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持范文10篇

财政支持范文篇1

关键词：财政责任；制度建设；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相对于1992年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的“老农保”而言，2009年9月出台的《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的“新农保”在惠农上更加倾向于更多的农民。从经济来源角度衡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国家财政全额支付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筹资方面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法。以往人们在谈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获取时，一般都着眼于老年人一生的积累，或主要着眼于子女收入来源。但是，城市化过程中，少于老龄化、农村劳动力转入城市、城市迁居趋势和家庭结构核心化LlJ等因素导致农村老年人口的生存风险正日益凸显。风险的客观性、偶然性、损害性、不确定性、可变性等是影响家庭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足以引起全社会重视并希冀采取措施加以规避。

收入再分配功能是政府介入养老保险业务的主要理由之一(另外两个理由是纠正市场失灵和克服个人的短视行为)，直接体现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并决定着养老保险制度的政治支持度和可持续性。因此，政府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指的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最初于1972年提出，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是经济上的可持续，国家应当通过各方面的制度安排，除了要保证现代农民能够老有所养，更要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如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该如何给予农村老年人养老的财政支持?这就有必要选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二、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责任

(一)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政府参与经验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一部分

全世界已有超过70个国家实行了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各个国家进行构建时已在两个方面发挥其制度功能：一是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发挥其福利性功能；二是作为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发挥其服务性功能。这两种功能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一个部分，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如德国、法国、日本、波兰等。

2政府财政作用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相适应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筹集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发达国家来说，政府的财政作用十分显著，如美国政府为养老金提供税收政策的支持，韩国政府为养老保障制度提供最后的担保责任；在发展中国家，稳定的财政支持使得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得以推进，如波兰和巴西等。可以说，政府的财政作用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金积累和支付问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一部分需要政府在供给制度的同时，还承担使制度持续下去的持续性财政支持责任，从而实现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参与的责任界定

从农村养老保险的供给主体来看，供给者包括政府、集体经济、个人和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群体，但作为社会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公平和效率兼顾，在特殊情况下优先考虑公平”是养老保险责任所要达到的目标。制度的供给往往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制度的最重要供给者是政府。因此，在我国转型期间，政府该如何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呢?

1政府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责任界定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离不开“政府”这个关键因素，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作用的产物，其他因素的介入及其起作用的程度都受制于它。

在我国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中，机遇和风险并存，政府对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具有主导责任。因此，重新界定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责任就成为根本。陈良瑾认为，“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郑功成认为，“社会保障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在中国，社会保障则是各种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军人福利、医疗保障、福利服务以及各种政府或企业补助、社会互助等社会措施的总称”；陈共认为，“所谓社会保障制度，是指由法律规定了的、按照某种确定的规则实施的社会保障政策和措施体系。社会保障既然是社会性事业，那么政府介入是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责。政府介入，一方面出于弥补市场的失灵和缺陷；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实施成本，增强抗拒风险的能力，还可以运用社会保障调节经济的运行”。基于上述理论界定，政府在社会养老保险中的责任包括财政责任和监管责任，这种责任以追求有效性为目标。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手段，诸如税收、财政支出、转移支付、管制等工具，同时借鉴国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成功经验，建立起多支柱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第一，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责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其主要提供者是各级政府，政府责任在于构建相应的供应机制，以保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有效提供。但是，中央政府追求全社会福利最大化，地方政府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和官僚个人政绩，使社会资源无法实现优化配置，损害了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削弱了政府的执政能力。因此，要注重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和责权对称原则，消除政府职能中的“错位”、“越位”和“缺位”。

第二，重新界定政府与个人的责任。“新农保”规定，筹资方法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以被称作准公共产品。那么，政府与个人之间必然会通过博弈选取各自责任空间。有些国家为了某些特殊目的，承担高达70％以上的财政责任。但是，我国经济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受到财力的限制，完全由政府承担起农村老年群体的赡养责任是不现实的。因此，有关农村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停留在政策扶持阶段，且财政支出也十分模糊。第三，重新界定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的责任。我国宪法第八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目前很多地方主要是从服务功能上保持统一的集体形式，如农田的排水与供水等。村级集体经济收入除了各级补助及奖励，主要来自集体资产租赁、农副业发包和其他收入。为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蓬莱模式”大力提倡集体经济实力强的村集体给予农民养老保险补助，规定凡是有固定经济来源的村，每年都要拿出部分资金为农民投保，尤其是倡导被征用土地的村，用土地补偿金为农民办理社会养老保险。从个案中反映部分共性来看，集体经济组织的“共有”特性决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这种公共品的提供应重新审视。

2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作用

明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政府作用，需要结合社会保险制度对政府的内在需要、政府本身所具有的能力等因素。

(1)监管作用。第一，为养老保险提供完备的法律框架，从法律上确认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养老保险的性质、对象、标准和基本原则，提升养老保险法的效力等；第二，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整体规划。比如，依据本国国情规划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模式，规范参保者的权利、义务和管理者的职责等。

(2)财政作用。第一，为养老保险提供财政支持，对养老保险缴费提供税收优惠，对养老保险基金提供投资优惠，填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负担最低养老金给付等；第二，提升养老保险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编制社会保障预算，开展各级政府农村养老保险财政支出绩效考评，完善财政管理体制等。

三、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现实选择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国家保障全体农民老年基本生活的制度，实行政府引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从家庭养老过渡到社会养老，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笔者认为，当前首先要搞清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同公共财政之间的作用机制等基础问题，其次要明确制度变迁中农民接受财政支持的受益程度，最后则要考虑社会保障的财政风险与危机战略管理问题。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公共财政之间的作用机制

公共财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活动模式或财政运行机制模式，是国家以社会和经济管理者的身份从市场上取得收入，并将这些收入用于政府的公共活动支出，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充分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共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事关治国安邦、强国富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其制度建立对拉动农民收入增长、保证农村老年人生存、实现农村解困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公共财政政策引导和财政政策支持，以需求为基准的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力能得到切实有效提高。

(二)社会保障的财政风险与危机战略管理

财政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与创新，主要从未来的隐性债务和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划分两个方面阐述。世界银行在2005年5月公布的一份关于中国未来养老金收支缺口的研究报告认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人民币。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显性化会最终给财政增加相当大的压力，养老金发放能力能不能抵御通货膨胀的威胁要用未来做检验。除此之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划分不明晰且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统一，导致风险发生时各级政府不知如何分担各自的风险成本，各个行为主体行动迟缓且相互观望。创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公共财政、经济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轨迹等诸多方面要经过多年探索和总结教训，借鉴国外宝贵经验为我所用且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以及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四、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支持

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指国家在制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要按照经济上可延续的原则，通过制度合理安排，既要保证老年人、中年人和年轻人通过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保障其年老后的基本生活，更要保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稳定可靠、养老保险基金能够保值增值、实现农村与城市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最终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作为公共财政均等化组成部分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财政要责无旁贷地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财政补贴机制、转移支付制度、财政引导机制、财政专户和财政预算等多角度为“新农保”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一)构建区域差别化的明晰财政补贴机制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一项具有较强正外部效应的准公共物品，在农民个人缴得起、政府能承受的原则下，将政府政策扶持明确为政府适当补贴使个人养老保险改变为社会参与养老保险。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地区间财政状况和财政实力相差较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全国统一标准的财政补贴梦想并不现实。因此，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构建区域差别化的明晰财政补贴机制，其实质是通过区域差别化抵消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府资源供给不平衡，缩小区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差异化程度，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保险制度，无论是全民社会保险还是职业保险制度，当局都实际分担一部分的社会保险费且明白清楚，我国应借鉴台湾经验以明晰化财政补贴机制示意公众。此外，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目标群体的广泛性，在没有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的条件下，中央财政向地方提供养老金补贴时，各个地方政府还应以各地实际情况实行各项配套措施为佳，诸如，上海市郊创造性地推出了小城镇社会保险模式，土地征用保障补贴、商业保险和综合保险等多种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并行发展。

(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前瞻性、制度设计的连续性与长期有效性，故必须充分考虑资源供给的多元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筹资机制，考虑政府、集体和个人对社会保险资金供给的长期承受能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为了弥补各级地方财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补贴后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这也是为了稳步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补贴机制的建立。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省级和省以下的财政转移支付。中央财政对省级的财政转移支付可考虑在中央财政层面整合资金，引入整块拨款的专项转移支付形式，省以下的财政转移支付要根据省以下各区域的社会保障资源汲取能力的差异以及改善社会保障资源结构配置的需要，将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覆盖面等因素综合考虑，重视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转移支付政策，弥补以往非均衡发展战略带来的后遗症。

(三)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基金筹集的政府财政引导机制

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变化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要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加大对养老基金的财政补贴投入，扩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增加对农村集体经济和个人的公共财政支持引导。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全局所需要的资金量是巨大的，必须千方百计提升政府公共财政支持、引导的放大效应和带动效应，有效追求和实现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乘数”效应。其一，政府财政应积极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参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比如对乡镇集体企业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给予财政补贴，对积极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集体经济组织实施以奖代补政策。其二，实施适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具体明确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范围，鼓励和吸纳更多社会资源和资金分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责任。

(四)编制社会保障预算，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基金财政专户

社会保障收支构成财政收支的一部分，因而现代政府也经常利用社会保障收支来管理有效需求。当经济繁荣、就业充分、收入增长时，以收人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收入就会增加，而社会保险的支出就会减少；相反，当经济萧条、失业增加、收入减少时，社会保障收入就会减少，而社会保险支出就会增加，导致有效需求随之增加。社会保障收支是财政收支的一部分，它的变动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支的变动及国家在市场失灵的区域发挥功效，因此，财政是国家最终负责社会保障的义务人，也就意味着国家负有管理社会保障资金的责任。国家财政应当通过建立社会保障预算来履行其对社会保障收支的管理。在财政预算中，建立征、管、用相分离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体制，建立纳入预算管理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专户；实行政事分离，规范养老保险基金经办机构行为，加快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体系建设，制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

