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范文10篇

不平等范文篇1

阿玛蒂亚·森是印度籍著名经济学家，1933年生于印度，1953年毕业于加尔格答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他曾经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并且当选过1982年的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86-1989年届的国际经济学会会长，1994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现在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担任院长。199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他为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上的数项贡献。森的研究范围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哲学等学科，对不平等的研究被视为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在平等问题上，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把“为什么平等？”看成是争论的关键。以为一旦谈论平等，首先必须表示是赞成平等还是反对平等，进而为之辩护。可森坚信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因为平等观念需要面对两个重要问题：(1)为什么平等？(Whyequality?)，(2)什么方面平等？(Equalityofwhat?)，后者才是平等问题的核心。

为何这么说呢？森指出，那些探讨如何安排社会才是合理的各种规范理论，其实在方法上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寻求着某方面的平等。收入平等主义要求物质收入或财富的平等，福利主义要求福利水平的平等，功利主义要求平等地衡量个人效用，法学家们要求法律程序上的平等，罗尔斯正义论要求“基本善”持有的平等。而且，不仅仅赞成平等优先的理论如此，甚至那些被视为反平等的理论也同样要求某方面的平等。例如诺齐克的个人权利至上体系，尽管强烈地反对效用平等和分配平等，可却要求自由权利方面的平等——无人有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权利。事实上，许多反对经济平等的经济学家，在政治和法律上却坚决地捍卫平等。所以，“假如我们成功地证明了x方面的平等（无论x是什么——某种成就，某种权利，某种自由，某种尊重等等），那么我们就已经以这种形式——x作为比较的标准——证明了对平等的赞同。”依次类推，即便我们反对x方面的平等要求，也只是表明反对把x作为比较变量，并不意味着反对平等本身。虽然各种理论所要求的平等内容不一样，但他们至少都坚定地赞同每个人应该在某一重要方面获得平等对待，它们都体现为一种“平等主义”。一种理论也许在很多方面要求不平等，但是，当它为此辩护时，最终不得不求助某一方面的平等。如果这是事实，“什么方面平等？”自然要比“为什么平等？”涵盖更为丰富的内容，同时也来得更为重要。深入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把“什么方面平等？”当成核心问题的重要意义。

首先，关于社会安排的理论可谓纷繁众多，而“什么方面平等？”是区分和理解他们的关键。因为它们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把何种变量作为平等量度，每个理论在坚持基本变量方面平等之时，必然容纳了次要变量方面的不平等。当自由和结果发生矛盾时，一个要求自由权利平等的自由主义者，不会同时坚持结果平等，而一个要求平等衡量每单位效用的功利主义者，不会同时坚持要求自由权利的平等。于是，只有通过考查不同理论对“什么方面平等？”的回答，才能够看清各个理论把什么当成评价的基本方面，什么当成次要的方面。假如我们把这些理论之间的争论，只是看作“赞成”平等和“反对”平等两大阵营的事，就会忽视平等问题中的那些重要内涵。

第二，“什么方面平等？”是解决“为什么平等？”问题的必由之路。肯定“什么方面平等？”为核心问题和争论焦点，并不意味着问题“为什么平等？”毫无意义。只不过合理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借助对前者的回答。我们无法在不知道究竟谈论什么平等的情况下，就赞成或反对平等，亦即我们不可能在没有回答“什么方面平等？”之前，就对平等表态。“为什么平等？”其实在这里转换成，为什么要求“某方面”的平等，亦即需要对被选的评价变量进行辩护。为各种规范理论都要求平等这种共性进行辩护，本身就说明了平等的重要性。既然那么多理论都以不同方式要求平等，表明平等确实是一种实质要求。不关注平等，将使一个关于社会安排的理论没有合理性，平等要求是一个社会合理与否的体现。

第三，把“什么方面平等？”提升到核心地位，显示了分析平等问题的方法论态度。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衡量平等实质上是一个“空间”选择问题，亦即从各种变量（收入、财富、效用、基本善、资源、福利、自由、权利等）中选择人际比较的基础。在这里，评价完全依赖于选择什么作为比较尺度。所以，一定程度上说，争论不在平等本身，而是由选择不同变量所引发的。“什么方面平等？”问题恰恰突现了评价平等的“空间”选择特征。按照森的观点，这种选择又与人类差异和个人利益观念紧密相关。于是，通过“什么方面平等？”又明确了研究平等问题的方法论。

个人利益、人类差异和变量选择

衡量平等和不平等首先需要选择恰当的评价变量。但是，我们可选择的变量很多，收入、财富、效用、基本善、资源、福利、自由、权利等都可以作为标准。为什么会有这种“空间”的多样性呢？哪一个更符合实际呢？森说，这其实关涉到影响不平等衡量的两个重要因素：个人利益和人际差异。

平等衡量尺度的多元性反映了一种深层次差异——人们对个人利益概念理解的多样性，人们价值目标的多样化。平等无非是个人利益的平等，而人的利益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分别从自由、权利、效用、收入和福利等角度比较人们之间的相对有利或不利，相应地也就导致了不同的平等观。平等多元化的原因就存在于个人利益概念的多元化中，如果对利益的看法不同，那么关于平等的评价也就不同。而且，此种多元性并非平等概念独有，一切以个人利益概念为信息基础的其他观念，也表现出多元性。正是这种个人利益概念的多元性，直接促成“平等空间”选择的多元性。同时，这也导致某个理论在坚持某一变量的平等同时，包含了另一变量方面的不平等。于是，收入平等可能与财富上的巨大差异并存，财富平等可能与幸福上的极大不平等共存，幸福平等可能伴随着满足的不平等，需要满足的平等可能有选择自由的不平等相伴。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在于我们的个人利益观充分与否，而且涉及影响个人利益的现实因素，亦即根深蒂固的人类差异，对不平等的衡量也与这种差异密切相关。

森坚信，假如所有人都一模一样，就不会有不同的平等观，也就没有必要回答“什么方面平等？”。而事实是，人与人之间在许多方面有着极大差异。我们有着不同的外部环境，例如，一生下来接受的财富不同，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所属社会提供的机会不同，等等。除了这些自然和社会环境外，我们的个人内在特性也大不一样，如年龄、性别、体质、智力等。所有这些差异决定了人们可以从一定量的商品或收入中获得什么和需要花费多少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都大不一样。生理差异造成了需求不同，病人需要更多的钱治病，孕妇需要摄入更多的营养，但健康人就无需这方面的花费；与热带地区的人相比，寒冷地区的人在取暖御寒上花费的更多；社会的公共教育安排、治安状况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不同的传统习惯使不同社会人们的需求也有差异；种族和等级的区别在一些社会严重影响了个人的发展。

人际之间的这种广泛差异，决定了从某一变量判定为平等的，从另一变量比较时又成为不平等的。例如，就算有着相同收入，一个残疾人也不能发挥一个健康人能有的正常功能，如参加他喜欢的某些运动、正常的社交活动等。于是，人际差异使对不平等的判断成为复杂而麻烦的活动：甲有比乙更多的收入，乙比甲享有更多的效用，丙又能做甲和乙不可能做的事。这就要求我们在平等问题中必须认真对待两类多样性，一是人类的基本异质性，二是由前者决定的“空间”的多元性（评价变量的多样性）。为了充分地衡量平等，一方面要建立一个充分的利益观，另一方面要使利益概念（也就是比较变量）与人际差异事实相适应。以上述方法论态度为出发点，一些常见的平等观明显具有局限性，尤其是当前广为流行的三种平等观：收入平等观，功利主义平等观，罗尔斯的正义论。首先他们都持一种狭隘的利益观。收入平等观仅仅关注物质收入和财富；功利主义（福利主义）把效用看成利益的唯一指标器。虽然罗尔斯把基本善界定为“每个有理性的人都需要的东西”，包括“权利，自由，机会，收入，财富和自尊的社会基础”，更关切人的自由，从而突破了收入和效用的局限性。但是，基本善实际上关注的仍是实现自由的手段，而非自由本身。

再者，由于三种方法都忽视了人际差异的存在，就无法充分衡量不平等。因为即使人们获得相同的收入和基本善，个体之间的差异也会造成不同人获得有质量生活的机会不同。我们难以从收入平等推导出人们面对的实际机会平等，因为人们能或不能做某事、能或不能实现什么目标，不仅仅依赖于他们的收入，还取决于他们的自然和社会特性。效用是一个心理度量指标，它不可能精确度量不平等的程度，一个长期过着极端穷困潦倒生活的人，会为一点点小恩惠而感到快乐，并尽力消减自己的欲望以适应恶劣的环境。把基本善转换为成就和自由上也存在人际变化，怀孕或需要看护婴儿的妇女，与无此负担的男人相比，拥有的自由要更少，即便他们在基本善持有上是平等的。人际差异事实显示，一个人是否能营养良好，不仅取决于收入、基本善的多少，还决定于他的新陈代谢率、身高体重、性别、气候环境、怀孕与否等等。由于人际之间的不同，两个拥有相同收入和基本善的人，一个可能容易获得较好营养，另一个可能根本没有能力避免营养不良。

传统方法的不足表明，需要一种更为有效的分析手段来评价平等。诚如森本人所言，他既要为平等问题的探讨提供一种方法论，也要提供一种怎样评价平等的实质方法，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能力平等观。

能力平等观

森认为，充分的评价方法首先应建立在较为宽泛的利益概念基础上。按照他的观点，一个人的利益不只包括物质成就，还包括自由和权利等其他价值目标。一个人具有不可约减的“二元性”，我们既可以从福利方面看待他，也可以从能动性方面看待他，后者包括了个人重视的任何合理目标，而不止于福利方面。传统经济平等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把物质方面的成就视为唯一焦点，忽视了人的自由和能动性方面。其次，新的评价方法应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差异作为考虑因素，能有效地与现实的人际差异挂起钩来。

为此，森提出了用功能和能力来看待个人利益和衡量平等。从广义上讲，个人利益指一个人的生活状态，而生活又被看成由一系列功能构成。功能就是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和能够怎样生活，包括营养良好、身体健康、避免疾病等最基本的功能，还包括像快乐、自尊、受人尊重、可以参加正常的社交活动等复杂功能。所谓能力就是在各种功能组合中所能选择的组合，也就是说能使功能得到发挥的力量，凭借这种能力个人能实现有价值的功能。收入、财富、效用、基本善的获得都有赖于个人能力的大小，比如，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身体能增强个人获得更多收入及摆脱贫困的能力。简而言之，能力标志了个人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另一方面，能力体现的就是个人过某类生活或实现合理目标的自由，个人有实质自由去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生活，一个人的能力越大，他过某种生活的自由也就越大。

从森的角度而言，用能力方法进行评价至少有着如下优点。首先，能力观拓宽了对个人利益概念的理解。能力观超越了收入、效用、福利、基本善的狭隘性，给出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利益概念，把人的自由和能力也看成利益的代表，从而囊括了生活中的各种有价值活动。正如森在其所编《生活质量》的序言中说的，我们应该知道的不仅是人们有多少钱，还应该包括，他们怎样生活、他们的寿命、受到的教育、得到的医疗服务、拥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等。

其次，将信息基础扩展到能力，丰富了我们对不平等和贫困的理解。即便一个人收入与他人相同或甚至更高，假如没有机会参加正常的社会活动，或者没有职业，只是通过政府救济获得高收入的，或者需要花费很多收入来治病，那么他仍然处在不平等之中。家庭收入不可能真实反应家庭内的性别歧视（存在“男孩偏好”），女性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一些国家中存在的“女性人口失踪”是由女性正常权利被剥夺造成的。饥饿是指一些人没有足够能力得到食物，而非没有足够的粮食，失业、通货膨胀等造成人们丧失了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贫困不是单纯的低收入，很大程度上它是由于基本能力的缺乏。在这里，能力平等观没有忽视除收入不平等之外的其他类型剥夺，例如失业、患有疾病、不健康、没有受到基本教育等。作为自由体现的能力，还表明政治自由和社会机会都是平等的内涵，民主自由制度也是防御饥荒的重要手段，由于有了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在政治上激励政府采取防止饥荒的政策，而这是收入平等无法显现的。

