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5 06:34:05

本体范文篇1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研究艺术真理的入门概念,它构成了艺术经验的人类学基础,但他又明确指出,这里所讨论的游戏与康德、席勒所说的游戏是不同的。他说:“如果我们就与艺术经验的关系而谈论游戏,那么游戏并不指态度,甚至不指创造活动或鉴赏活动的情绪状态,更不是指在游戏活动中所实现的某种主体性的自由,而是指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这里从艺术的存在方式出发,去看待“游戏”概念,不同于康德的“自由游戏”,康德认为美的表象是在想像力与知性的自由游戏中将心灵激活。他忽略美的对象,只展现人的主体性自由。席勒也一样,他提出“游戏冲动”“人只应同美游戏。”有一种强烈的主观主义倾向,这正是伽达默尔所要反对的,他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讨论“游戏”的。

1.1伽达默尔认为游戏的真正主体并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

游戏是一个主动性的过程,它并不是游戏者的意识或行为中具有其存在,而是相反,它吸引游戏者进入它的领域中,并使游戏者充满了它的精神。与游戏相类似,艺术作品也不是一个与自为存在的主体所对峙的对象。它其实是在成为改变经验者的经验中才获得自己真正的存在。“保持和坚持什么东西的艺术经验的‘主体’,不是经验艺术者的主体性,而是艺术作品本身。正是在这一点上游戏存在方式显得非常重要”。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是因为他在搞艺术。艺术活动或艺术作品,使人成为艺术家。因此,可以说艺术的主体不是艺术家而是艺术本身。

1.2伽达默尔认为游戏的存在方式是自我表现

伽达默尔打破认识论上的主客二分的观点,指出在游戏中每一个人都是同戏者,不过游戏本身、游戏的重复运动是第一性的。游戏者和观赏者组成游戏整体,他们都指向游戏的意义内容,去表现游戏本身。而“事实上,最真实感受游戏的,并且游戏对之正确表现自己所‘意味’的,乃是那种并不参与游戏、而只是观赏游戏的人。在观赏者那里,游戏好像被提升到了它的理想性。”游戏是在观赏者中起到游戏作用的。游戏中自我表现是自然的普遍存在状态,艺术同样具有这个本质,正如戏剧,其本来含义即是“观赏者的游戏”,它最鲜明地展示了文学的存在方式。艺术的表现本质即体现在这里,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的存在方式即自我表现。

1.3伽达默尔认为游戏具有自我同一性

人类游戏向其作为艺术的转化,伽达默尔称之为“向构成物的转化”,并指出“只有通过这种转化,游戏才赢得它的理想性,以致游戏可能被视为和理解为创造物”,才显示出好像与游戏者的表现性行为相脱离,并且存在于游戏者所游戏之物的纯粹现象之中。这种转化表明在艺术游戏里表现的东西,乃是永远真实的东西。它是对存在意义的一种真实的显现,而不是富有欺骗性的模仿,模仿具有认识意义,那就是再认识,再认识所引起的快感其实是这样一种快感,即比起已经认识的东西来说有更多的东西被认识。同样,艺术作品在表演、阅读和观赏中尽管会发生各种变化,但只要服从艺术作品的存在规定性,这些变化就不会外在于艺术,而是丰富和展现了作品的存在。理解的同一性的起点是作品的规定性,这种“同一性”即再创造,作品通过再创造,并在再创造中使自身达到了表现。在伽达默尔看来,把游戏概念引入艺术经验,对于美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2象征:艺术意义的显现方式

2.1从艺术游戏层面理解追求真理的人类学动机

伽达默尔把游戏特别是艺术游戏从一切自然的游戏形式中提升出来,并由此引出一个理解层面追求真理的人类学动机,他把这种“持续性的假借”引为“我们现在从整个思索中所引出的一个进步”。这种思索即把我们引领到艺术本体论的另一个维度——象征。伽达默尔用了一个最简单的例证阐述了“象征”的含义:“象征就是那种人们由此重新认出某件事的东西——正如一位好客者凭借‘招待券’来重新认出他的客人的朋友一样”。个别对于再现全体的代表象征功能在这里就表现出来了。相对于艺术来说,则指艺术的符号和意指特性。伽达默尔的艺术象征特性其实来源于艺术的游戏性质。由自然游戏到艺术游戏,由艺术游戏到理解的游戏,由理解的游戏上升到理解对于真理的追求,这是一个逐渐增长和扩充的过程。就艺术而言,这是指艺术家通过在游戏中的自我表现,使存在的意义显露出来,并开启出新的存在可能性,从而构成了艺术的象征特性。象征既不是艺术手法也不是艺术流派,而是意义的显现方式。

伽达默尔认为歌德所说的“万物皆象征”是诠释学观念最全面的阐述。它表明不存在不能表明某种含义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指示其他事物,这里的“万物”并不是对每一个存在的断定,也不是为指明这种存在如何,而是为了断定,它是如何同人的理解相遇的。“可以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的论断,从理解的媒介出发描述了诠释学观点所具有的无限领域,也就是说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能满足这个论断。但是作为诠释学的普遍性,只有艺术经验才能到达象征所指示的意义,因为“艺术语言的独特标志在于:个别艺术作品集聚于自身并表达了属于一切存在物的象征特征。”

2.2通过绘画表现来说明“存在的扩充”

伽达默尔一反传统绘画观,而倒置性地认为绘画艺术中对原型的模仿非但不削弱其存在,反而会使之产生一种存在的增长或扩充。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绘画的本体论,伽达默尔首先讨论了绘画艺术中原型和摹本之间的关系。原型通过摹本达到表现,但摹本一旦构成,就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在本体论上,原型与摹本之间不再是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摹本的本质是在于它除了模拟原型外,不再具有任何其他的任务。因此,它的合适性标准就是人们在摹本上认出原型”。摹本是作为手段而起作用的,它的真正功用在于通过类似性指出所摹绘的事物,当其目的实现,其作用便丧失了,因此,“摹本是在其自我扬弃中实现自身的”而绘画不是在自我扬弃中获得其规定性的,因为它们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绘画本身就是被意指的东西,对于绘画来说,重要的东西在于其所表现的东西如何在其中表现出来。绘画具有某种自主的实在性,从根本上不同于摹本与原型的关系,绘画活动本身既不是主体的表现,也不是对客体原型的再现,而是绘画原型的存在意义在游戏和象征中得到的呈现。这样一来,绘画活动便不只是艺术家的主体行为,而是此在对于存在的理解和领悟。即使绘画艺术的初级阶段,绘画对原型的模仿也是一种再认识,因为“模仿是指某物得到表现,从而使它以这种方式呈现在感性的丰富性之中”谁要模仿,谁就必须删去一些和突出一些东西,从而使所认识的东西仿佛经过一种突然醒悟而出现并被本质地把握。每一种表现都在原型身上展露或揭示出新的意义“原型通过表现好象经历了一种存在的扩充”。几乎可以说这里发生了原型和摹本的本体论关系的倒转,正是这一点显示了解释学在方法论上的突破和创新。艺术对存在意义的展现,不是一般所说的呈现,而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实现的,自身体现出唯一性;它是富有某种特定“韵味”的呈现。此外,艺术对于真理的呈现,实际上只是一种开启、去蔽或揭示的过程。受理解环境和语境变化的制约,对艺术的理解必然具有偶然性和变异性。正因为艺术意义的经验是流动发展的,所以绘画原型才会不断随之而“扩充”其自身的存在。艺术存在的展现和扩张是真理的揭示,认识的揭示,体现了艺术开放性特征。3节日:审美存在的时间特性

3.1“节日”表征一种独特的时间——共时性

在伽达默尔的艺术本体论中,时间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概念。如果说在艺术中游戏构造形式,象征体现意义,那么“节日”则表征一种独特的时间——共时性。艺术作品的理解之谜,归根结蒂是理解的过去与现在的共时性问题。艺术作品的存在和流传,是在这种共时性中实现的。共时性就是指某个向我们呈现的事物,无论其起源上如何辽远,在其表现中却具有完全的现在性。节日是共时性本身在它的充满形式中的表现。

伽达默尔认为有两种时间,即“历史的时间”和“超历史的时间”。真正的时间就是这种超历史的时间。“在这种时间中,‘现在’就不是一个短暂的瞬间,而是对时间的充满”。在《美的现实性》中,伽达默尔又把时间分为“空无的时间”和“实现了的时间”或“属己的时间”。空无的时间是那些无聊的空虚与繁忙的空虚所填充的时间,时间在这里是作为“被排遣的”的东西被体验到的。日常生活中那些空虚无聊、无所事事或忙忙碌碌却不知何为的人,就是在这种空无的时间里虚度光阴的。实现了的时间与此相反,是一种被激活的生命的体验时间。这里时间里的每分每秒,都体验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感受到生存和世界深邃含义。这种时间最典型的就是节日的时间。

3.2艺术作品永远是过去和现在的中介

伽达默尔有一种说法:艺术就是去庆祝。节日的时间结构同艺术作品的时间结构有内在的一致性。节日庆典活动因为被庆祝而存在,同样作为观赏游戏的戏剧也是因为观赏者表现自身而存在。同在不是“共在”而是“参与”。不管艺术作品的起源如何辽远,艺术作品与它被理解的一个时代完全是共时的,它并不使理解者或解释者注入另一个时代或另一个世界。艺术品的完满的现在性的获得还有依赖于观者对艺术作品审美性的参与,与艺术感受相关的是要学会在艺术品上作一种特殊的逗留。就如同“节日通过自己的庆祝放弃时间,使时间停止和延搁。”参与艺术品上的逗留越多,艺术品就越显得富于表情,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艺术品的这种时间经验的本质就是学会停留,从而感悟那种永恒性的有限符合。

艺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之所以具有存在的永恒性,则是在于它像节日一样,让人们在它的作品上作一种特殊的逗留,让人们的审美时间表现为完满的现在性,给人一种轻快与紧凑的节日体验。这就是艺术永恒的所谓真理之谜。综合这些考察,伽达默尔得出结论:“美学必须在解释学中出现,这不仅仅道出了美学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而且还指出了,解释学在内容上尤其适用于美学。”

参考文献

[1][德]伽达默尔,[法]德里达文,孙周兴,孙善春编译.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5).

[2][德]伽达默尔著,夏镇平,宋建平译.哲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1).

本体范文篇2

我国自己的地理本体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

关键词:本体论;地理本体;语义;语义互操作;信息共享

人类世界几千年的文明历程,创造了一个十分庞大、丰富的客观知识世界,波普尔称之为第三世界(World3)[1]。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共享、重用的需求,迫使人们对人类所共同拥有的知识、信息与数据进行本体重建和网络共享,及计算机协助整合。地理知识、信息与数据是客观知识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地理本体研究是本体重建重要的基础之一。本体论研究不仅是方法与工具,也是一种科学思想与理论。

地理本体是地理信息科学的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对其的发展进行综合分析,为其进一步向前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本文从本体论出发,着重分析地理本体重建的发展及研究现状,提出今后的研究重点与建议。

1本体论研究概况

Ontology原本是一个哲学基本问题,指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的学说,后被用于研究实体存在性和实体存在的本质等方面的通用理论。计算机界借用这个理论,把现实世界中某个领域抽象或概括成一组概念及概念间的关系,构造出这个领域的本体。在近年来,Ontology不但在哲学领域[2],而且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中备受关注,正逐步成为这些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3-5]。

Ontology在科学技术领域兴起的最主要原因是,语义互联网、语义建模和语义集成需要Ontolo-gy作为支持发展的基础理论。

虽然Ontology的出现频率较高,其中文相对应的词却很不统一,国内许多学者就Ontology的一词的译法和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比较公认的译法是ontology为“本体”和Ontology为“本体论”[6-10]。本文中采用本体论与本体的译法。

哲学中的本体论与现代科学技术中的本体论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哲学本体论是科学本体论的基础,哲学本体论对科学本体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认为:本体论可分为哲学本体论与领域本体论。本文在此不对哲学本体论做深入分析,重点是地理信息的领域本体,即地理本体论。

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达成共识,对于相互交流和深入研究非常重要。由于本体论在科学技术领域中是一个新事物,研究人员在其定义与涵义的理解方面还存在差异。毕业论文据有关学者分析,Ontology在科学与技术领域最早出现于1984年,明确提出且进行定义是在1991年[7,11],从此对Ontology的定义日渐丰富[12-23](见表1),但基本上是大同小异,不存在本质方面的区别和争议。笔者根据研究人员的不同定义进行分析后,认为作为一个思想、理论和方法,它的概念包括四个主要方面:①概念化,客观世界的现象的抽象模型,把领域的知识抽象为一个个确定的对象;②明确的定义,对每一个对象的概念及它们之间联系都进行合理地定义;③形式化,需对概念及它们之间关系进行精确的数学描述且要达到计算机可读的水平;④共享,本体中反映的知识是其使用者(包括该领域的专家和一般用户)共同认可的。

上述定义表明,由客观世界某一领域的事物或现象的本质(即本体)到人们对这些事物或现象的本质通过认识活动所形成的认识结果(即概念体系),再从概念体系到人们用特定的符号系统或语言将某一概念体系做出明确的、形式化的表示或表达,总共涉及了三个层面的东西。因为这三者之间具有联系,应该具有一致性或统一性,可以统称为“本体”[6]。

本体论思想被应用到科学技术领域时,就是要把现有的知识、信息与数据采用面向对象的形式还原成一个合理的语义体系,使计算机能够处理,使人们能够共享。地理本体是一个特殊领域本体,它具有一般领域本体的基本共性,也有其独特之处。

表1本体的各种定义[12-23]

Table1Definitionsofontology

作者(时间)本体的定义

Neches等(1991)本体是组成主题领域的词汇表的基本术语及其关系,以及结合这些术语和关系来定义词汇表外延的规则

Gruber(1993)本体是概念化的明确规范说明

Guarino等(1995)本体是概念化的、明确的、部分的说明/一种逻辑语言的模型

Uschold(1996)本体是概念化的、明确说明和显式表达

Borst(1997)本体是共享的、概念模型的与形式化的规范说明

Swartout(1997)本体是一个为描述某个领域,而按继承关系组织起来作为一个知识库的骨架的一系列术语

Studer(1998)本体是共享的、概念化的、显式的与形式化的规范说明

Fensel(2000)本体是对一个特定领域中的重要概念共享的形式化描述

NoyF.N.(2001)本体是对某个领域中的概念的形式化的明确表示,每个概念的特性描述

Fonseca(2001)本体是以某一观点用详细明确的词汇表描述实体、概念、特性和相关功能了概念的各个方面及其约束的特征和属性的理论

Starla(2003)本体必须包括所使用术语的规范说明、决定这些术语含义的协议、以及术语之间的联系,来表达概念

2地理本体论的定义与研究意义

2.1地理本体的定义

地理本体就是把有关地理科学领域的知识、信息和数据抽象成由一个个具有共识的对象(或实体),硕士论文并按照一定的关系而组成的体系,同时进行概念化处理和明确的定义,最后以形式化表达的理论与方法。

2.2地理本体的研究意义

地理本体在地理信息科学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其重要性已在许多方面得于表现,如知识工程、数据库设计和集成、信息检索与获取、软件工程等,实现世界范围的知识级信息集成。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发展,推动各种系统与数据库的建设,进行了大量的数字生产,随着高性能网络普及,信息共享与互操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必须由原来的数据建设转变为数据与地理本体建设并重。

地理本体的研究可以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提供重要的理论与方法支撑:

(1)语义互联网:语义互联网提出后发现必须定义好底层的领域本体才可能顺利构造出语义互联网。语义互联网的基础就是本体,为使计算机能够理解,必须用形式化的本体来定义互联网资源中的数据和元数据的意义。地理信息资源作为语义互联网的重要资源,如何融入语义互联网是地理信息科学的重要课题。地理本体的抽象与构建是其重要基础。怎样让地理数据与信息在全球信息网格上运行,地理空间数据定义共享和互操作需要借助本体数据库思想建立一个统一的语义网络,来描述同一个客体在不同专业空间数据库中的语义描述及其转换[10]。

(2)地理信息系统之间的语义互操作:实现地理信息资源共享与互操作是地理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从信息观点看,为了实现互操作,两个系统必须是信息模型可互操作,为了实现信息模型互操作,两个系统必须在语法上和语义上可互操作。语法互操作是指两个系统流动和被处理的信息使用相同的结构,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语义互操作是指两系统对其中流动和被处理的信息有相同的语义理解[24]。语义互操作问题才开始引起研究人员的重视,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3)知识级地理信息共享与知识重用:随着大量地理知识、信息与数据的丰富和GIS与互联网技术发展,实现信息、数据和知识的共享是完全可能的。由于主体(人)对客观地理事物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经常造成可能共有,但不能真正的共享与重用。例如对土地覆盖分类数据,不同国际组织、不同国家、不同部门和不同群体等具有不同的认识,并按照各自的认识进行数据生产和信息提取,造成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实质性共享和重用非常困难[25],为此国际上也召开专题协调会议[26]。因此,在某些地理领域抽象一个合理和共识性地理本体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建立不同认识之间的语义映射机制也是非常必要的。

(4)地球科学中语义建模:在对地球系统的过程进行建模时,需要ontology的辅助使得不同领域的模型能够互相交互、重用和共享。在描述这些过程时,需要将过程的行为、时空特性与其他过程的关系等等描述出来。这些过程描述的集合构成一个过程库,称为模拟框架的基础。在地球系统建模中使用和表达语义将增强人们对环境系统进行科学研究和考察的能力,语义网为我们描述的各种解决方法提供平台和模型以及模型结果的使用带来新的有趣的途径[27]。

3地理本体的研究现状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本体概念及其思想引起了地理信息科学研究者的注意,许多国际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计划,地理信息科学界的许多国际学术会议也设立了与本体相关的讨论主题。

在地理本体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主要对地理本体理论构成、地理本体的人文调查与实验研究、地理本体的信息学研究,医学论文特别是地理本体的形式化描述语言和工具及本体创建和集成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思索与探讨,并将地理本体理论与方法研究成果应用于地理信息集成、地理信息检索、道路寻找和智能体系统设计与开发、社会及生态环境研究等多个应用领域。下面首先简要介绍国际上开展的一些地理本体研究计划及召开的一些相关学术会议,然后从基础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介绍地理本体的研究进展。

3.1国际上与地理本体相关的主要研究计划与学术会议

(1)国际上主要的地理本体研究计划:科研人员针对某一个科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经常是通过有计划和目标的研究计划与项目,同时也反映出此科学问题得到科研人员的重视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地理本体的计划主要集中在美国,也逐渐在欧洲得到重视(表2)。

(2)地理本体相关的主要国际学术会议:在国际信息科学领域会议中,特别是空间信息与地理信息科学的会议,开设地理本体或时空本体的讨论专题(表3),职称论文表现为关注地理本体的科研人员越来越多和需要交流的科学问题很多,这也表明此学科正在发展。

3.2地理本体基础理论研究进展

地理本体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探讨地理本体理论构成及地理本体的构建方法等方面,英语论文即从科学理论的视角来看,地理本体理论应包括哪些基础理论、需要应用哪些科学工具、存在哪些地理本体的构建方法。

由于认知科学现有的以桌面空间现象为基础的分类理论并不适合于地理对象,必须发展新的地理空间本体基础理论[28]。因此,有些学者就地理本体基础理论构成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Smith和Mark认为,针对地理对象的复杂性及由许多部分组成的特征,地理本体理论必须包括部分2整体理论(Mereology);针对地理对象具有边界且地理对象之间存在相接、相离、相交以及封闭和开放等拓扑特征,地理本体理论也必须包括拓扑学理论;由于常规拓扑学可能不能解决一些复杂的地理边界现象,地理本体还应包括纯拓扑理论(Me-reotopology);此外,地理本体研究必须说明地理对象的维度以及各种空间关系,也需要几何学作为其基础理论之一;除了上述数学理论外,由于许多地理对象的分类和地理现象的存在与人类的认知行为、语言和文化相关,地理本体理论也应该将认知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调查和实验研究纳入到其基础理论体系中[28]。为了便于在部分2整体理论基础上研究地理实体与该实体所处空间区域的关系,除了部分2整体理论和拓扑学理论工具外,地理本体理论还应包括一般空间定位理论(Ageneraltheoryofspatiallocation)这种地理表达工具[29]。而有的学者则进一步强调地理本体应在内涵上定义并用形式化语言以计算机可以理解的方式表示拓扑理论、部分2整体理论、识别理论、分类理论和依赖理论(Theoryofdependence),只有基于上述理论发展起来的地理本体才有助于建立语义上更加一致的地理空间信息模型[30]。由此可见,地理本体基础理论构成应包括地理信息科学中相关的理论工具,如拓扑学理论、部分2整体理论、几何学和纯拓扑理论等数学工具,以及地理哲学、地理分类理论、地理认知科学或认知心理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诸多学科。

表2国际上主要的地理本体研究计划

Table2Majoroversearesearchprojectsongeo-ontology

计划名称资助机构

空间知识的本体等级体系(1995)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下称:NSF)

地理类型的本体调查(1999)NSF

NSF2CNPq地理空间信息集成合作研究(1999)NSF与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INPE)

数字政府:地理空间知识本体(1999)NSF的“数字政府”项目

数字政府:地理空间知识的表示与分发(2000)NSF的“数字政府”项目

空间思考与推理(2003)NSF

IGERT:地理信息科学综合培训计划(2003)NSF

地理本体研究组ONTOGEO希腊雅典国家技术大学乡村与测量工程学院

语义互操作实验室(MUSIL)德国Munster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研究

表3国际上地理本体相关的主要学术会议

Table3Majorinternationalconferencesongeo-ontology

时间会议名称

1998年第一届国际形式化信息系统本体会议(FOISp98)

1998年第八届空间数据处理国际研讨会(SDHp98)

1999年“场本体(TheOntologyofFields)”的专家会议

1999年国际空间信息理论大会(COSITp99)

2000年第一届国际地理信息科学大会(GIScience2000)

2001年国际空间信息理论大会(COSIT2001)

2002年第二届国际地理信息科学大会(GIScience2002)

2002年由英国陆军测量局与利兹大学联合组织“地理本体论研讨会(WorkshoponGeo-On-tology)”

