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范文10篇

背后范文篇1

—司法制度“亲和力”丛谈

在笔者工作的基层人民法院，一座庄严、气派办公大楼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宽大的石阶，高耸的石柱，尤其是一对横眉立目的石狮子，不由得接近者不产生敬畏之情，也昭示着法律和法院的尊严和权威。但是，日渐风靡全国的长阶、高柱的法院建筑风格也不可避免的给人们带来这样的疑问：我们的法院和法官，包括我们司法制度、诉讼制度的内核、目标与程序都必须以石料的特质，冷冰冰、硬邦邦的拒人以千里之外，乃至不小心碰上，大有头破血流之虞吗？

从我们的传统与历史看，确实如此。

其一，截止到一百年前，支撑中国民众精神生活与世俗世界的文化架构是儒家思想，而“无讼”则是孔夫子早就设定了的理想生活状态之一，诉争显然是与“天人合一”终极目标背道而驰的。所以，诉讼为公众心理所不齿，涉诉者自然要付出从精神到物质的更大代价了。

“和”是节约成本的办法，本是值得称道的纷争解决之道，可惜的是，工业文明的隆隆机噪却无可挽回的打破了我们的“田园牧歌”，我们不得不被迫接受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规制，这就是现代法治。更无法讳言，百年来我们被强迫“学习”的成果，仅仅停留在形式的“法制”的层面，以私权利保护为起点的法治精髓并未融合到我们的肌体和血液中，法律仍然是居“庙堂之高”，是“肉食者谋之”的意识形态，也仍然是普通人避之不及的东西。这是其二。

还有其三，先受德、日，后受苏俄影响，我们的法制建设进程接受了大陆法系体系，但由于社会公众法治心理这一重要“软件”的缺失，大陆法系与生俱来的机械、刻板、僵硬的弊端，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正好可以暗和我们的泛行政化、泛官僚化的司法传统，这样一来，靠强力、威慑、靠神秘、距离、不公开的程序反而成为维护司法权威的常态了。

故而，百年的开荆辟莽、革故鼎新也没能真正解决社会公众对司法权的误解、疏远、轻视、漠视，借笔者最经常提起的一句法律格言“法律不被信仰，将是一纸空文”观之，此种社会认知，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而就司法权本身，这也是实现“公正与效率”主题最大的障碍了。

所以，我们要提出司法“亲和力”的目标与设计。

同时，笔者深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包括现代化宪政体系、现代化公法体系的建设都必须从宣扬和普及私权利意识、民法精神起步，舍此，任何的努力都是“空中楼阁”，或是“纸上谈兵”，而此中，民事诉讼制度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加之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又可能是受意识形态困扰最小的领域，所以，笔者希望更多的从民事程序的角度讨论“亲和力”命题，但这同时是笔者对整个司法制度改革“亲和力”价值真诚的呼唤。

第一，目标，从观念和理论基础对“亲和力”的内涵进行构建。

本文中笔者所谓“亲和力”的目标，系指司法活动和司法权建设的指导思想既要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与基本理论，又要与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现实公众法治心理及接受能力相契合，加速司法权的世俗化进程，使司法资源真正成为公众认可和接受的生活资源，在“公平与效率”的框架下，使法律的权威得到更“人性化”的体现，使司法制度真正适应社会运行的良性轨道。

这其中，“公平与效率”是“亲和力”目标的法理基础。“公平与效率”的主题具有“普世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司法活动追求的共同目标，也是宣示司法权威、权力的最佳载体。而正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未能将“公平与效率”提升到应有的高度，也许是过于强调“亲和”之故，进一步造成了公众对司法权的误解与疏离。任何的理论宣传都不如亲身的经历，在个案的每一个程序、环节体现“公平与效率”的追求，才会使司法活动的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体会到社会正义在司法活动中的体现，才会消解对司法权的怀疑与陌生，进而产生信任，生成心理活动中的“亲和”。对“公平与效率”任何有意或无意的偏废，都会对“亲和力”目标的追求造成破坏。

同样一个问题，“公平与效率”的主题本来只是司法活动内在的要求，如果不能从理论到观念到制度主动的去“亲和”社会运行，只把“公平与效率”停留在司法活动自足自洽的范畴内，即使实现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公平与效率”，也只是司法官、法学家、法律从业者的“公平与效率”，这样的“公平与效率”对普通公众并无意义，甚至还会伤害健康的公众法制心理。最近的一个例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有一段时间了，但由于该规定带有极为明显的域外移植色彩，尤其是普通法系色彩，并没有做相应的理论铺垫或具备较为成熟的民事习惯调查基础，笔者发现为其大叫其好的，仅仅局限于部分法律理论界与实务界人士，对于这些有着良好法律训练的“法律人”而言，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标准确立了，证据失权制度确立了，司法资源节约了，自然为这样一个追求“公平与效率”的举措欢欣鼓舞，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足以导致民事诉讼规则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文件，公众的反应多半是注意到录音证据的使用等等细枝末节。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未经过专门法律训练的基层司法官与部分律师等其他法律职业人员也没有注意到此种变革的深刻与巨大，由此，形式上的“公平与效率”能否发生他的社会效益，很值得怀疑。当然，笔者一向主张法律是现代化信息的载体，符合现代司法要求的司法活动会将这些信息扩大化的传播到社会中去，并影响公众的法律认知，但是脱离社会现实与传统的盲目引进，尤其是民事规则的移植，在本文讨论的“亲和力”层面会造成高端专业群体与社会公众甚至部分基层专业人员观念的背离，这不排除在相当时间内造成民事活动新的部分失范的局面，进而影响本已孱弱的司法公信力。

从另外一种视角，笔者提出的“亲和力”的内涵完全可以重提“服务”的观念。之所以说“重提”，是因为“服务”的司法观念曾经被误用而大遭诟病。就在数年之前，“审判工作为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之说一度成为热门话题，这一明显不符合法治精神的思维方式在理论界的反对和实务中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双重冲击下几乎销声匿迹了。笔者认为，“保驾护航”并没有错，“服务”也理所应当的纳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司法理念中去，但这必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审判活动的“大服务”，而不是针对一地、一事、一主体的“单项服务”。司法活动，说到底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对资源的利用自然是应当将资源服务于社会发展进程，审判权的消极性与制度建设的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并无矛盾。我们要做的实际上还应当更积极一些，通过专业人员、专门程序的司法活动，影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使之摒弃存在于落后于现实的“专政”观念，“强权”观念，建立和加强民事法律中权利、平等、自由、自治的法治观念，以司法服务的形式推动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和社会进步。

而“服务”观念实际上也是世界范围内司法制度改革的共同趋向，甚而言之，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上已明确提出并逐渐社会公众涉及司法活动是“司法消费者”的概念，由此观之，司法机关也许将被定位为另类的“服务机构”，以这种趋势，引进服务机构的“亲和”理念也就更应当是司法改革题中应有之意，“服务者”怎么可以让“消费者”感到威慑或者神秘莫测呢？

第二，设计，从法官和程序的视角看“亲和力”目标的实现。

面对权利争议的日趋繁复和诉讼爆炸的巨大压力，司法改革尤其是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当然，与中国不同，主要现代法治国家的司法改革目标显然已经超越了确保公正的层面，而力图解决效率问题，但主旨仍然指向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国民法治心理契合、“亲和”。以大陆法系各国观之，虽然各国法制初创之时多以德、法为蓝本，但司法改革的成效却出现了如德国、日本的良性运行和如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司法效率低下的非良性运行。何以如此，在创建和改革中有没有注重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亲和”当是重要的原因。

不过，由于面临的问题有一致性，各国的司法改革几乎都是围绕法官与程序两个中心展开的，比如德国上世纪后半期的司法改革中，加强基层、一审法官的素质是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则集中在对专业法院划分、审级、管辖权、上诉条件等程序问题，并取得了相当的效果。那么，笔者对这两个问题又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一是建设高度“职业化”、“人性化”的法院和法官文化；一是给当事人一个公平而安定的程序。

在法院和法官文化的构建中，法官文化应当是主体部分，也是一国法律文化最重要的子系统之一，它是指以历史进程的眼光映射出的一国文化对司法官员设置、遴选、定位、授权、保障、监督等多层面的影响，以及司法活动反及社会文化而带来的影响。在现代法治文化的背景下，一国文化中应当包含对法官信任、尊重、而非惧怕、厌恶的指标，而法官通过司法活动定纷止争、惩恶扬善不断的为社会提供公平与正义的参照系，这是两者“亲和”的表征。但是，在我们日常的体会和观察中，社会上仍然流传着“大檐帽，两头翘”的笑谈，而行政干预、地方保护、人情案、关系案也不断的冲击着变革时代本已无序的是非观念。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两者的关系是紧张的，甚至是对峙的。笔者认为，解决之道必须从法官本身出发。

首先，法官必须是职业的“法律人”。

从现实看，抛开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的法官尚未形成一个有着共同教育背景、共同遴选机制、专门制度保障的社会阶层，尚未实现“职业化”，这本身就是影响法官形象的原因。法官的职业化，简言之与医生的职业化有共同的内在要求，很难想象什么人敢于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一个没有接受过医学教育又缺少临床经验的人，同样，定纷止争的法官也象为社会肌体消炎止痛甚至动手术，没有专门的法律教育和法律思维的培养，要去追求法律的正义，南辕北辙的风险更会加大。

无论就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而言，法官职业化都是近现代法治进程的重要内容。在我国，这一内容在现阶段至少包括全日制法学本科教育基础、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遴选任用、身份保障、经济保障、弹劾与惩戒等一系列急需建立或急需严格执行的制度，唯此，才可以全面提高和保证法官的法律素养，使之适应法治时代的基本要求。同时，法官的职业化，又必然形成区别于其他团体、阶层的职业群体，有利于消除司法泛行政化影响，推进司法独立。法官职业化，甚至也可以推进法院内部机构改革的进程，在法院内部，可以创设两套管理系统，除职业化的法官专司审判权外，将司法行政管理的范围扩大到立案、执行等传统上归入法官系列管理的领域，用以突出法官职业的特殊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法院面临的全员法官管理模式的压力。

