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水平论文十篇

消费水平论文篇1

（一）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

消费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在客观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数量上有很大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消费水平的变动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变动有着直接的依存关系，当国民收入的增长较快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也增长较快，而在某些时候，消费水平的增速会高于或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稳定合理，国民经济就可以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当消费的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正常比例就会遭到破坏，生产正常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消费水平的提高则成为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消费需求不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积累，低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比例同样会遭到破坏。这时候消费需求相应减少，消费品市场供过于求，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弱化。由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协调差距加大，引起商品或资本运动受阻，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被迫紧缩。

其次，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依存关系。消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其变动必然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而最终消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函数，就是消费率，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率变动有明显的影响。在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区间，当消费旺盛，经济增长率就高，消费不足，经济增长率就会滑落。当然，消费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消费率长期过高，会挤掉投资，使经济增长不能持久，但消费率也不能长期过低，长期过低就会使高速扩张的生产能力与低消费水平不相适应，出现“过剩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消费率总的变动趋势是下降的，虽然在1978－1982年消费明显上长，从61.8%上升到68.7%，但从此以后，我国的消费率却是持续下降的。1990年比1982年降低了7.4个百分点。1997年又比1990年下降1.4个百分点。③由于消费率下降，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呈下降趋势。如表（一）所示。

资料来源：引自许永兵《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从表一可知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内需的增长，但从1993年以后，我国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93-9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42.9%而投资贡献率却为56.7%,后者比前者高出13.8个百分点。这主要是近几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势头放慢。受收入水平制约，再加上居民对房改，医疗保险，就业制度等改革的预期热情不高，再加上服务消费、住房消费等绝大部分还未完全市场化，所以造成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二)消费水平与经济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的消费水平也取得了同步的增长，我国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为3588.1亿元，1994年上升43798.8亿元，年平均增长9.5%(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由1978年的375元增加到了1994年的3654.5元，剔除价格因素，年平均增长了7.3%,而全国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75元上升至1994年的1737元。剔除价格因素，居民消费水平实际年平均增长9%，④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到，消费水平是阶段性波动的。如表（二）所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消费的波动呢？通过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以下几点因素：

1，个人收入增长的波动，居民消费直接受到可支配收入的制约。当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就有所上升，居民的收入下降时，消费也就相就地受到限制，这一趋势以下表（三）可以清晰地表现出来。

2、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动。

居民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例，是平均消费倾向及边际消费倾向的统称。平均消费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在收入中的比率(APC)，边际消费倾向就是增加的1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率(MPC)。

在经济的短期波动中，人们的消费变动不会和收入的变动成比例，具体而言，在经济趋向繁荣过程中，收入增加，这时人们的消费会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会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费倾向小。在经济走向衰退过程中，收入下降，这时人们消费会减少，但减少的幅度会小于收入下降的幅度，这也说明，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费倾向小。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是下降的。

消费倾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它充分反映了在一定收入水平下消费意愿的大小。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低工资，高积累“的政策，居民个人所得少，消费倾向普遍很高，改革开放以后，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消费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78年以后，我国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基本上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而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不太明显。

3、农业波动对消费波动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农业的波动必然引起整个国民经济的波动，从而引起消费的波动。首先，农业的增长必然导致消费的增长，1979年到1982年，农业分别增长1.81％，0.31％，1.5％和0.87％，消费分别增长2.8％，3.1％，1.0％，2.2％，其次，农业的减产或低增长导致消费的下降或低增长，1991年农业国民收入下降1.53％，同年消费下降3.2％，⑤1992年至1995年，农业国民收入大幅下降消费也大幅下降。(三)消费水平与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大体上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成分，各组织和社会再生产各方面的构成，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一国的经济增长从其内涵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而一国的经济增长又是以一定的消费水平为前提的。当社会经济实现增长，经济总量及人均收入量也会相应增长，从而引起需求结构、生产结构以及外贸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带来高的结构变化率。也就是说，结构的变动是与经济发展过程相联系，是以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即人均收入水平和工业化程度）为条件，是通过资源的再分配来实现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人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经济结构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动。下面就从几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

1、人均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变动及工业化程度

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可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结构变动率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50-13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最高的第一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20-36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很高的第二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60-86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较高的时期。我国改革以来，按世界银行图表集法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大概在300美元左右。⑥因此可知我国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处于高变动率阶段。

产业结构的转变过程，根据钱纳里等人的理论，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初级产品生产阶段，（2）工业化阶段，（3）发达经济阶段。工业化阶段是结构转变幅度最大的时期，这一时期，需求结构及生产结构、外贸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我国在改革开始时工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却是相当低的。这是由于改革前我国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政策倾向过于偏激所导致的工业化过程的片面演进和产业结构关系的严重失衡。一般而言，工业化的起步是要以一定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为前提的，工业化程度超过人均收入水平的状况必然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变动。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依然存在不合理的状况，这一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但这种不合理状况不是由于过去重工业的倾斜政策而造成的，而是因为当前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导致现行经济结构不再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目前从我国消费领域的整体来看，酝酿着一次新的消费升级-“住行消费升级”（在此之前，已有几次消费结构升级）。其间消费投入大，积蓄时间长。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2、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引起结构变动的原因

收入的增长必然引起消费水平的增长，而消费水平的增长又会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一变化用恩格尔定律可以明显表现出来。恩格尔定律可以表述为居民食品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下降的一种趋势。也可以表述为居民食品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份额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总消费的增长而下降的一种趋势，以我国1987-1997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及其消费结构为例可知，1987-1997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0.53下降至0.46，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则没有多大的变化，仅从0.56降至0.55，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有较大的变化，而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如表(四)所示。从中可知消费水平的上升必然引起需求结构的升级，但需求结构又是如何引起整个经济的变动呢？根据经济学原理我们可知，需求结构的变动会引起资源向消费需求多的产业部门转移，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变化。

3、结构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带来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的增长

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增长，结构合理，就可以提高全社会总要素的生产率，进而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样就必然能够带来消费水平的提高。

二、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

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有国民收入总额及其提高速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消费与投资人口总数及其增长速度，价格水平的变动等。

消费水平的高低，直接依存于消费基金的多少，而消费基金又来自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总额大，增长速度快，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就高，收入总额小，增长速度慢，则消费水平就低。

在国民收入为一定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任何社会要扩大再生产，都必须有一定的积累，在积累效果不变或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积累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物质技术基础的增强。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有可靠的物质保证，反过来，消费的增强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又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积累的增加。目前我国存在积累过度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储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3%，其中1978-1982年平均增长率为6.5%。1993－1991年增长11.6%，1992年－1997年平均增长为37.1%。在储蓄存款猛增的同时，居民消费的增长却相对疲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几乎都低于同期储蓄增长速度。其年平均增长仅为16.1%,比储蓄存款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低了14.1%个百分点。⑦

造成居民储蓄率上长，甚至实际利率下降也选择储蓄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多项改革的推进，人们存款以备将来购买住房、养老、子女教育，医疗保健之用。另一方面，是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支出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在当前市场高收入阶层想要的已经有了，边际需求欲望下降，消费结构或支出结构升级。而低收入层受购买力限制，商品购买量增加缓慢。由此导致居民存款源源不断的增加，消费市场需求不旺。

在消费基金确定的情况下，人口的数量与消费水平成反比，人口数量大，增长速度快，人均消费水平就低，人口数量小，增长速度慢，消费水平就会高，我国人口基数大，且人口增长速度也快，而且每增加一亿人口，所用的时间越来越短，据粗步估算，我国现有人口达14亿左右。每年新增的社会财富，新生产的各种消费品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将为新增加的人口所占有，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居民生存环境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如医院病床的增加，普遍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普及，住宅条件的改善，生活用水质量的提高等都将因为人口总数的较快增长而受到影响。因此目前我国的消费水平是不高的。要提高消费水平，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我们就要控制人口增长，充分发挥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限制早婚早育，多生多育，以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高低与物价水平成比例关系，我国近些年来，居民的货币收入提高了但物价也上涨了，某些物价上涨程度还高于平均工资的提高速度，因而影响了消费水平的提高，有一部分居民的实际消费水而下降了，我国目前物价已由低谷逐渐缓慢的向上攀升，这说明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已有所回升。

三、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比较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由于自然条件不同，生产力布局不同以及对某些地区采取“倾斜”政策和劳动差别和非劳动因素造成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劳动报酬不同，从而形成消费水平的差异，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发展较快，大部分农村发展比较慢，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差异比较明显。附表(四)

资料来源：引自各卷本《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

表(四)中显示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一直在农民人均消费水平之上。城市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都较高，这表明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都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而城市居民的MPC相对较平稳，表明城市居民目前在寻找新的消费热点，农村的MPC变化相对较大，表明农村居民目前还处在一个消费热点之中，但消费支出变化不大。

这主要是近年来，由于多数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不断增强，将收入较多地转向了储蓄，投资等其他渠道，加上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多项改革情况下，居民为应付改革的被动储蓄倾向在明显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而导致农村消费增长率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率的原因除了农民的收入水平的限制以外，最主要是农村的消费环境滞后，配套设施不齐全,如有些农村没有通电，或有电的地方供电极不正常而且电费极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其实，农民每消费1000亿元将对农业部门产生427亿元的直接需求，对工业，运输，邮电，商业饮食以及其他服务部门分别产生395亿元，36亿元，85亿元，57亿元的直接需求，综合推算，农民每增加消费1000亿元将对整个国民经济新增2008亿元的消费需求，⑧可见，今后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必须依靠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市场的拉动力。

四、提高我国消费水平的建议及其对策

我国目前存在在消费率过低，储蓄过高的倾向。因此我国今后的消费政策主要是提高居民的消费率，而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主要措施又是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为此提出以下的建议。

1、积极发展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培育城镇新的消费热点。

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正处于对彩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阶段，据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997年我国农村平均每百户仅拥有电冰箱8.49台，彩电27.32台，洗衣机27.81台，摩托车10.89台，而1998年十一月末，我国商品库存彩电97.3万台，电风扇344.1万台，电冰箱91.9万台，⑨所以无论是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都有大幅增加的可能，开拓农村的消费市场，要解决好几点金融问题。

