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森范文10篇

奥尔森范文篇1

曼瑟尔·奥尔森，1932年1月22日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98年2月19日逝世。1954年获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学士学位，1960年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马里兰大学(MarylandUniversity)从事教学研究，也在美国空军服过役，曾在约翰逊当政的美国健康与福利部任职。他的主要论著有：《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国家兴衰探源》（1982年）、《权利与繁荣》（2000年）、《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年）、《一份准备中的报告》（1969年）、《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年）和《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等。其中：《集体行动的逻辑》影响最大，曾被翻译成德、法、意、日、葡、中等国文字；《国家兴衰探源》则被翻译成法、日、意、德、中、瑞典文等多国文字。

奥尔森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体研究方法。奥尔森所研究的虽然是集体行动的问题，但是他所使用的方法却是个体的分析方法。他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微观个体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之上的。集体行动、特别是大集团的行动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集团中的个体成员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在分利集团理论中，对分利集团成员的研究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特别是用分利集团理论来研究宏观经济学的相关问题的时候，更是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强调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没有微观基础、没有从个体行为出发研究问题。奥尔森从个体的理性假定出发，利用分利集团理论解释了这些问题。即使分利集团达成以后，分利集团追求集团利益的分析也是以此为基础的，集团成员追求集团利益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集团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获得集团利益仅是一个手段，个体利益才是最根本的。

2.实证研究方法。奥尔森著作的大部分都是采用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来验证他所提出的理论。在集体行动的逻辑研究中，他采用工会形成和发展的案例，一方面验证了他的大集团形成是通过强制或经济性激励而达成的理论，另一方面证明了大集团在没有强制或经济激励的情况下是难以达成的。在分利集团理论提出后，则更是大部分都在验证他的这一理论，利用世界上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兴衰变迁的历史验证其理论的正确性。他还提出，理论的正确与否是通过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来验证的，能够解释越多的经济现象，越具有普遍性，理论的准确程度就越高。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强调经济学的致用性，强调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功能。因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之下通过数学推导得出优美的结论，但是由于严格的假设条件而难以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

3.经济理论的规范。奥尔森实际上认为有一套规范的方法作为理论正确或优秀与否的标准。他提出：(1)如果有一种理论能够适用于许多历史现象——即这种解释具有“权威性”——而且简明扼要，则可以认为此种理论比较可信；(2)一种理论不在于它能够解释多少事件，而在于它能够说明差别多大的不同类型的事实；(3)还必须保证这种理论不能仅仅由于找到少数几个与之相符的例子就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也可能有另外一些例子与这种理论是矛盾的。在《国家兴衰探源》中，在批判了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的缺陷之后，则明确提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八条标准问题。这些都说明，在奥尔森看来，经济学有一套规范作为评价理论正确或优秀与否的标准。

4.归纳与演绎并用的方法。奥尔森在推导其基本理论的时候，归纳的方法与演绎的方法同时使用。虽然他的理论是通过问题导向来研究的，但是在通过基本的经济学假设前提来推导理论的时候，也大量地使用了归纳的方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将归纳的结果当作不用验证的结论来使用，这在《国家的兴衰》中表现得比较明显，特别是在推导其九个结论的时候，他大量使用了这种方法。例如他在推导第九条推论时曾指出：“院外游说活动采用了不少特殊手段，并制造了许多非正常案例，结果使立法和政府活动增加了复杂性。”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对分利集团行动的某种归纳，他并没有解释这个结论是如何推导出来的，而是直接使用，是归纳的结果。当然这本身也是为了验证他的结论，但是验证结论又不是直接描述具体的事实，而是将现实归纳成比较抽象的结论，然后将这种结论用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2)他的许多推论本身就是归纳，虽然他的理论的直接来源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但是其理论的推导是建立在大量的观察基础之上的，这种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解释其中难免有许多是归纳的结果，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来源可以看作是对现实归纳得出一个结论之后，不是直接提出来，而是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经过严格的证明推导出来，然后再用这些理论来解释所观察到的大量事实，一方面解释了现实问题，另一方面验证了理论。这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又是一致的，实际上“交易费用”概念的得出就是这样的。演绎的方法更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理论的主要内容都是在既定的前提条件下，通过详细的推理而得出来的，因而这实际上是演绎的过程，所使用的就是演绎的经济学方法。

二、少数人“剥削”多数人：集体行动的逻辑

（一）主要内容

传统经济学认为，一群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常常会采取行动，以促进其共同利益，就像人们可以预期个人会为了推进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一样。如果一群有理性和有自我利益的个人认识到，他们会从一种特定的政治活动中获得好处，那就可以料想他们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一群工人会从集体谈判中获得好处，那就可以料想他们会组织工会；如果一个行业中的一批厂商能通过合谋实行垄断价格，从而获得利润，那么他们就会倾向于这样做；如果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或任何其他阶级有力量去进行统治，那这个阶级就会力争去控制政府，并按照它自己的利益去治理国家。但是，奥尔森认为，这种集体行动不一定能够达成，原因是：每个独立的个体都是“经济人”，他们在进行集体行动的时候，都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且对集体行动来说，集体行动所产生的集体物品是由大家所共同利用的，也就是说集团成员即使不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这个集体物品能够被提供，他就不会被排除在集体物品的使用之中。这样，作为每个独立的个体就没有动力来提供集体物品，从而集体行动难以达成。要达成集体行动，有两种方法：一是集团成员数量少；二是通过“选择性激励”。选择性激励又包括两个方面：积极的激励和消极的激励。所谓积极的激励就是通过某种经济刺激来促使潜在的集团成员组织起来，例如，通过提供某种非集团物品的刺激，奥尔森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而消极的激励就是强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潜在的集团成员达成集体行动，例如税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集体行动即便能够达成，要提供集体物品，集体物品也是少于最优数量的，因为每个个体在选择提供集体物品的时候是从自身的角度来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个人提供集团物品是从个人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出发的，这与从集体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所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是很难一致的。奥尔森通过大量的事例，特别是工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说明了大集团的达成必须要靠强制或经济激励的方式来促进。最终他认为，大集团行动能够达成，也不过只是选择性激励的“副产品”。

大集团的行动既然是难以达成的，实际上就造成了一种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少数人‘剥削’多数人”或“弱者‘剥削’强者”的现象。这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首先，小集团相对于大集团来说更容易达成，从而有的组织虽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数量较多，但是由于不能够形成集体行动集团，不能够从集体的角度出发来追求集体的共同利益，而小集团在比较“容易”地达成特殊利益集团后，在行动中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组织起来，为了集团的利益而采取对他们最有利的行动，小集团相对于大集团来说就比较容易获胜，从而就导致达成了小集团的少数人能够“剥削”未达成集团的多数人。其次，在达成集团的过程中，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成员在达成这个组织的时候，由于从集团物品中获得利益份额不同，从而对达成集体行动的动力也是不完全相同的，能够分享较多利益的个体比只能够分享较少利益的个体更有动力从事集体行动的达成。这就是说，只能够分享较少集团物品者“搭便车”的可能性更大，从而导致弱者“剥削”强者的现象。

（二）贡献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利用传统经济学的假定条件得出了一个与传统经济学家认为理所当然的结论不同的结论。奥尔森的这种分析从根本上说是突破了他之前的经济学家关于集体行动理所当然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对既定微观经济学结论的一个重要突破。可以说，他开辟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他的理论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流派对经济学的发展是开创性的。

（三）缺陷

1.关于选择性激励。奥尔森在论证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时候，依赖于一个基本的假设，即“不采用选择性激励”。不存在选择性激励，即意味着集团不存在组织制度安排。从新制度经济学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组织制度正是因为参与合作的人们为了分享合作的剩余而产生的。制度决定了集团的激励结构，它通过提供激励与约束，界定参与者的行为选择空间及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从而约束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事实上，只要不存在选择性激励或者说不存在制度安排，不要说大规模的集团行动，就是连小规模的集团行动也难以达成。因此，只要是一个集团组织，就会有组织制度存在，就会存在选择性激励，不存在没有选择性激励的集团组织。因此，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所遵循的假定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事实上，如果放弃这一个假定，奥尔森就不得不承认，选择性激励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

2.关于隐形激励。尽管奥尔森注意到集体行动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但是他过于偏激地认为“光凭意识形态的动力并不足以使人民大众进行不懈的努力。”事实上，奥尔森并没有打算用道德力量或激励来解释集体行动的任何事例。他就放弃意识形态的分析提出了三点理由：首先，不可能得到个人行为背后动机的经验性证明。在某些特定的例子中，不可能确切地说某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于道德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这样用道德因素来解释就会使理论站不住脚。我认为，尽管不能确切地说一个人的行为是出于道德原因还是其他原因，但是不能由此否定道德因素在事实上发挥的对行为的影响作用。我们不能因为难以计量一个因素的作用大小，就否定这一因素的作用的存在。其次，不需要这样的解释，因为其他因素就足以用来解释所有的集体行动。我认为，排除意识形态因素对集团行动或人的行为的解释就不可能完全。这或许是诺思教授为什么将意识形态理论看作为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之一的原因。再次，多数有组织的压力集团总是明确地为自身利益奋斗，而不是为其他集团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把集团行动归因于道德准则就不是很合理。因此，讨论集团行动的道德动机或激励并不是为了解释某些集团行动的事例，而是为了表明其存在，并没有与这里提出的理论相矛盾，只是更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实际上，一个人之所以参与一个集团而不是另一集团，这不仅与一般的利益及其限制空间有关，也与个人偏好、意识形态、人力资本即价值取向有关。其中，组织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我认为：(1)成功的意识形态及组织文化，有利于人们提高对诚实、依赖、忠诚等的效用评价，从而减少集团成员“搭便车”机会主义的分配性努力行为；(2)意识形态及组织文化可以降低达成共识的讨价还价费用；(3)人的群体性意识与归属感可以激励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生产性努力程度，从而降低集团的激励成本与监督成本；(4)集团成员间的反复博弈与学习机制，可以产生和积累“声誉效应”，从而形成对“搭便车”行为的威慑与惩罚。因此，意识形态与组织文化所构成的隐形激励，可以有效约束或减缓集体行动的困难。

3.关于“大集团”与“小集团”。应该说，奥尔森关于“大集团”与“小集团”的分类是缺乏严密性的。奥尔森理论中的所有关于大集团与小集团的分类说明，都具有性质的不稳定性。因为小集团相对于更小的集团来说是大集团，而大集团相对于更大的集团来说则又称为小集团。也许，奥尔森对“大集团”和“小集团”的划分不在于从理论上说清楚二者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而只是要说明集体行动的达成是受人数的多少影响的，也就是说在分析集体行动的达成时，人数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4.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最大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倾向。而“搭便车”之所以发生还在于信息不对称，所以集体行动难以成达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但是，奥尔森很少使用这两个术语。这可以从几个方面说明：(1)寻找共同利益成员的信息问题，因为你并不知道哪一个人与你是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的，具有共同的利益，要组织起这样的利益集团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2)组织利益集团后能够获得的利益是难以准确计量的，有时甚至是难以预期的；(3)对成员的“搭便车”是难以监督的，也就是说无法通过获得准确的信息来得到哪一个个体没有为集体物品付出代价却享有了它。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才导致了集体行动难以达成。实际上，可以归结到一点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阻止了集体行动的达成。如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对“交易费用”概念的解释，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交易费用的存在。

5.奥尔森实际上否定了利他主义倾向的存在。虽然对利他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有人认为他不做一点对别人有用的事情就感觉不舒服，他利他的目的还在于利己。但是正是这种利他主义的存在就会使集体行动的达成容易得多。

三、国家兴衰探源：分利集团理论

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对分利集团理论，特别是9个推论的分析，一环紧扣一环，逻辑性非常强，解释力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似乎使用这一理论可以解释一切问题：中国不同历史时期衰落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原因与解释；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各个省的产业结构雷同，发展战略雷同等现象的原因。分利集团确实起了种种消极作用，但是反过来分析一下，我们即使消除了分利集团，我们改革开放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就都能够解决吗？

（一）主要内容

奥尔森分利集团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提出一些问题后而得出来的。基本理论主要集中于9个推论中：(1)“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其中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组成平等的集团并通过全面协商而获得最优的结果”；(2)“凡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出现愈来愈多的集团或组织”；(3)“‘小型’集团的成员具有较强的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而这种优势随着社会稳定时间的延长而递减”；(4)“总的来说，社会中的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政治社会中的分歧加剧”；(5)广泛性组织一般都倾向于促使其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昌盛，并力图在为其成员增加收入份额的同时，尽可能地减轻其额外负担，从而只有当国民收入在分配中所产生的利益与由此引起的全社会损失相比增大时，才支持这种再分配行动”；(6)“分利集团进行决策较其中的个人与企业决策迟缓，从而使议事及协商日程拥挤，其决策多半倾向于固定价格而不固定数量”；(7)“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8)当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须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图使其成员限制在收入相近与贡献相近的范围之内”；(9)“分利集团的扩大将增加法律的繁文缛节，强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协议的复杂性，并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参见奥尔森，1999）。

这9条推论如果用比较简洁的文字来表述就是：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动乱和入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受分利集团的阻碍或危害也就更严重；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了分得集团的那些国家，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的增长。

（二）理论的价值

奥尔森的分利集团理论一提出便对经济学界、政治学界和历史学界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原因在于该理论本身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首先，奥尔森利用集体行动的逻辑分析了国家兴衰的原因。他把集团内的个人行为逻辑推广到集体内组织与组织之间，集团与集团的行动分析。他认为，在总的利益格局中，每一集团都不会为增加总利益而自愿付出成本与代价，那样最终所得到的利益极其微小，而会千方百计地去分割现有更大的利益份额，它们不是想办法“做大蛋糕”而是采取一切办法从“既定的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份额。于是它们都只具有分利性，并进而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造成国家的衰退。

其次，奥尔森的理论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奥尔森的分利集团理论除了解释广泛的经济现象之外，对一些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例如，他所提到的族内通婚制度，一般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应该用社会、文化等理论来解释，但是奥尔森认为，这有深刻的经济原因，并利用相容性和排外性集团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这就使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步。

再次，奥尔森对许多经济问题的研究从更深入的层次进行了分析或者说是对理论有重大突破。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1)自由贸易对一个国家有利原因的分析。奥尔森认为，自由贸易对一个国家的有利影响不是来自于比较优势理论或各国之间的生产成本差别理论，而是来自于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对特殊利益集团的约束。因为当各个国家取消关税等限制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之后，国际卡特尔组织更难以达成，因为要达成的这样一个组织从规模上看是更大的，而且面临着更多的语言和文化等差异，而不能够达成这样的组织就不存在限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因素，使得政府不会通过对生产率发展不利的法律。对要素来说，如果一个国家为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通过了一种对要素所有者来说是不利的法律，要素就可以从这个国家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去，从而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为了特殊利益的要求而达成的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不利的法律。(2)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奥尔森认为，传统的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分析，即市场会比政府和其他机构产生更大的不平等，而政府可以“减少”不平等的影响，这种观点是违背许多社会中的事实的。政府和其他机构干预市场一般不会比自由竞争的市场更能减少不平等的程度。奥尔森认为，在创建分利集团的机会方面的不平等比人的固有生产能力方面的不平等更大。他利用分利集团理论说明了虽然会导致不平等，但是政府和其他机构对市场的干预也不能够减少不平等的程度，反而正是政府和其他机构对特殊利益集团的保护才是产生不公平的主要原因。(3)自由放任并不一定导致竞争性市场。奥尔森认为，即使没有政府干预，往往也不会存在竞争性的市场。因为绝不是只有政府才是社会中高压统治和社会压力的唯一根源，即使没有政府的帮助，许多市场经济也会形成卡特尔的垄断。消除某些形式的政府干预、促进自由贸易以及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会削弱卡特尔，但是不可能消灭它们。而且，如果我们不想遭受更为严重的持续动荡之苦，就必须有政府存在；而在特殊利益集团进行游说活动的情况下，不出现政府干预市场也许是不可能的。他通过印度和英国这两个典型的自由放任政策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分析也是具有突破性的，例如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理论的批判分析等。不再一一列举。

（三）缺陷分析

首先，奥尔森在分析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原因的时候，没有分析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原因。(1)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受多个因素影响的，奥尔森实际上只通过分利集团的影响分析了一个阻碍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单纯通过消除特殊利益集团是难以解释的。我们不可能得出，一个一无所有的国家在没有分利集团的影响下能够取得迅速的发展。分利集团理论虽然具有普适性，但是没有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到底起多大的促进作用则是难以说明的，奥尔森没有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说明清楚，我们也没有办法来验证。所以说，消除分利集团的影响只是消除了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而经济到底能不能够发展、能不能够增长还取决于许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增加等。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增加对解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是主要的方面，虽然对于解释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没有普适性，但是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却是必不可缺的。所以说，单纯强调理论的普适性而忽视理论的特殊性和特殊领域的特殊理论是不适当的。(2)过于强调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实际上，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有许多种，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只是其中的一个，其他的许多因素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虽然不一定是普遍的，但是它们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奥尔森过于强调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忽视其他因素的影响是不完全合乎事实的。而且，特殊利益集团在多大程度上阻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在现实中也是难以计量的，也就是说，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虽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但是无法说清楚在多大程度上阻碍，这就使该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力受到影响。虽然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也不能够看作是唯一因素，这实际上又涉及到理论的普适性和特殊性的矛盾问题。这还是说明奥尔森的理论虽然具有相当大的解释力和普适性，好像所有的现象都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但是特殊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3)奥尔森只分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而没有分析其积极作用。包括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奥尔森只分析了国家衰退的原因而没有分析国家兴起的原因。奥尔森的分析是利用分利集团理论来说明导致国家衰退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至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到底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没有积极作用，奥尔森没有分析。其次，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有没有积极影响。不管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有没有积极作用，但是根据马克思的唯物辩证观，其积极影响的分析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记得曾有哲学家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特殊利益集团既然存在，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而且根据其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的分析，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也是有积极影响的。如果单纯强调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而忽视积极影响显然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与前面的理论相矛盾的。

其次，奥尔森在分析宏观经济学的问题时，所界定的“非自愿失业”也存在问题，与他的理论有重大的矛盾。他所使用的分析图形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假定，就是生产率高的劳动者将首先被雇用。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奥尔森的理论的，因为按照他的分析，生产效率高的劳动者并不一定被首先雇用，而生产效率低的劳动者也不一定不被雇用，因为原来已经就业的劳动者会阻碍新的劳动者进入，特别是在组成特殊利益集团之后，他们会千方百计地使比他们劳动生产率高的劳动者无法与雇主谈判达成协议，因为那样会使他们的工资降低，甚至会使他们失业，所以他们会阻碍比他们劳动生产率高的劳动者进入，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个图形也就失去了分析的意义，因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或根据他的分利集团理论，生产效率高的劳动者不一定就业，而生产效率低的劳动者不一定不能就业。

再次，奥尔森对如何消除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分析不多。奥尔森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取消一些限制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阻碍。我认为，这一政策建议虽然对消除分利集团有重要作用，但是并不一定能够消除导致国家衰亡的原因，也不一定能够导致国家的繁荣。因为分利集团的影响毕竟只是国家兴衰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而且，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保护贸易对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发展是有利的。英国在重商主义时期所采用的就是保护主义政策，德国的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也强调保护主义的政策。实际上这些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并没有阻碍这些国家的发展，反而对这些国家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现实中，一个国家为了消除分利集团的消极影响，似乎应该要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但是这将会使这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受损。因为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极大的差异，并且存在利益的差别。例如，取消保护关税政策，关税保护的一个很大的重要作用就是为了使本国的该产业得到发展，在本国技术水平较低，而又不能够达到迅速获得先进国家的技术的时候，对本国的幼稚产业的保护是有重要作用的。如果不保护，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彻底崩溃，从而更不利于本国的发展。还是强调前面的分析，奥尔森只强调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而且似乎是只用这一个因素来解释国家兴衰的原因，而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四、权力与繁荣：市场扩展性政府理论

在2000年新出版的奥尔森的著作《权力与繁荣：超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专制》一书以理性抉择为基础重新架构了政府如何影响经济繁荣的新理论。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为什么有些类型的经济会趋向繁荣，而另一些类型的经济则陷入衰败之境？为什么有些政府会促进经济发展，而另一些类型的政府又会阻碍经济发展？苏联经济体制解体后，为何市场经济体制没有使它繁荣起来，反而陷入长久衰退的困境？等等。

（一）理论内容

奥尔森认为，政府对经济社会活动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成为经济繁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经济繁荣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方面，对所有的个人权利必须清晰明确的界定并使之具有安全性，合约能够公正有效地执行；另一方面，不存在对私人权利的掠夺。这样的条件在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社会中是能够达到的，这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政府的新的基本特征。在一些小团体中或在某种孤立的市场环境中即使不存在界定清楚的产权，合约也能够有效地执行，但是在现在复杂的市场体系中，如果没有政府权力的运作，这样的情况则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存在种种障碍与困难。因此，如果没有由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所提供的约束条件，要想发展起值得信赖的产权制度及合约的有效执行是不可能的。