财政支持范文篇2

关键词：三农政策；缺陷；弥补

中国的农村在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生活水平、经济状况与城市相比差距很大，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与其他产业相比非常低下，中国的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相比少的可怜（不足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1/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矛盾突出。“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屏障之一，若不加以解决，中国的小康社会将难以实现。目前尽管影响中国“三农”问题解决的因素较多，但财政支持力度不足、政策错位和缺陷较大，不乏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

一、“三农”上的财政政策缺陷

（一）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足，支农支出比重逐年下降

1950～1994年，国家直接来自农业的税收收入2733亿元（不包括正常收费、“三提五统”、“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等），同期向农业投入5346亿元，同期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间接取得大约20100亿元，加减后国家提取农业剩余净额达17487亿元，合计占农业GDP的25.5%.另据资料显示，1979～2000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1.6～1.8万亿元）、农村储蓄流失（550～600亿元）、土地资源直接损失（1.7～2万亿元）三项使农民为此付出了约3.4～3.9万亿元。由此可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是贡献最大的区域，农业是贡献最大的产业，农民是贡献最大的群体。中国“三农”积累受到盘剥，而对“三农”的反哺却很小，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受到严重的影响。据测算，目前我国农业的综合支持量只有2%，而许多发达国家对本国的农业支持水平很高，1996～1998年，美国的农业支持量为9.5%、欧共体为25%、日本为41%、加拿大为15%，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也达到了34%.1978年我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3.43%，2000年则降为7.75%（见表1）。如果把本来属于教育事业费的部分剔除，这一比例还会降低。2000年31个省区市地方财政支援农村支出为249.11亿元，仅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2.7%.

表1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

年份197819801985199019911992199519992000

数额(亿元)150.66149.95153.62307.84347.57376.02574.931085.81231.54

比重(%)13.4312.27.669.9810.2610.058.438.237.75

（二）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农民直接受益的支出较少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开支部分大体维持在60%左右，教育支出和农业科技支出较少。2001年国家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只有19.38%，2001年国民经济按行业分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农林牧渔业仅占2.93%，其中更新改造投资仅占各行业总额的0.36%.在财政农业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大中型水利建设比重较大，农民直接可以受益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较小，况且水利、生态建设的受益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农业，财政用于这些方面的投资一直全部统计在农业投入中，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并且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多采用有偿的方式，增加了还款的负担。2000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预算拨款仅占全部经费的65.7%，农村教育费附加、农村教育集资和学杂费收入三项占35.3%.据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中国的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负担，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负担的比例分别占2%、11%、9%.若把乡镇上缴县级财政的收入计算在内，实际上最终由农民负担的义务教育投资约占农村义务教育总投资的80%～90%.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民素质提高滞后于科技发展速度。严重影响了现代农业对劳动力的需要，制约了农民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转移。农民素质低已成为现代知识经济、科技经济和信息社会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中国的农业已开始从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数量不断增长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转向提高农业生产收益，维持农业高速发展，满足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和种类要求，在此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经济将从物质经济转向知识经济。农业的转型，科技进步是必要条件。我国对农业的科技投入远低于对非农的科技投入。“七五”期间财政的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出从2.7亿元增长到3.11亿元，年均增长2.87%，同期整个科技三项费年均增长5%：“八五”期间财政的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出从2.93亿元增长到3亿元，年均增长0.47%，同期整个科技三项费年均增长13.2%.1979～1996年间，农业科技三项费占整个科技三项费的比重由5.35%下降到2.88%.1996年我国对农业科技投资强度不及发达国家平均数的1/10，也不到30个最低收入国家平均数的1/3.目前我国每年对农业的科研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0.2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3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7%～1%.在较少农业科技投资的条件下，投资结构又不尽合理，资源开发技术投资多于生态环保技术投资，基础研究投资多于应用研究投资。每年约有3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平均转化率为3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70%～80%.由于农业科技应用成本高于预期收入，加之农民资金短缺，农业信贷风险高而信贷支持不足，农业保险缺位，以及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机制不灵活，经费严重短缺，队伍不稳定，人员素质不高等，导致农业科技含量低，制约了农业的发展，进而制约了农民的增收。

（三）财政补贴方式不合理，农民得到的实惠较少

总体上来说，一个国家农业支持水平与支持力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对通过财政预算支持农业规模的影响程度更大。但是，从农业支持来源或者承担者来说，可能是纳税人，也可能是消费者。因此，除了财政预算途径支持农业外，还可以通过价格支持由消费者承担的方式对农业的支持，即实施农业补贴。通过价格干预实现农业补贴是很多国家支持农业的主要方式。以农业生产者为受益对象的农业补贴一般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实现：其一，通过财政预算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者，费用承担者是纳税人；其二，通过政府干预价格，使农产品销售价格对农业生产者有利，一般以国际市场为参照系，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差价部分，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由纳税人负担，也可以通过放开农产品的销售价由消费者承担。尽管主要发达国家在农业补贴方式的选择上总体趋于削弱价格干预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但目前价格干预仍然是这些国家实现农业补贴的重要途径。1999～2001年间，OECD成员、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韩国由消费者承担的价格干预而实现的农业补贴占对农业生产者支持总量的比重分别为：64%、9%、36%、90%、95%.日本农业生产者收入总额中有60%来自政府补贴；2000年美国对小麦的直接补贴每吨45美元，玉米为27美元，欧盟对每吨谷物的补贴为55美元。我国对农业的补贴主要是在流通环节，价格干预补贴农业生产者为负数，农业生产者受益较少，基本上是消费者受益。目前财政用于农村的支出约1/3是农产品政策补贴（粮价补贴和粮食风险基金），仅这1/3支出还多数是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最终落到农民头上的实惠不足50%.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2年第54号的数据显示，如果收购粮食一年内销售不出去，政府保护收购的补贴支出与农民受益之比为5：1；如果连续三年销售不出去，其比例上升到15：1.由此可见，财政支农支出比重低并下降，投入结构不合理，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的投资不足，财政补贴方式不当，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基础，影响了农民的增收速度。

（四）农业税制显失公平，农业和农民得不到休养生息

我国现行的农业税制是在经济发展落后时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计划经济下设计的税制，从建立时基本上就是以获取财政收入和粮食储备为目的。随着农业收入通过税收、收费、工农产品剪刀差等形式转移到工业，促进了工业发展，工业很快占据了经济主导地位，但农业税制仍未改变，只是税收由实物税转向货币税（折征代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重新审视农业税制，农业税制与现代税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大相径庭，农业税收的超额负担（农民的相对负担过重和对农业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表现的尤为突出。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税率为7%，附加为20%，合计税负为8.4%，没有起征点，也没有扣除额，农民税负明显偏高。如果把农民上缴的税费看成是个人所得税的话，农民税负远远高于城镇居民的税负，城乡名义负担相差4倍以上。若从农民缴纳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税费、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综合计算，农业的宏观负担率（农业上缴的收入/农业GDP）约为25%～30%，而财政预算收入占整个GDP比重则在20%以下。农业税是一种四不象的税收。其一，城镇工商税收中的流转税收以商品销售额和非商品营业额（货币收入额）为征税对象，而农业税按农业总收入征税，农业总收入按常年产量核定，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无论是否实现销售，取得货币收入，都要按核定的常年产量折算成货币缴税。其二，城镇的所得税收，主要是以纯货币所得为征税对象，而农业税是以未扣除任何成本费用的总收益为征税对象。城镇所得税所得额的计算通常是取得的货币收入，工厂的库存商品在未销售之前，既不征收流转税，也不征收所得税。农业总收益的计算既包括货币收入，又包括实物收入，并且主要是实物收入。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即使放在家中，没有取得货币收入，也要计算总收益缴纳农业税。

二、财政政策缺陷的弥补

（一）增加支农资金的绝对量，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这一规定为增加农业投入提供了法律保障。现实情况下，关键是各级政府预算必须遵守《农业法》的规定，一是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加强人大的预算监督，确保农业支出的法定增长；二是科学界定农业支出的范围，把农业直接受益的支出列入财政支农的统计范围，剔除其他与农业非直接相关的支出或超出农业本身受益的支出，使农业支出和农民增收紧密的挂起钩来。三是把各级政府的各部门预算外资金（特别是农口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增加预算资金总量，做大支农资金总量，在遵循法定农业支出比例的基础上，增加支农支出的绝对量。同时应加快支农支出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防止和杜绝转移支付下的支农资金层层截留改变用途的现象，确保支农资金的实际使用量；全面实施支农支出的政府采购制度，节约支农资金，相对增加支农资金，提高支农支出的管理效率。

