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范文10篇

奥地利学派范文篇1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如F·A·哈耶克（F．A．Hayek）所强调的，完全竞争概念的毛病在于它描述了一个均衡的状态，却缄口不谈导致均衡的竞争过程。事实上，这个概念夺走了厂商与动词“竞争”理所当然地结合在一起的一切业务活动（哈耶克，1948年）。于是，在完全竞争模式中，厂商不提高或降低价格，不区分产品，不做广告宣传，也不试图针对其竞争者而改变成本结构，或者做一些在动态经济体制中厂商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熊彼特坚持认为，完全竞争概念不适用于理解资本主义过程，其道理盖出于此。

在熊彼特看来，任何合乎事实的竞争分析，需要将分析的焦点从经济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转向经济如何创造又破坏资源的问题上去。在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中，企业家是个受忽视的形象，但在熊彼特的分析结构中，它占据着中心位置。通过打断经济生活的“循环流程”，即在现有的技术和生产与组织方式下正在进行的现有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企业家起着一种打破均衡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创新来实现的，即引入新产品、新市场、新技术、新原料与其他要素投入、新工业组织形式等等来实现的。其结果是以成本与质量优势为基础的竞争概念，熊彼特认为这比传统理论的价格竞争更为重要，并且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创造性破坏”的基础。熊彼特认为，这种竞争在企业中产生了一种内部效率，它对经济福利的重要性远胜于传统理论的配置效率（熊彼特，1942年）。

对企业内部效率优势的强调，使熊彼特比同时代许多更为传统的理论家对大规模的企业组织甚至享有一定程度垄断权力的企业，持更加宽容的态度。这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共有特征。例如哈耶克，他对划地为牢的垄断与以高效率为基础的垄断加以区别，认为前者的代价超过了必要，但后者并无坏处，因为十分可能的是，一旦一个提供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的企业具有了更高的效率，垄断会消失或者被迫调整，以适应市场条件（哈耶克，1948年）。这正是熊彼特的观点。由于来自新企业、新管理或新思维的竞争威胁，即便是大规模的企业，其立足点也是不断地在动摇的。熊彼特的竞争分析，倒不是为垄断力量辩护，而是为某些企业活动正名；这些活动只是根据完全竞争模式的比较观点，才被判定为垄断性的。他坚持认为，一个企业的素质远比它的规模来得重要。

当代奥地利学派的竞争理论大师是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Kinner，1973年）。柯兹纳的分析方法，吸取了早些时候由冯·密塞斯（vonMises，）发展起来的市场过程分析与“人的行为”概念（密塞斯，1949年）。密塞斯认为，创业精神指的是人在市场上的行为，它成功地引导着资源流向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柯兹纳更为充分发展的竞争理论是基于这一思想：经济生活的手段与目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要受有创造性的人的行为的制约。他将这种创造性的作用定义为创业精神，它在本质上是发现新的然而是人们希望得到的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新资源、新技术或其他手段的能力。无论是发现新的需要还是发现满足需要的新手段，柯兹纳心目中的企业家应能看到并利用别人未曾注意的机会——在要素投入价格低于最终产品价格的市场状况下，本来就存在的获利机会。

柯兹纳的创业精神理论与熊彼特的有所不同。熊彼特的企业家是经济体制中一种打破均衡的力量：他发起经济变革。柯兹纳的企业家则起着维护均衡的作用：他所进行的变革是对他在市场上发现的错误决策与失落的机会作出的反应。与熊彼特的企业家不同，与其说他是自身机会的创造者，不如说是对市场上已经存在但未被注意的机会作出反应的人。因此，在竞争的市场过程中，熊彼特与柯兹纳的企业家可以相互补充——一个创造变革，一个响应变革。

奥地利学派对完全竞争模式的不满，还扩展出了不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理论。哈耶克和柯兹纳对它们的批评与对完全竞争理论的批评一样，即认为它们的分析局限于基本数据被假定为已调整得彼此适应的均衡状态，而相关的问题却在于进行调整的过程。熊彼特批评垄断竞争理论继续接受一种不变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组织形式。即便如此将质量竞争与推销活动引入经济理论，补充了限于价格竞争的传统观点，就某些产业组织专家与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分析和解释实际市场过程所下的功夫而言，这也是一种补充。一般地说，这些都是奥地利学派传统范畴之内的发展。

奥地利学派范文篇2

本刊的编辑约我写一个对于那群通常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工作的叙述。由于我本人也是其中的成员，也许我做不到不偏不倚。但是，我仍将努力符合编辑的要求，描述一下我们奥地利学派正在做的和想要做的事情。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领域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需要彻底变革。古典经济学家的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论点要么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要么只有在经过重大的修正和补充后才能成立。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观点一致。但是，关于缺陷的最终原因，两派观点有根本的分歧，并因而展开了关于方法的激烈争论。

历史学派相信古典经济学的错误的最终源泉是错误的研究方法，即几乎完全抽象—演绎的方法，而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仅仅——或者至少主要是——归纳的。为了完成经济学的必要的变革，我们必须改变研究方法；我们必须放弃抽象而是专注于收集经验材料——专心致志于历史和统计。

奥地利则相反，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仅仅是经济学的年轻时代的普通缺陷。政治经济学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而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它还要年轻，虽然它被过早地赋予了“古典”的名称，它其实只是个新生的胚胎科学。其它任何科学都没有一下子被全部发现，即使最伟大的天才也做不到；因此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全部被发现——甚至古典学派也没有做到——也就不奇怪了。他们的最大缺陷在于他们是先驱者；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后继者。我们比先驱者们多掌握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必采用不同的方法，为只需干得更好。历史学派主张理论应有尽可能多的经验材料的支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赋予收集工作异常的重要性并且希望完全摆脱抽象概括或者至少将其置于后台却是错误的。没有概括就没有科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是关于这个方法之争的（1），其中Menger的《社会科学方法论》（Untersuchungenu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对于所涉及的问题的处理最为深刻和全面。这里应当指出，Menger提倡的“精确”——我更愿意称之为“隔离”——方法，与“经验—实在”方法一样，绝不是纯粹思辩的或者非经验的，而是相反，全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但是，虽然方法之争是引起世人对奥地利学派关注的主要原因，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改革实证理论。他们就像在前线一手持犁一手持剑的农民一样，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和平又有成效的劳动受到历史学派的抨击的干扰，他们才几乎是被迫地花费部分时间和精力捍卫其立场并且解决强加于他们的方法问题。

那么，奥地利学派在实证理论领域中提出了什么新主张呢？

他们的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从价值论开始，其核心是著名的最终效用论。这个理论可以被浓缩为三个极其简单的命题。物品的价值是只有由拥有这些物品才能满足的需求的重要程度衡量的。哪个满足是取决于某个物品的可以非常简单而且准确地通过考察不拥有该物品时哪个愿望将得不到满足而确定。此外，显然，被物品决定的满足不是物品实际用于的满足，而是个人的全部财产能够购买的所有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为什么？因为，根据实际生活中非常简单而且确凿无疑的审慎考虑，我们总是把财产的损失对我们的境况造成的损失转移到最不敏感的地方。如果我们损失的是用于满足较重要的需求的财产，我们不会牺牲满足这个需求，而只是牺牲其它满足较小需求的财产来弥补损失了的财产。因此，损失就落到较小的效用上，或者说——由于我们自然会牺牲所有的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落到“最终效用”上。假设一个农民有三袋谷物：第一袋，A，是用于维持生计的；第二袋，B，是种子；第三袋，C，是增肥家禽的。假设第一袋A被烧毁了。该农民会因此挨饿吗？当然不会。那么他会不会不种地了呢？当然不会。他只需把他的损失转移到最无关紧要的地方。他会用C袋的谷物烤面包，不再增肥家禽。因此，真正取决于A袋烧毁与否的是可以替代它的最无关紧要的单位，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最终效用。

众所周知，奥地利的理论的这条基本原理一些其它经济学家也持有。德国经济学家Gossen在他的185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布了它，但当时它没有受到任何注意（2）。以后，同一条原理几乎同时在三个国家被三位互不相知而且不知道Gossen的经济学家——英国的Jevons（3），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Menger（4），和瑞士人Walras（5）——发现。一位美国的研究者J.B.Clark教授也非常接近了这个想法（6）。但是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运用这一基本思想于构造经济学理论。最终效用的想法是专家用于理解经济生活中的最复杂的现象并且解决经济学中最艰难问题的开门咒语。在我看来，奥地利学派的独到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方面。

万物都归于此：我们只需在现代国家的高度发达和多样的经济中的复杂现象中辨别出最终效用定律如何起作用就行了。这么做开始会很费力，但却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将依次遇到所有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将以最自然的形式出现，因而最容易解决。我将举几个最重要的情形为例——至少在不深入细节的前提下尽我所能——说明这一点。

最终效用定律的基础，如我们所见，是出于认真细致的考虑作出的物品的特定替代。那些最易于舍弃的物品随时会被用于填补更重要的地方的空缺。在有三袋谷物的农民的情形中，替代行为的因和果是很易于理解的。但是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情况则复杂得多，因为物品的替换在方方面面都超出了同种替换。

第一个复杂之处是交换造成的。如果我仅有的过冬外衣被盗，我当然不会受冻，听任我的健康受损，而是会用原本要花在其它地方的20元再买过冬外衣。当然，然后我会少买相当于20元的其它物品，而且我当然会少买我认为我最用不着的；也就是说其效用——与上个例子一样——最小的；总而言之，我会舍弃最终效用。因此，取决于我是否丢失过冬外衣的其实是最可放弃的满足，在给定的财产和收入条件下，我可能再有20美元时购买的满足；通过交换替代，损失以及取决于它的最终效用被转移到性质可能十分不同的其它满足上。（7）

如果我们仔细地深入考察这个复杂之处，我们就会遇到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给定的物品的市场价格以及各人根据各自的不同需要和偏好对这些物品作出的主观估价，与其财产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这里我只能简单地指出，对这个问题的完全的解决需要细致的研究，这个研究是奥地利学派最先开展的，而且下面我将给出他们得出的结论。根据他们的研究，物品的价格或者“客观价值”是买主和卖主根据最后效用定律作出的对于物品的不同的主观评价的结果，而且，价格与“最后买主”的评价十分接近。众所周知Jevons和Walras也得出了类似的价格定律。但是，他们的表述有严重的缺陷，而奥地利学派最先弥补了这些缺陷。奥地利学派最先找到了摆脱过去的理论——即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中的循环论证。无可置疑，一方面市场上的价格受到买主对物品的评估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同样无可置疑，在许多情况下买主的评估也受到市场状况的影响（例如，我的过冬外衣如果能在市场上用10元买到就比用20元才能买到时的最终效用要小）；那些认为供需定律需要更加精确的心理学说明的理论家（8）通常都陷入了循环推理。他们或多或少明确地用个人的评价说明价格，而且反过来，用价格说明个人评价。当然，这样的解决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奥地利学派最先通过上述细致的研究从根本上揭示了实质。（9）

物品的替代性的第二个有意思和困难的复杂之处是由于生产：也就是说只要有充足的时间，需要替代的物品可以被生产出来。正如上述情况中物品是被货币的使用替换的一样，它们也可以直接被生产资料的转化替代。但是，当然用于其它目的的生产资料就少了，而且和以前一样，生产的必然的减少将被转移到那些最易于放弃的被认为最没有价值的那类物品上去。

举Walras的例子（10）：如果一个国家发现需要武器捍卫其荣誉或主权，它就会用原本用于其它不那么重要的物品的铁生产武器。那么，生产武器给该国人民造成的后果就是他们损失了一些最不重要的器具；换句话说，损失落到生产武器所消耗的物质的最小效用或者最终效用上。

这一论点同样导致以某种形式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最重要的理论原理之一。这条原理就是，那些可以随意地不费力地复制的东西的价值趋向于生产成本。这条原理其实是最终效用定律在给定的实际条件下的特殊情形。“生产成本”不过是物品或者其替代品被生产出来所需的材料的总和。如上所述，物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替代品的最终效用决定的，因此，只要替代品可以被随意生产出来，产品的价值就必然与生产材料的最终效用和价值一致，或者如通常所说，与生产成本一致。

关于这种一致性的最终原因，奥地利学派有一个与过去的理论颇不相同的理论。过去的理论把成本当成原因——而且是终及原因——而把产品的价值当成结果来说明成本与价值间的关系；它假定，说明物品的价值这个科学问题只有用作为“价值的最终决定”的成本说明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相反，奥地利学派相信这只是全部说明的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成本等同于物品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当生产资料（燃料，机器，租金，劳动力）上涨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上涨；当生产资料的价值下降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下降。因此，显然必须首先说明生产资料的价值。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细致地贯彻说明时，它总是使我们看到，完成的产品的价值才是起因。这是因为，毫无疑问我们只有当生产资料能够带来有价值的产品时而且正是由于此我们才赋予生产资料较高的估价。因此，因果关系与过去的理论所说的正好相反。过去的理论把产品的价值作为结果加以说明，而把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原因，并且认为不必进一步说明。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发现：第一，生产资料的价值首先需要说明；第二，做出了这一说明而且理清了复杂的关系之网后，人们最终发现生产资料的价值才是结果，而产品的价值才是原因。

我清楚地知道这个论点许多读者初看上去会觉得很奇怪。我在这里无法阐述它甚至无法澄清常见的一些误解。我只提一点。在某些生产资料的真正因果关系出于某种理由显而易见时，过去的理论也承认这条原理；例如，就表现为地租的土地使用的价值而言，AdamSmith指出土地产品的价格并不取决于地租的价格而是相反。同样，没有人会认为铜价昂贵是由于铜矿公司股票价格高昂；而是铜矿及其股票的价值在铜昂贵时也高昂。正如不可能一条河里的水会向山上流而另一条河的水向下流一样，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中的因果关系也不会相反。定律对于一切生产资料都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在某些生产资料的情形中真正的因果关系很容易看出来，而在另一些情形中，由于情况复杂，很难看出来。在那些欺骗性的假象导致相反的说明的情形中也确立定律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之一。

也许这正是最重要的。每个政治经济学家都知道生产成本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起多大的作用——在生产理论中不亚于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又不亚于在分配、租金、资本收益、国际贸易等等的理论中。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在说明经济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重要现象时都被迫直接或间接地诉诸生产成本。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用于说明其它现象的生产成本又在现象体系及其说明中处于什么地位呢？它是不是个所有其余的价值现象都围绕着它转动的固定的绝对的中心点？还是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虽然有种种矛盾的表象——是可变的、是被产品的价值决定的？

这个问题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意义就像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争对于天文学的意义一样。每个小孩子都知道太阳和地球在相互转动，但今天人们不必成为天文学家就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在产品的价值和生产资料的价值之间存在着同样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关系。但是，任何想理解这一关系以及依赖于该关系的无数现象的人都必须知道是产品的价值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还是相反。任何想成为经济学家的人都必须首先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几乎被普遍采纳的折衷行不通。在科学体系中我们不能一会儿说地球绕太阳转一会儿说太阳绕地球转。因此，任何人要是希望主张生产成本是“价值的最终决定因素”可以继续这么做；但是他会发现这么做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我们将公正地期望他试图说明源头，用他的原理完满一致地说明价值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的现象。也许，如果他认真对待这一任务，他会发现困难重重。如果他自己发现不了这些困难，他也必须至少考虑其它人在同一深度上遇到的困难——他们正是由于这些困难最终转而试图根据相反的原理说明价值现象。无论如何，经济学理论的这一部分今后将得到比从前多得多的细心和深刻的研究，除非我们的科学想接受长期以来十分经常加诸它的污蔑，即它是关于经济事物的喧嚣而不是真正的重要的科学。(11)

