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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风险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8 19:47:43

财政风险

财政风险范文篇1

关键词：财政风险；财政赤字率；债务负担率；警戒线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金融海啸的猛烈冲击下，中国出口需求的急剧下降使得内需不足问题日益严重，在此背景下，我国2005年实施的稳健财政政策(即中性财政政策)嘎然而止，以“扩大内需保增长”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即扩张性财政政策)于2008年11月在我国重新启动。目前来看，我国现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既有庞大的财政增支内容(如总额约4万亿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也有频繁的减税措施(如建国以来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增值税转型)，增支减税的结果势必使得大规模国债增发(包括中央的地方政府债券)不可避免，从而对我国财政安全运行带来较大冲击，相应地，由此引致的现实财政风险问题则需要较为深人细致的实证研究。

从财政理论和实践来看，一国或地区的财政风险通常用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两大指标来衡量。这里，财政风险警戒线可界定为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的安全区和危险区之间的分界线。在此方面，“国际警戒线”通常指的是1993年正式生效并标志欧盟诞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中规定的两大财政标准：(I)欧盟成员国财政不应有“过度赤字”，赤字占当年GDP的比重(即财政赤字率)不应超过3％；(2)一国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债务负担率)不应超过0％。在国内，常有学者引用上述两大“国际警戒线”来判定我国财政风险状况⋯[2】。然而，就其产生背景而言，《马约》关于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的标准只是欧共体成员加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入围标准。尽管这一标准是对财政风险的某种度量，但就其本身而言，并不直接具备所谓“国际警戒线”的属性D】。因此，部分学者对“国际警戒线”的适用性纷纷质疑。例如，罗云毅(2003)¨1认为，对社会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其他国家而言，该标准显然难以成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国际标准。贾康、赵全厚(2000)[51认为，警戒性指标只是起警戒作用的一般性经验指标，并不一定与其他各国的具体情况吻合，特别是难以适应对各国某个特定时期债务适度规模的判断。倪红日(1999)哺1则认为3％和60％并不是赤字和债务的警戒线，而是欧盟成员国的限制线。为此，理论上就需要重新研判财政风险“警戒线”问题。刘迎秋(2001)"1曾运用债务一赤字模型对赤字率和债务率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王宁(2005)¨1进而运用类似刘迎秋的模型，得出我国最大可承受的财政赤字率在4．04％一4．67％以及最大安全债务负担率在50．5l％一58．36％的研究结论，但其模型较为简单，数据也较为陈旧，从而削弱了其对目前我国施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现实指导意义。总体上，现有文献对如何确定适用于我国的财政风险警戒线水平方面鲜有研究或研究不够深入。本文认为由于国情的个体差异较大，具有普适性的财政风险“国际警戒线”的存在性本身就是一个伪科学命题，而专门探讨具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风险警戒线往往更具现实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为此，本文在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的模型推导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探求我国财政风险两大警戒线的大致水平，从而期望能够对我国目前全面施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所启迪和参考。

二、模型的推导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政府预算约束理论和个人跨期消费理论，这里先对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模型进行推导，进而对债务负担率的警戒线模型进行推导。

(一)财政赤字率模型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可表述为：Y=AK"(EN)9，其中A>0，a>0，p0，且a+p=1(即假设规模报酬不变)，Y为总产值，A为综合技术水平或全要素生产率，N为投入的劳动力数量，K为投入的资本，E为劳动生产率。这里假设劳动生产率与每个劳动者的资本数量成正比，即E=K／N。这样，总生产函数就可简化为：Y=AK(1)假设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则利率和工资率应该由资本和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即利率应该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r=aY／aK=d

(2)工资率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OJ=aY／aN=BY／N(3)在“三部门”分析框架下，总产出Y可以表示为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的函数，即Y=C+I+G。于是，不同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及其函数表述如下：

1．考察政府行为

假设政府支出为国民收入或GDP的一个给定比例g，即G=gY；同时政府财政赤字也为国民收入或GDP的一个给定比例b，即B=bY，此处b和g均为常数。本期财政赤字和本期债务余额之和应该等于下期的债务余额①，即D+B=D+。。于是有：D+l=D+bY(4)若用r表示公债利率，则本期公债利息则为rD。政府对国民收入(包括利息收入)以t的平均税率征税，税额就可表示为T，即T=t(Y+rD)。根据政府预算约束B+T=G+rD，则有：bY+t(Y+rn)=gY+rD(5)

2．考察个人行为

若将每个劳动者的生命期间相对地划为两个不同阶段，即：(1)第一阶段劳动者参加工作并取得相应报酬，报酬的一部分用于消费，另外一部分用于储蓄，储蓄的部分可用于购买政府债券或私人债券；(2)第二阶段劳动者进入退休年龄，并依靠利息所得或出售债券获取收入，而该期间的收入所得将全部用于消费，以实现生命期间消费效用最大化目标。由于个体效用取决于工作期间的消费c1和退休期间的消费c2，相应的个体效用函数即为：U=71nel+艿lnc2其中：7>0，艿>0，且7+8=1(6)由于劳动者在工作期间的净工资收入为(1一t)ct，，并用于消费c1和储蓄s，因此其在第一阶段的预算约束函数为(1一t)∞=c1+s。储蓄的净利率为(1一t)r，所以第二阶段的消费函数为c2=[1+(1一t)r]8。于是，跨期预算约束条件就可表述如下：．2c1+再≮}矸=(1一t)c-，(7)可见每个劳动者都可通过合理分配两期的消费水平，实现既定预算约束下(即公式7)的目标效用最大化(即公式6)。通过求解，得到个人第一阶段的储蓄额：s=(1一t)CO—c1=(I—t)跏。结合公式3，则得到全体劳动者在第一阶段的储蓄总额函数：S=sN=(1一t)邸Y。显然，这里的储蓄总额S将为下一期的政府赤字和私人资本提供最大可能的融资条件，表述为公式：D+。+K+l=(1一t)翻SY(8)考虑公债的变化，用D除公式4则有D+。／D=bY／D。将之代入公式1，定义X为债务资本比率，即x=D／K。于是有：I+一bA(9)可见，公债的变化取决于赤字率和债务资本比率。考虑资本的变化，对公式5求解得到t=[(g—b)Y+rD]，[Y+rD]。因为Y=AK，r=o．A，代入后得到：t=[(g—b)K+曲]／[K+。【D]。

再对分子分母同除以K，并用X表示D／K有：1一t：埤尘卫(10)将公式1和公式10代人公式8后，有D+。+K+。=(1+b—g)耻列(1+a】【)。再代入后解出K+。，于是可得公式：警=(业高学山)A-x⋯)根据公式9和公式11作几何图，横轴表示债务资本比率，纵轴表示公债或资本总额的变化。

其中：D表示公式9所描述的大致曲线形态，K表示公式11所描述的大致曲线形态(见图1)。显然，在b值较小时，D与K相交，交点有两个，如Do(K)所示；随着b值的增加，D曲线向右上方移动，K曲线向左下方移动，直到两条曲线相切与一个点，如D1(K1)所示；如果b值继续增加，则D曲线与K曲线将没有交点，如D2(1<2)所示。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在b值不变的情况下，无论是公债的变化还是资本的变化，都取决于债务资本比的变化。在给定b值的条件下，如果存在至少一个X(即债务资本比率)，则可认定此b值能够使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如果不存在一个x值，即债务资本比率将无法稳定在某一个值。则可认定此b值无法使经济处于稳定状态。根据图形以及上述分析，若存在一个b一，在b<b～时，存在至少一个稳定状态；在b>k时，则无法实现任何稳定状态，资本数量将持续减少至零。由理论上可将b一视为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

基于上述逻辑思想，结合公式9和公式11式对b一求解，于是有：l+警：(业掣-b)A—x(12)X、l+cDc，⋯7从而得到一个可用于直接求解b一的一元三次方程式：∞【3+(a+Aba4-I)x2+[I+Aba+Ab一(I4-b—g)A∞]x+Ab=0(13)

(二)债务负担率模型

这里仍用B代表本期财政赤字；用D代表本期债务余额，它等于上期债务余额与本期新发债务额(ND)之和再减去本期还本付息额ID，从而得到政府财政预算恒等式：

D。=D．1+ND。一ID。(14)这是一个赤字中包括到期债务还本付息的预算模型①，此时的财政赤字等于新发债务减去到期债务还本付息后的差额，用公式表示就是B。=ND—ID。，代入上式有：DI—Dt_l=B。(15)对公式13两边同除以GDP,，经过推导，于是有：

1驴dt—d¨=南d1．•“t(16)其中：d。和dr-1分别代表本期和上期的债务负担率，b。代表本期赤字率。Ad。代表本期债务率与上期债务率的差额，GDP的名义增长率也是GDP实际增长率Y。加上通货膨胀率7c。，即q=y。+巩，代入上式后移项有：

b。=△dl+鼎“-(17)当Ad。=0时，理论上可认为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都达到了稳定状态下的最大值，前者仍b一表示，后者则用d一表示，二者的函数关系可表示如下：

b一=南鼍d一(蝎)

三、实证结果

基于上述推导模型以及公式13和公式18，并运用相关的宏观数据，就可对我国财政风险两大戒线(即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的理论数值进行测算。相关数据处理及其假设如下：根据1994年至2008年间我国央行公布的1年期储蓄存款利率算出平均值4．47％；假设平均资本折旧年限为15年，得到资本报酬率(即模型中的利率)r=1．93；基于张静(2004)[91曾给出的a估计值(约0．17)，得到A值(约为11)；根据已有数据得到近15年的中国平均储蓄率(约40％)以及财政支出占GDP的平均值(约20％)。于是，根据不同的b值假设，可测算出对应的x值(具体见表l，这里略去负根和虚根)。

在测算过程中发现，当b<0．0405时，方程(即公式13)有两个正数解；在b=0．0405时，方程有唯一解；当b>0．0405时，方程无解。因此，通过模拟测算得到的中国财政赤字率警戒线为：b一=4．05％。该结果与王宁(2005)的测算较为相近，但与《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警戒线水平增大了1．05％。

结合上述测算结果，探讨中国公债负担率的警戒率水平。考虑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到8％的GDP增长率较为适宜，且国内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全社会通货膨胀率的最佳控制目标应在正负1％范围之内。将上述指标值代入公式18，就可测算出我国公债负担率的警戒线水平，即d一=49．05％。显然，该测算结果与《马约》规定的警戒线水平相比降低10．95％。