奥尔森既不同意极端的自由主义，也不赞成传统的计划经济及福利国家。他认为，在一个大的组织（如国家）中，有些财富或劳务具有一种特性，即当团体中有人拥有它时，其他所有人都可以分享。这一类的财富或劳务天生不适合于市场价格机制，因为靠市场是无法提供大家可以分享的公共物品的。许多政府劳务显然具有这种公共物品的性质，而这类的公共物品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不过，当政府提供这类公共物品的时候，经济自由有可能因此而受到限制，而妨碍社会经济发展。例如，如果要改善国防、改革国家的司法制度等，公民的经济自由就可能由此而降低；还有，个人的消费自由也因为政府的增税而降低。因此，政府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与影响，并非在于如何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而在于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否能够保障民众的经济自由，是否有利于市场的扩展。

在此基础上，奥尔森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市场扩展性政府”来进一步阐述他的理论。所谓“市场扩展性政府”是指有足够的权力来形成和保护私人产权、有效地执行合约、形成对掠夺个人权利的约束，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市场扩展性政府”包括两个基本的条件：(1)个人权利的有效保护及清楚的界定。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尽管个人权利通常是经济发达国家才能承受的一种奢侈品，但它也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特别是在复杂的交易中获得收益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尤其是，只有所有的经济当事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有权公正有效地履行他们所选择的合约时，市场经济才能充分地发挥它所具有的全部潜能。而合约能够公正有效地履行又必须以个人权利得到有效保护和清楚的界定为基础。而且，这种个人权利并非是自然赋予的，而是社会或政府设计的结果。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个人所拥有的就仅仅是资财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财产。一个社会只有能够保护和清楚界定个人权利时，人们才有动机去进行生产、投资和从事各种互利交易，社会经济才得以繁荣。(2)一个繁荣的市场不存在任何对个人财产的掠夺。在霍布斯的“原始丛林”中，在某种极权统治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以及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方，这种掠夺到处可见。但是，在个人权利得到较好保护、经济发达的社会中，对个人权利掠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种掠夺往往是通过制定某种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法律、对某些经济事务的管制，以及通过卡特尔来固定价格或工资的方式来进行的。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被少数人攫取，如果一个社会的创新被窒息，如果市场价格机制的运作被扭曲，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一定没有活力而僵滞。这是在东西方都曾发生过的事情。当然，这两个条件并不能完全保证出现完善的市场、社会创新的充分利用、资源的有效配置及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但是，离开了这两个条件，社会经济繁荣绝不可能。只有在这两个条件充分满足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才能存在市场，才能让市场拓展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二）理论贡献

奥尔森的这一理论与他前面的集体行动的理论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理论都有密切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的理论深化了对政府作用的认识。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向来是经济学研究的主线之一，自经济学产生以来，关于政府干预与经济自由的争论一直不断。政府究竟能不能够起作用？道格拉斯·诺思认为，政府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经济衰败的原因。但是，他仅把这种原因泛化为一种制度安排，泛化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但就政府对经济繁荣的影响而言，制度安排的结构如何、制度的产生与重建、制度变迁与演化如何，等等，他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也就是说诺思没有分析政府在什么情况下起积极作用，在什么情况下起消极作用。而通过奥尔森提出的“市场扩展性政府”概念，就能够分析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保证经济繁荣中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政府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可能就会对经济繁荣起阻碍作用，甚至导致经济衰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实际上将他关于国家繁荣与衰退的论述更进了一步，增加了对政府限制或保护权利集团作用的分析，从而使我们对政府作用的认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更加深入。而且奥尔森的分析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从个体追求最大利益的动机出发，这实际上弥补了传统的关于政府作用的理论只从政治学或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而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

五、结语

理论是分层次的，有的理论能够解释许多角度的问题，而有的理论只能够解释某个领域、甚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这就反映了有的理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而有的理论是特殊的。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普遍的问题而否定该理论的正确性，也不能够因为一个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性而就肯定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这还涉及到这个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的问题。一般说来，具有普遍解释性的理论能够被各个专业、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所应用。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被各个领域所应用，解释各种具体的现象。而且这种普适性的理论往往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为可以用来解释各个领域的问题。所以，对奥尔森的理论进行评价的时候，既要看到他所强调的理论的普适性，还要看到他所忽视的理论的特殊性；既要发展具有普遍解释性的理论，又要发展某个领域的特殊理论。

【参考文献】

1.［美］曼瑟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文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5。

3.［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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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翼龙：《从引用率看美国经济学家排名》，载《经济学动态》，2001(9)。

6.MancurOlson,1998.ScourgeofSpecialInterests.TheEconomist,March7th.

作用？道格拉斯·诺思认为，政府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经济衰败的原因。但是，他仅把这种原因泛化为一种制度安排，泛化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但就政府对经济繁荣的影响而言，制度安排的结构如何、制度的产生与重建、制度变迁与演化如何，等等，他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也就是说诺思没有分析政府在什么情况下起积极作用，在什么情况下起消极作用。而通过奥尔森提出的“市场扩展性政府”概念，就能够分析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保证经济繁荣中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政府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可能就会对经济繁荣起阻碍作用，甚至导致经济衰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实际上将他关于国家繁荣与衰退的论述更进了一步，增加了对政府限制或保护权利集团作用的分析，从而使我们对政府作用的认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更加深入。而且奥尔森的分析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从个体追求最大利益的动机出发，这实际上弥补了传统的关于政府作用的理论只从政治学或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而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

五、结语

理论是分层次的，有的理论能够解释许多角度的问题，而有的理论只能够解释某个领域、甚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这就反映了有的理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而有的理论是特殊的。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普遍的问题而否定该理论的正确性，也不能够因为一个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性而就肯定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这还涉及到这个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的问题。一般说来，具有普遍解释性的理论能够被各个专业、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所应用。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被各个领域所应用，解释各种具体的现象。而且这种普适性的理论往往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为可以用来解释各个领域的问题。所以，对奥尔森的理论进行评价的时候，既要看到他所强调的理论的普适性，还要看到他所忽视的理论的特殊性；既要发展具有普遍解释性的理论，又要发展某个领域的特殊理论。

【参考文献】

1.［美］曼瑟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文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5。

3.［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4.MancurOlson,2000.PowerandProsperity:OutgrowingCommunistand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奥尔森范文篇2

曼瑟尔·奥尔森，1932年1月22日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98年2月19日逝世。1954年获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学士学位，1960年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马里兰大学(MarylandUniversity)从事教学研究，也在美国空军服过役，曾在约翰逊当政的美国健康与福利部任职。他的主要论著有：《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国家兴衰探源》（1982年）、《权利与繁荣》（2000年）、《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年）、《一份准备中的报告》（1969年）、《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年）和《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等。其中：《集体行动的逻辑》影响最大，曾被翻译成德、法、意、日、葡、中等国文字；《国家兴衰探源》则被翻译成法、日、意、德、中、瑞典文等多国文字。

奥尔森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体研究方法。奥尔森所研究的虽然是集体行动的问题，但是他所使用的方法却是个体的分析方法。他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微观个体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之上的。集体行动、特别是大集团的行动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集团中的个体成员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在分利集团理论中，对分利集团成员的研究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特别是用分利集团理论来研究宏观经济学的相关问题的时候，更是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强调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没有微观基储没有从个体行为出发研究问题。奥尔森从个体的理性假定出发，利用分利集团理论解释了这些问题。即使分利集团达成以后，分利集团追求集团利益的分析也是以此为基础的，集团成员追求集团利益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集团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获得集团利益仅是一个手段，个体利益才是最根本的。

2.实证研究方法。奥尔森著作的大部分都是采用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来验证他所提出的理论。在集体行动的逻辑研究中，他采用工会形成和发展的案例，一方面验证了他的大集团形成是通过强制或经济性激励而达成的理论，另一方面证明了大集团在没有强制或经济激励的情况下是难以达成的。在分利集团理论提出后，则更是大部分都在验证他的这一理论，利用世界上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兴衰变迁的历史验证其理论的正确性。他还提出，理论的正确与否是通过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来验证的，能够解释越多的经济现象，越具有普遍性，理论的准确程度就越高。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强调经济学的致用性，强调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功能。因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之下通过数学推导得出优美的结论，但是由于严格的假设条件而难以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

3.经济理论的规范。奥尔森实际上认为有一套规范的方法作为理论正确或优秀与否的标准。他提出：(1)如果有一种理论能够适用于许多历史现象——即这种解释具有“权威性”——而且简明扼要，则可以认为此种理论比较可信；(2)一种理论不在于它能够解释多少事件，而在于它能够说明差别多大的不同类型的事实；(3)还必须保证这种理论不能仅仅由于找到少数几个与之相符的例子就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也可能有另外一些例子与这种理论是矛盾的。在《国家兴衰探源》中，在批判了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的缺陷之后，则明确提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八条标准问题。这些都说明，在奥尔森看来，经济学有一套规范作为评价理论正确或优秀与否的标准。

4.归纳与演绎并用的方法。奥尔森在推导其基本理论的时候，归纳的方法与演绎的方法同时使用。虽然他的理论是通过问题导向来研究的，但是在通过基本的经济学假设前提来推导理论的时候，也大量地使用了归纳的方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将归纳的结果当作不用验证的结论来使用，这在《国家的兴衰》中表现得比较明显，特别是在推导其九个结论的时候，他大量使用了这种方法。例如他在推导第九条推论时曾指出：“院外游说活动采用了不少特殊手段，并制造了许多非正常案例，结果使立法和政府活动增加了复杂性。”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对分利集团行动的某种归纳，他并没有解释这个结论是如何推导出来的，而是直接使用，是归纳的结果。当然这本身也是为了验证他的结论，但是验证结论又不是直接描述具体的事实，而是将现实归纳成比较抽象的结论，然后将这种结论用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2)他的许多推论本身就是归纳，虽然他的理论的直接来源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但是其理论的推导是建立在大量的观察基础之上的，这种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解释其中难免有许多是归纳的结果，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来源可以看作是对现实归纳得出一个结论之后，不是直接提出来，而是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经过严格的证明推导出来，然后再用这些理论来解释所观察到的大量事实，一方面解释了现实问题，另一方面验证了理论。这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又是一致的，实际上“交易费用”概念的得出就是这样的。演绎的方法更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理论的主要内容都是在既定的前提条件下，通过详细的推理而得出来的，因而这实际上是演绎的过程，所使用的就是演绎的经济学方法。

二、少数人“剥削”多数人：集体行动的逻辑

（一）主要内容

传统经济学认为，一群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常常会采取行动，以促进其共同利益，就像人们可以预期个人会为了推进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一样。如果一群有理性和有自我利益的个人认识到，他们会从一种特定的政治活动中获得好处，那就可以料想他们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一群工人会从集体谈判中获得好处，那就可以料想他们会组织工会；如果一个行业中的一批厂商能通过合谋实行垄断价格，从而获得利润，那么他们就会倾向于这样做；如果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或任何其他阶级有力量去进行统治，那这个阶级就会力争去控制政府，并按照它自己的利益去治理国家。但是，奥尔森认为，这种集体行动不一定能够达成，原因是：每个独立的个体都是“经济人”，他们在进行集体行动的时候，都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且对集体行动来说，集体行动所产生的集体物品是由大家所共同利用的，也就是说集团成员即使不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这个集体物品能够被提供，他就不会被排除在集体物品的使用之中。这样，作为每个独立的个体就没有动力来提供集体物品，从而集体行动难以达成。要达成集体行动，有两种方法：一是集团成员数量少；二是通过“选择性激励”。选择性激励又包括两个方面：积极的激励和消极的激励。所谓积极的激励就是通过某种经济刺激来促使潜在的集团成员组织起来，例如，通过提供某种非集团物品的刺激，奥尔森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而消极的激励就是强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潜在的集团成员达成集体行动，例如税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集体行动即便能够达成，要提供集体物品，集体物品也是少于最优数量的，因为每个个体在选择提供集体物品的时候是从自身的角度来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个人提供集团物品是从个人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出发的，这与从集体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所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是很难一致的。奥尔森通过大量的事例，特别是工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说明了大集团的达成必须要靠强制或经济激励的方式来促进。最终他认为，大集团行动能够达成，也不过只是选择性激励的“副产品”。

大集团的行动既然是难以达成的，实际上就造成了一种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少数人‘剥削’多数人”或“弱者‘剥削’强者”的现象。这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首先，小集团相对于大集团来说更容易达成，从而有的组织虽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数量较多，但是由于不能够形成集体行动集团，不能够从集体的角度出发来追求集体的共同利益，而小集团在比较“容易”地达成特殊利益集团后，在行动中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组织起来，为了集团的利益而采取对他们最有利的行动，小集团相对于大集团来说就比较容易获胜，从而就导致达成了小集团的少数人能够“剥削”未达成集团的多数人。其次，在达成集团的过程中，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成员在达成这个组织的时候，由于从集团物品中获得利益份额不同，从而对达成集体行动的动力也是不完全相同的，能够分享较多利益的个体比只能够分享较少利益的个体更有动力从事集体行动的达成。这就是说，只能够分享较少集团物品者“搭便车”的可能性更大，从而导致弱者“剥削”强者的现象。

（二）贡献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利用传统经济学的假定条件得出了一个与传统经济学家认为理所当然的结论不同的结论。奥尔森的这种分析从根本上说是突破了他之前的经济学家关于集体行动理所当然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对既定微观经济学结论的一个重要突破。可以说，他开辟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他的理论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流派对经济学的发展是开创性的。

（三）缺陷

1.关于选择性激励。奥尔森在论证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时候，依赖于一个基本的假设，即“不采用选择性激励”。不存在选择性激励，即意味着集团不存在组织制度安排。从新制度经济学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组织制度正是因为参与合作的人们为了分享合作的剩余而产生的。制度决定了集团的激励结构，它通过提供激励与约束，界定参与者的行为选择空间及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从而约束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事实上，只要不存在选择性激励或者说不存在制度安排，不要说大规模的集团行动，就是连小规模的集团行动也难以达成。因此，只要是一个集团组织，就会有组织制度存在，就会存在选择性激励，不存在没有选择性激励的集团组织。因此，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所遵循的假定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事实上，如果放弃这一个假定，奥尔森就不得不承认，选择性激励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

2.关于隐形激励。尽管奥尔森注意到集体行动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但是他过于偏激地认为“光凭意识形态的动力并不足以使人民大众进行不懈的努力。”事实上，奥尔森并没有打算用道德力量或激励来解释集体行动的任何事例。他就放弃意识形态的分析提出了三点理由：首先，不可能得到个人行为背后动机的经验性证明。在某些特定的例子中，不可能确切地说某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于道德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这样用道德因素来解释就会使理论站不住脚。我认为，尽管不能确切地说一个人的行为是出于道德原因还是其他原因，但是不能由此否定道德因素在事实上发挥的对行为的影响作用。我们不能因为难以计量一个因素的作用大小，就否定这一因素的作用的存在。其次，不需要这样的解释，因为其他因素就足以用来解释所有的集体行动。我认为，排除意识形态因素对集团行动或人的行为的解释就不可能完全。这或许是诺思教授为什么将意识形态理论看作为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之一的原因。再次，多数有组织的压力集团总是明确地为自身利益奋斗，而不是为其他集团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把集团行动归因于道德准则就不是很合理。因此，讨论集团行动的道德动机或激励并不是为了解释某些集团行动的事例，而是为了表明其存在，并没有与这里提出的理论相矛盾，只是更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实际上，一个人之所以参与一个集团而不是另一集团，这不仅与一般的利益及其限制空间有关，也与个人偏好、意识形态、人力资本即价值取向有关。其中，组织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我认为：(1)成功的意识形态及组织文化，有利于人们提高对诚实、依赖、忠诚等的效用评价，从而减少集团成员“搭便车”机会主义的分配性努力行为；(2)意识形态及组织文化可以降低达成共识的讨价还价费用；(3)人的群体性意识与归属感可以激励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生产性努力程度，从而降低集团的激励成本与监督成本；(4)集团成员间的反复博弈与学习机制，可以产生和积累“声誉效应”，从而形成对“搭便车”行为的威慑与惩罚。因此，意识形态与组织文化所构成的隐形激励，可以有效约束或减缓集体行动的困难。

3.关于“大集团”与“小集团”。应该说，奥尔森关于“大集团”与“小集团”的分类是缺乏严密性的。奥尔森理论中的所有关于大集团与小集团的分类说明，都具有性质的不稳定性。因为小集团相对于更小的集团来说是大集团，而大集团相对于更大的集团来说则又称为小集团。也许，奥尔森对“大集团”和“小集团”的划分不在于从理论上说清楚二者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而只是要说明集体行动的达成是受人数的多少影响的，也就是说在分析集体行动的达成时，人数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4.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最大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倾向。而“搭便车”之所以发生还在于信息不对称，所以集体行动难以成达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但是，奥尔森很少使用这两个术语。这可以从几个方面说明：(1)寻找共同利益成员的信息问题，因为你并不知道哪一个人与你是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的，具有共同的利益，要组织起这样的利益集团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2)组织利益集团后能够获得的利益是难以准确计量的，有时甚至是难以预期的；(3)对成员的“搭便车”是难以监督的，也就是说无法通过获得准确的信息来得到哪一个个体没有为集体物品付出代价却享有了它。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才导致了集体行动难以达成。实际上，可以归结到一点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阻止了集体行动的达成。如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对“交易费用”概念的解释，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交易费用的存在。

5.奥尔森实际上否定了利他主义倾向的存在。虽然对利他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有人认为他不做一点对别人有用的事情就感觉不舒服，他利他的目的还在于利己。但是正是这种利他主义的存在就会使集体行动的达成容易得多。

三、国家兴衰探源：分利集团理论

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对分利集团理论，特别是9个推论的分析，一环紧扣一环，逻辑性非常强，解释力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似乎使用这一理论可以解释一切问题：中国不同历史时期衰落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原因与解释；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各个省的产业结构雷同，发展战略雷同等现象的原因。分利集团确实起了种种消极作用，但是反过来分析一下，我们即使消除了分利集团，我们改革开放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就都能够解决吗？

（一）主要内容

奥尔森分利集团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提出一些问题后而得出来的。基本理论主要集中于9个推论中：(1)“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其中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组成平等的集团并通过全面协商而获得最优的结果”；(2)“凡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出现愈来愈多的集团或组织”；(3)“‘小型’集团的成员具有较强的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而这种优势随着社会稳定时间的延长而递减”；(4)“总的来说，社会中的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政治社会中的分歧加剧”；(5)广泛性组织一般都倾向于促使其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昌盛，并力图在为其成员增加收入份额的同时，尽可能地减轻其额外负担，从而只有当国民收入在分配中所产生的利益与由此引起的全社会损失相比增大时，才支持这种再分配行动”；(6)“分利集团进行决策较其中的个人与企业决策迟缓，从而使议事及协商日程拥挤，其决策多半倾向于固定价格而不固定数量”；(7)“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8)当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须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图使其成员限制在收入相近与贡献相近的范围之内”；(9)“分利集团的扩大将增加法律的繁文缛节，强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协议的复杂性，并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参见奥尔森，1999）。

这9条推论如果用比较简洁的文字来表述就是：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动乱和入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受分利集团的阻碍或危害也就更严重；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了分得集团的那些国家，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的增长。

（二）理论的价值

奥尔森的分利集团理论一提出便对经济学界、政治学界和历史学界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原因在于该理论本身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首先，奥尔森利用集体行动的逻辑分析了国家兴衰的原因。他把集团内的个人行为逻辑推广到集体内组织与组织之间，集团与集团的行动分析。他认为，在总的利益格局中，每一集团都不会为增加总利益而自愿付出成本与代价，那样最终所得到的利益极其微小，而会千方百计地去分割现有更大的利益份额，它们不是想办法“做大蛋糕”而是采取一切办法从“既定的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份额。于是它们都只具有分利性，并进而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造成国家的衰退。

其次，奥尔森的理论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奥尔森的分利集团理论除了解释广泛的经济现象之外，对一些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例如，他所提到的族内通婚制度，一般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应该用社会、文化等理论来解释，但是奥尔森认为，这有深刻的经济原因，并利用相容性和排外性集团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这就使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步。