从能力角度比较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平等状况，结果将更为复杂。比较美国和欧洲，从就业能力来看，美国要强于欧洲，美国的失业率要低于欧洲，但是从生存能力（卫生保健、医疗保障等）来看，欧洲要好于美国。比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从收入来看，非洲裔美国人的收入可能要高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但是从死亡率和预期寿命来看，非州裔美国人比许多穷国的人民还要差，这是由于一个富裕国家中的人要实现与穷国中的人的同样功能，需要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特定商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比较来看，预期寿命上，199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平均为五十二岁，印度是六十岁；但印度的营养不良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更为严重，非洲的营养不良儿童的比例是20%-40%，印度有40%-60%。上述的多视角比较尽管使问题复杂了，但却使加深了我们对问题的理解。

第三，能力观促使我们重新理解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森从能力观出发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论证，使公共行为观念在解决不平等、饥荒和贫困问题上获得新生。一方面，他认为政府对消除不平等和贫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效的公共政策存在与否影响着人们的福利，例如，生活在纽约市哈莱姆地区（黑人居住区）的人很少达到孟加拉国的人均寿命，其原因并非哈莱姆人有着比孟加拉国人更低的收入，而是由于哈莱姆地区没有充分地健康关怀和医疗保障，以及犯罪现象的猖獗。一个干涉的公共政策提供应得权利给予潜在的饥荒受害者，就可以防止的发生。另一方面，与以往较多关注个人物质利益不同，森主张，政府的公共行为应该更多关注个人能力或自由的提高，比如基本教育、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男女平等政策等等。在饥荒发生时，公共机构要确保每一个人的食物权利，它不仅包括发放救济食品、迁徙饥民等一般措施，更应采取政策来使灾民取得他们期望得到食品的权利和能力。此时，更有意义的不是保证“食物供给”，而是保障“食物权利”。

意义

就总体的方法论而言，森试图恢复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广泛和深刻的联系，发挥经济学的社会有用性，而这是现在主流经济学所忽视和不予考虑的。森对平等的考察，就凸显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有机结合。

他主张，解释和描述经济现象的实证研究和从价值角度评价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的规范性研究，并非不可调和。描述性分析和规范性分析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既可以从客观意义角度考察平等的内容，也可用规范观念来评价平等。在对平等进行客观衡量时，必须引入规范的考虑；对平等的伦理考虑，也依赖于对平等的客观分析。“这种方法论观点本质上反映了我们的不平等概念的二元性”，也就是说，平等概念本身就内涵了描述性内容和规范性内容。

当然，“联姻”也非随意的。作为经济学家，森强调描述性分析是必要前提，这也就是为何他把“什么方面平等？”置于“为什么平等？”之前的原因。他考察平等，不是急忙先表态，而是通过缜密地分析，引用大量经验数据和比较各种信息，揭示平等问题的性质、要求和内容，以及它所可能牵扯到一系列因素，进一步才提出了能力观。比如，在贫困问题上，他明确指出描述应先于规范性的政策选择，第一步是要识别贫困，其次才是选择实际政策。当然，另一方面，描述性方法也无法回避价值考虑，伦理考虑对经济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这不仅在于每个人都是价值主体，而且事实上，道德因素深深影响着人们的一切行为（自然包括了经济行为）。因此，既然经济学要分析人的行为，那么它就必须关注作为客观要素存在的个人价值倾向。一定意义上说，实证研究预设了价值前提，当每一个社会安排理论描述性分析某一方面平等时，都不言而喻地肯定了平等的价值。因此，森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一书中，强调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的必要性。

更为有意义的是，无论是分析经济问题还是研究伦理问题，森都主张多元化的方法。他认为，对个人和社会进行评价，有多种需要考虑的信息。信息考虑的全面与否关系到分析的效果，在信息上“过于节俭”是明显的“一元论”。从多元论出发，权利和自由，既有内在价值又有工具价值，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粮食短缺和个人应得权利缺乏都是不可忽视的饥荒成因；虽然从收入转到能力可以更好地理解贫穷的存在，但收入下降导致贫穷也非一个愚蠢提法，个人能力的缺乏很可能与低收入相关；平等也并不是唯一的社会责任，还存在效率等要求。在平等问题上，森同样持多元化的立场，“虽然我认为基本能力平等比其它类型的平等有着非常明显的优点，可这并不意味着，其它类型平等在道德上毫无意义。”。能力方法不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也没有穷尽一切价值。而之所以强调关注“能力”，除了以往人们忽视了这一方面，更在于能力方法内在就是多元主义的，功能的内涵要比收入、效用等丰富的多，存在各种各样的功能。

实际上，森敏锐地把握了问题的根本：无论经济学还是伦理学，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人类实际行为以及做出正确评价。既然实际行为受多重因素影响，那么评价包含的信息自然就应具有多样性，缩减多元信息基础必然会失去许多有意义的东西。无论如何，分析和评价都不是全有和全无的问题，各种要素可能都在起作用，有时一种占主导地位，有时另一种又是主要的。所以森说，“我相信，那种复杂性不可避免地赋予了问题的本性。毕竟，简单性不是唯一的美德。”

森的平等观不仅在方法上富有新意，而且也丰富了我们对经济和社会现象的理解。森认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忽视平等，其实他们拘泥于收入方面到是问题所在。即便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有一个“拜物教”成分，基本善忽视了物品和人之间的关系，效用虽然触及了这种关系，却是忽视人类差异的心理联系。传统思维方式只考虑实际存在的东西，而不考虑谁在支配这些东西。能力方法超越了经济平等主义只考虑物质因素的狭隘性，摆脱了平等问题上的“拜物主义”，以功能和能力为核心，成功地把对物质和结果方面的考察与对自由和权利方面的考察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对不平等的评价从实际状态转向机会，从商品转向功能，从得到什么转向能获得什么。大量的经验事实已经证明，在衡量平等、解析贫困、探究饥荒问题上，这种方法的运用经常更加行之有效。

在强调发展的当今世界，森还扩展了我们的发展观。发展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工业化的进步、GNP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高和能买更多的商品，它还应关注人们的生活状况：是否他们能避免可防御的疾病和早亡，能避免挨饿，能获得足够的营养，能投票参加选举，能得到普通教育等。总之，发展应该意味着人们能做更多的事，它要求消除一切剥夺人们正常能力发挥的根源，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扩展个人的选择和机会，为个人提供更多的积极自由，增强使他们认为有价值生活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信息基础确立为能力的做法就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转变。

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个世纪以前都无法想象的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且还在日益增长的时代，可同时，贫困、贫穷、饥荒、饥饿、各种歧视、各种不平等等现象依旧充斥于世界的每个角落。让我们牢记，森——这位“经济学良心”的辩护者的告诫：关心社会上的不利群体，把提高每一个人的能力和自由作为我们社会的必要承诺。

【参考文献】

[1]AmartyaSen,OnEconomicInequality,Delhi:OxfordUniversityPress,1973

[2]AmartyaSen,InequalityReexamined,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1995

[3]AmartyaSen,DevelopmentasFreedom,NewYork:Knope,1999

[4]AmartyaSen,TheQualityOfLife,edbyMarthaNussbaumandAmartyaSen,

Oxford:ClarendonPress,1993

[5]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不平等范文篇2

（一）研究方法

本文对转移性收入的分析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按区域分解的不平等分析，二是按收入来源分解的不平等分析。

(1)GE指数计算。考虑到区域分解的分析需要，我们采用广义熵（GeneralizedEntropy，简称GE指数），Shorrocks(1980;1984)对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行衡量。GE指数的表达式如下：

附图

在(1)式中，y[,i]是第i个样本的收入，u是总样本的平均收入值，f(y[,i])是第i个样本人口占总样本人口的比重。

至于参数c，其取任何值，GE都是可区域分解的。当c=1时，GE指数便是Theil指数。无论c=1还是c=0，两种不平等指数的计算结果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为了简单处理，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只取c=0。

(2)区域分解方法。Zhang和Kanbur(1999,2000)根据GE指数，在对样本进行分组的基础上，将GE指数分解成组内不平等和组与组之间不平等。其表达式如下：

附图

k是外生给定的组数，用g标明。I[,g]表示为第g组的不平等（GE指数值），u[,g]是第g组的平均值，e[,g]是长度n[,g]的一个向量，n[,g]是第g组的人口数。如果n表示为所有组的总人口数，那么f[,g]=(n[,g]/n)。在(2)式中，W[,g]I[,g]表示组内不平等程度，[W[,g]I[,g]/I(y)]×100%表示第g组的不平等程度对总体不平等程度的贡献率。I(u[,1]e[,1]…,u[,k]e[,k])表示总不平等程度的组间不平等部分，[I(u[,1]e[,1],…,u[,k]e[,k])/I(y)]×100%表示组间不平等程度对总体不平等程度的贡献率。

(3)分项收入分解方法。只要不平等指数能设计成按分项收入进行加权相加的形式，该指数便能按收入来源进行不平等分解，比如Gini指数、Theil指数等等(Shorrocks,1982)。在Shorrocks的文章中，同时也提出了基本的不平等指数——用方差形式设计的不平等指数，并提出了以该指数进行分项收入不平等分解的方法（其计算结果与Theil指数的分解结果近似）。为了计算的简便，在本文的分析中将采用该分解方法。在该方法中，各分项收入贡献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S(Y[K],Y)=[cov(Y[K],Y)/σ[2](Y)]×100%(3)>

Y[K]表示第K项收入，Y表示总收入；cov(Y[K],Y)为各样本的第K项收入与总收入的协方差值，σ[2](Y)是总收入的样本方差值，S(Y[K],Y)是第K项收入不平等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

（二）有关数据说明

从1993年以后，《中国统计年鉴》开始对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转移性收入”项进行统计。因此，我们分析的样本数据年份是1993～2001年。

就每一年份而言，我们的样本数据包括每一个省份的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和各分项收入。农村居民的样本数据为“人均纯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家庭经营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和“人均财产性收入”。城镇居民的样本数据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只限于1997～2001年）和“人均其他收入”。

由于缺乏数据的一致性，西藏并不被包括在样本集中。另外，由于重庆被列为直辖市，年鉴中重庆市的数据从1997年开始单独统计，不再列入四川省。考虑到前后数据的一致性，我们通过依人口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处理，将1997年以后重庆市的各项数据与四川省的各项数据归并，列入到四川省。这样，在我们的样本集中共有29个省市自治区，每一年总共有290个样本数据。

二、关于转移性收入的含义

由于本文的数据主要是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因此，我们对转移性收入的理解，也将依照年鉴中对此的界定。从《中国统计年鉴(1993)》上的统计数据来看，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离退休金”、“价格补贴”、“赡养收入”、“赠送收入”、“亲友搭伙费”、“记帐补贴”、“出售财物收入”、“其他”。

其中，“离退休金”、“价格补贴”和“其他”（其中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部分）可视为是属于政府转移性的支付。(1)“离退休金”是居民转移性收入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若干年份的统计年鉴来看，其所占份额在60%～70%之间。但由于支付对象的不同，“离退休金”又可分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金”和“国有、集体企业离退休金”两部分，其中，“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金”由国家财政对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进行支出，“国有、集体企业离退休金”由（国有、集体）企业对企业内部离退休职工进行转移性支付。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与政府财政的关系，“国有、集体企业离退休金”可视为间接性的政府转移性支出。事实上，在国家财政中尚有一部分支出用于补助国有、集体企业由于效益滑坡而无法支付其企业职工的离退休金。(2)“价格补贴”，从年鉴上的数据来看，主要是来自国家财政的“政策性补贴”中对城镇居民的“肉食品价格补贴”部分，但是随着近几年相关农产品的价格下跌，基本上呈每年下降的趋势：1993年，中央财政中用于“肉食品价格补贴”的金额达29.86亿，2000年则只有19.39亿。(3)国家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主要包括：“抚恤支出”、“离退休费”、“社会救济福利费”、“救灾支出”。

除了上述的属于政府转移性支付的部分，剩余的“赡养收入”、“赠送收入”、“亲友搭伙费”、“记帐补贴”基本上是发生在居民家庭内部的收入转移。这样，年鉴中的转移性收入概念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转移性收入概念有出入，但是，从年鉴上的人均转移性收入数据来看，政府转移支付部分仍占居主导地位。因而并不影响我们对此的分析。