而从本文的主旨来看，法官职业化又落脚在树立司法权威，从而促进司法“亲和力”的形成。比如，从认知角度应当突出法官的身份区别，法官不是普通的谋生职业，普通的公务人员，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操作工，当当事人面对一个与自己没有不同的专业背景，没有专业思维模式，没有专业表达方式的法官时，何以信任？再如，举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最近几年，人民法院开警车、拉警笛、征尘滚滚，夜以继日的大搞执行会战而收效并不乐观，执行难一直受到全社会的诘难，但是此种行政化的乃至运动式的形式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关专业化的法官何事？应当知道，强力只会产生恐惧、厌恶和对抗，永远产生不了发自内心的信任，使司法权更“亲和”于社会，变大部分的判决需要强制执行为当事人服从权威的自愿履行，才是解决执行难的正途。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就应当使我们的司法权的掌握者更专业、更超脱、更纯洁，使它的公信力更加强一点。

但是，在大陆法系的传统中，适应现实的社会既存，我们对法官职业化的追求又不宜矫枉过正，发展到“精英化”的层面，而是更应当在职业化的基础上更多的提倡“本土化”、“人性化”，注意扬弃的吸收我们固有的司法传统中的合理成份。

“年长、经验、精英”是普通法系的法官遴选任用原则，其核心内容在于“精英化”，这固然有利于形成“父亲一样的法官”那种与生俱来的权威与“亲和”，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地域广大，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而又缺乏现代法治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精英化”实在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实际上，普通法系的法官精英化是在其特定的文化土壤生长起来的，即使如此，学者们仍不无揶揄的建议，最优秀法学院的毕业生最好不要当法官，因为他们有怪癖，往往不能掌握生活常识和人际关系。这说明，在司法活动中，理论能力和实践能力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一旦精英们的理性与实际生活发生了偏差，也就难免出现秋菊面对抓走村长的警车所发出的困惑：只是要个说法，怎么就抓人了呢？这对于司法权威、公信尤其是“亲和”并无益处。这里，笔者不得不再次提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于这一充满法律理性的“作品”，如果创作它的精英们不尽快对其中某些重要内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和规制，它的运行成本显然会上升，并很可能带来“立法”初衷与司法实务的“目标差”。

笔者同时认为，在已经启动法官职业化改革的步伐后，司法机关应尽快以积极的态度配合理论、研究界开展新一轮的中国自己的法治本土资源尤其是民事习惯的调查，进而完成“扬弃”的梳理，这也是法官职业化后最需要补充的内容。实际上，根据私法自治原则，大量的民事活动有自己的自足体系，过分的干预，尤其是以缺乏本土认同感的移植的法律规则的干预，反而破坏了这种自足。从现状看，近期的司法改革指向效率的措施居多，追求公正的则略显薄弱，应当承认，公正与效率是一对矛盾结合体，完全的调和不可能实现。从全民族社会规范的重建角度，法官利用司法活动做出的指引，根本的还是应当指向公正。在我们的周围，公正缺失，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破坏，如果过分强调未及与社会接受能力磨合的效率，就象强行超车，难免伤及司法权威自身。

所谓“程序”者，从词语意义看可以表述为按时间先后或按既定步骤安排的活动次序，于法律意义上,程序则表现为做出司法裁判所必须依照的法定顺序、方法、和手续。对于司法活动，程序的意义极为重大，离开法定程序，民主、公正这些基本价值无从体现，诉讼活动无法进行，当事人在诉讼中会无所适从，并会无限扩大诉讼成本，破坏司法效率。从对司法权的公信与“亲和”角度，现实中几乎所有的负面问题均可归咎于程序的瑕疵或缺失，正是由于程序的随意性和非公开化，给中国的传统司法文化留下了硬伤，让人对司法权望而生畏，才使得我们引进现代司法制度的路途更加艰难和漫长。

为使司法权“亲和”于现有社会公众的司法认知，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设计民事诉讼制度这一极为繁复的工程中，除了“公正与效率”的主题外，我们还应当关注“程序安定”的命题。这是因为，从司法权设立和设计本身而言，追求秩序的安定是司法活动基本的目标之一，这是程序安定的法理基础，民事司法制度也不例外。无论是权利保护也好，纠纷解决也好，都指向建立一种稳定的人身或财产关系，除了民事实体法之外，程序法也需要追求这种稳定的秩序。“法治”与“人治”相比，可以给人带来稳定与信任是法治重要的优势，但如果仅仅是实体法给社会提供了一个可预测的结果，但这一结果却因为程序法不稳定的原因不断的被修正、变更，司法制度就不能给人们带来安全感。由此可见，程序安定的要求是法治社会题中应有之意。舍此，司法权无从发生，也无需存在;同时，秩序安定的建立还可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促进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有利与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这又使得程序安定具有了相应的经济学基础。这就构成我们提出程序安定命题的理论准备。

对于这一命题，一般认为起码应当包括如下基本原则：

程序的公开。当事人必须可以对程序有或有渠道做出准确的认识和判断，法官也无权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对程序施加任何影响；所有的诉讼活动都必须在公开的环境下进行；

程序的时空连续。程序本身即包含一定时间、空间顺序排列的特性，民事诉讼一旦启动，就必须按既定阶段层层推进，不能任意停止，非因法定也不能混合或交叉使用程序；

程序不可逆转。程序终结、程序某一部分结束或裁判做出即不可再被提出、恢复或重新启动，司法活动的参与人、其他权利体系都要受自己过去言行拘束。法官也必须受到此种约束；

程序及时。程序为所有参与者提供标准时间要求，使之不得任意处置、改变或拖延诉讼行为，以提高司法效率，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应当说，我们的现行民事司法制度的设计基本体现了上述原则，但是由于曲解“实事求是”原则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适用，机械的追求“客观真实”，过分的强调法院、司法权的强制性、干预性等思想的影响，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还存在着种种与现代司法观念不相适应的弊端。结合各国司法改革的成果看，以下方面的改进将可能在短期内对这些弊端的革除显示出意义。

贯穿始终的公开制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想当事人从司法活动中获得最高的安全感和信任，审判活动的所有环节就必须在尽可能公开、透明的模式下进行，做到诉争提交在法庭，举证、辩论发生在法庭，说理、裁判体现在法庭。而我们的主要问题则表现为法官参与当事人一方诉讼活动过多，不能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和诉争中的对抗，不能体现法官在裁判中的消极的中立，法院未能摆脱行政管理模式，行政领导对案件审理有非常明显的干预权，审判委员会制度对公开审理构成制度性障碍，裁判文书说理不足等等。最近，笔者又发现一种法官成为传媒宠儿的倾向，部分法官频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以案说法”，笔者认为，法官身份还是应当远离聚光灯的，否则这又是对法官形象和公开原则的一种新的破坏，这急需真正的行之有效的，符合法治精神的而不是适用于普通公务人员的法官行为规则加以统一。笔者认为，有关公开审判的诸问题应当是短期内民事司法改革最急需展开也最容易实现的目标；

诉争不变的原则。现存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的法官可以主动追加、变更当事人、当事人在诉讼进程中可以随时变更诉讼请求等现象，是对这一原则的背反，这将破坏当事人对诉讼本身结构的安全感。从目前改革的态势看，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相关条款所体现的“立法”本意，我们有可能通过制度建设明确诉争不变的原则，即诉讼程序一经启动，程序的各个因素包括当事人、标的、事实、理由及其结构都不得变化，当事人不得通过提出新的请求阻碍、推迟程序发展，法官不得主动更换或追加当事人，不得超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做出裁判；

引进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两大法系的民事诉讼模式，即所谓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各有利弊，但现、当代以来，融合趋势大为加强。我国长期以来被认为采取的是职权主义的模式，甚至为追求客观真实的目标，扩大了法院职权的范围和主动性，伤害了以当事人为主体的诉讼结构，也造成了法院工作的低效与讼累。在大陆法系的大背景下，适应培养民事权利意识的市场经济基本要求，我们完全应当加大引进当事人主义的精华，以消解职权主义的弊端，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也是加强当事人诉讼中的义务观念、成本意识，培养健康的诉讼观念的重要举措；

维护司法既判力的基本要求。“亲和”是一种观念上的要求，但就法官职业本身在诉讼中的一切活动仍要以权威性为原则，维护既判力则是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方面。在我们的诉讼制度中，既判力随时都可能因多种途径被推翻，这从制度本身破坏着司法权威。比如，笔者最近即发现部分当事人及其人在一审判决做出后不按照正常程序提出上诉，却待判决生效后独辟蹊径的利用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寻求抗诉的可能，部分检察机关也乐此不疲，动用检察权干预民事审判，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民事司法活动既判力的破坏。我们有必要对所谓的“有错必纠”原则做重新认识，“有错必纠”是一种典型的职权主义的思路，不符合民事诉讼解救私权纠纷的初衷，也破坏了民事处分原则，更严重的讲，与追求客观真实相同，这甚至是一种形而上学，并导致司法虚无的思路。在进一步的改革中避免滥用这一原则，对于防止既判力软化，伤害司法公信具有重要意义；

背后范文篇2

2010年初，大蒜、绿豆、生姜的价格接力式地疯狂上涨，并纷纷超过猪肉的价格。而这一系列“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的接力涨价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引起了更大范围的菜价持续性上涨，使老百姓手中的“菜篮子”陡然沉重了起来。如果高房价是当今社会最大的民生问题，那么高菜价就是最直接最凶猛的民生问题，房价的上涨对大部分中低收入者来说影响毕竟有限，但蔬菜却是家家户户每天的必需品，它的影响具有强制性。菜价的不合理上涨必将极大地限制低收入水平家庭的正常消费，甚至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存问题，这也将会对我国社会的稳定造成很大的冲击，甚至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带来很大的政治风险。如果菜价的上涨显著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购买力，那么这样的价格上涨是应该理解和支持的，因为我国农产品的价格长期相对偏低，合理的上涨能促进经济的良好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但问题是这一波菜价的疯狂上涨并没有使农民的收入增加多少，因为菜价上涨的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流通环节和进行炒作的游资手里。同时，菜农还要承担游资炒作之后价格下跌的风险。这样，菜价的不合理上涨不仅“伤民”而且“伤农”。同时，农产品的价格具有很大的放大效应，能进一步推动原材料、工资、劳务等各项成本的上涨，最终推高各类产品的价格，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高菜价的控制刻不容缓。

