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原则范文10篇

诚信原则范文篇1

本文作者：施建辉工作单位：南京大学

一、诚信原则的历史、发展、相关原则及其立法宗旨

诚信原则为诚实信用原则之简称。它起源于古罗马裁判官采用的一项司法原则。在罗马法上,本身没有诚信原则之规定,而是裁判官在审理民事纠纷时以诚信原则考虑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和社会所要求的公平正义。诚实信用其时只是一个观念,它从道德观念中吸收而来,用在一般的恶意抗辩诉权中。实际上当时的罗马法盛行合同形式主义,合同的形式甚于合同当事人的意思真实,故诚信原则只是个别案件的例外适用。将诚信原则作为债务履行原则加以规定的,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这有两个发展变化期:其一,诚信原则在债法中对当事人提出要求,要求当事人,特别是债务人以善意的心态来履行契约的义务。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第3款规定:“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亦即诚信原则表现为当事人的善意心态。其时的诚信原则实际是契约当事人的守法原则,其作为司法原则的作用暗弱,因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契约自由是神圣的原则,双方当事人合同的约定可排除诚信原则的适用,故不必说执法者可依诚信原则来探求并干涉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了。其二,除要求当事人在履行合同债务时,应持善意、意思表示真实、信用外,在法律未有规定或当事人未有合同约定或合同约定不明确时,要求执法者以诚信原则来判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合同行为基础及利益的均衡。这一时期诚信原则作为司法原则,其作用表现在执法者可依诚信原则来探求当事人的意思,协调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尽管如此,诚信原则功能仅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补充,并未越出合同自由的范畴。诚信原则作为社会观点来限制私权及私权滥用的是在资本主义垄断时期,最早为德国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所规定。德国民法典第2条规定:“任何人均有自由发展其人格之权利,褚尊暴豁麟院9‘届研究生、东南大学法杯讲师‘2’。093,但以不侵害他人之权利与不违反宪法的秩序或道德规范为限。”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信及信用方法为之。”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都重新增补此内容,如日本民法新增第l条第22项之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诚信原则原在债篇中作为债的履行原则规定,该法第219条规定:“行使债权、履行债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后在1982年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总则中的一款,该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以信用诚实之方法。”诚信原则发展至此有以下特点:第一,与公共利益、公序良俗、权利滥用禁止等原则同时规定;第二,其适用范围扩至一切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之履行;第三,执法者被赋予一了“公平裁量权”,从而使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司法原则得以完全实施。诚信原则上述的历史发展,可知其功能的逐步扩大。然功能源于内涵,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其含义。关于诚信原则的概念,学者们大都在债法中的当事人之间作公平理解。台湾学者认为:“诚信原则乃公平衡量双方当事人利益之准则。”[lj大陆学者认为诚信原则指“民事主体参加民事活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都应当持有.善意。它要求当事人所作的意思表示真实、行为合法、讲究信誉、洛守诺言、不规避法律、履行义务时考虑他方利益,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他人利益”阁也有学者以情事变更原则注释诚信原则认为“情事变更原则为诚实原则之具体适用,同时在于消除因情事变更所产生的不公平后果。”匡梁慧星先生理解为道德:“诚实信用原则,旨在谋求利益之公平,而所谓公平亦即市场交易中的道德。”川将诚信原则与公共利益,公序良俗原则相比较,进而在范围上阐述得比较清楚的是台湾的史尚宽先生,史先生归纳的权利义务指导原则有二,即私权不违反公共利益和不违反社会秩序。在社会秩序中又分公的秩序和私的秩序。其中公序良俗(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之简称)纳入公的秩序中,诚信原则纳入私的秩序中。进而指出:“诚信原则,谓一切法律关系,应各就其具体的情形,依正义衡平之理念,加以调整,而求其具体的社会妥当。’硕“以立法者的立场,决定其关系,是诚信原则的要求。”困“此原则具体的适用结果,虽在形式的合于法规或契约之要求或履行.因其有背于此原则而被拒绝,而给付义务亦得超过契约所定之内容,使其扩张、变更、减轻或消灭,所谓情事变更之原则,即系由此演释而来。’胡“诚信原则要求法律关系当事人间权利行使、义务履行之善意,以调整其间之利益,乃系在自由主义之基础上,由内部加以修补,而公序良俗原则,则在同一基调上,自外部加以限制。”闭史先生关于由立法者(通过执法者)决定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当事人排除诚信原则适用无效以及在比较中阐述诚信原则内涵及外延,都是先进的、可取的。但史先生认为诚信原则只在私权的当事人两者之间适用且修补当事人意思自治则是有背诚信原则之历史发展的,也与其自述的“拒绝”之说矛盾,另外,以合同_卜的情事变更原则及债法上的给付来注释诚信原则,也可说明史先生的诚信原则观点在其著作时只涉及了债法领域,事实上当时的台湾民法尚没有第1招条的增补款。笔者认为,诚信原则从债法中发展而来,然后及至一切民事权利义务的履行,故其在债法中的概念和作用是显然的,除此以外,关于诚信原则,尚有以下可作结论:犯、诚信原则与公序良俗、权利滥用禁止等原则规定于民法典的总则中,是立法者考虑到了这些原则产生及适用的社会背景、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2、作海民法的基本原则及功能,诚信原则和其它原则共同构筑成一个私权行使的范围和幅度;3、在私权行使的范围和幅度内,执法者可以诚信原则来续展、扩大、变更、排除私权者的意思自治,从而使之与社会利益不冲突、不危害公共利益,使纯粹私权者之间的利益协调、平衡;4、以善意、公正、信用之形出现,极富弹性,赋予执法者“公平裁量权”,使法律能够适应社会情况的变化,从而维护经济流转的正常秩序;5、在民法典及其他民事法律规范未曾规范的领域,以诚信原则来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行为基础、价值取向,从而解释法律、引出新义、创设规则、弥补立法不足及滞后,以适应纷繁复杂多变的社会。诚信原则至此不再仅是民事主体的守法原则,而更是一项司法原则,是执法者的一项义务,即执法者有义务从社会观点,公共利益审定具体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而限制私权的滥用,维护全社会意义上的公正,以创造民事流转的良好秩序,而不仅局限于私权者之间维持一种公正和利益之平衡。因此,现今意义上诚信原则,其立法宗旨可用两句话概括:1,在大范围上框定私权的范围,使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不损害公共利益,维系整体利益平稳,调节社会经济关系;2,在小范围上,正确处理好具体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实现个人利益的平衡。至于执法者据此原则而解释法律、创设判例、引出一般适用规则以适应社会经济变化则是必然的结果。上述诚信原则的论过织寸我国的司法实践尤有指导意义。

二、我国民法对诚信原则的规定及司法实践状况

诚信原则,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是作为一刁项基本原则而加以规定的,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除此以外,在单行民事立法中,也有诚信原则之规定,且均置于该单行民事立法的总则中。图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的诚信原则与现行国际民事立法上的原则是一致的,它已不再仅仅适用于债的给付中,也不单单是单行民事立法中的原则,而是其含义和功能适用于一切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领域。立法者注意到了诚信原则概念、功能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其在限制私权滥用上的作用,而私权滥用的禁止,在缺乏基本法律规定及法律体系的情况下,在私权者之间是不可能通过私权者本人来实现的,尤其当私权者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公共、社会及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此其一;其二,由于我国未有民法典,民法通贝组的性质只是仿照民法总则及对单行民事法规(有限且规定不成熟、不深入)未涉及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来加以补充规定。故存在法律规定原则及现实生活中许多内容无法可依的现象,这就需要执法者以诚信原则来拓展法律的适用范围和深度,特别是从中引申出一般的法律精神和规则来适应变化的社会及法律本身规定的空白部分;其三,在我国广泛地存在不讲“诚信”的现象。我国现处市场经济起步期,存在掠夺、暴利、垄断、恶意、不诚实、不讲职业道德、不讲交易信用、规避法律、假冒伪劣、见利忘义等现象。立法者反复强调、重复规定诚信原则,就是要求执法者予以解决,以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维护公序良俗,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环境。因此,我国的诚信原则既是民事主体的守法原则,更是执法者的司法原则。且在我国,诚信原则的实施贯彻实际上已成为执法者的一项重要义务。这是诚信原则在我国条件下的深入。从上述可知,诚信原则作为我国执法者的一项司法原则,不仅有法律上的依据[l0〕,更重要的是立法者和时代的要求。明确这一点,就得明确承认执法者的“公平裁量权”。事实上,在现实执法中,已有许多的判例证实了这一点。我国的判例虽无判例法上的效力,但这些判例从诚信原则中引申出具体案件的适用规则来,反过来这些规则在类似的案例中得以引用。[,’〕然而,执法者尤其是法官“公平裁量权”的行使是有缺陷的,具体表现为:1、没有遏止住社会上众多的私权滥用、违反诚信原则的现象,就商业信用言,我国的商业信用不普遍、不成熟、甚至欺诈性强,有学者认为是“债法调整在实践中尚没有产生应有的效应,需要大大强化商业信用的债法保障。’,[l2〕这方面的原因固然有之,但执法者就案论案,不从根本_L否定其效力,惩罚其行为,这在客观上纵容了恶意违法等现象,也致使在现实生活中对私权滥用受害者的保护是微弱的。2、没有出现“时势造英雄”式的法官和编纂、解释法律等繁荣景象。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时期,市场经济刚确立,各种新关系、新事物层出不穷,而立法特别是民事立法滞后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从道理上说,既然有诚信原则等可行使“公平裁量权”的规定,那么法官们自会在碰到“前所未有”或“似曾相似”案例时能迅速公正地解决。可惜这种情况直至今日未见高潮。相反,许多显失公平、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因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而不予受理。3、具体合同案例中,过分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不善用诚信原则来调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方面的主要表现为:¹过分强调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部分认为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存有过错、从而认定各自承担责任。在这种情祝下*即使律师指出可依诚信原则略微解释就可得出结论亦会被置之不理。º过分强调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理顺,如在民事诉讼主体的认定上,即使一方侵害(利用规避之方法)了原告方的利益,且可显见只是法人主体不同而实质两个法人主体均是同样股东投资时,也会认为原告和侵害方之间并无合同关系而拒绝列该方为共同被告;在私人有限公司主体认定上,债权人明显受害,公司无偿债能力,而该私人则通过公司取得利益时,却不列私人为本案的被告来清偿债务。»过分强调合同的实际履行,在合同已被预先违约或根本违约时仍被判定继续履行,在违约方履行原定合同义务时,法官也不去引用情事变更原则来弥补守约方的损失。4、“公平裁量权”的滥用。诚信原则按其本义和功能在司法原则上是指法官的“公平裁量权”,而非“自由裁量权”。但它作为“地方保护主义”的有效手段,被地方保护主义的法官理解为“自由裁量权”。在我国,地方保护不是公开的秘密。由于以“自由裁量权”为幌子,故它对法制的破坏是严重的。在地方保护主义那里,你不可能谈法律和合同,更不必说诚信原则了。将诚信原则这一司法原贝J理解成保护主义,那是诚信原则在异化和被滥用,比较守法者的违反诚信原则,其后果更是严重。可见,诚信原则在我国立法上的规定是先进的,对民事主体的要求是明确的,但它在司法__仁的适用却是低级的。在大的方面,执法者没有.以诚信原则来限制住私权的无限膨胀及滥用,在具体适用的债法领域,诚信原则的适用程度至多只是对当事人已有的意思表示的补充。至于出于地方保护的需要,而对当事人本来明确的约定以诚信原则力n以限制、否定或被推翻,由于其前提不合法,诚信原则的适用在此已趋向其对立面,成为反动的东西了。诚信原则既然在我国民法中有广阔的适用领域,那么克服适用诚信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上述缺陷,找到一条扬长避短的正确完全实现其司法原则功能的方法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笔者认为,在执法者本人方面,应当遵守诚信原则的司法要求,这些要求为:l、提高法律专业知识水平,熟练掌握并应用民法的原理和规定,认识和把握诚信原则在民事立法中的地位、历史发展、基本含义和功能,从而正确地适用之。2、认识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在这一阶段由于立法滞后所造成的不规范、无序,特别是商业信用不普遍、不成熟等状态,充分并积极主动地利用诚信原则来否定欺诈、恶意、暴利、假冒伪劣、三角债等民事行为之效力,从而维护公共、大众的利益,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的良性形成和发展。3、尊重善意当事人利益,以执法来影响我国正当私权的行使,特别是在商事领域,影响和培育重法律、重合同、守信用、讲道德的成熟的商人队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刚确立,私权的内容、程度及保护都不发达。加上立法滞后,滥用私权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正当私权的发展。因此,我国诚信原则在执法上的要求,应当是从洲言原则的正确适用中引申出一套正当私权的行使规则和方法,从而提高、发展、保护正当的私权。综上,诚信原则在我国既是民事主体的一项守法原则,更是执法者的一项执法义务,既是一项原则,更是一项实践准则,它要求执法者以积极的态度来完全实现诚信原则的功能,从而限制私权的滥用,促进正当私权的发展。

诚信原则范文篇2

[摘要]近年来会计诚信缺失，会计假账非常普遍，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不仅对证券市场和投资者造成巨大的伤害，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极大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成为阻碍我国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巨大障碍。如何维护会计中的诚信原则，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会计问题。本文分析了现实中会计诚信原则缺乏的几种主要原因，进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维护和提高会计诚信水平的途径。

[关键词]诚信原则会计信息会计造假诚信缺失维护会计诚信

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既是道德资源，又是经济资源，诚信在保障交易正常进行中具有重要作用。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交换方式的发展，人们很难再游离于社会经济之外，因而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性和现实性。诚信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物质内容，从道德追求进入到物质生活领域。这种诚信理念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果传统文化的诚信强调内在品德修养，那么现代诚信则更强调“互利”和“双赢”。因此，诚信在伦理学家看是道德资源，在经济学家看则是经济资源，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在经济活动中，若道德缺失，信用遭破坏，就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交易链条中断。如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银行，信用就是其发展的基础。离开信用，股票、债券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也都无法发展。而且市场经济越发展，诚信的作用越重要。纵观中外的成功企业，都把诚信作为追求和必备的品质之一，无一不是以诚信为本而发展壮大的。如被誉为“腌菜之王”的海因茨，他成功的哲学就是“忍耐加诚实”。在1875年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为了守信，他赔本收购，后来连自己的企业也破产了，但他坚信“一个诚实的人不会在商场上倒下”，仍在四处借债履行合约。后来他成为商场巨人，他的腌黄瓜、蕃茄酱全球闻名，他的成功是经营理念的成功，也是诚信品质的成功。

诚信原则在会计行业中更显得尤为重要，正像中国现代会计先父潘序伦先生指出的那样，“立信，乃会计之本；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把信用作为会计工作的生命线，诚信不仅是一种责任，更与重大利益相关。守信者将得到更多的利益，失信者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对会计行业而言，诚信既是财富，又是财源，还是财力。诚信是财富，是指它有助于会计业务的开拓，市场的占有；诚信是财源，是指它不仅可以使客户增多，扩大实力，而且可以使同行合作者增多，在合作中取得利润；诚信是财力，是指诚信品牌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诚信一旦缺失，就意味着失去了走向市场化与国际化的通行证。当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管理工作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会计信息越来越被广大决策者、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管理者等会计信息使用者所重视，也为政府部门进行宏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然而现实社会中，会计造假、会计信息失真等违反诚信原则的现象却大量存在，几乎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并严重干扰着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题词，并多次强调“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帐”。其实，诚信对任何人都很重要，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以诚信要求自己，都以诚信待人，我们的社会就会成为诚信的社会，和睦的社会。所以说诚信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而会计诚信更是我们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一、会计丧失诚信原则的原因分析

现实中，会计诚信原则缺失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利益的驱动是会计失信的根本原因

关于公司会计造假的案例早在1720年的英国南海事件就已发生，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不少公司铤而走险，屡禁不止，甚至在美国一个拥有成熟市场经济体系，法制健全的国家，都有公司进行会计造假。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会计造假的背后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作为动力。会计造假的受益人很多，单位的领导和高级管理人员，主管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可以因为“业绩优秀”而谋取更高的职位，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帮助做假的中介机构可以因为“增加业务”而得到更多的收益；甚至职工也可以因为单位“效益好”而多拿工资奖金…，同时，非诚信行为的收益高而成本低、风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有多少人能自觉地恪守诚信原则呢？在非诚信行为的收益超过成本时，非诚信行为就会增加。两者的差距越大，社会平均的诚信水平也就越低，整个市场的诚信水平的下降必然导致会计诚信水平的下降。对于企业而言，它的目的是利润，只有当诚信能带来利润，不诚信会带来损失时，它才会讲诚信；对于个人而言，他们的目的是自身价值的实现，只有当诚信与自己的最终价值相等符合时，他们才会诚信，在利益的驱使下，关键时刻就出现了诚信的原则问题。虚假会计信息能实现“多赢”，正是这些复杂的利益关系构成了虚假会计信息产生的内在动因。