2003年国际空间信息理论大会(COSIT2003)

2004年第三届国际地理信息科学大会(GIScience2004)

2005年时空建模、空间推理、空间分析、数据挖掘与融合国际会议(STMp05)

地理本体构造方法研究目前有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即本体论研究方向、人文调查与实验研究方向和信息学研究方向。这三个研究方向的研究方法和侧重的研究内容各不相同,是地理本体理论相互补充、相互约束的三个方面,而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31]。

(1)地理本体论研究:留学生论文地理本体论研究主要从哲学角度探讨地理本体的构成方法方面的研究,即试图在不同尺度和粒度层次上建立构成地理空间领域的各种对象、过程和关系等的所有类型,并形成等级体系。这种研究方法目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与领域科学家进行交流,以设计建立各个领域内所有实体的种类;发展组织这些实体种类,例如部分2整体关系和粒度等的形式化方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很难综述,但很显然地理科学领域已经建立了很多分类系统和标准,如地貌学中各种地貌的分类系统等。但这些分类系统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评价方面的研究还相对滞后。Chrisman批评了那种发展大一统的地理本体的做法,认为应该保留对现实世界的不同看法,发展可以集成并转换各种分类系统以及解决这些不同分类系统之间语义异质性的科学方法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研究方向[32]。

实体类型的组织目前主要采用各种等级结构进行。树状结构是目前组织实体类型的主流方法,其特点是各种实体类型根据其一般性程度被划分到某个一般性层次上,而且每个类型只有一个父类但可以有多个子类,这种本体的典型代表就是Word-Net。Kuhn从认知科学中的概念集成思想出发探讨了地理类型的语义建模,揭示了像WordNet这种以树状结构或概念等级组织的本体的优势和缺陷,认为其优点在于可以基于概念之间的距离来度量它们之间语义的相似性,而其缺陷一方面表现在这种本体只具有单一的继承关系,另一方面表现在这种结构不能抓住概念之间的某些关系,如概念的功能关系,而以代数视图为基础的Haskell语言被证明是改进这些缺陷和构建本体的有力工具[33]。此外,形式化概念分析方法及概念格允许多态继承,克服了树状结构的固有缺陷,也是组织本体的有力工具[34-35]。

(2)地理本体的人文调查和实验研究:地理本体的人文调查和实验研究主要采用心理学或认知科学的调查和实验检验方法,研究普通人群对基本地理概念的理解,或参考朴素地理学或民间地理学研究成果,从中抽取地理本体,为地理本体的建立提供经验和实验基础。

Smith和Mark等在此方面进行了的一系列实验研究工作。他们认为并假设地理对象不仅仅位于空间中,而且在本质上与空间相连,从空间继承了其结构特征,地理类型也往往是与大小或尺度相关的,而且地理事物或事物类型可能与个人或文化差异有关。为了验证这种假设,他们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包括:为某些地理类型抽取类型范本的实验;类型实例及其属性和组成部分实验;边界本质问题实验;术语定义实验。这些实验都以人为实验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及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来研究地理概念的认知方面,从而为地理本体建立经验基础。这些实验数据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地理科学家和普通人群对于术语“地理”和“地理的”的涵义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地理科学家实际上研究的并不是民间普通人群概念中的地理现象[36-38]。他们的系列实验仍在进行中,并希望通过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背景下分别进行实验,以验证这些差异是否会明显影响人们对基本地理概念及其本体的理解。在澳大利亚一个部落土著语言中的景观元素类型与英语比较研究之后发现,这两个系统间在基本层次上就存在本质差异,表明地区和语言文化背景差异确实会对人们头脑中的基本地理概念及其本体产生明显影响[39]。

(3)地理本体的信息学研究:地理本体的信息学研究采用信息科学的标准研究模式,研究地理本体的描述、获取、比较和集成方法以及有关的形式化表达工具,以实现互操作和跨系统转换及地理信息(数据)的集成与检索。

本体集成和形式化研究是人机智能等计算机领域的本体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目前已经发展了许多本体形式化语言和方法。概括而言,目前本体形式化语言主要有两大类,即基于框架的表示语言和描述逻辑,经典的基于框架的表示语言包括Ontolingua、OKBC等;描述逻辑在人机智能特别是知识工程领域广为应用,已经发展了多种基于描述逻辑的本体表示语言,如LOOM、OIL等。

在对比分析各种本体定义语言在定义地理信息本体方面的优缺点的基础上,Mota等认为这些工具各有特点,相对而言Ontolingua的功能比较强,但也无法完成对行为的合理定义和声明,而且也不可能完整定义一般的推理过程,因此应扩展Ontolin-gua以便可以完整地定义地理信息本体[40]。Visser等对形式化本体及其在地理信息处理中的应用作了一个简洁综述,对各种本体语言的形式化程度进行了比较,包括描述层次的XML到一阶谓词逻辑层次的概念建模语言CML以及更复杂、形式化程度更高的知识交换格式KIF等,并简单介绍了一种基于语义的智能信息检索构架[41]。目前,地学领域已经认识到,虽然计算机领域的一般信息本体研究已发展了许多本体形式化语言和方法,但这些形式化工具并不能完整地定义地理本体,必须扩展现有语言和方法或发展新的能满足地理本体需要的形式化工具。为此,已有一些学者就地理本体语言和工具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42-43]。

地理本体并不是无源之水,地理学研究已经形成了许多文本形式的地理领域本体,如各种分类体系及地理空间概念模型等。因此,可以发展从自然语言文本中抽取生成地理本体的方法,以便充分利用地理学现有的研究成果。Kuhn提出了一种从自然语言文本中抽取地理领域本体的方法,该方法主要关注文本中的对象行为,并以从德国交通代码文本中抽取汽车导航领域本体为例说明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44]。

不同的信息领域对相同地理现实具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存在许多不同的分类系统。相同领域中这些不同的分类系统和标准之间是互补的,不同的分类系统表达了同一领域的不同方面,可以在一个顶级本体的框架下,应用形式化概念分析方法,将这些分类系统与顶级本体进行集成和融合,从而产生集成的概念格,这样一方面既可以保持各个分类系统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又可以产生比较完整的领域本体,实现不同分类系统之间的转换和互操作。基于这种思想,Kokla等以CYC顶级本体、WordNet和SDTS(USGS的空间数据转换标准)本体中的“河流”概念为例,应用形式化概念分析方法,通过语义因子分解和建立概念格(Conceptlattice)这两个步骤,得到了集成的概念格,验证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45]。Kavouras等应用形式化概念分析和概念格形式化表达地理类型及集成不同地理本体的具体方法[46]。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了基于相似性的本体集成方法[47248]。

3.3地理本体应用研究进展

目前地理本体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工作总结(1)地理信息(数据)集成;(2)地理信息(数据集)发现与检索;(3)道路寻找(Wayfinding)系统研究;(4)其他应用研究。

本体作为共享概念模型建模的有力工具,在解决不同数据源之间语义异质性、互操作和集成方面的潜在优势已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在计算机学界,本体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数据集成特别是模式和语义集成方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可以参考相关文献[49-51]不同地理信息(数据)的集成是近年来地理信息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作为共享地理概念模型或地理认知模型的形式化说明,地理本体为地理数据提供了形式化语义说明,对于解决地理数据的语义异质性和实现语义层次上的互操作具有很大的潜在优势,通过地理本体可以在集成地理数据时将数据的语义也集成过来。由于地理本体的这种优势,在GIS领域,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基于本体的空间数据集成框架和方法。

Fonseca提出了一种基于本体的地理信息集成框架[52]。在这种集成框架中,地理信息的集成是通过集成不同地理信息源相应的底层本体实现的,因此是一种多本体方法。与一般模型相比,综合了等级和角色的模型具有集成更多信息的潜力。在这种框架中,地理本体使用等级和角色来表达,等级的使用不仅可有效表达心智模型中有关现实世界的等级结构,还提供了信息集成所需的概化和特化机制并实现知识共享和重用,而角色的使用不仅有效表达了地理实体的不同特征以避免多态继承问题,还在不同细节层次之间以及不同领域本体网络之间架起

了一座沟通的桥梁,由于本体的这些特征,地理信息集成可以在不同详细层次上进行。因此,这种综合了等级和角色的本体集成框架可以实现基于地理信息内涵的、多层次的、高集成度的地理信息集成。

Uitermark研究了一种基于本体的地理数据集成方法[53]。他认为,地理数据集成概念框架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个领域本体和一系列调查规则。其中领域本体包含一系列共享概念,根据这些概念可以发现对应的对象实例,而调查规定每个数据集的采集规则,说明了从真实地理世界到地理数据集的转换过程,因此不同地理数据集的相应对象实例必须与不同的调查规则集一致。不同地理数据集之间通过特化2泛化等级结构或分类体系(Taxonomy)和部分2整体结构(Partonomy)两种抽象机制相联结,利用这两种抽象机制,可以模拟所谓参考模型中的对象类的语义关系,并认为不同数据集的对象类之间的语义相似性有三种类型,即等价对象类、具有子类2父类关系的对象类和具有部分2整体关系的对象类。最后以GBKN和TOP10vector两个地形数据集为例展示这种集成方法的实施方法及其有效性。

地理信息的查询与检索是地理信息集成与应用的前提条件。GIS中数据的查询和检索是一项重要的功能,但由于用户认知和概念世界中的概念与系统模型中的概念之间存在语义异质性,用户查询出来的数据往往并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通过建立包含部分2整体、重叠和相交等空间关系的地理本体并将之用于查询请求和数据库之间的词汇匹配可以解决这种语义异质性,从而实现各种空间查询和属性查询[54]。此外,网络技术的发展已使地理信息发现

与服务成为GIS研究的一个热点,可以利用地理本体建立智能地理信息发现和查询系统以及地理信息服务系统[55]。

道路寻找系统研究也是国际地理信息科学领域的一个热门研究问题,许多国际学术会议上都有这个方面的会议主题,如GIScience2000、GI-Science2002、COSIT2003等。Raubal认为,本体论和认识论是智能体系统的基础,只有基于合理本体基础上的智能体系统才可能合理地模拟智能体的行为,因此需要发展从人们对道路寻找经验的描述中抽取本体,以便为基于智能体的道路寻找系统提供所需的本体基础,并将道路寻找模拟过程中需要的本体分为介质、本质和界面三个部分,最后以机场环境为例说明了这种系统的实现方法[56]。也有学者从旅行者的视角研究了道路寻找系统所需的本体,分析和比较了城市区域道路寻找系统中交通系统设计者视角中的本体和旅行者视角中的本体的差别,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子集,即旅行者从一个出发点到达一个终点寻找道路所需的本体可以从交通系统设计本体中抽取[57]。

GIS已经在许多领域和行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而这些应用都涉及到概念建模和语义问题,因此都需要地理本体为其应用提供服务。除了上述地理信息集成、地理信息发现和查询检索及道路寻找系统方面的应用外,地理本体的应用还包括许多其他方面,地理本体研究已在社会科学、生态学、土地利用、环境等领域得到了初步应用。例如,公共卫生领域基于本体的晚期肾病网络GIS决策支持系统SIGNE研究[58]、多尺度生态系统分类等级体系的形式化和本体研究[59]、土地覆盖与利用分类体系的本体集成研究[60]等。随着地理本体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完善,这些应用研究将得到进一步的蓬勃发展。

4结语

地理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在信息时代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使用,但由于它们中的许多是基于主体认识的,致使产生了“可共享不可共用”的问题。地理本体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和方法,现在科学与技术条件下,可以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一种途径。

地理本体研究涉及面非常广。它不仅仅要考虑本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与专业人员,也要考虑地理数据、信息、知识的普通用户。它不仅在理论上要有合理性与完整性,更要能够在计算机与互联网上实现。地理本体研究应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并进行有规划的分工与合作。

地理本体的相关研究受到更多研究人员的关注,但在许多基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和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例如在构建地理本体的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研究人员还有相当多需要研究的问题。

地理本体研究已成为国际地理信息科学领域一个重要的新兴研究方向并得到了蓬勃发展,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只有少数学者开展了一些探索性的思考和研究[3,9-10,61-68],并且主要是基于信息学的本体研究模式。因此,我国应紧跟国际地理本体的研究动态,积极开展我国自己的地理本体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研究过程必须考虑到中国的民族、文化、语言、空间认知的特点。最关键的是,构建的地理本体能广大用户接受与应用,地理本体为语义互操作、语义互联网以及地球系统的语义建模等都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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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范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本体论/斯大林/卢卡奇

【正文】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批判并终结传统哲学的工作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创立了实践本体论。然而,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受到了种种误解、曲解和非难。准确而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大的理论问题。本文拟就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本体论的研究。

一、实践本身的矛盾特征

实践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早就引起了哲学家的注意,但正式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的,却是康德。问题在于,康德的“实践”概念没有脱离伦理实践的范围。费尔巴哈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但费尔巴哈不理解实践与生活的真实关系,不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黑格尔以抽象思辨的形式揭示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创造性特征,不仅指出了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区别,而且涉及实践在改造世界、创造人类历史方面的重要意义。但是,黑格尔讲的实践在根本上是抽象的理念活动,现实人的活动只是这种抽象理念活动的“样式”。从根本上说,黑格尔“是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人的生命表现为“一个与人自身有区别的、抽象的、纯粹的、绝对的本质的经历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176、97页。)。

旧哲学之所以没有正确解决实践的本质问题,除了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各自的主观原因以外,还有客观原因,即实践作为人所特有的活动本身就具有矛盾的特征:一方面,实践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含有人的主观因素,受人的理性、意志的支配,体现了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另一方面,实践又是作为物质实体的人通过工具等物质手段同物质世界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客观过程。

马克思发现,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每日每时必须进行的基本活动。当马克思把物质生产作为实践的首要的、决定性的形式和根本内容时,他所理解的实践是同自然过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社会过程,是一种自在自为的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产首先是人类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和人之间必然要互换活动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又制约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同时,物质生产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物质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作为目的在生产者的头脑中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这个目的是生产者“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并通过实践活动转变为现实存在。这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的“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过程。这就是说,生产实践既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又是人和人之间互换活动的过程,同时还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与观念的转换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找到了把能动性、自由性、创造性与现实性、客观性、物质性统一起来的基础。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实践是指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对实践本质的这一理解和规定,首先肯定了实践活动的对象性质,即它是以人为主体、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现实活动。更重要的是,实践把人的目的、理想、知识、能力等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客观实在,创造出按照自然规律本身无法产生或产生的几率几乎等于零的事物,创造出一个属人的对象世界。因此,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176、97页。)。

作为人所特有的对象化的活动,人通过实践使自己的本质力量转化为对象物,这就是主体对象化。在这一过程中,对象按照主体的要求和需要发生了结构和形式上的变化,形成了自然界原来所没有的种种对象物。这种种对象物是人在与外在世界相互作用中创造出来的,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物化体现,也就是主体的本质力量通过活动转化为静止的物质的存在形式,即积淀、凝聚和物化在客体中。因此,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主体通过对象性活动向客体渗透和转化,即主体客体化。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结果都是主体对象化的结果。

在主体对象化的同时,还发生着客体非对象化的运动。所谓客体非对象化,是指客体从客观对象的存在形式转化为主体生命结构的因素或主体本质力量的因素,客体失去对象化的形式,变成主体的一部分。在实践中,主体一方面通过物质和能量的输出改变着客体,同时主体也需要把一部分客体作为直接的生活资料加以消费,或者把物质工具作为自己身体器官的延长包括在主体的生命活动之中。这些都是客体向主体的渗透和转化,即客体主体化。

主体对象化或者说主体客体化造成人的活动成果的体外积累,形成了人类积累、交换、传递、继承和发展自己本质力量的特殊方式——社会遗传方式,从而使人类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成果不会因个体的消失而消失。而人通过客体非对象化或者说客体主体化这种形式占有、吸收对象(包括前人的活动成果),则不断丰富人的本质力量,从而提高着主体能力,使主体能以新的更高的水平去改造客体。主体对象化和客体非对象化,或者说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是人类实践活动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们互为前提、互为媒介,人们就是通过这种运动形式不断解决着现实世界的矛盾。这种运动形式是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和主体对客体的超越性的生动表现,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内容。

从运行机制上看,实践活动是通过目的、手段和结果的反馈调控过程而实现的。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正是通过这三个环节进行的,这三个环节实际上构成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运行机制。

目的是实践过程之前在人的头脑中预定的活动结果。从目的的形成来看,目的首先是人们对自身需要的意识,同时包含着对客体及其与主体关系的认识。由于外部对象不能现成地满足人的需要,因此人必须根据自己的内在需要对外部对象进行改造。这种改造首先是在思维中进行的,即通过“思维操作”,消灭外部对象“当前存在”的自在的客观性,在思维中形成了一个符合人的内在需要和主观要求的“理想存在”,在观念中建立起主体与客体新的统一的关系。这种思维改造对于实际改造来说是一种超前改造,是实践改造外部对象的过程在思维中的预演。这种超前改造形成了实践的目的,并规定了人们活动的目标。

实践活动中的目的性把人的实践过程同自然运动过程区别开来。在自然运动过程中,客体和客观状态及其发展直接受因果规律制约,事物的现状主要是被过去的事件所支配的,是过去制约现在。人的实践过程却不是一般的“原因——结果”的转化过程,而是“目的——结果”的转化过程,目的作为环节插入客观联系的因果链条之中,作为一种特殊的原因而起作用。在这种特殊的因果关系中,目的作为原因并不指向过去的事件,而是指向一种尚未发生的事件。因此,人的活动并不是纯粹地为过去的事件所制约,而是同时受到未来事件的制约,而未来的事件在现实中还并不存在,它是主体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践过程就表现为一种自在自为的物质运动过程。这种过程改变了客体的自然进程,使其成为主体制约下的运动过程。这就是主体活动的客观性与客体运动的客观性的本质区别。

“‘因果关系的运动’=实际上是不同的广度或深度上被捉摸到、被把握住内部联系的物质运动以及历史运动”(注:《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可以说,整个自然科学就是依据因果范畴建立起来的,离开因果范畴就没有自然科学。但是,人的实践活动总是体现着目的性的活动,离开目的就无法说明人的实践活动,而这种有目的活动与客观的因果性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难以相融。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活动能够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运动,并且我们能赋予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范围。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起因果观念,……人类的活动对因果性作验证,……可以说是对因果性作了双重的验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

目的是主观的,而它要改造的对象却是客观的。因此,目的不能直接作用于客观对象,“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客观对象只能被一种客观力量所改变。手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的客观力量。目的要在外部对象中实现自身,必须依靠手段,但是手段是依据主观目的的要求选定的,只有符合主观目的要求的“物”才能成为手段。实现不同目的必须使用具有不同功能的手段。同时,手段功能的发挥也必须服从于目的,手段依据目的而运动,并始终为目的所制约。“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203、409、410页。)。因此,手段是服务于目的并为目的所控制的物质运动过程。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手段就是主体置于自己和客体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递到客体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203、409、410页。)。因此,手段是人的身内器官的功能与身外自然力的矛盾统一。手段由身外的自然物所构成,它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功能却是人的身内器官功能的外化,是人的身外器官。正是依靠这种身外器官的作用,人首先占有和支配了一部分外部自然力,把这些自然力变成主体自身的力量,并用这部分自然力去征服其他自然力,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样,人们就可以突破身内器官功能的局限,使主体的力量具有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因此马克思提出要注意“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和“批判的工艺史”问题,并指出:“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资料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注:马克思:《资本论》(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译本),第374页[注]。)需要认真研究作为手段的工具,创建“批判的工艺史”,“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203、409、410页。)。

“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表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点是使用人们自己制造的工具,而不是使用天然工具。这说明手段首先是人们过去活动的结果,而后才是未来活动的前提;手段不是天然的自然物,而是凝聚了、物化了人的过去活动的自然物。如果说人的身内器官是一种天然器官,那么手段作为一种身外器官却是一种人工器官,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203、409、410页。)。因此,手段与人的肉体器官的关系,不仅是身外器官与身内器官的关系,而且是人工器官与天然器官的关系。只有同时具备过去活动结果与未来活动前提这两种性质的东西,才具备手段的性质。换言之,手段是人的过去活动和未来活动的矛盾统一。

手段把人的过去活动与未来活动统一起来,把前人活动与后人活动统一起来,就使人的活动具有不同于动物活动的特点。这样,每一代人在使用手段进行活动时,实质上是把前人活动及其成果作为自己的手段,因而每一代人都突破了本身力量的局限,把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力量的总和纳入自身之中,以“类”的资格去从事新的活动。这就使人类能力的发展成为一个不断向上的、滚雪球式的过程,形成了区别于生物进化规律的社会发展规律。

目的通过手段而实现。实践结果就是在外部对象世界中以客观形式实现了的主观目的,因此实践的结果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现实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主体自觉地认识、把握和利用客体自身的规律,使客体达到适应主体需要的性质和状态。这样一来,自然界本身潜存着的因果联系,就通过“目的→手段→结果”的运动被有选择地实现出来了。

同自然运动的结果相比,实践活动的结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它具有成败的属性。自然结果仅仅是由原因引起的,自然运动本身受自然规律支配,不存在违背客观规律的可能性。所以,在这种原因和结果之间没有成败问题。而实践的结果却始发于目的,而且在整个实践过程中目的都没有消失,并支配着人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人既可能遵循客观规律,也可能违背客观规律,因而实践结果一旦形成,就马上进入与目的的对比之中。这种对比关系构成实践结果所独有的成败属性。因此,实践结果对实践目的具有反馈作用,人们可以以此或坚定或修正实践活动的目的,反思实践活动。

可见,人的实践活动之所以与自然的物质运动具有不同的特点,就是因为人的活动是在理性支配下的活动。人作为主体,其活动根本特点就在于:在这个活动过程中,理性向主体展现了可供选择的客体的多种可能性以及对各种可能性后果的估计;同时又反映着主体内在需要的多种层次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从而确定活动的目标,把客体的可能性和主体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并在活动中把这种可能转为现实。这样,就实现了必然性与应然性的统一,创造出属人的对象世界,即人类世界。

