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范文10篇

编剧范文篇1

【关键词】电影；编剧；创作；技巧

一部电影的长度往往在180分钟之内，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电影要呈现出人物、情节、艺术感，要能够抓住观看者的内心，只有满足上述要求的电影，才是一部优秀的电影。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阐述一些电影编剧的创作技巧，以期为电影创作带来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在电影开端塑造人物形象

由于电影的时长有限，因此，电影中的人物应当尽早出现，让观看者能够了解电影的主要人物，同时，在人物出现之后，还要通过有效的方法进行人物塑造，突显出人物的各种特征，让观看者能够对该人物形成印象。人物形象塑造过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外部形象塑造，该环节主要通过演员的相貌、衣着、背景等要素决定，另一方面是内在形象，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心理等要素决定。这种人物形象塑造能够让观看者形成一个正确的印象，也会提升电影本身的艺术效果。

二、为影片设置激励事件

激励事件是为电影情节发展服务的环节，也是剧情发展的开始阶段，在这一环节中，往往会包含一定的矛盾因素，为电影的剧情发展奠定一个基调。例如在《窃听风云》中，古天乐扮演的杨真是一个专门从事窃听的警察，主要窃听股票交易的相关信息，在一次监听过程中，其获得一个内幕消息，有公司会刻意提高股价，影响股票市场稳定，这个情节就是一个激励事件，电影的剧情会由此向下发展，杨真应该将这件事情汇报给领导，但是，他有个儿子需要进行手术，其资金压力非常大，是坚守职业道德，还是利用这个消息获取钱财，杨真的选择是让同僚阿林帮助他删掉这一信息，然后他买了这支股票，通过这个事件，能够看出人物的内心和欲望。再例如在《辛德勒名单》中，辛德勒通过战争的机会开办工厂，并获得了大量的钱财，因为雇佣犹太人的成本比波兰人低，所以其雇佣了犹太人，这一举动成为了剧情的激励事件，他以后的人生也因此改变，观众在此时会认为辛德勒是一个投机的商人，但是，其对犹太人充满了怜悯之情，这是后来剧情所表现出来的[1]。

三、设埋伏、做铺垫

设埋伏、做铺垫也是电影创作过程中经常会用到的手法，这种方法能够让剧情出现重大的转折，能够让电影更加吸引人。例如在《金陵十三钗》中，贝尔扮演一位混蛋的角色，与妓女不断缠绵，但是，在目睹了日本人的暴行之后，他选择了正义，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护中国人。这种做法就是一种设埋伏的方式。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说明电影创作是根据生活中的经历完成的，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都是改编自生活中的小事，所以，编剧人员应当注重生活实践，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电影编创能力。一般来说，实践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采风实践，这种实践机会更加有效，对编剧的帮助也比较大，但是，这种实践机会比较少；还有一种是个人实践，这种实践主要是指编剧人员通过做艺术兼职教师的方式，提高自己的电影编创能力，这种机会对编创能力的提升更有帮助。所以，编剧人员应当重视埋伏和铺垫的作用，要提高其艺术水平，从而让电影作品的艺术魅力得到提升。

四、在发展中不断向人物施加压力

激励事件为电影剧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剧情的发展缘由，但是，如果紧靠激励事件进行发展，并不能创造出较好的电影作品，编剧人员要在后续的创作中，不断向人物施加压力，让故事情节进一步提升。例如在《辛德勒名单》中，辛德勒在获得物质方面的满足之后，追求的目标发生了转变，从赚钱向救人转变，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到他的工厂工作，从而获得生存机会，这就是一种向人物施加压力的过程。再例如在《窃听风云》中，杨真买了那支股票，真的赚了钱，此时是继续持有股票还是卖了收钱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此时杨真选择了见好就收，同伴选择了继续持有股票，就在还没卖出时，这支股票停盘，压力骤然增加，使得人物的处境变得艰难，这也是向人物施加压力的结果，剧情也会变得更加曲折和耐人琢磨[2]。

总之，在电影创作过程中，要首先从事编剧过程，这是电影剧情的基础，也是影响电影质量的最为关键的环节，在编剧过程中，相关人员应当掌握先进的编剧技巧，要将剧情设置得更加合理，同时又耐人寻味，而不是让观众能够轻松猜到电影的剧情发展，本文所罗列的编剧技巧能够为创作人员带来一定的帮助，也希望相关从业者能够积极进行创新和研究，提高编剧能力，为我国的电影事业做出贡献。

作者:张文博 单位:承德市群众艺术馆

参考文献：

编剧范文篇2

试着把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进行一个比较，相同之处，首先是戏剧表演和影视表演都是“三位一体”的艺术，就是说，演员既是创作材料也是工具，同时还是创造者，三合一。称“三位一体”，也叫做二度创作。如今，影视剧演员和戏剧演员已经没有明显的划分了，很多舞台剧演员，像人艺的演员徐帆《唐山大地震》，杨立新《我爱我家》，他们拍摄的影视剧早已深入人心，可是鲜有观众知道他们是戏剧演员。再说说那些个回到戏剧舞台去过把瘾的影视剧演员，如：黄磊《暗恋桃花源》、张丰毅《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等。因此可以证明，演员们利用自身内外的条件创造角色的途径是一致的。戏剧表演和影视剧表演都需要假定性。众所周知，戏剧表演是在“第四堵墙”内进行的，这道“墙”外面是真实的现实世界，为了让观众进入置身于戏中，“墙”内的演员必须做到”真看真听真感觉“，而这个表演前提就是假定性，举个例子。大学期间，即将期末汇报演出，我和同学就去学校附近的小月河边排练，在有花有草的林子里，我们开始排练，虽然周边环境和舞台布置很相象，可是在那儿，我们却感觉不到丝毫在舞台上的自然，当时很诧异，为什么我们努力把舞台布置得真实，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表演却没有舞台上的信念感，真实环境的空间大，我们的声音很微弱，人也很渺小，身边还不时溜达过几个遛弯的大爷大妈。没有舞台下的观众，甚至是排练时台下一排排的空椅子......因此特别的别扭，我们的表演显得不合时宜的虚假，表演与现实发生了矛盾。

谈到影视剧的表演，在实景拍摄中，不可能做到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许多有难度的表演，必须借助分镜头，后期剪辑来完成。甚至场景，如1985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紫色》中，为了在夏天拍摄下雪天的场景，拍摄现场铺满了白色的泡沫颗粒，近景中的衣帽，远景中的屋顶。演员则在七月酷暑天，穿着皮袄，哈着气，努力体会寒冬的的感觉。各类影视拍摄基地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棚里搭景拍摄的影视剧也比比皆是，因此，无论影视剧如何淡化假定性，也不可能让它消失匿迹。因此，演员们从最初开始，就进入了假定性的规定情境中。两者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戏剧表演和影视剧表演在核心问题上是不相同的。戏剧表演依赖的是行动的技巧，舞台表演以可以视听的形体动作和语言行动为主导向观众传达舞台角色的信息。而影视表演则是依赖演员心灵的技巧。

戏剧舞台上表演喜怒悲哀，可以借助形体动作和声音形式的夸张，可是在影视表演中，再激情的表演也只能是用心深入体验的结果，因为人的外部行动永远是以人的心理作为依据。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创作过程自然也是有区别的,比如，像我国的样板戏《沙家浜》中，戏剧演员在镜头前的表演，往往会让人觉得表演痕迹过重，带有很明显的舞台痕迹。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时，在校演惯了戏剧小品，初次拍摄影视剧也会非常不适应，经常厌烦电影的间断性，适应舞台的间断性。我在拍摄影视剧的过程中，喜欢一个镜头一条过的感觉，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不断的被要求重来，自然越到后面感觉越不好，总是前几条的状态是最佳的。有位美国演员说过：“我认为演员最好先上舞台，然后在去拍电影，因为在剧场幕布升起之后，演员就全靠自己了，所以从此学会如何在那种条件下处理自己的行动，并队自己的行动负责，这是演员们都必须具备的控制能力。”关于两者之间的异同，历史上曾有过争议，有人不认同它们是同一种艺术，理由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主要是认为由于两者表演形式，体现方法，供给观众看的方式不同等等。而认同两者是同一种艺术的说法的理由是，它们的表现力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艺术在创作任务上应该是共同的。它们最重要的特点是为了创造、塑造更好的角色，以至化身成角色的艺术。而且两者都是集体创作的综合艺术。影视表演的制作过程又与戏剧表演有所不同。影视主要是依靠画面来表现的。由画面构成的艺术语言是它们的第一要素，它主要是以“导演为中心”而演员在整体的屏幕或银幕中只是起到一个元素的作用，景物、道具、灯光等部门都可以参与剧情，能够独立的表现其内涵和寓意，在影视剧中“景物”已经改变了它们的从属地位，而是和演员的表演一样是屏幕与银幕造型中的重要元素，和演员结合在一起，共同完成塑造屏幕与银幕形象的任务。这就形成了电视与电影艺术不是以演员的表演为基础，而是以整体画面的造型为基础的美学特征。影视表演是活动的造型艺术。演员在无限的现实表演区里要考虑到摄影机镜头里构图的要求。表演时要适应摄影师、灯光师从摄影技巧上对演员的要求。不同摄影技巧的处理，推拉摇移、俯仰升降、长短焦距等对演员的表演有不同的要求和限制。在我十几年前拍摄《家园》的过程中，因为是第一次拍戏，我疯狂的投入角色创作中，在现场拍摄中完全忘我，根本就无心去找镜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拍摄近景，什么时候是大全景，大全景时则情绪饱满，哭得稀里哗啦的。而拍近景和特写时眼睛早已哭肿，再想找感觉却已疲惫不堪了。并且，在人群中的戏，我也不会下意识的去找镜头和光源，常常被人挡脸或挡光。因此，影视演员在摄影机前的镜头感不像舞台演员对舞台和观众距离那样能明显感觉和易于掌握,所以影视演员一定要掌握好对摄影机具体感受的本领。

当然，影视剧里的表演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真实、自然去作评判了，也不是靠演员的经验和演技，就能够打动观众的表演，应该是来自演员内心的一种力量，被角色所紧紧扣住，全力以赴，把诠释好角色当作对自己的挑战。作为一名演员，要想在戏剧和影视剧表演中创造出让观众满意的作品，就必须在实践中的不断完善并充实自己，总结过往经验，展示自己的特长与才华。在了解戏剧与影视表演异同后，取长补短，为日后创造出完美的角色形象而奋斗不止。

编剧范文篇3

关键词：编剧；电视剧；生存困境

一、引言

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层次在现阶段处于较好的发展状态，目前，发展的局势一片大好，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人们除了温饱之外，开始有了更高的追求，逐步转向艺术类的需求。尤其对于我国目前的电视剧行业而言，数量越来越多，这也是源于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过，在电视剧行业蓬勃发展的时代，也产生了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以导演为中心的局面更加严重，编剧在影视制作当中的话语权比较少。面对这些局面，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要采取相关的方式方法进行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带动我国的影视行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二、国内电视剧编剧行业存在的问题

（一）署名权被侵犯。这些年以来，市场出现了编剧的署名权受到侵犯的现象，很多的编剧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不仅如此，有的编剧连自己应该获得的稿酬都没有得到，编剧行业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不好的情况，编剧的剧本需要经过无数次的修改才能够达到投资人的标准。同时，编剧取得稿酬的周期非常长，在此期间当中也很容易产生一些状况，编剧在整个过程当中都是很少能够说明自己的观点的，甚至还有的导演把电视剧存在的风险都归之于编剧，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另外，还有一些导演倒卖版权，对编剧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极大侵害，从这种情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署名权被侵犯的现象还是非常严重的。（二）收入偏低且两极分化。编剧这个行业的总体等级差距是相当大的，刚刚加入编剧这个行业当中来的人员往往获得的收入是非常低的，处于非常低的等级，只有成为金牌编剧，才会获得与演员和导演相近的收入水平。而对于一些普通的编剧来说，他们的收入和演员以及导演的收入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我们当前的一些影视剧所投入的资金大部分都被用来作为演员和导演的报酬，这就造成了电视剧的制作不够精良，品质不过关等情况的出现。对于一部电视剧来说，投资方更加重视的也是对于好演员和好导演的投入，这是他们最为关注的。然而，却忽视了一部好的电视剧更加需要一个好编剧，编剧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也直接导致了编剧发展的前景受到了制约，很难保障自己的基本收入，这也对国内电视剧编剧行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三）编剧维权机构不健全、维权成本过高。目前，我国存在的编剧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现象是非常多的，不过，却很少有编剧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种现象的发生实际上跟两个方面存在关联。首先，是因为我国当前的编剧行业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机构。当编剧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没有专业的机构来解决问题并应对这件事情。其次，就是因为当前我国的编剧行业在目前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维权，很可能被认为是有某种目的，这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制作方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对这些敢于出头的编剧们进行封杀。同时，打官司时间周期较长，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导致我国编剧的地位比较低，进而无法顺利地开展维权活动。