再次，奥尔森对许多经济问题的研究从更深入的层次进行了分析或者说是对理论有重大突破。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1)自由贸易对一个国家有利原因的分析。奥尔森认为，自由贸易对一个国家的有利影响不是来自于比较优势理论或各国之间的生产成本差别理论，而是来自于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对特殊利益集团的约束。因为当各个国家取消关税等限制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之后，国际卡特尔组织更难以达成，因为要达成的这样一个组织从规模上看是更大的，而且面临着更多的语言和文化等差异，而不能够达成这样的组织就不存在限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因素，使得政府不会通过对生产率发展不利的法律。对要素来说，如果一个国家为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通过了一种对要素所有者来说是不利的法律，要素就可以从这个国家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去，从而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为了特殊利益的要求而达成的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不利的法律。(2)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奥尔森认为，传统的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分析，即市场会比政府和其他机构产生更大的不平等，而政府可以“减少”不平等的影响，这种观点是违背许多社会中的事实的。政府和其他机构干预市场一般不会比自由竞争的市场更能减少不平等的程度。奥尔森认为，在创建分利集团的机会方面的不平等比人的固有生产能力方面的不平等更大。他利用分利集团理论说明了虽然会导致不平等，但是政府和其他机构对市场的干预也不能够减少不平等的程度，反而正是政府和其他机构对特殊利益集团的保护才是产生不公平的主要原因。(3)自由放任并不一定导致竞争性市常奥尔森认为，即使没有政府干预，往往也不会存在竞争性的市常因为绝不是只有政府才是社会中高压统治和社会压力的唯一根源，即使没有政府的帮助，许多市场经济也会形成卡特尔的垄断。消除某些形式的政府干预、促进自由贸易以及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会削弱卡特尔，但是不可能消灭它们。而且，如果我们不想遭受更为严重的持续动荡之苦，就必须有政府存在；而在特殊利益集团进行游说活动的情况下，不出现政府干预市场也许是不可能的。他通过印度和英国这两个典型的自由放任政策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分析也是具有突破性的，例如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理论的批判分析等。不再一一列举。

（三）缺陷分析

首先，奥尔森在分析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原因的时候，没有分析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原因。(1)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受多个因素影响的，奥尔森实际上只通过分利集团的影响分析了一个阻碍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单纯通过消除特殊利益集团是难以解释的。我们不可能得出，一个一无所有的国家在没有分利集团的影响下能够取得迅速的发展。分利集团理论虽然具有普适性，但是没有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到底起多大的促进作用则是难以说明的，奥尔森没有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说明清楚，我们也没有办法来验证。所以说，消除分利集团的影响只是消除了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而经济到底能不能够发展、能不能够增长还取决于许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增加等。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增加对解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是主要的方面，虽然对于解释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没有普适性，但是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却是必不可缺的。所以说，单纯强调理论的普适性而忽视理论的特殊性和特殊领域的特殊理论是不适当的。(2)过于强调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实际上，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有许多种，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只是其中的一个，其他的许多因素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虽然不一定是普遍的，但是它们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奥尔森过于强调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忽视其他因素的影响是不完全合乎事实的。而且，特殊利益集团在多大程度上阻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在现实中也是难以计量的，也就是说，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虽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但是无法说清楚在多大程度上阻碍，这就使该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力受到影响。虽然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也不能够看作是唯一因素，这实际上又涉及到理论的普适性和特殊性的矛盾问题。这还是说明奥尔森的理论虽然具有相当大的解释力和普适性，好像所有的现象都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但是特殊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3)奥尔森只分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而没有分析其积极作用。包括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奥尔森只分析了国家衰退的原因而没有分析国家兴起的原因。奥尔森的分析是利用分利集团理论来说明导致国家衰退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至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到底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没有积极作用，奥尔森没有分析。其次，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有没有积极影响。不管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有没有积极作用，但是根据马克思的唯物辩证观，其积极影响的分析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记得曾有哲学家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特殊利益集团既然存在，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而且根据其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的分析，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也是有积极影响的。如果单纯强调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而忽视积极影响显然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与前面的理论相矛盾的。

其次，奥尔森在分析宏观经济学的问题时，所界定的“非自愿失业”也存在问题，与他的理论有重大的矛盾。他所使用的分析图形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假定，就是生产率高的劳动者将首先被雇用。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奥尔森的理论的，因为按照他的分析，生产效率高的劳动者并不一定被首先雇用，而生产效率低的劳动者也不一定不被雇用，因为原来已经就业的劳动者会阻碍新的劳动者进入，特别是在组成特殊利益集团之后，他们会千方百计地使比他们劳动生产率高的劳动者无法与雇主谈判达成协议，因为那样会使他们的工资降低，甚至会使他们失业，所以他们会阻碍比他们劳动生产率高的劳动者进入，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个图形也就失去了分析的意义，因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或根据他的分利集团理论，生产效率高的劳动者不一定就业，而生产效率低的劳动者不一定不能就业。

再次，奥尔森对如何消除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分析不多。奥尔森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取消一些限制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阻碍。我认为，这一政策建议虽然对消除分利集团有重要作用，但是并不一定能够消除导致国家衰亡的原因，也不一定能够导致国家的繁荣。因为分利集团的影响毕竟只是国家兴衰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而且，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保护贸易对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发展是有利的。英国在重商主义时期所采用的就是保护主义政策，德国的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也强调保护主义的政策。实际上这些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并没有阻碍这些国家的发展，反而对这些国家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现实中，一个国家为了消除分利集团的消极影响，似乎应该要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但是这将会使这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受损。因为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极大的差异，并且存在利益的差别。例如，取消保护关税政策，关税保护的一个很大的重要作用就是为了使本国的该产业得到发展，在本国技术水平较低，而又不能够达到迅速获得先进国家的技术的时候，对本国的幼稚产业的保护是有重要作用的。如果不保护，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彻底崩溃，从而更不利于本国的发展。还是强调前面的分析，奥尔森只强调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而且似乎是只用这一个因素来解释国家兴衰的原因，而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四、权力与繁荣：市场扩展性政府理论

在2000年新出版的奥尔森的著作《权力与繁荣：超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专制》一书以理性抉择为基础重新架构了政府如何影响经济繁荣的新理论。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为什么有些类型的经济会趋向繁荣，而另一些类型的经济则陷入衰败之境？为什么有些政府会促进经济发展，而另一些类型的政府又会阻碍经济发展？苏联经济体制解体后，为何市场经济体制没有使它繁荣起来，反而陷入长久衰退的困境？等等。

（一）理论内容

奥尔森认为，政府对经济社会活动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成为经济繁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经济繁荣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方面，对所有的个人权利必须清晰明确的界定并使之具有安全性，合约能够公正有效地执行；另一方面，不存在对私人权利的掠夺。这样的条件在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社会中是能够达到的，这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政府的新的基本特征。在一些小团体中或在某种孤立的市场环境中即使不存在界定清楚的产权，合约也能够有效地执行，但是在现在复杂的市场体系中，如果没有政府权力的运作，这样的情况则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存在种种障碍与困难。因此，如果没有由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所提供的约束条件，要想发展起值得信赖的产权制度及合约的有效执行是不可能的。

奥尔森既不同意极端的自由主义，也不赞成传统的计划经济及福利国家。他认为，在一个大的组织（如国家）中，有些财富或劳务具有一种特性，即当团体中有人拥有它时，其他所有人都可以分享。这一类的财富或劳务天生不适合于市场价格机制，因为靠市场是无法提供大家可以分享的公共物品的。许多政府劳务显然具有这种公共物品的性质，而这类的公共物品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不过，当政府提供这类公共物品的时候，经济自由有可能因此而受到限制，而妨碍社会经济发展。例如，如果要改善国防、改革国家的司法制度等，公民的经济自由就可能由此而降低；还有，个人的消费自由也因为政府的增税而降低。因此，政府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与影响，并非在于如何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而在于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否能够保障民众的经济自由，是否有利于市场的扩展。

在此基础上，奥尔森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市场扩展性政府”来进一步阐述他的理论。所谓“市场扩展性政府”是指有足够的权力来形成和保护私人产权、有效地执行合约、形成对掠夺个人权利的约束，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市场扩展性政府”包括两个基本的条件：(1)个人权利的有效保护及清楚的界定。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尽管个人权利通常是经济发达国家才能承受的一种奢侈品，但它也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特别是在复杂的交易中获得收益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尤其是，只有所有的经济当事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有权公正有效地履行他们所选择的合约时，市场经济才能充分地发挥它所具有的全部潜能。而合约能够公正有效地履行又必须以个人权利得到有效保护和清楚的界定为基矗而且，这种个人权利并非是自然赋予的，而是社会或政府设计的结果。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个人所拥有的就仅仅是资财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财产。一个社会只有能够保护和清楚界定个人权利时，人们才有动机去进行生产、投资和从事各种互利交易，社会经济才得以繁荣。(2)一个繁荣的市场不存在任何对个人财产的掠夺。在霍布斯的“原始丛林”中，在某种极权统治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以及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方，这种掠夺到处可见。但是，在个人权利得到较好保护、经济发达的社会中，对个人权利掠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种掠夺往往是通过制定某种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法律、对某些经济事务的管制，以及通过卡特尔来固定价格或工资的方式来进行的。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被少数人攫取，如果一个社会的创新被窒息，如果市场价格机制的运作被扭曲，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一定没有活力而僵滞。这是在东西方都曾发生过的事情。当然，这两个条件并不能完全保证出现完善的市尝社会创新的充分利用、资源的有效配置及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但是，离开了这两个条件，社会经济繁荣绝不可能。只有在这两个条件充分满足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才能存在市场，才能让市场拓展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二）理论贡献

奥尔森的这一理论与他前面的集体行动的理论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理论都有密切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的理论深化了对政府作用的认识。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向来是经济学研究的主线之一，自经济学产生以来，关于政府干预与经济自由的争论一直不断。政府究竟能不能够起作用？道格拉斯·诺思认为，政府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经济衰败的原因。但是，他仅把这种原因泛化为一种制度安排，泛化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但就政府对经济繁荣的影响而言，制度安排的结构如何、制度的产生与重建、制度变迁与演化如何，等等，他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也就是说诺思没有分析政府在什么情况下起积极作用，在什么情况下起消极作用。而通过奥尔森提出的“市场扩展性政府”概念，就能够分析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保证经济繁荣中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政府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可能就会对经济繁荣起阻碍作用，甚至导致经济衰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实际上将他关于国家繁荣与衰退的论述更进了一步，增加了对政府限制或保护权利集团作用的分析，从而使我们对政府作用的认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更加深入。而且奥尔森的分析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从个体追求最大利益的动机出发，这实际上弥补了传统的关于政府作用的理论只从政治学或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而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

五、结语

理论是分层次的，有的理论能够解释许多角度的问题，而有的理论只能够解释某个领域、甚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这就反映了有的理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而有的理论是特殊的。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普遍的问题而否定该理论的正确性，也不能够因为一个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性而就肯定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这还涉及到这个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的问题。一般说来，具有普遍解释性的理论能够被各个专业、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所应用。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被各个领域所应用，解释各种具体的现象。而且这种普适性的理论往往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为可以用来解释各个领域的问题。所以，对奥尔森的理论进行评价的时候，既要看到他所强调的理论的普适性，还要看到他所忽视的理论的特殊性；既要发展具有普遍解释性的理论，又要发展某个领域的特殊理论。

【参考文献】

1.［美］曼瑟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文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5。

3.［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4.MancurOlson,2000.PowerandProsperity:OutgrowingCommunistand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奥尔森范文篇3

关键词：大集团；共有资源；免费乘车

一、集体物品的两难困境

集团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它“是一些有共同利益的个人”⑴组成的，集团或组织存在的基本功能是为本集团的全体人员提供集体物品。集体物品的与个人物品比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集团中的全体成员对获得这一集团利益有着共同的兴趣，但他们对承担为获得这一集团利益而要付出的成本却没有共同兴趣。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付出全部成本，而且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担了成本，一般总能得到提供的利益。”⑵这样，集团中集体物品的共享性与集体物品生产成本的分担性便成了集团理论不可回避的中心问题。一方面，一个集团或组织只有为其成员提供集体物品，这个集团或组织才能延续和发展；另一方面，集团成员要承担集体物品生产的成本又有可能提高集团的离心倾向，加速集团的解体。这就是集团集体物品的两难困境。那么社会是如何化解这个两难困境的呢？为此，奥尔森教授考察了各种类型的组织，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提供集体物品这个问题上，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效率。他解释说，在小集团中如果某个人受到激励提供集体物品，既使要他承担全部成本，他也会提供。因为他从这件集体物品中得到的利益超过了该物品的总成本。而在大集团中，却“没有一个成员获得的收益的份额足以使他有动力单独提供集体物品”。⑶尽管集体物品对集团来说是如此珍贵，但却不能激励个体成员承担实现集团利益所需要的成本。虽然大集团存在激励不足的问题，但是大集团毕竟是客观存在，那么大集团又是如何解决集体物品生产的效率的呢，在这方面奥尔森列举了一些具体办法。

首先是“选择性”激励。选择性激励就是给集团成员提供非公共品，以激励集团中的个人采取有利于集团利益的方法。选择性激励的实施可以采取经济的方式，也可以采取社会的、心理的等非经济措施，但究竟选择何种措施，应充分考虑个体成员的理性需求。其次是“邦联”制方法。就是将一个大集团分成若干个小集团，每个小集团与别的集团一起组成大集团的联邦。第三是方法。奥尔森举例说，一个许多人参加的会议是难以迅速、仔细地做出决策的，因为个人的意见对会议的结果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而理性的个人不想花过多精力，所以这样的大型会议效率不高。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大型组织在行动时总是求助于小集团，这样就形成了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小型领导集团。

然而，奥尔森提出的这些办法并没有真正解决大集团的效率问题，还是仍然在小集团的效率高于大集团这个问题上进行循环论证，要解决大集团的效率问题，除非把大集团划小，这也就是奥尔森在集团效率问题上的核心观点。很明显，这种观点或理论并没有解决集体物品的两难困境这一理论难题，更没有对现实生活中大集团比小集团的发展趋势更为强劲这一客观现实做出解释。

二、核心集团与两难困境的求解

由此可以看出，大集团的效率问题是集团理论的难点，只要能解决大集团的效率问题，集体物品的两难困境也就不难解决了。而奥尔森之所以未能正确的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过于严格的行为假设。

奥尔森在分析这一问题时隐含的行为假设大致包括：A、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相同的偏好函数和资源禀赋，他们从集体物品中获得的效用是相同的，因而他们为集体物品的生产承担的费用也应大体相当，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比其他人承担更多的成本。B、大集团都由原子式的个体组成，大集团内部不存在小集团，如果存在那一定是潜在集团行动的结果，在大集团行动之前不可能形成集团分化的条件。C、假设集团内部只有个体理性而没有群体理性，任何个人都只关心从集团能获得多少利益，集团内部没有利他行为的存在，更无人主动为他人支付成本。

显然，这些假设过于严格，虽然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找到这样的大集团，但并不是所有的大集团都有这样的特征。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某地修建了一座古塔，古塔对当地居民来说是集体物品，据说古塔有镇灾——消除水患之效用。但我们从塔内碑刻中看到，为修建古塔捐赠的钱币各个成员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承担成本最多的一个人捐献了建塔所需的全部土地，并且承担了第一至第三层的全部费用。可以想象，当地有许多居民是没有捐款的，起码那些一无所有的雇农没有捐款。尽管成本在集团内部进行了非均衡的分布，但宝塔终究建起来了，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可以从奥尔森的理论中得到启发，奥尔森认为，只有个体成员从集体物品中获得的收益大于生产集体物品的成本，那么这些成本就不一定进行均衡分配，有的个人甚至愿意承担全部成本，这样集团就能提供集体物品。现在我们把这个理论应用于分析大集团，在大集团内只要有部分成员从集体物品中获得的收益大于集体物品的生产成本，这部分成员就愿意为集体物品的生产承担全部成本，就是明知有人要白占好处也在所不惜，这样集体物品就能提供。这些在大集团内自愿为集体物品的生产承担全部成本的部分成员，我们称之为大集团中的核心集团。核心集团的作用在于，它能使大集团从潜在中的集团变为行动中的集团。大集团要做到行动步伐的整齐划一是困难的，大集团的行动总是有部分成员先行一步，也就是说，在大集团中个体成员为集体物品的生产所承担的成本不可能是一样的，其中有部分成员一定比其他成员承担了更多的成本，这些承担了更多成本的成员就是大集团的核心成员。如果一个大集团没有这样的核心成员，那么集体物品的生产就只能是集团成员的一种设想，还不可能成为可以实施的计划，这样就必然导致集体物品供给的短缺。

集团内部的核心集团与人们常说的组织中的领导核心不同，组织的领导核心一般是比组织中的其他成员能支配更多的公共品，领导核心与组织中其他成员的关系一般是一种委托——关系，这种关系是在组织行动之前就已确定的，它是人们对组织进行的一种有意识的制度安排；而核心集团则是大集团在行动中自发形成的，人们事先并没有就此做出制度安排，只有在行动中人们通过对集团成员的观察才能明确核心集团的存在，以及这个集团所起的作用，而一旦这次行动结束，在这次行动中起核心作用的集团就有可能解体，下一次行动有可能形成新的核心集团。

那么个人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在大集团的行动中起核心作用呢？

首先，核心集团的成员比非核心集团的成员有较多的资源禀赋。有的有较多的物质资本，有的有较多的人力资本，对非市场集团而言，较多的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更有利于在集团中发挥作用。其次，对行动的预期效益比非核心集团成员更为乐观，他们可能认为集体物品的产生并不象其他成员认为的需要花费那么多的成本，或者认为这件集体物品一旦被供给其效益一定比非核心集团成员预期的要好。第三，对集团本身的偏好。核心集团的成员比非核心集团的成员对本集团有更高的认同感，他的消费与他人有较强的关联性，对集团内部的搭便车行为抱着肥水未落外人田的心态，甚至认为本集团整体利益的增长是个人利益提高不可缺少的条件。

三、集团的共有资源与大集团的优势

从动态来考察，集团的发展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趋势，一种趋势是集团规模的小型化，也就是大集团被分解成若干个小集团；另一种趋势是大型化，许多小集团合并为大集团，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发展，往往第二种趋势处于主导地位。为什么会进成这种趋势呢，因为与客观需要相适应的大集团一般比小集团更有优势。

首先，大集团提供的集体物品比起小集团来，集体物品的公共性程度要高得多。集体物品的公共性程度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是个人从集体物品中获得的利益的多少，这可以用一个人在一定时期从集体物品中获得的收益占个人总收益的比重来确定。第二方面是集体物品效益的覆盖面问题，也就是集体物品的使用范围，有的集体物品只有少数人可以使用，但也有的集体物品的使用范围很广。楼梯间的灯光是集体物品，他可以给这个单元的住户带来方便，但街道上的路灯却能给更多的人提供照明，在这里路灯比楼梯间的灯的覆盖程度要高，因而路灯是程度更高的集体物品。第三个方面是集体物品寿命的长短，有的集体物品在短期就消费完了，如一顿免费的午餐，而有的集体物品却可以长期消费，甚至可以世代延续的消费下去，如都江堰水利工程。一个小集团提供的集体物品，有时与私人物品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这些集体物品向私人物品的转化也比较容易。三个朋友共同使用的一台电脑，对第四个人来说这台电脑更像私人物品。但供大集团使用的集体物品与私人物品的界限则是很明确的，如大集团长期形成的制度、从政府获得的有关优惠政策，人们要把这些东西界定给个人是极为困难的。

其次，大集团具有资源上的优势。传统的观点认为，大集团的优势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但人多势众就必然产生规模上的优势的说话并不科学，因为这种优势很容易由成本上的劣势抵消，否则世界上就不会有小企业、小国家了。但有一种东西却是大集团所特有的，这就是大集团一般比小集团有更多的共有资源。集团的共有资源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集团成员通过支付各种成本生产出来的，这就是集体物品，集体物品既指有形的物体，也包括集团内部的各种规则，以及共同争来的优惠政策等；另一部分共有资源则是集团自发形成的，它的形成无需人们支付费用，如集团内部形成的习惯、制度、信任感等类似于企业文化一类的东西。但无论是付费生产的而是自发形成的共有资源，一旦进入消费环节，集团内部任何个人都可以免费使用。对于自发形成的共有资源和自觉形成的集体物品中的制度性产品，你使用它能给你带来利益，但如果不使用，这些资源就白白浪费掉了，这就好比时间，没有利用的时间也不会结你留着。

集团不论大小，都存在一定的共有资源，但一般而言，小集团共有资源的公共程度、覆盖面以及时效性都不如大集团。历史形成的语言是一种共有资源，但某些方言只能在小范围使用，用这种方言进行交流的人口甚至只有几万人，但某些通用语主，如汉语却能成为几十亿人口的交流工具，因此汉语作为一种共有资源是由更大的集团来使用的，它的公共程度也明显地高于少数地方使用的方言。对于人的具体需求而言，一个人对共有资源的需求与私人物品的需求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如果上下班单位有专车接送，谁还愿意去挤公共汽车呢。谁都希望免费获得更多的资源，但这种愿望单独的个人或小集团都难以做到，而免费提供共有资源正是大集团的优势。