2、内外监督约束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到位

从内部看，一些会计主体的会计行为缺乏透明度，自我控制，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有些会计主体虽建立了一些内控制度，但制度得不到真正落实，形同虚设，财会部门不能有效履行会计职能，致使人为会计造假行为不可避免。内部审计由于受制于企业经营者，缺乏独立性，其对会计的监督很难有成效。

从外部看，外部监督包括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督和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政府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管理和监督主要通过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等职能部门实施。其中政府审计由于编制、人员限制以及职能的转变，监督重点由原来审计国有大中型企业转向主要审计政府宏观管理部门和国家重点建设资金，因而对企业的会计监督有所弱化；财政、金融、税务等专业监督部门又受到工作职责范围的限制，不能很好地发挥监督作用，这就需要强化社会审计对企业的监督。但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审计机构的规模和质量还远未达到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现行体制下社会审计委托关系存在实质性缺陷。审计关系的确立离不开审计人、被审计人、委托人三个关系人。但在我国很多时候经营管理者是被审计人的同时又是审计委托人，这种双重身份，使得被审计人有权决定审计机构的聘用、续聘、收费等事项，被审计人成了事务所的“衣食父母”，这就决定了会计师事务所为了保住客户而产生偏离客观公正方向的可能。

3、屈从外部压力，会计人员被动做假。

在目前的经济社会中，单位负责人对会计人员的工作完全拥有着领导权和管理权。也就是说会计人员与单位负责人在地位上属从属关系，有了这种天然的从属关系，会计人员的诚信职业道德在单位会计工作中，能否发挥作用和发挥作用的大小，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从属性，而这种从属性又与所在单位负责人的道德水准和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单位负责人为了达到某种利益目的往往会向会计人员施压，虽然《会计法》从法律上给予了会计人员一定的保护，但企业会计在厂长、经理负责制下仍经常面临“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的尴尬局面，致使会计人员违背现有会计法规，在会计工作中弄虚作假，因为这种从属性往往不以会计人员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在单位负责人的压力下，会计人员要严守会计诚信职业道德是很难做到的。调查显示，当前普遍发生的做假问题，大部分会计人员是没有主观故意的，如果他们没有接到授意、指使、强令，一般是不会主动造假的。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出政绩，搞花架子，盲目地下达经济增长指标，或者为完成国有企业扭亏任务和其他任务，逼着企业会计人员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而不得不偏造虚假的会计报表。

4、会计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少数人员业务素质差。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不良风气给会计人员职业道德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时，个人主义、利已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逐步抬头，私欲不断膨胀，削弱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部分会计人员不顾会计行业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诚信原则。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一些财会人员不讲诚信，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及时和正确反映经济活动，乱用会计科目，甚至故意伪造、变造、毁损原始凭证、报表等会计资料，恶意造成会计信息失真，以达到贪污、挪用公款等不可告人的目的，最终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也有的会计人员默守陈规、不求上进，缺乏钻研业务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他们业务知识贫乏或知识老化，专业技术水平低，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相关的经济业务，凭想象和感觉处理会计业务，导致会计基础工作薄弱，会计行为失范。

5、会计本身存在的缺陷和漏洞

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我们常看到会计人员为一分钱的差错而折腾半天。会计给人们的感觉就像是一门非常精确的科学，但事实上会计是一门貌似精确但并不很精确的科学，这是因为会计原则或会计标准的选择余地较大。不同的选择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这就为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一是会计原则为会计信息虚假提供了操作空间。现代企业财务会计是以权责发生制为确认基础，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应计、预提和待摊项目。会计信息制造者可以通过操纵应计项目的确认时间来制造虚假业绩，如提前确认收入，推迟确认费用；而稳健性原则在会计实务中的运用是建立在会计人员职业判断基础上的，存在较强的主观随意性，会计信息制造者很容易借此高估费用和损失，低估收入和利得（或相反）来操纵利润。

二是会计工作内容需要凭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来进行，这为会计人员制造虚假会计信息提供了职务上的方便。会计核算工作就其内容而言，虽然具有客观的一面，但也不能完全脱离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在日趋复杂的经济活动中，会计核算方法、会计核算程序的选择及财产价值的评估等，都需要会计人员客观、公正的主观判断。如果会计人员不能完全排除利益的干扰，其主观判断就会失去客观和公正，这就为会计人员制造虚假会计信息提供了职务上的便利。

二、维护和提高会计诚信水平的措施

从会计诚信原则缺失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要维护会计诚信，一要靠人，而人应是有信誉之人；二要靠法规制度；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会计是要人来做的，只有诚信的人，才能使会计诚信恢复；但没有健全、完善的法规制度，即使是诚信的会计人也会陷入“囚徒困境”。而法规制度不仅指会计法规制度还应包括政府监管制度，法人治理制度、审计制度、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等等。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严格的惩罚机制，提高造假成本。

既然利益的驱动是造成会计失信的根本原因，那么建立严格的惩罚机制，提高造假者的成本，使其“失信成本”大大高于“守信成本”时，会计诚信原则自然会得到维护和提高。

一是加大惩罚力度。对恶意造假者，一定要加大处罚力度，必须从立法、执法对造假单位及责任人进行经济处罚或刑事处罚，不仅要其付出倾家荡产、声名狼藉的代价，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还要坐牢、杀头，使造假者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其得到的收益。大幅度提高会计造假的成本，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会计造假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势头。

二是尽快建立民事赔偿制度。虽然我国出现了许多公司会计造假事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起针对公司造假真正实施的民事赔偿案例，股民也没得到违规公司的一分钱赔偿。因此，必须尽快建立民事赔偿制度，对参与造假，无论是公司（投资者或经营者）、律师、还是评估师、注册会计师，只要公民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受害人都可以提出诉讼。

三是推行诚信保险制度。根据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对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要求其在保险公司投保诚信险。当公司出现诚信问题，导致投资者受到损害时。保险公司必须负责赔偿，这样一方面保护了投资者利益，另一方面又使保险公司为了自己不受利益损失，必然加大对投保公司的监督，通过市场行为进行监督，降低监管成本。

四是实行市场退出机制。对那些不遵守行业操守、自身就不守信用的企业或个人，出现失信行为后要将其驱逐出相关行业。如对会计造假的中介机构进行取缔，对会计造假的单位负责人，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不允许继续从事相关职业，对会计造假上市公司要立刻退市，提高造假者的成本，降低造假收益。

2、加强会计诚信的法制和政府监管力度，发挥法律和行政力量。

从有关会计的法制建设来看，目前需要解决惩治造假的“精确制导”问题。所谓会计法治的“精确制导”是指：明确由什么人启动对会计欺骗的诉讼程序，改变“民不举、官不纠”的局面，使违法企业浮出水面；明确规定会计真实性的具体法律标准，锁定少数重大违法企业和最恶劣的行为，解放大多数企业；明确规定企业负责人是会计信息真实性的主要责任人，把会计人员解脱出来，集中打击关键目标；明确区分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瓦解两者的欺骗联盟。此外，为了改进会计的法制建设，还应尽早制定会计法实施细则，作为对《会计法》的细化和延续。这样在执法过程中容易操作，自然也就加大了法律的约束力，有利于推动《会计法》的全面贯彻落实。

从有关会计的政府监管来看，应当解决政府在会计诚信建设的定位问题，把政府在会计诚信体系中的作用明确起来。现在社会上之所以出现很多的会计失信行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及时有效的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造成会计信息失真、会计造假行为屡禁不止。因此必须通过加强政府对会计诚信的监督和管理，有效发挥其对会计诚信的激励约束和对失信行为惩罚的双重机制。切实对那些信誉高且公正的会计中介服务组织和信用程度高的企业以及相关人员给予较高的经济利益，对那些信誉低、帮助企业弄虚作假的会计中介服务组织和严重失信的企业，要给予严厉的惩罚，以至逐出市场，净化会计环境。要着力解决政府监管部门的责任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各种监督管理部门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对查出的问题负责执法和监督，对未发现的问题不负任何责任。因此，政府监管也应该引入风险机制，应明确执法者和监督者的责任，这样有利于杜绝执法和监督过程中不正当的行为。同时更要着力打造信用政府。各级政府应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地方保护，提高政府的信用度。杜绝“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浮夸风，把诚信作为一个地区、部门考核的政绩指标。

3、加强社会教育机制，启发行为人的良知。

诚信在多大范围和什么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取决于诚信的宣传和教育。要让人们认识到，诚信是重要的并且有益的，诚信是必然趋势，不诚信的人终究要倒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取之有害”。非诚信行为是占小便宜吃大亏，是饮鸩止渴，为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会计诚信教育的主要对象，应当是掌握会计诚信水平支配权的强势集团，包括企业负责人，能够控制企业负责人的政府官员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而不仅仅是一般的会计人员，我们长期以来企图通过提高会计人员地位和业务水平，来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事实上收效甚微。用提高会计人员的道德水准来减少会计造假，是隔靴搔痒，作用将十分有限。教育要求以事实为基础。纠正人们的行为将有赖于有效的奖惩措施的建立和实施。即通过奖惩措施的实施使不诚实者付出巨大的成本，诚实者获得奖励，从而使得选择诚信成为一种理性行为。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当理性人衡量了诚信行为带来的收益——光明的职业前景、融洽的同事关系、良好的社会信誉；与不诚实者将付出的成本——晋升无望、时刻面临失去工作的威胁、受到同事的鄙视和冷淡；那么，理性的人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从而，诚信教育将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说教，它将成为一种自觉的、理性的选择。

4、加强社会监督与评价机制，发挥社会力量。

从有关会计诚信现状来看，加快建立社会信用监督体系，是我国目前迫切要完成的大事。有一则小故事，颇有意味：一位留学生在国外乘公共汽车逃票，当时并没有对他罚款，他自以为洋洋得意，谁料毕业找工作时才发现已被记录在案，虽然学习成绩优秀，求职却遇到障碍。他因小失大，后悔不及。这则故事令人回味，也令人深思…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本国现实情况，用规模先进的信息数据库记录大量企业与个人的资金往来与商品交易的种种资料，提供客户查询，一旦有不良信用的记录，在工商注册、银行贷款、消费贷款、个人信用卡服务以及人才聘用等，将受到制约。相反，为鼓励获得守信等级高的企业将可优先获得发行股票和银行贷款等各项优惠条件。用完善的会计信用制度，来制约会计领域中的虚假行为。

诚信原则范文篇3

关键词：人性善恶交易诚信

诚信原则乃市民社会必须遵守的信条，同时也是市民社会法的基本原则。其地位一提再提，以至有的学者命之为“帝王条款”。①其结果，诚信原则可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可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甚至可解释和补充法律，似与法律正义原则相比。这种在理论上无限扩张，实践上到处滥用，必将导致“帝王”之死，失去其规范意义和操作价值，实际上已进入了法律精神领域。为此，笔者拟从人性视角检讨诚信原则的内在结构、理想化模式及践行机制，以捡回其固有价值，取得规范界定和实践操作的生机。

一．诚信与人性

（一）诚信原则的内涵

笔者以为，对民事诚信原则的完整把握须从规范上去界定，从学说上去认识。但诚信原则内涵在中外规范和学说上极不统一，比如在法律上，《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以善意行之；《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债务人须依交易惯例，履行其给付；《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均应以诚信为之；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诚信原则。在学说上，对诚信原则的本质学说主要有道德理想说、道德伦理说和利益平衡说三种。②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界定法国采意思主义，德国采客观主义，瑞士和我国法律规定有较高的抽象性和指导性，在界定上须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去把握，称为折中主义。学术上的三种观点，以道德理想说理解诚信原则，可将之推崇到“帝王条款”之位，但同时它也就失去了法律规范意义；道德伦理说虽含有较强的价值评价，但终未渗入法律而形成法律的强制评价机制，所以最终又回到了道德理想说；利益平衡说是用经济学方法评判诚信原则，与道德伦理说一样，终未渗入法律而形成法律的强制评价机制，最终形成市民社会不能自为的状态。总之，法律意义上的诚信原则必须具有法律上的主客观评价机制，道德上的人性基础和市民社会中的利益追求。所以，笔者将诚信原则定义为在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中，应进行民事行为信息的充分披露，以谋求各方利益较量均衡所应遵循的准则。根据该定义，我们可得出诚信须具备两个要件：（1）行为要件，指信息的披露充分，包括法律的主客观评价和道德的人性基础；（2）结果要件，指利益的较量均衡，体现出市民社会中的利益追求。所谓信息，指与交易有关的所有资讯，包括交易人的个人情况、交易价格、标的等。行为要件要求交易人各方获取的信息须对称。所谓利益，这里是指适法的意思效果利益，结果要件就要求在行为要件的前提下，达到各方的选择目的，两个要件缺一不可。交易是市民社会的普遍行为，但不意味是其唯一的行为；善意只是诚信内涵的似是而非的描述，所以，唯坚持依诚信的行为和结果两个要件判断，方可进行法律认定和实践操作，否则，将会造成法律的专制与实践的混乱。

（二）从人性视角检讨诚信原则

诚信在科学领域着重求真，在人文领域则强调求善。以科学评价人文，则真中有恶，假中有善。科学与人文是人之追求。因此，从人性视角评价诚信，必然导致以真假去评价善恶，以具体化、形式化的善恶去评价真假。对诚信的人性检讨从一定意义上就是科学和人文对诚信的双重评价，从而使诚信通过科学态度和人文精神的统一达到诚信原则在法律上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道德和法律等学科都探讨人性，然而，视角和目的均不同。但由于诚信是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市民社会法的“帝王条款”，更是道德法律化的产物，因此，笔者从人性视角检讨诚信就把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等学科探讨人性作为背景，直接从人文的道德和科学的法律两个方面入手。道德和法律价值论均认为，人性是人作为人所具备的基本属性。该属性是相对于山、川、水、木等具有的物性和动植物具有的兽性而言并为人类所独有，其基本内涵是人类具有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理性与追问自身为何、干何及向何的精神。该理性精神赋予人类主观意志和客观行为在社会关系中永远趋利弊害，具有利害倾向。当然，这里的利、弊是从社会关系中作出价值评价的，个人的利、害意思表示并不一定与社会利、弊一致，有时甚至相反，而主流的道德和法律价值总是与社会价值相一致的，因此，笔者依据道德和法律价值标准，从用或在的层面（设世界由体、相、用组成）将人性第一步假设为善和恶两个方面。应注意的是，笔者这里检讨的人性善恶，并非中西方哲学上的体善用恶论，也非伦理学上首先要回答的人性善或人性恶的假说，更不是评价法律价值的恶法善法说，而是从伦理和法相衍生出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两种方式，只有当善或恶在运作时，方可评判它的行为或社会价值，但不仅限于此，还须进一步将善或恶作出划分，才有实践价值，因为善或恶本身并不能导出交易诚信与否，善行为有时并不合理，恶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又为市民社会所肯定。也即说在人性用的层面探讨善或恶并不会导致法律的肯定或否定评价，因此没有实际意义，这也是很多学者探讨善恶时始终不能进入法律适用领域的原因，笔者下面检讨之。

这里的善，被界定为利他的意思表示，又分为小善和大善。小善，指利他的不超过收受利益的付出的意思表示，因此，依据交易条件，从伦理学角度，也被称为底线道德，是真善；从规范意义认定，该意思表示从量度上看，不多不少，刚好符合诚信的行为和结果要件，所以，又被称为基本诚信。大善，相对于小善，指利他的超过收受利益的付出的意思表示，因此，从伦理学角度，这种付出交易外条件的意思表示，被称为富余道德。然而，富余道德，我们无论从伦理上评价或是从规范意义上认定，都是极为复杂的。首先，如果富余道德以交易成本为基础并在交易成本外付出，从伦理学角度，就可被称为成本道德。该成本道德又依付出的方式不同，分为善大善和恶大善。其中善大善是建立在小善基础上的大善，恶大善是建立在小恶基础上的大善（小恶下文再谈）。从规范意义上认定，两者都是市民社会交易人选择交易对象的方式，有真实的交易基础并在交易条件上作额外付出，完全符合诚信的行为和结果要件，是真善，因此被称为最大诚信。其次，如果富余道德不以交易成本为基础并在交易成本外作出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如真意保留、虚伪表示、隐藏行为、脱法行为、错误、误传及重大误解等）或者意思与表示不自由（如欺诈、胁迫等），那么富余道德就失去存在的基础，是假大善，因此，从伦理学角度被称为泡沫道德；这种泡沫道德存在的最大秘密往往是交易人故意扭曲或倾斜交易信息，使各方在交易中利益较量失衡，所以，从规范意义上认定，它是一种假诚信。