运用测算出的上述两大警戒线水平值，将之与我国1994年以来的实际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进行比较，不难发现：1994年以来我国大多数年份的实际数据均比理论上的警戒线水平低很多，也就是说，我国财政风险基本处于可控的或安全的范围(具体差额见表2)。

四、基本结论及政策含义

在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的条件下，我国于2008年重启的积极财政政策短期内几无淡出的可能，但由此导致的财政风险问题无疑将对积极财政政策能走多远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研究发现：(1)理论上可运用财政赤字率和公债负担率来考量一国财政风险状况，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警戒线”并不存在，而运用(-B约》中所谓的“国际警戒线”来判断中国财政风险状况并不科学合理。(2)在模型推导基础上，运用中国财政相关数据，可测算我国财政赤字率和公债负担率的警戒线水平值分别约为4．05％、49．05％，前者比(-B约》规定的财政警戒线标准高了1．05％，后者则低了10．95％。(3)以本文测算出的财政风险两大警戒线为评判基准，发现目前我国财政风险状况尚处于可控的、安全的区间，如2008年我国实际的财政赤字率和公债负担率尚与警戒线值分别相差约3．68％和31．33％，即具有较大的政策回旋余地和操作空间(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较高的居民储蓄率)。事实上，2009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提出：“为弥补财政减收增支形成的缺口，今年拟安排中央财政赤字7500亿元，比上年增加5700亿元，同时国务院同意地方发行2000亿元债券，由财政部发行，列入省级预算管理，全国财政赤字合计9500亿元，占GDP的比重在3％以内。虽然当年赤字增加较多，但由于前几年连续减小赤字，发债空间较大，累计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左右，这是我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总体上也是安全的。”显然，根据本文研究结论，2009年激增的财政赤字仍然没有使我国财政风险触碰赤字警戒线，而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实证角度也印证了总理提出的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总体安全”的判断。

当然，由于模型本身的假设与现实经济存有一定的差异，加之，相关数据的采集和推断也可能有失准确，从而使得本文测算出的警戒线水平值势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财政风险角度，有必要强调以下几点：(1)财政风险警戒线的实践指导意义在于控制财政风险的过快增长并防范公债危机或财政危机，而不在于防范或消除公债风险或财政风险。事实上，一旦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产生，相应的财政风险就不可避免。(2)在警戒线之内，并不能完全确保公债危机或财政危机不会爆发；突破了警戒线也不意味着公债危机或财政危机会必然爆发。理论上，警戒线之内只是告诉我们一国或地区发生公债危机或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很小(即小概率事件)。(3)由于我国各级政府在法律上承担了规模较大但难以准确估计的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因此，实际的财政风险可能要比我们想象或本文展示出来的要大得多。(4)理论模型只是高度抽象或简化的，永远无法涵盖全部的解释变量或影响因子。例如，财政风险程度不仅由财政赤字率和公债负担率来决定，还受到赤字弥补方式、公债资金使用效率(如公债科技推动力和经济贡献率)。特别是，如果积极财政政策在“刺激内需保增长”中一味地增加政府投资、“孤军奋战”，由此导致的“挤出”效应不仅会抵消需求扩张效应，相应的财政风险也会在短期内积聚并迅速放大。

参考文献：

[1]叶子荣，王琳．论国债风险[J]．经济学家．2001，(1)．

[2]郭田勇．中国财政赤字还在警戒线以内．中国新闻网，2009—04—03．http：I／finance．

shtral

[3]张雷宝．公债经济学——理论•政策•实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4]罗云毅．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马约”标准与国际安全线[J]．经济研究参考．2003。(3)．

[5]贾康，赵全厚．国债适度规模与我国国债规模的现实规模[J]．经济研究，2000，(to)．

[6]倪红日．关于财政赤字政策和国偾问题的国际考察及几点认识[J]．涉外税务，1999，(11)．

[7]刘迎秋．论中国现阶段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及其警戒线[J]．经济研究。2001，(8)．

财政风险范文篇2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防范在前、预警在先”为出发点，以排查廉政风险为基础，以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为核心，以完善制度机制为重点，切实抓好财政全系统重点岗位、重点部位、重点环节的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有效建立廉政预警防范机制，促进财政工作健康发展。

（二）目标要求。开展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要达到以下目标：一是增强风险意识。各股室、二级机构防范廉政风险的主动性要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防范廉政风险的自觉性要进一步加强。二是找准廉政风险。对重点股室、重点岗位等廉政风险点进行全面排查，切实做好找准查深。三是完善防控措施。逐步建立以工作岗位为点、工作程序为线、监管制度为面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机制。四是有效预防腐败。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问题的发生，保护财政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二、实施范围和主要任务

（一）实施范围。局机关各股室、二级机构及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均应参与廉政风险防控活动。

（二）主要任务。进一步清理确认内部管理权力，以权力运行过程为主线，以业务流程为依据，认真分析易发问题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继续深入排查廉政风险点，科学划分风险等级，制定风险防控措施、落实风险防控责任。按照“职权明确、配置科学、运行公开、制约有效”的原则，构建“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风险明确、措施有力、制度管用、预警及时”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促进行政权力运行规范，公共服务公开透明，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问题的发生。

三、工作内容

（一）制定防控手册，规范工作流程

1、按照“职权法定、权责一致”的要求和“谁行使、谁清理”的原则，对各股室、二级机构和岗位权力事项进行全面清理，摸清底数，确定对管理和服务相对人行使的职权。

2、对依法确定的职权进行分项梳理，编制“职权目录”，明确职权名称、内容、办理主体和法律依据。按照“程序法定、流程简便”的要求，对每一项职权，明确办理主体、依据、程序、监督渠道，科学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

（二）排查廉政风险，评估风险等级

1、围绕权力运行，通过自己找、领导提、群众帮、集体定等多种形式，全面查找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制度机制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廉政风险。对查找的廉政风险点进行综合分析和研判，建立廉政风险目录，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2、在找准查深廉政风险的基础上，依据廉政风险点的多少和权力重要性、权力行使的频率、腐败现象发生的概率等内容，评定廉政风险点。对廉政风险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责，重点突出对高等级风险的有效防控。

（三）制定防控措施，规范权力运行

1、围绕查找的廉政风险点和确定的风险等级，有针对性地制定并推进防控措施，有效化解廉政风险。按照廉洁、效能、便民的原则，制定业务流程图，确保程序规范、效率提高、简明清晰、方便办事。属于制度机制缺失或不完善方面的，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并抓好制度的落实。

2、廉政风险防控要着眼于建立权力分解和制衡机制，对权力进行科学分解和配置，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全面实行岗位责任制、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绩效评估制、责任问责制等工作制度。

（四）加强公示公开，推进科技防控

1、通过政府网站、媒体、上墙等方式，主动向社会公开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职权目录、“权力运行流程图”，接受社会监督。特别是对干部选拔任用、财务报销、政府采购、项目工程、资产状况等各类内部事项，加大公开力度，切实加强廉政风险防控。

2、加强统一规划和资源整合，充分利用现有电子政务设施，依托科技手段优化权力运行、防控廉政风险。建立完善权力网上公开运行机制。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单位内部行使的人、财、物管理等权力的廉政风险防控。

（五）构建长效机制，强化监督检查

1、建立健全教育长效机制，通过开展权力观教育、岗位廉政教育、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法纪教育，引导财政干部牢固树立廉洁意识、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增强拒腐防变的主动性和坚定性。

财政风险范文篇3

从财政理论和实践来看，一国或地区的财政风险通常用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两大指标来衡量。这里，财政风险警戒线可界定为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的安全区和危险区之间的分界线。在此方面，“国际警戒线”通常指的是1993年正式生效并标志欧盟诞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中规定的两大财政标准：(I)欧盟成员国财政不应有“过度赤字”，赤字占当年GDP的比重(即财政赤字率)不应超过3％；(2)一国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债务负担率)不应超过0％。在国内，常有学者引用上述两大“国际警戒线”来判定我国财政风险状况。然而，就其产生背景而言，《马约》关于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的标准只是欧共体成员加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入围标准。尽管这一标准是对财政风险的某种度量，但就其本身而言，并不直接具备所谓“国际警戒线”的属性。因此，部分学者对“国际警戒线”的适用性纷纷质疑。例如，罗云毅(2003)¨1认为，对社会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其他国家而言，该标准显然难以成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国际标准。贾康、赵全厚(2000)[51认为，警戒性指标只是起警戒作用的一般性经验指标，并不一定与其他各国的具体情况吻合，特别是难以适应对各国某个特定时期债务适度规模的判断。倪红日(1999)哺1则认为3％和60％并不是赤字和债务的警戒线，而是欧盟成员国的限制线。为此，理论上就需要重新研判财政风险“警戒线”问题。刘迎秋(2001)"1曾运用债务一赤字模型对赤字率和债务率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王宁(2005)¨1进而运用类似刘迎秋的模型，得出我国最大可承受的财政赤字率在4．04％一4．67％以及最大安全债务负担率在50．5l％一58．36％的研究结论，但其模型较为简单，数据也较为陈旧，从而削弱了其对目前我国施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现实指导意义。总体上，现有文献对如何确定适用于我国的财政风险警戒线水平方面鲜有研究或研究不够深入。本文认为由于国情的个体差异较大，具有普适性的财政风险“国际警戒线”的存在性本身就是一个伪科学命题，而专门探讨具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风险警戒线往往更具现实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为此，本文在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的模型推导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探求我国财政风险两大警戒线的大致水平，从而期望能够对我国目前全面施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所启迪和参考。

二、模型的推导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政府预算约束理论和个人跨期消费理论，这里先对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模型进行推导，进而对债务负担率的警戒线模型进行推导。

(一)财政赤字率模型

工资率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OJ=aY／aN=BY／N(3)在“三部门”分析框架下，总产出Y可以表示为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的函数，即Y=C+I+G。于是，不同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及其函数表述如下：