二、实践本体论的内涵和意义

属人的对象世界即人类世界是自然与社会的统一。摆在人们面前的是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从本质上看,社会的自然也就是“人化自然”。毫无疑问,人们并不是在自在自然之外创造人化自然,而是在自在自然所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建造人化自然。人的实践可以改变自在自然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乃至其规律起作用的方式,但是它不可能消除自在自然的客观实在性。相反,自在自然的客观实在性通过实践延伸到人化自然之中,并构成了人化自然客观实在性的自然基础。人化自然又不同于自在自然,自在自然是独立于人的活动或尚未被纳入到人的活动范围内的自然界,其运动完全是自发的,一切都处在盲目的相互作用之中。人化自然和人的活动不可分离。人化自然是被人的活动所造成的自然,它体现了人的需要、目的、意志和本质力量,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人化自然的独特性就是它的主体性及其对主体实践活动的依赖性。从根本上说,人化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属于人的对象世界。统一的物质世界本无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之分,只是出现了人及其活动之后,“自然之网”才出现了缺口并一分为二,即在自在自然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个与它既对立又统一的人化自然。而实践就是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分化与统一的基础。

如前所述,实践不仅使自在自然发生形态的改变,同时还把目的性因素注入到自然界的因果链条之中,使自然界的因果链条按同样客观的“人类本性”发生运转。生产实践虽然不能使自然物的本性和规律发生变化,但却能把人的目的运用到物质对象上去,按人的方式来规范物质转换活动的方向和过程,改变物质的自在存在形式。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仅发现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发生时所必需的那些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运动,并且我们能赋予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范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页。)。在实践中,自在自然这个“自在之物”日益转化为体现了人的目的并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之物”,这一过程就是自然的“人化”过程,其结果是从自在自然中分化出人化自然。“自然的人化”强调的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换言之,“自然的人化”强调的不是自然界的变化,而是自然界在人的实践过程中不断获得属人的性质,不断地被改造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展现。因此,人化自然是“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24页。)。

自然的“人化”过程同时就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形成、改造和创造着自己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24页。)。没有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不可能有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这就是说,自然的“人化”是在社会之中而不是在社会之外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95页。)。

实践改造自然,不仅仅是改变自然物的形态,更重要的是在自然界中贯注人的本质力量和社会力量,使人的本质力量和社会力量本身进入到自然存在当中,并赋予自然存在以新的尺度——社会性或历史性。在现实世界中,自然界意味着什么,自然对人的关系如何,人对自然的作用采用了什么样的形式、内容和范围等,都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现在人化自然上,并给自然物一种独特的社会性质。要把人化自然从实践的社会形式中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世界中,自然不仅保持着天然的物质本性,而且被打上了人的烙印;不仅具有客观实在性,而且具有社会历史性。人化自然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本质上是社会的自然或“历史的自然”。

在属人的对象世界中,如同自然被社会所中介一样,反过来,社会也被自然所中介。人类社会是在劳动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人类历史也无非是“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在人类世界中,作为客体的自然其本身的规律决不可能被完全消融到对它进行占有的社会过程中。通过实践,自然进入到社会之中,转化为社会生活的要素,并制约着社会的发展。自然不是外在于社会,而是作为一种恒定的因素出现在历史过程中;社会的需要归根到底只有通过自然过程的中介才能实现。“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95页。)。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社会发展既不是纯自然的过程,也不是脱离自然的超自然的过程,而是包括自然运动在内的、与自然历史“相似”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是自然的社会或“自然的历史”。把自然以及人对自然的理论和实践关系从社会(历史)中排除出来,也就等于把社会(历史)建立在虚无上。

社会的自然与自然的社会都是人们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实践是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中介,也是两者互为中介的现实基础。一句话,实践是人类世界得以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在人类世界的运动中具有导向作用。人类世界当然不能归结为人的意识,但同样不能还原为自在自然。人类意识、人类社会以至整个人类世界对自在自然具有不可还原性。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都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实现或表现的。人类世界只能是实践中的存在。实践的本体论意义首先体现在它使世界二重化了,创造出一个与自在世界既对立又统一的人类世界。

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不仅体现在世界的二重化以及人类世界的形成上,而且还体现在人类世界的不断发展中。如前所述,人类世界是实践中的存在,而实践本身就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因此,属人的对象世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不断形成更大规模和更多层次的开放体系。马克思早就批判过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认识世界的直观性:“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人与自然的统一“在每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77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或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77页。)。

人类世界对人的生存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所以马克思又把人类世界称为“感性世界”、“现存世界”、“现实世界”。人类世界的现实性包含着客观性,而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又进一步确证人类世界的客观性,并使人类世界及其与自在世界的关系呈现出历史性。现实性、客观性、历史性、实践性,构成了人类世界及其与自在世界关系的总体特征,其中实践性是根本特征。人类世界只能是实践中的存在,实践构成人类世界的真正的本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67—68页。)。

正因为人类世界对人的生存具有现实性,而实践又构成了人类世界的本体,所以实践与人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一句话,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即人的生存本体。马克思说过,“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97页。)。这一论断极为深刻,它表明这样一个真理,即判断一个物种的存在方式就是看其生命活动的形式。具体地说,动物是在消极适应自然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生存的,动物的存在方式就是其本能活动,是由其生理结构特别是其活动器官的结构决定的。与此不同,人是在利用工具积极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生存的,实践成为人的生命之根和立命之本。人的秘密就在实践活动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67—68页。)。实践由此构成了人类特殊的生命形式,即构成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和人们生存的本体。人的一切包含其生存状态的异化及其扬弃,都是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发生和完成的。“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97页。)。

因此,马克思在确认实践是人类世界的本体的同时,又确认实践是人的生存的本体,两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由于马克思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异化状态的消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是生存论的本体论,即实践本体论。

传统的本体论所追寻的宇宙本体是一个“不动的原动者”,所以它必须断定有一个永恒的不动实体,在感觉事物之外有一个永不变动而独立的实体。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抽象的本体,是一切现实事物背后的所谓的“终极存在”,实际上是一种“不存在的存在”。从这种抽象的存在或本体出发,无法认识现实。唯心主义本体论是这样,旧唯物主义本体论也是如此,而且两者是两极相通。正如马克思所说:“那样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们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点中立刻显露出来。”(注:马克思:《资本论》(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译本),第375页。)

马克思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人类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状态,并确认实践是人本身感性存在的基础,也是人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存在的深刻基础,确认实践是人的本体活动或活动本身,人通过实践创造了人的存在。因此,马克思并不是以一种抽象的、超时空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存在问题,而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的存在,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并凸现了存在的根本特征——历史性。

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把人的存在本身作为哲学所追寻的目标。这样一种本体论所探求的并不是“对象、现实、感性”的存在到底是什么,即不是探求所谓的“终极存在”,而是探求“对象、现实、感性”的存在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即它们存在的意义。意义来自人的生存实践,是“对人而言”的。换言之,“对象、现实、感性”与人以及人的生存实践是连接在一起的,本体论与人的生存实践密切相关。所以马克思认为,对“对象、现实、感性”不能只是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而要同时“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并明确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这样,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便开辟了一条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

三、斯大林和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理解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到斯大林和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理解和论述。斯大林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理解和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被定于一尊,奉为经典,并造就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卢卡奇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理解和论述代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解读马克思哲学的路向,并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影响中国哲学界。所以,我将对斯大林和卢卡奇的观点作一简要评述,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特征以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根本缺陷。

从时间上看,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从内容上说,这种体系形成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随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定于一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形式或正统形式。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到康斯坦丁诺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尽管在局部上有所深化,但在总体框架和根本特征上后者并没有超出前者,事实上后者实际上是以前者为蓝本的。

我不否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并深化了马克思哲学的一些观点,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说,这种体系或模式没有反映出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的哲学及其本体论。具体地说,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中,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和解释自然界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这种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即一种自然观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在斯大林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注:《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4、424页。),而辩证唯物主义则是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注:《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4、424页。)。不难看出,斯大林实际上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与历史过程无关的自然观,并把这种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这种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中,自然是脱离人的活动的自然,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自然,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说的那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经过这一分离、抽象之后,一种“抽象物质”便构成了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石,形成了以自然为基石的本体论。以此为基础,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从自然到社会的逻辑推演:“既然自然界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么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注:《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6页。);如此等等。这就是说,在斯大林那里,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从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的逻辑运作过程。可以看出,尽管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没有提到“本体”或“本体论”一词,但他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自然本体论。

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从社会存在到自然存在的逻辑方向被颠倒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状态被忽略了,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以及人的主体性被遮蔽了。这是向以“抽象物质”为本体的自然唯物主义的复归,是一次惊人的理论倒退,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它表明,斯大林实际上是在用自然唯物主义的逻辑解读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苏联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抽象的唯物主义”,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当它脱离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生活,侈谈“世界的物质性”时,就已经悄悄地对上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

我不能说斯大林的观点没有一点道理,他毕竟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联系,但是我不能同意斯大林的观点。且不说自然观能否作为历史观的理论基础,斯大林割裂了理论与方法的内在联系,混淆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自然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时,斯大林向我们展示的实际上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和自然唯物主义的共同点,并把“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这句话当作马克思本人的话加以引用,把它作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实际上这是一段明显的误引,即斯大林把马克思对于霍布斯思想的复述看成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把马克思所批判的观点看成是马克思本人所赞赏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不是偶然的疏忽,它表明斯大林并未清楚认识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自然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

总之,斯大林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理论与方法相分离、唯物论与辩证法简单相加、并且带有浓厚的自然唯物主义色彩的自然观。以这样一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必然使马克思所关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及“人类学的自然界”不见了,人的实践及其本体论意义被消解了,人与人的关系被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中,生产方式的发展成了一种神秘的运动过程,历史规律成了一种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预成的“绝对计划”。斯大林企图通俗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却简单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本体论,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逻辑的终点。

卢卡奇对斯大林的哲学思想持一种激烈批判的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卢卡奇的创造性贡献之一,就是确认科学的实践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并把历史唯物主义规定为社会存在本体论,即社会实践本体论。按照卢卡奇的观点,在社会存在中,实践尤其是作为“第一实践”的劳动,始终占据着基本的、核心的地位,整个社会存在就其本体论特征而言,正是建筑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正是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即把劳动理解为有目的、创造性存在物的唯一的生存方式的理论,第一次奠定了社会存在的特性”(注: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第309、25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把社会存在本体论又称为“社会实践本体论”。

卢卡奇认为,“人的劳动总有目的——它定下目的,而这个目的是选择的结果,因此人的劳动表达人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的存在,只表现在使服从物质世界因果规律的客观自然力量运转起来”(注:《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94、203页。)。这就是说,对象性的劳动包含着人的目的性,存在着客观的物质前提。这是一种能动的、改造自然的活动,它在客观的因果链条中插入了人的目的这一环节,不仅使自然发生形式变化,而且还在自然物中实现人的目的,从而使自然不断地被“社会化”。同时自然存在对社会存在的“限制”不会消失,“这里谈的是自然限制的退却,而不是自然的消失”,人类不可能“完全扬弃这些限制”。这样,卢卡奇就把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以及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纳入实践范畴,从而使实践概念有了实在的内容。

卢卡奇的见解与马克思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是占有自然物质的有目的的活动。马克思曾一再强调这个观点,而且将它写进了《资本论》的定稿。卢卡奇由此认为,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本体论基础:“正是劳动把目的性和因果性之间的、以二元论为基础的、统一的相互关系引入存在之中,而在劳动之前,自然界只有因果过程。所以,这一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复合体仅仅存在于劳动及其社会结果中,存在于社会实践中。于是,改造现实的目的性设定的活动就成了一切人类社会实在的本体论基础。”(注: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英文版,第14—15、326、472、151、10页。)

由于正确理解了实践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卢卡奇便极为强调“物质实践”、“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并通过实践范畴把社会和自然联系起来,力图建立社会存在本体论。“劳动概念是我分析的关键”,“遵循马克思的思想,我把本体论设想为哲学本身,但是在历史基础之上的哲学……人类社会,它的本质就是人的有目的的行为,也就是劳动。这是最主要的新范畴,因为它把一切都包括在内”(注:《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94、203页。)。卢卡奇的论述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马克思的名言,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至此,卢卡奇回到了马克思,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貌,并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

本体范文篇4

一、实践本身的矛盾特征

实践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早就引起了哲学家的注意,但正式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的,却是康德。问题在于,康德的“实践”概念没有脱离伦理实践的范围。费尔巴哈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但费尔巴哈不理解实践与生活的真实关系,不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黑格尔以抽象思辨的形式揭示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创造性特征,不仅指出了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区别,而且涉及实践在改造世界、创造人类历史方面的重要意义。但是,黑格尔讲的实践在根本上是抽象的理念活动,现实人的活动只是这种抽象理念活动的“样式”。从根本上说,黑格尔“是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人的生命表现为“一个与人自身有区别的、抽象的、纯粹的、绝对的本质的经历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176、97页。)。

旧哲学之所以没有正确解决实践的本质问题,除了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各自的主观原因以外,还有客观原因,即实践作为人所特有的活动本身就具有矛盾的特征:一方面,实践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含有人的主观因素,受人的理性、意志的支配,体现了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另一方面,实践又是作为物质实体的人通过工具等物质手段同物质世界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客观过程。

马克思发现,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每日每时必须进行的基本活动。当马克思把物质生产作为实践的首要的、决定性的形式和根本内容时,他所理解的实践是同自然过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社会过程,是一种自在自为的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产首先是人类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和人之间必然要互换活动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又制约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同时,物质生产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物质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作为目的在生产者的头脑中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这个目的是生产者“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并通过实践活动转变为现实存在。这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的“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过程。这就是说,生产实践既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又是人和人之间互换活动的过程,同时还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与观念的转换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找到了把能动性、自由性、创造性与现实性、客观性、物质性统一起来的基础。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实践是指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对实践本质的这一理解和规定,首先肯定了实践活动的对象性质,即它是以人为主体、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现实活动。更重要的是,实践把人的目的、理想、知识、能力等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客观实在,创造出按照自然规律本身无法产生或产生的几率几乎等于零的事物,创造出一个属人的对象世界。因此,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176、97页。)。

作为人所特有的对象化的活动,人通过实践使自己的本质力量转化为对象物,这就是主体对象化。在这一过程中,对象按照主体的要求和需要发生了结构和形式上的变化,形成了自然界原来所没有的种种对象物。这种种对象物是人在与外在世界相互作用中创造出来的,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物化体现,也就是主体的本质力量通过活动转化为静止的物质的存在形式,即积淀、凝聚和物化在客体中。因此,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主体通过对象性活动向客体渗透和转化,即主体客体化。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结果都是主体对象化的结果。

在主体对象化的同时,还发生着客体非对象化的运动。所谓客体非对象化,是指客体从客观对象的存在形式转化为主体生命结构的因素或主体本质力量的因素,客体失去对象化的形式,变成主体的一部分。在实践中,主体一方面通过物质和能量的输出改变着客体,同时主体也需要把一部分客体作为直接的生活资料加以消费,或者把物质工具作为自己身体器官的延长包括在主体的生命活动之中。这些都是客体向主体的渗透和转化,即客体主体化。

主体对象化或者说主体客体化造成人的活动成果的体外积累,形成了人类积累、交换、传递、继承和发展自己本质力量的特殊方式——社会遗传方式,从而使人类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成果不会因个体的消失而消失。而人通过客体非对象化或者说客体主体化这种形式占有、吸收对象(包括前人的活动成果),则不断丰富人的本质力量,从而提高着主体能力,使主体能以新的更高的水平去改造客体。主体对象化和客体非对象化,或者说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是人类实践活动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们互为前提、互为媒介,人们就是通过这种运动形式不断解决着现实世界的矛盾。这种运动形式是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和主体对客体的超越性的生动表现,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内容。

从运行机制上看,实践活动是通过目的、手段和结果的反馈调控过程而实现的。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正是通过这三个环节进行的,这三个环节实际上构成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运行机制。

目的是实践过程之前在人的头脑中预定的活动结果。从目的的形成来看,目的首先是人们对自身需要的意识,同时包含着对客体及其与主体关系的认识。由于外部对象不能现成地满足人的需要,因此人必须根据自己的内在需要对外部对象进行改造。这种改造首先是在思维中进行的,即通过“思维操作”,消灭外部对象“当前存在”的自在的客观性,在思维中形成了一个符合人的内在需要和主观要求的“理想存在”,在观念中建立起主体与客体新的统一的关系。这种思维改造对于实际改造来说是一种超前改造,是实践改造外部对象的过程在思维中的预演。这种超前改造形成了实践的目的,并规定了人们活动的目标。

实践活动中的目的性把人的实践过程同自然运动过程区别开来。在自然运动过程中,客体和客观状态及其发展直接受因果规律制约,事物的现状主要是被过去的事件所支配的,是过去制约现在。人的实践过程却不是一般的“原因——结果”的转化过程,而是“目的——结果”的转化过程,目的作为环节插入客观联系的因果链条之中,作为一种特殊的原因而起作用。在这种特殊的因果关系中,目的作为原因并不指向过去的事件,而是指向一种尚未发生的事件。因此,人的活动并不是纯粹地为过去的事件所制约,而是同时受到未来事件的制约,而未来的事件在现实中还并不存在,它是主体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践过程就表现为一种自在自为的物质运动过程。这种过程改变了客体的自然进程,使其成为主体制约下的运动过程。这就是主体活动的客观性与客体运动的客观性的本质区别。

“‘因果关系的运动’=实际上是不同的广度或深度上被捉摸到、被把握住内部联系的物质运动以及历史运动”(注:《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可以说,整个自然科学就是依据因果范畴建立起来的,离开因果范畴就没有自然科学。但是,人的实践活动总是体现着目的性的活动,离开目的就无法说明人的实践活动,而这种有目的活动与客观的因果性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难以相融。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活动能够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运动,并且我们能赋予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范围。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起因果观念,……人类的活动对因果性作验证,……可以说是对因果性作了双重的验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

目的是主观的,而它要改造的对象却是客观的。因此,目的不能直接作用于客观对象,“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客观对象只能被一种客观力量所改变。手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的客观力量。目的要在外部对象中实现自身,必须依靠手段,但是手段是依据主观目的的要求选定的,只有符合主观目的要求的“物”才能成为手段。实现不同目的必须使用具有不同功能的手段。同时,手段功能的发挥也必须服从于目的,手段依据目的而运动,并始终为目的所制约。“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203、409、410页。)。因此,手段是服务于目的并为目的所控制的物质运动过程。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手段就是主体置于自己和客体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递到客体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203、409、410页。)。因此,手段是人的身内器官的功能与身外自然力的矛盾统一。手段由身外的自然物所构成,它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功能却是人的身内器官功能的外化,是人的身外器官。正是依靠这种身外器官的作用,人首先占有和支配了一部分外部自然力,把这些自然力变成主体自身的力量,并用这部分自然力去征服其他自然力,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样,人们就可以突破身内器官功能的局限,使主体的力量具有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因此马克思提出要注意“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和“批判的工艺史”问题,并指出:“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资料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注:马克思:《资本论》(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译本),第374页[注]。)需要认真研究作为手段的工具,创建“批判的工艺史”,“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203、409、410页。)。

“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表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点是使用人们自己制造的工具,而不是使用天然工具。这说明手段首先是人们过去活动的结果,而后才是未来活动的前提;手段不是天然的自然物,而是凝聚了、物化了人的过去活动的自然物。如果说人的身内器官是一种天然器官,那么手段作为一种身外器官却是一种人工器官,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203、409、410页。)。因此,手段与人的肉体器官的关系,不仅是身外器官与身内器官的关系,而且是人工器官与天然器官的关系。只有同时具备过去活动结果与未来活动前提这两种性质的东西,才具备手段的性质。换言之,手段是人的过去活动和未来活动的矛盾统一。

手段把人的过去活动与未来活动统一起来,把前人活动与后人活动统一起来,就使人的活动具有不同于动物活动的特点。这样,每一代人在使用手段进行活动时,实质上是把前人活动及其成果作为自己的手段,因而每一代人都突破了本身力量的局限,把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力量的总和纳入自身之中,以“类”的资格去从事新的活动。这就使人类能力的发展成为一个不断向上的、滚雪球式的过程,形成了区别于生物进化规律的社会发展规律。

目的通过手段而实现。实践结果就是在外部对象世界中以客观形式实现了的主观目的,因此实践的结果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现实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主体自觉地认识、把握和利用客体自身的规律,使客体达到适应主体需要的性质和状态。这样一来,自然界本身潜存着的因果联系,就通过“目的→手段→结果”的运动被有选择地实现出来了。

同自然运动的结果相比,实践活动的结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它具有成败的属性。自然结果仅仅是由原因引起的,自然运动本身受自然规律支配,不存在违背客观规律的可能性。所以,在这种原因和结果之间没有成败问题。而实践的结果却始发于目的,而且在整个实践过程中目的都没有消失,并支配着人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人既可能遵循客观规律,也可能违背客观规律,因而实践结果一旦形成,就马上进入与目的的对比之中。这种对比关系构成实践结果所独有的成败属性。因此,实践结果对实践目的具有反馈作用,人们可以以此或坚定或修正实践活动的目的,反思实践活动。

可见,人的实践活动之所以与自然的物质运动具有不同的特点,就是因为人的活动是在理性支配下的活动。人作为主体,其活动根本特点就在于:在这个活动过程中,理性向主体展现了可供选择的客体的多种可能性以及对各种可能性后果的估计;同时又反映着主体内在需要的多种层次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从而确定活动的目标,把客体的可能性和主体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并在活动中把这种可能转为现实。这样,就实现了必然性与应然性的统一,创造出属人的对象世界,即人类世界。

二、实践本体论的内涵和意义

属人的对象世界即人类世界是自然与社会的统一。摆在人们面前的是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从本质上看,社会的自然也就是“人化自然”。毫无疑问,人们并不是在自在自然之外创造人化自然,而是在自在自然所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建造人化自然。人的实践可以改变自在自然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乃至其规律起作用的方式,但是它不可能消除自在自然的客观实在性。相反,自在自然的客观实在性通过实践延伸到人化自然之中,并构成了人化自然客观实在性的自然基础。人化自然又不同于自在自然,自在自然是独立于人的活动或尚未被纳入到人的活动范围内的自然界,其运动完全是自发的,一切都处在盲目的相互作用之中。人化自然和人的活动不可分离。人化自然是被人的活动所造成的自然,它体现了人的需要、目的、意志和本质力量,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人化自然的独特性就是它的主体性及其对主体实践活动的依赖性。从根本上说,人化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属于人的对象世界。统一的物质世界本无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之分,只是出现了人及其活动之后,“自然之网”才出现了缺口并一分为二,即在自在自然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个与它既对立又统一的人化自然。而实践就是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分化与统一的基础。