A、把消费信贷引入农村，这是以农民日益增加的储蓄为基础的，由于农村存在着巨大的潜在的消费市场，且农民的消费热点产品货源充足，所以在农村开展消费信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被抑制的消费需求。

B、建立农业保险机构，以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我国是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仅1998年的洪涝灾害，仅农作物的受灾面积就达3.2亿亩，使得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亿左右，自然灾害一方面使得农民的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也使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的不确定，增加储蓄，因此，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就要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农业保险。

城镇居民面临着消费断层问题，即原有的主要以彩电，冰箱，VCD等家用电器为代表的消费层次已经得到满足，消费已经饱和，处于一种储币待购的状态。因此，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显得格外重要，对于我国城镇居民而言，住宅消费及住宅装饰业应成为培育重头戏。目前我国城镇居民进入住房数量与质量并重的提高阶段。随着福利分房的结束，个人对商品房的消费，已经占到了主要地位，但由于房价过高，无法使百姓安居乐业，也无法使住宅建设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其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银行商品房抵押贷款的规模扩大的商品住房及装饰业必然成为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家庭轿车将成为我国消费领域发展的热点。目前我国汽车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务用车改革方案已经出台，长期以来，靠公款买车的局面已经改变，目前，1400万辆汽车保有量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车为个人所有，虽然目前从消费领域谈轿车进入家庭领域还为时过早，但私人买车那部分先富起来的高收入阶层，如律师，三企白领等购车数量不小，且据调查，我国约有三十万个家庭在近两年内有购车意向。约三百万个家庭将购车列入了自己的消费计划，所以家庭轿车必然成为我国将来的消费热点。

教育消费将成为消费热点，教育消费包括居民子女教育支出以及为提高自身业务竞争能力的培训支出，它属于服务性消费，知识经济时代，人人都要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很多人还要不断变换工作岗位，这就产生了再学习的强大需求。教育成为一种产业就要满足群众对非全日制教育的种种需求，目前成人高考热已标志着教育消费已成为一个消费热点。

2、发展消费信贷。发展消费信贷是促进内需扩大的必然选择.，发展消费信贷，可以联通生产与消费，疏导巨额储蓄适当向消费领域分流，解决现实购买力与消费需求不匹配的矛盾，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发展消费信贷首先要转变消费观念，由过去的“积蓄－消费－积蓄”的单一的消费方式转化为“贷款－消费－积蓄还债”的新型消费方式。提倡适度的超前消费。其次是政府努力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降低消费信贷成本拓宽个人消费信贷能力，针对不同的消费信贷品种上和贷款对象，在利率，期限，还款方式等方面向消费者提供多种选择。第三是建立担保机制和个人资信调查机构，为低收入居民提供解决担保问题。第四是积极发展信用卡业务。如加强透支功能等。

3、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住房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四大方面。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这实际上是又一次消费品按劳再分配有益于保障退休人员有基本的消费金。医疗保险制度则可以为广大职工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提高职工的健康水平。住房保险制度中，住房公积金的建立，增加了工资中的住宅消费基金，也增大了住宅消费的能力，对保证住房投资和住宅消费达到较高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失业保险制度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一方面，它对于保障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消费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①引自孙鹤、杨咸月《储蓄、消费与经济增长》《统计研究》99年第七期

②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

③引自郭柏春《论消费率》《消费经济》2000年第1期

④引自曾壁钧等著《我国居民消费问题研究》第43页

⑤引自景体华等著《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第51页、第224页

⑥引自郭克莎《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第165页

⑦引自《理论经济学》第77页

⑧⑨引自邹东海、万举《农村消费市场开拓与农村金融创新》《消费经济》99年第5期

参考书目：

1、《消费经济学原理》尹世杰、蔡德容经济科学出版社

2、《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景体华北京出版社

3、《居民消费统计学》易丹辉中国人大出版社

4、《中国经济波动与增长》栗树和、梁文征陕西师范出版社

5、《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郭克莎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消费水平论文篇2

本文拟对河北省11个地市级城市2005年的消费结构进行分析研究，因为使用绝对量分析不能说明消费水平的高低，所以笔者采用人均消费量作为评价指标。

二、因子分析模型的建立

因子分析模型是根据变量间的相关性大小，把变量分组，便利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本文由/整理但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结构，这个基本结构称为公共因子。设有维随机变量,其均值向量为，协方差阵为,可以设想这个指标主要受到个公因子的影响，且是的线性函数，即对各指标的影响是线性的，则有模型：

其中为公因子；为特殊因子；与ε均为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为因子载荷矩阵，称为第个因子对第个变量的载荷稀疏。在模型中，特殊因子起着残差的作用，但被定义为彼此不相关且和公因子也不相关。

设是一组维样本，则和∑的估计量分别为和。设样本协方差阵S的特征根依次为，相应的正交单位特征向量为。选取相对较少的主成分个数,使得累计贡献率达到一个较高的百分比（通常为85%），则有其中；对给定的一组维样本资料，可以给出每一个体对个公因子的得分，但各因子得分的计算无法直接计算得到，需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进行估计，巴比特因子得分为。

三、实证分析

消费水平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它经常为世人所关注。对居民消费支出按照人们实际支出的去向分类可以分为吃、穿、住、用、文化娱乐等，本文引用我国常用的消费资料支出分类方法，将河北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分为九个部分，相应的指标分别用X1-X9表示。其中X1（居民人均消费支出）、X2（食品）、X3（衣着）、X4（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X5（医疗保健）、X6（交通和通讯）、X7（娱乐教育文化服务）、X8（居住）、X9（杂项商品和服务）。单位：元。

1.因子分析

利用主因子分析法提取3个主因子，用最大方差旋转进行简化，得到如下因子载荷矩阵，它代表变量和公因子的相关系数：

综合上面的载荷矩阵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食品、衣着、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杂项商品和服务六个方面有较大的载荷，表明该因子综合反映了这六个方面的变动趋势。因此第一主因子可以视为代表我省各城市在此六个方面的消费指标。第二主因子在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有较大的载荷，所以第二主因子可视为代表我省各城市在这两方面的消费指标。第三主因子与医疗保健强正相关，可以看作我省各城市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指标。

因为三个因子能解释的方差分别为5.7894（64.33%）、1.3755（15.28%）和0.8469（9.41%），也就是这三个主因子能说明总情报的89.02%。七个变量标准化后（不受各变量的不同量纲的影响），最后的共性估计之和为8.0112；与各变量X1-X9相对应的共性值之和分别为0.9954、0.9224、0.8583、0.7901、0.9803、0.8563、0.8506、0.8239、0.9344，均大于0.75，所以这些变量对我省各城市的消费结构的分析有很强的说服力。各城市三个主因子及综合得分见下表：

表2河北省各城市居民消费结构主因子及综合得分表

有了F1和F2的合理解释，我们可以将各城市的相关数据代入因子模型中计算出各因子得分。同时，我们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三个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为权重加权汇总，得出各城市的综合因子得分FACTOR，即FACTOR＝FACTORT=0.6433*FACTOR1+0.1528*FACTOR2+0.0941*FACTOR3。得到的各因子及综合因子的得分数值及排序见表3。表中

因子得分情况及其正负仅表示该城市与平均水平的相对位置，并不是说该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发展水平为负。

2.聚类分析

系统聚类分析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所研究的样品（或指标）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把一些相似程度较大的样品（或指标）聚合为一类，把另外一些相似程度较大的样品（或指标）又聚合为另一类，关系密切的聚合到一个小的分类单位，关系疏远的聚合到一个大的分类单位，直到把所有样品都聚合完毕，把不同的类型一一划分出来，形成一个由小到大的分类系统。

四、政策和建议

（一）有效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

收入是消本文由/整理费的基础，只有收入提高了，消费水平才能够提高，就目前河北省的经济形势而言，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首先，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加速实现国有企业整体利益的提高，提高其经济效益，增加工人工资；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鼓励支持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健康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次，大力发展再就业工程，扶持下岗职工，通过技术培训、政策扶持、资金援助等鼓励其二次创业，使其收入逐渐增加。再次，对个体经济、中小私营经济实行适度减税政策，加大扶植力度，并建立相应扶植政策，加速繁荣个体、私营经济，切实提高经营者收益。通过上述措施，从根本上解决河北省城镇居民持久收入增长缓慢的现状，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以刺激消费。就河北省个地区而言，尤其是第五类城市，需要增加该地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这将有助于河北省总体消费水平的提高。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政府应逐步完善包括住房、医疗、失业、养老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改革透明度，

减少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稳定性，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增加居民对未来生活的乐观心理预期，逐渐树立消费信心，并使居民变远期的储蓄倾向为即期的消费热情。

（三）建立稳定的收入调控机制，缩小消费差距。

政府应积极利用税收财政政策和财政转移的支付手段来缓解收入差距，提高公平程度，对于高收入者，要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工作，同时保护低收入者的消费水平，以达到缩小消费差距的目的。

（四）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个人信贷消费机制。

政府应引导银行与各大商家密切协调和配合，完善个人信贷消费机制。要减少贷款手续，降低首期付款比例，扩大消费信贷的业务范围，将更多的消费项目列入消费信贷的业务范围。虽然政府不同程度的实施了一些价格补贴措施，但力度远远不够。因此要加快住房政策的完善，充分发挥旧房交易市场。

（五）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优化消费结构的物质基础。

优化产业结构，让市场上有更多的适应不同层次居民消费的商品。要做到:首先，调整农业与食品工业结构，优化居民食品消费结构，满足居民在“吃饱、吃好”的基础上合理搭配营养成份的欲望。其次，调整工业产品结构，优化居民穿用消费结构，提高产品生产档次，调整产品生产规模。再次，调整第三产业结构，优化居民劳务消费结构，应大力发展市场潜

消费水平论文篇3

关键词：社会保障；城乡家庭消费；消费水平；影响

一、社会保障水平影响消费水平的理论支持

（一）国外理论之争

在社会保障水平是否真的影响消费水平这个问题上，最先开始进行争论的是Modigliani和Brtmaberg的生命周期假说与Barro的私人代际转移支付理论这两个理论之间的争论。生命周期假说中的观点认为，消费者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样，理性的消费者将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使用一生的收入，安排一生的消费与储蓄，使一生中的收入等于消费。因此，消费就不是取决于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一生的收入。人们是根据其预期寿命来安排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比例的：即每个人都根据他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他的消费支出。这也是社会保障水平影响消费水平的最基本理论。而在私人代际转移支付理论中，Barro认为，社会保障的资金本来就是由年轻人提供的，由国家储蓄起来的，再用来作为养老和医疗资金，因此对消费水平并没有任何影响。