成本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其实只是一个更加一般得多的问题——在生产同一个于我们有用的效用中的互有因果关系的物品的价值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的一个具体形式。能够生产一件外衣的材料能够提供的效用显然等同于成品外衣将提供的效用。由此显而易见，通过同一个效用对我们的处境产生影响的一个或者一些物品必然在价值上也处于规则的固定不变的关系。这一规则的关系最早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用清晰和全面的形式表达；它以前只是在“生产成本”的名义下以非常不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过研究。然而，这个普遍的而且重要的命题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有意义的推论，却从来没有在关于成本问题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任何关注。很常见，几个物品同时结合在一起产生一个效用；例如，纸、笔和墨一起用于写字；针和线用于缝纫；农具、种子、土地和劳动力一起用于粮食生产。Menger把处于这些关系中的物品称为“互补物”（complementarygoods）。这就出现了一个既自然又困难的问题：这里的共同效用如何分配到各个互补要素上？什么定律决定每个要素的比例价值和价格？

这个问题的命运迄今一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旧的理论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般性问题，但却被迫逐个决定潜在地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具体问题。财产的分配的问题特别需要这样的决定。鉴于好几个生产要素——土地，资本，雇佣劳力，以及雇主本人的劳动——合作生产产品，因此各个要素应占价值的多少部分的问题显然是上述一般问题的特殊情形。

那么，这些具体问题是怎么决定的呢？每个要素都由其自身决定，与别的要素无关，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是这样的：如果要说明租金，那么租金就等于支付了生产费用之后给土地剩余的部分，这里的生产成本包括所有其它费用——资本，劳动力和经理人员的利润。这里所有其它因素的作用都被认为是固定的或者已知的，而且土地被当作根据产品数量变化的剩余量撇在一旁。如果随后在另一章里需要确定企业家的利润，那么人们又假定，把所有其它要素支付了以后的剩余就是他的收入。这时候土地的租金又与劳动、资本等等一样被视为固定的了，而企业家的利润则被认为是随着生产量上升或下降的可变量了。资本在第三章以完全一样的方式被研究。Ricardo说，资本家得到的是支付了工资后的剩余。似乎是为了嘲讽所有这些经典教条，最后，MrF.A.Walker先生说劳动者得到的是支付了所有其它要素之后的剩余——面面俱到了。

很容易看出这些陈述是循环论证，也很容易看出它们为什么如此。论者根本就没有以一般的形式表述问题。他们有几个未知量需要确定，他们没有去抓住问题的关键探究普遍原理并且运用原理可以把共同的经济后果分解为组成部分，而是回避基本问题——普遍原理的问题。他们把研究活动割裂开，并且在片面的研究中每次研究某个量时把其它量当成暂时已知的。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仅仅几页前或几页后他们又把已知的当未知把未知当已知。

古典学派之后是历史学派。如人们经常所见，他们采取可疑的傲慢态度，并且声称他们没能力解决的问题是不可解的。例如，他们认为一般而言不可能说一个雕像的价值有百分之多少来自雕塑者百分之多少来自大理石。

其实，只要正确地表述这个问题，即如果我们希望分离经济的而不是物理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就可解了。它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合乎理性的企业中都被农业或工业企业家解决了；而理论只要正确地仔细地反映现实就能够发现理论答案。最终效用理论在这方面最为直截了当。这是老调重弹。只要正确地观察每个组成部分的最终效用，或者说每个组成部分的存在或不存在会添加或减少什么效用，只要如此研究下去就自然而然地解决据说不可解的问题。奥地利学派最早作出这方面的努力。Menger和本文作者以TheoriederkomplementarenGuter（互补物品理论）为题讨论了这个问题；Wieser以TheoriederZurechnung（贡献理论）为题讨论了同一个问题。尤其是后者，以令人钦佩的方式表明了应如何提出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Menger在我看来则是兴高采烈地指出解决的方法（12）。

我曾称互补物品定律为成本定律的逆定律。前者澄清了从同时的起因——几个因素产生同一个效用时的同时合作——中产生的价值，而成本定律则说明了从时间和因果关系顺序——从接续的几个因素的因果依赖性——中产生的价值。“通过前者，由协作的要素的相互的价值关系组成的复杂的网的网眼——这么说吧，网眼的长度和宽度——就被澄清了；而通过后者我们澄清了网眼的深度；但是两个过程都符合无所不包的最终效用定律，两个定律都不过是对于特定问题的特定应用。”(13)

做了这些准备之后，奥地利学派最终处理分配问题。这里他们不过是把一般的理论定律应用于一系列特殊的问题，而这些一般定律是通过漫长的但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为人所知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都是生产的互补因素。它们的价格，或者说租金、工资和利率，都由那些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的定律和互补物品的定律的结合直接得出。奥地利学派关于这些问题的特定观点我这里就不叙述了。即使我想，我也做不到在这篇文章中对他们的结论给出任何恰当的陈述，更不必说展开了；我将仅限于给出对他们论述的问题以及——如果可能——他们的工作所赖的精神的简要叙述。因此，我将仅仅简要地指出，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全面的资本理论(14)，在其中他们构建了新的工资理论(15)，此外还重新解决了企业家利润(16)和租金(17)的问题。借助于最终效用理论，最后提到的那个问题得到了简单容易的解答，它证实了Ricardo的理论的实际结论并且在许多细节上都论证得更加细致了。

当然，决非最终效用定律的所有可能的应用都作出了。说它们刚刚开始更正确。这里我可以顺便提一下，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试图将该定律运用于金融领域（18），另一些人则运用于法学的某些困难又深刻的问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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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与进一步的研究有关的是，人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改进了科学必需的工具以澄清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如经常所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一个看上去极为平常简单的领域作出了极大的改进和更正，而关于这个领域，几个国家的文献——例如英国的文献——很少论及。我指的是经济品（economicgoods）的概念。Menger交给经济科学一个逻辑工具，这就是既简单又富有启发的物品替代（Guterordnungen）的概念（20），这个概念在所有未来的研究中都有用。本文作者特别致力于分析一个似乎最简单但却是最模糊和误用的概念：物品的用途（GebrauchderGuter）的概念（21）。

相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刚刚开始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讨论（22）。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经济生活的实际需求，更不意味着他们不想把他们的抽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事实正好相反。但是只有先建好房子才能布置房间，而只要我们仍忙于建立理论的框架，我们就不必投身于同样消耗时间的大量的实际问题。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有我们的观点，我们讲授它们，但我们目前所写的文章几乎全部都是关于理论问题的，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是基本问题，而且历史学派对他们的长期无视还必须得到弥补。

那么，说这许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一些人谈论关于商品、价值、成本、资本和其它问题对于经济科学本身有意味着什么呢？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由于我本人属于被讨论的这群人，我感到有些尴尬。因此，我必须限于陈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作为整体是什么样的人，正在试图做什么；而其它人可以判断他们是否成功。

他们苦苦追求的是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复兴。旧的古典理论，虽然在当时很值得景仰，却只是一些相互间关系不明确的而且与人类科学的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的一些片段认识。我们的知识最多只能是修补，而且永远将是如此。但就古典理论而言这个特征尤为显著。先辈天才的洞察使他们发现了纷杂的经济现象中的一些规律，而且，虽然困难重重，他们也试图理解这些规律。而且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从表面深入到了原理中。但在某个深度之外，他们无一例外地迷失了方向。无疑，古典经济学家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所有的说明必须被追溯到哪一点——人们对其自身利益的关注，这种关注并没有受到利它动机的干扰，仍然是所有经济行动的最终的驱动力量。但是由于说明的中间项——人们在确定产品的价格、工资、租金等等时的实际行为应该与对效用的关注的基本动机正是通过这一中间项联系起来——的某个状况，这个中间项一直是错误的。这个状况是这样的。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只和物品打交道；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我们必须与物品还有我们——通过交换、合作等等方式——获得我们所使用的物品的人。当我们成功地表明我们的处境与物质产品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待我们的处境的态度要求我们如何对待这些物质产品时，与世隔绝的人的经济就得到说明了。而为了说明现代经济，显然需要两个过程：第一，和与世隔绝的人经济的情形一样，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利益与外在物品的关系；第二，我们必须试图理解当我们的利益与其它人的利益纠缠在一起时我们据以追求我们的利益的定律。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第二个过程不复杂——古典经济学家也不会。但是他们严重低估了第一个过程的困难。他们认为人与外部物品的关系没有什么需要说明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什么需要决定的。人们需要物品满足其欲望；人们想得到物品，并且根据他们的效用赋予其不同的使用价值。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家关于人与物品的关系所知道的和教导的。尽管交换价值从AdamSmith到Macvane先生的时代一直被广泛地讨论和说明，但人们通常不考虑使用价值，而且经常还说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无关。

但事实是人与物品的关系决不是这么简单和单一。最终效用的现论在生产成本、互补物品等方面的应用表明我们的境况与物品的关系可能有无穷的方面，而所有这些方面都对于我们是否用该物品交换其它物品有影响。古典理论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缺陷正在这里；它试图表明我们在与其它人的关系中如何追求我们的物质利益，但它却未能彻底地理解利益概念本身。自然这些说明的尝试都是不连贯的。说明的两个过程必须像机器的两个齿轮一样匹配。但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对第一个齿轮的形状和嵌齿应该是怎样一无所知，他们当然无法正确地构造第二个齿轮。因此，在一定的深度以外，他们的说明就都成为一些陈辞滥调了，而且这些说明在其推广中是错误的。

这就是理论的复兴的必然的出发点，而且由于Jevons及其追随者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努力，复兴已经开始了。对于一切复杂的经济学说明必然最终导致的经济学的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那部分，我们必须用真正的科学研究取代不够专业的只言片语。如果我们想正确地理解发达的经济秩序的全貌，我们必须细致地研究局部。这是一切科学都或迟或早达到的转折点。我们开始时毫无例外地总是考察最重要的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忽略细微的日常现象。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宏观世界的复杂和不解之谜在最小的显然也是最简单的要素上以更加奇特的方式发生——这时我们明白我们必须在对微观世界的研究中发现理解宏观想象的钥匙。物理学家最早研究天体的运动；今天他们却最多地致力于分子和原子理论，而且我们现在在自然科学中最寄希望于化学的细节带来通向对于整个科学的最终理解的重要进展。在有机世界中，最高度发达的最庞大的有机体一度引起人们的最大兴趣。今天，人们感兴趣的是最简单的微生物。我们研究细胞和阿米巴虫的结构，到处寻找细菌。我确信在经济学理论中也是如此。最终效用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它比众多的其它的早期的价值理论更加正确，而在于它标志着对经济现象科学中的那个关键的转折点的逼近。它表明了在表面上看来简单的人与外在物品的关系中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背后存在不变的定律，发现这些定律需要研究者付出心血；但在发现过程中，对人在与它人的经济关系中的行为的研究也就大部分完成了。屋里点亮的蜡烛照亮了屋外。

当然，对于许多自称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人来说，发现在他们一直辛勤耕耘的领域之外要增加一个新的领域——一个广阔的而且需要大量劳动的领域——可能会使他们感到吃惊、不便和不快。一直以来用“供应和需求”或者“成本”的陈词滥调说明价格现象多么方便啊！现在，突然间，这些支柱倒塌了，我们被迫大大深化基础，而这需要大量艰苦的劳动。

不论是否不便，我们的唯一选择是做那些前辈们忽略了的工作。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熟视无睹是情有可原的。在他们那个时代，一切都是新的和未被发现的，随便在哪里做科学研究都会带来丰硕的结果。但现在不同了。首先，我们是后来者而不是先驱者，我们没有先驱者的优势：要求更高了。如果我们不想继续落后于其它科学，我们也必须在我们的学科中引进我们现在还不具备的严格的规范。我们千万不可洋洋得意。当然，每门科学中随时都可能有错误和遗漏发生；但是我们的“体系”仍然充斥着陈腐的肤浅的错误，这类错误随处可见是一门科学处于原始阶段的确凿标志。我们的研究在触及实质之前就迷失在烟雾之中；我们的研究在遇到困难时立即变得空洞无物；最重要的问题甚至还没有被表述；我们毫不掩饰地循环论证；不仅在同一体系中，甚至在同一章节中，都有关于同一个问题的相互矛盾的理论；我们被混乱模糊的术语引向显而易见的错误和误解——这一切失误在我们的科学中频繁发生，几乎成了特征了。我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其它科学的遵守严格规范的代表人物怀着遗憾看待许多政治经济学的著名著作，并且否认政治经济学具有真正科学的性质。

这种状况必须而且应该改变。在过去40年间主宰了整个德国的历史学派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事。相反，由于它对“抽象”推理的盲目恐惧以及它的廉价的怀疑——它在经济学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宣称问题是“不可解的”而且发现科学定律的努力是毫无希望的——，它一直极大地阻挠了这方面的微薄努力。我并没有忽视他们在在提供经验数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未来将公正地表明他们如何出于片面的热情在一方面做了许多而在另一方面损害了许多。

但是古典学派和历史学派忽略了的奥地利学派今天正在努力完成。他们在战斗中并不孤立。在英国，自从Jevons以来，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同事和追随者正在进行他开创的与奥地利学派相似的研究；而全世界有很多的研究者由于受到Jevons和奥地利学派的激励，最近都接受了新思想。荷兰文的文献几乎完全是这类研究；它们在法国、丹麦和瑞典也开始为人接受。他们在意大利和美国的文献中逐日传播；甚至在历史学派的老巢德国，新思想一寸一寸地在与历史学派的抵抗斗争中夺取着阵地，现在已经占据了强大又有影响的地位。

难道这个有如此的吸引力的趋势只是个错误吗？难道它不是来源于经济学的需要并且满足了这个需要吗？这个需要长期被错误的方法压制，但最终人们依然感觉得到——这就是对真正的科学深度的需要。

NOTES:

1.Menger,Untersuchungenu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1883;DieIrrthumerdesHistorismusinderdeutschenNationaokonomie,1884;GrundzugeeinerClassificationder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inConrad''''sJahrbuhfurNationalokonomieundStatistik,N.F.,vol.xix,1889;Sax,DasWesenunddieAufgabederNationalokonomie,1884;Philippovich,UeberAufgabeundMethodederpolitischenOekonomie,1886;Bohm-Bawerk,GrundzugederTheoriedeswirschaftlichenGuterwerths,inConrad''''sJahrbuch,N.F.,vol.xiii,1886,pp.480,etseq.;reviewofBrentano''''sClassischeNationalokonomieintheGottingerGelehrtenAnzeigen,1-6,1889;reviewofSchmoller''''sLitteraturgeschichteinConrad''''sJahrbuch,N.F.,vol.xx,translatedin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vol.1,no.2,October1890.

2.EntwickelungderGosetzedesmenschlichenVerkehrs.

3.TheoryofPoliticalEconomy,1871,2nd,ed.,1879.

4.GrundsatzederVolkswirthschafslehre,1871.

5.Elementsd''''EconomiePolitiquePure,1874.

6."Philosophyofvalue"intheNewEnglander,July,1881.ProfessorClarkwasnotthenfamiliar,ashetellsme,withtheworksofJevonsandMenger.

7.Bohm-Bawerk,Grundzuge,pp.38and49;Wieser,DerNaturlicheWerth,1889,pp.46etseq.

8.AsforexampleinGermany,thehighestauthorityonthetheoryofprice,Hermann;cf.Bohm-Bawerk,Grundzuge,pp.516,527.

9.Austrianliteratureonthesubjectofprice;Menger,GrundsatzedeVolkswirtschaftslehre,p.142,etseq.,Bohm-Bawerk,GrunzugederTheoriedeswirschaftlichenGuterwerths,PartII,Conrad''''sJahrbuch,N.F.,vol.xiii,p.477etseq.,andonthepointtoucheduponinthetext,especially,p.516;Wieser,Der

naturlicheWerth,pp.37etseq.;Sax,GrundlegungdertheoretischenStaatswirtschaft,1887,pp.276etseq.,Zucherkandl,ZurTheoriedesPreises,1889.IwillnotlosethisopportunitytorefertotheexcellentaccountgivenbyDrJames

Bonar,someyearsago,oftheAustrialeconomistsandtheirviewsofvaluein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Oct.1888.

