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需求范文10篇

保险需求范文篇1

关键词：吉林；农业保险；保险需求

一、引言

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中部，广阔的耕地面积和四季分明的温带大陆季风性气候使得吉林省成为中国粮食主产区之一。农业对吉林省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支撑作用。但农业生产面临太多自然风险因素，自然灾害是影响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自然灾害有着不确定性、偶然性的特点，难以提前采取相关措施进行预防。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分摊农业经济损失的风险管控手段，能够有效地减少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经济损失。然而，自我国恢复实行农业保险制度以来，不管是农业保险险种的供给还是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需求意愿，都处于一个较冷的状态。吉林省作为农业保险的全国六个试点地区之一，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挖掘购买农业保险的核心需求，对全国农业保险的推行起到以点带面的先行性作用。研究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吉林省农业保险的需求，又是通过怎样的过程影响的，对推进吉林省乃至全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吉林省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针对农业保险市场“供需双冷”即供给有限、需求不足的状态，自2007年中央财政实施保费补贴开始，吉林省为提升农业保险需求、减轻农户购买保险经济负担，也不断加大农业保险补贴力度，由此，吉林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连年上升。虽然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有所提高，但从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的角度看，情况仍然不容乐观。总体来说，农业保险深度依然较低，可见农业保险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在农业生产风险中的防范作用。要使农业保险充分发挥其在风险规避和灾后经济补偿作用，就要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险密度、加深农业保险的保险深度。因此，农业保险还是有着广阔的市场，其有效需求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

三、农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一）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农业保险需求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凯恩斯认为，收入是影响消费的唯一因素，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函数关系；农业保险的需求，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是农民在农业保险方面作出的消费，这一消费是建立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基础上的；只有农民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并且生存资料消费需求得到满足时，才有能力购买满足安全需要的产品。（二）政府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农业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补贴，这是由于农业保险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农业保险不是完全市场化了的产品，它具有“准公共品”的性质，这使其只有在政府的补贴下才能得到持久的发展。农业生产活动受自然条件限制，会面临着较大的自然灾害风险，因此农业保险的保费较高。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只有少数具有风险意识和保险相关知识的、面临着极高风险的农民会选择购买农业保险。但是当实行政府补贴时，会对原来风险相对较低的农民产生激励效应，增加其购买农业保险的可能性。（三）农村人口的数量。通常来看，农村人口数量越多，农业保险可保的资源就越多，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就可能越大。同时，基于保险大数法则的基本原理，农村人口数量越多，农业保险定价获取的样本量就越大，从而能够得到更加精准的保费定价，更贴切实际风险状况。合理的保费定价有利于农民对农业保险接受度的提高，对农业保险需求产生正效应。同时，大样本数据能够支持保险公司开发多种不同类型的农业保险，使农民对农业保险有更多的选择，增加农业保险需求。（四）直接农业经济损失。自然灾害是农业保险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风险程度越高，风险厌恶型的消费者就越会增加购买保险产品以求规避风险；毫无疑问，农民对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是厌恶的，频发的自然灾害使其对农业生产造成的风险程度提高，进而增加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五）农业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农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通过农民收入间接影响着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数量，作用机理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业保险影响的分析；另一方面，当农业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较高时，意味着农民对农业生产的依赖度提高，发生自然灾害会使农民经济收入波动更大，农民为确保收入水平稳定会倾向于购买农业保险。

四、模型的构建及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和数据的选择。本文选取2007～2017年吉林省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Y）作为因变量反映农业保险的需求量。自变量的选取包括：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X1）、政府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X2）、农村人口数量（X3）、直接农业经济损失（X4）、农业收入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X5）。查阅中国统计局网站、吉林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得到相关原始数据，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用于模型构建。（二）模型初步构建。设回归模型为：y=β0+β1X1t+β2X2t+β3X3t+β4X4t+β5X5t+着，其中着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使用上述数据利用SPSS软件做回归得到：Y=0.203X1+0.221X2-0.527X3+0.03X4-0.161X5（0.409）（0.368）（0.237）（0.092）（0.140）t=（0.497）（0.600）（-2.225）（0.324）（-1.152）其中，常数项β的值十分接近于0，并且不能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我们忽略这个数值，不使它进入回归模型中。由回归模型的Breusch-Pagan检验结果可知拉格朗日乘数（LM）=nR2=2.1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查表得临界值为12.59，nR2=2.18<12.59；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ProbF（5，5）=0.9243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可以判断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如果模型中存在着序列自相关性，那么就会造成与前述存在异方差性相同的后果，为了排除序列自相关性对模型的影响，我们使用D.W.检验法检验是否存在序列自相关性。根据检验，模型的D.W.值为2.211，查D.W.分布表的自由度为11，待估参数个数为6的dL=0.124，dU=2.892；D.W.值在4-dU和dU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

五、对增加农业保险需求的建议

（一）推进乡村振兴，提高吉林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根据上述模型，吉林省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即农业保险需求有正效应，提高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能够有效增加农业保险需求。要继续推进吉林省乡村振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农民只有满足了基础生存需求，农民才会考虑其他种类需求，才有可能追求自我的发展，才会对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的风险规避作用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也只有满足了农民的基础生存需求并使其手里拥有剩余资金，农民才会考虑对风险规避方面的投资。因此，可以将扶贫与农业保险相结合，利用农业保险的精准属性，开展“扶贫+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以小农户尤其是农村贫困户为目标客户，构建普惠性的农业保险体系。（二）加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在建立影响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回归模型中，政府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越多，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就越多；在“影响保险需求因素分析”这一部分，我们提过通过政府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来衡量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也就是说，政府对农业保险补贴越多，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所代表的农业保险需求量就越大。加大政府对农业保险补贴力度能有效地增加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我国农业保险现已存在着保费补贴这一形式，补贴比例为47.5%，国家可以适当提高这一比例，使农民能够承担更少的保费，调动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使农业保险的覆盖面更广，发挥农业保险抵御自然风险、强农富农的作用。吉林省政府可以充分发挥财政作用，安排资金支持研发针对吉林省有比较优势的农作物的特色农业险种，因地制宜，切实满足省内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三）设立自然灾害补偿基金。自然灾害具有不可预测性，一旦发生农业保险承保公司将面临数量多、额度大的保险赔偿，这也是各家保险公司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对农业保险经营不积极的主要原因。省政府可以设立自然灾害补偿基金，资金不用于直接的保费补贴，而是要求各家保险公司适当降低保费，在发生风险事故时由自然灾害补偿基金出资补贴保险公司对农民的保险赔偿。作为全国农业保险试点省份之一，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稳步上升，农业保险品种不断丰富，吉林省农业保险的发展逐渐趋向成熟化，但还没有达到国外农业保险市场的成熟水平，有待进一步发展。希望利用本文在实证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进一步促进吉林省农业保险的成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军，袁帅帅.新型城镇化、保费补贴与农业保险需求［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2］牟彩银.农业保险补贴效应：一篇国外文献综述［J］.现代商贸工业，2018（9）.

［3］冯文丽，薄悦，杨雪美.我国农业保险深度的实证分析——基于Tobit模型［J］.江苏农业科学，2014（6）.

［4］李苗苗.我国人寿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西部金融，2018（5）.

［5］豆玲玲.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河南省为例［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8（4）.

［6］许梦博，王明赫，李新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与改革路径———以吉林省为例［J］.经济纵横，2018（8）.

保险需求范文篇2

关键词:保险需求,营销模式,影响因素

一、我国保险业现状

1.发展概况

2005年，我国累计实现保费收入4927.3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03.28亿元，同比增长13.95%，增幅比上年同期上升2.67个百分点我国保险公司赔款累计支出1129.67亿元，同比增长11.89%，其中:财产保险赔款支出671.75亿元，同比增长17.56%;寿险给付金额306.5亿元，同比增长-0.8%;健康险赔款与给付支出107.92亿元，同比增长18.89%;意外险赔款支出43.5亿元，同比增长13.05%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经济补偿作用日益明显

但是，就世界范围来看，2000年，世界平均的保险密度为385.4美元/人，保险深度为7.84%，而2000年我国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分别仅为15.2美元/人和1.8003年，西方发达国家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分别为2000美元/人和10%，而我国的仅为20美元/人和2.2%可见，中国保险业要走的路还很长，同时，也能说明中国保险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2.存在的问题

(1)展业方式单一，市场营销观念淡薄我国保险业现处于“重展业轻理赔，重保费轻效益，重规模轻管理，重形式轻服务”的不正常状态在展业方式上仍是以保险公司自身人员直接展业为主，而保险和经济人为重点的市场中介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和完善;此外，国内保险公司实施的营销策略，大多是为了全面扩充业务规模和应付市场不规范竞争的需要进行的，具有明显的短期性特征，使得业务拓展的广度和深度受到极大限制

(2)保险资金运用渠道过窄国内保险资金的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购买国债和金融债券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项目，利用率偏低，削弱了其自行增值能力，降低了抗风险能力这将直接导致低保费率水平，抑制保险需求的增长相比之下，欧美发达市场国家保险公司资产分布，或者以企业债券为主，或者以股票为主，与中国的状况有显著区别

此外，在加入WTO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国内保险公司将面临着国外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管理科学的保险公司的严峻挑战由于我国现有的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对外资保险公司没有吸引力，外资保险公司会以吸取保费的方式聚集资金，然后将这部分资金转移到国外市场，以获得高收益这样一来，自然会有一部分保险资金流向国外(即“逆流”)，从而造成国内保费的流失

(3)高级保险人才相对匮乏一方面，我国保险业起步晚，缺乏高级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许多保险公司内部没有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无法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随着外资保险公司大量进入中国，先进的管理水平优厚的工作待遇良好的工作环境会吸引国内一批优秀的员工，从而造成中资保险公司人才的流失

(4)其他如保险品种在传统上仍以财产险业务和寿险业务为主，其他业务诸如责任险信用险健康险等涉及不多;保险市场结构不合理，个别公司集中度过高，使保险市场结构性失调十分严重等

二、中国保险市场需求分析

保险需求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的保费率水平下，投保人对保险公司提供的经济保障的需求量

1.影响中国保险市场需求因素分析

保险需求除了受其本身的价格(即保费率)的影响外，还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

(1)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我国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了对安全即保险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风险，风险的增大刺激了保险需求的增加一般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对保险的需求也就越高

中国人均GDP在2003年首次超过100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的特定时期，人们的消费将超越基本生活需求，并向长期消费品转移，同时，将有一部分家庭开始负债消费在资产负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中国居民户的收入和支出将越来越多地暴露在风险之下，保险的作用将会日益突出然而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消费观念对保险知识的了解程度及对保险的认知程度上也具有很大差别，因此，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是不同的

(2)社会保障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些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诸如退休失业医疗等方面的保障)转向由企业和个人承担，这就促进了企业和个人对商业保险的需求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3)市场化程度市场化是指经济资源由计划配置为主体向由市场配置为主体的根本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企业行为政府职能等一系列经济关系与上述转变相适应的过程金融市场的整体发育水平直接影响着保险市场的发展

(4)人口因素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不仅人口数量的多少决定着保险市场的规模，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和教育结构也是影响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处于年轻态时，应该尽可能增加对定期保险的供给;当社会进入老龄化时，应增加丰富多彩的储蓄类保险产品以符合社会需要此外，高的学历教育一方面可以使人更好的理解现代金融技术风险管理手段以及运用保险的风险分散功能进行风险管理，另一方面它增加了人力资本，提高了风险厌恶程度，使人们更倾向于回避风险因此，人口教育结构的改善风险意识的提高可以使人们由潜在的保险需求能力转化为现实的保险需求人口教育结构的提高对保险需求持久的积极影响已经被Truett，D.B.andTruett，LilaJ.(1990)及Browne，Kim(1993)所证实

(5)通货膨胀率由于通货膨胀会降低货币的购买力，因此，人们通过购买保险所能得到的实际补偿会减少，这会抑制人们对保险的需求林宝清等(2003)指出通货膨胀对人身险保费收入的影响大于对财产险保费收入的影响本文以1980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代表通货膨胀率，用P表示

摘要:近年来，我国保险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如保险资金的利用率不高营销方式单一以及各保险公司的险种过于类似等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保险公司应该对影响我国保险需求的因素及变化趋势进行准确分析，增强自身的经营意识，改变传统的营销模式，进行险种创新，积极主动地变市场隐性需求为显性需求，以应对外国保险公司进入带来的严峻挑战

关键词:保险需求,营销模式,影响因素

一、我国保险业现状

1.发展概况

2005年，我国累计实现保费收入4927.3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03.28亿元，同比增长13.95%，增幅比上年同期上升2.67个百分点我国保险公司赔款累计支出1129.67亿元，同比增长11.89%，其中:财产保险赔款支出671.75亿元，同比增长17.56%;寿险给付金额306.5亿元，同比增长-0.8%;健康险赔款与给付支出107.92亿元，同比增长18.89%;意外险赔款支出43.5亿元，同比增长13.05%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经济补偿作用日益明显