（二）国内理论支持

国内的学者普遍认为：预防性储蓄对社会消费水平具有影响。陈树文基于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和消费倾向分析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在基于基尼系数的理论中，依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认为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或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在恩格尔系数理论中，他认为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和保障功能欠缺，造成中国居民从无风险预期变为风险预期，使一部分增加的收入转化为家庭保障金，进而减少了现期消费。

二、社会保障如何影响消费水平

（一）保障了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消费

社会基本消费的消费人群是最广的，但是同样有着限制，即每个消费个体对基础消费的需求量几乎是固定的，而且比较有限。所以，基础消费水平的提升就不能仅依靠消费个体对消费商品的需求量的提升，只能想办法扩大基础消费的消费人群。而社会保障体系所保证的大多都是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消费，而且接受社会保障的群体并不是很小的个别群体，而是一个很大的人群。同时，社保水平的高低又决定了这些人群对基础消费商品的消费数量，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更是直接决定了基础消费的消费人群增长率，有效提升基础消费发展水平。

（二）社保水平对社会消费能力的影响

假设现在某失业人士的每月社会保障金额为200元，这也是他全部的生活来源，而他每月需要花在吃饭上的钱是150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食品的价格上调百分之五十，那他就只能饿着，而这不符合人道。所以，在这种制约下，食物价格必须保持在他所能接受的每月花费1 50元的消费等级上。再假设，很大一部分人的经济状况提升了，但是该失业人士的社会保障金额还是每月200元。那么，食物的价格还是不能够上调，依然要保持在他所能够接受的150元每月。而这样就会拉低食品行业整体的经济效益，使得基础消费行业人群的收入落后于时展。试想，以基础消费品为主的行业如果在整体定价上都要低于时展水平，其后果将十分严重。

三、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对社会消费水平的意义

（一）解放消费，发展消费能力

市场应该适合大部分的消费人群，但是这并不代表要放弃少数人群，何况社会保障群体并不是一个小的群体。所以，在这个前提下，要想让消费水平真正发展起来，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消除发展消费水平的隐患，即社会保障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水平必须要保证任何人都有消费能力、消费机会和消费潜质。所以，什么时候社会保障水平上去了，消费水平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

（二）促进社会的基础消费水平提升

基础消费商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群体，还有就是提高商品价格。但是类似于食物、服装，这些消费群体必然是所有人的商品，如果想要提高价格的话，社会保障水平的制约就会显得非常明显。哪怕是只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所有人也必须进行这些方面的消费。即使是收入最低的人，也应该没有生存问题上的困难，这应该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要求。

（三）社保水平对消费水平的直接影响

这是最直观的影响。简单点说，社会保障群体也是消费人群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消费水平也是群体消费水平的一个数据指标。所以，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对消费水平产生直接影响。

消费水平论文篇4

关键词：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数量关系分析；统计预测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要想维持持续稳定增长的居民消费水平，研究居民消费水平的规律性以及预测其变化发展趋势就变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研究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数量关系。

二、理论综述

分析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影响其水平高低的因素也有多种，然而根据理论及经验，首要应考虑的因素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有着最主要的影响。理论上，经济增长越多，居民消费水平越高。

三、指标的选取和数据的说明

1.指标（变量）的选取。选择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Y，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X。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可以有多种选择，但是人均国民收入，即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通用的指标，故这里选择GDP作为解释变量X。

2.数据的收集与说明。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数据库，数据范围的选择为1978年-2013年该36年间的中国全体居民消费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数据选择自1978年开始，是考虑到我国的国情状况，改革开放前经济波动较大，所以选择改革开放前的数据没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所以这里选择改革开放后的数据，来反映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四、模型的设定与估计

1.模型设定。为了分析居民消费水平Y和人均GDP的关系，做散点图，如下：

通过散点图可以看出，居民消费水平Y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大致呈线性关系，为了接下来研究居民消费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数量关系的规律性，建立以下简单线性回归模型：

2.参数估计。用Eviews作一元线性回归得到估计方程为：

Y=623.2472+0.02532X

（138.1485）（0.000675）

t=（4.511429）（37.53213）

五、模型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方程中估计的变量X前的参数为0.02532，说明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增加一亿元，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加0.02532元，这与经济学理论相符合，通过经济意义检验。

2.拟合优度和统计检验。R2=0.976432，说明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此外，由t=37.53213，大于临界值，通过t检验，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影响。且nR2=35.151552，大于临界值，说明该模型存在异方差。

3.自相关检验。运用DW检验法，DW=1.0901723

4.异方差检验。对调整后的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模型中不存在异方差。调整后的方程为：

Y=894.834+0.023783X

（320.9484）（0.001338）

t=（2.788093）（17.77463）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①居民消费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亿元，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加0.023783元。②国内生产总值对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居民购买力提高，从而消费水平增加。

2.推论及政策建议。①改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两个重要因素，而消费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分配的状况有关，因此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应目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②调整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快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加快改造农村电网、广播电视网、邮政通讯网、信息网等消费环境，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③培育消费热点，促进消费节后和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居民教育消费，在知识经济时代，增加居民教育消费，是提高居民消费层次和质量的关键，增加居民信息消费，对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快速推进，信息消费渐已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之一，要加快信息产业信息服务业发展，扩大信息产品及网络的共给，促进信息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④加强宣传教育，转变居民消费观念，大力倡导信用消费，建立信用消费与保险、担保相结合，分散和降低消费信贷风险。扩大消费信贷范围，加快信用消费体系建设，制定和完善与信用消费有关的法律法规，为开展消费信贷清除障碍。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2]王燕.应用时间序列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2-88.

[3]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使用指南[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96-101.

消费水平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消费;消费之谜;收入分配;刺激需求

早在上个世界的八十年代末,中国经济学界便已展开了对中国消费的研究。在近20多年的研究过程中,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问题一直被国内经济学家所关注。1986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与美国基本相同,但自1988年起不断下降,1999年达到最低点,2000年稍有回升,但仍未超过1998年的水平;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1991—1999年一直在下降,而且降幅比城镇居民更大。为了使中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地增长,国内认为必须拉动总需求中重要的一环消费增长。所以刺激消费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我国的消费是否能够被真正“刺激”?决定中国低消费的本质原因到底是什么?

一、现代西方消费理论不适用于

凯恩斯消费理论认为现期消费仅取决于当期收入,随着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们的平均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该理论第一次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把消费与收入水平联系起来,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一道共同建构起宏观经济理论的大厦,并对消费理论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两个假说都隐含了如下两个重要的理论假设:(1)确定性假设;(2)资本市场完全假设。很明显,这两个假设即使在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一个是现实的,不仅人的理性有限,而且有些人根本无法以任何利率借到钱,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已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此后的消费理论发展沿两个方向展开:放宽上述第一个假设,考虑人们针对将来的不确定性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放宽上述第二个假设,分析“流动性约束”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

如果从以上这些西方的主流消费理论出发,不难由凯恩斯消费理论得出中国现在的平均消费倾向远低于在该平均收入水平上所应有的水平,从而再进一步得出中国存在很大的消费发展空间及潜力,及在此基础上提出应该刺激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无疑,这些研究大大提高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但一个更为根本的大前提是,它们是就市场机制相对发达完善的经济和社会实践而展开的。对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计划经济的许多体制“遗留问题”还没能得到妥善解决,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也只是初步建立,直接套用以西方经济历史实践为基础的现代消费理论来分析我国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很可能百思不得其解,或者很难得出真正想要的“中国解”。人是环境的产物,不同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行为特征,研究中国的消费问题不应脱离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尤其是我国的经济转型及我国特有的经济情况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

二、对中国居民的低消费之谜的一个解答

在以上描述的西方经济学主流消费理论中,我们认为,由于假设前提、经济环境、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区别,西方的主流消费理论不但不适合用来解释中国的低消费之谜,而且也解释不了。所以,有必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另僻蹊径,寻找中国居民低消费的真正原因。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低收入是否真正与低消费相伴而行?

在2006年3月,中国国内的平均消费水平占GDP比重约为45%,然而在2000年基尼系数为0.417时,占总户数20%的富有阶层收入便已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00年后,基尼系数每年呈增加趋势,一直到2006年,基尼系数攀升到0.496。毫无疑问,在2001~2006六年中,每年的占总户数20%的富有阶层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比已经远远超过了2000年的51%。而2005年,我国居民收入总额为83246.6亿元,以2000年的20%的富有阶层收入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保守数值估计,2005总收入中也仅仅只有低于49%的部分,即40790.834亿元被80%普通居民所拥有,而截止2005年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0756亿,80%的人口数量是10.46048亿。所以,保守估计2005年,我们发现全国80%的普通收入者的年平均收入仅为3899.5元。而2005年全国居民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为7942.88元。就算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普通大众相同,在扣除占有51%收入的20%的富人后,2005年全国80%的普通大众的消费支出也在7942.88数值的一半3971.44以上。

所以,由最近几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消费问题,我们一直以来感到彷徨的问题的解答竟然是因为我们提错了问题!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答案很明显,就是占80%总数的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很明显地接近于1。而占人口20%左右的富裕阶级的平均消费倾向则较小,但是这较小的平均消费倾向并不构成让我们困惑的问题,因为对应这部分拥有较小平均消费倾向的人群拥有社会51%以上的财富,而较高的收入所导致的较低消费又完全可以为经济学理论所解释。“从经济观点来看,20年代收入的分配有紧缩消费来增加投资的趋向。回顾这一段

历史,可以看出消费者手里钱多些,投资者手里钱少些,国民经济也许会稳定些”。

所以,有理由相信,在国内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变的前提下,在国内80%的居民几乎为年光一族的时候,刺激消费的企图只是镜花水月而已。中国的消费需求如果只靠20%的富裕阶级在递减的边际消费倾向作用下拉动将会缓步不前。