10.DerNaturlicheWerth,p.170

11.Austrianliteratureontherelationofcostandvalue;Menger,Grundsatze,pp.123etseq.;Weiser,UeberdenUrsprungunddieHauptgesetzedeswirtschaftlichenWerthes,1884,pp.139etseq.;DernaturlicheWerth,pp.164etseq.;Bohm-Bawerk,

Grundsuge,pp.61etseq.,534etseq.;PositiveTheoriedesKapitals,1889,pp.189etseq.,234etseq.

12.Menger,Grundstze,pp.138etseq.Bohm-Bawerk,Grundzuge,PartI,pp.56etseq.,PositiveTheorie,pp.178etseq.;Wieser,DernaturlicheWerth,pp.67etseq.

13.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201.

14.Bohm-Bawerk,KapitalundKapitalzins:I.GeschichteundKritikderKapitalisinstheorien,1884.[TranslatedintoEnglish,withaprefacebyW.Smart,1890]II.PositiveTheoriedesKapitales,1889;differingfromtheolderteachingofMenger''''sGrundsatze,pp.143etseq.

15.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assim,andpp.450-452.

16.Mataja,DerUnternehmergewinn,1884;Gross,DieLehrevomUnternehmergewinn,1884.

17.Menger,Grundsatze,pp.133etseq.;Wieser,DernaturlichteWerth,pp.112etseq.;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p.380etseq.

18.RobertMeyer,DiePrincipiendergerechtenBesteuerung,1884;Sax,Grundlegung,1887;Wieser,DernaturlicheWerth,pp.209etseq.

19.Mataja,DasRechtdesSchadenersatzes,1888;Seidler,"DieGeldstrafevomvolkswirtschaftlichenundsozialpolitischenGesichtspunkt"Conrad''''sJahrbuch,N.F.,vol.xx,1890.

20.Menger,Grundsatze,pp.8etseq.

奥地利学派范文篇3

奥地利学派奠基人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来，特别是W·贾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与杰文斯及瓦尔拉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1977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所说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1884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1889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页注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认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者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敌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理论。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剖析了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20—1940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还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

1903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

“（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见施特赖斯勒，1986年）。

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维塞尔：1914年）。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密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战后的奥地利学派

第一次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处境与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庞巴维克与世长辞。门格尔在退休后的长期隐居中，曾不时在校接待青年经济学家的来访，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虽然维塞尔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至1926年去世，但学术中心已转向年轻一辈经济学家。其中突出的有庞巴维克的学生密塞斯和维塞尔的学生及教授职位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Mayer)。密塞斯只是维也纳大学（不领薪俸的）“特约”教师，从未真正取得过教授职位。他的学术影响主要在大学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战前受教育）著名学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Strigl）、埃瓦尔德·沙梅斯（EwaldSchams）和莱奥·舍恩菲尔德（LeoSchonfeld）（以后还有伊利（Illy））。面对这些变化，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新的著作发表了，一大批年轻学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许多人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Machlup）、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Morgenstern）和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PaulN．Rosenstein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奥地利学派在两个相互交叉的团体里展开了热烈的经济学讨论。一个在维也纳大学以汉斯·迈耶为首，另一个聚集在密塞斯周围，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行著名的“私人讨论会”。密塞斯的讨论会不仅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也吸引了诸如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艾尔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Voegelin）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就是在这一时期，维也纳的学术热情对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种接触的极为重要的结果是罗宾斯1932年发表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罗宾斯，1932年）。主要是通过这部著作，奥地利学派的好些基本观点被汇入了20世纪英美经济学的主流。1931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去伦敦经济学院讲课，此后即受命主持该学院的图克讲座。

哈耶克来到伦敦促进了“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的发展，并使它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对该理论作过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页）。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是因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资源错置的，是生产者预期一部分公众愿意将消费推迟到与时间偏好的真实格局实际上相违背的程度，于是便发起新的生产过程。而继后放弃难以维持的生产项目就构成了周期的下降阶段。密塞斯强调，该理论来源于威克塞尔(Wicksell）和更早的英国货币学派。事实上，密塞斯很难为这一理论被贴上奥地利学派标签提出申辩（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这个理论已经牢牢地贴上了奥地利标签了。哈耶克热情阐述并广泛发展了这一理论（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还（通过这一理论）向英国公众介绍了庞巴维克资本学说的远见卓识，这无疑使这一发展完善的学说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记，并使经济学界认识到该理论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鉴于所有这些发展，我们显然必须认定：从许多方面讲，30年代初期是奥地利学派对整个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时期，然而，这种辉煌的业绩却是短暂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无裨益。这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同一个30年代初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决定奥地利学派命运的几乎是致命的转折点。在短短数年中，除了作为经济学派史上重要但已过去的一页，独树一帜的奥地利学派学说竟从经济学界销声匿迹了。虽然汉斯·迈耶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战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边的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们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国大学。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内瓦，以后到了纽约。由于哈耶克去了伦敦，维也纳再也不是生机勃勃继承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中心。而且，该学派中的许多学者确信，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已被经济学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论经济学优势地位的出现，以及历史学派和反理论学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失势，无疑使奥地利学者相信他们已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没有必要再发展独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了。密塞斯在1932年说过的话道出了这层意思。在谈到通常把经济学理论分为三派，即：奥地利学派、英美学派和洛桑（Lausanne）学派时，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话强调说，这些学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表达相同观点的方法，他们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术语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学说的本质”（密塞斯，1933年，第214页）。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保存并发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这主要是通过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马克卢普曾几次（马克卢普，1981年）列举二次大战前奥地利学派的6个主要观点。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这些观点确实表达了1932年时人们所理解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方法。这些观点是：（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请不要与政治上或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混淆，而是指它主张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到个人行为中去探寻）；（2）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参考有关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3）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的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5）机会成本（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时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之机会）；（6）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表明时间偏好和生产率的“迂回性”）。

不过，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评论似乎是适宜的。（1）大多数现代微观经济学都吸收了这6个观点，只是侧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这6个观点证实了前面引证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论断，即“所有”的经济学流派有共同基础。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的研究却暗示，这6个观点并没有“真正”全面概括奥地利学派。虽然，在当时（20世纪30年代早期）奥地利派学者中很少能证明奥地利学派还有其他观点，但在该学派的传统学说中事实上已隐含着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确阐述。由此来看，（4）一些重要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有别于微观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因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发展起来的。说明这些区别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来阐述，这就使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界仍保留其与众不同的“风貌”。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后期发展

汉斯·迈耶1932年撰文批评“功能价格理论”，并提倡使用“遗传因果”方法。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样理解经济学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别。在此文中，迈耶批评价格均衡理论没有解释导致市场价格的行为“顺序”。要理解这一顺序，就必须理解构成这一顺序的行为的最初原因。根据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撰写的论著，有理由认为迈耶当时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奥地利学派思想中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本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本身（和研究他们著作的人，如L·罗宾斯）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看来，发生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那次著名论战，即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中经济计算可能性的争论，帮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阐发了这一当时被忽略了的含义。仔细阅读一下这次论战的文献就会发现，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击他们的论敌——“主流”均衡派的论点时，阐明了奥地利学派在理解市场时强调过程、学习和发现（拉维（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说过，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学者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就和企业理论中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把价格作为参数一样），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哈耶克阐发了他对竞争性市场过程的解释，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见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时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场过程特征（他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强调知识的作用，而是强调了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参见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据密塞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发展（并且承认这些发展揭示了早期奥地利学派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思想。见：柯兹纳（Kirzner），1985年，及贾菲，1976年），我们有理由在马克卢普提出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观点后面再加上下述几条：（7）市场（和竞争）是学习和发现过程；（8）个人决策是在不稳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此处认定有关选择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上述两个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对奥地利学派传统学说再度重视的中心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该学派的传统学说。

今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由于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些含义至少是部分重选的，另一些则至少是部分矛盾的。为了理清楚这些不同的理解，列举80年代赋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不同含义，不无裨益。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目前的地位，不论是好是坏，完全是由时下这些理解体现的。

（1）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希克斯和韦伯（Weber），1973年；莱塞（Leser），1986年）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和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了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赖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年）。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如前述，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

（3）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类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论著的影响。密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N·罗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论著加强了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但是，另一些观察者会对如此定性奥地利学派提出疑问。虽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早期论著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思想尖锐对立的，但总的来说该学派保持一种超政治的姿态。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维塞尔，1914年，第490页）。虽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Wertfrei）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

（4）对于经济学界的许多人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对卡尔·门格尔以及早期奥地利学派思想，尤其是经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现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出现在美国，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主要包括默里·N·罗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尔·何兹纳（IsraelKirzner，1973年）、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马里奥·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罗杰·W·加里森（Roger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这一派的目标是突出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是一种过程的解释与主导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常常被理解为只有部分是准确的（见怀特（White），1979年，第9页），拒不采用现代数学和经济计量技术。而规范经济学则主要因均衡为方向而广泛采用这些技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的这批经济学家（有时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确自认为早期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赞赏市场有秩序的结果，但在理解这种结果实际是怎样取得时，又与新古典主义有分歧。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的原文和译文得到再版，在经济学界内外吸引了大批读者。

奥地利学派范文篇4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奇现代流派创造性综合

以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现代演化经济学已诞生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间，演化经济学经历了强有力的复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目前，系统地整理演化经济学已有成果的时机业已成熟。

一、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标准之争

目前，演化经济学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标签。正如霍奇逊所指出的，在当代经济学中，许多经济学分支和流派都声称他们的方法是“演化的”，这包括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进化博弈论和“桑塔费”O复杂理论等。在演化经济学领域中，人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法国“调节”学派也自称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流派。1998年，BobJessop在一篇回顾性质的论文中，开篇就指出，“大约二十年间，在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复苏中，更一般地在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调节方法得到了喝彩”。更值得注意的是，Gowdy提出了以阿尔奇安、费里德曼和贝克尔为代表的“新古典演化经济学”这种观念。对于那些把演化经济学看做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学家来说，“演化”这个概念在使用上的混乱无疑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正如生物学家莫诺在一次讲演中所指出的，演化理论(另)一个奇怪的方面是每个人都认为他理解了它。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试图对演化经济学加以定义，并在90年代中期导致了演化经济学的划分标准之争。

1995年9月，在荷兰举行的“比利时一荷兰后凯恩斯研究协会”第十六届年会上，霍奇逊和维诺曼就演化经济学的划分标准问题展开了争论。霍奇逊指出，演化经济学家们典型地被他们的智力史所迷惑，如纳尔逊和温特在他们的著作(1982)中忽视了凡勃伦开拓性的工作，虽然他们现在纠正了这个过失。但在霍奇逊1993年出版了演化经济学思想史的著作《经济学与演化》之后，Langlois等在他们涉及学科历史的论文中仍在忽视凡勃伦。为了弄清“演化”概念的含义并认真考虑这个概念的历史，霍奇逊1993年曾按照“系统发生论”和“个体发生论”的标准对使用演化方法的经济学家进行分类。在这次会议上，他又提出了另一套分类的四个标准，这就是：(1)本体论标准，是否强调演化过程中的新奇性和创造力；是否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时间不可逆。(2)方法论标准，是否采用简化论的做法。由于方法论个体主义是简化论的主要表现，所以，简化论与否也就是是否强调在个体之上存在着突现的制度等结构特征。(3)时间标准，在承认渐变的同时，是否考虑突变的重要作用。(4)隐喻标准，是否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或者是否反对主流经济学的机械隐喻。从这个标准出发，霍奇逊认为，只有凡勃伦、康芒斯、罗金、纳尔逊、温特、霍布斯甚至凯恩斯等包括在内。

与霍奇逊对演化经济学严格划界的做法相反，维诺曼认为，演化经济学不应限制聚集在其旗帜下的经济学流派的数目，他反对把演化经济学看做是与新古典经济学所代表的任何东西相对抗的这种看法。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对“正统经济学”中的“演化经济学先驱”进行了考察，这包括“(新)奥地利学派”、“社会生物学家”和“芝加哥经济学家”。在“正统经济学”的这三个分支中，只有“(新)奥地利学派”致力于替代新古典经济学，其他两个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捍卫者。其中，“芝加哥经济学家”就是指Gowdy提到的“新古典演化经济学”代表人物阿尔奇安等，这些“芝加哥经济学家”运用“自然选择”的生物学理论，论证了经济演化过程可以产生新古典的结果。维诺曼指出，用自然选择论证理性决策决不是与进化生物学相异的，费里德曼对新古典行为假定的“仿佛”理解反映在社会生物学家道金斯有关论述中，“芝加哥经济学家”的论述最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与演化经济学相异的。因此，维诺曼认为，演化经济学不应排除新古典经济学，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新古典演化经济学的存在。他最后的结论是，演化经济学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它把正统理论中处于背景状态的演化力量和机制放在了核心地位，演化理论可以被看做是经济变迁的一般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其特例。按照维诺曼的这种看法，演化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的关系犹如相对论、量子力学等与牛顿力学的关系。所以，按照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维诺曼也应该承认，演化经济学仍可以被看做是经济学的“范式革命”。笔者认为，维诺曼论文的目的是为了强调经济思想发展的包容性和某种连续性，反对用经济演化理论完全替代新古典经济学。

然而，新古典传统的“芝加哥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的演化经济学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讨论如何定义演化经济学。笔者认为，魏特的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福斯指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和魏特等所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就是已存结构的转变和新奇的突现及其可能的扩散。但新古典经济学是与此不同的。我们知道，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新奇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个人的创造性和选择，它是人类有目的行为的结果。如果存在真正的选择，社会个体相互之间在偏好上必须是非同质的，个人偏好也必须是可变的。而新古典经济学所讲述的是一个在给定偏好和目标约束条件下效用最大化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行为已经预先机械式地被决定了。我们不难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为什么要把这种新古典行为讽刺为“理性傻瓜”。新古典经济学是自相矛盾的，虽然它自称为“选择的科学”，但实际上有目的的行为和选择在其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它无法容纳个人的创造性和新奇行为。因此，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其本体论假设上的不同，当演化经济学对世界持有新奇和变异不断突现的开放宇宙观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如理性最优和代表性行为者就从根本上排除了新奇和变异不断突现的开放性过程。简言之，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区别就在于其理论体系能否抓住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

按照新奇这个本体论标准，芝加哥经济学家就必须被排除在演化经济学之外。阿尔奇安在其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指出，最大化行为没有必要用行为者的动机来论证，而是“进化”的竞争力量将使接近于最大化模型所预测的企业生存下来。在阿尔奇安看来，我们不需要关心企业的动机以及他们如何决策，他认为这与解释“自然选择”的竞争过程无关。因此，阿尔奇安虽然指出了把标准的微观经济理论扩展到不确定性情况时所存在的困难，但他明显地看低了有目的行为这个概念的理论地位。对费里德曼来说，虽然明显地独立于阿尔奇安，但他在其经典论文《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中，也求助于“自然选择”论证了以下两个论点：第一，市场竞争倾向于保证最有效率的企业生存下来；第二，最有效率企业的行为“仿佛”是在使其利润最大化，无论他们是否有意这样做。贝克尔更是相信用“自然选择”论证最优化模型的正确性，以至于他后来声称，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科学分析的唯一基础。然而，正如罗斯彼所指出的，他们当中甚至没有一人暗示过经济学家们应该研究一下选择过程的发生所需要的条件，据此，罗斯彼对这三位经济学家拙劣的生物学类比提出了系统的批评。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早已指出，芝加哥经济学家运用“自然选择”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捍卫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维诺曼等所提出的新古典演化经济学这种观念是不能成立的，它混淆了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性分歧。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流派

