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功能范文10篇

保险功能范文篇1

关键词：人寿保险；保险功能；保险营销

人寿保险是以人的生命为保险标的，以人的生死为保险事件，当发生保险事件时，保险人履行保险金责任的一种保险。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寿保险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传统的营销渠道模式正在被打破，新的渠道模式正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延伸。如何选择适当的人寿保险营销渠道已成为推动中国人寿保险业营销策略步向个性化、多元化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和推动中国人寿保险业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营销渠道的强弱成为未来决胜的关键因素。

一、品种创新营销

人寿保险具有较强的储蓄功能，同时合同期限较长，经营易受利率风险、通胀风险等因素影响，其应该也易于不断开发新产品，以迎合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和产品的多样化，势必对其宣传力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只有使得消费者了解其多样化的产品，例如人寿保险不仅包括死亡险还包括生存险，终身寿险又可分为分红寿险和不分红寿险等等，才能使消费者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实现挖掘潜在客户和潜在需要的营销目标。

二、人性化营销

看过一篇文章，作者的小女儿趴在爸爸膝盖上，很认真地对他讲，“爸爸，我爱你！你永远不离开我，我就不离开你！”，作者听了心里一惊，以前一直有买保险的打算，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耽搁，从此他每年都会为全家人买份保险。真的，一直认为人寿保险很有人情味，购买人寿保险的人也必定很爱家，很有责任心，不仅在世时照顾家人，还会考虑老年时的生计（生存险），离去后对家人的牵挂（死亡险）——人寿保险被保险人大多指定家人为受益人。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最大的区别可能就在于此吧，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是物，而人寿保险以人的生命作为保险标的，生命之与物，对我们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因此，人寿保险在营销过程中，更要注意在情字上下功夫，要有人情味，以情动人，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中国人寿的广告《屋檐篇》在这方面就做得相当成功。以几个小学生在屋檐下躲雨，年轻的恋人和摇椅上的祖孙二人在雨中的屋檐下惬意的生活为主画面，使中国人寿在中国人的身边，一直默默关心与呵护的感觉完全呈现在片子中。同时，屋檐是家的象征，这一广告让我们不由得想起家，想起家人，想起他们如同屋檐般在生活中、精神上为我们遮风挡雨，温暖感、亲切感、责任感油然而生。通过这一广告，中国人寿成功地走进消费者心中，达到了营销目的。由于人寿保险目标客户具有广泛性、分散性、长期性，加之人寿保险本身人情味比较重，直接打交道的上门推销更易于在人寿保险本身功能和人们心态两方面与客户沟通，使其不仅是一种当前推销过程，同时是保险公司整体形象的宣传，使人们了解该公司、了解其产品、扩大公司影响，更是对保险尤其是人寿保险消费理念的培养过程，从而更好地挖掘潜在客户、培养长期客户，为公司长远发展铺平道路。

三、建立完善的网上营销体系

现在已是网络知识经济时代，网络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保险网络营销就是保险公司以现代营销理论为基础，利用因特网技术和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以达到开拓市场，增加盈利为目标的经营过程。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保险公司利用网络进行内部管理；二是指保险公司通过互联网开展电子商务。网络营销是直接营销的最新方式，它是一种以互联网作为传播手段，通过对市场的循环营销，满足保险人与投保人双方需求的过程。网络营销在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加强与客户之间的沟通、拓展对外信息的渠道、改善顾客服务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效果。一方面保险公司可以节约大量的成本，减少营销环节；另一方面顾客可以全方位地了解保险产品，通过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服务。网络营销包含的内容主要有：网上市场调查、网上消费者行为分析、网络营销策略制定、网上产品和服务策略、网上价格营销策略、网上渠道选择与直销、网上促销与网络广告、网络营销管理与控制，等等。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技术和法律等方面的成熟，网络营销会在保险公司的营销活动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保险公司应建立完善的网上营销体系。

四、保险超市

所谓“保险超市”，就是指能够兼容优良品质和宽广适应性为一体的各类保险产品的荟萃场所。保险超市不是单独为哪一家保险公司服务的，而是尽量为所有保险公司的代表进场提供服务，从而体现保险超市公正、公平的商业形象。与一般超市不同的是保险超市的商品是保险单，是抽象的商品，必须有公司的资深业务代表进场提供讲解服务。消费者进入“保险超市”就如同进入超市商场，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与购买所需要的保险产品，并且可以享受到资深业务代表提供的专业化产品信息、保险理财、保险理赔等相关咨询以及保单签订服务。“保险超市”的优势主要在于：保险公司通过保险超市渠道可以节约销售成本，并且接触到大量的潜在客户群；能够通过资深业务代表的服务，提高保险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增强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赖程度；通过统一的保险相关知识的宣传，增强消费者的保险意识；消费者可以在保险超内受到“一站式”的、人性化的保险服务，投保更加方便，服务更加全面。为各家保险公司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理性服务的场所，有利于促使保险公司更加注重服务，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

五、营销渠道多样化

保险功能范文篇2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人们风险意识的提高，保险，作为一种经济保障制度，在保障经济、促进改革、稳定社会、造福人民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被誉为社会的“安全网”和“精巧的稳定器”。随着现代保险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发挥功能的不断延伸，客观上要求对其功能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这对于正确把握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方向，将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融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保险的三大功能及其之间的关系

（一）现代保险的三大功能

随着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保险已逐渐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保险的功能也得到了空前的发挥。现代保险至少具有保障、资金融通、社会管理等三大功能。

1.保障功能。这是保险的基本功能，是由保险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该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分散风险。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种种风险，而风险的发生是不确定的，保险是一种有效的风险转移机制。人们之所以购买保险，并不是因为保险本身具有消除各种风险的特质，而是通过保险这一制度能将人们面临的各种风险转嫁出去，交由专门经营风险的保险组织承担，并且在既定的风险事件发生后，人们能够从保险组织那里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从而摆脱因风险事件造成的困境，解除人们在生产生活等活动中的后顾之忧。（2）经济补偿或给付。即在风险发生时，保险人在约定的责任范围内，按照保险财产实际损失数额或者约定金额给予赔付，从而保障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连续进行，或者避免被保险人及其家属在生活上陷于困境。（3）促进社会安定。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人类需要五个层次理论，即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安全的需要包括物质上的劳动安全和职业安全、经济上的生活安定和未来保障、心理上的免于灾难威胁和安全感。保险作为一种经济保障制度，通过分散人们面临的各种风险，并对因风险事故造成的意外损失给予经济上的补偿，能够弥补人们所遭受的不幸损失，消除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忧虑和恐惧心理，从而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

无数事实证明，每次灾害与风险的爆发尤其是重大灾害与风险的爆发，往往是保险的保障功能发挥最充分的重要契机，因为灾害能够唤醒人们的风险意识，而这正是保险业赖以发展的客观基础。我国自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经历过无数次大的自然灾害，每次大灾的爆发均带来过一个保险业发展的高峰。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推动了保险业的迅速发展，因为“非典”疫情的蔓延，大大激发了人们的健康意识和风险保障需求，人们对保险保障功能的认识也就更为深刻。如2003年1-4月份，各寿险公司健康险保费收入就达55.3亿元，占人身险总保费的4.78％，较去年同期增长69.67％，增速远远超过养老金保险和人寿保险业务。可见，保险作为一种经济保障制度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2.资金融通功能。这是保险的衍生功能，是在保险基本功能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该功能随着现代保险业、尤其是寿险业的迅速发展和金融环境的不断完善而越来越突出。所谓资金融通，是指资金的积聚、流通和分配过程，保险的资金融通功能主要指保险资金的积聚和运用功能。具体来说：（1）资金的积聚。保险公司主要通过销售保险产品等渠道，吸引、积聚社会闲散资金，促使社会资金从各个行业流向保险公司。保险资金的积聚功能，对社会储蓄具有一定的分流作用，有利于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2）资金的运用。保险经营的长期性，使得保险公司进行资金运用成为可能。为了确保未来偿付能力的充足性和保证经营的稳定性，保险公司必须进行资金运用以提高保险资金的收益率，这主要通过保险资金从保险公司流向资本市场而实现，保险公司则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

资金融通功能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在“银行主导型”的传统金融市场中，金融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是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来完成的，保险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功能受到极大的抑制。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保险资金融通功能发挥的空间非常广阔，保险业已在金融市场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是资产管理和股市的重要参与者，持有很大比例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很高。如1998年全球40％的投资资产由保险公司管理，保险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占整个股票市值的比重，美国为25％，欧洲为40％，日本为50％。

由于保险资金具有规模大、期限长的特点，充分发挥保险资金融通功能，一方面可以积聚大量社会资金，增加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分散居民储蓄过于集中银行所形成的金融风险，有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长期的、稳定的资金支持，改善资本市场结构；同时，也能够为保险资金提供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满足保险资金对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从而实现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正是由于保险具有资金融通功能，进而具备了金融属性，因此保险业便与银行业、证券业一起成为金融业的三大支柱。

3.社会管理功能。现代保险对于社会的管理，不同于以国家为主体的“他我管理”，也不同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部门管理，而在于通过其各项功能的发挥，能够促进、协调社会各领域的正常运转和有序发展，即起到“社会润滑剂”的作用。社会管理功能是保险的又一衍生功能，随着保险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巩固和增强，该功能日益突现。主要表现在：（1）保险通过发挥经济补偿或给付功能，一方面使得保险基金在广大被保险人之间实现了社会再分配，另一方面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熨平社会发展中的不安定因素，客观上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2）参与社会风险管理。保险的经营对象是风险，保险进行风险管理，主要体现在防灾防损工作上，其最大特点就在于积极主动地参与、配合社会防灾防损部门开展防灾防损工作。一方面能够有效承担风险管理的社会责任，有利于增强偿付能力，降低投保人支付成本，提高自身经济效益，另一方面通过积累大量的损失统计资料，可以为社会防灾防损部门进行风险管理提供可靠的依据，同时能够培养投保人的风险防范意识，尽可能地减少社会财富的灭失。（3）保障交易，启动消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双方往往会面临各种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而风险的存在会阻碍商贸交易活动的／顷利进行。由于保险的介入，可以将交易过程中的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承担，不但能够提高交易双方的信用度，减少交易双方的纠纷或分歧，促成交易的成功，而且还能够启动社会潜在消费，扩大内需，如出口信用保险、住房按揭保险、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等等。（4）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例如，保险资金融通功能的发挥，一方面通过积聚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化零为整，起到分流社会储蓄、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以及分散金融风险的作用，一方面又通过资金运用，参与资本市场运作，对于推动资本流动、实现金融资源在全社会中的合理配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5）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纠纷。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责任保险得到了迅速发展，如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能使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治和经济补偿，减少致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从而起到安定社会的作用。（6）补充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被誉为“社会的减震器”，它为社会提供诸如养老、医疗、失业、救助等方面的基本的经济保障。而商业保险则为社会提供较高水平、多层次的保障服务，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保障需求，是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二）正确认识三大功能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保险的三大功能中，保障功能是与保险相伴而生的，它是保险的本质和核心内容，也是保险区别于银行、证券的显著特征；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则是保险随着经济发展，在其保障功能基础上产生的衍生功能。三者之间是一种本质与衍生的关系。简言之，前者是基础和前提，处于主导地位，后两者产生于前者并服务于前者，处于从属地位，并以不断完善前者的作用内容和扩大其影响范围为主要职责。随着保险衍生功能的逐渐发达，如投资型保险产品的推陈出新，在实践中有人不断将保险的最本质功能——保障功能加以弱化甚至忽略，过分强调保险的投资功能、夸大保险产品的投资回报率，恰恰漠视了广大刚刚摆脱温饱的消费者对于保障型险种的巨大需求，容易诱使保险消费者形成“轻保障、重收益”的非理性消费理念，表现在：消费者在购买保险产品时，不是根据自身风险状况和经济承受能力，而是热衷于与投资型险种进行片面的比较。这对我国寿险业长远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

二、现阶段我国保险业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功能及其影响因素

（一）我国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功能

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保险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给保险业带来了极为难得的发展机遇，保险业的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在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稳定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主要表现在：（1）保障功能得到有效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资保险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保障功能日益突出。2002年，国内保险深度3％，保险密度237.6元，承保风险总金额533406亿元，保险业共支付保险金700多亿元。特别是在特大自然灾害和突发社会事件中，如1998年特大洪水、2002年两次空难事件以及2003年抗击“非典”斗争中，保险公司及时组织赔付或者适时推出满足人们需要的保险产品、服务项目，切实发挥了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2）资金融通功能进一步加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险是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国内保费收入为3053.1亿元，占居民储蓄余额的3.5％，保险业可运用资金余额达5799亿元，保险已对社会储蓄形成一定的分流作用，且在国债、证券投资基金等资本市场上逐渐占有一席之地。（3）社会管理功能日益突出。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人们对于养老、医疗、健康、失业等方面的保障需求日益迫切，现代保险在稳定社会方面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二）现阶段促进保险业功能充分发挥的有利因素

1.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思想的深化和拓展，对于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十六大确立了我国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新目标包含着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体制的完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等多项综合指标，蕴含着全民共享、全面进步的深刻内涵，需要各行各业共同奋斗，加快发展，作为充当社会稳定器的保险业也概莫能外。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保险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服务，对保险业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同时也为保险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空间。2.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为保险业功能的有效发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1）在我国，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小型化，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发生了变化，目前社会保障体制正在进行深刻变革，原来依靠国家和单位养老、医疗保健的想法也得加以转变，因而商业保险的发展潜力非常大，需要商业性养老、医疗保险等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完善；（2）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将会把保险作为防范风险、保障经营的重要手段，对保险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3.我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扩大内需、扩大出口和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措施的实施，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进出口贸易等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这些都要求保险业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

