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工转正工作总结十篇

美工转正工作总结篇1

美国的统计方法显然不正确

在美方的统计中，他们将中方出口到第三方，而后又经过第三方转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均列为从中国的进口。而中国海关将这些产品都统计作对第三方的出口，并不计入对美国的出口。中国的统计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美方的统计资料也表明，中国的货物只有20％直接运往美国，其余80％通过第三方转口到美国。

以原产地规则作为统计标准，是造成中美两国贸易差额大的重要原因。虽然原产地原则作为各国实施贸易管理的工具，在世界贸易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至今在国际多边贸易协定的执行和各国贸易政策措施的实施中仍然被广泛应用，但对如何判定货物是否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至今没有统一的实施细则。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制定了《原产地规则协议》，确定了协调各成员非特惠制的原产地规则，并委托世界海关组织承担协调规则技术标准的制订工作，但至今仍未完成。由于缺乏国际统一的原产地规则，各国在制订自己的原产地规则时，往往从本国需要出发，标准不一，宽严各异，在判定进口货物原产地时往往存在随意性。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原产地原则的局限性愈来愈清楚地暴露出来。过去国际贸易和投资数额不大，各国之间商品交换关系比较简单，按原产地统计大致可以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分工、贸易关系以及相应的利益格局。现在由于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跨国投资日趋增加，国际贸易所交换的已经远不是单个国家生产的产品，而是跨越国界的“世界性产品”。按现行原产地统计进出口贸易的办法，显然难以准确。

近二三十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更增加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加工贸易是指一国从国外进口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加工装配后又出口的一种贸易方式。由于货物在该国发生了实质性改变，按原产地统计，便将该国列为原产地。但由于主要原材料、零部件来自进口，该国从中获得的实际收益往往并不高。中国的加工贸易是由于美国、日本、韩国、香港地区、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为降低生产成本，转移产业而发展起来的。其产品依赖原有的销售渠道，主要经中国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等传统市场。但是，按照美国的“原产地统计”规则，这些转口的加工贸易产品都作为中国内地对美国的出口额。

当然，美方统计的所谓对华贸易巨额逆差还有其他客观方面的诸多原因。例如汇率折算，总贸易与专门贸易的不同统计被认定、贸易术语含义的不同解释等等，都可以被美方用来夸大对华贸易逆差。

其实是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地的转移

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深刻调整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逐步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国。2002年，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额达到527.4亿美元，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国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与之相适应，我国的对外贸易业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中美经贸关系也不可避免会受到这一进程的影响。

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地是日本，贸易逆差为339.6亿美元，占当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33.1％；其次是加拿大，为149.3亿美元。此外，中国台湾、德国、墨西哥、中国香港、巴西、印尼、意大利和韩国也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地集中在东南亚、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其中，东南亚有5个国家和地区是美国贸易逆差的前10个来源地，欧盟占2个，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是美国的十大贸易逆差来源地之一。

这种情况在2002年发生了变化。这时，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地是中国，为1031.1亿美元，占当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21.9％，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99％。居第二位的是日本，贸易逆差为700.6亿美元，加拿大、墨西哥和德国分别是美国的第3～5位的最大逆差来源地。

与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的前10个来源地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美国的贸易逆差状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逆差来源地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移，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地。虽然，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绝对量超过了1984年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绝对量，但是，2002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比重(21.9％)，并没有超过1984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比重(33.1％)。

通过对比还发现，美国对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状况有所改善。虽然，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韩国仍然是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但是它们的地位，已经相对下降，分居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地的第八、九和十位。而且，美国对中国香港的贸易平衡状况，由1984年的逆差转变为2002年的顺差。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引起的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地转移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形成了分阶段的、梯度较为明显的产业转移，逐渐形成了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兼而有之的国际分工体系。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其特点是工业主导部门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高技术加工工业。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推动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美国在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显著特点是，将美国的资本和高技术与当地廉价而熟练的劳动力相结合，生产正处于成熟阶段或由成熟阶段向标准化过渡的产品。与此同时，美国形成了相关产业的相对空缺，客观上形成了美国与亚太地区互补性贸易产生的基础。同期，日本开始向亚洲“四小龙”转移以纺织品生产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边际生产工序，而该类产品是日本50年代对美国出口的主要产品，生产地转移了，出口市场却未变。这一政策产生了东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雁行模式”。