（二）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提高支农支出效益

在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上，一是大力压缩农业支出中的养人支出，增加农业建设支出。二是增加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支出，特别是增加农业科技开发和技术推广的支出，健全农村社会服务化体系并将之落到实处。据测算政府对农业科技每增加1元投入，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11.87元，减少农牧户9.35元投入；政府每增加1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可减少农牧户物质费用5.31元；而农牧户自身每增加投入1元物质费用，农牧业产值仅增加1.27元。三是增加增强农民增收本领的农村教育支出，包括义务教育和农民培训教育，改善农村的教育条件，提高教育质量，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我国农村的教育条件和教育水平总体上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的大学升学率极低，通过教育途径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速度非常慢。另外，“十五”计划纲要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国民终身教育体系，对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来说，可通过财政拨款解决培训经费；对企业来说，可通过没有成本的社会招聘和极少的培训费用解决人员素质提高问题，而对农村而言，农民只能固定在土地上，农民的继续教育是一个空白，除了落后的农村义务教育外，农民素质的提高基本上没有其他途径。通过增加农村教育支出，使更多的农民在素质上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符合从事非农产业的需要。据测算政府每增加1元农村教育，可减少农牧户物质费用6.64元。四是逐步实施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给予农民市民待遇，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增加消费刺激经济，增加生产投入，形成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

（三）在WTO规则的“绿箱政策”下，最大限度的对农业实施补贴政策

借鉴国际经验，必须加快农业补贴方式的改革。一是明确农业补贴的重点，减少流通环节的补贴，增加生产环节的补贴。二是将农业补贴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三是将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和流通环节减少下来的补贴中的一部分，转投到政府对农业的一般服务领域，加强农业的公共品的供给。四是把财政的直接农业补贴与农业的政策性保险补贴有机的结合起来，把财政预算途径由承担的补贴方式与非财政预算途径由消费者承担的补贴方式有机的结合起来。五是按市场规则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运用粮食风险基金保护粮食价格。

（四）改革农业税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税收体系

在税收上，要赋予农村的城市税收待遇，赋予农业的市场经济下的税收待遇，赋予农民的市民税收待遇。目前我国的农业税收入仅占2.17万亿财政收入的5%左右，政府已决定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具体来说：

1.取消农业税，开征农产品增值税。一是符合市场经济改革的要求。把农产品作为商品，大力发展农业商品生产，使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改良品种，提高质量，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农业盈利水平，让农民在追求增加货币收入的目标中，自动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经营行为和自发调整组织形式，参与整个社会的竞争，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是市场经济所要达到的效果。农民生产的农产品通过市场销售，实现了销售收入，才具备了纳税义务，缴纳商品税。这就解决了农民口粮、农民自己储备粮、农产品作为深加工原料储备，尚未实现货币收入就缴纳税收的不合理问题。二是符合现代财政收入的形式要求。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下，财政收入形式是货币、实物、劳役，市场经济下，财政收入形式只有货币一种形式。农产品只有实现了销售，取得了货币收入，才能上缴财政收入，这就解决了农民尚未取得货币收入，却要将农产品折算成货币交纳农业税的不合理问题，解决了农民无钱缴税而不得不拖交和抗交税款的问题。三是符合税制公平原则。农业与工业都是生产有形商品的产业，实行商品课税，是市场经济下产业税制公平具体体现。农民作为生产经营者，开征与其他生产经营者相同的税种，也是税制公平的客观要求。应当指出，对农产品课征增值税时，不是以农户为纳税人，而是以生产并销售农产品，有增值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根据农产品的不同种类和不同盈利水平，制定不同增值税率的同时，应借鉴国外的做法，采取低税率、减免税和其他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我国目前应把粮食生产和流通放在首要的位置，实施更加优惠的增值税，确保人口大国的粮食供给，稳定社会生活。

2.取消农业税，开征农业纯收益所得税，按照从农业生产取得的货币收入扣除经营成本、费用和损失后的余额，计算征收所得税，体现了有所得交税，无所得不交税，所得的多多交税，所得的少少交税的税收公平原则。对于非农的经营所得理应按现行所得税制征税。鉴于农业收益水平低和农产品变现难的实际情况，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可对农业纯收益实行超额累进税率，或实行高起征点（或免征额）的比例税率，并且税率应低于非农所得税税率，以便体现产业间的税收公平原则。对农业纯收益征收所得税，应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区分开来。对于规模化经营、组织化程度较高、具有农业企业性质的单位实行企业所得税，对于单干的农民和农户实行个人所得税制。从中国目前的农民收入水平来看，绝大部分农民将被排除在个人所得税之外，这体现了城乡居民税收上的公平，同时也体现了农民非农收益和农业收益之间的税收公平。目前对农民外出务工收益可按城镇职工收益征税办法进行税收管理，对务农纯收益可借鉴国外的农业标准课税法，即以确定的标准农业所得作为基准，结合土地面积情况计算农业所得，作为课税的依据。

3.取消农业税，开征土地使用税。我国现行的农业税，从其征收方式上看具有土地资源税的性质，更象地租。但是农业税的计税土地面积通常是种植土地面积（不包括农民的自留地和不在册的土地—开荒造田），并且按常年产量征税，这与规范的土地税相比差距较大。从农业税的计税依据看具有混合税制的性质，既包括种植业的收入，也包括非种植业的农业其他项目的折算收入；既包括农业增值收入，也包括农业企业所得收入和农民个人所得收入。实施农业土地税制就是对农业征收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同时，对农业用地开征土地使用税。我国已对非农业用地开征了土地使用税，农业用地属于减免范围。取消农业税，对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水产养殖用地等分类分级分档征收土地使用税，符合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一是谁占用谁交税，征税对象明显易查，征收成本低。二是计税土地范围扩大，税源稳定，有利于财政收入。三是随着土地用途的改变和土地面积的核实，有效的解决现行农业税有税无地和有地无税的不合理状况。四是对农业用地实行较低的税额，有利于保护农业土地资源，促进土地的合理利用。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的实施，土地的集中和收益水平的提高，土地使用税将成为重要的资源税或财产税，我国的税收体系将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钱克明。中国“绿箱政策”的支持结构与效率[J].农业经济问题，2003，（1）。

[2]王朝才。目前我国“三农”问题及其财政政策[J].经济研究参考，2003，（64）。

[3]杨建松，吴亚卓。当前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问题的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2003，（64）。

财政支持范文篇3

关键词：财政支持农业保险中美比较

（一）支持模式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表现为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在私论文营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保险投保人之间发生，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完成，政府不参与农业保险直接业务的经营领域，美国风险管理局（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推广和教育，并且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财政支持，对投保人提供保费补贴。另外，为了对农业保险的参保率提供保证，美国还将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与其它农业财政支持计划捆绑起来，对农业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采取各地区试点的方式进行发展。从目前全国来看，已有近九成省份开展了有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模式主要有：上海、吉林为代表的“大农险”模式，浙江、海南为代表的以“共保”为主的模式，四川、苏州为代表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模式，黑龙江农垦区为代表，以互助合作组织为经营主体的模式。除了上海等几个地区采取地区“统保”方式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均是自主自愿的原则，并没有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措施。美国和我国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都是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具体对比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市场化角度而言，美国财政对中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比较研究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发生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而且农业承受自然灾害损失的能力最为脆弱。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农业风险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后WTO时代，传统的农业补贴政策空间和效力日渐式微，以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绿箱政策”空间和效力与日俱增。但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借鉴发达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经验，对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事业有着重要意义。中美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运作情况比较分析美国作为农业大国，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向来力度很大，自从其于1938年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针对自身的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保险运营模式和财政支持模式，这些模式和经验对于发展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拟从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支持项目、支持标准、支持层次、税收优惠、财我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市场化程度很高，其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直接经营，政府完全退出农业保险直接经营的领域，只是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包括农业保险的强制性都是以经济手段进行的；我国各试点模式的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直接经营，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经营，只有黑龙江农垦区由互助合作组织进行经营。美国模式的强制性较高，通过经济手段，即用一定的优惠政策捆绑来达到事实上的强制性；我国的试点模式中上海与黑龙江采取的是地区“统保”，有着一定的强制性，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采取自主自愿的原则。

（二）支持项目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主要有：保费补贴，针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所承担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业务费用补贴，针对经营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私营农业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高成本提供的补贴；再保险支持，针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我国现阶段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包括：保费补贴，针对农户所承担的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保险责任分摊，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与保险机构分摊保险责任；财政兜底，即对巨灾风险造成保险机构的损失由政府财政兜底。美国与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的对比情况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齐全，体系完善；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仍有待完善。

（三）支持标准美国政府财政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表1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模式比较比较角度美国中国上海模式浙江模式四川模式黑龙江模式市场化程度高高高高低强制保险程度高中低低中60商业时代（原名《商业经济研究》）2008年27期所交保费提供补贴，各险种的补贴标准不同，补贴标准因产量保障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同保障水平的高低相反。2000年，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额平均约为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每英亩为6.6美元），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多种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保费补贴率约为40%。表3为美国农作物保险一切险保费补贴率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的逐步增强，而到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的支持主要有，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包括定损费）补贴，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以及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同时联邦政府还通过其它一些法律规定，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其财力状况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比较低，尚处于保成本阶段。但是对于保成本阶段的保费补贴，财政支持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中央财政补贴试点的六个省份中，各级财政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超过50%，各级财政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也超过50%，地方政府自行试点地区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最低为海南省的30%，大多数在50%以上，甚至达到70%-80%。但是在各级财政在农业保险的其他支持项目上的标准却很低，只有浙江等少数地区政府承担保费收入3-5倍以内的超额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美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标准很高，虽然政府不介入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但其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都有很高比例的财政支持；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亟待完善。