如前所述,实践不仅使自在自然发生形态的改变,同时还把目的性因素注入到自然界的因果链条之中,使自然界的因果链条按同样客观的“人类本性”发生运转。生产实践虽然不能使自然物的本性和规律发生变化,但却能把人的目的运用到物质对象上去,按人的方式来规范物质转换活动的方向和过程,改变物质的自在存在形式。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仅发现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发生时所必需的那些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运动,并且我们能赋予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范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页。)。在实践中,自在自然这个“自在之物”日益转化为体现了人的目的并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之物”,这一过程就是自然的“人化”过程,其结果是从自在自然中分化出人化自然。“自然的人化”强调的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换言之,“自然的人化”强调的不是自然界的变化,而是自然界在人的实践过程中不断获得属人的性质,不断地被改造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展现。因此,人化自然是“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24页。)。

自然的“人化”过程同时就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形成、改造和创造着自己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24页。)。没有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不可能有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这就是说,自然的“人化”是在社会之中而不是在社会之外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95页。)。

实践改造自然,不仅仅是改变自然物的形态,更重要的是在自然界中贯注人的本质力量和社会力量,使人的本质力量和社会力量本身进入到自然存在当中,并赋予自然存在以新的尺度——社会性或历史性。在现实世界中,自然界意味着什么,自然对人的关系如何,人对自然的作用采用了什么样的形式、内容和范围等,都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现在人化自然上,并给自然物一种独特的社会性质。要把人化自然从实践的社会形式中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世界中,自然不仅保持着天然的物质本性,而且被打上了人的烙印;不仅具有客观实在性,而且具有社会历史性。人化自然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本质上是社会的自然或“历史的自然”。

在属人的对象世界中,如同自然被社会所中介一样,反过来,社会也被自然所中介。人类社会是在劳动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人类历史也无非是“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在人类世界中,作为客体的自然其本身的规律决不可能被完全消融到对它进行占有的社会过程中。通过实践,自然进入到社会之中,转化为社会生活的要素,并制约着社会的发展。自然不是外在于社会,而是作为一种恒定的因素出现在历史过程中;社会的需要归根到底只有通过自然过程的中介才能实现。“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95页。)。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社会发展既不是纯自然的过程,也不是脱离自然的超自然的过程,而是包括自然运动在内的、与自然历史“相似”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是自然的社会或“自然的历史”。把自然以及人对自然的理论和实践关系从社会(历史)中排除出来,也就等于把社会(历史)建立在虚无上。

社会的自然与自然的社会都是人们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实践是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中介,也是两者互为中介的现实基础。一句话,实践是人类世界得以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在人类世界的运动中具有导向作用。人类世界当然不能归结为人的意识,但同样不能还原为自在自然。人类意识、人类社会以至整个人类世界对自在自然具有不可还原性。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都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实现或表现的。人类世界只能是实践中的存在。实践的本体论意义首先体现在它使世界二重化了,创造出一个与自在世界既对立又统一的人类世界。

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不仅体现在世界的二重化以及人类世界的形成上,而且还体现在人类世界的不断发展中。如前所述,人类世界是实践中的存在,而实践本身就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因此,属人的对象世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不断形成更大规模和更多层次的开放体系。马克思早就批判过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认识世界的直观性:“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人与自然的统一“在每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77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或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77页。)。

人类世界对人的生存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所以马克思又把人类世界称为“感性世界”、“现存世界”、“现实世界”。人类世界的现实性包含着客观性,而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又进一步确证人类世界的客观性,并使人类世界及其与自在世界的关系呈现出历史性。现实性、客观性、历史性、实践性,构成了人类世界及其与自在世界关系的总体特征,其中实践性是根本特征。人类世界只能是实践中的存在,实践构成人类世界的真正的本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67—68页。)。

正因为人类世界对人的生存具有现实性,而实践又构成了人类世界的本体,所以实践与人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一句话,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即人的生存本体。马克思说过,“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97页。)。这一论断极为深刻,它表明这样一个真理,即判断一个物种的存在方式就是看其生命活动的形式。具体地说,动物是在消极适应自然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生存的,动物的存在方式就是其本能活动,是由其生理结构特别是其活动器官的结构决定的。与此不同,人是在利用工具积极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生存的,实践成为人的生命之根和立命之本。人的秘密就在实践活动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67—68页。)。实践由此构成了人类特殊的生命形式,即构成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和人们生存的本体。人的一切包含其生存状态的异化及其扬弃,都是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发生和完成的。“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97页。)。

因此,马克思在确认实践是人类世界的本体的同时,又确认实践是人的生存的本体,两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由于马克思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异化状态的消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是生存论的本体论,即实践本体论。

传统的本体论所追寻的宇宙本体是一个“不动的原动者”,所以它必须断定有一个永恒的不动实体,在感觉事物之外有一个永不变动而独立的实体。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抽象的本体,是一切现实事物背后的所谓的“终极存在”,实际上是一种“不存在的存在”。从这种抽象的存在或本体出发,无法认识现实。唯心主义本体论是这样,旧唯物主义本体论也是如此,而且两者是两极相通。正如马克思所说:“那样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们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点中立刻显露出来。”(注:马克思:《资本论》(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译本),第375页。)

马克思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人类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状态,并确认实践是人本身感性存在的基础,也是人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存在的深刻基础,确认实践是人的本体活动或活动本身,人通过实践创造了人的存在。因此,马克思并不是以一种抽象的、超时空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存在问题,而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的存在,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并凸现了存在的根本特征——历史性。

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把人的存在本身作为哲学所追寻的目标。这样一种本体论所探求的并不是“对象、现实、感性”的存在到底是什么,即不是探求所谓的“终极存在”,而是探求“对象、现实、感性”的存在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即它们存在的意义。意义来自人的生存实践,是“对人而言”的。换言之,“对象、现实、感性”与人以及人的生存实践是连接在一起的,本体论与人的生存实践密切相关。所以马克思认为,对“对象、现实、感性”不能只是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而要同时“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并明确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这样,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便开辟了一条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

三、斯大林和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理解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到斯大林和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理解和论述。斯大林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理解和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被定于一尊,奉为经典,并造就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卢卡奇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理解和论述代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解读马克思哲学的路向,并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影响中国哲学界。所以,我将对斯大林和卢卡奇的观点作一简要评述,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特征以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根本缺陷。

从时间上看,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从内容上说,这种体系形成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随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定于一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形式或正统形式。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到康斯坦丁诺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尽管在局部上有所深化,但在总体框架和根本特征上后者并没有超出前者,事实上后者实际上是以前者为蓝本的。

我不否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并深化了马克思哲学的一些观点,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说,这种体系或模式没有反映出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的哲学及其本体论。具体地说,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中,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和解释自然界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这种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即一种自然观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在斯大林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注:《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4、424页。),而辩证唯物主义则是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注:《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4、424页。)。不难看出,斯大林实际上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与历史过程无关的自然观,并把这种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这种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中,自然是脱离人的活动的自然,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自然,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说的那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经过这一分离、抽象之后,一种“抽象物质”便构成了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石,形成了以自然为基石的本体论。以此为基础,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从自然到社会的逻辑推演:“既然自然界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么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注:《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6页。);如此等等。这就是说,在斯大林那里,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从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的逻辑运作过程。可以看出,尽管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没有提到“本体”或“本体论”一词,但他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自然本体论。

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从社会存在到自然存在的逻辑方向被颠倒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状态被忽略了,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以及人的主体性被遮蔽了。这是向以“抽象物质”为本体的自然唯物主义的复归,是一次惊人的理论倒退,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它表明,斯大林实际上是在用自然唯物主义的逻辑解读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苏联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抽象的唯物主义”,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当它脱离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生活,侈谈“世界的物质性”时,就已经悄悄地对上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

我不能说斯大林的观点没有一点道理,他毕竟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联系,但是我不能同意斯大林的观点。且不说自然观能否作为历史观的理论基础,斯大林割裂了理论与方法的内在联系,混淆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自然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时,斯大林向我们展示的实际上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和自然唯物主义的共同点,并把“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这句话当作马克思本人的话加以引用,把它作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实际上这是一段明显的误引,即斯大林把马克思对于霍布斯思想的复述看成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把马克思所批判的观点看成是马克思本人所赞赏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不是偶然的疏忽,它表明斯大林并未清楚认识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自然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

总之,斯大林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理论与方法相分离、唯物论与辩证法简单相加、并且带有浓厚的自然唯物主义色彩的自然观。以这样一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必然使马克思所关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及“人类学的自然界”不见了,人的实践及其本体论意义被消解了,人与人的关系被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中,生产方式的发展成了一种神秘的运动过程,历史规律成了一种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预成的“绝对计划”。斯大林企图通俗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却简单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本体论,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逻辑的终点。

卢卡奇对斯大林的哲学思想持一种激烈批判的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卢卡奇的创造性贡献之一,就是确认科学的实践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并把历史唯物主义规定为社会存在本体论,即社会实践本体论。按照卢卡奇的观点,在社会存在中,实践尤其是作为“第一实践”的劳动,始终占据着基本的、核心的地位,整个社会存在就其本体论特征而言,正是建筑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正是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即把劳动理解为有目的、创造性存在物的唯一的生存方式的理论,第一次奠定了社会存在的特性”(注: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第309、25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把社会存在本体论又称为“社会实践本体论”。

卢卡奇认为,“人的劳动总有目的——它定下目的,而这个目的是选择的结果,因此人的劳动表达人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的存在,只表现在使服从物质世界因果规律的客观自然力量运转起来”(注:《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94、203页。)。这就是说,对象性的劳动包含着人的目的性,存在着客观的物质前提。这是一种能动的、改造自然的活动,它在客观的因果链条中插入了人的目的这一环节,不仅使自然发生形式变化,而且还在自然物中实现人的目的,从而使自然不断地被“社会化”。同时自然存在对社会存在的“限制”不会消失,“这里谈的是自然限制的退却,而不是自然的消失”,人类不可能“完全扬弃这些限制”。这样,卢卡奇就把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以及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纳入实践范畴,从而使实践概念有了实在的内容。

卢卡奇的见解与马克思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是占有自然物质的有目的的活动。马克思曾一再强调这个观点,而且将它写进了《资本论》的定稿。卢卡奇由此认为,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本体论基础:“正是劳动把目的性和因果性之间的、以二元论为基础的、统一的相互关系引入存在之中,而在劳动之前,自然界只有因果过程。所以,这一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复合体仅仅存在于劳动及其社会结果中,存在于社会实践中。于是,改造现实的目的性设定的活动就成了一切人类社会实在的本体论基础。”(注: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英文版,第14—15、326、472、151、10页。)

由于正确理解了实践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卢卡奇便极为强调“物质实践”、“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并通过实践范畴把社会和自然联系起来,力图建立社会存在本体论。“劳动概念是我分析的关键”,“遵循马克思的思想,我把本体论设想为哲学本身,但是在历史基础之上的哲学……人类社会,它的本质就是人的有目的的行为,也就是劳动。这是最主要的新范畴,因为它把一切都包括在内”(注:《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94、203页。)。卢卡奇的论述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马克思的名言,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至此,卢卡奇回到了马克思,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貌,并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

本体范文篇5

我国自己的地理本体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

关键词:本体论;地理本体;语义;语义互操作;信息共享

人类世界几千年的文明历程,创造了一个十分庞大、丰富的客观知识世界,波普尔称之为第三世界(World3)[1]。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共享、重用的需求,迫使人们对人类所共同拥有的知识、信息与数据进行本体重建和网络共享,及计算机协助整合。地理知识、信息与数据是客观知识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地理本体研究是本体重建重要的基础之一。本体论研究不仅是方法与工具,也是一种科学思想与理论。

地理本体是地理信息科学的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对其的发展进行综合分析,为其进一步向前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本文从本体论出发,着重分析地理本体重建的发展及研究现状,提出今后的研究重点与建议。

1本体论研究概况

Ontology原本是一个哲学基本问题,指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的学说,后被用于研究实体存在性和实体存在的本质等方面的通用理论。计算机界借用这个理论,把现实世界中某个领域抽象或概括成一组概念及概念间的关系,构造出这个领域的本体。在近年来,Ontology不但在哲学领域[2],而且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中备受关注,正逐步成为这些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3-5]。

Ontology在科学技术领域兴起的最主要原因是,语义互联网、语义建模和语义集成需要Ontolo-gy作为支持发展的基础理论。

虽然Ontology的出现频率较高,其中文相对应的词却很不统一,国内许多学者就Ontology的一词的译法和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比较公认的译法是ontology为“本体”和Ontology为“本体论”[6-10]。本文中采用本体论与本体的译法。

哲学中的本体论与现代科学技术中的本体论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哲学本体论是科学本体论的基础,哲学本体论对科学本体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认为:本体论可分为哲学本体论与领域本体论。本文在此不对哲学本体论做深入分析,重点是地理信息的领域本体,即地理本体论。

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达成共识,对于相互交流和深入研究非常重要。由于本体论在科学技术领域中是一个新事物,研究人员在其定义与涵义的理解方面还存在差异。毕业论文据有关学者分析,Ontology在科学与技术领域最早出现于1984年,明确提出且进行定义是在1991年[7,11],从此对Ontology的定义日渐丰富[12-23](见表1),但基本上是大同小异,不存在本质方面的区别和争议。笔者根据研究人员的不同定义进行分析后,认为作为一个思想、理论和方法,它的概念包括四个主要方面:①概念化,客观世界的现象的抽象模型,把领域的知识抽象为一个个确定的对象;②明确的定义,对每一个对象的概念及它们之间联系都进行合理地定义;③形式化,需对概念及它们之间关系进行精确的数学描述且要达到计算机可读的水平;④共享,本体中反映的知识是其使用者(包括该领域的专家和一般用户)共同认可的。

上述定义表明,由客观世界某一领域的事物或现象的本质(即本体)到人们对这些事物或现象的本质通过认识活动所形成的认识结果(即概念体系),再从概念体系到人们用特定的符号系统或语言将某一概念体系做出明确的、形式化的表示或表达,总共涉及了三个层面的东西。因为这三者之间具有联系,应该具有一致性或统一性,可以统称为“本体”[6]。

本体论思想被应用到科学技术领域时,就是要把现有的知识、信息与数据采用面向对象的形式还原成一个合理的语义体系,使计算机能够处理,使人们能够共享。地理本体是一个特殊领域本体,它具有一般领域本体的基本共性,也有其独特之处。

表1本体的各种定义[12-23]

Table1Definitionsofontology

作者(时间)本体的定义

Neches等(1991)本体是组成主题领域的词汇表的基本术语及其关系,以及结合这些术语和关系来定义词汇表外延的规则

Gruber(1993)本体是概念化的明确规范说明

Guarino等(1995)本体是概念化的、明确的、部分的说明/一种逻辑语言的模型

Uschold(1996)本体是概念化的、明确说明和显式表达

Borst(1997)本体是共享的、概念模型的与形式化的规范说明

Swartout(1997)本体是一个为描述某个领域,而按继承关系组织起来作为一个知识库的骨架的一系列术语

Studer(1998)本体是共享的、概念化的、显式的与形式化的规范说明

Fensel(2000)本体是对一个特定领域中的重要概念共享的形式化描述

NoyF.N.(2001)本体是对某个领域中的概念的形式化的明确表示,每个概念的特性描述

Fonseca(2001)本体是以某一观点用详细明确的词汇表描述实体、概念、特性和相关功能了概念的各个方面及其约束的特征和属性的理论

Starla(2003)本体必须包括所使用术语的规范说明、决定这些术语含义的协议、以及术语之间的联系,来表达概念

2地理本体论的定义与研究意义

2.1地理本体的定义

地理本体就是把有关地理科学领域的知识、信息和数据抽象成由一个个具有共识的对象(或实体),硕士论文并按照一定的关系而组成的体系,同时进行概念化处理和明确的定义,最后以形式化表达的理论与方法。

2.2地理本体的研究意义

地理本体在地理信息科学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其重要性已在许多方面得于表现,如知识工程、数据库设计和集成、信息检索与获取、软件工程等,实现世界范围的知识级信息集成。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发展,推动各种系统与数据库的建设,进行了大量的数字生产,随着高性能网络普及,信息共享与互操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必须由原来的数据建设转变为数据与地理本体建设并重。

地理本体的研究可以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提供重要的理论与方法支撑:

(1)语义互联网:语义互联网提出后发现必须定义好底层的领域本体才可能顺利构造出语义互联网。语义互联网的基础就是本体,为使计算机能够理解,必须用形式化的本体来定义互联网资源中的数据和元数据的意义。地理信息资源作为语义互联网的重要资源,如何融入语义互联网是地理信息科学的重要课题。地理本体的抽象与构建是其重要基础。怎样让地理数据与信息在全球信息网格上运行,地理空间数据定义共享和互操作需要借助本体数据库思想建立一个统一的语义网络,来描述同一个客体在不同专业空间数据库中的语义描述及其转换[10]。

(2)地理信息系统之间的语义互操作:实现地理信息资源共享与互操作是地理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从信息观点看,为了实现互操作,两个系统必须是信息模型可互操作,为了实现信息模型互操作,两个系统必须在语法上和语义上可互操作。语法互操作是指两个系统流动和被处理的信息使用相同的结构,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语义互操作是指两系统对其中流动和被处理的信息有相同的语义理解[24]。语义互操作问题才开始引起研究人员的重视,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3)知识级地理信息共享与知识重用:随着大量地理知识、信息与数据的丰富和GIS与互联网技术发展,实现信息、数据和知识的共享是完全可能的。由于主体(人)对客观地理事物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经常造成可能共有,但不能真正的共享与重用。例如对土地覆盖分类数据,不同国际组织、不同国家、不同部门和不同群体等具有不同的认识,并按照各自的认识进行数据生产和信息提取,造成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实质性共享和重用非常困难[25],为此国际上也召开专题协调会议[26]。因此,在某些地理领域抽象一个合理和共识性地理本体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建立不同认识之间的语义映射机制也是非常必要的。

(4)地球科学中语义建模:在对地球系统的过程进行建模时,需要ontology的辅助使得不同领域的模型能够互相交互、重用和共享。在描述这些过程时,需要将过程的行为、时空特性与其他过程的关系等等描述出来。这些过程描述的集合构成一个过程库,称为模拟框架的基础。在地球系统建模中使用和表达语义将增强人们对环境系统进行科学研究和考察的能力,语义网为我们描述的各种解决方法提供平台和模型以及模型结果的使用带来新的有趣的途径[27]。

3地理本体的研究现状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本体概念及其思想引起了地理信息科学研究者的注意,许多国际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计划,地理信息科学界的许多国际学术会议也设立了与本体相关的讨论主题。

在地理本体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主要对地理本体理论构成、地理本体的人文调查与实验研究、地理本体的信息学研究,医学论文特别是地理本体的形式化描述语言和工具及本体创建和集成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思索与探讨,并将地理本体理论与方法研究成果应用于地理信息集成、地理信息检索、道路寻找和智能体系统设计与开发、社会及生态环境研究等多个应用领域。下面首先简要介绍国际上开展的一些地理本体研究计划及召开的一些相关学术会议,然后从基础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介绍地理本体的研究进展。

3.1国际上与地理本体相关的主要研究计划与学术会议

(1)国际上主要的地理本体研究计划:科研人员针对某一个科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经常是通过有计划和目标的研究计划与项目,同时也反映出此科学问题得到科研人员的重视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地理本体的计划主要集中在美国,也逐渐在欧洲得到重视(表2)。

(2)地理本体相关的主要国际学术会议:在国际信息科学领域会议中,特别是空间信息与地理信息科学的会议,开设地理本体或时空本体的讨论专题(表3),职称论文表现为关注地理本体的科研人员越来越多和需要交流的科学问题很多,这也表明此学科正在发展。

3.2地理本体基础理论研究进展

地理本体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探讨地理本体理论构成及地理本体的构建方法等方面,英语论文即从科学理论的视角来看,地理本体理论应包括哪些基础理论、需要应用哪些科学工具、存在哪些地理本体的构建方法。

由于认知科学现有的以桌面空间现象为基础的分类理论并不适合于地理对象,必须发展新的地理空间本体基础理论[28]。因此,有些学者就地理本体基础理论构成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Smith和Mark认为,针对地理对象的复杂性及由许多部分组成的特征,地理本体理论必须包括部分2整体理论(Mereology);针对地理对象具有边界且地理对象之间存在相接、相离、相交以及封闭和开放等拓扑特征,地理本体理论也必须包括拓扑学理论;由于常规拓扑学可能不能解决一些复杂的地理边界现象,地理本体还应包括纯拓扑理论(Me-reotopology);此外,地理本体研究必须说明地理对象的维度以及各种空间关系,也需要几何学作为其基础理论之一;除了上述数学理论外,由于许多地理对象的分类和地理现象的存在与人类的认知行为、语言和文化相关,地理本体理论也应该将认知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调查和实验研究纳入到其基础理论体系中[28]。为了便于在部分2整体理论基础上研究地理实体与该实体所处空间区域的关系,除了部分2整体理论和拓扑学理论工具外,地理本体理论还应包括一般空间定位理论(Ageneraltheoryofspatiallocation)这种地理表达工具[29]。而有的学者则进一步强调地理本体应在内涵上定义并用形式化语言以计算机可以理解的方式表示拓扑理论、部分2整体理论、识别理论、分类理论和依赖理论(Theoryofdependence),只有基于上述理论发展起来的地理本体才有助于建立语义上更加一致的地理空间信息模型[30]。由此可见,地理本体基础理论构成应包括地理信息科学中相关的理论工具,如拓扑学理论、部分2整体理论、几何学和纯拓扑理论等数学工具,以及地理哲学、地理分类理论、地理认知科学或认知心理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诸多学科。