三、国内电视剧编剧行业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法

（一）培养专业的编剧队伍。要想创造出被观众喜爱、被市场接受的电视剧，是离不开足够优秀且足够有能力的编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积极对编剧开展培训活动，创造出更多的具有真正实力和能力的编剧，这也是我国电视剧产业的必然要求。事实上，每个国家培养编剧的方式都不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存在着某种差异的。对于韩国而言，编剧主要是通过编剧学院来培养学生。通过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编剧人才，受过非常良好的训练，同时也具备较强的专业性，这一点是我国可以进行借鉴和学习的。我们不仅可以从专业的高等院校的对应专业中进行选拔，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不具有很高的学历，但是专业素质非常强的人才。对于这种人才的选取，我们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型征稿活动，然后，通过专业人员进行审核，从当中选择出优秀的作品，进而选拔出更多的人才。我们也可以积极打造编剧团队，把这些人才集中在一起，进而便可以积极地进行交流，交流彼此的经验，然后能够在探讨当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和技能，带动大批优秀人才的产生。此外，打造专业的编剧队伍，这是不能过于草率的。应该聚集真正有能力的人，不能是一些能力和素质各方面都不过关的人，从而才可以发挥出整个队伍的巨大力量。（二）增加编剧的收入。实际上，编剧对整个影视剧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其创作能力，这是一种基本机制，能够对影视剧的整体效果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竞争日趋严峻的今天,无论是影视制作公司，还是投资人，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大家均致力于寻找优秀的剧本，期待用电视剧的影视形式将其演绎出来，从而被更多的人所看到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全面激发编剧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然而，我们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提高和完善编剧当前的薪酬制度，编剧行业应该被重视起来,他们的作品也应当获得更多的尊重，因此，应该保障编剧的合法权利和基本利益，从而带动高质量剧本的产生。编剧收入的提高能够使得编剧更加努力地进行创作，拥有更高的热情,才可以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剧本。另外,我们应该建立合理的编剧薪酬体系，将编剧从以往的地位当中解放出来，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能够带动编剧们积极地发挥出自己的价值，也能够写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来回馈社会。除此之外,推动剧本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发展，能够使编剧渐渐地变成一个版权主体，也能够带动我国影视剧质量的不断提升。（三）建立规范有效的编剧组织。当前，我国编剧的权益受到威胁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编剧组织将编剧这个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使其力量得以汇集。对于我国的很多编剧而言，他们更喜欢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之下自己进行创作，这也就没有拧成一股绳，当前的编剧发展局势相对零散，也很难发挥出这个行业真正的作用，进而使得我国国内编剧市场的发展没有形成体系化的发展状态，市场的总体发展状况也比较混乱。当编剧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只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抗衡制作商和导演等人，很多时候只能被迫放弃自己的权益，但是，如果我国建立规范且有效的编剧协会，就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因而应该壮大编剧队伍的力量。同时，要根据实际的发展情况来加强对编剧的领导，培养编剧新人，培育编剧人才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从而在更大程度上规范影视剧编剧资源。总之，建立这样一个具有体系化和制度化的组织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我国编剧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发展趋向。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国内的电视剧编剧面临着很严重的生存困境，无论是从市场地位，还是整体力量来看，这个行业的发展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启示我们，如果想促进编剧行业在未来获得发展，则应该针对现如今行业发展的真实情况进行思考，从而积极地汇集起这个行业的力量，壮大编剧行业的队伍，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当前严峻的形势，也能带动影视剧质量的持续提高。

参考文献：

[1]苏小卫.一次追问:电影创作水平为何难以提升——电影编剧队伍现状调查与研究[J].当代电影,2012(7):71-74.

[2]陈诚.浅谈国内电视剧编剧的生存困境[J].采写编,2016(4):82-83.

[3]郭玥岑.中国电视编剧现状浅谈[J].戏剧之家,2016(14):160.

[4]董旸.韩剧攻略：当代韩剧电视剧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5]沈洁.新世纪中国电视剧编剧问题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7.

[6]黄海涛;王乙涵.电视剧产业的现状与走向[J].当代电视,2012.

[7]李盛龙.当前电视剧编剧体制的问题与思考[J].四川戏剧,2009.

[8]周振天.电视剧编剧的喃喃自语[J].当代电视,2012.

[9]路春艳.体制•权利•创作——对国内电视剧编剧困境的思考[J].艺术评论,2014.

[10]赵晖.用中国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论邹静之电视剧编剧艺术[J].当代电视,2015.

编剧范文篇4

关键词：影视艺术；综合特点；影视编剧；困难与挑战

随着近些年来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业都在面临着结构的转型，新时代也为这些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关人员应当意识到文化生活对于现代人民的重要性，通过结合当前的时代元素，创造出更好的影视作品，丰富人们的娱乐生活。对于在这一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需要从问题的根本出发，进行合理的解决，并且结合当前影视艺术的特点，更好地迎接时代的困难与挑战，一方面促进行业的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推动文化大繁荣。

一、影视艺术的综合特点

（一）综合性。对于影视艺术来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门学科，需要各个专业的人相互合作，加强沟通，最后才能完成一部影视作品的创作。换句话说，导演不仅要懂得如何导演，同时还需要了解一定的表演知识，才能更好地指导演员进行角色的演绎，录音不仅需要懂得录音，同时还可能会兼职摄影，才能够与摄影之间形成较好的配合。国外的影视教育主要都是综合性地学习，学生以后走上的工作岗位都是与自身的喜好与机遇相关。而国内的影视教育对于各个专业进行了细分，这种模式导致学生学习的专业过于单一，不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在进行专业课的学习时，要求各专业的能力过强，而其他专业的知识没有过多的要求，或者说要求较低，这导致学生知识掌握的局限性。因此对于当前的学生应当进行综合性的培养，才能更好地培育更多优秀的影视行业的人才，推动行业的发展与进步[1]。（二）实践性。当前的各高校在进行影视艺术的教育时，往往会忽略学生的实践，一些教师认为在校期间应该给学生讲解较多的理论知识，只有对理论有充分的理解，才能更好地去实践。但是实践教学对于影视教育是较为重要的，像学习表演的学生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去演绎一个角色，只有通过多次的训练，才能掌握表演的精髓。学习声乐的学生不仅需要知道发声的原理，还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自进行一个演唱的过程，才能对声乐进行系统性的学习。因此在当前的课堂上，教师应当注重影视实践教学的内容，通过多次实践，增强学生的专业能力，以后能够更好地做好工作，迎接工作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

二、影视编剧面对的困难与挑战

（一）影视圈的“碎片化”。当前的影视圈处于一种“碎片化”的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回归个体的“个体化”。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个人体验成为了一种较为重要的因素，自身特点成为了影视作品的出发点与归属，这导致严肃性从身边逐渐撤离，影视作品变得更加得缥缈，不可捉摸。因此影视圈的“碎片化”是当前影视编剧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只有更好地对作品进行演绎，对影视作品进行集中化，才能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丰富人们的日常娱乐生活。（二）经费的缺乏。对于当前的影视行业来说，尽管一些编剧工作者可以创作出许多较好的剧本，但是由于经费的缺乏，一些企业往往都会选择一些成本较低的影视作品，导致许多优秀的影视剧本受到搁置，这也大大地降低了编剧进行创作的积极性。而且当前的市场上竞争日渐激烈，在进行剧本的投资时也往往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如何选择一个好的剧本并且能够获得较大的收益对于相关人员来说是一个较难的问题。因此经费的缺乏在一定地程度上成为了影视编剧的困难与挑战，只有足够的经费，才能更好地调动编剧的创作积极性，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2]。

三、相关的解决方向

对于当前逐渐“个体化”“碎片化”的市场，需要有一种强烈的力量对公共文化进行整合，重塑一种新的社会合力。要做到发展文化的合力，就需要处理好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在影视作品的创作中，应当制定合理的原则，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在遵循国家思想道德的基础上，巩固旧共识，凝聚新共识。在进行影视编剧时，要抓住作品当中的真善美，让人们从作品当中去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重新拾起对生活的希望。同时在创作作品时，需要进行正确的三观的引导，并且通过遵循文化传统，一方面是对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另一方面是树立起人们的文化自信以及培养人们的文化意识。

四、结束语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影视艺术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对于相关的人员来说，应当从影视教育的根本出发，认识到影视艺术的综合特点，并且根据行业的发展趋势，找到当前编剧创作当中所存在的问题，并且通过合理的解决，促进行业的发展与进步。通过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弘扬正能量，帮助人们寻找生活中的真善美，树立人们的文化自信，更好地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丰富人们的娱乐生活。

参考文献：

[1]赖黎捷,赵红勋.“双一流”背景下地方高校影视教育的融合与分化[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8(01).

编剧范文篇5

关键词：网络文学；改编剧；粉丝经济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络文学作品的数量激增，网络文学的发展空前繁荣。由于网络文学资源的丰富，使当下影视剧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对网络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网络文学改编剧依靠网络文学作品庞大的粉丝基础以及互联网传播广的特性，能够兼收口碑与收视率，具有很强的商业价值。网络文学改编剧之所以能获得如此热度，离不开粉丝的推动，可以说网络文学改编剧的核心就是粉丝经济。

一、网络文学改编剧的传播优势

1.网络平台受众基础广泛。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提升，各行各业的发展都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网络平台的应用群体越来越广泛。“在大众传播研究中，受众指的是大众传媒的信息接受者或传播对象。受众是一个集合概念，最直观地体现为作为大众传媒信息接受者的社会人群，如书籍、报刊的读者，广播的听众或电影、电视的观众，网络媒体用户等。”由于人民的精神需求日益增长，而网络文学作品又具有互动性强的特点，可以吸引网络平台的广大受众，网络文学得益于互联网的传播速度以及网络平台的受众广泛，其影响力已经不只是拘泥于文学作品原有的粉丝圈内部，更是传播到了影视圈。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使得现代的年轻人更喜欢在移动终端收看影视剧，这些媒介为受众提供了观看平台，观众基础数量大，更为网络文学改编剧提供了发展平台。因为网络平台的受众基础广泛，网络文学改编剧一旦上线引发点击与讨论热度，就会吸引更多的受众，从而使得网络文学改编剧的传播范围更加广泛。2.粉丝推广，吸引更多受众。热门的网络文学作品本身就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当网络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网络文学改编剧时，这批原著的粉丝就会成为网络文学改编剧的观众，为网络文学改编剧的受众奠定基础。网络文学作品对比传统文学作品来说更加商业化，比较注重读者的体验感受，并且因为网络平台的高开放性，受众较为广泛，这些受众就为网络文学改编剧的收视率提供了一定的保证。互联网背景之下，运用营销手段已经成为现今文化产业传播的必然途径，营销手段可以增加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粉丝，并且能够激发粉丝的讨论积极性。出于对网络文学作品的追捧和喜爱，原著作品的粉丝肯定会对网络文学改编剧有自己的期待，也会对原著角色选角、剧情内容如何进行改编以及网络文学改编剧的拍摄地和场景布置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在微博等受众关注度比较高的网络平台进行宣传，使得网络文学改编剧成为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话题。原著的粉丝除了会在网络平台内部进行宣传和互动以外，还会与自己周边的朋友进行交流分享。网络平台的其他受众可能通过话题热度或者是周围朋友的讨论推荐，从而去关注网络文学改编剧，原著粉丝这样的推广宣传方式可以吸引到许多对网络文学改编剧内容感兴趣的受众。