（四）支持层次农业保险的主要作用在于稳定农业生产，分散经营风险，从而降低农产品价格，使生产者剩余向消费者剩余转移。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商品，其受益范围是全国，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也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财力、农业生产条件等具体情况提供辅助性的财政支持。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财政，保费补贴、业务费用补贴、再保险支持，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均由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也鼓励州和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相应的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中存在着多层次财政支持的局面。中央政府财政仅对中西部地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50%保费补贴，对江苏等6个试点省份农业保险提供25%的保费补贴。其余地区及其他种类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省级财政，甚至要求市县区财政参与分摊，税收优惠也基本上是营业税、印花税等地方税种的减免，财政支持层次偏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持，保证了农业保险的顺利实施。而我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现状，虽然有利于各种模式在不同地区试点的开展，但却造成了试点地区财政支持力度不足，以及一些地区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由于财力缺乏而无法开展，阻碍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五）税收优惠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较大，对于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包括分支机构、资本、准备金、结余、收入、财产权和免赔款，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包括国家所征税种、各级地方政府所征税种，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由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除了其业务成本外不再有其它方面的负担。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中的税收优惠力度小，范围窄，仅对种养两业的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即使有部分试点地区扩大了税收优惠范围，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免地方税收，政策性农业保险依然承担着一定的税负。美国农业保险在政府财政的大力扶持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虽然政府没有介入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但提高了保费补贴幅度，对私营公司提供再保险、税收和补贴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使美国农业保险险种创新越来越多，农业保险的参与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据统计，美国目前农作物可保品种已达100余个。在全美200万农户中，有近150万户投保了农业险，参与率高达75%。1997年，美国农作物保险的承保面积为1.822亿英亩，2004年已经超过2.21亿英亩，8年增加了21%。其中2002年为2.87亿英亩，占可保面积的81.3%。不过，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政策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首先是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高支持度造成了很大的财政压力，虽然在加大对农业保险财政支持力度后农业保险参与率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进一步提高参与率的边际成本已经很高；农业保险中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由于农业保险与其他农业支持计划捆绑，许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萎缩的经济学分析.农业经济问题多农业生产者参加农业保险只是为了取得财政补贴，存在着大量的骗保行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有的风险管理功能被异化为农民获取政府财政补贴的“刹手锏”。与美国相比，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较低，对中央财政并没有造成压力，但是由于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由省、市为主的地方政府提供，使得原本已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也限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各地区的发展。从参保率来看，各试点地区农业保险的参保率并不高，即使是在因采取“共保”模式而较为成功的浙江省，截止到2007年6月30日，全省共有13976户农户参保，投保金额99397万元，保费收入2164万元，已完成大户基数的33%。同时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大多数农业风险造成的损失要由财政救济和农户自身承担。但是由于我国很多农业保险地区采取了“统保”等应对措施，农业保险所面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并不严重。美国与中国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绩效对比见表4，表中从支持农业保险所产生的财政压力、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程度、农业保险参与率等几个角度对两国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绩效进行了评价和对比。构建我国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

（一）增加财政支持项目在通过保费补贴提高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积极性之后，还需要增加财政支持项目来降低农业保险业务成本和风险，调动保险机构积极性，主要有：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对农业保险提供业务费用补贴；针对我国农业生产自然灾害发生频繁、波及范围广、损失大等特点，单一农业保险机构难以承受，政府财政作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后盾，对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针对农业保险，特别是地方试点农业保险难以在空间上有效运用大数原理分散风险的特点，可在财政支持下鼓励保险机构通过建立风险基金的形式在时间上分散风险。

（二）提高支持标准1.提高保费补贴。由于我国现阶段政策性农业保险以保障农户的再生产能力为主，宜选择保成本的方式对参保农户进行保障，以保成本起步，逐步发展过渡到保产量和保收入的成熟阶段。因而，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标准也应有一个梯度推高的渐进过程。具体讲，在保成本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5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40%；在保产量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6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30%；在保收入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70%—8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20%。2.提供业务费用补贴。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以及农业经营的分散性、风险勘查的复杂性，使得保险公司经营成本偏高，难以获得正常利润，而这种情况在我国尤为突出。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可以给农业保险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考虑到我国具体的财力状况和实践经验，按照调动保险公司积极性和充分发挥其自身能动性的原则，可在10％-20％的范围内对农业保险提供业务费用补贴。3.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风险基金。由于农业风险的特殊性，特别是地震、洪水、海啸、台风等风险，往往会吞噬农业保险公司的所有准备金和资本金，严重冲击农业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危及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持续与稳定，需要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由于商业性再保险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承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就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可采取中央财政控股、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参股的模式组建，其注册资本金来源主要有：中央财政注资、地方参股、农村救济费分流部分、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节流部分等。另外，可以通过建立政府主导下的中央级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特别是巨灾风险基金的方式来规避农业生产所遭受的巨灾风险。

财政支持范文篇4

在理论上，战略性新兴企业各创新阶段的资本需求特征及其财政金融支持方式如下。技术准备阶段的项目或产品处于构想状态。此阶段不仅要面临技术风险、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可能还面临研发人员、管理团队的缺乏。因此吸引外部投资相对较难，但资金需求量相对较小。一般来说，除了企业自有资金投入之外，外部支持方式的最佳组合应由天使资本、国家财政资金和场外交易市场组成。技术研发阶段主要是创新项目的论证与决策等。该阶段不仅不可能为战略性新兴企业带来市场回报，而且成功的概率相对较小，存在技术风险，对资金需求量较小。此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以及其他商业性资本极少涉足。所以，此阶段的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最佳组合，应由愿意进行科技价值投资的资本组成：国家财政性资金（包括政策性银行贷款、创新基金、信用担保基金）、风险资本和场外交易市场或创业板市场。技术中间试制主要是创新成果市场化的试制、初期改进，以及成果的初期入市。该阶段试制所需资金多，成本较高，风险较大，成功概率相对较小。中间试制所需资金比研发所需资金更多，且较产业化批量生产又具有极高的风险，当然回报期望也较高［1］。此阶段所需的资本仅靠常规的信贷财政金融支持渠道是不行的，这时就急需能够承担较高风险的风险资本、担保资金、创业板市场的支持。产业化阶段时，新技术与新产品获得市场认可，取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加之产品的生产规模效益和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给企业带来了较高的、稳定的市场回报，因为此阶段的资本投入风险低、收益高，成为各种资本的青睐对象。这一阶段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最佳组合应该主要以信贷资本、资本市场（创业板、中小板或主板市场）和战略性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组成。综上所述，战略性新兴企业不同创新阶段的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理论模式。

二、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不同创新阶段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现实情况

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在技术准备阶段，财政金融支持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性资金，而缺乏天使资本。在技术研发阶段，财政金融支持主要还是依靠国家财政性资金，而缺乏大量的风险资本介入，因为我国的风险资本青睐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后期。目前我国研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投入与实现产业化投入的比例为1∶0.5∶100。而国外经验表明，三者的比例只有达到1∶10∶100才能使科技成果较好的转化为商品，形成产业。因为我国的股票市场上市门槛较高，在技术中间试制阶段战略性新兴企业很难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获得财政金融支持，而仅有少量的风险资本、信用担保资金和银行信贷资本介入。在技术创新的产业化生产阶段，财政金融支持组合包括风险资本、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我国风险资本之所以青睐产业化阶段，而没有大量进入自主创新的初始阶段，是因为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在其自身的生存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双重压力下，他们为了赚取投资对象上市前后的差额利润，大量投资产业化阶段。而信用和担保机制的不完善，导致银行对中小新兴企业的信贷歧视，以及新兴企业债券市场还未形成，场外产权交易市场功能的欠缺，导致在产业化阶段仍然欠缺资金［2］。综上所述，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不同创新阶段的财政金融支持方式的现实模式如图2所示。

三、构建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财政金融联动支持模式

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的不同创新阶段，都有相应的财政金融支持，也就意味着各种资本会在相应的阶段进入，也会在相应的阶段退出。那么，在各个阶段之间的过渡环节，各种资本的顺畅对接，需要构建的资本整合联动支持模式来实现。通过财政性资金、风险资本、担保资金、银行信贷资本和资本市场相互作用，发挥出财政金融支持体系的整体有效性。这样就保证了各种资本在进出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各个阶段时，能够顺畅对接，而在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同一创新阶段，相应的资本也能有效结合。如果财政性资金也确实能够在新兴企业初期阶段起到引导作用；风险资本规模能够迅速扩大，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先锋作用，应可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阶段提供足够的复合型财政金融支持。银行信贷资本一方面能够通过与财政性资金、担保资金、保险资金和风险资本的相互配合，降低风险，有望改变“惜贷”现象，为战略性新兴企业产业化生产阶段提供有力的财政金融支持；一方面能够通过设立金融控股集团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充实风险资本，间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阶段提供有力的财政金融支持，从而继续保持在财政金融支持体系中的主体地位［3］。资本市场为其他各种资本之间的实质性结合提供了广阔的并购平台，加上自身的多层次，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直接和间接地提供了无缝隙财政金融支持，继而成为驱动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引擎。综上所述，可构造具备资本整合联动支持机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金融支持模式。

四、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财政金融联动支持的措施

（一）由财政性资金引导带动其它资本进行联动支持

1.综合利用财税政策引导风险资本成为真正的先锋资本

目前风险资本对战略性新兴企业初期阶段的投入较少，而对产业化生产阶段投入较多，因此风险资本无法成为真正的先锋资本。对此，可以根据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周期（平均是5～7年），综合利用财政税收政策，加强引导我国内资风险投资公司发挥其先锋作用。比如，（1）如果60%以上的资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企业自主创新初期阶段，那么从基期开始计算的未来3年内，免除风险投资公司的所有税收，之后的2年，减半风险投资公司的所有税收。（2）如果60%以下的资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企业初期阶段，那么从基期开始计算的未来3年内，仅免除风险投资公司的企业所得税。（3）如果100%的资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企业的产业化生产阶段，可以对风险投资公司征收100%的暴利税［4］。

