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赔偿范文10篇

保险赔偿范文篇1

关键词：工伤保险赔偿；侵权赔偿；比较；补充模式

在工伤赔偿问题上，世界各国经历了由传统侵权行为法一元调整机制向多元调整机制的演变。工伤保险制度的产生，使得对工伤事故的救济出现了两种方式：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人身损害赔偿。这样的法律状况在我国也是存在的：作为行政法规的《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受害人有权请求给付工伤保险基金，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3]20号）规定，在第三人致害的情况下，受害人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一般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那么，这两种赔偿责任或者说受害人可能享有的双重赔偿请求权的关系如何、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如何适用相关的法律、受害人应该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以及未来的相关法制如何构建，就成为必须在理论上做出科学回答的问题。

一、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制度比较

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中或法定的特殊情况下发生意外事故，或因职业性有害因素危害而负伤（或患职业病）、致残、死亡时，对本人或其供养的亲属给予物质帮助和经济补偿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以工伤保险的方式赔偿工业事故和职业病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受害人和雇主都可以避免费事费钱的民事诉讼程序、不因受害人的一般过失而减少赔偿金等。同时，工伤事故责任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之一种，受害人可以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就其因工伤事故遭受的人身损害请求侵权损害赔偿。较工伤保险赔偿而言，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的赔偿范围较宽泛、赔偿标准较高、赔偿的金额较大。但这种救济方式存在诸多局限性：受害人面临举证不能和执行不能的风险、诉讼过程漫长且成本高昂、适用过失相抵等规则会使得受害人获得的赔偿大打折扣。具体来说，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的区别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法律价值不同

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属于私法领域的法律制度，一般侵权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体现了法律对行为人所实施的违背法律和道德、侵害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否定性评价和非难。通过损害赔偿等手段达到制裁、教育行为人的目的。着眼点在于平衡个人利益，实现分配正义。

工伤保险赔偿制度属于社会法领域的法律制度，通过社会保险手段，由雇主按事故发生率缴纳一定的保险费，将雇主个体责任转嫁到由保险机构来承担，实质上责任主体仍然是雇主。其立法目的并不是追究谁的过错，而是通过筹集保险费对受害人的损害提供补偿。因为引起损害发生的行为，“系现代社会必要经济活动，实无不法性可言”，其着眼点在于社会整体利益，而非具体个体利益。

（二）损害赔偿范围和标准不同

侵权损害赔偿的目的是制裁侵权行为人，填补被害人的损害。各国立法基本上采纳了全面赔偿原则，即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标准也较高。工伤保险赔偿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保障雇工最低生活水平，工伤保险赔偿的范围仅限于物质损失，而不涉及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标准结合雇工本人的劳动能力和社会最低标准确定，性质上属于补偿性，而不是赔偿性。所以，其给付金额有限，一般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之数额高于工伤保险赔偿。

二、国外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制度处理模式及评价

（一）取代模式

取代模式是指由工伤保险补偿取代雇主的侵权赔偿。雇员在遭受工伤事故后，只能请求工伤补偿待遇，而不能请求雇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是例外的一种情况，如果雇员受到的工伤系雇主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所致，则受害人亦有权依侵权行为法之规定向雇主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如果保险人先行给付工伤保险待遇，在给付金额范围内对雇主享有求偿权，当然保险人亦可依其衡量放弃求偿。采用取代模式的国家有德国、瑞士等国。该模式优点：第一，符合工伤保险制度建立的目的之一，即免除雇主的侵权责任，因其只需交纳一定数量的工伤保险费，就可由社会来分担其工伤事故导致的损失；第二，符合工伤保险制度的的根本目的，即在较短时间内满足工伤者的基本生活保障，因较之侵权赔偿的诉讼方式，工伤保险申请方式非常简单便捷。当然，该模式也有其备受批评的缺点：第一，工伤保险待遇一般低于侵权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取代模式实际上剥夺了工伤者获得完全赔偿的权利；第二，此模式下雇主只要交付了保险费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了，对于督促雇主采取积极措施预防工伤发生并制裁其导致工伤的行为很不利。

（二）选择模式

选择模式是指工伤受害人只能在侵权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给付之间选择其一。而侵权赔偿额虽然较高，但其往往要通过复杂漫长的诉讼程序才能实现，这对于急需金钱治疗工伤和维持其本人及抚养亲属的基本生活的受害人来说实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即使官司打赢了是否能真正执行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事，结果是受害人只能或求稳而接受较低的工伤保险补偿，或为求较高赔偿金而冒很大风险。无疑这是不公平的。英国曾经实行过该模式，但现已废除。

（三）兼得模式

兼得模式是指工伤受害人对侵权赔偿和工伤保险补偿中任何一个的主张均不影响对另一个的主张，且受害人有权获得因此而带来的双份利益。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给予受害人十分充分乃至有些过分的保护。对这一模式的批评观点也有两点：第一，该模式完全背离了工伤保险创设的目的，工伤保险的建立是为了减轻雇主责任并使责任社会化，而兼得模式不仅没有使雇主免责，而且加重了雇主的负担。第二，在此种模式下，受害人可以获得双份补偿，其所得赔偿款总额可能会超过其实际所受损害，从而违背了“受害人不应因遭受侵害获得意外收益”的准则。

（四）补充模式

补充模式系指发生工伤事故以后，受害雇员可同时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给付，但其最终所获得的赔偿或补偿,不得超过其实际遭受之损害。一般而言，接受赔偿按以下程序进行：工伤事故发生后，受害雇员首先受领工伤保险给付，然后依侵权行为法规定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但应当扣除其已领得的工伤保险补偿。换言之，受害雇员接受工伤保险给付之后，有权就侵权行为法上的救济与工伤保险赔偿的差额部分，提起侵权行为之诉。目前，采用这一模式的国家有日本、智利及北欧等国。

补充模式是工伤赔偿的现代规则，已经为众多国家的立法和理论所接受。建立补充模式的目的在于：一方面避免受害人获得双份利益，减轻雇主的工伤负担，节约有限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受害人获得完全的赔偿，维持相关法律制度的惩戒和预防功能。它是现代侵权责任制度与工伤保险制度长期磨合的产物，相对前述三种模式逻辑更为严密，也更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三、对我国工伤赔偿有关规定的理解

1996年8月劳动部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已被《工伤保险条例》所取代）第28条的规定实质上确定了交通事故民事赔偿优先、工伤保险给付补充的原则，属于补充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并没有被后来的《工伤保险条例》所继承。2002年5月1日施行的《职业病防治法》第一次涉及到了职业病工伤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关系。该法第52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2002年6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安全生产法》是我国最早对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的关系做出规定的立法。该法第48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对《安全生产法》的这条规定应该理解为：“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从业人员首先依照劳动合同和工伤保险合同的约定，享有相应的给付金。如果工伤保险金不足以补偿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及经济损失的，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应当给予赔偿的，从业人员或其亲属有要求生产经营单位给付赔偿的权利。”这属于补充模式。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工伤保险赔偿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做出了解释。该司法解释第l2条对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进行了规定。第l2条第1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第2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官陈现杰认为：该司法解释“对工伤保险与民事损害赔偿的关系按照混合模式予以规范。混合模式的实质，就是在用人单位责任范围内，以完全的工伤保险取代民事损害赔偿。但如果劳动者遭受工伤，是由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第三人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任。”这种解释是非常合适的。

四、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制度构建设想

在确保雇工基本利益的基础上，兼顾公平和正义，协调侵权人、社会保险机构利益，达到保障雇工利益制裁侵权人的目的，又能使社会保险机构的工伤保险基金资源有效率的分配。在两者关系上应采用互为补充模式，即雇工所取得的利益是单一按工伤赔偿或单一按侵权民事赔偿应得的最高额为其所得赔偿，同时规定保险机构的赔偿额为最高额与侵权赔偿额的差额部分(不包括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部分)，允许雇工先向实际侵权人或保险机构予以赔偿或补偿，不足部分要求保险机构或实际侵权人予以补充，保险机构对实际侵权人在支付范围内超过部分享有代位追偿权。其理由如下：

第一，符合工伤保险制度和人身损害赔偿立法创设的目的。采取补充模式，则以工伤保险为主要赔偿机制，民事赔偿只是作为补充，体现部分替代的思想，与工伤保险创设的目的相符合。同时，这样既可以对侵权人的行为予以制裁，又确保工伤职工得到应有的保障，也不致导致工伤雇工与非职工自然人应被侵权而得到的赔偿不同，符合人身损害赔偿立法创设的目的。

第二，符合保护弱者的立法宗旨。雇工相对于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机构来说是弱者，为了使其利益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应允许雇工有权先向其保险机构予以工伤赔偿，不足部分再向侵权人提出赔偿。因为侵权人可能无能力赔偿或侵权人逃逸下落不明实际上得不到赔偿，而且，请求侵权人赔偿的时间较长，耗费精力较大，成本较高，不能使雇工及时迅速得到赔偿。所以应允许受害雇员可同时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给付。受害雇工可以选择先请求保险机构按工伤保险予以赔偿，社会保险机构在赔偿后即取得对侵权人的追偿权，该追偿权应仅限于社会保险机构支付给雇工部分，如果社会保险机构的赔偿少于侵权损害的赔偿，则雇工有权再向侵权人赔偿。受害雇员也可以先选择向侵权人要求侵权损害赔偿，如赔偿不足或得不到实际赔偿时，受害人还有权向保险机构要求赔偿其差额部分。

第三，从合理有效地分配社会资源的视角考察，若采取兼得模式，允许工伤职工就同一伤害获得双份补偿，是对有限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各国立法例多数明令禁止这种做法。相反，在补充模式下，工伤职工获得的赔偿虽然可同时来源于工伤保险给付和民事赔偿，但其获得赔偿的总额不超过其实际损失，不会发生所谓的“意外收益”，造成社会资源的不合理分配。

五、结语

工伤保险赔偿在解决劳动者索赔效率方面无疑起到了进步的作用，但是其制度又没有顾及劳动者个性的要求。倘若法律一味强调以工伤保险覆盖工伤的民事损害赔偿，则需要提高工伤保险赔偿标准，但是标准的提高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者个性的索赔要求，故对于工伤受害者，法律应当允许由工伤保险提供主要的赔偿来源，同时保留受害职工获得民事（下转第35页）（上接第70页）赔偿的权利，将民事侵权赔偿作为补充来源，并以工伤职工所受的实际损害为最高限额，获得民事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之间的差额，实现填补工伤职工全部损害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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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现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若干理论与实务问题解析[J].法律适用，2004，（2）.