这里的恶，特指利己的意思表示。它又分为小恶和大恶。小恶是指交易人在适法范围内，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为的意思表示，因此，它具有适法性、利己性和表征性。其基本内容和方式为讨价还价、迂回策略、反复磋商等。从伦理学角度，讨价、策略、磋商完全是交易人把自身智慧运用到交易过程，虽利己但不损人，并不违反公序良俗，相反，还可抵制对方逾越公序良俗，因此，小恶属于适德行为；从规范意义上认定，小恶之各方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尽力挖掘、揭示对方交易信息，两力或多力交互作用，最终使交易信息得到充分披露，各方利益较量趋于平衡，完全符合诚信的行为和结果要件，因此小恶也是一种诚信。大恶，相对于小恶，但不属于一个范畴，是指交易人超过适法范围，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为的意思表示，因此，它具有违法性、利己性和表征性。其基本内容和方式为意思与表示不一致、不自由，如真意保留、虚伪表示、隐藏行为、脱法行为、错误、误传、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暴利、乘人之危等。从伦理学角度看，大恶因利己已经走向害及他人地步，违反了市民社会的公序良俗，是反德行为；从规范意义上认定，大恶以意思与表示不一致、不自由的方式，扭曲以至破坏了交易各方的平等性，使交易信息呈现非对称性，其结果，使交易各方利益较量失衡，甚至一方完全剥夺了另一方的交易利益，因此是一种假诚信。

总之，在利他之善中，自当遵循法律化的道德原则，但应警惕失却道德底线的泡沫道德，它是一种假诚信，同时要知道恶大善在本质上是一种小恶，无非是道德渗入法律的产物；在利己之恶中，理应遵循法律原则，并要着重强调小恶乃市民社会交易的核心准则，也是市民社会机制的根本保证。善恶两种人性方式中，只有小善、小恶在某些情形下形成同体对应关系，如在双务契约中，从交易结果看，各方既是义务人也是权利人，即每个交易人具有小善、小恶双重角色，但从交易过程看，各方呈现单性小恶乃为常态。其他如大善和小善，大恶和小恶，大善和大恶则主要表现为量度上的对立关系，所以不可能在一方上同时产生。

现在需要检讨的是在人性中是否存在中性或称价值中立，即无善无恶。关于性无善恶论，中外哲人均有探讨，如中国思想家告子认为，人之善由后天教育所得（《告子·上》），黑格尔则将善与恶视为绝对精神发展中的两个不同环节。④但他们均从本体的层面观察，笔者则从用界检讨善恶，所以可总结为视角相同，层面相异。该文的善恶是被界定在市民社会法的意思表示范畴内的，所以交易的行为和结果就成为评价善恶的要件。行为和结果的产生则有内在驱力或外在刺激所致，驱力或刺激生于需求，而需求又因内部失衡使然。交易本身就导因于需求，而需求的实现恰须善恶为之。若各方无需求，意味着彼此处于自足状态，无需善恶为之，则交易已成为不必要。最难理解的是中介人问题，一般认为中介人实行价值中立，但从市民社会看，中介人将交易关系整体作为交易对象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追求；在个案中，它不介入交易各方的利益较量，然而，若分解各方，再分别与中介人组合，利益较量昭然若揭。因此，人性从用的层面不存在价值中立，即除善与恶两种方式外，没有第三种情形。

上面从交易的某一方探讨人性善恶，并导出对一方诚信的判断，因此被称为主观善恶或主观诚信。它与客观善恶或客观诚信相对应，客观善恶或客观诚信是指各方在交易行为和结果关系中所呈现的诚信状态。主观善恶或主观诚信并不一定导致客观善恶或客观诚信，而客观善恶或客观诚信则必然由主观善恶或主观诚信所产生。下面论述之。

二．交易善恶及诚信模式选择

（一）人性视角的诚信模式

笔者对人性中个体行为方式善与恶即主观善恶的分析，解决了整个交易行为关系的内在驱力，使各方产生交易的必要性，但各个体行为之善的交互作用并不必定导致善果，反之，各个个体行为之恶的交互作用也并非就产生恶果。而合理的诚信模式（即诚信原则的类型化）即客观善恶或客观诚信不仅要考量交易个体行为的适德性和适法性，还要分析非理性的违法交易及非交易性的道德行为，最终建构理性的交易形成机制。下面笔者依据人性善恶两种方式衍生出的小善、善大善、恶大善、假大善、小恶和大恶六种主观善恶整合为六大类二十一种客观善恶关系（或称交易模式），并从交互行为和结果意义上检讨同构的善或恶。

1．小善型。由小善方式决定交易关系性质的有小善制小善式和小善制小恶式。（1）以小善制小善、以利益回报利益，是一种以各方诚信为基础的交易方式。在交易过程中，各方保证自己的诚信并同时坚信他方也为诚信的，即相信他人就象相信自己一样，所以，整个交易完全建立在主观信任基础上，各方利害作用力呈现平行状态，没有交叉，没有讨价还价，没有利害冲突，特点是效率高、交易量小。这种交易形式多出现于家族交易、身份交易和熟人社会中，到了市场社会，它往往成为欺诈、暴利等大恶生长的温床，因此，这种交易是一种历史产物，在现代，交易结果导致假诚信。（2）以小善制小恶是一种以各方诚信为基础的交易方式，交易各方，无论小善抑或小恶，都是诚信的。但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作用力呈现片面状态，即单方作用，而另一方则以不变应万变，所以，该交易特点是效率最高、交易量最大。这种交易形式多出现于格式交易和转型社会中。格式交易，效率最高、交易量最大，但在信息披露乃至利益均衡上不够公正，因此，需法律向弱者倾斜；由非市场向市场转型社会中，社会体制落后于实践，平均主义、福利分配主义等原则经常遭到市场的破坏，法律要么否定市场，要么自身作出变动，但整个趋势是，由否定市场到肯定市场。所以，这种片面式的、破坏式的交易模式并不能保证交易的诚信。

2．善大善型。由善大善方式决定交易关系性质的有善大善制善大善式、善大善制小善式、善大善制恶大善式、善大善制小恶式等五种。（1）以善大善制善大善，也是一种以各方诚信为基础的交易方式。这种模式是以小善制小善为模式而极端化的产物，并在富余道德上无限膨胀，实践中的礼尚往来即为此情形。它的运行机制和存在背景与小善制小善模式同，在交易结果上，由于各方交易规模的无限扩大，所以它是一种暂时性的非市场交易，并可能导致非理性的违法交易。（2）以善大善制小善，在法律和实践上，主要表现为赠与和让利，是一种非常态的给付行为。由于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同，所以，法律和道德给予善大善者更多的规制，以防止非理性的违法交易。（3）以善大善制恶大善，由于只存在恶大善方的片面作用力，所以在交易结果上，利益较量最终会向恶大善方倾斜，导致假诚信交易。（4）以善大善制小恶，双方交易仍为片面作用力，在交易运作上，善大善者只考虑自己策略的实施而忽视小恶。实践中，这是一种争夺市场的恶性竞争模式，打跨的是竞争对手，最终受害者仍为第三者。因此，这仍是一种非诚信的交易行为。

3．恶大善型。由恶大善方式决定交易关系性质的有恶大善制恶大善式和恶大善制小善式两种。(1)以恶大善制恶大善，是一种建立在以小恶制小恶基础上的善与善的回报模式。从形式上看，有矛盾之处，但它恰是市场社会交易人立足市场，放眼未来的一种交易品德，是交易人在实现交易成功后给予对方有限优惠（如回扣、打折等），以保持未来再次交易的机会，因此，它是一种诚信交易模式。但如果发展到极端就是一种限制竞争的交易。例如，在纵向交易中，如生产商对批发商，批发商对零售商，他们为着分割市场和争取利润，都会在比较成本上，建立相对稳定的垂直限制竞争协议（有明示和默示两种）；在横向交易中，如汽车商对汽车商，同样会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在相同阶段上达成卡特尔或康采恩的形式。所以，这种强强联合的模式，严重地破坏了市场充分、有效地竞争，为反垄断法所规制，从结果意义上看，这种极端交易又会导致假诚信。（2）以恶大善制小善，是一种建立在以善制恶基础上的大善回报模式，双方利益较量为片面作用力，不能真实的反映交易关系，因此，为一种假诚信交易。

4．假大善型。由假大善方式决定交易关系性质的有假大善制假大善式、假大善制小善式、假大善制善大善式、假大善制恶大善式、假大善制小恶式五种。（1）以假大善制假大善，是一种空对空的商业允诺行为，这种泡沫式的允诺因为没有真实价值作支撑，极大地破坏了市场诚信机制，所以最终要被市场否定。（2）以假大善制小善，是一种虚假的商业允诺行为，假大善者通常以交易外的条件向小善者允诺，以满足小善者贪婪的心理。这种交易模式通常各方处于强弱不同的地位，形成交易信息的不对称，最终导致各方利益较量失衡，甚至使弱者血本无归，如实践中的高息揽贷等，是一种假诚信。（3）以假大善制善大善，是一种虚假套利行为，假大善者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套取善大善者的优惠条件和待遇，如出口退税、虚假投标等，是一种非诚信的交易。（4）以假大善制恶大善，是一种以虚假让步、恶意磋商等方式套利行为，如以假投资取得优惠贷款等，是一种假诚信。（5）以假大善制小恶，是一种以虚假让步、给予优惠条件等方式套利或拉长交易时间，强占市场或让对方失去市场，如证券市场的虚假收购等，是一种假诚信。

由假大善方式决定交易关系性质的这五种方式都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或恶意磋商等方式进行虚假交易，由于交易对象不同，假大善者分别采取相应的方式，但它们均为市场非诚信交易。

5.小恶型。由小恶方式决定交易关系性质的有小恶制小恶式和小恶制恶大善型两种。（1）以小恶制小恶，这种交易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某种单一或某一方的利益，它实是利用小恶去抗衡小恶、平衡小恶，进而实现社会、人域关系的协调、互助、同构。其逻辑是：小恶-小恶-真善。至少，只要交易把任何一个参与或受其影响的存在者当作其合意中的权利主体，那么，它的公平、合理之真善就是广普、无限的。其有效和成功，在于它巧妙地利用了参与者的利益冲突、欲望。这种利用是理性化的。在交易行为中，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一切交易者所以参与交易的动机和本意。交易的原则是只有公平、平等、对等、合意的交易，才被认为是有效的交易。如果你不遵守之，便不能获利。这样，获利的欲望终于在相向对抗的小恶中妥协下来-----用出让利益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者用出让利益的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⑤它是一种市场诚信的监督模式。（2）以小恶制恶大善，这种交易的目的开始不是为了保护某种单一或某一方的利益，而是利用小恶去抗衡小恶、平衡小恶，后来恶大善者为争夺市场，在基本交易的基础上，主动让利，从而实现社会充分有效的竞争。所以，恶大善本质是一种小恶，其逻辑是：小恶-恶大善-真善。它是一种保证市场诚信的竞争模式。

6.大恶型。由大恶方式决定交易关系性质的有大恶制大恶式、大恶制小善式、大恶制善大善式、大恶制恶大善式、大恶制假大善式、大恶制小恶式六种。（1）以大恶制大恶，这种交易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保护某种单一或某一方的利益，它实是利用大恶去抗衡大恶、平衡大恶，但由于其交易的标的或手段与人际秩序对抗，破坏社会、人域关系的协调、互助、同构，其结果必为大恶，如实践中的黑吃黑、交易等。其逻辑是：大恶-大恶-大恶。（2）以大恶制小善，这种交易是在大恶一方的操作下进行的，它实是利用大恶去压制小善、诈欺小善，交易各方不平等、不对等和没有合意，违反了契约的交易原则，破坏了社会、人域关系的协调、互助、同构，其结果必为大恶。（3）以大恶制善大善，这种交易也是在大恶一方的操作下进行的，善大善一方往往为市场社会的强者，因此大恶一方只能采用诈欺手段，单向地从善大善一方获得利益，整个交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进行的，所以，必然导致利益较量失衡。（4）以大恶制恶大善，这种交易在形式上不是为了保护某种单一或某一方的利益，大恶一方以讨价还价、反复磋商的形式假装去抗衡、平衡恶大善一方，但实质上，该种交易也是在大恶一方的单向操作下进行的，其目的就是通过讨价、磋商占有另一方的利益，破坏了社会、人域关系的协调、互助、同构，其结果必为大恶，如实践中的以虚假投资进行优惠贷款等。其逻辑是：大恶-恶大善-大恶。（5）以大恶制假大善，这种模式缺乏交易适法性和适德性要件，因此在本质上不是一种交易模式，而是一种游历于法律和道德之外的“黑道”模式，形式上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利益，实则是利用大恶去吞噬、消灭假大善，取得一己之利，但由于其整个行为与人际秩序对抗，破坏社会、人域关系的协调、互助、同构，其结果必为大恶。其逻辑是：大恶-假大善-大恶。（6）以大恶制小恶，这种交易表面上看不是为了保护某种单一或某一方的利益，各方都在为自己之利去较量、争取，但实际上各方较量、争取的目的和手段却不同。大恶一方往往采取诈欺、胁迫等手段来实现非法占有对方利益的目的，相反，小恶一方则在目的和手段上与对方没有任何交叉点。所以，在本质上，它实是利用大恶去压迫小恶、控制小恶，进而破坏社会、人域关系的协调、互助、同构。其逻辑是：大恶-小恶-大恶。

（二）诚信模式的选择

1.交易模式的类型

综上所述，笔者以人性善恶的不同组合，将市民社会交易模式分为德制型、法制型和违法型。其中德制型是由真善决定的交易模式，法制型是由小恶决定的交易模式，违法型是由假善或大恶决定的交易模式。

2.诚信模式的要件

依据上述对诚信的伦理学和规范意义的解说，构成诚信模式必须具备如下要件：（1）适法要件。就是要求由善恶衍生出的行为类型及其组成的交易关系必须合乎法律的规定。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只有大恶与大善的泡沫道德（假大善）及由其决定的交易关系不适法。（2）利益较量的作用力相向且交叉。首先，交易各方利益较量之作用力须相向，不得同向甚至单向。如果交易各方利益流动的作用力同向，就会形成交易目的为保护某种单一或某一方的利益，造成利益较量失衡，如善与恶形成的交易关系。所以，在交易中，各方须基于对方向己方争取利益，形成交易关系中利益流动的相向作用力。其次，交易各方利益较量之作用力须交叉，不得平行和片面接触。交易须有标的，它为各方利益较量的对象，即各方利益较量之作用力在标的交会。如果各方利益流动的作用力为平行或片面接触，各方就失去了交易的连接点，交易实质上是不存在的。如善与善形成的交易关系。而由善与恶形成的交易关系既是同向或单向的又是平行或片面接触的，因此，交易在实质上也是不存在的。

3.诚信模式的选择

依据诚信模式的要件，在上述二十一种交易模式中，构成诚信模式的，只有恶大善制恶大善式、小恶制小恶式与小恶制恶大善式三种。

三．人性视角的诚信模式实现

确立诚信模式本身并不难，怎样让其在实践中正常、有序地运作，才是关键。下面就人性视角的诚信实现来加以探讨。

（一）建立诚信的内在运作机制。在市民社会，诚信是一切交易的前提，也是一切交易要追求的结果，而监督和竞争则是保证诚信实现的两支羽翼。

1.监督。如果没有充分、有效的监督，诚信就会流于口号，甚至成为假诚信者作恶的外衣，通向成功的捷径，最终，市民交易被扭曲。所以，建立诚信交易的监督机制意义重大，它是其实现的制度保证。

首先，诚信交易的监督模式应为以小恶制小恶式。其一，以小恶制小恶是利用交易各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促使各方必须积极、充分地披露对方交易信息，使各方既成为交易的监督者也成为交易的被监督者，因此，交易各方的监督是最真实的。若交易各方或一方不为利益最大化，如善善式和善恶式，而只为利他给付，监督对方利益实在没有必要，甚至极有可能构成侵权，所以，为利他而又使自己负担监督职责的结果却给假诚信留下了存在的空间，一个谨慎的理性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其二，以小恶制小恶使监督成本最小化。由于监督只在交易各方内部进行，不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因此减少了外部成本的支出，使监督成本最小化；其三，由于市民社会法遵循私法自治原则，交易纯属于自己之事，交易信息与自己关系最为紧密，交易获利也只有自己最为关心，因此交易各方的监督是最有效的。