1．考察政府行为

2．考察个人行为

若将每个劳动者的生命期间相对地划为两个不同阶段，即：(1)第一阶段劳动者参加工作并取得相应报酬，报酬的一部分用于消费，另外一部分用于储蓄，储蓄的部分可用于购买政府债券或私人债券；(2)第二阶段劳动者进入退休年龄，并依靠利息所得或出售债券获取收入，而该期间的收入所得将全部用于消费，以实现生命期间消费效用最大化目标。由于个体效用取决于工作期间的消费c1和退休期间的消费c2，相应的个体效用函数即为：U=71nel+艿lnc2其中：7>0，艿>0，且7+8=1(6)由于劳动者在工作期间的净工资收入为(1一t)ct，，并用于消费c1和储蓄s，因此其在第一阶段的预算约束函数为(1一t)∞=c1+s。储蓄的净利率为(1一t)r，所以第二阶段的消费函数为c2=[1+(1一t)r]8。于是，跨期预算约束条件就可表述如下：．2c1+再≮}矸=(1一t)c-，(7)可见每个劳动者都可通过合理分配两期的消费水平，实现既定预算约束下(即公式7)的目标效用最大化(即公式6)。通过求解，得到个人第一阶段的储蓄额：s=(1一t)CO—c1=(I—t)跏结合公式3，则得到全体劳动者在第一阶段的储蓄总额函数：S=sN=(1一t)邸Y。显然，这里的储蓄总额S将为下一期的政府赤字和私人资本提供最大可能的融资条件，表述为公式：D+。+K+l=(1一t)翻SY(8)考虑公债的变化，用D除公式4则有D+。／D=bY／D。将之代入公式1，定义X为债务资本比率，即x=D／K。于是有：I+一bA(9)可见，公债的变化取决于赤字率和债务资本比率。考虑资本的变化，对公式5求解得到t=[(g—b)Y+rD]，[Y+rD]。因为Y=AK，r=o．A，代入后得到：t=[(g—b)K+曲]／[K+。【D]。

再对分子分母同除以K，并用X表示D／K有：1一t：埤尘卫(10)

将公式1和公式10代人公式8后，有D+。+K+。=(1+b—g)耻列(1+a】【)。再代入后解出K+。，于是可得公式：警=(业高学山)A-x⋯)

根据公式9和公式11作几何图，横轴表示债务资本比率，纵轴表示公债或资本总额的变化。

定此b值无法使经济处于稳定状态。根据图形以及上述分析，若存在一个b一，在b<b～时，存在至少一个稳定状态；在b>k时，则无法实现任何稳定状态，资本数量将持续减少至零。由理论上可将b一视为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

(二)债务负担率模型

D。=D．1+ND。一ID。(14)这是一个赤字中包括到期债务还本付息的预算模型①，此时的财政赤字等于新发债务减去到期债务还本付息后的差额，用公式表示就是B。=ND—ID。，代入上式有：DI—Dt_l=B。(15)对公式13两边同除以GDP,，经过推导，于是有：1驴dt—d¨=南d1．•“t(16)其中：d。和dr-1分别代表本期和上期的债务负担率，b。代表本期赤字率。Ad。代表本期债务率与上期债务率的差额，GDP的名义增长率也是GDP实际增长率Y。加上通货膨胀率7c。，即q=y。+巩，代入上式后移项有：

b一=南鼍d一(蝎)

三、实证结果

四、基本结论及政策含义

财政风险范文篇4

政府的公共资源，无论是存量，还是流量，实际上仍处于割据的状态。财政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财政流量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其占GDP的比重在不断地提高，但财政能力受整体制度的约束而难以增强。经济总量（流量）在不断地扩大，而公共债务也在飞速增长，这不只是表现在中央政府，也反映在地方各级政府。法律上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公债，但各级政府大搞"准财政"活动，政府融资在部门利益的推动下迅速扩大，未来资源被加速使用。另外，在转型过程中，社会"推定"给政府的支出责任和义务也不断增加，这使政府承受着很大的未来支出压力。总而言之，我国财政风险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或者说，正日渐超出社会公众可接受的风险程度。

这种状况的出现有某种必然性，从世界各国来观察，也具有某种共性，这是在全球经济变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就我国的情况来看，这是在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金融化和城市化的环境中产生的，是这种环境的变化速度超出了制度变迁的速度所导致的一种结果。因此，要究其原因的话，财政风险的不断扩大是制度安排出现时滞造成的。换句话说，这是改革滞后于发展所导致的。

进一层分析，整个改革的滞后，形成了一种风险传导机制，使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个过程和各个环节的风险不断地积聚和集中，"百川纳海"，致使财政风险不断扩大。

一、"风险大锅饭"的制度性存在

改革打破了"利益大锅饭"，而"风险大锅饭"依然如故。我国改革是从物质刺激入手的，使社会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并使其各自有了明确的利益边界，原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大锅饭"被彻底打破。这就是说，通过20多年的改革，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各个不同层次的利益主体都有了强烈的利益动机。企业（包括金融企业）、个人、各级政府及其各个部门的利益日渐清晰，由此形成了一种以"逐利"为动力的竞争局面。

但另一方面，风险责任的界定却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根本就没有界定，仍在吃"风险大锅饭".这导致公共风险扩大，最后不得不由政府财政来兜底。1998年以来，政府几次为四大国有银行注资、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其不良资产等措施（注：1998年为四大国有银行注资2700亿元人民币，以充实其资本金；1999年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为四大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14000亿元人民币；2004年1月再次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450亿元美元，为其股份制改造做准备。），最典型地说明了"财政兜底"这个客观事实。

（一）政府替国有企业承担风险

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一直是整个经济改革的中心，但无论是两步"利改税"、承包制，还是现代企业制度，都只是从激励的角度调整了政府与国企的财政关系。1993年提出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国企改革目标至今也没有达到，"盈了归己，亏了归国家"的局面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政府承担着无限的责任和风险。其关键在于忽视了风险的分担界定。给予了国企各种权利，如融资权、投资权、资产处置权、分配权等各种权利，但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如债务风险、投资风险等却没有规定由谁来承担、承担多少。可以说，我们是在无风险的假设条件下来进行国企改革的。这样一来，企业经营者的避险动机严重不足，在投、融资过程中往往是只注重短期利益，忽视未来的成本，从而使企业处于巨大的风险状态之中。因此，国企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以政府承担全部风险为前提条件的。

在国企还没有学会在市场这个大海中游泳之前，以由政府承担全部风险的办法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也许在改革的初期有一定合理性。但这个改革初期的措施却造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1.激励与约束不对称

搞活国企是以给企业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开始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企业基金"、"利润留成"，到80年代的"利润承包"，都以"减税让利"为主要的改革思路，寄希望于通过利益诱导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到20世纪的90年代，提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思路从一味地"减税让利"转到了落实"经营自主权"上，试图让国企变成真正具有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能力的企业。但随着国企经营自主权的落实，却造成了普遍的"内部人"控制，所有者的监督形同虚设，所有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而且经营者常常采取拿国有资产冒险或大量借债的方式来追求自身的短期利益。在这种激励与约束不对称的条件下，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成了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尤其在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强烈的逐利动机更促使经营者采取冒险的举动，至于其背后的风险则考虑不多，甚至不予考虑。大量国企的这种行为造成严重的公共风险——经济效率的普遍低下。

这样，激励与约束不对称造成的后果，不仅是导致政府拥有的经济资源减少（资产流失和资产收益流失），而且还会因国企的高风险偏好而带来大量的债务，并通过"国企-银行-财政"这根链条转化为政府的债务。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破产、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盘、大量国企实行"债转股"等等，这些活生生的案例，最终都给政府带来了大量的债务。这些债务的处理通常不透明，没有在政府的预算报告中反映出来，从而表现为政府的隐性债务。

2.国企信息不透明

每一个国企的经营绩效几乎都是一个"黑箱"，不仅社会公众不了解，政府主管部门也未必清楚。许多在账面上连续盈利的企业，实际上却处于严重的亏损状态。即使是改组上市的公司，这种状况也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尽管对信息披露有强制性规定，信息不透明也造成了多重的危害，如虚盈实亏，使所有者权益虚假；资产转移，使所有者权益受损；高风险投融资，给所有者带来大量隐性债务；监控失效，造成"内部人"控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信息不透明的最大的危害，是隐藏了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这不仅仅是给所有者权益造成潜在损害，而且会误导政府宏观决策，容易误判国有经济的整体状况。同时，这也给社会公众造成错觉，致使相关利益者遭受损失。这些都会导致公共风险，加大政府作为公共主体的未来支出压力。

3.国企职工的"人质"效应

人的问题一直都是各级政府的一块"心病".对政府来说，不怕资产流失、不怕企业亏损，最怕国企职工的安置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因此，长期以来，政府采取了一种"通过养企业来养人"的办法，明明知道企业亏损严重，债台高筑，但各级政府也是想方设法为企业筹资金、找贷款，让企业苟延残喘。其目的就是一个，把那些国企职工养起来，以减少公共风险，稳定社会。在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或国企职工长期形成的对企业依恋心理没有根本性的转变以前，政府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来稳定国企职工。这样一来，国企职工成了各级政府的"软肋"，同时也成为经营者转移风险的最佳借口。

在某种意义上，经营者以企业职工为"人质"，可以不断地向政府提出各种要求，政府的国企改革目标往往在这种要求下变异为"安抚"政策，如提供"安定团结贷款"、税费减免等等。曾经风靡一时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说的"软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就变得更软了。但这时，政府与国企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父子"关系，而是讨价还价的"对手"关系。随着这种关系的转变，政府对国企的政策只能是"激励＋激励"，而约束仍是踪影难觅。这种"单边政策"的后果就是政府总是被动地替国企承担各种各样的风险。政府名义上是以国有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实际上却承担了无限的支出责任和义务。1998年以来，尽管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再就业等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试图把"养人"和支持企业分开来，减弱国企职工的"人质"效应，但效果并不理想。

（二）公共预算对政府行为的软约束

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政府存在大量的预算外活动，也就是说，政府行为和活动并不受国家预算的严格约束。在我国尤其如此。

财政收入是政府活动的经济基础。一般而言，政府政策、政府行为和政府活动都应体现在政府的预算之中，正如在1949年12月12日的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上所指出的："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预算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决策过程，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政府其他决策都应建立在预算决策的基础之上。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政府的活动并不受预算的限制。表面看来，这是预算外资金的存在所导致的。其实，不是因为大量的预算外资金支撑了政府的大量预算外活动，而是相反，政府的大量预算外活动引致了大量的预算外资金。尤其在地方政府，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模式："预算内保吃饭，预算外搞建设".在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缺乏严格监督的情况下，预算无法约束政府行为，相反，政府的行为处处在左右预算。