70年代，亚洲“四小龙”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并向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80年代后期的日本又向东盟和亚洲“四小龙”转移电子装配产业，后者相应发展以电子业为代表的相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又向中国大陆进行劳动密集型边际产业或边际生产环节的转移。在中国所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中，80%来自上述亚太国家和地区。

因此，中美贸易平衡的产生是在国际体系下，产业结构深刻调整的必然结果，中美两国有着各自的优势，美国着重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中国也能够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两国都能够从这一合理的国际分工中受益。

美国贸易逆差根在美国自身

其实，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单项商品是石油产品。美国虽然拥有丰富的石油、木材资源，但美国政府实行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环保政策、“空气清洁法案”，同时也为防备未来可能发生的能源危机等，限制了石油、木材的开发，并鼓励大量进口石油、石油制品及木材。因此，这一部分巨额贸易逆差完全是其国家政策造成的。

1983年以来，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逆差规模决定美国贸易逆差的大小。而工业制成品贸易逆差中最大的两个部门是“杂项制成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其中，“杂项制成品”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贸易逆差最大的部门，“机械及运输设备”是对发达国家贸易逆差最大的部门。工业制品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结构性逆差，是其在产业内分工及跨国公司内贸易的必然反映

美国是一个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的国家，这种资源禀赋决定了其必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而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地位。美国在服装及衣着附件、鞋靴类产品上的巨额逆差，以及在专业、科学及控制用仪器和装置、特种工业专用机械上的高额顺差，正反映了这种经济结构。另外，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的跨国公司也通过大量对外直接投资将本国已不再具有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后再进口该产品。美国在“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与配件”对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进口，正说明了这一情况。

美国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体现了高科技产品之间激烈的竞争，以及跨国公司相互投资所导致的产业内贸易的趋势。美国与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额最大的前五种商品中(sITC细分到3位)，进口额最大的“汽车及其他机动车”在出口额中则排名第四，进口额第二的“机动车零部件及配件”则在出口额中排名第一。

在全球竞争日益加剧的驱动下，美国跨国公司加强其对外直接投资，在中间产品、基础产业、电子等行业增长率尤其高!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反过来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1992年美国在其国外的投资中，运输、电话、电报、电气及卫生设备均比1989年有较大提高，而1992年美国在电信产品、陆路车辆方面的贸易逆差为873亿美元、134.91亿美元，分别在当年单项商品贸易逆差中列第二和第五位。1996年，美国是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最活跃的国家，其对外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额均为850亿美元左右。足见产业内直接投资及贸易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

因此，除非美国做经济结构性的大调整，否则，其贸易逆差不可能锐减。

同时，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移，服务业在美国就业、国内生产总值、贸易、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90年代，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服务贸易竞争力最强的国家，其服务贸易顺差规模不断扩大。服务贸易顺差抵消了部分商品贸易的巨额逆差，使美国贸易逆差增长减缓。2000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780亿美元，抵销了美国货物贸易逆差4522亿美元的17.2％。而这780亿美元的顺差，并没有完全反映美国的服务贸易顺差的情况，美国实际从服务贸易中得到的顺差远远大干这个数字。服务贸易顺差的扩大将进一步改善美国贸易逆差。

贸易逆差仅仅是其在外贸方面竞争力的一个指标，并不能说明其国际化程度或国内经济水平的高低，也不能反映各国在经济与贸易方面分工的深度、广度及相互依存、依赖。美国与加蓬、厄瓜多尔在石油方面的贸易逆差为19.28亿美元和7亿美元。它说明美国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仅仅限于石油领域，处于较低级的状态。