4.随着国民收入提高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风险因素明显增加，居民的风险意识逐渐增强，保险需求也会随之增加。同时，由于法制建设的不断健全，各项责任保险也将成为企业和个人转嫁责任风险的保障需求。

5.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键在于加快经济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要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防范金融风险。保险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保险业在金融业中的地位将不断增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空间会很大。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2年国内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8.7万亿元，储蓄率高达39％，而在保险业发达国家，居民储蓄率普遍低于10％。根据央行所作的居民储蓄存款动机问卷调查，在银行储蓄中，以养老、教育、防病、失业等为储蓄动机的比例达44.5％，且这一比例有逐步上升趋势。上述动机的储蓄都是长期资金，在发达国家，通常用于购买保险而不是银行存款。这说明，8.7万亿元居民储蓄中约有4万亿元与保险业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和可替代性，相当于我国保险业现有总资产的6.6倍。

6.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保险作为支持国际竞争不可或缺的手段，将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与此同时，我国保险市场将全面对外开放，这不仅带来了挑战，也为我们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7.由于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和9.11恐怖事件的影响，全球保险业正面临重大调整和变革，这是国内保险业加快自身发展、尽快做大做强、迅速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有利时机。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都十分有利，保险功能的充分发挥理应有较大的机遇和潜力，因此加快发展是必然趋势。

（三）制约保险业功能充分发挥的消极因素

1.发展不足是主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经营主体不断增加，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保险监管体系初步形成，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总体发展水平仍然很低，无论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距。尽管保险业保持着年均30％以上的增速，但这是在较低水平上形成的高速度。当前，保险业整体规模小，体制创新、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不足，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低，远远落后于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相适应，人们的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还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保险还没有渗透到经济的各行各业、社会的各个领域、生活的各个方面，保险的各项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可见，发展不足是当前制约我国保险业功能充分发挥的最大实际。

2.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不够是直接因素。产品和服务是保险业发展的基本要素，保险业功能的发挥最终体现在产品和服务上。从表面看，制约我国保险业功能充分发挥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保险的认识不够，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薄弱，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保险业自身。一是保险产品创新能力不足，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品种不够丰富，与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产品发展缓慢，无法满足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对保险产品的多样化需求；二是服务创新力度不够。由于保险产品是特殊的无形商品，专业性强，加之保险条款表述的非通俗性，使得许多人对保险不甚了解，因此保险产品不像实物商品那样一看就知道该不该购买，而必须通过营销和服务才能让人们了解和熟悉，但是目前保险业的营销和服务水平已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保险服务意识不强、服务不到位的现象比较突出，人们普遍对保险业缺乏信任。

3.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与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狭窄之间的矛盾，抑制了保险资金融通功能的有效发挥。承保和资金运用并称为保险公司两大业务支柱，其中资金运用业务已经取代承保业务而成为保险业的主要收益来源。大量的保险基金只有通过资金运用才能保值增值，才能确保未来的偿付能力充足，这是由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决定的。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保费收入年均增长30％以上。截至2002年底，我国保费收入增速达44.7％，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为5799亿元，预计到“十五”期末，保险业可运用资金将超过1万亿元，不充分发挥这部分金融资源支持经济发展将是巨大的浪费。由于种种原因，出于资金安全性的考虑，目前国家在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上采取了过多的限制性规定。但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费收入的高速增长与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狭窄之间的矛盾将会日益突出，直接影响到保险偿付能力和经营的稳健性。据统计，在现有资金运用政策的作用下，我国保险业的资金运用组合中，银行存款占51％，国债及回购业务占33％，公司债券占7％，投资基金占6％，其他占3％；而在欧洲，现金和银行存款仅占1％，股票占37.1％，债券占35％，贷款占12.1％，不动产占5％，其他占9.8％；在美国，现金和银行存款占3％，债券占53％，股票占30％，贷款占9％，不动产占1％，其他占4％。由此可见，我国保险业可运用资金大量投向银行存款，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保险资金融通功能的发挥：一是弱化了保险对储蓄的分流作用，使得保险从居民储蓄中分流出来的大部分资金又重新回流到银行，需要通过银行进行“二次交易”后再融资出去，增加了交易成本，不利于引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降低了保险业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二是增加了资金在银行过于集中所形成的金融风险，降低了资金运用收益率；三是阻隔了保险资金与资本市场的有机联系，保险资金不能有效利用资本市场进行投资，以满足其对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追求，同时资本市场也会因缺乏保险资金的强力支持而不利于资本结构的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4.现阶段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不佳。一是事关保险业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和健全，滞后于当前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实际；二是现有的部分宏观政策、税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三是部分地方政府没有把保险业当作一个产业来对待，少数地区职能部门强制干预保险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以及多头执法、重复监管的问题比较突出；四是人们对保险的认可度不高，存在片面的认识，而保险误导、欺诈宣传又增加了人们对保险的不信任感。

以上这些不利因素说明，目前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不相适应。如果不尽快扭转这种局面，保险业就难以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担负起应有的历史责任。

三、充分发挥保险业务项功能的建议

（一）加强保险宣传力度。随着保险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深入，广大消费者的保险意识和对保险业的认知程度虽然在不断提高，但认识有一个过程，因而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宣传保险的功能，持续提升保险业的社会影响力，让人们逐步接受它，并且自愿地为自己的未来买保险。

（二）重塑保险业的社会信用。社会信用是保险业的生命线。发挥保险业的各项功能，必须保证保险业具有良好的社会信用。为此，要加强舆论宣传，积极倡导诚信经营的理念，通过引导保险公司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以赢得良好的社会信誉；要加强保险监管，真正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的保险市场秩序，保证整个保险业的偿付能力，与银行业、证券业一起共同维护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保险功能范文篇3

新农保被定性为社会养老保险，在探讨新农保改革方向的时候，首先要明确社会养老保险应具备的基本功能。世界各国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具备的基本功能已经达成共识。第一，社会养老保险应该是全覆盖。社会养老保险应该是覆盖所有人群，而全覆盖的最好办法是强制性参保，以此来达到互助共济的效果。强制性要通过法律来推行。凡属于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成员同社会保险机构之间就建立了社会保险关系，不必事先订立契约认可。强制性计划可以使社会成员在遇到风险的时候比较容易得到保护，通过强制性计划可以减少随机和偶然性波动带来的影响。第二，拥有收入再分配和互助共济功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收入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均衡经济上的差距。具体来说，就是让相对富裕的人群承担更多保费，贫困人群承担较低保费，富裕人群所承担保费的一部分用于支付贫困人群的养老金。另外，用政府的财政税收来普遍支付养老金也是一种收入再分配。通常针对富裕人群采取累进税政策，让其缴纳更多税金，可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整个社会的经济差距，这将有助于社会稳定。同时，互助共济既有同代之间的，也有代际之间的。第三，给付条件中，应包括残疾养老金和遗属养老金。导致失去收入来源的因素不仅仅是年老，还有由于身体残疾，这些人员的收入低于常人，甚至完全没有收入。此外，由于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身故，其遗属至少短期内也会出现生活困难。残疾人和遗属这一人群，从全社会来看也有相当数量。因此，探讨建立独立的社会保障政策也不失为一种方法。不过，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目的即确保人们步入老年后有一定收入，这和确保残疾人或遗属有一定收入，两者并不矛盾，可以说，在同一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内，残疾和遗属的风险同样由全体参保人员来分担是一种理想的做法，效率也更高。因此，给付条件中应包括残疾和遗属，并设立残疾养老金和遗属养老金。第四，给付确定并终身给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保证人们步入老龄、没有收入来源时，提供生活所需的相当一部分费用。一般来说，社会养老金标准的确定通常是按照在职人员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来计算的。通常也要考虑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的家庭结构和维持家计的必要额度，制订一个适当的给付水平。相应的缴费额度也是按照能够长期维持上述给付标准来制定的。给付确定型这种制度设计方式注重向参保人员发放相当一部分晚年生活所需费用（包括残疾和遗属养老金费用），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方式。反之，如果采取缴费确定型的制度设计，首先需要制订长期的缴费计划，如果出现工资和物价上涨，导致原定养老金数量相对低于当时的生活水平，必须首先从缴费计划着手调整，其效果的显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难以调整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数量。在发放养老金的条件中，只有残疾养老金和遗属养老金，因可能出现残疾状况减轻，或者已无继续支付遗属养老金的需要，会有终止发放的情况。作为抵御年老而设定的养老保险，是老人的养命钱，是老年后的基本收入保障，其原则是终身给付，这也是与商业养老保险的根本区别所在。第五，能保值，有自动调节机制。如果公共养老保险制度是常见的给付确定型，多数情况下其给付标准设定在占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启领时，其实际领取到的数量应高于最低生活水平并能维持一定生活水平。但随着时间推移，工资和物价上涨，之前确定的养老金数量会逐渐贬值。如果不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同步上调养老金给付标准，对于那些没有收入来源，靠养老金生活的人来说，其生活水平势必会逐渐下降。因此，为了确保公共养老金的实际价值，必须针对工资、物价上涨，上调给付金额，使领取者能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新农保制度中社会保险基本功能缺失分析

第一，现行制度难以实现全覆盖。

根据新农保的《指导意见》，我们可以看出，新农保采取自愿参保，试点先行。到2010年为止，尽管在24%的县实施了新农保试点，但由于是自愿参保，在试点地区也没有实现新农保的全覆盖。据调查，试点地区中没有加入新农保的困难人群有三部分①。第一部分是40岁至59岁的农民，他们年龄较大，缴费期限短。虽然政策规定可以延长退休年龄，延长缴费年限，或者补缴到15年，但由于他们青壮年时没有积累，到了中年想要在短期内缴纳一大笔保险费，是很难做到的。第二部分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这些地区的农民总体收入比较低，而且实物收入多，现金收入少，没有缴纳养老保险的能力。从吉林省调查数据来看，缴费能力在100元以下的占20.5%。第三部分是体弱病残没有劳动能力的农民。他们虽然没有达到60岁，但由于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需要提前领取养老金。而现行农保制度中，没有残疾养老金和遗属养老金。新农保制度中，由于是自愿参保，也会存在一部分人有能力参保却不参保的现象。这部分人就是16岁至45岁的青年农民。对他们来说，如果不是因为父母享受养老金的捆绑制约，他们都会持观望态度。尤其那些20岁左右的青年农民，他们的父母还没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其不参保并不影响家人的待遇。另有一小部分农民，因为与父母关系不好，同时自己又不太富裕，就不参保，导致父母到了60岁，也无法领取养老金。农民不参保的主要原因是新农保制度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55元基础养老金实际上是一种老龄补贴。由于额度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没有制度魅力，农民缺乏积极性。同时，带有“捆绑”的领取条件，让农民觉得自愿原则不真实，使农民对制度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第二，收入再分配功能效率低下。

新农保制度中，能够体现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地方有两点。一是由中央政府全额负担（东部地区中央财政只负担50%）的基础养老金，另一个是地方政府对个人账户的补贴（规定不低于30元）。然而，这两部分的再分配功能效率都不高。首先，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定得过低，比低保还低2元，保障能力偏低，农民没有参保积极性。另外，对所有农民都补贴，也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公平。公共财政应该是向低收入者倾斜的，对那些富裕的农民，没有必要支付基础养老金。其次，地方政府对个人账户缴费补贴的激励效果不足，致使农民基本上选择100元或200元的低缴费档次。当然，农民选择低档次缴费，还是对制度持有疑虑，但激励机制不足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在不考虑任何外界条件变化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每年30元的财政补贴为农村居民带来了3.24元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待遇，在养老金中所占份额非常低。当然，这一补贴从感性上可以调动农民参保积极性，但激励功能不大，激励效果需要重新审视。如果不论选择100元档次还是500元档次，补贴额度一样的话，农民只能选择100元档次缴费。然而，如果补贴额提高，但激励机制不恰当，也会造成不公平。地方政府的补贴，只是对已参保（或有能力缴费）的一部分人进行补贴，对未参保人没有任何好处，这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很值得商榷。公共支出如果只给那些有能力参保的人，就会增加贫富差距，有悖公共支出的基本原则。所以说，地方政府的补贴额度应该控制在缴费额的10%左右，最高不能超过20%，否则会造成拉大贫富差距的后果。另外，个人账户是完全积累模式，没有体现参保者互助共济功能。

第三，新农保的保障能力偏低，保值增值能力较弱。

《实施意见》设立了年缴费标准从100元至500元五个档次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从目前试点地区缴费结构看，绝大多数参保农民选择了最低的100元缴费档次。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假设一人从16岁开始以此标准缴费，政府每年补贴30元，银行存款利率不变，设定为2.25%，养老金计发年限139个月，年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增长率假定为2.04%，到60岁时他每月能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131元，再加上基础养老金55元，每月能领取养老金186元，但是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以43年后通货膨胀率为5％计算，它将变成20元的现值。如果以最高档次的每年交500元，其他条件不变，则60岁时能领取585元。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现值也不到65元②。养老金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值得怀疑。而且，新农保在制度设计上并没有将未来的养老金支付与通货膨胀、物价等因素挂钩，导致农民实际的保障水平过低。另外，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经达到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只能享受55元基础养老金，没有个人账户养老金，待遇水平更低。