三、结论与启示

基于对中国居民的收入占有比例研究及中国存在的平均消费倾向偏低问题的分析,本文发现:中国现在掩藏在平均消费倾向偏低这一虚幻外衣下的真正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两极分化。在中国,80%的社会普通阶层拥有接近为1的平均消费倾向;而20%的富裕阶层由于收入过高的原因导致了较低的平均消费倾向。这一基于收入水平对消费者群体的划分便可以解释绝大部分由于中国存在的平均消费倾向偏低问题所导致的困惑及产生的应该刺激消费的政策幻觉。而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刺激”了那么多年的消费,在最近20多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 一直处于低位水平并保持持续走低态势,最终消费率从1985年的66.36%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尤其厉害,从1981年的53.1%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由此可见,中国的平均消费倾向对于政策明显无动于衷,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及为了应付将来突发事件所持有的“预防性资金”,而是在80%人口受到收入约束的前提下,无法响应政策提高消费。

所以,本文认为,我国不应该继续实行“刺激”消费的政策,而应该将工作中心转移到如何缩小国内日益突显的贫富差距问题上来,因为这才是导致国内消费水平举步不前的根本原因。惟有治标,方能治本,标本兼治,方能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G.C.菲特,J.E.里斯.美国经济史中译本[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消费水平论文篇6

一､引言

边际消费倾向是凯恩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的很多著名论断都和这一概念相关｡因而,要深入理解凯恩斯理论对这一概念的准确把握是十分必要的｡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这是因为人们的收入来源中至少要有一部分来保证他的生活需要,当收入极其低下时,其中大部分用于保证正常生活需要｡随着收入的增加,剩余部分的收入就会满足人们的其他需要,包括各种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但随着收入的继续增加,人们的各种欲望得到满足,单位收入的增加引起的消费增加就会逐渐减少｡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论可知,高收入人群比低收入人群具有更低的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提出以后,很多文献试图对该规律进行实证验证,有些得出一致的结论,有些则认为该规律与实际情况不符｡从空间维度看,高收入地区应该比低收入地区有更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而从时间维度看,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物质及精神文化消费水平的日益提高,边际消费倾向随时间变化是否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农村和城镇对于这种趋势表现如何?差异何在?这是本文关心的问题和核心所在｡

二､研究方法设计

一种测算边际消费倾向的方法是利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秦顺桥､郭永祥曾使用这种模型对江西省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做了实证分析,验证了边际消费递减规律的存在｡该模型的基本建模思想是,消费者首先用其收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这部分消费与消费者收入无关,是基于环境的外生变量｡满足了基本需要之后,剩余的收入再在消费和储蓄之间选择一个分配比例,通过测算这个比例就可以估计出边际消费倾向｡

设Pi为第i种商品或劳务的价格,Vi为其消费量,Ri为基本消费量,βi为其边际消费倾向｡那么该模型的表达公式为:Vi=PiRi+βi(Y-∑PiRi),其中0≤βi≤1,令αi=PiRi-βi∑PiRi,得:Vi=αi+βiY｡对于变量Y,既可以取自横截面数据,也可以取自时间序列数据｡为计算各年的边际消费倾向,可以取横截面数据,即找出各收入阶层数据进行回归｡但是,边际消费倾向本身反映的是人们的心理规律:消费增量的变化量会随收入水平的增加呈现递减的规律,而不同收入层的消费者可能会因为生存环境､生活习俗等不同本身就存在着消费习惯上的差异,如果只选择某一地区这种差异可能并不明显,但如果我们使用全国数据不加分析,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并不能很好的说明这是一个普遍的消费者心理规律,而只能说明我国地区间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因为我国地区差异比较大,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变体,首先用时间序列数据来产生边际消费倾向,而后再用边际消费倾向的时间序列来分析其变化趋势,即数据滚动方法,具体研究方法设计如下:

1､数据处理｡本文使用EViews软件帮助分析和处理,采用的是中经数据网提供的统计数据,涵盖了1980年到2004年共25年的数据,使用了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基于上述问题和数据本身波动性的考虑,我们将这25年分时段分别进行研究:(1)取前7年的数据,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出该时间段的边际消费倾向;(2)向后推3年,再估计出这一时间段的边际消费倾向｡依此类推,共可以得到7组数据｡相应地,我们可估计出7个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值｡这种处理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平滑的过程,这种方法有几个好处,既能够观察出所研究变量的变化趋势,又能减少数据波动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还能为我们尽可能创造出为分析时间序列而需要的尽量多的样本数｡

2､模型设计｡根据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Vi=αi+βiY,可以对每类商品i进行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但本文关心的是支出总水平(V)和收入水平(Y)之间的关系,于是对上式进行加总,得到V=A+BY｡其中,A=∑αi,B=∑βi｡将7组数据分别据上式进行OLS估计,得到B1,B2,直到B7｡对B,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和相关检验｡

三､实证结果(表1)

1､第六组的回归结果(以*标出)因为出现了严重的异方差,改用对数回归｡

2､农村边际消费倾向时间序列中的第二个数据,出现了大于1的情况,而第六个数据较低,是因为1997~1999年间尽管收入是增加的,然而支出却出现了下降的情况,这是收入不能解释的,结果导致了回归结果偏低的情况｡

3､括号中是各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的值｡

4､对于截距项不显著的方程,去掉该项重新估计｡

图1 城乡边际消费倾向差异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第6个值因为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偏低,不具代表性),而城市边际消费倾向则是基本平稳,微有下降的｡

根据Vi=PiRi+βi(Y-∑PiRi),可以得到:βi=(Vi-PiRi)/(Y-∑PiRi),则β=(V-∑PiRi)/(Y-∑PiRi),如果以1980年数据作为基准值∑PiRi,得到图2:

图2 城乡边际消费倾向差异

从图2中我们同样观察到农村边际消费倾向先上升后下降的情况,而城市边际消费倾向则是逐渐下降的｡城市边际消费倾向在两图中呈现的结果稍有不同,是因为第一种方法实际上是采用了平滑的方法,因而淡化了这种趋势｡而农村边际消费倾向则是一致的,都发现了先上升而后下降的趋势｡

消费水平论文篇7

【摘要】本文以索洛模型分析框架为基础，通过理论模型推演，探讨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经济体满足最优消费率的条件，运用中国1978～2009 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最优消费率为70%，且最终消费率一直低于70%。

关键词 最优消费率；经济增长；索洛模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最优消费率与我国经济增长稳定研究”( 12CJY074)；云南省学习贯彻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究项目“云南经济增长稳定性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YB2013126）；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研究基金项目（12YNUHSS068）。

【作者简介】赵鑫铖，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理论。

一、引言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消费率偏低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袁志刚，朱国林，2002；方福前，2009）。我国扩大消费的政策为何成效有限？消费率提高到什么水平是最优的？我国是否存在一个合理的消费率区间？这些是当前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应回答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已隐含着最优消费率的存在性。马尔萨斯（1798） 指出：“必然存在着一个位于消费与投资之间的点，在该点把生产的能力和消费的愿望都加以考虑后，对财富的增加才具有最大的诱导力量”。费尔普斯（1961） 认为，索洛模型中与资本积累黄金律相对应的储蓄率使人均消费达到最大化，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储蓄率对应的消费率就是最优消费率。戴蒙德模型则表明，经济通过市场竞争达到稳态时，可能会存在资本积累过度的情况，也就是说稳态消费率低于最优消费率（罗默，2012）。国内已有学者探索了中国最优消费率的存在性，刘迎秋、杨圣明（2005） 证明了经济中存在最优消费率，曾令华(1997)则提出了理论最优消费率的概念。

经验研究也表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存在着一个合理的消费率区间。钱纳里的(1988)研究发现，消费率的高低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在农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消费率相对较高，因为收入中的大部分都被用来维持生计；进入工业社会后，经济的收入水平上升，产品也相对丰富，同时，需要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积累率上升，消费率下降；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主要受市场需求约束，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因此消费率又会有所回升。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处于成熟阶段，消费率在高水平上趋于稳定。整个演变过程类似于一条平缓的U型曲线。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2003年世界各国平均最终消费率为79%，其中低收入国家约为81% ，中等收入国家为76%，高收入国家为80%。闻潜（2005） 通过研究1990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后认为，中国消费率适度区间的下限为63%，上限为68%，需进一步推进消费。吴忠群（2011） 利用中国的统计数据计算出中国的最优消费率为80.63%。但他们仅估计了最优消费率，尚未展开基于最优消费率和投资率的经济稳态模型分析。

本文运用索洛模型，以最优消费率为主线，通过理论模型分析，探讨经济体满足最优消费率的条件及经济在稳态上的消费率与最优消费率的关系。

二、理论模型

事实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将产出分割为消费和投资，且对最优的投资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经济达到黄金律资本存量对应的投资时最优，这就为最优消费率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的思路。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框架下，我们将最优消费率定义为与黄金率资本存量相对应的消费率，在最优消费率上，经济增长达到了最优水平，即经济所能达到的最高且可持续的增长率，居民（或家庭） 的福利水平实现了最大化。

（一） 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假定生产函数采取如下形式

Y(t) = F(K(t), A(t)L(t))

其中， Y(t) ， K(t) ， A(t) ， L(t) 分别为产出、资本存量、技术进步和劳动。另外， K(t) ， A(t) ，L(t) 的动态变化路径假定为

K ?(t) =(1 - cr)Y(t) - δK(t) ，其中cr为消费率①；劳动和技术进步分别以g 和n 的速度增长， 即

A(t) ? = gA(t) ， L(t) ? = nL(t) 。

生产函数被假定为规模报酬不变，因此可将

其转换为密集形式

y(t) = f (k)

其中每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为y(t) = Y(t)

A(t)L(t) ，每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存量为k(t) = K(t)

A(t)L(t) ，则每单位有效劳动资本的动态方程式为

k ?(t) =(1 - cr) f (k) -(n + g + δ)k(t)

根据经济增长稳态的含义，上式意味着不管经济从何处出发，最终都将收敛于模型的稳态。

在稳态上，模型中每个变量都以常数增长。

1.消费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政府可通过财政政策影响家庭的消费决策，进而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率。假定经济的消费率cr有永久性的提高，考虑这一变化对经济增长及模型稳态的影响。