表2国际上主要的地理本体研究计划

Table2Majoroversearesearchprojectsongeo-ontology

计划名称资助机构

空间知识的本体等级体系(1995)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下称:NSF)

地理类型的本体调查(1999)NSF

NSF2CNPq地理空间信息集成合作研究(1999)NSF与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INPE)

数字政府:地理空间知识本体(1999)NSF的“数字政府”项目

数字政府:地理空间知识的表示与分发(2000)NSF的“数字政府”项目

空间思考与推理(2003)NSF

IGERT:地理信息科学综合培训计划(2003)NSF

地理本体研究组ONTOGEO希腊雅典国家技术大学乡村与测量工程学院

语义互操作实验室(MUSIL)德国Munster大学地理信息科学研究

表3国际上地理本体相关的主要学术会议

Table3Majorinternationalconferencesongeo-ontology

时间会议名称

1998年第一届国际形式化信息系统本体会议(FOISp98)

1998年第八届空间数据处理国际研讨会(SDHp98)

1999年“场本体(TheOntologyofFields)”的专家会议

1999年国际空间信息理论大会(COSITp99)

2000年第一届国际地理信息科学大会(GIScience2000)

2001年国际空间信息理论大会(COSIT2001)

2002年第二届国际地理信息科学大会(GIScience2002)

2002年由英国陆军测量局与利兹大学联合组织“地理本体论研讨会(WorkshoponGeo-On-tology)”

2003年国际空间信息理论大会(COSIT2003)

2004年第三届国际地理信息科学大会(GIScience2004)

2005年时空建模、空间推理、空间分析、数据挖掘与融合国际会议(STMp05)

地理本体构造方法研究目前有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即本体论研究方向、人文调查与实验研究方向和信息学研究方向。这三个研究方向的研究方法和侧重的研究内容各不相同,是地理本体理论相互补充、相互约束的三个方面,而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31]。

(1)地理本体论研究:留学生论文地理本体论研究主要从哲学角度探讨地理本体的构成方法方面的研究,即试图在不同尺度和粒度层次上建立构成地理空间领域的各种对象、过程和关系等的所有类型,并形成等级体系。这种研究方法目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与领域科学家进行交流,以设计建立各个领域内所有实体的种类;发展组织这些实体种类,例如部分2整体关系和粒度等的形式化方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很难综述,但很显然地理科学领域已经建立了很多分类系统和标准,如地貌学中各种地貌的分类系统等。但这些分类系统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评价方面的研究还相对滞后。Chrisman批评了那种发展大一统的地理本体的做法,认为应该保留对现实世界的不同看法,发展可以集成并转换各种分类系统以及解决这些不同分类系统之间语义异质性的科学方法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研究方向[32]。

实体类型的组织目前主要采用各种等级结构进行。树状结构是目前组织实体类型的主流方法,其特点是各种实体类型根据其一般性程度被划分到某个一般性层次上,而且每个类型只有一个父类但可以有多个子类,这种本体的典型代表就是Word-Net。Kuhn从认知科学中的概念集成思想出发探讨了地理类型的语义建模,揭示了像WordNet这种以树状结构或概念等级组织的本体的优势和缺陷,认为其优点在于可以基于概念之间的距离来度量它们之间语义的相似性,而其缺陷一方面表现在这种本体只具有单一的继承关系,另一方面表现在这种结构不能抓住概念之间的某些关系,如概念的功能关系,而以代数视图为基础的Haskell语言被证明是改进这些缺陷和构建本体的有力工具[33]。此外,形式化概念分析方法及概念格允许多态继承,克服了树状结构的固有缺陷,也是组织本体的有力工具[34-35]。

(2)地理本体的人文调查和实验研究:地理本体的人文调查和实验研究主要采用心理学或认知科学的调查和实验检验方法,研究普通人群对基本地理概念的理解,或参考朴素地理学或民间地理学研究成果,从中抽取地理本体,为地理本体的建立提供经验和实验基础。

Smith和Mark等在此方面进行了的一系列实验研究工作。他们认为并假设地理对象不仅仅位于空间中,而且在本质上与空间相连,从空间继承了其结构特征,地理类型也往往是与大小或尺度相关的,而且地理事物或事物类型可能与个人或文化差异有关。为了验证这种假设,他们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包括:为某些地理类型抽取类型范本的实验;类型实例及其属性和组成部分实验;边界本质问题实验;术语定义实验。这些实验都以人为实验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及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来研究地理概念的认知方面,从而为地理本体建立经验基础。这些实验数据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地理科学家和普通人群对于术语“地理”和“地理的”的涵义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地理科学家实际上研究的并不是民间普通人群概念中的地理现象[36-38]。他们的系列实验仍在进行中,并希望通过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背景下分别进行实验,以验证这些差异是否会明显影响人们对基本地理概念及其本体的理解。在澳大利亚一个部落土著语言中的景观元素类型与英语比较研究之后发现,这两个系统间在基本层次上就存在本质差异,表明地区和语言文化背景差异确实会对人们头脑中的基本地理概念及其本体产生明显影响[39]。

(3)地理本体的信息学研究:地理本体的信息学研究采用信息科学的标准研究模式,研究地理本体的描述、获取、比较和集成方法以及有关的形式化表达工具,以实现互操作和跨系统转换及地理信息(数据)的集成与检索。

本体集成和形式化研究是人机智能等计算机领域的本体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目前已经发展了许多本体形式化语言和方法。概括而言,目前本体形式化语言主要有两大类,即基于框架的表示语言和描述逻辑,经典的基于框架的表示语言包括Ontolingua、OKBC等;描述逻辑在人机智能特别是知识工程领域广为应用,已经发展了多种基于描述逻辑的本体表示语言,如LOOM、OIL等。

在对比分析各种本体定义语言在定义地理信息本体方面的优缺点的基础上,Mota等认为这些工具各有特点,相对而言Ontolingua的功能比较强,但也无法完成对行为的合理定义和声明,而且也不可能完整定义一般的推理过程,因此应扩展Ontolin-gua以便可以完整地定义地理信息本体[40]。Visser等对形式化本体及其在地理信息处理中的应用作了一个简洁综述,对各种本体语言的形式化程度进行了比较,包括描述层次的XML到一阶谓词逻辑层次的概念建模语言CML以及更复杂、形式化程度更高的知识交换格式KIF等,并简单介绍了一种基于语义的智能信息检索构架[41]。目前,地学领域已经认识到,虽然计算机领域的一般信息本体研究已发展了许多本体形式化语言和方法,但这些形式化工具并不能完整地定义地理本体,必须扩展现有语言和方法或发展新的能满足地理本体需要的形式化工具。为此,已有一些学者就地理本体语言和工具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42-43]。

地理本体并不是无源之水,地理学研究已经形成了许多文本形式的地理领域本体,如各种分类体系及地理空间概念模型等。因此,可以发展从自然语言文本中抽取生成地理本体的方法,以便充分利用地理学现有的研究成果。Kuhn提出了一种从自然语言文本中抽取地理领域本体的方法,该方法主要关注文本中的对象行为,并以从德国交通代码文本中抽取汽车导航领域本体为例说明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44]。

不同的信息领域对相同地理现实具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存在许多不同的分类系统。相同领域中这些不同的分类系统和标准之间是互补的,不同的分类系统表达了同一领域的不同方面,可以在一个顶级本体的框架下,应用形式化概念分析方法,将这些分类系统与顶级本体进行集成和融合,从而产生集成的概念格,这样一方面既可以保持各个分类系统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又可以产生比较完整的领域本体,实现不同分类系统之间的转换和互操作。基于这种思想,Kokla等以CYC顶级本体、WordNet和SDTS(USGS的空间数据转换标准)本体中的“河流”概念为例,应用形式化概念分析方法,通过语义因子分解和建立概念格(Conceptlattice)这两个步骤,得到了集成的概念格,验证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45]。Kavouras等应用形式化概念分析和概念格形式化表达地理类型及集成不同地理本体的具体方法[46]。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了基于相似性的本体集成方法[47248]。

3.3地理本体应用研究进展

目前地理本体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工作总结(1)地理信息(数据)集成;(2)地理信息(数据集)发现与检索;(3)道路寻找(Wayfinding)系统研究;(4)其他应用研究。

本体作为共享概念模型建模的有力工具,在解决不同数据源之间语义异质性、互操作和集成方面的潜在优势已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在计算机学界,本体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数据集成特别是模式和语义集成方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可以参考相关文献[49-51]。

不同地理信息(数据)的集成是近年来地理信息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作为共享地理概念模型或地理认知模型的形式化说明,地理本体为地理数据提供了形式化语义说明,对于解决地理数据的语义异质性和实现语义层次上的互操作具有很大的潜在优势,通过地理本体可以在集成地理数据时将数据的语义也集成过来。由于地理本体的这种优势,在GIS领域,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基于本体的空间数据集成框架和方法。

Fonseca提出了一种基于本体的地理信息集成框架[52]。在这种集成框架中,地理信息的集成是通过集成不同地理信息源相应的底层本体实现的,因此是一种多本体方法。与一般模型相比,综合了等级和角色的模型具有集成更多信息的潜力。在这种框架中,地理本体使用等级和角色来表达,等级的使用不仅可有效表达心智模型中有关现实世界的等级结构,还提供了信息集成所需的概化和特化机制并实现知识共享和重用,而角色的使用不仅有效表达了地理实体的不同特征以避免多态继承问题,还在不同细节层次之间以及不同领域本体网络之间架起

了一座沟通的桥梁,由于本体的这些特征,地理信息集成可以在不同详细层次上进行。因此,这种综合了等级和角色的本体集成框架可以实现基于地理信息内涵的、多层次的、高集成度的地理信息集成。

Uitermark研究了一种基于本体的地理数据集成方法[53]。他认为,地理数据集成概念框架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个领域本体和一系列调查规则。其中领域本体包含一系列共享概念,根据这些概念可以发现对应的对象实例,而调查规定每个数据集的采集规则,说明了从真实地理世界到地理数据集的转换过程,因此不同地理数据集的相应对象实例必须与不同的调查规则集一致。不同地理数据集之间通过特化2泛化等级结构或分类体系(Taxonomy)和部分2整体结构(Partonomy)两种抽象机制相联结,利用这两种抽象机制,可以模拟所谓参考模型中的对象类的语义关系,并认为不同数据集的对象类之间的语义相似性有三种类型,即等价对象类、具有子类2父类关系的对象类和具有部分2整体关系的对象类。最后以GBKN和TOP10vector两个地形数据集为例展示这种集成方法的实施方法及其有效性。

地理信息的查询与检索是地理信息集成与应用的前提条件。GIS中数据的查询和检索是一项重要的功能,但由于用户认知和概念世界中的概念与系统模型中的概念之间存在语义异质性,用户查询出来的数据往往并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通过建立包含部分2整体、重叠和相交等空间关系的地理本体并将之用于查询请求和数据库之间的词汇匹配可以解决这种语义异质性,从而实现各种空间查询和属性查询[54]。此外,网络技术的发展已使地理信息发现

与服务成为GIS研究的一个热点,可以利用地理本体建立智能地理信息发现和查询系统以及地理信息服务系统[55]。

道路寻找系统研究也是国际地理信息科学领域的一个热门研究问题,许多国际学术会议上都有这个方面的会议主题,如GIScience2000、GI-Science2002、COSIT2003等。Raubal认为,本体论和认识论是智能体系统的基础,只有基于合理本体基础上的智能体系统才可能合理地模拟智能体的行为,因此需要发展从人们对道路寻找经验的描述中抽取本体,以便为基于智能体的道路寻找系统提供所需的本体基础,并将道路寻找模拟过程中需要的本体分为介质、本质和界面三个部分,最后以机场环境为例说明了这种系统的实现方法[56]。也有学者从旅行者的视角研究了道路寻找系统所需的本体,分析和比较了城市区域道路寻找系统中交通系统设计者视角中的本体和旅行者视角中的本体的差别,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子集,即旅行者从一个出发点到达一个终点寻找道路所需的本体可以从交通系统设计本体中抽取[57]。

GIS已经在许多领域和行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而这些应用都涉及到概念建模和语义问题,因此都需要地理本体为其应用提供服务。除了上述地理信息集成、地理信息发现和查询检索及道路寻找系统方面的应用外,地理本体的应用还包括许多其他方面,地理本体研究已在社会科学、生态学、土地利用、环境等领域得到了初步应用。例如,公共卫生领域基于本体的晚期肾病网络GIS决策支持系统SIGNE研究[58]、多尺度生态系统分类等级体系的形式化和本体研究[59]、土地覆盖与利用分类体系的本体集成研究[60]等。随着地理本体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完善,这些应用研究将得到进一步的蓬勃发展。

4结语

地理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在信息时代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使用,但由于它们中的许多是基于主体认识的,致使产生了“可共享不可共用”的问题。地理本体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和方法,现在科学与技术条件下,可以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一种途径。

地理本体研究涉及面非常广。它不仅仅要考虑本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与专业人员,也要考虑地理数据、信息、知识的普通用户。它不仅在理论上要有合理性与完整性,更要能够在计算机与互联网上实现。地理本体研究应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并进行有规划的分工与合作。

地理本体的相关研究受到更多研究人员的关注,但在许多基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和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例如在构建地理本体的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研究人员还有相当多需要研究的问题。

地理本体研究已成为国际地理信息科学领域一个重要的新兴研究方向并得到了蓬勃发展,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只有少数学者开展了一些探索性的思考和研究[3,9-10,61-68],并且主要是基于信息学的本体研究模式。因此,我国应紧跟国际地理本体的研究动态,积极开展我国自己的地理本体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研究过程必须考虑到中国的民族、文化、语言、空间认知的特点。最关键的是,构建的地理本体能广大用户接受与应用,地理本体为语义互操作、语义互联网以及地球系统的语义建模等都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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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范文篇6

【论文摘要】本体论是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假定。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一般视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在根本上究竟是何种存在而进行探讨。根据社会学家关于社会事实互动性的定义,国际关系事实可归类为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所以国际关系事实可视为在根本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际关系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建构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通常,我们在试图认识和观察某一外在事物时,总是通过一些中间媒介间接地对认识对象进行观察和认识。比如,我们通过对光线成像的感知,可以间接地认识能反射光线事物的形状和构成。我们通过对事物特征进行合乎逻辑地预设,间接地认识“主权”、“结构”之类事物的结构和形态。我们的感官不能、常常也没有必要直接跟认识对象发生联系,这种认识方式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逻辑推理或常识推理,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做出假定,然后根据这种假定形成对认识对象的知觉框架,从而完成对认识对象的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的假定就是“本体论假定”。

一本体论的哲学含义

本体论(ontology)是指在观察和研究对象事物时,对其所做的根本性假定,也是对所认识事物的终极假定。没有这种假定,我们就难以认识外在的事物。所以,本体论假定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体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发生过较大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术语从哲学领域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时,根据本体论的现代哲学含义对其意义做了取舍。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含义已经与传统本体论的哲学含义大有不同。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需要首先澄清“本体论”术语意义的这种变化。

理解和澄清本体论的术语意义及其变化,需要从其哲学含义开始。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跳舞、歌唱、协调关系、吟诗作赋、发明创造等,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叫做“智慧”的东西。智慧如此美妙,值得热爱。所以古希腊人把“热爱智慧”称为“哲学(philosophy)”,这就是哲学一词的最初含义。[1]

智慧使得我们有了处理各种问题的奇妙能力,但是智慧本身却不能直接体现出来,也不能直接为我们观察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智慧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方便对智慧进行研究,一些希腊哲学家(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渐把热爱智慧具体化为追求“普遍知识”,并用“普遍知识”代替“智慧”进行研究,哲学也就顺势转变成为追求普遍知识的学问,而不再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柏拉图暗示,作为智慧替代形式的普遍知识,不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而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2]

亚里士多德对所有的学问和学科进行了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他把“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它研究‘是者之所以为是’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应有的性质”。“是者(being)”的原文是ov,相当于英文的词根ont-,加上logy(学科),构成“ontology”一词。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就是指本体论。[3]这是本体论一词的最初哲学含义。

黑格尔接受了这一界定,并继续把本体论局限在纯粹的理念知识,与经验知识和现象界的知识区别开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纯粹的原理,即是所谓的本体论;自然哲学则是纯粹原理的外化和展开,具体化为自然的原则;作为纯粹原理的绝对理念经过自然界的外化,最终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返回到自身,这部分内容就是精神哲学。作为绝对理念的逻辑学乃是一切的本原,是本体论的研究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里面曾专门讨论过“本体(noumenon)”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本体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其他各种“所是”都是依附于本体才能成立的,这是他讨论“是者之所以为是”时的一个基本观点。[4]但是,由于本体不是唯一的“是者”,而是诸“是者”之一,所以本体论实际上是关于“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关于本体的学说。

本体论学说在西方哲学中不断发展和演化。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本体论做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哲学家蒯因(W.V.O.Quine)把本体论简单地归结为“何物存在(whatisthere?)”,豪尔(DavidHall)和艾姆斯(RogerAmes)则认为本体论“是对事物最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寻求发现是者之是”。[5]总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以“存在”代替“是”作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又被当成表示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概念。于是,本体论被当成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总之,在西方哲学中,“传统本体论”是关于本体和由“本体”所衍生出来的其他“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这种学说是纯粹理念性的、未经证实也无须证实的形而上学理论,与实证理论和实体理论截然不同。“现代本体论”的内容有所简化,被视为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是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6]

二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分析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日益触及深层的本体论问题。有意识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本体论分析、做出本体论假定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自觉地加强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专门分析和研究,变得至关重要。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自觉分析始于西方学者。所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本体论的含义,需要了解西方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本体论的。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较早主张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便是其中的一位。[7]

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曾在多处论及本体论问题。他指出,他这本书是关于国际生活本体论的。他认为,即使最具有经验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研究一下本体论(mustdoontology)。为了说明国际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温特指出,研究者必须做出一些形而上学的假定: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它是如何被构造的?因为人类不可能直接地、没有任何中介地接触世界,故所有的观察都一定是掺杂了理论的(theory-laden),这种观察依赖于一些关于“何种事物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构造的”等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被当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不被质疑的。当我们所研究的物体不可观察时(比如国际关系中的事物),我们尤其需要这些本体论假定。问题是,我们如此限定我们的认知活动,本体论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的实体理论的内容。[8]在此书中,温特试图揭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其结论从根本上就是源自其深层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本体论,如果我们以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国际体系,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9]

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温特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及其建构方式的形而上学(纯粹理念性质的)假定,比如我们从纯粹理念上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是怎么被构造的?在温特看来,新现实主义的问题根源是,它把国际体系(研究对象)看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物质主义本体论),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来源于国家个体的行为表现(个体主义本体论)。[10]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Ashley)似乎对本体论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国家中心”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原则。新现实主义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从本体论意义上也是个体主义),把国家比做一个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把集体主义理解为国家个体欲望、需求、信念和行动的集合结果。[11]华尔兹在此意义上认为,国际体系从本源上讲是个体主义的,是自然发展起来的,而非有意设计的结果。[12]所以,阿什利指出,“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这一体系的结构是这样产生的:先将国家定义为各个独立的个体,然后研究几个个体相互作用(mutualreference)时表现出来的特性。对新现实主义者而言,不先形成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就无法描述国际体系结构。”[13]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似乎与温特的理解“不同”: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其根本和本源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因而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本源,所以“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14]如何理解这种不同呢?仔细品味一下,其实他们本质上讲的是一回事。阿什利谈的是总体上的国际体系,是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试图回答国际体系根本上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国际体系在根本上是什么呢?这是阿什利提出的问题。阿什利认为,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比国际体系更根本,更具有本体性,所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根本。温特在谈到本体论时,不是指总体上的国际体系,而是指以国际体系结构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那么,国际体系结构根本上是什么呢?这是温特所提出的问题。温特认为,从根本上看,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温特还是阿什利,他们谈论的本体论都是一回事,是指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这恐怕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时采用的一个基本含义。[15]

三国际关系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既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把本体论理解为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那么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事实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明白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什么是社会呢?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Simmel)认为,个人之间是处在不断的互相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于个人的互相作用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对互动着的一群人的称呼。所以社会学的任务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阐明个人怎样互相交往而形成群体,群体又怎样制约个人,故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6]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即可。“社会行为”则表示,行为者的行动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动有关,并在其行动过程中是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行动。[17]这意味着,只要某个行为者与他人发生了有意识的行动联系或行为互动,他就采取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立行为。所以,社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联系与互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联系和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这一定义与齐美尔的定义差不多,只是马克斯·韦伯更加强调了社会行为的意图性。

根据关于社会和社会行为的这种定义,我们可以确定,典型的社会行为不仅包括社会成员之间有规范的避让(如红灯停、绿灯行),而且包括他们之间无规范的暴力和打斗(如韦伯所谓的两个骑车人相撞后的对骂互殴)。[18]也就是说,从含义上看,社会行为仅仅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意识的互动,而与互动的方式及与互动者之间是否存在规范的秩序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体系中,如果我们把体系成员看做是各个国家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或者说国际体系中的社会事实就不像英国学派所断言的那样,仅仅存在于有一定交往规范的国际体系中。纯粹通过暴力规则交往的国际体系(如霍布斯体系)也是一种社会体系,其中的国家交往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英国学派所谓的“国际社会”,只是一种文明程度更高的国际社会,而不是唯一的国际社会形态。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关系事实属于社会事实。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这种观点。

雷蒙·阿隆是最早把国际关系看做社会现象的著名学者之一,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是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理论以及现实主义理论的早期著作,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都是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分析国际现象的,都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从葛兰西到考克斯,再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与社会互动(尽管互动的主体可能主要不是国家),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

除此之外,当前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都坚持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属性。