现在看来，霍奇逊和维诺曼之间的演化经济学划分标准之争并没有解决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问题。笔者虽不赞同维诺曼把演化经济学扩大到它所反对的新古典经济学上，但也不同意霍奇逊过于严格的划界办法，因为按照霍奇逊的标准，我们不仅难于理解熊彼特与“新熊彼特”的关系，而且也排除了奥地利学派对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所提供的不可或缺的重大思想。事实上，在维诺曼提出异议后，霍奇逊在其编辑的《演化经济学的基础(1890—1973)》(1998)一书中只强调了新奇和非简化论的标准，他把遵奉凡勃伦、熊彼特和哈耶克传统的经济学家包括在其中，从而扩大了人选的范围，但仍排除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而且，霍奇逊这本书并未考虑到1973年以后的发展。笔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是对各流派的批判性吸收，它不应要求各流派完全符合创造性综合所要达成的目标，因此，新奇作为必要条件就足以成为区分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标准了。按照这个标准，笔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主要是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所构成。

(一)以霍奇逊为代表的继承凡勃伦传统的老或后制度学派。演化经济学这个术语最早是由凡勃伦在1898年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中提出的，在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的眼中，制度经济学就等价于演化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一般地也倾向把演化经济学等同于凡勃伦传统的老制度学派。作为老制度学派的鼻祖，凡勃伦深受当时达尔命的影响，他对前达尔文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至今看来仍是非常强有力的批判，强调经济学应以“制度”或“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这个学派与新制度学派在研究纲领上是相当不同的，近十几年来得到了较强的复兴，它早于新制度学派一个世纪就提出了目前后者在新研究方向上所设定的问题。该学派1965年在美国成立演化经济学学会，1967年开始出版会刊《经济问题杂志》，从1970年开始颁发“凡勃伦一康芒斯奖”。1989年该学派在欧洲成立由霍奇逊任秘书长的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1999年，霍奇逊开始编辑出版《制度与演化经济学新视野》丛书，2000年在赫福德郡大学成立研究中心。

(二)在演化经济学的复苏或现展中，熊彼特成为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继承其传统的经济学家自称为“新熊彼特”学派。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新熊彼特的”这一名词是我们整个分析方法的适当名称，正像“演化的”一词一样适当。为了成为“新熊彼特”学派，我们才成为演化的理论家，因为演化的思想为我们详细说明和正规表述熊彼特看法提供了一种可以工作的分析方法。新奇是熊彼特理论的重要本体论预设，他把创新看做是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强调了非均衡和质变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突出了企业家和技术创新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新熊彼特”学派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传统，做了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并以研究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创新体系等而闻名。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学派就对网络经济和信息革命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该学派1986年成立国际熊彼特学会，每两年召开—次会议，颁发“熊彼特奖”并出版会议论文集。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桑塔费经济学家布赖恩•阿瑟1990年获“熊彼特奖”的论文1998年已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并由笔者撰文加以评论。老资格的罗斯彼和年仅28岁的Potts获2000年“熊彼特奖”，后者的著作试图为异端经济学的所有传统和流派提供统一的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基础。“新熊彼特”学派目前在研究风格上已形成了两种相当不同的分支文献：更形式化建模的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和描述性的创新体系理论，后者的形成还受到德国历史学派和老制度学派重要的影响。

(三)一般认为，奥地利学派是由19世纪末著名的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所开创，后经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阐发，并在20世纪20、30年代由米塞斯和哈耶克挑起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大论战”中达到顶峰。与其他学派不同，该学派支持者之间存在着较重大的意见分歧，以至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该学派已消失。实际情况是，该学派在二战后取得了较重大的进展，并在英美国家扎根，成为“移植的”学派。自哈耶克以降，该学派存在着一个相对统一的基础，即市场作为过程的观念，尽管他们在市场作为发现还是创造过程的看法上分为两大阵营。霍奇逊在前引1993年的著作中把门格尔看做是经济演化思想的先驱，他认为，奥地利学派要比新古典阵营中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更多地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性质，经典例子之一是门格尔有关货币从物物交换经济中有机和自发地演化出来的理论。奥地利学派一直是新古理性经济人这个基本假定的批判者，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假定所有的个体对同一问题会有同样的感受，尤其是企业家在发现常人不能看到的机会上具有独创性。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上，预期和想像力至关重要，该学派突出地强调了主观知识对新奇的重要性，这是演化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必须进一步深究的重要见解。

(四)作为演化经济学中较少被注意到的流派，“调节”学派对制度多样性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化深有研究。笔者认为，多样性是变异和新奇突现非常重要的条件，这是该学派隐含的假定。该学派在理论体系中也注意到了个人创造力的重要性，作为发端于法国巴黎的学派，其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它虽然与“结构马克思主义”一样强调作为社会结构的制度的重要性，但拒绝后者对经济行为者能动性的忽视。“调节”这个概念在法浯中更接近于系统论的含义：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或过程在某种条件下交互调整从而产生某些有序的动态。正如Jessop指出的，“调节”这个动态概念强调了，在与资本主义不稳定变化的客观需要相适应的特定条件下，历史上因事而变的经济和非经济机制交互作用导致了经济行为者所采取的行动。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取决于相当特定的制度实践，但这些制度的共存与连贯性不能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偶然事件、有意识的社会行动以及在生产者背后起作用的经济趋势等因素多样化结合的结果。资本主义再生产是因事而变和不确定的，只有某种能够容纳其内部冲突和矛盾的调节模式才能使之成为可能。调节模式则是使资本积累结构得以稳定的习俗、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和行为型式的突现性系统。20世纪80年代，“调节”学派最著名的工作就是运用其框架对美欧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进行了分析，它对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如经济地理学和社会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演化经济学面临创造性的综合

如果从凡勃伦创建老制度学派算起，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上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它滥觞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后经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沉寂时期，到80年代现代演化经济学才真正起飞，现在它正面临着创造性综合的挑战。下面将就各学派之间创造性综合的可能性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

(一)奥地利学派和老制度学派。演化经济学这两个最古老的流派，从一诞生起就是新古典个人行为假定的批判者，它们都强调了人类行为的日的性，但有很大不同的是，老制度学派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个人行为给予了更多的自我决定的假定，它排除了制度的塑造作用；相反，奥地利学派则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假定个人行为是机械的、没有自主性，它排除广想像力和创造力对个人行为的决定作用。由此，这两个学派在长期的发展中都忽视了对方所强调的方面，奥地利学派片面地用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解释自发秩序的演进，而老制度学派则看低了个人想像力和创造力在制度演化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两者都未能处理好制度(结构)与个人(能动作用)的辩证关系问题。实际上，新古典个人行为假定的错误是，它不仅排除子个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而且也排除了制度对个人行为的塑造作用，奥地利学派和老制度学派都只说对了一半。笔者认为，在这两个学派内部就存在着纠正各自偏差的因素。首先，重读1898年凡勃伦对新古典个人行为假定著名的冷嘲热讽，我们不难发现这与奥地利学派对新古典的批判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享乐主义关于个体的概念是将人视作闪电般地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他像一个追求快乐的摇摆的同质的小球，外界的刺激使他移动，但不会使他有所改变。他既没有前因又无后果。他是一个孤立的、确定的人类已知数，除了冲击力使其在不同的方向移动外，他始终处于稳定均衡态。他在空间上自我驱动，绕着自己的灵魂轴心对称地旋转，直到外界力量强加于他，使他不得不屈从。当这些作用消失之后，他又成了一个和以前一样静止的、不易冲动的欲望小球”，其次，在奥地利学派阵营内部，研究传统的演进也出现了突变，提出了发展制度理论的要求。葛劳蕊指出，虽然该学派以市场过程作为相对统一的基础，但拉什曼激进主观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奥地利传统的突变，从而产生了以柯兹纳和哈耶克为一方与拉什曼为另一方的“大分水岭”，当前者把市场参与者看做是发现者之时，后者把他们主要看做是新机会的创造者。传统奥地利学派对拉什曼的看法是矛盾的，因为这对市场自发演进的个体主义观念提出了疑问，但这种疑问又是其传统自然演进的结果。拉什曼认为，当把人类想像力放在市场过程的核心地位时，市场就不存在自发均衡的趋势，制度作为个人行为和相互协调的向标就起着重要作用。拉什曼的创新无疑为两个学派的综合提供了基础，批判实在主义有关结构与能动作用的关系理论可以为此提供统一的框架。

(二)老制度学派与“新熊彼特”。虽然纳尔逊和温特在其经典著作中遗漏了凡勃伦的重要贡献，把熊彼特视做其理论的先驱，但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可以认为，纳尔逊和温特把企业惯例作为基因这种选择单位的类比物，实际上是凡勃伦关于制度是基因类比物的再发现。“新熊彼特”学派主要关心的是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制度变迁为基础的，但在早期发展中对此却很少进行深入探讨。然而，随着创新体系文献的出现和发展，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已把相当大的精力转向了对制度问题的研究，老制度学派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对技术变迁进行形式化建模的“新熊彼特”学者对此没有什么兴趣，这反映出老制度学派与“新熊彼特”学派中追求数学化的分支仍是不相容的。老制度学派与“新熊彼特”学派分别对制度和技术有深入的研究，两者具有互补性。近年来，纳尔逊不断强调技术和制度的共演，这对两个学派的杂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奥地利学派范文篇5

传统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哈耶克在《物价与生产》（1931）中阐述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哈耶克是从某种均衡状态出发来分析经济周期的。哈耶克的均衡，是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货币数量一定、整个社会的消费—储蓄比例一定，从而生产的纵向结构一定时，人们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和用于购买资本品的货币之间的比例，等于消费品产量与资本品产量之间的比例，即两类产品的需求之比等于供给之比，这个比例称作均衡比例。

（一）关于生产结构的论述

哈耶克的生产结构，就是生产的迂回程度或资本化程度。迂回的生产包括若干顺次相继的生产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以上一阶段的产出为投入，又以自己的产出为下一阶段的投入。除最后一个阶段之外，其它阶段生产的都是中间产品。这种具有纵向顺序的诸生产阶段全体，就是哈耶克所说的生产结构。当生产的迂回程度变化时，意味着生产结构的变化。他强调这种变化对于经济周期的出现有重大关系。而生产结构是稳定还是变化，取决于各生产阶段上的企业赢利状况，而这又取决于各阶段产品的成本和相对价格。因此相对价格是决定生产结构的最重要的因素。

哈耶克认为，生产结构的变化会由于两种原因，一是货币数量一定时社会的消费和储蓄之间的比例发生自愿的变化；二是消费与储蓄之间意愿的比例不变，但货币数量有了变化。当生产结构由于自愿储蓄增加而变化时，只要货币数量一定，经济就会经过一个平稳的自发过程而建立起新的均衡。从某一均衡状态出发，若消费者的自愿储蓄增加了，则增加的储蓄将全部转化为投资。因此自愿储蓄增加的结果是减少消费需求，增加资本品需求，从而引起消费品相对价格下降和资本品相对价格上升。较晚的接近于消费品生产阶段的那些阶段中，其产出的资本品的价格由于受消费品价格下降的影响也可能下降，但幅度将小于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幅度。而较早阶段产出的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则肯定上升。相对价格的这种变化，导致较晚阶段所用资金的利润相对下降，而较早阶段所用资金的利润则相对上升；从而使资金及非专门性货物由较晚阶段向较早阶段转移，甚至导致新生产阶段的出现。生产的迂回程度加深的结果，是消费品产量相对减少，而资本品产量则相对增加。与此同时，用于消费品生产阶段和接近消费品生产的其它较晚阶段上的货币量将减少，用于较早生产阶段上的货币量将增加。结果，随着自愿储蓄的增加，消费品的需求和供给都趋于相对减少，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也趋于相对减少。因此，只要自愿储蓄的增加是稳定的，最终将建立新的均衡，消费品需求和资本品需求之间的比例将再次等于它们之间在供给方面的比例，但这一比例将小于自愿储蓄未增加时的比例。

当自愿储蓄减少时，将出现相反的结局，新的均衡比例将大于储蓄未变动时的比例。生产结构除了由自愿储蓄的变化而引起变化之外，还会由于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引起变化。一旦货币数量发生变动而消费—储蓄之比不变，且货币流通速度也不变时，旧的均衡将被打破，而新的均衡只有在经历了波动之后才能出现。

（二）新增货币用于购买资本品的情况

哈耶克认为，货币数量变动对均衡的扰动，会因为新增货币首先用于购买资本品还是首先用于购买消费品而有所不同，由旧均衡走向新均衡的途径会有所不同。

如果是以银行向生产者发放贷款的形式增加货币数量，为此必须使货币利率低于均衡利率。货币利率降低使原有各生产阶段的企业实行要素替代，即用资本品替代原始生产要素。这种行为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在初始的充分就业状态中释放出一部分原始生产要素，并投入更早的生产阶段，使生产阶段增加，迂回程度加深；二是引起资本品生产，尤其是较早生产阶段的利润相对增加，非专门货物从消费品生产阶段和其它较晚生产阶段向较早生产阶段流动，在经历一段耗尽消费品原有储备所需要的时间后，非专门货物的这种流动将引起消费品减少。

如果这种消费品减少伴随着消费者自愿储蓄的相应增加，那么货币数量变动引起的经济扰动将平稳地过渡到新的均衡。但现在的问题是消费者并不打算改变原有的消费水平和原有的消费储蓄比例，即消费需求并没有减少。消费需求维持原状，消费品供给却减少了，结果便是消费品价格上涨。

如果这种价格上涨没有被消费者货币收入的相应提高所抵消，消费者将被迫减少消费水平。这就是出现了强迫储蓄。但消费者货币收入最终将由于货币量增加而提高，这是因为经济始终保持充分就业状态，即原始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并没有减少，只是改变了使用方向；所以企业用新增货币进行投资的结果将使新增货币逐渐转移到原始要素所有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手中。这就使消费者们有可能用更多货币购买消费品，结果消费品价格相对于资本品将更快上涨。

如果这种消费品相对价格上升的势头被银行对企业的进一步放款所抵消。那么，经拉长的生产过程将继续保持。但是由于法律或营业习惯的限制，银行不可能持续地扩张信用，于是出现货币资本供给的短缺。

如果企业在银行供给的货币资本出现短缺之前，借助于新增加的货币，已经胜利完成了为时较长的新的生产过程，那么就可以生产出较多产品以供消费，于是消费者增加货币收入后恢复原先消费水平的行为，也不会改变已经加深的生产迂回程度，如果企业尚没有完成为时较长的迂回生产，而货币资本已告短缺，那么，只要自愿储蓄不增加，银行增加货币贷款给企业将引起资本品相对价格的一度提高，生产迂回程度的一度加深；但最终将由于货币资本供给的短缺而出现消费品相对价格上升，非专门性货物又从较早生产阶段流回消费品生产阶段和较晚的资本品生产阶段，剩下的那部分非专门性货物不够完成较长生产过程之用，曾经一度拉长的生产过程将出现纵向收缩。在生产过程收缩之后，较早生产阶段将出现专门性货物，尤其是专用设备的闲置，这正是萧条的特征。哈耶克认为，正是生产过程这种一伸一缩的情况，使经济出现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波动。