其次，诚信交易的监督应遵循法律原则。从上述分析，可知诚信交易的监督模式为以小恶制小恶式，而排斥善善式和善恶式的道德原则。以小恶制小恶，要求交易各方地位平等，主观自愿，才可进行利益的较量，形成利益的平衡，而这些要求恰是法律原则所规定的。如果诚信交易的监督渗入利他之善，必然使整个交易的对抗机制遭到破坏，更多地表现出在利益上一方对另一方的关怀，而不是相反，于是整个交易就失去了监督的前提，至少失去了内部监督机制的互动性。

因此，在诚信交易的监督过程中，必须遵循法律原则，排除道德的迁就，否则就会出现交易信息的不对称和利益较量的失衡，从而导致因善恶果。

2.竞争。在市民社会，交易各方完全依据法律原则，并不能保证交易成功。因为，一方面，在纯粹的法治社会，市场机会是平均的（而非获得机会平等），交易人想获得机会利益是不可能的。这时，社会处于微利交易状态；另一方面，在纯粹的法治社会，交易各方仍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于是，机会平均显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相矛盾，交易成功单独依据法律原则是不成立的。

那么，在市民社会，交易人的制胜法宝是什么呢？是利他之善的道德。因为，首先，法律原则仅为各方进行交易提供正当性、安全性的保障，至于交易能否成功，法律并不保证；其次，在统一法律原则下，道德即为一种利益较量的砝码，一种交易的经济成本（更象一个经济概念），与交易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相一致，谁愿付出之，谁在交易中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比如，我们去市场买东西，总要货比三家，最后成交的可能就是交易价格低外，服务质量高的商家。

而诚信交易的竞争模式，首先，必须依法律原则为基础，即必须具有交易的正当性；其次，必须符合诚信构成要件。所以，在上述二十一种交易模式中，只有恶大善制恶大善式和恶大善制小恶式两种符合诚信交易的竞争模式。

（二）建立外部诚信体系。所谓外部诚信体系，在这里是指与上述诚信交易相对应的并构成诚信交易环境的所有关于人类诚信范畴，主要包括理念诚信、理性诚信和实践诚信等几个方面。

1.重构小人理念。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义、利区分君子和小人，并提倡“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之后，中国几千年也就践行孔言，尊君子，轻小人。这在复杂的身份制社会，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时，一切价值包括利益均来自义，要求小民以利他为君子标准，最后形成利益归一的国君家天下，小民若忘义求利，就会被降为二等公民，成为小人。所以，整个社会就形成了由君子与小人所构成的二元等级，其结果，必然导致由身份决定财产的专制产生，社会处于停滞状态。但在现代社会，公民在人身权和财产权上是平等的，并保证了权责利的高度统一，君子与小人二元等级式的前提已不存在，剩下只有实行德制（君子式）和法制（小人式）两种可能。经过前面分析，我们知道，市民社会的监督是排斥道德原则的，所以，现在惟有选择的就是法制，至于道德原则，只是法制条件下，交易人获得交易成功所选择的一个砝码，但不是一个决定要件。然这里小人不是专制下的二等公民，而是市民社会的唯一公民，他们经过平等的交易，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他们为了自己利益，具有一种监督对方的本能，他们的监督哲学是“打倒君子！”因此，重塑小人理念，并给予平等的法律地位，才能实现市民社会的诚信交易。

2.建构理性体系。一般来说，理性包括自然理性和社会理性。人们对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拿情感对抗从来都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人们只有遵从；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艺术、道德和法律等社会领域中探讨人类理性，并把追求真、善、美作为自己的终极关怀。而市民社会的诚信交易就是追求过程和结果的真、善、美，于是，人们在追求真、善、美的大环境下，就把它们渗透到诚信交易领域，使诚信交易得到提升，二者形成一种理性的互动。如果我们单纯强调诚信交易，而忽视整个理性体系的建构，就会扭曲我们的信仰，就会在无信仰的大环境下摧毁市民社会的诚信交易。

3.建立政治国家的诚信体系。政治国家是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人类组织形式。政治国家的核心是政府，而政府诚信就构成了市民社会诚信交易的践行环境。但现如今却出现了严重问题，如行政垄断、项目审批、地方保护主义以及政府部门和政策的不协调等。这些家父关怀式的监管行为（利他之善），极大地扭曲了市民社会的诚信交易，损害了自身公正、诚信形象；政府空洞的宣传和表彰，引起泡沫道德泛滥，徒增市民社会对诚信的反感，导致欺诈、胁迫等诚信危机；政府腐败，把政府假诚信推向极端，最终摧毁政治国家的诚信体系。所以，政府只有采小恶方式，让市民社会监督政治国家的偏爱和腐败，让政治国家关注市民社会的人权和违法，才能激起市民社会的小恶意识，使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形成一种互动。这样，双方才能收敛自己的假诚信，使利益较量真实、合法、有效，最后达成一种诚信监督关系（而非监管关系）。

（三）对违反诚信的惩罚。

违反诚信的惩罚包括公法上的惩罚和私法上的惩罚。但无论哪种形式的惩罚，都要立足于市民社会诚信交易的基础，使惩罚成为假诚信者在交易时必须考虑的成本。而交易人在法律和实践中有着充分的意志选择自由，即他有权选择诚信交易，也有权选择假诚信交易。所以，把对假诚信交易的惩罚作为一种交易成本就成为法律规制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但这种成本惩罚机制怎样设计，如交易成本与惩罚成本的比例、成本惩罚的程序与执行以及成本惩罚与道德评价的结合等，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①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

②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第二版第291页。

③[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2页。

④江山著《法的自然精神导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124页。

FaithfulnessPrinciple''''sHumanitySelf-criticism

诚信原则范文篇4

「关键词」保险；最大诚信原则；社会信用

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的基本原则，也是《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必须遵守的法律准则。但这一原则的理论阐述和现实的实践活动存在差异。分析保险最大诚信原则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保险最大诚信原则运用的背景

1、最大诚信原则的落实已成为时代难题

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改革力度的加大，社会不和谐问题也日益显现。不和谐的原因是风险的存在，风险存在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导致风险是因为竞争。竞争有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良性竞争本身不是把对手击败，而是比对手领先。但当前保险竞争主体越来越多，却没有一家是又快又好稳健经营的领跑者，几乎全都成为恶性竞争的追随者。恶性竞争就好像一个险恶的漩涡，大家都往里跳，谁都迷失了方向。这是因为产品同质化和费率市场化，导致可供竞争主体选择的空间非常有限。恶性竞争的结果是行业内相互抵毁，违背价值规律高抬手续费、降低费率。

保监会从今年四月开始在广东、湖南试点打击三高：高回扣、高返还、高手续费，以维护市场有序和行业形象。同此，“诚信危机”已成为道德伦理之外的商业景观，“失信”已经是中国社会中很普遍的现象、很危险的事实、很可怕的后果。人们惊呼保险不保险。

2、失信惩戒已成为热门话题

对于诚信危机的出现，尽管已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但终究不能被道德伦理所接受、不能被人们良知所接受。从法制建设的角度、从风险机制建设和行政方面的态度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在今年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大失信惩戒力度。为了促进保险业又快又好地发展，为实现保险业做大做强，保险监管已发生深刻变化，形成了以偿付能力监管、市场行为监管和公司治理结构监管为三大支柱的监管体系框架[1].其中之一就是市场行为监管，其核心内容就是诚信有为、失信惩戒。

3、诚信建设已成为共同主题

商品经济是契约经济，契约品质问题要求当事人能否按照最大诚信原则在法制建设机框架下自控、在伦理价值下自主、在风险机制下自省，否则导致契约品质问题出现。尤其是保险业，由于契约的附合性和射幸性，更容易诱发这问题的出现。诚信体系建设已成当务之急，诚信建设评价标准已纳入监管的常规检查内容。人们普遍认识到：今天的诚信、明天的市场、后天的品牌。

二、保险最大诚信原则运用的目的

1、解决保险经营中信息不对称问题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当事一方对自己的认知远远高于另一方对他的了解。保险经营尤其如此，对于保险人而言，投保人转嫁的风险性质和大小直接决定着其能否承保与如何承保。然而保险标的是广泛且复杂的，作为风险承担者的保险人却远离保险标的，而且有些标的难以实地勘查，而投保人对其保险标的的风险及有关情况却最为清楚；因此，保险人主要也只能根据投保人的告知与陈述是否属实来决定是否承保、如何承保以及确定费率。于是要求投保人基于最大诚信原则履行告知义务。对投保人而言，由于保险合同条款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一般难以理解与掌控，对保险人使用的保险费率是否合理、承保条件及赔偿方式是否苛刻难以了解。因此，投保人主要根据保险人为其提供的条款说明来决定是否投保，于是也要求保险人基于最大诚信履行其应尽的此项义务[2].

2、解决保险合同的附合性与射幸性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

由于保险合同是附合合同，保险人应履行其对保险条款的告知与说明义务。另外保险合同又是典型的射幸合同。由于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标的的风险事故是不确定的，而投保人购买保险仅支付较少的保费，保险标的一旦发生保险事故，被保人所能获得的赔偿或给付标准是保费支出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因此就单个保险合同而言，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责任已远远高于其所收的保费，倘若投保人不诚实、不守信，将引发保险事故陡然增加保险赔款，使保险人无法承担而无法永续经营，最后将严重损害广大投保人或被保人利益[2].

3、基于保险产品特殊性的需要

尤其是寿险产品它是无形产品，是将无生命的产品赋予生命的意义。永续经营永续服务是其特有的职能，诚信便是其生命意义的组成部份。

4、满足客户购买的心理安全需求

保险是客户不需要时购买为需要时使用，寿险购买的还是一份期望、一份尊严、一份生活品质。特别需要保险人用诚信满足客户的心理安全需要，以减少客户的心理成本。

三、最大诚信原则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最大诚信原则产生初期主要是约束投保人的工具，保险人往往以投保人破坏此原则而拒绝履行赔偿义务。为了平等地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现代立法已予修订，即最大诚信原则同时适用投保人和保险人。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增加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3].所以，保险诚信原则运用的主体应当同时是保险活动当事人即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同时涉及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保险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目前，虽然《保险法》对当事人双方的诚信行为提出了法律要求，但保险理论的阐述对投保人的诚信要求较为全面，对保险公司和保险关系人的要求则不够，而在现实中保险公司存在的诚信问题较多，它产生的负面影响辐射较广。

一般理论认为，最大诚信原则由三条重要的法理组成，一是告知，二是保证，三是弃权与禁止反言[4][5].最大诚信原则主要针对投保人或被保人而言，为了保持合同的公平原则，后来才产生了对保险人具有约束力的自动弃权和禁止反言原则[4].这一内容明显与社会现状相违背。诚信原则对投保人的投保行为规范是保险活动的开始。新《保险法》对投保人这一主体在该环节的诚信要求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必须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合同是典型的诚信合同，最大诚信就是告知。实践证明，保险人危险负担的有无或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保人能否恪守诚信原则。因此，为避免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就首先要求投保人在合同订立之前，如实、准确、无保留地向保险人告知其投保标的的一切重要情况。其次，投保人必须履行通知的义务。《保险法》第22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另外《保险法》有关投保人应按合同的约定交付保险费、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规定也体现出法律对投保人的诚信要求。

诚信原则对保险人也有明确规范要求。《保险法》第106条、第131条规定：“保险公司及工作人员、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在办理保险业务活动中应自觉遵守诚信原则，不得欺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不得“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不得“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不得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承诺“给予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归纳起来，《保险法》对保险人的诚信要求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客户如实告知义务，二是对保险合同内容如实说明、解释的义务。

1、诚信原则的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对保险人这一主体而言。一是造假问题屡禁不止。假数据、假账本、假报表、假保单、假收据现象在保险经营过程中屡见不鲜。保监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打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2002年甚至开展专项打假活动。尽管如此，造假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二是惜赔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保险公司理赔手续繁琐，服务不到位，个别案件拒赔不合理，客观上表现出惜赔现象，在客户中造成不良影响，在社会中形成投保易、索赔难、收款快、赔款慢的恶劣印象。三是误导问题并未根治。由于营销机制的不完善，营销员误导问题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轻，实质上并未得到解决。尤其在一些中小城市，在一些风险意识、保险意识、投资意识较差的客户中，误导、欺瞒现象并不罕见。

（2）对投保人、被保险人这一主体而言。道德风险防范困难。近年来，我国保险知识的普及程度有所提高，但有的人在了解保险后竟打起了骗保骗赔的主意，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现象屡见不鲜，骗赔手段更是五花八门。

2、不诚信行为的原因分析

（1）社会信用基础薄弱影响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在刚刚起步阶段，信息数据采集困难，数据开放没有明确规定，信息资料数据库建立滞后，信用法规缺乏，失信行为得不到有效惩治。薄弱的社会信用基础势必影响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

（2）保险信用法规建设滞后阻碍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尽管我国保险信用法制建设有所进展，但与现实的保险经营活动相比仍显滞后及不完善，高速发展的保险业带来许许多多新现象、新问题，有些问题是直指诚信的，比如回佣，为了争夺客户资源造成遵纪守法遭受了损失，违规失信却增加了收益的局面。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势必助长失信毁约的歪风蔓延。

（3）保险诚信管理制度缺失制约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制度缺失一方面表现为刚性管理制度缺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必要信息采集制度缺失。刚性管理制度缺失削弱了诚信的制约机制。人性弱点是天然存在的，商务领域仅仅靠道德良心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刚性的信用管理机制，管理者就不得不为人的素质及品质伤脑筋，如营销员挪用保费问题，如果没有制度能保证营销员不接触现金，那么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信息不对称则客观上为失信行为提供了条件，对于保险人来说，投保人的每次投保资料都是新的，其真实准确与否无从评估。对于投保人来说，由于信息披露不充分，投保人无法掌握保险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无法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只能道听途说地片面了解保险。

（4）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陈旧落后不利于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目前国内一些保险公司的经营思想仍停留在盲目扩大保费规模上，上级公司对下级的考核体系突出强调保费收入、完成保费收入指标。为达目的，在竞争中任意抬高手续费、降低费率，弱化对营销员的诚信教育等，无暇顾及公司的社会形象、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5）保险营销机制不完善困扰着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我国保险营销员的数量占从业人员总数的绝大多数，这支销售大军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尤其是寿险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然而，现行的营销机制随着市场的扩大，其弊端也日益暴露，主要表现为缺乏对营销员的保障制度，缺乏长效激励制度，对营销员的考核以业绩为主，佣金提取不合理等等。这些问题诱发营销员产生背信弃义、误导欺瞒客户行为[6].

四、贯彻最大诚信原则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

保险业的顺利发展，需要加强保险活动当事人的诚信教育与体系建设。现实中，人们感到社会缺少诚信，并不是诚信内容和法律规定不存在，而是缺少对诚信行为的激励和保护。尽管国家在加强法制保障、加大诚信宣传、加大失信惩戒、考核保险诚信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并没有对诚信行为起到有效的保护和推动作用。为此，必须加强诚信体系建设。

1、把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契机，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奠定基础

保险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更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建设保险业诚信体系，必须结合现代化社会信用意识，改善社会信用环境。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展开。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国家六部委曾于2003年9月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社会诚信宣传教育的工作意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恰逢其时，应把握契机，一方面不断完善自身的诚信体系建设，一方面为全社会的信用建设做出贡献。

2、加强保险诚信法制建设，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建设在诚信方面已经加强，对失信惩戒的力度也在加大，已经出台《保险营销员管理办法》，行业自律对保险公司的约束力度也在加大。但在如何站在维护行业的整体诚信形象方面、政府机关职能部门如何配合保险监管部门加大惩戒方面的具体措施尚未出台，应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并加大惩戒尺度。

3、建立保险诚信管理制度，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创造条件

一是要建立刚性的诚信管理制度。对经营管理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要有制约制衡机制，用制度保证诚信得以实现。二是要建立信息采集及披露制度。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个人诚信数据的管理制度，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道德风险无法规避。对保险人的信息披露已取得初步成效，尤其是营销员持证上岗规定的出台，建立保险营销员专用网络，强化了营销员的诚信行为，但各保险公司之间还应建立与社会公众沟通交流平台，如公众网站，现场常设咨询台等[7].