二、网络文学改编剧粉丝的形象分析

1.粉丝地位发生转变。“以社群为核心的商业模式中的社群是指因某种共性而相互联结并且有一定边界的社会共同体”。社群的典型代表之一就是粉丝，网络文学改编剧使得粉丝的地位发生转变，粉丝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在移动智能端兴起之前，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观众只能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收看，对于影视剧的制作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等观看完影视剧之后也没有渠道对影视剧进行反馈，在这个时期，观众的地位是被动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移动智能端的兴起，网络平台为粉丝和影视剧制作方提供了交流平台，热门网络文学作品本身就拥有一批忠实粉丝，从网络文学改编剧立项开始，再到制作过程以及播出，这些环节都有粉丝的介入参与。粉丝会对网络文学改编剧的演员选择、剧情走向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在网络文学改编剧播出时还会制造热门话题，在网络社交平台吸引更多观众。粉丝对网络文学改编剧有较大的话语权，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者。2.粉丝构成的多维化。网络文学改编剧的粉丝构成比较多维化，由原著粉丝、明星粉丝以及剧粉构成。网络文学改编剧的原著粉丝基数大，对原著作品有较深的情感。原著粉丝对于网络文学改编剧的期待值较高，希望网络文学改编剧能够较好地还原网络文学作品的人物性格以及经典情节。如果网络文学改编剧能够超出原著粉丝的预期，那么原著粉丝就会自发地在网络平台上宣传。比如电视剧《琅琊榜》，这部剧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基本还原了百分之八十的原著小说，吸引了原著小说的书迷，为了呈现精美的场景，剧组有关部门提前半年时间就开始筹备，这部剧的主演邀请的都是实力派演员，对原著角色的还原度较高。剧情、场景以及角色都满足了原著粉丝的期望，原著粉丝就会主动宣传推荐，使得该剧成为低开高走的典范，该剧开播时的收视率并不高，到最后却能兼收口碑与收视率。现今许多网络文学改编剧为了保证收视率，就会选择邀请热度较高的明星来担任主演。对于网络文学改编剧来说，明星粉丝会自发宣传和造势，明星粉丝的组织性强，并且熟悉网络社交平台流程运作，是传播网络文学改编剧的重要力量。在网络文学改编剧拍摄前期，一旦官宣主演，明星的粉丝就会为自己的偶像宣传助威。等到网络文学改编剧开播后，明星粉丝更会贡献收视率和话题度，在网络社交平台掀起热度。例如，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该剧的男女主角杨洋、郑爽都是当红明星，该剧刚播出就掀起了收视狂潮，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男女主角的粉丝造就的。剧粉是网络文学改编剧粉丝构成中不确定因素最多的，但是剧粉也占观众数量的一大部分。剧粉如果因为影视剧的热度或者剧情片段被吸引，那么剧粉就会主动宣传，贡献热度。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原著作品的粉丝并不多，没有邀请当红流量明星，因此也没有强大的粉丝基础。但是这部剧精彩的剧情和演员精彩的表演，吸引了一大批剧粉，甚至因为电视剧的火爆，连带原著作品也被带火了。

三、网络文学改编剧的获利来源

1.网络平台与商业广告的变现。网络文学改编剧制作完成后，将会被电视台或者网络平台购买其播放版权，电视台或者网络平台根据网络文学改编剧的收视率和点击率，进行分账。网络文学改编剧获利还源于网络平台会员制，有网络平台会员的观众可观看的集数就多，而没有会员的观众可观看的集数就少，2019年暑期火爆网络的《陈情令》，还开创了付费超前点播的先例，观众可以提前付费就能直接点播观看到大结局。网络文学改编剧的另外重要收入来源还有商业广告的赞助费，广告赞助商会将自己的产品植入网络文学改编剧的道具或者剧情中，以达到营销产品的目的。这种投放广告的方式，增加了投放广告的数量，还具有多样性，能够减轻观众对于广告的排斥心理。2.衍生产业链的发展。互联网平台的不断发展，使得各个领域发展相通。网络文学改编剧出现在观众面前，带来的不仅是视觉上的体验，也会带动其他衍生品的生产。观众除了可以观看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剧，也能玩网络文学改编的游戏，甚至能够买到网络文学改编剧中的各种相关的周边产品。一部网络文学改编剧的爆火不但能带动相关衍生产品的发展，更能带火剧中出现的特色食品，比如2019年开播的网剧《长安十二时辰》就带火了西安的特色食品火晶柿子和水盆羊肉，粉丝们不但在购物平台上抢购，更带动了西安这座城市的旅游热度。网络文学改编剧带火演员的能力也是十分强大的，2019年暑期热播剧《亲爱的，热爱的》以及《陈情令》，不但剧集获得超高收视率，更是捧红了李现、肖战、王一博等一批演员，使他们成为了娱乐圈的顶级流量。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55.

[2]彭兰.网络传播概论（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47.

[3]张秋.粉丝经济视角下的泛娱乐IP[J].青年记者，2017（12）：84-85.

[4]闫伟华.网络文学IP热的成因、本质及影响[J].中国出版，2016（24）：37-41.

[5]李宇琪.网络文学IP改编的经济效益分析[J].现代商业，2019（2）：173-174.

[6]刘敏，徐璐璐.从网络文学看IP改编[J].现代商业，2019（30）：31-32.

编剧范文篇6

一

思考20世纪中国戏剧编剧的基本观念，有一个现象是不能不提及的，那就是编剧的思想出发点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流，尤其是经由这种合流，昭示了戏剧这种一直行走在中心与边缘之间、既因其文学的价值而得到充分肯定，又因其娱乐的价值备受歧视的特殊艺术样式全面融入主流社会，更值得思考。这一重大变化，其发端与其说在王国维，还不如说在梁启超。正是梁启超将中国艺术与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诉求转化为现代形态的启蒙理念，开启了将传统艺术与具有现代性的民主政治思想融为一体的先河。如同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梁启超倡导的“小说革命”所包含的“戏曲改良”运动以及此后的新文化运动，曾经直接影响了汪笑侬等人的京剧创作以及四川“川剧改良公会”等为主流社会所认同的戏剧行业组织的成立，这样的影响在20世纪初的十多年里渐次波及到各大中城市，所谓“戏曲改良”或者“改良戏曲”，也因之成为20世纪初中国戏剧领域最重要的关键词和最令人关注的声音。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仅仅是从更新戏剧表现内容的角度推动戏曲改良的，但它还隐含了更多的意义。它打破了长期以来主流文化界与戏剧艺人之间的隔膜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打破了清中叶以来由“花雅之争”肇始的文人与底层艺人分离、文人的戏剧观念与艺人的戏剧演出实践分离而刻意地形成的二元格局，从一个特殊角度在戏剧领域为文人与艺人的价值观找到了一个交集。因此，当梁启超强调要以他所说的包含戏剧在内的“小说”推动“群治”时，固然是受到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但就中国的特殊语境而言，也可以视为一代文人通过对戏剧功能的社会学重新阐释，努力打破文人与艺人在戏剧领域的隔绝状态的一种尝试。确实，就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识到戏剧艺术的现实功用的基础上，艺人在戏剧领域的自然存在状态不复存在了，至少在那些开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城市里，文人的戏剧与艺术观念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风潮越来越明显地在戏剧领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当然，即使新文化运动对戏剧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响主要是社会学的而非艺术学的，因为其影响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只及于促使戏剧与社会变革之间呈现更密切的关联。如果要从艺术的层面考虑，那么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主要领导人和拥戴者们，仍然坚守他们业已形成的审美趣味，这就使这一时期文化人对戏剧艺术的影响变得相当复杂，一方面，固然有像汪笑侬这样的致力于变革的京剧界领军人物，他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一大批京剧艺人尝试着寻求中国戏剧传统之外的新颖题材，而他们之大量利用欧洲近代历史题材编演时装新戏，显然是着眼于强化戏剧的社会改造功能，“采泰西史事，描写新戏，以耸动国人危亡之惧，起爱国之念”；[1]另一方面，就像作为新文化运动风潮之组成部分的四川“戏曲改良公会”的取向那样，它在成立之初就将赵熙高度古典化、很可能比当时流行于四川境内的所有戏剧演出都更接近于文人趣味的《情探》标举为戏剧改良的范本，以“改良川剧”之名向全川推广，足以说明这场社会运动中戏剧变异之实质。《情探》确实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川剧舞台上最受推崇的剧目，但事实上，我们从唱词华丽典雅、情感丰沛细腻的《情探》中很难找到它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如果说它在戏剧领域真正能起到什么作用，那就是它用组织化的形式使文人的戏剧创作得以成功地占据了戏剧舞台的中心位置，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文人们在戏剧价值取向上对艺人的强势地位，为其他编剧树立了一个极好的范本。至于晚清以来诸多新进知识分子的传奇杂剧创作，虽因报刊等现代传播手段的迅速发达而得以广泛流传，但因其主要只停留于案头，且读者的主体也只是极少数新潮文人，对一般编剧的影响，基本上可存而不论。

因此，采用欧西题材的创作，并不意味着编剧理论与观念的任何重要变化；更何况在新文化运动影响所能直接到达的范围内，文人介入舞台剧创作的结果，给这个行业带来的影响相当有限。真正重要的影响正如赵熙的创作所示，包括后来为梅兰芳等京剧名流编戏的罗瘿公、齐如山等人，他们在新文化运动提升了戏剧整体上的社会地位之后，成为帮助艺人们在精神上进入社会上层的桥梁。他们的作用，远远不限于单纯地传授知识与文化以丰富艺人们的学养，更关键的作用在于以其在纯粹艺术的层面上贴近艺人的实际行动，使得文人与艺人二元分离的格局逐渐趋于消弭。诚然，新文化运动对戏剧领域的影响还包括更丰富的内涵，比如说它促使各地陆续成立了一些颇具现代色彩的戏剧团体。艺人作为一个利益群体结成自己的组织，这里出现的变化是意味深长的。尽管作为戏剧行业整体利益代言人的行会组织，至迟到明代就已经在一些商业较发达的城市内存在，这些新出现的戏剧行业组织仍然因其组织化程度更高而颇引人注目。但无论是北京的梨园公会，天津的正乐育化社，虽然不再是纯粹的行会，但它的功能，仍与行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虽然各地建立了许多以适应时展与社会变迁为诉求的戏剧表演团体，但无论是广东的志士班，陕西的易俗社和山东的易俗新剧社等等，虽然其演剧每每以“新”相号召，但是在戏剧观念层面上，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戏剧的基本特征。就如欧阳予倩1919年创办南通伶工学校，1923年在广东创办戏剧研究所，以及20世纪中叶颇负盛名的夏声剧校和中华戏曲专科学校，都不足以导致戏剧的形式与内涵产生质的变化。因而，我们所看到的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戏剧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演剧形式与剧作，并不是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那些创作，在这个时期，如评剧的成兆才、川剧的黄吉安、京剧的翁偶虹等重要的剧作家的创作在舞台上风靡一时，左右着他们的编剧理论与观念，虽然完全不同于杂剧传奇的基本路向，但是仍然大致吻合于明清以来的地方戏传统。这些基本上迎合了普通观众以及颇受普通观众爱戴的知名艺人的趣味的剧作，包括秦腔的孙仁玉、李桐轩和范紫东等人与传统戏似远实近的作品，虽然在题材与主题方面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令传统戏的编剧理论、观念与技巧出现真正深刻的变异。甚至连汪笑侬、欧阳予倩等看起来得新文化运动风气之先的艺人，他们的创作，尤其是欧阳予倩的“红楼戏”，与其说比起以往的舞台演剧体现了更多的现代性内涵，还不如说显示出更大程度上的文人化趋向。

如果我们着眼于一般媒体的言论，尤其是关注戏剧的少数知识分子的倡言，20世纪上半叶戏剧理论与观念的变化不可谓不大，然而除了为戏剧创作增添了诸多当代与域外题材以外，从整体上看，戏剧领域的价值体系的变化，恰好可以用梅兰芳后来一度坚持的“移步不换形”来形容；这也是那些放言改革的剧作家和演员在当时的戏剧领域里真正的作为甚少，远远比不上为演员以及营业性的戏班写剧本的编剧以及主要演出传统剧目的著名演员的主要原因。比起后者，他们的冲击总显得只波及到戏剧的，而一般观众通过票房收益的高低得以表达的审美趣味，仍然对编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但1949年以后，情况却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戏剧表演团体的体制改革，或者说由于所有剧团在经过严格的登记制度以后，都渐渐成为国家直接或间接所有的、至少是受到政府控制的表演团体，这一变化的结果，是所有剧团在安排演出剧目时，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政府的直接指导与管控而不再由剧团根据票房的情况自行决定，从而使一般观众表达其审美取向的通道受到堵塞；同时，政府内少数掌握有话语权的部门负责人以及被政府所认可的戏剧专家的影响力，因之被无限放大，他们由此能够随意地左右着全国上下所有剧团的上演剧目。50年代初从政府到剧团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上演剧目贫乏”现象必然会导致艺人生活困难，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这种现象是如此经常且普遍地出现时，我们不难从中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除非政府愿意正视剧团的经营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剧团的演出收益很少得到剧团以及它的主管部门重视。而这决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量，它显示出政府对剧团的影响已经大到怎样的程度，这也间接地昭示了政府以及主流知识分子对戏剧创作的影响力。这里所说的影响，远远超出意识形态的层面。二