（三）新增货币用于购买消费品的情况

以上是新增货币首先用于购买资本品时的情况。如果从某种均衡状态出发，新增货币首先用于购买消费品，那将出现相反的过程。这时消费品价格以及较晚阶段中生产出的资本品价格将相对提高，在短期中甚至超过最后将达到的均衡水平。于是大量非专门性货物由较早生产阶段流向较晚和最终的生产阶段，生产过程将缩短，在短期中甚至有过分缩短的倾向，即实际生产过程在短期中甚至比新的均衡比例出现后会有的生产过程还要短。原先一些较早阶段中的专门性货物将由于与之配合的非专门性货物的不足而闲置。不仅专门性货物会闲置，在原先较迂回的生产方式已无法维持，而新的较短的生产方式又没有充分完成到足以吸取全部非专门性货物的程度时，连非专门性货物也会出现一定的闲置。于是整个经济出现萧条现象。哈耶克认为，专门性货物的闲置，并不能证明消费不足。在哈耶克看来，萧条或者说资本品的闲置，并不是因为消费品生产部门因生产过剩而减少其对资本品的需求，而是因为消费相对说来太多，消费品生产抽光了使较早阶段的专用资本品得以发挥作用的非专门性货物。所以哈耶克的周期理论被人称作消费过多论。而消费品生产之所以能够抽去大量的非专门性要素，又源于银行不肯充分供应货币资本以支持企业的投资，所以他的周期理论又被人称作资本短缺理论。

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一）新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周期是由货币因素引起的

在货币经济中，由于银行系统可以自行创造出流通手段，从而可能引起货币的紧缩和膨胀。另外，在生产部门，资本化的生产方法是普遍的形式，即大部分原始的生产资料（劳动和土地）不是用来直接生产消费品，而是用来生产未来消费品。采用这种生产方法的目的是为了用同量的原始生产资料获得更多的消费品。如果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需求总量相对于消费品的需求总量增加时，就会发生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向资本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方法的过渡；如果前者相对于后者减少，就会发生向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的过渡。由于货币经济中，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相对需求总量受到信用扩张和收缩的影响而时常变动，这样就会导致经济体系的不平衡，甚至引起经济危机。可见，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货币的扩张和收缩。据此，新奥地利学派主张，保持货币中性，就是使货币对价格形成和资本化程度不发生影响。

（二）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是从消费品、资本品的供给需求的非比例关系出发进行探讨的，着重分析时间（即资本与生产的时间结构）、货币因素，而且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综合起来。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在货币对真实经济部门的影响方面持货币非中性的观点，他们认为，不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会影响真实变量和最终市场结果，而且货币进入经济的途径，以及货币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的方式都会影响真实变量。遵循坎蒂隆的分配效应观点，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货币的扰动会影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通过价格和生产的时间结构使得经济中的真实部门发生变化，使资本等稀缺手段由离消费点较近的生产过程向离消费点较远的生产过程转移，从而使资源重新配置。这种时间上的重新配置没有消费者未来偏好的变化的支持，故而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使得消费者的偏好与生产的时间结构不相适应。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可以由罗杰•加里森在《时间与货币》等著作中发展的模型来阐明。在图1的经济周期图示中，S曲线为储蓄曲线，I曲线为投资曲线。当宏观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可贷资金市场中的储蓄等于投资，I0＝S0，资本品与消费品的生产不会出现非均衡。这在图中为E点，这时的市场利率（mr，也就是资本收益）等于自然利率（nr），这时的产出为YF，因此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就为YF－I0。只有当这两种利率不相等时，才会产生生产的非均衡状态。当银行系统进行货币扩张时，增加的货币供给量使得自然利率高于市场利率，总的投资水平I1大于自愿储蓄水平，这样，按照上一节所分析的机理，就产生了强制储蓄，投资超出自愿储蓄的部分就由强制储蓄来提供。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强制储蓄就意味着消费被迫减少，由YF－I0降低到YF－I1。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时间结构由C延长到C''''。

如果消费者储蓄是自愿的，那么储蓄曲线将向右移动，这时所产生的生产时期的延长就是持久的，投资的增加有消费的自愿储蓄相支持。然而，在银行货币扩张的情况下，虽然消费者被迫进行储蓄，减少消费，但经济主体会努力恢复其初始消费水平，哈耶克指出：“这种牺牲并不是自愿的，而且不是由那些将要从新投资中获得收益的人做出的，它一般由消费者作出，由于那些得到了额外货币的企业家的不断加剧的竞争，他们被迫放弃了部分过去常常消费的东西。这种情况的产生不是因为他们想消费得少一点，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货币收入只买到较少的商品。无可怀疑，如果他们的货币收入再次上升，那么他们将会立即努力把消费扩展到通常的水平”。这必将导致生产结构的收缩，使经济产生危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论点是，人为创造的繁荣必将导致萧条，而且人为的繁荣持续时间越长，随后出现的萧条持续时间也越长，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也就越严重。从图2的货币扰动曲线可以看出，当自然利率大于市场利率时，出现了强制储蓄Ifs，自然利率偏离市场利率越多，强制储蓄规模就越大；当自然利率小于市场利率时，出现了资本消费Icc，自然利率偏离市场利率越多，资本消费（即资本向生产时期较短的阶段转移）就越大。由于货币的扰动，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同时在方向上犯了错误，对更加迂回的生产过程的盈利性产生了错误的预期。由于人们要求恢复以前的真实消费水平，为维持人为的繁荣，必须向生产者注入更多的信用货币，这样，要么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要么开始衰退，但信用的扩张不可能是无限的，因而，在每一次人为的繁荣之后，伴随而来的必然是衰退。

（三）通货膨胀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的原因

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通货膨胀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即使对银行准备金没有制度性的限制，每一银行也必须限制其创造的信用货币的数量，以保持其偿债能力。第二，在面对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的时候，生产者的预期会发生变化，即使他们相信通货膨胀会持续下去，他们也会怀疑收益是否能够抵补不断上涨的生产成本。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预期开始变得悲观，对可贷资金的需求也就开始下降了。第三，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最终会使货币体系崩溃。

货币扩张的突然停止标志着危机的来临，衰退阶段开始。即使假定货币数量并不是骤然下降，而只是停止扩张，利息率也会开始上升。这时由于生产手段成本的稳定上升也会提高对资本的需求。因此，原来在利率较低的情况下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现却不能继续实施。最终，大量的资本品被浪费，或者被用在边际产品不能弥补边际成本的部门中。在迂回程度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失业率上升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经济绩效的下降并不仅仅出现在那些远离消费点迂回程度较高的生产过程中，而是必将扩展到所有的生产阶段之中。迂回程度高的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失业会导致收入的降低和对消费品需求的减少，这些产品的生产者的利润也随之下降。所以，危机会扩展到经济中的所有部门。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银行往往不只是停止扩张信用货币的数量，而且实际上还会降低其数量。因而衰退的强度会因此得到加强。这就产生了哈伯勒所说的第二级的通货紧缩，其根源在于银行为了保持其偿债能力必须减少信用货币的投放。所以，衰退会持续扩展，整个经济陷入失业率高涨和生产能力闲置的困境。

当然，这种衰退过程最终会逆转，出现经济复苏。因为在衰退的后期，受生产者悲观预期的影响，对可贷资金的需求较低，而银行的偿债能力也得以恢复。这样，利率就归于均衡水平，使投资活动再次升温。然而，新投资会流入到那些接近消费点的生产过程中，因为衰退过后需求的上升首先是从消费品需求开始的，生产结构又向未受到货币冲击时的情形复归。因此，经济就再一次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只要银行体系不改变货币供给的稳定性，这种状态就会持续下去。从本质上说，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其主观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周期问题上的应用。按照主观主义的方法论，这一派经济学者将资本与生产看作是一种时间结构，这种纵向的时间过程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缺少时间因素的横断面一般均衡体系。由于生产结构具有明显的时间维度，那么在每一个阶段上，生产资源的供求关系对利率变化的反应是不同的。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对二战前大萧条的反思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运用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经济理论，对1929年到1933年世纪范围的经济危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代表性观点在默里•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一书中全面阐述：

（一）中央银行的设立增大了国家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在《通货膨胀真相》中，罗斯巴德遵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基本分析范式和经济理论，剖析了中央银行制度和固定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揭示了通货膨胀的实质。罗斯巴德指出，政府的深入并不是来自于服务，因而政府面临的经济问题与其他经济阻止不一样。政府可以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获取更多的收入，政府的手段有独占货币发行权、中央银行制度等，而中央银行制度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最重要的方式。“中央银行承载了公众的无限信心，民众不了解中央银行被允许随心所欲地伪造货币，而当它的诚信受到质疑时，又可免于任何责任。民众将中央银行视为伟大的国立银行，提供公共服务，并以政府虚拟助手的角色帮助政府避免失败”。中央银行名义上由私人所有，但中央银行永远听命于政府任命的官员，并充当政府的左右手，其获利前景提高了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欲望，这样就取消了对通货膨胀的限制。中央银行可以将准备金诸如银行体系并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使得全国的银行信用扩张，以刺激通货膨胀，如果中央银行直接从银行买进资产，银行的准备金必然会提高，信用成倍扩张的基础由此建立。因此，成立中央银行增大了国家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二）政府干预经济的通货膨胀政策导致了经济危机

新凯恩斯主义都认为危机是政府监管不力才导致了风险扩大，如果政府能对产生风险的各个环节严加管制，危机可能就不会出现，或者说不会有这么大的危害。这一观点支持政府积极干预经济，通过各种手段救市，提升经济。罗斯巴德认为这是由于政府不断扩张信贷，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产生了虚妄的繁荣假象，一旦假象被戳破，经济就会衰退进入萧条。这并不是因为政府管制太少，而是因为干预过多所造成的。因为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扭曲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并且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使得经济动荡的风险加剧。

（三）摆脱危机的方法

按照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对经济周期的根源的解释，罗斯巴德认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最根本的做法不在于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是“禁止联储利用权力扩大货币和信贷”，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阻止通货膨胀了。如果积极陷入萧条，惟一采取的合理措施是避免政府对萧条进行干预，使萧条的调整过程尽快自行完成，然后重建一套健康、繁荣的经济体系。罗斯巴德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之前，所有的经济衰退都是很短暂的。“在任何萧条的经济危机中，自由放任主义—政府严格遵守不干预政策—是惟一可以确保经济快速复苏的方式”。

结论

奥地利学派范文篇6

对贸易循环的货币说明不是全新的。英国“货币学派”曾经试图把工商业的景气解释为由发行无金属准备的纸币造成的信用扩张引起的。然而，该学派没有认识到可以随时用支票提取的银行户头——也就是说，现金帐户——在信用扩张中的作用与纸币完全一样。因此，信用的扩张不仅可能出于过度发行纸币，还可能出于开立过多现金帐户。正是由于误解了这一真实的原理，货币学派相信为了防止经济危机的反复，只要立法限制无金属准备的纸币就行了，而不必管制由现金帐户造成的信用扩张。1844年的Peel银行法案（Peel''''sBankAct），以及其它国家的类似法律，都没有达到其目的。由此人们得出错误的结论：英国学派用货币说明贸易循环的尝试被事实驳倒了。

货币学派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对信用扩张机制和由此导致的危机的分析仅限于信用只在一国扩张而所有其它国家的银行政策依然保守的情形。这个情形中的反应来自对外贸易的后果。国内物价的上涨鼓励进口阻碍出口。金属货币流失到外国。因此银行面临偿付它们投入流通的货币工具（例如无准备金的纸币和现金帐户）的增长的需求，直到它们发现它们必须限制信用。最终外流的硬币引起物价的上涨。货币学派仅仅分析了这个特殊的情形；它没有考虑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国际范围的信用扩张。

19世纪下半叶，这个贸易循环理论失去了影响，而且人们都认为贸易循环与货币和信用无关。Wicksell(1898)[1]复兴货币学派的尝试是短命的。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奠基人——CarlMenger，Böhm-Bawerk和Wieser——对贸易循环的问题不感兴趣。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第二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任务。[2]

发行信用货币——我指的是没有黄金准备的纸币或者没有完全的黄金储备的现金帐户——时，银行就大大地扩张了信用。这些信用货币的创造使它们把信用扩张到其自身资产和其客户信托的资金设定的界限之外。在这种情形中它们作为自己创造的额外信用的“供应者”干预了市场，并且因此使利率降低到比没有它们的干预时更低的水平。利率的降低刺激了经济活动。在利率没有受到银行的操纵的情况下不被人们认为“有利可图”的因而也不会启动的项目现在却显得“有利可图”了并且会被实施。工商业的更加活跃的状态导致了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增长的需求。生产资料的价格和劳动力的工资上涨，而工资的上涨又引起了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如果银行要避免进一步的信用扩张并只限于做它们已经做的事情，景气很快就会停止。但是银行并不偏离它们的既定方针；它们越来越多地扩张信用，而物价和工资也相应地继续上涨。

然而，这一上升的运动不能无限继续。物质生产资料和可用的劳动力没有增加；增加的不过是在商品流通中与货币起同样作用的信用货币的数量。转移到新的企业中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必须从其它企业中获取。社会没有富足到不必从其它企业中拿任何东西就能创立新企业。只要信用扩张继续，这一点就不会为人注意，但是这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因为如果采取任何措施阻止通过创造越来越多的信用造成的上升趋势的突然停止（因此也会产生价格的崩溃），那么就会造成连续的甚至更快的价格上涨。但是通货膨胀和景气只有在公众认为价格的上升趋势将在不远的将来停止时才能平稳地继续。只要公众意识到没有理由期望通货膨胀的中止，而且价格会持续上涨，恐慌就开始了。没有人想留着他的钱，因为拿着钱就意味着一天一天越来越大的损失；每个人都急于把钱换成物，人们甚至不考虑价格地购买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只是为了把钱花出去。这就是在德国和其它国家中在延长了的通货膨胀的政策之后发生的现象，它被称为“向真实价值的飞跃”（flightintorealvalues）。商品价格和汇率都急剧上涨，而本币的价格下跌至几乎为零。货币的价值崩溃了，1923年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如果相反，银行决定及时地中止扩张以防止货币的崩溃而且因此中止景气，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信用扩张引起的“赢利性”的虚假印象导致了不合理的投资。许多由于人为降低的利率导致的而且由于同样人为的价格上涨支撑的企业或者工商业活动不在有利可图了。一些企业缩减了其经营范围，另一些关门或者倒闭。物价下降；景气之后就出现了危机和萧条。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衰退期是信用扩张带来的不当投资期的最终结果。由信用扩张及其带来的价格上涨造成的市场上的人为条件下显得“有利可图”而出现的那些项目不再“有利可图”了。投入这些企业的资本的被套住的部分损失了。经济必然要根据这些损失及其造成的状况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事情首先就是缩减消费并且通过节约积累新的资本金以使得生产能力符合实际的需求而不是人为的需求——人为的需求由于基于信用扩张的虚假的“赢利性”核算永远不能被认为是真实的预期。

人为的“景气”是由信用的扩张和银行的干预导致的利率的降低造成的。在信用扩张期，银行逐步地提高利率；从纯粹算术的角度看，最后的利率比景气期开始时的要高。然而利率的上升并不足以恢复市场的均衡并中止不健康的景气；为在物价持续上涨的市场中，毛利率必须在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利率——即净利率——之外还包括弥补借贷期间的价格上涨的因素。如果价格持续地上涨而且借贷方因此通过出售他用借贷的钱购进的商品而获得额外的利润，他就会同意比在稳定价格时期支付更高的利率；另一方面，资本家不愿意在这些条件下贷出，除非利率包括对贷出的钱的购买力的降低的补偿。如果银行在设定毛利率时不考虑这些条件，它们的利率应该被认为是被人为地保持在过低的水平上，即使从纯粹算术的角度看它比“正常”条件下的利率高得多。因此，在德国，百分之几百的利率在1923年秋由于马克的加速贬值应被认为过低。