由于缺乏预算约束，政府活动的范围可以说"漫无边际"，几乎是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基本不用考虑所需的资金是否列入了预算。在这种行为方式下，政府产生了大量的"准财政"活动，其引发的后果不只是预算外资金的泛滥，削弱了健全的财政基础，增大了财政的脆弱性，而且，给政府带来大量债务。各级政府的各部门官员为了把事情干成，在预算没有安排资金或安排的资金不够的情况下，要么是通过收费，要么是通过借债、欠账等手段来解决所需的资金。一旦背下了债务包袱，最后交给财政兜着。短期内，这不会造成什么大的问题，但若长期这样，就会给政府财政累积下大量的不透明债务。其后果是不言自明的。

看起来，超越预算行事是一种消极的举动，实际上是不顾政府财政风险的短期行为，也许对短期的事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利，但在长期不可持续，累积的风险会毁掉一时繁荣带来的短期成果。

（三）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模糊

在现行行政体制下，下级政府的一切债务实质上都是上级政府的"或有债务"，上级政府承担着替下级政府最后清偿债务的潜在义务，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仅解决了一个利益的分配问题。

分税制设立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建立了一个利益共享的机制。虽然中央政府在利益共享机制中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完全控制了税权，而且也集中了超过50%的全国财政收入，但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活动缺乏有效的监督途径和手段，地方政府实际上具有很大的财政自主权。没有税权，但地方可以"自赋"收费权；没有发债权，但可以借债；缺少发言权，但可以用地方公共风险来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一方面看，在利益分配中，中央占有优势；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风险分配中，地方占有优势。下一级政府总是可以利用各种风险事件来巧妙地把风险转移给上一级政府。当下一级财政濒临破产的时候，上一级财政不可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在风险责任不明晰、且没有建立分担机制的情况下，上一级财政往往承担了风险事件的全部风险。既然上一级财政不可能不最后兜底，那么，下一级财政就可以无视风险的存在，大肆从事各种"准财政"活动，以谋求政府任期内的各种政绩。因此，在既无风险分担机制，又没有健全的监控手段条件下，势必会引发普遍的道德风险，导致地方隐性债务增加，从而恶化整个财政风险状况。2002年，国家审计署对中西部10个省、市的49个县（市）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下面4个问题：一是财政收入"水份"较大。二是人为隐瞒赤字现象普遍。截至2001年底，49个县（市）中有37个累计瞒报赤字10.6亿元，为当年决算反映赤字的7.2亿元的147%.三是债务负担沉重。49个县（市）截至2001年底，累计债务达到163亿元，相当于当年可用财力的2.1倍。四是欠发工资问题仍较突出。欠发的工资实际上是政府的负债（注：参见2003年7月4日《报刊文摘》。）。

总之，在政府与国企的关系中，政府总是最后承担了国企的全部风险，给予国企的只是"激励＋激励".在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各个部门都有权力在预算决策范围之外进行各种"准财政"活动，却不承担风险责任。在各级政府之间，下一级政府的所有债务实际上都是上一级政府的"或有负债".另外，在各届政府之间，本届政府可以通过大量融资来搞各种"建设"，只享受由此带来的各种好处，而风险却可以推给下一届政府。这种缺乏风险约束的激励，尤如脱缰的野马，随时可能把经济，社会之车带入沟壑，甚至深渊。

改革的使命仅仅完成了一半——建成了激励机制，而另一半——构建风险约束（分担）机制，还只是刚刚破题。打破"风险大锅饭"应将是今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

二、"风险大锅饭"的制度性后果

利益与风险对应，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原则，每一个经济主体在追逐自身利益时，就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而且是低利低风险，高利高风险。这既是规则，更是一种理念，约束着各个经济利益主体的行为方式。只有这样，市场竞争才会有序而富有效率。作为社会原则，它映射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政府也不例外。作为公共机构，政府自身及其各个组成部分，都有自身的利益，同样，不论其以何种形式去追求利益（如政绩、权力、影响力、经济利益等），也应当承当相应的风险（法律追究、行政处罚、经济损失、名誉扫地等），而不论其动机是不是出于公共利益。也只有这样，政府政策、政府行为、政府活动才能有序而富有效率，公共利益才不会沦为一个谁都可以打的旗号。但"风险大锅饭"破坏了利益与风险对称这条基本原则，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淀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如不找市场找市长），大家都只想得到利益，而不想承担任何风险。风险自担的理念在我国还只是一颗幼苗，随时都可能夭折。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由于失去了风险的约束，各级政府、各个政府部门在面对公共风险以及干预公共风险过程中的态度、行为随之发生变异，导致政府干预失当，表现为追逐高风险，避险动机和避险能力严重不足。

（一）避险动机不强

在广义的公共部门内，缺乏避险动机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国企、国有金融机构，还是各级政府和政府的各个部门，对于各项决策往往都强调了有利的一面，而忽视了可能引致风险的另一面。

漠视风险的态度，使风险分析难以展开、深入，更谈不上卓有成效地进行风险评估。

对政府来说，促进经济增长是头等目标。至于如何去促进经济增长，采用什么手段，以及不同手段的风险成本大小，通常是不多考虑的。在政府预算内财力较为紧张的情况下，政府会采用扩大赤字，增发国债的方式来刺激经济。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通过调整预算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这项政策原计划只在短期内实施，实际执行一直延续到现在，达6年之久。其中隐含着哪些风险，学术界有一些探讨，但也许要若干年以后才能真正显现出来。事实上，从一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有没有风险、风险多大，并没有展开讨论，当然也谈不到对其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从我国的经验来看，一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常常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一经决定，是不允许唱反调的。风险，是决策者常常忌讳的字眼。在这样一种态度下，政策制定和调整不大可能去研究其中隐含的风险。

由于《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允许搞赤字政策，上述办法只有中央政府才能采用。因此，对地方政府而言，更倾向于采取预算外的支持形式，如利用地方金融机构贷款、提供各种担保（注：据笔者调查，至2002年10月底，某省归财政部门管理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有50个，涉及到省级单位和18个市县，其中由政府担保的，占债务总额的62%.其中由省本级担保的和市县担保的债务，分别占担保债务总额的84.7%和15.3%.有的市县债务水平很高，超出了当地的承受能力，其政府担保外债，加上主权外债的总额，占2001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比率都超过了100%.）、对投资者给予某种承诺、设立"窗口公司"筹资等等。在各地方政府"政绩"竞争的推动下，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是用在这方面。至于这样做，引致的风险是什么，会不会给地方财政背上债务包袱，地方政府未来的支出压力是否会增大等等问题，一般是不予考虑的。

据笔者调查，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不少省份甚至将招商引资定为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并将招商引资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单位和个人。这种运动式的招商引资，势必以政府的大量承诺、优惠政策为条件，其风险是不言而喻的。但当招商引资被作为一种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时候，其风险被彻底地抛在一边。另据《南方周末》报道，在2003年的招商引资中，江苏一些市县在招商引资目标管理考核办法中规定，单位在年度考核中，完成任务不足年度任务一半的，其单位负责人向县委、县政府写出书面检查，限期内仍不能完成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其班子成员不得提拔、调动、晋级、评优，连续两年不能完成任务的，对其主要负责人予以免职处理（注：截至2002年10月底，该省拖欠中国进出口银行、财政部、建设银行等转贷的主权外债项目达到25个，拖欠面（占到期应还款项目比率）92.6%，其中，省级占78.6%，市县占21.4%.在拖欠债务中，政府担保的债务拖欠占拖欠总额的92%.拖欠即违约，政府负有连带责任，担保债务就会转化为政府的直接债务。从中不难看出政府担保所引致的债务风险。）。这是一种严重的短期行为，完全不顾风险的做法，恐怕很快就会导致"鸡飞蛋打"的局面。

至于对上级政府的各种转贷资金，如过去的周转金、现在的各种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的转贷资金、国债转贷资金等等，地方政府多数都是全力争取，根本不考虑还贷能力，有的甚至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还款。如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各地"哄抢"国债转贷资金，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

由于缺乏避险动机，地方政府由此背上了年复一年累积下来的沉重的债务负担，只得采取拖欠、逃债等方式来搪塞，使地方财政风险状况恶化。但最后买单的可能还是中央财政。一方面，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的债务拖欠采取强制性的扣款措施，另一方面，中央财政又不得不加大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以至于连地方工资也要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来拨付。这说明，地方的财政风险正在向中央转移。

（二）避险能力不足

"风险大锅饭"不仅造成了避险动机的弱化，而且也使政府避险能力不足。这是在既定体制环境下造就的一种结果。

1.风险辨识能力不足

前面已经说过，财政风险是政府在干预公共风险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识别公共风险，那么，政府在干预公共风险时很容易出现偏颇，如出现政府介入不及时，错过了干预公共风险的最佳时机，一旦介入，急于求成，往往介入过度，包揽太多。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都有这类案例存在。在经济领域，对一些破产金融机构的救助存在同样的问题。这都反映出公共应急能力不足，手足无措，匆忙应对，从而导致了不惜代价的种种场景，使短期财政风险加大。

因此，避险能力不足首先反映在风险辨识能力不足。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风险的态度和理解，二是对风险的分析。对风险采取讳疾忌医的态度，这是十分普遍的一种现象。学术界对财政风险探讨的热情有加，而各级政府对本级政府面对的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状况大都是讳莫如深。对一些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多数都是采取隐瞒的方式来"内部处理"，而不愿意对社会公布。在这种鸵鸟式的风险态度下，对财政风险所产生的后果难以有深刻的理解。在认识上是个侏儒，在行动上不可能是个巨人。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自然限制了对财政风险的深入分析，包括对各种风险来源的分类、识别、评估等等，更谈不上对公共风险向财政风险转化的跟踪研究和全面监控。