首先是新现实主义。被普遍误认为采用物质主义本体论的华尔兹实际上认可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国际体系发挥作用、塑造行为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化,另一个是竞争。这都是在描述社会行为。社会化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效仿和竞争使得社会成员变得类似。“没有人让一个学校或城镇的青少年穿着相似的衣服,但他们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了……社会以一种自发和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行为规范。组织的观点可以左右其成员。英雄和领袖出现了,大家竞相效仿。社会化使得一个组织的成员与这个组织的规范变得一致起来。有些成员可能会感觉到压抑并企图做出越轨的行为,但舆论的嘲弄可以使他回到正轨或者迫使他离开这个组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规范并鼓励一致性”。此外,“竞争鞭策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上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所以,“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及其后果多样性的两个方面”。[19]可见,华尔兹并没有把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看成是物质事实,而是看成社会事实。华尔兹只是把他发现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是物质性的。如果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本体论假设是物质主义的。但是,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是整个国际政治体系,所以,将华尔兹理论的整个本体论假定理解成物质性的,就存在问题了。

其次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基欧汉而言,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也是国际关系。总体上,他从基本的国际关系假定出发来驳斥华尔兹的理论。他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之间怎样通过制度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国际制度如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20]这显然也是在研究国家个体之间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其基本假定也认为国际关系是社会性的。

最后是温特的建构主义。温特更加明显地把国际关系看做是社会事实。他直接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把华尔兹的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温特对国际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定义及其答案与华尔兹的有所不同:温特把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定义为“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观念起决定作用;而“华尔兹的社会理论”则似乎可以把核心问题定义为“物质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物质起决定作用,因为物质主义者把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事实理解为物质力量的组合。[21]温特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默认的事实。对于什么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社会事实中起关键作用,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温特明确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想“澄清国际体系的本质和作用”,[22]所以其研究对象就限制在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上面,其本体论问题就变成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和存在”。温特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结构,这里的观念是指共有观念,即社会观念。

必须指出的是,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物质性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既然华尔兹明确假定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事实(他本人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那么作为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应该是一种社会性事实,而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事实。此外,根据社会和社会行为的定义,社会事实的构成基础应该是人或国家这样的具有主观意图的施动者,而不可能是其他没有主观意向的物质要素。所以,作为社会事实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其构成要素不可能是物质性的,而只能是社会性的。显然,华尔兹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国际体系结构不可能是物质性的,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权力”也不应该是物质性的。如果我们根据前面对国际关系是社会事实的假定,合乎情理地推导出“权力”的定义,那么我们也只能将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力量。从另一方面看,把“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也更加符合我们对它的经验认识。

四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

既然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事实,那么我们用什么概念准确地表示国际关系的本体性特征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一重要概念。

什么是主体间性?马克思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类”的存在物,或者说一种社会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每个个体都会不可避免地超越自身的个体性,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交互性的活动,发生各种各样的“主体间”关系。[23]在这种活动和关系中,各种各样的主体间性问题、意义和困境都不断地、现实地展示出来。[24]英国文化学家麦克尔·卡里瑟斯(MichaelCarrithers)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特性和经验只能在任何人的关系中、并通过任何人的关系而存在。[25]社会就是人的集合,社会问题的实质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类的关系问题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26]这说明所谓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事实,或者说“主体间事实”。[27]社会事实不是表现为某个独立个体的单独活动,而是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它存在和表现于主体之间。社会事实具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文原文是“intersubjectivity”,汉语一般翻译为“主体间性”,也有的翻译成“交互主体性”、“主观际性”、“主体通性”、“共主体性”等。就其字面意思来看,翻译成“主体间性”似乎最准确,意指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性态。主体间的东西要与纯粹的主体性的东西相区别,这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一种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28]需要说明的是,主体间性是以主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主体”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指实体,但在现代哲学中,主体是指人基于自我意识确立起来的一种实在。所谓主体性是指意识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构成性、创造性和自由性。主体性原则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对立与统一的基础之上。客体性具有被动性、受动性、机械性、固定性的特点。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的关联形态,是主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29]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没有主体间性。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必然具有主体间性,其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这是国际关系事实的本质特性和本体论属性。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或者对于以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而言,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是那些存在于国家之间或被不止一个国家所共有的国际关系事实。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社会中的个体性主体不单单是国家,国际社会中还有为数众多的个人行为体和组织行为体,它们都具有主体性,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主体间事实还包括为这些个体行为体所共有的事实。

五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的意义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事实是一种主体间事实,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这一结论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明确了国际关系现象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避免对国际关系事实属性的曲解和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事实本身。例如,明白了国际关系事实的“主体间”本体性,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结论:权力不是一种物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结构也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具有主体间性。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华尔兹式的片面理解。

第二,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建构出理论基础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清楚”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多重混杂”的。多重混杂意味着理论的本质不清,本质不清就难以有集中统一的逻辑起点和推理基础,从而难以建构出严谨简约的理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为国际关系事实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深层基础和根本属性,使国际关系事实有了统一的本体论基础。这为建构基础纯净、严谨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第三,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性的统一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目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各自为政”,物质、观念各执一词,人为地在国际关系理论涉及的关键事实和核心概念之间制造出无法通融的隔阂。物质性的权力和观念性的文化迥然相异,缺乏统一的分析基础,一个优雅的理论不大可能将它们进行合并分析。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可以有效地破除这一难题,使得权力和观念、规范等概念有了统一的分析基础,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无论是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还是建构关系分析)而不必担心理论基础不清楚的问题。

本体范文篇7

语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有许多种: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历来的争论大致上都是在“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选择或权重的分配上。从来没有人想过,“语文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A+B用这种回答方式是关于“语文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吗?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本体与构成。

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语文本体论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语文的本源与实质。而A+B这种回答方式,则是一个语文构成论的回答方式,它所回答的,是语文有哪些成分和要素。

语文本体论,属于语文教育哲学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观;语文构成论,属于语文课程论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课程观。如果说语文的本体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是“语文是什么”,那么,语文构成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则是“语文课教什么”。这两个问题处在不同层次上,它们的答案,也处在不同的领域。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语文本体论是一种认知思维,它需要的是思辩。它首先要确定人的实践系统,然后弄清楚语文在人的实践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实践系统的关系,最后才能对语文的本源与实质作出判断。过去,我们试图用释名的办法来获得答案,要么是求之于训诂,要么是求之于“语文”名称发明人的约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求之于语文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这都不是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训诂法也好,考证当事人的约定也好,从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中总结归纳也好,都是证实的办法。这种办法把语文教学当作一种“客观实在”而不是当作一种“实践设计”来看待,陷入了一种以实体证明来探寻本源和实质的路子。语文教育首先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的本源和实质,是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忘记这一点,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语文本体的说明。

语文构成论的研究方法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筹划性思维,它需要的是归纳、总结。它首先要确定的是语文课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开展哪些活动,开展这些活动要涉及到哪些“材料”,从这些活动和“材料”中,就总结出语文教育的成分和要素。

总之,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A+B这种回答方式误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这是语文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教育。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语文构成是由对语文本体的认识决定的,语文是什么的答案决定语文由什么构成,前者是后者的标准,是后者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在人类的思维发展上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先后关系。从思维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讲,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常常是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成熟的筹划思维催生了认知思维的发展,认知思维建立在筹划思维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基础上。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认知思维指导了筹划思维,人们根据自己对事实的理论认识,来筹划自己的实践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案。

应该说,目前关于语文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准备,都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语文是什么的答案。换句话说,关于语文的研究,还没有发展到由认知思维向筹划思维转化的“理性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片面强调从“语文是什么”到“语文教什么”曲本体论到构成论)的逻辑过程,可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同志主张与其花那么多工夫讨论“语文是什么”这么一个抽象命题,不如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至少是有意义的。

2.语文是什么与语文不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是语文本体论的正面设问,语文不是什么,则是语文本体论的反面设问。

在这篇小文章里,笔者想立足于语文教学实际,先从反面探讨一下,语文不是什么。然后再具体讨论一下语文的构成。

第一,语文不是语文的内容。语文和语文的内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传统的观点是一个很简单但很有力的论证:文以载道,所以:文即道。现代,人们更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哲学命题出发加以论证,证明二者之间内容的优先地位:内容是皮,形式是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里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比如:文与道是一个“载”的关系吗?即算回答是肯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文与道即是同一关系的结论吗?还比如:语文与语文的内容,是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关系吗?语文的形式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语文来说,语文的内容具有优先地位吗?内容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优先地位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都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展的这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主题之一即是对语文教育人文内涵的失落提出了批判。作为一种纠偏,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种称之为“人文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设问:这篇课文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认真阅读课文,请说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一些新编的语文教材,更是设计了大量的人文主题活动,围绕自然、社会、科学、艺术等话题,要求学生走入社会,走人大自然,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虽然在这些活动设计中,也有一些是要求学生查阅文字资料,有的最后也要求写出调查报告或者日头演讲的,但活动设计的主旨,它的目标指向,不在这些“语文活动”本身,而在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这些人文主题。有人称这种貌似与语文有关、但其主旨却在语文之外的语文教学为“泛语文”。

一个最有力的质问是:这些教学活动与政治课、历史课、地理课、艺术课的教学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这些够活动设计因为涉及到了语文的运用很阅读资料、撰写报告、口头演讲等赋算是语文课的话,那么政治历史地理甚至物理化学课里不也有语文的运用甚至语文活动吗?

这种泛语文倾向实际上影响到了所有的语文教学,因为我们学的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人文的主题,《松鼠》不是一个自然的主题吗?《胡同文化》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然的主题、文化的主题也都归于语文的教学内容的话,那么它与生物课、历史课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什么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语文是什么”的本体论答案。我们目前能说的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语文与语文的内容不是一回事。张楚廷教授的这段论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学习语言学的时候,并不特指某种对象,不是就某一类具体的事物来学习的,……也许都涉及到,但都不是特定对象;与其说它因涉及而负载了这一切,不如说一切涉及它自己一语言;也许通过学习它而涉猎了许多,但主要还是涉猎它自己一语言;它不拘束地回到自己。”语文教学的关键,是怎样从“某一类具体的事物”“回到自己”。这种“泛语文”的语文教学,则是迷失了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本体论迷失。

第二,语文也不是一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把数学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可以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大致上是没错的。但我们可以把语文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吗?

过去,我们主要是在“能力与知识”的范畴内来讨论语文与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视角很容易得出一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这种“很正确”的结论。现代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学校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化”“知识中心”是现代学校教育一种前提性、普遍性的倾向。语文是现代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环,于是现代课程的设计者毫不犹豫地断定了语文的知识性质。

语文与知识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文的教学性质这个角度来考虑,正如王荣生博士所说,语文知识是用以描述语文教学的目标,借以指导教师理解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附语文本身来考虑,语文至少与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有关。这些知识,大致上收归在语用学这门学科里。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一些这样的语文知识是有益的,必要的。

但是,从语文的本质这个层面来看,语文是超知识的,或者说是非知识的。语文更多地以直觉的形式呈现,语文更多地以知情意统一的特点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对语言的知识化理解是对语言的误解。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工具论的指导下断定语文的知识性质的,所谓工具论,其实就是语文知识论。实际上,工具论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早已被现代哲学深深质疑。从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到胡塞尔“语言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到伽达默尔“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到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从接受理论到语言建构主义,从认知语言学到语言人类学,它们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远非工具,语言远非一个知识系统。

如果我们把语文看作一个学校教学的科目,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文知识。我们学物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物理世界,我们学历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历史;物理知识与历史知识都是“真理性知识”,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对这种客观必然规律的掌握是“掌握”物理与历史的必要条件。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智慧”(大家更能接受的表述是“语文素养”)的东西,语文知识对语文智慧的获得来说是不是不可或缺的呢?目前的研究似乎还不能证明这一点。语文知识是一种“非真理性知识”,它是建构的(传统的说法是“约定俗成”的);对于语文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这种建构的智慧,“约定俗成”的智慧。而有关研究表明,语文知识既不是建构语文、“约成”语文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而只是辅助条件。

总之,语文涉及到知识,但语文不能被看作一个知识系统,尤其不能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把语文当作知识来学,既不符合语文的规律,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3.教什么与什么是可教的

现在我们回到语文构成的论题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语文课教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实践设计的问题,它当然与语文本体有关,它必须符合语文本身的要求。但在整体上,它直接面向的,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需要。换一句话说,教什么的问题,是把语文当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来设计的问题,它除了涉及语文本身以外,还涉及到语文以外的其他要素,比方说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作为教育科目,它还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或某一社会意识,等等。语文课教什么的设计,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一种整体选择。我在这里强调“教什么”的可选择性、设计性,目的除了说明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选择的相对性、阶段性、可变性:它是建立在目前大家对语文本体和与语文有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终极性,它随着人们对语文本体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实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实践选择,而不是理论的逻辑的证明,虽然它并不排斥理论的逻辑的证明。

当我们从“教什么”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出语言、文章、文学和文化这么四个成分。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是从反面来论证的:语文能不包括语言吗,语文能不学文章吗,语文没有文学还是语文吗,语文能去除文化的含义吗。这种反面论证方法一方面说明它的这种研究不是穷尽的,也许在这四种成分以外还应有其他成分,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反面证明其不可或缺并没有解决它们在语文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的问题,它只是说明它们对语文来说不可或缺,但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各自对语文来说起着一个什么作用、被摆在一个什么具体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对语文实践来说也许比判定它们是语文的一个成分或要素更重要。

那么,在语文中,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它们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吗,第二,作为“教什么”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它们具有可教性吗,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贯穿起来呢,统领它们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这几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内涵上也在不同的领域。文章和文学是成文作品,文章与文学的区别在这种成文作品所在的不同领域与不同表现形式。文化是文章和文学的内涵,任何一篇成文作品,不管是文章还是文学,都是某一时代、某一类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产物,都是某种“文化体系”的产物。直接地说,在文化学层面上,文章和文学都是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成文表现形式,都是文化的物化形态(之一)。

那么语言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相当的篇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我们在这里直接引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条件。“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分和结构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工具,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二个层面,而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三个层面上。

以上论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语文要素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文章与文学;第二层:文化;第三层:语言。那么,站在语文的立场上,我们怎么样将它们统一起来呢?我寻找到的概念是:言语。

不管是文章和文学,还是文化,还是语言,它们都被包容在“言语”的概念中,或者说,它们都能被“言语”这个概念所解释。文章和文学作为言语作品这是不证自明的,它们是言语作品的不同类型。从言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正是对言语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说明,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言语,言语就正是一种文化活动。至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则早有前人的经典论述:“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文章与文学、文化、语言,都是语文的构成要素。我们把它们统一在“言语”的概念下:那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是不是把这四个要素都要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呢?一也是也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教学内容是一个实体性的所指,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的实体性所指不是别的,正是文章与文学。离开了文章和文学,(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只是一个“概念”或“内涵”,作为一种概念性、内涵性的东西,它只能让人领悟到,思索到,体验到,却无法使它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接触”,因而没有可教性。语言是可教的,但可教的语言是物质形态的语言,是知识形态的语言,而“世界观”形态的语言则是不可教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作为文化的条件的语言是不可教的,因为它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说“是”,是因为文章和文学、文化、语言四个范畴是相互层叠蕴涵的,它们是全息性的四个范畴。“语言结构是‘许多系统的系统’,或者说各种相互有关的范畴的‘网络’,其中没有哪个部分是完全独立的,或者完全从属于另一部分的。就语言来说,在把一切都学会以前,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完全学会的。”皮特·科德的这段论述,对语文这四个要素都是适用的。

于是我们获得关于语文的一种结构描述:以文章和文学为语文的基本要件;以文化为内在的意蕴与价值取向;以语言为基础;以言语观为基本立场(一个理解语文的理论视域)。由此我们获得了语文教学的几条基本原则:从言语的角度来理解语文、把握语文;从语言的这个基本层面走向语文;着眼于文化的意蕴展开语文教学;着力于文章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来实施语文教学。其基本要义可以概括为:明确文章教育与文学教育两个阵地;都要从文化来立意;都以语言为基础;都作为言语来学。

注释:

①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9.

②参见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8.

③参见拙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4-265.

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2.

本体范文篇8

1.1领域本体概念。最早关于本体概念的阐述出现于哲学研究领域,后来才逐渐出现在计算机学科领域。目前研究者公认的关于本体的概念是“本体是共享概念模型的明确形式化规范说明”,此定义由Gruber给出[1]。领域本体是专业性的本体,描述的是特定领域中的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某个专业学科领域中概念的词表以及概念间的关系。1.2本体构建原则。本体的构建原则为“完全性、一致性、层次变化性、最大单调可扩展性、最小本体化承诺、明确性和客观性、最小模块耦合、本体差别原则、同属性概念具有最小语义距离、命名尽可能标准化”。1.3本体构建方法。常用的本体构建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Enterprise法、原型法、Tove法、骨架法、Methontology法和七步法等。1.4本体描述语言。本体描述语言有:Ontolingua、Flogic、OCML、LOOM、Cycl、XOL、SHOE、OWL、RDFS、OIL、DAML+OIL等。1.5本体构建工具本体构建工具中,用于可视化构建的工具有:Apollo、OntoEdit、WebOnto、Protégé、WebODE等。其中较为广泛使用的构建工具为Protégé,它是一款图形化的工具,优点是简单、操作方便、上手容易,并且对模块化的设计也能够提供支持。

2构建初中生物领域本体库

2.1本体术语提取。以《中图分类主题词表》及《初中生物.人民出版社》的体系结构为依据,抽取出描述生物知识的概念分支,并将这些分支概念进一步细化为更小的概念。根据上述方法,以人教版七年级生物上册为例,提取出初中生物领域的术语(部分)为:生物、生物圈、生态系统、食物链、食物网、生产者、消费者、植物器官、营养器官、生殖器官、分生组织、保护组织、机械组织、输导组织、营养组织等。2.2本体类层次结构的建立。以人教版七年级生物上册为例,通过多方面渠道考察研究获得人教版七年级生物上册的相关信息资料,通过领域细分建立知识的分类体系。根据建好的类层次结构构建出对应的知识点本体。后续为其添加具体知识点所应具有的属性,例如知识点名称、知识概念所属章节、知识难度、知识目标等,最后添加具体的生物知识点实例。2.3关系标注。本体类之间的关系通过数据属性和对象属性来描述。对象属性分为两大类:“学习资源属性”和“知识点属性”。学习资源属性包含“作者姓名”、“出处”、“文件大小”等数据属性;“知识点属性”包含“学习目标”、“课时”、“难易程度”等。2.4形式化编码。最终将上述的初中生物本体通过形式化编码的方式建立好,部分形式化编码如下所示:<Ontologyxmlns="www.w3.org/2002/07/owl#"xml:base="www.semanticweb.org/123/ontologies/2017/11/untitled-ontology-21"xmlns:rdf="www.w3.org/1999/02/22-rdf-syntax-ns#"xmlns:xml="www.w3.org/XML/1998/namespace"<ClassIRI="#生物圈"/></Declaration><Declaration><ClassIRI="#专著"/></Declaration><Declaration><ClassIRI="#植物体的层次结构"/></Declaration>利用Protégé最后构建好的初中生物领域本体如下图1所示:

参考文献:

[1]姜颖,黄国彬.国外近两年有关本体研究的进展综述[J].图书馆学研究,2011(14).

[2]宋佳,陈玉华.本体构建及发展趋势研究[J].科技广场,2011(0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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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段宇锋,黄思思.本体构建方法研究[J].情报杂志,2015(11):139-144.

本体范文篇9

语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有许多种: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历来的争论大致上都是在“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选择或权重的分配上。从来没有人想过,“语文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A+B用这种回答方式是关于“语文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吗?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本体与构成。

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语文本体论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语文的本源与实质。而A+B这种回答方式,则是一个语文构成论的回答方式,它所回答的,是语文有哪些成分和要素。

语文本体论,属于语文教育哲学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观;语文构成论,属于语文课程论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课程观。如果说语文的本体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是“语文是什么”,那么,语文构成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则是“语文课教什么”。这两个问题处在不同层次上,它们的答案,也处在不同的领域。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语文本体论是一种认知思维,它需要的是思辩。它首先要确定人的实践系统,然后弄清楚语文在人的实践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实践系统的关系,最后才能对语文的本源与实质作出判断。过去,我们试图用释名的办法来获得答案,要么是求之于训诂,要么是求之于“语文”名称发明人的约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求之于语文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这都不是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训诂法也好,考证当事人的约定也好,从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中总结归纳也好,都是证实的办法。这种办法把语文教学当作一种“客观实在”而不是当作一种“实践设计”来看待,陷入了一种以实体证明来探寻本源和实质的路子。语文教育首先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的本源和实质,是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忘记这一点,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语文本体的说明。

语文构成论的研究方法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筹划性思维,它需要的是归纳、总结。它首先要确定的是语文课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开展哪些活动,开展这些活动要涉及到哪些“材料”,从这些活动和“材料”中,就总结出语文教育的成分和要素。

总之,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A+B这种回答方式误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这是语文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教育。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语文构成是由对语文本体的认识决定的,语文是什么的答案决定语文由什么构成,前者是后者的标准,是后者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在人类的思维发展上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先后关系。从思维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讲,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常常是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成熟的筹划思维催生了认知思维的发展,认知思维建立在筹划思维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基础上。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认知思维指导了筹划思维,人们根据自己对事实的理论认识,来筹划自己的实践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案。

应该说,目前关于语文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准备,都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语文是什么的答案。换句话说,关于语文的研究,还没有发展到由认知思维向筹划思维转化的“理性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片面强调从“语文是什么”到“语文教什么”曲本体论到构成论)的逻辑过程,可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同志主张与其花那么多工夫讨论“语文是什么”这么一个抽象命题,不如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至少是有意义的。

2.语文是什么与语文不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是语文本体论的正面设问,语文不是什么,则是语文本体论的反面设问。

在这篇小文章里,笔者想立足于语文教学实际,先从反面探讨一下,语文不是什么。然后再具体讨论一下语文的构成。

第一,语文不是语文的内容。语文和语文的内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传统的观点是一个很简单但很有力的论证:文以载道,所以:文即道。现代,人们更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哲学命题出发加以论证,证明二者之间内容的优先地位:内容是皮,形式是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里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比如:文与道是一个“载”的关系吗?即算回答是肯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文与道即是同一关系的结论吗?还比如:语文与语文的内容,是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关系吗?语文的形式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语文来说,语文的内容具有优先地位吗?内容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优先地位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都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展的这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主题之一即是对语文教育人文内涵的失落提出了批判。作为一种纠偏,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种称之为“人文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设问:这篇课文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认真阅读课文,请说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一些新编的语文教材,更是设计了大量的人文主题活动,围绕自然、社会、科学、艺术等话题,要求学生走入社会,走人大自然,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虽然在这些活动设计中,也有一些是要求学生查阅文字资料,有的最后也要求写出调查报告或者日头演讲的,但活动设计的主旨,它的目标指向,不在这些“语文活动”本身,而在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这些人文主题。有人称这种貌似与语文有关、但其主旨却在语文之外的语文教学为“泛语文”。

一个最有力的质问是:这些教学活动与政治课、历史课、地理课、艺术课的教学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这些够活动设计因为涉及到了语文的运用很阅读资料、撰写报告、口头演讲等赋算是语文课的话,那么政治历史地理甚至物理化学课里不也有语文的运用甚至语文活动吗?