一旦工商业循环赛的逆转随着银行政策的变化开始，那么取得贷款就由于普遍的信贷限制而很难了。利率因而由于突然的恐慌而非常快地上涨。很快，它就会再降下来。的确，在衰退期，非常低的利率——从算术的观点考虑——未能刺激经济活动，这是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个人和银行的现金存款都增加了，流动资金积累了，然而衰退依然持续。在当前[1936年]的危机中，这些“非活跃的”黄金储备由于一个特殊原因占了过度的比例。自然，资本家希望避免各国政府计划的贬值造成的损失的风险。如果持有债券或者其它利息证券造成的巨大的货币风险得不到相应的利率增长的弥补，资本家就更愿意以某种方式持有货币，使得他们能够迅速兑换为一种不立即受贬值的前景威胁的货币因而避免最终的贬值造成的损失。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资本家不愿意通过永久性投资与一种特定的货币挂钩的非常简单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利息很低他们依然听任银行帐户增加，并且储藏不仅不付利息还需要储藏费用的黄金。

另一个延长了当前萧条期的因素是工资的刚性。工资在扩张期增加。在紧缩期工资应下降，不仅是货币数量下降，而且实际购买力也应下降。通过在萧条期制止工资的下降，工会的政策使得失业成为广泛的和持久的现象。不仅如此，这一政策还无限期地延迟了复苏。只有当物价和工资与流通的货币数量相适应时才能恢复正常的状况。

公众完全正确地看出，景气的终结和危机的出现是银行政策的结果。银行无疑能够把不受欢迎的状况推迟一段时间。它们可以继续坚持一段时间的信用扩张。但是——如我们所见——它们不可能无限地坚持这种政策而同时避免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银行的扩张信用的政策带来的景气迟早必然结束。除非他们打算让他们的政策完全破坏金融和信用体系，银行必然在灾难发生前中止扩张。信用扩张的时期越长，银行延迟改变其政策的时间越长，景气期间特有的错误投资和过度投机的后果越糟糕；因此衰退期也越长，复苏和回到正常经济活动的日期也越不确定。

人们经常主张通过新的信用扩张“刺激”经济活动并且“启动经济”——信用扩张会中止衰退并且带来复苏或者至少回到正常状态；然而，倡导这一方法的人们忘记了即使它可能暂时克服困难，它必然在不太久的未来造成更加糟糕的境况。

最后，有必要理解，通过信用扩张在市场上造成的人为降低的利率只能产生临时的结果，而且初始的复苏之后会发生一场表现为商业和工业的完全停滞的更深的衰退。除非一切干扰由经济要素的自由作用决定的物价、工资和利率的人为因素永久地消除，经济就不能和谐顺利地发展。

用信用扩张来弥补资本的稀缺的后果或者错误的经济政策的效应不是银行的任务。今天，回到正常的经济形势被束缚商业的有害政策、军备和对战争的过分恐惧——更不必说工资的刚性了——耽误了。但是这一境况不应由信贷手段和信用扩张来纠正。

以上我仅仅给出了关于经济危机的货币理论的一个简要的而且必然是不充分的大纲。不幸的是我无法在本文篇幅的范围内深入进一步的细节；那些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人可以在我提到的各种出版物中找到更多的内容。

本文原来以"LaTheoriediteAutrichiennedeCycleÉconomique"发表在SociéteBelged''''Etudesetd''''Expansion(1936):459-64。由DavidO''''Mahoney和J.HustonMcCulloch从法文译出。

[1]KnutWicksell,InterestandPrices,R.F.Kahn,trans.(NewYork:AugustusM.Kelley,1965)—Tr.

奥地利学派范文篇7

“成本”，没有选择的自由就谈不上成本。这个道理让经济学家找了至少一百年才找到，这还不算哲学家们在寻找“绝对价值”和“永恒”上面所花的时间。李嘉图被最聪明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好象从月亮上下来的人”，有着极不寻常的思维。尽管如此，他的“劳动价值理论”表明他仍然没有找到我们今天普通经济学课本上讲的关于成本的“庸俗”的道理。对永远不变的价值准则的追究毕竟是最具诱惑的一件事，就好象数学家至今还会被“无限”这个概念迷惑得废寝忘食一样。难怪黑格尔说，世界上若有“无限”的话，也只有“恶无限”。相对论以后，事情终于变得好一点，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价值”就因此而死了。找到目前这个“成本”概念并且作了最系统解释的，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其实并不是经济学家，他们自称是“学者”（scholar），是著名的“维也纳小组”里的学者，恩斯特。马赫、米塞斯、石里克、庞巴沃克、维特根斯坦、哈耶克等等。后三个人甚至还是亲戚。奥地利学派发动了经济学里的所谓“边际革命”，这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一场革命，我想我拿它引出这篇文章的主题，读者不会觉得乏味吧？！

古典经济学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寻找“财富”的来源。最早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威廉。配第，他说：“劳动是财富的父亲，而土地是它的母亲”。他的公式没有提供价值的衡量标准。生产一蒲式耳小麦耗费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还有土地的地力，土地折合成劳动力是多少呢？问这个问题相当于问一个苹果加一个梨等于什么一样，得不到解答。李嘉图认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结论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其实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连定义也还不十分清楚。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名噪一时的亨利。乔治写了《政治经济科学》，才明确定义了诸如“财富”、“价值”这类名词的经济学涵义。但那是在奥地利学派的边际革命稍后，而且是为了反对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而写的一本书。“价值”的严格定义要等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年轻的法国数学家被他的法国导师推荐给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做“一般均衡”理论研究时才得到解决。这三个人先后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亨利。乔治明确但仍不严格的理论体系中，什么是“财富”？财富就是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价值”？一个事物，只要它可以减少人在获取同等幸福时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它就有了价值。这个人能够节约的努力程度就是这件事物的价值。例如某甲允诺某乙在明天做某事，乙于是可以节省自己做该事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甲对乙的承诺是有价值的也就是一种财富。当然，在一个言而无信的社会里，承诺的意义和价值就成了大问题，这也就是我在“金融热”（《读书》一九九五年四月）里讨论过的问题。但是甲对乙的承诺在完全不相干的某丙看来有没有价值呢？由于丙不能靠甲的这个承诺减少任何他明天为自己获取与今天同等的幸福的努力，这个承诺在他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没有价值。这是主观价值论的开始。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个主观价值论一定是荒谬的。我们怎能否认月亮在我们闭上眼睛的一瞬间就不存在了呢？同样地，我们怎能否认世界上存在着不以我们主观感受为转移的客观价值呢？我得承认，在贝克莱主教的“月亮”和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思想联系，那就是休谟的怀疑论。这个问题我在《主义与科学》（《读书》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和《传统与乌托邦-永远的徘徊》（《读书》一九九五年三月）里提到过，是理性的哲学基础问题，在这儿就没法多说了。主观价值论大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例如余秋雨写的“天一阁”主人范钦的儿子，面临两个选择，一个继承天一阁全部藏书，一个是继承万两白银。大儿子的选择是天一阁藏书，选择的代价是一万两白银，所谓“机会成本”，放弃的“机会”所值。如果他的选择是万两白银，则选择的机会成本或成本就是天一阁全部藏书的价值。同样的道理，一个中学毕业生如果面临两个选择：上大学，或就业，那么他上大学的成本就是他上学期间所放弃的工作收入的全部所值。类似地，自杀的成本是继续生命所值的全部；活得太痛苦就会想到自杀。可供选择的机会越多，选择一个特定机会的成本就越高，因为所放弃的机会，其所值随着机会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所以港大的文凭随着香港的大学数目增加而贬值，同时，学生的时间随着香港劳工的日益短缺而增值。结果课堂里文静的气氛开始染上手提电话和传呼机的商业紧张。经济学核心的概念就是这么个成本概念。乔姆斯基是语言学家或哲学家（或人们加给他的其他什么家），但不是经济学家。据说他有一次“挤兑”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全部的内容可以在两星期内掌握。我猜他指的是“机会成本”的概念。说实在的，一门可以在两个星期内掌握的科学，一定是简练到优美地步的学问，其基本定律一定如此有效以致根本用不到更多的假设和辅助定理，就足以解释整个世界了。如果我是赫赫有名的萨缪尔逊，我绝不会为此去和乔姆斯基辩论。因为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向经济学看齐，把理论提炼到可以在两星期内让一个清道夫掌握。这正是现代数学的“教父”，大卫。希尔伯特对数学的要求。

主观价值论的一个更深层的看法是，没有选择就谈不上有价值，没有选择余地的“机会”就不应当叫做机会，也谈不上机会成本。“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因此“身世”是没有价值和成本的。社会常以一个人的“身世”来判断其价值，那是因为伴随着他的身世，也许有一笔财富可供支配，而可供支配的财富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可以选择放弃这笔财富。如果一个孩子知道他“不得不”享受某种幸福，他不会感到“幸福”。身在福中不知福，那是因为他身不由己。绝望的人不会知道理想和美梦的价值。我曾经感叹北大荒我身边的那些“二劳改”的吃苦精神，却不曾意识到，对他们那没有选择的生活而言，“痛苦”是没有意义的。而我之所以感到了生活的困苦，是因为我还有选择的余地，我至少可以逃回北京。“不自由，毋宁死”。盛洪在他自己书的自序里提到经济学的人文精神，提到经济学不仅是学问，而且是做人的方式，对此我是有充分理由给以支持的。在主观价值论者看来，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当我们提到劳动的价值时，必须指明是谁的劳动，对谁而言的价值，以及价值判断的主体有什么样的选择。如果读者留意，可以发现我在《经济学的关键词》（《读书》一九九五年五月）里谈到分工可以节约劳动时间时，刻意避免使用马克思的“抽象人类劳动时间”。我只使用了具体劳动时间的概念。转

基于选择的成本，现代经济学研究选择的“效率”。这个概念是可以直接从选择的成本概念推导出来的。说一个选择是有效率的，是说这个选择的机会成本最小。说一组选择有效率，是说这一组选择的机会成本最小。既然是机会成本，就一定是和其他选择或其他组选择比较而言。香港人到“街市”（相当于北京的农贸市场）买海鲜，例如一百元一斤活虾，他们一定要挑个儿大的，因为一斤个儿大的虾比一斤个儿小的虾价值高些，放弃个儿大的虾相当于提高了买虾的机会成本。追求有效率的选择是自利的人的天性，有的人，例如我，从来不挑，买了就走。那不是因为缺少自利心，而是因为一来语言不通，二来时间“金贵”，三来毕竟还不习惯言利，有心理上的折磨，四来也许“面子上”的价值放不下来，全加在一起，讨价还价的机会成本就上去了。

说一组选择是有效率的，是相对于其他组的选择而言，这一组选择所放弃的价值最小，比方说在一顿白吃的午餐上人家告诉你可以随便选择任意数量的虾和梨，只要不超过一百条虾和一百个梨。在正常情况下，你没有胃口可以吃下一百条虾，或一百只梨，你的选择大半是若干条虾和若干只梨。这是有效率的选择，因为如果你非要选择不吃梨而吞下第二十条大虾时，你会发现梨的价值随着你对虾的厌恶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你会越来越觉得吃虾的成本太高。这里有一条经济学上的生理学韦伯定律：“单位时间内，一个人所消费的同一种物品的数量越大，这种物品对这个人而言的价值就越小”。人是生物，生物感觉基于神经，神经受到同等强度的刺激多次就不再感到刺激。神经不再感到刺激生命就嫌乏味，乏味使人追求。微观经济学家直到去年才有人写了篇论文说明这个道理的前半截，这是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追求效率的理论。这道理的后半截到现在也还没人说过。总之，有效率的一组选择就是美国一本畅销书里说的，我们从小到大所学的道理之一是“什么都干点儿，什么都别干太多”。林语堂喜欢引李密庵的“半半歌”，记得其开头四行是“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优闲，半里乾坤宽展。”又记得最后四行是“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如此的闲适哲学，正是效率的真义。效率是选择的结果。选择是在可供选择的多个行动方案中择一而行。所以哈耶克的老师冯。米塞斯写了一本书题为《人类行为：一个经济学的论文》（vonMises，HumanAction：ATreatiseonEco-nomics），讲的是人类行为的通论，经济学是捎带着推导出来的。经典名著，可惜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的启蒙老师的著作，国内长期看不到。而在西方，奥地利学派的“中兴”也只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的事。这一学派的人物，自二次大战以后“作鸟兽散”，撒的满世界都是，被人们遗忘了。一个行动方案包括三件事：（1）行动的目的，（2）可用的技术，（3）现有的资源。其中“技术”就是以各种方式储存起来的知识（我在《怀着乡愁，寻找家园》，《读书》一九九五年四月，详细说过了）。用大陆时兴的语言来区分技术和资源，前者是“软件”，后者是“硬件”。没有硬件的软件就是“无米之炊”。当然，没有软件的硬件只不过是一堆没用的“米”。不论怎样说，软的毕竟是软的，知识一旦被人知道了，就不再有成本。因为你知道了一件事以后，你就不可能再选择“不知道这件事”。选择是对未来行动方案的选择，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无法再选择。所以在选择行动方案时，所用可以使用的技术都是没有成本的（还没有买到的技术不是“可用的”）。选择只是对资源和目的的选择。

奥地利学派范文篇8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演讲的内容涉及到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宏观经济学里面有很多流派。你会发现我们事实上回到了早期创始人的流派，即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货币运动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如果你相信经济波动是噪声所提供的话，主要的噪声就是货币造成的，就是中央银行在那里乱发钞票，其次才是技术革命。

另外三个主要学派，即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和新古典学派，都是在提出微观基础以后，才有了新的发展。所以微观基础是基本的东西。如果对于微观基础有新的认识的话，这些学派很多的立场就会发生改变。

二、非均衡观点对传统观点的挑战

（一）、弗里希幻想

弗里希1933年提出一个噪声驱动模型。但他没有严格证明出来。1969年他获诺贝尔奖的时候，诺贝尔奖的委员会主席伦德伯格说，他获奖就是因为他的这项工作在所有人之前，但弗里希的答辞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他的模型。所以可以认为，弗里希事实上1934年就已经知道他的证明是错的。

我认为，他之所以提出这个模型，是因为他要回答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30年代正是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所以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包括熊彼特。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到最后资本主义要灭亡、要大爆炸，然后弗里希从均衡经济理论上提出，市场经济应该是稳定的，就像钟摆一样，自动摆来摆去就停了。所以他这个模型迎合了一大批利益集团的需要，然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可以挽救资本主义的理论模型。

在数学上，萨谬尔逊提出了乘数—加速数理论来加以解释，实际上这个东西弗里希在30年代早就批评过了，就是这个钟摆最后解出来是一个二阶差分方程，是一个离散事件，周期性振荡只能发生在一段小的边界上。这是一条线，而不是一个区域。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相信均衡会发生在这条线上。只要这个系数变动一点点，则振动要么爆炸要么衰减。这是线性模型所不能允许的，所以要走到非线性模型而不是线性模型。根据我们的得出的方程，这个区域是一个带子，在这个带子里面的任何一点都是周期运动的，可以是双周期运动，也可以发生混沌现象。混沌现象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就是说它的振幅是非规则的，不象正弦波一样，但频率是相对窄的。

所以弗里希想要克服线性模型的结构不稳定问题，于是他就幻想加进去一个噪声驱动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根本没能解决。以美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的经验为例，美国的经济波动大概在5年左右就衰减一半，所以过10年经济波动就不存在了。如果模型做的短期一点，那么2年就衰减一半，4年就不存在经济波动了。而且有意思的是，还可以计算外面的噪音进来能够产生多大的振幅的振荡，这是用方差来描绘的。可以算出，这个噪声源比美国经济本身的波动，还要大36%到176%，这实在太大了。