50年代以前，尤其是20年代以前，编剧在中国戏剧领域是否具有足够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关键在于戏剧舞台上有大量陈陈相因的传统剧目，这些剧目之所以可以称之为“传统剧目”，不仅由于它的题材是多少年来人们熟知的，而且，它的结构模式与表现手法，包括它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取向，也是人们所习惯的和公认的。从“戏改”开始，传统剧目以往拥有的无可置疑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对它的彻底改造成为当时的戏剧界以及戏剧管理部门最为核心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开展以来，“传统剧目”的所指，却是一个长期以来为研究者们忽视的问题。

应该承认，至少在50年代初，人们对“传统剧目”这个范畴的所指是有大致共识的。但假如我们仔细剖析这种共识，就会发现这种共识非常之复杂，它决非简单地以剧目的创作时间和表现内容为界；进一步说，一个剧目是否被称之为“传统剧目”，似乎并不能通过它的创作时间与所表现的内容简单地判定。具体而言，它既不是指1949年以前舞台上所有经常演出的剧目，也不是指表现民国以前历史文化内容为界的剧目。河北省和上海市开展的“传统剧目整理”工作都是典型代表，评剧和越剧这些诞生时间在民国年间的剧种，同样有许多被认定的“传统剧目”，而评剧里的《杨三姐告状》这类民国题材作品被认定为“传统剧目”[2]，则是从50年代初直至现在的惯例。与此同时，没有人将田汉的《新儿女英雄传》、《江汉渔歌》之类作品称为传统剧目。同是《水浒》题材的剧目，《林冲夜奔》固属传统剧目无疑，而《逼上梁山》虽然也称“旧剧”，却显然不在传统剧目之属。综上所述，50年代所谓“传统剧目”的概念，其实应该理解为一个融题材、艺术取向与创作的指导思想、价值理念为一体的文化范畴。至于对它的价值认定，更与这样的厘定相关。在这里，“传统”一词与新文化运动以来所称的“传统文化”中的“传统”含意不无相似，它包含了处于社会变动的特定时期赋予的特定含意——就像20世纪初以来激进知识分子话语中经常表现出的那样，所谓“传统”首先意味着它是需要经受审视与改造的对象，而很少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正面的价值。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戏剧领域最重要的三份政府文献——1948年11月23日华北《人民日报》社论、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的报道、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越来越清晰和明确地描述了这样的指向。基于这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立场的判断，“旧剧也和旧的文化教育的其他部门一样，是反动的旧的压迫阶级用以欺骗和压迫劳动群众的一种重要的阶级斗争的工具。”[3]用田汉的说法，对于这些“旧剧”的改造，“首先是进行最必要的消毒”[4]。虽然稍后对它如此严厉与否定的态度有所松弛，更多地考虑到它既包含了某种程度上的“民主性的精华”，同时也包含了某种程度上的“封建性的糟粕”，但按照“推陈出新”的理念，由于“这种遗产中许多部分曾被封建统治者用作麻醉毒害人民的工具，因此必须分别好坏加以取舍，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发展，才能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5]正因为它有着这种与生俱来的“原罪”，所以必须经过严格的甄别与改造，才能被允许存在。

对“传统剧目”的这种认识，虽然并非直接关涉到当代中国的编剧理念，却在很大程度上为编剧划定了一条底线。除非因为批判传统的政治成本与经济成本大大超过政府所能支付的极限——比如在1949年到1963年间，每当政府无法承受各地剧团与艺人因不能上演传统剧目而导致生计严重困难时，最为有效且屡试不爽的方法就是恢复传统剧目的上演——对于50年代以后的戏剧管理部门而言，传统剧目在舞台上的出现，总显得像是万不得已时的忍耐之举。至于对于剧作家们从事剧目创作的指导思想而言，如何使得自己的创作远离而不是肖似“传统剧目”，如何避免使作品显得“太传统”，就成为数十年来编剧们的自觉追求，这样的取向直到90年代中期始有所改变，而福建剧作家郑怀兴近年里对莆仙戏所做的“裱褙式整理”[6]，更成为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直到这里，对传统整体上长期以来凝固化的负面评价才有所变化

三

对传统剧目价值的深刻质疑，并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为对传统剧目大量采用的历史题材价值的否定。在中国戏剧史上，历史人物和事件一直是最重要的戏剧题材，50年代以后的戏剧创作同样如此，更不用说1949年以前，不仅传统戏主要以历史为题材，即使经历了晚清以来编演时装新戏的热潮，大多数剧种的保留剧目，仍然以历史题材为主。根据上海市传统剧目整理委员会京剧分会1956年提供的《京剧传统剧目初步材料》，当时上海京剧界所能够统计到的所有1731个剧目中，以辛亥革命以后的事件为题材的剧目只有52个，其余均为演绎从三代到清朝的历史故事的剧目。在所有1731个剧目里，其中有1129个标明是“五十年前之剧目”，大致是民国以前保留下来的传统剧目，而“近五十年之剧目”也即民国以来新编的剧目多达602个。在这批剧目里，以民国年间人事为题材的仅有52个剧目，也只占了不到十分之一。可见，即使是在因大量编演时装戏而被不无讥嘲地称为“海派”的上海京剧界，历史人物与故事也仍然是戏剧编剧最为心仪的题材。

但是，1949年以后戏剧理论与观念的变化，最早及于编剧的影响，却深刻地体现在历史题材创作领域，就像在延安时期，被称之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7]的并不是秦腔《血泪仇》或秧歌剧《兄妹开荒》之类当时的现实题材剧目，而是改编自传统题材的评剧《逼上梁山》。直到现在，有关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理论与观念，均以十分明确的历史主义为前提，而它的形成，并不是如同一般文献所引述的那样，源于60年代初以历史学家吴晗和知名文艺评论家李希凡为主要的对立双方，最后以茅盾的《论历史与历史剧》为总结的争论，而在远远早于它的另一次讨论，它恰恰处于50年代初传统剧目的价值受到强烈质疑的同样背景下。

从事后的情况看，当时并存的导致大量传统剧目受到否定的理由和未来主导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理念之间，存有不可回避的内在矛盾。如果说传统剧目的改造，出发点是在于要如何使得这些诞生于“封建主义”社会的剧目更符合新社会的政治与社会需求，以使之能够为构建新的意识形态服务，那么，有关历史题材创作不应该违背历史主义原则的要求，恰恰出现在对那些将历史题材服务于现实政治需求的剧目的批评中。50年代初这场对杨绍萱戏剧新作的“反历史主义”倾向的严厉批评，堪称1949年以后艺术领域第一场有规模的批判运动，它显然是以官方形象呈现在戏剧界面前的。对杨绍萱1949年以后创作的若干新剧目的严厉批评，集中于杨绍萱对传统题材政治化和现实化的、大幅度的改造，而主导杨绍萱改造《大名府》、《白兔记》以及《牛郎织女》等传统剧目的主要观念，包括用阶级斗争理论重新解释历史上的社会结构与人物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重新解释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以及用抗日战争时期有关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时要分清矛盾主次的理论为上述剧目增加民族纷争背景等等，显然不是当时环境下的戏剧理论家们所敢于置喙的。因此，对杨绍萱的批评，只能集中于他作品中描述的事件与人物性格（包括人物的语言风格）与历史可能性之间的背离——严格地说，任何历史题材创作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背离史实，因此这样的指责实在很难服人——在没有任何的理论资源可资借用的场合，“知识”成为用以对抗流行政治理论的最后的武器；由此衍生出的历史剧创作基本原则，则不可思议地将“历史真实”作为历史题材创作最基本的要求，由此深刻影响着20世纪后半叶历史题材戏剧创作。90年代以后对发端于电视剧领域的历史题材“戏说”创作路向更严厉的批评，其理论根源，也在于此。

事实上杨绍萱的若干创作思想，比如说他曾经设想将传统戏《一捧雪》里的莫成改为“为了支持反抗严嵩专政的运动”而死，以此来“丰满”他的形象的理路，在此后改编传统题材时经常为人们运用，更不用说他为了使之符合即时的政治需求而大幅度地改变古代社会的事件与人物，以古代生活题材为现实政治所用（比如改写牛郎织女的故事以“反映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的创作方法，在以后的戏剧创作中一直是一种通例。但有关历史剧应该做到“不违背历史真实”以及“应该忠实地反映历史真实”[8]的要求，却刻意地避免与他的这种事实上最应该质疑的创作思想正面冲突，藉着从戏剧之外，尤其是从中国戏剧传统之外引入的一种非戏剧、非艺术的价值，置换延安时代以来一度统治着戏剧领域的以戏剧服务于现实政治目的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虽是用心良苦，却包含了很多政治与艺术的无奈，因而也留下许多遗憾。事过境迁之后，我们当可以更客观地给予这场争论以公正的评价，如果说杨绍萱的创作确实包含了对传统戏剧题材完全基于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倾向的、粗暴的戕害，这种将历史（包括在民间经年流传的神话）事件与人物与今人今事做简单化和浅薄的影射与比附的创作，既无趣又意味着政治对艺术的强暴，实在不值得同情的话，那么，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光未然、何其芳等人对他的批判，尤其是由这场批判得以确立的所谓历史题材创作的“历史主义原则”，同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此后数十年的戏剧创作。它之成为后来的编剧创作历史题材剧目的基本的艺术立场，导致原本应该在知识学范畴之外确立其人类价值的戏剧创作，被严格地局限在知性的范围之内，戏剧创作中想象和虚构的存在空间与意义，也就因之遭受到最大限度的挤压。

恰由于理论与批评的巨大影响力，戏剧作家在从事历史题材创作时才会感受到极大的压力，才不得不时时顾及抱着史著环伺在侧的批评家，局限于历史主义原则所能够允许的非常狭窄的空间内开展创作。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题材戏剧创作的历史主义原则的确立，其益不知何在，其弊不一而足。这一原则在此后数十年里对编剧的深刻影响，还亟待进一步反思。

四

尽管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戏剧舞台上，历史题材的剧目（包括创作剧目与传统剧目）占据了绝对的多数，但是最受重视和得到最多鼓励的却是现实题材创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实题材的戏剧创作在整个20世纪都受到特殊的重视，这种重视并不自50年代始，甚至也并非始于延安时期。如前所述，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曾经催生了一大批现实题材剧目，除了相当一部分案头戏以外，同时有大量剧目在普通剧院的舞台上演且受到一般观众欢迎，它们被媒体称为“时装戏”或“时事戏”，主要出现在开放较早的城市地区，其中又尤其以租界为甚。以当代政治社会现象为题材的创作之受到20世纪戏剧创作的重视，部分是缘于戏剧艺术在整体上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但是20世纪后半叶得到特殊重视的“现代戏”创作还有特定的内涵。这一内涵，正如1958年风靡一时的“歌颂，回忆革命史”的口号所昭示的那样，基本上包含了两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赞颂，也即对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给予热情的颂扬，当然，这些好人好事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同时作为构筑戏剧性的重要元素，就是对“暗藏”的“阶级敌人”的高度警惕和揭露，以及对那些“落后分子”的批评教育；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前辈前赴后继”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的歌颂。同时还需要做一点补充说明：正如拙著曾经几度提及的那样[9]，20世纪后半叶对“现代戏”的重视，并不是一般地强调与提倡现实题材的创作，事实上一些非常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戏剧作品，如50年代中期出现的话剧《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和70年代末出现的豫剧《谎祸》等，恰恰是同一时期遭受到最严厉批判的作品，“”期间曾经招致多位戏剧家遭受残酷迫害的晋剧《三上桃峰》和湘剧《园丁之歌》，也并未因为它们是“现代戏”而得到赦免。因此，如果一般地考虑现实题材的戏剧创作，以及一般地讨论现实题材剧目创作的意义，并不能真正理解支配着20世纪后半叶的现代戏创作的那些基本理论与观念。

20世纪后半叶“现代戏”之所以得到特殊重视与倡导，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剧目可以更方便地使戏剧服务于即时的政治宣传需要以及“教育群众”的需要，在这里我们看到，50年代初在历史题材剧目创作中曾经受到严厉批评的戏剧观念，原封不动地出现在现实题材创作中时，不仅没有遇到理论上任何抵抗，而且还一直大行其道。所谓“现代剧目和政治结合，和生产结合”[10]，最直观地说明了20世纪后半叶政府提倡“现代戏”的真实意图。