消费率cr的降低将使实际的投资线上升，从而使得每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存量稳态值由k* 增加为k** 。具体来看，在消费率cr刚开始下降时，k 等于k* ，在这一水平上，实际投资超过持平投资，因此k ? 是正的，从而k 开始上升，直至达到新的稳态值k** ，在这一值上它将保持不变。从工人平均产量Y L 来看， Y L = Af (k) ，则Y L 由于A和k 的增长而增长。在消费率下降的过程中由于k ?> 0 ，因此Y L 的增长率大于g 。当k 达到k**时， Y L 的增长率又变为g 。

因此，消费率的下降使经济达到新的稳态增长时工人平均产量上升，但其增长率不变。也就是说，消费率的变化对工人的平均产出只有水平效应，但不存在增长效益，即只改变工人的平均产量水平，但并不影响处于稳态时每个工人平均产量的增长率。

2.消费率变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分析。在索洛模型中，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消费水平代表居民家庭的福利水平，且等于每单位有效劳动的产量f (k) 乘以产量中用于消费的比例cr。消费率cr在开始时发生非连续变化，所以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消费水平开始时也急剧下降，然后随着k 的上升，消费也将逐渐上升。但在新的稳态k** 上，消费水平是否会大于原来的水平却是不能确定的。令c* 表示稳态的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消费， 则c* = f (k*) -(1 - cr) f (k*) ， 而由于稳态上有(1 - cr) f (k*) =(n + g + δ)k* ， 所以有c* = f (k*) -(n + g + δ)k* 。由于k* 取决于模型的参数cr和n、g与δ ，这样就有?c*?cr=[ f´(k*(cr, n, g, δ)) -(n + g + δ)]?k*(cr, n, g, δ)?cr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cr的降低提高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k* ，因此，cr的降低在长期是否会提高消费水平取决于资本的边际产品f&acute;(k*) 是大于还是小于n + g + δ 。cr会使资本存量k上升，而要使k 的这种上升得以维持，则从增加的投资上获得的收益f&acute;(k*) 必须能够抵消对资本存量的消耗n + g + δ 。若f&acute;(k*) < n + g + δ ，说明从新增加的资本上获得的收益不足以抵消对资本的消耗，为了将资本存量维持在较高水平，消费水平必须下降。若f&acute;(k*) > n + g + δ ，说明从新增加的资本上获得的收益在抵消对资本的消耗后还有剩余，剩余部分可以用来消费，消费水平上升。若f&acute;(k*) = n + g + δ ，说明从新增加的资本上获得的收益刚好抵消对资本的消耗，因此消费不变，此时对应的k* 就是所谓的黄金律资本存量水平。

（二） 经济增长中的最优消费率确定

为了求得索洛模型中最优消费率的显示解，假定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而在经济的稳态上每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产出和消费分别为

k(t)* =[(1 - cr) (n + g + δ)]1 (1 - α)（1）

y(t)* =[(1 - cr) (n + g + δ)]α (1 - α)（2）

c(t)* = cr[(1 - cr) (n + g + δ)]α (1 - α)（3）

所谓黄金律的资本存量水平是指每单位有效劳动的消费水平达到最大化时的资本存量。考察这一指标的意义在于社会的福利水平，这也是经济学一切分析的核心所在，即考察社会的福利水平比考察资本、产出等经济变量更有意义。

由（1） 式可以解出cr ，得

cr = 1 -(n + g + δ)k(t)*1 - α （4）

将上式代入（3） 式并化简，有

c(t)* = k(t)*α -(n + g + δ)k(t)* （5）

即每单位有效劳动的消费等于每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减去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实际投资，而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实际投资等于每单位有效劳动的持平投资。

下面求c* 关于k* 的最优化，可以由（5） 得出

?c* ?k* = αk*α - 1 -(n + g + δ) = 0 （6）

再简化为αk*α - 1 =(n + g + δ)

（6） 式的定义暗含了黄金规则的资本水平。

这是因为f&acute;(k*) =(n + g + δ) 表明生产函数的斜率等于持平投资的斜率。

可以由（6） 式解出黄金规则要求的最佳资本水平

k*GR =[(α (n + g + δ)]1 (1 - α)（7）

将（7） 式代入（4） 式即可得黄金律所要求的消费率水平也即最优消费率。

crGR = 1 -(n + g + δ)[α (n + g + δ)]1 - α (1 - α)， 进一步简化为crGR = 1 - α （8）

由（8） 式可知，对于柯布—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最优消费率等于产出的劳动弹性，也即劳动的产出份额。我们认为，这一论断就中国本身的情况来看是比较符合经济现实情况的。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居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很小②，因此居民进行消费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其劳动收入所得。另一方面，宏观数据反映出的特征也说明,在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是消费率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李稻葵，2011)。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从1987年的52.02%下降到2007年最低值的39.74%，到2012年又小幅上升到45.59%；与此同时，最终消费率从1987年的63.6%下降到2012年的49.5%。18年间下降了14.1%。从图1 可以看出，我国最终消费率与劳动收入份额高度相关，两者的曲线变化趋势总体上是一致的，随着劳动份额的下降，最终消费率也逐渐降低。

三、中国最优消费率的测度与分析

（一）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假定总产出是在当年劳动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给定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形成，因此可假设生产函数为

Y(t) = A(t)I(t)α L(t)1 - α

其中Y(t) 、A(t) 、I(t) 、L(t) 分别表示产出、技术、固定资本形成和劳动力。两边取对数可得

ln(Y(t)) = ln A(t) + α ln(I(t)) + β ln L(t)

由于技术进步是随着资本积累发生的，因此假定技术进步体现为资本存量的函数A(t) = K(t)a ，于是回归模型变为

ln Y(t) = a ln K(t) + α ln I(t) + β ln L(t) （9）

索洛模型中，最优消费率的测算需要获得的数据包括实际的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对产出，取GDP作为产出，并折算为2000年不变价；

对劳动力，直接采用就业人员的数量代表劳动力投入；固定资产投资取支出法GDP核算中的相关数据并转化为2000年不变价序列。本文中资本存量数据来源于对张军等《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的加工整理，并折算成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序列。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了1978~2009年的有关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0》。

（二） 结果分析

由于大部分的宏观经济数据都有时间趋势，进而表现出非平稳特征，直接进行回归分析容易产生伪回归现象，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分别利用ADF检验和Johansen检验来检验平稳性和协整关系。结果显示，序列ln Y(t), ln K(t), ln L(t), ln I(t) 的水平序列及一阶差分序列均不平稳，其二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说明ln Y(t), ln K(t), ln L(t), ln I(t) 都为二阶单整序列，即I（2）。协整检验结果显示，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检验均在5% 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 表明变量

ln Y(t)， ln K(t)， ln L(t)， ln I(t) 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使用软件Eviews 6 对式（9） 做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回归结果可知，各变量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所有变量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方程通过了F检验，且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由表2可知，劳动的产出弹性为70%，这也说明中国的最优消费率为70%。与实际消费率进行对比（图1），我们发现，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一直低于其最优水平，除了80年代的消费率在60%以上且较为接近最优水平外，其他时期的消费率普遍低于60%。

四、结论

本文运用索洛模型分析了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经济体最优消费率的确定，经过模型推演得出了最优消费率等于劳动收入份额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的1978~2012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最优消费率为70%，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消费率均低于最优水平。

基于本文的模型分析结果及我国目前消费率偏低的事实，我们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来促进消费，提高经济消费率并向最优消费率靠拢，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首先，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根据我们的分析，在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较小的条件下，经济体的最优消费率等于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能提高经济的消费率。另外，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有助于居民消费水平和总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一般说来劳动收入与资本性收入等财产性收入相比，其边际消费倾向是最高的，因此，综合来看，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体向最优消费率迈进，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作用是最直接和最显著的。

其次，加快社保体系建设步伐，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居民收入中很大一部分用来储蓄，为子女教育、购房、看病、失业等大笔支出作积累，如果社保体系是完善的，那么居民的这部分收入就可以拿来进行消费，居民的消费潜力会得到极大程度的释放，宏观经济的消费率也会逐渐得到提高。

最后，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我国大多数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劳动收入，如果财产性收入增加其可支配收入就会增加，根据消费函数则消费水平和消费率都会得到改善。

注释

①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最优消费率，因此在表示储蓄率s 的过程中，我们用1 减去消费率cr 来表示储蓄率，即s=1-cr。

②从1992 年到2005 年，我国居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由1218.38亿元增长到4612.8 亿元，增长了2.79 倍，其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贡献则由6.59%下降到4.17%。与来自劳动的报酬相比，财产性收入的相对规模也在下降，两者之比由1992 年的1：13.9 逐步下降到1：20.1，财产性收入占比逐步下降。

参考文献

[1]袁志刚,朱国林.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及对中国消费不振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2).

[2]方福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分省数据[J]. 中国社会科学,2009,(2).

[3]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Phelps,E.1961. The Golden Rule Of Accumulation[J].AmericanEconomic Review,51.

[5](美)戴维·罗默. 高级宏观经济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6]刘迎秋.次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7]杨圣明.杨圣明文集[M].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8]曾令华.理论最优消费率之我见[J]. 求索,1997,(3).

[9]霍利斯·钱纳里,莫伊斯·赛尔昆. 发展的型式1950~1970[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10]闻潜.消费启动与收入增长分解机制[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11]吴忠群,张群群.中国的最优消费率及其政策含义[J].财经问题研究,2011,(3).