第四，制度设计中存在诸多不公平现象。

首先，正常的养老保险制度应该有老年、残疾和遗属养老金，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只有老年养老金，而且还附加各种领取条件。例如，新农保政策规定，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直接享受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参保缴费。这实际上是把老人的养老金权益建立在其子女是否参保的条件之上，有悖于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另外，新农保规定，年满60岁的农民不需缴费就可以领取全额财政拨款的55元基础养老金。这就造成了两种不公平③：一是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60岁以上老人之间的不公；另一个是试点地区中未满60岁老人和60岁以上老人之间的不公平。第五，个人账户缺乏可持续发展机制。个人账户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余额除以139，说明个人账户的使用寿命为12年，60岁开始领取养老金，72岁就花完了个人账户的全部额度。如果还健在，以后的个人账户养老金都要政府负担。可是，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政府的负担会越来远大，这部分资金会给政府造成很大财政负担，如何解决至今还没有结论。新农保计发系数代表发放的月数，具体的计发系数应该经过精算之后确认。计发系数越大，个人账户本金所能支付的时间越短。相反，系数越小，个人账户所能计发的时间越长。所以，选择计发系数时有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如果只考虑要有一定数额的养老金，不考虑平均余命去设定计发系数，即使个人账户里的钱不够了，也会由政府财政兜底。这样的话，政府就要考虑养老金的负债状况以及财政负担能力，这样的个人账户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账户。然而，如果个人账户养老金是个人储蓄，没有互助共济功能的话，它作为真正的个人账户，就要考虑使用年限，并精确计算。同时，个人账户用完后就应该中止养老金的发放。而我国的个人账户养老金用完后，都由政府买单。这种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有失公平，应该改进和完善。可以说，我国的新农保制度是没有精算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也没有自然增长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机制。

三新农保制度应该如何持续推进

新农保作为农民老年后收入保障的最重要支柱，要赢得农民对制度的普遍认同，也要有更高的信任度。如果农民对新农保的认可度不高，那么，作为自愿参保的新农保制度就很难实现全覆盖的目标。要提高新农保的公信力，就应该在试点阶段及时发现问题，完善制度，为未来在全国普及做好铺垫工作。首先，从筹资模式和财政方式上看，新型农保制度是基础养老金（财政全额负担）和个人账户（个人负担）相结合的筹资模式，但基础养老金是税收方式的老龄补贴，个人账户是保险方式。城镇职工虽然也是实行统筹基金（企业缴费）与个人账户（个人缴费）相结合的筹资模式，但是，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都是采取保险方式。建议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也改成保费由财政和个人共同承担的保险方式，基础养老金的支付额度与缴费年限挂钩。简单地说，政府给每位农民建立新农保养老保险账户，鼓励农民自己缴费，地方政府给予缴费补助。没有缴费能力的，政府可以减免保费。而中央政府在农民领取养老金的时候，不论是谁都有最低的55元的养老金保障。这样一来，即使农民没有个人缴费，但他们至少有基础养老金，可以有一个最低养老金保障，也能够达到全员参保的效果。如果农保制度的设计合理，有公信力，有能力缴费的农民都会主动缴费的。日本的国民养老金就有缴费制和免费制两种规定，凡是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全体公民，都强制参加国民养老保险，政府减免没有收入或低收入者的保费（全免、免3/4、半免和免1/4），学生可以延缓缴费。所有公民的保费额相同，养老金水平相同。政府负担部分，在制度初创时期（1961年），承担保费的二分之一，而从1976年开始，将缴费时补贴改为发放时补贴。补贴额度相当于养老金的三分之一（2009年之前上调至二分之一），缴费最低年限为25年。缴费年限越多，养老金越高，缴费年限越少，养老金就越少。养老金的起领年龄为65岁，也可以60岁开始领取养老金，但每提前一个月，养老金减少0.5%。而每延迟一个月，养老金增加0.7%，可推迟到70岁领取养老金。新农保也可以参照日本的制度，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在一定时间段内自由选择退休时间。一种成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该是具有自助、共助和公助的功能。自助应为基础，自己首先要努力缴费，同时也要发挥共助，即互相帮助，互助共济的功能。另外，政府也要给国民一定的保障，即发挥公助的功能。同样，新型农保制度也应该同时具备这三种功能。基础养老金采取保险模式之后，要建立自动调整机制。要根据现有劳动力生活水准的提高调整保险额度。至少应该每隔5年，以财政预算为中心对制度进行重新评估调整。同时，社会保险方式的机制需要养老保险精算专家来对财政预算做精密科学的评估和预算，因此，政府要加大对这方面精算专家的培养。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改成保险方式，也便于将来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

其次，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方案规定新农保是自愿参保，现行的捆绑式参保条件，既没有体现自愿参保原则，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制参保。新农保作为一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即便不是强制参保，也应该是义务参保（半强制的）。试点阶段可以采取自愿参保，但普及率提高之后，应该改为半强制性的义务参保，最后实现强制参保。毋庸置疑，建立强制参保的前提是要建立费用减免制度。如果采取保险方式，一定会有一部分人因无力缴费而漏网，所以，要对那些无收入和低收入者实行费用减免制度。如果没有减免制度，就要用低保制度或其他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他们的收入保障。瑞典就是建立了最低养老金保障制度，对那些无力缴费的，或无力全额缴费的，政府给缴纳最低保险费，保费记入个人账户，也要保值增值。由于瑞典只给低收入者缴费保障，而我国农保基础养老金是面向每个农民的，如果像瑞典那样给每个农民缴费保障的话，财政负担会突然大幅增加。所以，采取日本方式，在养老金支付的时候，政府承担支付一定比例养老金比较合理，不会给政府造成太大财政压力，也不会产生保值增值的压力。

第三，从参保对象上看，现有情况下，应包括所有农村户籍的农民。现在国家正计划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如果这样，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又多了一项内容，这样容易产生碎片化问题。如果条件成熟，城镇无法加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居民可以参加新农保，尽量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新农保两种制度，来覆盖所有国民。我国应该考虑城乡统筹制度的规划，将来尽量在大的层次上实现统一。

保险功能范文篇4

关键词：农业风险;农业保险功能;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农业风险无处不在且极其复杂，农业保险作为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发挥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改进农村社会治理、保障农民收益等重要作用。随着农业产业多元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农业经营主体风险意识不断提高，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呈现多样化态势，使农业保险得以不断创新和发展，并逐渐激发拓展出了农业保险新功能。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2019年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要求，认清农业保险的重要性，优化并发挥农业保险功能的作用实现，才能更好地助力农村脱贫，实现农业产业振兴，促进我国农业保险体系的完善和农业领域的发展。在农业保险领域，国内外研究都较为成熟，但针对农业保险功能及其拓展的研究少之甚少，学术界对农业保险功能的认识和理解还没有得到统一。本文将农业保险功能分为基本功能和拓展功能，对国内外现有农业保险文献研究展开综述，概述农业保险功能的具体含义、实现途径、发展困境等，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二、农业保险风险分散和经济补偿的基本功能

在农业保险发展初期，国内学者基于传统保险功能论角度，提出农业保险具有经济补偿功能、资金融通功能、社会风险管理功能以及社会关系管理功能，释放这四大功能，可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刘杰、张长征，2004）。由于农业保险投保标的物和投保人的特殊性，冯文丽（2007）对农业保险功效作出了具体定义，即认为农业保险功效是指农业保险在发挥分散风险和补偿损失等功能时所产生的对社会发展有利的效应，具体包括福利功效、信贷支持功效和政策功效。Klein（克来茵）（2008）、Majidetal.（玛吉德）（2017）在研究国外农业保险时，均指出农业保险是将潜在风险从被保险人转移到保险人的一种应对机制和事前适应措施，具有风险分散和经济补偿功能。另外，Klein（2008）还提出了农业保险具有资源配置功能。张南、张旭光和李赛男（2018）也曾指出奶牛保险能够有效提高政府抗灾救济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农业保险资源配置功能至今未得到广泛推广。农业保险风险分散和经济补偿两大基本功能现已得到国内外认可，其具体作用主要有：第一，有利于管理农产品价值链中的风险，稳定农业收入，减少贫困人口，实现农民收入稳定（William、Wang，2010；Clementetal.，2018）；第二，可作为一种抵押品，便于农业经营主体获得农业融资，促进农业投资和信贷，提高农业投资效率（William、Wang，2010；Bogdanetal.，2015）；第三，能够保障农业再生产、实现收入再分配（刘从敏、张祖荣和李丹，2016），最终起到稳定农村社会管理、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作用（赵立娟、红花，2018）。

三、农业保险的融资增信功能

农业保险的融资增信功能其实是属于原资本融通功能的拓展。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断涌现和农业产业的融合发展，农业资金需求不断增加，但碍于农业经营风险复杂多样，放贷机构不愿意提供贷款，农业经营主体难以获得贷款进行扩大再生产，融资难问题一直是农业发展的一大阻碍。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探索建立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相结合的银保互动机制”，国内陆续出现了多种“农业保险+信贷”类的联动产品，在政府的带动下，保险公司、政府、贷款机构三方联动，推出了以农业保险作为抵押物的贷款方式，这一模式可以有效分散农业风险，减少贷款机构的顾虑，促进农村信贷发展。（一）农业保险融资增信的实现途径。国外Binswanger（宾斯万格）和Anderegg（安德雷格）在1980年曾研究了农业信贷、抵押物要求和农业保险之间的关系，认为农业保险可以部分替代农业信贷抵押品，降低贷款人的风险预期，提高贷款人的预期收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农业信贷的发展，此发现为后人研究农业保险与农村信贷关系奠定了基础。Million（米莲）etal.（2015）将天气指数保险与信贷联系起来发现会降低借贷成本，能够使小农户更容易获得信贷。此后William（威廉）和Wang（王）（2010）、Marr（马尔）etal.（2016）、任乐等（2017）通过研究均认为农业保险具有抵押品替代功能，能够保证农户还款能力，有效增加农户资信获得贷款，改善金融服务质量。从贷款机构角度看，农业保险的保障不仅有利于贷款规模的扩大，而且不良贷款率存在下降趋势，有利于贷款的可持续运转（潘明清、郑军和刘丽，2015）。（二）农业保险融资增信模式。Ifft（快速傅里叶逆变换）、Kuethe（库埃斯）和Marethart（马雷哈特）（2013）利用趋势得分模型和非相关回归模型对联邦农作物保险如何影响农户贷款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参与联邦农作物保险能够有效增加农户的短期贷款。国内河北沽源“公司担保+保险+信通卡质押”的信贷模式，将农业保险作为农户质押担保的一种替代和补充，进而降低了农业贷款的风险，实现了农村信贷供求的有效对接（刘超和尹金辉，2013）。在金融扶贫大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问题成为重点攻克的难关，周孟亮和李向伟（2018）就“政府支持+融资支农+保险保障”的“政融保”金融扶贫新模式进行了分析，发现该模式既能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农业保险，又直接提供融资支持，是保险支农与融资增信的有效结合。（三）农业保险融资增信困境。农业保险增信功能虽已被多数学者认可，但也有学者提出农业保险灾后融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认为农业保险通过赔款来抵消部分信贷风险，从而促进农村信贷扩张，但农业保险保障度较低，灾后融资功能有限（叶明华和卫玥，2015）。而且在“农业保险+信贷”实际试点过程中，还存在着业务对象局限、开展方式不灵活且具有强制性等缺点，不利于“农业保险+信贷”模式的长远发展，限制了农业保险增信功能的实现。