2.财政性资金引导风险资本和担保资金联动支持

目前，我国主要是直接针对战略性新兴企业采取财税政策来促进其自主创新，比如对战略性新兴企业优先政府采购、进行银行贷款贴息、担保和税收减免等方式，但忽视了对风险资本和担保机构等资本的支持，这样无法发挥财政性资金的引导作用和杠杆效应。因此，可以利用行政手段，采取财政支持风险资本和担保机构，间接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发展。比如，可以考虑允许风险投资公司向政府申请创新基金，再由风险投资公司将创新基金自行选择投入战略性新兴企业并决定投资数额。由于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投向是战略性新兴企业创新项目的组合，这样可以极大地发挥创新基金的杠杆作用。

3.政策性金融引导商业性金融联动支持

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指定商业性金融机构作为行，将资金划给行，并由其根据规定的财政金融支持对象、范围、金额、利率水平和期限结构等具体运用资金；政府性金融机构通过对商业性金融机构向战略性新兴企业提供的商业性贷款给予偿付保证、利息补偿或再融资，间接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支持战略性新兴企业［5］。

（二）各种资本通过“捆绑”式联合进行整合支持

1.政府创新基金、担保资金、银行信贷资本和风险资本整合支持

我国可以考虑在担保基金或者担保机构、银行与新兴企业之间引入第四方和第五方，即政府创新基金和风险资本。其运作模式如下：首先，战略性新兴企业申请政府创新基金，如果能得到政府创新基金的支持，证明战略性新兴企业的自主创新项目是值得投资的，因为申请创新基金要经过较为严格的专家论证和审批程序。然后，风险资本可以按照创新基金一定的放大倍数出资支持战略性新兴企业。同时政府担保基金或者担保机构可为战略性新兴企业进行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而若战略性新兴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或者自主创新项目失败，其债务可由风险投资机构、政府担保基金或担保机构按照出资比例偿还。这种运作模式既充分发挥了政府创新基金的引导作用，又大大降低了担保基金或担保机构与银行的风险。

2.科技保险资金、财政资金和政策性银行信贷资本结合支持

由地方政府牵头，联合财政或科技部门和政策性银行实施组合财政金融支持计划：凡是参加科技保险的项目，可以同时获得创新基金和政策性金融贷款的立项支持。财政既可以为战略性新兴企业科技保险提供补贴，也可以为战略性新兴企业申请政策性金融贷款提供担保。同时，若项目失败，科技保险赔偿资金可以转化为银行利息代偿资金。这样既降低了政策性银行的风险，也充分体现了科技保险和创新基金的扶持作用。

（三）各种资本通过“联姻”方式进行整合支持

1.银行与风险资本结合，设立风险投资银行

我国的风险投资银行可以借鉴美国硅谷银行的经验，将银行服务与风险投资结合起来。为了支持中小新兴企业发展，可允许风险投资银行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资金管理，按照利率市场化原则，逐步放宽管制约束，在国家法定利率与民间自由借贷利率之间，以市场规则求得均衡点。在税收政策方面，风险投资银行设立的前几年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一定年限后减免征收。

2.利用资本市场平台，鼓励风险投资公司（基金）上市融资

目前我国《证券法》和交易所的《上市规则》，均允许投资公司上市，因此风险投资公司上市已经不存在法律障碍。风险投资公司（基金）可以在创业板上市融资，使风险投资公司（基金）可以充分利用社会公众资本，迅速扩大风险资本的规模，增强风险承受能力；引入战略投资机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风险识别能力。

3.通过设立金融控股集团，拓宽风险资本来源的渠道

财政支持范文篇5

1市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

一是政府重视，成效初显。近年来，市不断加大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力度，2012年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工作的实施意见》，县区也结合当地土地流转情况出台了系列激励办法，积极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流转，提升土地使用效益。截止2016年底，市土地流转面积197.82万亩，占家庭承包面积的19.02%。二是形式多样，经营适度。目前，市土地流转形式主要有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托管等形式，其中以转包、出租为主，全市转包、出租面积158.62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80%左右。从调查情况看，市土地流转后经营规模整体合理，梯次发展，形成了由小到大，从企业到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与农民的有机连接。三是财政扶持，潜力巨大。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适合各种农作物生长，为推进土地流转提供了有力支撑。尤其十八大以来，市加大财政扶持，农业基础设施得到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后土地试用效益得到彰显，农民对土地流转的认识得到提升，土地流转的规模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土地流转率仍低于全省、全国水平，土地流转还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2市财政支持农村土地流转情况分析

2016年，全市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达到1541亿元、85.7亿元和350.2亿元，分别是2012年的1.5倍、2.4倍和2.0倍，经济和财力的增长为支持土地流转奠定了坚实的资金基础。2.1市财政支持土地流转现状长期以来，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有关农村改革、土地流转等方针政策，积极发挥公共财政在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方面的职能作用。通过支持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土地流转环境；通过支持高标准良田建设，支持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培育工程建设，支持农业综合开发，提升土地流转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通过加大支农补贴力度，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建立完善财政引导金融、社会资本支持土地流转制度，调动土地承包者、经营者的积极性；通过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保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体系，解决土地流转后农民后顾之忧；加大扶持乡镇企业和农业企业力度，支持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2.2市财政支持土地流转中存在问题一是财力支持总量不足。市用于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财政资金绝对量呈逐年增加趋势，但增长速度相对缓慢，从2013年的1916万增加到2016年的3583万元，增长仅87%，年增长速度远低于财政支农资金增长速度；从财政支持土地流转资金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看，并无明显加大，一直徘徊于1.1%～1.5%之间。二是财政支持土地流转结构不合理。调查中发现，市各县区财政在支持土地流转时，都偏向于城乡结合处及交通便利的农村，而对交通不便但具有较好的土地流转条件较好的农村支持力度不大。其次，财政资金在支持土地流转的扶持对象方面不合理。为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国家针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但由于财政对土地流转缺乏配套的支持措施,在土地流转后,这些补贴仍然归以前农户所用,新的土地承包者难以获得国家补贴,增加了土地承包商的经营成本，不利于土地流转的推进。另外，财政资金支持土地流转投入结构上不合理。财政支持土地流转资金用于工作经费比重过大，用于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比重则较小，同时，还存在补贴资金过于分散，补贴被挪用、撒胡椒面等现象。三是财政杠杆作用不明显。就现有市财力而言，仅靠财政很难为土地流转后剩余劳动力的安置及转移、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构建和谐乡村等问题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这就要发挥财政的杠杆作用，充分调动银行、信贷、保险及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利用各种资金为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但由于受管理体制、经营范围、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只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及产品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资金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度更低。这足以表明财政杠杆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没有起到地两拨千金的作用，致使大多数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社会资金还徘徊在土地流转之外，没有在土地流转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四是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低。目前，市财政支持土地流转资金使用效率普遍偏低，资金的使用缺乏统筹安排，没有形成合力，而且不同渠道的支持土地流转资金使用方向、实施范围、研究建设内容、项目安排存在重复和交叉。如农村公益事业资金和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均可用于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项目存在重复交叉，资金未能统筹安排，资金拨付与项目建设进度存在时空差，财政支持土地流转的作用没有得到体现。此外，财政支持土地流转资金到位率低、资金被挤占、挪用、预算执行缓慢，非生产性支出挤占生产性的资金等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支农资金的流失，影响了农业资金的投入使用效益。2.3影响市财政支持土地流转的成因分析一是地方财力有限。从2012～2016年市GDP和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表可以看出，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绝对值持续增长，但增度却没有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近三年而成下降趋势，由2014年的58.9%下降到2016年的19.1%，下降了39.8个百分点。一般情况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反映了地方财力是否充足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了财政对宏观经济运行和资源优化配置的调控能力。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12年3.4%上升到2016年的5.1%，而2016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2.28%，可见市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全国水平，政府可支配的财力十分有限，严重制约着财政对土地流转的支持力度。二是资金管理不到位。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财政支农资金长期存在着多头管理的问题。从管理部门上说，市财政支持土地流转资金涉及到农业、水利、农业综合开发、交通等部门，这些部门都有项目申报和资金使用权，资金管理上的分散化，不可避免地造成资金使用上的分散化和低效化。从资金使用说，资金的来源渠道多元化，必然造成资金使用、管理的多元化。同时，由于缺乏对涉农资金的协调机制和规范统一的管理机制，以及部门之间沟通和协调不到位，各施其职、各行其政，造成项目重复建设，资金交叉使用以及资金分配不合理和资金浪费等现象，增加了财政支持农村土地流转成本，影响了财政支持土地流转资金使用效益。另外，对财政支持土地流转资金的监督不到位，缺乏对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占用、挪用财政支农资金成本较低等，也加剧了财政支持土地流转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3财政支持市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一是积极争取上级扶持力度。紧紧抓住国家大力推进中西部建设、推进农村改革的历史机遇，认真研判中央、省有关土地流转精神，准确把握政策动向；深入开展调研，摸清市土地流转实情，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土地流转方案，并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争取更大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积极组织申报基础好、条件成熟的项目，争取中央、省政府给予更多专项资金扶持，加快推进市土地流转进程。二是拓宽支农资金融资渠道。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资金问题一直是困扰市推进土地流转的一个重要因素。要加大对土地流转扶持力度，加快推进土地流转进程，必须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拓宽支农资金融资渠道。通过财政资金的正确引导，改进完善抵押担保机制，鼓励引导国有、股份制银行加强提供针对性金融服务；通过财政补贴，大力发展农业保险，鼓励各财险机构参与开展相关业务；充分利用财税优惠政策，激活社会沉积资本，激发社会资金的参与农村土地流转的热情，助推土地流转进程。三是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扶持奖励政策，对土地流转较好的经营规模主体给予奖补、项目倾斜、资金倾斜、税收减免、补贴等优惠措施，对积极配合土地流转并自愿放弃承包地的农户给予奖励、就业培训、创业扶持、最低生活保障补助等；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完善现代农业产业化配套设施；调整财政支农预算结构，加大财政资金向土地流转倾斜，建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帮助解决土地流转中的资金问题。四是加强支农资金监管管理。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支农资金条块管理，因此，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已成为各级政府推进土地流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有效手段，及时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的涉农资金统筹使用管理办公室，将分散于各部门的涉农财政资金进行整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完善资金管理制度，建立“项目设立-资金预算-拨付-使用-评估”为一体的资金管理体系。同时，还要加强资金监管力度，转变资金监管方式，从被动事后检查向主动事前、事中监管转变，从合规性检查向预算绩效监督转变，建立全覆盖、全过程的财政大监督机制，加大违规使用资金的惩罚力度，强化对资金使用者的责任约束。

作者:孙海霞 单位:河南省平舆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参考文献

[1]梁莉.财政金融对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影响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3）：26.