二、高菜价形成背后的原因。

（一）气候异常与游资的炒作直接推动价格上涨。

2010年初，我国局部地区出现了低温雨雪、干旱等异常气候，使这些地区的农产品产量下降，加上恶劣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造成了短期的供不应求，从而使蔬菜价格上涨。同时，国内游资乘机炒作：一方面散布虚假消息，制造菜价上涨的预期；另一方面对较易保存的农产品，如大蒜、绿豆等进行囤积，造成菜价飞涨，牟取暴利。而造成游资们一次次得手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鉴于蔬菜价格较低的特性，往往只需几百亿即可通过杠杆效应垄断全国的某类农产品，这与房价动辄需要上千亿资金比起来，相对容易得多。其次政府在对农产品的宏观调控方面存在漏洞，将蔬菜的生产流通完全交给市场来自我调节，缺乏像对待粮食、猪肉等食品的宏观干预手段，使游资的炒作有机可乘。最后在蔬菜上涨的谣言四起时，政府缺乏及时、权威的信息公布机制和菜价异常波动的应急机制，从而导致菜价的疯狂上涨。

（二）蔬菜基地的减少与人们对蔬菜需求的增长之间的矛盾。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副食品供应长期短缺的局面，政府其实早在1988年就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经过20多年的发展，老百姓餐桌上的菜品已，大大地丰富了。然而，在近几年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工业和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许多城市的郊区菜地面积已大幅度下降，尤其在房地产业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城市周边大量的农业用地被侵占，使蔬菜基地的面积大大减少。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生活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对蔬菜的摄入量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据有关数据显示：近10年来人们对蔬菜的摄入量增长了50％以上。蔬菜基地不断减少、产量不断降低而人们对蔬菜的需求却不断的上涨，这就必然造成城市周边的“菜篮子”无法满足本地居民的需求，使得商家只能从外地引进，而这种改变显著地增加了运输成本，抬高了菜价。

（三）流通环节过多是菜价上涨的关键。

对于2010年菜价的疯狂上涨，气候的异常和游资的炒作不过是偶然因素，或者是一个导火索，菜价上涨背后隐藏的是蔬菜生产流通过程中的一个痼疾——臃肿的流通环节。据商务部统计，在我国农产品销售价格中，流通成本占了50％左右，而这一比例是欧洲的两倍以上。蔬菜从菜农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中，一般要经过收购商、区域市场、批发市场、二级批发市场，再到零售市场。在这些环节中，层层加价，使菜价很难降下来。同时，在这些环节中，大多是小规模经营，效率低成本高，且容易造成蔬菜价格的不稳定和投机，为游资的炒作埋下了伏笔。另外，近年来石油公司连续多次上调燃油费，也对菜价的上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目前城市中的大部分蔬菜都要通过长途运输从外地输送过来，而燃油价格的上调必然使长距离运输的成本显著提高。从2010年的数据来看，由于燃油价格上升，仅从山东到北京的运输成本就增加了15％～20％，而从海南运往北京的成本则增加得更多。此外，再加上“绿色通道”制度的不完善和高速公路过高的费用，都使菜价的运输成本不断增加。

三、高菜价难题的解决之道。

（一）建立权威的信息公布机制和完善的市场监督制度。

信息不对称是炒作的基础，在这波“蒜你狠”、“豆你玩”的炒作中，炒家们正是通过散布虚假信息，制造错误的市场预期，进而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因此，政府应首先建立权威的信息渠道，将各种农产品的产量、价格等信息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并进一步建设全国蔬菜价格信息网络系统。其次建立完善的市场监督制度，对于大蒜、绿豆这类较易储藏的农产品进行市场干预，通过有关部门出面直接收购贮藏，在市场出现波动时，通过收购和抛售来调节市场的供需平衡。目前我国对大米、小麦、猪肉等都有这种托市收购的宏观调控，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对于同样重要的蔬菜也应当进行有效的调控以防止游资的投机行为，填补这方面宏观调控的空白。最后加强对市场投机的监察力度，对于这种散布谣言、哄抬物价、从而牟取暴利的不正当经营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控制，并以法律手段予以严厉打击。

（二）强化蔬菜基地的建设与生产布局。

目前，城市中的“菜篮子”蔬菜基地被房地产业和工业等部门“挤出”的现象越发严重。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情况，首先政府应当进一步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加强蔬菜生产基地与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扩大蔬菜基地的规模、改善蔬菜基地的生产条件，做到在增加产量的同时提高蔬菜基地的抗灾能力。其次提高蔬菜生产的科技含量，引进新技术，培育和推广耐寒、耐旱、易保存、高产的新品种。再次调整全国生产布局规划，防止主要产地过度集中。例如：我国的食糖主要产地集中在云南、广西，占了全国的80％以上，西南地区发生大旱之后，使该地区甘蔗产量大减，造成全国食糖的供应紧张，为游资的炒作创造了条件。因此，政府有必要重新规划全国生产基地的布局，为了分散风险而牺牲部分效率。

（三）缩减流通环节、加大扶持超市的力度。

流通环节过多是造成菜价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流通环节过多的痼疾。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重心在于流通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化物流体系，通过超市与农民、蔬菜基地直接签约，实现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储藏，实现农超对接，使生产地的蔬菜直接进入终端市场，而减少中间环节、解决小规模经营的低效率和高成本，降低菜价。目前，农超对接已是国外普遍采用的一种农产品生产销售模式，亚太地区农产品经超市销售的比例达70％以上，美国达到80％，而我国仅为15％左右，这就要求政府要加大力度扩大“农超对接”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流通环节，节约成本，同时，通过双方签约能够使农民的生产更有目的性，减少盲目种、盲目卖造成的风险，也避免了菜农“年初种、年尾发愁卖”的问题，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背后范文篇3

这是擅长把握流行脉搏的读书人公司的又一出版物，他们第一本书是意外成功的《谁动了我的奶酪》。而《诚信的背后》则是一本财经小说，这是今年下半年开始的一个新亮点，也许将是20*年的一种流行趋势。但说是小说又不确切，这本书中用的公司名字甚至人名都是真实的。作者把矛头直对华尔街、摩根士丹利，指责他们在金融衍生产品中骗取了客户的大额钱财。据说，书一出版，摩根士丹利就到处收购这本书，可见他们害怕到了什么程度。

在《诚信的背后》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个故事：摩根士丹利将一个有问题的公司高价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挣了2000万美元的佣金。后来被买主发现，要求摩根赔钱，而摩根不但不赔，还开始在公司内部销毁证据。后来，经过多年的法律诉讼，美国法院终于作出了公正的判决，但那已是这本书出版以后很多年的事了。仅仅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佩服《诚信的背后》的作者超强的预见力和洞察力。

读完《诚信的背后》，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点儿开窍：原来在全球仰慕的世界商业竞争的中心———华尔街，好人的同意词是笨蛋，也就是说，做好人和会赚钱永远都是两码事。但是，为什么一提到国外的超级大公司，我们就永远都会在潜意识中便接受他们又有诚信又会赚钱呢？其实这都是舆论惹的祸———书店中由各大公司主动“配合”出版的数不胜数的传记、传奇，以及我们的媒体真糊涂、假明白的主动渲染。

如今，要找一本像《诚信的背后》这样说实话的书还真不容易。是不是“好人”太多的缘故呢？

《诚信的背后》唯一的缺点是离中国商业太远，但我相信在20*年，此种“类小说”题材的中国本土作品一定会越来越多，《灰商》、《圈子圈套》这些作品是这个品类诞生的一个重要标记。

背后范文篇4

这是擅长把握流行脉搏的读书人公司的又一出版物，他们第一本书是意外成功的《谁动了我的奶酪》。而《诚信的背后》则是一本财经小说，这是今年下半年开始的一个新亮点，也许将是年的一种流行趋势。但说是小说又不确切，这本书中用的公司名字甚至人名都是真实的。作者把矛头直对华尔街、摩根士丹利，指责他们在金融衍生产品中骗取了客户的大额钱财。据说，书一出版，摩根士丹利就到处收购这本书，可见他们害怕到了什么程度。

在《诚信的背后》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个故事：摩根士丹利将一个有问题的公司高价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挣了2000万美元的佣金。后来被买主发现，要求摩根赔钱，而摩根不但不赔，还开始在公司内部销毁证据。后来，经过多年的法律诉讼，美国法院终于作出了公正的判决，但那已是这本书出版以后很多年的事了。仅仅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佩服《诚信的背后》的作者超强的预见力和洞察力。

读完《诚信的背后》，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点儿开窍：原来在全球仰慕的世界商业竞争的中心———华尔街，好人的同意词是笨蛋，也就是说，做好人和会赚钱永远都是两码事。但是，为什么一提到国外的超级大公司，我们就永远都会在潜意识中便接受他们又有诚信又会赚钱呢？其实这都是舆论惹的祸———书店中由各大公司主动“配合”出版的数不胜数的传记、传奇，以及我们的媒体真糊涂、假明白的主动渲染。

如今，要找一本像《诚信的背后》这样说实话的书还真不容易。是不是“好人”太多的缘故呢？

《诚信的背后》唯一的缺点是离中国商业太远，但我相信在年，此种“类小说”题材的中国本土作品一定会越来越多，《灰商》、《圈子圈套》这些作品是这个品类诞生的一个重要标记。