三、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本文从两方面分析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首先，采用GE指数区域分解的方法，分别考察在包含转移性收入的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不包含转移性收入的居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样本数据集下，比较两者在总区域不平等（全国居民收入不平等）、农村区域内不平等（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城镇区域内不平等（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以及农村—城镇区域间不平等（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差别，从而分析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其次，采用GE指数收入来源分解方法，分析在总区域内各分项收入不平等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然后通过转移性收入和其他分项收入的比较，分析转移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一）从区域分解角度的分析

根据区域分解的方法，可将样本数据分为农村和城镇两组，由此，总区域不平等可分解为农村区域内的不平等、城镇区域内的不平等以及农村—城镇区域间的不平等（Zhang和Kanbur,1999;2000）。

运用GE指数的计算方法及区域分解的方法［公式(1)和公式(2)］，我们得到两组数据：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不平等（GE值）和不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不平等（GE值），分别列于表1和表2。比较上述两组数据，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无论是考虑转移性收入因素，还是不考虑转移性收入因素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总区域不平等）最大的是体现在农村—城镇区域间，再次是农村区域内，然后是城镇区域内。这一点也可用区域贡献率进行数字说明：［根据公式(2)中的贡献率计算方法］在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农村—城镇区域间不平等、农村区域内不平等、城镇区域内不平等对总区域不平等的贡献率分别（平均）为69.67%、24.78%、5.54%（各年的平均值）；在不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相应的区域贡献率平均值则分别为60.47%、32.03%、15.38%。

(2)在两组数据中，各区域的不平等曲线的变动轨迹以及变动的幅度基本上相同，这表明转移性收入并未能改善收入的不平等曲线，尤其是总区域的不平等曲线和农村—城镇区域间的不平等曲线，说明政府的转移性支付没能起到缓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作用。

(3)从农村区域内和城镇区域内的不平等程度看，两组条件下的GE值比较相近，差异不大，但是总区域和农村—城镇区域间的两组条件下的GE值却相差较大。通过简单平均计算可发现，在包含转移性收入的条件下，农村区域内、城镇区域内、农村—城镇区域间及总区域的不平等程度(GE)，要比不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的收入不平等(GE)分别高出0.22%、-3.39%、48.97%、29.53%。这就是说，这种转移性收入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镇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的程度很有限，仅为3.39%），但却使农村区域内、总区域和农村—城镇区域间的不平等程度提高，尤其是明显提高了总区域和农村—城镇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分别提高了29.53%和48.97%。

(4)1998～2001年，总区域和农村—城镇区域间的GE指数出现加速上升，分别上升了30.

83%和40.4%，农村区域内和城镇区域内的GE指数上升则相对微弱，分别上升了11.92%和7.21%。另外，由计算可得1998～2001年各区域贡献率的变化情况：1998年，农村—城镇区域间不平等、农村区域内不平等和城镇区域内不平等对总区域不平等的贡献率分别为68.13%、25.73%和6.14%；2001年，则分别为73.11%、21.53%、5.36%。在这4年中，农村—城镇区域间不平等对总区域不平等的贡献率逐年上升，农村区域贡献率、城镇区域贡献率则是逐年下降。可见，农村—城镇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不但构成了影响总区域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而且是1998～2000年期间总区域不平等出现明显上升趋势的主要因素。

以上分析首先表明，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从不同区域角度考察的结果差异较大。其次，从1997年以后，我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无论是总区域、农村区域内、城镇区域内、还是农村—城镇区域间的GE指数都呈上升态势，其中，农村—城镇区域间不平等成为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的主导因素。再次，我国的转移性收入不仅没有使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得到缓和，相反是加剧了农村—城镇区域间和总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就是说，是加剧了城乡之间和全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二）从收入来源分解角度的分析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转移性收入在各区域对总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城镇—农村区域间的影响，进而影响了总区域的总收入不平等。因此，根据公式(3)，接下来的部分，我们采用按收入来源进行分解的方法，分析1993～2000年期间影响总区域收入不平等变动的收入因素，尤其是转移性收入部分。

为了使城镇和农村数据具有同一性和可比性，我们将样本中的收入来源分为：劳动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在城镇样本中，劳动收入只指工资性收入，其他收入则包括财产性收入和其他（年鉴中）未计收入；在农村样本中，劳动收入则包括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两部分，其他收入只指财产性收入。这样，样本集中总共有174个样本。

表3列出了上述3项分项收入对总区域不平等的贡献率。根据图表中的相关数据和曲线中，可以得出：(1)从贡献率比重来看，在1993～2000年整个时间序列段中，劳动收入构成了总区域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影响因素，而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则相对较低；(2)但是从贡献率的变动趋势看，结论却不同。这一期间的劳动收入贡献率呈单调下降趋势，而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的贡献率却呈上升态势，转移性收入的上升态势尤其显著。转移性收入的贡献率从1993年的21.1%，增长到2001年的32.27%，增幅近52.94%，而与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差距则从1993年的3.2:1，缩小到1.6:1。尤其是1997年以后，转移性收入贡献率的上升速度明显加快，这段时间恰好与农村—城镇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和总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出现新的上升趋势的时间段相吻合。这表明，1997年以后我国农村—城镇区域间收入不平等，进而导致的总区域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与转移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上升密切相关。

四、进一步的分析和政策启示

首先，转移性收入之所以没能起到降低城镇区域内收入不平等和农村区域内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与各地区的转移性收入取决于地方的财政状况有关。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财政的差距也比较大，因此，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地方财政相对充裕，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就比较高，反之则相反。以2001年的样本数据为例，在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中，最高的是福建省，人均为270.07元，最低的是新疆，人均21.22元，两者相差近12.7倍。在城镇居民的人均转移性收入中，最高的是上海市，人均达4791.53元，最低的是山东省，人均为918.25元，两者相差近5.2倍。

其次，转移性收入之所以加剧农村—城镇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进而导致总区域的收入不平等，其原因除了各省市地区的财政状况差异所造成的转移支付差异外，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分割的，或者说歧视性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实践表明，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局面，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政府转移性支付的分享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农村居民往往享受不到城镇居民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待遇。农村居民收入中一部分来自于国家财政的转移收入，仅仅是极少数在全民或集体单位就业的职工所享有的由国家支付的一部分抚恤金、困难补助和救济金等（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5）。这种将户籍身份和所有制特征作为能否获得政府转移性支付的制度，是加剧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制度障碍。在整个农村—城镇样本范围内，（2001年）人均转移性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地区的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人均为4791.53元，最低的是新疆自治区的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人均仅为21.22元，两者相差近226倍。远远超过农村内12.7倍、城镇内5.2倍的最高比率。

此外，从收入来源分解的分析中，我们揭示了转移性收入对不平等贡献率的变化，是导致90年代后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分项收入对收入不平等贡献率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居民收入结构变化的影响。表4描述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的变化。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从1996年开始显著上升，由1996年的16.71%上升到2001年的23.57%，增幅达41.05%。表明政府对城镇居民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强，有效地改变了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而农村居民的人均转移性收入比重基本上未随时间变动而变动。因此，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比重与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比重的差距由1996年的4.5倍增加到2001年的6.5倍，这导致了人均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城镇区域间居民收入不平等贡献率的上升，从而导致对总区域范围内居民收入不平等贡献率的上升。

概括起来，转移性收入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省、市自治区之间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导致的转移性收入支付的差异；二是城乡分割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导致的城乡转移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即城镇居民能享受到较多的政府转移性支付，而广大农民则基本上享受不到政府的转移性支付。

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要加强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尤其是要加强中央财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以不断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差异；二是要彻底消除城乡分割的收入再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结构，加大政府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农村居民能与城镇居民一样，享受相同的政府转移支付待遇。

【责任编辑】李静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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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aviKanbur,XiaoboZhan,"WhichRegionalInequality?TheEvolutionofRural-UrbanandInland-CoastalInequalityinChina".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27,686～701,1999.

3Shorrocks,AnthonyF,TheClassofAdditivelyDecomposableInequality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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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horrocks,AnthonyF,InequalityDecompositionbyPopulationSubgroups.Eonometrica

52,6:1369～1385,Nov.1984.

5XiaoboZhang,RaviKanbur,Whatdifferencesdopolarizationmeasuresmake?AnapplicationtoChina.The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37,3:85～98,Feb.2001.

6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7陈宗胜：《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别现状、趋势及影响因素——以天津市为案例》，《经济研究》，1997年.

8陈宗胜，周云波：《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其经济学解释》，《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

9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决定因素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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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黄祖辉、王敏：《农民收入问题：基于制度与结构角度的透视》，《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4期.

12李实、赵人伟、张平：《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收入分配变动》，《管理世界》，1998年第1期.

13李子奈、田一奔、羊健：《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分析》，人大复印资料，199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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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万广华：《中国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及其变化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5期.

17曾国安：《论市场经济中政府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必要性》，《经济评论》，2000年第2期.

不平等范文篇3

Gregorio&Lee的研究表明，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具有缩减效应，并且教育分配的平等有助于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白雪梅借鉴Gregorio&Lee中的计量模型所含参数，运用中国各省的平均数据，对中国1982-2000年的教育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做了时序的检验，其主要结论是我国的教育和收入分配之间不仅存在着密切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在我国不能拒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与国外多数研究的结论相同，中国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正相关。

2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

2.1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作用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它是投资于人身上而形成的既可以满足眼前消费更可以带来未来收益的资本，表现为劳动者身上蕴涵的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投资，其中主要是教育投资，使劳动者具有不同的技能，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是有差别的，有差别的劳动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不同的供求关系，因而价格也是不同的。所以人们可以通过教育投资来改变自身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利地位。

虽然个人终身的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成正比，但是由于社会中各个阶层之间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均等的，那些能够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人大多来自中高收入的家庭。在现代经济中，教育是一种需要个人支付成本的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又有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该产品所提供的产品收益的一部分由其所有者享有，是可分的，从而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但其收益的另一部分可由所有者以外的社会公众享有，是不可分的，所以又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性。就教育而言，一方面，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比没有或少受教育的人能多获益，表现在就业、晋升和高薪方面，这部分利益是可分的。另一方面，一国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越多，对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教育对形成和改造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传承从而使整个民族受益，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部分收益是不可分的。因此，教育既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也具有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属准公共产品。个人教育成本的筹措来源可以是父母、亲戚朋友的赠与、社会和政府的赞助等，但这些资金来源带有一定程度的配给性，还必须寻找其他资金来源，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从资本市场上借贷。但由于种种原因，教育借贷者所面临的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提高了教育借贷者的借贷利率和教育成本，使教育的供给严重滞后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教育供求的失衡将导致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或者说受过较多教育者与受过较少教育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因为受过教育者或是受较多教育者，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强的配置能力，他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这样，教育就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体制不完善，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能够完成各阶段正规教育的很少，并且能通过完成正规教育而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的就更少。

2.2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缩小作用

随着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国民经济收入中靠固定资产投资和财产产生的收入比重相对下降，而劳动的收入比重在相对增加，教育在提高劳动收入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教育通过提高人的劳动技能和知识，进而改善人的劳动能力，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从而使个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减少。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会使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而产生的相对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趋于缓解，特别是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整个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此外，随着教育的扩展，劳动力队伍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更加技能化。通过竞争性市场，技能工人供给的增加，必将相对降低技能较好、报酬较高工人的工资；同时，低技能工人供给的下降，必将提高技能较低、报酬较低工人的工资。这就是所谓的工资压缩效应，其作用在于减少教育收益率，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3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的影响

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社会公平，如果社会公平被破坏，就会造成教育资源在社会成员间分配不公，就不能做到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其所需要的、能充分发展其能力的教育机会。在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社会里，无论教育收费与否，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对于公平的理解一般包括三层意思：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即人们参与经济、社会活动从而获得经济和社会权益的各种先决条件的平等；过程公平，即人们在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都应遵循相同的原则和公正的原则，任何人不得例外；结果公平，由于地域、财产、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人们参与竞争的机会不可能完全均等，这就必然带来结果的差异。在这里具体表现为：