保险赔偿范文篇2

举证责任分配在《民事诉讼法》中体现出来的基本原则就第64条所规定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我们常说的“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原则并不是审理所有案件必须遵循的。《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便将一些区别适用于普通案件的情况单独列明。例如，医疗事故、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等类型的案件并不完全遵照上述原则，而采用的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该原则指对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权利主张由否定其主张成立或否定其部分事实构成要件的对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一种证明责任的分配形式。这说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僵硬的法条。但是，保险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并没有在《民事诉讼法》与相关的规则做具体规定

保险赔偿的实践证明，保险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果完全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进行审理，则会出现极不公平的现象。保险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亦应根据保险案件的特点确立。

保险案件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具有如下特点：

1.保险事故的偶然性

从事实的本身来看，保险事故是偶然发生的，具有很强的偶然性。保险事故通常是突然发生的，对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要在事故发生后提交所有与事故有关的证据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因为客观因素的制约，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可能无法取得相关的证据。如果完全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那么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而言是显失公平的。

2.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

保险赔偿源于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于保险事故发生之前缔结的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就个体而言具有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因为投保人只需要缴纳相对得到的保障而言很少的部分保费，而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则将要承担投保人所缴保费几十倍乃至上千倍的赔偿。但如果保险事故没有发生，则投保人所缴纳的保费即归保险公司所有，不再退还。因所承保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对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而言，仿佛是在玩一种的游戏，这就是所谓射幸合同。这种不同于普通经济合同的特点，极易使双方产生投机的心理。对于被保险方，基于对保险事故发生后可能得到赔偿的诱惑，做出逆选择，即制造或促使保险事故发生，引发道德风险。对于不知情的保险公司而言，完全要靠事故后所见相关证据判断事故情况和原因，使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方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及侥幸的心理。尤其面临额度较大的赔案，总是在被保险人的举证方面挑毛病。一旦发现疑点，便极尽所能找出拒赔的理由，或是以被保险人未履行相关义务，或是以被保险人制造保险事故，或是以被保险人或受益未按保险人要求提交的证据为由拒绝赔偿。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方面是保险合同本身的特点决定，另一方面也是一些被保险人不正当的利用保险作为发财的工具所致。

面临具有以上特点的保险纠纷案件，法庭或仲裁庭在其所适用的程序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何把握好双方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就显得十分重要。但可喜的是，《保险法》作为调整保险法律关系的实体法，第22条对处理保险事故过程中双方遵循的原则作了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保险法的规定正是将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规则运用于保险赔偿的一种表现。虽然举证责任的第一任务仍由请求方完成，即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完成。但其规定了一个限度，即“其所能提供的”。这正是考虑到了被保险方可能遇到的举证方面的种种困难。例如，有些保险事故发生，受益人或被保险人并没有经历事故，如发生火灾，而被保险人可能并不在场或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在外地突然身故，受益人并不清楚被保险人身故的具体情况。在此种情况下，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举出所有与确认保险事故性质、原因等相关的证明和资料，对被保险方而言，其取证的难易程度与保险方而言并无多大区别。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如果所有证据都规定由保险公司负责，那么客观也会使保险公司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调查举证，势必对被保险人的正常开展保险业务产生负面影响。

那么，究竟什么是“其所能提供”的标准？对于“其不能提供的证据”采用什么原则？这也正是本文要研讨的主要问题。

从保险法第22条规定及保险条款通常要求被保险方在理赔时应提交的单证可见，被保险方在发生保险事故向保险人理赔时主要证明的事项包括：

1.保险合同有效存在的法律事实；

2.发生保险事故并且证明事故的性质；

3.保险事故的原因；

4.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害；

5.被保险方依合同履行相应义务并具备理赔的条件。

下面就让我们就前三项举证责任分配在实践中所常见的问题及应坚持的原则做以简单阐述。

一、保险合同有效存在的法律事实

通常保险公司对于发生保险事故后首先要求被保险方提供的便是证明保险合同的存在。被保险人提供保险单原件或提供保单号码。实践中，有时会遇到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公司只收了投保单和保费，而保单尚未签发；或者保单虽已签发，但尚未送到客户手中的情况。对于法律事实的证明义务，被保险方的义务几乎是绝对的。即无论哪种情况，被保险方均应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与保险人存在合同关系。即使被保险方未签发保单，至少应出示保费收据。至于保费收据能否作为保险合同成立的证据是个实体方面的问题，不是我们在此要讨论的。如果被保险方通过保险业务人员交纳了保费，但未从保险公司处取得任何收据，且无法由第三方证明，除非保险公司自己承认，否则，被保险方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结果。相反，在保险公司诉被保险方欠付保费的案件中，同样需要保险公司证明保险合同有效存在的法律事实。笔者曾经过保险公司因无法提供投保单的原件而险遭败诉的案件，最终因找到其他相关的间接证据证明保险合同的存在，方幸免败诉恶果。

二、保险事故的发生及性质

与第一项法律事实相比，这一项我们可以视其为客观事实。证明发生保险事故及事故的性质通常是指保险公司要求被保险方提供的事故证明。事故证明因所承保的险别的不同而以不同的形式体现。例如，机动车的事故证明通常是交通大队出具的事故责任裁决书（双方事故）或事故认定书（独立事故），如果是火灾，则由公安机关的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如果系人身险，则由医院开具的死亡或伤残证明书等。上述文件通常是由与被保险方与保险方均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出具，用以证明所发生的事故的时间、地点及事故的性质，便于未经历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通过以上证据对事故的性质进行甄别，进而确定事故是否是保险事故。

有些保险条款对此有明确的要求，即事故证明应由哪个机构出具。但有些条款，则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常常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事故发生时，因各种原因，没有及时向第三方机构报案，现场被破坏，事后第三方机构不出具任何事故证明。例如，发生车辆碰撞事故，双方均未向交警报案，致使无法取得关于事故经过及性质认定的相关证明。虽向保险公司报案，但报案前也已撤离现场，保险公司亦无法取得事故现场的第一手资料。而被保险方能够提供的就是一辆已受损的车辆。对事故经过的证明仅限于被保险方的单方叙述。被保险方是否已尽到其举证义务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保险事故发生当时，受自然原因的影响，无法向任何方报案。而被保险方又为减少损失，不得不采取撤离现场的办法，最终导致以上局面。如果被保险方确实没有主观过错，则应视为被保险方已尽其举证责任。反之，如果事故发生当时，由于被保险方的主观过错导致无法取得第三方出具的事故证明。例如，交通事故情况下，有条件报案但未报案，且擅自撤离现场，则应当认定被保险方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

我们注意到保险法第22条只规定：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但对于保险人所要求的证明和资料无法提供的情况应如何处理。换句话说，就是对被保险方无能力完成的举证部分如何处理没有规定。正如前文所述，首先要考虑被保险人无法取得相关证据的原因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如果客观原因所致，则法官需要做的就包括以下两点：一种是能否就无法证明的事实的举证义务再一次依其自己的判断在被保险方与保险方进行二次分配；另一种是如果双方确实均无法举出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如何就现有证据进行判断。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的第7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责任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条规定确定了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权。法官根据现有证据及其主观判断，或者说是自由心证来判断举证责任的二次分配问题及待证事实存在与否。法官自由裁量应遵循的原则仅是个原则性的规定，而这些原则性规定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将受案件所涉实体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同时还将因法官对实体法的理解的不同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性。这将是对我国传统的司法体制的一种挑战，更是检验我国法官队伍素质的标准。

三、保险事故原因

请求保险赔偿的请求方举证证明事故原因与证明事故本身同样重要。理由是，在所有的保险条款中都会列明保险责任与除外责任。而在除外责任中又分为原因除外责任和损失除外责任。如果事故属于保险责任约定的事故，但引发事故的原因却是除外责任的原因，则仍不能认定为保险事故。例如，财产险中的火灾是承保的事故，但战争是除外责任。如果火灾是由战争引起的，则该火灾即不能视为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只有二者均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时才能构成保险责任。

保险事故原因的举证责任从保险法第22条规定来看，首先应当由被保险方证明。但实际情况是，事故的原因往往比较复杂。事故发生可能是多种因素促成，其中有部分原因构成保险责任，部分原因并非保险责任。或者因被保险方的地位所限，被保险方根本无法证明保险事故原因。在此情况下，同样面临上文所述问题。

有这样一个案例，被保险人齐某1999年8月投保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1999年9月在香港因伤住院，抢救无效而死。齐某是意外、自杀还是他杀，出险原因不明。受益人以齐某系意外死亡为由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拒付，理由之一是“齐某之死是否属于意外，没有有效的法律证明文件。”该案经二审判决，保险公司败诉，其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这一案例是保险纠纷中非常有代表意义的案例。让我们分析一下审理此案法官的自由心证过程：保险受益方已尽其所能证明了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无法证明。其已完成举证责任。关于保险事故原因的举证责任由此转移给保险人。同时，保险人主张是除外责任，也负有对其主张负有举证的责任，即证明保险事故的原因是除外责任中列明的原因。保险人无法证明，则其主张不予支持。笔者同意法官的判断。

保险赔偿范文篇3

【关键词】工伤保险赔偿；侵权赔偿；比较；补充模式

在工伤赔偿问题上，世界各国经历了由传统侵权行为法一元调整机制向多元调整机制的演变。工伤保险制度的产生，使得对工伤事故的救济出现了两种方式：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人身损害赔偿。这样的法律状况在我国也是存在的：作为行政法规的《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受害人有权请求给付工伤保险基金，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3]20号）规定，在第三人致害的情况下，受害人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一般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那么，这两种赔偿责任或者说受害人可能享有的双重赔偿请求权的关系如何、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如何适用相关的法律、受害人应该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以及未来的相关法制如何构建，就成为必须在理论上做出科学回答的问题。

一、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制度比较

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中或法定的特殊情况下发生意外事故，或因职业性有害因素危害而负伤（或患职业病）、致残、死亡时，对本人或其供养的亲属给予物质帮助和经济补偿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以工伤保险的方式赔偿工业事故和职业病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受害人和雇主都可以避免费事费钱的民事诉讼程序、不因受害人的一般过失而减少赔偿金等。同时，工伤事故责任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之一种，受害人可以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就其因工伤事故遭受的人身损害请求侵权损害赔偿。较工伤保险赔偿而言，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的赔偿范围较宽泛、赔偿标准较高、赔偿的金额较大。但这种救济方式存在诸多局限性：受害人面临举证不能和执行不能的风险、诉讼过程漫长且成本高昂、适用过失相抵等规则会使得受害人获得的赔偿大打折扣。具体来说，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的区别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法律价值不同

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属于私法领域的法律制度，一般侵权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体现了法律对行为人所实施的违背法律和道德、侵害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否定性评价和非难。通过损害赔偿等手段达到制裁、教育行为人的目的。着眼点在于平衡个人利益，实现分配正义。

工伤保险赔偿制度属于社会法领域的法律制度，通过社会保险手段，由雇主按事故发生率缴纳一定的保险费，将雇主个体责任转嫁到由保险机构来承担，实质上责任主体仍然是雇主。其立法目的并不是追究谁的过错，而是通过筹集保险费对受害人的损害提供补偿。因为引起损害发生的行为，“系现代社会必要经济活动，实无不法性可言”，其着眼点在于社会整体利益，而非具体个体利益。

（二）损害赔偿范围和标准不同

侵权损害赔偿的目的是制裁侵权行为人，填补被害人的损害。各国立法基本上采纳了全面赔偿原则，即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标准也较高。工伤保险赔偿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保障雇工最低生活水平，工伤保险赔偿的范围仅限于物质损失，而不涉及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标准结合雇工本人的劳动能力和社会最低标准确定，性质上属于补偿性，而不是赔偿性。所以，其给付金额有限，一般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之数额高于工伤保险赔偿。

二、国外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制度处理模式及评价

（一）取代模式

取代模式是指由工伤保险补偿取代雇主的侵权赔偿。雇员在遭受工伤事故后，只能请求工伤补偿待遇，而不能请求雇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是例外的一种情况，如果雇员受到的工伤系雇主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所致，则受害人亦有权依侵权行为法之规定向雇主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如果保险人先行给付工伤保险待遇，在给付金额范围内对雇主享有求偿权，当然保险人亦可依其衡量放弃求偿。采用取代模式的国家有德国、瑞士等国。该模式优点：第一，符合工伤保险制度建立的目的之一，即免除雇主的侵权责任，因其只需交纳一定数量的工伤保险费，就可由社会来分担其工伤事故导致的损失；第二，符合工伤保险制度的的根本目的，即在较短时间内满足工伤者的基本生活保障，因较之侵权赔偿的诉讼方式，工伤保险申请方式非常简单便捷。当然，该模式也有其备受批评的缺点：第一，工伤保险待遇一般低于侵权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取代模式实际上剥夺了工伤者获得完全赔偿的权利；第二，此模式下雇主只要交付了保险费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了，对于督促雇主采取积极措施预防工伤发生并制裁其导致工伤的行为很不利。

（二）选择模式

选择模式是指工伤受害人只能在侵权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给付之间选择其一。这种模式表面上给了当事人选择对自己有利方式的自由，实际上由于工伤保险补偿与侵权赔偿各自的缺点，对当事人很不利。因为申请工伤保险补偿虽然简单便捷，但其补偿额一般较低。而侵权赔偿额虽然较高，但其往往要通过复杂漫长的诉讼程序才能实现，这对于急需金钱治疗工伤和维持其本人及抚养亲属的基本生活的受害人来说实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即使官司打赢了是否能真正执行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事，结果是受害人只能或求稳而接受较低的工伤保险补偿，或为求较高赔偿金而冒很大风险。无疑这是不公平的。英国曾经实行过该模式，但现已废除。