背后范文篇5

（一）二战后至1970年代后期：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二战结束后至1952年，美国一直实行钉住利率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引发严重通货膨胀，最终使钉住利率政策被放弃。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采取控制贴现率及政府公债等手段来实施货币政策，以稳定物价、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约翰逊时期，采用提高贴现率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等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胀，采用降低贴现率和买进国库券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治理衰退。1969年尼克松执政后，采取提高贴现率来治理通胀，反而使经济陷入“滞胀”的泥潭。为治理“滞胀”，又实施降低贴现率等扩张性货币政策,同时采取工资和物价管制。卡特执政时期,将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从钉住联邦基金利率改为控制M1的增长速度，来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秦嗣毅，2003）。在这一时期，美国货币政策表现出如下几方面的特点：以稳定物价与降低失业率作为目标，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反周期特征；利率处于中心地位，美联储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影响利率，而利率变动影响到总需求，从而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主要有两个变量指标：自由储备与短期利率，采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再贴现率、联邦基金利率、银行定期存款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银行信贷量，以及通过公开市场买卖政府债券等；在货币政策效果方面，1960年代美联储进行的几次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整还颇有成效，但到1970年代中后期，美国进入“滞胀”状态，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效力则大打折扣，凯恩斯主义逐渐式微。（二）80年代：货币主义“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并不直接影响利率水平，而是直接影响名义收入与支出水平，并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就业、产出与物价水平。1981年里根政府接受了货币主义思想，改变了以利率作为中心地位的思想，转而以货币供应量（初期是M1，后期是M2）作为最核心的中介指标，后期又把储备金总量作为最重要的中介指标。在这一期间，美国政府确立了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地位，强调货币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使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需要相适应。采取灵活微调的货币政策措施，同时，关注多个变量指标，充分利用公开市场操作手段。在这一时期，通货膨胀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威胁，治理通货膨胀成为美联储的首要职责。由于货币供应量与银行准备金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因此，美联储操作目标变成了银行非借入储备，通过调整非借入准备金，就可以实现某个设定的货币流通量增长率目标，依靠稳定的货币供应量来抑制通货膨胀。到1980年代后期，货币供应量跟经济活动的关系越来越弱，美联储最后放弃了设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宋小梅，2004）。在货币政策效果方面，本阶段美国货币政策在现代货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起到较好地稳定币值和物价的作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宏观环境。但是，由于受金融管制放松及金融创新的影响，货币供应量指标难以监测和设定；同时，资本在国际间的大规模流动以及利率的大幅波动使得美联储依靠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的效果受到很大影响，货币政策效力被严重削弱。（三）1990年代：基于泰勒规则的“中性化”货币政策进入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应其货币政策亦发生重大转变，从货币主义理论转向以泰勒规则为理论基础，实施以真实利率为中介目标的“中性化”货币政策。中性化货币政策是指货币政策根据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灵活调整利率，使利率水平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以其自身的潜能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在1980年代后期，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降低了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却提高了利率的相关性、可测性与可控性。因此，从1993年开始，美联储不再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主要的中介目标,而改用真实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最重要中介目标，尤其是利率中的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更是美联储首要关注目标。在利率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既通过微调主动控制调控的力度和分寸，也注意结构式的利率调控，既调控总量，也调控结构。同时，美联储将货币供应量变动范围、金融机构借入和非借入储备、消费物价指数、汇率、国际收支状况等变量也纳入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之中，增强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综合性（秦嗣毅，2003）。1990年代以来，美联储采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一是逐渐降低法定准备率,而且很少动用这一工具；二是以联邦基金利率作为操作目标,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它成为最重要的、也是最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三是1980年代以来联储贴现窗口的作用逐渐下降,再贴现窗口充当着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宋小梅，2004）。美联储通过综合运用这些工具，使美国经济在90年代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同时并存的良性局面，实现了“持续的无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目标。（四）1990年代后期至2007年危机爆发前：先发制人的前瞻性货币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联储特别注重货币政策实施过程的有效性。由于货币政策时滞的存在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力发挥，为解决这一难题，美联储加强了对未来宏观经济的监测与预警，若发现有通货膨胀的迹象，就提前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若发现通货紧缩的迹象，则提早采取宽松性货币政策。这样，通过实施前瞻性的先发制人的货币政策，大大缩少货币政策时滞，力求将通胀或通缩消灭在萌芽状态（宋小梅，2004）。这一时期的政策特点是以联邦基金利率作为操作目标与手段，以微调为主，每次调整幅度在0.25-0.5%之间，力求利率对经济既不产生正向也不产生负面作用；同时，努力提高政策的公开性与透明度。通过频繁会议纪要及向国会提交货币政策报告，阐释货币政策的意图与走势，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使货币政策效力得以大大提升。在2000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进入明显放慢时期，为防止经济进一步恶化，美联储从2001年初开始降息，一年之内连续11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下降到1.25%。自此美国进入超低融资成本的时代，贷款唾手可得，使美国社会掀起了买房热潮，并使美国经济抵挡住了“911”恐怖袭击和一波企业会计丑闻的冲击。连续的降息刺激了信贷、消费与投资，使美国经济从2002年开始恢复，并保持低通胀状态，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2003年。但是，大幅度降息催生了美国的资产泡沫，为2007年的次贷危机埋下了隐患。2004年6月，美国四年来首次加息，到2005年8月，连续10次提高利率，这是1980年以来美国最长的一次加息过程，也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美国最高的利率水平。连续加息刺破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最终引发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并随后演化为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

二、2007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

（一）货币政策工具由“常规”转向“非常规”2007年夏初，世界金融中心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危机持续发酵蔓延，对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带来巨大冲击。长期以来，美国实体经济存在诸多根本性问题，主要是消费和储蓄的严重失衡、高失业、高昂的国际收支和财政支出双赤字、制造业空心化、房地产泡沫、金融创新过度、金融监管不足、金融伦理劣质化等。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显性与恶化，即使在把传统货币工具利率降为零的情况下，也收效甚微。面对这一情形，美联储转向了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依赖大规模量化宽松（QE），实施大规模定向资产购买计划。自2009年至今，通过四轮QE，大规模买入政府债券及各种形式的抵押债券，向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注入巨量流动性，以刺激借贷、投资、消费及出口，以图实现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的目的。从2007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行四轮QE的政策取向来看，在美国实体经济与金融系统的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依靠准备金率、利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常规工具对解决危机已没有明显效果。美联储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不得不从传统上倚重“常规”工具转向了倚重“非常规”工具。（二）货币政策内容由“有限”转向“无限”货币政策内容由“有限”向“无限”转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中涉及的货币供给量从传统的事先确定转向事先并不明确确定；二是货币政策实施期限从传统的有明确的实施期限转向并不规定明确的退出时间。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的转变简单地归纳为“无上限、无期限”。我们具体来看看QE3就可明了这一转向。2012年9月13日，美联储推出的第三轮资产购买计划（QE3），决定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回避说明总购买规模和执行期限。同时，美联储还表示，如果就业市场前景还没有显著改善，美联储将考虑采取更多资产购买行动，未来的这些行动亦未明确其具体的政策内容与实施期限。无独有偶，2012年9月6日，欧洲央行也启动了无限量冲销式购债计划，在二级市场无限量购买成员国国债，政策内容同样转向了无限。表明欧洲央行已经追随美国，选择放开手来印钞，“这是欧洲一个里程碑式的行动”。从本文第一部分对美联储半个多世纪以来货币政策的考察来看，我们发现自二战后至2012年9月QE3之前美国历次实施的货币政策中，还没有哪一次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内容跟QE3一样如此模糊，既不明确具体要达到的政策目标，也不明确总供给量和政策退出时限。甚至在一项政策中还给出了未来将要实施的货币政策的空泛承诺。美联储货币政策在这两个方面转向“无限”后，给公众预期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巨大的政策操作空间。这一转向背后的潜台词是，政策什么时候达到目的就什么时候停止，提供多少货币数量奏效就创造多少货币，政策的实施几乎不受相关金融纪律与法规约束。这使得货币当局为了实现政策目的，有可能孤注一掷，不用考虑本国其他方面的问题，更不用考虑给他国造成的冲击。同时，模糊的政策意味着货币政策相对于财政等其他政策工具对经济社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其后果及效力更加不可预测。（三）货币政策职能由“支持经济”转向“服务财政”从1776年到2000年的两百多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一共积累了1万亿美元的债务；布什政府2001年到2008年的8年时间内积累了1万亿美元的债务。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采取了减税和扩大支出的双重扩张政策，导致财政赤字规模急剧扩大。在奥巴马政府的4年任期内每年的财政赤字都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从美国财政赤字的积累来看，2007年危机之前，美国的财政危机还不是特别严重，其对货币政策的绑架程度还比较轻微，因此，货币政策的出台都是服务于传统的宏观经济目标，主要解决失业、通胀和经济增长问题。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据宋鸿兵（2009）的估计，目前美国内外债务总量已高达50余万亿美元，潜在社保与医保亏空更高达107万亿美元。而2011年美国实际GDP仅有13万亿美元，联邦、州及地方政府税收总收入3.6万亿美元，美国的社保医保体系在未来将演变成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美国政府2007年之前的财政赤字，主要是外国人（尤其是中国、日本和中东资源型国家）为美国政府融资。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的顺差大幅度下降，美国政府出现了巨大的融资缺口。当财政部缺钱时，不太独立的美联储只能被迫购买公共债务，如果美联储停止量化宽松，美国政府便离“庞氏骗局”为期不远了，量化宽松的全部逻辑就在于此（黄元山，2011）。2012年底到2013年初，美国的“财政悬崖”再次到来。未来数十年美国的财政收支前景更是相当悲观的。因为二战后“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已于2011年正式启动，其人数达7700万，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政府的医保和退休金计划开支进入大幅上升期，美国政府的社保体系将出现日益严峻的支付问题。更要命的是，这些“婴儿潮”们的退休帐户在这次金融海啸中已巨亏40%。由此产生的未拨备的隐性负债高达130万亿美元。这些潜在的债务在未来几十年中会逐步演变成现实的债务（宋鸿兵，2009）。在美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下，要解决美国债务危机，无论是开源还是节流，奥巴马都面临着“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而通过借助量化宽松，来获取巨额铸币税收入，为财政赤字融资，并释稀庞大债务，则是一种隐蔽而且较少阻力同时又经济快捷的一种方式。因此，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其说由美国的经济状态所决定，不如说由其财政状态所决定。美国在找到靠经济增长来做大蛋糕以冲销庞大债务之前，恐怕也没有其他什么可以选择的，量化宽松几乎是唯一选项。（四）货币政策操作领域由“金融市场”转向“实体经济”传统上，中央银行只在金融危机传导链的末梢———金融市场流动性的角度进行救助，通过控制利率（主要是贴现率与联邦基金利率）或者货币供应量（主要是通过公开市场买卖国债）来灵活调节金融市场流动性。我们可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美联储历次货币政策的实践看出这一点。例如，在1953—1954、1957—1958和1960—1961年三次经济萧退期间，联储采用降低贴现率、购进公债等扩张性货币政策；在1955—1957年的经济高涨中采用的是提高贴现率卖出国债的紧缩性货币政策；1968年约翰逊政府时期采用降低贴现率和买进国库券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治理衰退；1969年尼克松执政后采取提高贴现率等紧缩性货币政策来应对通货膨胀；里根1981年执政后，面对“滞胀”局面,实施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政策；1993年克林顿政府时期，不再将货币供应量而改用真实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2001-2008年小布什时期，通过频繁微调联邦基金利率来控制金融市场流动性（秦嗣毅，2003）。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行使职能的领域发生了根本转变，从原来的控制金融市场流动性转向直接对实体经济进行干预。美联储认为，危机之前金融机构在美联储的准备金本就过少，何况银行管道中的金融肿瘤———流动性陷阱广泛存在，央行调节货币价格（利率）的银行渠道已经失效或者至少失去了控制。因此，美联储选择定向资产购买计划（QE）。如QE1中机构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1.25万亿美元，“两房”发行或担保的债券2000亿美元；在QE3中，购买的全部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显然QE的目的是直接刺激美国房地产市场，将高企的抵押贷款利率降下来，以消除经济复苏的障碍。此举尽管不会马上引燃经济，但它有助于缓解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困境。这些政策动作鲜明地表明，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直接操控实体经济，通过压低长期利率，定向为房地产业融资，抬升房地产价格，刺激企业主要是房地产行业扩大资本支出，促进经济增长，并借以增加就业，直接干预实体经济。如此大规模的定向干预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货币主义的政策范畴，走入了隐形财政政策的灰色地带（慕白，2012）。（五）货币政策效果由“降低风险”转向“放大风险”2008年美联储实施QE以来，不但救助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救助抵押贷款公司、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重要的企业法人等非金融机构；不但救助“缺乏流动性但具有清偿力”的机构，也救助“缺乏清偿力”的机构，更有濒临破产或实质上已经破产的“系统重要机构”；不但购买国债，也大规模购买机构债券、机构支持的抵押贷款证券，甚至是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商业设备贷款等资产支持证券，几乎所有的风险资产证券都有可能成为美联储货币投放的政策目标工具。美联储在这些政策方面发生转变后，其政策效果不但不会化解金融领域面临的危机，反而会在长期内放大金融体系的风险，把整个经济带入更大的危机之中。理由是：1、所有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都有可能获得美联储的救助，这会增强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信条，助长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客观上诱使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的金融活动，助长金融系统的风险生成。这样便破坏了金融市场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损害长期的经济增长效率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2、美联储的资产购买计划只是对风险进行了“时空转换”，即把金融机构的风险转移到美联储头上，把现在的风险转移到未来，这种转换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反而放大了未来的危机。美联储量化宽松不过是在玩一个“烂账转移”的把戏，它把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烂资产转移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最终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通货膨胀、债务重组赖账来把损失转嫁到全世界人民的头上，加剧全球经济失衡与运行风险（宋鸿兵，2009）。3、美联储量化宽松具有非常坏的示范作用，它是一个“以邻为壑”的极端自私的货币政策，它必然会引发不同经济体的货币发行体系竞相被滥用，因为其他经济体如果不宽松自己的货币，其他经济体将会遭受在出口、资产持有、债务清偿、汇兑方面的巨大损失。一旦量化宽松被其他经济体效仿，全球将会陷入不可逆转的恶性通货膨胀之中。

