这世界看起来是那么完美，可是这心灵世界已经寒到了极点。中国传统文化几乎跳过了写实阶段，将抒情写意发展到了极致。中国的这种艺术精神贯彻到历史学中，使中国的历史有时也需要用考证的眼光予以解读，贯彻到科学领域，则科学有时也经不起推敲。

三、中国艺术精神与西方艺术精神不同的原因分析

1.地理环境的影响

中国地大物博，内陆面积大，平原广阔，交通不便利，中国先民多以农业生产为主，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大多是家族式的生活模式，对世界和人的认识充满了想象，人与世界的关系是统一的，天人合一的；西方国家海港城市较多，交通便利，商业萌芽较早，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二元对立的，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有了实证的可能，再加上交换的需要，促进了精神和物质的发展。

2.社会环境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封建残余遗流至今，社会环境的不理想，致使人们将理想状态作为主要的精神寄托和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而且因为中国国民普遍缺乏抗争性，理想主义在艺术中曲折委婉地体现得尤其明显。西方国家民众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辨析、抗争以及改变环境的能力都相对较强，现实主义浸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3.阶级统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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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家庭教育；教育结合；教育元素

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教育元素可在现代家庭教育中起到重要作用，在我国的古典书籍中，有《弟子规》、《颜氏家训》、《论语》等，都是优秀的教育类作品，可为当代父母的家庭教育提供道德范本，促进孩子形成在正确的价值观。但在当代快节奏的社会生活状态下，许多父母并不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或是对孩子的教育采取暴力措施，或是对孩子的教育实施放任政策，这都是不利于孩子成长的。正确的现代家庭教育应以传统文化为楷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选取其中符合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并加以有机的优化与融合，才能实际应用到家庭教育中，并在现代家庭教育中起到良好的行为品质影响作用。

一、现代家庭教育的要义解析

由于家长所接受的家庭教育会对家长个人的家庭教育观产生一定的影响，故当代许多家长的教育理念会显现出明显的传统化倾向，即对孩子的教育分为“溺爱”与“暴力”两种，尽管大部分的家长都能在其中找到平衡点，但仍有家长在二者之间未能找到平衡区域，而造成家庭教育的失败。家长首先要思考，家庭教育的要义是什么？不同的家长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的，一些家长认为教会孩子生存的技能最为重要，而一些家长则认为教会孩子做人的道理最为重要，但家长自身是否为孩子树立了正确的榜样呢？这一点就需要从事实上进行评判。曾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家长在经商时遭到了失败，于是就教育自己的孩子必须要努力读书，要付出比他人更多的努力去读书，而孩子长期处于学习压力之下，成绩不升反降，这位家长就对孩子采取了暴力手段，于是孩子反问：“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凭什么要求我？”家长的态度自然是更加暴躁，但从这一故事中也可以看出，父母是孩子成长的榜样，若父母对孩子提出了一些看似过分的要求，孩子的心中自然会受压力的影响产生负面情绪，若这时父母依旧没有做出正确的引导，那么家庭的教育一定时失败的。因此，我们可以浅显的分析出，现代家庭教育中最为重要的是教会孩子“思考”。每个家庭都会给孩子带来“思考”的能力，但其是否能够称之为“思考”则有待评判。所谓“思考”能力，就是人在面对事物是要具备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认知，并从其中发现一些自己的道理，孩子在启蒙阶段、成长阶段所接触的第一任教师就是父母，父母所带来的影响是其他人所无法消除的，若父母本身就未能带给孩子有关“思考”方面的教育，那么在这样的家庭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也一定是缺乏“思考”能力的。而传统文化在现代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就在于能够正确的启发孩子的思考，这也是现代父母应该学习的必修课，“如何将传统文化中的教育元素与现代家庭教育相融合”，这一命题也等同于“如何发掘传统文化中的教育元素”。举个例子，如《弟子规》的序言篇中有“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两句，孩子的认知能力有限，但父母在用这两句话教育孩子的时候，可以抓住其中的“孝悌”与“谨信”，孩子就会对此产生疑问，“什么是孝悌？什么是谨信？”，那么父母就应进一步作出解答，孩子在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也形成了正确的认知与思维意识，从接受父母的解答过程中也培养出了善于思考的习惯[1]。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家庭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一）传统文化具备教育价值。从表层意思上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家庭教育的联系并不密切，但实质上传统文化中具备诸多教育元素，那就是传统哲学。传统哲学为后人所留下的经典，是现代人取之不尽的，如《弟子规》就是现代家庭教育的珍贵宝藏，其中包含着对孩子的道德教育，能够从潜移默化中对孩子的思维意识、人生观等方面形成有益影响。尽管传统的哲学总是习惯从天、地、人的角度出发宣扬“天人合一”等思想，但就哲学的理论而言，这种思想所衍生出的道德观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并且是具有一定的教育价值的[2]。（二）传统文化具备深邃灵魂。传统文化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即使在当代社会中，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中国所遵循的“儒家思想”就是传统文化的经典内容，其中对人们灵魂的滋养已延续了上千年，也使得当代中国人仍将儒学奉为至宝，正是由于其中的灵魂之深邃、文化之绮丽，所带给人们的精神享受。而在现代家庭教育中，父母也应合理的利用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价值，使传统文化给孩子的灵魂滋养更多，那么孩子的鉴赏能力与分辨能力也就更强。王守仁先生曾经提出“勿近勿助”的教育理念，指的是父母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帮助，否则就会让孩子丧失表达能力和自主能力，这也是传统文化带给家庭教育的要素之一[3]。（三）传统文化具备认同作用。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缺乏精神认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人们容易被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所迷惑，造成“迷心逐物”的现状，这种“现代病”在当今社会中并不少见，而在如此大环境的影响下，孩子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是否能够剔除这些劣性教育元素，这就与父母所采取的教育方式具有直接的关系。父母在工作之余回到家中，对孩子的教育态度能否与社会生活相剥离，对孩子的社会劣性影响能否降为最低，则需要通过一些教育方法来补充家庭教育的内涵，那么传统文化就在此充当了丰富内涵的作用，能够帮助现代人形成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并以文化元素影响精神力量，从而使孩子接受更好的现代家庭教育，形成独立、健全的人格。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家庭教育的结合策略与教育案例