集团的共有资源不仅可以节省集体物品生产的成本，而且有利于生产私人物品。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一个农民计划创办一个企业，厂址的选择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选在本村，另一个方案是选在外村，但不管是选在本村还是外村，都必须把就业机会留给厂址所在地的村民，这个村民最终还是选择在本村建厂，因为本村与外村相比，他更熟悉村民的生活习惯，彼此易于沟通，村民不会对自己过分刁难，从而节约组织成本，减少企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企业经营者给村民提供的就业机会是集体物品，而他与村民的相互信任是其所在村民集团的共有资源。一个持续发展的集团内部总有可供利用的共有资源，这可以用于解释我国改革初期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家族工业的生命力，外商投资总是首选自己祖籍的重要原因。

四、免费乘车的相互性及其效益

免费乘车至今有一种深入人心的观点：它不能给生产者任何激励，同时又助长了消费者的懒惰品性和依赖心理，因而免费乘车只能是经济资源和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集团内部的免费乘车都增进了集团的福利，不仅对消费者而且对生产者都能产生激励作用。因为免费乘车在集团内总是具有相互性，在一种情况下甲免费乘了乙的车，但当出现另一种情况时，乙又可能乘甲的车，只存在搭便车却从不提供便车的情形并不多见。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是经常碰到的，例如一个出租车司机搭几名乘客跑一段比较长的路程，其中要经过一段人烟稀少的山区，司机最担心的是在这个地段被人打劫，而这种事已发生过多起，因为车上有多名乘客，司机仗着人多起初并不胆怯。但回来时是空车，司机便胆怯起来，这样他便从路傍动员了几个人勉费搭他的车，这样才有了来时那样的安全感。很明显，这里发生的免费乘车行为是相互的。

这种相互性的免费乘车与公地的悲剧所描述的免费乘车有着不同的性质。公地的悲剧中的公有土地是一些没有产权归属的资源，一个人多获得了一些资源，他也搞不清究竟占了谁的便宜，人们感兴趣的是如何从公地中多占一部分，但却没有人关心公地的配置效率。而在制度健全，产权归属明确的社会环境中，究竟谁为集体物品的生产承担了成本，究竟人们是在搭谁的便车是一清二楚的。因此，集体物品的生产是建立在个人理性基础上的一种集体理性行为，它的运作遵循的是市场机制的一般规则，集团内部的资源配置不仅要达到集团中个人获得的收益大于个人支付的成本，而且这件物品给集团全体成员带来的利益也必须大于集团支付的总成本，这样集体物品才会被提供。而免费乘车只是满足了资源配置效率前提下集团内部公平水平的提升。

这种认识我们可以从集体物品的供给者和搭便车者两方面进行分析，如果集体物品是由部分成员提供，那么这物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利益应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给承担了成本的成员带来的利益，另一部分是给没有承担成本的集团成员带来的利益。只要这件物品给成本承担者带来的利益大于他们支付的成本，他们就愿意生产这件集体物品，并且愿意与没有承担成本的集团成员分享它，也就是给集团成员创造一个免费乘车的机会。而那些免费乘车的集团成员也非常明白他们究竟占了谁的便宜，得到了多少利益。不怕他人免费乘车和愿意免费乘车是集团的一种行为特征，是集团产生稳定性和向心力的源泉。社会上一些比较有能量、充满活力、吸引力相对较强的集团或组织，一般都能够提供较多的集体物品，给个体成员创造较多的免费乘车的机会，那种认为既然集团物品是大家平等的消费，那么每一件集体物品的生产全体集团成员都必须平均承担成本的观点是有害的，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深陷长期讨价还价的困境中，很难形成理性的公共决策。因为集团内部成员不同的资源禀赋，不同的支付能力，不同的生活习惯和偏好函数，必然会对集体物品产生不同的评价与需求。因此在集团内部在集体物品的生产上进行适度的自发分工是有必要的，只要有利于集团的发展，在这个物品上这一部分人多承担一些成本，在另一件集体物品生产上另一部分成员多承担一些成本，而通过免费乘车这种方式将全体集团成员有效地联系在一起，这是集团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途径。

本文提出的集团的共有资源与免费乘车的相互性原理，在分析集团、组织、政府行为以及公共决策时都是一个可用的工具，一切非个人的集团或组织，其发展的源泉就在于共有资源的积累，而组织的活力则来自共有资源的非均衡分配，也就是给人们提供免费乘车的机会。

参考文献

⑴曼瑟尔.奥尔森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7页

奥尔森范文篇4

研究计划体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相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而言，经典作家的原始构思对各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成影响甚微。在我看来，计划体制在中国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远长于新中国的历史，因此，共产党长期征战中形成的战时命令体制就不会不对新中国的计划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历史渊源上说，1940年之后形成的以陕甘宁边区最富代表性的抗日根据地体制，对中国计划体制的起源尤其有着直接的影响。相比起来，与其说是舶来的"苏联模式"决定了中国计划体制的面貌，倒不如说这种土生土长的"延安模式"才是计划体制的胚胎。这种模式的特点一是统收统支；二是地方分权，即各根据地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分散经营、自力更生。在面临着严峻战争考验的时期，这种模式曾经有效地保障了战时供给，保证了共产党能够最终顺利地夺取政权。到建国之后，一方面，由于四边战火犹未平息，政权尚未稳定，所以这种战时体制自然仍有其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对于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新政权赖以巩固和发展的庞大的中层干部大多行伍出身，他们熟悉的是以命令和服从命令为特征的军事组织。可见，面对这样一种丰厚的组织资源，最合理的利用途径恐怕就是"命令式"的计划体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体制在建国伊始，就已经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其次，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通过国家力量强制实行工业化，其结果只能是导致计划经济体制。林毅夫等作者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一书中较为清晰地解释了这一内在的经济逻辑。他们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在一个发展水平甚低、资本极度缺乏的国家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只能人为地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必需品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因此造成了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极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场机制很难保证稀缺资源流向不具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因此就需要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最后，为了贯彻资源的计划配置机制，在微观上必须建立以完成计划任务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和。可见，一经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性的微观经营机制便相继形成，这种叁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最后，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普遍追求经济增长率之外，充分就业也是其最关心的国家目标之一。从一开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和公民之间就存在着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义理性(legitimacy，又译合法性)既然来自"劳动人民当

家作主"，则国家无形之中便负有提供公民"劳动和工作的权利"的义务。正如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的，如果由市场经济自发调节劳动力市场，则自愿和非自愿的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实现工人全部就业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借助计划体制。在计划体制下依靠行政命令实现充分就业，结果只能是压低并限制工资水平。但做为对此的补偿，国家还会给予工人较高的福利待遇。国有企业实际上承担着提供各种福利待遇的任务，这就是"企业办社会"这种现象的来源。

二、两种体制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

如何比较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一般来说，衡量一国经济绩效的主要指标有两个，一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二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然而，这两个指标都有着很大的偏颇性。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

则发达国家挟其数百年来的深厚积累，自然比后进国家占据优势；反之，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则落后国家由于基数小，起点低，其潜在的增长机会要比发达国家更多，反映在增长率上自然比发达国家更高。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指出，为更加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的真实绩效，需要考虑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换言之，良好的经济绩效意味着一国能尽可能地挖掘该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缩小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根据默瑞尔和奥尔森的研究，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1950-1965年、1965-1980年这两个时期的经济绩效如下：

表1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1950-1965年间的经济绩效比较(单位：％)实际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增长率差距(1)(2)(2)－(1)市场经济国家375549174计划体制国家443605162资料来源：MurrellandOlson,1990.

表2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1965-1980年间的经济绩效比较(单位：％)实际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增长率差距(1)(2)(2)－(1)市场经济国家336513176计划体制国家324571248资料来源：MurrellandOlson,1990.

上面两个表中，第二栏分别是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1950-1965年、1965-1980年这两个时期内实现的年均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第叁栏是这两类国家在这两个时期按照预测应实现的年均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第四栏是这两类国家在这两个时期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从这两个表中可以看出：(1)在1950-1965年期间，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绩效大体相当，计划体制国家甚至表现出来了一定的优势。这表明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其经济体制中的其他缺陷；(2)在1965-1980年间，计划体制国家的经济绩效开始明显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虽然从表象上看，计划体制国家的实际增长率并不比市场经济国家相差太大，但分析它们的增长率差距就可以看出，计划体制国家已经开始衰落：在1965-1980年间，市场经济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176％)和上一时期(174％)相比基本相同，但计划体制国家的增长率差距已经从上期的162％扩大到248％。换言之，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差距仅扩大了2％，而计划体制国家则扩大了86％。

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在50年代和60年代经历的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则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初期能够实现与之并驾齐驱的高速增长，不能不令人震撼。以往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经济学家大多只注意到了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则进一步地分析了这种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由来。

在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来看，计划体制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最大差异在于，计划体制国家实行的都是一种相对集权的政治制度。在计划体制国家中，治理国家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国家最高领导人手中，而且，由于这些领导人可以长期任职，因此其集团比较稳定。和其他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家们一样，默瑞尔和奥尔森也把治国者视为"经济人"，也就是说，身居高位的治国者和芸芸众生一样，也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治国者最关心的莫过于其政权的长治久安，或者说，治国者的目标函数可以概括为义理性的最大化。由于在计划体制国家中，权力相对集中且统治稳定，所以其治国者的自身利益自然而然地易于和整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与所谓民主政体中那些轮流坐庄的政客相比，计划体制国家的领导人更为关心自

己国家的经济成长。

这种关心首先体现在治国者对经济增长率的渴求上。由于在敌对意识形态国家的包围之中明显感到的生存威胁，由于一国的经济实力(主要是工业力量、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而非消费者的福利水平)直接决定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由于更高的增长率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可以提高自身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所以不难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以"赶超战略"为基本政策。

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赋予了治国者强烈的动机去关心经济成长，而且这种体制还给治国者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可以轻易地粉碎各种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指出，寻求特殊利益的各种组织或集团过于活跃时，将会降低社会效率和国民收入，而且还会带来政治不稳定因素。利益集团追求的往往是瓜分更多社会财富。奥尔森形象地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比作一群人在瓷器店里争夺瓷器：一部分人在多拿的同时，还会打破许多大家本可以分到手的瓷器。其次，由于长期任职，治国者可以有足够长远的眼光去进行长期投资，比如科技、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等等，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的经济成长奠定基础。

叁、传统计划体制的衰落

在经历了建国之初的经济跃进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日益暴露出效率低下的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们目前普遍认为计划体制先天就有着致命的缺陷。因此，出乎意料的可能并不是这种体制为什么会在本世纪末宣告结束，而是它为什么竟会存在将近一个世纪之久。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优劣，都取决于其内在的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信息机制关心的是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即如何以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和经济系统中的其他参与者的信息，维持一种经济体制的运行。激励机制关心的是人们的积极性，即如何使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能够符合社会的需要和目标。从信息机制这一方面来讲，计划体制要求中央计划者处理瞬息万变、浩如烟海的有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息。在信息的层层传递过程中，信息量将呈几何级数递增，最终远远超出了计划者信息处理能力的极限。这使得有的批评者称计划体制只是一种"计算机乌托邦"。再从激励机制这方面来看，由于国家只能以执行计划的结果评价工厂和企业的业绩，所以完成计划目标便成了各级经营者唯一关心的事情。于是，就像一幅漫画所讽刺的那样，在一辆卡车上装着一颗直径两米左右的大铁钉，旁边的工人们高兴地说："我们超额完成任务了"，直径两米的大铁钉在实际生活中虽然毫无用处，但它却能满足生产的计划指标。更糟糕的是，由于国家只能以经营者过去的工作成绩制定下期计划任务，所以经营者为了逃避更多的生产任务，有着强烈的动机去隐瞒其真实产量，甚至消极怠工。

这种有着先天缺陷的计划体制之所以还能够长期存在，恐怕是因为：(1)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针对治国者的激励机制，使之格外关心本国的经济成长；(2)在未能达成合谋之前，下级官员以及经营者的相互竞争有助于减少国家的监督成本。换言之，这种内部竞争减少了计划体制所需要的信息量。

以上两点合起来实际上说的是一件事：计划体制在其初期因为有效地抑制了"分利集团"的活动而实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经济增长。遗憾的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似乎只是暂时的、特殊的。考虑到计划体制国家的建国大多经历了革命、战争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激烈的震荡已经替新生的计划体制国家清洗了社会中旧有的利益集团。

经过一段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之后，新的利益集团开始在计划体制内部逐渐产生。尤其是，在主管各部门的高中级干部和下属企业的领导人之间，有着天然的共同利益基础，最容易形成共谋。

这确实是官僚体制的两难。一方面，从提高政府效率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在政府内部实行按部门的分工，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保持紧密联系也是促成上下级更好合作必不可少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永恒难题，当做为治国者的人的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共谋之后，"是的，大臣"这种"被治者左右治理者"(theregulatedbecomingtodomonatetheregulators)的尴尬处境便不可避免了。人们常把各部门里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结盟之后的活动称为"官僚主义行为"，

仔细分析，这种官僚主义行为指两件事：一是尽量向中央隐瞒本部门的实际生产能力；二是尽量向中央索取更多的资源以供自己支配。由于处于下级的部门联盟在信息方面比中央具有优势，也就是说，各部门的事情各部门自己最清楚，中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往往只能听信这种虚假的汇报。

在部门结盟的势力不断巩固、壮大的同时，是治国者瓦解"分利集团"能力的削弱。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几乎都是从部门官僚中产生的。而且，官僚阶层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于是，治国者在与利益集团谈判时的地位和力量自然不如以前。部门结盟在计划体制之下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市场取向改革的最大阻力。部门结盟在寻求特殊利益的过程中，逐渐侵蚀着计划体制的基石。于是，在计划体制后期，经济增长缓慢的趋势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结论是：计划体制初期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当时这种体制能有效地抑制利益集团活动；计划体制后期的经济停滞也应归咎于体制内部的利益集团损

害了经济增长。

奥尔森范文篇5

研究计划体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相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而言，经典作家的原始构思对各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成影响甚微。在我看来，计划体制在中国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远长于新中国的历史，因此，共产党长期征战中形成的战时命令体制就不会不对新中国的计划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历史渊源上说，年之后形成的以陕甘宁边区最富代表性的抗日根据地体制，对中国计划体制的起源尤其有着直接的影响。相比起来，与其说是舶来的苏联模式决定了中国计划体制的面貌，倒不如说这种土生土长的延安模式才是计划体制的胚胎。这种模式的特点一是统收统支；二是地方分权，即各根据地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分散经营、自力更生。在面临着严峻战争考验的时期，这种模式曾经有效地保障了战时供给，保证了共产党能够最终顺利地夺取政权。到建国之后，一方面，由于四边战火犹未平息，政权尚未稳定，所以这种战时体制自然仍有其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对于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新政权赖以巩固和发展的庞大的中层干部大多行伍出身，他们熟悉的是以命令和服从命令为特征的军事组织。可见，面对这样一种丰厚的组织资源，最合理的利用途径恐怕就是命令式的计划体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体制在建国伊始，就已经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其次，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通过国家力量强制实行工业化，其结果只能是导致计划经济体制。林毅夫等作者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一书中较为清晰地解释了这一内在的经济逻辑。他们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在一个发展水平甚低、资本极度缺乏的国家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只能人为地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必需品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因此造成了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极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场机制很难保证稀缺资源流向不具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因此就需要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最后，为了贯彻资源的计划配置机制，在微观上必须建立以完成计划任务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和。可见，一经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性的微观经营机制便相继形成，这种叁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最后，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普遍追求经济增长率之外，充分就业也是其最关心的国家目标之一。从一开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和公民之间就存在着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义理性，又译合法性既然来自劳动人民当

家作主，则国家无形之中便负有提供公民劳动和工作的权利的义务。正如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的，如果由市场经济自发调节劳动力市场，则自愿和非自愿的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实现工人全部就业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借助计划体制。在计划体制下依靠行政命令实现充分就业，结果只能是压低并限制工资水平。但做为对此的补偿，国家还会给予工人较高的福利待遇。国有企业实际上承担着提供各种福利待遇的任务，这就是企业办社会这种现象的来源。

二、两种体制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

如何比较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一般来说，衡量一国经济绩效的主要指标有两个，一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二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然而，这两个指标都有着很大的偏颇性。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

则发达国家挟其数百年来的深厚积累，自然比后进国家占据优势；反之，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则落后国家由于基数小，起点低，其潜在的增长机会要比发达国家更多，反映在增长率上自然比发达国家更高。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指出，为更加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的真实绩效，需要考虑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换言之，良好的经济绩效意味着一国能尽可能地挖掘该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缩小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根据默瑞尔和奥尔森的研究，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年、年这两个时期的经济绩效如下：

表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年间的经济绩效比较单位：％实际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增长率差距一二二－一市场经济国家计划体制国家资料来源：

表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年间的经济绩效比较单位：％实际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增长率差距一二二－一市场经济国家计划体制国家资料来源：

上面两个表中，第二栏分别是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年、年这两个时期内实现的年均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第叁栏是这两类国家在这两个时期按照预测应实现的年均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第四栏是这两类国家在这两个时期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从这两个表中可以看出：一在年期间，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绩效大体相当，计划体制国家甚至表现出来了一定的优势。这表明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其经济体制中的其他缺陷；二在年间，计划体制国家的经济绩效开始明显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虽然从表象上看，计划体制国家的实际增长率并不比市场经济国家相差太大，但分析它们的增长率差距就可以看出，计划体制国家已经开始衰落：在年间，市场经济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和上一时期％相比基本相同，但计划体制国家的增长率差距已经从上期的％扩大到％。换言之，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差距仅扩大了％，而计划体制国家则扩大了％。

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在年代和年代经历的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则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初期能够实现与之并驾齐驱的高速增长，不能不令人震撼。以往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经济学家大多只注意到了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则进一步地分析了这种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由来。

在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来看，计划体制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最大差异在于，计划体制国家实行的都是一种相对集权的政治制度。在计划体制国家中，治理国家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国家最高领导人手中，而且，由于这些领导人可以长期任职，因此其集团比较稳定。和其他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家们一样，默瑞尔和奥尔森也把治国者视为经济人，也就是说，身居高位的治国者和芸芸众生一样，也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治国者最关心的莫过于其政权的长治久安，或者说，治国者目标函数可以概括为义理性的最大化。由于在计划体制国家中，权力相对集中且统治稳定，所以其治国者的自身利益自然而然地易于和整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与所谓民主政体中那些轮流坐庄的政客相比，计划体制国家的领导人更为关心自

己国家的经济成长。

这种关心首先体现在治国者对经济增长率的渴求上。由于在敌对意识形态国家的包围之中明显感到的生存威胁，由于一国的经济实力主要是工业力量、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而非消费者的福利水平直接决定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由于更高的增长率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可以提高自身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所以不难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以赶超战略为基本政策。

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赋予了治国者强烈的动机去关心经济成长，而且这种体制还给治国者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可以轻易地粉碎各种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指出，寻求特殊利益的各种组织或集团过于活跃时，将会降低社会效率和国民收入，而且还会带来政治不稳定因素。利益集团追求的往往是瓜分更多社会财富。奥尔森形象地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比作一群人在瓷器店里争夺瓷器：一部分人在多拿的同时，还会打破许多大家本可以分到手的瓷器。其次，由于长期任职，治国者可以有足够长远的眼光去进行长期投资，比如科技、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等等，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的经济成长奠定基础。

叁、传统计划体制的衰落

在经历了建国之初的经济跃进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日益暴露出效率低下的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们目前普遍认为计划体制先天就有着致命的缺陷。因此，出乎意料的可能并不是这种体制为什么会在本世纪末宣告结束，而是它为什么竟会存在将近一个世纪之久。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优劣，都取决于其内在的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信息机制关心的是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即如何以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和经济系统中的其他参与者的信息，维持一种经济体制的运行。激励机制关心的是人们的积极性，即如何使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能够符合社会的需要和目标。从信息机制这一方面来讲，计划体制要求中央计划者处理瞬息万变、浩如烟海的有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息。在信息的层层传递过程中，信息量将呈几何级数递增，最终远远超出了计划者信息处理能力的极限。这使得有的批评者称计划体制只是一种计算机乌托邦。再从激励机制这方面来看，由于国家只能以执行计划的结果评价工厂和企业的业绩，所以完成计划目标便成了各级经营者唯一关心的事情。于是，就像一幅漫画所讽刺的那样，在一辆卡车上装着一颗直径两米左右的大铁钉，旁边的工人们高兴地说：我们超额完成任务了，直径两米的大铁钉在实际生活中虽然毫无用处，但它却能满足生产的计划指标。更糟糕的是，由于国家只能以经营者过去的工作成绩制定下期计划任务，所以经营者为了逃避更多的生产任务，有着强烈的动机去隐瞒其真实产量，甚至消极怠工。

这种有着先天缺陷的计划体制之所以还能够长期存在，恐怕是因为：一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针对治国者的激励机制，使之格外关心本国的经济成长；二在未能达成合谋之前，下级官员以及经营者的相互竞争有助于减少国家的监督成本。换言之，这种内部竞争减少了计划体制所需要的信息量。