20世纪后半叶的现代戏地位急剧提高，它的背后的理论支撑十分重要。除了将戏剧当作政治宣传工具的功利主义艺术观以外，支配着50年代以后的现代戏创作的理论观念与此前的“时装新戏”时代还有关键性的差异，这就是从这个时代始，现代戏创作更被视为戏剧发展的必经之路。如同张庚1956年批评的那样，“这种提法是有一个前提的：只有表现了现代生活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表现古代生活是不能够的，因为只有表现现代生活的艺术才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张庚接着指出，“这种理论很幼稚，但非常普遍，势力也很大”[11]，确实，它是促使1958年以后的几年里现实题材剧目泛滥成灾的主要理论动力之一；但还有更重要也更有影响力的观点，则是如诸多戏剧理论家反复强调的那样，认为社会变化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不会继续欣赏主要表现古代题材的传统剧目，因此，现代戏创作不仅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同时也被解释为观众的需要，进而是戏剧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用刘芝明的话说，“戏曲是在旧社会产生出来的艺术形式，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由戏曲艺术家们在长期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形式，过去同群众、同民间接触比较多，为广大劳动人民所热爱。在内容上，表现了旧社会中的生活，暴露了社会的黑暗，歌颂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和善良性格。但是，社会向前发展了，因此在戏曲艺术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戏曲形式如何向前发展，并且如何能够反映新的社会、新的伟大时代？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那末，戏曲就存在危机”。[12]尽管现实一次又一次断然否定了按照某些官方认可的政治教条创作的“现代戏”将会得到更多“觉悟提高了的群众”的支持与爱好的可能性，但由于对“现代戏”的价值与前景的判断，直接关乎现实政治领域的是非曲直，在政治领域缺乏公共舆论存在的自由空间的环境里，理性与清醒的判断，也就难以存在。

正是由于现实题材创作特殊的敏感性，它也因之受到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外力干预，涉及到政治与道德两个方面的严格控制，始终存在于现代戏创作过程之中。这里所说的政治方面的控制，包括在涉及到现、当代重要的事件与人物的场合，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当时的执政者所认定的历史叙述模式；必须尽可能避免以任何形式直接和间接地批评当局，包括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那些已经失势并被判定为阶级敌人或他们“在党内的人”的前任政府要员除外；当然，在每一时期，都会有一些敏感话题与事件，是严禁剧作家们涉及的。事实上，剧作家们在处理现实题材时，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考虑到要使作品符合主流媒体出于政治目的经过精心矫饰的社会性状描述，并且由此引申出对执政者权力合法性的默认乃至对现实的社会发展状况与民众生活的高度评价。这里所说的道德方面的控制，核心当然是指对于“正面人物”的道德操守必须给予尽可能完美的描述，无论是在政治生活还是在私生活中，都不能予以随意化处理；在处理正面人物的两性关系时，更是必须时时注意到不能超越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限度；至于以所谓“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两分法为基础构筑戏剧矛盾的模式，虽然从80年代中期以后渐渐失去了以前那样充斥于几乎所有作品之中的普适性，但始终有着足够的影响。而且，即使在近年里，时代流行的对现实社会始终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普遍丧失了信奉者，现实社会中形形色色致力于“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反面人物”也渐渐开始退出舞台，但对“正面人物”也即“英雄人物”的塑造仍然是现实题材剧目的创作重点，而描写这类人物时的困难自不待言。

由于现代戏创作恰恰是主流意识形态最希望加以充分利用的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可供戏剧理论与批评调用的政治资源远远多于针对其他题材剧目创作的评价，因而也就有可能形成最有力的影响。当然，尽管流行的戏剧理论与批评最关注现实题材创作，但由于在这个领域真正居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政治的而非艺术的考量。在一个泛政治化的语境里，戏剧理论家们自由发挥的空间很有限，而有关现代戏的批评，也往往集中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批评，这使得现代戏创作注定会最经常与直接地受到政治教条的左右，戏剧理论与批评的影响力，即使经常包含有艺术的内涵，也很容易为政治化的判断遮蔽。因此，有关现代戏的创作理念，迄今未能形成如同历史剧创作中的历史主义那样具有独断性的、原则性的戒律，可惜，这并没有赋予剧作家创作现代戏更大的自由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对现代戏的现实功利价值的期许，既是它之受到特殊重视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恰是妨碍它取得应有的成就以及赢得公众兴趣的根本原因。由于现实题材的创作受到上述各种掣肘，使它成为晚近五十多年来中国戏剧领域成就最小的一类创作，然而人们对它的价值与前景的期待，并不因此而减退。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直至具体到为宣传某一新颁布的政策而创作，这样的动机一直困扰着现实题材剧目创作，困扰着剧作家。当然，客观地看，随着80年代中叶以后出现的社会转型与部分领域内泛政治化程度逐渐减退的趋势，现实题材创作似乎正在呈现出一定的活力，而长期以来为剧作家们固守的那些政治教条，也不复拥有此前的统治力。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要让现代题材剧目成为戏剧创作与演出的主体，甚至要想让它与传统剧目以及历史题材剧目平分秋色，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戏剧进程中充满变数，它不仅总是受到社会政治局势的影响，本身也曾经经历诸多突发事件与曲折往返。尽管经过如此复杂的演变，由于50年代初形成的过于依赖政府行政当局的戏剧格局并未有根本变化，在那个时代基本成型的戏剧理论与观念，也一直对戏剧创作产生着持续不断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戏剧创作中目前仍然存在的诸多凝固与僵化现象的最终原因。很难相信在戏剧体制没有质的变化的前提下，这样的状况会出现突转。尽管如此，深受理论与批评影响的当代中国戏剧发展历程，仍然是一个有研究价值的个案，足以令我们对艺术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复杂互动，萌生更深层的认知与理解。

[1]陈去病：《致汪笑侬书》，《中国京剧史》上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页306。

[2]参见《河北省地方戏曲传统剧目已抄录的剧目》，《中国戏曲志•河北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3年），页753。

[3]《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华北《人民日报》1948年11月23日社论，《中国戏曲志•河北卷》，页718－720。

[4]田汉：《为爱国主义的人民新戏曲而奋斗》，《中国戏曲志•北京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9年），页1321。

[5]《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1951年5月5日），《中国戏曲志•北京卷》，页1328。

[6]参见郑怀兴：《从一个剧团的兴衰看戏剧的原创与传统》，《上海戏剧》2003年第11、12期，页29－31。

[7]《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国戏曲志•陕西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5年），页844。

[8]《中央人民政府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北京卷》，页1314－1315。

[9]傅谨：《现代戏的陷阱》，《福建艺术》，2001年第3期；傅谨：《新中国戏剧史》（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10]刘芝明：《为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戏曲而奋斗——1958年7月14日在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戏剧报》，1958年第15期。

编剧范文篇7

一

思考20世纪中国戏剧编剧的基本观念，有一个现象是不能不提及的，那就是编剧的思想出发点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流，尤其是经由这种合流，昭示了戏剧这种一直行走在中心与边缘之间、既因其文学的价值而得到充分肯定，又因其娱乐的价值备受歧视的特殊艺术样式全面融入主流社会，更值得思考。这一重大变化，其发端与其说在王国维，还不如说在梁启超。正是梁启超将中国艺术与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诉求转化为现代形态的启蒙理念，开启了将传统艺术与具有现代性的民主政治思想融为一体的先河。如同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梁启超倡导的“小说革命”所包含的“戏曲改良”运动以及此后的新文化运动，曾经直接影响了汪笑侬等人的京剧创作以及四川“川剧改良公会”等为主流社会所认同的戏剧行业组织的成立，这样的影响在20世纪初的十多年里渐次波及到各大中城市，所谓“戏曲改良”或者“改良戏曲”，也因之成为20世纪初中国戏剧领域最重要的关键词和最令人关注的声音。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仅仅是从更新戏剧表现内容的角度推动戏曲改良的，但它还隐含了更多的意义。它打破了长期以来主流文化界与戏剧艺人之间的隔膜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打破了清中叶以来由“花雅之争”肇始的文人与底层艺人分离、文人的戏剧观念与艺人的戏剧演出实践分离而刻意地形成的二元格局，从一个特殊角度在戏剧领域为文人与艺人的价值观找到了一个交集。因此，当梁启超强调要以他所说的包含戏剧在内的“小说”推动“群治”时，固然是受到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但就中国的特殊语境而言，也可以视为一代文人通过对戏剧功能的社会学重新阐释，努力打破文人与艺人在戏剧领域的隔绝状态的一种尝试。确实，就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识到戏剧艺术的现实功用的基础上，艺人在戏剧领域的自然存在状态不复存在了，至少在那些开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城市里，文人的戏剧与艺术观念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风潮越来越明显地在戏剧领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当然，即使新文化运动对戏剧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响主要是社会学的而非艺术学的，因为其影响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只及于促使戏剧与社会变革之间呈现更密切的关联。如果要从艺术的层面考虑，那么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主要领导人和拥戴者们，仍然坚守他们业已形成的审美趣味，这就使这一时期文化人对戏剧艺术的影响变得相当复杂，一方面，固然有像汪笑侬这样的致力于变革的京剧界领军人物，他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一大批京剧艺人尝试着寻求中国戏剧传统之外的新颖题材，而他们之大量利用欧洲近代历史题材编演时装新戏，显然是着眼于强化戏剧的社会改造功能，“采泰西史事，描写新戏，以耸动国人危亡之惧，起爱国之念”；[1]另一方面，就像作为新文化运动风潮之组成部分的四川“戏曲改良公会”的取向那样，它在成立之初就将赵熙高度古典化、很可能比当时流行于四川境内的所有戏剧演出都更接近于文人趣味的《情探》标举为戏剧改良的范本，以“改良川剧”之名向全川推广，足以说明这场社会运动中戏剧变异之实质。《情探》确实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川剧舞台上最受推崇的剧目，但事实上，我们从唱词华丽典雅、情感丰沛细腻的《情探》中很难找到它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如果说它在戏剧领域真正能起到什么作用，那就是它用组织化的形式使文人的戏剧创作得以成功地占据了戏剧舞台的中心位置，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文人们在戏剧价值取向上对艺人的强势地位，为其他编剧树立了一个极好的范本。至于晚清以来诸多新进知识分子的传奇杂剧创作，虽因报刊等现代传播手段的迅速发达而得以广泛流传，但因其主要只停留于案头，且读者的主体也只是极少数新潮文人，对一般编剧的影响，基本上可存而不论。

因此，采用欧西题材的创作，并不意味着编剧理论与观念的任何重要变化；更何况在新文化运动影响所能直接到达的范围内，文人介入舞台剧创作的结果，给这个行业带来的影响相当有限。真正重要的影响正如赵熙的创作所示，包括后来为梅兰芳等京剧名流编戏的罗瘿公、齐如山等人，他们在新文化运动提升了戏剧整体上的社会地位之后，成为帮助艺人们在精神上进入社会上层的桥梁。他们的作用，远远不限于单纯地传授知识与文化以丰富艺人们的学养，更关键的作用在于以其在纯粹艺术的层面上贴近艺人的实际行动，使得文人与艺人二元分离的格局逐渐趋于消弭。诚然，新文化运动对戏剧领域的影响还包括更丰富的内涵，比如说它促使各地陆续成立了一些颇具现代色彩的戏剧团体。艺人作为一个利益群体结成自己的组织，这里出现的变化是意味深长的。尽管作为戏剧行业整体利益代言人的行会组织，至迟到明代就已经在一些商业较发达的城市内存在，这些新出现的戏剧行业组织仍然因其组织化程度更高而颇引人注目。但无论是北京的梨园公会，天津的正乐育化社，虽然不再是纯粹的行会，但它的功能，仍与行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虽然各地建立了许多以适应时展与社会变迁为诉求的戏剧表演团体，但无论是广东的志士班，陕西的易俗社和山东的易俗新剧社等等，虽然其演剧每每以“新”相号召，但是在戏剧观念层面上，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戏剧的基本特征。就如欧阳予倩1919年创办南通伶工学校，1923年在广东创办戏剧研究所，以及20世纪中叶颇负盛名的夏声剧校和中华戏曲专科学校，都不足以导致戏剧的形式与内涵产生质的变化。因而，我们所看到的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戏剧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演剧形式与剧作，并不是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那些创作，在这个时期，如评剧的成兆才、川剧的黄吉安、京剧的翁偶虹等重要的剧作家的创作在舞台上风靡一时，左右着他们的编剧理论与观念，虽然完全不同于杂剧传奇的基本路向，但是仍然大致吻合于明清以来的地方戏传统。这些基本上迎合了普通观众以及颇受普通观众爱戴的知名艺人的趣味的剧作，包括秦腔的孙仁玉、李桐轩和范紫东等人与传统戏似远实近的作品，虽然在题材与主题方面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令传统戏的编剧理论、观念与技巧出现真正深刻的变异。甚至连汪笑侬、欧阳予倩等看起来得新文化运动风气之先的艺人，他们的创作，尤其是欧阳予倩的“红楼戏”，与其说比起以往的舞台演剧体现了更多的现代性内涵，还不如说显示出更大程度上的文人化趋向。