但是，就世界范围来看，2000年，世界平均的保险密度为385.4美元/人，保险深度为7.84%，而2000年我国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分别仅为15.2美元/人和1.8003年，西方发达国家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分别为2000美元/人和10%，而我国的仅为20美元/人和2.2%可见，中国保险业要走的路还很长，同时，也能说明中国保险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2.存在的问题

(1)展业方式单一，市场营销观念淡薄我国保险业现处于“重展业轻理赔，重保费轻效益，重规模轻管理，重形式轻服务”的不正常状态在展业方式上仍是以保险公司自身人员直接展业为主，而保险和经济人为重点的市场中介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和完善;此外，国内保险公司实施的营销策略，大多是为了全面扩充业务规模和应付市场不规范竞争的需要进行的，具有明显的短期性特征，使得业务拓展的广度和深度受到极大限制

(2)保险资金运用渠道过窄国内保险资金的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购买国债和金融债券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项目，利用率偏低，削弱了其自行增值能力，降低了抗风险能力这将直接导致低保费率水平，抑制保险需求的增长相比之下，欧美发达市场国家保险公司资产分布，或者以企业债券为主，或者以股票为主，与中国的状况有显著区别

此外，在加入WTO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国内保险公司将面临着国外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管理科学的保险公司的严峻挑战由于我国现有的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对外资保险公司没有吸引力，外资保险公司会以吸取保费的方式聚集资金，然后将这部分资金转移到国外市场，以获得高收益这样一来，自然会有一部分保险资金流向国外(即“逆流”)，从而造成国内保费的流失

(3)高级保险人才相对匮乏一方面，我国保险业起步晚，缺乏高级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许多保险公司内部没有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无法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随着外资保险公司大量进入中国，先进的管理水平优厚的工作待遇良好的工作环境会吸引国内一批优秀的员工，从而造成中资保险公司人才的流失

(4)其他如保险品种在传统上仍以财产险业务和寿险业务为主，其他业务诸如责任险信用险健康险等涉及不多;保险市场结构不合理，个别公司集中度过高，使保险市场结构性失调十分严重等

二、中国保险市场需求分析

保险需求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的保费率水平下，投保人对保险公司提供的经济保障的需求量

1.影响中国保险市场需求因素分析

保险需求除了受其本身的价格(即保费率)的影响外，还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

(1)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我国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了对安全即保险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风险，风险的增大刺激了保险需求的增加一般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对保险的需求也就越高

中国人均GDP在2003年首次超过100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的特定时期，人们的消费将超越基本生活需求，并向长期消费品转移，同时，将有一部分家庭开始负债消费在资产负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中国居民户的收入和支出将越来越多地暴露在风险之下，保险的作用将会日益突出然而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消费观念对保险知识的了解程度及对保险的认知程度上也具有很大差别，因此，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是不同的

(2)社会保障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些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诸如退休失业医疗等方面的保障)转向由企业和个人承担，这就促进了企业和个人对商业保险的需求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3)市场化程度市场化是指经济资源由计划配置为主体向由市场配置为主体的根本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企业行为政府职能等一系列经济关系与上述转变相适应的过程金融市场的整体发育水平直接影响着保险市场的发展

(4)人口因素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不仅人口数量的多少决定着保险市场的规模，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和教育结构也是影响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处于年轻态时，应该尽可能增加对定期保险的供给;当社会进入老龄化时，应增加丰富多彩的储蓄类保险产品以符合社会需要此外，高的学历教育一方面可以使人更好的理解现代金融技术风险管理手段以及运用保险的风险分散功能进行风险管理，另一方面它增加了人力资本，提高了风险厌恶程度，使人们更倾向于回避风险因此，人口教育结构的改善风险意识的提高可以使人们由潜在的保险需求能力转化为现实的保险需求人口教育结构的提高对保险需求持久的积极影响已经被Truett，D.B.andTruett，LilaJ.(1990)及Browne，Kim(1993)所证实

(5)通货膨胀率由于通货膨胀会降低货币的购买力，因此，人们通过购买保险所能得到的实际补偿会减少，这会抑制人们对保险的需求林宝清等(2003)指出通货膨胀对人身险保费收入的影响大于对财产险保费收入的影响本文以1980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代表通货膨胀率，用P表示

(6)公众的风险意识以及对保险知识的了解程度中国数千年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及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公众对风险的意识极为淡薄再加上对保险知识的匮乏，使有些人认为保险是不必要的，甚至对保险这种服务并不信任，这些都会降低人们对保险的需求此外，于殿江(2003)指出，我国城镇居民的保险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障性储蓄动机，是作为一种对传统银行存款的替代，只要银行的利率提高，保险需求就会减少

(7)其他因素如保险产品的种类以及承包和理赔的服务质量责任范围;国家的收入分配制度财政制度银行利率等都会对保险需求产生影响

2.基于中国市场对保险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选用保费收入y作为被解释变量，居民收入CR和RR作为解释变量，分析保费收入受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其中数据为1980年到2005年数据

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和各变量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首先定义三个变量如下:

LnY=log(y/p)(自然对数的保费收入，固定价格1980=1)

lnCR=log(cr/p)(自然对数的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固定价格1980=1)

lnRR=log(rr/p)(自然对数的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固定价格1980=1)

我们对以上三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

其中，检验形式(C，T，K)中C表示截距项，T表示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

从上表的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置信水平下，LnYLnCRLnRR都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通过对LnYLnCRLnRR建立的回归式中的非均衡误差进行EG检验，得到上述三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最终建立一阶误差修正模型:

ΔLnYt=-1.25250.5628ΔLnCRt-0.1440(ΔLnYt-12.1271ΔLnCRt-1)

其中，该模型的R2=0.36，DW=1.31，这可能是由于模型中缺少一些变量引起的，如市场化程度保费率等

从该模型中可以看出，这些年来，我国的保费收入无论短期还是长期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都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农村收入太低导致的

三、结论和建议

1.增强自身经营意识影响商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商品的质量与服务，在保险市场上则表现为理赔等客户服务的质量保险公司应该提高自身保险资金的运用水平，提高保费的收益率以避免违约，从而提高顾客的信任度和忠诚度，这是面临国外保险公司强有力的竞争的基石，也是扩大市场份额的基础

2.积极创新险种保险公司应该根据客户的不同特点，细分市场，设计多层次多品种的险种，同时，要通过个性化的产品和营销方式等渠道挖掘市场的隐性需求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96%，到2010年，这一比重将上升到7.96%，加上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老人的赡养问题将会成为独生子女很大的经济压力，人们养老的危机意识将会显著提高，这在城市尤为突出因此，针对城镇居民挖掘其保险需求时，应该注重储蓄型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对于农村居民，虽然在现阶段其收入不高，对保险的需求受到很大限制，但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时刻具有自然灾害损失风险，而农民本身规避风险的能力较弱这些年来，农民保险意识在逐步增强，购买保险的积极性(尤其是在财产险方面)增加，这点熊军红(2005)已经验证因此，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以及对保险知识的进一步了解，农业保险将会成为新的增长点针对农村居民，保险公司应重点设计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保险产品，让农民有效地转移和分散在农业生产中的风险

3.改变传统营销方式应该早日建立具有高业务素质和保险知识队伍的保险经纪人与人的制度，并在公司内部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最大程度地避免“委托—”问题同时，通过知识营销的方式扩大消费者对保险产品和保险公司的认知空间，提高消费者的风险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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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于殿江，郭楠.我国城镇居民保险需求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含义[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132-136.

保险需求范文篇3

关键词:保险需求,营销模式,影响因素

一、我国保险业现状

1.发展概况

2005年，我国累计实现保费收入4927.3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03.28亿元，同比增长13.95%，增幅比上年同期上升2.67个百分点我国保险公司赔款累计支出1129.67亿元，同比增长11.89%，其中:财产保险赔款支出671.75亿元，同比增长17.56%;寿险给付金额306.5亿元，同比增长-0.8%;健康险赔款与给付支出107.92亿元，同比增长18.89%;意外险赔款支出43.5亿元，同比增长13.05%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经济补偿作用日益明显

但是，就世界范围来看，2000年，世界平均的保险密度为385.4美元/人，保险深度为7.84%，而2000年我国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分别仅为15.2美元/人和1.8003年，西方发达国家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分别为2000美元/人和10%，而我国的仅为20美元/人和2.2%可见，中国保险业要走的路还很长，同时，也能说明中国保险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2.存在的问题

(1)展业方式单一，市场营销观念淡薄我国保险业现处于“重展业轻理赔，重保费轻效益，重规模轻管理，重形式轻服务”的不正常状态在展业方式上仍是以保险公司自身人员直接展业为主，而保险和经济人为重点的市场中介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和完善;此外，国内保险公司实施的营销策略，大多是为了全面扩充业务规模和应付市场不规范竞争的需要进行的，具有明显的短期性特征，使得业务拓展的广度和深度受到极大限制

(2)保险资金运用渠道过窄国内保险资金的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购买国债和金融债券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项目，利用率偏低，削弱了其自行增值能力，降低了抗风险能力这将直接导致低保费率水平，抑制保险需求的增长相比之下，欧美发达市场国家保险公司资产分布，或者以企业债券为主，或者以股票为主，与中国的状况有显著区别

此外，在加入WTO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国内保险公司将面临着国外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管理科学的保险公司的严峻挑战由于我国现有的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对外资保险公司没有吸引力，外资保险公司会以吸取保费的方式聚集资金，然后将这部分资金转移到国外市场，以获得高收益这样一来，自然会有一部分保险资金流向国外(即“逆流”)，从而造成国内保费的流失

(3)高级保险人才相对匮乏一方面，我国保险业起步晚，缺乏高级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许多保险公司内部没有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无法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随着外资保险公司大量进入中国，先进的管理水平优厚的工作待遇良好的工作环境会吸引国内一批优秀的员工，从而造成中资保险公司人才的流失

(4)其他如保险品种在传统上仍以财产险业务和寿险业务为主，其他业务诸如责任险信用险健康险等涉及不多;保险市场结构不合理，个别公司集中度过高，使保险市场结构性失调十分严重等

二、中国保险市场需求分析

保险需求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的保费率水平下，投保人对保险公司提供的经济保障的需求量

1.影响中国保险市场需求因素分析

保险需求除了受其本身的价格(即保费率)的影响外，还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

(1)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我国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了对安全即保险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风险，风险的增大刺激了保险需求的增加一般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对保险的需求也就越高

中国人均GDP在2003年首次超过100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的特定时期，人们的消费将超越基本生活需求，并向长期消费品转移，同时，将有一部分家庭开始负债消费在资产负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中国居民户的收入和支出将越来越多地暴露在风险之下，保险的作用将会日益突出然而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消费观念对保险知识的了解程度及对保险的认知程度上也具有很大差别，因此，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是不同的

(2)社会保障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些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诸如退休失业医疗等方面的保障)转向由企业和个人承担，这就促进了企业和个人对商业保险的需求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3)市场化程度市场化是指经济资源由计划配置为主体向由市场配置为主体的根本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企业行为政府职能等一系列经济关系与上述转变相适应的过程金融市场的整体发育水平直接影响着保险市场的发展

(4)人口因素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不仅人口数量的多少决定着保险市场的规模，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和教育结构也是影响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处于年轻态时，应该尽可能增加对定期保险的供给;当社会进入老龄化时，应增加丰富多彩的储蓄类保险产品以符合社会需要此外，高的学历教育一方面可以使人更好的理解现代金融技术风险管理手段以及运用保险的风险分散功能进行风险管理，另一方面它增加了人力资本，提高了风险厌恶程度，使人们更倾向于回避风险因此，人口教育结构的改善风险意识的提高可以使人们由潜在的保险需求能力转化为现实的保险需求人口教育结构的提高对保险需求持久的积极影响已经被Truett，D.B.andTruett，LilaJ.(1990)及Browne，Kim(1993)所证实

(5)通货膨胀率由于通货膨胀会降低货币的购买力，因此，人们通过购买保险所能得到的实际补偿会减少，这会抑制人们对保险的需求林宝清等(2003)指出通货膨胀对人身险保费收入的影响大于对财产险保费收入的影响本文以1980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代表通货膨胀率，用P表示

(6)公众的风险意识以及对保险知识的了解程度中国数千年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及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公众对风险的意识极为淡薄再加上对保险知识的匮乏，使有些人认为保险是不必要的，甚至对保险这种服务并不信任，这些都会降低人们对保险的需求此外，于殿江(2003)指出，我国城镇居民的保险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障性储蓄动机，是作为一种对传统银行存款的替代，只要银行的利率提高，保险需求就会减少