3.1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起点公平的影响

对教育作用的认知水平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是不同的。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在其提供子女入学水平的方面，取决于其对教育未来收益和现行成本的权衡，而且受认识平的限制，后者将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即使在教育的未来收益率一样的情况下，低收入家庭为教育支付的现行成本所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较之高收入家庭相应的比重要高得多。而且，低收入家庭为教育支付的间接成本，即其子女不去受教育而参加劳动所获得的收入，占其家庭收入的比重，较之高收入家庭相应的比重也要高得多。鉴于以上两个原因，低收入家庭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要远低于高收入家庭。若再考虑到低收入家庭较之高收入家庭在信息及社会背景方面的劣势，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教育收益率远低于高收入家庭相应的教育收益率，其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将会更低。

3.2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

高收入家庭由于对教育未来收益的乐观估计和现行教育成本的能力可行，对教育投资具有较高的积极性。相对于低收入家庭，这种积极性不仅表现在对子女教育起点的支持上，更多地表现为追求教育过程中的高质量。高收入家庭教育投资支出的很大部分，包括为子女选择更好的教育而支付的择校费和补习费。此外，高收入家庭有能力选择经济发达的公共设施齐全的地区定居，这些区域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教育资源将比一般区域更丰富，其表现为学校的教学软件和硬件设施都更好。教育过程中资源配置的不平等现象将会进一步加重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分化。

3.3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结果公平的影响

高收入家庭的子女，从小就获得比低收入家庭子女更良好的教育，这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因而更容易获得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并且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人受益部分也将越来越多，为此也要承担更多的成本。低收入家庭子女要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不仅意味着要付出更高昂的学费和更高的机会成本。面对生存的压力，绝大多数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即使有继续深造的能力，还是不得不放弃受教育的机会而进入劳动力市场。此外，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在就业竞争中也较之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更有优势，因为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往往拥有更多的信息以及社会关系，他们会获得更多就业、晋升及高薪的机会。

4政策建议



由于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不能忽视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调节作用，也不能忽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的影响。此外，我国正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的左侧，在这一阶段，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反而会扩大。

鉴于我国的教育水平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联，应采取相应的对策来保证教育和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1）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由于初等教育不仅是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基础，而且也是自学和农村应用技术学习和交流的基础，因此政府应将更多的教育预算用于发展基础教育。

（2）改革教育补贴方式。现阶段我国城市中小学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投入主要来源于政府，而广大的农村中小学教育，其投入依靠县乡财政，实际上最后的担子还是落到了农民身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国家对教育补贴时，由于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比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受教育机会少，高收入家庭从政府的教育补贴中获得的好处高于低收入家庭。因此，改革教育补贴和收费制度，既能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又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原则。

（3）现阶段不宜快速的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现在我国还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的左侧，此时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并不利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缩小，但将来平均受教育年限跨过临界点之后，那时再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就可以起到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道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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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赖德胜.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J］.经济研究，1997，(10).

不平等范文篇4

［关键词］劳动价值；国际不平等交换；吃亏；投入产出；现实存在性

国际不平等交换（InternationalUnequalEx⁃change）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分析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矛盾的重要理论。它揭示了贸易双方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将引起国际不平等交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共识，但当今世界形势多变，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均受到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然而，少数发展中国家在嵌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后，依赖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实现了逆势而上的赶超势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国际关系处在深度调整和变化之中。为维护既有国际利益格局，世界经济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倾向，国际贸易活动中“吃亏”言论喧嚣尘上，然而就“谁吃亏”问题，贸易双方各执一词。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又抛出在中美贸易中美方吃亏的言论。因此，很有必要对中美之间世界贸易利益进行深入分析，运用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剖析其产生根源及发展趋势，为我国经贸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及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马克思关于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基本框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国家之间在贸易交换的价值转移问题，指出了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不同这个因素是造成国际交换不平等的原因。他谈道：“比较发达的国家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但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实现，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1]由于生产率提高使得发达国家商品的国别价值降低，而参与国际贸易的商品是按照国际价值进行交换的，则发达国家就能够获得高于其国别价值那一部分价值。他说：“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实现。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2]因此，马克思说：“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两国都获利,但一国总是吃亏。”[3]这里，马克思透过公平贸易表象，洞察了国际贸易中“吃亏”问题，面对百年后今天的争论，依然显现出强大的理论魅力。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作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国际实践，来源于马克思的早期理论探索，尽管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但已经比较清晰地给出了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理论框架，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不平等理论的研究方向。（二）马克思主义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发展。奥托•鲍威尔认为国家因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经济上就可能存在互相对抗的情况，若两个国家的有机构成存在差异，贸易将是不平等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剥削本国工人的同时，也在不断占有着不发达国家的部分剩余价值[4]。伊曼纽尔认为在资本可以流动，劳动要素不可流动的情况下，利润在国际范围内平均化的过程，实现了价值从一国到另一国的转移[5]。萨米尔•阿明批判和借鉴了伊曼纽尔“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并提出了他的不平等交换论，认为不发达的原因是世界“本源积累机制”的结果[6]。沃勒斯坦和弗兰克则进一步以世界整体作为对象，发展了世界体系学说。他们认为世界体系存在中心和边缘的结构性特征,国际不平等交换使得剩余价值从流向中心，从而引致了国家的不发达[7]。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研究，在理论上日臻成熟，形成了一套科学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二十世纪末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国际不平等交换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理论。（三）中国国际不平等交换问题的研究。钱书法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比的提高，会导致转移到发达国家的价值量减少，发展中国家市场规模的扩大对国际不平等交换存在减缓的效应[8]。李真、马艳构建了国际不平等交换多种因素诱因模型，用多国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论证了国际贸易中不平等交换的现实存在性以及影响因素[9]。宋树理运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国际不平等交换存在的原因，验证了马克思“两国都获利,但一国总是吃亏的”现象的存在性[10]。马艳、王宝珠等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以及国际金融等领域中的不平等性进行推理和实证，提出这些领域中不平等性之间渗透及融合的新状态[11]。冯志轩使用森岛—奥乔亚方法和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对存在发展差异国家间不平等交换进行了验证，他得出的结论是在1995-2009年的时间跨度内，国家之间存在价值转移，并且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12]。以上这些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就国际不平等交换的成因机理而展开的，并运用实证检验的方法，为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中国在复杂的国际交换领域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参考。

二、国际不平等交换的三个维度

国际不平等交换现象引起的原因较为复杂，其背后是资本构成、劳动生产率及产业结构等因素综合运动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世界发展的必要历史阶段和经济范畴，基于此，可以根据资本、技术和结构三个维度对国际不平等交换进行全方位解析分别进行阐述，这三个维度相对独立并统一于国际不平等交换现象中。（一）资本上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所谓资本上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简单地说就是由资本有机构成不同造成的不平等交换，价值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或国家向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或国家进行转移。这是一种广义的不平等交换，不仅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即使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的部门之间也是存在的，其原因是一个经济体内由于部门之间利润平均化，使得不同部门中的剩余价值在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中发生了转移。（二）技术上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技术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是指由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国际间的不平等交换，价值从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或国家向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或国家进行转移，这种类型的不平等交换与资本有机构成导致的不平等交换一样，也是一种广义的不平等交换。即其不但存在于国际间，在一个国家内部也依然存在。在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部门的价值低于平均价值，价值将发生转移，同样，国际上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的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使得价值从低劳动生产率国家向高劳动生产率国家转移。（三）结构上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结构上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是指在当代产业分工中，由于各个国家所处的全球价值链位置不同，导致价值链位置高的国家与价值链位置低的国家之间存在价值的转移。这种国际不平等交换主要是由于国际分工不平等造成的，是由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带来的不平等交换，这种旧国际经济秩序是对发达国家利益的维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垄断，阻滞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阻滞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获取高额的垄断利益，结构上的国际不平等交换主要表现形式是在垂直型贸易体系的国际不平等交换，其既有等价交换，又有垄断利益的不等价交换，并以不等价交换为主。基于国际经济秩序上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是一种狭义的国际不平等交换。

三、国际不平等交换的测量指标

国际不平等交换的测量方式是问题分析的关键，在这里构建一个指标，该指标需要具备如下几个特征，一是有公认且标准的数据样本；二是有一定历史时间跨度的面板数据；三是具备准确界定损益的基本标准。将投入产出技术回归到问题的本源，并逐步分析不平等交换问题：假设A与B两个国家互为进出口的情况，A国向B国出口的商品中包含了A国各部门的投入构成，同样B国向A国出口的商品中包含了B国各部门的投入构成，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比值，分析二者互为贸易对象的出口投入占比，依此来确定两国之间出口投入情况，其中投入于出口商品多的国家相较于投入出口商品少的国家来说，价值进行了转移，则投入出口商品多的国家在两国的交换中处于不平等交换的地位。个国家有m个产业。中间投入Xiy代表第j国消耗掉的第i国的部分。Yiy代表第j国最终消耗的部分。计算基于投入产出表的里昂惕夫逆矩阵，即得出在总产出向量中的每个元素中的所占比例值，与对应国的总产出向量进行相乘，从而得到出口投入的产出向量，即：（I-A）-1EX（1）这里，A为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EX为出口的总值向量，通过对乘积后的向量进行总和，来计算占出口总值的向量总值的比例。并令1T=（1，1，…，1）πAB1T（（I-AAA）-1EXAB）1T（EXAB）（2）上式中下标AB代表A向B出口的情况，同样πBA1T（（I-ABB）-1EXBA）1T（EXBA）（3）则指标InputEX为:InputEX=πABπBA=1T（（I-AAA）-1EXAB）1T（（I-ABB）-1EXBA）×1T（EXBA）1T（EXAB）（4）采用这个指标的意义有三个方面，一是存在完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可以拆分图1中所示的投入产出子表，对两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进行测算。二是可以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两国“进”与“出”的关系，剔除贸易规模的影响，可以有效规避贸易逆差等情况对不平等交换问题的干扰。三是可以涵盖前面所述的三种国际不平等交换的情况，尤其是第三种“结构上”国际不平等交换的情况，通过这个指标可以涵盖“垂直型”贸易体系下全球价值链（GVC）中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更为重要的是，Inpu⁃tEX指标可以测算两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规模和程度的指标，InputEX指标使得分析两国之间不平等交换成为可能，也使得分析一国与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得以实现，如A、B、C三国，A、B之间的交换不平等与A、C之间的交换不平等可以进行比较，扩宽了指标的适用范围。

四、对中美贸易数据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测算

目前，中美之间的国际交换是当代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规模最大的国际交换，中美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既是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现实存在性的验证，也是对中美间关于“吃亏”问题的回应。通过采用上面所述的指标体系对中美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进行测算。在数据样本选择上，采用联合国投入产出网站（www.wiod.org/home）中2016年的世界投入2000年到2014年共计15年间43个国家投入产出数据《WIOT2000-2014_Nov16_ROW》，可以得到中美之间最终的指标值：InputEX中国美国=3.421.81=1.89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将测算范围扩大到中国和美国2000年到2014年的经济数据，以上述的方法，利用InputEX指标进行测算分析，测算结果如表1。需要说明的是，图2提示的该指标出现了小幅上升的趋势，是不是说明我国这种国际不平等交换加重了呢？判断国际不平等交换的重要界定是价值是否发生转移，而InputEX指标则反映的是商品生产结构的情况，其与商品内部的价值量并非呈现正相关的问题，恰恰相反，从2000年到2014年之间，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中国的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使得中国的产业结构逐步高级化，结合工业化优势，使得中国出口的产品所含价值出现了降低趋势，所以随着出口占比的提高，中国的商品投入构成反而出现了增高的趋势，而这正是中国逐步走出国际不平等交换的证明。

五、结论及对策

不平等范文篇5

这篇文章是卢梭写给第戎科学院的应征论文，在文章的结尾他这样总结他的观点：“根据我的说明，我们可以断言，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断言，仅为实在法所认可的精神上的不平等，每当它与生理上的不平等不相称时，便与自然法相抵触。这种不相称充分决定了我们对流行于一切文明民族之中的那种不平等应持什么看法。”l