以上两点合起来实际上说的是一件事：计划体制在其初期因为有效地抑制了分利集团的活动而实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经济增长。遗憾的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似乎只是暂时的、特殊的。考虑到计划体制国家的建国大多经历了革命、战争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激烈的震荡已经替新生的计划体制国家清洗了社会中旧有的利益集团。

经过一段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之后，新的利益集团开始在计划体制内部逐渐产生。尤其是，在主管各部门的高中级干部和下属企业的领导人之间，有着天然的共同利益基础，最容易形成共谋。

这确实是官僚体制的两难。一方面，从提高政府效率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在政府内部实行按部门的分工，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保持紧密联系也是促成上下级更好合作必不可少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永恒难题，当做为治国者的人的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共谋之后，是的，大臣这种被治者左右治理者的尴尬处境便不可避免了。人们常把各部门里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结盟之后的活动称为官僚主义行为，

仔细分析，这种官僚主义行为指两件事：一是尽量向中央隐瞒本部门的实际生产能力；二是尽量向中央索取更多的资源以供自己支配。由于处于下级的部门联盟在信息方面比中央具有优势，也就是说，各部门的事情各部门自己最清楚，中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往往只能听信这种虚假的汇报。

奥尔森范文篇6

研究计划体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相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而言，经典作家的原始构思对各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成影响甚微。在我看来，计划体制在中国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远长于新中国的历史，因此，共产党长期征战中形成的战时命令体制就不会不对新中国的计划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历史渊源上说，1940年之后形成的以陕甘宁边区最富代表性的抗日根据地体制，对中国计划体制的起源尤其有着直接的影响。相比起来，与其说是舶来的"苏联模式"决定了中国计划体制的面貌，倒不如说这种土生土长的"延安模式"才是计划体制的胚胎。这种模式的特点一是统收统支；二是地方分权，即各根据地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分散经营、自力更生。在面临着严峻战争考验的时期，这种模式曾经有效地保障了战时供给，保证了共产党能够最终顺利地夺取政权。到建国之后，一方面，由于四边战火犹未平息，政权尚未稳定，所以这种战时体制自然仍有其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对于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新政权赖以巩固和发展的庞大的中层干部大多行伍出身，他们熟悉的是以命令和服从命令为特征的军事组织。可见，面对这样一种丰厚的组织资源，最合理的利用途径恐怕就是"命令式"的计划体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体制在建国伊始，就已经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其次，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通过国家力量强制实行工业化，其结果只能是导致计划经济体制。林毅夫等作者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一书中较为清晰地解释了这一内在的经济逻辑。他们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在一个发展水平甚低、资本极度缺乏的国家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只能人为地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必需品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因此造成了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极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场机制很难保证稀缺资源流向不具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因此就需要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最后，为了贯彻资源的计划配置机制，在微观上必须建立以完成计划任务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和。可见，一经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性的微观经营机制便相继形成，这种叁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最后，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普遍追求经济增长率之外，充分就业也是其最关心的国家目标之一。从一开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和公民之间就存在着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义理性(legitimacy，又译合法性)既然来自"劳动人民当

家作主"，则国家无形之中便负有提供公民"劳动和工作的权利"的义务。正如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的，如果由市场经济自发调节劳动力市场，则自愿和非自愿的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实现工人全部就业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借助计划体制。在计划体制下依靠行政命令实现充分就业，结果只能是压低并限制工资水平。但做为对此的补偿，国家还会给予工人较高的福利待遇。国有企业实际上承担着提供各种福利待遇的任务，这就是"企业办社会"这种现象的来源。

二、两种体制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

如何比较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一般来说，衡量一国经济绩效的主要指标有两个，一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二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然而，这两个指标都有着很大的偏颇性。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

则发达国家挟其数百年来的深厚积累，自然比后进国家占据优势；反之，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则落后国家由于基数小，起点低，其潜在的增长机会要比发达国家更多，反映在增长率上自然比发达国家更高。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指出，为更加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的真实绩效，需要考虑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换言之，良好的经济绩效意味着一国能尽可能地挖掘该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缩小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根据默瑞尔和奥尔森的研究，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1950-1965年、1965-1980年这两个时期的经济绩效如下：

表1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1950-1965年间的经济绩效比较(单位：％)实际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增长率差距(1)(2)(2)－(1)市场经济国家375549174计划体制国家443605162资料来源：MurrellandOlson,1990.

表2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1965-1980年间的经济绩效比较(单位：％)实际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增长率差距(1)(2)(2)－(1)市场经济国家336513176计划体制国家324571248资料来源：MurrellandOlson,1990.

上面两个表中，第二栏分别是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1950-1965年、1965-1980年这两个时期内实现的年均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第叁栏是这两类国家在这两个时期按照预测应实现的年均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第四栏是这两类国家在这两个时期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从这两个表中可以看出：(1)在1950-1965年期间，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绩效大体相当，计划体制国家甚至表现出来了一定的优势。这表明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其经济体制中的其他缺陷；(2)在1965-1980年间，计划体制国家的经济绩效开始明显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虽然从表象上看，计划体制国家的实际增长率并不比市场经济国家相差太大，但分析它们的增长率差距就可以看出，计划体制国家已经开始衰落：在1965-1980年间，市场经济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176％)和上一时期(174％)相比基本相同，但计划体制国家的增长率差距已经从上期的162％扩大到248％。换言之，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差距仅扩大了2％，而计划体制国家则扩大了86％。

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在50年代和60年代经历的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则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初期能够实现与之并驾齐驱的高速增长，不能不令人震撼。以往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经济学家大多只注意到了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则进一步地分析了这种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由来。

在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来看，计划体制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最大差异在于，计划体制国家实行的都是一种相对集权的政治制度。在计划体制国家中，治理国家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国家最高领导人手中，而且，由于这些领导人可以长期任职，因此其集团比较稳定。和其他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家们一样，默瑞尔和奥尔森也把治国者视为"经济人"，也就是说，身居高位的治国者和芸芸众生一样，也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治国者最关心的莫过于其政权的长治久安，或者说，治国者目标函数可以概括为义理性的最大化。由于在计划体制国家中，权力相对集中且统治稳定，所以其治国者的自身利益自然而然地易于和整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与所谓民主政体中那些轮流坐庄的政客相比，计划体制国家的领导人更为关心自

己国家的经济成长。

这种关心首先体现在治国者对经济增长率的渴求上。由于在敌对意识形态国家的包围之中明显感到的生存威胁，由于一国的经济实力(主要是工业力量、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而非消费者的福利水平)直接决定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由于更高的增长率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可以提高自身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所以不难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以"赶超战略"为基本政策。

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赋予了治国者强烈的动机去关心经济成长，而且这种体制还给治国者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可以轻易地粉碎各种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指出，寻求特殊利益的各种组织或集团过于活跃时，将会降低社会效率和国民收入，而且还会带来政治不稳定因素。利益集团追求的往往是瓜分更多社会财富。奥尔森形象地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比作一群人在瓷器店里争夺瓷器：一部分人在多拿的同时，还会打破许多大家本可以分到手的瓷器。其次，由于长期任职，治国者可以有足够长远的眼光去进行长期投资，比如科技、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等等，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的经济成长奠定基础。

叁、传统计划体制的衰落

在经历了建国之初的经济跃进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日益暴露出效率低下的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们目前普遍认为计划体制先天就有着致命的缺陷。因此，出乎意料的可能并不是这种体制为什么会在本世纪末宣告结束，而是它为什么竟会存在将近一个世纪之久。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优劣，都取决于其内在的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信息机制关心的是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即如何以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和经济系统中的其他参与者的信息，维持一种经济体制的运行。激励机制关心的是人们的积极性，即如何使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能够符合社会的需要和目标。从信息机制这一方面来讲，计划体制要求中央计划者处理瞬息万变、浩如烟海的有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息。在信息的层层传递过程中，信息量将呈几何级数递增，最终远远超出了计划者信息处理能力的极限。这使得有的批评者称计划体制只是一种"计算机乌托邦"。再从激励机制这方面来看，由于国家只能以执行计划的结果评价工厂和企业的业绩，所以完成计划目标便成了各级经营者唯一关心的事情。于是，就像一幅漫画所讽刺的那样，在一辆卡车上装着一颗直径两米左右的大铁钉，旁边的工人们高兴地说："我们超额完成任务了"，直径两米的大铁钉在实际生活中虽然毫无用处，但它却能满足生产的计划指标。更糟糕的是，由于国家只能以经营者过去的工作成绩制定下期计划任务，所以经营者为了逃避更多的生产任务，有着强烈的动机去隐瞒其真实产量，甚至消极怠工。

这种有着先天缺陷的计划体制之所以还能够长期存在，恐怕是因为：(1)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针对治国者的激励机制，使之格外关心本国的经济成长；(2)在未能达成合谋之前，下级官员以及经营者的相互竞争有助于减少国家的监督成本。换言之，这种内部竞争减少了计划体制所需要的信息量。

以上两点合起来实际上说的是一件事：计划体制在其初期因为有效地抑制了"分利集团"的活动而实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经济增长。遗憾的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似乎只是暂时的、特殊的。考虑到计划体制国家的建国大多经历了革命、战争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激烈的震荡已经替新生的计划体制国家清洗了社会中旧有的利益集团。

经过一段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之后，新的利益集团开始在计划体制内部逐渐产生。尤其是，在主管各部门的高中级干部和下属企业的领导人之间，有着天然的共同利益基础，最容易形成共谋。

这确实是官僚体制的两难。一方面，从提高政府效率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在政府内部实行按部门的分工，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保持紧密联系也是促成上下级更好合作必不可少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永恒难题，当做为治国者的人的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共谋之后，"是的，大臣"这种"被治者左右治理者"(theregulatedbecomingtodomonatetheregulators)的尴尬处境便不可避免了。人们常把各部门里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结盟之后的活动称为"官僚主义行为"，

仔细分析，这种官僚主义行为指两件事：一是尽量向中央隐瞒本部门的实际生产能力；二是尽量向中央索取更多的资源以供自己支配。由于处于下级的部门联盟在信息方面比中央具有优势，也就是说，各部门的事情各部门自己最清楚，中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往往只能听信这种虚假的汇报。

在部门结盟的势力不断巩固、壮大的同时，是治国者瓦解"分利集团"能力的削弱。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几乎都是从部门官僚中产生的。而且，官僚阶层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于是，治国者在与利益集团谈判时的地位和力量自然不如以前。部门结盟在计划体制之下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市场取向改革的最大阻力。部门结盟在寻求特殊利益的过程中，逐渐侵蚀着计划体制的基石。于是，在计划体制后期，经济增长缓慢的趋势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结论是：计划体制初期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当时这种体制能有效地抑制利益集团活动；计划体制后期的经济停滞也应归咎于体制内部的利益集团损

害了经济增长。

奥尔森范文篇7

经过五、六年的仔细观察和认真思考以及一年多埋头写作，林毅夫、蔡方、李周三位学者，把他们的新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以下简称《奇迹》；凡引自该书的只注页码）献给读者。笔者有幸先睹为快，获益匪浅。这是一部颇有水平的理论著作。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奇迹》提出和讨论的是有关经济发展、国家兴衰的重大论题。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各国和很多大的跨国公司都看好中国，中国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所谓“中国模式”。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东方文明大国再次走上兴盛和发展之途，其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传奇色彩。提出和讨论这样的问题，并且有所发现和有所创新，作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解释，其意义可想而知：不仅在学术理论上是一个前进，而且在政策实践上也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对中国本身的改革和发展有明显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也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其次，《奇迹》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的历史和现实。由于作者明确提出和紧紧抓住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是由于选择和实行这一战略的要求而内生地决定的，其已经进行和将要进行的改革也紧紧围绕着发展战略的转变，并在全书中把自己的理论逻辑贯彻到底，因而，不仅做到了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统一，而且实现了改革和发展的巧妙结合。充分显示了作者札实的理论功底和分析能力。这一点是目前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不曾达到的。与《奇迹》的分析比较起来，那些就事论事地描述改革和发展的进程，空泛地、一般地讨论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相互关系，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再次，理论并不深奥，它是简明扼要，易于理解的，理论的简洁性、权威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只有既能解释许多不同种类的事实而又简明扼要的理论才是令人满意的理论”（奥尔森，1982），《奇迹》一书就具有这样的品格和特色。作者提出的理论是比较简洁的，其基本结构是，作为外生变量的“赶超战略”是由政府主动选择的；作为内生变量的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是适应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逐渐形成的；作为参照系的比较优势战略，是实行战略转型的方向和体制转轨的目标。已经出现的增长奇迹，是由于在调整微观经营机制和放松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从而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过去受压抑的部门的增长创造了资源条件；而改革的问题和困难以及改革周期的出现，是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相对滞后；进一步的选择是，以改革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为中心，完全抛弃“赶超战略”，加快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奇迹》的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中国连续十多年高速增长奇迹的发生，而且也说明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不仅解释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失败，而且也说明了亚洲、美洲一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经济陷入发展困境的原因。

最后，《奇迹》的成功，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学规范和方法的力量。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假定是理性行为假定或最大化行为假定。作者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个人和企业、家庭和政府都看作是按照经济理性行为的经济当事人，把传统体制的形成和实践，改革措施的实行和结果，都看作是理性的当事人共同选择和相互博弈的必然产物。由此出发，作者提出和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论假说和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然后用规范的经济学语言、严密的理论逻辑以及大量的经验材料和历史数据加以实证，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说明了改革和发展中的很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其实，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告诉人们某些经济问题的现成结论和一般知识，而是要教给人们正确观察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学习经济学主要是为了获得一种进行经济思维的方法论。读了《奇迹》，读者在这方面一定会有所收获。

二、三个理论分析框架的比较

前已指出，《奇迹》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兴衰，作者们为此提出和构造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在此之前，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外，讨论这一重大主题，并形成自己独立理论体系的还有两个著名代表：一个是诺斯教授的理论，其代表作是《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另一个是奥尔森教授的理论，其代表作是《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兴衰探源》（1982）。三个理论分析框架所依凭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即理性行为假定，所使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都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都对这一主题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为了推进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笔者想借此对这三个理论分析框架作一比较分析。

诺斯教授的理论是从考察西方的经济史中得到的。在诺斯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中，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是两个主要的基石，诺斯教授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了经济增长和经济衰退的根源，对人类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新的解释。

有效率的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国家的行为选择则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不论是否承认财产所有权，都是以某种产权体系的存在和作用为特征，区别在于不同的产权结构在保障个人或集团实施权能和获取利益方面的专一和有效程度不同。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如果能够明确规定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并对之提供有效的保护，就能减少个人活动和努力的成本和费用，增加获利的可能，使个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这样就能增大经济激励，使整个社会更富于创造精神，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反之反是。然而，任何一种产权结构的建立都必须有国家的参与，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博弈过程。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手段且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机构，国家处于建立和保护产权的地位，国家活动的规模经济特征，使得由其提供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基本规则，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因而，个人要求并愿以一定的权利限制和利益损失为代价，来换取国家的服务；但是，这种代价以不超过建立和行使产权增加的收益为限。国家既可以此为限，确认个人经济自由权利，建立起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也可以超过这个限度，侵害个人权利，建立一种能够最大化自己的短期利益但却是无效率的产权结构。国家究竟采取何种行为选择，取决于来自社会和外界的压力和约束，包括作为选民的个人的态度、统治者的国内竞争对手和竞争国家的压力。至于意识形态，其基本功能是使个人和团体的行为方式理性化，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通过人们对制度公平的认同减少“搭便车”行为。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尼德兰和英格兰的成功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失败，正是由于前者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市民社会，约束了国家的行为，因而建立了有效率的产权结构，实现了经济增长，后者出现了国家权力的过分扩张，侵害了个人的权利，建立了无效率的产权，因而在竞争中败北。

诺斯理论提供的解释具有根本的性质。用这一理论来考察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发展，仍然可以说明很多重要问题。改革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其所以不够理想，其所以未能实现赶超的初衷，就是由于国家当时建立的产权制度，不仅其建立和行使的成本超过了它的收益，而且在于它无法阻止甚至是鼓励了“搭便车”行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就是由于着手建立和发展一种有效率的产权结构，逐步缩小了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差距，增大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激励。事实上，注重产权改革和企业改革的经济学家也是这样思考问题的。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因为，说明了这一问题，只是提出而不能解决产权改革的任务。只有从理论上说明了改革前为何和怎样建立了那样的产权制度，而改革又为何和如何形成了今天的产权结构，才能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解释这一问题上，由于面对的具体对象有很大不同，诺斯教授的理论也需要有所发展。因为，我们不仅要说明非国有产权的自然发育，还要解释从国有产权向非国有产权的转变；不仅要说明各种产权形式的创造和作用，而且要说明各种社会力量的成长及其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不仅要说明计划权利的重新界定和交易，而且要说明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和实施；不仅要说明合约方式的变化，而且要说明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的重建。所有这些问题有些是诺斯不曾遇到，也不曾提出讨论的，却是我们直接面对、必须给予回答的，但是，却被作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奇迹》虽然把微观经营机制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用以说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但并未明确提出产权问题，而且从整个行文来看，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重要，只要转变了发展战略，在现有的产权结构的基础上，仍然可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例如，在讨论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时，《奇迹》只考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第120－134页）未提及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讨论改革的成就时，《奇迹》虽然把非国有经济和乡镇企业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依靠力量，也只是认为“管理体制的放松，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激励机制，使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第158－165页）并未讨论这方面进行的产权制度创新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奇迹》多次讨论国有企业的改革，但都没有从产权制度方面提出问题，自然也就解释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

奥尔森教授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框架。奥尔森的理论和方法是以集体行动的内在矛盾和固有逻辑为基础，以分析利益集团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为主线，认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根源取决于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并据以对战后很多国家的兴衰作出了自已的解释。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利益集团。在利益集团，特别是大型利益集团中，一般都不是依靠所提供的集体利益来取得其成员的支持，而是依靠所谓“选择性剌激手段”的惩罚和奖励作用，根据其成员的贡献来决定是否向其提供集体利益。由于个人行为的理性特征和集体利益必须分配给集团的所有成员的性质，决定了有选择性剌激手段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手段的集团更易于采取集体行动，较小的集团比较大的组织更易于采取集体行动。由于利益集团的结盟性质和排他特征，或者组成卡特尔，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必然阻碍技术进步、资源流动和合理配置，或者进行院外活动，扩大政府管制，提高利用法律、政治和官僚主义以及通过讨价还价和复杂协议而获利的报酬，这一切都会增加社会交易成本，降低社会经济效益，因而，利益集团的活动不能增加而只能减少社会总收入。所以，利益集团的发展和强大就会阻碍经济增长，利益集团的削弱和重组也会促进经济增长。战后的德国、日本，由于动乱、战争和被占领，使得特殊利益集团锐减，在建立了自由和稳定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生产有了相当迅速的增长，出现了“经济奇迹”。而稳定和和平使英国的利益集团持续发展，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网，造成了英国经济的衰落。瑞典和挪威虽有强大的利益集团，但其主要利益集团都是高度综合性的，可以更多地使用各种剌激手段，在内部消化由于低效率政策而付出的成本，倾向于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进行收入再分配，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西欧共同体的建立及其各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是由于实行了贸易自由和要素流动，而且是由于管辖权的统一使利益集团的垄断和影响受到限制。印度虽然奉行了自由贸易政策，但由于以种姓等级制度为特征的利益集团的抑制作用，阻碍了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美国各州的经济发展及其与特殊利益集团人数相关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理论。此外，这一理论还能说明宏观经济行为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进而对滞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奥尔森的理论不仅具有独特的分析角度，而且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用这一理论来考察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发展，也可以得到很多新的认识。改革前的国有经济和重工业部门也许是中国社会中最强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团，政府是其利益的集中代表。（也许，有人会以国有经济的普遍性为由否认这一点，或者认为即使如此，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利益集团，必然以社会利益为重，其实不然。在我国，生活和活动于国有经济部门的社会成员还不多，重工业部门的人数就更少）因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并不是全社会利益的表，而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政府不仅具有一般自然垄断的性质，而且掌握了很大一部分经济的垄断权，并与此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特殊利益集团，其主要职能在于重新分配而不是更多地创造国民收入，这就会改变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效率和产出的下降；政府对一般经济活动的垄断，造成了价格和工资的相对固定以及向重工业部门的倾斜，阻碍了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政府决策的迟缓，议事日程的繁忙，造成接受技术进步和经济变革的滞后。所有这些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分布和发展方向，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其收益相对较小。分权化改革削弱了中央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力量，形成了地区之间相互竞争的局面，改变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安排；国有部门地位的削弱和相对势力的下降，造成了资源的自由流动，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实现了经营决策从政府公共决策向个人和企业私人决策的转变，缩小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弱化了政治统治，部分消除了自由进入有利领域和迅速采用新技术的障碍。这一切就造成了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活跃局面。中国的实践证明，战略选择和改革决策既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又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和公共选择过程，利益集团分析自然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奥尔森从利益集团一旦产生就会长期存在，不会自行消灭出发，崇尚社会变革的激进方式而忽视渐进式改革，似乎也有某些片面性。不仅如此，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个过程，当其是针对原有的利益集团，旨在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而开始形成时，也许在客观上会采取某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行为和活动。特别是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某些新兴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活动有利于市场制度的发育（张宇燕，1994）。《奇迹》在说明渐进式改革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之间?钠胶馐保栌昧艘桓觥巴镀蹦P汀保导噬显擞玫木褪抢婕欧治觯捶袢侠婕诺拇嬖冢辉谒得鳌案铣铰浴钡难≡窈透谋洹⒏母锎胧┑难≡窈透母镏芷诘姆⑸任侍馐保蠖嗍巧缁岢杀竞蜕缁崾找娴淖芴宸治觯鄙俣圆煌嬷魈搴屠婕呕疃木咛蹇疾臁S谑牵嗣橇粝铝苏庋挠∠螅赫难≡窈途霾卟皇谴幼陨砝娉龇ⅲ且陨缁崂嫖荩皇浅鲇诓┺闹辛α慷员鹊氖导剩怯捎诙晕侍獾娜鲜丁U庋焕矗词棺髡叩姆治雒挥衅胱约旱募偕枨疤幔芨械胶芏嗟胤接写徊降耐诰蚝蜕钊搿＊?BR>从以上的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诺斯的理论以产权的形成和变迁为基础，奥尔森的理论以利益集团形成和作用为核心，而《奇迹》的理论则以战略选择为前提，三者各有自己的分析角度和考察重点，都对所论问题提供了自己的解释，因而各有自己的长短。如果说诺斯的理论和奥尔森的理论着重于微观的分析，那么，《奇迹》的理论则着眼于宏观的把握，如果说诺斯的理论集中于基本制度规则的构造，奥尔森的理论专注于集体行动的分析，那么，《奇迹》则把政府政策方向的选择放在首要地位。可见，三种理论并不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互补的。其差别的产生也许与它们各自考察的具体对象不同有关。诺斯和奥尔森考察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兴衰，而《奇迹》讨论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其面对的条件和环境有很大的差别。诺斯面对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自然要把基本制度条件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正是通过提供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表现出来的，因而诺斯的国家理论，强调的与其说是国家的独立行为，不如说是其在相互博弈中作出的选择。奥尔森讨论的主要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问题，这时产权问题已经解决，基本的制度条件已经具备，国家制度及其活动也大致定型，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活动突现出来，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会发展动力的分布和方向，因而对其行为和作用的考察，就成为说明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问题的一个重要关键。奥尔森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对所论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奇迹》面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经济增长的道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制度条件以及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差别很大，其经济发展的成功除了基本的制度条件以外，主要在于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抓住了自己的优势，遵循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经济发展的失败均在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人为地抛弃了自己的优势，超越阶段、揠苗助长的结果。这就是《奇迹》把分析的焦点对准了发展战略选择的原因。