(7)其他因素如保险产品的种类以及承包和理赔的服务质量责任范围;国家的收入分配制度财政制度银行利率等都会对保险需求产生影响

2.基于中国市场对保险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选用保费收入y作为被解释变量，居民收入CR和RR作为解释变量，分析保费收入受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其中数据为1980年到2005年数据

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和各变量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首先定义三个变量如下:

LnY=log(y/p)(自然对数的保费收入，固定价格1980=1)

lnCR=log(cr/p)(自然对数的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固定价格1980=1)

lnRR=log(rr/p)(自然对数的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固定价格1980=1)

我们对以上三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

其中，检验形式(C，T，K)中C表示截距项，T表示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

从上表的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置信水平下，LnYLnCRLnRR都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通过对LnYLnCRLnRR建立的回归式中的非均衡误差进行EG检验，得到上述三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最终建立一阶误差修正模型:

ΔLnYt=-1.25250.5628ΔLnCRt-0.1440(ΔLnYt-12.1271ΔLnCRt-1)

其中，该模型的R2=0.36，DW=1.31，这可能是由于模型中缺少一些变量引起的，如市场化程度保费率等

从该模型中可以看出，这些年来，我国的保费收入无论短期还是长期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都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农村收入太低导致的

三、结论和建议

1.增强自身经营意识影响商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商品的质量与服务，在保险市场上则表现为理赔等客户服务的质量保险公司应该提高自身保险资金的运用水平，提高保费的收益率以避免违约，从而提高顾客的信任度和忠诚度，这是面临国外保险公司强有力的竞争的基石，也是扩大市场份额的基础

2.积极创新险种保险公司应该根据客户的不同特点，细分市场，设计多层次多品种的险种，同时，要通过个性化的产品和营销方式等渠道挖掘市场的隐性需求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96%，到2010年，这一比重将上升到7.96%，加上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老人的赡养问题将会成为独生子女很大的经济压力，人们养老的危机意识将会显著提高，这在城市尤为突出因此，针对城镇居民挖掘其保险需求时，应该注重储蓄型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对于农村居民，虽然在现阶段其收入不高，对保险的需求受到很大限制，但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时刻具有自然灾害损失风险，而农民本身规避风险的能力较弱这些年来，农民保险意识在逐步增强，购买保险的积极性(尤其是在财产险方面)增加，这点熊军红(2005)已经验证因此，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以及对保险知识的进一步了解，农业保险将会成为新的增长点针对农村居民，保险公司应重点设计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保险产品，让农民有效地转移和分散在农业生产中的风险

3.改变传统营销方式应该早日建立具有高业务素质和保险知识队伍的保险经纪人与人的制度，并在公司内部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最大程度地避免“委托—”问题同时，通过知识营销的方式扩大消费者对保险产品和保险公司的认知空间，提高消费者的风险意识

参考文献:

[1]李杨.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0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04-116.

[2]罗永泰.对传统寿险营销模式的反思[J].现代财经，2005，(5):8-10.

[3]齐红明，陈立新.保险有效需求影响因素分析[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7):372-373.

[4]吴江鸣，林宝清.我国保险需求模型的实证分析[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10):26-30.

[5]汪先英.我国保险营销渠道的现状和培育[J].财贸研究，2003，(3):31-32.

[6]于殿江，郭楠.我国城镇居民保险需求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含义[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132-136.

保险需求范文篇4

【关键词】医疗保险；医生诱导需求；行为约束

我国自2009年开始深入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并于2009年就医疗体制改革政策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等一些系列政策文件。改革意见中重点提及了要加快我国的医疗保障体制建设，完善我国的医疗保障管理机制。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三大基本社会医疗保险保障体系：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经超过13.5亿人，参保率也达到了95%以上。社会医疗保险的实施可以降低医疗服务的价格，一定程度上释放居民的合理医疗需求。就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方面，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已初见成效。尽管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覆盖的政策目标，但就医疗保险的保障效果来看，医疗保险的引入并没有有效地减轻居民的医疗负担，根据《2019年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2019年医疗卫生总费用达65195.9亿元，相较于2018年的57998.3亿元同比增长了12.41%，2019年的全国人均卫生医疗费用达到了4656.7元，相比2018年的4148.1元同比增长了12.26%。就个人卫生支出结构来看，2019年，我国居民次均门诊费用290.8元，人均住院费用9848.4元相较于上年分别上涨6.1%和6%。就目前医疗费用上涨和居民的医疗支出来看，医疗保险的风险防范效果有限。许多学者就医保实施效果不理想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医疗保险引起的道德风险和医生诱导需求是影响医保效果的重要原因[1]。尤其是在我国医疗服务市场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医生处于主导地位，医生诱导需求问题更是当下深化医保改革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2]。医生诱导需求主要表现：1）过度医疗检查。医生在给患者诊治过程中，除患者必需的检查服务外，还会附加给患者一些对诊断治疗没有太大价值的检查服务。2）过度用药。医生在疗效没有显著性差异的药物之间，会给患者选用高价药物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同时，在药物的用量上，医生也会倾向于在安全范围内选取较多的疗程和较大的使用量。3）诱导不必要的手术。Gruber和Owings[3]分析1970—1982年美国生育率的数据后发现，生育率的下降会提高剖宫产的比例，即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妇产科医生面临收入下降的压力，医生会更多地采取剖宫产的手术方案以提高收入。上述医生诱导需求行为，在医保付费的情况下，造成了医保基金的过度使用，推动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关于医疗保险对医生诱导需求的影响研究分为2个部分，首先通过文献梳理对医生诱导需求行为进行研究，分析医生诱导需求产生的原因，再进一步分析医疗保险对医生诱导需求的影响。

1关于诱导需求的研究

1.1诱导需求的理论研究

最早关于诱导需求的研究是罗默法则，即Shain和Roemer[4]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每千人床位数是多少，综合医院的床位占用率总是大致相同，证实了诱导需求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斯坦福大学的Tuchs教授和加拿大Evans教授首次提出了诱导需求理论，他们认为在医疗服务市场由于需求方处于被动地位而供给方处于垄断地位的特殊性，处于医疗服务供给方的医生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起决定性的作用，能够影响医疗服务需求方的选择[5]。在医患双方的委托关系中，患者委托医生对其进行治疗和使用药物，医生可以凭借着医疗信息优势，出于盈利动机创造出额外的医疗需求，即供方诱导需求。之后，关于如何科学地界定供方诱导需求（supplierinduceddemand,SID）行为的问题，多位学者又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其进行解释，如价格刚性模型、效用最大化模型和目标收入模型、信息经济学模型等，但大多数学者还是从委托角度和信息不对称角度来解释诱导需求行为，如Labelle等[6]学者从委托的有效性和卫生服务的有效性，界定了较为全面的SID框架，他们认为在经济激励下，医生难以做到完美，往往会提供额外的医疗服务或不恰当的医疗服务。

1.2诱导需求的实证研究

以往关于诱导需求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医疗资源供给与医疗服务利用的关系。如Fuchs[7]学者利用美国1963—1970年不同地区的医务人员数量和手术数量进行了多变量回归分析后发现，当医生密度增加10%，人均手术次数增加3%，与此同时，手术的费用也在增加，印证了医生诱导需求的存在。郑莉莉[8]采用每10万人口拥有的卫生机构数和每千人口占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作为医生诱导需求的变量，利用四部模型研究后发现，当卫生机构数（每10万人）供给增加1%时，门诊的医疗支出增加10.2%。当卫生技术人员数（每千人口）供给增加1%时，门诊的医疗支出增加9.1%。通过医疗资源供给增加导致医疗卫生支出增加证实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市场中存在医生诱导需求并估算医生诱导需求的程度。1.3关于我国医生诱导需求的研究在我国，医院提供医疗资源，医生为患者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患者在医生那里购买医疗服务，在完美市场上，交易双方的议价能力是相同的，而医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医生在医疗服务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处于绝对优势，为其实施诱导需求提供可行性，医生常常出于趋利动机向患者提供过多的医疗卫生服务。尤其是自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政府逐渐减少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贴，由原来的全额拨款转为差额拨款，医疗服务供给方具有一定的区域垄断性而且很大程度上需要自负盈亏，这使得我国医生更加依赖于患者就医带来的收入，医生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其基于收入最大化的动机，极可能通过提供过度的医疗服务来创收，实现盈利目标[9]。综上，医生诱导需求源于医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医生能够诱导患者消费过度的医疗服务。尤其是在医疗服务供给方具备一定的垄断性和自负盈亏的压力下，医生的收入与患者就医直接挂钩，进一步加强了供给方的诱导动机。

2医疗保险对医生诱导需求的影响

关于医保对医生诱导需求的影响研究，主要是从医保支付方式和医疗管理体制方面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医疗保险对医生诱导需求的影响途径主要有以下3种：1）医疗保险的支付方式。医保部门通过设计合理的付费方式规范医生的诊疗行为，抑制医生诱导需求行为，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而我国现有的医保支付方式如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等制度的设计缺陷进一步增加了医生诱导需求行为的可操作性。2）医疗保险的报销水平。医保通过费用分担，提高医疗服务的需求量，会正向激励医生的医疗服务供给量，丰富医生的收入来源。而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的提高，往往会削弱医生的成本意识，增加医生诱导需求行为的倾向。3）医保机构的组织形式。我国医保机构缺乏竞争压力和控费动力，难以代表需求方形成强大的谈判力量，对供给方形成有效约束。

2.1医疗保险的支付方式对医生诱导需求的影响

周良荣[10]的研究结果发现实施单病种付费可以使阑尾炎切除术费用下降20.94%，其中药费和检查费分别下降44.75%和17.78%。刘向容[11]则发现实行总额预付制可以促进患者分级诊疗，引导患者更多地流向基层医疗机构，从而降低了居民医疗支出。臧文斌等[12]分析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患者医疗支出的差异以及其受疾病种类异质性的影响，发现疾病的异质性越大，其医疗费用差别就越大，提出按病种、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等医保支付方式可以遏制医生诱导需求。而我国医疗保险最普遍实施的支付方式是按项目付费，这使得医生趋于个人利益给患者开“大处方”、给患者进行“大检查”等，从而造成了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2.2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对医生诱导需求的影响

宁满秀和刘进[13]考察新农合对农户医疗负担的影响发现，尽管新农合的年度补偿封顶线有效降低了农户医疗费用负担，但是报销比例却不能有效地约束医疗服务供给方[12]。郭华和蒋远胜[14]通过对成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前后比较，发现医疗保险补偿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医生诱导需求的动机。向辉等[15]从供方角度分析医保报销面板数据，发现提高保险补偿比例后，医保目录内外费用结构的变化、县（区）内和县（区）外、慢性病和非慢性病之间的费用效应出现较大差异。在目录内的药占比下降约3%的情况下，目录外的药占比提高了近8%，说明补偿比例提高后，医生开出了更多的目录外药品，医生的诱导需求行为对于慢性病的费用影响也远远小于非慢性病。因此，医疗保险的引入会通过费用分担机制降低供给方的成本意识，增加了医生诱导需求行为的倾向。

2.3医保的组织方式对医生诱导需求的影响

保险需求范文篇5

1.发展概况

2005年，我国累计实现保费收入4927.3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03.28亿元，同比增长13.95%，增幅比上年同期上升2.67个百分点我国保险公司赔款累计支出1129.67亿元，同比增长11.89%，其中:财产保险赔款支出671.75亿元，同比增长17.56%;寿险给付金额306.5亿元，同比增长-0.8%;健康险赔款与给付支出107.92亿元，同比增长18.89%;意外险赔款支出43.5亿元，同比增长13.05%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经济补偿作用日益明显

但是，就世界范围来看，2000年，世界平均的保险密度为385.4美元/人，保险深度为7.84%，而2000年我国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分别仅为15.2美元/人和1.8003年，西方发达国家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分别为2000美元/人和10%，而我国的仅为20美元/人和2.2%可见，中国保险业要走的路还很长，同时，也能说明中国保险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2.存在的问题

(1)展业方式单一，市场营销观念淡薄我国保险业现处于“重展业轻理赔，重保费轻效益，重规模轻管理，重形式轻服务”的不正常状态在展业方式上仍是以保险公司自身人员直接展业为主，而保险和经济人为重点的市场中介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和完善;此外，国内保险公司实施的营销策略，大多是为了全面扩充业务规模和应付市场不规范竞争的需要进行的，具有明显的短期性特征，使得业务拓展的广度和深度受到极大限制

(2)保险资金运用渠道过窄国内保险资金的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购买国债和金融债券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项目，利用率偏低，削弱了其自行增值能力，降低了抗风险能力这将直接导致低保费率水平，抑制保险需求的增长相比之下，欧美发达市场国家保险公司资产分布，或者以企业债券为主，或者以股票为主，与中国的状况有显著区别