（二）卢卡斯谬见

卢卡斯在1972年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发展了一个模型，后来得了诺贝尔奖。从这以后全部经济学家都是根据卢卡斯建立的微观基础模型发展自己的理论的，例如新凯恩斯主义寻求价格、工资刚性的微观基础，还有人讨论创新等等。但我当时就很奇怪，怎么会有“理性预期”这个东西呢？而一旦有了理性预期以后，市场只能放大微观的噪声，也就是说在供给或需求方面的很小的噪声就会产生很大的波动。

卢卡斯的错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从实际检验来看，在劳动力市场上，因为美国有几千万劳动力，所以理论上可以产生的宏观波动幅度的标准差与平均值之比，只有0.01%，但事实上我们能观测到的是2-30%，误差是200到3000倍。在商品市场上，如果我们把资产在25万美元以上的算做企业，那么美国就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其可以产生的宏观波动在产品市场上的大概只有千分之一。而实际观察到的，大约在1—10%。所以微观基础理论对商品市场的解释要10到100倍的小，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金融市场上，如果承认金融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只有十几家或者几十家大的投资银行在那里统治，那么他的解释的误差才相对小得多，差不多只是不到10倍的量。

所以卢卡斯的理性预期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想法。如果仔细读他的前驱穆思的文章，就可以发现卢卡斯并非是继承了穆思的想法，而恰恰相反，两者正好是矛盾的。穆思的模型是宏观模型，所以他就预言到宏观模型里面由于套利的存在，就应该是削弱振荡的。而卢卡斯的模型是

一个微观模型，微观模型是放大振荡的。

我们认为，如果微观基础不对，那么经济学的层次就不是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了，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有自己的血液系统、有消化系统、有排泄系统等。这其中有一个系统非常像我们说的循环系统，就是消费和投资。真实消费的变化是非常稳定的，这个变化会突然出现一个间断。投资行为也是这样。但这两个间断点不是同一个点。所以就可以发现并不是象卢卡斯说的那样，所有的经济波动都是一样的，应该对不同的指标进行分类，各类指标有不同的行为。如果把不同动力的东西都放在一起，就没有意义了。

从定性的结果看，可以发现，消费和投资的基本特点是它们的周期非常接近，最短的大概差了3年左右，长的也就是5年左右。这起码绝对不是像卢卡斯说的那样，是一个随机过程，而是一个有颜色的噪声。它的频率、范围是非常窄的，差不多是2—5年的样子。对此做进一步分析就可以看到，最差也有40%以上的方差可以用混沌现象、也就是内生的振动来解释，这个比例最高可达80%以上。这可以有一个解释，就是如果用熊彼特演化学派的观点来看的话，正常情况下的经济波动是起了一个新陈代谢的作用。在经济扩张期，很差的企业都会赚钱；而只有在经济收缩的时候，经营不好的企业才会破产，原来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司也才会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动摇，因为那些小的公司都是在紧缩时期进来挑战大公司的。所以从演化经济学派的观点来看，经济波动、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并不是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浪费、一种损失，只要不发生象大萧条那样的过度波动，经济波动可以起到技术更新和组织变革的作用。

（三）、弗里德曼的“妖精”

弗里德曼基本的思路是，如果有一个人是投机者，只要他能够赚钱，后面的人就可以跟进，跟进以后就可以稳定市场。所以他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预见市场的非随机的波动。

但这有两个基本假设：第一，投机者搜集信息不需要成本；第二，他跟进在他前面赚钱的人的时候，可以完全的模仿。但大家知道混沌现象虽然有运行规律，但你的预言是有限的。所以完全模仿是不可能的。所以上面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奥地利学派范文篇9

一传统的看法

黄仁宇先生在与李约瑟共同撰写《中国科技史》的十几年里曾对研究资本主义的诸多作者有过一个综述：“……写资本主义的文章大略有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一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还有一类注重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融经济。”马克思自然被归入第一类。韦伯是第二类。诺斯（DouglassNOrth）应属于第三类。也许这种把作者简单归类的办法会误导读者。事实上，韦伯和桑巴特以后，黄仁宇，余英时，以及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都持一种整体演变的看法。即“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由许多原因生成的。所以余英时先生又称韦伯和他的立场为“历史多元论”，以别于”一元论史观”。极而言之，从西欧历史中挖去任何一段（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时代，古希腊，……）都会使现在西欧北美的社会不成其为“资本主义”。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后来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一直认为中国即便再独自发展五千年也出不了“资本主义”。他的观点后来由余英时先生再度提出。

黄仁宇提到，形成“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条件：（1）信贷关系的拓展。（2）专业经理人员的使用。（3）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管理的技术的社会共享。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第一个条件包括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或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二个条件其实是要求“企业家的自由进出”（隐含着“企业家与资本家职能的分离”）。第三个条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隐含着“信息的自由流动”）。“企业家的自由进出”被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克兹涅尔（Is-realKirtzner）认做“资本主义”的定义。如果我们把“信贷关系的拓展”扩充理解为“一般的合作信任关系的扩展，那么资本主义形成的三个条件实际上就可以涵盖在“一般信任关系的扩展”这一个条件里。不仅专业经理人员的任用依赖于“人关系”中的相互信任，而且技术的分享和法律，会计，契约等等的可计算性，都是职务于“信贷关系的扩展”这一目的的。这就要说到哈耶克后来的看法，留待稍后再述。

说一个封闭的中国再有几千年也产生不了资本主义，梁漱溟是有极扎实的根据的。他的根据首先是，中国社会自秦汉始已经用伦理道德代替了宗教，用礼俗代替了法律，用家族关系调和了西方社会固有的“个人与社会”和“社会与国家”的冲突。所以自“战国”以后中国社会“废封建，建郡县”，两千年以来徘徊于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封建”的社会形态中。梁漱溟的另一个根据是，中国人的精神意欲并不指向“资本主义”的方向。余英时先生在“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特质的一些看法”里提到，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缺失的原因，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搞个清楚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他认为若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仍会在自己的传统内演变下去，出不了“资本主义”。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庸与主调和的。即使我们无视“宗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的简单说法，假设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也可以产生资本主义，我们仍然难以相信中国人会把任何一个工作推进到如此大的规模以致“人”必须从家庭，朋友，道德，和陶冶人性的种种“生活的艺术”异化出去，变成大机器的奴隶。对于按照狭窄的“科学方法”组织分工以至人生，诚如冯友兰论及中国哲学的特点时指出的，中国人认为是“奇技淫巧”，“乃折枝之类，非携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换句话说，中国人“志不在资本主义”。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呢？还是欧洲人文化传统与扩张精神产生的独特结果呢？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里，确实先有了一场连续不断的，指向资本主义的精神运动。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考查。例如黄仁字和李约瑟对威尼斯城邦民主与信贷扩张，低地尼德兰的市民自治与贸易管理，到后来英国限制王权和金融发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们对英国法庭法律变迁的研究。又例如许倬云强调资本家参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环节。所以，政治，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的演变是伴随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发展”的。政治事件与精神运动的关系（例如“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十四到十七世纪间极其错综复杂。我们考查的最后结果也许仍是不了了之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所以，从宏观上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应当同时“伴随”着一个精神过程，我们无法证明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但是从微观上说，人的精神导向总会随着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即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而越来越占据主要的方面。只不过现代精神仍受约束于“传统”，而传统的精神是从原始物质生产状态脱胎而来的。所以我们才观察到两个过程（精神的和物质的）相“伴随”的现象。

在“传统的看法”里，马克思和韦伯代表了两个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以致帕森斯（TalcottParsons）坚持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写的。我假定双方的观点已经为读者熟知。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的观点或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可以从具体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程度。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与他对“欧洲理性”的理解有关。他著名的观点是，商业行为，甚至大规模商业行为，在中国和印度都一直存在并早于欧洲。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因为那里缺少一种“理性”，缺少一种依赖于精确计量的法律，会计，契约，雇佣关系，政治活动等等的有理性目标的社会组织（德克海姆的“有机的社会”）。他定义“资本主义”为“用企业的方法实现人的需求”并且这种企业必须是“使用资本主义簿记方式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韦伯大量地使用“系统地”这个词，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地和系统地追逐利润的态度”。他并且把一切“资本主义”分类成四：（1）非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2）非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3）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4）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只有西欧的资本主义才属于第（4）类。因此“资本主义”（同样地，“社会主义”）做为理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运动在西方以外的社会中并不存在。

韦伯的另一项研究也可以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论证说，现代西欧“自然法”的真精神在于“自由”或准确地说，“契约的自由”。由于这种契约的自由，西方社会得以发展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他认为这种具有自由精神的“自然法”部分地导源于宗教运动中那些理性的宗派，部分地导源于文艺复兴时“自然之道”的理念。于是“理性”与“自然”成了自然法判断案例合法性的两个基本判据。

虽然韦伯也强调理性地雇佣和组织“自由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但他并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把“雇佣劳动”看成是“理解资本主义的轴心”。韦伯这种强调精神过程的“资本主义”概念于是很难从西欧社会具体的历史中抽象出来。

马克思的研究几乎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的研究。他的深刻性在与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比较中立刻显现出来。例如同时代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对利润的追逐或循环公式：“货币一资本一更多的货币”。这种看法在学术上纳入一个很流行和著名的学派，我们不妨按黄仁宇的分类称之为“金融的资本主义学派”。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资本的堆积”，在于“金融资本的吞并行为”（acquisitivecapitalism）。但是马克思抓住了“剩余价值”这个关键，来解释“利润”和资本的金融扩张如何成为现实可能性。“雇佣劳动”于是成为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做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实质。从我们的角度看，马克思的雇佣劳动概念是可以应用到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的，所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比韦伯的有更大的普适性。当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价值”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不同使其他经济学家被马克思视为“庸俗”。我在《经济研究》中曾详细阐述了以奥地利学派为首的主观价值理论对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按照门格尔和熊比特的理解，企业家或追逐“利润”的人对于“剩余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正是他们发现了价值的?笆S唷保撬堑摹捌笠导也拍堋笔棺杂衫投靡宰橹鹄矗袢笆S嗉壑怠薄H绻嫡馐恰鞍鳌保敲纯梢匀衔鞍饔泄Α薄?nbsp;

桑巴特在马克思和韦伯之后，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从“物质的”方面单独地得到解释。我们从陶普的书里读到桑巴特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实质不能从其经济的或生理的任何一个方面求得理解。只能从那个激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总体（thetotality）去寻求。桑巴特把这种整体精神概括为“布尔乔亚的精于计算和理性的企业精神”。这种总体演变的看法受到余英时先生的重视。后者早在1958年就著文介绍芝加哥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奈夫（JohnNef）的著作《工业文明的文化基础》。余英时试图描述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精神基础。他的文章的题目被有意识地定为“工业文明的精神基础”。根据余英时的介绍，奈夫的博大著作论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十四至十七世纪欧洲人文追求中宗教所倡导的道德和帝王所赞助的艺术结合的产物。其间对艺术美的追求发展了科学（例如绘画与光学，几何学和化学；雕塑与解剖学；建筑与力学和几何学），同时道德生活的体验培养了互相尊重的“自由契约”精神（民主的前提）。“赛先生”和“德先生”由是而生。余英时专写一附文论述西方此一时期道德精神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相通之处，并认为启蒙时代欧洲人对中国产生的“同情的理解”盖源于此。

整体演变的看法固然是一种学者态度，但是要“学以致用”就不那么方便了。大凡“整体”一定难以脱离历史去看。那么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观念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呢？我们研究一个观念是否可以从它由以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抽象出来，目的在于把这一观念应用到其他的历史过程中去。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观念的抽象，是由哈耶克最后完成的。

二“最后的看法”

在芝加哥大学，哈耶克并不真正属于芝加哥学派，因为他任教于“社会思想委员会”而非经济系。但是如同奈特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一样，哈耶克显然是芝加哥传统的原流之一。通过米塞斯（哈耶克的老师）和扬格（奈特的论文导师），欧洲学术传统特别是奥地利学派那种贯彻始终的自由主义得以融入芝加哥学派。从芝加哥传统中，科斯（RonaldCoase），张五常，和德姆塞兹（H．Demsetz）吸收了足珍的养份来参与建立“新制度学”的工作。这样，从马克思到康芒斯到诺斯，制度研究最终由“批判的”演变到了“建设的”，并且在主要结论上与哈耶克的看法交相印证。事实上，诺斯的主要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开篇就说：他的制度研究旨在搞清楚“人类合作的游戏”。

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第一句话是：“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我在这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哈耶克“扩展秩序”的意义。那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历史过程本来就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重合。《致命的自负》讲的是道德问题，道德传统的意义，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狂妄自负的危险。在书的扉页哈耶克引了对他思想发展最具影响的三个思想家的话来支持他的宗旨。佛格森（AdamFerguson）：“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休谟（DavidHume）：“道德的例律不是从我们推理的结论所得。”门格尔（CarMenger）：“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的制度，怎么可能在它们如此重要和显著的发展中，却反而没有一个公共意志来引导它们的建立呢？”从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上一节的主题：资本主义与传统。哈耶克达到这一认识的路程可说是艰苦，孤独，和漫长的。从使他名声大振的反社会主义观点——《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toSerfdom）》，到他如日中天之作——《自由宪章（TheConstitutionofLiberty）》，再到他晚年定论——《致命的自负》，和马克思一样，哈耶克的目光曾勘察了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从这一历程中，他得以抽象出“扩展秩序”做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马克思看见“雇佣劳动”的地方，哈耶克看到的是“扩展秩序”。

1920年代，当社会主义思潮终于具备了燎原之势时，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被认为是孤独的呐喊。即便当时，与同时代人相比，已经显露出哈耶克深远的关杯。米塞斯批评兰格与勒那（A.Lerner）的“有效率的计算机社会主义”时强调两个因素：（1）全面计算之不可能性，（2）“利润”与“价格”在公有产权下不可能提供有效率行为的激励。这代表着当时杰出学者的看法。而哈耶克在该书中所表达的看法则更深刻。他强调，企业家或人类思想的创新过程是不可能被计划出来的。一个控制着全部产权从而控制着思想者的生存条件的中央计划是不可能不试图去控制人们思想的方式的。然而对思想的控制最终必定导致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创造力的枯竭（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的实质在于“思想的自由”）。因此一个中央计划的经济就长期而言必定是无效率的（因为正如卡尔多所说，“效率”无非就是千万人日常的改进工作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继承了奥地利学派“主观价值论”的哈耶克就这样说明了使“一般均衡”之所以有效率的那个真正的“微观基础”——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所有方向上创新的自由。后来他在（致命的自负）里批评“宏观经济学”时又表述了这一思想；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于是一般均衡或“看不见的手”才是有意义的（我非常同意哈耶克紧接着说的：奥地利学派“边际价值”革命的这一意义到今天还被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看一看今天经济学里边以数学代替经济学的倾向吧）。

1960年，哈耶克发表了《自由宪章》。用他后来的说法，那本书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他当时给自己的任务是刻画出一个愿意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应当遵守的宪法原则。然而，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在七十年代意识到，以孟德斯鸠的思想为蓝本的欧美政府模式不可能实现自由主义乌托邦。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达到了这一结论：那些制订了美利坚和法兰西自由宪法的国父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失败了。这个结论的逻辑的后果就是对修正宪法的思考。布坎南思考的结果是他1975年的著作《自由的限度》。哈耶克思考的结果是他1973、1976、和1979年分别发表的三卷本（法，立法，与自由）。这时的哈耶克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的几乎永不枯竭的源泉在于人类理性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在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人类前途”的危险。哈耶克提出：“我们时代的最重大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基于两个思想学派在哲学上的基本分歧。”他称他自己和卡尔·波普属于“演进的理性主义（evolutinoaryrationalism）”，而另一派属于“建构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rationalism）”。后者在哲学上是错误的。