四、农业保险的金融扶贫功能

农业保险作为金融扶贫的重要手段，通过发挥其经济补偿、风险分散等功能保障农户农业生产，政府、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根据贫困地区的特色农业产业，结合信贷、期货、订单农业等方式，从很大程度上化解了金融扶贫中遇到的问题，实现了农业保险金融扶贫的功能。（一）农业保险金融扶贫的实现途径。由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基本不存在“贫困”一说，因此利用农业保险扶贫的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在我国，2011年国务院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指出，要“完善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鼓励贫困地区发展特色农业保险”，之后国内开始逐渐开展农业保险扶贫试点。有些学者通过对农业保险扶贫与传统扶贫模式比较，发现农业保险扶贫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和规模优势，认为农业保险扶贫不仅可以缓解自然灾害致贫现象，而且将扶贫资金用于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减少了中间环节，杜绝了贪污挪用扶贫资金的现象，有利于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使农业保险扶贫的杠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以此能够激励贫困人口主动进行农业生产，促进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真正实现农业保险助力脱贫作用（张伟、罗向明和郭颂平，2014；张伟、黄颖和易沛等，2017）。（二）农业保险金融扶贫模式。随着对农业保险的不断探索创新，Jose（约瑟）、Angel（安洁）、Villalobos（维拉罗伯斯）（2013）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农业保险应当与其它手段相配合，如农村信贷政策、财政支持的持续性、气象基础设施完善、数据遥感技术的应用等，才能更有效发挥农业保险扶贫支农的作用。在扶贫政策指导下，我国农业保险扶贫试点开展效果甚佳。在河北阜平开展的“金融扶贫阜平模式”，把“农业保险全覆盖”作为金融扶贫工作的突破口，积极利用当地特色资源优势，开展特色农业保险，并探索出“农业保险+贷款”的金融扶贫模式，为农户投资提供信贷支撑，试点开展后大大提高了当地农业产业化程度，使贫困人口显著减少（冯文丽、王芳和王学刚等，2016）。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农业保险的扶贫效果，郑伟、贾若和景鹏等（2018）从核心目标、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五大方面构建了“保险扶贫项目评估框架”，对阜平农业保险扶贫项目进行评估，得出结论认为农业保险有效发挥了保障、增信和融资功能，极大激发了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再比如河南“兰考模式”，构建了以农业保险为核心，民生保险、产业保险、融资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全方位保险扶贫保障网，逐步形成了“政、银、保、担、投”五位一体联动机制，借助保险机制整合扶贫资金，以财政杠杆撬动市场主体参与，使农户及其他农业经营主体能够顺利获得金融资源，实现了以“政府+保险”的扶贫方式，有效地防范和减轻了致贫和返贫风险（李琴英，2018）。（三）农业保险金融扶贫困境。Veeramani（韦拉马尼）、Venkat（文卡特）、Maynard（梅纳德）etal.（2005）曾在研究中表明，农业保险虽在稳定农户收入，尤其是在政府灾后偿付成本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对农村反贫困的作用非常有限。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助力金融扶贫工作已取得很大成效，实现了农业保险与信贷、担保、投资等多种方式的融合发展，有效改善了农村金融匮乏的现象，采用金融工具为贫困地区输血以实现其造血功能，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保险扶贫相关的法律制度约束还存在缺陷。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农业保险迫切需要优化法律制度环境，以此实现高质量发展，结合现有农业保险扶贫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优化升级农业保险扶贫模式，更好地助力贫困地区脱贫工作。

五、农业保险转移支付功能

（一）农业保险转移支付功能实现途径。Goodwin（古德温）（2001）根据美国农业保险的数据测算得出，在1988-1999年期间，农民平均支付1美元的保费，可以得到1.88美元的赔偿，因此提出农业保险是政府对农业部门进行转移支付的一个重要工具。后来Torkamani（托尔卡马尼）（2009）运用Goodwin模型和ELCE方法研究了农业保险政策对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农作物保险对农民收入分配具有积极影响，有效降低了农民的风险厌恶程度。在我国，有学者指出政策性农业保险是运用保险原理对农户进行间接转移支付的创新方式，是反哺农业、农村的重要渠道（吴定富，2009）。政府通过对农户实行保费补贴，可实现转移支付及收入再分配，进而稳定和提高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郭颂平、张伟和罗向明，2011）。（二）农业保险转移支付功能困境。李士森和任金政（2018）从地域差异的视角，评估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户转移支付的效果，结果发现不同地域农业保险转移支付效果存在差异，认为保费补贴的制定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随着农业发展多元化和农业保险产品多样化，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处于不断完善阶段，根据农产品特点和地域特色，合理规划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资金的使用和监管，才能提高财政补贴效率，充分发挥农业保险转移支付功能。

六、研究评述

保险功能范文篇5

在传统合同法语境下，合同权利义务的享有者与承担者通常被称为“当事人”，即指订立合同、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各方当事人。保险法理论亦沿用这种说法，将签订保险合同的当事人称为合同当事人，并沿用合同法解说其法律地位。为了确认被保险人、受益人以及其他参与者在保险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学术界另外创设了合同关系人和辅助(补助)人的概念，再藉由涉他合同等理论，解释其法律地位。但是必须看到，以保障性为基本功能的保险活动有别于普通民事活动，保险活动参与人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合同法理论虽然有助于解释保险关系，但将合同法规则简单地植入保险法，无法准确地反映保险关系的特殊性，不符合保险法发展的客观需求，甚至有碍于保险法保障功能的实现。

一、保险本质的学说分析

我国《保险法》第2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对于该条款的含义，存在多个解释路径，在不同的解释路径下，“保险”的本质呈现了较大差异。有的学者从合同角度加以解释，认为“保险基于双方当事人之约定，而其彼此间发生权利义务之法律关系。此种法律关系的成立，并非由于法定，而是出于当事人的契约而成立，”①即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达成的协议。有的学者主张采用《保险法》第2条的文义，认为保险指商业保险行为。由此可见，对于应从合同、行为抑或法律关系角度解释保险，学术界存在争议。笔者认为，保险是基于保险合同的签订而产生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以及辅助人之间形成的，以投保人缴纳保险费、保险人承担保证责任为主要内容的，兼具意定性和法定性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险是多种法律关系的集合，不是单纯的合同或者行为。

(一)保险与合同财产保险是保险的最早形态，货主或船主为了避免货物或船舶损失，与基尔特等承保组织签订保险合同，开创了商业保险的最初形式。在伦敦火灾发生后，火灾保险在欧洲便得以快速发展，并推动了财产保险的全面发展。人身保险的产生稍迟于财产保险，在性质上与财产保险却无太大差异。无论是财产保险抑或人身保险，都以保险合同作为典型形态，主要是权利人为了自己财产或人身投保，即通过签订保险合同，投保人将损失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保险人收取保险费并在发生保险事故后承担保险责任，从而体现了合同相对性和当事人合意的思想。大陆法系国家在早期倾向于将保险纳入合同法，从而使得保险合同受到合同法一般规则的约束。英美法系国家未单独制定合同法，判例法却强调保险的合意性和相对性。由此而来，保险既要尊重当事人合意，又要遵守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此乃各国传统保险法的根本。投保人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投保，这种做法符合保险发展的最初状况。但是，随着保险事业的蓬勃发展，保险的独立性日渐彰显，保险的保障性不断扩大，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乃至受益人相分离已渐成趋势。仅从合同角度分析保险，难免遭遇巨大障碍，它无法确定被保险人的恰当地位，也无法解释强制保险的正当性。在财产保险中，合同说无法解释保险人依法享有的代位权，也无法解释责任保险中第三人的地位。就人身保险而言，合同说同样无法解释人寿保险中受益人的独特地位。为了适应现代保险业的发展状况，许多国家将保险从传统合同法中移出，单独制定保险法或保险合同法，②用以规范保险关系。这种立法技术有助于详细规定保险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和解除等，有助于规范与保险有关的各项活动，也有助于合理反映保险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二)保险与行为我国《保险法》明定保险是“商业保险行为”，从而划清了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界限。然而，在保险法中，禁止性、授权性或任意性规范直接规范的都是保险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行为，而不局限于保险合同行为。我国《保险法》第二章是对保险合同的专门规定，第三、四和五章分别规定了保险人的经营规则，涉及保险人的偿付能力，却与保险合同没有直接关系，也不直接涉及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笔者认为，将保险界定为“商业保险行为”，使保险免受合同相对性和合意理论的过度约束，为采用法定主义方式调整保险关系提供了条件，为强行性保险法规范的发展创造了基础。必须看到，将保险界定为商业保险行为，仍然带有很大的局限。在实务上，保险行为不是一种抽象或单纯的行为，而是多种行为的集合。它既包括保险合同的签订、履行和终止，也包括保险管理和监管;既有法律行为，也有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既有保险合同当事人的行为，也有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行为。各种保险行为的性质差异极大，保险法难以提供一整套贯穿始终的指导原则。如果从保险人角度加以解释，不利于说明投保人、被保险人乃至受益人的权利义务，尤其不利于表达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现代保险法思想。如果仅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角度加以解释，又不完全符合保险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因此，将保险归结为行为，在学说上更为科学，在理念上却仍有不

(三)保险与法律关系保险作为经济范畴，系指集合同类危险的人组成保险团体，以合理分担一定金额为代价，实现对其成员因危险发生所致损失予以补偿的经济制度。作为法律范畴，则指为实现经济制度而表征的一种法律关系。③笔者认为，保险法的核心作用在于构造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乃至受益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且要对保险经纪人、人和公估人进行约束。就此而言，保险法已成为一种至为独特的法律机制，必须在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基础上合理划分各主体的风险和责任。为了达成此项目的，采用关系说更为妥当。首先，规范保险当事人的行为只是实现法律调整的手段，目的仍然在于规范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关注保险关系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才会适时提出不同的保险法规范。如为了体现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思想，现代保险法不仅限制了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还明确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其次，关系说的定义方法，有助于识别“实为证券的保险产品”。如对于投资连结保险是否为保险产品，学者曾发生过激烈讨论。笔者认为，投资连结保险虽称为保险，在实质上却是保险人将管理资产的风险转移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而不是将投保人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实质意义上看，应将投资连接保险纳入证券而非保险产品。最后，采用关系说的定义方法，有助于保持经济学和法学的协同一致。经济学界从未排斥将保险视为一种行为，主流意见还认为，保险在本质上体现了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就法学而言，保险法直接规范的是行为，在根本上也是在规范某些社会或经济关系。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既要充分发挥保险的保障性，又要体现各方当事人的合理诉求，只有从法律关系角度出发，通过采用相对复杂的技术手段，才能有效实现保险的经济机能。《保险法》必然牵涉到保险合同和保险行为，在定义保险的含义时，却不应仅从保险合同和行为角度加以定义，而应在更广阔视野下观察保险。保险法意欲达到的目标，是平衡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是仅为调整保险行为或保险合同而存在。就此而言，私法意义上的保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狭义上，保险仅指保险合同;在广义上，保险泛指保险法律关系。我国《保险法》专章规定了保险合同，另就保险公司的经营规则、保险经纪人和人以及保险公司的监管等加以分章规定，说明我国《保险法》采用了广义保险的概念。在解释我国《保险法》第2条的含义时，应当与《保险法》的整体结构相协调。

二、保险保障性的理性回归

学术界承认保障性是保险的核心功能，在实务中却存在轻视保险保障性的倾向。如在保险中附加了投资功能，出现了投资性保险，该种保险的保障功能趋于弱化，容易造成公众对保险功能的错误认识。再如，保险法学者常将保险定性为射幸契约，而没有澄清射幸契约的含义及与保险保障性之间的关系，从而容易诱发各种投机心理。这些认识不仅直接威胁着保险的正当性，还成为影响保险事业发展的潜在阻力。

(一)保险的保障功能在危险四伏的现实社会，个体成员难以全面承受危险带来的各种损害，难以抵御风险造成的损害，遂有集合众多同类型投保人的资财，形成规模较大的保险基金，用于弥补某个被保险人遭受的灾害或损害之做法。就此而言，保险的核心目的在于将某种不确定风险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加以确定化，即将个体成员难以单独承担的危险，转移给专门从事保险事业的保险机构，并最终转嫁给同类型保险的投保人，实现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障。从保险的发展历史来看，保障是保险的基本功能。从始于巴比伦时期的“船舶抵押契约”，④到后来海上保险以及火灾和偷盗等损失补偿保险，都是借助分担救济的途径，向受损方提供经济补偿。进入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诞生和发展时期，保险事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保险保障功能得到了强化。时至今日，有些保险虽附加了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的功能，但保障(补偿与分担)始终是主要保险品种的基本功能。各国保险法不仅将保障原则体现在具体规范中，更在保障理念下构建了现代保险法基本规则。从保险合同的目的来看，保障是保险的固有功能。投保人通过投保，将某些不确定风险以及由此造成的损失，转化为确定数额的保险费支出，并在未来获得保险人给付的保险金;保险人通过承保，分散收取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汇集成规模巨大的保险基金。通过有效运用保险基金，保险人不仅自身获得了利益，还可满足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障。在各种保险中，除人寿保险以外，其他保险都贯彻了损失补偿和禁止不当得利的原则。按照损失补偿原则，被保险人不得在所受损失之外获得额外利益。按照禁止不当得利的原则，保险人在给付保险金后，有权依法代位被保险人，请求造成损害的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被保险人不向保险人让渡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就无法获得保险人给付的赔偿金。这种机制有助于避免被保险人获得双重赔偿，进而体现保险的保障性功能。从保险法规定来看，保障是保险的重要功能。我国《保险法》第51条规定，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对保险标的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及时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书面建议。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的安全应尽责任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用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为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经被保险人同意，可以采取安全预防措施。保险人对保险标的进行安全检查、提出消除安全隐患建议以及要求增加保险费用或解除合同，有助于降低风险的发生率，有助于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关系。由此可见，签订保险合同的目的在于保障保险合同的实际利益受损者。保障是保险的首要和基本功能，也是实现保险价值的根本所在。投资等功能是保险保障的派生功能，不可能脱离保险的保障性而独立存在。保障作为保险独有的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