4、结合贯彻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大诚信宣传教育

保险行业应按照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诚信友爱”的要求，联系客户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员工进行诚信有为教育。

5、改革保险公司营销体制，为保险业诚信体系的建设注入活力

目前，各保险竞争主体的营销体制普遍采用保险人制。保险营销员处于“城市边缘人”的尴尬地位，无法在社会中树立诚信形象。同时由于首期高佣回报的利益冲击，使一些营销员没有将诚信植根于保险职业的生命之中，见利忘义。如果采取职员制营销，改变营销员身份，将会大大提高诚信水平。

6、加强对保险公司的诚信考评工作

目前保监部门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针对保险公司的诚信行为考评体系，也没有建立一套科学的与之相对应的考评指标，更没有形成一套常规的考评考核工作程序。保险监管部门和保险行业协会应建立一系列严格的考评体系与科学的考评指标。在这方面，广西保险行业协会进行了两年的诚信考评工作，考评体系按3大类36项量化成100分制的考评指标，以80分以上作为合格标准，对达不到合格要求的保险公司将上报中国保监会和相应的总公司，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效。

「参考文献」

[1]吴定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创新性行业，促进保险业又快又好地发展[Z]2006年全国保险工作会议文件，中国保监会办公厅，20065

[2]吴定富保险基础知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84-85

[3]穆圣庭，徐亮关于保险合同主体中的最大诚信原则问题[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287-290

[4]朱应芬，王瑞兰，王时芬等保险学教程[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4：55115

[5]许谨良保险学原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106

诚信原则范文篇5

“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商无信不富”。诚信原则是为人、处事、经商、治国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定，它是社会公平正义观念与具体民法规范之间的连接纽带。它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不负对方的信赖，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信原则是一切合同有效的内在要求，任何企业都不例外。

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保险产品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特殊产品，保险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保险公司应当是最讲诚信的企业，应当遵循最大诚信原则。下面将保险公司和一般企业从履行诚信原则的原因、履行诚信原则的内容以及违反诚信原则而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履行诚信原则原因的比较

（一）一般企业履行诚信原则的原因

任何一项民事活动，各方当事人都应遵循诚信原则。诚信原则是世界各国立法对民事、商事活动的基本要求。在我国合同实践中，素来有“重合同、守信用”，“诚实不欺”，“买卖公平”等习惯规则存在。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总结我国30多年合同法实践的经验，并参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经验，把诚信原则作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民法的始终。合同的履行属于重要的民事活动，也应毫不例外地贯彻诚信原则。

民法将诚信原则作为法律的基本原则，任何企业都应当履行诚信原则，根本原因在于：

1.诚实守信是最基本的商业道德，只有按照此种商业道德行为，才能保证交易活动能够高效快捷地进行，从而形成正当稳定的商业信用乃至社会信用交易的秩序。

2.诚实守信也是交易当事人为维持彼此之间的信用关系而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商业道德。它是人们行为的最低标准。按照法律规定的行为标准，并不能使行为人成为一个品行高尚的人，但如果没有这一规范，就连最起码的商业交易都无法正常进行。在世界各国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诚信原则被作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而被广泛采用。

（二）保险公司履行最大诚信原则的原因

在保险合同关系中，由于保险关系的特殊性，对当事人诚信的要求严格于一般民事活动，要求当事人具有“最大诚信”。也就是说，对于保险公司，对于投保人，关于其诚信的要求要远远大于其他一般企业，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完全建立在诚实信用基础上，因此，各国的理论和实践都认为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保险公司理应是最讲诚信的公司。

最大诚信原则可表述为：保险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及在合同有效期内，应向对方提供影响对方作出订约与履约决定的全部实质性重要事实，同时绝对信守合同订立的约定与承诺。否则，受到损害的一方，可以此为由宣布合同无效或不履行合同的约定义务或责任，甚至对因此而受到的损害可要求对方予以赔偿。

规定最大诚信原则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保险经营具有特殊性。保险合同的标的是被保险人的财产或人身将来可能发生的危险，属于不确定状态。保险公司之所以能够承保处于不确定的危险，是基于其对危险发生程度的测定和估计。由于投保前后，保险标的均在被保险人的控制之下，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最为清楚，而保险公司作为危险的承担者，却很难全面了解保险标的的具体情况。为了便于保险公司测定和估计事故发生的危险程度，特别要求投保人在申请保险时应当对保险标的状况（如保险利益的大小、危险程度，以及一切关系到保险公司是否愿意接受或据以确定保险费率高低所需了解的重要事实和情况）作出真实可靠的陈述，或严格遵守保险合同规定的条件。如投保人没有履行此项义务，即使合同成立后，保险公司仍可通过法律程序获得应有的保护。这便是最大诚信原则最初的基本内涵。

最大诚信原则产生初期主要是约束投保人的工具，保险公司往往以投保人破坏此原则而拒绝履行赔偿义务。为了平等地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现代立法己予修订，即最大诚信原则同时适用投保人和保险公司。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增加第5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2.保险合同属于附合合同。保险合同中的内容都是由保险公司单方制定的，投保方只能采取同意或不同意，或以附加条款方式接受。保险合同条款专业性强，一般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易理解与掌握，因此，最大诚信原则要求保险公司基于最大诚信，履行其应尽的对条款说明的义务等等。

3.保险合同具有射幸性。保险合同是约定未来保险事故发生时，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损失或给付保险金的合同。保险公司所承担的保险标的的风险事故是不确定的，而投保人购买保险仅支付少量的保费，保险标的一旦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所能获得的赔偿或给付将是保费支出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从个体保障角度看，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远远高于其所收取的保费。倘若投保方不诚实、不守信用，发生欺骗与隐瞒，或不遵守承诺，保险公司将无法经营。因此，最大诚信原则保证了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亦是调整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利益的重要原则。

二、履行诚信原则内容的比较

（一）一般企业履行诚信原则的内容

合同关系依其性质要求双方当事人讲究诚实信用，不容许欺诈、蒙骗、任意毁约等行为。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诚信原则是人们在合同履行中所应遵守的道德规则，它要求当事人在履行合同时，应诚实行事，严格按照合同的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信守合同，不欺骗对方。在履行合同时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要顾及到合同对方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要与对方真诚合作，在合同不能履行时也应及时通知对方，减少对方的损失，履行中出现了问题要与对方协商解决。诚信原则为指导合同履行的基本原则，对于一切合同及合同履行的一切方面均应适用。例如，合同标的物为种类物，尽管该批货物质量差异在合同规定范围之内，按照诚信原则，债务人不得故意选择其中品质较次者给付；标的物已经特定，债务人不得违反诚信原则而变更；给付数量不足，其不足数量甚微，于债权人无明显损害，债权人不得作为拒绝接受或拒付货款的理由；因不可抗力事故致合同不能履行，依诚信原则债务人有及时通知对方的义务；合同标的物在交付时，依诚信原则，债务人有告知对方装配、使用及维修保养方法的义务；合同约定交货方式为代办托运，依诚信原则，债务人应于数种运输方式和数条运输路线中，选择对债权人最有利的运输方式和路线；出售有瑕疵物品，依诚信原则，出卖人应将瑕疵告知买方，等等。

（二）保险公司履行最大诚信原则的内容

最大诚信原则对投保人的约束主要有两个方面：如实告知和履行保证；对保险公司的约束体现为如实告知、弃权与禁止反言，所以，保险公司履行最大诚信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如实告知、弃权与禁止反言。

1.如实告知。告知也称披露或陈述，是指合同订立前、订立时及在合同有效期内，要求当事人按照法律实事求是，尽自己所知，毫无保留地向对方所作的口头或书面陈述。具体对保险公司来说，其所设计的保险产品，保险条款及其费率由保险公司单方拟定，其技术和复杂程度远非一般人所能了解，投保人是否投保以及投保的条件完全取决于保险公司的告知。所以，保险公司应将利害相关的实质性重要事实据实通告投保方。亦即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公司应主动地向投保方说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尤其是免责条款，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定要向投保方作明确说明。

我国现行《保险法》根据最大诚信原则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履行说明保险条款的义务。这一规定主要体现在现行《保险法》第17条和第18条中。《保险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第18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可以看出，第17条和第18条的说明义务不完全相同：第17条是针对保险合同的所有条款，并规定保险公司对投保人“应当说明”；第18条是针对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对投保人“应当明确说明”。

在国外的保险立法中，没有关于保险公司订约说明义务的规定，这是我国《保险法》根据中国国情所作的创新之举。在说明方式上，保险公司有明确列明和明确说明两种：明确列明是指保险公司只需将保险的主要内容明确列明在保险合同之中，即视为已告知投保人。明确说明是指保险公司不仅应将保险的主要内容明确列明在保险合同之中，还必须对投保人进行正确的解释。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一般只要求保险公司做到明确列明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我国则对保险公司的告知形式采用明确列明与明确说明相结合的方式，要求保险公司要对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条款不仅要明确列明，还要明确说明。保险公司或其委托的保险人应主动地就条款的内容、术语、目的及适用范围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公司或其人说明有误，保险公司应承担说明不实的责任。

2.弃权。弃权是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放弃他在保险合同中可以主张的某种权利。通常是指保险公司放弃合同解除权与抗辩权。构成弃权必须具备两个要件：首先，保险公司须有弃权的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保险公司弃权的意思表示，可从其行为中推断。如保险公司收受投保人逾期交付的保险费，或明知投保人有违背约定义务的情形，而仍收受保险费的，即足以证明保险公司有继续维持合同的意思，因此，其本应享有的合同解除权、终止及其他抗辩权均视为抛弃。其次，保险公司必须知道有权利存在。除非保险公司知道存在违背约定义务的情况及因此而可享有抗辩权或解约权外，其作为或不作为均不得视为弃权。

保险公司或保险人出现弃权的现象主要基于两种原因：一是疏忽的原因；二是基于扩大业务或保险人为了取得更多的手续费。保险人的弃权行为可视为保险公司的弃权行为，保险公司不得解除保险人已承保的不符合保险条件的保单；日后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则不得以被保险人破坏保险单的规定为由而拒绝赔偿。例如，某公司为职工投保团体人身保险，在提交的被保险人名单上，已注明某被保险人因到癌症晚期已病休半年，但因人未严格审查或其它原因，办理了承保手续，签发了保单。若以后该被保险人因癌症死亡，保险公司不得因该被保险人不符合投保条件而拒付保险金。

3.禁止反言。禁止反言也称禁止抗辩。是指保险合同一方既然已经放弃他在合同中的某种权利，将来不得再向他方主张这种权利。事实上，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投保人，如果弃权，将来均不得重新主张。但在保险实践中，它主要用于约束保险公司，即只要订立合同时，保险公司放弃了某种权利，合同成立后便不能反悔，至于投保人是否了解事实真相在所不问。这正是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公司的特别要求。

弃权与禁止反言与保险人的权力有密切关系。如投保人向保险人投保火灾保险，告知人屋内储存危险品，而人明知这一行为是不能承保或应收取高额保险费的，但为了招揽生意赚取手续费，竟放弃权利，签发保险单，这属弃权行为。如以后发生火灾损失，无论是否由此危险品所致，保险公司均不得以投保人破坏保险单的规定为理由而拒绝赔偿，即此禁止反言。因此，为了避免不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通常在保险单上载明弃权条款，规定弃权行为均须以文字加以说明，否则无效。有些保险条款还规定人无权弃权，如美国的人寿保险单通常规定：“仅本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或秘书，有权变更此一保险单或放弃其中任何条款。”

告知、弃权与禁止反言的限定，不仅可约束保险公司的行为，要求保险公司为其行为及其人的行为负责，同时也维护了被保险人的权益，有利于保险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

三、违反诚信原则法律后果的比较

（一）一般企业违反诚信原则的法律后果

诚信原则，属于强行法规范，不允许当事人以约定排除其适用。合同约定条款违背诚信原则，应为无效。当事人履行合同违背诚信原则，使对方受到损害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仲裁或诉讼中，纵然当事人未主动援引诚信原则，仲裁庭或法庭应依职权主动予以适用。

（二）保险公司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法律后果

由于保险公司履行最大诚信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如实告知、弃权与禁止反言，所以，保险公司违背最大诚信原则也就主要体现在违反告知义务、弃权与禁止反言等方面。

诚信原则范文篇6

(一)最大诚信原则的概念

最大诚信原则说起来可追溯到十八世纪，最早出现于1766年卡特诉勃姆案，该案的法官菲尔德在以往的判例中首次确认了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合同ql的有效地位。诚实信用原则为一切市场参与者建立了一个“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任何合同的订立和履行都必须遵循诚信原则，保险合同也不例外。但是[{{于保险合同承保的是信用风险，订立和履行保险合同时对诚信的要求更高一些，所以各个国家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将最大诚信原则作为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之一。最大诚信原则中的诚信要求我们诚实守信、对事实真相要忠实、不能隐瞒与合同有关的事实，不得对对方加以欺骗，总得来说最大诚信原则即为：投保人和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和履行合同义务时都应该保持最大诚信，准确地、自愿地向对方告知保险活动所涉及的重要事实，不允许有任何欺诈隐瞒、弄虚作假行为，要恪守合同的承诺和义务，否则保险合同无效。

(二)诚信原则与最大诚信原则的比较

诚信原则不是一开始就规定在各国民法典中的，它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发展来的。远在罗马帝国时期，债法在商品经济的促进下得到了发展。研究法律和建立法律的人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法律对当事人之问的契约规定再严密，却也无法将契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规定下来，因而不能将契约的完满履行寄托在契约条款上。当事人只要心存恶意就能找到逃避规制的方法，只有当事人的诚实和善意才是履行契约的可靠保障；在这个基j：I}上罗马法发展了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民事活动叶J的诚实信用原则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保险行为作为一项特殊的民事活动，仪仅遵循民法中的诚实f~lrJ原则是不够的。要求遵循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合同属。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当然要受诚实信用的强行规范。同时，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活动所要求当事人所具有的诚信程度，要比其他民事活动更加格。其要求要达到最大的-峨信，这就是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

(三)最大诚原则作为保险法基本原则的原因

1．保险的性质要求它的参与者要遵守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合同的与射幸性附合性有完全有可能给保险活动带来道德风险，故而这就要求保险活动参与者都应遵循最大诚信原则。

2．保险经营中不对称性的信息决定保险合同的参与者都应遵守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手里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就使交易双方有显失其公平性。

3．保险的行业特性需要保险合同的参与者应遵循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具有资金融通、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被誉为社会稳定器。保险业所承担的特有社会责任及行业特征决定保险活动参与者必须遵守该原则。

二、最大诚信原则的适用

(一)对保险欺诈的规制

伴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险欺诈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多个城市统计数据显示保险理赔欺诈现象严重，各保险公司经济损失严重。我国保险市场尽管尚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保险欺诈的数量和金额却在不断上升，手段日益多样化。保险欺诈活动即影响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又导致诚实保户支付额外的保险费。这样持续下去，保险双方赖以维系的最大诚信原则将彻底崩溃，保险机制也将随之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最大诚信原则成了保险法防范逆向选择和道德危险的主要举措。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欺诈规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我国的《保险法》规定，订立合同时，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如实告知。同时，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向保险人告知其所知道的可能影响到承保的所有情况，不能故意隐瞒，更不能编造虚假情况欺骗保险人，这样从源头上防范保险欺诈的发生。

2．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通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及五十二条分别规定了保险事故发生后及保险标的的危险增_Jl1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通知义务。保险标的掌握在被保险人的手中，因而保险标的的危险增加或事故发生时，该方享有更多的信息，更容易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实施保险欺诈行为。保险法里的上述规定大大减少了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实施保险欺诈的机会，这也是最大诚原则对保险欺诈规制的一个方面。

3．投保人、被保险人之保证义务。这是指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人做}J{的一种做或不做某事的承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与保险事故的发生可能性息息相关，是保险人决定承保的一个先决条件。该规定能够有效防lL道德风险的发生，同时将风险分配给以最低成木避免它的人，以实现最有效的分散风险，从而达到法律的效率目标。

(二)对保险经营行为和竞争手段的规范化

保险人的经营行为和竞争手段的不规范。不仅能够损害被保险人的正当权益，更有甚者会导致市场良好竞争秩序的破坏。保险人经营行为和竞争手段的不规范，最根本的是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结果。鉴于这个因素，加强对被保险人正当权益的维护，改良我国保险ff『场的竞争秩序势必要按现行保险法的规定，建立有限的诚信约束机制来对保险人的经营行为和竞争手段进行有效规制。这种规制机制的建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建立和完善保险人内部诚信约束机制。保险产品作为一种丰H对特殊的无形产品，只有保险人在丌展业务时诚实、办理赔付时守信才能争得客户的信任。从这点上看，坚守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人来说更显重要。