如果我们着眼于一般媒体的言论，尤其是关注戏剧的少数知识分子的倡言，20世纪上半叶戏剧理论与观念的变化不可谓不大，然而除了为戏剧创作增添了诸多当代与域外题材以外，从整体上看，戏剧领域的价值体系的变化，恰好可以用梅兰芳后来一度坚持的“移步不换形”来形容；这也是那些放言改革的剧作家和演员在当时的戏剧领域里真正的作为甚少，远远比不上为演员以及营业性的戏班写剧本的编剧以及主要演出传统剧目的著名演员的主要原因。比起后者，他们的冲击总显得只波及到戏剧的，而一般观众通过票房收益的高低得以表达的审美趣味，仍然对编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但1949年以后，情况却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戏剧表演团体的体制改革，或者说由于所有剧团在经过严格的登记制度以后，都渐渐成为国家直接或间接所有的、至少是受到政府控制的表演团体，这一变化的结果，是所有剧团在安排演出剧目时，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政府的直接指导与管控而不再由剧团根据票房的情况自行决定，从而使一般观众表达其审美取向的通道受到堵塞；同时，政府内少数掌握有话语权的部门负责人以及被政府所认可的戏剧专家的影响力，因之被无限放大，他们由此能够随意地左右着全国上下所有剧团的上演剧目。50年代初从政府到剧团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上演剧目贫乏”现象必然会导致艺人生活困难，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这种现象是如此经常且普遍地出现时，我们不难从中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除非政府愿意正视剧团的经营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剧团的演出收益很少得到剧团以及它的主管部门重视。而这决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量，它显示出政府对剧团的影响已经大到怎样的程度，这也间接地昭示了政府以及主流知识分子对戏剧创作的影响力。这里所说的影响，远远超出意识形态的层面。

二

50年代以前，尤其是20年代以前，编剧在中国戏剧领域是否具有足够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关键在于戏剧舞台上有大量陈陈相因的传统剧目，这些剧目之所以可以称之为“传统剧目”，不仅由于它的题材是多少年来人们熟知的，而且，它的结构模式与表现手法，包括它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取向，也是人们所习惯的和公认的。从“戏改”开始，传统剧目以往拥有的无可置疑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对它的彻底改造成为当时的戏剧界以及戏剧管理部门最为核心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开展以来，“传统剧目”的所指，却是一个长期以来为研究者们忽视的问题。

应该承认，至少在50年代初，人们对“传统剧目”这个范畴的所指是有大致共识的。但假如我们仔细剖析这种共识，就会发现这种共识非常之复杂，它决非简单地以剧目的创作时间和表现内容为界；进一步说，一个剧目是否被称之为“传统剧目”，似乎并不能通过它的创作时间与所表现的内容简单地判定。具体而言，它既不是指1949年以前舞台上所有经常演出的剧目，也不是指表现民国以前历史文化内容为界的剧目。河北省和上海市开展的“传统剧目整理”工作都是典型代表，评剧和越剧这些诞生时间在民国年间的剧种，同样有许多被认定的“传统剧目”，而评剧里的《杨三姐告状》这类民国题材作品被认定为“传统剧目”[2]，则是从50年代初直至现在的惯例。与此同时，没有人将田汉的《新儿女英雄传》、《江汉渔歌》之类作品称为传统剧目。同是《水浒》题材的剧目，《林冲夜奔》固属传统剧目无疑，而《逼上梁山》虽然也称“旧剧”，却显然不在传统剧目之属。综上所述，50年代所谓“传统剧目”的概念，其实应该理解为一个融题材、艺术取向与创作的指导思想、价值理念为一体的文化范畴。至于对它的价值认定，更与这样的厘定相关。在这里，“传统”一词与新文化运动以来所称的“传统文化”中的“传统”含意不无相似，它包含了处于社会变动的特定时期赋予的特定含意——就像20世纪初以来激进知识分子话语中经常表现出的那样，所谓“传统”首先意味着它是需要经受审视与改造的对象，而很少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正面的价值。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戏剧领域最重要的三份政府文献——1948年11月23日华北《人民日报》社论、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的报道、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越来越清晰和明确地描述了这样的指向。基于这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立场的判断，“旧剧也和旧的文化教育的其他部门一样，是反动的旧的压迫阶级用以欺骗和压迫劳动群众的一种重要的阶级斗争的工具。”[3]用田汉的说法，对于这些“旧剧”的改造，“首先是进行最必要的消毒”[4]。虽然稍后对它如此严厉与否定的态度有所松弛，更多地考虑到它既包含了某种程度上的“民主性的精华”，同时也包含了某种程度上的“封建性的糟粕”，但按照“推陈出新”的理念，由于“这种遗产中许多部分曾被封建统治者用作麻醉毒害人民的工具，因此必须分别好坏加以取舍，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发展，才能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5]正因为它有着这种与生俱来的“原罪”，所以必须经过严格的甄别与改造，才能被允许存在。

对“传统剧目”的这种认识，虽然并非直接关涉到当代中国的编剧理念，却在很大程度上为编剧划定了一条底线。除非因为批判传统的政治成本与经济成本大大超过政府所能支付的极限——比如在1949年到1963年间，每当政府无法承受各地剧团与艺人因不能上演传统剧目而导致生计严重困难时，最为有效且屡试不爽的方法就是恢复传统剧目的上演——对于50年代以后的戏剧管理部门而言，传统剧目在舞台上的出现，总显得像是万不得已时的忍耐之举。至于对于剧作家们从事剧目创作的指导思想而言，如何使得自己的创作远离而不是肖似“传统剧目”，如何避免使作品显得“太传统”，就成为数十年来编剧们的自觉追求，这样的取向直到90年代中期始有所改变，而福建剧作家郑怀兴近年里对莆仙戏所做的“裱褙式整理”[6]，更成为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直到这里，对传统整体上长期以来凝固化的负面评价才有所变化

三

对传统剧目价值的深刻质疑，并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为对传统剧目大量采用的历史题材价值的否定。在中国戏剧史上，历史人物和事件一直是最重要的戏剧题材，50年代以后的戏剧创作同样如此，更不用说1949年以前，不仅传统戏主要以历史为题材，即使经历了晚清以来编演时装新戏的热潮，大多数剧种的保留剧目，仍然以历史题材为主。根据上海市传统剧目整理委员会京剧分会1956年提供的《京剧传统剧目初步材料》，当时上海京剧界所能够统计到的所有1731个剧目中，以辛亥革命以后的事件为题材的剧目只有52个，其余均为演绎从三代到清朝的历史故事的剧目。在所有1731个剧目里，其中有1129个标明是“五十年前之剧目”，大致是民国以前保留下来的传统剧目，而“近五十年之剧目”也即民国以来新编的剧目多达602个。在这批剧目里，以民国年间人事为题材的仅有52个剧目，也只占了不到十分之一。可见，即使是在因大量编演时装戏而被不无讥嘲地称为“海派”的上海京剧界，历史人物与故事也仍然是戏剧编剧最为心仪的题材。

但是，1949年以后戏剧理论与观念的变化，最早及于编剧的影响，却深刻地体现在历史题材创作领域，就像在延安时期，被称之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7]的并不是秦腔《血泪仇》或秧歌剧《兄妹开荒》之类当时的现实题材剧目，而是改编自传统题材的评剧《逼上梁山》。直到现在，有关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理论与观念，均以十分明确的历史主义为前提，而它的形成，并不是如同一般文献所引述的那样，源于60年代初以历史学家吴晗和知名文艺评论家李希凡为主要的对立双方，最后以茅盾的《论历史与历史剧》为总结的争论，而在远远早于它的另一次讨论，它恰恰处于50年代初传统剧目的价值受到强烈质疑的同样背景下。

从事后的情况看，当时并存的导致大量传统剧目受到否定的理由和未来主导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理念之间，存有不可回避的内在矛盾。如果说传统剧目的改造，出发点是在于要如何使得这些诞生于“封建主义”社会的剧目更符合新社会的政治与社会需求，以使之能够为构建新的意识形态服务，那么，有关历史题材创作不应该违背历史主义原则的要求，恰恰出现在对那些将历史题材服务于现实政治需求的剧目的批评中。50年代初这场对杨绍萱戏剧新作的“反历史主义”倾向的严厉批评，堪称1949年以后艺术领域第一场有规模的批判运动，它显然是以官方形象呈现在戏剧界面前的。对杨绍萱1949年以后创作的若干新剧目的严厉批评，集中于杨绍萱对传统题材政治化和现实化的、大幅度的改造，而主导杨绍萱改造《大名府》、《白兔记》以及《牛郎织女》等传统剧目的主要观念，包括用阶级斗争理论重新解释历史上的社会结构与人物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重新解释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以及用抗日战争时期有关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时要分清矛盾主次的理论为上述剧目增加民族纷争背景等等，显然不是当时环境下的戏剧理论家们所敢于置喙的。因此，对杨绍萱的批评，只能集中于他作品中描述的事件与人物性格（包括人物的语言风格）与历史可能性之间的背离——严格地说，任何历史题材创作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背离史实，因此这样的指责实在很难服人——在没有任何的理论资源可资借用的场合，“知识”成为用以对抗流行政治理论的最后的武器；由此衍生出的历史剧创作基本原则，则不可思议地将“历史真实”作为历史题材创作最基本的要求，由此深刻影响着20世纪后半叶历史题材戏剧创作。90年代以后对发端于电视剧领域的历史题材“戏说”创作路向更严厉的批评，其理论根源，也在于此。

事实上杨绍萱的若干创作思想，比如说他曾经设想将传统戏《一捧雪》里的莫成改为“为了支持反抗严嵩专政的运动”而死，以此来“丰满”他的形象的理路，在此后改编传统题材时经常为人们运用，更不用说他为了使之符合即时的政治需求而大幅度地改变古代社会的事件与人物，以古代生活题材为现实政治所用（比如改写牛郎织女的故事以“反映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的创作方法，在以后的戏剧创作中一直是一种通例。但有关历史剧应该做到“不违背历史真实”以及“应该忠实地反映历史真实”[8]的要求，却刻意地避免与他的这种事实上最应该质疑的创作思想正面冲突，藉着从戏剧之外，尤其是从中国戏剧传统之外引入的一种非戏剧、非艺术的价值，置换延安时代以来一度统治着戏剧领域的以戏剧服务于现实政治目的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虽是用心良苦，却包含了很多政治与艺术的无奈，因而也留下许多遗憾。事过境迁之后，我们当可以更客观地给予这场争论以公正的评价，如果说杨绍萱的创作确实包含了对传统戏剧题材完全基于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倾向的、粗暴的戕害，这种将历史（包括在民间经年流传的神话）事件与人物与今人今事做简单化和浅薄的影射与比附的创作，既无趣又意味着政治对艺术的强暴，实在不值得同情的话，那么，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光未然、何其芳等人对他的批判，尤其是由这场批判得以确立的所谓历史题材创作的“历史主义原则”，同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此后数十年的戏剧创作。它之成为后来的编剧创作历史题材剧目的基本的艺术立场，导致原本应该在知识学范畴之外确立其人类价值的戏剧创作，被严格地局限在知性的范围之内，戏剧创作中想象和虚构的存在空间与意义，也就因之遭受到最大限度的挤压。

恰由于理论与批评的巨大影响力，戏剧作家在从事历史题材创作时才会感受到极大的压力，才不得不时时顾及抱着史著环伺在侧的批评家，局限于历史主义原则所能够允许的非常狭窄的空间内开展创作。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题材戏剧创作的历史主义原则的确立，其益不知何在，其弊不一而足。这一原则在此后数十年里对编剧的深刻影响，还亟待进一步反思。

四

尽管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戏剧舞台上，历史题材的剧目（包括创作剧目与传统剧目）占据了绝对的多数，但是最受重视和得到最多鼓励的却是现实题材创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实题材的戏剧创作在整个20世纪都受到特殊的重视，这种重视并不自50年代始，甚至也并非始于延安时期。如前所述，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曾经催生了一大批现实题材剧目，除了相当一部分案头戏以外，同时有大量剧目在普通剧院的舞台上演且受到一般观众欢迎，它们被媒体称为“时装戏”或“时事戏”，主要出现在开放较早的城市地区，其中又尤其以租界为甚。以当代政治社会现象为题材的创作之受到20世纪戏剧创作的重视，部分是缘于戏剧艺术在整体上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但是20世纪后半叶得到特殊重视的“现代戏”创作还有特定的内涵。这一内涵，正如1958年风靡一时的“歌颂，回忆革命史”的口号所昭示的那样，基本上包含了两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赞颂，也即对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给予热情的颂扬，当然，这些好人好事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同时作为构筑戏剧性的重要元素，就是对“暗藏”的“阶级敌人”的高度警惕和揭露，以及对那些“落后分子”的批评教育；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前辈前赴后继”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的歌颂。同时还需要做一点补充说明：正如拙著曾经几度提及的那样[9]，20世纪后半叶对“现代戏”的重视，并不是一般地强调与提倡现实题材的创作，事实上一些非常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戏剧作品，如50年代中期出现的话剧《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和70年代末出现的豫剧《谎祸》等，恰恰是同一时期遭受到最严厉批判的作品，“”期间曾经招致多位戏剧家遭受残酷迫害的晋剧《三上桃峰》和湘剧《园丁之歌》，也并未因为它们是“现代戏”而得到赦免。因此，如果一般地考虑现实题材的戏剧创作，以及一般地讨论现实题材剧目创作的意义，并不能真正理解支配着20世纪后半叶的现代戏创作的那些基本理论与观念。