(二)保险保障性与投资型保险传统保险以保障为首要功能。投保人通过提留经济后备，以对可能遭受的事故损失提供保障。在当今商业社会，保险事业发展迅速，保险不再是单纯的经济保障，还可被附加更多的功能。保险业在传统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产品中注入投资元素，创造了多种新型保险产品，投资型保险开始进入人们视野。在人身保险方面，保监会称其为“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主要有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分红保险以及保监会认定的其他产品;在财产保险方面，保监会称其为“投资型新型产品”，分为预定收益性产品和非预定收益性商品。这些新型保险的最大特征，在于将保险的保障功能与资金运用功能相结合。保险保障与资金运用的结合由来已久。一方面，保险人对于收取的保险费，有权在规定的范围内投资，以实现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如果保险基金发生损失，应由保险人按照自担风险的原则予以承担，不得转嫁给投保人。另一方面，在早期互助保险和合作社保险方式下，投保人既是独立的投保人，也是保险人的成员。他们在享受到保险保障的同时，也享受互助保险或保险合作社的分红利益。但投保人获得分红并非源于保险合同，而是基于投保人具有的保险人成员身份。在现代社会，保险业普遍采用公司形式，投保人和保险人成员的身份渐趋分离，在理论上，已不存在投保人参与公司分红的问题。由此可见，即使传统保险中存在投资因素，却从来没有影响保险保障性的主导功能。在当代商业社会，有些保险人重拾合作社保险的传统机制，承诺向投保人分红，产生了变形的分红保险。而分红保险开启了保障和投资相结合的大门以后，各种投资型保险应运而生。与强调保障性的传统保险和分红保险不同，投资型保险具有两个特性:一是，投保人在保险人处分别开立保险账户和投资账户，主要资金皆存在投资账户，保险条款授权保险人视情况划拨两个账户的资金，凸显了投资型保险的投资性，逐渐偏离了保险的保障性。二是，根据通常约定，投保人授权保险人管理投资账户内的资金，投保人承担该账户内资金的损益，保险人收取约定的管理费。在传统保险中，保险人在取得保险费后承担其损益风险，在投资型保险中，却由投保人承担投资账户内资金损益的风险。因此，投资型保险改变了保险人承担风险并向投保人提供保障的传统机理，实现了损益风险从保险人向投保人的转移。投资性保险的绝大部分保险费用于投资而非保障，除了不采用基金单位、不在公开市场交易以外，它几乎无异于投资基金。正是基于投资型保险在性质上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有学者认为它带有投资色彩，却主要提供保险保障，应当归入保险之列。有的学者却认为它是一种“准基金保险”、“准开放基金”或者“基金的基金”。我们认为，投资型保险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传统保险的属性，与其称为“保险”，莫如称为“证券”，与其说它是“保险人经营的保险产品”，莫如说它是“保险公司经营的附着保障功能的证券”。⑤正因如此，美国法院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判决认定投资连接保险为《证券法》上的证券，应当遵守《证券法》规定，并应同时接受证券和保险监督机构的监管。可见，投资连结保险虽称为保险，在实证法上却无异于证券，投资连接险的保障性已丧失殆尽，从反面揭示了保险固有的保障功能。

(三)保险与射幸合同保险事故的发生具有概率特征，无论以经验论还是概率论，与和投机等有相似之处。学术界通说认为，射幸性是保险合同的特性。⑥保险人是否履行给付义务取决于保险事故的发生与否，保险事故的发生亦具有偶然性，即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基于该种不确定性，射幸遂成为保险合同的特性。有学者认为，被保险人只能通过保险合同获得约定的保险补偿，不可能牟取额外的利益，保险合同不是追求运气的投机行为，保险合同不具有射幸性质。⑦有学者认为，在保险个案呈现了射幸性的特征，就整个保险活动而言，缴纳保险费与支付保险金之间的关系却是必然的，并非取决于偶然因素，可以根据保险中的大数法则予以推算，这就使得保险与之类的纯粹偶然的射幸行为完全不同。⑧在英文中，保险合同属于“aleatorycontract”的一种，其中，“aleatory”意指“偶然”或“不确定，应将“aleatorycontract”直译为“偶然合同”或“不确定合同”。而将其译为“射幸合同”的做法始于日语。译者借用《三国志》古谚“射幸数跌，不如审发”的意思，忽略了“aleatory”含有的中性客观的词义，进而将“aleatorycontract”译为射幸合同。“aleatory”有“偶然”或“不确定”等中性含义，没有“机会”或“运气”等情感或社会评价色彩。保险人的给付义务在签订保险合同时确实处于不确定状态，该给付具有偶然性，应将保险合同归入中性的“偶然合同”或“不确定合同”中。而将保险合同归入“射幸合同”，使其失去了固有的中性含义，易生歧义。保险合同是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提供保障的合同，有别于以或投机等为目的的射幸合同。当事人签订保险合同，旨在抵御未来出现的风险以及由此给被保险人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均无获得利益或遭受损失的问题。“在保险事故发生前，赋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安全感。于保险事故发生后，在实际损失之限度内，填补损害，使其回复至原来状况，具有安定社会之功能。”⑨换言之，被保险人因某种不确定事件而遭受损失，藉由保险人履行给付义务，被保险人的损失也将得以弥补;在履行给付义务中，保险人在名义上是自己承担风险，在事实上却居于全体同类风险之投保人的地位。就此而言，保险合同是保障性的合同，明显不同于或投机等射幸合同。应该指出，保险合同作为偶然或不确定合同，该不确定性表现为:约定的保险事故的发生具有偶然性以及保险人履行给付义务的不确定性。但在长期人寿保险中，保险合同可明确约定保险人承担的保障义务不因保险事故的发生与否而受到任何影响，保险人必须履行给付义务，此时更不存在射幸与否的问题。应该看到，保险人除要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履行给付义务之外，还要承担告知、通知和说明等义务。换言之，保险人即便不需履行支付保险金义务，也不能免除其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仅因保险人可能不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而认为保险合同属于射幸合同，更为不妥。我们认为，应将保险合同归入偶然合同或不确定合同，它以保障被保险人利益为核心目的，从而有别于以追求机会利益为目的的和投机行为。在采纳偶然或不确定合同之术语的基础上，按照合同目的，可将偶然合同或不确定合同再分为保障合同、风险转移合同和机会利益合同等。保险等属于风险保障合同，具有社会正当性，应当受到保护;等属于机会利益合同，欠缺社会正当性，不应受到法律保护。

三、被保险人保护的独特机制

保险合同在形式上是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签订的，在本质上却是为了保障被保险人利益而签订的。“保险合同区别于一般合同之处在于，保险合同非因投保人投保，成为合同当事人，所以合同利益便当然为其存在。保险合同利益实际上是为被保险人利益或受益人利益而存在。”瑏瑠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上，存在两者同一和分离的两种情形。在保险合同中，应以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一为常态，以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分离为特殊情形。我国《保险法》关注到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相分离的情形，也注意到被保险人的特殊法律地位，在实践中，却存在“重视投保人、轻视被保险人”的倾向。笔者认为，保险合同签订和履行皆以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为核心目的，没有被保险人，就不存在保险合同，被保险人的地位至关重要。

(一)被保险人的含义英美法与大陆法对于被保险人的表述不同。“insured”一词在英美法中使用，中文常译为“被保险人”，但“insured”不同于大陆法系提及的“被保险人”。纵观英美保险法可知，“insured”并非仅限于对保险标的具有利益的主体，甚至包括出险时基于合同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投保人。因此，“在保险合同中有“applicantforinsurance”来表征“投保人”，有“beneficiary”来表征受益人。”瑏瑡而实际上，“对于insured一字究系指何人而言，有时不易捉摸，而英美法上‘Theinsuredmusthaveaninsurableinterest’一词尤宜多加思索也。”瑏瑢我国《保险法》深受大陆法的影响，将被保险人规定为“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瑏瑣根据上述规定，被保险人普遍地存在于财产保险以及人身保险中。唯在投保人为自己利益签订保险合同时，兼为被保险人。在投保人为他人利益签订保险合同时，为独立的被保险人。这种统一规定被保险人的做法与我国《台湾保险法》相似，瑏瑤在文字表述上，却存在有待改进之处。首先，法条所称“受保险合同保障”易生歧义和误解，应改为“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保险的主要功能是分散和转移风险，在习惯上常称为提供保障。然而，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人支付保费，只能换取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而不能使得被保险人免受人身或财产损害。法条所称“受保险合同保障”在含义上失于宽泛，难以表达保险人仅承担或主要承担支付保险金的义务。就此而言，“受保险合同保障”是生活语言，可用于描述保险的目的，却不宜界定被保险人的法律术语。其次，法条所称“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未包含被保险人无法行使保险金请求权的情形。在死亡保险中，当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离世并失去民事权利能力，自然无法享有或行使保险金请求权。在此情形下，要么由被保险人指定的受益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要么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而被保险人绝不可能成为保险金请求权人。因此，该被保险人是否有权获得保险金，应当依照保险合同的种类而予确定。在死亡保险中，被保险人无法获得保险金，而应由受益人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获得保险金;在其他保险中，既可由被保险人获得保险金，也可由其他人享受保险金。最后，被保险人有约定被保险人和行权被保险人之别。约定的被保险人乃指保险合同记载或约定的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签订时，保险事故尚未发生，也就不存在被保险人行使保险金受领权的问题;在保险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享有保险合同约定的期待利益，却无法现实地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约定的被保险人才转变为可以行权的被保险人。就此而言，唯有“遭受损失”的被保险人才是可以行使保险金请求权的被保险人。就此而言，在我国《保险法》上，被保险人有三种含义:一是，仅指受到财产或人身损害，有权自己领取保险金或指定受益人领取保险金的人。二是，泛指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无论该人是否遭受财产损害，无论该人是否对保险标的享有保险利益，皆为被保险人。三是，指因受让保险标的而依法取得被保险人地位的人。瑏瑥

(二)被保险人与保险利益保险利益首次出现在英国1745年制定的《海上保险法》，后来引入各国保险法，成为保险法制度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际保险法学界有淡化保险利益的倾向，国内通说却坚持保险利益原则，认为投保人应对保险标的(包括财产和人身)拥有保险利益。至于被保险人应否对保险标的拥有保险利益，国内学术界较少讨论。瑏瑦我们认为，被保险人必须对保险标的拥有保险利益，否则，就无法发挥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作用。首先，从保险法条文来看，被保险人应对保险标的拥有保险利益。我国《保险法》第12条第6款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在该法条中，保险利益的主体分别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即承认存在被保险人保险利益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第12条第6款承认了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保险利益，该法第31条在人身保险合同的规定中却采用了“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说法，将第12条所称“对保险标的”的保险利益，改换成第31条“对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没有准确表达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拥有的保险利益。笔者认为，《保险法》第31条与第12条的定义条款不符，存在表述错误。鉴于人身保险之标的实为被保险人的人身、生命或健康，唯有对第31条中的“被保险人”进行限制解释，使之指向“被保险人的人身、生命和健康”，才能体现《保险法》第31条的准确含义。其次，从保险理论来看，被保险人亦应对保险标的拥有保险利益。在财产保险中，《保险法》虽未要求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保险标的拥有保险利益，而是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可见，在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财产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无需对保险标的拥有保险利益，但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必须对保险标的拥有保险利益。在人身保险中，人身、生命和健康等，乃是被保险人的固有权利，被保险人自己应对自己的人身、生命和健康拥有保险利益，在立法上亦应承认被保险人对自己人身、生命、健康的保险利益。被保险人对于自己的生命、健康等拥有的保险利益乃是当然的保险利益。瑏瑧至于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或其人身、健康和生命的保险利益，仅为《保险法》特别规定的保险利益，可称为特殊的保险利益。最后，从保险功能来说，被保险人必须对保险标的拥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的订立体现了风险的防范与救济的理念，保险合同以保护保险利益受损者为宗旨及目标，因此，强调保险利益的存在成为保险合同效力确认的基本原则。保险合同中，无论财产还是人身，被保险人均为保险利益的拥有者。保险合同所要保护和救济的即为被保险人的利益，当其受到损害时，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证明了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真正保护的对象。因此，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是保险合同的终极目标。在早期保险中，投保人通常是为了自己利益而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的，从而造成被保险人附着于投保人身份。在现代保险中，保险的观念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原本依附于投保人的被保险人正在获得更为独立的地位。

(三)被保险人的法定权利与义务传统理论认为，保险关系当事人分为合同当事人、合同关系人以及合同辅助人，被保险人仅为合同关系人，而不是合同当事人。在形式上，被保险人仅为保险合同约定的人，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若依照合同相对性原理，投保人和保险人不得为合同外第三人设定义务。在实务上，被保险人自保险合同签订至履行，均已参与保险关系中，并拥有独立的权利和义务。唯该等独立的地位、权利和义务，主要是基于法律的强制规定，而非来自当事人的意定。被保险人与投保人同一乃常态，两者分离为异态。多数国家保险法在规定被保险人义务时，通常将被保险人义务与投保人义务并列规定，如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应当承担……义务”，而很少单独规定被保险人的义务。由于保险具有保障功能，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分离的情形下，保险金受领权是被保险人的主要权利。仅从受领保险金角度来看，将保险合同归入《民法》上的利他合同，并非不妥。但从《保险法》规定来看，保险合同授予被保险人以保险金请求权，却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利他合同。首先，被保险人是投保人和保险人商定产生的，被保险人权利却是依照《保险法》规定而确定的。一旦保险人和投保人将第三人列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就享有《保险法》规定的各项权利。至于被保险人享受法定权利的多寡，各国保险法规定不尽相同。我国《保险法》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有权指定受益人。但是，应以何种形式表彰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权利，现行法律未作规定，我国未来修改《保险法》时，似应引入保单持有人的概念。日本于2008年修改《保险法》时，赋予被保险人以保险合同解除请求权，即死亡保险合同、伤害疾病定额保险合同以及伤害疾病损害保险合同缔结后，发生一定事由时，赋予被保险人可以向投保人请求解除该保险合同的权利。《欧盟保险法》也确认了被保险人的解除权。这些境外立法例顺应了保险法的发展趋势，使保险合同呈现了不同于合意理论的结构性变化。其次，投保人在取消被保险人地位或剥夺被保险人权利时，应当斟酌被保险人的利益。各国法律虽无禁止投保人变更被保险人的立法例，但投保人之所以为被保险人投保，有时基于情意关系，有时基于合同关系。如买卖合同约定CIF价格，即表明卖方承担了为买方投保的义务;再如，公司为董事投保责任保险时，通常是基于股东会决议以及公司与董事达成的聘用协议。在上述情形下，投保人未经被保险人同意，擅自取消被保险人的地位或剥夺被保险人的保险金受领权，有可能导致被保险人利益受到损失。当然，由此产生的争议未必是保险争议，而是与保险密切相关的争议。最后，被保险人必须依法履行《保险法》规定的义务。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至少承担以下义务，即保险事故发生后的及时通知义务、索赔时提供相关证明和资料的义务、不得制造保险事故以及谎称保险事故发生的义务、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明显增加时的通知义务、保险事故发生时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的义务，不得擅自放弃对第三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等等。由此可见，被保险人并非单纯的受益或者单纯的负担合同义务，而是要依照《保险法》规定同时承担义务或者享受利益。因此，在保险关系中，被保险人的地位极为特殊，它是权利和义务的结合体，在内容上具有法定性，不能将保险合同视同涉他合同。