卢梭是从自由、平等、独立、没有私有和不平等观念的自然人开始论述人类的发展和不平等的产生的，“原始社会结构是怎样的，以及作为人们固有的获得食物的方式的结果，这种社会结构是怎样出现的。”2，卢梭认为，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中，“……最善于歌舞的人、最美的人、最有力的人、最灵巧的人或最有口才的人，变成了最受尊重的人。这就是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邪恶的第一步。从这些最初的爱好中，一方面产生了虚荣和轻蔑，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羞惭和羡慕。这些新因素所引起的紊乱，终于产生了对幸福和天真生活的不幸的后果。”[3]后来，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耕耘法和农耕的出现，人们从最初对土地产品的占有逐渐转化为对土地本身的私有；而由于土地所有权的确立，人类就由平等的自然状态过渡到了不平等的社会状态，并且随着文明进步，不平等状况不是缩小而是加剧，“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的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引向人类的没落。”[4]这样人类社会就一步一步的不平等起来了。在这不平等的过程中，第一步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和贫富对立，第二步是国家政权的产生，第三步是君主专制，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

很多评论家在评价卢梭的不平等的起源时，分析的侧重点是他的自然状态是否正确，即自然状态这种假说能否科学合理地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能否把人类产生和发展的所有东西都能说明清楚，反思自然状态能否解释人类文明的形成（即不平等的形成），就是反思自然状态的合理性。比如，普列汉诺夫认为自然状态说不能充分说明语言的产生[5]。我认为用这样的方法来评价卢梭是不合理的，应该用系统历史观来理解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系统历史观把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过程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非线形系统来看待。由于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会远离其初态，具有一种遗忘机制[6]，所以从后来的系统状态是不能准确的推论过去的历史的状态的。在社会历史上，通过当代的史料来推测过去的历史只具有或然性，不具备必然性[7]，因此，许多评论家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说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的不平等起源，即不能完全解释人类历史形成进化的过程，用这种标准来要求卢梭是苛刻和不科学的，因为根据系统的现状是不能像牛顿力学那样回溯系统的过去的，系统的演化是一维的，它是由若干偶然的因素非线形作用的结果，企图概括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必然要粗暴地抛弃真正对历史发展具有实际作用的大量的偶然的随机因素，将现实的历史过程线形化处理，然后通过不完全归纳得到一种类似周期性的东西作为历史发展的本质，不考虑历史能否真正按此规律重演。

系统的演化只服从系统本身的演化规律，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其组织结构和功能越来越强、从环境来看系统越来越强大，另一种情况与此相反，系统越来越衰减、甚至灭亡。我们把第一种类型称为正反馈放大系统，第二种类型成为负反馈的衰减系统。系统的功能的强化与衰减决定于（1）系统元素的元功能的增强或减弱，（2）系统结构的强化程度。实验已经证明，重复使用大量不那么可靠的元件可以建造出高度可靠的系统。

人类社会系统是一个不断放大的非线形系统，其在生物圈中的功能（能力）越来越强大。人类社会的强化，从其构成要素（个人）来看，当然比过去更有知识和水平，能力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强，同时也伴随着某些方面的能力的下降，正如卢梭所说：“为什么好望角的霍屯督人能用肉眼发现海上的船只和荷兰人用望远镜看得一般远；为什么美洲的野蛮人象最好的猎狗一样，能够由足迹嗅得出西班牙人的行径；为什么所有这些野蛮人，不因裸体而感到痛苦，用辣椒来刺激他们的味觉，并且饮欧洲人的烈酒象喝水一样。”[8]，所以人类的个体能力与过去相比变化不是太大，而主要的变化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比原始社会或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结构大不一样，在现代的社会关系结构中，人与人的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结构越来越紧密，而且正是这种紧密的关系使得人类社会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在生物圈中功能越来越大，从分工方面可以证明这一点。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只能专于自己熟悉的专业和职业，他（她）越是专于自己的职业，与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就越紧密，越离不开他人的劳动成果，否则就不能生存；而从另一个方面看，每个人都专于自己的专业和职业，他（她）的专业和职业技能就越来越强，这样，各个行业的能手的合作就产生了现代社会的高效率和强大的生存能力。

（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越来越冷漠的趋势，除了冷冰冰的商品金钱关系外，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少温情，甚至邻里不相认。我认为现代社会这种缺少人情味的关系不是关系本身弱化的表现，而是关系的复杂性、必然性和客观性的反映，我们不能没有这些人或关系，正是这千千万万的人或关系，构成我们生活的部分。厌恶的是这些人或关系太多、太杂，在我们的意愿之外不请自到，让我们感到意外、尴尬和被支配感。）

社会关系的密切和社会结构的加强必然要求社会要素的个人要忠于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职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人就在社会结构和关系中被专业化、职业化而固定化，结构和关系的等级差异就使固定化的人的等级和差异出现，不平等现象产生。这种不平等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复杂化程度提高而增强，于是，卢梭所谓人类越文明进步、社会越不平等的现象就出现了——这是社会功能（生存能力）增强要求社会结构和关系强化的必然结果。

在卢梭时代，系统科学没有出现，不可能用系统科学来解释文明的进步与不平等加剧的原因，现在看来就一目了然。在此之前，人们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演化问题，所以设想出自然状态，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没有我们今天社会里文明人的“需要、贪婪、压迫、欲望和骄傲”[9]，而事实上，这种“自然状态”不是如卢梭所说是一个平等的状态，不是伏尔泰嘲笑卢梭的所谓“从没有人用过这么大的智慧企图把我们变成畜牲。读了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慕用四只脚走路了。”即使真正存在这样的自然状态，也不是“人世的真正青春”，原始人也不可能“过着本性所许可的自由、健康、善良而幸福的生活，并且在他们之间继续享受着无拘无束自由交往的快乐。”[10]，他们之间也还是有不平等的。

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的自然状态是他后来的社会契约的基础，他说：“我设想，人类曾达到过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消灭。然而，人类既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结合并运用已有的力量；所以人类便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自存，除非是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够克服这种阻力，由一个唯一的动力把它们发动起来，并使它们共同协作。……‘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11]但是由于卢梭不理解人类文明发展与不平等加剧的根源，所以他指出解决人类不平等的方法是订立契约，用社会契约论来论证国家和政府的产生，这在系统观看来是荒谬可笑的，人们也早就发现历史上没有记载说明人类为了解决彼此的矛盾而订立契约的历史事实，勒赛克尔说：““社会契约论”便是为求解决这种矛盾的一个动人的然而终归无效的努力。”[12]不平等的加剧是人类文明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不需要所谓的契约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不平等另文解释。

总之，用系统历史观看待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清楚易懂，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注释：

[l][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49页。

[2][俄]普列汉诺夫：《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8页。

[3]同1，第118页

[4]同1，第120页。

[5]参见普列汉诺夫：《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第四部分。

[6]苗东升著：《系统科学精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7][英]卡·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M]，何林、赵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第27节“有没有演化的规律规律与趋向”。

[8]同1，第82页。

[9]同1，第71页。

[10]同1，第120-121页。

不平等范文篇6

一、国际经济关系概述

（一）背景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随着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日趋加深，世界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在各国的贸易与合作中，它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了全球生产力大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利益的分配却并不公平，在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中，由于实力差距，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和联系中处于不利地位。面对不利的外部经济关系，如果国内缺乏强大的内在发展动力，将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将被排除在经济全球化之外，越来越被“边缘化”。

两极分化的日益突出，南北穷国富国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不平衡发展规律的论述。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暗含着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平等。

（二）文献综述

世界贫富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很早就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国际经济关系也随之深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贫富各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对各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并且直接影响到各国经济发展的平衡。对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国际上存在不同的理论和观点：

从著名的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以及更进一步的大卫?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比较成本说为始，建立了互利平等国际经济关系的理论基础。然而，这些理论存在明显的片面性。就像大卫?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一样仅关注贸易所得却不考虑贸易所得的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

到了六十、七十年代，以A?伊曼纽尔、阿明等人为代表形成“依附学派”，强调现有国际分工形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他们从理论上阐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转移，并将穷国向富国的价值转移归结为工资差别。这一结论误把现象和方式当做了原因，工资差别并不是富国从穷国获得剩余价值转移的根源也不是唯一的手段。

二、国际贸易关系中的不平等

在国际贸易关系中，为了实现价值或剩余价值转移，发达国家所依靠的手段和优势可以概括为“三高”：高有机构成、高工资、高价格。

（一）高有机构成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根据马克思主义价值与生产价格理论，如果国际市场存在自由竞争，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剩余价值会再分配，从有机构成高的部门流向有机构成率低的部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今天，相同产业内部因技术差距引致的分工逐渐占据指导地位，少数经济发达国家成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国，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在这样的国际分工下，穷国贸易品一般为资本有机构成低的初级产品或中间产品，通过部门间国际贸易，即使忽略发达国家的垄断市场力量，穷国的剩余价值仍然会不断向富国转移。反应在在生产价格的形成过程中如下：假设A为欠发达国家，B为发达国家，分别集中于Ⅰ和Ⅱ行业，资本有机构成c/v分别为1和2，剩余价值率100%。则对于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价值V=c+v+m、利润率T、利润p=T*(c+v)以及生产价格P，A国家为10、10、10、30、40%、8、和28，B国家为20、10、10、40、40%、12和42。

可以看到，在国际生产价格形成后，发达国家凭借其出口产品所在行业的高有机构成，按42的价格出售其价值为40的产品，而发展中国家价值为30的产品却只能按28的价格销售，发达国家所得到的大小为2的价值，正是在国际贸易从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来的。

（二）高工资

随着众多发展中国家不断采取产业升级、改变出口产品结构、引进技术设备等政策措施，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具有相近甚至相同有机构成的部门内产品贸易比重不断上升。这时，发达国家也就更难凭借高有机构成保持优势地位，获得价值转移。

但是，即使是在资本有机构成一致的部门，由于穷国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剩余以及工会弱小等因素，相对低的工资水平同样导致高剩余价值在贸易中剩余价值流向富国。假设国家A和B都出口行业Ⅱ的产品，而且具有相同的资本技术构成，只是国家B的工人工资水平是A国的五倍，这样A国价值为2的可变资本就能雇佣到同B国同量的工人，原来用来支付其工资的8个单位的价值也转化为剩余价值。反应在在生产价格的形成过程中如下：

设国家A和B的配置资本C均为70，不变资本c均为10，则对于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价值V=c+v+m、利润率T、利润p=T*(c+v)以及生产价格P，A国家为2、18、30、20%、14、和26，B国家为10、10、10、30、20%、14和34。

按照“依附论”思潮的代表学者A?伊曼纽尔、阿明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虽然A和B用同样的技术生产同样的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销售。可是，B国的工资水平高于A国。“这样A国较高的剩余价值率提高了两国的平均利润率，低工资国（A）以同样生产率的等量劳动，在国际交换中所得低于贸易国B。”

但是，这种价值转移从根本上讲，并不是基于高工资的。就像阿明在《不平等的发展》中所说，“产品必须有一个一致的价格，即在世界市场上实行的价格”。如果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发达国家在竞争中要么损失利润要么失去市场。而其产品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同欠发达国家的产品竞争，占有一定的市场，必然是基于其具有的影响价格的市场力量。

（三）高价格

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并不会满足于提高工人阶级的收入，因此在高工资造成的较高价格基础上，他们要求更高的价格和更高的利润。凭借在知识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以及对核心技术的控制，他们在很多部门都具有垄断力量，制定高于生产价格的垄断价格，获得垄断利润，进一步剥削穷国。少数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使这些发达国家的垄断组织能以垄断高价销售工业品攫取高额利润。

以国家B进行产业Ⅰ的生产为例，其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价值V=c+v+m、利润率T、利润p=T*(c+v)以及生产价格P分别为10、10、10、30、17.5和37.5，而垄断价格则高于37.5。

因此，在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的同时，发达国家一直努力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以及核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集成制造技术等战略技术上竭力保持其领先优势和垄断地位，一面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一面拒绝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自由化。

当然，这些不平等并不是彼此独立存在的，而是在国际贸易中同时发挥作用，相互强化的，而且随着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其重要性也此消彼长，譬如随着发展中国家对不平等国际分工的认识加深，不断采取措施改变出口产品结构，这一手段的重要性会逐渐减弱，而随着国际投资和跨国垄断集团的发展，垄断力量的作用不断加强。