此外，在加入WTO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国内保险公司将面临着国外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管理科学的保险公司的严峻挑战由于我国现有的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对外资保险公司没有吸引力，外资保险公司会以吸取保费的方式聚集资金，然后将这部分资金转移到国外市场，以获得高收益这样一来，自然会有一部分保险资金流向国外(即“逆流”)，从而造成国内保费的流失

(3)高级保险人才相对匮乏一方面，我国保险业起步晚，缺乏高级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许多保险公司内部没有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无法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随着外资保险公司大量进入中国，先进的管理水平优厚的工作待遇良好的工作环境会吸引国内一批优秀的员工，从而造成中资保险公司人才的流失

(4)其他如保险品种在传统上仍以财产险业务和寿险业务为主，其他业务诸如责任险信用险健康险等涉及不多;保险市场结构不合理，个别公司集中度过高，使保险市场结构性失调十分严重等

二、中国保险市场需求分析

保险需求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的保费率水平下，投保人对保险公司提供的经济保障的需求量

1.影响中国保险市场需求因素分析

保险需求除了受其本身的价格(即保费率)的影响外，还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

(1)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我国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了对安全即保险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风险，风险的增大刺激了保险需求的增加一般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对保险的需求也就越高

中国人均GDP在2003年首次超过100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的特定时期，人们的消费将超越基本生活需求，并向长期消费品转移，同时，将有一部分家庭开始负债消费在资产负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中国居民户的收入和支出将越来越多地暴露在风险之下，保险的作用将会日益突出然而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消费观念对保险知识的了解程度及对保险的认知程度上也具有很大差别，因此，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是不同的

(2)社会保障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些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诸如退休失业医疗等方面的保障)转向由企业和个人承担，这就促进了企业和个人对商业保险的需求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3)市场化程度市场化是指经济资源由计划配置为主体向由市场配置为主体的根本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企业行为政府职能等一系列经济关系与上述转变相适应的过程金融市场的整体发育水平直接影响着保险市场的发展

(4)人口因素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不仅人口数量的多少决定着保险市场的规模，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和教育结构也是影响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处于年轻态时，应该尽可能增加对定期保险的供给;当社会进入老龄化时，应增加丰富多彩的储蓄类保险产品以符合社会需要此外，高的学历教育一方面可以使人更好的理解现代金融技术风险管理手段以及运用保险的风险分散功能进行风险管理，另一方面它增加了人力资本，提高了风险厌恶程度，使人们更倾向于回避风险因此，人口教育结构的改善风险意识的提高可以使人们由潜在的保险需求能力转化为现实的保险需求人口教育结构的提高对保险需求持久的积极影响已经被Truett，D.B.andTruett，LilaJ.(1990)及Browne，Kim(1993)所证实

(5)通货膨胀率由于通货膨胀会降低货币的购买力，因此，人们通过购买保险所能得到的实际补偿会减少，这会抑制人们对保险的需求林宝清等(2003)指出通货膨胀对人身险保费收入的影响大于对财产险保费收入的影响本文以1980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代表通货膨胀率，用P表示

(6)公众的风险意识以及对保险知识的了解程度中国数千年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及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公众对风险的意识极为淡薄再加上对保险知识的匮乏，使有些人认为保险是不必要的，甚至对保险这种服务并不信任，这些都会降低人们对保险的需求此外，于殿江(2003)指出，我国城镇居民的保险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障性储蓄动机，是作为一种对传统银行存款的替代，只要银行的利率提高，保险需求就会减少

(7)其他因素如保险产品的种类以及承包和理赔的服务质量责任范围;国家的收入分配制度财政制度银行利率等都会对保险需求产生影响

2.基于中国市场对保险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选用保费收入y作为被解释变量，居民收入CR和RR作为解释变量，分析保费收入受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其中数据为1980年到2005年数据

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和各变量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首先定义三个变量如下:

LnY=log(y/p)(自然对数的保费收入，固定价格1980=1)

lnCR=log(cr/p)(自然对数的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固定价格1980=1)

lnRR=log(rr/p)(自然对数的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固定价格1980=1)

我们对以上三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

其中，检验形式(C，T，K)中C表示截距项，T表示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

从上表的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置信水平下，LnYLnCRLnRR都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通过对LnYLnCRLnRR建立的回归式中的非均衡误差进行EG检验，得到上述三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最终建立一阶误差修正模型:

ΔLnYt=-1.25250.5628ΔLnCRt-0.1440(ΔLnYt-12.1271ΔLnCRt-1)

其中，该模型的R2=0.36，DW=1.31，这可能是由于模型中缺少一些变量引起的，如市场化程度保费率等

从该模型中可以看出，这些年来，我国的保费收入无论短期还是长期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都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农村收入太低导致的

三、结论和建议

1.增强自身经营意识影响商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商品的质量与服务，在保险市场上则表现为理赔等客户服务的质量保险公司应该提高自身保险资金的运用水平，提高保费的收益率以避免违约，从而提高顾客的信任度和忠诚度，这是面临国外保险公司强有力的竞争的基石，也是扩大市场份额的基础

2.积极创新险种保险公司应该根据客户的不同特点，细分市场，设计多层次多品种的险种，同时，要通过个性化的产品和营销方式等渠道挖掘市场的隐性需求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96%，到2010年，这一比重将上升到7.96%，加上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老人的赡养问题将会成为独生子女很大的经济压力，人们养老的危机意识将会显著提高，这在城市尤为突出因此，针对城镇居民挖掘其保险需求时，应该注重储蓄型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对于农村居民，虽然在现阶段其收入不高，对保险的需求受到很大限制，但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时刻具有自然灾害损失风险，而农民本身规避风险的能力较弱这些年来，农民保险意识在逐步增强，购买保险的积极性(尤其是在财产险方面)增加，这点熊军红(2005)已经验证因此，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以及对保险知识的进一步了解，农业保险将会成为新的增长点针对农村居民，保险公司应重点设计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保险产品，让农民有效地转移和分散在农业生产中的风险

3.改变传统营销方式应该早日建立具有高业务素质和保险知识队伍的保险经纪人与人的制度，并在公司内部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最大程度地避免“委托—”问题同时，通过知识营销的方式扩大消费者对保险产品和保险公司的认知空间，提高消费者的风险意识

参考文献:

[1]李杨.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0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04-116.

[2]罗永泰.对传统寿险营销模式的反思[J].现代财经，2005，(5):8-10.

[3]齐红明，陈立新.保险有效需求影响因素分析[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7):372-373.

[4]吴江鸣，林宝清.我国保险需求模型的实证分析[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10):26-30.

[5]汪先英.我国保险营销渠道的现状和培育[J].财贸研究，2003，(3):31-32.

[6]于殿江，郭楠.我国城镇居民保险需求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含义[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132-136.

[7]金淑彬.增加保险有效需求的路径选择[J].商场现代化，2006，(3)下旬刊:207-208.

[8]熊军红，蒲成毅.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关系的实证分析[J].保险研究，2005，(12):29-31.

保险需求范文篇6

关键词：董事责任保险；保险经济学；保险需求；公司治理

董事责任险(全称应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本文简称“董事责任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责任险，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被上市公司普遍地采用，美国某些行业的投保率甚至达到100%，因此，对这一广泛应用的险种进行研究，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董事责任险承保的是董事责任诉讼风险，而超过半数的董事责任诉讼是由股东发起的，是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董事责任险承保的实际上就是公司治理风险；另一方面，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许多假说，如薪酬说、监督说等同时也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研究必然大大推进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此外，董事责任险的买卖双方都是具有相当专业知识的机构，企业要决定买不买以及买多少，而保险公司会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收取相应的保费。企业的决策是建立在明确具体的风险管理战略基础上，从而符合理性人的解释，还是纯粹出于惯性，从而更符合行为金融的解释?董事责任险为我们检验这些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基本理论及相关命题

传统上，人们将公司购买保险的动机归为风险厌恶。风险厌恶用于解释董事责任险的个人需求部分是有足够说服力的——董事和高管人员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股东诉讼的风险，而股东诉讼往往可能使董事面临巨额的赔偿，使其个人财富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这样，风险厌恶的人要么不愿出任董事和高管，要么就采取过于保守的管理策略，以减少出错的机会，而这对于企业来讲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为了吸引管理人才，并激励其开拓创新，企业就会为任职的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购买董事责任险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风险厌恶却无法很好地解释董事责任险的公司需求部分。因为公司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在公司这样的企业组织形式下，风险是由股东依据其股份多少来分摊的，而股东又可以通过资产多元化来规避这部分非系统风险。另外，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由于保费加成的存在，董事责任险的保费往往超过预期理赔成本，因而，作为一项投资，董事责任险的净现值为负。这就使得董事责任险公司需求部分的存在显得让人难以理解。

对公司保险需求的经典解释来自Mayers与Smith(1982)，他们从MM定理出发，提出了公司购买保险的七大动机：

第一，保险公司是最佳的风险承担者。交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公司的风险具体由哪一方来承担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不同的。由于人力资本具有不可分割性，公司管理者和员工要求的风险补偿往往较高，而股东和债权人尽管可以利用资本市场来规避风险，但受资本存量制约，其风险承担能力有限。保险公司是专门从事风险管理的，在风险评估和防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能够降低风险管理的成本，从而提升公司的价值。

第二，保险可以降低期望破产成本。公司破产时要发生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费用，将主要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企业破产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因而，只要预期破产成本减少的现值超过保费加成的现值，企业就有动力购买保险。

第三，保险公司可以提供有效的理赔服务。由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结果，保险公司在处理索赔方面享有比较优势。对于因财产损失和责任诉讼引起的索赔，保险公司将利用其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点进行处理，公司的理赔部门还会对相关处理决定进行复核。尤其是在责任诉讼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将聘请经验丰富的当地律师，代表企业进行抗辩。

第四，保险公司可以发挥外部监督者的功能。根据理论，公司各个相关方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其决策都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由于缔约成本的存在，人们无法事先签订一个面面俱到的契约，总有一些事项是合同中没有约定的，于是就产生了监督的需要。而保险公司便可以充当监督者的角色，而且，相对于其他监督机制，如外部顾问等，保险公司会更加尽责。

第五，保险可以约束管理者的投资决策。由于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上的分歧，企业有可能投资于某些净现值为负或拒绝某些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债权价值会因此而减少，股权价值却增加。意识到这种财富转移的可能性，债权人就会在购买债券时压低报价。为了降低融资成本，企业不得不在债务合同中承诺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行自我约束，而购买某些保险便是常用的方法之一。

第六，保险可以减少期望税赋。税法某些条款的规定使得当公司的税率是累进制时，相对于自保来说购买保险会降低企业的期望税赋。

第七，保险可以降低监管成本。某些行业的产品定价是受到管制的。为了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监管方必须对损失的分布进行估计。而保险公司在损失估算方面是专家，他们通过测算损失发生的概率与损失的期望值来确定风险的大小，并在此基础上加成，从而确定具体的保费。为了提高效率，监管者就倾向于由保险公司负责损失估算。另外，由于保费加成随着产品价格转移给了客户，企业也有购买保险的动力。

在后来的研究中，Mayers与Smith(1987)对保险在约束企业投资决策方面的功能进一步做出了论述：意外损失使得某些资产的价值取决于未来的追加投资，因而具有买入期权的特征——如果损失不发生，资产的价值与未来的投资决策无关，而一旦损失发生，其价值就要看公司是否会追加投资以重置该项资产。另一方面，在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存在债务的情况下，追加投资的收益将主要用来偿还债务，从而使得股东的境况有可能比没有追加投资时还要差。这样，即便净现值为正，企业也不愿追加投资。投资不足将导致债权人可能无法足额收回借款。因此，债券发行时，债权人就会把投资不足的风险考虑进去，并反映在其报价中，投资不足产生的成本最后还是由股东承担。为了获得低成本的资金，企业就会千方百计使债权人打消疑虑，例如，在债务合同中规定限制分红，留存一定的资金用于偿还债务或进行投资。为某些资产购买保险也是债务合同中经常采用的措施。此外，他们还对最优保额进行了研究，认为避免投资不足没有必要足额投保，最优保额的临界点由资产结构中债务的金额与损失净额来决定，债务金额和损失净额越大，保额就应该定得越高。