消费水平论文篇8

摘 要：文化消费质量问题正日益受到关注，但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关于文化消费质量的已有研究严重欠缺。论文尝试从人均文化消费水平、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文化消费与收入的匹配度、文化消费的内部结构、文化消费的差异以及文化消费的成本与消费效果等六个维度对文化消费质量的科学内涵进行刻画，藉此构建文化消费质量的描述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该指标体系对2001～2013年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质量状况进行了测度，从而得出结论和建议。关键词： 文化消费质量；层次分析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5-0115-06一、引 言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文化消费也随之成为学术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 然而，仅仅关注文化消费支出或与之密切关联的文化产业产值，虽有利于文化建设，却容易造成“重数量，轻质量”、“重扩张，轻发展”的错误导向。我们必须看到，提高文化消费质量能够大力推动经济发展调结构、转方式，能够不断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够全面促进社会文明与社会进步。因此，在更为深远的层面上，文化消费质量的提高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加强对文化消费质量的研究，加速推进文化消费提升，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十分重要和迫切。近年来，文化消费研究逐渐增强[1]，但是消费质量研究仍然较少，这就决定了文化消费质量的研究必然很不充分、很不成熟。关于文化消费质量，《消费经济学大辞典》中的界定是，它指居民进行一定的文化消费后获得的消费效果（或效益）的高低，是从质的方面反映文化消费状况的重要指标[2]。梳理相关文献可见，一些学者对文化消费质量开展了一些初步研究，主要视角限于文化消费质量的层次、影响因素及提高途径方面。例如，张沁（2004）把文化消费分为基本文化消费、发展型文化消费和享受型文化消费三类[3]。宋则、李伟（2000）认为文化消费的内部结构不合理，发展型和智力型的文化消费比重偏低[4]。张剑锋（2008）从“雅文化”和“俗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现阶段文化消费质量存在的问题[5]。又例如，史晓菲认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过高成为影响文化消费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政府应该进行“文化扶贫”工作，关注低收入者文化消费[6]。俞中、顾严（2012）认为降低消费成本是提升文化消费质量的重要环节[7]。李涛（2014）认为，虽然我国文化消费潜力巨大，但文化供给和文化需求不匹配，主要表现为文化供给远远落后于文化需求，文化供给规模和结构不合理、产品和服务创新性不足，不能满足动态变化的居民文化消费需求[8]。陈智国（2014）认为优质文化产品短缺是制约文化消费质量提高的主要因素[9]。陈宇洁认为，拓展文化消费对象，引导文化消费走向创新化，发展创新型文化产业是提高文化消费的有效途径[10]。杨晓光（2006）认为，消费者的经济能力、受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市场发育度和规范化程度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是影响文化消费质量的主要因素[11]。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程度也影响着文化消费质量，郭鲁芳、蒋微芳（2011）对居民休闲消费的研究表明，休闲设施多集中于城市中心地带，数量庞大的农民休闲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城市中的休闲设施供给单一、建设滞后，未能及时适应由收入增长、视野开阔所引致的休闲消费需求结构向高层次演进这一要求[12]。综上可见，已有的相关研究虽然为后续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很显然尚存在诸多不足：一是缺少对文化消费质量内涵的深入探讨。没有对文化消费质量内涵的全面把握，就无法针对性地提高文化消费质量，对文化消费质量内涵的分析是研究提高文化消费质量的基础。二是缺乏文化消费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方面的成果。提高文化消费质量，除了要进行规范分析之外，还需要作实证分析，只有构建起文化消费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才能测度和发现文化消费质量的真实状况、发展特点与趋势等，这是深入研究提高文化消费质量的关键工作。三是没有形成提高文化消费质量的系统性对策。由于以往主要重视文化消费数量，对文化消费质量的关注较少，因此关于提高文化消费质量的政策研究比较“碎片化”。基于文化消费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经验研究，将为制定系统性的提高文化消费质量的政策提供支撑。二、文化消费质量的内涵刻画与描述性评价（一）文化消费质量的内涵刻画维度文化消费质量内涵丰富，显然不同于文化消费水平和文化消费结构，后者相对狭窄，准确刻画文化消费质量的内涵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然而，尽管经过了多方努力，仍难获得相关文献。因此，我们基于对生活质量、消费质量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向相关专家咨询，经过反复讨论，得到人均文化消费水平、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文化消费与收入的匹配度、文化消费的内部结构、文化消费的差异以及文化消费的成本与消费效果等刻画文化消费质量内涵的六个维度。1.人均文化消费水平。人均文化消费水平是文化消费质量的基础。虽然文化消费数量上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文化消费质量的必然提高，但如果没有数量的满足，就很难有质量的保证。所以，要提高文化消费质量，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提高人均文化消费水平。统计上，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现金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是衡量人均文化消费水平的直接指标。因此，本文在绝对水平的意义上，以这两项指标作为反映居民文化消费质量的一个维度，分别命名为C1、C2。2.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也是反映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有时候，虽然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在数量上是增长的，但由于整体消费也在增长，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就有可能是下降的，这说明人们更愿意在其它方面消费。目前，我国该项指标数值偏低，且多年来呈现下降趋势，可见提高居民文化消费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恩格尔系数II）[13]是提高我国文化消费质量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在相对水平的意义上，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现金消费支出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的比重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这两项指标作为反映居民文化消费质量的一个维度，分别命名为C3、C4。3.文化消费与收入的匹配度。虽然人均文化消费水平是衡量文化消费质量的基础，但人均文化消费水平还需要与个体收入水平相匹配。高质量的文化消费要求具有合理性、适度性，文化消费高于或低于相应收入水平下的数量都不利于文化消费质量的提高。一方面，居民的收入水平对文化消费有直接影响，收入越高，文化消费支出就应该越高；而收入越低，则文化消费支出也相应越低。另一方面，由于文化消费品（包括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奢侈性的消费品，它的消费数量变化相对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变化表现出较高的弹性，当收入变化一定比例时，文化消费变动比例一般应高于收入变动比例[14]。因此，考虑到人均文化消费水平与人均收入密切相关，且人均文化消费的变动与人均收入变动也紧密联系，本文将人均文化消费与人均收入两项指标结合起来，即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现金消费支出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这两项指标（分别命名为C5、C6），来衡量文化消费与收入的匹配度，以之作为反映文化消费质量的一个维度。4.文化消费的内部结构。文化消费也有其内部结构，即文化消费内部各类文化消费支出的比例关系与构成状况。文化消费的内部结构一般可以分为基础型文化消费、享受型文化消费、发展型文化消费[15]。一方面，文化消费结构应多元化，不能过于单一；另一方面，我们要提高享受型和发展型文化消费的比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较高的文化消费质量。因此，考虑到评价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全国教育总经费、国内旅游人均消费、艺术表演团体国内演出观众人次、图书馆总流通人次、博物馆参观人次、电视人口覆盖率、广播人口覆盖率、图书印数、全国电影票房收入和互联网上网人数等作为反映文化消费内部结构的具体指标，分别命名为C7～C16，以之作为反映文化消费质量的一个维度。5.文化消费的差异。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文化消费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此外，受制于体制、市场状况等，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也导致文化消费差距进一步扩大。虽然文化消费水平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较大的文化消费差距会从整体上降低全国居民文化消费质量。因此，考虑到城乡差距的普遍突出性，本文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消费差异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消费差异作为反映文化消费质量的一个维度。相关文献往往用变异系数来表示区域性差异[16]。变异系数是指样本标准差和样本均值之比，它是一个相对量，当不同样本的均值与方差或标准差不同时，通过构建变异系数进行比较较为方便。公式为：C=S×100%。其中，C为变异系数，S为标准差，为样本均值。根据公式即可计算出全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消费差异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消费差异，用变异系数来表示，分别命名为C17、C18。变异系数越小，文化消费质量越高。6.文化消费的成本与消费效果。文化消费具有同其它消费相类似的特点，即支付成本后追求需要的满足程度，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回报是文化消费质量高的重要体现。当文化产业发展良好，市场能有效地为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文化产品（包括服务）时，文化消费质量就会提高。在我国，虽然与其它行业比较，居民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消费价格指数处于较低位水平，但是如果结合居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来看，文化产品及服务的价格仍然显得较高，降低文化消费产品及服务价格的空间还很大。本文以全国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文化消费的成本与消费效果，以之作为反映文化消费质量的一个维度，命名为C19，价格指数越低，文化消费质量越高。（二）文化消费质量的描述性评价指标体系对文化消费质量的评价，根据生活质量、消费质量评价的通常做法，基本的思路有三，即基于客观条件进行描述性评价、基于主观感受进行满意度评价以及结合客观与主观进行综合评价。鉴于课题研究计划中的具体分工，本文仅呈现依据第一种思路研究的成果，即基于上文对文化消费质量内涵的刻画，相应构建一套描述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构建文化消费质量描述性评价指标体系时，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得到各项指标的权重。按照层次分析法对各个维度、具体指标评价打分，根据各个维度、指标与文化消费质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最终计算出统计年度居民文化消费质量指数的总分值。1.层次分析结构的构造。根据对文化消费质量的内涵刻画，在构建本文的层次分析结构时，将文化消费质量描述性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A、准则层B={B1，B2，B3，B4，B5}和方案层C={C1，C2，…，C19}。其中，设目标层A为文化消费质量指数；准则层B为文化消费水平、文化消费与收入的匹配度、文化消费的内部结构、文化消费的差异以及文化消费的成本与消费效果等五项指标，分别设为B1，B2，B3，B4，B5；方案层C为上述准则层对应的19项具体统计指标，分别设为C1，C2，…，C19。2.判断矩阵的构造。原始的判断矩阵是通过确定各项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取值标度，对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将主观打分值作为判断矩阵的元素。设B层中因素Bk（k=1，2，…，5）与下一层次C中的Ci（i=1，2，…，19）有关联，则每个Ci在Bk中均占有一个权重Wi=W（Ci），因素Ci，Cj（i，j=1，2，…，19）权重之比是Wi/Wj，这样就构成一个判断矩阵。根据T.L.Satty比例九标度法及对以上五个准则层的重要性判断，分别构造出效用层次结构中准则层对目标层、方案层对准则层的比较判断矩阵[17]。利用Satty比例九标度体系，构建准则层对于目标层的判断矩阵A-B ，主观设定各个指标的重要度均值，记为：3.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计算。在判断矩阵已知的情况下，计算i层上n个因素的权重向量，即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和特征向量。4.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计算。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max：5.一致性指标的计算。在构造判断矩阵时，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主观判断能力的局限性，为防止对各元素重要性的判断出现矛盾，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以检查所构造的判断矩阵及由此导出的权重向量的合理性。一般是利用一致性比率指标CR进行检验，公式为：CR=CI/RI，式中，CI=（λmax -n）（n-1）为一致性指标，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是通过大量试验确定的。当CR