三、金融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背后逻辑

背后范文篇6

说到文学图书的出版，“类型文学”无疑是近年来持续受关注的一个热词，并且由五六年前流行于网络而落地畅销成为实体书出版的新宠，到越来越多地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动漫、网游、话剧、广播剧等文化衍生产品，迄今已初步形成文化产业链条。像《诛仙》《杜拉拉升职记》《步步惊心》《后宫甄嬛传》《盗墓笔记》等，都创造了商业价值最大化的出版奇迹，作者本人也收获了人气以及高额版税、版权收入等多重回报，造就了一个个“一夜暴富”的神话。类型文学图书的这种爆发式畅销和产业化效应是传统文学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近年来，虽然有贾平凹的《古炉》、王安忆的《天香》、张炜的《你在高原》这样的纯文学图书跻身畅销榜，但是，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经年难遇，而全国能够预期畅销的纯文学作家也是屈指可数。据统计，近年来出版的文学图书，以长篇小说为例，大约有三分之二都是类型小说，而占据文学图书畅销榜半壁江山的，也多为类型小说。类型小说已成为磨铁、博集天卷等民营图书公司的主力产品，而其产业化效应，也使一些民营图书公司由单一出版向文化经纪公司方向发展。图书编辑不但要能从网络上良莠不齐的作品大海中淘出有商业价值的“金子”，还要有包装作者、版权经营、产品授权等文化经纪人的自觉意识。可以说，类型文学改变了传统出版观念和图书编辑观念。在这股飓风的席卷下，一些传统文艺出版社在矜持观望了若干年后，决定放下身段，试水类型小说的出版，其中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推出的“商小说”系列。这一尝试虽然并未收获当初的畅销预期，但它却是个信号，表明类型文学图书已登堂入室，进入主流文学出版机构。类型文学近年来也逐渐为传统文学所包容和认可。2009年，鲁迅文学院开设了网络作家培训班；2010年6月，唐家三少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作协的网络作家，同年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也首次将类型文学作品纳入参评范围。这些都被视为传统文学接纳类型文学的信号。融冰之后，文学研究也开始将目光转向类型文学。2010年在大庆举办的“文学类型化及类型文学研讨会”，参与研讨的四十多位学者中，就有贺绍俊、阎晶明、白烨等传统文学评论家的身影；而2011年启动的国内首个类型文学大奖“西湖?类型文学双年奖”，主办方里也有中国作协下属的权威报刊《文艺报》。再看近年各高校学报和学术期刊，类型文学的研究文章正日渐增多。于是，有人提出说，类型文学是新世纪文学大变局中的“得势者”，它的强劲发展的势头，改变了新世纪的文学和出版格局。不过，和20世纪末的“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或“新生代文学”不同，类型文学不再是文学圈子内的事，也不再是靠几个文学批评家写文章、开会研讨出来，或靠几个作家、几套丛书自立门户。考察类型文学的发展会发现，它之所以“得势”，有着超越文学范畴之外的社会、文化、商业、媒介等多种复杂因素。它的生产机制，折射出传统文学无法满足的大众文化诉求，也暗藏价值观方面的多重隐忧。

二、类型文学的生产机制

一般认为，类型文学主要指类型小说，大致相当于过去说的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也有研究者抓住“类型”二字做文章，上溯十多年甚至百年，从文学史中找出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怪力乱神、强盗黑幕等小说类别，指出类型文学古已有之——这是广义上的考察。狭义上说，类型文学被普遍认为是从网络文学中发展起来的。大约在2006年前后，网络文学出现一个拐点，即由早期的蔡智恒、今何在、慕容雪村等人非商业目的的自发写作，转为商业诉求下的类型化写作。这其中，网络文学实体书的出版和畅销被认为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起点中文、幻剑书盟、17K、清新、西陆、鲜网等各大书站经过几年摸索建立的一套原创平台生产流程，则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像玄幻武侠类的《诛仙》、历史奇幻类的《新宋》《紫川》、历史穿越类的《窃明》、盗墓类的《鬼吹灯》《盗墓笔记》、历史类的《明朝那些事》、商战类的《浮沉》等一批起于网络的畅销书，让出版社和书站看到了无限商机，由此开启了网络文学类型化写作的风潮。从生产机制上考察，类型化写作就是将看起来混沌一片、不可捉摸的读者需求分化、细化、标准化后，给文本注入与之对应的意义和话语形式（即将文本符号化，使之具有可复制性）。这样文本在主题、人物、结构、语言、风格上都表现出同质性、可复制性，而写作也就成为类似流水线批量生产的一种程式化过程。这一过程中，读者需求的标准化是前提。对传统写作和出版来说，读者需求是最难掌控的环节，往往是要在作品完成、出版之后才能经由市场来检验，于是常有“畅销书可遇不可求”的感慨，而网络原创平台成熟之后，这一最令传统出版头疼的问题已不是问题。在网络原创平台，用户可以通过发帖随时告诉自己的看法和需求，也常常按其要求更改写作计划，这种互动写作使网络文学打上了“门槛低”“全民参与”的烙印。而书站则通过点击率和跟帖数来判断读者需求，将错综复杂的读者需求进行分化、细化、标准化，并有意连续强推符合某一需求的作品，造成阅读期待。于是，悬疑、恐怖、玄幻、修真、穿越、重生、仙侠、盗墓、后宫、帝王、商战、校园、青春等类型标签应运而生。书站宛如巨型作品超市，用户在海量的作品中挑选、点击、订阅自己中意的作品，这一过程，就如同在超市中购物；而出版社和影视公司，只需通过书站排行榜进行二次挑选，就可以较有把握地实现实体书的畅销和影视热播预期。网络文学的类型化生产使传统出版深受启发。如今，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开始有意识地对图书进行类型化操作。专家指出，类型化是图书出版的一个大走势，是图书出版成为文化产业一部分的必经道路。

三、大众文化诉求与隐忧

背后范文篇7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青春的闪烁在警魂的威严背后！

走出学校大门，步入的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带着些许的兴奋我穿上了这身神圣的警装，头顶着威严的国徽，我明白了肩负责任和使命。我们是时代的骄子，我们是黑暗中的灯塔，我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实现诺言和责任的征途上，我们感化着走上歧路的灵魂，挽救着重生的生命。

自古以来，“诚信”、“道德”“奉献”的观念源远流长，建立这样一种诚信、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是人类共同的美好追求。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诚信社会，深得党心，深得民意。“知荣辱、讲道德、铸诚信”这一连串和谐的词语是多么美妙的交响曲啊！然而，我们知道，既是交响曲，就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构建“诚信监狱”，它需要监狱民警、职工的共同努力，需要我们整体队伍的大合唱。