在Mayers与Smith(1982)的保险监督功能基础上，Holderness(1990)将董事责任险需求与公司治理联系起来。他认为，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董事责任险可以从不同方面起到监督管理层的作用：首先，保险公司在决定承保之前，要对被保险人进行彻底的了解；其次，当董事责任诉讼发生，企业根据保单索赔时，保险公司要对引起纠纷的董事行为进行全面的调查；此外，董事责任险还有利于其他监督机制的发挥——董事责任险的存在，使企业更有可能招募到胜任的独立董事，增强了董事会的独立性，从而更有效地维护股东利益。这样，Holdemess(1990)就做出论断：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是为了实现对管理层的监督。他根据1979年Wyatt的董事责任险报告对这个论断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所有权与管理权越是分离从而问题越是严重的公司越是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Romano(1991)对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动机有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她认为，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目的是避免董事决策失误给股东造成的损失。通常，补偿管理者因为董事责任诉讼所遭受的损失是公司的法定义务(CorporateIndemnifieationPlans-CIPs)，公司还可以通过修改章程对董事的责任加以限制(LimitedLiabilityProvisions-LLPs)。这样，在CIPs法定LLPs普遍采用的情况下，董事的利益已经得到有效保护，公司没有必要再购买董事责任险。董事决策失误的最大受害者是股东，董事责任险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股东，因而股东最有动力购买董事责任险。

Gutierrez(2000)也是股东利益保护说的支持者。但不同于Romano(1990)关于董事责任险在CIPs法定、LLPs普遍采用下没有必要存在的论据，她认为董事责任险和LLPs都是优化董事薪酬契约的均衡解的一部分。通过一个三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Gutierrez(2000)证明了股东可以通过对董事法律责任与薪酬的设定，确保董事有动力去履行职责，而股东有动力进行诉讼，从而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她的推理可以归纳为：股东诉讼是有成本的，因此赔偿金额必须足够高股东才有动力行使诉讼权。而另一方面，股东诉讼权的行使还受到董事的支付能力的影响，在缺乏董事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对于同一赔偿金额，如果董事支付能力弱，股东因担心无法足额获得赔偿，就缺乏诉讼的动力；如果董事支付能力强，而赔偿额又高的话，即使董事存在过错的可能性很低，股东也有动力频繁提起诉讼。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实现，因此，有必要为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具体来讲就是，当董事支付能力强时，最好的办法是对最高赔偿额进行限定，或是对董事责任加以限制，从而防止股东诉讼过度；当董事支付能力弱时，就需要为董事购买保险，从而刺激股东诉讼的积极性。

这些理论为研究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通过后人的补充与引申，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命题：

1.风险厌恶说。董事责任险是公司吸引风险厌恶的管理人才为企业服务的手段。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受到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以及公司发生诉讼风险的可能性的影响。由于大公司拥有更多的员工和更多的资产与客户，其面临的诉讼风险更大，因而公司的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一些引起公司规模变动的活动，如资产并购和剥离等会增加诉讼风险，因而会增加公司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拥有公司股份的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较高，因此董事责任险需求与管理层持股正相关。另外，由于独立董事的风险大于内部董事，独立董事的比例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也应该正相关。

2.薪酬组成说。董事被认为是风险厌恶的，对于其任职的风险会做出理性的预期，并索取相应的风险报酬。这样，董事责任险就可以看作是董事薪酬的一部分。按照这个说法，董事责任险需求应该与董事的其他形式的报酬负相关。

3.管理者资质信号说。通常，优秀的管理者较少遭到董事责任诉讼。为了向外界显示自己的才能，优秀的管理者就倾向于把免赔额定得高一些。当管理者的资质不易评价时，这种信号的作用尤其重要。由于成长型公司和股价波动大的公司的业绩容易受管理者资质之外的因素影响，其管理人员更加需要通过高免赔额增强投资者信心，因而，成长型公司和股价波动大的公司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较小。

4.财务困境说。财务困境或更严重情况下的破产，会给企业造成巨大成本，届时，破产企业很可能将无法履行对董事的损失补偿承诺。这样，董事责任险需求就与公司发生破产的可能性正相关。由于负债会增加破产风险，公司的保险需求就会随着负债比率的提高而增加。而公司过去的收益率是公司财务状况的一个很好参照，收益率越高，公司出现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过去的收益率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负相关。此外，大公司抗风险能力强，有一大部分风险是自留的，而且，破产成本并非随着公司规模增长而成比例增加，公司的保险需求就应该与公司的规模负相关。

5.监督说。董事责任险相当于为企业引入了一个外部监督者。保险公司在承保和理赔等各个环节，都要对董事的行为和决策进行严格调查，这就起到了对董事的监督作用。监督假说意味着，公司规模越大，从而由额外监督获得的益处越多，就越有可能购买董事责任险。同时，考虑到董事责任险与其他监督机制的替代性，董事责任险需求应该与独立董事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负债比率、管理层持股比例等负相关。与董事会独立性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CEO(ChiefExecutiveOfficer)兼任COB(ChairmanoftheBoard)对董事责任险购买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CEO—COB的分离有利于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从而有利于监督机制的发挥，因此二者的分离与董事责任险具有替代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保险公司在承保董事责任险时，往往要求独立董事必须达到一定比例，并且CEO与COB由不同的人分别担任，这样，董事会的独立性连同CEO—COB的分离与董事责任险就是互补的。

6.强势管理者(entrenchedmanagers)说。董事责任险是一种董事保护机制，董事只需分摊很少一部分保费，却可以享受董事责任险带来的全部利益。而且，公司购买保险是无须征得股东同意的。这样，只要董事的报酬没有因为购买了董事责任险而被相应地下调，董事就会乐于购买董事责任险。由于董事越是强势，就越可能忽视其他股东的意见，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应该与CEO的表决权正相关。另一方面，随着管理层股份持有的增加，董事分摊的保险费增加了，而所获取的好处却不变，因而，董事责任险需求就与其管理层拥有的股份负相关。

7.股东利益保护说。董事责任险的主要功能是保护股东。因为资产价值是股东损失的上限，董事责任险需求就应该与公司资产价值正相关。

8.服务效率说。保险公司作为专业的风险管理者，在风险评估、损失防控与处理索赔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企业借助于保险公司可以更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一般来讲，大公司更倾向于设立自己的风险管理部门，并采用金融衍生工具等较复杂的手段避险，而小公司更加依赖保险这种传统的风险管理手段。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与公司的规模负相关。

9.防止投资不足说。保险具有约束管理者投资决策的功能。公司资本结构中债权的比例越高，股东转移财富的可能性越大，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应该与资产负债比率正相关。另外，由于成长型的公司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投资，因而成长型公司应该更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10.避税说。累进制税收意味着在低收入区税收函数是凸的，而在高收入区税收函数则是线性的。凸性税收函数使得公司的期望税赋要超过其期望税前收入所对应的税赋。这样，应税收入处于税收函数凸起部分的公司或者说预期税前收入波动性大的公司更有可能购买董事责任险。

11.降低监管成本说。监管者为了降低成本，会依赖保险公司的损失评估来定价，这样，受监管的公用事业公司更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这些假说更多的是逻辑推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情况却不得而知。而且，根据不同的假说，同一个变量对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有时是相反的。例如，按照服务效率说，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负相关，而股东利益保护说、风险厌恶说、监督说却意味着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正相关。那么，公司规模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净效应是正还是负，这些都使得相关的实证检验成为必需。

二、实证检验结果

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数据的缺乏，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假说的实证检验一直无法进行。虽然Wyatt也提供一些董事责任险方面的报告，但他的数据是通过调查来搜集的，其准确性难免让人怀疑。

最早的保险需求实证检验来自Mayers与Smith(1990)。他们以1276家所有权结构不同的产险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保险需求的一个特殊部分——再保险的需求进行了研究。检验结果发现：所有权集中程度与保险需求正相关；集团公司成员更倾向于购买保险；公司规模与保险需求负相关；信用状况与保险需求负相关；地域集中度与保险需求负相关；业务集中度与保险需求负相关。这样，保险公司是最优风险承担者和有效服务提供者的功能得到了支持，而保险在减少期望税赋、防止投资不足和降低破产成本方面的作用却不能确定。

由于Mayem与Smith(1990)研究的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还有待考察。正如他们指出的那样，所有权集中度、公司规模和信用状况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或许可以直接推广到工业类公司，而地域和业务的集中度与非保险公司的保险需求是否有关还存在疑问。另外，如果使用工业类公司的数据对相关论断进行检验的话，变量还要重新设计。

1992年英国的Cadbury报告和1993年加拿大的Dye报告改变了长期以来保险数据不透明的状况，两国的证券监管委员会采纳了报告的建议，将有关公司使用的避险工具及董事薪酬作为法定公开信息。至此，对董事责任险需求命题的实证检验终于成为了可能。

Core(1997)是第一个对董事责任险需求进行实证研究的人。他用222家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对加拿大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是否购买董事责任险主要是由其诉讼风险与发生财务困难的可能性的大小来决定的，这就支持了风险厌恶说与财务困境说。检验结果不支持董事责任险是董事薪酬组成部分的说法，因为没有发现董事责任险与其他董事报酬具有替代性。在管理层持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关系方面，Core(1997)的结论是，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董事责任险的需求越低，支持了监督说以及强势管理者说。

Core(1997)对降低监管成本说的检验结果是肯定的，而董事责任险减少投资不足的作用不显著。他的模型的一个缺点是预测性太差，其对决定购买董事责任险的预测准确率为76%，而对决定不购买董事责任险的预测准确率只有34%。在后来的研究中，Core(2000)对董事责任险的保费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决定保费高低的因素与决定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因素基本相同。

O’Sullivan(1997)通过对366家英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对Holdemess(1990)的监督说进行了检验。他发现：由于董事责任险的保费相对较高，小公司多使用大股东和管理层持股作为监督机制。而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为达到一定股权比例，股东所要支付的成本也在上升，靠增加所有权来监督管理层变得昂贵，因此大公司更多地使用董事责任险和独立董事作为监督机制。此外，在管理层持股与董事责任险的关系方面，他得出的结论与Core(1997)一致，即二者具有替代性。

更晚些时候，Boyer与Delvaux-Derome(2002)第一次使用面板数据对董事责任险需求进行了分析。他们的样本包括327家加拿大公司1993年—1999年的董事责任险数据。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但只有以资产价值来衡量公司规模时，这种相关性才显著，而以股权市值计算的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没有关系；公司的财务状况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负相关；股价波动性与董事责任险需求负相关，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股价的波动模糊了董事的管理能力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联系，使得股东胜诉的可能性下降，从而股价波动性越大，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越小；在董事会结构方面，他们只发现金融机构持股比例和独立董事比例与董事责任险需求存在负相关，而CEO—COB的分离以及CEO的投票权对董事责任险需求没有影响；对于管理层持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关系的检验，其结论同样是二者负相关；但Boyer与Delvaux—Derome(2002)在美国上市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方面得出的结论不同于Core(1997)，他们没有发现董事责任险的需求与美国上市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

Chalmem，Dann与Hafford(2002)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动机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解释：管理层的机会主义。他们对1992年-1996年上市的72家美国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1nitialPublicOfferings，IPO)前购买的董事责任险责任限额与其IPO后三年间的股价负相关。这就表明掌握内部信息的管理层在IPO之前很可能知道公司IPO定价存在高估，为了避免IPO后股价下跌股东诉讼引起的损失，管理层购买了高额董事责任险。然而Chalmers等(2002)忽视了一点：董事责任险是索赔型责任险，因而在IPO时有没有董事责任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诉讼发生时有没有董事责任险。Chalmers等(2002)研究的数据只反映了IPO时企业董事责任险方面的信息，其结论的说服力也就大打折扣。其次，IPO的董事责任险通常将被保险人扩大到承销机构和其他股东，因而使用IPO时的董事责任险数据得出的结论不具有一般性。再者，他们的样本过小，只包括72家公司，而且存在取样的偏差，这些都会对检验结果产生影响。

Boyer(2003A)支持将购买董事责任险的主要动机解释为保护股东利益。他的论证与Romano(1990)有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对董事责任险作为董事保护机制而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的基础上的：董事责任险是由公司出资购买的，目的是在发生董事责任诉讼的时候，董事可以用来支付律师费和赔偿费。然而实践表明，有一半以上的董事责任诉讼是由股东提起的。这种解释显然存在着逻辑问题——股东为董事购买保险，以防股东诉讼给董事造成损失。因此，Boyer(2003A)提出了自己的假设：董事责任险的目的是保护股东利益。他对这个假定和关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其他假定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股东保护说与董事薪酬说、管理者信号说一起最有力地解释了董事责任险的需求，监督说也得到了实证支持，而财务困境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没有明显的影响。

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Boyer(2003B)又有了新发现。当模型中增加了一个解释变量——上年度是否购买了董事责任险时，先前经检验证明对董事责任险需求有影响的所有财务指标或公司治理指标都变得不再重要，对决策有显著影响的唯一指标就是该公司在上一年度是否购买了保险以及买了多少。他的逻辑是，第一，人们往往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而不是对未来的预期进行决策的；第二，管理层一旦做出一个最优决策，就会坚持下去，发展成惯例，直到实践表明有必要进行修订，而对决策进行检验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第三，推翻以前的决策等于承认自己错了，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当然不愿意这样做，因而就会有意推迟决策评估的时间。Boyer(2003B)的研究结果意味着被认为是高度理性的公司管理者的决策并非是在明确具体的风险管理战略指导下的理性行为，却纯粹是习惯使然。