财政支持范文篇6

关键词：财政支持农业保险中美比较

（一）支持模式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表现为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在私论文营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保险投保人之间发生，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完成，政府不参与农业保险直接业务的经营领域，美国风险管理局（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推广和教育，并且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财政支持，对投保人提供保费补贴。另外，为了对农业保险的参保率提供保证，美国还将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与其它农业财政支持计划捆绑起来，对农业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采取各地区试点的方式进行发展。从目前全国来看，已有近九成省份开展了有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模式主要有：上海、吉林为代表的“大农险”模式，浙江、海南为代表的以“共保”为主的模式，四川、苏州为代表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模式，黑龙江农垦区为代表，以互助合作组织为经营主体的模式。除了上海等几个地区采取地区“统保”方式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均是自主自愿的原则，并没有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措施。美国和我国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都是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具体对比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市场化角度而言，美国财政对中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比较研究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发生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而且农业承受自然灾害损失的能力最为脆弱。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农业风险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后WTO时代，传统的农业补贴政策空间和效力日渐式微，以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绿箱政策”空间和效力与日俱增。但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借鉴发达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经验，对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事业有着重要意义。中美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运作情况比较分析美国作为农业大国，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向来力度很大，自从其于1938年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针对自身的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保险运营模式和财政支持模式，这些模式和经验对于发展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拟从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支持项目、支持标准、支持层次、税收优惠、财我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市场化程度很高，其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直接经营，政府完全退出农业保险直接经营的领域，只是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包括农业保险的强制性都是以经济手段进行的；我国各试点模式的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直接经营，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经营，只有黑龙江农垦区由互助合作组织进行经营。美国模式的强制性较高，通过经济手段，即用一定的优惠政策捆绑来达到事实上的强制性；我国的试点模式中上海与黑龙江采取的是地区“统保”，有着一定的强制性，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采取自主自愿的原则。

（二）支持项目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主要有：保费补贴，针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所承担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业务费用补贴，针对经营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私营农业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高成本提供的补贴；再保险支持，针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我国现阶段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包括：保费补贴，针对农户所承担的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保险责任分摊，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与保险机构分摊保险责任；财政兜底，即对巨灾风险造成保险机构的损失由政府财政兜底。美国与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的对比情况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齐全，体系完善；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仍有待完善。

（三）支持标准美国政府财政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表1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模式比较比较角度美国中国上海模式浙江模式四川模式黑龙江模式市场化程度高高高高低强制保险程度高中低低中60商业时代（原名《商业经济研究》）2008年27期所交保费提供补贴，各险种的补贴标准不同，补贴标准因产量保障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同保障水平的高低相反。2000年，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额平均约为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每英亩为6.6美元），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多种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保费补贴率约为40%。表3为美国农作物保险一切险保费补贴率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的逐步增强，而到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的支持主要有，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包括定损费）补贴，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以及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同时联邦政府还通过其它一些法律规定，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其财力状况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比较低，尚处于保成本阶段。但是对于保成本阶段的保费补贴，财政支持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中央财政补贴试点的六个省份中，各级财政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超过50%，各级财政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也超过50%，地方政府自行试点地区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最低为海南省的30%，大多数在50%以上，甚至达到70%-80%。但是在各级财政在农业保险的其他支持项目上的标准却很低，只有浙江等少数地区政府承担保费收入3-5倍以内的超额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美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标准很高，虽然政府不介入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但其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都有很高比例的财政支持；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亟待完善。

（四）支持层次农业保险的主要作用在于稳定农业生产，分散经营风险，从而降低农产品价格，使生产者剩余向消费者剩余转移。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商品，其受益范围是全国，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也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财力、农业生产条件等具体情况提供辅助性的财政支持。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财政，保费补贴、业务费用补贴、再保险支持，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均由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也鼓励州和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相应的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中存在着多层次财政支持的局面。中央政府财政仅对中西部地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50%保费补贴，对江苏等6个试点省份农业保险提供25%的保费补贴。其余地区及其他种类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省级财政，甚至要求市县区财政参与分摊，税收优惠也基本上是营业税、印花税等地方税种的减免，财政支持层次偏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持，保证了农业保险的顺利实施。而我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现状，虽然有利于各种模式在不同地区试点的开展，但却造成了试点地区财政支持力度不足，以及一些地区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由于财力缺乏而无法开展，阻碍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五）税收优惠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较大，对于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包括分支机构、资本、准备金、结余、收入、财产权和免赔款，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包括国家所征税种、各级地方政府所征税种，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由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除了其业务成本外不再有其它方面的负担。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中的税收优惠力度小，范围窄，仅对种养两业的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即使有部分试点地区扩大了税收优惠范围，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免地方税收，政策性农业保险依然承担着一定的税负。美国农业保险在政府财政的大力扶持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虽然政府没有介入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但提高了保费补贴幅度，对私营公司提供再保险、税收和补贴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使美国农业保险险种创新越来越多，农业保险的参与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据统计，美国目前农作物可保品种已达100余个。在全美200万农户中，有近150万户投保了农业险，参与率高达75%。1997年，美国农作物保险的承保面积为1.822亿英亩，2004年已经超过2.21亿英亩，8年增加了21%。其中2002年为2.87亿英亩，占可保面积的81.3%。不过，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政策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首先是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高支持度造成了很大的财政压力，虽然在加大对农业保险财政支持力度后农业保险参与率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进一步提高参与率的边际成本已经很高；农业保险中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由于农业保险与其他农业支持计划捆绑，许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萎缩的经济学分析.农业经济问题多农业生产者参加农业保险只是为了取得财政补贴，存在着大量的骗保行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有的风险管理功能被异化为农民获取政府财政补贴的“刹手锏”。与美国相比，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较低，对中央财政并没有造成压力，但是由于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由省、市为主的地方政府提供，使得原本已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也限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各地区的发展。从参保率来看，各试点地区农业保险的参保率并不高，即使是在因采取“共保”模式而较为成功的浙江省，截止到2007年6月30日，全省共有13976户农户参保，投保金额99397万元，保费收入2164万元，已完成大户基数的33%。同时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大多数农业风险造成的损失要由财政救济和农户自身承担。但是由于我国很多农业保险地区采取了“统保”等应对措施，农业保险所面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并不严重。美国与中国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绩效对比见表4，表中从支持农业保险所产生的财政压力、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程度、农业保险参与率等几个角度对两国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绩效进行了评价和对比。构建我国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

（一）增加财政支持项目在通过保费补贴提高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积极性之后，还需要增加财政支持项目来降低农业保险业务成本和风险，调动保险机构积极性，主要有：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对农业保险提供业务费用补贴；针对我国农业生产自然灾害发生频繁、波及范围广、损失大等特点，单一农业保险机构难以承受，政府财政作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后盾，对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针对农业保险，特别是地方试点农业保险难以在空间上有效运用大数原理分散风险的特点，可在财政支持下鼓励保险机构通过建立风险基金的形式在时间上分散风险。

（二）提高支持标准1.提高保费补贴。由于我国现阶段政策性农业保险以保障农户的再生产能力为主，宜选择保成本的方式对参保农户进行保障，以保成本起步，逐步发展过渡到保产量和保收入的成熟阶段。因而，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标准也应有一个梯度推高的渐进过程。具体讲，在保成本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5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40%；在保产量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6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30%；在保收入阶段，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部门共承担70%—80%的保费，其余部分由农户承担，或者由农户与龙头企业，市、县级财政部门共同承担，但农户承担的比例不宜超过20%。2.提供业务费用补贴。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以及农业经营的分散性、风险勘查的复杂性，使得保险公司经营成本偏高，难以获得正常利润，而这种情况在我国尤为突出。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可以给农业保险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考虑到我国具体的财力状况和实践经验，按照调动保险公司积极性和充分发挥其自身能动性的原则，可在10％-20％的范围内对农业保险提供业务费用补贴。3.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风险基金。由于农业风险的特殊性，特别是地震、洪水、海啸、台风等风险，往往会吞噬农业保险公司的所有准备金和资本金，严重冲击农业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危及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持续与稳定，需要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由于商业性再保险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承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就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可采取中央财政控股、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参股的模式组建，其注册资本金来源主要有：中央财政注资、地方参股、农村救济费分流部分、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节流部分等。另外，可以通过建立政府主导下的中央级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特别是巨灾风险基金的方式来规避农业生产所遭受的巨灾风险。

财政支持范文篇7

为贯彻党的**精神，全面落实《中共**委**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推动我省科技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财政支持科技自主创新提出以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财政科技投入工作