2．建立和完善列保险人的溅信约束机制。现阶段我国的保险以个人为主，而对于机构的是处于从属和次要的地位的。个人人随意扩大保险保障范围．采月了夸人投资产品的投资回报等方式引诱潜在客户投保。个人人受直接管理和峙旨导的是保险公司，他们是否诚实守信直接影响到保险公司的礼会形象。这就需要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方面的机制构件上发挥比较有效的作用。

3．建立和完善保险人之问的诚信约束机制。市场的竞争实际上就是利茄的竞争，为了利茄势必会有些保险人违背诚信原则经营，从而损害到其它同类保险业务人的利益。保险嗡管虽然在这方而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实际效果却并不是很明显，保险人之间建立擐大诚信的行业自律机制才是硬道理。两者共同集体发挥作用，保证保险人之问的有效竞争。

(三)对海上保险业务的规制

在海保险合同巾被保险人的最大诚信原则主要体现在告知、陈述、保证这几个方丽：

1．告知I义务。我国《海商法》第二百二_卜二条规定：“合同在订立前，被保险人应当将其知道的或者试在通常业务叶l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用来确定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保险人知道或者是在通常业务叶1应当知道的情况，保险人没有询问的，被保险人就无需知。”山此可知，《海商法》规定的告知义务的主休是被保险人。设立告知义务制度，这主要是为了保险人在决定足否接受投保和确定保险费率时必须的。这也是诚实信用原则所要求的。英国《1906年海_卜保险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订立契约之前，被保险人应依本条之规定，将其所知重要情节，尽量告盆Il保险人”

2．陈述义务。陈述是指被保险人在和保险人进行具休的磋商签订海上保险合同的过程中，应对保险人捉}Il的每一个问题给出相应的实事求是的答复。我国的《海商法》没有把陈述真正作为被保险人的一项义务单独提出，而足将其列为如实告知义务的一部分。

3．保证义务。保证主要是指被保险人根据其和保险人在海上保险合同巾的约定，承诺对某一事项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或者担保某一事项的真实性。在海上保险合同中，保证无疑是基础。保证与告知的区别就在于对保险人而言。保证需要履行的要求比告知和陈述更为严格。告知是强调事实，而保证侧重诚信。海上保险合同中，保险人的最大诚信的义务主要体现在告知这一项上，具体来说体现在订立合同前的说明、承保落空时的告知以及合同解除权的行驶及限制等方面。最大’峨信原则是诚信原则在海上保险制度巾的运用和自然发展。在海上保险制度中来说诚信原则的具体义务已被最大诚信原则所吸收。

三、最大诚信原则在新保险法中的体现

(一)在订立合同时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和保险人说明义务方面与旧《保险法》棚比，新《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相应的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失lI”。新法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及负担，其规定保险人询问时投保人需对有关情况给予告知。新《保险法》第十七条增加了对格式条款这样的规定，即“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新法增加了对保险人对于条款的说明义务，这样有利于保障投保人的知情权，是对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体现和加强。

诚信原则范文篇7

关键词:诚信原则政府诚信基本原则

诚信价值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归功于民法学者的卓越研究,诚信原则在私法领域被尊奉为“帝王条款”①——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最高指导原则。但在公法学界,却少有学者对诚信问题做深入研究。②本文尝试就诚信原则能否适用于行政法以及如何在行政法中展开以塑造诚信政府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政府诚信的塑造与诚信原则的发掘

诚信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中国传统伦理以诚信为本,“人无信则不立”是对个人安身立命的基本要求。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法,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他还说可以“去兵”、“去食”但不能失去“民信”,“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论语》中“信”字出现了38次,频次虽低于仁(109次)、礼(74次),却高于描述德的多数词汇,如善(36次)、义(24次)、敬(21次)、勇(16次)等等。造就了强大秦国的商鞅变法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推出什么法令,而是让政府先取得民信。可见,我们的先人充分认识到诚信对一个政府的可贵。

近代中国,由于政治运动频繁,文化传承中断,再加上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以及伴随着市场经济而出现的权力寻租等因素,导致政府诚信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上个世纪初,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开启了西方有关诚信的研究。③到70年代时,诚信的概念被主流经济学家接受。阿罗提出,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并认为世界上很多经济落后的现象可以从缺少诚信来解释。郝希则提出,诚信是很多经济交易所必需的公共品德。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则认为诚信不仅仅是道德问题,它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更令人震惊的是,福山在将不同文化区分为低信任文化和高信任文化时,将中国作为低信任文化的典型代表。④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被有效执行。⑤同样可以说,一个诚信的政府,可以有效地降低执法成本,从而便利地推进法治。正是基于这种共识,在全国人大九届五次会议上,代表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诚信。朱钅容基同志在200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要在全社会倡导“明礼诚信”的社会风尚,而当务之急是塑造政府诚信。⑥

与政府诚信最接近的法律命题是诚实信用原则。它既是道德原则,又是法律原则。作为道德的诚信原则是指社会的各成员应具备诚实、信守诺言的品德和在实际生活中贯彻、实现这些品德。⑦在道德法律化思潮下,将此意义的诚信原则引入行政法,用以塑造政府诚信没有任何法律障碍。而作为私法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是有特定含义的,即指为弥补成文法的局限性而解释和补充法律并赋予法官广泛自由裁量权。这种意义上的诚信原则,是否在具有严格规范性要求的行政法中存在呢?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法作为公法,与私法不同。私法多为任意规定,公法多为强行规定,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为公法所不能容忍。由于公法具有严格性,法律规定必须严格遵守,诚信原则主要作用在于补充成文法之不足,如果适用于公法势将破坏法规之严格性。⑧德国行政法先驱OttoMayer完全否定公法与私法之关联,试将其论点整理如下:⑨

(1)私法规定不得补充公法规定之欠缺;(2)法的一般原则并不存在;(3)具有直接私法上效果之公法上的法制度并不存在;(4)公私法混合关系并不存在。

就肯定观点的学者来看,又可分为私法类推适用说、一般法律思想说与法之本质说三种。⑩

1.私法类推适用说。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系民法中的诚信原则外部类推所致。如日本著名行政法学家盐野宏认为:“信赖诚实的原则,是将在私人间适用的法原理适用于行政法关系的情况。”

2.一般法思想说。该说以私法与公法具有共同的一般法律思想为前提,认为行政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并非由私法规则类推而来,而是自始至终地存在于行政法中,只是私法较早发现了该原则而已。

3.法之本质说。该说主张法乃是由国家法意识所成立之价值判断。正当的事于公法和私法均予以承认,不正当的事于公法和私法均不被承认,其根本要求乃诚信原则。因此,该原则构成法规范,并全面直接适用于所有法规范之中。

笔者认为,在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中,否定观点由于将公法和私法的绝对对立作为其理论基础,因此,越来越不符合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的趋势。由于诚信原则是一个具有浓厚自然法色彩的基本原则,因而应将其看成是共通于所有法领域之间、超越于成文法之上的法理。同时,我们也不应将作为道德原则的诚信与作为法律原则的诚信简单分离。因此,在持肯定态度的诸学说中,“私法类推说”有欠妥当,而从实用主义角度观察,“一般法律思想说”和“法之本质说”产生的实际法效果基本相同,其区分仅具有学理意义。可以说,“一般法律思想说”和“法之本质说”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行政法中诚信原则的渊源。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诚信原则只能从行政法中发掘,而不能从外部导入。

二、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上的地位

在肯定了诚信原则的存在之后,紧接的问题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上居于什么地位,它属于行政法的一般法律原则抑或处于基本原则位阶?在我国行政法权威教材中,根本没有诚信原则的论述,更遑论将其作为基本原则,相反,几乎一致将行政法基本原则确立为合法性原则与合理性原则。但从社会变迁、行政权扩张、国家任务改变及行政法律本身发展需要等因素考察,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正逐渐占据基本原则的地位,具体来说:

第一,随着社会变迁,传统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根基开始动摇,行政权大肆扩张,侵蚀了国会和法院的职权。总统的行政权成为“一颗批准的图章”。政府经常充当立法者和裁决者角色在行政立法中,必须遵循诚信原则,否则,法律就不符合社会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本道德,就不为社会所接受,也就不可能有法的效力。在行政官员居中裁决时,他必须像法官那样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法无明文规定时,依据公平的要求进行裁判,对现实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应付和处理。而诚信原则恰好具有赋予政府自由裁量权的功能。

第二,现代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已从规制行政走向给付行政。“现代国家之任务已与往昔不同,行政作为给付之主体,开发社会文化、增进人民福利、提升人民生活素质,已成为国家责无旁贷之职责。”给付行政观念之产生,使行政法规严格性程度有所减弱。行政指导作为新型的管理方式被各国政府广泛采用,即是明显例证。而且,现代所谓的公法关系,与旧时专制时代的绝对权力服从之事实关系迥然不同,根据其性质,可将公法关系区分为权力关系和管理关系。在比重越来越大的管理关系中,除非存在明文的与私法原理相异的特殊规定,否则受私法原理支配。例如,作为公法私法化典型的行政合同,当然应将诚信原则作为“帝王条款”即使在权力关系中,如行政行为的撤销、撤回,一旦可能牺牲各种法益,仍应特别考虑贯彻诚信原则旨趣的必要性。

第三,自由裁量是当代行政的重要特点或趋势。行政法由近代的限权法走向当代的控权法,有学者洞察到这一变化,适时提出了“综合控权论”,认为在控权方式上,规则性控制已经衰落,原则性控制应该在多元控权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内涵不确定、极富弹性的诚信原则一方面赋予行政主体广泛自由裁量权,以适应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又发挥道德调节与法律调节的双重功能,实现对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控制。

第四,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统合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的诚信原则,能弥补行政法的缺陷并促进其良好地发展。客观诚信要求人们正当地行为;主观诚信则要求人们具有尊重他人权利的意识,即“客观”取行为规则,“主观”取内心确信的含义。民法学家徐国栋教授认为导致民法中诚信原则处在虽被尊为基本原则,实际上不过是具体原则的尴尬境地的根本原因在于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分离,尤其是对主观诚信没有予以充分重视。行政法也存在类似的缺陷,即对行政主体行为时的内心确信状态的不重视。例如,行政行为合法性与违法性构成要件自相矛盾:前者要求主体意思表示真实,而后者却不问主体主观心理状态。目前,行政法学界普遍不将诚信原则作为基本原则,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现代人民已默示与国家间存在一个类似契约的关系,因此,可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将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重新统合起来统一的诚信原则可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深化,源源不断地具体化为法律规则,从而促进行政法的发展。

总之,诚信原则贯穿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全过程,贯穿于全部的行政法律规范之中。它不仅能满足现实行政的需要,而且能规范行政法的发展。我们应当将其提升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相反,目前学界公认的基本原则之一的合理性原则恰恰是诚信原则在自由裁量领域的具体化,将其视为具体原则足矣。

三、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展开

虽然与在私法中一样,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上也居于基本原则地位,但毕竟公私法之间存在质的区别。同时,诚信原则是一个极为抽象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如果运用不当,不但达不到塑造政府诚信的目的,反而可能成为行政主体主观擅断之工具,而如果为避免流弊弃之不用,又将丧失维护实质正义和衡平的功能。因此,对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具体运用应予以细致分析。

(一)行政主体之间的诚信

诚信原则不仅要求行政主体之间应恪守信用、诚实不欺,更重要的是要求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相互之间不越权。鉴于行政越权的基础是职权,而职权又包含权限和权能两项内容,所以行政主体相互之间越权可分为行政权限逾越(即管辖权逾越)和行政权能逾越两大类。行政权限逾越具体可分为事务管辖权逾越、地域管辖权逾越和层级管辖权逾越三大类。行政权能逾越是指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超出了法定的权力限度。第二,避免不作为违法。相互推诿、扯皮等不作为违法是老百姓最为痛恨的机关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诚信。诚信原则这方面的要求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已有体现,如《行政复议法》第15条、第18条有关复议机关的确定和复议受理的有关规定,就是为了防止行政主体借技术性规定相互推诿扯皮。第三,一事不再罚。一事不再罚是诚信原则在处罚领域的具体体现。它要求对相对人符合一个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行政主体对该相对人只能给予一个和一次处罚。

(二)行政立法中的诚信

诚信是人类社会存续所必要的道德,行政立法只有体现诚信原则,才具有为社会成员接受的基础。行政立法中的诚信具体表现为:第一,义务的设定可履行。在行政立法设定相对人义务时,必须考虑到该项义务是维护行政秩序所不可或缺且对相对人来说是能够履行的,否则就是违反了诚信原则。第二,权力扩张要正当。扩张是行政权的本性,必须予以适当的限制。不能借行政立法之名,从部门本位出发,非理性地扩张行政权。第三,行政立法不溯及既往。法不溯及既往作为一个立法原则最早在刑法中确立。尔后,在1789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条第9项规定:“联邦不得制定任何溯及既往的法律。”1793年《法国宪法》第14条则进一步宣布溯及既往的法律为“暴君的法律”。但该原则在行政法中是否当然适用,曾有过激烈争论,尤其是随着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兴起以及行政法对公共利益的日益重视,传统的绝对不能溯及既往原则受到质疑。著名法学家萨维尼就认为立法者应当有可溯及规定之权力。而20世纪初德国行政法学最重要的学者弗莱纳则认为,行政立法只要涉及的公益愈大,就愈可溯及。在承认必要时可溯及规定的同时,我们必须坚持原则上行政立法不能溯及既往。其理论基础就在于诚信原则。诚信原则作为一种渊源于自然法的超实证原则,设定了立法者的诚实义务。立法者必须取信于民,而不能随便反悔,这也是国家法律秩序连续性的表现。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将行政立法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为防止行政机关规避法律,以行政立法之名行具体行政之实,坚持行政立法不溯及既往尤为必要。即使在确需溯及立法时,行政主体也必须谨慎、节制与中庸。第四,行政立法应当稳妥推进。诚信原则并非某个人所制,而是根据一般人所认可的基本需要,由道德原则演化而来的法律原则。一方面,诚信原则的内容不断具体化为实定法,行政立法应当实现法律的进化;另一方面,诚信原则要求行政立法不能一味追求“超前立法”或“与国际接轨”,脱离现有社会的基本道德。此外,诚信原则还要求行政立法必须程序公开透明、所立之法尽量确定而不模糊等等。

(三)自由裁量领域的诚信

在行政法领域,行政主体行使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如何对行政自由裁量权予以适当控制,已成为各国行政法的核心内容。传统的合法性原则仅在行政主体逾越裁量权限时才能适用,因此,功效甚微。在缺乏实定法的规范下,若求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惟有赋予法官广泛的司法自由裁量权,从而实现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控制。正如上文所述,诚信原则恰好具有赋予法官司法裁量权的功能。而行政主体为避免败诉,自然而然地以司法审查标准来实现自我控制。因此,诚信原则就间接地作用于自由裁量领域。从这一角度,可以说我国学术界公认的合理性原则不过是诚信原则在行政自由裁量领域的演绎。

作为诚信原则具体化的合理性原则,在各国行政法中均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在英国,这一原则又称韦德内斯伯里原则,已成为近年来赋予英国行政法以蓬勃生命力的最积极和最著名的理论之一。而在德国,作为合理性原则组成部分的比例原则的影响力已超越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它要求在所有行政活动中政府不应采取任何一个总成本高于总利益的行为。在美国,合理性原则要求政府进行行政行为能符合最起码的推理和常识。就合理性标准而言,美国法院已完全抛弃了从结果上予以认定的机械做法。现在,平衡原则和最不激烈手段原则不仅成了合理原则的补充,而且为立法所确认。

借鉴西方法制发达国家经验,我们认为诚信原则在行政自由裁量领域应该是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完美结合。具体来说:

1.在主观上,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出于善意,而且以实现立法意图为目的。如果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出于非法定的动机(如公报私仇等)、未考虑相关因素或者考虑了不相关的因素,都与主观诚信的要求相违背。

2.在客观上,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结果必须具有相当合理性。所谓“相当合理性”,首先当然不可能是“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不能想象行政机关在正当地行使权力时能有这种标准(格林法官语)”或“如此无逻辑或所认可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它(迪普洛克大法官语)”,即行政行为的结果不能显失公正。其次,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能违反惯例和平等对待原则。最后,必须符合最少损害要素并具有平衡性,即所采取的手段必须是自由裁量范围内造成相对人最少损害的手段。