继Chalmers，Dann与Harford(2002)之后，Kaltchev(2004)再次使用美国公司的数据对董事责任险需求进行了实证检验。他的数据是由两家保险经纪商提供的，包括113家公司在1997年—2003年间的董事责任险信息。初始的检验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责任限额的绝对值正相关；习惯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具有一定影响，但并非决定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唯一因素，并且习惯的作用是随着时间变化的；公司的财务状况变量，如收益率，负债率与股价波动率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与Mayers与Smith(1982，1987，1990)的降低破产成本说预示的结果一致；而董事责任险需求与公司治理的联系却不明显；董事责任险与其他监督机制之间具有互补性，而非替代性，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对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与预计的效果相反。这样，董事责任险的监督功能和减少投资不足的功能就没有得到支持。Kaltchev(2004)对此的解释是，引起股东诉讼的可能不是公司治理的问题，而是公司业绩的问题。考虑到公司规模对责任限额的影响，Kahchev(2004)用责任限额与公司价值的比率替代责任限额的绝对值作为新的因变量，再次进行检验。这一次，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关系从原来的正相关变成负相关，支持了Mayers与Smith(1982，1987，1990)的服务效率假说和降低破产成本假说，而惯性的作用基本上消失了。Kahchev(2004)因此猜测，在因变量的设计上，经过规模调整的责任限额可能比责任限额绝对值更为合适。其他方面的检验大体上维持了原来的结果。此外，在公司规模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方面，他不同意Boyer(2003A)的股东利益保护说，认为应该从管理者的角度而不是股东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公司规模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因为决定买不买董事责任险以及买多少的是管理者，而不是股东，通常股东对于董事责任险的信息是不知情的。因此，公司规模之所以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不是因为公司越大股东的损失可能越大，而是因为公司越大管理层的损失可能越大。

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研究基本上出自欧美一些国家的学者，由于相关数据的不可获得性，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成果几乎没有，作者能够搜集到的唯一一篇论文是由香港地区的HongZou，SoniaWong，ClementShum，JunXiongandJunYang(2006)贡献的。考虑到在中国上市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必须由董事会提议，并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他们查询了在沪深上市的所有中国大陆公司2000年—2004年的年报和董事会公告，组成了一个包括88个获准购买董事责任险的观测值的样本，并以行业、时间以及公司规模为标准另外选取了88个没有购买董事责任险的观测值作为对照样本。

他们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大陆市场的特殊之处：首先，民事法律责任风险和董事责任诉讼风险并非迫在眉睫，因而风险厌恶不应成为决定董事责任险需求的主要原因；其次，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权集中，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而且不同于其他国家，我国法律规定购买董事责任险必须经过股东大会批准，这些因素决定了购买董事责任险的主要原因也不会是管理层投机。

检验结果表明，影响西方国家上市公司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因素，例如独立董事比例、诉讼风险、资本结构、管理层持股等，也同样影响着中国上市公司的投保决策。HongZou(2006)等人研究的一大贡献在于他们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解释：保护控股股东的利益。中国设立股市的初衷是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一个融资渠道。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拿出一部分优质资产，经过改制重组和财务包装后发展而来的，这就使得上市公司与控股的母公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以来因为股权分置的影响，控股股东缺乏提高公司价值的动力，而是存在着转移财富，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HongZou(2006)等人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假定，检验结果显示，大股东在董事会的席位及／或为大股东提供信贷担保较多的公司更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在此基础上，他们推断，总的来看，第一批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大陆上市公司的购买决策应该是大股东以及公司管理层的一个逆向选择，目的是保护控股股东及其董事免遭小股东诉讼造成的损失。

三、小结

保险需求范文篇7

一、从个案地区的情况看补充医疗保险的现实需求

为了展望补充医疗保险的发展，有必要先了解补充医疗保险的现实需求。这里我们以四川的情况为例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该个案地区的情况原出自四川省劳动保障部门于1998年10月至12月对省内部分地区用人单位和职工进行的医疗保险情况抽样调查。此次调查的单位样本共189家（机关、事业单位108家，企业81家），共有职工92630入，男女职工比例为8：5（机关和事业单位为3：l，企业为5：2），离退休人员占职工总数的25％（机关和事业单位为24％，企业为26％）。81家企业单位中经济效益较好的占4．8％，一般的占31．l％，较差的占55．4％。所调查的单位1997年职工人均年度工资为6056．50元（机关和事业单位7337．80元，企业5633．21元）。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关于补充医疗保险，我们得出如下几点印象和结论（不排除这些印象因调查地点和时间段的有限性而不能完全反映全国的普遍情况）。

（一）大多数单位（机关和事业单位占93．l％，企业占85．2％）指出他们能够接受的“基本医疗”部分的筹资比例在8％以下，能够接受的封顶线为当地社会年平均工资的3至5倍。超过半数的单位（机关事业单位为67％，企业为54．3％）不愿为单位职工投保补充医疗保险，不愿意投保的主要原因是单位负担不起；愿意投保的单位能接受的缴费比例约为职工工资的2％左右。这反映出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负担较重的实际情况。因此，补充医疗保险方案只能采取非强制性的自愿参保方式，保险费亦不能定得过高。

（二）愿意自办或为职工投保补充医疗保险的单位大多希望参加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办的补充医疗保险，并愿意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的3％来自办或参加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办的补充医疗保险。这说明由社会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开办自愿参保的补充医疗保险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除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外，也符合广大职工和单位的愿望。

（三）大多数职工（占68．7％）认为所在单位不会为其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超过60．9％的职工个人不愿意投保商业医疗保险，不愿意投保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上负担不起和对商业保险公司缺乏信任感，愿意投保的个人大多（占56．1％）仅愿意每年拿出不多于100元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商业保险公司虽然具有灵活、高效和服务周到等优点，但由于目前我国整个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还处于起步价段，广大职工和单位对保险公司的信任度不高，对其支付能力还不放心。这是商业保险公司在设计补充医疗保险产品时应当加以考虑的因素。

二、补充医疗保险发展趋势试析

（一）补充医疗保险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之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的结构之一就是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都无法回避一种情况，即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功能作用的结果会增大社会成员生存和生活的风险。而社会保障体系作为社会发展过程的减震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的现阶段，在社会保障各个项目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于劳动力的流动影响最大。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用人单位有没有这两种社会保险。如果有的单位被社会保险所覆盖，而有些单位尚未进入社会保险的保障范围，则条件较好的劳动力将首先考虑向有社会保险的单位流动。当然，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和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人往往不得不选择那些没有社会保险的工作岗位。二是，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水平高不高。在同样都有基本社会保险的单位中（主要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劳动者的流向将取决于用人单位的补充社会保险的保障程度。因此，补充医疗保险将和补充养老保险共同构成直接影响劳动力流向的首选因素之一。凡是建立补充医疗保险的单位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特别是中年人才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相反，无力或不愿建立补充医疗保险的用人单位在此方面将相形见绌。

（二）补充医疗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之间将形成明显的相关性。

1．时间上的相关性。

从实行补充医疗保险地区的情况看，补充医疗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的改革实践在时间上的关系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整个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先行起步。在此之后的两至3年，补充医疗保险亦将开始建立，如四川和山东威海。二是，随着整个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启动，补充医疗保险制度与新型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同时起步，如厦门市。可以预计，在全国范围内，补充医疗保险与新型基本医疗保险启动的时间差并不长。补充医疗保险将是紧随基本医疗保险之后的涉及地区广、覆盖单位多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一大景观。因此，对补充医疗保险及早进行理论研究和政策立法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2．补充医疗保险的进程将影响基本医疗保险改革的速度。

我们认为，补充医疗保险仍然属于社会保险的范畴，补充医疗保险具有代替原医疗保险部分功能的作用。它可以弥补因降低原有职工医疗保险待遇水平而产生的保障缺口。因此，是否建立补充医疗保险、何时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将直接影响新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的速度。可以说，补充医疗保险建立早的地区，其基本医疗保险的改革也会较为顺利。如果没有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或者很难建立或者操作起来难度较大。为了比较顺利地推进整个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在原享受医疗保险制度的单位和个人中，补充医疗保险的设计应当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启动基本同步。从长远看，补充医疗保险有可能将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基本医疗保险，也就是说，补充医疗保险在公营部门将成为整个医疗保险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保险需求范文篇8

关键词：农业保险国家政策扶持

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同时农业生产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又具有特殊性，所以，许多国家政府都将农业保险作为政府的经济政策来推行，把农业保险纳入社会福利政策之中，通过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间接实施对农业、农户的政策扶持与利益保护。我国是农业大国，我国农业的基础性和高风险性表现更突出一些，也就更需要农业保险对其进行保障和支持，而中国的农业保险相对于人身险来说比较薄弱。要想尽快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农业保险体系，还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

一、国家政策扶持农业保险的必要性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决定农业保险需要国家政策扶持

我国农业保险一直是我国保险业的薄弱环节。1982年，我国恢复农业保险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农业保险实行纯商业化运作方式，其效果并不理想。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业保险出现了萎缩现象。2003年，保监会开始着手研究现代农业保险并进行理论创新，于当年年底制订了《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初步方案》。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2004年，保监会在上海、吉林、黑龙江分别批设了3家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在江苏、四川、辽宁等地开展了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但是，最近国务院组织有关部委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保险业服务“三农”的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结果表明，农业保险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能否得以解决，取决于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主要表现为：

1缺乏农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农业保险尚未涉及，其他方面的条例法规对农业保险规定也很少，导致农业保险无法可依，而一部完善的农业保险法的出台，需要国家来制定。所以，从此角度来说，农业保险急需国家政策的扶持。

2缺乏国家财政政策扶持。目前，国家对农业保险除了免征税外没有其他更多的财政政策扶持，并且我国也只免征种养两业险的营业税。由于缺乏政府的直接扶持，结果是农民受经济条件的约束，无力投保高保险费的农业险，而保险公司受高赔付率的影响，无法承保低保险费的农业保险。因此，我国农业保险处于两难境界。要想更好地解决此难题，国家应对农业保险进行政策扶持。

3缺乏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体系，我国虽有部分省已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组织了政府扶持农业保险的活动，但大多数地区还是靠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并且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推进，其政策性业务日益剥落和减少。所以，此时需要政府建立农业保险组织体系来扶持农业保险。

（二）国家政策扶持农业保险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由于其自身的弱质性和生产过程的特殊性，因而面临许多风险，包括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如果风险处理得当，农业将得到发展；反之，将给“三农”带来灾难性后果。农业保险作为农业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器”和“减震器”，对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发展农业保险可以更加直接有效地帮助国家落实好“三农”政策。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农民，在充分享有利益的同时，也承担着很大的生产经营风险，他们需要一种风险转移的方法，以确保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和家庭生活的安定。农业保险参与农业生产、防灾、销售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和灾后的经济补偿管理，可以帮助农民迅速恢复生产和生活，有利于灾后社会的管理与稳定，可以保证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抗灾害或疫情的透明度，从而直接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实施。政策扶持农业保险，是变政府对农业灾害损失的事后救济为事前防范与灾后经济补偿，政府和广大农民以较少投入获取较高保障，更好地体现政府对“三农”的支持政策。所以，国家应对农业保险给予大力的政策性扶持，以便更好地发挥农业保险的作用，让农业保险更好地为国家解决“三农”问题保驾护航。