保险功能范文篇6

失业保险制度功能性重心偏颇

失业保险制度历史沿革。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建构起步较晚，改革开放后，1986年《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的颁布正式拉开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建设帷幕。1993年《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进一步扩大待业保险制度实施范围，并在待遇计发办法、待遇水平等方面进行调整和提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失业保险制度，1999年随着《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颁布，失业保险制度基本确立并在法治化轨道上开启新阶段：覆盖范围扩大到全部企事业单位，确定由个人和单位共同缴费，失业保险金的给付标准与最低工资水平和低保线挂钩，并完善对基金的监督管理机制。2011年《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失业保险体系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从失业保险制度沿革可看出，其从设计之初便以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为中心，分散失业风险的不利影响。在制度健全过程中，逐步衍生出促进就业以维持收入的复合功能，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经验总结中将事后治理的关口前移，建立起失业动态监测体系、失业预警和失业调控机制，将失业预防功能纳入失业保险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防、控、保多举措并施。但是，制度发展中的瓶颈显现出失业保险功能综合功效发挥后劲不足和亟待调整的必要。失业保险制度运行现状与不足。一是失业保险参保率偏低，保障范围覆盖不全面。近5年来，随着失业保险参保人数逐年增加，失业保险参保率虽有提升但总体偏低。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与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呈反向变动，间接体现失业保险基金使用仍不充分态势。失业保险金领取标准严格，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金意愿较低，参保者以就业稳定、失业率低的群体居多也是造成此逆向现象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失业保险覆盖范围主要限于城镇经济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部分失业风险较高的劳动者群体仍游离于制度保护之外，如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群体就业稳定性相对较低，多从事危险系数较高的体力劳动，流转性强，还存在大量未签订劳动合同情形，其不能满足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前提条件之一，即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对于灵活就业人员而言，以标准用工模式为基础的失业保险难以满足灵活就业群体现实需要。一则因参保门槛过高，不符合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特点，二则因失业保险给付水平低，故参保积极性不高。疫情期间对失业人员的救助主要以失业保险为核心手段，即以缴纳失业保险且当前处于失业状态的群体为救济对象，救助范围有限，妨碍失业保险制度促进就业功能的发挥。同时，过低参保率意味着就业保障不同等，不仅有损社会保险公平性，也不利于就业形式多样性，从而制约整个社会就业结构改善和就业质量提高。二是失业保险待遇给付期限过长，待遇水平偏低。我国失业保险金领取最长期限可达24个月，而目前在其他实行失业保险制度的国家，失业保险待遇给付期限大多在3-12个月之间，与之相比，我国给付期限明显过长，易使失业者缺乏求职动力。懈怠心理和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不利于失业者重返工作岗位。我国失业保险待遇标准主要秉持生活保障、低于舒适原则，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水平，由各地确定。大部分省市失业保险待遇标准与城镇低保和最低工资标准相挂钩，仅少数省市将失业者实际收入水平作为考虑因素。失业保险缴纳比例与实际工资水平挂钩，其待遇发放若以当地最低工资、最低生活保障为基准，待遇水平偏低，不能充分应对收入中断导致的贫困，则会降低收入、就业不稳定群体参保意愿；对低收入家庭而言，失业保险金偏低易造成对低保金依赖，进而会弱化失业保险促进就业功能。三是失业预防与促就业制度设计不足。不论是《社会保险法》还是《失业保险条例》，均未明确规定失业预防相关制度，具体法律规定的缺失使失业预警、失业调控举措的落实缺乏制度基础，难以形成失业治理合力。促进就业功能亦是如此，且促进就业的支出存在补贴标准较低、执行力不足等弊端。尽管我国失业保险制度促进就业功能的发挥总体在强化，但覆盖面与受益面狭窄、失业保险基金使用不足等因素严重制约其效能发挥，而人均缴存结余、失业金发放水平等因素显著影响失业保险保障水平。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持续增长，失业保险金领取人数占参保人数百分比反呈下降趋势，表明整体就业保障系统存在制度功能发挥不充分现象。

健全制度促进功能转型

保险功能范文篇7

一、我国失业保险基金现状分析

（一）巨额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如表1所示，从2004年到2015年，虽然我国失业保险参保人数逐渐增多，失业保险领取人数趋于稳定，但总体覆盖率仍旧偏低，同时我国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快速持续增加。截至2015年底基金累计结余5083.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14.2%，是同年基金支出的6.9倍，是2004年底基金累计结余的13.18倍。如图1所示，2004年-2015年我国失业保险基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基金支出的增长速度，并且增速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增速和支出增速的显著差距是失业保险基金巨额结余的重要原因。（二）基金结余主要原因分析。1.实际领取人数少。根据《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保险费主要来源于城镇企业、事业单位的缴费及其就业人员的个人缴费，而其他大部分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却没有被纳入失业保险的范围。由于企业、事业单位的职业比较稳定，失业风险较低，领取人数很少。然而对于非正规就业人员，失业风险高，迫切需要失业保险的保障，却没有资格领取失业保险金。2.保险金给付标准低。大部分地区的最低工资处于较低水平，而保险金给付标准还比最低工资低，例如北京2013年，累计缴费大于1年小于5年的，失业人员可每月领取保险金842元，累计缴费满20年的，失业人员可每月领取保险金951元。这样的给付标准相对于北京较高的消费水平，远远无法达到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要求。3.促进就业基金运用不足。自1999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失业保险条例》以来，失业保险基金在促进再就业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态势。2001年就业补贴的支出仅占基金支出的8.6%，2004年该支出仅占16%，且支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部分地区该支出更是不到5%。同时，由于该支出主要由政府主导，一方面政府缺少对市场需求的充分认识，另一方面失业人员也很少有机会参与讨论或者给予意见，选择真正需要和适合自己的项目，导致职业培训的实际效果并不显著。

二、我国失业保险在促进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无法涵盖非正规就业人员。根据现行政策规定，失业保险覆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却没有被纳入失业保险的范围。工作其本身的不稳定性，失业和就业的状态经常相互转换，迫切需要失业保险为其提供必要的基本生活保障。因此这类非正规就业人员亟需被纳入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以保证他们在失业期间能够获得相应的生活补贴，同时接受政府为他们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以便于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和未来薪酬水平。（二）费率机制的反激励作用。1.缴费基数可能抑制雇佣量。《失业保险条例》规定，我国失业保险的费率为3%，单位个人按照自身工资的1%缴纳失业保险费，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按照工资总额的2%缴纳失业保险费。其中以“工资总额”为基数缴纳失业保险费容易造成企业减少雇佣量。这是因为企业在固定工资总额的情况下，相当于缴纳固定失业保险费的情况下，相比于“减少工资额，增加雇佣量”，更倾向于选择“提高工资额，减少雇佣量”，利用“效率工资”来提高企业自身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同时采取效率工资也有利于企业提高员工的偷懒成本，能更有效地为企业留住有竞争力的优秀员工。然而在这种缴费机制下，企业解雇的员工可能会相应增加，增加员工的失业风险，提高社会的失业水平。2.统一费率不利于减少失业。各个企业、事业单位以统一的费率2%缴纳失业保险费，不利于体现社会公平性。对于失业风险高的单位，其容易造成较大的解雇量，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若失业风险高的单位与失业风险低的单位缴纳同等比例的费用，不仅无法使失业风险高的单位承担相对应的解雇责任，即令其能够随意解雇员工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处罚，而且也降低了失业风险低的单位的缴费积极性。这样的不公平性导致解雇量大的单位没有外在驱动力促使其采取措施降低自身的失业率，导致解雇量小的单位没有获得必要的激励机制去维持自身的低失业率。（三）保险金给付方式抑制积极性。1.给付期限和固定数额降低再就业积极性。美国大部分州的失业保险金给付期限一般为6个月-12个月，德国根据受雇用时间的长短一般也是6个月-12个月不等，日本的一般劳动者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为90-330天。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失业保险金给付期限较长，最长可达24个月。根据马驰聘、王元月等学者的分析论证表明，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与其维持失业状态的期限呈现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越长的失业保险金给付期限越能削弱失业人员的再就业积极性。同时，我国的失业保险金是以固定数额的方式给付的，这同样不利于失业人员增加其寻找下一份工作的强度，因为在维持失业状态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失业人员容易养成懒惰的心理，缺乏相应的动力推动其提前再就业。2.再就业工资完全替代失业保险金造成“失业陷阱”。根据《失业保险条例》规定，当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时，其无法继续领取政府发放的失业保险金，也就是说再就业工资完全替代了之前的失业保险金。这种完全替代在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工资高于失业保险金给付水平的情况下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然而当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工资低于失业保险金给付水平时，就容易造成失业人员倾向于选择维持之前的失业状态，放弃从事低工资或者是不稳定的工作机会。同时也有可能造成失业人员一边从事低工资的不稳定性工作，一边领取政府发放的失业保险金。然而由于失业人员普遍缺乏过硬的职业技能，相对于持续失业的状态，低工资或者不稳定的工作岗位虽然杯水车薪，但是却有利于失业人员在新的劳动岗位上学习新的劳动技能，在不断的培训和实际操作中获得过硬的本领，提高其在劳动市场上的就业竞争力，防止失业人员在长时间的失业状态下养成消极懒惰的心理，甚至最终成为非经济活动人口。（四）促进再就业基金运用范围小。1.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效用不明显。虽然《失业保险条例》规定，除了支出失业保险金之外，政府应当扩大失业保险基金运用于促进就业的范围，但政府真正用于对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等却非常有限，并且作用并不显著。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政府购买的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项目并不能完全满足失业人员的需求，项目也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被介绍的职业也不能与职业培训的技能互相匹配，导致用人单位需要对新就业人员进行重新上岗培训或者继续解雇新就业人员，扩大成本。2.鼓励再就业和创业的力度小。政府缺乏资金和政策上的助力激励失业人员加大寻找工作的强度，提前实现再就业。同时对于有志于自主创业的失业人员，也缺乏政策上的扶持、技术上的帮助以及资金上的补贴。由于自主创业不仅有利于失业人员重返劳动力市场，也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给更多失业待业人员，因此政府可以有效利用结余的失业保险基金为这类群体提供更多实质性的帮助，为社会创造出更多利润，降低社会的失业率。