(四)行政合同中的诚信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直接实现行政目的或单纯为行政事务而与另一方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学说上保守见解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发展形成,系以私法为成长园地。申言之,诚信原则的适用应以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诚信原则所规范的对象系权利之行使或义务之履行的方法,若无权利义务关系存在即无诚信原则适用之可能。

我们不否认,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享有单方变更、解除合同等特权,但特权不是一种必须行使的权力,当普通合同方式执行行政任务未遇公共利益障碍时,特权可引而不发。因此,行政契约与私法契约并无本质不同。行政契约的成立,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从而在主体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即使根据上述保守见解,行政合同自然受到诚信原则的拘束。具体表现为:行政主体在选择合同对方当事人时,应受诚信原则的限制,以防营私舞弊;在缔约上,虽不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缔约权必须受诚信原则拘束;在合同履行中,行政主体应遵循诚信原则,履行附随义务,如将其掌握的信息及时通知对方、为对方当事人履行合同提供必要的条件、防止损失扩大;在行使特权时,更应遵循诚信原则,以必要性为前提,并在给予对方当事人合理补偿后,方可行使。

(五)行政指导中的诚信

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就其管理事项,采用建议、劝告、说服与非强制性手段,取得相对人同意和协助,自觉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从而实现行政目的的行为。行政指导作为一种管理方式,我国政府在实务中广为使用,如指导性计划,往往能起到产业导向的作用,其产生的实际社会效果超过具体行政行为。对于经历过长期封建统治的中国人来说,社会残存的官尊民卑风气和行政机关背后握有强大行政权的事实,常常使行政指导与行使行政权的行政行为具有同等的心理效果。而我国目前尚无对行政指导的统一规范。因此,以诚信原则拘束行政指导的运用,实有必要。

当然,诚信原则的展开并不限于以上五个方面,而在行政法的方方面面均有涉及,如在行政行为的撤销、撤回制度中,诚信原则具体化为信赖保护规则而起指导作用。为此,我们企盼行政主体潜心培育诚信观念,在具体行为中贯彻诚信原则,以塑造诚信政府形象。

注释

:①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页;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②在行政法学界,仅在刚刚热门起来的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研究中偶尔提及诚实信用原则,没有专文论述行政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参见黄学贤:《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法学》2002年第5期;李春燕:《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

③参见郑也夫:《社会品德与经济繁荣》,《读书》1997年第11期。

④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以下。

⑤参见[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3页。

⑥参见郭江涛:《诚信首先要从谁做起》,《中国青年报》2002年4月28日。

⑦参见沈敏荣:《诚信原则与道德的法律化》,《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1期。

⑧参见林纪东:《行政法与诚实信用之原则》,台湾《法令月刊》第41卷第10期,第167页。

⑨转引自谢孟瑶:《行政法学上之诚实信用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2),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191页。

⑩参见黄学贤:《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法学》2002年第5期。

11[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12在英语国家的法律及法学中,尚未发现“基本原则”的用法。汉语中则有之,意在强调某些原则的极为根本性,有别于具体原则。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的区别,可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以下。

13参见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以下;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以下。

14参见[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新宪政论》,周叶谦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3页。

15城仲模:《现代行政法学发展的新趋势》,载城仲模:《行政法专集》(1),台湾1990年版,第126页。

16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17参见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以下。

18参见徐国栋:《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19参见徐国栋:《诚实信用原则二题》,《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

20参见朱新力:《行政违法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诚信原则范文篇8

近两年，国家税务局相继提出了“诚信纳税”的税法宣传主题，由此引发了税法学界对于诚信原则与税法关系的讨论。诚信原则应用于税法关系，就要求税收关系的义务人恪守信用，遵守规则，充分披露信息，及时履行给付，不得违背对方基于合法权利的合理期待。诚信原则适用于税法领域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和实践中的必要性，对其在税法中的具体应用的探讨，能够为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完善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一、税法适用诚信原则。

（一）理论上适用的可能性。

日本税法学家北野弘久认为，根据法的一般原理，应当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在税收法律关系中运用信用法则的原理。【1】我也认为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税法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具体分析如下：

1、从公私法的融合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如何实现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代法学所要解决的问题。社会利益的冲突使得传统的公法、私法的二元结构划分遭到挑战，公法、私法的相互渗透、融合已经成为当代法学发展的重要趋势。私法方面，现代民法对传统三原则做出了修正，出现了限制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的新趋势，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公法性规范不断“侵入”私法的领地，以弥补传统私法调整之不足；公法方面，国家的公共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要履行传统的政治职能，还要履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经济与工业的深刻变迁创设出的各种新的、政府所担负的义务”【2】，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参与、管理和干预，纠正和克服市场失灵。在此过程中，国家不仅要运用传统的公权力方法，而且由于权力行使的界限，国家还要借鉴和引入大量的私法的调整方法以弥补传统公法调整的不足。诚信原则作为私法的重要规范和原则也被引入到公法中，在公法领域得到广泛适用。税法作为公私法融合产物之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具有所谓“公法”的特征，而且还同时具有很强的“私法”色彩，当然可以适用诚信原则。

2、从诚实信用原则本身的发展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道德伦理在法律中地位的提高，国家对私法干预的强化，诚信原则已经从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扩张，许多法律概念、规则、规范乃至原理、制度，均在诚信原则的冲击或影响下发生了或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例如，在行政法上，不仅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提出了高要求。因此，学者们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在公法中也应有其适用空间。

3、从税法本身来看。首先，税法的调整对象即税收关系，虽然从外部形态以及政府权力特征看，它具有强烈的行政性，但从税收关系的实质内容看，它是经济关系。其次，税收的性质是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虽然基于公法而发生，与私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有所不同，但毕竟属于债权债务关系，与私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有相似之处。因而其适用源于私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理所当然。再次，从税收根据看。关于税收根据，西方有牺牲说、权力说、公需说和交换说。其中，交换说为现代财政学的通说。按照交换说，人民之所以要纳税，是因为他们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公共物品，而纳税就是换取政府公共物品的对价。政府之所以有权力征税，就是因为它向人民提供了公共物品，税收就是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补偿。政府和纳税人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当然适用诚信原则。

（二）实践中存在的必要性。

诚信原则不仅在理论上有其适用空间，在实践中也有其适用的必要性。由于诚信原则可以弥补法律条文中的疏漏，为行为人提供一种一般行为准则，并调节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因此，它作为法院处理竞争纠纷的主要准绳，可以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竞争纠纷，通过法院的善意的扩大性或限制性的解释，体现立法的意愿，实现法律所要求的公平公正的目的。因此，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诚信原则具有观念法和补充法的功能。具体到税法中，从司法实践看，日本已有判例认为，违背信用法则这条最基本观念的违法赋课处分应属无效，在实践上扫清了阻碍诚信原则适用于税法的障碍。【3】

在我国，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如何安排其行为，税收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由于税收广泛而深入地存在着，而税法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不是一般人所易于理解的，并且，现代社会有大量具有财政目的和社会政策目的的税法规范，因其政策性经常发生变动；再者，为解决税法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税法解释层出不穷，纷繁复杂，各种通知答复意见等经常发生。这些都决定了在税法上很有适用诚信原则的必要。因此，不论从外国的司法实践来说，还是从我国的社会现实来看，在税法上适用诚信原则都有其必要性。

二、诚信原则在税法上的具体适用。

法律作为利益的分配和协调规则，在民事关系中主要用来协调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在税收关系中则主要用来平衡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诚信原则这一重要的法律原则，在不同的领域的作用的侧重点也有差异。税法中的诚信原则，主要体现为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税收立法中的诚信原则。即诚信原则在税法制定过程中的适用。主要体现在税法的溯及力和法律变动时的利益保护两方面：

1、法律的溯及力问题。

法律的溯及力是指，经修改或新制定的法律生效后，对其生效之前未经审判或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则为具有溯及力。按照法治原则，法律是指向人们的未来行为的，而不约束过去的行为，不能要求人们遵守一项还未通过的法律，也不能依照一项新的法律损害人们已经取得的合法权益。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于税收法律(包括各级别的法律、法规)，也应本着同样的态度。尽管我国新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没有从法条上明确采取“从旧原则”，但是根据法理，这一原则的适用应是勿庸置疑的。究其实质，乃是源于对纳税人的信赖利益的保护。由于法令作为人民活动之准绳，人民自然会对之寄以信赖，故首重法秩序之安定，不能朝令夕改，让人民无所适从，但社会情况并非一成不变。因此，作为社会共同生活准绳之法令，自然须配合社会变迁的脚步而调整。而人民对于法秩序安定的信赖，与法必须因社会进展而变动，两者一静一动之间，究竟如何调整配合，牵扯到法令的不溯及既往的原则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信赖保护原则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4】。在税法里，就是说税收主体因信赖颁布实施的法律而进行一定的税收活动，法律应该保护这种信赖。

2、法律变动时的利益保护问题。

传统的法律并不主张国家对立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但随着公共负担平等观念的传播，人们开始认为如果法律的规定使特定人或少数人利益受到巨大的损失，国家应负赔偿责任。目前已有不少国家的立法确认国家在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过程中，造成对个人权益损失的，国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赔偿责任，以制约法律过于频繁的变动，维护法的安定性，保护人民对于法的信赖和基于这种信赖所产生的利益。如德国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法规给个人带来损害时，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损害，既可能是因为行政法规命令与基本法或法律相抵触而引起的损害时，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行政法规、命令相矛盾而引起。当然，只有后者也即因为立法变化引起的赔偿责任，才属于严格意义上信赖保护的范围。我国目前对于立法变动造成的损害还没有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在税法中也是一样。如果由于国家的立法行为使部分纳税人遭受巨大损失，国家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以保护纳税人对于国家税收立法的信赖。

（二）税法实施中的诚信原则。

遵循诚信原则，对信赖利益予以保护，要求征税机关为了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纳税人的正当利益，当纳税人对征税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已产生信赖利益，即纳税人因信赖税务机关的特定行为，而据以实施无法回复的财产上处置，并且这种信赖利益因其具有正当性而应当得到保护时，征税机关不得撤销或废止这种信赖利益，或者如果撤销或废止，必须补偿其信赖利益。

当然，法律也并不禁止征税机关对税收行为进行撤销和废止，但这种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我们可以借鉴行政法里的相关规定，将征税行为区分为授益的税收行为和设负担的税收行为。对于授益的税收行为，一般不能撤销。因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已经使受益人获得法律上的保护地位，依诚实信用原则不得随意剥夺这种地位。如果因为征税机关的原因导致撤废，则应赔偿纳税人的信赖损失。对于设负担的税收行为，一般可以随时撤销，因为纳税人的权利不会因此受损。但如果有特别撤销禁止，或由此会导致再次宣布内容相同的税收行为的，则为例外情形，不允许撤销。我国税法中就有类似规定，如对于依法纳税这种负担税收行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第一款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这就是说，如果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未缴或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在三年内要求补缴，但不得加收滞纳金。即由于税务机关的行为，纳税人基于信赖而做出少缴或未缴税款的行为，税务机关不得加收滞纳金，纳税人的信赖应该尊重。

（三）税收程序上的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要求征税机关在纳税人的参与下严格按法律程序来做意思表示，要求纳税行为程序化。由于诚信原则本身只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观念、法律规范，税法上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只有通过税收程序才能转化为行为事实。因此，只有征税机关依法按程序征税，纳税人依法按程序纳税，才能在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信任、以诚相待的良好关系。而一个公正的程序，不仅需要立法上的建构，还需要执法者的诚信执法。因为“税法”作为征纳关系的“第一次调节”，由于各种原因，不可避免会存在漏洞，需要诚信作为“第二次调节”，最终实现税法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覆盖”【5】，从而在根本上构建起一个公正的诚信执法的税收程序。

在现实的税收执法中，程序违法现象大量存在，这也是税务机关在税务行政诉讼中败诉率比较高的原因之一。【6】由于各种因素、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影响，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税收执法中比较忽视程序问题。主要表现为程序虚无主义和程序工具主义。前者认为程序纯粹是累赘、是走过场，只要税能收上来，通过什么方式并不重要。后者认为程序是针对纳税人的，只是国家用以收税的一种工具，并不认为程序也是制约执法权的一种机制。这两种认识，仍然是国家本位思维在作祟，不利于对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控制，也不利于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税收法治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要树立纳税人权利意识之外，关键在于建立起征税机关诚信执法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既是构建公正程序的必须，又需要公正的程序予以保障，要求把诚实信用原则引入税收程序中，实现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调节。

三、税法上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条件。

（一）适用主体。

在民法的法律关系中，诚信是一种相互义务，对双方当事人均应适用。在税法上，诚信原则是调整征税主体即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主要是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道德规范，其核心是诚实信守税法，它要求主体主观上不存恶意，没有欺骗的企图，排除追求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这是主体应拥有的善意真诚的主观心理态势；它要求主体在客观行为上诚实守信地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避免一方的作为或不作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税法实践中的主体必须在尊重对方权利的基础上履行自己的义务，在履行自己义务的同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并监督对方依法履行义务。那么，对于纳税人是否也应该适用诚信原则，即是否要求纳税人诚实信用地履行纳税义务以实现征税机关对纳税人的信赖？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日本著名税法学家北野弘久认为，“没有必要讨论对纳税人违反信用法则是否也应适用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实定法中已明确规定对纳税人违反信用法则的行为适用剥夺租税特惠，纳税人行为不具法律效力、加算税行政制裁以及处罚规则等，所以没有必要再讨论纳税人是否适用这条法理”，因此“这条法理仅适用于课税厅代表国家向纳税人所做的意思表示的情形”【7】。

对于纳税人而言，诚实信用地纳税不仅仅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而且也是道德上的义务。法律是一种最低的道德要求，对纳税人如何履行纳税义务法律上的确做出了规定。但是，所有行为都是由其动机决定的。在当前税收法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只要纳税人心存偷逃税款意念，总能找到逃避之法，因而不能把纳税义务的完满履行都寄托在法律条文上，只有纳税人的诚实和善意，才是履行纳税义务的更可靠保障。当每个纳税人都能诚实守信、一诺千金时，就不会有违反税法的动机，就不会有偷逃税款的问题。诚信原则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它主要是通过情感调节、舆论影响、行为示范等约束“人”、提高“人”。只有纳税人对履行纳税义务具有正确认识，认为自己有道德上的义务去支付其应付税款，若是在纳税方面进行欺骗则有犯罪的感觉，才能够表现出对税法的遵从，这种遵从不是强迫性的，而是源于一种心理的认同，从而才能自主自愿地诚信纳税。

（二）适用要求。

台湾学者吴坤诚从行政法的特性出发，认为行政诚信原则的适用必须具备信赖基础、信赖表现和信赖值得保护三个基本条件【8】。借鉴之，笔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要在税法实践中具体应用，还应该具备以下几点具体要求：

1、税收行为有效成立。即信赖基础。这是税收诚信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说，税收行为应该具有有效表示国家意思的“法的外貌”，而不论其是否合法。

2、纳税人因信赖征税机关的意思表示已经做出某种行为，已经对自己的活动进行了适当的安排。即有信赖表现。若纳税人尚未对财产进行任何的处置或安排，仅仅是信赖征税机关错误的意思表示，纳税人的利益状况并未发生任何变动，这时就没有必要适用诚信原则。只有纳税人因信赖征税机关的意思表示而进一步有所行为，原有的利益状况发生变动时，才有对纳税人进行保护的必要。并且，征税机关的表示，纳税人产生信赖与有所行为三者之间必须具备因果关系。

3、纳税人对征税机关的信赖必须是值得保护的。即纳税人对征税机关的信赖必须是正当的。所谓正当，指人民不仅对国家的行为和法律状态深信不疑，而且主观上是善意的、无过失的。若信赖是基于当事人恶意欺诈、胁迫或其他不正当方法而获得的，或当事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信赖基础违法；或税收行为预先保留变更权等情况均属不正当的信赖。即使这种信赖形成，也不能获得保护。即若征税机关的错误表示的做出是因为纳税人方面的隐匿事实和虚假的陈述或报告，或者征税机关所为的错误意思表示极易分辨而纳税人故意装作不知，这时候纳税人是有过失的，因而其信赖不值得保护，从而不适用诚信原则。

只有在满足了这些基本条件以后，才能在税法实践中具体适用诚信原则。诚信原则的适用应该是补充性的，如果在满足了上述诸种要求后法律上仍然提供有其他的救济途径和手段，则不能适用诚信原则。诚信原则是于法无其他救济手段时而又违背实质正义的情况下才应加以援用。

【注释】

1[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2[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3[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4吴坤诚：《公法上信赖保护原则初探》，载成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台湾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238-242页