（三）国家政策扶持农业保险，是我国更好地适应WTO的需要

中国已加入WTO，这意味着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应削减一些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和措施。按照国际惯例，国家政府不应对某项经济给予大量的直接财政补贴，但是，可以采取相应的政策性扶持，这对我国薄弱的农村经济产生诸多的负面影响。而农业保险属于WTO规则许可的“绿箱政策”，在绿箱政策范围内的财政对农业的补贴规模不受WTO农业协议条款限制。因而各国政府将扶持农业保险作为促进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农业保险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都给予较多的保险费补贴。我们国家也应利用这一规则，加快建立对农业保险的财政金融支持机制，通过支持农业保险来促进我国农业的健康发展和持续发展，从另一个角度发挥我国政策对农村经济的保护作用，从而提高中国农业的生产经营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四）国家扶持农业保险，是解决农业保险高费率与农民购买力水平较低矛盾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7月22日，2006年全国26个省（区、市）不同程度遭受洪涝灾害，农作物受灾面积1076.3万公顷，绝收211.4万公顷。重庆遭遇了50年以来的最大旱灾，据重庆市政府统计，全市直接经济损失77.7亿元人民币。巨大的经济损失缺口大部分是由农民自己来承担的，而原本是灾害“减震器”的保险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我国，有80%以上的农民没有加入农业保险，据统计，2005年，中国保险业保费收入达4127亿元，而农业保险费收入仅5.2亿元，户均投保费用仅2元多。面对如此大的风险威胁，我国农民为什么不投保农业保险呢？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农民无力投保，这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3255元，农民必须用这些收入去购买生活必需品、赡养老人、为子女提供教育费用等，最后所剩无几，因此，他们很难拿出更多的钱去购买农业保险。二是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的赔付率很高，据调查数据显示，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高达88%，有的地区竟高达250%，这大大高于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率使得经营农业险的保险公司往往亏损。于是，保险公司就要提高费率，费率越高，农民越无力投保，因此，我国农业保险出现了一种现象，即商业保险公司从根本上讲不愿意放弃农业保险业务，想发展农业保险，但低廉的保费和极高的赔付率导致保险公司赔付不起，只好提高费率；而农民也意识到农业保险的保障功能，对农业保险有很大的需求，但是较低的收入和高费率，导致农民保不起农业保险，消费不起农业保险这个“备用轮胎”。目前，二者之间的保费高低方面的矛盾靠他们自己已无法得到妥善的解决。要想更好地解决这一矛盾，需要政府出面，加大对农业保险的资金投入，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使保费维持在二者都能接受的程度上，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和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这一矛盾。公务员之家:

二、国家政策扶持农业保险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用法律规范农业保险业务

市场经济，法制先行，任何一项政策经济活动都需要法律来规范。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有其本身的政策性，所以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更高。一些农业保险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为弥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缺陷，都是通过立法来增加政府干预农业保险能力的。美国发达的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业保险制度的完善，而美国农业保险能稳步发展，又得益于有专门的法律对其进行规范。美国早在1938年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对农作物保险的性质，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办法、经办机构等进行了规定，为农作物保险业务开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完善的“农业保险法”，使得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在具体运营时有很大的随意性。同时，由于没有法律约束行政部门，这样，国家行政部门有时可能越权去过分干预农业保险的正常运行。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法”，把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轨道，用法规形式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政府的管理职能和具体的支持方式、经营主体应享受的具体优惠政策，明确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性质、经营原则、组织形式、承保范围、保险费率、农业再保险办法等。制定农业保险法律法规，有利于规范农业保险市场，能够避免政府扶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或因国家财政的一时困难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必要支持。完善的农业保险法，能保证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同时，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配套的法律保障，以确保农业保险有法可依，沿着法律轨道健康发展。

（二）完善与农业保险密切相关的配套制度

农业保险在国家经济中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其他相关的经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发展和壮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要想发展和壮大农业保险，需要国家制定一些相关的配套制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制定相应的信贷扶持政策，对农业保险给予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对于参加保险的农户，可优先为其提供信贷，对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出现流动性资金不足时，允许其申请一定额度的无息或低息贷款。第二，制定相应的税收扶持政策，国家给予经营农业保险公司免征部分税赋的优惠，有利于保险公司积累总准备金，保证其长期稳定经营。第三，制定各级有关政策管理职能部门扶持农业保险的政策，以确保各级职能部门真正为农业保险服务。这些配套制度能否较好地对农业保险加以支持，国家意志将起到关键作用。所以，各级政府应真正为农业保险服务，尽快制定和完善与农业保险密切相关的配套制度，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促使农业保险渐入佳境。

（三）建立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增强农业保险的供给能力

实践证明，农业保险不能完全依靠商业保险，但是，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完全依靠政府组织承办农业保险也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建立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国务院2006年6月15日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探索发展相互制、合作制等农业保险组织，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所以，我国政府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体系，以适应农业保险的需要。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将大大缓解我国农业保险供给能力受制于单一经营主体的状况，同时在国家给足农业保险保护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的前提下，多种形式的经营主体之间还可以形成有效竞争，增加农业保险供给能力。

（四）加大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

财政给予农业保险补贴是开展农业保险的重要保障。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成本、高价格、低收益的特点，决定了农业保险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单一依靠市场机制的配置会造成市场的失灵。我国农业保险二十多年实践证明，纯商业化经营的路子是走不通的。这就客观要求政府履行其宏观调控和公共管理职责对农业保险这个准公共性产品给予财政补贴。国外政府很重视对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美国、加拿大日本、菲律宾等国家政府都给予农业保险较多的保费补贴，日本有些农作物保费的补贴比比率达到70%.我国对农业保险进行的政府补贴，可重点在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对投保农民提供保费补贴，主要针对大宗农产品，即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以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力，但对保费补贴的比率应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一般平均补贴率不应高于50%.二是对保险公司提供费用补贴，减轻保险公司的费用压力，补贴数额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三是对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提供资助，为农业保险建立巨灾补偿基金，用于发生巨灾时的大额保险赔付。农业稳定发展的受益者并不只是农民而且包括农业生产者、农产品经营者、农产品消费者以及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所以，各级政府财政每年拨出一定资金设立农业保险基金，以备补偿农业的巨灾损失。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赔，会促进中国农业保险迅速发展，并将吸引更多的保险公司加入到农业保险竞争中去，从而把中国农业保险做大做强。

（五）政府应加强对农业保险的正面宣传，积极稳妥地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有所改观，农民的思想也开放了，但相对而言，他们的观念还很保守，对保险不信任，无法理解农业保险“花钱买平安，居万家之财，补若干户损失”的内涵，而把农业保险与乱摊派，乱收费和加重农民负担相提并论，能免则免。长期实践也表明，广大农民对商业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抱有怀疑态度，甚至有些地区的农民对农业保险有一些抵触情绪，此时就需要政府去加大宣传力度，帮助农民解开心中的结，因为农民还是比较相信政府的。同时针对农民的心理特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各级政府可以按照“先起步、后完善，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在必要的政策扶持下，在条件允许的地区开展相关的农业保险试点，让农民看到其益处，这样农民才能放心大胆地去参加农业保险。全国农民都参加了农业保险则相应地降低了农业保险的赔付率，从而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我国已在浙江、江苏、四川、新疆等省市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并且对这些试点进行跟踪，及时总结试点经验，现已取得了一定效果，为我国农业保险的推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保险需求范文篇9

关键词：工程保险；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棘轮效应

工程保险是对投保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和不可预见的工程质量安全事故而造成的物质损失和对第三者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提供保障的一种财产保险。现阶段我工程保险市场已具有一定规模，然而，工程保险深度始终在0.5%左右徘徊，建筑业企业对工程保险的需求不高。对东、中、西部地区工程保险发展现状的初步分析，发现存在区域异质性。清楚认识工程保险发展现状，辨明不同地区工程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一方面有助于总结发展经验，明确各地区工程保险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可为不同地区提供相对适应的发展策略，统筹兼顾各地区工程保险推广工作，推动工程保险整体发展。现阶段针对我国工程保险需求方面的实证分析相对较少，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也仅从全国层面切入，未考虑工程保险发展的区域差异。此外，相关研究缺乏对我国工程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全面考察，方法上未充分利用样本横截面和时点维度的信息。针对以上研究不足，本文通过整理国内外文献，建立较为完善的工程保险需求模型，并基于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工程保险需求模型分别测算，识别不同地区工程保险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而在实证上弥补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建议。

1工程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工程保险属于财产保险，本文结合财产保险相关研究分析工程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考虑到相关研究成果和工程保险的特点，将工程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归纳为四类：投保人因素、保险标的因素、商品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

1.1投保人因素

（1）企业收入。收入增加推高了投保人的购买力，使得消费者更能负担得起保险消费，因此收入与财产保险需求呈正相关关系[1~3]。但收入对保险需求的影响并非总为正向。根据微观经济学，收入对保险需求的影响即收入弹性反映了保险的商品属性。收入弹性为负值说明保险为劣质商品，消费者倾向于购买其他同类商品，随着收入的增加，对保险的需求会降低。收入弹性介于0和1之间表明为正常商品，收入弹性大于1时为优质商品。从宏观角度，保险的优质商品属性反映出保险在经济中的占比增加，正常商品属性说明保险在国家经济中的份额持续缩减[2]。Enz[4]认为，保险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商品属性：在发展中的保险市场为优质商品，在成熟市场为正常商品。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探究工程保险在不同地区的商品属性。（2）企业财富。与收入的流量特性不同，财富体现了资本积累的存量特征。Smith[5]认为个人财富使得消费者风险厌恶程度降低，消费者倾向于自保，财富可能成为保险的替代品。Browne等[6]对车辆险的研究表明社会财富是保险的替代品。但从投保人群体的消费能力角度，社会财富可以提高对保险的购买力，对保险需求有促进作用。Nakata等[7]和Millo等[2]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财产保险范畴，结果表明社会财富累积刺激了财产保险需求增加。针对工程保险，刘艳玲等[8]以建筑业企业总收入作为企业财富水平的替代指标，发现建筑业企业财富与工程保险需求间呈显著负相关。该研究在替代变量方面没有辨析企业收入和财富的概念差异，但其结果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假设：虽然财富的积累提高了购买力，但由于国内建筑业企业风险厌恶程度不高、保险意识不足，企业财富抑制了工程保险需求，财富成为工程保险的替代品。（3）损失感知。损失概率会影响财产保险需求，但若消费者错误地估计损失概率，就有可能不购买保险。因此，相比客观的损失概率，主观上投保人对损失的感知更能影响消费者的需求。Kunreuther[9]调查发现，消费者在近期是否在灾害中发生损失显著影响他们对损失的感知，进而与投保行为相关。因此，Browne等[3]、赵桂芹[10]采用近期损失代替损失感知具有合理性。本文假设，若上年度建设工程项目中发生了较大的损失，企业可能判断本年度损失概率会增加，为转移风险而选择投保。

1.2保险标的因素

保险标的价值是影响财产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Smith[5]认为保险标的价值越高，对财产保险的消费越多；刘艳玲等[8]认为建安工程投资额即建设工程标的价值增加，对工程保险需求具有积极影响。建设工程的保险标的价值一般处于较高水平，本文认为随着保险标的价值增加，建筑业企业出于风险防范的考虑会增加对工程保险的需求。

1.3商品因素

（1）保险价格。根据微观经济学，商品价格和商品需求此消彼长。针对保险这一金融商品，Browne等[3]和刘旭涛[11]的研究结果符合微观经济学的观点。然而，赵桂芹[10]研究发现保险价格与需求呈现显著正相关，这种正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于该研究的险种范围与数据来源不匹配，以及保险价格不合理造成的。本文所采集的数据均来自于工程保险市场，不存在数据收集方面的偏差。政府制定的工程保险参考费率表[11]避免了保险公司的不合理定价。因此，本文假设工程保险价格与需求之间遵循市场普遍规律，即呈负相关关系。（2）经济补偿功能。保险功能也会影响财产保险需求。经济补偿功能是保险的本质功能，是风险发生后的经济补偿和给付，反映了保险的风险保障程度[12]。消费者对保险的需求来源于物质上事故发生后获得的经济赔偿及精神上获得的安全感，而这两方面的需求都能通过经济补偿功能实现。经济补偿功能与财产保险需求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9，13]。本文假设工程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能够促进工程保险需求的增加。

1.4外部环境因素

（1）国家或行业的经济环境。世界保险业发展史表明保险业务增长依赖于国家和行业经济的发展。夏益国[14]、赵桂芹[10]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本文假设建筑业发展对工程保险需求有促进作用。（2）政策环境。有关部门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也有利于工程保险的推广。一方面，政府可以制定引导性政策来促进财产保险的消费；另一方面，通过界定保险公司的责任和商业环境，可以提升保险供给质量，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15]。由于政策效力难以准确量化，实证分析中未考虑政策影响。

2实证数据与模型

2.1指标选取

2.1.1被解释变量工程保险需求（lnincei）。国外学者多采用相对指标保险深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保险深度用保费收入和国家GDP的比值计算，度量了相对于国家经济规模的保险消费情况，消除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15]。鉴于当前国内工程保险深度处于较低水平，并且考虑了建筑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被解释变量采用工程保险保费收入（lnincei）[8，11]。2.1.2解释变量（1）企业收入（lnincome）采用当地建筑业企业总收入。（2）企业财富（lnasset）以当地建筑业企业总资产为指标，反映当地企业的财富积累的存量情况。（3）保险标的价值（lninvest）采用建安工程投资额表示。建安工程投资额是进行建筑安装工程过程中各项费用的总和，实现的结果是物质财产的增加，物质财产对应于可能遭受损失的保险标的。（4）损失感知（lnacci）对工程保险消费存在滞后效应，以上年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数代表当年企业对损失的感知程度。但该指标存在两方面局限：一是工程保险所承保的风险责任广泛，而所用指标仅包含安全风险，不能反映其他承保范围；二是事故数对损失感知的影响不如经济损失直观。（5）保险价格（price）。在实际保险业务中，保险价格即保险费率会根据具体保单制定。不同保单间保险费率差异明显且难以获取。Cummins等[16]采用保费收入与赔付支出的比值来代替保险价格；赵桂芹[10]借鉴了Cummins等的处理办法分析了国内非寿险需求情况。本文同样以保险公司当年保费收入与赔付支出的比值替代保险价格。（6）经济补偿功能（lnclaim）以工程保险前期赔付支出衡量。（7）建筑业发展水平（lnoutput）采用建筑业产值。