哈耶克对“理性”本身的考查把他带进了自然科学，他曾于五十年代初写了《感知的秩序》（theSensoryOrder）。后来又研究“控制论”，“系统论”，“协同学”等。他涉猎宗教史，科学史、艺术史，原始迷信和人类学，语言学，性，人口学，心理学和生物认识论等等。他是对一切知识有着深切关怀的古典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最终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是“价值判断”上的分歧，而是哲学认识论上的分歧。争论的一方在哲学上陷入了谬误。任何能够直面真理的人（不论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应当能够纠正这一谬误。（多么西方式的纯学者态度！做为中国人我总是使我的理解带上感情色彩。）

1988年，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我已经说过，这里的“谬误”是哲学上的）。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林统生认为是“最艰深难读的”。像一幅抽象画，一本抽象的书是要读许多遍的。我不认为我已经读懂了这本书，但是做为初步的理解，我想用四个命题来概括哈耶克在这本书中的思想。

“命题O”就是我在本节第二段里译的那句话，即“资本主义的实质是扩展秩序”。这里，扩展秩序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内容：（1）它必须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哈耶克曾长期使用“SpontaneousOrder”这个词，即“自发的秩序”。如前述，任何人为的整体设计都会最终破坏这一秩序的“创造性”（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认为理性只应当“局部地”设计社会系统）。哈耶克说，罗马帝国的贸易扩展是人为的扩展，其衰落是必然的。（2）它必须是“不断扩展的”，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展到部落之间的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这个合作的秩序内。诺斯研究的那些原始部落，虽然有自发的交易，却无法不断地扩展到部族以外。要想不断地扩展合作秩序，“超个人的规则”（如法律）必须受到尊重。道德与文明程度必须相应地提高。自然状态下的人是不可能适合于扩展秩序的。

命题一：“心灵是文化演进的产物，不是文化演进的向导。心灵更多地基于模仿，而不是基于明智或理性。”哈耶克论证说，人由动物状态进入文明，是靠了从传统中学习。人并不是生而具有聪明，理性，和良知。人必须通过教育才变得聪明，理性，有良知。所以不是我们的智慧造就了道德，相反，正是在道德规范下的人际活动使理智得以成长。从动物本能到人类理性的进化桥梁是传统。

命题二：“没有财产权利就没有正义。”这里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逻辑上的，没有“权利”就谈不上对权利的侵犯，从而就谈不上“正义”。这是洛克的原义。第二层意义指涉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包含“正义”理念的看法是荒谬的。“……如果自由的人们想要共存，相互帮助，不妨碍彼此的发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在边界以内每个个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块自由空间。”这就是财产权利的起源，哈耶克称为“权利的分立（severalproperty）”，并声称“分离的权利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是个体自由不可分离的部分”。（国内的经济学家如周其仁在八十年代初认识到“市场运作的前提是利益的分立”）。在地中海欧洲的历史上，是先有了财产权利的分离，才有了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观念。文明演进，又有了对法律及正义的共识。

命题三：“在扩展秩序下，行为的终极目标大多是为理性所认识不到的。”这是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卷一的看法。他批评“科学主义者”对人的判断，建构，和示范的能力作了错误的假设。在观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理性”在观测者周围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可能观测到并理解所发生的事件，但他不可能（通过与其他人的彻底交流和沟通）观测并理解在广大范围内发生的全部事件。“传统”是借了众多的人的心灵保存和传承的，所以是大范围事件。做为传统的主要部分的“道德”，它的效应于是不可能被任何个人的理性全面把握。哈耶文写道：“大部分知识——我承认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点——不是从直接的观实与经验得到的，而是通过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获得的。”命题三的另一层意义是，如哈耶克所说：人们“习得传统是为了应付未知。”注意，诺斯1990年那本书的主要部分就是论证非正规约束做为制度在“不确定性”世界里演化的重要方式。诺斯的非正规约束其实就是“传统”。对于“未知”,理性是毫无办法的。理性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信赖那个经历了无数未知而使人类幸免于难的“传统”。然而这里的“理性”已经不是西方人的“理性”了，按照梁溟《中国文化要义》(章七）的说法，西方人的理性应当叫做“理智”，那是追求客观的（可观测的），冷静和非人情的“理”。而中国人的理性则真是一种性情，一种“求正确之心”的“情理”。总而言之，理性对于传统应当抱着非常尊重的态度而不是狂妄的“改造之和设计之“的态度。

最后我回到第一个命题，资本主义应当被称为“扩展秩序”。从扩展秩序的概念看，把它叫做“资本主义”确实是有些误导了。那是因为按照前述“传统的看法”，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总是围绕着“资本”的种种性质（社会史的，金融的，雇佣劳动的）。在哈耶克看来，“资本”只是人类合作的秩序由以扩展的手段之一，它甚至不是必须的。例如，资本雇佣劳动的情形在知识社会和人力资本的时代不会成为人类合作的主要方式。哈耶克的后三个命题合起来说就是，扩展秩序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以私有产权为运作基础的，而私有产权的道德基础则是由传统提供的，理性试图对传统进行整体设计和改造，那只表明“科学主义”在哲学上的谬误和理性的“致命的自负”。应当指出，哈耶克的“扩展秩序”概念是对“资本主义’仅为历史过程的一个抽象。它可以应用于其他的历史过程。事实上，哈耶克认为“扩展秩序”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实现。

奥地利学派范文篇10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演变，经济学和哲学已经分化成各自独立的两门学科。尤其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兴起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为依据，标榜自己是如同物理学一般的经验描述和预测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与哲学毫不相干。但是，理论经济学的方法论仍然是经济学与哲学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的一座桥梁。有一些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如米塞斯、哈耶克等，则直接经过这座桥梁，自觉地涉足于哲学的领域，对于社会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哲学学科中的基础性理论作出自己的回答，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西方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作出了回应。有鉴于此，我国哲学界也有必要在西方经济学大量传人的今天，把海尔布隆纳称之为"世界性哲学家"的经济学大家的经济哲学思

想的研究，提上日程。本文关于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以求正于学界方家。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名代表，哈耶克称他为与伏尔泰、孟德斯鸿、托克维尔和穆勒不相伯仲的伟大思想家。作为一个激进的自由放任主义者，米塞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这种立场使他的学说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受到人们的冷淡。但是，随着过度的国家干预所造成的社会问题逐渐暴露，米塞斯的学说在西方社会又重新受到重视，在70年代开始的所谓"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危机"中，新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是从米塞斯(以及哈耶克)那里发掘"挽救和重建"经济学的思想源泉[1]。在政治哲学中，在约翰·罗尔斯之后，以罗伯特·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也从米塞斯那里寻找抵制社会民主主义化了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理论依

据[2]

米塞斯深刻地意识到，他以及他所继承和发展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经济学具体观点的分歧，而且也是它们所建诸的哲学基础的分歧。因此他对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这方面的著作有《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33)、《理论与历史》(1957)和《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1962)等[3]。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和经济法则是一门演绎科学，一种先验的、非假设性的真实陈述，"赋予经济学在纯知识界特殊和独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经验为基础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经济定理的正确与否的最终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经验的推理。"[4]然而，奇怪的是

，米塞斯的先验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却是由他的学生罗宾斯的著作《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而首先引起世人重视的。直到50年代初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学说兴起为止，罗宾斯的这部著作一直被看成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教材和指南；米塞斯本人的观点则仅仅被视为它的一种夸张和极端的表现而卑之无甚高论。萨缪尔逊说道："想到过去在经济学中对演绎和先验的论证作用的夸大地宣扬--被福兰克·奈特、被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夸大地宣扬--我对我的学科的声誉感到不寒而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抛掉了这些东西。"''''[5]

然而，姑且不论经济学是否真的能抛掉先验方法，从米塞斯所产生的持续影响来看，米塞斯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点不在于它的先验论立场，而在于它揭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事实性内容和规范性内容的互动关系。自新古典学派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都采取实证经济学的立场，它们认为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或政治哲学是掺杂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是严格的科学研究应当剔除的东西。而米塞斯则认为它们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自由主义的规范性内容必须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懂国民经济就不能理解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应用国民经济，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6]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理论，为经济

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尽管经济学必须避免直接进行价值判断(根据经济学理论作政策建议是另一回事)，但在元理论的层次上却不可避免地具有规范性内容。

因此，米塞斯所说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有两个层次：一是如何进行经济研究的具体方法，先验性演绎是其特征。二是关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种经济学解释的认可，其基础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正是后者持续地同时影响着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性质不同的理论工作。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这两个层次的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是"人类行动科学"(thescienceofhumanaction)的一个分支。行动(action)和行为(behavior)是两个概念。行为是人的身体的物理过程之统称，而行动则是与行动者的意识不可分的。"行动是目的性的活动，它不仅仅是行为，而是由于价值判断而产生的行为；它指向明确的目的，并以关于特定手段之适合性与否的观念为指导。"[7]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是选择和意志力的行使。因而，行动是人的本质特征，"对人的研

究，如果不是生物学的话，就始终是对人类行动的研究。"[8]作为人类行动科学的分支，经济科学是对人类行动及其效果的研究而不是对非人格化的经济变量的数学分析。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的性质决定了实证主义方法对于经济学的不适应。实证主义的本质是泛物理主义，它企图把以物理学为典范的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一切领域。在米塞斯看来，这一目标，无异于"取消人类行动科学"。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无法研究人类的行动，首先是因为行动是与行动者的目的和价值观念不可分的。"如果不参照价值判断，就不可能对人的行动说出任何东西。""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认知原则运用于人类行动问题的企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些科学没有处理价值评判的工具……价值判断不可能由实验者的观察地位所感知，也不能由物理学语言的基本句子(指描述直接经验或知觉的命题--笔者插注)所描述。"[9]人类行动科学的目的是"理解"行动的意义。这种理解也即是狄尔泰和韦伯所

定义的理解，即对行动之主观意义的理解。"理解涉及的是价值判断，涉及的是目的的选择以及借以达成这些目的之手段的选择，涉及的是对行动结果的评价。"[10]米塞斯认为人类行动科学有两个分支：历史学和"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或praxiology）。历史学是关于人类行动的理解性的经验科学，而人类行动学则是关于人类行动的先验性的演绎科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能离开历史学的研究，但经济学理论本身则属于人类行动学。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并不是多少带有推测性的理解，而是一种严格的逻辑演绎。经济学法则不是经济归纳的结果，而是从不依赖于具体经验而不言自明地呈现于人类心智中的公理逻辑演绎的产物。这个公理即"行动范畴"（categoryofaction），它包含了我们赖以理解具体行动经验的所有结构性要素，如目的和手段、偏好和无谓、收益和损失等等。它比具体经验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同公理具有先验性和真实性一样，在借助附加的、以经验为根据的，而且可以证实的假设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从公理演绎和推导出来的经济法则也具有先验性和真实性。

米塞斯的公理演绎方法对于建构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是否可行，不是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这里所要指出的是，米塞斯的先验论主张有其独特的哲学意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立场不但是一种"泛物理主义"；同时，在有关经济学知识的意义问题上，它又是一种波普尔式的证伪主义。用萨缪尔逊的话说，经济学的目的是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而"对于有意义的原理我只不过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

的假说，那么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事实上，从操作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的确暗示了对可观察的量的某种限制，可以想象，通过这样做它可能遭到反驳。"[11]只有这种知识才能提供对经济过程的科学预测。而米塞斯则认为，经济法则事实上不依赖于经济事实的证实或证伪，它没有预测性价值，然而却不能由此说它没有意义。经济法则作为人类行动的一般结构，其意义在于提供了我们赖以理解经济现象的"必要真理"。理解科学和演绎科学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是演绎性的，但经济科学的总目标则是理解人类行动及其结果。

以上的分析说明，米塞斯的先验认识论是服务于一个更为深刻的立场的，即经济学是旨在理解人类行动的科学，而不是预测和操纵经济生活的科学。但为什么说经济学的目的是理解而不是预测和操纵呢?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总是不可避免地预设着一种社会哲学或社会理论，对社会的存在和运作方式作出理论说明。关于社会的存在方式，米塞斯认为一种常见的错误是把社会当作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在他看来，社会只是个人之间的合作，必须还原为个人的行动。"诸个人行动的特定方面构成了所谓的社会或''''大社会''''(greatsociety)。但社会本身既不是实体，也非权能(power)或行动者。行动的只

有个人。个人的某些行动带有与他人合作的意图。而个人间的合作则产生了由社会这个概念所描述的那种事态。社会并不能脱离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存在。"[12]社会实在的本质在于诸个体的互动，因此，任何科学有效的对社会实在的分析，都必须回过头来指涉个人的行动，而行动是由行动者主观预期的意义所塑造的。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最终必须追溯到对个人行动及其意义的理解，这便是与自由主义互为表里的"方法论的个体主义"。

米塞斯认为，人类经济生活中那些明显的秩序并非人们有意设计的结果，而是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个人的行动之产物。它们是一种"自发性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自发性秩序的典型例子是货币的使用。货币作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是谁也没打算创造货币制度的许多单个交易者的一系列活动的结果。[13]各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制度，从简单的分工到高度复杂的市场经济，也同样如此。经济学对经济秩序的解释，必须追溯到产生这种秩序的有意识的个人行动。经济学的研究是对个人行动及其结果的理解和理论重述。自凯恩斯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普遍倾向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总量的数学分析提供预测和操纵经济过程的理论依据。用凯恩斯的话说，经济学家"的最

后任务，也许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其中的经济体系中找出几个变数，可以由中央当局来加以统制或管理。"[14]而在米塞斯看来，这完全是建立在错误方法论基础上的错误意图。宏观经济总量的分析完全忽视了个人选择和相互预期的作用；而按照社会的愿望统制或管理经济生活，则进一步破坏了经济的自发性秩序。米塞斯并不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认为秩序自发性意味着秩序本身的完美；但是，经济秩序的自发性却意味着必须高度重视个人的选择、行动和预期在经济秩序的形成和运作中的作用。这既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性方法(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也是自由主义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规范性主张(尊重个人的经济自主)。

接下来我以诺齐克和罗尔斯关于分配正义问题的争论为例，简略地分析一下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对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关于分配正义，罗尔斯主张"正义即公平"，为确保公平必须实行差别原则，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5]而诺齐克则认为正义即维护个人的权利或资格。一种分配结果只要确保每个人获得了其有权获得的份额，是不论平等与否的。[16]由于公平着眼于共时态的人际比较，而权利只对个人的财产获得行为作历时态的考察，公平与权利之间并没有共通的基础。因此，似乎罗尔斯与诺齐克之间的争论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像麦金太尔所说的那样是"不可通约的"。然而，从诺齐克的角度看却并非如此。在诺齐克看来，先不论罗

尔斯的答案如何，他把分配问题看作关于何种分配结果正当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分配(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之运作方式的错误理解上的。它假设了一种按照某一标准集中、统一进行的分配过程。然而，事实上人们之间的财货分布状态是各个个人分散的行动(原始获得和转让)的结果。对分配正义的考察必须建立在这个事实基础上。因而，恰当的问题就不是什么样的分配结果正当，而是个人在财货的原始获得和转让行动中应当遵守哪些规范性原则。[17]这种研究方法，与新奥地利学派将"探索修正个人决策的方法"作为重建主流经济学的方向[18]的主张是内在相通的。它们的直接来源，即是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

注释：

[1][18]参见柯兹纳尔《"奥地利学派"对危机的看法》，收于丹尼尔·贝尔、欧文·

克里斯托尔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参阅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英文版)，Basic,1974。

[3]三本书的全名分别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关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任务和内容的研究》（德文版原名）、《理论与历史--关于社会和经济演变的解释》、《经济学的最终基础--一篇关于方法的论文》。

[4]转引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5]转引自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6]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7][8][9][10][12]米塞斯：《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英文版），D.VanNostran

dCompany,1962，第34页、38页、48页、78-79页。

[11]转引自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第111页。

[13]参见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第七节。

[1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8页。

[15]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