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平等

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主要表现为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但是这些国家间政府机构的投票权却是按经济实力分配而非人口或国家，因此很大程度上，它们是掌控在发达国家手中的，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富国通过这些机构实现他们的经济意图，给穷国施加各种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条款。至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IMF中所占的份额仍然较小。到二十世纪末西方工业大国——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仍控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约一半的表决权，亚洲国家除了日本以外，所享有的表决权比重都低于3%。

通过对国际经济协调机构的控制，发达国家在国际援助中附加各种政治经济条款；在国际贸易纠纷中取得贸易谈判的优势，有利于其实施不合理反倾销、贸易壁垒或更难控制的技术壁垒，使部分发展中国家具有绝对优势的出口产业失去正当竞争环境，产品价值难以在国际贸易中得到实现。例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绝对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缺少市场力量，无法在高价格下保持市场占有，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具有成本优势。

在这些产业中，由于缺少维持高价格的市场力量，发达国家的高工资意味着高成本的竞争劣势。但是，发达国家则通过各种贸易壁垒，提高发展中国家产品价格、限制贸易数额，损害穷国贸易利益，保护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而且产生了环境和技术壁垒等更加隐蔽和难以限制的方式。

四、总结

综上所述，发达国家能够，取得不平等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其根源在于富国通过技术、资本垄断以及对国际经济事务的控制权而掌握的市场力量，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来自市场内的垄断力量。通过对先进技术、资本、秘方以及经营管理经验等的垄断；二是源自市场外的影响游戏规则的力量。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控制国际经济事务、实施各种贸易壁垒，获得竞争优势。

发达国家凭借各种市场力量，取得了不平的国际经济关系，并通过四种手段实现对穷国的剩余价值的攫取，概括为“四高”:高有机构成、高工资、高价格和高壁垒。

不平等范文篇7

很多评论家在评价卢梭的不平等的起源时，分析的侧重点是他的自然状态是否正确，即自然状态这种假说能否科学合理地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能否把人类产生和发展的所有东西都能说明清楚，反思自然状态能否解释人类文明的形成（即不平等的形成），就是反思自然状态的合理性。比如，普列汉诺夫认为自然状态说不能充分说明语言的产生[5]。我认为用这样的方法来评价卢梭是不合理的，应该用系统历史观来理解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系统历史观把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过程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非线形系统来看待。由于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会远离其初态，具有一种遗忘机制[6]，所以从后来的系统状态是不能准确的推论过去的历史的状态的。在社会历史上，通过当代的史料来推测过去的历史只具有或然性，不具备必然性[7]，因此，许多评论家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说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的不平等起源，即不能完全解释人类历史形成进化的过程，用这种标准来要求卢梭是苛刻和不科学的，因为根据系统的现状是不能像牛顿力学那样回溯系统的过去的，系统的演化是一维的，它是由若干偶然的因素非线形作用的结果，企图概括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必然要粗暴地抛弃真正对历史发展具有实际作用的大量的偶然的随机因素，将现实的历史过程线形化处理，然后通过不完全归纳得到一种类似周期性的东西作为历史发展的本质，不考虑历史能否真正按此规律重演。

系统的演化只服从系统本身的演化规律，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其组织结构和功能越来越强、从环境来看系统越来越强大，另一种情况与此相反，系统越来越衰减、甚至灭亡。我们把第一种类型称为正反馈放大系统，第二种类型成为负反馈的衰减系统。系统的功能的强化与衰减决定于（1）系统元素的元功能的增强或减弱，（2）系统结构的强化程度。实验已经证明，重复使用大量不那么可靠的元件可以建造出高度可靠的系统。

人类社会系统是一个不断放大的非线形系统，其在生物圈中的功能（能力）越来越强大。人类社会的强化，从其构成要素（个人）来看，当然比过去更有知识和水平，能力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强，同时也伴随着某些方面的能力的下降，正如卢梭所说：“为什么好望角的霍屯督人能用肉眼发现海上的船只和荷兰人用望远镜看得一般远；为什么美洲的野蛮人象最好的猎狗一样，能够由足迹嗅得出西班牙人的行径；为什么所有这些野蛮人，不因裸体而感到痛苦，用辣椒来刺激他们的味觉，并且饮欧洲人的烈酒象喝水一样。”[8]，所以人类的个体能力与过去相比变化不是太大，而主要的变化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比原始社会或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结构大不一样，在现代的社会关系结构中，人与人的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结构越来越紧密，而且正是这种紧密的关系使得人类社会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在生物圈中功能越来越大，从分工方面可以证明这一点。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只能专于自己熟悉的专业和职业，他（她）越是专于自己的职业，与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就越紧密，越离不开他人的劳动成果，否则就不能生存；而从另一个方面看，每个人都专于自己的专业和职业，他（她）的专业和职业技能就越来越强，这样，各个行业的能手的合作就产生了现代社会的高效率和强大的生存能力。

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越来越冷漠的趋势，除了冷冰冰的商品金钱关系外，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少温情，甚至邻里不相认。我认为现代社会这种缺少人情味的关系不是关系本身弱化的表现，而是关系的复杂性、必然性和客观性的反映，我们不能没有这些人或关系，正是这千千万万的人或关系，构成我们生活的部分。厌恶的是这些人或关系太多、太杂，在我们的意愿之外不请自到，让我们感到意外、尴尬和被支配感。）

社会关系的密切和社会结构的加强必然要求社会要素的个人要忠于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职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人就在社会结构和关系中被专业化、职业化而固定化，结构和关系的等级差异就使固定化的人的等级和差异出现，不平等现象产生。这种不平等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复杂化程度提高而增强，于是，卢梭所谓人类越文明进步、社会越不平等的现象就出现了——这是社会功能（生存能力）增强要求社会结构和关系强化的必然结果。

在卢梭时代，系统科学没有出现，不可能用系统科学来解释文明的进步与不平等加剧的原因，现在看来就一目了然。在此之前，人们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演化问题，所以设想出自然状态，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没有我们今天社会里文明人的“需要、贪婪、压迫、欲望和骄傲”[9]，而事实上，这种“自然状态”不是如卢梭所说是一个平等的状态，不是伏尔泰嘲笑卢梭的所谓“从没有人用过这么大的智慧企图把我们变成畜牲。读了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慕用四只脚走路了。”即使真正存在这样的自然状态，也不是“人世的真正青春”，原始人也不可能“过着本性所许可的自由、健康、善良而幸福的生活，并且在他们之间继续享受着无拘无束自由交往的快乐。”[10]，他们之间也还是有不平等的。

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的自然状态是他后来的社会契约的基础，他说：“我设想，人类曾达到过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消灭。然而，人类既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结合并运用已有的力量；所以人类便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自存，除非是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够克服这种阻力，由一个唯一的动力把它们发动起来，并使它们共同协作。……‘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11]但是由于卢梭不理解人类文明发展与不平等加剧的根源，所以他指出解决人类不平等的方法是订立契约，用社会契约论来论证国家和政府的产生，这在系统观看来是荒谬可笑的，人们也早就发现历史上没有记载说明人类为了解决彼此的矛盾而订立契约的历史事实，勒赛克尔说：““社会契约论”便是为求解决这种矛盾的一个动人的然而终归无效的努力。”[12]不平等的加剧是人类文明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不需要所谓的契约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不平等另文解释。

总之，用系统历史观看待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清楚易懂，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注释：

[l][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49页。

[2][俄]普列汉诺夫：《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8页。

[3]同1，第118页

[4]同1，第120页。

[5]参见普列汉诺夫：《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第四部分。

[6]苗东升著：《系统科学精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7][英]卡·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M]，何林、赵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第27节“有没有演化的规律规律与趋向”。

[8]同1，第82页。

[9]同1，第71页。

[10]同1，第120-121页。

不平等范文篇8

平等是合同的本质和根本属性，《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然而，劳动合同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它仅仅是确立劳动关系存在的一种法律形式，《劳动法》第16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实际上，不平等才是劳动合同与一般民事合同的主要区别，看不到劳动合同的这种不平等性，必然产生理论上的不同认识①，实践中的认识模糊，往往是以合同的平等性特征掩盖劳动合同的不平等，从而无法正确适用《劳动合同法》、也无法切实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也就会变成一纸空文。

一、劳动合同的性质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对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企业活力，促进市场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我国当前的劳动法理论和法制实践仍然非常薄弱，使得《劳动合同法》实施的预期大为降低，导致这种薄弱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劳动合同的特殊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

对于劳动合同的性质，目前学术界存在着许多争论，有的认为劳动合同应独立于民事合同；有的认为《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可以适用于劳动合同，或者说《合同法》是劳动合同的基础性法律规定；有的学者甚至把《合同法》未能在有名合同的种类中规定雇佣合同视为一大憾事。[1]同时，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劳动合同的纠纷不服仲裁起诉至法院的，按规定由各级法院民庭来审理，这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劳动合同与民事合同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笔者认为，劳动合同确实源于民法的雇佣契约，但劳动合同有其自身的特点，其内容之一是作为当事人的劳动者须提供自己的劳动，这有别于一般的商品交换，不能简单地将劳动者提供劳动，雇主给付报酬看作简单的商品交换。所以，劳动合同是一种完全独立于一般民事合同的特殊协议，劳动合同尽管也是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签订，也体现为一种“合意”，但与一般民事合同有很大区别，劳资双方的不对等性是劳动合同的天然属性，劳资双方在竞争上的天然不对等性，是劳动合同不同于民事合同的内在基因，劳动者的弱者特性决定了劳动合同已不能简单地适用合同自由原则，这是把握劳动合同的本质属性的重要前提。

考察国外劳动合同的发展历史，完全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19世纪以前，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一直沿用罗马法的体系，罗马法关于劳动给付关系是置于租赁关系中的，当时的租赁关系分为物的租赁、雇佣租赁和承揽租赁[2]，劳动力雇佣完全被作为财产关系来调整。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继受了罗马法的分类，雇佣合同关系被当作劳动力的租赁，是租赁契约的一种，而非独立的契约类型。继《法国民法典》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劳动关系的调整都置于劳动力的租赁之下，如此规定，尽管劳动者人格是独立的，可以自由决定与任何的雇主签订合同，表面看来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方式，可以随时签订，也可以任意解除，双方权利义务的内容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也不会产生其他任何的附随义务，但却掩盖了在强大的资本支配力下劳动者为了生计不得不接受苛刻的盘剥的无助。19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工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社会问题，许多国家开始加强劳动立法，并逐步推行社会福利的政策。各国对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开始摆脱了传统民法关于劳动力租赁的规定，对劳动合同的法律属性的定位上，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发展。有的将劳动合同作为雇佣合同的一种，由民法典来规定；[3]有的将劳动合同完全取代雇佣合同，仍然在民法典中规定；②有的则将劳动合同作为劳动法内容来规定，劳动合同脱离于民法典；③由此不难看出，劳动合同作为确立劳动关系的法律形式，也随着经济发展的脉搏而发展演变，在当前世界各国，虽然对劳动合同的性质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但大多数学者普遍认识到了劳动合同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从而对劳动合同作出专门规制。

二、劳动合同不平等的表现形式

单从《劳动合同法》条文本身似乎很难找出对劳动者的不公平之处了，因为《劳动合同法》第1条所规定的宗旨“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已最大限度地照顾了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维护，但是，正像马克思曾经指出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一样，劳动合同对于劳动者仍有诸多不平等之处，这也是《劳动合同法》之所以做出倾斜性规定的根本原因。

(一)劳动合同的订立不平等

劳动合同的主体一方是用人单位，另一方是劳动者，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有权招工信息，有权决定是否招用人员，还可以制定招工条件，对应招人员进行笔试、面试、选拔，直至最终决定是否与劳动者签定劳动合同，即使合同签定的时间、地点都由单位确定，订立合同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用人单位手里，而作为劳动者只能按照用人单位的要求，适应用人单位的需要，无法真正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且，劳动合同大多是格式合同，由于劳动工作的趋同性，用人单位往往按照劳动部门制定的合同示范文本事先打印好聘用合同，供劳动者签字，表面看起来，这种合同似乎无可挑剔，可是具体条款却总是有利于用人单位自己，实际上剥夺了劳动者的平等协商权。