参考文献：[1]资树荣.国外文化消费研究述评[J].消费经济，2013，（1）：30-33.[2]林白鹏.消费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3]张沁.对文化消费可持续发展的思考[J].宏观经济管理，2004，（4）：26-28.[4]宋则，李伟.提升我国消费层次的新思路[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0，（5）：21-26.[5]张剑锋.文化消费质量论略[J].北方论丛，2008，（3）：142-144.[6]史晓菲.文化消费不应变成奢侈消费[N].消费日报，2007-03-13（2）.[7]俞中，顾严.降低消费成本提升消费质量[J].商业文化，2012，（5）：144.[8]李涛.供给经济学视角下文化消费问题论要[N].光明日报，2014-01-20（5）.[9]陈智国.提振文化消费何处着力[J].投资北京，2014，（3）：47-50.[10]陈宇洁.文化生产力视域下的居民文化消费研究[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4，（1）：77-79.[11]杨晓光.关于文化消费的理论探讨[J].山东社会科学，2006，（3）：156-159.[12]郭鲁芳，蒋微芳.我国居民休闲消费质量提升瓶颈与突破路径[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06-111.[13]林丕.关于我国文化产业、文化消费的几个问题[J].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2009，（5）：20-21.[14]邹晓东.十五期间上海市文化消费变动因素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7，（6）：59-65.[15]徐淳厚.关于文化消费的几个问题[J].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4）：45-48.[16]冯靖涵.我国文化消费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46.[17]彭云飞，沈曦.经济管理中常用数量方法[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187.（责任编辑：铁 青）

消费水平论文篇9

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基于我国多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量化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消费水平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同时还与城镇化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它们都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所以，我国城镇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必然会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

居民消费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程度；量化关系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的发展方式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城镇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必然与人民的生活质量存在密切关系，否则推荐城镇化进程就失去意义。长期以来，很多学者研究了居民消费水平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徐凤等运用协整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国内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1]。付波航等基于中国29个省份1989—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城镇化、人口年龄结构这些人口消费环境或制度变量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2]。刘厚莲指出，人口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呈现倒U型关系[3]。田青等利用1999—2006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分析消费习惯、收入、购房支出、医疗、教育支出、收入波动及利率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消费习惯、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而收入波动及利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4]。以我国1978—2004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建立反映城/镇化水平和消费增长动态关系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在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动态影响，并指出城镇化发展对居民消费增长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累积效应大于对城镇居民消费的累积效应，并且正向拉动效应的持续时问更长也更稳定[5]。储德银等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从城乡比较视角分析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并研究得出收入水平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最大，而收入分配和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绝对程度基本相同[6]。潘明清等从劳动力流动视角分析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的内在机制，使用1996—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重点检验了劳动力流动、城镇化进程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证明了城镇化的积聚效应大于外部成本效应，城镇化促进了居民消费增长[7]。祁毓等在理论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构建2002—2008年和1997—200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相关变量叙述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8]。

（一）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水平是指居民在劳务或者物质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对满足发展、享受和生存需要达到的程度，可以用劳务和物质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反映出来也可以通过消费过程中消耗的货币量反映出来。本文所采用的就是地区居民消费的货币金额数来反应这个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

（二）城镇化程度城镇化程度在不同学科中的定义不同，比如，人口学是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地理学上是指城市景观的比重。本文依据多数学者的研究方法，用一个地区城镇人口占这个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该地区的城镇化程度。

（三）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是指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所达到的水准。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常用指标有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增长速度。本文采用一个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来反映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四）变量数据来源本论文中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有些是直接采用网站的统计数据，有些是根据需要对网站的数据进行了简化计算，因此，可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三、建立模型与分析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首先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看其是否存在单位根，如果存在单位根则数据不平稳，不能直接进行分析，必须对其差分项进行平稳性检验直至平稳为止。为了论述方便。下文中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分别用JMXF、CZH和JJFZ表示。平稳性检验的方法主要有ADF-Fisher卡方检验、PP-Fisher卡方检验、Im,PesaranandShinW-stat和Levin，Lin&Chu-t检验[6]，本文依据数据的特征选择ADF-Fisher卡方检验与Im,Pe-saranandShinW-stat作为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1。由表1可知，JMXF、CZH和JJFZ都为二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分析。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Kao检验、Pedroni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基础上的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本文如表2所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说明JMXF、CZH和JJFZ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二）模型估计本文依据一般构建面板数据的模型形式，构建模型如下：由表3可知，JMXFit=-3625.236+12207.27×CZHit+0.261261×JJFZit。JJFZ与CZH都和JMXF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由此可以推出，城镇化程度与人均生产总值都对提升人结论民的消费水平、对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着促进作用。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经历了多年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程度也达到了一定水平，但是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人均消费水平依然与城镇化水平密切相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仍然依赖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参考文献：

[1]徐凤，金克琴.中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9，24（2）：109-113.

[2]付波航，方齐云，宋德勇.城镇化、人日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1）：108-114.

[3]刘厚莲.人口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资源，2013，（6）：63-70.

[4]田青.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J].管理世界，2008，（7）：27-33.

[5]胡日东，苏桔芳.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7，（5）：58-65.

[6]储德银，经庭如.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0，（4）：99-105.

[7]潘明清，高文亮.我国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检脸与介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4，（1）：118-125.

消费水平论文篇10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消费需求；金融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2)―0030―07

一、引 言

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收入分配的变化 一直是传媒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术界主要围绕 两个问题在讨论，其一是关于不平等的潜在来源有 激烈的争论，其次是围绕不平等的长期影响。本 文试图去考察不平等是否与消费需求短期变化的相 关性。

在不同的时期，经济个体的消费需求存在显著 的差异，具有时变性。本文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经济 个体获得信贷的能力依赖于收人时，收入分配能影 响该经济适应外来冲击的能力。如果信贷门槛较 低，只有低收入阶层被排除在信贷市场外，则不平等 越大，可能消费需求波动越大。相反，如果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阶层均排除在外，则收入分配不平等越大 可能不会导致总消费需求较剧烈的波动。

本文利用跨省横截面数据，发现当人均收入较 低时，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消费需求的变化较小， 而当人均收入较高时，较大的收入不平等在大部分 时间均与较大的消费需求波动相联系。为解释本文 的研究结果，本文也考察了消费需求波动、收入分配 不平等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结论表明金融 发展水平与取得信贷的不同待遇(这两者通常与高 人均收入水平相联系)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收入分 配对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会导致消费需求发生 不同的短期波动。

本文关于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波动影响的研究 在以下几部分阐述。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的简单回 顾，并提出本文拟证的假说。第三部分实证方法的 介绍及其指标和数据的说明，第四部分表明结果，讨 论在改变估计方法、选择样本期时，验证这些结果的 强度，并作出解释，第五部分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最早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进行正式研究 始于Creenwood和了ovanovic的《金融发展、增长与 收入分配》(1990)一文的发表，他们在一个动态模 型中讨论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三者之 间的关系，并认为享受金融服务和形成金融中介是 有成本的，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地方，穷人由于没有 能力支付成本而不能享受到金融服务，穷人和富人 因为财富的不同而导致投资收益率也不同，收入分 配差距因而扩大，在经济增长的成熟期，金融中介充 分发展，穷人也会逐渐积累财富超过门槛财富水平 获得充分的金融中介服务，人们都能获得同样的较 高投资受益，收入分配格局最终稳定在乎等水平，即 金融发展与收人分配差距呈“倒U”关系；Galor和 Zeim在《收入分配与宏观经济》(1993)一文中通过 一个两部门跨期模型分析了收入分配在宏观经济中 的作用，他们认为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初始财富 不同的人筹资的能力也不同，初始财富高的人能够 享受到信贷服务，初始财富少的人几乎借不到款，所 以富裕国家比低收人国家有更平等的工资差距和收 入分配；Baneliee和Newman研究认为在金融市 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信贷市场的发展会降低收入差 距；Clark、Xu和Zou运用全球数据分析金融发展 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得出：金融发展会显著降低 一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结论，但“倒U”假说未得到支 持15J。总之，Galor和Zeira和Banerjee和Newman 模型均包含共同的思想，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 下，初始的财富分配差距未见得随着经济增长而减 少，反之，信贷市场的发展会降低收入分配差距。

与本文研究有关的还有，Kmsdl、Smith(1998) 表明，使用财富的中等水平就可以解释宏观经济行 为，然而，在他们的模型中，所有的个人均是面临同 样的信贷约束条件，与此相反，本文并不认为是这 样，本文假定每个人面临不同的信贷条件。因此，信 贷约束和不受约束的个人拥有不同的消费需求能 力，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能影响总体波动。jappeUi (1990)研究美国数据也发现，并非所有的家庭面临 相同的约束条件，他估计只有19％的美国地区家庭 受信贷约束，此外，他还建立了信贷约束加强与收人 分配之间的联系，表明，信贷约束的最重要的决定因 素是当前的收入、财富和年龄。Zeldes(1989)经 过研究发现，财富较少的个人其消费行为是受到信 贷条件约束的。最后，Jappelli(1998)提供了更直 接的经验证据，即越是信贷受约束的个人越是有较 大的消费敏感性。

在国内，章奇等利用各省1978-1998年的数 据，对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 关系，控制其他因素后，研究结果发现金融中介发展 会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谈儒勇等运用中国数 据分析两者关系也得出此种结论。本文试图把 收入不平等、金融发展与总消费需求波动有机结合， 并考察他们之间的强相关性，本文的研究将与Ban－ erjee类似，不平等对总消费需求的影响在低收人地 区和高收入地区是不同的。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由于中国地区间发展的 不平衡性显著，对中国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国家的层 面，必须深入到地区层面，才有可能把握到基本的现 实，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研究结论，根据本文的研究 目的，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当只有低收入阶层信贷受约束时，不平等 程度越大将导致总消费需求的波动也越大，当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阶层都受约束时，不平等程度越大可 能导致消费需求的波动越小。在较穷的地区，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阶层信贷可能受约束，而在较富裕的 地区，只有低收入阶层受约束，这样，在低收入地 区，不平等加剧引起总消费需求较小波动，在高收入 地区，不平等加剧将引起较大的总消费需求波动。 同时，如果金融部门的发展使得接受信贷的门槛更 低，那么总消费需求的变动有可能与金融发展是负 向相关的。