三、几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在比较和评论了几个相关的理论框架以后，我们想就《奇迹》中提到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些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关于“赶超战略”的选择问题

《奇迹》把发展战略作为外生变量，把经济体制作为内生变量，认为战略选择在先，体制形成在后，战略选择决定体制选择。这一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却有点绝对化。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作者把自己的考察范围和分析时段仅仅局限于50年代以后。作者认为，中国领导人其所以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不仅是由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环境决定的，而且也十分直观地反映了政治领导人强国富民的经济理想（第18－27页）。其实，中国其所以选择了“赶超战略”，还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从近代中国的发展来考察，那么，对此就会有新的认识。

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落后了，中国人民遭受了列强的侵略和欺侮，反抗侵略，自立图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不朽篇章。先有洋务运动的师夷制夷，后有民族资本和民族工业的兴起，都是在富国图强道路上的探索和追求。前者的不成功和后者的慢腾腾，一方面把制度变迁和政治变迁推到了前面，另一方面也为制度变迁以后实施“赶超战略”准备了条件。中国共产党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主张，在没有确立重工业优先的思想和认识以前，先有了公有财产制度的概念和计划经济的设想，有了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而行为的明确主张，因而也就有了放弃比较优势战略和选择“赶超战略”的思想和制度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立计划经济制度在先，选择“赶超战略”在后，选择“赶超战略”是由实行计划制度决定的。笔者的这一分析并不是要否定《奇迹》的基本观点，而是想说明，战略选择和体制选择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二者之间也许是相互联系相互决定的关系。

中国选择“赶超战略”既非出于什么个人的好恶，而是中国近展的历史必然和历史曲折。从总体来看，这一战略的实施的确是代价巨大，收益相对较小，但从局部来看，这一战略也的确在一个时期和一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别的暂且不论，有一点也许不会有什么争论，这就是，如果不实行“赶超战略”，也许中国今天还没有自己的原子弹和人造卫星。至于这些东西的意义和作用，人们尽可以作出自己的不同判断。

第二，关于宏观政策环境和市场主体发育的关系问题。

按照《奇迹》的逻辑和结论，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和进一步的选择是，从改变宏观政策环境特别是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入手，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这一观点无疑是有道理的。因为宏观政策环境某些方面的改革的确相对滞后，如金融体制改革，但在一些方面并不如此，如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到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实现了放开粮价，放开经营的改革，为粮食和农产品购销和价格体制转入市场轨道创造了必要的宏观政策环境和条件。但是，进入1994年不久，一些地方粮食供应出现某些紧张，发生了一些抢购和囤积现象，粮食价格随之上涨，中央政府为稳定大局，宣布要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0％之内（这在当时就是不可能办到的），并认为粮食形势有可能危及大局，于是采取措施加强合同定购，限定粮食销价，清理整顿粮食批发企业，同时对棉花继续实行国家统一定价，供销社统一经营。农产品经营的市场化改革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反复。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粮食和农产品经营的市场化不仅要有必要的宏观环境和市场条件，而且要有独立的市场主体和相应的市场组织，形成适当的市场结构。否则市场制度就没有它的实际承当者，市场活动也缺乏它的积极参与者，更无法产生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结和相互制衡，形不成有效的市场结构。目前，集市上虽然出现了一些粮食摊贩，大多是粮食生产者直接的小规模经营，大的粮食私商还没有形成，生产者的销售合作组织也没有出现；虽然出现了一些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粮食和农产品市场，其参与者基本上是国有粮食和商业机构，且交易数量有限，如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日成交量只有几十万吨。粮食购销仍然主要由国有粮食部门垄断经营，其经营活动对基层政权组织的依赖性很大，特别是在粮食收购方面，还不能说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活动。总之，中国目前的粮食市场基本上仍然是一种国有粮食部门独家垄断的结构，一方是强大的国有粮食部门，一方是分散的农户和广大的消费者；粮食从农民的庄稼地走向消费者餐桌的过程，与其说是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行，不如说是按照行政指令行事。放开粮价，放开经营，虽然实现了农民和粮食经营者与政府之间的某种权利交易和权利转移，改善了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宏观政策环境，促进了市场的发育，但是由于取得某些权利的国有粮食部门的二重性质，使得这种权利仍然是一种计划权利，而非自由权利，其最终决策权仍然掌握在政府当局的手里，因而才有收放的交替和死活的循环；取得某些权利的农民，也由于其从属的性质和分?⒌奶卣鳎薹ㄓ行У厥凳┖捅；约旱娜ɡS捎诿挥幸恢侄懒⒍看蟮氖谐≈魈搴椭薪樽橹薪雍褪凳┱庑┤ɡɡ恼庵纸灰缀椭匦陆缍ň褪遣晃榷ǖ模踔潦敲迳系摹G看蟮墓胰够岚讶枚筛┟竦娜ɡ岫拙俚卦倌没厝E┎饭合图鄹裉逯票淝ü痰姆锤春湍孀褪潜厝坏暮筒豢杀苊獾牧恕U庖话咐得鳎镀婕！非康鞲母锖旯壅呋肪呈嵌缘模院鍪邮谐≈魈宓呐嘤捌溆敫母锖旯壅呋肪车南嗷叵担辽偈遣还蝗娴摹＞褪墙饩鱿蠼鹑诟母镏秃笾嗟奈侍猓烤故谴臃趴嗜胧郑故谴哟蚱乒衣⒍希趴裼鹑诨雇黄疲只蚨咄倍鳎际强晒┭≡竦模⒉淮嬖诖臃趴剩纳坪旯壅呋肪橙胧值囊恢盅≡瘛R蛭趴芳鄹瘢患鄹裥纬苫疲撬孀欧枪芯玫姆⒄购托碌氖谐≈魈宓淖炒蠖迪值模趴丶鄹瘢母锲浼鄹裥纬苫疲部梢宰哒馓趼纷印；懵什⒐炀褪瞧渲幸焕＊?/P>

第三，关于实现战略转轨和建立基本制度结构的关系。

《奇迹》始终把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放在中心地位，认为只要实现了从“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就可以保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且认为从改革宏观政策环境入手，建立生产要素形成的市场机制，即可实现这一任务，而对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结构问题不曾提及。然而，作者为此提出的经验证据似乎不太充足。虽然不论是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市场经济国家，凡实行“赶超战略”的，其经济发展都不够理想，但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却没有一个是计划经济国家。这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固有的逻辑使然？从中国自己近十多年的实践来看，同样的宏观政策环境，同样的战略指导，为什么沿海地区的发展如此迅速，而西部地区却相对较慢？除了其他原因之外，难道与东部地区市场制度的发育程度没有关系？须知，市场经济制度并不只是自由定价制度，而是一套完整的制度结构，既包括一系列制度性市场规则，也包括一系列运行性市场规则。前者以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基本规则为本，后者以保护和发展竞争的规则为要。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作为前者的一种表现和后者的主要内容，只有在制度性市场规则实际确立以后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同样，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也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结构建立以后才能真正实行。试想想，香港的经济发展其所以如此迅速，除了外部条件以外，并不是由于港英当局或者什么人制定和实施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而是由于基本制度结构为比较优势奠定了自然发挥的制度基础，为各个行为主体的自由进出和发展创新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最大的行为激励，港英当局的无为而治，正好显示了基本制度的内在力量和决定作用。（英国的发展其所以落后，与香港形成显明对照，并不是由于违背了比较优势的要求，而是由于过度的福利国家政策，损害了人们的经济自由权利，削弱了发展创新的经济激励）其他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其所以实施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不管是否明确提出），是由于各该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其最高当局也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市场制度需要而且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内在要求。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轨中的问题，固然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滞后有关，但根本还在于市场制度基础结构建设的缺陷及其所决定的利益关系使然。试想想，政府为什么不敢也不愿放开利率，改革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尽快完成发展战略的转轨，是因为这样做必然危及大部分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制度的存亡，从而动摇自己立足的基础。只要力量对比的变化不足以使政?谋渥约旱牧⒆慊。颐蔷臀薹ㄗ叱龈慊畲笾行凸衅笠档奈笄灰α慷员仁拐谋淞俗约阂揽康幕。谐【弥贫然〗峁沟慕ㄉ璨拍苡惺抵市缘耐平痈母锖旯壅呋肪橙胧郑渚梅⒄拐铰圆拍芡被竦猛黄啤＊?/P>

第四，关于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问题。

《奇迹》比照激进式改革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认真总结和详细分析了中国改革道路的特征和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前者包括作大蛋糕，增量改革，试验推广和非激进改革；后者包括渐进式改革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改进”，具有内在逻辑上的有序性和不可逆性，能使“分两步跨越同一鸿沟”成为现实，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两种要求之间的平衡。（第246－266页）这些分析运用了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和原理，因而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虽然有些概括和分析还需推敲和深入。不过，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渐进式改革也不例外。一方面，渐进式改革有着明显的优点，即便于保持改革过程的稳定性和逐步发挥改革所产生的增长效应，另一方面，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作为对中国改革经验的理论总结，且旨在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奇迹》对渐进式改革的缺陷和局限不曾涉及，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最近，有人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樊纲，1994；杨晓维，1994），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是过渡经济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改革的初始条件和当时的具体环境。不论作出何种选择，一旦走上改革道路，就会遵循各自的内在逻辑进行。两种改革方式的根本区别有二：一是渐进式改革是先在旧体制旁边或周围发展起一个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份，并随着它的不断壮大来逐步改革旧体制；而激进式改革是先打破旧体制，为新体制的成长铺平道路。二是激进式改革是先确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然后逐步去充实和运行，而渐进式改革则把新体制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的建立放在改革的中后期，在旧体制框架下先培育新体制的因素。两种改革方式的优劣利弊皆由此而来。

从现有的实践来看，由于激进式改革是旧体制病入膏荒，各种社会矛盾无法调和时突然发生的，虽然便于打破旧有格局，建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但却伴有尖锐的冲突和激烈的对抗，往往会造成生产的破坏和下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从而使改革处于不利的环境之中。如果在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建立之后，能够尽快达成社会共识，使新体制及早投入运行，就会逐渐显示新体制的优越性，取得改革和发展的胜利。如果在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制度规范建立之后，仍然无法达成社会共识，各种社会势力和利益集团继续处于不断的冲突和动荡之中，人们就不能从改革中获益，而改革的“摩擦成本”（樊纲，1993）会继续加大，“实施成本”也会增大，甚至会造成新的严重的冲突和对抗。这是激进式改革的最大危险。

与此相反，渐进式改革是在旧体制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尚未完全耗尽的情况下开始的，且改革的初期并不改变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既成利益格局，而是让新体制的因素在边际上生成，因而不仅能够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成本，而且从一开始就能推动生产的增长，从而使人们从改革中受益，促使改革的逐步深入。如果在适当的时候能够一举打破旧体制的核心和基础，确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规则，就可能尽快结束双轨并行的混乱局面，使新体制顺利运行和发展，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如果旧体制核心和基础部分的改革久拖不决，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规范迟迟不能建立并顺利运行，已经成长起来的新经济成份的发展空间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就会耗尽或者被旧体制因素吃掉，不能再对改革中的受损者给以补偿，从而使人们普遍受益，渐进式改革所具有的“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改进”性质就会丧失；改革中在双轨体制下生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成长壮大，并与旧体制势力结合起来，就会从改革的推动者变成改革的阻力；改革中出现的寻租、腐败、分配不公蔓延开来，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就会发生社会冲突。这一切都会进一步增加改革的成本（包括摩擦成本和实施成本），增大改革的困难，渐进式改革的不可逆性就会发生动摇，甚至不经过一次较大的冲突和动荡，不能完成建立基本制度框架和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任务，使“分两步跨越同一鸿沟”的设想无法实现。这是渐进式改革的最大危险。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打破旧体制的基础和核心部分，确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不仅会随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而增大难度，而且这一变革本身就带有突变的性质，往往需要采取某些激进的手段，以打破僵局和旧体制势力的抵制。因此我们不能只强调渐进式改革的优越和好处，而看不到它的危险，也不应把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完全对立起来，褒此贬彼，而应当充分认识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在渐进之中采取某些必要的激进措施，或者在渐进之中准备在必要时向激进方式转变。这样才能使改革大业一步步走向最后的成功。

1995.1.20于北京三里河

参考文献：

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DouglassC.NorthandRobertP.Thomas),1976:《西方世界的兴起》（TheRiseoftheWesternWorld:&127;ANewEconomicHistory），张炳九译，学苑出版社，1988。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C.North）,198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MancurOlson,1980,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曼库尔·奥尔森（MancurOtson）,1982:《国家兴衰探源》（TheRiseandDeclineofNations），吕应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张宇燕，1994，《利益集团和制度非中性》，《改革》，第2期。樊纲，1994：《渐进与激进：制度变革的若干理论问题》，《经济学动态》，第9期。樊纲，1993：《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第1期。杨晓维，1994：《控制、利益和国?衅笠挡ǜ母锓绞降难≡瘛罚毒醚芯俊罚冢保财凇＊?/P>

附：评答成理各抒已见学术有进共受其惠——北京天则研究所评说《中国的奇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说，他的贡献是从书评中得到的。足见书评之重要。事实上，严肃认真的科学批判和科学评价是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契机，好的书评对于评者、被评者和读者将会有多方面的巨大收益。这也许是很多以书评为名出书藉、办刊物的原因（顺便提及，最近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一个双月刊《中国书评》，就是其中一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既然以推进经济学理论研究为已任，自然对于读书、评书给予很大的关注。继去年评论了王绍光、胡鞍钢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之后，最近又召开专门的理论讨论会，评论了林毅夫、蔡方、李周三位学者的新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以下简称《奇迹》）。主评人是张曙光和张宇燕。前者以《探寻中国腾飞之路和推进国家兴衰理论》为题，写了一篇结构严谨、论证充分、有理有据的评论文章（1、8万字），后者以《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为题，写了一篇自由发挥、侃侃而谈、读后感式的杂评（7千字）。两个评论各俱特色，相益得彰，而作者的答辩和与会者的发言也相当精彩。

《奇迹》的分析逻辑、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作为外生变量由政府主动选择的，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是选择和实行赶超战略的要求内生地决定的；作为参照系的比较优势战略是战略转型的方向和体制转轨的目标；已经出现的增长奇迹是由于在调整微观经营机制和放松资源配置的计划制度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以及改革周期的发生，是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相对滞后，进一步的选择是以改革宏观政策环境为中心，加快向比较战略的转变。

张曙光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论。一是认为《奇迹》是一部有水平的理论著作，作者提出并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重大论题，对中国十多年来高增长的奇迹作出了独到的解释；全书的理论逻辑一贯到底，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近十多年来的历史和现实，做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以及改革和发展的结合；具有理论的简洁性的特色，不仅解释了众多的经济现象，而且证明了经济学规范和方法的力量，进而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告诉人们某些经济问题的现成结论，而是教给人们正确观察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法。

二是比较分析了三个理论框架：一个是林毅夫等人的理论，一个是诺斯教授的理论，一个是奥尔森教授的理论。三个理论讨论的都是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问题，依凭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使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得到的基本结论都是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但却有不同的分析角度和考察重点，并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诺斯的理论以产权的形成和变迁为基础，奥尔森的理论以利益集团的形成和作用为核心，而《奇迹》则以战略选择为前提。前二者着重于微观分析，后一个着眼于宏观的把握。如果说诺斯的理论集中于基本制度规则的构造，奥尔森的理论专注于集体行动的分析，那么，《奇迹》则把政府政策方向的选择放在首要地位。可见，三种理论并不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互补的。其差别与它们具体考察对象的不同有关。诺斯面对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自然要把基本制度条件的创造作为自己关注的中心，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是通过提供形成界定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表现出来的，因而，诺斯的国家理论强调的与其说是国家的独立行为，不如说是在相互博弈中作出的选择。奥尔森的理论讨论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这时产权问题已经解决，基本制度条件已经具备，国家制度及其活动也大致定型，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活动突现出来，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决定着社会发展动力的分布和方向，因而对其行为和作用的考察，就成为说明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关键。林毅夫等人考察的是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制度条件以及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差别很大，其经济发展的成功除基本制度条件外，主要是政府政策的选择自觉不自觉地抓住了自己的优势，遵循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失败均在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人为地抛弃优势，超越阶段，揠苗助长的结果。这就是其把分析的焦点对准战略选择的原因。

奥尔森范文篇8

「关键词」集体行动/搭便车/选择性激励

选择性激励的困惑

“选择性激励”（selectiveincentives）是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解释集体行动中克服“搭便车”行为倾向时提出的一种动力机制。他认为，“这种激励之所以是有选择性的，是因为它要求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①。它们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而出力的人来进行诱导。集体行动的实现只有通过选择性地面对集团个体的激励，而不是像集体物品对整个集团不加区别，只有这样，那些不参加为实现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或者没有以别的方式为实现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人所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参加的人才会有所不同②。在奥尔森看来，经济激励不是唯一的激励；人们有时候还希望去获得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在对地位的讨论中人们经常用到“社会经济地位”一词，这表明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间有着某种关联，但有时候这两者肯定是不同的。因此必须考虑以下可能性：当不存在经济激励驱使个人为集团利益作贡献时，可能有一种社会激励会驱使他这么做。而且显然这是可能的。如果对一件集体物品感兴趣的一个小集团的成员同时也正好都是私人朋友，或属于同一个俱乐部，而集团中的一些人把提供集体物品的负担推给别人，那么即使他们的行动使他们在经济上受益，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要受到影响，而且这一社会损失可能超过经济受益。他们朋友可能会运用“社会压力”来迫使他们承担实现集体目标的责任，或者俱乐部会开除他们。这些措施是很有效的，因为日常的观察揭示出，大多数人很看重他们朋友和熟人的友谊，并且很看重社会地位、个人声望和自尊。③