由于劳动者和雇主所处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地位，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劳动者只能通过提供劳动才能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在订立雇佣合同时，往往是被迫接受雇主所提供的工资报酬和劳动条件，“对那些为了换取不足维持生计的报酬而出卖血汗的人谈论契约自由，完全是一种尖刻的讽刺”。[4]

(二)劳动合同的履行不平等

劳动合同的履行过程是劳动者付出自己的劳动、完成一定工作，从而获得一定报酬的过程，在劳动过程中，个体劳动者作为整个用人单位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于用人单位的生产需要，接受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与统一管理，并遵守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在分配过程中，个体劳动者必须依赖于用人单位整体的分配制度，而不能自行决定。只要劳动者还受劳动合同的约束，这种不平等性就会保持下去，直至劳动者脱离用人单位，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除法律规定的权利外，劳动者几乎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只能履行义务——付出劳动完成工作，甚至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即使法律规定的权利也不能或不敢行使(比如随意加班、加点而又不按国家规定给付报酬的现象普遍存在，劳动者却只能接受)，用人单位却凭借法律规定的权力，通过规定规章制度或行使管理权而对劳动者进行奖惩，并通过其建立的管理机构对劳动者进行控制，劳动合同履行的过程并不是双方平等地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过程。

(三)劳动合同解除的后果不平等

在我国现在的劳动力要素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就业机会稀缺形成“买方市场”，在“买方市场”结构中，劳动者之间的就业竞争加剧，劳动者的选择余地大为减弱，对于一个用人单位而言，解除一个工人的合同只是失去了一个劳动者，他们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迅速找到替代者，甚至是更优质的劳动力，而对于一个劳动者则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来源，甚至是失去了生活的全部。

(四)违约责任不平等

1.追究责任的方式不平等

由于用人单位掌握着权力资源，通常情况下，在劳动者违反规定时可以直接追究劳动者的责任，比如处分、罚款、扣工资直至开除等，无须借助外在的力量就可以实现责任的追究，达到维护自己权益的目的，劳动者却由于不掌握任何有效资源，无法直接对单位追究责任，只能通过国家机关进行仲裁或诉讼，而维权成本的高企和法律执行力的弱化使劳动者的权益很难得到对等的保障。

2.责任形式不平等

违反劳动合同承担的法律责任与民事合同上的违约责任有所区别，民事合同当事人双方多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标，因此，损害赔偿方式主要是金钱赔偿，但劳动合同除了追求经济利益外，很多情况下以获得劳动权益为目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利益诉求不同，一旦其权利受到损害，经济赔偿无法完全弥补，双方的要求不同，导致承担的责任也不同。

虽然《劳动合同法》规定了双方的责任形式，而且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加重了用人单位的责任，但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大多属于行政责任，而不是违约责任，在为数不多的违约责任条款中，绝大多数又是以工资为基础的经济补偿责任④，在我国劳动力工资普遍偏低，一般只有数百元，最多不过数千元的状况下，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有限，而劳动者承担的则是无法确定数额的损失⑤，可以是数十万也可以是数百万，同时，承担的责任后果对双方的影响也完全不同，一个单位即使支付数千元无关痛痒，或许那仅仅是劳动者自己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而一个劳动者支付数千元甚至数万元则可能倾家荡产，完全失去了生活保障。

三、造成劳动合同不平等的原因

(一)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导致的劳动力过剩造成了劳动合同双方签约地位的不平等

伴随着《劳动法》的颁布，我国逐渐推行了劳动合同制，劳动力的双向选择和合理、适当地流动，有利于满足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需求，有利于人尽其才，有利于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利用和消除浪费，但大多数劳动者由于为谋生的压力所迫，或因为劳动力供过于求，以及其它如住房、交通、家庭负担等实际困难的牵制，在谋职时不得不委曲求全，因而企业在双向选择中处于更加主动有利的地位，劳动力市场上供需双方的双向选择，必然使一部分劳动力得到雇用，而另一部分暂时得不到劳动力需求方面的雇用，失业成为必然的现象，根据调查显示，我国劳动力近几年出现了严重的过剩⑥，工人找不到工作，即使大学生都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为了能够获得一个能够维持生计的工作，劳动者不得不委曲求全，签下自己不得不签的合同。姜俊禄博士指出：“对于劳动者，劳动合同本身所包含的，比如平等自愿原则，在实施过程中从根本上是得不到实现的，‘协商’只是幻想，在实践中行不通，因为，在劳动合同的订立、变更、终止、解除等一系列过程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无法与企业平等谈判”。⑦

(二)由于劳动合同主体地位本身的不平等，决定了合同的不平等

虽然从法律上讲，主体享有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主体之间的地位及其权能的实现往往是不平等的，通常状况下，用人单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而劳动者是一个自然人。作为一个法人组织，有自己的机构，有着雄厚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实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个人手中掌握的谈判筹码只是用人单位的几十分之一或几百分之一，甚至几千分之一、几万分之一，一般情况下劳动者根本不具备与用人单位讨价还价的能力，不可能和用人单位谈出一个对自己来说比较公平的劳动合同。鉴于这种因掌握资源的数量不同而导致的谈判力极其悬殊的情况，单位总是处于挑选者的地位，劳动者总是处于被考察的境地，用人单位可以把求职者了解的清清楚楚，而求职对于单位却知之甚少。史尚宽先生采用分类方法来解释这种现象：“权利能力又可分为一般的权利能力与特别的权利能力……。一般权利能力，对于各人，平等的赋予，任何人皆有得为权利主体之抽象的适格(权利能力平等之原则)，不因男女、老幼、宗教、种族、阶级、党派、职业、地位、健康状态，而有差别。然基于各个制度，享有各个权利之能力，依其权利内在之目的或为权利主体者方面之特别情事，不必就各人为同一。自然人与法人基于性质上之差异，对外国人基于政策上考虑，得认有特别权利能力上之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平等和差异乃是效益的必要前提，市场主体的社会的、自然的差异性，就决定了他们参与市场交易过程条件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决定了劳动合同的不平等。

四、对劳动合同不平等性的矫治

(一)矫治的理论依据

由于民法理论的源远流长，民事法律理论被运用到劳动合同中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法国学者勒内·达维德在其《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一书中指出：“民法在我们的各类法律中起了基础学科的作用，法的其它门类曾以其为模式(行政法)或为某些类的关系努力使之完善(劳动法)”，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劳动法都根源于民法，如德国、日本、瑞士都曾在民法中规定“雇佣”章节，意大利直接把劳动法制定在民法典中。我国的现行的劳动法理论也是以劳动合同为契机，以形式平等为基础，从民事法律理论发展起来的，因此，传统民法的“契约自由”观念就成为矫正劳动合同不平等性理论的最大障碍。虽然限制“契约自由”早已成为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以来法律发展的主旋律，正如梁慧星先生指出的：“19世纪资产阶级合同法律制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不断扩大合同自由，与此相反，逐步限制和缩小这种自由却正是20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合同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5]但“契约自由”仍被当作《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目前，讨论契约自由原则比在任何其他国家更具有意义”。[6]对此，必须彻底消除“契约自由”对劳动合同领域的影响，否则，奉行契约自由原则，将会出现“经济上的强者利用契约为欺压弱者的工具”之情形，从而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危及社会稳定。为达到社会平衡，必须充分承认社会主体之间在资格平等条件下掩盖着的事实差别与利益不平等，确立《劳动合同法》的社会法属性，明确劳动合同关系的“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性质。

(二)法律规定的倾斜性保护

为了保证劳动者有限的平等，国家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干预，以确保任何用人单位提供的条件不低于法律规定的底线，以此确保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的相对公平。“在当事人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时，不能够真正地说，他们之间的协议是他们意志自由交流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劣势的一方会受到极大的压制，就像真的受到了强迫一样。为了维护这种平等，社会可以进行干预”。[4]《劳动合同法》应当对劳动关系的双方实行不平等的差别待遇，具体在法律条文中规定劳动者享有较多的权利、承担较少的义务，而雇主承担较多的义务、享有较少的权利，这种立法上的不平等正是针对劳动关系本身存在的不平等采取的矫正措施，属于“形式上不平等而实质上平等”，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必须措施。

(三)国家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专门保护

1.实体保护。加大劳动行政部门对劳动合同履行的监察执法力度，建立监督体系，规范企业行为，防止用人单位以劳动合同的名义利用自己的特权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管理部门运用行政手段规范企业合同行为是调整劳动合同关系的重要方式，劳动合同管理部门应当对经常发生违反劳动合同、侵害劳动者权利的企业加强管理和监督，对随意辞退劳动者、强迫加班加点、欠缴社会保险费和克扣工资等行为加大处罚力度，纠正用人单位违法行为。

司法机关审理劳动合同纠纷不能完全适用意思自治原则，必须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为准，某些权利义务不能由当事者完全自由约定。作为具有社会法属性的劳动合同法体现的是一种底线保护原则，对劳动者实行底线保护，不仅体现在立法中，还应体现在司法过程中。将《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贯彻到具体案件的审理中，甚至可以作为疑难案件的断案依据，尤其是在具体事实上无法查清、具体法律很难适用的情况下，体现该法核心价值的功能。

2.程序保护。虽然《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做了诸多倾斜性规定，但若仅有实体规定而没有程序保障，劳动者的实体权益将无异于画饼充饥，《劳动合同法》的价值将无法实现。因此，在为《劳动合同法》鼓与呼的同时，更要重视其实施状况。目前，不利于劳动者维权的程序很多，比如：劳动仲裁收费制度；⑧劳动争议时效制度；⑨以及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设置制度等，⑩都严重制约着劳动合同纠纷解决的实效。一个良好的法律实现机制是法律价值实现的保障，因此，健全劳动合同法律实现机制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迫切需要。一方面，司法机关应依法切实履行其对劳动者的保护职责，另一方面，在司法程序中必须确保程序的实质公正。

3.救济保护。目前，困扰劳动者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维权成本过大，劳动者为了几千块钱，为了几个月的工资，花光自己仅有的赖以维持生活的积蓄，常年奔波于单位、国家机关之间，却无法讨到本属于自己的血汗钱，最后不得不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而放弃维权，甚至演变成“绑架”“自杀”“跳楼”等一幕幕悲剧或闹剧，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11)因此，国家机关应该建立劳动者维权的救济制度，对于没有能力自己处理的劳动合同纠纷，通过法律援助或专门组织，帮助劳动者维护自己的权益。

(四)劳动者组织的保护

在当前劳动侵权较多，而劳动者处在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单靠劳动者个体的力量实现与用人单位的抗衡是难以做到的。为此，必须依靠团体的力量，工会组织作为劳动者利益的代表，其维权与协调职能应该得到进一步发挥，我国《工会法》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利益，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但是，我国企业工会与企业在工会主席的产生、工会主席的待遇、工会主席的劳动关系以及工会经费的拨缴等多方面存在着密切的依赖关系，甚至非公有制企业中大多尚未建立工会组织，这决定了在目前的状况下，企业工会在为劳动者维权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严重制约着工会职能的发挥，因此要加强工会组织的建设工作，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应给予大力支持，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组织机构，真正承担起为劳动者维权的责任，切实发挥出工会的作用。

注释：

①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劳动法博士常凯教授和董保华教授是争议“两派”的代表，他们两位之间的分歧被学界诙谐地称为是《劳动合同法》上的“京派”和“海派”之争。以董保华为代表的“海派”认为，《劳动合同法(草案)》对劳动者保护“过度”，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以常凯为代表的“京派”则认为，《劳动合同法(草案)》正是为了平衡我国劳动关系中劳方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

②1971年瑞士对其民法典中的债法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将其中雇佣合同一章改为劳动合同，条文从原来的44条扩大到121条，为民法典中以“劳动合同”取代“雇佣合同”之创举。落伍的雇佣合同概念从此由民法中消灭，具有浓厚社会连带色彩的劳动合同正式成为民事普通法的一部分。