（三）兼得模式

兼得模式是指工伤受害人对侵权赔偿和工伤保险补偿中任何一个的主张均不影响对另一个的主张，且受害人有权获得因此而带来的双份利益。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给予受害人十分充分乃至有些过分的保护。对这一模式的批评观点也有两点：第一，该模式完全背离了工伤保险创设的目的，工伤保险的建立是为了减轻雇主责任并使责任社会化，而兼得模式不仅没有使雇主免责，而且加重了雇主的负担。第二，在此种模式下，受害人可以获得双份补偿，其所得赔偿款总额可能会超过其实际所受损害，从而违背了“受害人不应因遭受侵害获得意外收益”的准则。

（四）补充模式

补充模式系指发生工伤事故以后，受害雇员可同时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给付，但其最终所获得的赔偿或补偿,不得超过其实际遭受之损害。一般而言，接受赔偿按以下程序进行：工伤事故发生后，受害雇员首先受领工伤保险给付，然后依侵权行为法规定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但应当扣除其已领得的工伤保险补偿。换言之，受害雇员接受工伤保险给付之后，有权就侵权行为法上的救济与工伤保险赔偿的差额部分，提起侵权行为之诉。目前，采用这一模式的国家有日本、智利及北欧等国。

补充模式是工伤赔偿的现代规则，已经为众多国家的立法和理论所接受。建立补充模式的目的在于：一方面避免受害人获得双份利益，减轻雇主的工伤负担，节约有限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受害人获得完全的赔偿，维持相关法律制度的惩戒和预防功能。它是现代侵权责任制度与工伤保险制度长期磨合的产物，相对前述三种模式逻辑更为严密，也更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

三、对我国工伤赔偿有关规定的理解

1996年8月劳动部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已被《工伤保险条例》所取代）第28条的规定实质上确定了交通事故民事赔偿优先、工伤保险给付补充的原则，属于补充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并没有被后来的《工伤保险条例》所继承。2002年5月1日施行的《职业病防治法》第一次涉及到了职业病工伤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关系。该法第52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2002年6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安全生产法》是我国最早对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的关系做出规定的立法。该法第48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对《安全生产法》的这条规定应该理解为：“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从业人员首先依照劳动合同和工伤保险合同的约定，享有相应的给付金。如果工伤保险金不足以补偿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及经济损失的，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应当给予赔偿的，从业人员或其亲属有要求生产经营单位给付赔偿的权利。”这属于补充模式。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工伤保险赔偿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做出了解释。该司法解释第l2条对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进行了规定。第l2条第1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第2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官陈现杰认为：该司法解释“对工伤保险与民事损害赔偿的关系按照混合模式予以规范。混合模式的实质，就是在用人单位责任范围内，以完全的工伤保险取代民事损害赔偿。但如果劳动者遭受工伤，是由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第三人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任。”这种解释是非常合适的。

四、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制度构建设想

在确保雇工基本利益的基础上，兼顾公平和正义，协调侵权人、社会保险机构利益，达到保障雇工利益制裁侵权人的目的，又能使社会保险机构的工伤保险基金资源有效率的分配。在两者关系上应采用互为补充模式，即雇工所取得的利益是单一按工伤赔偿或单一按侵权民事赔偿应得的最高额为其所得赔偿，同时规定保险机构的赔偿额为最高额与侵权赔偿额的差额部分(不包括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部分)，允许雇工先向实际侵权人或保险机构予以赔偿或补偿，不足部分要求保险机构或实际侵权人予以补充，保险机构对实际侵权人在支付范围内超过部分享有代位追偿权。其理由如下：

第一，符合工伤保险制度和人身损害赔偿立法创设的目的。采取补充模式，则以工伤保险为主要赔偿机制，民事赔偿只是作为补充，体现部分替代的思想，与工伤保险创设的目的相符合。同时，这样既可以对侵权人的行为予以制裁，又确保工伤职工得到应有的保障，也不致导致工伤雇工与非职工自然人应被侵权而得到的赔偿不同，符合人身损害赔偿立法创设的目的。

第二，符合保护弱者的立法宗旨。雇工相对于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机构来说是弱者，为了使其利益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应允许雇工有权先向其保险机构予以工伤赔偿，不足部分再向侵权人提出赔偿。因为侵权人可能无能力赔偿或侵权人逃逸下落不明实际上得不到赔偿，而且，请求侵权人赔偿的时间较长，耗费精力较大，成本较高，不能使雇工及时迅速得到赔偿。所以应允许受害雇员可同时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给付。受害雇工可以选择先请求保险机构按工伤保险予以赔偿，社会保险机构在赔偿后即取得对侵权人的追偿权，该追偿权应仅限于社会保险机构支付给雇工部分，如果社会保险机构的赔偿少于侵权损害的赔偿，则雇工有权再向侵权人赔偿。受害雇员也可以先选择向侵权人要求侵权损害赔偿，如赔偿不足或得不到实际赔偿时，受害人还有权向保险机构要求赔偿其差额部分。

第三，从合理有效地分配社会资源的视角考察，若采取兼得模式，允许工伤职工就同一伤害获得双份补偿，是对有限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各国立法例多数明令禁止这种做法。相反，在补充模式下，工伤职工获得的赔偿虽然可同时来源于工伤保险给付和民事赔偿，但其获得赔偿的总额不超过其实际损失，不会发生所谓的“意外收益”，造成社会资源的不合理分配。

五、结语

工伤保险赔偿在解决劳动者索赔效率方面无疑起到了进步的作用，但是其制度又没有顾及劳动者个性的要求。倘若法律一味强调以工伤保险覆盖工伤的民事损害赔偿，则需要提高工伤保险赔偿标准，但是标准的提高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者个性的索赔要求，故对于工伤受害者，法律应当允许由工伤保险提供主要的赔偿来源，同时保留受害职工获得民事（下转第35页）（上接第70页）赔偿的权利，将民事侵权赔偿作为补充来源，并以工伤职工所受的实际损害为最高限额，获得民事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之间的差额，实现填补工伤职工全部损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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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现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若干理论与实务问题解析[J].法律适用，2004，（2）.

保险赔偿范文篇4

关键词：海上保险法赔偿原则全部赔偿原则及时赔偿原则赔偿实际损失原则

财产保险的根本职能是补偿被保险人意外的经济损失，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公平的实现；被保险人对保险的需求在于转移其可能遭遇到的风险，其意外受到的损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填补。因此保险合同是一种赔偿合同，海上保险合同亦然。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一条规定：“Acontractofmarineinsuranceisacontractwherebytheinsurerundertakestoindemnifytheassured，inmannerandtotheextenttherebyagreed，againstmarinelosses，thatistosay，thelossesincidenttomarineadventure.”（海上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方式和程度，对被保险人遭受与海上风险有关的海上损失负责赔偿的合同。）我国《海商法》第216条规定：“海上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对被保险人遭受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和产生的责任负责赔偿，而由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费的合同。”由此可见，海上保险最为重要的环节是解决赔偿的问题，赔偿原则（PrincipleofIndemnity）是海上保险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

赔偿原则最典型的案例是英国上议院Rickardv.ForestalLand，TimberandRailwayCo.一案。英国上议院赖特（Wright）大法官对此案的判决是：“立法机构和法院的目的都是使作为保险基本原则的损害赔偿生效，并在需要实施时适用于与之相关的各种不同的事实和法律的复杂情况。”①

赔偿以损害为前提，既无损害无赔偿（NoLoss–NoIndemnity）。当保险标的没有发生任何损失时，保险人只收取保险费，而不负任何责任。其用意在于防止有人利用保险进行以赢利为目的的投机，有意制造损失，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和保持经营的稳定性，在这一点上赔偿原则与保险利益原则是相通的。

赔偿原则包括全部赔偿原则、及时赔偿原则和赔偿实际损失原则三个方面的含义。

一、全部赔偿原则

全部赔偿的内涵是指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遭受经济损失时，有权获得保险金额限度内全面充分的赔偿。这是学界的共识。但何为全面和充分？有论者提出其含义是使被保险财产回复到损失发生前的原状。①

作者认为，所谓全面充分的赔偿，不是将被保险财产回复到损失发生前的状态，而是回复到如同风险没有发生而应具有的状态。因为就前者而言，预期利润不在海上保险保障之列，但预期利润属于保险利益。②因此全面充分赔偿，包括赔偿实际利益的损失和赔偿期待利益的损失。这是保险利益原则与赔偿原则相协调统一的内在要求。我国合同法理论有关违约的损害赔偿也贯彻完全赔偿原则，要求违约方不仅应赔偿对方因其违约而引起的现实财产的减少，而且应赔偿对方因合同而得到的履行利益。③尽管部门法之间存在差异，然法律的逻辑应当是相通的和统一的，合同法的救济理论值得海上保险法吸收和借鉴。

全部赔偿原则确立于一八八三年，时任法官的Brett说：“适用于保险法中的一切原则的唯一基础，依个人意见，乃是保险合同是赔偿合同，此合同的目的是被保险人在保单范围内发生的损失，必须取得充分赔偿，但不能超过充分赔偿的范围以外，这是保险的基本原则。如有任何改变此原则的情况发生，不论是阻碍被保险人的取得充分赔偿，或给予被保险人比充分赔偿以更多的赔偿，均可被肯定地认为是错误的。”④

全部赔偿是以被保险人足额投保为前提的，因此，“不足额保险”和海上保险合同中订立“免赔额”条款的情况除外。

1.不足额保险

当保险金额（Amountinsured）等于保险价值（Valueinsured）时，这种保险称为足额保险（Fullyinsured），当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时，这种保险称为不足额保险（Underinsured）。

有论者认为，不足额保险通常发生在不定值保险的情况下，由于保险期限内保险价值上涨而使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⑤所谓不定值保险（UnvaluedInsurance），是指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事先不约定保险价值，而是由被保险人自行确定保险金额并载于保险合同。保险费依照保险金额计算。如保险标的遭遇保险责任范围规定的事故损失时，保险人应另行确定保险价值作为理赔的依据。保险价值一般以发生损失所在地当时的市场完好价值为准。损失时的实际价值高于保险金额，保险人按保险金额与损失时的实际价值的比例来计算赔款。这种不定值保险在实践中已很少使用。⑥

实际上，按照现代风险管理理论，对风险的规避，保险只是其中的方式之一，而且并非总是对被保险人经济上最为有利的方式。因此被保险人可能有意安排比例投保（成数投保），即有意自留一部分风险，以减少保险费的支出。这与全部赔偿原则并不矛盾，后者是指对于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需要承担的风险，保险人得全部负责，赔偿被保险人。①因此，在定值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也可能出于综合各方因素的考虑而与保险人确定一个低于保险价值的保险金额。定值保险合同成立后，如发生保险事故，造成财产全部损失时，则保险人只按确定的最高保险金限额承担责任。如果是部分损失，只需要确定损失的比例，该比例与双方确定的保险价值的乘积，即为保险人应支付的赔偿金额。②

2、免赔额

免赔额（franchises或deductible，Aclauseinaninsurancepolicythatexemptstheinsurerfrompayinganinitialspecifiedamountintheeventthattheinsuredsustainsaloss），是指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事先商定的一个具体数额，对承保风险造成的损失的索赔累计金额若，保险人不予赔偿。要求被保险人在保险人做出赔偿之前承担部分损失，其目的亦在于降低保险人的成本，从而使得降低保费成为可能。对被保险人来说，由自己来承担一些小额的、经常性的损失而不购买保险是更经济的。因此这种做法在法律上也值得肯定。

不足额保险和免赔额还可以加强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责任心，并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因此在实践中是广为采用的。

二、及时赔偿原则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不但要全部、充分的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而且这一赔付还必须是及时的，不能无故拖延。经济损失能够得以及时填补，令被保险人不致因意志以外的客观因素而陷入经济困境，从而保障其继续从事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活力，是财产保险最具吸引力和根本目的所在。相反，保险人不及时理赔，无故拖延，或违约拒赔，则与保险的目的和初衷南辕北辙，在损害保险这一经济制度的同时也对社会伦理道德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这是海上保险立法所应予坚决否定和力图避免的。

我国《海商法》第237条对及时赔偿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损失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我国《保险法》第23条、25条做出了进一步具体的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有关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额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保险金额及赔偿或者给付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保险人自收到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其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最低数额先予支付；保险人最终确定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应当支付相应的差额。可见我国立法上认为及时赔偿是保险人的一项合同义务，如果保险人不履行该义务，应当承担合同责任。