就拿我们监狱来说，如何引导广大民警、职工自觉树立诚信意识，主动遵循诚信规范，大力推进诚信建设。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踏上工作岗位上的新生力量来说，更应该热爱本职工作，培养从事监狱工作的幸福感、荣誉感；用一种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尽职尽责。有了爱岗敬业精神的内在支持，我们就能扎扎实实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不悲观，不厌世，不虚度，在工作中享受生活，一步步的完善自我。培根说过：“青春是易逝的，你挥霍它，时间也会抛弃你。”没有人生价值的青春便是贫血的青春，而离开敬业精神，人生价值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我们年轻的监狱干警应该牢记“爱岗敬业，执法为民”的宗旨，勤奋工作。

如果把诚信比作一首歌，那么监狱警察就是那不断跳动的音符；如果把奉献比作一台机器，那么监狱警察就是默默运转的齿轮。我是一名监狱警察，我愿意把自己交给这最平凡、最有价值的事业。用双肩扛起共和国的大厦，用青春浇灌着绿色的家园，我们的祖国才会更加安宁，人民才更加幸福，警察的青春也才更加靓丽！

背后范文篇8

关键词:反倾销国家利益博弈

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我国曾对非市场经济地位作了期限15年的承诺,而今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成了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最主要原因。2004年以来我国为争取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做了很大的外交努力,迄今获得了40多个国家对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然而欧美等国至今都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还提出了各自的市场经济标准,用于判定反倾销对象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表面上看,反倾销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一个政治与外交问题,其背后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如何应对日益增多的反倾销调查,是我国目前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倾销是指一项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反倾销是针对倾销行为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实施反倾销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的随意行为,它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要件:倾销、损害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一些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地夸大出口国产品所谓倾销的幅度,尤其是把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而不从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出发来计算,使一些国家出口产品被错误地裁定为“倾销”,给这些国家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

反倾销的实质

国际贸易实质是不同国家的利益互换,反倾销只不过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利益在国际贸易中不遭受损失的手段,所以,反倾销的实质是在国际贸易中尽可能维护进口国的国家利益。现存国际贸易体制是由欧美等国主导建立的,欧美等国作为利益既得者当然不愿看到自己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在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更多利益的同时,还会千方百计地维护既得利益,他们用于反倾销的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标准其实都是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当前我国屡遭反倾销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撼动了现存的国际贸易格局,对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威胁。就像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扩张频遭黑手一样,日本作为西方工业化七大国之一,显然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当日本出口商品威胁到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时,日本同样要遭受反倾销。我国从2001年入世以来,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论是否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否符合欧美等国的市场经济标准,都会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反倾销调查。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不断升级,反倾销逐渐演变成为许多国家进行贸易保护的手段。

反倾销的经济影响

反倾销既影响出口国的经济发展,又影响进口国的经济发展,常常会对进口国和出口国双方造成“双输”的结果。

反倾销对进口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出口。一方面,进口国通过反倾销限制某种产品进入,必然增加国内该产品的生产,而国内生产该产品的企业由于缺少国际竞争优势,增加的产量难以出口;另一方面,进口国扩大该产品的生产,会增加对本国稀缺的生产资源的需求,进口国原本利用这些资源生产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品,由于资源需求增加以致资源成本提高,从而减弱了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出口贸易受挫。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更多地考虑国际分工的因素,才能实现经济资源最佳配置,进口国利用反倾销保护该国落后的没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既破坏业已形成的国际分工,又阻碍进口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社会净福利。反倾销以牺牲国内消费者和其他商品生产者的利益为代价,仅仅保护特定商品的生产者的利益,不仅使进口国损失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利益,而且使消费者损失国际交换利益,从而使整体福利水平下降,产生社会净福利损失。

反倾销对出口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出口。出口国产品遭遇进口国反倾销时,出口国产品在进口国的市场将会迅速地缩小,甚至被迫退出进口国市场。反倾销还具有一定的连锁效应,一个国家对出口国的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常常会有另外一个或几个国家跟进,也就同样的产品提出反倾销。反倾销对出口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作用。影响产业结构发展。反倾销会极大地打击出口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往往在出口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担负重要的支撑作用。出口国遭受反倾销的产业,其大量的出口产品只有转回头来投入到本国市场,与本国原有的产品抢夺市场,这势必造成市场供求失衡,价格下跌,以至于产品严重积压,大批工厂被迫停产,严重影响出口国产业结构的正常发展。影响规模经济。具有规模经济特点的企业在一个相当大的产量范围内,随着产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递减,因而具有贸易优势。但规模经济的实现与市场容量有密切关系,只有市场广阔,企业才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生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才有竞争力。而反倾销则会造成市场缩小,限制出口国企业规模经济。四是影响利用外资。反倾销会使出口国外资企业逐渐减少或丧失海外市场份额,危及外商投资者的经济效益,从而影响外商对出口国投资的信心,甚至导致外商从出口国撤资,对出口国扩大利用外资产生恶性影响。我国遭受反倾销的现状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反倾销调查与制裁的“重灾区”: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指控居高不下。自1996年以来,我国年年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而且受反倾销指控的案件有增无减。对我国提起反倾销指控的国家越来越多。上世纪80年代对我国出口商品实施反倾销的主要集中在欧共体、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和组织。进入9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反倾销指控的行列。反倾销案涉及的产品越来越广泛。以前反倾销多是针对我国的五矿化工产品,现在已经扩展到家电产品、农产品等。反倾销指控不仅涉及我国的内资企业,也越来越多地针对我国的三资企业。反倾销案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

我国出口产品频遭反倾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撼动了旧有世界贸易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出口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增长迅速,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出口总量更是快速增加,贸易顺差日益增多,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强大的出口不可避免要遭到进口国的抵制,反倾销调查作为有效的抵制手段成为必然的选择。我国产品享有巨大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比较优势,在竞争中往往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于是经营情况日益恶化的进口国产业纷纷提起反倾销申请,希望借助这种手段将我国产品挤出本国市场。加入WTO后,其他WTO成员国对我国原有的单边设限、产品配额等将逐步取消。为保护自身利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内产业必然会变换手法转而通过反倾销案件阻止我国产品大量进入。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尚不合理,行业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比较注重眼前利益。一旦某个行业有利可图,往往出现过度投入的情况。而且我国企业数量众多,行业管理和协调力度不够,出口秩序混乱,经常出现企业低价竞销的现象,最终导致反倾销案件的发生。欧美等国对我国实行歧视性反倾销政策。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实质性成就的今天,大多数国家仍然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不是按照我国的实际生产成本确定,而是依据“替代国”的成本价格来决定,常常被判定为倾销而课征高额反倾销税。这种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和做法不但使大量我国产品因征税而退出当地市场,更严重的影响在于它客观上诱导了进口国当地产业不断通过反倾销手段限制我国产品的进口,从而使我国出口产品的现实竞争力受到压制,未来潜力遭到窒息。

我国应对反倾销的措施

国际贸易不仅是国家利益的互换,并且是国家实力的体现,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从长远看,不仅严重损害出口国的利益,而且造成进口国的利益损失。因此,我国应积极采取措施,避免倾销与反倾销的发生。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存在着各种行政性垄断,作为市场经济特征的货币自由兑换、劳资工资谈判等还未确立,我国政府的职能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的一些痕迹,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的职责范围,严格依法行政,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使政府成为市场的完善者、保护者,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监督和鼓励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开展经济活动

表面上看,WTO协议由成员国政府签署,WTO事务是政府间事务。但是,WTO事务直接关系到企业、行业、产业利益,企业和代表企业、行业、产业利益的商会是WTO事务中的利害关系方。WTO规则主要是根据市场经济原理制定的,而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因此我国应鼓励企业根据市场经济原则通过创新、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成本等途径开展合理竞争,防止出口企业间的恶性竞争。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

在倾销和反倾销中,行业组织能够发挥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在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行业组织可以收集本行业市场经济运作的资料和证据,统一对外开展本行业的市场经济运作的宣传,积极争取行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目前,我国的行业组织很不健全,各个行业的企业由于缺乏行业组织的协调,加上个别企业缺乏自我约束,为了占领市场,进行恶意竞争,不仅影响行业的正常发展,而且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我国应积极培育和发展行业组织,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协调、沟通、磋商和避免过度竞争的作用。

鼓励企业积极应诉反倾销调查

由于对WTO有关反倾销规定缺乏研究,我国多数企业在遭到反倾销起诉时通常都不应诉,使进口国有权使用所谓的“最佳可获得信息”直接裁决,其结果往往是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当外国产品对我国进行倾销时,我国企业又缺乏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错失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最佳时期,不仅严重影响企业发展,而且导致国家利益损失。所以我国应鼓励企业积极应诉反倾销调查和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维护国家利益。

制定中长期产业发展政策,走创新发展的道路

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在低水平上过度发展,恶意竞争,大打价格战,科研创新投入严重不足,企业没有自己的特色,难以做大做强。因此我国应通过制定中长期产业发展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特色、优势,通过新产品开发占领市场,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

进一步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改善国际贸易环境

2004年以来,随着我国展开积极的外交谈判,进一步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参考文献:

背后范文篇9

社区提出评价准则，在全国是首创。在《评价准则》里，记者看到，标准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六大方面出发，共列出了30个类别92项测评内容，总分1000分，每个项目都有对应的分值，每半年由专家组和居民代表按照标准对每个项目打分，和谐度=专家测评值×70%+居民满意度×30%。80分以上为和谐社区，90分以上为和谐示范社区。那么达到和谐示范社区的锁金村究竟又是怎样的面貌呢？

走进和谐示范社区

迎着蒙蒙细雨，记者走进了锁金村，这个1984年就成立的小区古朴却并未显老态，排排楼房掩映在绿树之中，走在干净的小区街道上，打着伞、拎着菜篮的大妈大婶互相打着招呼，经营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小店一应俱全，外地来的小贩们忙着做生意，他们的孩子则在附近的走廊里嬉戏玩耍，笑声一片。路过锁金村街道的社区服务中心，正赶上“统战人士迎国庆庆中秋文艺演出”，参加演出的都是街道各个社区热爱文艺的老年人，虽然小雨淅沥，依旧抵挡不住观看者的热情，观众席上几十张座椅早已坐满，还有不少人撑伞远观，虽然演员没有华丽的行头，但中气十足的京剧名段刚开了个头，就赢得底下一片喝彩。