（一）“孔融让梨”培养孩子恭谨、谦让的品质。随着当代生活水平的提升，孩子的生活条件已经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家长若不能给孩子以正向的教育，就容易发生“溺爱”的问题，使许多孩子在伙伴相处的过程中非常“蛮横”，这就呈现出家庭教育的失败来。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恭谨、谦让”的实例数不胜数，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就属“孔融让梨”的故事，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就可从小培养孩子要懂得礼貌，用孔融让梨的故事教会孩子要懂得谦让。孔融在七岁的时候，父亲让他和兄弟们一起挑梨吃，孔融从中拿了一个最小的，父亲问他为什么要拿最小的，孔融回答：“哥哥们比我大，应该吃大的。”父亲又问：“你不是比弟弟们大吗？为什么也要拿最小的呢？”孔融回答：“因为弟弟们比我小，我理应谦让弟弟。”这一典故就代表着我国古人的“谦让、恭谨”的思想，而父母在现代家庭教育中，就可在吃饭之前给孩子讲述这个饭前故事，让孩子在适当的场景中形成良好的代入感，并从眼下做起，循序渐进的养成恭谨、谦让的品质，久而久之也就自然形成一种生活习惯[4]。（二）《弟子规》培养孩子孝顺、勤奋的品质。当代的家庭教育中，许多爷爷奶奶都容易对孙子形成溺爱的心理，对父母的管教置之不理。曾有一典型的案例，某位十岁的孩子竟对母亲动手，当父亲要出手教育时，奶奶赶紧出来护着孙子，不让父母管教。有许多年轻人感慨“当代的父母越来越难做了”，“隔代亲”的家庭教育应是良性的，而不应是过分溺爱，否则就丧失了教育的本质作用。与此同时，父母更应注重培养孩子孝顺的品质。《弟子规》中曾有“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从研究中发现，不少父母在教育孩子学习《弟子规》时，往往就是让孩子进行背诵，这种教育更像是一种“才艺展示”，孩子并不理会其中的含义，却背的滚瓜烂熟，这无疑是丧失教育初衷的行为。这句话的意思是“父母呼唤自己的时候，应动作迅速；父母吩咐事情的时候，应及时去做；父母教诲的时候，应恭谨的聆听；父母责怪的时候，要虚心接受”，在当代家庭教育中又可理解为“要听父母的话”。孝顺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优良品质，古语有“百善孝为先”，直至今日，也应将孝顺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当代父母不妨借助此类传统文化教育孩子，培养孩子孝顺、勤奋的品质，在长辈呼唤的时候，孩子能够自觉地、及时地回应，这也是中国人必须要具备的基本礼仪[5]。（三）《论语》培养孩子诚信、感恩的品质。诚信和感恩是当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品质，也是现代家庭教育中最为关键的两个教育元素。由于孩子的认知程度不够且自制能力较弱，在诚信方面的认知往往更加依赖于父母的教育。但诚信和感恩并不是口头教育就能够帮助孩子形成的品质，而是要结合实际行动，让孩子体会到诚信与感恩的难能可贵。如孩子在已经与其他人达成约定但是要爽约的时候，父母就可以用《论语》中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来教育孩子应当遵守承诺，或者是“人无信不立”等等，告诉孩子诚信对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并列举生活中的实事，让孩子看到父母也是诚实守信的人，孩子的行为品质才会受到正向的影响。而感恩却是现代家庭教育中常容易被忽略的一点，许多家庭并不注重对孩子进行“感恩教育”，认为“父母为孩子做的一切都是应当的，孩子并不需要感恩”，久而久之，孩子也认为“父母的爱是理所应当”，慢慢的孩子就会形成“无条件享受周围人的付出”这种错误的认知。缺乏感恩品质的孩子也必然缺乏周围人的认可，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必须要对孩子的成长负责。教会孩子感恩，让孩子学会如何去表达感恩，都是当代父母的必修课，比如孩子在接受他人的帮助或馈赠时，孩子要主动且及时的说“谢谢”。当然父母也要给孩子讲“为什么要感恩”，其中就有古语中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父母不仅要让孩子懂得感恩，更要培养孩子宽厚的胸怀，如《论语》中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都是传统文化中的教育精髓[6]。

传统文化的涵盖内容非常广，其中可应用于现代家庭教育的元素非常多，其中也需要家长对传统文化具备基本的认知，才使传统文化在家庭教育中得到正确的应用。而家长也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形象，否则若行为与教育出现“展示链断裂”，那么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将会无法估计。在现代家庭教育中，传统文化无疑是最好的教育工具，不仅能够对孩子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还能够培养孩子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品格。

参考文献

[1]吕蒙蒙.论文化家族对我国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5,29(06):11-14+67.

[2]赵杰红.以德育人下的朱熹家庭教育思想启示[J].兰台世界,2013(06):97-98.

[3]张威.家庭教育咨询中求助者与助人者的行为特征和互动方式分析与思考——基于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咨询性社会工作[J].社会工作,2015(06):47-91+126-127.

[4]徐振勇.家庭教育对学生学习影响的调查报告[J].二十一世纪教育思想文献,2007(01):4-9.

[5]陈友义.潮汕家训的文化审视[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6(06):37-42+9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