这种泛语文倾向实际上影响到了所有的语文教学,因为我们学的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人文的主题,《松鼠》不是一个自然的主题吗?《胡同文化》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然的主题、文化的主题也都归于语文的教学内容的话,那么它与生物课、历史课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什么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语文是什么”的本体论答案。我们目前能说的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语文与语文的内容不是一回事。张楚廷教授的这段论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学习语言学的时候,并不特指某种对象,不是就某一类具体的事物来学习的,……也许都涉及到,但都不是特定对象;与其说它因涉及而负载了这一切,不如说一切涉及它自己一语言;也许通过学习它而涉猎了许多,但主要还是涉猎它自己一语言;它不拘束地回到自己。”语文教学的关键,是怎样从“某一类具体的事物”“回到自己”。这种“泛语文”的语文教学,则是迷失了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本体论迷失。

第二,语文也不是一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把数学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可以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大致上是没错的。但我们可以把语文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吗?

过去,我们主要是在“能力与知识”的范畴内来讨论语文与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视角很容易得出一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这种“很正确”的结论。现代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学校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化”“知识中心”是现代学校教育一种前提性、普遍性的倾向。语文是现代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环,于是现代课程的设计者毫不犹豫地断定了语文的知识性质。

语文与知识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文的教学性质这个角度来考虑,正如王荣生博士所说,语文知识是用以描述语文教学的目标,借以指导教师理解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附语文本身来考虑,语文至少与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有关。这些知识,大致上收归在语用学这门学科里。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一些这样的语文知识是有益的,必要的。

但是,从语文的本质这个层面来看,语文是超知识的,或者说是非知识的。语文更多地以直觉的形式呈现,语文更多地以知情意统一的特点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对语言的知识化理解是对语言的误解。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工具论的指导下断定语文的知识性质的,所谓工具论,其实就是语文知识论。实际上,工具论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早已被现代哲学深深质疑。从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到胡塞尔“语言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到伽达默尔“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到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从接受理论到语言建构主义,从认知语言学到语言人类学,它们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远非工具,语言远非一个知识系统。

如果我们把语文看作一个学校教学的科目,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文知识。我们学物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物理世界,我们学历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历史;物理知识与历史知识都是“真理性知识”,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对这种客观必然规律的掌握是“掌握”物理与历史的必要条件。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智慧”(大家更能接受的表述是“语文素养”)的东西,语文知识对语文智慧的获得来说是不是不可或缺的呢?目前的研究似乎还不能证明这一点。语文知识是一种“非真理性知识”,它是建构的(传统的说法是“约定俗成”的);对于语文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这种建构的智慧,“约定俗成”的智慧。而有关研究表明,语文知识既不是建构语文、“约成”语文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而只是辅助条件。

总之,语文涉及到知识,但语文不能被看作一个知识系统,尤其不能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把语文当作知识来学,既不符合语文的规律,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3.教什么与什么是可教的

现在我们回到语文构成的论题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语文课教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实践设计的问题,它当然与语文本体有关,它必须符合语文本身的要求。但在整体上,它直接面向的,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需要。换一句话说,教什么的问题,是把语文当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来设计的问题,它除了涉及语文本身以外,还涉及到语文以外的其他要素,比方说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作为教育科目,它还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或某一社会意识,等等。语文课教什么的设计,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一种整体选择。我在这里强调“教什么”的可选择性、设计性,目的除了说明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选择的相对性、阶段性、可变性:它是建立在目前大家对语文本体和与语文有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终极性,它随着人们对语文本体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实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实践选择,而不是理论的逻辑的证明,虽然它并不排斥理论的逻辑的证明。

当我们从“教什么”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出语言、文章、文学和文化这么四个成分。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是从反面来论证的:语文能不包括语言吗,语文能不学文章吗,语文没有文学还是语文吗,语文能去除文化的含义吗。这种反面论证方法一方面说明它的这种研究不是穷尽的,也许在这四种成分以外还应有其他成分,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反面证明其不可或缺并没有解决它们在语文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的问题,它只是说明它们对语文来说不可或缺,但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各自对语文来说起着一个什么作用、被摆在一个什么具体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对语文实践来说也许比判定它们是语文的一个成分或要素更重要。

那么,在语文中,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它们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吗,第二,作为“教什么”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它们具有可教性吗,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贯穿起来呢,统领它们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这几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内涵上也在不同的领域。文章和文学是成文作品,文章与文学的区别在这种成文作品所在的不同领域与不同表现形式。文化是文章和文学的内涵,任何一篇成文作品,不管是文章还是文学,都是某一时代、某一类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产物,都是某种“文化体系”的产物。直接地说,在文化学层面上,文章和文学都是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成文表现形式,都是文化的物化形态(之一)。

那么语言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相当的篇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我们在这里直接引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条件。“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分和结构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工具,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二个层面,而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三个层面上。

以上论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语文要素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文章与文学;第二层:文化;第三层:语言。那么,站在语文的立场上,我们怎么样将它们统一起来呢?我寻找到的概念是:言语。

不管是文章和文学,还是文化,还是语言,它们都被包容在“言语”的概念中,或者说,它们都能被“言语”这个概念所解释。文章和文学作为言语作品这是不证自明的,它们是言语作品的不同类型。从言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正是对言语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说明,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言语,言语就正是一种文化活动。至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则早有前人的经典论述:“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文章与文学、文化、语言,都是语文的构成要素。我们把它们统一在“言语”的概念下:那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是不是把这四个要素都要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呢?一也是也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教学内容是一个实体性的所指,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的实体性所指不是别的,正是文章与文学。离开了文章和文学,(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只是一个“概念”或“内涵”,作为一种概念性、内涵性的东西,它只能让人领悟到,思索到,体验到,却无法使它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接触”,因而没有可教性。语言是可教的,但可教的语言是物质形态的语言,是知识形态的语言,而“世界观”形态的语言则是不可教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作为文化的条件的语言是不可教的,因为它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说“是”,是因为文章和文学、文化、语言四个范畴是相互层叠蕴涵的,它们是全息性的四个范畴。“语言结构是‘许多系统的系统’,或者说各种相互有关的范畴的‘网络’,其中没有哪个部分是完全独立的,或者完全从属于另一部分的。就语言来说,在把一切都学会以前,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完全学会的。”皮特·科德的这段论述,对语文这四个要素都是适用的。

于是我们获得关于语文的一种结构描述:以文章和文学为语文的基本要件;以文化为内在的意蕴与价值取向;以语言为基础;以言语观为基本立场(一个理解语文的理论视域)。由此我们获得了语文教学的几条基本原则:从言语的角度来理解语文、把握语文;从语言的这个基本层面走向语文;着眼于文化的意蕴展开语文教学;着力于文章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来实施语文教学。其基本要义可以概括为:明确文章教育与文学教育两个阵地;都要从文化来立意;都以语言为基础;都作为言语来学。

注释:

①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9.

②参见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8.

③参见拙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4-265.

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2.

本体范文篇10

*陆定一对新闻报道(作品)的定义中包含着唯物主义本体论前提,但后来的研究者对此重视不够.

*“新闻是属于精神世界”与“新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没有离开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新闻,也不可能有与人类社会不发生关系的新闻本体。新闻本体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中。

*新闻不是事实的反映,不是事实的报道,也不是事实的信息。新闻就是事实。新闻依存于人类社会,但并不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不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哪些事实是新闻,哪些不是,其决定因素不是事实本身,更不是传播者或传播媒介,而是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产生和发展的“知”的需要已经事实本身满足这种需要的程度。

*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新闻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

一个人的本体论对于他据以解释一切经验乃至最平常经验的概念结构来说,是基本的。

——威拉德·蒯因

在后现代主义消解本质、价值虚无的一遍喧哗声中,谈论“本体”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转折点上,反观整个二十世纪哲学思潮,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们所竭力回避的东西正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东西。

自康德以降,本体论似乎已不再成为哲学家们关心的问题,但它却以各种变化了的形式或隐或现地出现在各色各样的哲学体系或理论之中,因为本体论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实在是人类对大千世界存在的终极关怀和无限追求,也是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得以建构的基础。

新闻学引入“本体论”范畴绝非故弄玄虚,它是人们对新闻的实质进行刨根究底追问的必然结果,反映了人们对新闻及其现象存在的终极关怀和无限追求,同时也体现出新闻学在其自身建构中对“基础”的重视。

本体指向终极的存在,展示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与“现象”相对;本体论则是对本体加以揭示和描述的理论体系。不言而喻,新闻本体论关心新闻及其现象的终极存在,是对新闻内部质的规定性的揭示和描述,它要追问新闻“名”下藏着的“实”,试图从根本上回答新闻是什么的问题。

新闻学研究中明确引入“本体”的范畴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对“新闻本体”的实际探索则贯穿于新闻学研究之中。这种探索的结果集中体现在众说纷纭的新闻定义中。

关于新闻定义,据说近200种。但近年来在各种文章、著作中出现比较多的,因而也是较有代表性的,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

·新闻是······报道,或传播:

“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新闻是······意识,或“意识形态”:

“新闻是新闻工作者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报道新闻事实,并表达他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评价,以影响社会舆论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吴高福《新闻学基本原理》)

·新闻是······信息:

“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

·新闻是······事实:

“新闻是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喻权域《与香港同行谈我们对新闻工作的基本看法》)

仔细考察这些定义,不难发现,其实它们的“所指”并不相同。陆定一同志的定义指向新闻报道(作品),吴高福先生的定义似乎指向新闻事业,而宁树藩、喻权域两位先生的定义则指向新闻事实或新闻信息本身。暂时撇开吴高福先生的定义,另外两种定义恰好与现代汉语中“新闻”一词的两种主要涵义相吻合:一是由有语言、文字、图象等符号构成的新闻报道或新闻作品,如“全国好新闻评选”中的“新闻”;二是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或信息本身,如“世界十大新闻”中的“新闻”。应该说,新闻学中“新闻”一词所指不明的问题由来已久。早在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新闻学论著中,“新闻”名下就同时包含着“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和“新闻纸所登之新闻”两种所指。到了四十年代,陆定一同志运用唯物论的反映论对“新闻”的两种所指作出区分: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在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陆定一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唯物主义的新闻观,强调了事实的重要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是非,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实际新闻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但也许正是由于对“新闻”和事实这种严格的对象式区分,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在其以后的建构和发展中,渐渐演变成新闻报道学:作为“本源”的事实在这种“新闻学”中是一种不言自明、无需追究的先在的设定。它是“新闻”的来源,却不是“新闻”;它虽然客观地存在着,但没有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则一无所用。极而言之,这种“新闻学”中的“事实”颇有些像康德认识论中的“物自体”,设定它的目的仅仅是为感性提供一个经验的来源,或者具体说,仅仅是为“报道”这种空洞的“形式”提供一种“质料”。当事实在“新闻学”中完成了这一使命后,便被放到了一边。“新闻学”真正的逻辑起点和全部建构“基础”落在了“新闻报道”上。于是,在陆定一同志那里“第二性”或“在后”的东西,“新闻学”研究中实际上成了“第一性”或“在先”的东西,而“第一性”或“在先”的东西则被放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新闻学研究中“主观化”的倾向在这种理论建构中有了自己的藏身之所。

不过,在我看来,一个词在一定的理论体系中作为概念出现时,其涵义比它在日常用语中作为普通名词出现时的单纯指称意思要丰富得多。因此,仅仅从名词的所指方面来理解陆定一同志的“新闻”显然是不够的。原则上说,“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属认识论范畴的命题,但这个命题中则包含着本体论的前提,而且这个本体论前提是陆定一同志十分重视并反复强调的:“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问题在于后来的研究者仅仅把新闻“本体”作为一种先验的设定,而不再加以追究,以至于造成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对新闻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真实、新鲜、公开等一系列表明的“现象”上。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新闻”这个词指称的对象是什么,这似乎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在于揭示被“新闻”指称的对象为什么就是新闻,是什么东西决定这些对象成为新闻的。只有这样,新闻理论的触角才能穿透新闻“现象”的表层,进入它的实质,发现它的“本真”。也只有这样,新闻学才能找到自身建构的坚实“基础”。但实质也好,“本真”也罢,不应该是一种预先的设定,而应该在“本体论”的追问中加以揭示。

吴高福先生正确地指出了本体论之于新闻学研究的重要性:“新闻的本体论问题,是新闻学中最基础的理论问题,也是解决新闻学中一系列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以往,新闻学研究中对一些原则性问题的分歧,从根本上说,也是由于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1]但吴先生关于“新闻本体”的基本观点是我所不能苟同的。

吴先生关于新闻本质(本体)的基本看法前文已引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吴先生的具体论述。根据吴先生的观点,新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于新闻本质上是一种意识。那么,新闻为什么是一种意识呢?吴先生似乎是从两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的。首先,吴先生对无限多样的现实世界做出一分为二的划分:一类是物质世界;一类是精神世界。接着,吴先生便提出了一个让人十分困惑的问题:“新闻这种现象是属于物质世界,还是属于精神世界”[2]?我觉得,物质和精神在辨证唯物主义那里并非是两个彼此对立的世界,而是一对关系范畴。他们的对立只是在解决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3]辨证唯物主义之所以可以克服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就在于它不满足于对物质和精神做出知性的区分,而是理性地将二者结合起来,达到把某种差别作为环节包含在自身之中的一致。显然,吴先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只看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对立(但吴先生没有从这种对立中发现物质的决定作用,而是“发现”了新闻现象的归属),却没有看到二者的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来就没有什么脱离物质世界的“精神世界”。精神对物质的依赖性正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因此,吴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吴先生“新闻是属于精神世界”[4]的结论是一个我所不能接受的结论。与上述问题相联系,吴先生之所以认为新闻是一种意识,还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任何事实本身,并不是新闻,只有当它为人们所感觉、报道,或相互传播,才是新闻。”[5]不难看出,上述物质和精神的形而上学式的对立在这里转换为“事实”与“新闻”的对立。这种对立在形式逻辑上引出的必然后果是:如果承认“事实”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比如要承认“新闻”是一种精神性的意识。然而,在我看来,根本不存在脱离“事实”的“新闻”,就像根本不存在脱离物质的精神一样。“事实”固然需要人的感觉和传播才能成为“新闻”(报道),但“新闻”决不就是感觉和传播本身。恰恰相反,从唯物论的观点看,新闻本质上是被感觉和传播的事实,而不是对事实的感觉和传播。我不明白吴先生既认为“事实本身不是新闻”,为什么却认为感觉、报道或传播本身就是新闻呢?其实如果把感觉、报道或传播视为某种“形式”,它们可以被纳入各种内容,而唯有纳入“事实”这一内容后,它们才有可能成为“新闻”(报道)。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一回事,内容决定形式又是一回事。就像存在与意识的统一是一回事,存在决定意识又是一回事一样。而唯物主义本体论首先要确立的是后一个命题。从后者看,“新闻”之所以为新闻在于它报道了事实。就是说,是事实决定了“新闻”成为新闻。作为个体的事实的确有赖于人的感觉才与人发生关系,才对人构成意义。但正如列宁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把认识论建立在客体和人们感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前提上(‘感觉的复合’=物体;‘世界要素’在物理和心理方面是等同的;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等等),就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6]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认识论和本体论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范畴。它们在不同层面上回答思维与存在、精神(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本体论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精神(意识)和物质,哪一个是根本(本原)的问题,认识论问题则是思维是否反映现实,能否正确反映现实以及怎样反映的问题。“用哲学家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7]因此,我们说,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前提,离开了一定的本体论前提,认识论的内容立即就会变得含糊不清;而把认识论本体论化,则是非常有害的。如果说陆定一同志是从唯物主义本体论前提出发,在认识论上正确地说明了“新闻”(报道)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吴先生则完全抛开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前提,直接从一般认识论中得出了关于新闻本质的错误观点。

在结束本节之前,我还想简单谈谈吴先生从“新闻是一种意识”到“新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论证。在吴先生看来,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人的意识从本质上看都是社会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这种意识活动具有社会意识的性质”;“社会意识……一般称为社会意识的多种形态”;“因此,从本质上说,新闻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8],如果根据吴先生的这种观点看,全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应该具有社会意识的性质。倘若吴先生真的作如是观,那我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它说明吴先完全是从特定的描述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根据俞吾金博士的研究,马克思基本上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俞博士把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定义为: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的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9]当年王中教授,葛迟胤先生撰文反对说新闻是一种意识形态基本上是从这一含义理解意识形态概念的。

我认为,在对新闻本质的探索中,宁树藩先生所采用的方法是值得提倡的,所得出的结论是具有启发性的。

宁先生是国内研究新闻史的专家。他对新闻本质的思考和探索不是从一般的哲学原理出发,而是从具体新闻文体的形式、演变和发展出发。这当中蕴含的一个基本思想值得注意:各种新闻文体只是新闻的表现形式,新闻的本质存在于新闻文体这种“现象”之中。“现象”往往遮蔽着“本质”,但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可以揭示出“本质”。宁先生在比较、研究各类文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道:“新闻文体系列——消息(又分电讯、简讯、综合消息等)、通讯(又分人物通讯、事件通讯、旅游通讯等)、特写、报告文学、答记者问、新闻公报……等等,是怎样形成的?什么因素把它们贯穿在一起?一句话,它们是适应传递新闻信息的需要形成的,传递新闻信息的功能将上述新闻体裁系列贯穿在一起。传递新闻信息是它们赖以存在的内在根据,不同的条件和要求是新闻文体呈现多样化的外部因素。”,“再从新闻文体的结构看,新闻导语、‘倒金字塔’、‘五个W’等等,是人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以导语论,它的产生是由于适应人们对于新闻首先在了解重要信息的需要。至于新闻报道中的五个W,它反映了新闻信息本身存在这五个方面的联系,它的提出,积极体现新闻信息传播的根本要求”。还有,“我国早期的消息(新闻文体)写作,由于受传统的写作影响,其顺序往往是从人到事、从近及远、从原因到结果,和后来的消息写作顺序恰恰相反。是什么力量将这种写作顺序颠倒过来?是传递新闻信息要求。”[10]经过这样的分析,宁先生得出“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的结论。

与那种从一般哲学理论演绎出“新闻质的规定性”,然后再用具体的新闻作品加以说明或证明的做法不同,宁先生未对新闻及其本质进行任何先在的设定,而是直接从具体的新闻“现象”入手,并透过“现象”,直逼新闻的“本质”。在宁先生的分析中,各类新闻文体或各种新闻作品的外在的、非决定性的、作为“条件”出现的,因而也是变动不居的东西被一一拂去,而新闻作品内在的、决定性的、作为“根据”出现的,因而也是恒定的“质”被揭示出来了;在宁先生的结论中,事实(或事实的信息)不仅只是新闻的认识来源,而是新闻的内在根据;传播新近事实的信息不再仅仅是某种手段,而是新闻传播活动区别于其他所有传播活动的实质。我认为,宁先生在追寻新闻本质(体)时所采用的独特方法,使他的结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宁先生对新闻的基本认识不仅较其他人深刻,而且也是对唯物主义新闻观的有力支持和重新强调。这对纠正新闻学研究中时常出现的“主观化”倾向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是,必须看到,新闻现象毕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人类社会与生共存,密切相关。没有离开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新闻,也不可能有与人类社会不发生关系的新闻本体。那种试图仅仅从事实本身追寻新闻本体,那种企图把人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需要彻底排除在新闻本体之外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不赞成把新闻定义为“新近发生和变动的事实。”不仅如此,我还觉得,宁先生在“新近事实的信息”前面所加的“被报道(或传播)”也还没能真正揭示出新闻与人类社会的根本联系。

当哲学本体论经过数千年的探索,完成了从外在世界对象式的追溯到对人类自身需要、价值实践性的探索的转折后,新闻本体论研究难道不应该从中吸取一些什么吗?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一切纯然客观存在的东西如同纯然主观的东西一样,一旦脱离了人类实践就不具有存在论上的意义。

在对新闻本体的追索中,“事实”或“事实的信息”对新闻作品的决定性作用已经被揭示。这就是说,是“事实”及其信息使这类作品成为新闻作品。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是什么使“事实”及其信息成为新闻事实或新闻信息的呢?不是所有的事实都是新闻事实,也不是所有经报道或传播的事实就是新闻事实。换句话说,“事实”及其信息固然可以把一般作品和新闻作品区分开来,那么区别一般事实与新闻事实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对于“新闻本体论”来说,宁先生从作为“现象”的新闻文体或新闻作品中揭示出的其实是另一种“现象”,只是这种“现象”离“本质”更近了。在“事实”或“事实的信息”背后必定还有什么“东西”,否则就不可能有“事实”与“新闻事实”之分。现在我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着哪些事实是新闻事实,哪些不是新闻事实?显然不是报道或传播。为叙述方便,我们把决定事实为新闻事实的“东西”称为“新闻品质”。我认为,不具“新闻品质”的事实,即使报道或传播了也不是新闻,或者说只是徒有新闻之名;相反,那些具有“新闻品质”的事实,你不去报道和传播它们,只能说明你缺乏眼光和失职,因为它们才是真正的新闻。当对新闻本体做这种进一步深入的追问是,我们恐怕不难发现,新闻本体并非是一种脱离于人的对象式的纯客观存在。追寻新闻本体的人其实包含在他所追寻的对象之中,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困难所在:一方面我们要为新闻的终极存在寻找到一个客观依据;另一方面我们则惊讶的发现,这种客观依据其实与我们自身的存在密切相关。在这一困难面前,唯心主义无能为力,旧唯物主义也无能为力。而实践唯物主义则能够为我们指示出一条通向目标、不断延伸的道路。新闻本体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之中。