在这个名为“万家帮”的社区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记者看到，这里设有党员服务中心、青少年服务中心、行政综合执法、民政事务等办公区，电话铃声不断，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里整合了社区资源，建立“万家帮”社区服务网站、呼叫系统和9个社区服务工作站，形成区、街、居三级联动，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服务网络，拥有以“万家帮”为首的志愿者服务队伍18支，居民有任何问题都可打电话求助，为方便老人和困难群体，社区还为他们配备了呼叫器，在锁金五村，这一比例高达80％。

在二楼的图书馆里，几位老大爷在认真地看报，还有位姑娘看起来是个工作人员，但举止有些奇怪。注意到记者的好奇，看报的黄大爷告诉记者，她叫张戈，从小患了孤独症，不能融入社会，终身需要人照料，但她在文字和记忆力方面很有天赋。街道了解了她的情况后，将她安排在图书馆工作，虽然记者无法和张戈沟通，但从她频繁的笑脸上看得出来她很喜欢这份工作。

老年人最关心的是医疗，76岁的黄大爷乐呵呵地告诉记者，社区医院实在方便，打个电话过去，医生还能上门治疗。“有不便的地方会找居委会，肯定会帮忙。每年还会有志愿者无偿大扫除，”黄大爷笑着道，“社区活动很多，放电影、老年大学、文艺表演、组织旅游，老伴她很感兴趣。”记者问：“在这儿生活幸福不？”“幸福，居委会各方面工作比较到家。”

踱至锁金社区老年照料中心，记者发现这个老年照料中心有些特别，它和锁金村幼儿园建在一起，一个大院子里一边是幼儿园的活动场地和教室，另一边则是老人们颐养天年的老年公寓，在照料中心甚至还能听到孩子们嬉闹的声音，给老人们的生活增加了生气。听主任助理熊镇生介绍，过节的时候老人和孩子一起游戏，老人给孩子讲故事，孩子为老人贴窗花，“他们还唱歌跳舞，多么花俏多么漂亮那！”一说起孩子，89岁的钟老太太一脸兴奋。自从2002年该照料中心成立以来，老太太就一直住在这儿，“这里每天都点心不断，萝卜丝包子、豆沙包子、烧卖、油条，都很合我的胃口。前不久，一些大学生志愿者还推着我们去附近的公园玩。”

步入锁金三村，有两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第一个是“邻里中心”这个名字高高地悬在社区居委会的楼上，格外引人注目，感觉很亲切；另一个让记者感到惊奇的是这个两层楼400平方米的“邻里中心”，用来办公的面积居然只有不到20平方米，其他均为居民公共活动所用。居民们常在此聚会聊天，每到周末这里还会放电影，过节还有晚会。在二楼的“心理咨询室”，记者意外地发现了街道工委副书记张志荣的名字，而他在这儿的身份却是高级心理保健师。原来，今年锁金村街道党支部组织了30多名党员干部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高级心理保健师培训，经过考试，他们都持“专业人才资质证书”正式上岗。小楼外是个户外活动场所，这里有乒乓球台、桌、大众健身器械等等。前几日，这里刚刚举行了“第二届社区邻里相认节”，大家根据自己的特长将所能提供的帮助等信息写在小卡片上，小卡片串成一条，人们互相认识，结对相认。王大妈告诉记者，她有一次拖把滴水把楼下张师傅家的衣服弄湿了，一直不好意思道歉，“那天终于有了个机会开口了，说出来真痛快。没想到张师傅家后来还烧了菜特意送到我家来，没想到邻里关系可以这么好！”

另一个大妈告诉记者，她90多岁的父亲因为患有老年痴呆症，经常在家人不注意的时候踱出家门，害得家里人到处寻找，整天提心吊胆。后来社区为她父亲做了张爱心援助卡挂在老人身上，此后老人一走丢，总会有好心人把他送回来，而且这些好心人还会不时前来问候看望。

当记者来到南京市首家社区老人食堂，正好碰上食堂为庆祝中秋节搞的免费聚餐，十多位老人围坐桌前，每人一份颇为丰盛的套餐。在食堂的墙上，记者看到每日的菜谱都不一样，荤素搭配合理，最贵的大荤1.5元，蔬菜0.5元，米饭0.5元，老人可以根据需要预订，如果老人不舒服或行动不便，打个电话食堂还可以送上门，“有的年轻人忙于工作没时间烧饭，也在这里订几个菜带回去，主要是觉得这里干净，吃了放心”，“万家帮”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苏主任说。在饭堂旁边的一间屋子里，摆着麻将桌、桌、电子琴等，另有两间卧室供老人休息。

记者问80岁的朱玉莹老人这种形式好不好，老人脱口而出：“太好了！我们独居老人孤孤单单的，自从有了这儿，我没事就来这儿打麻将、看报纸聊天，这里的同志态度非常好，关心我们的一切，有时候吃饺子还给我送到家里去了。我现在感觉精神上有寄托了，很愉快。原来儿女都担心我一个人住不方便，现在不担心了，今天我要打电话告诉他们记者也来关心我了。”

在锁金村，不仅可“托老”，还能“托小”，社区成立了少儿托管站，由志愿者负责将6—14岁双职工家庭的青少年接回来，再和邻近的南京林业大学的志愿者资源整合，由大学生辅导孩子功课，每月收费只有50元，对于低保户和困难家庭则免费。

“搞评价标准说到底，最终要让老百姓受益”

“社区主要路口安装一定数量的电子探头，为特殊居民家庭安装报警器形成社区整体闭路控制系统”，“实现帮教率达100％，重新犯罪率控制在5％以下”，“确保不让一个家庭存在双下岗、双失业，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5%以下”，《评价准则》里，柔性的理念变成了一条条明确的刚性指标。

“为什么搞评价标准，我觉得一是全社会都在提构建和谐社会，而社区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的焦点都汇集在社区的背景下，构建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社区不和谐，社会没法和谐。”锁金村街道主任滕涛说，“二是社会已经开始有社区化管理的倾向，大量社会人从单位脱离以后来到社区，身份、党组织关系、社会关系全部到社区里来了，养老等很多社会事务的内容都需要在社区完成。”

街道工委书记张洪南说：“服务光有态度不行，必须有标准，引入ISO质量管理体系，就是把政府相关职能服务当产品，把顾客作为关注的焦点，辖区内所有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和上级政府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也就是我们的顾客。同时，工作中有了执行的标准就不会因人员变动调整而影响工作质量，保证了工作的连续性。”对此，滕涛也表示，标准的制定一是在管理者、社区者的头脑里有基本的和谐社区的概念，在构建过程中有方向有选择；二是反过来可以检验他们的工作，“构建和谐社区主体是百姓，要让他们参与进来评价。”

锁金村街道有常住人口6万多人，很多居民是附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授，民主意识强。“我们的这些教授很挑剔，要是发现有稍稍不协调的地方，他会给你提意见，”街道工委副书记张志荣笑着说，“我们搞活动从来不担心没有人参与。”这也得益于锁金村街道创新的“百姓点戏政府唱”的工作机制，街道在社区服务中心和各社区分别设立了群众点评室和点评栏，定期召开社区协调会、听证会、议事会。

对于街道原来那个又脏又乱的农贸市场，不少居民仍然记忆犹新。在了解到大家的意见后，街道组织居民群众多次听证，经过多轮商讨，街道出资500多万元，把大棚式的农贸市场改造成封闭式，重新开业以来，深受居民欢迎。

穿过玄武区锁金村街道的居民区，是260米长的紫金二沟，两边种植的香樟、梧桐让这里成为一条绿色走廊。谁也看不出来，这里曾经是一条困扰周边居民十几年的“问题沟”。“过去，沟里淤泥遍布、脏水四溢，到了雨季更是污水横流，邻近的居民不敢开窗户，连过往的路人也是捂着鼻子。”家住锁金村街道的李一荣老人告诉记者。

去年竣工的紫金二沟改造工程让这里变了样，原来的明渠改成了暗沟，常来这里散步的李老感慨地说，街道解决了居民的大问题。

除了投入几十万元改造紫金二沟外，近年来，街道累计投资1800多万元，完成40幢、10万平方米住宅的立面出新。这么大的资金，一个老街道社区如何担负得起？

“建设和谐社区，要强化投入保障这个基础，建立区、街道、社会三方联动的投入保障机制。建立‘政府扶持、市场运作、产业支撑’的机制，发挥共建平台。”锁金村街道所在的玄武区代区长王海宏说。

去年3月，一场党建联系会在锁金村街道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社区党员代表、居民代表，也有街道辖区内金陵石化、南京林业大学等单位负责人，会议的议题是居民反映强烈的小区绿化养护问题。

“成立养护队伍，聘请专人管理，说实话，街道拿不出这么多钱。”街道负责人开门见山。

“我们虽然在街道，但小区绿化毕竟不是我们企业内部的事情。”企业也有些犹豫。

“能不能把绿地划分为片，大家分别认养，环境搞好了大家都受益。”一位居民建议。

经过讨论，这条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最后形成的方案是全部绿地划片领养，街道和辖区单位、企业共同出资设立5万元奖励基金，对完成较好的家庭和个人进行奖励，小区绿化养护的难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

玄武区政府建立的经费投入机制，从“十五”期间每年200万元的社会事业发展资金和100万元的社区党建发展资金增加至“十一五”期间的每年1000万的社区建设投入，并采取以奖代拨的方式，用于社区各项设施的建设和社区党建工作的发展。“搞评价标准说到底，最终要让老百姓受益，群众需求就是我们工作的追求。”区委书记单景南在今年8月的和谐社区建设推进会上提出，要用三年时间使全区各街道社区服务软硬件建设全部达到和谐示范社区标准，力争在全国创出新经验。

目前，玄武区建立了督察考核机制，将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纳入街道党政负责干部考核体系，并逐年加大考核分值比重。

“和谐社区大家创，党员个个是模范”

在锁金村街道，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是街道的工作人员，却和工作人员一起，担负着治安巡逻、心理保健、文明宣传等工作，他们就是社区的共产党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锁三社区结合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在南京市率先制定了社区党员“设岗定责”制度。