5邓培文、黎安：《努力构建诚信的税收征纳关系》，《湖南经济》2002年第11期

6参见马林主编：《税收法制理论与实务》，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诚信原则范文篇9

「关键词」税法，诚信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通常被称为“帝王条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税法不同于民法，税法按照传统理论，应属于公法范畴，诚实信用原则是否能够同样适用于属于公法范畴的税法，并在税法的立法、税收征管及守法方面发挥一般性原则的指导作用呢？这就需要对诚实信用原则的涵义及功能、其在公法领域的适用问题及其对税法的立法、税收征管及纳税等方面的指导作用等进行讨论。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涵义及功能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涵义。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准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当通过市场交换获取利益和生活资料。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一切市场参加者符合于诚实商人和诚实劳动者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目的是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实现平衡，并维持市场道德秩序。诚实信用原则性质上属于一般条款，其实质在于，当出现立法当时未预见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法院可依诚实信用原则行使公平裁量权，直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1].其内容体现为：①任何当事人要对他人和广大消费者诚实不欺、恪守诺言、讲究信用；②当事人应依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应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不得滥用权利，加害于他人；当事人在法律和合同规定不明确或未作规定时，应以诚实信用的方式履行义务。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市场活动的基本准则，是协调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保障市场有秩序、有规则进行的重要法律原则，也是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的原则[2].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梁慧星先生认为诚信原则具有以下三个功能：①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功能。②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的功能。③解释和补充法律的功能。[3].王利明教授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具有如下功能：①填补法律和合同漏洞的功能；②确立行为规则的功能；③衡平的功能[4].综上，我认为诚信原则应具有如下三个功能：①均衡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重新分配风险，特别是交易风险负担的功能。②解释功能。诚信原则解释功能的发挥突出表现在司法领域。法官通过对事实和法律依诚信原则来加以解释，以阐明事实之应有的法律含义，以及法律应有之价值含义，从而使案件得到公正之裁决。③立法功能。尽管大陆法系国家不承认“法官造法”之功能，但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诚信原则意味着授予法官以相当大的衡平立法权，由此形成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二元的立法体制。因此，一方面诚信原则实际上发挥着“造法”之功能，不断发掘法之应有含义，不断补充法律之漏洞；另一方面即使其立法功能未得到国家认可，但依诚信原则所形成的大量判例也势必将影响将来的立法，或推动立法活动的开展，或为未来立法提供大量丰富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二、作为私法领域帝王条款的诚实信用原则同样适用于公法领域

如果要在税法上适用诚信原则，就需要对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税收法律关系，尤其是税收征管法律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关系，如果诚信原则在公法上的适用不成问题，那么它在税法上的适用就没有问题，这里只是一个简单的三段论的推理过程，所以关键在于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还能否继续扩大至公法？源于私法的诚信原则能否在公法适用？关于这一点，学者有不同观点。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私法上多为任意性规定，公法上多为强行性规定，法律规定的就必须严格遵守，实行严格的法定主义；而诚信原则在于补充法律的不足，因此若将其适用于公法，必然会破坏公法的严格性，为公权力的扩张提供途径。正因为公法与私法在性质上截然有别，所以决定了诚信原则不可适用于公法。持肯定说的学者虽然都认为诚信原则可以适用于公法，但在据以适用的理由上仍存在差别，大体上有三种观点[5]：

1.由私法类推适用的理论。法的类推适用可以分为内部类推和外部类推，内部类推即特定法中相互类推适用的情形，比如民法内部的类推；外部类推就如将私法中的规定类推于公法领域，诚信原则适用于公法领域即是一个外部类推的问题。

2.一般的法律思想理论。该理论认为诚信原则在法律秩序中普遍存在，不论在私法领域还是在公法领域。因为私法的发展早于公法，诚信原则因而在私法中被较早发现，而公法的发展较私法而言相对晚近，因而发现也较晚。

3.由法的本质来考察。这种观点认为公法与私法之间不存在差别，以国民而言，公法私法作为法而存在其相互间的不同只不过是法的事实，因而诚信原则乃基于国民法的意识所成立的根本法的要求，而于法之所有体系中均妥当。

第一种观点认为诚信原则在公法中的适用属于类推适用，第二和第三种观点均认为诚信原则可以在公法中直接适用，只不过在为什么可以直接适用的理由上有所不同，即第二种观点承认公法和私法的区别，而第三种观点否认公法和私法的区别，其实这种不同更多的是在学理上有意义，在实际适用及其效果上并无不同。所以从理论上看学者们大抵都对诚信原则在公法，包括在税法上的适用持肯定态度。但是税法毕竟不同于私法，所以诚信原则在税法上的适用必然会有一个界限问题，而不可能像私法上那样居于帝王条款的地位。

三、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上的具体适用问题

在现代税收国家，由于税收广泛而深入地存在着，选择何种企业组织形式，安排何种形式的交易行为，其相应的税负的高低，是否享受税收优惠等，均会纳入个人的成本效益分析。但由于税法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不是一般人所易于理解；并且现代社会有大量具有财政目的和社会政策目的的税法规范，因其政策性而经常发生变动；再者，为解决税法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税法解释层出不穷，纷繁复杂，各种通知答复意见等变动不居。这些都决定了在税法上很有适用诚信原则的必要。比如，纳税人在进行纳税申报交纳税款时甚至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因听从了征税机关的指导意见或依据征税机关一直以来进行的课税处分而对自己的经济活动进行了一定的安排，但是后来征税机关以先前作出的指导或课税处分是错误的为由而要对纳税人课以新的征税处分，纳税人难免会因此遭受经济上的损失，这时就很有必要适用诚信原则以保护纳税人对征税机关所作的意思表示或征税处分的信赖。

我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上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在税收立法方面，诚实信用原则体现为税收法定主义的社会道德来源。税收法定主义是指纳税人纳税义

务之确定，以及其发生税收效果的诸项要件，一律得由民主代议机构颁行的法律明定。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它是指导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灵魂和精神[6].税收法定主义通俗意义上即指国家不得征收法律没有规定之税、国家应该征收根据社会经济生活需要应该征收之税。

一方面，国家不得征收法律没有规定之税。这好象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命题，但根据中国的实践，即使在现代社会，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广泛存在，仍然有许多地方出于本位主义和小集团、小区域利益的需要，钻法律空子，擅自设立、征收或变相征收各种名目的税种，不仅破坏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而且从根本上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的简单要求，在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如今年中央1号文件明文要求降低农业特产税，在三年内逐步取消该税种。但在内蒙等一些中西部地区，少数地方政府将降低的农业特产税额度变相增加到农业用水费用之中，造成了当地农民的极大不满，以至于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对当地社会稳定构成了危害，而且严重亵渎了国家法律的尊严。

另一方面，国家应该征收根据社会经济生活需要应该征收之税，这也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收立法上的另一个重要的体现。法律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且服务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如果国家不能及时根据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需要，及时调整税收立法，增减税种，就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将对社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此亦可为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收立法上的另一大功能。如：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官方披露的吉尼系数已接近0.4（该数值是一个分界线，超过的话有可能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但根据西方国家权威机构的估计，中国社会的吉尼系数已超过0.4的警戒线。针对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我们国家应该高度重视，及时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开征诸如遗产税、赠与税等新税种，加大对贫富阶层收入的调节，加大对社会贫困阶层的福利补贴，减少因此而带来的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二）在税收征管法规及实践方面，诚实信用原则体现了在法律的呆板与威严之中透露出些许人性的温情。例如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这一条规定既体现了依据诚信原则保证经济管理机关行使权力的公平合理性，以及对纳税人的信赖利益的保护，同时又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收征管领域的具体适应。

（三）从约束纳税主体方面，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可以与其在私法上的“帝王条款”地位相媲美。在当今中国社会，在促进诚信纳税方面，急需树立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领域那样威严而至高无上的地位。具体措施可以通过二方面来实施：一是从舆论宣传上下大力气，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树立正确的诚信纳税观念。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依赖于整个国民素质的提升，但这必然是彻底解决偷税、漏税等由于诚信缺位而引起税收征管问题的根本途径。二是从司法实践上有意识地培养、树立诚实信用原则。简言之就是对诚信纳税的主体予以表彰和鼓励，对偷税、漏税主体予以严惩，从司法实务上逐渐倡导诚信之风。

「注释」

1、梁慧星：《民法总论》2004年版，第46页；

2、王利明：《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24－25页；

3、梁慧星：《民法总论》2004年版，第263-264页；

4、王利明：《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25页；

诚信原则范文篇10

[关键词]保险法诚信原则保险活动法律责任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新《保险法》）已于2003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保险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突出了诚信原则的核心地位，加大了对违背诚信原则行为的惩处力度，从而为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维护正常的保险秩序提供了法律保障。

《说文解字》曰：“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从言”。诚实守信——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它不仅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而作为经营风险和信用的特殊行业的保险业，对诚信的要求更为严格。然而，由于社会信用缺失和法制的不健全，近年来，保险领域违背诚信原则的情况屡有发生，不仅干扰了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甚至危及到社会大局的稳定，因而必须用法律来保障社会信用。对此，新《保险法》予以高度关注，从总则到分则，处处体现出对诚信原则的规范以及违背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一、诚信原则在保险法中的规范作用

诚实信用原则简称诚信原则，它是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该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诚信原则始于罗马法，后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先后确立了诚信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诚信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地位越发重要。他已为不少部门法规定为基本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经营的基本原则。诚信原则在《保险法》中的规范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诚信原则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

保险，就其实质而言，是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一种信用活动。为维护保险秩序，从而保证保险市场的良性运行，新《保险法》在“总则”中特别增加一条作为第5条，即“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不仅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道德建设的要求，也是在保险活动中的特殊要求。其基本要求就是保险双方当事人应善意地进行保险活动，不规避法律，不损人利已，讲究信用，诚实不欺，正当行使个人权利，忠实履行法定义务。与此相反，那种哄骗对方、不讲信用的保险欺诈行为，不仅是对诚信原则的亵渎，甚至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二）诚信原则对投保行为的规范

投保是保险活动的开始。新《保险法》对投保人在该环节的诚信要求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必须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保险合同是典型的诚信合同，其最大诚信就是告知。实践证明，保险人危险负担的有无或大小，很大程序上取决于投保人能否恪守诚信原则。因此，为避免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就首先要求投保人在订立之前，如实、准确、无保留地向保险人告知其投保标的的一切重要情况，并就保险人的询问，尤其是“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的询问如实告知，否则，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亦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对于人身保险，新《保险法》第54条规定：“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若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实付的保险费少于应付的保险费的，保险人有权更正并要求投保人补交保险费，或者在给付保险金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支付。当然，若投保人基于善意，且无过失，则不违反告知义务，自然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投保人必须履行通知的义务。新《保险法》第22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此外，在保险实务中，还会经常出现一些“保险标的危险程序增加”的意外情况，此时，投保人必须按照《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这是投保人的又一法定义务。对此，新《保险法》第37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否则，“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另外，新《保险法》有关投保人应按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规定也体现出法律对投保人的诚信要求。

（三）诚信原则对承保经营的规范

诚信是保险合同的基础。保险诚信原则不仅适用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同时也是对保险人的一种约束。因而，贯彻诚信原则应从保险人自身做起，用自己的真诚之心感化投保人。对此，新《保险法》第106条、第131条均作出明确规定：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在办理保险业务活动中应自觉遵循诚信原则，不得“欺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不得“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不得“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不得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承诺“给予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更不得“利用行政权力、职务或者职业便利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强迫、引诱或者限制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归纳起来，保险实务中，新《保险法》对保险人的诚信要求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客户如实告知的义务。为保证保险合同的公平、有效，在保险合同订立前，保险人切不可误导客户，相反，他有义务向处劣势的投保人准确披露信息，提供最合适的险种。尤其是在保险人确已知道投保人的投保标的已经发生危险事故（但投保人尚不知情）的情况下，保险人应该如实告知投保人并拒绝接受投保。否则，投保人事后有权解除合同或要求补偿。

二是对保险合同内容如实说明、解释的义务。新《保险法》第17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在现行的保险实务中，诚信原则是通过营销员的活动而实现的。所以，在向客户的告知环节中，若营销员对合同条款说明不实（如夸大保险责任、诱导投保人签单；回避或曲解责任免除条款以及回避或曲解投保人解除合同处理条款等），都将会带来保险纠纷。因此，作为保险人，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营销不仅要对保险标的和投保人的声明事项作严格审核，还必须就合同条款内容及与之相关的事项（如险种、保险费、合同生效的时间与条件、投保人的义务及法律责任、出险通知期限与方式、保险索赔条件与范围、合同的截止时间等）作为如实说明与解释。尤其是对合同免责条款和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等易引起误解和纠纷的条款内容必须向投保人作出准确无误的说明。对新《保险法》第18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经营之道在于诚信。随着加入WTO后我国保险市场的逐步放开，国内外保险业之间的竞争将日趋激烈。在这激烈的竞争中，诚信是保险业的“立业之本”。面对“入世”挑战，保险公司应自觉遵循和努力实践诚信原则，坚持“质量第一，服务至上”和“以质量求生存，以诚信求发展”的宗旨和经营理念，这是提升保险公司竞争力的关键。为此，新《保险法》第136条规定，在日常经营中，保险公司应当加强对工作及“保险人的培训和管理”，不断提高其“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不得唆使、误导保险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不得提供虚假的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新《保险法》第122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营业报告、财务会计报告、精算报告及其他有关报表、文件和资料必须如实记录保险业务事项，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此外，保险公司还要尽可能地为客户提供全面的信息咨询服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唯有诚信取众，保险公司才能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诚信原则对索赔活动的规范

保险合同订立后，一旦出现合同条款约定的赔偿事件时，就会引起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索赔请求，从而启动保险赔偿程序。近年来，索赔过程中因违背诚信原则而引发的保险纠纷时有发生，或纵火或自残甚至杀害当事人从而骗取保险金的恶性案件屡见于媒体、报端。鉴于此，新《保险法》第28条从反面列举了索赔过程中违背诚信原则的各种表现形式，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谎称发生保险事故而向

保险人提出索赔或者给付保险金请求的；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以及保险事故发生后伪造、变造有关证明、资料或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有权解释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人因此而支付的保险金或支出的费用，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必须退回。新《保险法》第65条、第67条规定：“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均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而“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

（五）诚信原则对理赔活动的规范

保险人的诚信原则除体现在上述告知和说明外，更主要体现在其对承诺的履行，即保险事故发生后的理赔上。对此，新《保险法》对保险事故发生后的理赔程序及理赔时限作了规定，从而确保了被保险人索赔权的实现。

理赔是保险实务中的重要环节。因而这就要求保险人在理赔过程中不但要遵循诚信原则，更要做到：“主动、迅速、准确、合理”。对此，新《保险法》第24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勘察、核定，并将核定结果及时通知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一旦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保险人人应在10日内履行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从而真正起到为被保险人排忧解难的作用。若保险人未及时履行理赔义务，除支付保险金，还“应当赔偿被保险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此外，为保证理赔过程的顺利进行，新《保险法》第106条、第123条规定：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理赔过程中，必须恪守诚信原则，不得“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依法受聘对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定的评估机构和专家，应当依法公正地执行业务。因故意或者过失给保险人或者被保险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理赔过程中，严格按照上述规定办理，不但切实维护了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树立了良好的公司信誉。

二、违反诚信原则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新《保险法》对诚信原则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加大了对违背诚信原则行为的惩治力度，这既是“入世”后保险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保险双方当事人的强烈呼声。为此，新《保险法》第138条、第139条、第140条和第141条等条款对保险实务中种种违背诚信原则的保险欺诈行为，分别规定了具体的惩治措施落

（一）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违背诚信原则的处罚规定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谎称发生保险事故；故意造成财产损失或被保险人人身伤残的保险事故；伪造、变造与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资料和其他证据，或者指使、唆使、收买他人提供虚假证明、资料或其他证据；编造虚假事故原因或夸大损失程序进行保险欺诈活动而骗取保险金等，有上述行为之一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二）对保险人违背诚信原则的处罚规定

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中违背诚信原则，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或者拒不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如实告实义务，或者承诺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非法回扣或其他利益以及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处以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违法行为的工作员处以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限制保险公司业务范围或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

（三）对保险人、保险经纪人违背诚信原则的处罚规定

保险人或者保险经纪人在其业务中欺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保险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以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或者经纪业务许可证。

有法信则灵。随着新《保险法》的实施和对保险欺诈行为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诚实守信将成为保险双方当事人的自觉行动，我国保险业亦将步入有序竞争、健康发展的良性运行轨道，从而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入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2、江平《合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