2.缺乏风险内在化的政策和体制

政策和体制是避险能力的载体。政府避险能力的高低是通过一定时期的政策和体制显现出来。在"风险大锅饭"的环境中，由于没有风险约束，难以制定出和实施谨慎的财政政策，容易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在预算内来谈论政策，忽视预算外活动给政府带来的未来支出压力。二是静态地考虑当前的情况，忽视未来各种不确定性所引致的风险。特别是当风险超出了本届政府任期的情况下，这种倾向更为明显。风险内在化的财政政策应当是既全面评估财政状况，又充分考虑各种不确定性的谨慎政策。

风险内在化体制是指不同层面的风险分担制度、准备金制度、风险披露制度和有效的风险监控制度。风险分担制度是风险内在化体制的基础，它使风险在不同层面上相应化解，减少公共风险的出现的频率，同时也就减少了财政运行的不确定性和政府未来支出压力。准备金制度是在出现突发性支出的情况下，保持财政稳定性及可持续性的基本保证。风险披露有助于及时化解风险，防止风险累积。

有效的风险监控制度是协调政府各个部门行为，保证前面各项制度有效运行的后盾。当缺少其中的某一项制度时，风险就会外溢，并通过或明或暗的途径转化为财政风险。这就意味着政府避险能力的降低。从现实来看，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风险内在化的体制，这是导致避险能力严重不足的根本因素。

3.缺乏具体的避险方法

这是针对一些政府项目和操作性措施而言的。具体的避险方法应当溶合在部门预算的编制过程之中。实际上，项目预算的编制过程，也就是对各个项目的风险评估过程，包括该项目是否符合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否符合立项标准、是否与其风险管理能力相匹配、是否有相应的权力和责任，以及在整个项目周期中政府承诺与介入标准等等。由于部门预算的改革还没有到位，项目预算的编制还较粗，基本上还谈不上风险评估，更毋须说各种避险方法的运用了。

从这里也可看出，避险能力的不足是一种"综合症"，非单一因素所致，只有通过改革的全面深化，并不断提高对风险问题的认识，政府的避险能力才能逐步得以提高。

三、公共风险的积聚与集中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尤其在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类公共风险发生的频率加大，风险总水平大大提高。在既定的体制框架下，公共风险是人们的主观活动造成的，是各自从个人理性出发产生的不确定性的"合成谬误".这需要政府运用公共理性来纠正，即通过政府的干预来防止各种可能的"合成谬误"的形成。

但如果现行体制存在许多的漏洞和缺陷，则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及其各个环节中出现的风险就不能在相应的层次化解掉，最后汇聚形成公共风险。这个过程是公共风险的形成过程，也是公共风险的积聚与集中的过程。而我们现实中"风险大锅饭"的制度性存在，说明现行体制存在大量的漏洞和缺陷，为公共风险的积聚和集中提供了条件。"风险大锅饭"使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边际风险得以转移给社会，构成公共风险，并最终转化为政府财政风险。如在环保制度很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向江河排污超出许可范围和程度的可能性很大，制度——物化的公共理性就难以抑制不当的个人理性，这将会造成公共风险扩大，即未来边际社会成本可能增加，政府财政的未来支出压力加大。在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这类因制度缺陷导致的公共风险不是在减少，而是在不断增加。因此，在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面对的公共风险就像滔滔洪水，在积聚与集中的过程中不断扩大。这使处于发散状态的财政风险加剧。

而另一方面，政府对公共风险的干预并非总是恰当，由于避险动机和避险能力严重不足，这又使财政风险进一步加大。如政府对公共风险干预失当，在介入时机、介入标准等方面出现失误，就会导致干预成本增加，即增大财政风险。特别是当公共部门内部不协调，风险责任不清，"风险大锅饭"严重的情况下，政府在干预公共风险过程中往往会产生新的风险。如政府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来化解金融风险，在处置金融不良资产过程中，避险动机和避险能力不足，很可能不但收不回几个钱，甚至反而要搭进去不少财政资金。若是这种结局，倒不如一次性核销，这样，财政成本更低。要防范这种情况的出现，就必须对政府干预给予严密的风险监控。但问题是，在现实当中，政府干预公共风险失当的例子比比皆是。

"风险大锅饭"的制度性存在从两个方面导致了公共风险的集聚和集中：制度性缺陷和在这种制度下的政府干预失当。这就像面对滔滔洪水，堤坝（制度）到处都在溃决，而抗洪措施（政府干预）又时常失误，洪水泛滥（公共风险）将呈扩大之势。利益与风险不对称，风险责任不明晰，最终的结果是使风险不断地向中央财政积聚和集中。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的风险，如亏损或破产，最后的债务清偿总是转移到各级政府身上；政府各部门的融资、担保，债务清偿的责任往往最后全部转移到政府财政部门；下级政府的财政风险，如工资拖欠、无力清偿债务，上级政府很难"见死不救"，层层传递，最后中央兜底。本届政府面临的风险总是可以"金蝉脱壳"，转移给未来的政府。这种不以风险责任界定为基础的风险转移，导致公共风险快速积聚和集中，从而使财政风险悄无声息地急剧放大。

可见，"风险大锅饭"是当前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根本缺陷，也是导致财政风险呈不断扩大趋势的深层原因。如何打破"风险大锅饭"应成为今后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

「参考文献」

（1）HanaPolackovaBrixi、马骏主编：《财政风险管理：新理念与国际经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2）Governmentatrisk，EditedbyHanaPolackovaBriXi，AllenSchick，TheWorldBank

（3）刘尚希：《财政风险：一个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

财政风险范文篇5

如何评价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其财政风险程度，也就是说通过哪些指标来评估国债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及由于国债扩张带来的财政风险程度，仍然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度量需要在确定一定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指标的选择要具有层次性、代表性、简明性和相关性。既然国债政策的不可持续性直接导致财政风险（危机）的局面，那么影响和决定国债政策可持续性的基本因素也就直接决定了财政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我们可以依据这些因素确定评价原则，并选择相关指标。考察国债政策可持续性的基本原则包括：国债收益大于成本原则、国债的代际公平负担原则、国债扩张的限制性原则以及国债政策的灵活性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我们可以选择如下指标或方法，用来衡量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及其财政风险程度。

一、内部因素引起的可持续性及风险问题

所谓内部因素是指由于国债发行本身引起的可持续性及风险问题，是从国债发行的经济效应和经济负担两方面考察国债的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问题。相关指标包括：赤字比率、国债负担率、外债偿债比例、国债利率和国债资金的资产形成率。

l、赤字比率

赤字比率是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财政赤字是一年当中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财政赤字（盈余）＝（总收入+无条件赠款）－（总支出+净增贷款）。“国债与财政赤字密切相连，国债是弥补赤字的基本手段，因此，长期高赤字必然导致高债务。这是因为债务的利息支出是财政支出的一项内容，赤字扩大需要发行国债，发行国债需要偿还利息，从而引起赤字的更大幅度增加并推动国债的膨胀，影响国债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赤字比率不能长期保持在高位上。从经济周期的规律看，赤字比率应该与经济增长率保持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在经济衰退时期，国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增加，赤字水平提高，债务规模扩大，随着总需求水平提高和国民收入增加，财政赤字减少甚至出现盈余，债务规模趋于减小。这种发展趋势显示国债政策进入良性发展轨道，财政风险减弱。

2.国债负担率

国债负担率是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该指标反映了国家债务存量总规模，是衡量国债风险情况的基本指标。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的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因素都可以通过gdp的规模反映出来。这是因为gdp越大，社会资金总量就越多，财政的偿债能力就越强，企业和居民的应债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对国债规模产生约束和限制，以及国债是否会对未来造成沉重负担的主要方面就是考察国债余额与gdp的相互关系，即国债负担率是否适当。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经济理论及实践经验并未对国债规模的合理界线作出明确和科学的解释。即使是欧盟国家签署的马约中规定的国债负担率60％、赤字率3％的国债规模安全线标准也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马约标准只是为了形成共同的市场条件，并有利于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利率和汇率水平，促使达不到目标的国家必须努力达到相关标准，反映的是欧盟当时经济发展程度下的一个平均水平和经验数字。因此，其他国家国债规模合理性的判定如果只是比照这一标准，则有生搬硬套之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国债负担率指标对国债规模的合理性及国债政策的风险性进行分析。当一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成为不可控制时，就可能导致债务负担率的持续上升，或者大幅变动，就可能在短期内积累债务风险；如果利率水平高于经济增长率，即使赤字为零，也会出现债务增加导致利息增加、利息增加导致债务持续增加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国债负担率快速上升。

3、外债偿债比例

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指出：内债是一国政府欠本国公民的钱，许多人认为内债不构成负担，尽管这种看法过分简单化，但它却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洞察力。而外债是一国政府欠外国人的钱。这种债务确实导致债务国公民可支配资源的净减少。外债利息的沉重负担，意味着一国消费水平的降低。因此，外债对国债政策及财政稳定性的影响或威胁可能会更大。一国经常帐户赤字表现为净债务的增加，而在开放经济中，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关系表示为：经常帐户赤字＝（投资－储蓄）＋（政府支出－税收）。因此，任何引起投资相对于储蓄上升的因素，任何引起政府支出相对于税收上升的因素，都可能引起净外债的增加。举借外债对于一国弥补国内储蓄不足，以及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都很重要，但这并不说明任何规模与结构水平的外债都是适宜的。因为，如果经济的长期增长都依赖于外债流入，那么外债不断增加就会对未来偿债造成压力；如果外债被用作有利可图的项目或用于进口高档消费品，那么外债的利用就不会增加出口行业的产出能力，也就不可能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从而给外债的偿还带来更大的困难；如果政府政策过分压制国内储蓄率，还会造成过度举借外债。尽管很难通过单一指标判断一国外债的最优水平，但是人们认为偿债比例（债务偿还额占出口收入的比例）是实用的。若它很高（例如在25％以上），则表明该国对外贸或国际利率水平的逆向变化是脆弱的。由于偿付外国贷款是一国的基本义务，政府可能需要提高国内利率，削减重要的进口，而这会使该国经济绩效受到损害。