③法国《劳动法典》其余各卷的内容分别为：第2卷：雇佣劳动条件；第3卷：安置和雇用；第4卷：受雇者的职业协会、代表、分享和物质鼓励；第5卷：劳动争议；第6卷：对劳动法规实施的监督；第7卷：对于某些职工的特殊规定；第8卷：对驻外部门的特殊规定；第9卷：作为终身教育一部分的继续职业培训。法国自民法典颁布后一直将劳动关系作为劳动力租赁来规范，20世纪以来，随着劳动法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法国将雇佣关系法从民法中分离出来，规定了独立的《劳动法典》，该法典共分为9卷990条，其中第1卷关于雇用的规定主要规定了劳动合同。

④《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第83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⑤《劳动合同法》第90条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报告认为，2006年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有1700多万人，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逾2500万人，同时，预计今年城镇可新增就业岗位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

⑦参见《专家会诊劳动法WTO为白领维权带来八大转机》，人民网2001年11月14日。

⑧在仲裁费用方面收费较乱，很难让劳动者信服，如在法院诉讼费每件劳动案件最多收50元，而一些劳动仲裁则按4％标准收取仲裁费；同样一件标的1万元的劳动案件，在法院诉讼收费是50元，劳动仲裁费却要400元。使不少劳动者难以承受如此高的仲裁费。

⑨《劳动法》第82条的规定，劳动者在知道权益被侵害之日起60天内必须申请仲裁，否则，因超过时效，法律不予保护。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不仅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驳回申请，人民法院也不支持其诉讼请求；然而，在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一、二个月工资或加班费的情况下，劳动者为保住工作，往往不敢声张，60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使本应得到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护。

不平等范文篇9

最早研究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的是贝克尔，他(1964)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并且通过分析发现，收入分配中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个人收入与教育程度的关系，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也越高、教育程度越低收入水平也越低。随后他和契斯威克(1966)的研究表明，美国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与教育不平等正相关，与平均受教育程度负相关。

教育平等的前提应是每个人都能承受教育费用，从而接受教育进行人力资本积累。Perotti(1994)研究指出，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人均收入水平有关。当教育费用相对于人均收入较高时，有利于使富人先接受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未来收益增加；而当教育费用相对于人均收入较低时，利于使大量的穷人也能够接受教育，使得收入分配均等，收入差距缩小。

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教育费用也相应的逐渐增加，一些贫困生出现了无钱读书的困难，教育助学贷款是资助贫困生上学受教育的有效途径。奥肯(1999)认为，只有提高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助能力，即促使高等教育资助机会均等化，使得教育机会均等才能增加国民的人力资本存量，使得国家获得更多效率和更多平等的道路，因而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格利高里奥和李(2002)以l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水平变量，以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差作为教育不平等变量，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不平等的变量，在相对完整的100多个国家的时序——截面数据基础上进行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结果证实了在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存在的前提下，教育因素，如较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相对平等的教育分布、政府教育支出等，在改变收入分配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代际传递

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是指收入差距以人力资本为中介在代际间进行传递。即收入较低且融资渠道不畅的家庭无力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使得孩子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人力资本收益率低，最终转化为与富裕家庭的孩子的收入差距。即所谓收入分配中的“马太效应”。

贝克尔(1964)认为，处于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的孩子，其在教育投资时面临的资本约束是不同的，较富裕者愿意在孩子的人力资本方面多投资，即与贫困者家庭相比较，较富裕者愿意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多花费支出，培育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孩子，同时，他认为，具有较多人力资本的孩子，即受较多教育的孩子，未来的收益较多。而贫困者家庭则刚刚相反。因而家庭之间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可能借助教育实现代际间的传递。Becker和Tomers(1979)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前提下，即个人和家庭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如果面临资金约束，无法方便地(或以较低的利率)从资本市场上获得相关支持。此时，父母的收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数额，从而影响到孩子成年时的工资收入。

父代的职业差异在父代中产生职业收入差距，这种差距将最终转化为对子代人力资本的投资差异，Banerjee和Newman(1993)的研究证实，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前提下，收入不平等影响不同收入阶层的职业选择，职业选择又进而产生收入差距，自身的收入差距将会影响对下一代人力资本的投资成本，进而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又对下一代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2007)指出，经济匮乏对儿童的教育程度、之后的创收能力以及他们成年后也成为贫穷父母的可能性都存在负面影响。长时间的周期性贫困特别具有破坏性。父母要对子女进行投资。他们的资源越不平均，投资就越不平等，最终导致子女的收入产生差距。

由于数据要求的特殊性，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并不多，仅有的几篇国外文献的实证研究均认为父母的收入水平将对子女的收入产生重要的影响。但陈全功(2007)通过对我国14省区609户农村家庭调查结果分析，发现子女教育有加深父代家庭贫困状况的迹象，子女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身一代家庭摆脱贫困的比例越高，并且能传承下代家庭使其免受贫困；家庭贫困代际变动的教育断裂点为15年(大专教育)。

三、结论与建议

由上述分析表明，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是相关的。教育不平等，人力资本存量存在差异，从而产生收入差距，相反收入差距导致人们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从而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我们应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扩充助学贷款的对象。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6年高中阶段(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毛入学率分别为42.8%，42.8%，42.8%，43.8%，48.1%，52.7%，59.2%。上述数据表明，尽管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逐年增加，但仍然很低。目前我国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对象只限于普通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然而高中阶段的低毛入学率使得大量初中毕业生由于家庭经济贫困而无法继续接受高中教育，因而有必要向家庭贫困的高中生也提供国家助学贷款，给低收入群体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充足而有力的信贷支持。

2.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对农村居民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由于城乡地区差异以及城乡教育投资力度差异，农村居民收入不高，产生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加大投资和适当的政策可以增加农村居民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进而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改革现行的义务教育制度。为了让不同阶层的人们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需要真正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甚至有必要将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到12年，在接受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延长学生人力资本积累年限，从而提高获利能力，未来收益增加。

[摘要]近年来，收入差距受到很大关注，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本文分别从代内和代际教育不平等的角度分析了原因和结果，并提出对我国收入差距相关研究的借鉴意见。

[关键词]教育不平等收入差距代内代际

参考文献：

[1]贝克尔.人力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64.

[2]Beeke，G.S.&B.R.Chiswick，“Edlleationandthedistribution0feamirgs”.AmericanEconorrdcReview.1966.(56)：358-369.

[3]Perotti，Incomedistribution，politicalinstability，andeconomicgrowth，EuropeanEconomicReview.40

[4]奥肯.平等与效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5]Gregorio，J.D.&J.W.Lee.“Educationandincomedistr/budon：newevidencefromcmss—countrydata”.ReviewofIncome&Wealth.2OO2，(48)：395-416.

[6]Becker，G，S.andTomers，N·AnEquilibriumTheoryofDistributionofIncomeandIntergenerationalMobility[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79.87.1153-1189.

[7]Banerjee，A.andNewman，A.Risk-bearingandthetheoryofincomedistribution[J].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91，(58)：211—235.

不平等范文篇10

国民收入分享机制的改革首先需要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1.理清政府权力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和边界。

就是说要正确认识市场条件下公共权力的作用边界和力度，确定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本质属性，使得政府在国民收入分享机制建立中的缺位、越位和错位得以解决。在国民收入分享机制建立过程中，私权利主体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行使相关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权力；政府既要履行成熟市场条件下初次分配中弥补市场功能性失灵进行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职能，还要承担起培育市场、扩展市场功能的任务。这样可以避免市场失灵，恢复市场的权威，重新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

2.使权力的约束制度化，构建权力与权利均衡机制。

现阶段国民收入分享中权力侵害权利的主要原因在于权力与权利的严重失衡，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缺乏、不完善以及实施机制不健全等等制度安排缺陷，导致权力难以约束，而普通公民的权利难以保障。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制度、完善制度，以便保障制度的科学性，从而提升制度的执行力、效益和效率。当前，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缺失和公共权力行使者的权力意识的张扬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政府与社会全力倡导并尽快树立正确的权力和权利意识；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注重强化正式制度约束与保护；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构建和完善权利约束权力、权力约束权力的内外约束机制。具体可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建立与完善居民收入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真正地提高劳动报酬要调整国民收入分享机制，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更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强初次分配的公平性。这样可以从源头上为宏观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奠定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逐步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比例，改革工资政策，从而改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过低的情况，使得经济发展的财富更多地分配给人民群众。

（二）调整资源性收益和垄断性收益可以通过资源税的调整提高投资品价格，还可以通过征收环境税来提高企业投资成本，这样可以纠正企业扭曲的投资行为，从而增加劳动要素的使用，增加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在我国国有资产收益是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对收益权的正当拥有，这对于改善初次分配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具有垄断地位的诸多国有大型企业，其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明显偏高，而且与国民收入的其他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通过调整企业利润，可以将企业利润转移给民众，使民众更多地分享企业的高收益，这有助于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促进居民消费。

（三）在减少政府收入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与民生相关的政府公共支出这就要求深化财政税收制度改革，以便降低政府收入的比重，从而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完善相关公共财政制度的基础上，明确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要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非税收入的规模和比例过大，而且游离于预算之外，这也是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需要进一步通过费改税，减少非税收入的规模和比例，并规范完善非税收入制度，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内治理。在此基础上，再加大与民生有关的支出，建立和完善面向民生的财政支出结构，在教育、医疗、住房等的投入上加大力度，这样才能够对收入分享产生影响。

（四）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政府要逐渐改变消除不利于居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为人民群众获得财产性收入拓宽渠道，包括建立以投资者主动行动为基础的法律自我实施机制，发展民事赔偿机制，打击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非法行为，从各个方面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使得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逐渐创新；科学化公司治理，加强信息披露，完善监管机制，完善资本市场秩序；不断改善金融服务，从而构建国民收入来源多元化、风险结构异质化、资产存量组合化的理财平台，为国民增加财富、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拓宽增加国民收入的投资渠道，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居民参与资本分配的程度。这样可以使得社会各阶层能更加公正地享受企业利润增长的收益，以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

（五）加大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力度，降低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职能，加强人大对政府征税和用税行为的控制权，这样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障民众的权利。采取措施控制财政收入脱离GDP增长速度的现状，“藏富于民”的轻税政策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现行个人所得税并没有达到调节两极分化的初衷，应该加以调整。要进一步通过费改税，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并使其置于人大的预算管理监督之下，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增加居民收入。

（六）整治行业垄断，规范收费行为对行业垄断的管理有利于提高市场竞争活力。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控制不仅能防止少数企业长期获得超额垄断利润，提高市场竞争活力，而且还可以缩减居民收入差距。要完善各种制度，为市场中的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企业的赢利能力和水平，针对各种制度外收费的项目应进行取缔、总量控制和转税，从而为企业减轻额外负担。

（七）调整目前存在的各种收入结构一是调节国民收入结构。在国家再分配过程中，进一步提高扶贫标准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继续实现财政倾斜，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社保基金投入的力度。二是调节区域性收入。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国家要通过更多的税收和转移性支付，给西部以及不发达地区更多的财政支持，并且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三是创新收入调节的相关制度：一方面是完善法律保障，共享经济增长成果，使低收入者能优先增长收入，逐步改变收入差距过大现象；另一方面要改进地方政绩考核制度，加强民生和幸福指数的考核指标。如上所述，当前国民收入分享的突出矛盾在于劳动者报酬比重过低、收入差距过大。针对这些情况，改善收入分享格局不能仅仅着眼于调整工资、税收等行政干预措施，而需要从根本性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做起，从而解决导致收入分配失衡的深层次矛盾。随着收入分配与权利、权力等政治哲学概念联系的日益密切，使国民收入分享的公平以及公正具有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不能忽视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大国的历史惯性，但同时也要学习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这并不是为了亦步亦趋地照搬它们的借鉴。要改变当前由政府主导、资方偏向的三方博弈导致的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享格局，要在全社会建立起平等的国民收入分享的调节机制，这是我国国民收入分享机制建立与完善的前提。当前要做的是，逐步改善资方偏向的制度环境，提高劳动者的权利。政府在财政收入的投入上，要向民生领域倾斜。［12］这样才有助于合理的国民收入分享格局的成功建立。

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