及时赔偿原则，受到各国现代保险立法的重视。根据美国有些州的法律，保险人有违及时赔偿义务的，被保险人得在保险合同之外，对保险人提起侵权之诉，并要求惩罚性赔偿，反映了一种新的立法趋势。③

英美法系的侵权行为法倾向于认为：侵权行为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对一般人的义务，而不是当事人自行协定的、仅仅是针对特定人的义务。①全部赔偿是基于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产生的合同义务，但“及时”履行义务则是法律对一般人的要求。

本文作者认为：美国的立法是我国海上保险法所应当借鉴的。单纯的违约责任其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这是采取比较法上居于有力地位的“可预见规则”而做出的立法选择。②违约赔偿一般是为了弥补当事人因一方违约而产生的损害，一般不具有惩罚性。③而惩罚功能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公认之侵权行为制度的规范功能。④有鉴于此，侵权行为制度的引进可以更有力的拘束保险人及时理赔，更好的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同时赋予受损害的被保险人以选择的自由。但应当注意的是，违约责任采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而侵权责任则是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因此被保险人如果提起侵权之诉，将必须负担较重的举证责任。

有论者指出：及时赔偿原则不仅是对保险人的要求，同时也约束被保险人。其依据在于：及时赔偿的前提是被保险人及时通知并提供全部证据和材料，否则，保险人可以不负赔偿责任。⑤

本文作者认为：“赔偿”是保险人的义务，“及时赔偿”也只能约束保险人。至于被保险人“及时”通知及其他义务，虽然是“及时赔偿”的前提，但毕竟已超出了“赔偿”的范畴，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因此被保险人不受“及时赔偿”原则的约束，虽然其某些行为是“及时赔偿”实现的前提，但对其有约束力的是其他法律原则或规范。

三、赔偿实际损失原则

赔偿实际损失原则，是指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要恰好与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相吻合，使被保险人的经济状况不受保险事故的影响。赔偿实际损失不但包括既得利益的损失，也包括期得利益的损失。赔偿实际损失原则和全部赔偿原则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要使被保险人回复到如同保险事故没有发生的状态，但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全部赔偿原则要求保险人为“充分的赔偿”，即不能“少赔”；赔偿实际损失原则要求保险人为“必要的赔偿”，即不能“多赔”。少赔和多赔都是与赔偿原则不相吻合的，只有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方是赔偿原则的准确内涵。

赔偿实际损失原则也是赔偿原则与保险利益原则相协调的内在要求。保险合同是一种补偿性合同，旨在补偿被保险人的损失，而不能使其从中获利，因此保险合同的履行以保险利益为基础。如果保险理赔使被保险人获得保险利益之外的利益，则有激发被保险人人为制造保险事故以从中牟利之虞，扩大了道德风险，将给社会的稳定运行和伦理体系谱上一笔不和谐音符。

在海上保险实务中，几乎所有货物保险和船舶保险都是“定值保险”。依据英国法的规定，定值保险是指保险合同当事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价值并在保险单上写明，该约定的价值为决定性的保险价值，当保险标的发生全损时，即使其实际价值高于或低于约定的价值，也仍按约定的价值赔偿。①定值保险的优点在于，当保险事故发生时，省却核定保险价值的程序，使及时赔偿原则得以顺利实现。同时避免双方在理赔过程中对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发生争执，有避纷止争之效。

然而，如果保险金额超出保险标的物实际价值过多，则难免背离保险利益原则。因此，法律应当对不适当的定值保险予以否定。

依据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除保险利益关系外，如果定值有欺诈性质，该定值可以无效。此无效并非仅指定值无效而重估价值，而是指该合同自始无效，因为此种情况属于违反契约基础的行为。

但在大陆法系，则大多认为定值如果明显过当，仅是定值问题，应不影响合同，所以可以由保险人举证而减少定值的金额（如德、日等国的立法），或经法院斟酌裁定另改变其定值（如法、荷、比等国的立法）。②

我国《海商法》规定：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但是，又规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因此，我国法律并没有对不当定值加以有力的调整，这无疑是我国海上保险法所应予完善的。

那么，我国立法在此问题上应采英美模式还是大陆模式呢？本文作者认为采后者为妥。不仅是因为我国传统上是大陆法系，在逻辑上易于统一协调。从现实的角度出发，由于保险市场的不规范和社会伦理的缺失，保险人经常动员被保险人多投保以收取更多保费。如果采英美模式显然对被保险人有失公允。

全部赔偿原则、及时赔偿原则和赔偿实际损失原则共同构筑赔偿原则的内容，三者是互相依赖、不可分割的。从赔偿原则中又派生出两个重要原则，即代位原则和分摊原则。

四、代位原则

代位者，主体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取代他人之法律地位行使权利之谓也。代位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债权代位原则和物权代位原则。

1、债权代位原则

债权代位原则是指如果保险事故是由第三人引发并负责的，则被保险人向第三人索赔的权利，自保险人支付赔偿之日起，相应地转移给保险人。这就是通常所称的“代位求偿权”。代位求偿权的法源出自民法，本是沿袭旧日罗马法的衡平原理而来。

在保险关系中，如果被保险标的物因他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而受到损害，则被保险人既可对保险人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侵权行为人请求赔偿。但此二者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基于保险合同的约定，而后者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前者是合同之债，后者是侵权之债。因为二者相互独立并没有牵连关系，故不能统一按比例分担，被保险人只能择其一而为之。通常情况下，被保险人出于时间成本的考虑，多会选择向保险人索赔。假设保险人赔付后，该被保险人可再基于侵权向加害责任人请求赔偿，则被保险人可能取得双倍赔偿而超过其实际损失，这与赔偿原则中赔偿实际损失原则的要求显然不相吻合。如果被保险人取得保险赔偿后并不再向加害责任人索赔，则该加害人就凭借他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而免除了自己侵权行为本应承担的责任，这难免有违社会公益和法律衡平的宗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只有认为保险人是最初的责任人但不是最终的责任人，也就是保险人虽然不能因为有他人应负责任而可以不履行合同义务，但在其赔偿后，可以代被保险人之位而向加害人追偿。如此可令加害人最终仍须承担责任，尤其是被保险人不能基于对保险人和加害人的双重主张而获得双重赔偿，杜绝其从中牟利的可能。因此债权代位原则是赔偿原则的必然要求和制度保障。

2、物权代位原则

物权代位原则，是指保险人在赔付全损后，有获得保险标的的全部权利，即损余应归保险人或从保险赔偿中予以折价扣除；但在被保险人索赔推定全损的情况下，保险人取得物权代位的前提条件，是保险人已接受了“委付”。①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我国《海商法》第248条规定：“船舶在合理时间内未从被获知最后消息的地点抵达目的地，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满两个月后仍没有获知其消息的，为船舶失踪。船舶失踪视为实际全损。”

有论者提出：将失踪船舶视为实际全损时，对失踪船舶按实际全损赔偿后，保险人并不自动取得失踪船舶的所有权。如果被视为实际全损的失踪船舶重现江湖，被保险人仍可行使其对船舶的所有权，并通过法律程序追回船舶。被保险人成功收回船舶的，须将已收到的保险金额加利息退还给保险人。被保险人不愿追回船舶的，则可将船舶所有权转让给保险人，但必须协助保险人追回船舶。②

上述是对物权代位原则的背离，可以作为一项合理的例外。因为船舶的营运价值高于拍卖价值，由被保险人享有船舶的所有权，更有利于社会生产的良性运行。然而，被保险人追回船舶，并非没有损失，要求其将已收到的保险金额加利息退还给保险人，被保险人的船舶及属具的磨损、时间成本和期限利益的损失等便难以弥补，这不符合全部赔偿原则。虽然被保险人可以选择不追回船舶，以避免类似损失，但此结果是对航运并不在行的保险人取得船舶所有权，该船难免再辗转至第三人之手，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损失也是必然存在的。而这一损失并非不可避免的，只要贯彻赔偿实际损失原则就可以达到。③

保险赔偿范文篇5

举证责任分配在《民事诉讼法》中体现出来的基本原则就第64条所规定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我们常说的“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原则并不是审理所有案件必须遵循的。《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便将一些区别适用于普通案件的情况单独列明。例如，医疗事故、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等类型的案件并不完全遵照上述原则，而采用的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该原则指对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权利主张由否定其主张成立或否定其部分事实构成要件的对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一种证明责任的分配形式。这说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僵硬的法条。但是，保险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并没有在《民事诉讼法》与相关的规则做具体规定

保险赔偿的实践证明，保险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果完全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进行审理，则会出现极不公平的现象。保险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亦应根据保险案件的特点确立。

保险案件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具有如下特点：

1.保险事故的偶然性

从事实的本身来看，保险事故是偶然发生的，具有很强的偶然性。保险事故通常是突然发生的，对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要在事故发生后提交所有与事故有关的证据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因为客观因素的制约，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可能无法取得相关的证据。如果完全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那么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而言是显失公平的。

2.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

保险赔偿源于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于保险事故发生之前缔结的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就个体而言具有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因为投保人只需要缴纳相对得到的保障而言很少的部分保费，而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则将要承担投保人所缴保费几十倍乃至上千倍的赔偿。但如果保险事故没有发生，则投保人所缴纳的保费即归保险公司所有，不再退还。因所承保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对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而言，仿佛是在玩一种的游戏，这就是所谓射幸合同。这种不同于普通经济合同的特点，极易使双方产生投机的心理。对于被保险方，基于对保险事故发生后可能得到赔偿的诱惑，做出逆选择，即制造或促使保险事故发生，引发道德风险。对于不知情的保险公司而言，完全要靠事故后所见相关证据判断事故情况和原因，使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方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及侥幸的心理。尤其面临额度较大的赔案，总是在被保险人的举证方面挑毛病。一旦发现疑点，便极尽所能找出拒赔的理由，或是以被保险人未履行相关义务，或是以被保险人制造保险事故，或是以被保险人或受益未按保险人要求提交的证据为由拒绝赔偿。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方面是保险合同本身的特点决定，另一方面也是一些被保险人不正当的利用保险作为发财的工具所致。

面临具有以上特点的保险纠纷案件，法庭或仲裁庭在其所适用的程序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何把握好双方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就显得十分重要。但可喜的是，《保险法》作为调整保险法律关系的实体法，第22条对处理保险事故过程中双方遵循的原则作了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保险法的规定正是将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规则运用于保险赔偿的一种表现。虽然举证责任的第一任务仍由请求方完成，即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完成。但其规定了一个限度，即“其所能提供的”。这正是考虑到了被保险方可能遇到的举证方面的种种困难。例如，有些保险事故发生，受益人或被保险人并没有经历事故，如发生火灾，而被保险人可能并不在场或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在外地突然身故，受益人并不清楚被保险人身故的具体情况。在此种情况下，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举出所有与确认保险事故性质、原因等相关的证明和资料，对被保险方而言，其取证的难易程度与保险方而言并无多大区别。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如果所有证据都规定由保险公司负责，那么客观也会使保险公司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调查举证，势必对被保险人的正常开展保险业务产生负面影响。

那么，究竟什么是“其所能提供”的标准？对于“其不能提供的证据”采用什么原则？这也正是本文要研讨的主要问题。

从保险法第22条规定及保险条款通常要求被保险方在理赔时应提交的单证可见，被保险方在发生保险事故向保险人理赔时主要证明的事项包括：

1.保险合同有效存在的法律事实；

2.发生保险事故并且证明事故的性质；

3.保险事故的原因；

4.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害；

5.被保险方依合同履行相应义务并具备理赔的条件。

下面就让我们就前三项举证责任分配在实践中所常见的问题及应坚持的原则做以简单阐述。

一、保险合同有效存在的法律事实

通常保险公司对于发生保险事故后首先要求被保险方提供的便是证明保险合同的存在。被保险人提供保险单原件或提供保单号码。实践中，有时会遇到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公司只收了投保单和保费，而保单尚未签发；或者保单虽已签发，但尚未送到客户手中的情况。对于法律事实的证明义务，被保险方的义务几乎是绝对的。即无论哪种情况，被保险方均应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与保险人存在合同关系。即使被保险方未签发保单，至少应出示保费收据。至于保费收据能否作为保险合同成立的证据是个实体方面的问题，不是我们在此要讨论的。如果被保险方通过保险业务人员交纳了保费，但未从保险公司处取得任何收据，且无法由第三方证明，除非保险公司自己承认，否则，被保险方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结果。相反，在保险公司诉被保险方欠付保费的案件中，同样需要保险公司证明保险合同有效存在的法律事实。笔者曾经过保险公司因无法提供投保单的原件而险遭败诉的案件，最终因找到其他相关的间接证据证明保险合同的存在，方幸免败诉恶果。