4.国债利率

国债利率直接影响举债成本，如果在市场利率水平较高的时期大量发债，势必增加未来时期的付息负担，形成还债高峰，并可能使赤字持续增加。所以，国债利率上升会导致财政融资成本增加，从而削弱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国债利率上升有可能是国债规模超过资本市场容量产生的结果。由于资金的稀缺性，国债的过度发行会引起市场利率上升，从而导致国债成本上升，如果在利率持续上升之后，仍然不能满足政府的融资需要，就可能导致国债货币化融资，从而使基础货币增加并扩大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胀压力。通胀水平上升，又会迫使国债利率上调，进一步增加举债成本，形成恶性循环的局面。因此，国债利率持续上升可能是国债政策出现问题的重要表现，也是财政风险相应增加的表现。国债利率高低也是政府信用状况的反映，包含了资本市场对政府债务风险程度的评价。如果政府信用状况好，投资者所要求的风险溢价水平就低，国债的市场利率相应就低，国债价格趋于上升；反之，则国债的市场利率就高，国债价格趋于下跌。在国债市场上，如果国债利率持续走高，国债价格持续下跌，仍然难以吸引投资者购买，那么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5、国债资金的资产形成率

如果通过国债筹集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够给人们提供应有的效用，能为私人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国债形成的政府支出就具有生产性。由于政府债务融资并非完全用于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支付，而是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投资，这便形成了政府所拥有的各种“可再生性资产”。如果国债资金纯粹消费性支出越少，可再生性资产越多，则通过资产增值实现债务偿还和负担减轻的能力就越强，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也就越强。更进一步考虑，如果国债资金用于诸如教育、培训等方面的经常性支出，形成人力资本，将会产生正的外部性，提高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增进后代人的收益或效用，类似的消费性支出活动将不会造成后代人的净负担，从而有利于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并降低财政风险。因此，只要国债形成的政府支出是用于与公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项目，就将有利于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

二、外部因素引起的可持续性及风险问题

如果金融体系出现问题，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如果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债务负担严重，需要进行资产重组；如果人口老龄化带来养老金赤字迅速上升，中央政府都会出面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必要的市场机制化解的话，上述隐性及或有债务就可能导致国债的较大增加，在转轨经济国家此类问题尤为严重。因此，各类隐性及或有债务的存在，尽管不会对国债政策产生直接、显性的影响，但其风险转嫁作用也将使国债政策受到显著的约束，政府也将面临更大的财政风险。通过一定指标对这些外部因素进行评价与描述，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掌握相关因素对国债政策及财政风险的潜在影响。

l、银行不良资产比率

银行贷款损失增加、不良资产水平高时，表明银行体系较为脆弱，抵御风险和危机的能力木足。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会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影响国家的财政平衡。从收入方面看，贷款损失增加，将使银行可被征税收入减少，银行税收也就减少；中央银行对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支持会给政府带来直接成本，或者降低中央银行的利润转移；中央银行对银行不良资产的接管，将导致中央银行的利润下降和税收减少。从支出方面看，由于国有银行实际承担了财政的部分职能，因此，银行不良资产化解的最终责任者只能是政府，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政府出资为银行弥补资产损失，补充资本金。这些银行不良资产已经成为政府的负担，政府只能通过发债的形式筹措资金，从而逐步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因此，对国债规模的判断必须充分考虑庞大的银行不良资产的因素。银行不良资产的规模制约和削弱了财政为其他公共消费和投资支出继续扩大债务规模的可能性。国际经验表明，银行不良资产占总贷款的比例在10％以内，银行体系是比较稳健的，而超过该比例的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变动也就成为我们判定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的重要指标。

2.政府对国有企业或公共部门支持和参与程度

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亏损也通常是政府财政赤字增加的原因之一。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帐户不能反映公共部门的财务状况，但是，大部分国有企业的亏损最后是由中央政府承担了。在许多国家，由于管理薄弱和公共部门缺乏财务责任，政府支出得不到适当控制，这些支出也不一定能被有效和公平地分配到社会急需的地方。政府支出被用于支持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集团，或只使少数人受益。在亚洲新兴工业国，国家干预分配信贷的现象十分普遍，金融机构受到政府的多种保护，使银行业为争取客户不惜降低贷款审查标准，大搞人情贷款和优惠贷款，结果造成不良贷款的迅速膨胀。由于大企业与政府的联系紧密。政府对银行间接融资实施严格控制，难以避免地形成了经济腐化和金钱政治，造成了贷款运用效率低下。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对公共或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进行担保是普遍现象，因而形成了政府的显性或有债务。由于缺乏其他融资渠道，基础设施债务依赖型的融资模式使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增大，利息负担沉重，有些连利息也难以偿还，只能借新债还旧债。尽管有政府信用作为保证，但是，由于政府项目的还款困难，银行也相应调低了该类项目的资信程度，使政府信贷再融资的成本提高。上述政府对国有企业或公共事业的财政支持，加重了未来财政支出的负担，是财政深层次风险的体现。

财政风险范文篇6

关键词：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关系

我国财政与金融风险的界定

财政、金融风险是我国经济风险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当前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着力探讨的热门课题。对两者的系统研究，将促进市场经济培育和发展过程中财政职能与金融职能的成功转变，顺利实现传统财政模式向公共财政模式的过渡，以及金融体制的创新。

财政风险象一切经济风险一样，是由经济活动中的多种因素的不确定性引发的。财政活动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它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极为复杂。财政风险是财政矛盾的激化，风险的大小受经济因素的影响程度而上下波动。这些影响因素既可能是财政内部的不完善或不规范行为，也可能是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使财政政策和相关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发生了偏差甚至背离，由此产生了财政风险。若从微观经济角度来衡量其经济活动中的风险，则是一种易于估量的、有形的经济风险。而财政这一在宏观经济活动领域中产生的风险，不仅包含不可估量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经济风险，而且可能导致经济秩序紊乱甚至危及社会政治安定。

金融风险是资本在运行过程中由于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而导致的价值或收益损失的可能性。它可以表现为一种货币制度的解体和货币秩序的崩溃，也可以表现为某家金融主体在从事金融活动中因不确定性因素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它既包括金融机构从事融资活动，从事投资和资产运用等经营活动产生的金融风险，也包括个人及其它非金融业的工商企业在从事融资活动时产生的风险。金融活动的不确定性是指因经济波动或金融制度的缺陷、运行秩序紊乱等原因导致的金融领域一系列矛盾激化，对整个货币制度、货币秩序的稳定性造成破坏性威胁。

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紧密相连，其原因是财政与银行实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存在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财政负责政府资金的筹集与运用，银行则负责信贷资金的存入与投放。双方在经济活动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杠杆，两者互相影响、彼此推进发展。当银行受体制、经营不善等因素的影响，效益下降，形成不良资产而引发金融风险时，它会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转嫁给财政。反之，当财政出现收支矛盾激化而形成风险时，它必将波及到银行。因为作为我国主体的银行与财政一样，资财归政府所有，任何一方出现问题，最终都由政府来兜底。从我国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来看，银行与财政盘根错结、纠缠不清，无论是财政风险，还是金融风险，都有对方的因素起作用。因此，要真正弄清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必须深入分析金融风险中的财政问题与财政风险中的金融问题。

金融风险中的财政问题

财政体制变革中隐伏的金融风险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实行统收统支，国家财政集中大部分的国民收入，再通过计划手段分配经济资源。国有经济的生产和投资主要由财政注资完成，企业的生产积累多数上交国家财政，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由国家确定。这期间，银行完全没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只扮演一个出纳和记账员的角色。因此，此时的银行自身并不存在风险问题。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入，国家主动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储蓄来源从财政转移到居民手中。与此同时，国家财政实行“放权让利”的“分灶吃饭”体制，使财政集中的资源大大减少，表现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79年的28.4%下降到2000年的14%左右。这样，财政便没有能力向企业注资，于是推行“拨改贷”改革，将财政无偿拨款变为银行有偿信贷，以及要求银行统管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而“拨改贷”的计划经济色彩和银行代替财政向国有企业供给流动资金，实质上是银行代行财政职能，将财政的包袱抛给银行去背的做法。在政企关系尚未理顺的前提下，我国的国有企业不具备硬预算约束，自我积累意愿较低，自我发展能力有限，却有着强烈的投资冲动，不断地追求规模扩张，使得企业负债中高达80%以上来自银行贷款。企业视银行为“第二财政”，还贷意识淡薄，对高负债有恃无恐。加上不少企业粗放型的生产方式缺乏效益，亏损严重，造成银行大量的逾期、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另外，银行本身的制度不健全，使得银行过度追求信贷的扩张，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在信贷软约束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大了贷款风险，埋下了风险隐患。这几年，仅四大金融资产治理公司接收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就达39万亿元。综上所述，我国财政体制在变革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已成为产生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

财政与银行不规范的关系导致金融风险

由于财政、银行的职责界定不清，使得两者的运作呈现出一种貌似互不相干的“独立性”。双方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都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确定干什么或不干什么。这样一来，两大部门更多的是站在本部门的角度，依据自身对经济运行状况的熟悉及部门自身的机制来运行，缺乏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与沟通，存在银行与财政之间职能的“越位”与“缺位”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财政与银行的调控目标错位。当财政财力不足而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时，不是去加强财政，而是简单地让银行“双肩挑”，使银行过多地承担币值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发展甚至社会安定的责任，致使信贷职能与财政职能划分不清。由于超出了银行效能的内在规定性，自然是收效甚微。比如在结构调整问题上，在每次总量扩张中，结构失调不但不能扭转，反而不断加剧。这是因为银行“独木难撑天”，反而增加银行的风险。

行政干预的影响。我国国有银行一直受政府的控制，实质上是“政府的银行”。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后

，地方政府有了相对独立的财权与事权，企业效益直接影响着地方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为保护地方利益，政府凭借行政手段指令银行对不景气的企业实行贷款挂账或减免利息；对一些经济效益差的项目，所需资金也要银行提供。加上企业在兼并、改制与破产中，政府不合理的介入，使债权难以落实，形成许多不良资产。另外，当财政出现赤字时，为解决资金缺口，往往强迫银行贷款，作为财政资金补缺的渠道，挤占了大量的信贷资金，使银行信贷资金跳不出供给制窠臼。这样无疑给银行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政策性贷款加大了金融风险。政策性贷款是为实施政府政策而发放的，以政策性银行为载体，不以盈利为目的。据统计，90年代以来，政策性贷款已占国家银行贷款总量的1/3以上。我国政策性银行自诞生起，财政、银行对它的熟悉上存在分歧，致使营运中出现很多问题，并且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其政策效应未能得到应有发挥。面对这一新的资金来源，地方政府视其为一块“肥肉”，融资劲头足，而运用效益却很低。当前，政策性银行资金来源得不到保证，资金运用潜伏着很大的风险，其生存与发展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银行的财政负担加重