纵观整个新闻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似乎与新闻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但究竟什么是事实,我们不仅没有深入追问过,而且在认识上还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集中表现在:只看到事实的客观自在性,与精神或意识的对立性,而没有看到它的“为我性”或“社会性”,它与精神或意识的同一性。在建国以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新闻学论著中,甘惜分先生便对事实做出这样的规定:“事实…..必须是在我们主观之外地存在着的事实。”[11]随后,有人干脆把事实视为“客观存在的自在之物”[12],到了九十年代,关于事实的这种片面认识似乎没有丝毫改变。例如:“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自在的东西”[13],“事实是自然的存在物,具有客观实在性”[14],“事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物”[15]。在这样的规定性中,事实成了它自身发生、发展的自然史,成了默写物理和化学属性的总和,它不仅对人而且对动物都以绝对同一的方式呈现着。在这样的规定性中,事实本身作为“存在物”无法移动半步,而只能通过一种类似能量、质量的物理属性——信息来扩散或传播;也正是在这样的规定性中,事实与新闻实际上被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事实不是新闻,而是一个“自在的东西”;新闻是事实的反映,属于“精神世界”。

我认为,新闻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能脱离人类社会来谈论“事实”。新闻学谈论的事实根本不是那种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客观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与人的社会存在一刻也不能分离的事实。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相信“自在事实”的存在[16],但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我认为这种“事实”只有当其被作为人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经验和认识的无穷无尽的源泉时,才有绝对的理论意义。除此之外,我们能够谈论的只能是那些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与人相遇、被人感知的事实。它依存于人类社会,却并不依存于某人或某集团的主观意识;它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而不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下面让我们对这种事实做一些具体分析。

事实不同于客观存在的事物,并不是某种对象式的实体。正如罗素指出的那样:“当我谈到一个‘事实’时,我不是指世界上的一个简单的事物,而是指某种性质或某种事物有某种关系。因此,例如我不把拿破仑叫做事实,而把他有野心或他娶约毖芬叫做事实。”[17]维特根施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也对事实与事物作出类似的区分。的确,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事物,人们只是有一个概念来反映,并用一个词语来表达和指称;而对于事实,则必须用一个判断来反映,并用一个句子来表达和陈述。因此,我们说,事实并不像事物那样,是某种对象式的实体,而是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某种实际情况(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正因为如此,作为社会存在的事实,不能仅仅是某些性质和关系的纯粹存在,它还需要人在具体的经验中对其中的性质和关系进行确定。一种事物往往有多种性质,这些事物性质之间往往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人只能对其中的某些性质和关系做出确定。现在,我们似乎还不能简单地说“事实是主客体的统一”,因为这样不仅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而且还可能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事实作为经验对象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但作为经验内容却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许多人在这里陷入一个自德谟克里特时代以来哲学界争论不休的悖论:同一个东西,却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的地方——既在外部空间,有在人的心灵里。根据一般的逻辑,这似乎不可能。因此,有人断言,那肯定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两个东西。新闻学研究中“事实”与“新闻”的对立,其根源也在这里。本世纪初,威廉.詹姆士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揭示了这个谜底:“这个谜归根到底和一个同一的点为何存在于两条线上的谜是一样的。如果这个点处在两条线的交点上,它就能够同时存在于两条线上。”[18]我认为,抛开詹姆士的基本哲学立场,站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把事实看作人在实践活动中与事物自身的一系列性质和关系相遇的某个“点”是合适的。作为社会存在的事实正是处在这两个进程的交点上:一个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认识或思维进程,一个是事物自身性质、关系的自然进程。两个进程分别把事实连结到不同的组里,使它既属于这一组,又属于那一组。在这种情况下,把事实归入任何一组看似都有道理,但又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唯有在上述两个进程的交点上才能真正把握事实。

根据上述观点,事实必然包含两种成份:客观成份和主观成份。那么,如何看待事实的客观性呢?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事实的客观性与社会性是统一的。脱离人类社会的客观性与脱离人类社会的主观性一样,是毫无意义的。人总是根据自身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条件来经验和断定事实,他无法超越这些条件去把握绝对客观的事实。一句话,人是在社会共同认识的范围内来界定事实的客观性的。我这样说也许太抽象,那就让我从对事实的具体分析中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把。先看“单元事实”,维特根施坦把它称之为“原子事实”,指分析事实的最小单位,它本身不可能再分解为任何事实。“单元事实”具体的表现形式当是主词和谓词构成的陈述,如“北平解放”、“拉宾遇刺”等。陈述中的主词当有一定的实指性,或指向某个人,或指向某个物,或指向某一地区,或指向某种现象;谓词则是对主词所处某种状况的断定,没有明确的实指性。一般看,主词的客观性似乎不构成问题,[19]关键在谓词部分,因为任何“断定”必然依赖于一定的认识形式。正是在这套形式上,许多哲学家伤透了脑筋,康德的认识论几乎就是为了它而展开的。这里我只能原则性地说明一下我们的观点。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所具有的一切心理结构和认识形式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在漫长的社会实践(首先是使用、制造工具的物质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得的。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形式不过是人在实践活动中无数次感知经验的不断保存、积累,最后内化、凝聚和积淀的结果,它对全体人类社会来说具有普遍的“通约性”。就是说,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是用这套感知形式来断定事实的,而这种断定又是为其他人所承认和理解的。例如,“北平解放”中的“解放”,“拉宾遇刺”中的“遇刺”,我们都承认并理解它们的意思。因此,“单元事实”中谓词的客观性便在人类社会认知形式的普遍“通约性”中得以存在。再看“多元事实”,维特根施坦称“复合事实”,它是几个“单元事实”组合而成的。由于“多元事实”原则上可以拆卸为一个个“单元事实”,如“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余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便可拆卸成二个“单元事实”,其客观性似乎不用多说。[20]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想,我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事实”与“新闻”的同一性问题。因此,下面的结论也许就不会显得太“离经叛道”了:新闻不是事实的什么反映,不是事实的报道,也不是事实的信息,新闻就是事实,新闻依存于人类社会,但并不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不属于“精神世界”。新闻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而不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这才是新闻与哲学、文学的根本区别所在。过去对新闻本质的理解当是对新闻作品(报道)本质的理解。新闻作品是具体的个人或集团对新闻的物化反映形式,它依存于这些个人或集团的主观意识,属“精神世界”,因此新闻作品自然不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而是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说新闻就是事实当然不等于说事就是新闻。哪些事实是新闻,哪些不是?其中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是长期困扰新闻理论界的又一难题,也是新闻本体论所要解决的、带有实质性的问题。过去理论界试图从二个不同的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一是从定义的层面上,通过定义的“种差”解决问题;二是从价值的层面上,通过比较分析“新闻”的特性解决问题;三是从价值的层面上,通过“新闻价值”理论解决问题。据此,有人反过来认为,三个层面实际上所要解决的是三个问题[21],而不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如果仅仅从理论研究的需要出发,在不同的理论层次上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或三个方面,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无论分几个方面,它们在根本上却是同一个问题,即哪些事实才是真正的新闻。事实上,仔细考察一下上述被分别放在不同层面上解决的问题,它们最终得出的某些结论往往有许多相似甚至重合之处,如“新鲜”、“公开传播”、“重要”、“变动”、“显著”、“共同关心”等等。这从一个侧面也能说明,它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看是同一的。因此,在新闻本体论中,或者说在新闻学的“元理论”中,新闻的定义、特性、价值本质上是统一的。[22]哪些事实才是新闻?或者说哪些事实具有“新闻品质”?“新闻品质”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理论界观点不一;但从各种不同的观点中我们似乎可以清理出两条思路:一是从“事实”本身考虑问题,二是从传播者方面思考问题。先看前者,从事实本身思考问题的同志显然强调的是“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认为不是传播者的主观意志,而是事实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决定该事实成为新闻。这在一定意义上看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因此而把事实身上体现的某些属性当作该事实本身所固有的自然属性,当作可以脱离人类社会而单独存在的东西,那就错了。以“新闻”和“重要”为例,有人认为:新闻必须新鲜,就像水果上市一样,必须快摘、快运、快售,否则就会因腐而失去其甘美。[23]新闻必须新鲜,这当然不错,但新闻的新鲜与水果的新鲜却有质的不同。后者是一种完全不依赖于人的纯自然属性,它对不同的人甚至动物都以绝对同一的方式呈现自身;而新闻或事实的新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属性,它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单独存在,必然因人而异。将事实向人呈现的某些属性当作其自身固有的东西,这一思想在我们的新闻学论著中并不少见。早在八十年代初,甘惜分先生就流露过这一思想:“有了事实,有了发生于某地最新的重要事件,还并不等于有了新闻。如果在遥远的荒芜人烟的地区发生了一种重大的自然现象的变化,而不为人所知,没有任何人了解到它,更没有任何人把这件事传播开去,这件事就算湮没无闻,它构不成一种新闻。”[24]到了九十年代初,刘建明先生几乎原封不动地沿用了这个说法。[25]显然,上例中的“最新的”、“重要”或“重大的”被视为事实本身所固有的某种自然属性了,它们可以在“没有任何人了解到它”的情况下依然存在。然而,事实的新旧或重要与否总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事实是否新鲜是相对于我们的经验和认识而言;事实是否重要是相对于我们的社会实践而言。其实,甘先生之所以会事先设定他所想象的那个事实是“最新的重要事件”,正是由于他已经在观念上把这一事件与人类社会联系起来了。的确,不与人发生关系的事实不可能成为新闻,也不可能具有什么“新闻品质”。那种仅仅从事实本身的固有属性寻找“新闻品质”的做法,如同仅仅把事实看成“客观自在物”一样,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旧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曾经批评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竞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26]一些资产阶级新闻学者确实抓住了旧唯物主义的弱点,在发展“能动的方面”的同时,积极贩卖他们唯心主义的货色:“事实的现实性并不是事实本身的属性,而是人们在关心事实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主观上的感觉”[27],“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内的假构是真实。社会的事实,经过新闻而凝固于我们的意识之中,因而,对于我们,在新闻上所显示的世界是真实;不在新闻上所显示的实在毋宁是虚伪。”[28]

再看第二条思路。平心而论,从这条思路出发的大多数同志本意并不在探讨“新闻品质”,而在讨论“事实”到“新闻”的转化过程,或讨论“事实——传播者——新闻”三者间的关系。但由于他们讨论问题的基本前提依然在于“事实”与“新闻”的对立,新闻传播者自然会成为他们关注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逻辑自身的发展,新闻传播者必然会被认定为从“事实”到“新闻”的决定因素。在这些同志看来,事实要成为新闻,离不开传播者的反映、报道或传播。因此,在各种新闻定义中,报道和传播要么成为新闻的“属”,要么成为新闻的“种差”。西方甚至有人认为:“我认为是新闻的就是新闻”。[29]这样一来,哪些事实是新闻似乎完全取决传播者的主观意志或传播行为了。于是,新闻工作似乎成了新闻工作者自由一直驰骋的天地,新闻机构仿佛成了新闻活动的主宰力量,而广大人民群众则成了由新闻机构来款待的客人。请看:“在事实、新闻机构、群众三者之间,事实是材料,新闻机构是媒介,而广大群众是新闻机构的服务对象。广大群众是否能够知道某种新闻,是否能够得知事实的真相,决定于新闻机构拿出什么样的产品——新闻来款待它的工作对象。”[30]于是,“大众媒体”成了新闻本质的决定因素,在“大众媒体”面前,不仅“新闻”成了被“规定”者,而且事实也变得苍白无力了。请看:“就新闻来说,如果没有大众媒体的运作,没有它运作的动力和目的,事实本身并不能成为新闻”,“对于新闻学来说,大众媒体运作的动力和目的,比之事实本身更值得关注,因为正是它决定了新闻的命运”,“我们一直不敢正视大众媒体对新闻的本质的规定,是因为我们害怕遮蔽了新闻神圣的‘客观性’的要求。”[31]这里,我实在不能用太多的篇幅来讨论后来这位作者对新闻理论问题所做的“重新思考”,而只能用两句话重申一下我所坚持的“陈旧观点”:不是有了“大众媒体”才有新闻,就像不是有了医院才有病人一样。“”控制下的“媒体”的确以其“运作的动力和目的”“决定了新闻的命运”,“事实本身”在他们的目的面前的确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但历史和人民却最终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看来,“新闻品质”的根源既不在事实身上,更不在传播者身上。那么,“新闻品质”究竟在哪里?

新闻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新闻活动作为一项社会活动,产生于人类社会实践(首先是以使用和制造工具为基础的客观物质实践),“新闻品质”也是根源于这种实践。关于“新闻起源”,国内学术界没有太大的意见分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人类社会实践中发现“新闻品质”,并对这一品质做出理论的规定。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实践[32]。人在实践中必然产生对自己实践环境的“知”的需要,同时又通过实践来满足这种需要。就是说,“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33]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上述“知”的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一起包含在实践过程中,其中不存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绝对分辨准则。第二,不能仅仅从个体“心理学”意义上看待这种需要,更重要的是从社会“人类学”(或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看待这种需要。如果仅仅从前者出发,我们所说的那种与人类活生生的实践活动不可分割的需要就会被生硬地剥离开来,变成一种纯粹的主观心理“欲望”。只有从后者出发,才能真正把握这种“需要”的本质:它是人类为了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需要”,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的“知的需要”的总和,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我们新闻学中常说的“受众需要”本质上就是这种需要。它不以传播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因“大众媒体运作的动力和目的”而改变。不是传播者的主观意识决定这种需要,而是这种需要决定传播者的主观意识;也不是“大众媒体运作的动力和目的”决定这种需要,而是这种需要决定“大众媒体运作的动力和目的”。这是被大量的新闻实践所检验和证明了的真理。

所谓“新闻品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其实就是上述客观存在的社会“需要”。在具体的新闻活动中,新闻传播者正是根据它来判别哪些事实是新闻,哪些不是。我们常说的“新闻价值”从根本上说也是由它来决定的。这里,我不得不涉及以下新闻学中的“客观性”问题。我们过去谈论“客观性”大多着眼于尊重事实。我认为,“客观性”除了要求在新闻报道中要尊重事实外,还要求在新闻实践中要尊重人民群众“知的需要”。但不可否认,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难免发生“理想与现实的断裂”。那么,我们是否因此就该放弃“理想”而屈从“现实”呢?如果真的像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所肯定的那样,那么人作为“人的类的特性”的本质也就丧失殆尽,因为人将从此失去目标,失去追求,从而失去“自由自觉的活动”,进而使自己完全降格为“现实的”存在物。[34]在我看来,新闻理论提倡“客观性”不仅不像有人批评的那样——“遗忘了脚下立足的土地”,而是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我们立足于这块土地,我们才看到了这块土地的局限性,所以我们才有“理想”,所以我们才要追求。“客观性”在新闻学中不仅有着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意义,而且有着伦理学上的意义。从后一种意义看,它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对人民负责;包真事、说真话;对历史负责;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对自身负责;不趋炎附势,不苟且偷安。它类似康德伦理学中的“绝对律令”。正是在它面前,新闻工作才显出她的尊严和神圣,新闻工作者才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展现出生命的辉煌!

人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对自己生活环境的“知”的需要只是“新闻品质”的一个方面或一个基本特性,即“新闻品质”的客观社会性。“新闻品质”的另一个方面或另一个基本特性是它的客观对象性。“新闻品质”必须与具体的客观对象——事实相联系,必须要在具体的事实身上体现自己。由于我们所说的事实是那些在实践活动中与人相遇的事实,亦即所谓“经验事实”,它们实际上是向人呈现并为人存在(即为人所用)的事实,是一种“人化的事实”。正如马克思从抽象的哲学高度所说:“在社会中…….对象的现实处处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都是人的现实…….对于人来说,一切对象都是他本身的对象化。”[35]从新闻学研究的角度看,我认为,“人的本质力量”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随着人类历史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它最初表现为某种需要,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认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产生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36]不仅如此,在以后的历史行程中,“人的本质力量”依然会以各种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对自身所处环境“知”的需要便是这些需要中最基本的需要之一,此外还有“知”的需要(对应于科学、哲学等)、“感”的需要(对应于文学、艺术等)。在具体的新闻活动中,所谓“人的本身力量的实现”无非是指人们从作为对象的事实身上发生人的这种需要,同时也是在事实所显示的某些性质和关系中体现出人的这种需要。我们过去所说的事实的“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趣味性”等等,并不是事实本身所固有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知”的需要的“对象化”,是这种需要通过事实折射出来的光芒。“人化的事实”就是“对象化的事实”,就是凝聚了人的知性需要之光的事实。“知”与“行”从来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般说,“知”是为了“行”。人们不仅需要知道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也需要知道对自己不利甚至有害的事实。这一现象在统一于实践的“知”“行”关系中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新闻品质”的社会性和对象性是完全统一的。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分别看作两个不同的实体。只有在逻辑上,在科学中才能把两者区别开来看,而在现实中,这二者则是一刻也不能分离的完整的统一体,彼此互为前提、互为依据。至此,我们可以说,“新闻品质”是人的“知”的需要的对象化。它不可能有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内容,它的内容总是随着人的实践,随着历史、社会、阶级的不同而变化。过去我们用语言来界定的一些貌似具体的内容(如“新鲜”、“重要”、“共同兴趣”等)其实也并不具体。语言的抽象性与现实生活的具体性也许是在人的认知途中无法逾越的鸿沟。为此,我不得不在回答新闻是什么的问题之前,把“新闻品质”转化为一种类似人类心理结构的抽象形式,我把这种形式称之为“关注”。它在人类实践中不断生成,因此无限的内容将在其中不断展开;它在实践中通过与事实的无数次相遇获得自身,同时又将自身,同时又将自身的光芒投向作为对象的事实,从而使事实具有了一种新的品质。什么是新闻?从本体论着眼,新闻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这里的“经验”包括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后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前者则表现为人的“亲身传播”或“体内传播”。

耐心读完这份“论纲”的读者也许回有些失望,因为我的新闻定义似乎并没有多少新“货色”,但任何定义都只有在其自身的理论体系中才能显出它真正的意义,孤立的定义不仅不解决任何问题,而且令人生厌。应该说,这份“论纲”只是研究的开始,其中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展开,还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我真诚地希望学界同仁的批评和帮助。

资料来源

[1]吴高福:《新闻学基本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5页。

[2]同[1],6页。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48页。

[4]同[1],6页。

[5]同[1],7页。

[6]同[3],69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1页。

[8]同[1],10页。

[9]参阅俞吾金:《意识形态论》,127-129页。

[10]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报)1987年第5期。

[11]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38页。

[12]张宗厚等《简明新闻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51页。

[13]成美等《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41页。

[14]同[1],167页。

[15]黄旦:《新闻传播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40页。本人过去也是这种观点的执有者,参阅拙著《新闻学基本理论》,黄山出版社,1993年版。

[16]我们关于“事实”的某些观点和材料主要受惠于彭漪琏先生的《事实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但彭先生对“自在事实”的断然否定,认为“事实不可能是自在的,根本没有什么所谓‘自在事实’”的观点是我所不能苟同的。这里,我只引述两位科学家的话。爱因斯坦曾强调指出:“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292页)在《人类的知识》一书中,他又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电子和质子的存在(这里的‘存在’当然包括其性质及运动情况,引者按)…….并不依靠它们是否被知觉到;相反,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它们在宇宙还没有一个知觉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无数的年代。虽然它们的存在并不依靠知觉,但是我们还是依靠知觉才有理由相信它们的存在……认识的顺序和因果的顺序恰好相反,就认识的顺序说,观察黑白形态的天文学家的短暂的主观经验发生在前,而那块广漠、遥远和属于很就以前的星云出现在后。”(《人类的知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14-15页)另一位在哲学思想上深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物理学家玻恩也说过一段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话:“在这里(指科学研究中,引者按),人们常常与日常生活范围以外的现象打交道。你通过高功率显微镜看到的东西,你借助于望远镜、分光镜,或者各种各样电子放大仪器所觉察到的东西,如果没有理论,就不能理解;它们必须加以解释。在最小的领域里如在最大的领域里一样,在原子领域里如在恒星领域里一样,我们遇到的现象和我们周围事物的通常的样子是不像的,只有借助于抽象概念才能描述。在这里,现象后面是否存在不依赖观察者的客观世界,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接着他对这一无法逃避的问题做了如下回答:“但是说它们是完全空虚,是彼岸世界的某种东西,这与事实不符。别忘了在生产像发动机、飞机、核反应堆、塑料、电子计算机等等东西方面,它们能派多人的实际用场。核研究弄得不巧说不定会把我们送到‘彼岸世界’去。”(《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97-98,99页)所以玻恩也肯定,“存在一个客观物理世界,它本身是按照不依赖于我们的不变规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4页)

[17]罗素:《我们关于外面世界的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39页。

[18]威廉.詹姆士:《彻底的经验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6页。

[19]在语言哲学看并非如此。这个问题不宜在这里细说,可参阅涂纪亮主编的《语言哲学名著选辑》,三联书店,1988年版;徐友渔等人著的《语言与哲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0]“多元事实”并不简单等于“单元事实”之和,而是大于“单元事实”之和。但这不是此处要论述的问题。

[21]或两个问题,如王中先生曾用“新闻学的第一课题”和“新闻学的第二课题”表述过这一观点。参阅王中《新闻学的第二课题》,载《新闻大学》1982年第4期。

[22]这种统一与现代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论理学)的统一相一致。当然,“统一”不等于“同一”,在具体的理论展开中,它们仍有各自的具体内容和侧重点。

[23]高宁远:《新闻传播基础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87页。

[24]同[1],39页。

[25]见刘建明《宏观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4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页。

[27]小野秀雄:《新闻学原理》,30页。

[28]管翼贤:《新闻学集成》第一辑,3页。

[29]转引自LeowJeffres,MassMedia:ProcessesandEffects,WavelandPress,1986,105页。

[30]同[11],40页。

[31]吕新雨:《以人的社会存在为背景的新闻与新闻事业》,《新闻大学》1997年夏季号。

[32]同[26],32页。

[33]《资本论》第1卷,559页。

[34]参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