20世纪后半叶“现代戏”之所以得到特殊重视与倡导，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剧目可以更方便地使戏剧服务于即时的政治宣传需要以及“教育群众”的需要，在这里我们看到，50年代初在历史题材剧目创作中曾经受到严厉批评的戏剧观念，原封不动地出现在现实题材创作中时，不仅没有遇到理论上任何抵抗，而且还一直大行其道。所谓“现代剧目和政治结合，和生产结合”[10]，最直观地说明了20世纪后半叶政府提倡“现代戏”的真实意图。

20世纪后半叶的现代戏地位急剧提高，它的背后的理论支撑十分重要。除了将戏剧当作政治宣传工具的功利主义艺术观以外，支配着50年代以后的现代戏创作的理论观念与此前的“时装新戏”时代还有关键性的差异，这就是从这个时代始，现代戏创作更被视为戏剧发展的必经之路。如同张庚1956年批评的那样，“这种提法是有一个前提的：只有表现了现代生活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表现古代生活是不能够的，因为只有表现现代生活的艺术才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张庚接着指出，“这种理论很幼稚，但非常普遍，势力也很大”[11]，确实，它是促使1958年以后的几年里现实题材剧目泛滥成灾的主要理论动力之一；但还有更重要也更有影响力的观点，则是如诸多戏剧理论家反复强调的那样，认为社会变化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不会继续欣赏主要表现古代题材的传统剧目，因此，现代戏创作不仅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同时也被解释为观众的需要，进而是戏剧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用刘芝明的话说，“戏曲是在旧社会产生出来的艺术形式，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由戏曲艺术家们在长期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形式，过去同群众、同民间接触比较多，为广大劳动人民所热爱。在内容上，表现了旧社会中的生活，暴露了社会的黑暗，歌颂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和善良性格。但是，社会向前发展了，因此在戏曲艺术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戏曲形式如何向前发展，并且如何能够反映新的社会、新的伟大时代？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那末，戏曲就存在危机”。[12]尽管现实一次又一次断然否定了按照某些官方认可的政治教条创作的“现代戏”将会得到更多“觉悟提高了的群众”的支持与爱好的可能性，但由于对“现代戏”的价值与前景的判断，直接关乎现实政治领域的是非曲直，在政治领域缺乏公共舆论存在的自由空间的环境里，理性与清醒的判断，也就难以存在。

正是由于现实题材创作特殊的敏感性，它也因之受到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外力干预，涉及到政治与道德两个方面的严格控制，始终存在于现代戏创作过程之中。这里所说的政治方面的控制，包括在涉及到现、当代重要的事件与人物的场合，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当时的执政者所认定的历史叙述模式；必须尽可能避免以任何形式直接和间接地批评当局，包括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那些已经失势并被判定为阶级敌人或他们“在党内的人”的前任政府要员除外；当然，在每一时期，都会有一些敏感话题与事件，是严禁剧作家们涉及的。事实上，剧作家们在处理现实题材时，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考虑到要使作品符合主流媒体出于政治目的经过精心矫饰的社会性状描述，并且由此引申出对执政者权力合法性的默认乃至对现实的社会发展状况与民众生活的高度评价。这里所说的道德方面的控制，核心当然是指对于“正面人物”的道德操守必须给予尽可能完美的描述，无论是在政治生活还是在私生活中，都不能予以随意化处理；在处理正面人物的两性关系时，更是必须时时注意到不能超越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限度；至于以所谓“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两分法为基础构筑戏剧矛盾的模式，虽然从80年代中期以后渐渐失去了以前那样充斥于几乎所有作品之中的普适性，但始终有着足够的影响。而且，即使在近年里，时代流行的对现实社会始终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普遍丧失了信奉者，现实社会中形形色色致力于“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反面人物”也渐渐开始退出舞台，但对“正面人物”也即“英雄人物”的塑造仍然是现实题材剧目的创作重点，而描写这类人物时的困难自不待言。

由于现代戏创作恰恰是主流意识形态最希望加以充分利用的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可供戏剧理论与批评调用的政治资源远远多于针对其他题材剧目创作的评价，因而也就有可能形成最有力的影响。当然，尽管流行的戏剧理论与批评最关注现实题材创作，但由于在这个领域真正居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政治的而非艺术的考量。在一个泛政治化的语境里，戏剧理论家们自由发挥的空间很有限，而有关现代戏的批评，也往往集中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批评，这使得现代戏创作注定会最经常与直接地受到政治教条的左右，戏剧理论与批评的影响力，即使经常包含有艺术的内涵，也很容易为政治化的判断遮蔽。因此，有关现代戏的创作理念，迄今未能形成如同历史剧创作中的历史主义那样具有独断性的、原则性的戒律，可惜，这并没有赋予剧作家创作现代戏更大的自由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对现代戏的现实功利价值的期许，既是它之受到特殊重视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恰是妨碍它取得应有的成就以及赢得公众兴趣的根本原因。由于现实题材的创作受到上述各种掣肘，使它成为晚近五十多年来中国戏剧领域成就最小的一类创作，然而人们对它的价值与前景的期待，并不因此而减退。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直至具体到为宣传某一新颁布的政策而创作，这样的动机一直困扰着现实题材剧目创作，困扰着剧作家。当然，客观地看，随着80年代中叶以后出现的社会转型与部分领域内泛政治化程度逐渐减退的趋势，现实题材创作似乎正在呈现出一定的活力，而长期以来为剧作家们固守的那些政治教条，也不复拥有此前的统治力。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要让现代题材剧目成为戏剧创作与演出的主体，甚至要想让它与传统剧目以及历史题材剧目平分秋色，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戏剧进程中充满变数，它不仅总是受到社会政治局势的影响，本身也曾经经历诸多突发事件与曲折往返。尽管经过如此复杂的演变，由于50年代初形成的过于依赖政府行政当局的戏剧格局并未有根本变化，在那个时代基本成型的戏剧理论与观念，也一直对戏剧创作产生着持续不断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戏剧创作中目前仍然存在的诸多凝固与僵化现象的最终原因。很难相信在戏剧体制没有质的变化的前提下，这样的状况会出现突转。尽管如此，深受理论与批评影响的当代中国戏剧发展历程，仍然是一个有研究价值的个案，足以令我们对艺术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复杂互动，萌生更深层的认知与理解。

[1]陈去病：《致汪笑侬书》，《中国京剧史》上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页306。

[2]参见《河北省地方戏曲传统剧目已抄录的剧目》，《中国戏曲志•河北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3年），页753。

[3]《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华北《人民日报》1948年11月23日社论，《中国戏曲志•河北卷》，页718－720。

[4]田汉：《为爱国主义的人民新戏曲而奋斗》，《中国戏曲志•北京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9年），页1321。

[5]《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1951年5月5日），《中国戏曲志•北京卷》，页1328。

[6]参见郑怀兴：《从一个剧团的兴衰看戏剧的原创与传统》，《上海戏剧》2003年第11、12期，页29－31。

[7]《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国戏曲志•陕西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5年），页844。

[8]《中央人民政府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北京卷》，页1314－1315。

[9]傅谨：《现代戏的陷阱》，《福建艺术》，2001年第3期；傅谨：《新中国戏剧史》（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10]刘芝明：《为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戏曲而奋斗——1958年7月14日在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戏剧报》，1958年第15期。

编剧范文篇8

韩国家庭剧的主题

文学、戏剧和影视艺术将主题理解为作品的“中心思想”“创作意图”，或者是“关于什么”，是作者在作品中努力阐明的一种观点、价值判断。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韩国家庭剧更倾向于借由日常家庭生活及家庭关系的叙事，探讨现代生活的婚姻、爱情和家庭伦理。当然，不同的韩国家庭剧中心思想可能各有侧重，有的侧重对人性善的讴歌，如《医家四姐妹》《乞丐王子》等；有的侧重于对人性恶的批判，如《坏女人，好女人》《妻子的诱惑》等；有的则是对当下韩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反思，如《媳妇的全盛时代》；还有的侧重于家庭成员关系，如《家族之间何必这样》《大家一起恰恰恰》等。但不管这些家庭剧的题材侧重是什么，它们所传达的意图和价值观却基本一致：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怀和理解才是家族存在和幸福的真谛。

主题对韩国家庭剧的重要作用

好的故事是电视剧成功的一半，而好的主题则是好故事的灵魂，韩国家庭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主题的选择。从创作的层面看，韩国家庭剧的主题意义重大。当把主题理解为“电视剧讲述什么故事”时，主题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处于先导性的位置。同时，主题会超越故事和情节，成为对观众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存在。观众在观赏电视剧的过程中，因为故事而感动，与主人公产生共鸣，进而改变对人生、家庭的看法，产生更为积极的应对人生的动力，这才是韩国家庭剧给予观众最宝贵的财富，也是韩国家庭剧对社会的最高价值。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伦理关系是韩国社会的基础，也是韩国家庭剧创作的源头，韩国家庭剧之所以能够走出韩国，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观众的欢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所涉及的题材及其所传达的价值观与观众的“视觉期待”相吻合，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仅以中国为例，韩国家庭剧在中国传播最早，数量也最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韩国家庭剧所涉及的婆媳矛盾、妯娌矛盾、姑嫂矛盾等在中国也普遍存在，人际关系的相似性以及生活方式细节的异质性，引发了中国观众的共鸣与好奇。韩国家庭剧所传达的对真善美的歌颂，对亲情、爱情的珍视和追求，超越了国家、种族和文化，为世界各国及地区人民所认可。

韩国家庭剧主题选择的影响因素

编剧范文篇9

二、剪接失度冗长拖沓

我们不是一味地反对拍长剧，而是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应像鲁迅先生倡导的要以内容的含量为依据，以不脱离主题为原则来安排剧的长短，即要深刻、生动、精彩、充实、饱满、好看。不要人为地将单本能完成的戏硬拉成连续剧；将10集能完成的连续剧硬拉成20集；将20集能完成的连续剧硬拉成30集的长篇连续剧。现播出的电视剧动辄20集30集40集，而视其内容含量有的用其一半的集数足矣。有的电视剧如再紧凑些本是很好的，可正是由于拖拖拉拉地太长而显得乏味了。这就如同一块饼干，本来是很好吃的，你硬用水将它泡大，结果就无味了。比如《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一部很好，第二部就乏味了，又不是什么大题材，小故事拉拉杂杂地拍了30集，实在是太长了，严重地削弱了艺术的魅力，完全没必要。《西游记》（续集）情节与前雷同，无新意，也完全没有必要续出25集来。本来很好的故事倒使人越看越无味；《大明宫词》可以说是一部很成功的片子，无论是内容、语言，还是主要演员的表演都颇具特色，属上乘之作。但有的段落节奏亦显过慢，播出时虽已由40集压缩到37集，但若压到30集似更好些。《罪证》《黄金缉私队》等亦显过长。而有的故事内容非常丰富的，如《三国演义》虽则84集，但并不觉长；《红楼梦》20集亦不觉得长；《水浒传》43集，不但不长，而且有些短了，原作中的好多重要英雄人物的入伙原因及过程都未得以充分展现，若再用几集加以补充当会更精彩些。因此不能机械地论长短，而是该长则长，该短则短，现有好多剧是该短些却未短。

三、见好不收狗尾续貂

常言道“见好就收”，这是很有道理的。电视剧制作上也应该这样，适可而止，最热闹时收场，让人回味无穷。而现实情况是，一部剧播出后，反应良好，于是制片单位或主创人员便想让“好”持续下去。约来编剧（或另换编剧）再创续集。编剧只好挖空心思地杜撰，全不像当初的灵气与自然。导演也硬是将质地完全不同的两部分强行地拼接起来，这样拍摄出来的续集便多有狗尾续貂之弊了。如《西游记》之续集，基本是“师傅赶走悟空，师徒遇难难解，悟空重返”的老一套情节的重复，虽有高科技帮忙，却也不很成功；与前一部迥然不同的集与集间的连接方式（向唐皇汇报取经经过）使得与前一部很不谐调，也无新意，完全没有必要拍续集。可以说由于续集的播出，倒淡化了《西游记》这一精品剧在观众心目中已有的完好印象。《康熙微服私访记》续集虽未受到观众更多的非议，但笔者认为，第二部的“康剧”未能超越第一部，也如不续。