1．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为核心，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跨越发展、加速奋力崛起为主题，树立“振兴财政必先振兴经济，振兴经济必先振兴科技，振兴科技必先加大科技投入”理念，坚持科技投入的战略性、发展性、引导性，选择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的领域，加大投入力度，推动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基本原则

——财政科技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的原则。财政科技投入要充分利用财政贴息、政策性担保融资、税收优惠等手段引导社会资金增加对科技的投入，建立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以企业投入为主体、以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投入体系。

——突出重点的原则。财政科技投入的重点应着力支持突破制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着力营造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减少一般性领域的投入。

——注重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的原则。为促使科技研发成果优先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财政科技投入要重点支持科技成果在本省范围内进行转化。

——公开公平与效益最大化的原则。财政科技投入资金的分配、使用要公开化，预决算要透明，在科技计划项目选定与实施程中要提高财政科技投入效益，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3．目标任务。到**年，全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占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例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省级应用技术研发经费要力争高于中部地区平均水平。

二、加大投入，构建体系，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4．确保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各级财政要把科技投入作为预算保障的重点，年初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中的超收分配，都要体现法定增长的要求。县级以上财政每年用于科学技术经费的增长幅度，要明显高于本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各级财政要注重综合运用贷款贴息、政策性担保、风险投资、偿还式补助、后补助、以奖代补等多种投入方式，加大对科技发展的投入力度，充分发挥财政科技投入的引导带动作用。

5．构建多元化的投入体系。建立以财政科技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财政科技投入体系。财政科技投入要把握好资金投入导向，对企业和社会投入加强引导，支持鼓励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积极支持以企业为主体的有应用和产业化前景的重大科技计划项目。鼓励、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和自有品牌。建立财政支持创业风险投资的机制，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自主创新。

三、明确重点，突出特色，进一步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

6．明确省级投入重点。省级财政科技投入要结合国家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和科技发展方向、发展规划，以项目为载体，重点支持解决制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重点支持提升创新能力的应用基础研究、社会公益研究、公共平台建设、科研条件建设等促进我省科技事业发展的公共科技活动。加大对科技园区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园区资源、人才优势，形成集聚效应；加大对带动性强的行业龙头企业和创新能力强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促进其发展成为科技创新型企业。优先支持《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确定的重大专项及涉及循环经济、生态保护、节能减排等方面的项目，继续支持合肥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建设。各级财政要进一步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重点支持应用技术研发项目。

7、出市县投入特色。市县财政要根据自身经济发展优势，找准定位，因地制宜地支持具有特色的科技园区，培育一批具有特色的科技项目，区别对待、分类扶持本地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继续实施“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和“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市级以上实施的各类科技计划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县(市)延伸，为科技工作提供项目支撑，尤其要加强农业科技工作，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以不断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8、大对民营科技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落实民营科技企业与国有企业在税收等优惠政策上的同．等待遇，大力支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投入，鼓励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要积极鼓励和帮助申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鼓励有条件的市县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四、落实政策，激励创新，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9、实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国家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的政策，企业为开发新技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按照国家规定鼓励企业有关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可以采取加速折旧的办法。对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我省列入老工业基地的合肥、蚌埠、芜湖、淮南、马鞍山五市中，从事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电力业、采掘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新增的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所发生的进项税额，可在当年缴纳的增值税税额范围内按规定抵扣。认真贯彻国家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所得税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10、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通过财资金的投入，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加大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和科技保险业，支持企业参与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扶持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拓宽创业风险投资退出渠道。

11、鼓励产学研相结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积极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加强科技合作，共建产学研基地，推进科技科研院所与企业加强科技合作，共建产学研基地，推进科技项目成果转化，扶持培育一批产学研结合的示范带动项目。积极支持和鼓励产学研结合研究开发并实现就地产业化或从高校、科研机构引进科技成果并实现就地产业化的高新技术项目，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转化水平，加大对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和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2．支持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要支持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支持教育人才培训与科技人才需求的共享对接，建立有利于激励自主创新的人才评价和奖励制度，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五、加强管理，创新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13．进一步加强科技经费的管理。改革和强化科研经费管理，积极探索建立统一、协调、规范的财政科技投入管理机制。加强全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安排的统筹协调，做到相互衔接，及时沟通，优化资源配置，减少重复、分散和浪费。强化科研项目经费的监督管理，建立包括审计、财政、科技等部门和社会中介机构在内的财政科技资金管理和监督体系，完善对科技项目的财务审计与验收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14．探索建立科技资源共享机制。通过财政投入促进科技资源整合，从源头上统筹配置部门、行业、区域之间科技资源，实现科技资源与项目规划全方位、宽领域结合。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科学仪器设备、科技信息、研究试验基地等科技资源的共建共享。

15．积极支持科技体制改革。紧紧抓住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这一核心，支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积极推进开发类科研院所企业化转制，稳定支持公益类院所发展，不断提升科研院所的实力和水平，支持建立科研院所可持续发展的体制。

财政支持范文篇8

第一，我国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总支出在近几年中逐年上涨；农业生产指出、促进农村教育和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支出等支出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补贴支出在前3年呈上扬趋势，第4年有所放缓，第5年又逐渐上涨；农产品储备费用和利息等支出始终在同一水平线(580亿元)上波动，变化不明显。第二，财政支出增长率逐年下降，且降幅较大，由此可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近年来国家对“三农”的支出投入越来越多，导致基数越来越大，这是导致财政支出增长率逐年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三，根据表格数据可猜测，今后，中央财政对“三农”支出的绝对额还会大幅增加。这充分表明了“三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总体可见，我国各级财政正在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力度，逐步建立健全“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落实惠农惠民政策体系，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农民大幅增收、农业现代化。

二、与美国农业相比

美国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有目共睹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用于维持农业收入稳定的财政支出每年就超过150亿美元，美国农业部平均每年支出达650亿美元，占联邦支出的3%~4%。现在，美国平均每个农场拥有30多万美元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每个农业劳动者占其中的18.1万美元。与美国、印度这样的世界农业大国相比，中国的农业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基层组织缺乏活力；农民经济来源单一，拉大了城乡差距；农业没有得到良好发展，现代化水平低。而用于农业发展的财政支出在投放环节监督不够严密、体系不够完善，使中央对“三农”的拨款大打折扣。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

（一）发展转型与结构优化

尽管国内早已认识到，传统的耕作模式已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量，但转型一直不够深入。所以健全工农结合长效机制、全面落实扶持“三农”政策、着力加快农业结构优化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转型优化过程中，必须从战略主导产业、区域优势产业、地方特色产品等各个层次入手，最终实现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的飞跃。

（二）发展劳务与拓宽收入

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拓宽农民收入渠道，是切实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改善农村发展现状的关键。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必须引导农民参与第三产业，进入新行业；加大鼓励政策力度，增大钱物支持；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不忘根本，最终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利用。

（三）科教兴农与政策扶持

财政支持范文篇9

近年来，新安财政部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支持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努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使农村整体面貌出现了较大改观。

1.农村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税费改革以来，逐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并自2006年起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进一步减轻了农民负担。取消农业税后，全县基本实现了农民合同内的“零负担”。

2.农民得到了更加切实的实惠。近两年来，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积极落实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良种补贴、成品油补贴和贷款贴息等政策，大幅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06年以来，全县共兑付粮食直补资金5112.1万元，农机购置补贴255万元，优质改良玉米良种给予补贴360万元。在多种政策合力下，促使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

3.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新安县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和公用经费保障机制，积极实施国家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危房改造工程，06年以来，先后投入1018万元资金，改造和新建校舍面积达2.5万平方米；同时，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学生实施了了“两免一补”政策(即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使全县农村贫困家庭共计22.7万人次义务教育学生享受到“两免一补”政策，基本解决了贫困学生因贫失学问题。

4.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06年以来，新安财政投入节水灌溉、人畜饮水、村村通自来水等水利基本建设资金2953万元，投入农业综合开发和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等农田基本建设资金2800万元，投入农网改造、“村村通”工程、沼气池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9619万元，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5.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新安县以构建农村安全保障体系为着力点，初步建立了农村养老保险、农村优抚对象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救灾救济、农村医疗救助、农村五保供养、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等一系列救助体系，在全县农村架起了社会救助的“网络链条”。目前，全县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100%，近19.9万(人次)农民获得就医补助，补助资金2724.7万元。二、目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矛盾和难点

总结该县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两大矛盾和五个难点：

两大矛盾：一是资金供给量小与需求强烈的矛盾。由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刚性支出增长快，县乡两级财政无力拿出较多的资金支持农业发展，加上乡村经济实力不足，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增长有限。而与此同时，在“村村通”、农业产业基地建造以及各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需要较多的财政资金投入，资金供求矛盾尖锐。二是支农资金投入周期长、风险高与支农资金回收困难的矛盾。农业投资无论是农业产业基地建造、各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产生效益，而在此周期内，由于自然灾害、市场变化等因素，使农业投资风险较高，农业投资回收较为困难，造成支农资金投资效益明显低于工业企业和加工企业，造成支农资金投入大与效益不保证的矛盾。

五个难点：一是农村产业发展缓慢。目前农业在产业化、市场化和外向化方面，与先进地区有较大的差距，龙头企业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不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弱，农村二、三产业发展迟缓，民营企业发展不充分，财政支持农村建设资金有限。二是村级债务沉重。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出现了旧的债务不去，新的债务又来。三是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不利于农民生活改善和扩大生产性投放。四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压力较大。当地就业容量有限、外出打工收益不大，城镇定居缺乏经济支撑等困难，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难。五是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教育、科技、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相对滞后。