三、发挥我国失业保险就业促进功能的建议

（一）借鉴国外经验，制度层面逐步完善。1.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覆盖率高达90%，规定只要在国家失业保险法所罗列类别内的就业人员必须参加国家失业保险；德国的覆盖率也很高，规定每周被雇佣时间达到18个小时及以上的就业人员必须参加国家失业保险。许多非正规就业人员面临的失业风险较大，因此将这类人员纳入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内有着重要意义。但正由于这类人员在就业和失业状态之间转换的频率较快，将这类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也会相应产生保险金支出压力显著增大，部分人员以从事临时性职业等方式额外领取失业保险金，对此，需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笔者认为，可建立个人账户进行管理，在暂时性失业时不领取保险金，从而有效的防止这类人员对失业保险金的恶意领取行为，防止他们对失业保险金的滥用。2.完善失业保险缴费机制。（1）给予劳动密集型企业费率优惠。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的就业人员较多，在以“工资总额”为基数缴纳失业保险费以及效率工资的双重刺激下可能会给这类企业造成裁员压力，导致企业解雇员工提高社会失业率。同时由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敏感度较高，因此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应该为雇佣水平高的企业提供费率优惠，激励企业维持较高的雇佣水平，鼓励雇佣水平较低的同类企业增加雇佣数量，从而进一步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2）采用差别费率抑制解雇。相比于我国实行的失业保险统一费率，美国则实行浮动的失业保险缴费费率，即“经验费率”，即依据企业解雇员工的实际情况来决定企业应当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率。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机制针对不同解雇量的企业实施不同的缴费费率，这样不仅能够对解雇员工多的企业施加压力促使他们改变策略想办法降低解雇量，而且能够激励解雇量小的企业维持较高的雇佣水平。同时应该对失业风险率较高的行业提高缴费费率，对失业风险率较低的行业降低缴费费率，促使高失业风险企业对失业率上升承担责任。3.改进失业保险给付机制。（1）缩短给付期限，保险金递减发放。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应当缩短失业保险金的给付期限，并采取递减发放的方式，即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时间越长，获得的失业保险金越少，同时要相应增加领取保险金的限制条件从而有效增加失业人员寻找工作的意愿和强度。（2）再就业工资部分替代失业保险金。由于我国现行制度规定再就业工资完全替代失业保险金，导致部分失业人员放弃低工资或者临时性工作。因此应当实行部分替代，即当失业人员再就业工资低于失业保险金或者本地区最低工资水平时，规定可以继续领取差额部分比例的失业保险金，保障失业人员再就业之后的基本生活水平，同时避免失业人员因为再就业的工资过低而选择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二）落实社会职责，政府层面加大支持。1.建立沟通流畅反馈及时的职业培训体系。英国的失业人员如果在培训后顺利获得技能证书，则可以根据所获技能证书的等级得到相应更多的失业保险金；美国的失业人员可以通过定期参加政府职业培训的方式，来延长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参与职业培训的失业人员除了领取失业保险金之外，还可以得到生活津贴和交通费；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等国家的失业人员如果参加职业培训，还能够同时获得疾病、工伤等保险待遇。我国加大职业培训的资金投放力度的同时，还应建立起流畅的沟通和反馈渠道，及时听取失业人员的意见和建议，了解他们切实需要哪些技能训练项目，跟踪各项职业培训的后续效果，进一步提高职业培训的有效性和实用性。2.建立失业人员再就业网络平台。在网络上建立失业人员远程教育平台，提供完善丰富的远程教育服务，提高其的硬件知识储备，增加他们在就业市场竞争力。同时在构建起企业与失业人员之间的中介平台，企业通过招聘信息，失业人员可以自主在平台上进行职位咨询并投递简历，为失业人员再就业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加快他们实现再就业的步伐。3.建立资源共享数据库。搭建失业人员之间的资源共享数据库，把每个失业人员的基本信息录入到这个系统中，同时把自己获得的有用的信息上传到这个系统上，鼓励失业人员通过这个系统进行资源共享，并且寻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为有创业意愿的失业人员提供人才资源库，有利于创业团队的队伍建设。（三）提供就业保证，个人层面推动发展。1.鼓励失业人员提前就业。作为激励，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可以为在失业保险金给付期限内实现提前就业的失业人员提供剩余的失业保险金或者就业补贴。在日本，如果失业人员提前200-300天再就业，则可以继续领取120天的保险金，如果提前150-200天再就业，则可以继续领取70天的保险金，如果提前100-150天再就业，则可以继续领取30-120天的保险金。在法国，由于经营困难而被解雇的员工，前六个月不算作失业人员，政府为其提供工资的80%作为转业安置津贴；6个月之后仍然无法找到工作的，登记作为失业人员并开始领取失业保险金。如果失业人员在保险金给付期限内，愿意从事比解雇前的工资低的职业，政府规定在其找到下一份更好的工作前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2.鼓励失业人员自主创业。在法国，如果失业人员自主创业，可以领取政府提供的创业补贴。在西班牙，如果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则可以一次性领取其失业保险金作为创业本金。失业人员自主创办企业不仅能够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而且还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在给予其政策优惠的同时，免费提供咨询，帮助其解决技术难题。政府在资金上更要加大投放力度，可以根据失业人员创业方案的前景和可行性提供不同金额的创业津贴，甚至为他们提供担保向银行申请低利率贷款，为有市场前景的创业项目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保险功能范文篇8

保证是我国《担保法》明文确认的一种担保方法，《担保法》第2条规定“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照本法设定担保。本法规定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担保法所规定的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合同和保证保险合同都具有担保债权的功能，且不论是保证人还是保险人的责任承担都具有不确定性，只有当债权人的权利得不到实现时，保险人或者保证人才需向履行保险责任或者保证责任；若债权得到实现，保险人或者保证人便无须履行保险责任或者保证责任且保证保险合同或者保证合同消灭。尽管二者有相似之处，但保证保险合同具有保险的本质和功能，即保证保险具有互助共济、分散风险、损失补偿的保险本质和功能。而保证合同则不具有这本质。保险是集合具有同类危险的众多单位或个人，以合理计算分担金的形式，实现对少数成员因该危险事故所致经济损失的补偿行为，其本质是多数单位或个人为了保障其经济生活的安定，在参与平均分担少数成员因偶发的特定危险事故所致损失的补偿过程中形成的互助共济的分配关系。保证保险的投保人支付保险费转嫁信用风险给保险人，保险人获得保费收入的同时承担风险，实质是把不特定少数投保人造成的损失在所有投保人之间分摊，并实现对被保险人（债权人）的损失补偿。保证合同作为保证担保的法律表现形式，其唯一目的就是担保主债权的实现，由特定的人和物来对特定的债务人提供担保，无互助共济和分散风险的功能。

二、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本质使其具有不同保证合同的特点

（一）保证保险合同是依据大数法则运营的有偿双务合同。保证保险合同的投保人通过支付保险费获得保险人提供的保险保障，保险人收取保险费的同时承担约定的保险责任，合同双方当事人存在着交易关系，是保险人按照保险法则设计经营的双务有偿的保险合同关系。保证保险的运营是基于大数法则来实现保险的互助共济的本质。所谓大数法则是在随机事件的大量出现中往往呈现几乎一致的规律。保险人对任何一个风险损失的概率做出比较精确的估算时，都需要根据大数法则。保证保险合同承保的危险是债务人的信用风险，即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危险事故并非意外事故或不可抗力，而是针对债务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危害，这在一般财产保险合同是被列为除外责任的。依据统计数据、大数定律和经营经验，相对于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来说，这个风险及其发生的可能性是客观的和可测算的，这也是确定保险费多少的根本依据。大数法则的运用体现了保险互助共济的本质。保证的实现只需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一对一的关系，无需在大数法则基础上运营。保证合同是在被担保的主债之外基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在主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建立的保证合同关系，保证人仅仅是为了担保主债的实现而承担保证责任，并不为此获取实体法上的对价利益。因此，保证合同本身并无直接的商品交换内容，不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因此，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并无对价条件。（二）保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条件和范围。不同于保证合同的保证人保证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责任、承担金额取决于保证保险合同的约定。当债务人违约，而且违约的原因也是保证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时，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即保险人是否承担责任须审查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否履行了法律规定或保证保险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所以，债务人（投保人）未履行债务的，保险人并非必然向相关债权人（被保险人）履行保险责任。只有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使被保险人遭受损失，保险人才应在保险金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是一种定额责任，即保险人仅以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为限度，向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而该保险金额，既可以等于主债务人应当履行的主债，也可以小于主债，具体数额取决于双方当事人在保证保险合同中的约定。这表明保险责任是基于保险合同而产生的独立的合同义务。保险责任履行与否，取决于是否具备保证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责任的履行条件。可见，保险人在实现合同目的上具有极大的主动性。保证合同的保证人承担责任是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应按照约定或法定承担保证责任，一般没有实体法上的免责理由，除了法律或保证合同另有规定以外。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利息、违约金、损失赔偿金以及实现主债权的费用，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未做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保证合同作为主合同的从合同，在主合同无效时，保证合同也无效，保证人也无须据此承担保证责任。（三）保证保险合同的目的。一是在承保时，保险人通过各种途径调查和掌握投保人（债务人）的资信情况从而确认其所具有的履约能力，并借助保证保险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中所具有的制约机制督促投保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履行义务；二是在投保人不向被保险人履行付款义务而构成违约，并给被保险人造成损失时，经审查具备保证保险合同约定的承担保险责任的条件时，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履行保险责任，予以保险赔付。三、保证保险与担保物权并存时的法律效果在保证保险合同既未约定被保险人应优先行使担保物权或主张保证责任，也未约定保险人的保证责任的情形下，债权人（被保险人）可以选择行使抵押权或保险金赔付请求权。但须明白，保证保险人只有在约定的事故发生后才须负担赔偿责任，而一般保证人得主张先诉抗辩权要求债权人就债务人的财产执行未果时才承担保证责任、连带保证人则不具有先诉抗辩权。选择由保险人来承担保险责任的，可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并结合保险合同的约定，由保险人在所承保的保险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保证保险合同中约定，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应先处置抵押物、质押物或向保证人追偿，不足部分由保险人按合同约定赔偿时，保险人就享有抗辩权，在被保险人（债权人）未行使担保物权或向保证人主张责任之前，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在此情形下，保险人对先行处分抵押物不足部分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对于抵押人担保责任的承担，如果保证保险合作协议或者保证保险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顺序的，根据《物权法》第176条规定，债务人以自己提供的物权担保优先清偿其所欠款；对于实现抵押权不能清偿的部分，应由人的担保即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若系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如何实现债权可由债权人自行选择决定行使抵押权或保险金赔付请求权。如果保证保险合同同时约定了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和保证责任，且该债权人同时享有物的抵押权时，当被保险人向保险人主张保证责任时，保险人可以根据《担保法》第28条的规范“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提出抗辩。

参考文献：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2]苏治，纪步超.保证保险合同辨析[J].人民司法，2004(6).[3]王爱军.对一起保证保险合同案件中法律问题的探讨[N].人民法院报，2003-12-10.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5]魏华林，林宝清，主编.保险学（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保险功能范文篇9

一、加快自身发展，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和谐的社会必须要以经济的发展作为基础。只有将社会财富的总量做大，才有条件进行合理、有效的社会再分配；只有经济的发展，才有社会公民的共同富裕；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历史遗留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保险业作为一个朝阳产业，其首要任务仍然是加快发展。也只有加快自身发展，才能更好地支持和促进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促进三大产业的协调。当前经济结构的失衡首先表现为三大产业结构失衡。工业中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发展偏快，农业、服务业发展偏冷。虽然上海第三产业在全国处于较为领先位置，但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还有很大差距。而且占上海GDP的比重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为此，上海制定了《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从资源积聚和金融创新入手，大力发展金融业。金融是上海现代服务业的一条短腿，而保险则是上海金融业的一条短腿。与上海银行业比起来我们保险业还很弱小，因此，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保险业发展，做大做强上海保险业。只有加快保险业自身发展，才能有实力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和社会。

2、促进投资与消费的协调。投资与消费失衡也是当前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投资过热，消费偏冷。自去年以来，央行一直高度关注个别行业和产业价格，并出台了一系列“组合拳”，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个别行业和产业的投机氛围仍然较浓，存在泡沫成份。而个别行业和产业的虚热，很大程度依靠银行贷款。据资料，社会上“负翁”人数急剧增加。这一方面抑制了即期消费能力，使得投资与消费比例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这种透支行为使得“负翁”们的养老和健康保障受到威胁，对于经济和社会形成了不稳定的因素。而保险业的发展，就有利于引导居民积极健康的消费，使居民能够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结合起来，理智消费，合理消费，维护社会的稳定。

3、促进信贷结构的协调。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信贷结构失衡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中长期贷款比例过大，短期贷款偏少。而储蓄存款增幅不快甚至下降。这就造成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资产长期化，负债短期化。而保险尤其是寿险却恰恰相反，其负债是长期的。加快保险业发展，有利于缓解当前由于贷款结构失衡对市场造成的影响。一方面通过增加保费收入，吸纳社会游资，减轻由于长期贷款过大造成的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另一方面通过资金运用，减轻由于短期信贷收缩，政府和企业普遍感到资金链偏紧的压力。

二、发挥分配职能，促进社会公平

公平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价值取向。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只有社会公平，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融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整个社会才能和谐稳定。2003年，全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这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低层次的小康社会行列。欧美、拉美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从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学中生产与分配也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如果分配处理得好，能够体现社会公平，就能够进一步充分激发社会各阶层的潜能，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保险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分配范畴，它对推进社会公平能够产生积极作用。

1、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培育和发展好涉农保险。农民问题是国家的根本，农业是民生之本。构筑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是要人民丰衣足食。在我国，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当前，我国城乡差距明显，呈现二元化格局。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明显快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同时，城市居民享受的养老、医疗的福利和补助，农村居民却没有享受。农村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显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五个统筹”的原则和要求，已经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命题提出。当前，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确保粮食安全，稳定粮价，抑制通货膨胀，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命题。从产业发展的阶段理论看，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其他产业得到发展后有义务反哺农业。保险业作为现代服务业，在谋求自身发展，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应该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服务“三农”。上海由于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保险业一直没有放弃对发展农业保险的探索。在中国保监会的支持下，全国第一家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去年9月正式成立。以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的形式，商业保险运作，政府政策支持、以险养险的方式，承保上海郊区农民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的风险以及农户的家庭财产保险、健康险、意外险等涉农保险。这就为建立和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作为保险监管部门，我们将高度重视和支持安信农业保险公司的业务经营，同时，我们也将积极鼓励其他保险公司积极开拓农村市场，提供受广大农民欢迎的保险服务产品，真正使保险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保险功能范文篇10

关键词：保险市场；学生平安保险；团体保险；功能；法制；保险利益

学生平安保险（以下简称为“学平险”）作为一款保障学生身体及生命安全的保险产品，在我国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学平险在发展初期，由于费率低、保障范围广，加之基本医疗保险尚未覆盖学生群体，公益性特征尤为明显。在市场认可与外部政策推动双驱动下，快速发展的学平险，在特定时期不仅满足了学生群体的保险需求，并且对构筑我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学平险业务的发展，各方对学平险的认知在不断深化的同时，亦产生了相当之分歧，尤其在学平险的监管规范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密集出台、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积极开展之后。在此背景之下，考察并明晰学平险的功能及定位，进而提出我国相关法制的改进与完善之路，对统一司法尺度、促进学平险的健康发展以及健全我国的安全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学平险的功能演进：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之间的滑动