二、保险事故的发生及性质

与第一项法律事实相比，这一项我们可以视其为客观事实。证明发生保险事故及事故的性质通常是指保险公司要求被保险方提供的事故证明。事故证明因所承保的险别的不同而以不同的形式体现。例如，机动车的事故证明通常是交通大队出具的事故责任裁决书（双方事故）或事故认定书（独立事故），如果是火灾，则由公安机关的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如果系人身险，则由医院开具的死亡或伤残证明书等。上述文件通常是由与被保险方与保险方均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出具，用以证明所发生的事故的时间、地点及事故的性质，便于未经历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通过以上证据对事故的性质进行甄别，进而确定事故是否是保险事故。

有些保险条款对此有明确的要求，即事故证明应由哪个机构出具。但有些条款，则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常常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事故发生时，因各种原因，没有及时向第三方机构报案，现场被破坏，事后第三方机构不出具任何事故证明。例如，发生车辆碰撞事故，双方均未向交警报案，致使无法取得关于事故经过及性质认定的相关证明。虽向保险公司报案，但报案前也已撤离现场，保险公司亦无法取得事故现场的第一手资料。而被保险方能够提供的就是一辆已受损的车辆。对事故经过的证明仅限于被保险方的单方叙述。被保险方是否已尽到其举证义务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保险事故发生当时，受自然原因的影响，无法向任何方报案。而被保险方又为减少损失，不得不采取撤离现场的办法，最终导致以上局面。如果被保险方确实没有主观过错，则应视为被保险方已尽其举证责任。反之，如果事故发生当时，由于被保险方的主观过错导致无法取得第三方出具的事故证明。例如，交通事故情况下，有条件报案但未报案，且擅自撤离现场，则应当认定被保险方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

我们注意到保险法第22条只规定：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但对于保险人所要求的证明和资料无法提供的情况应如何处理。换句话说，就是对被保险方无能力完成的举证部分如何处理没有规定。正如前文所述，首先要考虑被保险人无法取得相关证据的原因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如果客观原因所致，则法官需要做的就包括以下两点：一种是能否就无法证明的事实的举证义务再一次依其自己的判断在被保险方与保险方进行二次分配；另一种是如果双方确实均无法举出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如何就现有证据进行判断。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的第7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责任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条规定确定了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权。法官根据现有证据及其主观判断，或者说是自由心证来判断举证责任的二次分配问题及待证事实存在与否。法官自由裁量应遵循的原则仅是个原则性的规定，而这些原则性规定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将受案件所涉实体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同时还将因法官对实体法的理解的不同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性。这将是对我国传统的司法体制的一种挑战，更是检验我国法官队伍素质的标准。

三、保险事故原因

请求保险赔偿的请求方举证证明事故原因与证明事故本身同样重要。理由是，在所有的保险条款中都会列明保险责任与除外责任。而在除外责任中又分为原因除外责任和损失除外责任。如果事故属于保险责任约定的事故，但引发事故的原因却是除外责任的原因，则仍不能认定为保险事故。例如，财产险中的火灾是承保的事故，但战争是除外责任。如果火灾是由战争引起的，则该火灾即不能视为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只有二者均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时才能构成保险责任。

保险事故原因的举证责任从保险法第22条规定来看，首先应当由被保险方证明。但实际情况是，事故的原因往往比较复杂。事故发生可能是多种因素促成，其中有部分原因构成保险责任，部分原因并非保险责任。或者因被保险方的地位所限，被保险方根本无法证明保险事故原因。在此情况下，同样面临上文所述问题。

有这样一个案例，被保险人齐某1999年8月投保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1999年9月在香港因伤住院，抢救无效而死。齐某是意外、自杀还是他杀，出险原因不明。受益人以齐某系意外死亡为由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拒付，理由之一是“齐某之死是否属于意外，没有有效的法律证明文件。”该案经二审判决，保险公司败诉，其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这一案例是保险纠纷中非常有代表意义的案例。让我们分析一下审理此案法官的自由心证过程：保险受益方已尽其所能证明了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无法证明。其已完成举证责任。关于保险事故原因的举证责任由此转移给保险人。同时，保险人主张是除外责任，也负有对其主张负有举证的责任，即证明保险事故的原因是除外责任中列明的原因。保险人无法证明，则其主张不予支持。笔者同意法官的判断。

保险赔偿范文篇6

一、保险赔偿的方式问题

我国保险法规定的全部的保险赔偿方式只有一种，即保险赔偿金的给付。保险法第二条关于保险的定义为：“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法第10条关于保险人的定义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保险法第23、24、25、26、27条的规定，都明确为保险金的给付。由是可见，对于财产保险而言，“保险人之保险赔偿以金钱给付为原则，但例外也有以其他方式为之者，此可称为恢复原状之保险赔偿，此和民法上之赔偿方式原则上以恢复原状为原则，而以金钱给付为例外者，正好相反。”注1保险实务中，保险人可能通过合同的约定，选择以其他的方式进行补偿，如我国现行的《财产一切险条款》关于出险后赔偿方式的约定如下：“如果发生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公司选择下列方式赔偿：”（1）按受损财产的价值赔偿；（2）赔付受损财产基本恢复原状的修理、修复费用；（3）修理、恢复受损财产，使之达到与同类财产基本一致的状况。“这种约定与保险法本身并不冲突。保险法第二十条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在前条规定的保险合同事项外，可以就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事项作出约定。“但由是引出的两个问题是：

（一）如果保险合同没有约定可以以金钱给付以外的补偿方式补偿，出险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就此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保险人可否单方面选择以金钱给付以外的补偿方式进行保险赔偿？

如上所言，在财产损害保险中，保险人的保险补偿方式以保险金的给付为主要方式，或者说保险金的给付方式为法定赔偿方式，其他方式为约定补偿方式。在保险理赔实务中，有时保险合同并未规定可以有保险金给付方式以外的其他补偿形式，且出险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无法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保险人出于种种原因，却单方面主张以保险金给付以外的方式进行保险赔偿，这种做法是否合法呢？如某台资企业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企业财产保险综合保险，其中固定资产部份主要为印刷设备。投保金额为二手设备的购买价。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工厂发生火灾，导致生产车间严重被毁，经权威机构鉴定所有生产设备全部报废。由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在设备的重置价值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保险人于是强烈主张以全国范围内实物招标的方式，补偿被保险人受损的全部机器设备，并承诺在1年内完成全部受损设备的重置。保险人认为依据保险的补偿原理，实物补偿是符合保险原则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似是而非。首先，从保险法的规定可以得知，金钱给付为法定的保险补偿方式，非金钱补偿为约定的补偿方式，对此上文已有详细论述。其次，《企业财产综合险条款》规定的赔偿方式非常明确，即为金钱赔偿。再次，从合同法的角度看，双方若想改变赔偿的方式，也必须是以双方协商一致为前提。最后，保险的补偿原则，强调的是保险价值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补偿方式。如果保险人认为保留非金钱以外的补偿方式对其很重要，则保险人在拟定保险条款时应将保险赔偿的多种方式予以明确的界定。

（二）非金钱补偿与保险金额的关系

保险赔偿金额的确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是否足额保险、是否有免赔额的约定，及保险价值的多少等。保险法第24条第4款明确规定：“保险金额是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如果保险人选择非金钱给付的方式进行保险赔偿，比如恢复原状的方式，如果说在还没有完全修复之前，修复费用已超过保险金额的，超过部份如何处理？有学者认为，“保险人于选择赔偿方式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否则于恢复原状之情况下不应受保险金额之限制，以示公平。”注2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前所述，保险人并无单方面确定损害补偿方式的权力。如果选择了非金钱给付的赔偿方式，只要修复的方式与费用是合理的，则同样需受保险法相关规定的约束。

二、保险赔偿金的给付期限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迅速地拿到保险赔偿金，以实现保险的目的。由于我国保险企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保险公司在特定时期往往无故压赔案，使保险赔款迟迟不能兑换。这种情形，以接近年末时保险公司的赔付率已接近或超出总公司核定的赔付率时表现尤为明显。在这段非常时期，如果被保险人又不被保险人视为是优质客户，则被保险人真会有一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料。”第二十四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有关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额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保险金额及赔偿或者给付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由于法律规定得过于模糊，在保险理赔实务中便出现大量的问题：

（一）被保险人应提交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的范围与程度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提供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这是保险法赋予被保险人的义务。在保险实务中，出现较多问题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保险人为了拖延赔赔付，而故意要求被保险人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料，不断地没完没了地补充资料，有些资料，是被保险人根本提供不了的，或者根本不是被保险人应该提供的，从而保险人得以被保险人提供资料不全为由，将赔案拖延下来。另一方面是一些被保险人偏面认为，保险索赔提出的数额越大越好，保险人若能识别其中的水分，被保险人便认帐，否则保险人便自认倒霉。这样人为增大了保险理赔的难度，使保险理赔无法顺利进行。

1.有关证明和资料的范围与程度

那么被保险人在出险后，究竟应提交哪些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呢？法律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事实上也无法作出相应的规定。要妥善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根据民事证据法的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确定哪些属于被保险人应该举证的范围。目前我国的民事证据法正在抓紧制定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这便是通常说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从这点看，与保险法的规定并不冲突。但保险法作为民商法的特殊法，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在保险理赔实务中并不能一概而论。除了要把握上述总的原则外，还应注意的是保险条款中关于保险责任与除外责任的表述方法。保险实务惯例一般认为，如果保险条款的保险责任采用“一切险减去除外责任”（allrisksminusexceptions）方式，而且不保事项很明确，即承保列明除外责任的一切意外的损失，则被保险人只须初步证明其损失属于某种意外即可，勿需证明具体是由什么风险引致。如果保险条款关于保险责任采用的是“列明风险”，（namedrisksinsuredagainst）方式，同时列明除外责任，在保险索赔时，被保险人须首先证明其遭受的损失属于某项列明风险，在被保险人完成初步举证后，保险人必须通过举证证明该项损失属于某项除外责任来拒赔。注3国内有学者主张“财产一切险的举证责任在保险人而非被保险人，除非保险人证明损失是属于除外责任范围，否则所有损失均属于保险责任内。而列明风险的保险单则相反，除非被保险人证明损失属于列明风险的责任范围，否则保险人对损失不负责任。”注4由是可见，保险条款中关于保险责任与除外责任的表述方法的不同，对被保险人的举证要求是不同的。

其次，我们应注意到保险第23条第2款的规定，“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料。”由此可见，保险人要求被保险人提交资料的范围，根据立法的本意，应该在保险合同中予以约定。我国的保险条款对此的规定往往非常的原则。例如现行的《财产保险基本险条款》与《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对提交资料的要求是：“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时，应当提供保险单、财产损失清单、技术鉴定证明、救护费用发票以及必要的帐簿、单据和有关单位的证明”。有的保险公司根据条款的规定，进一步将其细化。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其网站上的索赔指南中规定：“被保险人在向中国人保公司提供书面索赔时，应提供下述单证：

1、保险单正本

2、财产损失清单

3、有关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或技术鉴定书，包括：发生火灾，应提供消防部门的证明；发生盗窃或恶意破坏，应提供公安部门的证明；发生锅炉、压力容器爆炸，应提供劳动部门出具的鉴定证明；发生雷击、暴雨、台风、暴风、龙卷风、雪灾、雹灾、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时，应提供气象部门的证明。

4、救护费用发票

5、必要的帐簿、单据以及其他本公司认为有必要的单证、文件。

对照条款我们可以看出，人保在网上公布的资料，有两点变化，一是将有关单位的证明细化了，一是增加了兜底条款，即“其他本公司认为有必要的单证、文件。”事实上，条款列举出的资料范围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在火灾引致的机器设备的损失时，常常要求被保险人提供机器设备的平面布景图、设备的技术资料与图纸，三来一补企业还需要提供报关单等。要穷尽所需的全部资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保险人在理赔实务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对每一险种所需的基本资料，心中大体是有数的。我们认为，为避免在发生诉讼时保险人处于被动的地位，保险人在保险条款中应尽可能列举出所需资料的范围。至于兜底条款，条款中并没有规定，如果没有相应的批单，在诉讼中如果保险人援引此条抗辩，其抗辩权基础会受到质疑。