有研究者据此来解释当代中国农民集体上访等维权抗争行动，并认为，“由于农民一般情况下仍然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所以‘选择性激励’对当代中国农民集体上访是适合的”。这种激励具体表现在，“分摊上访费用，均分上访收益”，“对上访代表的物质和社会奖励”、“对不合作者的惩罚”等。④应该说，这样的结论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和解释力的。但是，如果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选择性激励”这一理论模型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活动时，在如下两种情况需要给予特别说明。其一，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是在没有建立稳定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发生的，压力或激励均不来自集团内部，而更多的来自集团之外。其二，农民维权抗争精英作为维权行动的发动者，他们最初的选择并不具有明确的激励特性。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挺身而出呢？也就是说，“选择性激励”作为一种解释范式尚不足以完全说明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动力机制。

本文试图通过对湖南省H县的农民维权抗争活动为实证分析对象，来解构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行动的动力机制。湖南省H县地处中国中部地区，属于典型的农业经济区。这个县的农民维权抗争精英和农民有组织抗争曾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和执政者的高度重视，并影响到了中国相关的农业政策改变。⑤我选择了农民维权抗争精英身份转变这一特定过程为研究分析样本。这是因为，从一位普通农民转化为维权抗争精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关键事件”。深入分析此类“关键事件”可以解释集体行动的组织领导者的动力机制，而他们的思想观念及行动方式对集体行动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有如勒庞所言，“就人类的群体而言，所谓头领，有时不过是小头目煽风点火的人，但即使如此，他的作用也相当重要。他的意志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⑥这里所使用的研究资料，是我对这些农民维权抗争精英长期的跟踪访谈。⑦

实证观察：农民维权抗争精英的身份转化

根据我的观察，可以将H县农村维权抗争精英的“身份转化”归结为如下三个“同类过程”，即“路见不平式”和“逼上梁山式”及两者的混合式。

第一类是路见不平式。这类维权抗争精英，其过程都是从确认存在“不公正”开始的，但这里的“不公正”，主要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更多的是“别人的问题”或“大家的问题”，且他们认为可以采取一些主动的行动来纠正或解决这些问题。这是H县维权抗争精英产生的最主要的方式。在许多精英们讲述的故事中，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发现某些不公正的问题（农民负担、村民选举或侵犯人权等）——进行维权抗争（宣传、上访或直接抵制）——遭受打击——进一步维权抗争。

彭荣俊成为维权抗争精英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路见不平”故事。这位生于1961年的中年汉子，是位退伍军人，虽然已离开军营快20年了，可在他的言谈举止中还有许多军人的气质。他家就住在盐田街旁边的村子里，所以在农闲时他就在盐田街上做些农副土特产生意。1998年7月21日，他到附近的台源镇收购芝麻，与他交易的是一位被当地人称为“人民的大好人”的老头。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就向老头讨教被称作大好人的秘诀。这个老头就告诉他，这个秘决“就是为农民减轻负担，为农民抛头颅流热血”，并答应向彭荣俊提供中央有关农民负担文件。24日这位“人民的大好人”就如约把文件拿给彭荣俊。

“我拿回来后白天没看，晚上才看，我爱人看了就说，干部按县里的规定收取的和省里的文件大有不同，再加上我们农民的生猪税都要按人头来摊，最高每人要摊17元的生猪税，把人当猪来摊钱。她很气愤，对我说，你是个退伍军人，是个男人的话，就要领导农民同这些腐败分子斗。”⑧“我看了以后，发现党中央的政策和地方基层干部的做法相差的确相当大，下面太黑暗了。我回想起十八岁时就能保卫国家的安定，现在退居二线，凭着血气方刚也应该去做。”⑨

于是，彭荣俊就通过宣读中央文件的方式发动群众，成立了一个由13名“减负代表”（代表全责任区13个村）的“代表队伍”，开始组织上访、宣讲中央文件、直接与镇村干部谈判等一系列的维权抗争活动。他本人也成为了H县目前最具威信的维权抗争精英之一，是H县农民筹办农民协会的核心人员。

当然，成为农村维权抗争精英绝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他们因路见不平而拍案而起，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以后所经历的绝不只是鼓励和称赞，而是要遭受到各种打击和迫害。彭荣俊就经历过许多这样的打击。彭荣俊发动农民减负上访，并在集市上用高音喇叭宣谈减负文件后，立即引起了当地党政的警觉。为了制止这种“宣传集会”的“非法行为”，镇村干部提出了要与彭荣俊“座谈”。可就在进行“座谈”的时候，发生了暴力冲突，彭荣俊的妻子因此被打伤，他本人也遭到毒打。这样，彭荣俊就不仅仅是一位路见不平的义士，他同时成为了一位受到过打击迫害的人。一位被无理毒打过的人，如果他停止了维权抗争，在乡村这个熟人社会里，也就失去了人们的起码尊重，会被人称之为软蛋。也就是说，如果彭荣俊还想体面地在这里生活下去，他面前也就只有继续维权抗争这条路了。事实上，H县许多维权抗争精英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这种路见不平奋起反抗的品德在乡村社会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他们敢于为民请命的故事往往在村民们中传得很神，而他们遭受到不公的待遇，他们为此流过的鲜血则唤起了更多的人的觉悟和参与。彭荣俊就很形象地说过：当镇干部指挥社会黑恶势力毒打他妻子后，在当地激起了极大的民愤，有100多人出于“为党的政策”和被打的彭荣俊夫妻“打抱不平”，参加了他们减负上访队伍。⑩

在彭荣俊所说的这些“打抱不平”的人当中，就有范迪初。这位现年57岁的农民，亲眼目睹了彭荣俊妻子被打的过程，并对政府干部采取如此手段对待减负上访代表感到极大愤慨。为了一个“正义”，他投身于这项具有危险的维权抗争活动当中。他从彭荣俊等人手中要过文件，到各村组宣读给村民们听。

“那是在赶场街上，我说有这样的中央文件在这里，加上省里又了哪号文件在宣布，文件头子、标语口号都写在街上。他们（乡镇干部）看了恼火，就把我捉走，我说我是执行政策的，为什么捉我！可一到镇办公室，他们就喊我跪着，打得我鼻孔就出血了，地上流了好多血，又要我自己去擦掉，然后还要我写反省。第二天，先就是把我打得不行，还用绳子把我捆在车上，并挂了一块‘非法组织’的牌子，用车子拉着我打锣游街。”（11）

这样的经历，对范迪初肉体和心灵的伤害都是十分巨大的，可同时又在村民们心目中塑造了一位英雄的形象。他告诉我：我心里总是想，我没有违背党的政策，我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实事求是。我的想法就是，无非你搞掉我的命，你如果把我打死了，后面还有这么多群众，我没犯别的什么法，只是想减轻负担。当时死的想法都有了，就是打死我都不怕。（12）

第二类逼上梁山式。这类维权抗争精英，最初进行维权抗争活动一般都是由于本人遭遇到“不公正”的问题，在得不到合理解决时，进行上访或参加其他人组织的维权抗争活动之中，并逐渐超越个人请求的目的，成为公共人物。其基本的产生过程模式是：本人或亲属受到了遭遇不公正——上访——受更加严重的打击——组织集体维权抗争活动。

现在也是H县农村维权抗争精英最中坚力量的凌学文，走向维权抗争这条道路，可以说是一个“逼上梁山”的故事。他原来是一位长期在外打工做些小工程的人。1994年他在H县市政府给某领导做煤房，一位市政府领导也许是出于了解民情，在闲聊时向他问及农民负担问题。他告诉这位领导说每人每年要交各种税费200多元。这位领导大感惊讶，并提出双方做一个“交易”：凌学文到家里将上交的有关证据拿给这位领导看，而这位领导就给他有关农民负担的文件。就这样，凌学文拿到了文件，也知道下面乱摊乱派有如何严重了。也许出于在外打工忙或其他考虑，凌学文在当时并没有将文件内容告诉他人，也没有采取上访或其他维权抗争活动，他保持了沉默。然而，到1996年初，发生了一件关系到他家利益的事情。

“当时在收生猪税，我不在家。收税收到了我老弟屋里，我娘就说我老弟不在家，她就急着要借钱，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在收96年的生猪税，我说哪有这种事啊，于是我就走回去了。我说，领导都来了，既然要收生猪税，绝对不能按人头平摊，要收就拿文件给我看，不给我看就别收。他们说手续已经办好了，贷款也借了。我很气愤，我想某些共产党的干部太腐败了，竟然在下面这样来骗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去上访了。”（13）

如果他的问题通过上访就解决了的话，也许在H县的维权抗争精英中就没有这样一位意志坚定的凌学文了。更为严重的事情一步步将他逼上了不归路。1996年4月份，凌学文到省政府减负办，这里的官员“很和气”地接待了他，给了他农业法和1991年《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3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等更多的文件，希望他回村向广大农民进行宣传，好将这些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声音传到每一个村民那里去。于是，凌学文就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家乡，成为了党中央政策的义务宣传员。很快他也成了当地一位“有见识、有能力、有胆量、还敢于为农民说话的人”，自然受到村民的欢迎，他也因此担任了村民小组长。

“镇村干部对我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搬弄是非，实行两级干部联合行凶的报复。乘我任组长之机，副镇长陈XX和我村支部凌XX、刘XX、洪XX合谋策划，并骗取我组农户于白纸签字盖章，伪造我的假罪证向镇法院起诉，捏造我96年97年两年贪污现金11000多元，镇法院不调查，就下给我第一张传票。我接到传票就向县、市人民政府报告没回家，接连二次传票又送来，以送传票为名，来了4人，于我家大打出手，打伤我母亲（现年68岁）、妻子和弟弟，赶来解架的群众也被打伤5人，医药费用了2000多元，造成我家的一场无端突劫，我弟身受重伤半年之内不能劳动（14）。我为这些事长沙跑了30多次，到北京去了1次，H县去了20多次”。（15）

我曾经与凌学文及他的家人探讨过他成为减负上访代表这件事情。凌学文告诉我，“因为政策是党中央给我的，不是我自己伪造的，我要用宪法和政策来保护自己，要恢复自己的政治权利，不容人家剥夺。”（16）她妻子说得虽然就有点凄凉，但更为直接明了：“要么最初就不上访还差不多，现在已经上访了，后悔也迟了。已经走上这条路，就没有回归路了，一定得走下去。”（17）

刘明运则是另一类逼上梁山的情况。他是一位已70岁的老实人，虽然解放初搞结束后当过两年乡长，后终因没有文化而回家种田了。他参加维权抗争活动，是由于镇村干部到他家收计划生育押金时，有不规范的行为。

“我家老二两口子都是在广东打工，生了第二胎孩子。97年农历2月19日，镇里加上村里共来了几十人到我家，问我儿子在家里吗。我说没在家，他说要我打电话要儿子回来。我说回来可以，但今天回不了，要等几天啊。他说，那不行，那要交押金。他开口要我交2000，我说2000没有，就说交1000，我说1000也没有，他就说最低要交500，我说500也没有。他说那不行，就要从我家里搬东西。我们生产队的同志就跟他讲好话，说别让搬去了，搬去会搞烂的，你就给点钱给他。后来我就借了200块钱给他们，门窗没装走，但把我门窗搞烂了。第二天到我的亲家里又搞500，收据条子都没有”。（18）

这件事无疑深深地伤害了老人。可他并没有想到要起来维权抗争。这时，减负代表刘德法来告诉他，镇村干部这样做是不对的，并提供了相关的政策文件，动员他一起上访。于是，他跟随屈刚等减负上访代表一起到省城长沙上访。上访回来后，他也就成为了一名上访代表，经常跟随刘德法一道参加减负上访活动。在一次与刘德法到外村以宣读减负文件的方式阻挠镇村干部收取税费时，与镇村干部发生了正面冲突。因而，镇政府对他采取了更为严厉打击。

“大概是11点钟左右到我家来，喊我的门，我也不晓得是哪一个，因为我又没犯什么法，又没做什么坏事。他们把我家房子的门都打烂了，那时天气很热，我穿了条短裤，身上没穿衣。他们抓着我就拳打脚踢，主要就是因为我去搞上访。镇委书记王某就说要打我跪在地上，打得我遍身是血。把我的棺材拖走了不肯赔，还提我一桶油，并把我的棺材做议价卖掉了”。（19）

每当说到这些伤心事的时候，老人总不禁泪流满面。在农村，棺材对一位老人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一位连棺材都没有了的老人，谁还能让他停止反抗？因此，老人说：现在某些党员是这样腐败，对农民这里贪那里也贪，上面党的政策是很好的，下面的污官是这样搞，我们就有些不服。我年老了要死了，我也不怕。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同他们斗。没有一口气，也就没有办法了。（20）

第三类是路见不平和逼上梁山的混合式。这类维权抗争精英最初并不为自己的事情，也没有一定要反抗到底的想法。可当他们为了大家的事走上了这条路时，经受了各种打击和报复后，才发现这原来是条不归路。邓仔生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他是1998年7月份开始参加上访减负的。

“因为那几年我是生产组长，就懂得村务公开的帐目。我就跟村干部讲，村里的帐目不清白。但他有人在乡政府做官。他就说，让你去告吧，看你能奈我如何！最后我就采取了去上访，找到乡政府把村干部和我打赌的事说了，另外还说了村务公开这件事情。我说我是个组长，为什么乡政府发下来的底子没有让农民见面；农民出钱是可以，但还要来个底子，究竟是多少钱？我将这些告诉乡政府，但乡政府不解决。如果当时乡政府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也就不动了；但乡政府不解决，我们就一路上访。然后到了县里、市里。最后到了省里，上到省里以后，省里把政策给了我们。H县市监察局局长兼纪委副书记看了省里批的字：允许农民宣传党中央政策受法律保护。他就说这是省里批下来的，你们宣传政策不违法”。（21）

邓仔生他们从省城回来后，自费花了数百元租用了车辆和喇叭，在车辆两边贴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宣传标语，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工作。

“开始是在本村宣传，做到家喻户晓，结果乡政府派了人来抢喇叭，我们没让他抢去。阴历6月14号赶场，我们准备到场上去宣传。13号晚上乡政府就出动了一百多人来抓我们，全村农民一千多人都来把他们赶走了。群众开始不知道是干部，还以为是贼，把他们作当贼打走了。他们（乡政府派来的人）说是来做工作的，我们就说为什么白天不来晚上来呢？其实我们几个知道打的是干部，但群众把他们当作贼打，我们就让大家去打。14号乡政府就发动村干部阻路，农民看到后说这是违法的，于是赶场的农民全都起来了。我们是在街上宣传，我们懂得这条法律，宣传和游行不同，游行是要打旗子喊口号，而我们是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并没有影响交通，没打旗子喊口号。乡政府说我们这是游行示威，就来镇压，把我们加入98年严打的对象，说我们是一群刁民，给我们全村凡是参加宣传的人发了通知单，强迫去参加学习班。去学习就是被关被打，还要交一百元伙食费，交钱的就放出来。村里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抓去参加学习了，说是非法闹事罚款，私设牢房。有的农民没有去，乡政府就出动车子到人家里去抢，有的人家怕他们来抓就躲到山里去睡，山里都睡了好多人呢。最后看到我没在家里，他们就抄家，把我家里的东西全都打掉了，见了东西就吃，吃不了就提走了。我就躲在市纪委和省纪委，我爱人都是躲在山里睡，不敢在家里，他们把我家的东西全部抄光，家里就日夜不关门了，想进就进，想出就出”。（22）

为此，邓仔生就跑到了省里，可省里没有什么部门真正处理这件事情。他们联合凌学文又上访到中央，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99年5月份我们又找到县里，要求把这事落实，结果H县就把我关起来学习，关了十天还要两百块钱生活费。但你越是关我，我越是要反对你；中央有法律，下面就依法办事，党内依法，群众就会依法”。（23）

从邓仔生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维权抗争精英这条道路的。事实上，H县许多维权抗争精英都有着这样差不多的历史，他们并不是天生的维权抗争者，他们最初也许就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也许为了包括自己在内的集体的事情，也许为了其他人的事情而向基层党政提出批评或建议。但得到的不是问题的解决，反而遭受到了各种打击。这也就迫使他们只有通过不停的维权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

压迫性反应的意义

上述对H县农民维权抗争精英身份转化过程和方式的观察，实际上试图提出并回答与集体行动动力机制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

第一，在“集团”还没有较为明确的边界时，“谁”来区别对待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根据奥尔森选择性激励理论，集体行动能够发生的动力机制是“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24）显然，在这里，“集团”是有较为明确的边界的。这种边界可以表现为有明确约束机制的社会组织如“俱乐部”，也可以表现为虽没有明确组织形态但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如果这种“集团”是诸如“俱乐部”之类有明确成员和行为边界的组织，那么，它可以利用组织资源来对其成员进行奖罚。这种奖罚的力度也就体现了成员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和约束强度。一般来说，约束力越强的组织，就越有集体行动的能力。如果这种“集团”只是具有共同利益诉求而没有明确组织形态的社会群体，问题就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当这样的社会群体中的部分成员采取集体行动来追求群体共同的利益诉求时，并不一定能从这个社会群体中获得组织性的资源。也就是说，由于这个社会群体处于非组织状况，对于其成员不具有组织性的约束力，因此，虽然由这一社会群体的部分成员进行的集体行动是争取这个社会群体共同的利益，也没有具体“机构”来对采取行动的那部分成员给予奖励和对不参加行动的其他成员采取惩罚。另一方面，在没有具有权威意义的组织机构确认或指引，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内部甚至很难确定一个标准来界定和评价所发生的“集体行动”与群体的利益相关。因此，也就有可能对于一个社会行动的评价产生相当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表现在对行动者的完全不同的社会评价，实际上还会导致没有非常明确的标准来区分某一集体行动中的行动者与一定的社会群体的相关性。而这些恰恰是奥尔森选择性激励理论没有解决的。对此，有理论家评论说，“根据奥尔森的观点，随参与而来的选择性激励的范围决定人们加入或者支持集体事业的动机”。可是“奥尔森没有认真探讨如何区分这样的人（即不同范围的人。引者注）；而且，因为那些没有为弥补参与成本提供足够的选择性激励的所有成功的运动注定了奥尔森解释的失败，我们仍然不清楚人们如何实在地区分失去的事业和从长远看注定要失败的事业”。（25）

许多研究证明，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是在没有建立稳定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发生的。（26）从诉求目标来看，农民都有减轻负担这一利益要求（27），但农民这个社会群体并不具有追求这一利益目标的社会组织。这样，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是否具有奥尔森的理论中的“集团”的形态和功能也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了。在我所列举的三类从普通农民向维权抗争精英转化模式中，“选择性激励”可以部分解释像彭荣俊这类因“路见不平”而成为减轻农民负担这一集体行动的发起和参与者的动机和目的，但却很难理解像凌学文这类因“逼上梁山”的集体行动参与者的动力来源。事实上，这三类模式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在压力下成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一般的情况下，这种压力来自三个方面，即基层政府及官员的压迫，农村社区道德评价的压力，家庭具体利益的需求（28）。而在这三者中，基层政府及官员的压迫是农民走向集体行动最为主要的动力。也就是说，在一个只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而没有明确组织形态的社会群体中，集体行动的参与者的真正动力是“集团”外部的压力。农民所进行的维权抗争行动主要不是根据“集团”内部区别对待所进行的“选择”，而是对“集团”外部“压迫”的反应。

第二，当集体行动把改变某一项社会政策或社会现状作为诉求目标时，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与其他社会成员从集体行动中所获得的经济或政治收益并不具有明显的不同，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使那些最具代表性的农民维权抗争精英奋起抗争呢？根据奥尔森选择性激励机制理论，集体行动的实现只有通过选择性地面对集团个体的激励，而不是像集体物品对整个不加区别（29）。然而，在我们前面研究的个案中，这些农民虽然因不同的情形成为了农民维权抗争精英，但他们所提出的诉求目标却是“减轻农民负担”这一有关全体农民（或一定区域农民）的公共物品。（30）由于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行为”，它对一定区域（县或乡）农民利益具有相同的侵害。事实上，通过这些农民维权抗争精英所发起的诸如集体上访或集会游行这类集体行动，最后所产生的政策性改变是普遍性的，惠及这一区域的所有农民，那些集体行动的组织者或参与者并不因此而获得特别的经济利益。比如，当农民以税费政策作为维权抗争诉求目标时，如果获得了成功，参加维权抗争的农民并不一定比其他农民获得更多的减免。而且，由于农民减税等集体行动直接针对的是基层政府，政府和官员不仅可以利用国家专政工具对维权抗争精英进行打击，并会利用其对社会舆论强大的引导能力，妖魔化那些为了农民利益而维权抗争者。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参加维权抗争的农民得到的社会评价并不一定是正面的。（31）也就是说，在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过程中，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甚至在社会评价上，都没有明显的激励机制。正因为如此，我才试图提出“压迫性反应”来回答为何在没有明确“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农民维权抗争的集体行动得以发生。

当然，要论证“压迫性反应”这一分析框架的合理性，还需要回答“为何众多的农民面对同样的压迫而选择了屈服”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对此，已有的研究从农民对权益的认知（32）和公正公平的信仰（33）这两个方面进行过探讨。毫无疑问，那些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并且认为通过抗争可以求得公平公正的农民才会挺身而出；但也不排除他们中的某些人假借维权抗争的名义来获取某些“非法利益”。问题只是，无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一旦他们采取了某些针对基层政府和官员的行动，他们就会面对个体难以承受的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他们需要有相互支撑的力量。这样，如何通过共同的诉求目标来完成共同身份的认同也就成为了一种最为现实的选择。而这种基于共同压力完成的共同的身份认同及共同的利益诉求的形成，正是集体行动得以发生的决定性条件。

简短的结论

以上的研究表明，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的经验事实。为此，我试图提出“压迫性反应”这一解释框架来修正和补充“选择性激励”这一权威的有关“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理论。在这里，“压迫性反应”是作为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来理解的。它最基本的理论表述是：当“集团”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即还没有形成较明确组织形态时，社会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为了改变某一社会政策或社会现实所进行集体行动，其真正原动力不是来自“集团”内部的“奖罚分明”，而更主要的来自“集团”外部的压力。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所提出的“压迫性反应”并不是对“选择性激励”进行替代，而仅仅是为了强调，在某些情形下，集体行动的原动力并不是基于行动主体的选择，而是基于对“集团”内外压力的反应。当然，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两者的异同：“选择性激励”强调了集体行动主体的主动性，“压迫性反应”则说明了集体行动主体的被动性：“选择性激励”为了解决集体行动中克服搭便车的问题，“压迫性反应”则想进一步解释集体行动参与者的原动力问题。

注释：

①②③（24）（29）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的话，第6、41—42、70—71、6、41—42页。

④刘伟伟：《农民集体上访中的“选择性激励”》，载《世纪中国》2005—04—15.