（一）偏社会保险属性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推出以来，学平险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向：一是保险责任范围扩大化，从起初主要承保意外死亡责任，到后来疾病死亡、意外伤害医疗、疾病医疗等责任均被列入承保范围；二是保险金额均不断提升[1]。换言之，学平险从诞生到后来的发展，呈现出了保险费率低、保障额度较高、保障群体人数多、承保手续简便等特征。因此，有学者认为学平险是“保险公司开办历史最长的一项公益性业务之一”[2]。在学生群体未被纳入社会保险保障范围之前，低费率、高保障的学平险，可以为发生意外事故的学生提供为基本保障，对于保护学生权益、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以及家庭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显著的公益色彩，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社会保险的角色和功能。当时不少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对学平险的性质认识不清而强制或变相强制要求学生购买学平险。（二）回归商业保险属性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保障系的不断完善，学生群体被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在21世纪初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07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7〕20号）明确提出，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包括职业高中、中专、技校学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都可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2008年出台的《关于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的指导意见》又将大学生群体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至此，在我国，各阶段学生群体均已被纳入到社会保险保障的范围。学平险亦随之归位商业保险，一方面学校强制学生购买学平险行为被监管方叫停，学平险作为商业保险的投保自愿性被不断强调并为社会各界所认知；另一方面作为商业保险的学平险，其功能以及与作为社会保险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之间的关系，即在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学平险可以提供差异化、补充性保障，进而为学生提供更为充足而全面的保障，亦逐渐被社会各方所认知。

二、法律适用的歧见与理由：团体保险与个人保险之争

学平险的功能定位日渐明晰，但是其法律定性却仍然存在争议，尤其在应当将学平险认定为团体保险抑或是个人保险问题上，保险实务与司法实务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一）保险实务之运作与称谓。学平险自开办之日起，惯以团体承保的方式运行。①“在保险实务中，大多数的保险公司销售的学平险是以团体保险单的形式，即以学校为单位，统一由保险人出具一张团体保险单，投保人为学校，被保险人为全体学生，保险费实际由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缴纳。”[3]从保险合同的外在形式来看，学平险符合我国法规对团体保险的界定，即“投保人为特定团体成员投保，由保险公司以一份保险合同提供保险保障的人身保险”。②在我国原保监会官方网站的“消费者教育及风险提示”栏中，亦将学平险作为“团体保险的一种”予以介绍。[4]目前，在我国保险实务中，以团体承保方式运行的学平险仍然广泛存在，如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交银康联〔2014〕意外伤害保险014号《交银康联团体交银学生校园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君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君龙人寿〔2014〕意外伤害保险027号《君龙学生幼儿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4）条款》、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昆仑健康〔2013〕意外伤害保险014号《学生幼儿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款）条款》。（二）司法实务之观点及理由。以团体承保方式运行的学平险，虽然在保险实务界被普遍视为团体保险，但是在司法实务界却出现了不同观点，不少法院更倾向于将之被认定为个人保险。如《江苏高院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苏高法审委〔2011〕1号）将此类学平险明确界定为个人保险，而非团体保险。除此之外，在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2008）益法民二终字第192号等案件中，法院亦倾向于将此类学平险认定为个人保险。这类观点可被统称为“个人保险说”。其理由主要为：（1）学校与学生之间不存在保险利益；（2）学生若为未成年人，学校不具有为未成年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的资格；（3）通常情况下学平险的保险费缴纳主体并非学校，而是学生或其家长；（4）保监会曾于2003年下发《关于规范学生平安保险业务经营的通知》，要求从2003年8月30日开始，各大、中、小学校不能再以投保人的身份为学生统一办理学生在校保险[5]。与之相对的另外一类观点，即将以团体承保方式运行的学平险认定为团体保险，即“团体保险说”。此类观点的主要依据乃为保险实务的运作形式以及据此形成的保险合同。“个人保险说”与“团体保险说”的根本分歧，乃在于学校是否具有学生平安保险合同投保人的资格。由于合同主体投保人的认定，深刻影响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结构，因此法院在审理学生平安保险合同纠纷过程中，如何解释、适用法律，采取“个人保险说”抑或是“团体保险说”，对学校、学生以及保险人各方利益影响甚大。（三）争论的主要原因：团体保险规范缺失。关于以团体承保方式运行的学平险，究竟是团体保险抑或是个人保险，此争论产生的主要原因乃在于团体保险法律规范之缺失。此缺失主要体现为：首先，我国《保险法》于2009年修订时，虽通过第31条第1款及第39条第2款增设团体保险之保险利益及受益人的相关规范，但上述规范仅适用于团体与成员之间具有劳动关系的雇主—雇员型团体保险合同，并不适用不具有劳动关系的其他类型团体保险合同；其次，我国现行专门规范团体保险的规范，即我国原保监会2015年并施行的《关于促进团体保险健康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5〕14号）（以下简称为“《促进通知》”），对“团体保险”以及“团体”采描述式界定，未列举团体之具体类型，并且该《促进通知》主要为监管规范，效力层次较低，对规范团体保险合同关系作用有限。上述团体保险法律规范缺失之境况，直接导致了两大后果。其一，针对学生团体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法院裁判依据错配。针对不具有劳动关系的学校与学生，即使保险实务通常采用团体保险的方式承保，于保险合同纠纷发生时，由于规范缺失，仍难免陷入学校对学生不具有保险利益的窠臼。换言之，由于我国目前缺乏团体保险合同相关规范，学平险实务运作产生的团体保险合同纠纷，法院必须依循规范个人保险的相关条文予以审理，而规范个人保险的相关条文又未能充分考虑团体保险的特殊性，因此，裁判依据错配随之产生。其二，行政监管呈现政策性、易变性的特征。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学生尚未被纳入社会保险保障主体的范围，学平险费率低、承保手续简便、保障范围广，在保障学生安全、减轻事故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缓解学校与学生之间矛盾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实质上承担了社会保险的诸多功能，亦呈现出了社会保险所具备的公益属性。因此，当时许多学校甚至行政主管部门采社会保险之运行模式而强制要求学生投保学平险。但是，由于学平险保费大都由学生承担，学校或者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强制收取保费并无法律依据，使得强制收取学平险保费与社会厌恶之对象——教育乱收费关联起来，加之学平险运作不规范带来的商业贿赂问题，学平险遂成为保险监管机关规范的对象。我国保监会先后于1999年、2000年、2003年下发了《关于规范“中小学生平安保险”代办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1999〕118号）、《关于严禁违规开展学平险业务的通知》（保监发〔2000〕147号）、《关于学生平安保险有关事项的公告》（保监公告第53号），规制学平险的强制投保、学校兼业、保险业务不正当竞争等问题。地方保险监管机关亦先后旨在规范学平险业务的类似通知，如中国保监会北京办事处于2003年了《关于规范学生平安保险业务经营的通知》（保监京发〔2003〕81号），浙江省监管局联合浙江省教育厅于2008年了《关于规范发展学生平安保险的通知》（浙保监发〔2008〕66号）、广西监管局于2010年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学平险经营管理的通知》（桂保监发〔2010〕106号）、福建监管局在2001年与2006年分别了《关于重申规范开展学平险业务的通知》（闽保监发〔2001〕090号）与《关于进一步加强学平险销售管理的通知》（闽保监发〔2006〕21号）、宁夏监管局于2012年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平安保险业务规范经营的紧急通知》（宁保监寿〔2012〕50号）、河北监管局于2010年了《关于规范学生平安保险经营行为的通知》（冀保监发〔2010〕35号）、新疆监管局于2004年了《关于规范学生平安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新保监发〔2004〕92号）。以上诸通知或公告，均对学校作为学生平安保险合同投保人的资格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降低了学校投保学生平安保险的积极性。但是，上述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后又有部分被废止，如我国保监会于2010年《关于公布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保监发〔2010〕100号）将《关于严禁违规开展学平险业务的通知》（保监发〔2000〕147号）予以废止。因此，学平险的规范陷入了缺乏稳定统一之尴尬境地。团体保险法律规范缺失导致的上述两大后果，彼此相互影响，尤其是在学生团体保险合同法律依据缺失的情形下，与学平险实务联系更为直接、时效性要求更高的行政监管执法所呈现出的政策倾向，会对相对滞后、保守、谨慎的司法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两大后果之间的相互影响，亦在相当程度上催生并强化了学平险领域的团体保险与个人保险之争。

三、比较与反思：“团体保险说”正当性与可行性之考察

（一）正当性：团体承保的技术属性及其优势。团体保险“不是一个具体的险种，而是一种承保方式”[6]。换言之，团体保险本质上是一项承保技术。“本来各类保险均可用团体保险方式办理，但火灾、意外等险因控制危险之成本无法节省，故除汽车保险尚有可能外，其他财产及责任险，均一时不易成立团体保险，故一般所称之团体保险，均系指人身保险。”[7]因此，在人身保险实务中，根据危险单位与核保单位不同，存在着个人承保与团体承保两种承保方式。与个人承保方式相比，团体承保的成本优势，已被保险界广为认知。“能团不个，能直不代”是保险业界的共识[8]。具体到学生平安保险，采用团体承保，因不需要对被保险人个人进行体检、具备一个管理组织可以集中收取保费、不需向每个人被保险人发放保险合同等，而享有团体保险所具有的成本优势。正如有学者所言，“相对于学生以个人险形式投保，团体承保模式具有费率低、高保障、管理成本小、风险易于控制等优点”[9]。进而言之，团体承保除成本优势外，较个人承保方式，亦有增加缔约机会、增强投保方缔约能力之优势。与保险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且由于发展初期无序展业、不正当竞争，保险人惜赔、无理拒赔普遍存在，使得诸多民众对保险分散风险、填补损害的连带共生功能理解不深，保险意识不强。与个人相比，公司、学校等团体更善于利用保险制度来管理风险，由其为成员投保，可以增加缔约机会，提升成员的保险保障力度。并且，团体较个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资源和更强的协商能力，由团体作为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可以防范销售误导、理赔难等在个人保险领域常见的侵害消费者权益事件的发生[10]。（二）可行性：“团体保险说”的法制基础。以团体承保方式运行的学平险能否被认定为团体保险，除考虑团体承保的技术属性和优势外，亦需考虑将其界定为团体保险的法制基础是否存在。从我国现行法规范而言，将以团体承保方式存在的学平险认定为团体保险，尚存在一定的法制基础。首先，就投保主体而言，学校可以被《促进通知》规定的“特定团体”所囊括。《促进通知》第1条中规定，特定团体是指法人、非法人组织以及其他不以购买保险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在我国，不论是公立院校还是私立院校，通常均为法人组织，且此类组织以兴办教育为目的，不属于以购买保险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购买保险对于其而言具有附属性。因此，从投保主体资格来看，学校作为团体保险中的“特定团体”并无不当。其次，就合同的特征而言，学平险具有《促进通知》中规定的“投保人为特定团体成员投保，由保险公司以一份保险合同提供保险保障”的形式特征。与个人保险相比，团体保险“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在一份合同中为许多人提供保障”[11]。学平险通常就是学校在一份保险合同中为其成员——学生投保，学校持有这份主保险合同，学生作为被保险人持有保险证。除此之外，与个人保险相比，团体保险尚有以团体核保代替个人核保、较低的保险成本、合同条款弹性化以及使用经验费率等特征[12]。长期以团体承保方式运行的学平险并无剔除上述特征之体现。再次，就保险利益要件而言，依循法律解释论的路径，通常情况下可以达到维持学生平安保险合同效力之目的。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因此，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分别为学校与被保险人的学生平安保险合同是否有效，尚须接受我国《保险法》确立的保险利益规则之检视，即需考察学校对其学生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我国现行《保险法》以个人保险为主要规范对象，2009年修订时，虽通过第31条第1款及第39条第2款增设团体保险之保险利益及受益人的相关规范，但上述规范仅适用于团体与成员之间具有劳动关系的雇主—雇员型团体保险合同，并不适其他类型团体保险合同。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如何解释法律填补立法漏洞，判定学校是否对学生具有保险利益，法律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故难免出现“个人保险说”与“团体保险说”的争论。结合学平险实务运作方式及现行立法资源，采“团体保险说”，通过解释法律论证学校对学生具有保险利益仍然具有可行性。根据我国《保险法》确立的保险利益制度，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可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在司法实践中，对被保险人同意作扩大解释，已经形成共识。根据2015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为《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1条之规定，被保险人同意的形式，可以采书面、口头或其他形式；被保险人同意的时间，既可在合同订立时，亦可在合同订立后予以追认。在学平险投保过程中，学校通知学生或其家长缴纳保险费为相当重要之一环，学生或其家长自愿将保险费缴纳给学校行为，如无违反保险合同签订目的的其他相关证据，可以通过适用《保险法》以及《保险法司法解释三》中被保险人同意的相关规则，认定学校对学生具有保险利益。此法律解释路径既可以将同意与保险费缴纳程序合二为一，提高学平险的运作效率，又可在相当程度上降低学生平安保险合同因缺乏保险利益而无效之风险，在我国现有法制环境下具有可行性。

四、借鉴与改进：“团体保险说”法制基础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