最后，有关证明和资料的范围与程度，还必须注意合理性。应依一般情形下，一个正常的第三者在同等情况下所能获得的资料为限。超出此范围，即属违反保险的诚实信用原则。

2.被保险人提交资料的虚假与欺诈问题

被保险人在提交索赔资料时，应保证所提资料的真实、合法。有时，被保险人出险后，在不清楚受损情况的前提下，按照帐面余额提出索赔，在实际清点后发现索赔数与实际受损数差额较大，这不应认为是欺诈行为。我国保险法第28条第3、4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前三款所列行为之一，致使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或者支出费用的，应当退回或者赔偿。”由此可见我国保险法规定的被保险人索赔时应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有：1）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2）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3）夸大损失程度的。第三种情形下，应特别注意必须是恶意夸大，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或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来恶意夸大损失程度。

（二）保险赔偿金给付期限的确定标准

保险赔偿金数额的确定，标志着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就保险索赔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也是保险人履行保险赔偿金义务的前提条件。在国际上，关于保险赔偿金给付期限的确定标准，大体上有两种主张，一是主张损失清单交付保险人之时，即为保险赔偿金确定之时。一种以保险人承认损失理算金额为准。此种主张者多为英美法学者。其前提条件是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即委托公估人进行保险公估，这里的损失清单实为公估公司提交的公估报告。我国保险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保险人自收到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其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最低数额先予支付；保险人最终确定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应当支付相应的差额。”这里实际上只规定了先予支付的期限，对整个保险赔偿金的给付期限并未作规定，或者说作了非常不合理的规定，即为“保险人最终确定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中将“保险人最终确定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的期间，解释为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与资料之日起90日之内。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三）保险人未能在约定期限内确定保险赔偿金数额的法律后果

依前所述，如果保险合同对保险赔偿金的给付没有明确的约定，则保险人应当在收到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最低数额先予支付，收到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与资料之日起90日之内，确定保险赔偿金数额。如果保险人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确定保险赔偿金数额，则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为：

1.依据保险法第24条第2款的规定，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这里的损失，包括延迟支付保险赔偿金应支付的利息，还包括因延迟支付不能清场导致的房租的损失，等等。但不应包括因停工造成的间接损失等。在确定被保险人因此受到的损失的范围时，应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不能超过违反合同一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该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保险人逾期未作出赔偿或给付的，或对赔偿或给付的金额有异议的，可以自保险人最终确定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间届满之日起向人民法院起诉。

我国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这个问题上的规定，有一个明显的不足，便是没有科学界定保险人承担延迟给付保险赔偿金的前提条件。即只要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与资料之日起60日或90日之内，就必须确定保险赔偿金数额。我国台湾省保险法第78条相应的规定是，“对损失之估计，因可归责于保险人之事由而迟延者，”保险人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事实上，保险理赔的顺利进行，必须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及公估公司的通力合作。全凭任何一方的单方面努力是不可能顺利解决保险理赔的。保险人的承担延迟给付法律责任的过错责任前提是不能省略的。

三、保险赔偿的范围

保险赔偿的范围，应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及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确定。大体说来，具体包括如下：

1.保险财产的损失，影响保险财产赔偿数额的因素有很多，大体包括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比较、足额投保与不足额投保、免赔率或免赔额的约定，残值的价值等，无论如何，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

2.施救费用。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于保险事故发生时，为防止或减轻被保险财产的损失而支付的必要的与合理的费用。这里须注意几点：

1）施救费用是发生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在保险事故发生前产生的费用，即使是为了防止或减少被保险财产的损失支付的必要的与合理的费用，也不是施救费用。

2）根据我国的保险法第42条第2款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这里的保险金额与保险财产受损时的保险额是二个概念。换言之，从理论上说，保险人有可能在两个保险金额之内承担保险责任。

3）施救费用的给付，是否受不足额投保的影响，即存在不足额投保时，施救费用是否应比例受偿，我国保险法没有明确的规定，台湾省的保险法对此有明文规定。我国的保险实务中是适用比例受偿原则的。

3.损失确定费

我国保险法第49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损失确定费的给付，是否受不足额投保的影响，即存在不足额投保时，损失确定费是否应比例受偿，我国保险法没有明确的规定，台湾省的保险法对此有明文规定。我国的保险实务中是适用比例受偿原则的。

4.法律规定或保险人同意支付的其他费用

如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

注释：

注1：《保险法基础理论》江朝国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P368。

注2：《保险法基础理论》江朝国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P370。

保险赔偿范文篇7

一、如何正确理解财产保险的赔偿原则

财产保险合同，又称损失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以财产和与其有关的利益为保险标的，保险人承担上述各类保险标的因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的一种保险。财产保险合同是一种“填补损失”的合同。财产保险最能体现保险的补偿性质，因此，补偿原则是财产保险的核心原则。损害补偿原则是指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遭受损害时，保险人在责任范围内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害进行补偿。该原则体现了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损害补偿额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损害补偿原则受到的限制主要有：

（一）保险金额的限制。即损害补偿额不得超过事先约定的保险金额。一般情况下，保险金额是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人的赔偿金额只能等于或低于保险金额而不能高于保险金额，保险人的最高赔偿责任也只能是保险金额。在此须引起注意的是，我国《保险法》42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保险法》第49条、51条还规定：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失而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及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为确定事故原因和损失程度而发生的合理费用，应由保险人承担。因此，可能出现保险人实际支出的费用超过保险金额的情况。

（二）实际损失的限制。有实际损失是保险赔偿的基本条件。财产保险的目的就是为了对财产损失进行经济补偿，对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是补偿原则的基本要求。赔偿金额的确定以被保险人遭受的实际损失为依据。

（三）保险利益的限制。保险合同保障的是投保人的保险利益，补偿的是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损失。《保险法》第12条、第33条的规定表明，投保人对投保标的享有保险利益，既是保险法的核心原则，也是保险关系的基础；它不仅决定投保人的保险合同的主体资格，而且决定保险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保险法》第12条2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对于保险合同来说，保险利益成为保险合同有效的基础，是保险合同订立的原则之一。投保人要取得与保险人建立合法有效保险关系的资格，必须满足《保险法》第12条关于其“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的规定。具体说就是他们对保险标的具有利害关系。非财产的所有人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如对特定财产有实际而合法的利益，也应认定其具有保险利益。

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受到损害，其经济利益也随之受到损害，就表明他们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如果保险事故发生，保险标的受到损害，而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受到影响，则说明其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被保险人只有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才可在保险标的出险时获得赔偿，即损害补偿额不得超过被保险人具有的保险利益的金额。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应是合法的且能以金钱来衡量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根据世界各国的保险立法通则，构成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必须是属于经济上的确定的合法的利益。因为财产保险的目的是补偿损失，如要损失不是经济上的利益，不能用货币量来计量，则无法通过保险方式来填补损失。通常情况下，根据保险利益确定保险金额，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赔偿和给付保险金均受保险利益限制，即只对具有保险利益的损失予以赔偿或给付。法律之所以规定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成立的前提条件和当事人申请保险赔偿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正是为防范有人利用保险合同进行有损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投机活动。

在确定保险赔偿数额时要综合考虑损失补偿原则以上三个方面的限制，通常情况下，赔偿金额既不能超过实际损失，也不能超过保险金额或保险利益。

二、如何正确确定财产保险中保险价值和保险金额

（一）财产保险中保险价值的确定。保险价值一般是指财产投保或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保险价值在财产保险中表现为现有财产的实际价值，在责任保险合同中不存在保险价值，因为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应承担的责任是不确定的，故仅需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预先约保险金额即可。在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是确定保险金额的基础，实际上也是保险人所负损失赔偿责任在法律上的最高限度。根据我国《保险法》第40条的规定，保险价值的确定有以下二种：

1、投保人和保险人在合同中约定。财产保龄合同当事人双方可以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约定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目前，我国的保险法中并无关于定值保险的明确规定。凡属定值保险，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无论所保财产当时的实际价值是多少，保险人都要按保险合同上订明的保险价值计算赔款。但是定值保险合同一般只适用于特殊的保险标的，如古玩、字画、文物等一些很难确定其本身价值的物品，为了避免争讼，需要双方事先约定一个固定不变的价值作为保险价值进行保险，但这种合同可能由于估价过高或过低造成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不均衡，这种合同的运用范围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2、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在保险事故已经发生需要确定保险金额时才去确定保险价值的保险，是不定值保险。因此，不定值保险合同中不记载确定的保险价值。绝大多数的财产保险合同都是不定值保险合同。由于保险财产的赔偿是以赔偿实际损失为原则，所以，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价值通常按保险标的当时的市场价格即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确定。

（二）财产保险中保险金额的确定。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是指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针对具体的保险标的，根据其保险价值而实际投保的货币金额，它是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当保险财产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保险赔偿金额的给付不但要受保险金额的限制，还要受实际损失、保险利益等因素的限制。保险金额的确定应以保险价值为基础，但是却不一定等同于保险价值。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对比关系来划分，保险合同分为三种类型，不同保险类型保险合同的赔偿方式不同。

1、足额保险合同，又称全额保险合同，是保险金额等于保险价值的合同。这种保险合同中，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保险标的全部损失，保险人按保险金额全部赔偿，这时保险金额等同于全部价值，又等同于赔偿金额；如果保险金额发生部分损失，保险人则在保险金额范围内按实际损失数额赔偿，这时保险金额小于保险金额，等同于实际损失数额。

2、不足额保险合同，又称低额保险合同，是指保险金额小于保险价值的合同。在这种保险合同中，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比如：某甲投保的保险标的物的保险价值是10万元，其投保的保险金额是5万元，出险时，该保险标的物实际损失为8万元，此时，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4万元的赔偿责任，而不是承担保险金额5万元的赔偿责任。公务员之家

保险赔偿范文篇8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医疗保险(Medicalcare)作为国家和社会向法定范围内的劳动者提供预防和治疗疾病、伤残的费用和服务的一种社会保险，已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按医疗保险的实施方式分为2种:一种是国家强制的法定保险，由政府医疗保险管理机构统筹管理，其目标是广覆盖，低保障;另一种是由商业保险机构负责接保和理赔个人自愿投保的医疗保险。

病案(MedicalRecord)作为一种医疗档案是医务人员对病人的诊断、检查、治疗、护理所做的客观真实的文字记录，对病案科学合理的管理至关重要，它已成为医疗保险机构支付和理赔医疗费用的重要依据。

一、病案的书写质量管理直接影响医疗保险机构的支付和理赔

1.1病案首页是病人结束住院诊治的总结，其所反映的信息为测算医疗保险费率提供较完善的统计数据，为社保机构考评、监督医院的服务质量、技术水平提供了量化指标。其书写要点是应填项目必须填写正确、完整，特别是正确的疾病和手术操作分类的编码，关系到理赔的费率。例如临床上“畸胎瘤”的性质一定要根据病理报告的描述进行良、恶性肿瘤，包括交界恶性肿瘤的区分。这就要求医生要书写规范的疾病诊断名称，疾病编码人员也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熟练的编码技术。

1.2入院记录包括主诉、现病史、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与特殊检查结果、诊断、诊断讨论、治疗计划讨论。其中现病史、既往史的描述对涉保理赔至关重要。现病史以主诉为主线进一步阐述疾病发病症状、体征、时间和病历中记录的重要阳性和阴性表现，治疗、检查经过，治疗效果等，不应出现逻辑性失误，为鉴定病案的价值做好基础准备。既往史是记录病人既往的一般健康状况，急、慢性传染病史，药物不良反应及过敏史，手术和严重创伤史及其他重要病史。按发病时间顺序记载，凡与现病诊断和鉴别诊断有关的疾病更应详细记载。所有这些临床医生都应认真填写不得有误，同时要求患者或其家属签字确认。有时会因临床医生没有做有关的病史采集或笔误，以及患者故意隐瞒造成保险理赔时出现纠纷。