2.2实证模型

基于上述分析建立工程保险需求模型，面板数据包含了时间和横截面两个维度的信息，同时减弱了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能得到更加可靠的参数估计量。01234(1)5(1)67lnlnlnlnlnlnlnititititititititiiitinceiincomeassetinvestclaimaccipriceoutput（1）根据Duesenberry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具有不可逆性，即棘轮效应。棘轮效应也普遍存在于保险市场，如投保人对商业健康险的消费[17]。为验证国内工程保险市场的棘轮效应，即工程保险的前期消费是否会对当期需求造成影响，在解释变量中加入滞后的被解释变量从而构建动态模型：012345(1)6(1)78ln.lnlnlnlnlnlnlnitititititititititiiitinceiLinceiincomeassetinvestclaimaccipriceoutput（2）式中，L.表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项；α0、β0为常数项；α1~α7、β1~β8为系数估计值；γi为个体效应；νt为时点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静态面板数据分析依据统计检验来建立相应的模型，动态面板数据分析采用系统GMM。需要明确，静态模型（1）用于识别工程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而动态模型（2）仅用于验证棘轮效应。动态模型实质上是统计模型而非经济模型，其结果仅能揭示经济变量当期值与前期值的关系，从而在经济意义上解释诸如棘轮效应这样的动态关系[18]。因此，即使系统GMM的结果报告了除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外的其他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值，这些值也不具有经济意义，不能描述对应的变量与工程保险需求之间的经济行为关系。

2.3数据来源

我国从2008年开始分省份统计工程保险数据，因此选定研究期为2008~2019年，其中2008年的数据用以提供模型中的滞后一阶值。研究期内西藏工程保险市场垄断情况严重，为不影响结果的可比性，研究范围选定为内地除西藏外的30个省、市、区。数据来自于2009~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中国建筑业统计年鉴》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为消除价格变动、通货膨胀的影响，采用CPI对数据平减。数据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3实证结果

3.1静态模型实证结果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第（1）栏展示了基于全国数据的实证结果，根据LR检验和hausman检验建立个体时点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显示，保险价格显著正向影响了工程保险需求，与假设相悖，原因可能是现阶段国内工程保险的发展受到政策推动的较大影响，保险价格无法对需求起到调节作用。保险经济补偿功能与需求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与预期相符。保险的赔付支出是保险经济补偿功能的体现，工程保险经济补偿功能的实现既满足了企业对获得经济补偿的物质需要，也消除了企业的不安全感，有助于企业了解工程保险、增强保险意识，推动工程保险需求增长。实现工程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关键在于供给侧，这就要求保险公司提高工程保险承保能力，努力打造令各方满意的工程保险商品和服务。其他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工程保险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考虑到建筑业、保险业及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本文分别考察了东、中、西部地区工程保险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见表2的第（2）~（4）栏。经过LR检验和hausman检验，东部和中部地区建立个体时点固定效应模型，西部地区建立个体固定时点随机效应模型。3.1.1东部地区实证结果东部地区实证结果显示，保险标的价值和经济补偿功能都与工程保险需求呈显著正相关。本文以建安工程投资额衡量保险标的价值，建安工程投资额的增长反映出建筑业物质财产即投保的物质基础增加，这是东部地区工程保险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补偿功能也推动了东部地区工程保险需求增长，依托较为发达的工程保险供给侧，市场能为企业提供较好的保险商品和服务，充分发挥出了工程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在满足建筑业企业对工程保险物质和精神要求的同时，增强了企业工程保险意识，扩大了市场对工程保险的需求。东部地区工程保险发展受到保险经济补偿功能的显著影响，表明工程保险供给质量对需求的影响不可忽视。企业收入、损失感知和建筑业发展水平对工程保险需求影响不显著，说明企业投保没有明显受到自身购买力、损失及外部环境的影响。企业财富的系数估计值为负值，是工程保险的替代品，表明企业财富的增加缓和了风险厌恶程度，企业可能因侥幸心理而自留风险。因此需要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和惩戒力度，提高自留风险成本，促使企业通过工程保险来进行风险管理。3.1.2中部地区实证结果在中部地区，保险标的价值和建筑业的发展水平对工程保险需求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中部地区工程保险的发展受到保险标的和外部环境这些外在因素的强烈影响。收入弹性为负值，说明工程保险为劣质商品，在建筑业市场中份额很小。同时财富变量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企业财富代替了工程保险。这一结果预示着中部地区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其他风险管理商品或服务，或者风险自留，工程保险市场发展前景不容乐观，这样的结果与现实情况一致。近年来，中部地区工程保险深度低，甚至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样严峻的发展形势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工程保险供给侧即保险公司缺乏工程专业知识和人才，承保能力有限，难以提供高质量的风险管理服务，同时工程保险需求侧——建筑业企业保险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不足；二是与工程保险相比，工程监理、工程咨询等其他风险管理服务及风险自留的成本较低。工程保险缺乏竞争力，有较大的可替代性。对于中部地区，需要政府、企业、保险公司共同努力：政府部门要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和惩戒力度，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投保；建筑业企业要提高保险意识；保险公司要引进专业人才，提高工程保险承保能力和服务质量。3.1.3西部地区实证结果西部地区工程保险近年来实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在建筑业产值中的占比不断增加。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也体现在实证结果中。工程保险收入弹性为1.523，表明在该地区工程保险为优质商品，在建筑业市场中居重要地位，占比不断增加。企业财富显著促进了工程保险需求的增长。这两个结果说明西部地区工程保险需求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建筑业企业强大的购买力，这或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紧密相关。西部大开发以国家投资的大规模、风险防范要求严格的项目为主，对参与建设企业的资本流量和存量情况、即收入和财富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收入高、财富多的企业具有更强的购买力，为严格执行风险防范要求，企业这种强大的购买力就会转化为对工程保险的需求。与假设相悖，保险标的价值增加并没有促进需求增长，这一现象可能与建筑业企业缺乏保险意识有关。虽然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领域建设创造了巨大的投保物质基础，但由于企业缺失保险意识，标的价值不能有效影响到企业对工程保险的需求。

3.2系统GMM实证结果

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验证工程保险市场是否存在棘轮效应。分析过程中使用所有可能的被解释变量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当期模型中的工程保险赔付支出可能与上期模型的扰动项相关，因此指定为前定内生变量，并使用两个更高阶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保险价格与保费收入相互影响，因此指定为内生变量，并使用其两个更高阶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其余解释变量均认为是严格外生变量。表3报告了不同地区系统GMM结果。根据Arellano-Bond检验，所有模型扰动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无法拒绝原假设扰动项无自相关，可以使用系统GMM。Sargan检验显示所有模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无法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实证结果说明中国工程保险市场存在棘轮效应，不同区域间的棘轮效应也有所差异。中部和西部地区工程保险市场的棘轮效应低于全国总体水平。东部地区的棘轮效应最为明显，工程保险的发展已经出现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当前工程保险的消费对后期需求影响的延续性主要通过以下路径实现：工程保险发展前期，社会经济发展为工程保险创造了良好的市场规模和发展环境，提供了发展基础；同时，依托具有强大购买力的企业、不断提高的工程保险供给质量及配套支持政策的积极推动，工程保险消费数量可观，为后期积累了需求储备，从而实现工程保险的可持续发展。静态与动态模型在解释工程保险需求方面各有侧重。静态模型的结果揭示出投保人因素、保险标的因素、商品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与工程保险需求之间的经济行为关系，对于不同地区的模型进行分析，还发现了这些经济行为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就动态模型而言，其结果侧重于解释工程保险消费的棘轮效应，同时还反映出不同地区工程保险市场的消费对后期需求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虽然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别指向了两类经济行为，但它们的结果存在关联性[18]。动态模型结果指出的前期消费对后期需求的影响是通过静态模型结果报告的显著因素来间接实现的：（1）东部地区工程保险的棘轮效应通过短期内保险标的价值的增加、工程保险经济补偿功能充分发挥来实现；（2）西部地区工程保险需求更多依靠企业财富和收入的增加来提高企业的购买力，进一步实现需求的延续性；（3）中部地区工程保险需求的延续性依赖于建筑业和社会经济发展这样的外在因素。结合不同地区棘轮效应的差异，静态和动态模型的结果进一步说明了提高工程保险供给侧质量、促进企业购买力转化为工程保险需求的重要性。尽管建筑业经济能够促进工程保险的发展，但从长远视角来看，这类因素的影响十分有限。工程保险需求的可持续增长最终要落脚于提高企业购买力、企业保险意识和工程保险供给质量等市场内在因素上。

4建议

本文揭示出实现工程保险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在于增强工程保险市场的内在驱动力。通过提高企业购买力、增强企业保险意识来扩大工程保险需求侧的同时，注重加强供给侧即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提升工程保险服务质量。在中西部地区，应提高保险公司承保能力、强化建筑业企业保险意识，同时借鉴东部地区的发展经验，落实配套政策措施落地，并以保险公司承保能力的提高为引领，实现工程保险供给和需求在质量和数量上齐头并进。虽然现阶段东部地区工程保险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仍要警惕建筑业企业风险管理意识的缺失导致的风险自留行为，加强对建设工程的质量安全监管力度，不断完善工程保险相关政策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工程保险发展环境。

5结语

保险需求范文篇10

［关键词］农业保险;险种需求;购买意愿;云南山区

农业保险涉及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三个主体［1］。其中，政府为了鼓励农户投保，对参与投保的农户实施一定的财政资金补贴。同时，引导保险机构积极开展农业保险，承担社会责任。而保险公司根据农业保险的开展情况实时修改完善并创新农业险种，引导更多的农户参与到农业保险中来。本研究在分析云南山区农户对农业保险险种需求特征，以及农户对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和投保意愿的基础上，提出推进农业保险公司因需设计农业保险险种和提高农户参保意愿的对策建议。

1调研的总体概况

调研采取对学生进行培训并试调研后，再进行大量调研的方式开展。本次调研分两次进行，一次是在2019年暑假，一次是在2019年寒假，两次调研涉及曲靖市、普洱市、楚雄州和迪庆州四个区域的287户农户。两次调研的侧重点略有不同，第二调研着重受灾农户，第一次调研只包含少量的受灾农户。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云南山区农户户主受教育年限通常在小学水平，家庭总人口超过4人不到5人，劳动力约占总人口的80%，而务农人口又约占劳动力人口的50%。

2农户对农业保险险种的需求

当问及农户“您对农业保险险种有何需求(可多选)?”时，曲靖市超过80%的农户选择了产量保险和收入保险，超过60%的农户选择了价格保险和成本保险;普洱市超过96%的农户选择了成本保险，超过86%的农户选择了价格保险;楚雄州92%的农户选择了产量保险，选择其他险种的很少;迪庆州约63%的农户选择了成本保险，近32%的农户选择了价格保险。总的来看，选择产量保险的农户最多，其次是成本保险，再次是价格保险，选择收入保险的农户最少。详见表1。

3农户对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

当问及农户“您了解农业保险吗?”时，曲靖市有近70%的农户表示几乎不了解;普洱市有90%的农户选择“几乎不了解”和“有点了解”;楚雄州有92%的农户选择“几乎不了解”和“有点了解”;迪庆州有78.95%的农户选择“有点了解”和“一般”。总的来看，云南山区有近60%的农户几乎不了解农业保险，仅有13.12%的农户选择“一般”“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详见表2。

4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购买意愿

当问及农户“您愿意购买农业保险吗?”的时候，四个区域只有普洱市的购买意愿最低，仅为53.33%;迪庆州农户的购买意愿最高，达到了100%。总的来看，云南山区有近82%的农户愿意购买农业保险，农户的购买意愿较强。

5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从前述的研究来看，云南山区农户优先选择产量保险和成本保险，表明大多数农户属于保守型农户;大多数农户愿意购买农业保险，但多数农户对农业保险并不了解，之所以愿意购买也主要是来自政府的宣传、补贴等政策措施。因此，建议政府、农业保险公司、当地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等加强对农户的宣传，使农户明明白白地投保，明确自己的需求，由此推进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稳定农户收入和减少因灾返贫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