从1978年起，财政几乎年年出现赤字，拨给银行的信贷基金逐年减少。非凡是1983年企业流动资金供给由银行统一治理后，财政很少给银行增拨信贷基金，反而加强对银行税利的征收。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现营业收入5618.49亿元，税前利润总额931亿元，缴纳的营业税与所得税合计为348.99亿元。1999年营业税税率由5%调增为8%，可见商业银行的税收负担逐步加重。另外，财政借款及大量不良债权和冲账使银行自有资金占信贷资金来源的比例由1980年的19%下降到1999年的8%.这其中还依靠1998年中心政府指令财政部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进行注资，才使商业银行的资金充足率达到8%，基本上符合国际清算银行对商业银行规定的资本充足率的下限。如此沉重的财政负担使银行自身的经营体系显得脆弱，降低了防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

积极财政政策是我国经济处于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启动经济乏力的非凡情况下而采用的。它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较为明显，1998年对GDP的贡献率为5%，使经济增长率达8%；1999年在更为严重的环境下致使经济增长率达到1%；200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9%.无可否认，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复苏起了重要作用，但其启动经济的效果与预期的仍有差距，它的运用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补充了银行的资本金，增强了银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但财政必须保证其发行的国债获得2%以上的收益，否则财政不能按时向商业银行付息。那么，国有商业银行的这部分资本金也将成为虚假资本，随时会引发金融风险。

1991999年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2100亿国债，2000年发行1500亿国债，全部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同时，地方政府和银行落实4000亿相应的配套资金以拉动经济。不尽如人意的是，国债资金的使用带有很强的计划性。许多地方政府沿袭过去争项目、争投资的做法。在项目实施中出现不按用途使用国债资金，项目前期预备不足，相应配套资金不到位，财务治理混乱等情况，造成一些“半截子”、“豆腐渣”工程，浪费了大量的国债资金。要知道，积极财政政策是防范和治理通货紧缩的短期手段，本身是以巨大的财政赤字为代价。若投入的资金大量流失，不能发挥效益。不仅财政背上巨额债务，陷入赤字—借债—赤字的恶性循环中，而且银行也会形成新的不良资产。到时，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共沉浮。

财政发行的国债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不用于加工业及其他方面，其目的在于克服经济中的短线瓶颈，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安排的投资中，偏重于资本密集、规模较大、并由政府全资包揽的重点建设项目；对劳动密集、中小规模、以及吸纳社会民间资本参与的生产建设项目，则较少考虑。至于将增发的国债用于消费性的转移支付如支持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则更欠考虑。因此，积极财政政策难以迅速带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使得在此严重的经济形势下，财政支出极度扩张，增收缓慢。由此影响到银行，增强金融风险程度。

财政风险中的金融问题

金融机构经营方式对财政的影响

改革以来，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经营方针和治理办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业务也开始交叉。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经营治理方式上仍存在较大缺陷。国家银行仍沿袭国家机关治理体制，未能真正建立起现代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机构、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造成经营成本过高和治理效率低下，使得银行效益下降。与此同时，银行的财政负担又未减轻，其自身的积累速度放慢，于是银行业作为财政稳固财源所具有的持续性受到影响，波及到财政的收支平衡。

金融机构重组方面的财政负担。

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金融机构重组的负担直接或间接地转移给财政。在处理金融机构的关闭、破产。或者为了化解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中，中心银行往往要损失部分过去的老贷款或增加新贷款给予支持，中心银行的贷款损失实际上由中心财政来垫底。另外，中心财政经常提供某些形式的暗补贴。例如，某国有商业银行在接受被关闭信托投资公司的资产债务以后，减免该银行一定期限内应缴的中心银行贷款利息，那么应交税金相应减少，这实际上接受了财政补贴；或者，某国有商业银行偿付了被关闭信托投资公司的外债后，该银行上缴的利润减少了。

对于地方财政而言，同样要经受金融机构重组带来的压力。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当地方金融机构自有资本不足，以及经营治理不善导致亏损，出现支付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动员地方国有企业向有问题的金融机构注资，以缓解支付危机。或者给予这些有支付危机的金融机构以税收减免，帮助它们渡过难关。对金融机构分立、合并时，地方财政往往要投入一部分资本金予以资助。

在地方金融机构出现资不抵债而破产关闭后，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存款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不得不动用本地单位的存款，甚至财政性存款去偿付自然人的存款债务。有时还以某些优惠条件让本地企业收购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变现。不仅造成地方财政资金捉襟见肘，而且连累了不少效益好的企业。例如，资不抵债146亿元的“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境内自然人存款由广东省政府垫付。

财政体制不健全下滋生的“畸型儿”——农村基金会，最终缘于政策、治理等问题而在全国范围内整顿关闭，对县、乡一级政府的财政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农村基金会的大面积亏损导致缺乏足够的资金偿付存款，而这些存款直接涉及到农民利益，处理不好将影响到农村政权稳定。因此，县一级政府动用财政性资金分期偿付，乡镇一级政府拿不出钱来偿付的，承诺延期偿付，并同意存款者用存单抵缴应交款项，这对举步维艰的县乡财政无异于雪上加霜。

上述这些都是财政资金信贷化的表现，使金融风险转变为财政风险。

金融资产治理公司运行的风险。

我国从1999年起先后成立四家资产治理公司，用于收购、治理、处置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最大限度地保全资产、减少损失。同时，运用债权转股权、资产证券化、资产置换、转让及销售等市场化债权重组手段，实现对负债企业的重组，推动国有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转变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国企早日脱困。其目的是有效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四大AMC所需资本金全部由中心财政投入，人民银行只做业务上的指导。它能否良性循环，事关金融风险的化解程度及财政负担大小。从三个方面可看出它的运行中存在的风险。

AMC在处理不良资产过程中有可能与债务企业谋合套取财政补贴。在AMC运行成本高，不良贷款回收率低的情况下，财政每年弥补的亏损将增大，界时财政将不堪重负。

国有商业银行一边将不良贷款存量划给AMC处置，另一边又不断的产生新的不良贷款，使AMC永远脱不了身，积累越来越多的风险，将财政也连累进去。

财政风险范文篇7

一、"风险大锅饭"的制度性存在

（一）政府替国有企业承担风险

1.激励与约束不对称

2.国企信息不透明

3.国企职工的"人质"效应

（二）公共预算对政府行为的软约束

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政府存在大量的预算外活动，也就是说，政府行为和活动并不受国家预算的严格约束。在我国尤其如此。

（三）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模糊

二、"风险大锅饭"的制度性后果

（一）避险动机不强

在广义的公共部门内，缺乏避险动机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国企、国有金融机构，还是各级政府和政府的各个部门，对于各项决策往往都强调了有利的一面，而忽视了可能引致风险的另一面。漠视风险的态度，使风险分析难以展开、深入，更谈不上卓有成效地进行风险评估。

（二）避险能力不足

"风险大锅饭"不仅造成了避险动机的弱化，而且也使政府避险能力不足。这是在既定体制环境下造就的一种结果。

1.风险辨识能力不足

财政风险范文篇8

所谓地方财政风险是指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影响下，地方财政资金遭受损失或财政支出出现困难而危及地方政权正常运转及其职能行使的可能性。总的来说，地方财政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地方财政风险呈现出综合性的特点

地方财政风险是由社会各种风险转化、综合而成，呈现出综合性特点。当社会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能够迅速转化为财政风险，比如自然灾害将导致地方财政减收增支，地方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等等。同时，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所需要的经费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开支，一旦地方财政出现风险甚至于危机，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的运转，导致其功能严重失调。因而地方财政风险不应只看成是地方财政部门的风险，同时也是地方政府甚至是整个国家的风险，对社会各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

2.地方财政风险具有普遍性，并逐步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

正是由于地方财政具有综合性和来源广泛的特点，使地方财政风险客观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整个社会系统。仅仅在财政风险问题日趋严重时，才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才着重于对防范化解财政风险的研究。入世意味着我国将加快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的主流之中，经济全球化在给我国经济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的同时，势必对我国地方财政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地方财政入世后将面临怎样的财政风险，如何迎接挑战已成为急待探讨的重大课题。

3.不同地区所存在的财政风险不同，不同级别政府所存在的财政风险不同

从横向看，我国地方财政风险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历史和现实等多种原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环境制约因素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财政收不抵支，赤字突出是中西部地区财政运行的显著特点，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相对于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导致中西部地区所存在的财政风险明显高于东部沿海地区。从纵向看，我国地方财政风险不同程度存在于省、地（市）、县、乡四级政府之中，其中省、地（市）级的财政风险程度较小，县乡两级财政风险程度较高，甚至有些地区出现了财政危机。目前的地方财政状况是省以下政府层层向上集中资金，却将事权层层下放，导致财政状况自上而下一级比一级困难。这使得县乡两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风险加剧，集中表现为财政增收难度加大，财政收入增长趋缓，工资欠发普遍化，财政可调控财力较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等等。

4.收支矛盾尖锐，债务负担沉重是地方财政风险的集中表现

首先，分税制改革的出发点是增强中央政府在财政分配中的地位，提高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因而地方财力大幅下降。其次，财权财力分散、税收流失大大削弱地方财政实力。另外，在地方预算自求平衡的约束下，收过头税，寅吃卯粮搞空转给地方财政收入带来了未来风险。据统计，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78.0%降至于1994年的44.3%，2000年略有回升到47.8%。近年来，地方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的经费支出急剧增长，使财政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同时国家制定并实施的许多政策和措施都需要地方在财力上予以大力支持，所投入的项目需要地方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为此地方财政支出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刚性，地方财政自给率严重不足。2000年地方财政支出在全国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为65.3%，地方财政支出增量达到14.7%，地方财政自给率仅为62%。由于对政府债务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各行其道，多头举债，以地方政府“多元化融资”等多种名义举借了大量债务。举债行为的不规范致使债务的偿还主体、责任主体不够明晰，从而形成重借轻还，财政最终承担债务的情况，导致了财政长期处于被动的局面。各级政府债务负担已成为困扰地方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