三、指标及数据说明

下面的部分主要从经验上讨论以上提到的影响 的存在性。但是关于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波动之 间的关联性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便是地方政府政策、文化等与收入 分配有关联，而且可能也会影响消费需求变动，幸运 的是，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可以获取，本文能够通过 估计―个固定效应的模型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很难割开不平等对消费变动的影 响和这些波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如果较高的消 费变动会产生较大的收入不平等，本文希望能找到 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波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本 文试图从两方面讨论这个问题。首先，为了把注意 力放在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波动之间的联系上， 使用了不平等的滞后值来研究初始的收入不平等与 之后的总体消费需求变动之间的联系；然后，测量了 在相当长时期内消费需求变动以观察衰退期和扩张 期。如果认为扩张期增大了不平等、衰退期减少了 不平等，则在方法上应考虑：本文的结果是由消费需 求变动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引起的，因为样本 期应包括扩张期和衰退期，否则，以上提到的解决办 法都不能完全地解决这些内生性的问题，这些将在 结果分析部分提到。

第三个问题就是数据的获取。数据的获取对本 文应用面板估计和测量相当长时期内的消费需求变 动至关重要，但收入不平等数据集相当少而且可靠 性较低，当数据获取受到限制时，本文数据主要来源 于陈宗胜(1991)测算的相关数据，并借鉴他的“分 层加权法”测算各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即CINI系 数。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本文相对小的样本可能对结 果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因此本文后半部分进行几种 敏感性分析。

最后，收入不平等对消费需求波动的影响随着 人均收入水平而变动，因为是否能获得信贷是由收 入水平决定的，就因为这样，允许收入不平等对变动 的影响随后者而变动。

讨论了以上的问题之后，本文的实证研究是由 以下方程开始估计的：

当选择数据时，必须考虑到绝大多数地区收入 不平等程度变化较慢，所以对不平等的测量需要较 长的时期以观测到收入分配的显著变化，这样，在构 筑数据集时，本文需要权衡：观测期之内年数较多， 以观测到收入分配的显著变化，并且在较长时期内 计算出消费需求变动率，同时，它也会减少回归中的 时期数，降低固定效应估计的有效性。在权衡之中， 本文首先观察了一个三时期固定效应模型，之后，本 文又考虑了一个四时期模型。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 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2)、《中国金融统计年 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78～2002)以及各省市的 统计年鉴。我们的有效样本包括了28个省(直辖 市)从1978～2001的面板数据，并把它分割成均 等的三部分，计算了1981～1985、1989～1993及 1997～2001间年增长率的标准差，观察了1978～ 1980、1986～1988及1994～1996年之间收入不平等

我们的计量检验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对全国 范围内的28个省(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分析；第二 步是把数据按照东、中、西三个经济去进行分区域的 研究。

结果验证了本文先前的假说，即收入不平等与 数据，因此，本文观察到一个三年期的收入分配的特 征，并观察到之后5年消费需求的波动。

四、计量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初始估计结果

在这部分，本文采用计量软件Eview5．0并估计 了(1)式。

总消费需求波动是紧密相连。然而，如表2所示，这 种相连关系随着人均收入水平而变动，初始人均收 入较低时，较大的不平等通常与消费需求增长变动 较小相联系，如西部地区INCINEQ系数为负值且显 著，而当人均收入较高时，这种影响是相反的(1N- CINEQ系数为正值且显著)且较大的不平等伴随着 较高的总消费需求变动。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因为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不同，所以可能信贷约束的条件存在差异，同时因为 金融发展和GDP均值高度相关，所以对金融发展指 标FINDEV的测量和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 相互影响的估计对我们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正如 假说中所言，金融的高速发展能够降低信贷约束的 门槛让更多的人接受信贷，这样，各地区不同的金融 发展水平有可能影响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而影响消费 需求波动。本文期望金融发展指标以及它与收入不 平等的相互影响能加强对假说的检验。

为了检验这个思想，最好是使用私人信贷与 GDP的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但受到我国统计 资料的限制，本文只好用金融发展规模(FINDEV) 的指标来代替。

衡量金融发展规模常用M2GDP的比重这 一指标(Mckinnon，1973)，简称为麦氏指标，然 而，麦氏指标受到了众多的质疑。Arestis等(2001) 考虑到在不发达国家国内信贷的作用，设计了银行 贷款占GDP的比重这一金融发展规模度量指 标。Allen等(2003)利用结构指数表明，中国银 行系统的规模远远地超过了金融市场的规模，尽管 中国股市确实比银行要有效得多，但银行在经济中 的作用要远大于股票市场，即中国存在一个明显的 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所以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 重这一指标来衡量中国金融发展程度也是比较合理 的。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带来的失真，在本文中对 GDP通过官方公布的全国零售价格指数(以1978 年为基年)加以调整。贷款余额这一存量指标剔除 价格影响的处理方法按照King和Levine (1993)，用名义值上年和本年的平均值来表示剔 除了价格影响后的实际值。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本文初始估计中， MEANGDP可能只是金融发展的一种代替，为了检 验这种观点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INCINEQ和金融 发展指标的交互项(以下以INFINDEV表示)，以找 到MEANGDP或FINDEV哪一个是更好的解释变 量，在消费需求回归模型中，FINDEV以及INFINDEV的系数是显著的， 这也就验证了总消费需求的波动是受到金融发展规 模的影响的，本文相信以上的假说推断是合理的。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整体回归中，当INFIND。 EV和FINDEV的系数是显著时，INMEANGDP的系 数虽然显著性水平下降，但仍然显著，由此也说明金 融发展不能完全取代GDP，人均收入水平在解释消 费需求波动方面仍然时具有一定解释力的。表2 (b)的系数估计结果仍然表明，对本文样本中的绝 大多数地区，较高的不平等程度和消费需求的较低 变动相联系，此结果也间接地表明我国还是人均收 入水平较低的国家。

(二)敏感性分析

在前面部分，本文讨论了不平等与波动之间的 联系，如在贫穷和金融发展较落后的地区，高不平等 似乎与较低的消费需求波动相联系，但在富裕和金 融发展发达的地区却正好相反。

正如本文前面所讨论的，数据集较少，可能使本 文的结论引入怀疑，所以有必要修改回归的条件来 增强我们结论的强度。下面就是本文努力做的几点 尝试，以更进一步寻找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波动 之间联系的证据。

首先，本文在三个地区重新估计包 含交互项――INMEANGDP和INFINDEV――的方 程(估计结果略)，估计结果表明，在这三个样本中， iNCINEQ的系数在低收入样本中是负值，在高收入 样本中是正值，这一结果确认了整个样本的结果，在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区中，获得了负值且显著的收 入不平等的估计系数在高收入地区的较小样本中，本文获得了正值且在 10％水平下显著的系数估计。

其次，理论上，各个地区可能有不同的GDP增 长速度和消费需求的变动，因为他们面临不同大小 的冲击，且各地制度文化也有差异。为了解释这种 可能性是否影响本文的结论，把CDP增长的标准差 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GDP增长变动较大的地区消费需求 变动也较大，试图采用这种方式来控制冲击的大小 并不能改变本文的初始结论。

最后，本文试图发现计量结果对不同的样本期 是否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于是选择在一个相当长时 期内计算总变动的标准差和观察收入不平等的细微 变化，采用另一种方法分割样本，即使用28个地区 3个时期的更小的面板数据，本文减少不平等观察 数据间的时间段并观察1978～1980、1984～1986、 1990～1992和1996～1998年间不平等的数据，再 计算1978～1983、1984～1989、1990～1995和1996 ～2001年间消费需求年增长的标准差，这个新的数 据集与原始数据集在两个方面不同，一个是不平等 的测量在两个时间段间的间隔较小，变化也就较小， 另一个是在不平等观测数据间有一个完全重叠的时 期，但在该时期本文计算消费需求的变动。

这样，在第三个数据集内，产生了内生性的问

基于敏感性分析证实了收入不平等、金融发展 和消费需求变动的关联是相对正确的，这些结果不 会随着估计方法以及样本的选择策略而改变。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检验了收入不平等与总消费需求变动之间 的关系，在低收入地区，高不平等水平与消费需求的 低波动相联系，在高收入地区，不平等程度越大，波 动越大，并且数据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解 释不平等与总消费需求变动间的联系。本文同时也 意味着低总消费需求波动并不必然意味着绝大多数 个人是富裕的，它只是意味着那些占总消费需求绝 大部分的那些个体是富裕的。

我们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基于本文的 政策建议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造成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下降甚至萎缩的重要 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和收入差别的拉大。我 国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城镇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 在1994年达到35．6％峰值后，逐年下降，至1999年 才开始回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在1994年以后也 连续4年在低位徘徊，1999年才超过1994年的增 长速度，2000年又有所下降；全部职工工资总额 增长速度于1994年达到35，4％的峰值后，逐年下 题，因为如果经济周期的波动产生了不平等，则不平 等和总消费需求变动估计重叠的部分可能会产生一 个更引人怀疑的结果。

使用第三种样本进行的消费需求变动估计的结 果列在表3(只列出了几个主要变量)，正如表中所 显示的，先前的结论通常被保留了，其结果与先前的 结果一致。消费需求变动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在第 三个样本中得到支持，但显著性却减少了。 降，到1998年仅增长了0．2％，近年来职工工资总 额增长速度有所提高，远比1996年以前低。同时，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别也呈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 由1967年的0．15上升到2000年的0．458，已处于 警戒线(美国为0．4左右)。正如实证分析中显 示，在我国这样一个低人均收入的国家，较大的不平 等并不能加快消费需求增长的速度，要实现这一目 标，必须发展经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尤其要促成 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和扩大，使收入分配与总消费 协调、互动发展。

2．我国金融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金融总量的快 速增长。如M2与GDP比率在1991为0．9，2001年 该比率已达到1．63”，超过发达国家水平。但股 票债券市场和衍生金融市场还很不发达，市场结构 极不合理，信贷配给现象也严重存在，同西方发达国 家相比，我国消费信贷的覆盖范围及其在促进消费 中所起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消费信贷余额占全部贷 款余额的比重仅为6，22％，其中住房贷款余额占全 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为4．98％。据统计，美国全部商 业银行贷款中，消费信贷约占15％；全部金融机构 的贷款中，消费信贷约占50％，可以说我国的金融 总体发展水平仍很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