1.3手术和麻醉记录是手术全过程的详细记录，包括手术经过，麻醉方法和深度，术中输血、输液，及其他药物使用情况。在此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记录要正确、及时和完整，如麻醉单上术中输血情况的记录是目前血液中心对输血引起的丙型肝炎保险赔偿的重要依据之一;二是对人工材料的植入必须填写“植入医疗材料使用登记表”，并详细写明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生产批号、生产单位等信息，因为不同的人工植入材料在医保的支付中是不同的。

1.4医嘱单是医嘱的执行记录，分为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为医保部门审核医疗费用提供准确信息，有利于患者和医保部门共同对医院医疗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也为统筹基金的支付和管理提供客观依据，以使社保机构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开支，杜绝浪费，确保统筹基金的合理使用。医嘱单的书写要做到:(1)正确填写医嘱上端病人姓名、病房、床号、病案号和页次。(2)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的时间应准确、具体到分。(3)遇有手术或分娩病例时，在医嘱单上划一红线，表示线上医嘱停止执行。(4)对部分医嘱作废时应及时加盖作废章，以免引起重复记帐。

二、病案的完整性管理使医疗保险机构理赔有了可靠依据

残缺不全的病案，不仅反映医疗质量上不够严谨，也为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合理性带来困难，还使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得不到可靠的资料，同时对医疗事故、医疗纠纷的处理和法律责任鉴定造成困难和不必要的损失。一份完整的病案是发挥其使用价值的必然要素，也是医疗保险机构进行理赔的重要依据。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为了合理使用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各医院都普遍提高了病床周转率，减低了病人平均住院天数，但是，由于一些检验报告滞后归档，在病人出院时有时正式的病理诊断报告还未完成。这就需要医生在得到各种检验报告后必须及时归入病人的病案中，以使病案的完整性得到保证。例如医保机构在对病人使用白蛋白时，决定是否支付报销的依据就是病人的血液报告里的白蛋白指标。又如医疗保险文件规定，应用抗霉菌药物必须有霉菌检出的阳性结果，否则按自费处理。这些都需要以病案中相应的检验报告结果作为依据。

三、病案的保存和供应也影响医疗保险的理赔

3.1保证病案及时提供。病案作为保险理赔和支付的重要依据，要求病案管理人员要及时收回，及时归档(包括整理，装订，上架)，坚持和完善病案借阅制度，杜绝病案遗失。病案管理工作中的任何疏忽大意，都会影响病案的正常供应，进而影响病案的使用包括保险理赔。为此，我院专门制定了一系列奖惩制度，责任到人，保证病案的及时收回和避免遗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公务员之家

3.2病案的保管也会影响保险理赔。如没有完善、科学的病案管理，不能提供病案资料将直接影响患者得到合理的赔偿。病案保管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病案的供应和使用。因此，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合理地规定病案保管期限，并做到病案上架及时，排列有序，整齐清洁，查找方便，完整无缺，防止损坏丢失。

病案管理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为医院与社会提供服务。病案利用是病案管理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必须努力提高病案书写质量，科学合理的管理和保存病案资料，以使病案更好的为医院、社会和患者服务。

保险赔偿范文篇9

关键词：工伤保险赔偿；侵权赔偿；比较；补充模式

在工伤赔偿问题上，世界各国经历了由传统侵权行为法一元调整机制向多元调整机制的演变。工伤保险制度的产生，使得对工伤事故的救济出现了两种方式：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人身损害赔偿。这样的法律状况在我国也是存在的：作为行政法规的《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受害人有权请求给付工伤保险基金，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在第三人致害的情况下，受害人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一般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那么，这两种赔偿责任或者说受害人可能享有的双重赔偿请求权的关系如何、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如何适用相关的法律、受害人应该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以及未来的相关法制如何构建，就成为必须在理论上做出科学回答的问题。

一、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制度比较

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中或法定的特殊情况下发生意外事故，或因职业性有害因素危害而负伤（或患职业病）、致残、死亡时，对本人或其供养的亲属给予物质帮助和经济补偿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以工伤保险的方式赔偿工业事故和职业病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受害人和雇主都可以避免费事费钱的民事诉讼程序、不因受害人的一般过失而减少赔偿金等。同时，工伤事故责任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之一种，受害人可以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就其因工伤事故遭受的人身损害请求侵权损害赔偿。较工伤保险赔偿而言，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的赔偿范围较宽泛、赔偿标准较高、赔偿的金额较大。但这种救济方式存在诸多局限性：受害人面临举证不能和执行不能的风险、诉讼过程漫长且成本高昂、适用过失相抵等规则会使得受害人获得的赔偿大打折扣。具体来说，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的区别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法律价值不同

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属于私法领域的法律制度，一般侵权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体现了法律对行为人所实施的违背法律和道德、侵害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否定性评价和非难。通过损害赔偿等手段达到制裁、教育行为人的目的。着眼点在于平衡个人利益，实现分配正义。

工伤保险赔偿制度属于社会法领域的法律制度，通过社会保险手段，由雇主按事故发生率缴纳一定的保险费，将雇主个体责任转嫁到由保险机构来承担，实质上责任主体仍然是雇主。其立法目的并不是追究谁的过错，而是通过筹集保险费对受害人的损害提供补偿。因为引起损害发生的行为，“系现代社会必要经济活动，实无不法性可言”，其着眼点在于社会整体利益，而非具体个体利益。

（二）损害赔偿范围和标准不同

侵权损害赔偿的目的是制裁侵权行为人，填补被害人的损害。各国立法基本上采纳了全面赔偿原则，即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标准也较高。工伤保险赔偿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保障雇工最低生活水平，工伤保险赔偿的范围仅限于物质损失，而不涉及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标准结合雇工本人的劳动能力和社会最低标准确定，性质上属于补偿性，而不是赔偿性。所以，其给付金额有限，一般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之数额高于工伤保险赔偿。

二、国外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制度处理模式及评价

（一）取代模式

取代模式是指由工伤保险补偿取代雇主的侵权赔偿。雇员在遭受工伤事故后，只能请求工伤补偿待遇，而不能请求雇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是例外的一种情况，如果雇员受到的工伤系雇主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所致，则受害人亦有权依侵权行为法之规定向雇主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如果保险人先行给付工伤保险待遇，在给付金额范围内对雇主享有求偿权，当然保险人亦可依其衡量放弃求偿。采用取代模式的国家有德国、瑞士等国。该模式优点：第一，符合工伤保险制度建立的目的之一，即免除雇主的侵权责任，因其只需交纳一定数量的工伤保险费，就可由社会来分担其工伤事故导致的损失；第二，符合工伤保险制度的的根本目的，即在较短时间内满足工伤者的基本生活保障，因较之侵权赔偿的诉讼方式，工伤保险申请方式非常简单便捷。当然，该模式也有其备受批评的缺点：第一，工伤保险待遇一般低于侵权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取代模式实际上剥夺了工伤者获得完全赔偿的权利；第二，此模式下雇主只要交付了保险费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了，对于督促雇主采取积极措施预防工伤发生并制裁其导致工伤的行为很不利。

（二）选择模式

选择模式是指工伤受害人只能在侵权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给付之间选择其一。这种模式表面上给了当事人选择对自己有利方式的自由，实际上由于工伤保险补偿与侵权赔偿各自的缺点，对当事人很不利。因为申请工伤保险补偿虽然简单便捷，但其补偿额一般较低。而侵权赔偿额虽然较高，但其往往要通过复杂漫长的诉讼程序才能实现，这对于急需金钱治疗工伤和维持其本人及抚养亲属的基本生活的受害人来说实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即使官司打赢了是否能真正执行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事，结果是受害人只能或求稳而接受较低的工伤保险补偿，或为求较高赔偿金而冒很大风险。无疑这是不公平的。英国曾经实行过该模式，但现已废除。

（三）兼得模式

兼得模式是指工伤受害人对侵权赔偿和工伤保险补偿中任何一个的主张均不影响对另一个的主张，且受害人有权获得因此而带来的双份利益。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给予受害人十分充分乃至有些过分的保护。对这一模式的批评观点也有两点：第一，该模式完全背离了工伤保险创设的目的，工伤保险的建立是为了减轻雇主责任并使责任社会化，而兼得模式不仅没有使雇主免责，而且加重了雇主的负担。第二，在此种模式下，受害人可以获得双份补偿，其所得赔偿款总额可能会超过其实际所受损害，从而违背了“受害人不应因遭受侵害获得意外收益”的准则。

（四）补充模式

补充模式系指发生工伤事故以后，受害雇员可同时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给付，但其最终所获得的赔偿或补偿,不得超过其实际遭受之损害。一般而言，接受赔偿按以下程序进行：工伤事故发生后，受害雇员首先受领工伤保险给付，然后依侵权行为法规定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但应当扣除其已领得的工伤保险补偿。换言之，受害雇员接受工伤保险给付之后，有权就侵权行为法上的救济与工伤保险赔偿的差额部分，提起侵权行为之诉。目前，采用这一模式的国家有日本、智利及北欧等国。

补充模式是工伤赔偿的现代规则，已经为众多国家的立法和理论所接受。建立补充模式的目的在于：一方面避免受害人获得双份利益，减轻雇主的工伤负担，节约有限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受害人获得完全的赔偿，维持相关法律制度的惩戒和预防功能。它是现代侵权责任制度与工伤保险制度长期磨合的产物，相对前述三种模式逻辑更为严密，也更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

三、对我国工伤赔偿有关规定的理解

1996年8月劳动部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已被《工伤保险条例》所取代）第28条的规定实质上确定了交通事故民事赔偿优先、工伤保险给付补充的原则，属于补充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并没有被后来的《工伤保险条例》所继承。2002年5月1日施行的《职业病防治法》第一次涉及到了职业病工伤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关系。该法第52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2002年6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安全生产法》是我国最早对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的关系做出规定的立法。该法第48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对《安全生产法》的这条规定应该理解为：“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从业人员首先依照劳动合同和工伤保险合同的约定，享有相应的给付金。如果工伤保险金不足以补偿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及经济损失的，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应当给予赔偿的，从业人员或其亲属有要求生产经营单位给付赔偿的权利。”这属于补充模式。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工伤保险赔偿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做出了解释。该司法解释第l2条对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进行了规定。第l2条第1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第2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官陈现杰认为：该司法解释“对工伤保险与民事损害赔偿的关系按照混合模式予以规范。混合模式的实质，就是在用人单位责任范围内，以完全的工伤保险取代民事损害赔偿。但如果劳动者遭受工伤，是由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第三人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任。”这种解释是非常合适的。

四、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制度构建设想

在确保雇工基本利益的基础上，兼顾公平和正义，协调侵权人、社会保险机构利益，达到保障雇工利益制裁侵权人的目的，又能使社会保险机构的工伤保险基金资源有效率的分配。在两者关系上应采用互为补充模式，即雇工所取得的利益是单一按工伤赔偿或单一按侵权民事赔偿应得的最高额为其所得赔偿，同时规定保险机构的赔偿额为最高额与侵权赔偿额的差额部分(不包括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部分)，允许雇工先向实际侵权人或保险机构予以赔偿或补偿，不足部分要求保险机构或实际侵权人予以补充，保险机构对实际侵权人在支付范围内超过部分享有代位追偿权。其理由如下：

第一，符合工伤保险制度和人身损害赔偿立法创设的目的。采取补充模式，则以工伤保险为主要赔偿机制，民事赔偿只是作为补充，体现部分替代的思想，与工伤保险创设的目的相符合。同时，这样既可以对侵权人的行为予以制裁，又确保工伤职工得到应有的保障，也不致导致工伤雇工与非职工自然人应被侵权而得到的赔偿不同，符合人身损害赔偿立法创设的目的。

第二，符合保护弱者的立法宗旨。雇工相对于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机构来说是弱者，为了使其利益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应允许雇工有权先向其保险机构予以工伤赔偿，不足部分再向侵权人提出赔偿。因为侵权人可能无能力赔偿或侵权人逃逸下落不明实际上得不到赔偿，而且，请求侵权人赔偿的时间较长，耗费精力较大，成本较高，不能使雇工及时迅速得到赔偿。所以应允许受害雇员可同时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给付。受害雇工可以选择先请求保险机构按工伤保险予以赔偿，社会保险机构在赔偿后即取得对侵权人的追偿权，该追偿权应仅限于社会保险机构支付给雇工部分，如果社会保险机构的赔偿少于侵权损害的赔偿，则雇工有权再向侵权人赔偿。受害雇员也可以先选择向侵权人要求侵权损害赔偿，如赔偿不足或得不到实际赔偿时，受害人还有权向保险机构要求赔偿其差额部分。

第三，从合理有效地分配社会资源的视角考察，若采取兼得模式，允许工伤职工就同一伤害获得双份补偿，是对有限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各国立法例多数明令禁止这种做法。相反，在补充模式下，工伤职工获得的赔偿虽然可同时来源于工伤保险给付和民事赔偿，但其获得赔偿的总额不超过其实际损失，不会发生所谓的“意外收益”，造成社会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公务员之家

五、结语

工伤保险赔偿在解决劳动者索赔效率方面无疑起到了进步的作用，但是其制度又没有顾及劳动者个性的要求。倘若法律一味强调以工伤保险覆盖工伤的民事损害赔偿，则需要提高工伤保险赔偿标准，但是标准的提高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者个性的索赔要求，故对于工伤受害者，法律应当允许由工伤保险提供主要的赔偿来源，同时保留受害职工获得民事赔偿的权利，将民事侵权赔偿作为补充来源，并以工伤职工所受的实际损害为最高限额，获得民事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之间的差额，实现填补工伤职工全部损害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郑尚元.工伤保险法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3)[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3]黄松有.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4]杨晓蓉.工伤事故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的竞合与制度选择[J].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若干问题释评，2005．

[5]周开畅.社会法视角中的“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适用关系[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3）．

[6]吕琳.工伤保险与民事赔偿适用关系研究[J].法商研究，2003，（3）．

[7]陈现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若干理论与实务问题解析[J].法律适用，2004，（2）.