5.地方财政风险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危害性大

地方财政既存在显性风险又存在隐性风险，但更多的表现为财政隐性风险，甚至一些财政显性风险会通过人为的手段被处理成隐性风险而埋下潜在的隐患。由于通常情况下大部分财政风险处于隐蔽状态，这造成各部门对防范化解财政风险的意识不强，加剧了财政风险的累积和膨胀。如果地方财政风险的积聚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和化解，最终将会引发财政危机，导致地方经济萎缩，引发社会动荡。作为兜底财政，财政所存在的风险是最为严重的社会风险，其危害性可见一斑。

二、地方财政风险的防范和对策

1.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有效控制财政风险

我国1994年建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但该体制受到种种条件制约，带有强烈的过渡色彩，对地方财政风险的形成累积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化解地方财政风险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划分与界定。首先是确定哪些事权划归中央政府，哪些事权划归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发生事权交叉的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按照受益与付费相对称的原则，积极配合、主动协调以实现有效管理，如跨辖区的基础设施、江河治理等。然后是合理安排地方各级的事权关系。也就是正确处理地方各级政府间的关系，明确省、市、县、乡政府间的事权划分。长期以来，省级以下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是造成地方各级财政风险程度不同的重要原因。二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收分配，建立并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目前我国地方税收收入税源零星、规模过小、改革滞后，加重了共享税分享比例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压力，也使地方政府调节经济力度不足，为此有必要建立、完善地方税体系，适当扩大地方税规模，使地方本级收入基本能够满足地方财政的开支，增强地方以自身相对独立的财力来防范财政风险的能力。三是健全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就防范化解地方财政风险而言，我国当前转移支付制度应在两个方面完善。第一，加大对经济不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确保地方政府最低服务水准的实现。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收支自给率低，财政收支矛盾更为突出，潜在的财政风险更加明显。因此，在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同时，应当充分考虑这些地区的财政运行状况，实行转移支付倾斜政策，加大中央专项拨款力度。第二，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待加强和完善。要加大省级转移支付的力度，促进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转移支付资金要按规定使用，向贫困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倾斜，保证基层政权运转和农村教育。

2.调整和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公共支出管理

按照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要求，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体系是有效防范和化解地方财政风险的关键所在。第一，明确地方政府职能，合理界定地方财政支出的范围。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政职能的客观要求，地方财政应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地方财政资金要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性经营领域，加大公共需要的保障力度。第二，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主要是在保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的条件下，压缩一般性项目开支，增加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科技、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第三，改革地方财政支出预算体制。要严格按照地方政府职能范围确定预算支出范围，调整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延长预算编制时间，细化预算编制项目并加强预算论证；同时尝试开展部门预算，改变财政资金按性质归口管理的作法，将各类不同性质的财政性资金统一编制到资金使用部门。第四，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加快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逐步扩大采购范围，加强采购的规范化建设，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益，确保政府采购的规范运行；改革财政资金缴拨方式，所有财政性支出均通过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支付。

3.加强债务统一管理，适时推出地方公债制度

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应从规范政府举债行为，强化财政在地方政府融资管理中的地位入手。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建立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其内容不仅包括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也包括间接债务。债务信息的充分披露是债务监控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二是规范地方政府担保，缓解潜在的债务风险。随着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渠道多样化，地方政府应当制定规范的担保原则，并逐步缩小担保债务规模，以财政贴息、补贴等方式来实现融资目的。三是加强政府债务归口管理，突出财政部门的主体地位。各级财政部门应对本级政府所属部门举借债务进行认真审核，监督债务资金的使用及偿还状况，承担起其所负有的监督管理责任。四是建立规范的地方财政偿债机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以年度预算安排，财政结余资金等形式建立财政偿债资金，专项用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五是建立地方公债制度，规范政府融资行为。按照市场经济体制与分税制的客观要求，逐步建立规范可行的地方政府公债制度，在中央严格审批和监管制度的条件下，允许地方财政发行统一的债券，筹集地方公用事业发展资金，以规范政府融资行为及防范地方财政风险。

4.增强各级财政风险意识，建立财政风险预警机制

财政风险范文篇9

「正文」

一、财政风险的界定

所谓风险，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而财政风险是在财政领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发生的危险。目前我国财政界对财政风险的内涵，主要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进行界定的，核心问题在于财政的债务承受状况、承受能力以及债务变动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危害。结合财政债务变动和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一些学者又把财政性资金在各个部门、各层环节之间的配置结构及其变动趋势，也作为衡量财政风险的一个重要内容。概括而论，当前我国的基本观点认为，财政风险是指财政收支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以及财政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国民经济良好运行，从而造成社会危害的可能性。就其具体内容，大致可以按宽和窄两个口径划分财政风险。

（一）窄口径财政风险。即以财政赤字等财政直接负债衡量财政风险，主要指标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欧元区”成员单位的财政健全标准，即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财政赤字余额不能超过GDP的60％（国内称之为赤字率和债务率）。2002年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为3％，但我国财政赤字余额占GDP的比重还只有16％，由此而看，我国财政还有一定的举债空间。

（二）宽口径财政风险。

1.所有债务。这一指标主要由以下部分构成：国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带来的风险、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经营带来的风险、财政投融资带来的风险、外债带来的风险和社会保障支出带来的风险。依照该标准使我国实际的财政风险远大于财政直接负债规模。2.财力的结构变动。一是财政性资金的横向分布情况，其主要衡量指标是预算内外、体制内外资金的规模和比例关系。其基本观点是预算外和体制外资金过大，意味着财力过于分散，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因此大大削弱。二是财政性资金的纵向分布状况，其主要衡量指标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的规模和比例关系，一般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人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即“两个比重”）为标准。其基本观点是，目前发达国家的“两个比重”一般是40％和70％，发展中国家的“两个比重”一般是25％和60％。[1]

二、对财政风险的控制手段之一：法律控制

对风险的处置方式有很多种类，法律控制是其中较为有效和直接的方式，而且对于财政这一关涉到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只有通过国家立法并且用法律的手段加以管理，才符合政治管理理论和立法法中规定的要求。

财政风险在各国的表现不尽相同，因此对不同的风险所采取的应对手段也略有差别，本文将从中国现阶段的财政风险的体现，从应然和实际两个角度来看对财政风险的法律控制的表现。

（一）综合债务构成的财政风险的控制方式：调整纳税对象和纳税额

国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经营、财政投融资、外债和社会保障支出带来的风险是当前造成我国财政风险的又一主要原因，特别是国有企业。我国国有企业的现实问题很多，诸如经济结构不合理、高负债率、低利润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困难，国有企业多余职工的分流和再就业，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无一不与财政有关。政企关系不清集中体现在企业与财政关系不清上，企业改革的各种风险必将形成财政风险。

94年税改后，对于企业所得税方面实现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统一，但是在其他很多方面却依然是内外有别。对于国企，国家实质上给予其很多优惠政策，可是他们没有充分利用，反而将这些机会发展成了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在我国加入WTO后，对于外资企业应该采取国民待遇原则，所以我们要更好地处理两者之间平等互促的关系，在税率的缴纳和纳税对象的选择上考虑多方因素，协调好关系，减少国企引发的财政风险。

（二）财政结构横向层面的财政风险的控制方式：完善预算法

主要是预算外和体制外预算资金过大，意味着财力过于分散，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因此大大削弱。我国目前的预算体制仍然相当薄弱，因此要加强预算硬约束，统一财政资金管理，实行集中支付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要增强其作为国家财力计划的法律约束力和技术稳定性，严肃预算编制，严格执行预算。目前，我国已经开始部门预算编制试点，试行零基预算编制方法，这是增强预算约束力的有益尝试。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多的预算外资金，正是因为我们采取的预算编制是综合的，没有分项目细化，从而使得预算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清晰明确地体现真正的统筹，在一定程度上为预算外资金的存在提供了“温床”，导致财政风险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同时，维护财政资金的统一性也很重要，财政资金的所有权归各级政府，管理权属各级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财政资金符合财政资金的属性，也是降低财政风险的重要途径。

（三）财政结构纵向层面的财政风险的控制方式：明确中央地方的税收权限

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权限是一个焦点问题。政府间关系是一种地缘关系，这种关系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其次才是行政权力范围的地缘性。下级政府部门在财政权力上缺乏自主性，因而也就没有责任心，形成了滥用财权，浪费财力的局面。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不清晰，而公共管理中，权、责、利三者是紧密结合的，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应该大体一致，符合比例原则。我国现行体制下的财政平衡需要兼顾“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平衡和“地方与地方”的横向平衡，这造成了近年来中央政府“结构性剩余”无法弥补地方“结构性赤字”的尴尬。财政体系出现了“两头弱化”的明显特征：中央财政和县乡以下基础财政积弱明显。中央财政以税收的超常增收和辉煌举债才是弥补了其本身财力的不足，但这多少带有“涸泽而渔”的味道；基层财政则是寅吃卯粮，兼有腐败。

对此，可考虑先在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之间进行财权和事权的界定，在部分省市进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试点，并附以地方财政破产制度。否则中央财政的债务包袱就会重不可抑，中央财政的权威就会逐渐弱化。

（四）国债发行的不合理造成财政风险的控制方式：建立国债专项预算

国债导致的财政风险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量大造成的过度风险；二是结构不合理造成的风险；三是使用不当造成的风险。[2]我国国债增长速度远高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属超常发展。加之我国国债管理手段落后，国债的使用效率不高，长此下去，势必产生不利后果，形成赤字政府的恶性循环。

对此，应该实行国债专项预算管理，像管理基金一样管理国债，真正发挥国债的应有作用。同时，应该给予地方一定发行国债的权利，但是这种债券的位阶和享有的权利低于中央发行的债券。地方发行国债一方面可以弥补在中央和地方税收不平衡条件下，地方财政的不足，同时地方国债能够有效地用于当地的建设，在发行和推广上容易铺开，带来较多的基建资金；但是发行债券毕竟是作为一种负债行为，从而对地方政府使用这笔资金形成一种有效有力的监督，在间接上也减少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失误造成大笔负债而清偿的责任。

总之，通过法律手段来预防和控制财政风险是比较可行和有效的，也是法治社会和财政法治的必然要求，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大力推进，使我们的财政日益稳健。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