三、财政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和措施

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以“增加投入、引导放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规范管理、提高效益”为原则，着力支持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落后面貌，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1.准确把握财政政策，争取新农村建设更多的资金、政策。发挥财政部门涉及面广、信息灵通的职能优势，准确把握上级财经政策的实质和走向，紧密结合县情实际，提出对策和措施，争取多的政策倾斜。同时，加强同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协作，用足用好省、市帮扶政策和国家产业政策，共争取上级在项目和资金上予以倾斜，确保得到上级更多的政策性投入。

2.创新投资机制，发挥主导作用。建设新农村，投入是关键，政府是主导，农民是主体。通过建立“各级政府出一点、涉农资金捆一点、受益群众出一点、政策优惠让一点”的融资模式，不断拓宽新农村建设的投资渠道，有效激活社会各方面资金投入。同时，充分发挥政策导向和典型示范作用，引导农民自觉自愿参与新农村建设，主动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搞好公共配套设施建设，防止产生“等、靠、要”的依赖思想。

3.改变投资方式，提高资金效益。改变过去政府大包大揽、行政计划运作的做法，积极探索“政府出资、市场运作”的新型财政资金运作模式，更多地依法、依规采用补助、贴息、奖励等政策工具和激励措施，支持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把资金物资用到农民直接受益的项目上；改变过去支农资金撒胡椒面的做法，统筹安排和集约投放各类支农资金，集中有限资金分类分步投入重点项目、重点乡村、重点自然村。

大力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财政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又是“十一五”乃至今后时期财政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财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县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积极主动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与各乡镇、各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新贡献。

参考文献：

[1]吴海峰，李沛沛.新农村经济视角下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8，(55).

[2]梁雄.梧州市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初探[J].广西农业科学，2008，(5).

[3]林庆康.全面繁荣农村经济须深化农村改革[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4]陆学艺.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三农”问题[J].中国流通经济，2008，(10).

财政支持范文篇10

1、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基础:公共产品理论

生态文明研究较为广泛，在内涵界定上还存在一些歧义。综观所有学者观点，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包含人们用来维护生态环境的相关制度、文化、法律意识等，以此来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系统化的文明构成形态，这是表现人类多样机能的综合体，以一种多元化的系统体现出来。第三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相对于以前的文明形态而言是一种新型文明形态，通常与自然生态融合一体的文明，表现为较高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段。第四种观点认为自然与文明的关系是从崇拜自然的原始文明到依赖自然的农业文明和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正在转化为效法自然的生态文明。就这些观点而言，生态文明其实就是体现人与自然相互和谐的物质与精神积累的成果，其通常由生态物质、生态化技术以及生态化精神累计而成。生态环境变化与生态资源资本化的特征决定生态文明的特性:第一是生态文明难以界定与计量。第二是生态文明的相关建设成效与整个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其消费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特征。第三是生态文明建设效益具有较强的外溢性与滞后性。生态文明这三大特点正是公共产品的典型特性。外部性是公共产品的特性，从而使得生态环境保护中出现“搭便车”现象，导致生态环境投入资金不足，投资主体缺位现象时有出现。生态文明建设出现市场失灵时，必然会挤压社会资本投资，这样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出现生态产品供给不足。政府的适当介入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方式之一，而财政支持政策是最为主要的调控手段。

2、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基础:现实依据

生态环境恶化是全球性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尽管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但生态环境污染代价却非常严重。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经济增长至少有二成是依靠生态资源与环境“透支”获得;同时国家环保总局一项研究结果也显示，我国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占该年GDP的10%左右。这些数据充分显示出我国生态环境的状况，实施财政支持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我国逐渐认识与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投入量逐渐增加。统计资料显示，生态环境投资在“七五”期间占GDP的比例为0.7%、“八五”期间占GDP的比例为0.8%、“十五”期间占GDP比例的1.2%。但其在GDP中所占比例长期低下，与发达国家的生态资本投资比例1.5%－2%的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GDP总量为51.93万亿元、外汇总量达到3.5万亿美元左右、财政收入达到11.72万亿元，这些数据充分显示我国有能力也有足够财政空间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

二、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与困境

1、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

1998年至2007年在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建设中的实际投资就已经达到2700亿元(见表1)。统计资料显示，1950－1999年50年间，国家在草原生态建设上的投入仅为21亿元;2000年以来，虽然加大了投入力度，投入总计约100亿元，大体相当于前50年投资总额的5倍，平均达25元/hm2;同时，国家林业投入达1100多亿元，平均630元/hm2，是草原投入的25倍。生态环境投资增加，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1998年至2008年间，造林面积增加40093.29千公顷、增加林地面积3.64亿亩，森林覆盖率增加近2个百分点。生态环境保护性投资对于促进我国森林面积增长以及森林覆盖率的提升作用很大。在草原生态建设方面增长成效显著，统计显示2001年至2007年间，退牧还草面积达到17005.33千公顷，禁牧休牧草原超过13亿亩。在湿地保护方面，主要是利用退田还湖等方式来实现，截至2006年底，已经建立湿地保护区域473处，面积高达4346万公顷。水土流失治理也是生态保护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十五”期间仅水土流失治理经费达到122.6亿元，经过治理达到较好效果。2007年我国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99.87万平方米，较1998年，已经增加了24.85万平方米。生态建设进展较好，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各级自然保护区2669个，总面积达到14979万公顷;国家自然保护区为363个，面积高达9415万公顷。

2、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困境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其整体实现需要财政支持，但由于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导致生态文明建设陷入“囚徒困境”中，具体体现如下:(1)生态环境保护投入需求不断增加，这已超出国家现有的资金投入能力当前投入需求压力主要体现的因素在于:一是当前我们国家环境污染严重，环境治理的难度也逐渐增强。仅仅以过往简单技术来治理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难达到效果，这就需要环境治理技术创新与推广，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则需要大量资金，这样就促成污染治理投入资金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环境治理的成本不断增大。二是生态环境污染的性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当前生态环境污染已经呈现出区域性、流域性等新特征，这已经逐渐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新矛盾，而生态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则需要更多生态环境投资资金。三是由于历史发展原因造成生态环境投资“欠账”过多。一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方面的投资整体水平比较低，远远低于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水平。就国外开展环境治理的主要经验可以知道，只有当我们在生态环境治理上的投资达到GDP的2%时，整个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而过往我国在生态环境投入方面的水平还远未能达到这一最低要求，这样就造成生态环境治理的包袱越来越重。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整个民众对生态环境改善的期望与需求也逐渐提高，这也为生态环境投资增加压力。(2)生态环境投入渠道比较单一，主要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虽然我国在生态环境投入方面逐年递增，但是相比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局面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巨额环保资金缺口，往往就会促使生态环境投入力不从心。在目前管理体制下，容易挤压其他生态环境投入资金渠道，这样就导致一部分投入渠道萎缩，而另外一部分投入渠道就显得名存实亡，这样就很难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对于那些跨区域、流域性的大规模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在资金的筹措和调度上都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资金问题已经普遍成为环境治理的主要瓶颈。(3)生态环境投入管理方式还比较落后，未能适应市场而创新管理方式由于生态环境产品的公共产品特性，使得生态环境投入主要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这使我国生态环境投入变成一个国家性垄断行业，使一些社会资金介入生态环境投入领域非常困难。同时也缺乏一套非常严格、具有规范性的、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管理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表明，仅仅依靠国家财政资金是难以有效遏制环境恶化的，也难以与当前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现状相匹配。因此，如要在一定时间内控制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就需要改革行政管理机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对外开放，将生态环境投入领域逐渐向社会开放，以便吸收社会资本的介入。

三、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化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生态文明的维护需要大量资金的扶持与维护，这些都离不开财政支持。当前的财政投入资金尽管逐年增加，但是投资效率较低、投资环境恶化、投资监管失位比较严重，这就需要不断创新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与思路，优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多元路径。

1、构建区域差异性财政支持政策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生态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保护呈现区域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形成具有很强的历史原因，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责任方而言，需要关注区域差异性的特性。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支持政策的制定，则需要充分考虑到区域差异性，从而形成区域差异性的策略。例如，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识较强、市场完善化程度要高些，这就需要在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时要注意适当引入社会资本进入，优化投资结构，以便降低财政支持压力;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经济状况较差，市场化程度较差，市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足，这些都会影响生态投资渠道与需求。因此，构建一个区域差异性财政支持体系，尊重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以科学发展观的态度统领生态文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2、建立生态环境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生态环境投入在目前阶段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这就需要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比例。由于历史欠账、经济发展差异性以及民众生态意识等方面的因素导致我国财政生态投资比例较低，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生态投资需要占到GDP的2%左右，而我国还不到1.5%，这说明我国财政投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而构建财政投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此，可以借鉴农业财政支出的具体做法，利用《环境保护法》在法律上规定财政生态环境投入资金比例，将其控制在2%－3%之间。与此同时，还需要强化各级政府的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生态环境投入方面的监督力度，对不能完成的各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采用问责制度，真正将制度落实到实处。

3、构建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财政对生态环境投入较低，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府部门政绩考核体系的问题，环境保护在政绩考核中地位不突出，甚至未能纳入考核体系。强化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重新考虑生态环境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同时需要突出其权重。构建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更能清楚地了解到各级政府实际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与成效，避免定性指标的主观偏见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以量化指标全面及时地反映出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与绩效。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在绩效指标构建中就需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要考虑到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因而在指标选择与指标权重的分配上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实际权益，要具有差异性，以此更加科学地反应出实际问题。

4、优化投入渠道，创新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