四、移植失当膨化虚空

将优秀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这是电视剧剧本创作的途径之一，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但当某部小说已先行被改编成了电影，还要不要再编成电视剧，这可要慎之又慎了。笔者认为，当被改编的电影拍得非常成功时，则千万不要再打电视剧的念头了。如果原小说十分优秀而电影拍得又很不理想或影响很小，将来改编拍成的电视剧有超过电影的把握，那么则可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这样成功的例子，笔者至今未看到）。因先前改编的电影的成功使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已在观众心目中确定了毋庸置疑的肯定地位（也有先入为主的因素），那么再重新塑造的电视剧人物形象和拉长的故事情节会令看过电影的人很难接受。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又何必去干呢？可我们的电视剧创作中却偏偏有这样敢于铤而走险的电视编导，任你电影再成功，他也要重新将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最终拍成的电视连续剧可能演员比电影中的漂亮，情节比电影更丰富，编导也自我感觉良好，可观众就是不认可。比如，早些年谢铁骊导演根据现代名著《青春之歌》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可算得上是电影中公认的精品，可是近年又有人把它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拍得固然也有声有色，但终未能超过原来的电影。尽管新闻媒体在拍片前进行了大肆的宣传，但也终不及未经怎么宣传的当年同名电影的影响之深、之广。即使是刚刚播出不久的20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艺术质量的角度看，也远远不及苏联早年拍摄的同名电影生动、光彩、震撼人心。当然以不很多的资金，将当年较有影响的革命影片重拍成电视剧以对年轻人进行思想政治上的再教育也是必要的，但那是与影视艺术不相关的另一层意义的事。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电视剧编导将目光盯在了独立创作的话剧的改编上，这也是不足取的。你改编不成功的话剧没有意义，而久演不衰的经典话剧作品，其稳固的样板般的地位和影响是不会轻易被取代的。特别是有些话剧剧本不是脱胎于小说或其它姐妹艺术的，而是有固定的独立的剧本，是经过话剧作者千锤百炼“打造”而成的。你将它改编成电视剧无非是想让他更丰富、更生动，而它又不像由小说改编成的话剧剧本，要参照原小说。在无可参照的前提下增加内容，这就势必要对原剧本加以膨化、拉长，添枝加叶地敷衍成连续剧了。那么电视编导附会进去的东西也许恰恰是原话剧编剧已想到的并舍弃的东西，而优秀的原话剧作家的功力往往又是我们电视剧的编剧不能相比的。这样由话剧膨化了的、拉长了的电视连续剧往往会出现蛇足之弊，试想它能超过原话剧的影响吗？我想不会，也没见过由话剧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超过原话剧的。与其如此，不如不作。比如20集电视连续剧《雷雨》便是由曹禺的同名话剧改编的。这部连续剧的导演功力是不浅的，演员也是十分优秀的，可以说，该剧如果不是脱胎于曹禺的同名话剧而是独立创作的，应该说是拍得很成功的。但它毕竟是依据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的作品改编的，其人其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闪烁着灼人目睛的光辉，而且在世界当代文学史上亦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雷雨》又是大师的代表作，剧本是炼到了精而又精多一字少一字皆不宜的程度。数十年来该话剧在中国各地舞台上久演不衰，怎么可以想象有人居然能把这样的2个小时的佳品膨化成十五六个小时的东西呢。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的《雷雨》颇失原剧的凝重、洗炼，注定是超不过原剧的，超不过即是失败。

五、语言直白缺乏生动

电视剧是表演的艺术，同样也是语言的艺术。既然是艺术，就要追求美，追求生动。目前，我国电视剧中应用的语言有三种，一种是区别于话剧的电影式的生活式的口语式语言。这是应用最普遍的。如反映现代题材各条战线的故事片和现代战争片、生活片等都使用这种语言，也包括一些古典题材的生活片。追求语言生活化，不等于不加改造地照搬生活中的毫无文学趣味的土语和大白话，而是要有选择地和经过提炼地使用日常生活中最新鲜、最有生命力、最生动的、最美的语言。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比如，我们塑造一个中国现代文化较浅的正面农民形象，当然不能让他说出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语言，也不能说出中外哲学家的语言。但必须让他说出同时代同水准的农民中最典型、最生动、最准确、最符合其身份、性格、经历的语言，也就是最美的话来。这就要求编导要熟悉农民、了解农民并善于掌握和运用农民语言中的精华。决不能因为写得是知识浅薄的人而就可以胡编乱写，他们的话也可以胡说、乱说，越土越好，越没水平越好，如果那样，则恰恰说明编导是没有水平的。第二种是介乎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古典白话语言。这种语言多应用于中国古典题材的反映大的历史画面和高层官僚政治生活的作品，以及著名的文人墨客的生活剧目。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等。我们所见到的有关剧目，这类语言的运用是很成功的，除了编导的水平高超之外，与其原著雄厚的文学基础也是有关的。第三种是《大明宫词》首开先河的西方化的莎士比亚式的文雅、华丽、酣畅淋漓的戏剧语言。《大明宫词》中这种煽情的激越的人物台词的运用，是非常成功的，非常生动的。也只有这般语言的运用，才更有效地展示了盛唐时期的经济和发达的文化，特别是诗、词、歌、赋的繁荣景象。语言和时代是吻合的，和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和谐的。有些人对《大明宫词》中语言的运用持否定态度，那是因为他们还不习惯于这种有别于中国电影、电视剧和戏剧的传统的台词用语，只要在今后的合适题材的电视剧中持续用下去，他们就会慢慢接受了，并能渐渐地体会到这种语言的魅力。

无论这三种语言中的哪种形式，都要追求生动，追求美。这里的“生动”与“美”不是单纯的指词藻华丽，而是强调语言的准确、贴切和文学性，有丰富的内涵，并合乎时代、合乎人物性格和身份。而目前，我们的电视剧语言运用成功的不是很多，好多剧目的人物对话苍白、无力，或太土、太直白，缺少新鲜感，缺乏文学性，这是需要认真克服的。还有的剧中众多人物说的话都差不多，缺乏不同人物的不同语言个性，众多人物之间各自的话都可以互相串换，这是戏剧语言中最大的弊病。

编剧范文篇10

美国电视剧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按季播出，每年都有相对固定的时间表。每年九月中旬到第二年五月下旬是一个完整的映季。映季当中，各大电视网每个星期会播出四十余部情景喜剧和二十余部情节系列剧。每年十一月、次年二月和五月，所有剧集将经历三次收视率考验。收视率不理想的剧集将被立即淘汰，而通过考验的剧集则会取得相当的地位。

每年九月，由美国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的黄金时段节目艾美奖，都是映季即将正式开始的仪式。艾美奖结束之后一个月内，新剧首播，老剧重新亮相。每年各大电视台分别在黄金时间推出针对不同教育程度、社会及文化背景观众的电视剧。每部电视剧在每周固定时间以固定时长播出，这种做法便于最大化分割黄金时间，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

这种播出机制，在电视剧和观众之间形成一种制约意识，每个星期固定时间的播出可以让观众慢慢培养出在固定时间收看节目的习惯。

二、边拍边播，流水线生产

相当一部分美国电视剧制作成本高昂，且任何一部剧集都可能因为收视率过低，半路被腰斩，所以边拍边播就成了从经济角度考虑的必然选择。任何一部作品都不会拍出大量集数库存。

边拍边播的形式使剧情具有相当的灵活性，编剧可以在剧情当中添加时事热点、根据观众反馈对剧情设置和人物命运进行调整、随着季节的变迁同步加入相应感恩节、圣诞节等假期主题。这种调整可以调动观众的情绪，拉近观众与剧集之间的距离。

美国电视剧的制作体现了浓重的大工业化生产特色，采用流水线作业形式。

电视台、制作公司、经纪人公司之间建有稳定的三角关系。

一方面，制作公司为电视台提供创意和制作服务，并与电视台方面达成委托关系，一旦电视台确定制作公司的剧本后，便会委托制作公司进行拍摄制作；另一方面，经纪人公司则负责为制作公司网罗演员、编剧和导演，与他们保持长期合同。

美国电视剧生产的经典流水线包括以下程序：主笔设计情节，提纲作者编写提纲，对话作者撰写对白，总编剧汇成脚本，制片人和导演作前期筹备，前期拍摄，后期制作，发行播出。

三、编剧主导，观众至上

由于美国电视剧采用大工业化生产方式，需要编剧定时提供剧本，决定故事的走向和细节。电视剧要靠故事和对白取胜，因此，编剧的地位不容忽视，剧集成熟之后可能成为一部戏的“总指挥”，统管全局。

每部美国电视剧背后都有制作公司配备的庞大编导小组，但整个小组的工作要由主笔编剧在统一的架构下完成。从很大程度上，整部剧集的情节和风格都由主笔编剧掌握。

美国时间2007年11月5日至2008年2月13日，由于美国编剧协会与制片人协会合约到期，制片人协会没有在影视剧DVD和互联网销售分红方面做出令编剧们满意的让步，美国编剧协会大举罢工。

由于编剧罢工，虽然还在映季当中，众多美剧不得已只能集数大量缩水，各电视台只能紧急启用各类脱口秀节目救场。电视收视率大幅下降，直到四月罢工结束部分剧集回归，收视率疲软现象仍然持续一段时间才反弹。

编剧罢工期间，大量演员及相关工作人员暂时失业，波及整个电视剧产业。由此可见编剧在整个美国电视剧产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美国电视剧业第一号准则就是“收视率决定剧集命运”。这条原则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充分投观众所好的表现。

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和各方参与度的不断提高，观众已经越来越多地加入到美剧的制播过程中去。

编剧会在剧本写作当中考虑观众意见，从而改变一些角色的命运，包括为观众喜欢的角色增加戏份，让观众不喜欢的角色离开剧集。

电视台也可能会考虑观众的意见，再给原本打算停播的剧集一次机会。比如，CBS电视台曾经复活过原计划停播的剧集《浩劫余生》（Jericho），增加了7集计划。因为该剧的剧迷们发起拯救行动，他们一共寄出了25吨花生到CBS电视台在洛杉矶和纽约的总部“示威”。

四、长期经营，打造品牌

美国电视剧绝大多数采用富于弹性、结构开放的系列剧形式。每一季当中，一部系列剧一般通过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贯穿联系其中，采取基本统一的叙事风格和叙事模式讲述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故事。系列剧结构开放，可以根据观众意见、演员变更或其他情况进行不断调整，而不影响故事整体的连续性。这种开放的结构有助于每一季故事的开展，可以延长剧集的生命。

大多数比较有影响力的美国电视剧都曾伴随观众多年，《老友记》播出了十年，《黑道家族》播出了八年。随着秋季新一个映季的到来，众多长寿热播美剧也即将推出新一季，《犯罪现场调查》将播出第九季，《好汉两个半》将播出第六季。

美国电视剧产业崇尚收视率至上的法则，使得美剧的市场竞争显得异常残酷。各大商业电视网每年委托制作公司拍摄十几部新电视剧，但其中也只有1—2部可能获得足够的观众，以拿到继续制作的合同。老牌电视剧也有可能因为收视率下降，无法拿到继续制作的合同。

经历过收视率检验的“大浪淘沙”，一部存活下来的电视剧就已经具有自身的品牌号召力。该电视剧锁定大量观众在每周的特定时间观看某个特定频道，就提高了该频道这个时段的广告价位。

从经济学角度看，在以买方市场为特征的消费社会，新产品打开市场是最困难的，消耗的费用也非常高。在新产品打开市场后，如果只是短期经营，显然是无法取得好的经济效益。进行长期品牌运作的好处在于，使用相对少量的品牌维护费就可以继续取得品牌的高额回报。

对电视剧产品而言，取得了先期好评之后，继续一定的投入保持高收视率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可观广告效益。由此可见，延续热门电视剧的生命可以继续其影响力从而带来更大的广告收益。

参考文献：

[1]苗棣，赵长军.论通俗文化——美国电视剧类型分析.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

[2]张慧宇，刘丰海.全球电视和电影.新华出版社，2003.

[3]苟世祥，陶楠.美国电视剧产业运作的启示.

[4]李亚馨.美剧流水线：中国电视剧制作新榜样.第一财经日报，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