⑤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H县考察》，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⑥吉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⑦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04年研究报告。

⑧彭荣俊访谈（2002年12月29日）。

⑨彭荣俊访谈（2003年1月22日）。

⑩彭荣俊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11）范迪初访谈录（2003年3月2日）。

（12）范迪初访谈录（2003年3月2日）。

（13）凌学文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14）凌学文：《报告》，1999年3月17日。

（15）凌春伟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16）凌学文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17）凌学文家人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18）刘明运访谈录（2003年3月1日）。

（19）刘明运访谈录（2003年3月1日）。

（20）刘明运访谈录（2003年3月1日）。

（21）邓仔生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22）邓仔生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23）邓仔生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25）格林、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应用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26）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和成长》，载《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2期；萧唐镖：《二十年来大陆农村的政治稳定状况》，《二十一世纪》2003第4期。

（27）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主编：《九七效应》，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

（28）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对抗基层党政的群体性事件的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4期。

（30）于建嵘：《当代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31）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集体维权行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9卷，2001年春／夏季。

奥尔森范文篇9

关键词：会计信息；股票价格；关系；研究思路

1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研究的研究思路之一：信息观

股票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具有投资者所希望的某类属性，如代表了对未来股利的要求权。按照通行的财务理论观点，一家公司的股票价格是由其未来的现金流量（即股利）按一定的贴现率进行折现的现值。而会计信息在这其中的作用就是改变投资者对未来股利支付能力的信念，进而改变股票价格，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信息观。然而，会计信息缘何能改变投资者对企业未来股利支付能力的信念，进而改变股票价格呢？一般认为，这可以通过引入以下三个关键性链条来加以说明：

（1）未来会计盈余与现行会计盈余链

（2）未来股利与未来会计盈余链

（3）股票价格与未来股利链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未来会计盈余与现行会计盈余链。会计盈余信息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会计信息，也是使用者最关心的信息。当期公布的会计信息中的会计盈余数据直接影响信息使用者对未来会计盈余的判断。现行会计盈余是对本期经营成果的反映。由于在现实世界中（不完善或不完全市场），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项及其概率分布，所以我们只有依赖历史资料预测未来。会计盈余虽然是对历史成果的反映，但它提供了预见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基础。会计盈余项目按照可持续性大小可以分为两类：永久性盈余项目和暂时性盈余项目。永久性盈余项目预期可持续下去，因此它不但对当期的会计盈余有影响，亦会影响公司未来的会计盈余。如公司对组织机构和管理方式进行改造，引入新的管理方式，削减职工人数，成功地降低了公司的管理费用，提高了经营效率。这体现在利润表上就是当

期的收入增加，成本降低，利润提高。同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公司取得的这一部分利润会一直持续下去。而暂时性盈余项目只影响当期的会计盈余，但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会计盈余。所以，信息使用者可以根据当期的会计盈余信息来判断哪些是永久性盈余项目，哪些是暂时性盈余项目，从而来确定未来会计盈余的预期值。

其次，让我们看看未来股利与未来会计盈余链。影响未来股利的因素很多，然而在影响未来股利的众多因素中，未来会计盈余是影响未来股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些学者认为，未来会计盈余是未来股利支付能力的指示器。有关经验证据显示盈余变动和股利变动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一般情况下，未来会计盈余与未来股利之间是具有相关性的。最普通也是最简单的假设之一是未来会计盈余与未来股利是通过一个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股利支付比率联结起来。虽然未来股利与企业所采用的股利支付政策有很大关系，但是不管企业采用何种股利支付政策，未来会计盈余与未来股利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关性是不容置疑的。

最后，让我们看看股票价格和未来股利链。未来股利与股票价格通过股票计价模型而联系起来。按照通行的财务理论观点，一家公司的股票价格是是由其未来的现金流量（即股利）按一定的贴现率进行折现的现值。所以，股票价格可以被看成是未来股利预期价值的一个函数。

总之，现行会计盈余能影响预期未来会计盈余，未来会计盈余与未来股利相联系，而未来股利又与股票价格相联系。这样，现行会计盈余与股票价格就具有了紧密的联系。同样，现行会计盈余的变动能影响未来会计盈余的预期，未来会计盈余与未来股利相联系，而未来股利又与股票价格相联系。这样，现行会计盈余的变动与股票价格的变动就具有了紧密的联系。因此，在信息观下，对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验证均是围绕着会计信息特别是会计盈余信息的或变动在何种程度上会导致股价也发生同方向变动而展开的。

2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研究的研究思路之二：计价模型观

在信息观下，人们探讨的仅仅是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的相关性及其相关程度，不考虑市场是怎样把信息转换到股价中去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股票价格的形成是一个黑匣子。与此同时，信息观有一个重要假设，那就是市场对股票的定价是有效的，即股票价格反映了公司的经济价值。在信息观产生之后的数十年中，该理论在证券市场研究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发现股票价格不仅反映了信息，还反映了噪音交易者（NoiseTraders）的噪音（Black，1986），出现了许多诸如股票市场过度反应等异常现象，从而认为股票市场可能并没有人们所假设的那样有效（Ball，1995）。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怀疑，促使人们重视股票的内在价值问题，把研究兴趣转移到股票的计价模型上来，于是会计研究方法的计价模型观应运而生。与信息观研究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所不同的是，计价模型观直接研究会计数据在股票定价中的作用，它设计了一个模型来说明会计信息应该怎样转换到股票价格中去，从而揭开了股票价格的形成过程这一黑匣子。同时，在计价模型观下，通过对该计价模型计算所得的股票内在价值与其实际市价相比较，可以发现股价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进而判断会计信息是否有用以及市场是否有效。计价模型观的建立应归功于奥尔森（Ohson，1995）和费尔萨姆与奥尔森（Feltllamand，1995）的模型。该模型是从一对简单的会计关系——净剩余关系出发，来推导财务报表的重要属性。净剩余关系界定了权益的期末帐面价值一定等于期初的帐面价值加上会计盈余减股利。从这种关系出发，费尔萨姆与奥尔森推导了把权益的市场价值与会计盈余的帐面价值联系起来的表达式。费尔萨姆与奥尔森计价模型为股票（或公司）估价提供了可行方法。他们认为股票的内在价值应等于股东权益帐面净值，即（每股净资产）与未来预期净资产收益率（ReturnonEquity，简称ROE）扣除股东权益资金成本后的超额收益率乘以股东权益帐面净值得出的超额收益的折现值之和：



V0/BV0一般被称为市值/帐面净值比率（Market-to-Book-ValueRatio）。从市值/帐面净值计价模型可以清楚地看到影响股票内在价值诸因素及其与股票价值之间的关系。即如果公司的超额盈利能力（即净资产收益率大于股东权益资金成本）越强、能获取超额盈利的时间越长或者能获取超额盈利的净资产越多，则公司股票的价值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同时，如果股东权益资金成本越高，则公司股票价值就越低，反之，则越高。上述计价模型打开了股票估价这个黑匣子，从数量上确定了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函数关系，明确了会计数据在股票估价中的作用其意义十分深远，因为上述模型首次将股票价格与股东权益帐面价值和未来盈利联系起来，从而确立了会计帐面数字在决定股票内在价值中的直接作用。3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研究的研究思路之三：计量观

在研究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面，信息观和计价模型观是两种最基本的理论。在这两种理论之下，对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验证长期以来都是以历史成本会计数据为输入参量的。因此，如果历史成本会计信息本身就具有局限性的话，则在这两种理论之下对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时就不会得出让人十分满意的结论出来。不幸的是，在很多情况下事实的确如此。美国会计学家列弗（LEV，1989）就会计盈余在证券市场的有用性问题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总结性文章，该文对1970-1989年这二十年里在美国三大杂志上发表的所有有关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研究的结论进行了总结性分析，结果得出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结论，即对于窄表现期（2-3天）的研究来说，会计盈余对于证券价格变动的解释力只有2-5%，而对于较宽（一个季度）和很宽（最长为两年）的表现期的研究来说，会计盈余对证券价格的解释力也只有4-7%。列弗认为，会计盈余对证券价格的解释力之所以这样低的原因在于会计盈余的低质量。列弗的结论引发了人们对会计盈余低质量原因的探讨，例如，Collions、Kothari、ShankenandSloan（1994）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会计盈余低质量的原因在于信息观下以历史成本为基础计算的会计盈余的时效性较差。在信息观下，历史成本会计信息对证券价格变动的解释力平均只有5%的事实支持了必须对历史成本会计模式进行修正的想法。特别是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人们对历史成本计量模式缺乏相关性这一严重缺陷的认识开始逐步加深，更加坚定了人们对历史成本会计模式进行修正的决心。在此种大背景下，财务报告的计量观便应运而生。所谓财务报告的计量观，就是在财务报告中更多地报告公允价值会计信息，体现在会计计量方面，就是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逐步取代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由于计量观的出现符合了人们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需求，决定了其出现之后必然会呈现勃勃生机，其前景极为可观。1990年9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理查德.C.布雷登首次提出了应当以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之后，FASB颁布了一系列与公允价值会计有关的准则，包括与金融工具有关的准则以及与长期资产和长期负债有关的准则。

但是，虽然人们对在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中逐渐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必要性都不再持有异议，但对怎么引入、引入多少、在哪些项目上引入等问题上仍存在很大的争论空间。这是因为，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虽然更好的满足了相关性的要求，却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会削弱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而可靠性的降低反过来又会削弱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因此，就有必要在为历史成本会计模式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后，按照信息观和计价模型观所形成的研究方法，对会计信息和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验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在研究会计信息对证券市场的作用这个问题上面，信息观和计价模型观是两种最基本的理论，而计量观则是在信启、观和计价模型观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对西方会计理论界来说，今后要作的一项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在计量观下重新验证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孙国茂.公司价值与股票定价研究［J］.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奥尔森范文篇10

一、会计收益、剩余收益与EVA

EVA经常又被称之为剩余收益或经济利润.剩余收益估价模型中的主要输入变量也是剩余收益，两者都以会计收益为基础，这些貌似甚至雷同的概念在不同应用当中内涵各有不同。因此，对这些概念的厘定是进一步讨论和分析的基础。

会计收益是按公认会计原则(GAAP)计算出的归属于企业所有者的剩余。站在企业所有者的角度，GAAP要求从收入中扣除支付给比股东具有优先权的其他相关者(供应商、债权人、员工等)的费用，得出会计收益用以衡量收入中属于所有者的部分。会计收益的计算因采用的GAAP不同，即收入、费用确认和计量的规则不同，结果有差异*。很显然，会计收益中未扣除所有者的资本成本，跟经济利润的概念不相符。经济利润是经济学中用来描述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的一个概念，它要求从企业收入中扣除所有投入生产要素(包括所有者投入的资本)的成本(萨缪尔森，1999)。但经济利润的概念本身很抽象，需通过一定的计量结果来表示，剩余收益的概念由此产生。

剩余收益是从会计收益(或调整后的会计收益)中扣除所有权资本成本后的余额。剩余收益虽然符合经济利润的概念要求，但应注意的是，剩余收益并不等同于经济利润，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其性质和结果取决于不同的计算方法。由于对资本成本的内涵基本不存疑议，不同版本剩余收益的差别在于对收益与股权投入资本价值的不同确认。可以直接采用会计收益作为计算的．起点，也可对会计收益进行适当调整以更好地反映真实收益；股权资本可直接采用账面价值(BookValue)也可采用现行价值(现行投入成本或现行市价)。这些不同内容的剩余收益概念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剩余收益估价模型中所使用的剩余收益直接从账面股权价值与账面会计收益中算出，不作会计调整，但要求账面价值与会计收益间是一种干净盈余关系(CleanSurplusRelation，CSR)，即账面价值的所有变动(与所有者之间的资本交易除外)都应先计入会计收益，不允许有未经损益表而直接进入所有者权益的项目。

EVA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剩余收益，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要进行会计调整。EVA认为GAAP扭曲了企业的投资和收益情况，如研究与开发费(R&D)本是企业的一项投资却被计入企业的费用，应对此类项目进行调整以反应业绩的真实情况。据斯特恩—斯图尔特公司的建议，会计调整项目可达150多项(埃巴，2001)。这些会计调整往往同时涉及到账面价值和会计收益，因而EVA被宣称为反映了企业的经济利润。但也应看到，这些调整是在会计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的，调整后的账面价值并不是现行的投入资本价值，调整后的收益也并不一定能代表真实收益，所以EVA跟经济学中所理解的经济利润还是有区别的，实际上它是一个介子经济利润与会计收益之间的业绩衡量指标。由于会计调整的复杂性与难以取得的一致性，一个简单的方法是不对会计规则进行调整，而只以资本的市价代替账面价值，这一形式的剩余收益被称为精确的或修正的EVA(RevisedEVA,REVA)。

二、EVA与剩余权益估价：企业过去与未来的经济价值创造(EVC)

企业创造的价值是补偿所有投入生产要素成本之后的超额收入。如果企业初始投入的资本价值是公允价值的话，则企业创造的价值等于其整个存续期间的剩余收益。用公式表示便是：

公式中的X代表剩余收益，K代表资本成本；前一项表示过去创造的价值，后项表示未来预期能创造的价值(以第t期为当前期)。EVCt不受剩余收益（X）计算方法的影响，只要计算第一期资本成本时的投入资本价值是公允价值，最终一期的收益是变现价值与账面价值之差并一贯地遵守干净盈余关系(CSR)，则各种剩余收益概念得出的EVCt是等同的，但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分配存在差异。

EVA作为一种业绩衡量指标，关注的是企业已经和正在创造的价值，即EVCt的第一项。由于不同的剩余收益计算方法导致这一项的总额及在各个期间的分配出现差异，EVA的目标是既要准确反映每一期的价值创造以及时进行业绩考评与奖惩，又要兼顾一个较长时期的价值创造以考虑长期业绩，保持对经理人员的长期激励。杜绝短期行为，因此，EVA以经济利润为己任，同时确保企业长期价值创造在各期间合理地体现。可现行的GAAP却难以满足这一要求，如研究与开发支出的费用及重组费用的会计处理导致支出当期的价值创造不真实地下降，而经营租赁的处理少计了企业实际投入的资本，当谨慎性原则作为一项基本的GAAP被会计人员广泛奉行时。按会计数据得到的企业已实现价值(EVCt的第一项)会小于实际数，企业的价值创造便会更多地移向未来部分。EVA所进行的会计调整突破了GAAP的制约，扩大了“实现原则”的范围，更接近于真实的经济利润，使会计价值创造在已实现和未实现之间做到更好地平衡。

与着眼子业绩评价的EVA的流量性质不同，权益估价是一个存量指标，目标是某一点的企业价值，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权益估价面向未采，不包含已经返回给所有权的收益{价值}。任一时点的企业价值等于未来的剩余收益与过去剩余收益(扣除经返回给股东的部分)，及初始投入资本价值三者之和。若用Vt表示企业价值，则：

公式中的Cs代表返回给所有者的利润，BV0代表初始投入资本的价值。可以证明，在保证干净盈余关系的前提下，

即上述企业价值的后两项之和正好是企业的现行投入资本价值，企业价值可表示为投入资本价值与未来剩余收益之和：

这便是著名的奥尔森剩余收益估价模型。BV在上述公式中代表投入资本价值，一般用账面价值来表示，因此，奥尔森剩余收益估价又被称为会计基础估价(AccountingbasedValuation）虽然剩余收益估价模型适用于翠行GAAP。不用进行会计调整，但并不限于现行GAAP，实际上，它可应用于任何会计模式(只要保证CSR)。若把EVA调整的会计规则当作改进质的GAAP，剩余收益估价中用的剩余收益就是EVA了。

筒而言之，EVA寻求一种依托于会计系统，但尽量接近于经济利润的特定剩余收益；剩余收益估价适用于任何满足CSR的剩余收益概念，其中有一个与EVA的重合点，从而使两者统一于企业价值创造(EVC)的整体框架，一个反映过去已实现的价值创造，另一个则估价未来的价值创造。若用一条横轴表示企业整个存续期间所能创造的价值，则至第t期企业已实现的价值创造(累计剩余收益，CRI)是横轴中以某一点为界线的前一段，后一段是预期未来将创造的价值，分界点的位置取决于剩余收益的概念与方法。

用于业绩评价的已实现累计剩余收益与用于权益估价的预期未来剩余收益是矛盾的，CRI越大，则需要预测的RI越小，估价就更多地依赖于账面价值，反之亦然；但两者又是统一的，过去是预测未来的基础，因而矛盾的焦点是寻找一种适当的计量，以便于评价业绩，又适于权益估价。EVA正是对此作出的一种有益尝试。正如前述，各种剩余收益的计算都离不开会计计量，会计也肩负着业绩评价(受托责任)与权益估价(决策有用)的重任，EVA和剩余收益估价这种联系对会计有何启示呢?

、会计本质的反思：一个价值计量系统

受托责任与决策有用是曾经被反复讨论的会计两个基本目标，其主要实质内容可归结为业绩评价与权益估价。从上一部分的阐述中可知两者统一于企业的价值创造，但当会计用一个底线数字(BottomLine)来区分已实现和未实现的价值创造时，权益估价与业绩评价就会产生矛盾。从剩余收益估价的模型来看，不同的会计模型都能适应，但他们对估价的影响是否毫无差别呢?如果未来是确定的并具有完全信息，确实如此。可未来既不确定也无法取得完全信息，对未来的预测总是存在误差，会计确认的价值创造越多，即BVt越接近于企业的价值Vt，其中包含的未来信息就越多，需要预测的未来剩余收益就越小，也就更有利于权益估价。但这种对实现原则的突破给业绩评价带来了困难，未来将创造的价值需要未来付出努力获得，不能用来衡量过去的工作业绩。这是会计面临的一个两难问题，需要在两者之间做出合理的权衡(Trade-off)。现行会计模式(GAAP)能完成这一使命吗?从EVA广泛取代会计收益作为业绩衡量指标来看，会计似乎没有很好地完成业绩评价的任务；而会计收益与股价之间较小的相关关系(Lev，1989)也表明其难以很好地预测未来。

会计改革的一个理想模式是无偏见会计(UnbiasedAccounting)或市价(Marktomarket)会计。在这一模式下，会计计量的账面价值是权益价值的无偏估计，从而未来的预期剩余收益为0，剩余收益估价公式退化为：Vt=BVt。若以Vt作为投入资本价值显然不再存在未来的经济利润，由此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奥尔森剩余收益估价模型并不适用于存在经济利润的企业或项目(Watts，2001)。事实上，Vt中已经包含了未来经济利润的折现值，而不仅仅是投入资本的价值，以Vt作为计算权益资本成本的基数，当然不会存在预期的剩余权益，各期的会计收益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差额反映的是预期的变动。这一会计模式实际上是会计理论界讨论已久的计价模式与资产负债表中心观，它完全着眼于未来，纯粹服务于决策有用和权益估价。即使不考虑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会计计量方法也完善得足以保证得到可靠的价值，这一模式仍难以用于业绩评价，实践中REVA(修正的EVA)的使用是一个很好的例证。REVA以权益市价作为投入资本价值用以计算资本成本，但收益采用现行GAAP下的会计收益。结果表明，几乎所有股价中有着大额EVA增长预期的公司，其日EVA都呈负值(Young，中译本，2002)。这能被解释为这些公司的股价都被高估了吗?我们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业绩的评价应该建立在投入成本与产出的配比上，而不是价值的变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