保险赔偿范文篇10

【关键词】工伤保险赔偿；侵权赔偿；比较；补充模式

在工伤赔偿问题上，世界各国经历了由传统侵权行为法一元调整机制向多元调整机制的演变。工伤保险制度的产生，使得对工伤事故的救济出现了两种方式：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人身损害赔偿。这样的法律状况在我国也是存在的：作为行政法规的《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受害人有权请求给付工伤保险基金，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3]20号）规定，在第三人致害的情况下，受害人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一般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那么，这两种赔偿责任或者说受害人可能享有的双重赔偿请求权的关系如何、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如何适用相关的法律、受害人应该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以及未来的相关法制如何构建，就成为必须在理论上做出科学回答的问题。

一、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制度比较

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中或法定的特殊情况下发生意外事故，或因职业性有害因素危害而负伤（或患职业病）、致残、死亡时，对本人或其供养的亲属给予物质帮助和经济补偿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以工伤保险的方式赔偿工业事故和职业病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受害人和雇主都可以避免费事费钱的民事诉讼程序、不因受害人的一般过失而减少赔偿金等。同时，工伤事故责任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之一种，受害人可以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就其因工伤事故遭受的人身损害请求侵权损害赔偿。较工伤保险赔偿而言，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的赔偿范围较宽泛、赔偿标准较高、赔偿的金额较大。但这种救济方式存在诸多局限性：受害人面临举证不能和执行不能的风险、诉讼过程漫长且成本高昂、适用过失相抵等规则会使得受害人获得的赔偿大打折扣。具体来说，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的区别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法律价值不同

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属于私法领域的法律制度，一般侵权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体现了法律对行为人所实施的违背法律和道德、侵害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否定性评价和非难。通过损害赔偿等手段达到制裁、教育行为人的目的。着眼点在于平衡个人利益，实现分配正义。

工伤保险赔偿制度属于社会法领域的法律制度，通过社会保险手段，由雇主按事故发生率缴纳一定的保险费，将雇主个体责任转嫁到由保险机构来承担，实质上责任主体仍然是雇主。其立法目的并不是追究谁的过错，而是通过筹集保险费对受害人的损害提供补偿。因为引起损害发生的行为，“系现代社会必要经济活动，实无不法性可言”，其着眼点在于社会整体利益，而非具体个体利益。

（二）损害赔偿范围和标准不同

侵权损害赔偿的目的是制裁侵权行为人，填补被害人的损害。各国立法基本上采纳了全面赔偿原则，即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标准也较高。工伤保险赔偿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保障雇工最低生活水平，工伤保险赔偿的范围仅限于物质损失，而不涉及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标准结合雇工本人的劳动能力和社会最低标准确定，性质上属于补偿性，而不是赔偿性。所以，其给付金额有限，一般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之数额高于工伤保险赔偿。

二、国外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制度处理模式及评价

（一）取代模式

取代模式是指由工伤保险补偿取代雇主的侵权赔偿。雇员在遭受工伤事故后，只能请求工伤补偿待遇，而不能请求雇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是例外的一种情况，如果雇员受到的工伤系雇主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所致，则受害人亦有权依侵权行为法之规定向雇主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如果保险人先行给付工伤保险待遇，在给付金额范围内对雇主享有求偿权，当然保险人亦可依其衡量放弃求偿。采用取代模式的国家有德国、瑞士等国。该模式优点：第一，符合工伤保险制度建立的目的之一，即免除雇主的侵权责任，因其只需交纳一定数量的工伤保险费，就可由社会来分担其工伤事故导致的损失；第二，符合工伤保险制度的的根本目的，即在较短时间内满足工伤者的基本生活保障，因较之侵权赔偿的诉讼方式，工伤保险申请方式非常简单便捷。当然，该模式也有其备受批评的缺点：第一，工伤保险待遇一般低于侵权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取代模式实际上剥夺了工伤者获得完全赔偿的权利；第二，此模式下雇主只要交付了保险费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了，对于督促雇主采取积极措施预防工伤发生并制裁其导致工伤的行为很不利。

（二）选择模式

选择模式是指工伤受害人只能在侵权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给付之间选择其一。这种模式表面上给了当事人选择对自己有利方式的自由，实际上由于工伤保险补偿与侵权赔偿各自的缺点，对当事人很不利。因为申请工伤保险补偿虽然简单便捷，但其补偿额一般较低。而侵权赔偿额虽然较高，但其往往要通过复杂漫长的诉讼程序才能实现，这对于急需金钱治疗工伤和维持其本人及抚养亲属的基本生活的受害人来说实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即使官司打赢了是否能真正执行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事，结果是受害人只能或求稳而接受较低的工伤保险补偿，或为求较高赔偿金而冒很大风险。无疑这是不公平的。英国曾经实行过该模式，但现已废除。

（三）兼得模式

兼得模式是指工伤受害人对侵权赔偿和工伤保险补偿中任何一个的主张均不影响对另一个的主张，且受害人有权获得因此而带来的双份利益。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给予受害人十分充分乃至有些过分的保护。对这一模式的批评观点也有两点：第一，该模式完全背离了工伤保险创设的目的，工伤保险的建立是为了减轻雇主责任并使责任社会化，而兼得模式不仅没有使雇主免责，而且加重了雇主的负担。第二，在此种模式下，受害人可以获得双份补偿，其所得赔偿款总额可能会超过其实际所受损害，从而违背了“受害人不应因遭受侵害获得意外收益”的准则。

（四）补充模式

补充模式系指发生工伤事故以后，受害雇员可同时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给付，但其最终所获得的赔偿或补偿,不得超过其实际遭受之损害。一般而言，接受赔偿按以下程序进行：工伤事故发生后，受害雇员首先受领工伤保险给付，然后依侵权行为法规定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但应当扣除其已领得的工伤保险补偿。换言之，受害雇员接受工伤保险给付之后，有权就侵权行为法上的救济与工伤保险赔偿的差额部分，提起侵权行为之诉。目前，采用这一模式的国家有日本、智利及北欧等国。

补充模式是工伤赔偿的现代规则，已经为众多国家的立法和理论所接受。建立补充模式的目的在于：一方面避免受害人获得双份利益，减轻雇主的工伤负担，节约有限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受害人获得完全的赔偿，维持相关法律制度的惩戒和预防功能。它是现代侵权责任制度与工伤保险制度长期磨合的产物，相对前述三种模式逻辑更为严密，也更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

三、对我国工伤赔偿有关规定的理解

1996年8月劳动部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已被《工伤保险条例》所取代）第28条的规定实质上确定了交通事故民事赔偿优先、工伤保险给付补充的原则，属于补充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并没有被后来的《工伤保险条例》所继承。2002年5月1日施行的《职业病防治法》第一次涉及到了职业病工伤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关系。该法第52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2002年6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安全生产法》是我国最早对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的关系做出规定的立法。该法第48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对《安全生产法》的这条规定应该理解为：“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从业人员首先依照劳动合同和工伤保险合同的约定，享有相应的给付金。如果工伤保险金不足以补偿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及经济损失的，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应当给予赔偿的，从业人员或其亲属有要求生产经营单位给付赔偿的权利。”这属于补充模式。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工伤保险赔偿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做出了解释。该司法解释第l2条对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进行了规定。第l2条第1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第2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官陈现杰认为：该司法解释“对工伤保险与民事损害赔偿的关系按照混合模式予以规范。混合模式的实质，就是在用人单位责任范围内，以完全的工伤保险取代民事损害赔偿。但如果劳动者遭受工伤，是由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第三人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任。”这种解释是非常合适的。

四、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制度构建设想

在确保雇工基本利益的基础上，兼顾公平和正义，协调侵权人、社会保险机构利益，达到保障雇工利益制裁侵权人的目的，又能使社会保险机构的工伤保险基金资源有效率的分配。在两者关系上应采用互为补充模式，即雇工所取得的利益是单一按工伤赔偿或单一按侵权民事赔偿应得的最高额为其所得赔偿，同时规定保险机构的赔偿额为最高额与侵权赔偿额的差额部分(不包括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部分)，允许雇工先向实际侵权人或保险机构予以赔偿或补偿，不足部分要求保险机构或实际侵权人予以补充，保险机构对实际侵权人在支付范围内超过部分享有代位追偿权。其理由如下：

第一，符合工伤保险制度和人身损害赔偿立法创设的目的。采取补充模式，则以工伤保险为主要赔偿机制，民事赔偿只是作为补充，体现部分替代的思想，与工伤保险创设的目的相符合。同时，这样既可以对侵权人的行为予以制裁，又确保工伤职工得到应有的保障，也不致导致工伤雇工与非职工自然人应被侵权而得到的赔偿不同，符合人身损害赔偿立法创设的目的。

第二，符合保护弱者的立法宗旨。雇工相对于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机构来说是弱者，为了使其利益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应允许雇工有权先向其保险机构予以工伤赔偿，不足部分再向侵权人提出赔偿。因为侵权人可能无能力赔偿或侵权人逃逸下落不明实际上得不到赔偿，而且，请求侵权人赔偿的时间较长，耗费精力较大，成本较高，不能使雇工及时迅速得到赔偿。所以应允许受害雇员可同时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给付。受害雇工可以选择先请求保险机构按工伤保险予以赔偿，社会保险机构在赔偿后即取得对侵权人的追偿权，该追偿权应仅限于社会保险机构支付给雇工部分，如果社会保险机构的赔偿少于侵权损害的赔偿，则雇工有权再向侵权人赔偿。受害雇员也可以先选择向侵权人要求侵权损害赔偿，如赔偿不足或得不到实际赔偿时，受害人还有权向保险机构要求赔偿其差额部分。

第三，从合理有效地分配社会资源的视角考察，若采取兼得模式，允许工伤职工就同一伤害获得双份补偿，是对有限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各国立法例多数明令禁止这种做法。相反，在补充模式下，工伤职工获得的赔偿虽然可同时来源于工伤保险给付和民事赔偿，但其获得赔偿的总额不超过其实际损失，不会发生所谓的“意外收益”，造成社会资源的不合理分配。

五、结语

工伤保险赔偿在解决劳动者索赔效率方面无疑起到了进步的作用，但是其制度又没有顾及劳动者个性的要求。倘若法律一味强调以工伤保险覆盖工伤的民事损害赔偿，则需要提高工伤保险赔偿标准，但是标准的提高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者个性的索赔要求，故对于工伤受害者，法律应当允许由工伤保险提供主要的赔偿来源，同时保留受害职工获得民事（下转第35页）（上接第70页）赔偿的权利，将民事侵权赔偿作为补充来源，并以工伤职工所受的实际损害为最高限额，获得民事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之间的差额，实现填补工伤职工全部损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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