社区党总支根据社区建设和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等实际情况，设置了心理保健岗、文明宣传岗、社区服务岗、社区建设监督岗、青少年教育岗、社区计生、治安巡逻、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等近20个公益岗位，党员结合自身专长选择岗位，然后这些党员义工与党总支签定“岗位责任书”。

韩宪林是这个社区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共产党员。说起他来，无人不竖起大拇指。当记者见到他时，他正戴着一个大草帽，汗流浃背地巡逻回来。看着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许多人没有想到，66岁的他身患高血压、心房颤动等多种慢性疾病。他从单位退休后，听说街道要开展“设岗定职”，他第一个要求参加，同时，他又一个人申请了党员服务中心户、网吧监督员、党员义务巡逻等6项岗位。如今，白天，他在社区做义工，道路不平、窨井盖缺损、阴沟堵塞，他都帮助联系协调；哪家停水停电，他又上门帮助解决。晚上在家，他忙着为社区写党员计划、总结、教学大纲和管理规则。他帮助过的人不计其数，资助困难孩子读书、教育“不良”孩子、介绍下岗失业人员工作……

今年72岁的党员高秀英，是社区里又一个“名人党员”，她的儿子患有血友病，下肢截肢，生活不能自理，丈夫又年迈多病，生活上都需要高秀英照顾。但就在这样的重压下，她依然不忘自己是一名党员，不仅参加了义务治安巡逻，而且坚持每个星期将自己居住楼的各单元的楼梯扶栏擦洗一遍。哪里邻里产生了矛盾，她就主动上门调解。哪里卫生不干净了，她又帮着打扫。她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通过‘设岗定职’，我有了更多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我应该为社区出一分力，发一分光。”

在“设岗定责”活动开展后，在优秀共产党员的带动下，70多位社区党员都自觉地履行起自己“党员”的责任和义务，社区里“冒”出了一个个“韩宪林”、“高秀英”……

最近，锁金村街道的党总支在密切党员与群众联系上又往前走了一步。现在走进锁金村的居民楼，在入口楼道就能看到党员户公示牌，“群众有困难可以找党员，党员要想办法帮他解决，自己解决不了的，要向党组织汇报，每个党员要至少联系三户群众。”张志荣介绍说。

背后范文篇10

关键词：《遥远的婚约》;电视剧频道;知青题材;老年观众

37集电视连续剧《遥远的婚约》于2016年4月4日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播出，收视一路走高并稳居全国收视榜首。该剧平均收视率1.81%，平均收视份额7.46%；单集最高收视率2.62%（33集），单集最高收视份额14.49%（34集），成为2016年上半年的收视黑马①。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在网络上播出的效果也不错，短短一周时间，在腾讯、爱奇艺、优酷、土豆、搜狐、乐视、华数TV的播放总量已超过1亿次。电视剧《遥远的婚约》是一部中小投资规模的知青情感剧，在当下的电视剧市场中能取得如此不俗的成绩值得深思。笔者认为，该剧以下几点吸引了观众。

一、知青题材，怀旧共鸣

《遥远的婚约》导演顾晶说：“知青是中国特有的人群，拍它就像讲自己的故事一样，该剧唤醒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该剧虽然是讲了一个爱情故事，但它不局限于表现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还很大程度地再现了那个年代知识青年的生存状态。剧中人物经历的高考、返城、市场经济大潮、“洋插队”以及个人情感的无奈等都会引发人们的共鸣。尤其激发了那些曾经拥有知青经历的观众的深情回忆，而他们正是央视电视剧频道的主要收视人群。在人物塑造上，无论是主人公乔慧敏、刘思扬，还是李大丫、王富贵、马家骏等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在30年的岁月变迁中浓缩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给《遥远的婚约》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感和怀旧气息。笔者认为，观众认可剧中人物，并注入怀旧情感是该剧赢得高收视率的因素之一。

二、爱情故事，情节密集

爱情是影视剧永恒的主题，但随着目前各大卫视逐渐定位年轻时尚化后，大部分的爱情题材多偏重现代偶像剧或古装玄幻剧，真正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描写我们父辈的情感生活和心路历程的题材并不多见，适合中老年观众的爱情故事成为当今屏幕的稀缺资源。但即便题材和故事都有特色，内容不真实尤其是情感不真实、不好看依旧留不住观众。日播电视剧每天要播出三四集的量，如果前几集不能抓住观众，即使后面的故事再精彩，想要再留住观众也很难，所以一部剧的前几集尤为重要，几乎是吸引观众最重要的时段。该剧前十集故事非常紧凑，事件一波三折，尤为可贵的是，所有的坎坷都不是人为臆想、故意捏造，全部来自日常生活，非常接地气：才华横溢的刘思扬与聪慧善良的乔慧敏是东北靠山屯村的知青，故事就从这对恋人即将参加高考讲起。他俩相约考同一所大学，然后结婚。同村王富贵看上了乔慧敏，倚仗舅舅治保主任李大傻的势力，诬陷刘思扬“睡寡妇”，送他去拘留。知青吴老八率男知青在路上截下刘思扬，李大傻持枪恫吓，吴老八等人下了李大傻的枪，惹下大祸。乔慧敏为解救男知青，违心地答应嫁给王富贵……由此开始了他俩长达30年的爱情守望。全剧几乎没有任何铺垫就直接进入事件，戏剧化程度高，事件密集，环环相扣。人物性格上，男主角的桀骜不驯和女主角的善良隐忍，在李大傻和王大丫等人蛮横嚣张的衬托下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构成悬念，使观众对他们的命运开始担忧。剧中的人物被观众认可后，事件、情感的真实性和命运悬念便成为留住观众的重要砝码。笔者认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悬念，尤其是女主人公的遭遇引起观众的同情和关注，是该剧高收视的第二因素。

三、制作细腻，叙事传统

《遥远的婚约》创作态度严谨，制作朴实认真。为了还原当年知青在黑土地插队的真实情景，剧组在黑龙江海林县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积雪一尺厚的条件下，实地搭建了“知青农场”：白桦林、黑土地、小木屋，一切都是当年的味道；回城后的主要场景也都在完整保留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筑特色的浙江大学等校区拍摄完成。仅道具一项，剧组就准备了1500种5000余件。军大衣、中山装等具有年代符号感的服装更是真实讲究。美术、布景方面的严谨创作，从视觉上营造了浓郁的怀旧氛围，细节真实使全剧散发出厚重的岁月质感。同时该剧以时间发展为序展开叙事，30年的时间跨度，沟沟坎坎娓娓道来，一波三折从容叙事：在之后的岁月中，男女主人公或为儿女，或为事业，或为责任怎么也走不到一起，这其中有柴米油盐、工作困境、儿女叛逆、生老病死……是中国当下六七十岁老人生活经历的写照。笔者认为，似曾相识的生活质感和娓娓道来的舒缓节奏，更符合中老年观众的收视的习惯，是该剧高收视的因素之三。

四、价值观积极，传递温暖

知青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如何评价众说纷纭。创作这类题材作品需要胆识、勇气和智慧。与以往的知青题材电视剧相比，《遥远的婚约》在价值观、爱情观、人生观上表现得更加积极温暖。剧中男女主人公长达30年的婚姻等待和爱情坚守，虽然对于现在的90后、00后观众可能有些无法理解，但这种纯美、隽永的爱情确实存在于那个年代，也是时下的物质时代难以寻找的。剧中主人公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历经30年的社会变化和个人生活的种种坎坷，待到暮年这些同学聚在一起时，他们没有埋怨岁月蹉跎、命运不公，反而把苦难看成是生活的馈赠，是人生的财富。在经历了青春、爱情、奋斗、坎坷、波折、痛苦乃至成长后，男女主人公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选择回靠山屯举行婚礼——重走知青路。男主人公刘思扬说：“因为那里有他们的年少轻狂，有他们的似水年华，最重要的还曾经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温暖：知青间为了兄弟姐妹仗义相救；恋人之间为了对方，委屈自己相互成全；就是“仇人”对手之间，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所有的恩恩怨怨最终归为美好和宽容。年轻时代的理想主义情怀，感情生活的无奈，老年后的豁达宽容，对美好情感的向往是电视机前老年观众共有的追求。笔者认为，价值观的认同是该剧高收视的因素之四。

五、正剧气质，科学排播

我们常说：一部剧一个命运。制作出一部好剧不容易，好的剧目也不一定都有好的播出效果，说要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一点也不为过。一部电视剧的播出平台、时段、同期播出的其他剧目、观众接受心态等因素都会影响这部剧的播出效果。2015年，“一剧两星”政策全面实施，购剧风险逐步加大，网络剧异军突起，各台竞争异常激烈。中央电视台在坚守媒体责任和国家电视台品质的同时，进一步将黄金时段电视剧定位为“国家气质精品正剧”，电视剧频道则突出“好剧好看合家欢乐”，明确了以扎实剧本、精良制作、感人题材为本的选剧原则。综上分析，《遥远的婚约》正是符合中央电视台气质的作品。不仅如此，科学优质的编排也在电视剧竞争中起到关键作用。中央电视台的排播部门着重研究了不同时段的收视构成，为培养观众的约会意识、加强收视黏性，配合推出了主题编播的排片方式。将《遥远的婚约》与《女人的天空》《麻辣芳邻》《我在锡林格勒等你》等几部剧放在一起，打造“情感系列主题季”连续播出，有效留住了对这类题材感兴趣的观众，也为《遥远的婚约》的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笔者认为，优质匹配的播出平台、科学的排播是这部剧高收视的因素之五。

六、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独特的题材、感人的故事、认真的制作、温暖而积极的价值观、适合的播出平台和科学的排播，使《遥远的婚约》取得了良好的播出效果。这也说明，只要内容好看、制作精良，主旋律电视剧同样能够在市场上受到观众的欢迎。值得欣慰的是，《遥远的婚约》充分传递了温暖的价值观和爱情观，剧中人物淳朴善良、理想主义的情怀也感染了当下的年轻人。因此该剧在播出时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老一代人忙追忆，年轻一代看热闹。通过知青们追求真爱、坚持道德底线的爱情故事，让当下广大的年轻人了解到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重温了父母辈、祖父母辈的生活经历与人生起伏，感受到中华传统美德的正能量，让今天的年轻人了解历史、感受坚守、思考爱情，更使他们尊重父母、感恩时代。

作者:曹红梅 单位: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