美工转正工作总结篇2

中国加工贸易从“三来一补”方式起步，近30多年来先后经历了承接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承接机械及电气设备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承接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转移等发展阶段，积淀形成了今天的产业结构和发展规模。作为一种“大进大出”型的贸易方式，在现行国际通行的贸易统计体系下，加工贸易必然产生顺差，而且随着贸易规模越大、顺差也会逐年增长。总体来看，中国的加工贸易顺差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从总量趋势看，加工贸易顺差逐年增长，一直是中国外贸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从1980年的16.7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1578亿美元，曾一度占到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目前约占40%(表1)。随着加工贸易总量增长，顺差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达到近3000亿美元峰值，2010年达到3229亿美元，占全部顺差的比重2010年达到176%(表2)。

二是从地区结构看，加工贸易顺差和逆差流向基本上反映出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目前，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主要市场是美国、欧盟、香港和日本，进口主要市场是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和东盟。这主要是基于近年来全球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不断发展的结果，集中体现在中国从日、韩、台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在中国大陆加工装配后出口到美欧发达国家，由此导致中国对周边经济体逆差增加，而对美欧顺差扩大。以2010年为例，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逆差总额达2113亿美元，较中国对美顺差1813亿美元还略高。跨国企业对这一贸易链条的形成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也与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主体80%以上是外资企业相吻合。以苹果iPhone手机为例，可以清楚地展现出贸易流向，即中国从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进口零部件，由富士康公司组装后出口美国。反映在现行贸易统计上，有研究估计2009年中美iPhone手机贸易额约20亿美元，其中中方顺差19亿美元。

三是从产品结构看，加工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电脑、手机等更易进行产品内分工的电子类产品。据统计，目前全球约90%的笔记本电脑、80%的数码相机和50%的手机属于加工贸易出口。就中国而言，加工贸易约80%属于电脑、手机、船舶、液晶显示板、集成电路等电子类产品。以中美贸易为例，加工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数据处理设备等相关电子产品领域。而中国较具优势的传统机电类产品，如电站设施、汽车摩托车、移动通信基站、机床、农业机械和机械基础件等，则主要以一般贸易出口为主。

四是从国内增值率看，近年来随着国内配套能力提高，加工贸易增值率也在逐步上升。按照“(出口－进口)/出口”的方式粗略估算，中国加工贸易增值率从1990年的26%上升到2010年的44%，但整体仍处于国际产业链条的低端(表3)。以前文的iPhone手机为例，研究人员估计每部手机的总制造成本约178.96美元，中国组装只占3.6%，即6.5美元。中国不仅在高端制造环节落后，在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品牌营销等产业链环节上整体更为薄弱。国内也有研究人员运用美国学者Hummels等人估算垂直专门化比率的方法，对中国1992—2003年出口特别是对美出口中的垂直专门化程度进行了估算，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用大约十年的时间，使得出口贸易中垂直专门化的价值比率上升了10个百分点，国外也有相关研究成果支持该结论。

二、关于加工贸易顺差问题的几个再认识

长期以来，对于加工贸易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需要加以澄清。

一是在加工贸易顺差持续增加的背后，“出口导向政策”是主因吗?事实上，从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对比来看，前者更多受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的影响，对国际环境的敏感度远大于对国内政策的敏感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加工贸易已经出现明显的增速下滑信号，反映出全球跨国生产链条的内在影响。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也表现为加工贸易率先恢复，成为危机后贸易形势的“晴雨”指标。与加工贸易相比，一般贸易受国内政策和环境影响更大。2002年，外贸经营权放开带来民营企业大发展，导致一般贸易出口急剧增加、顺差急剧扩大;而在2006—2008年前后，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步伐加快，对大宗能矿产品和国外消费品进口急剧增长，导致近年来一般贸易项下出现逆差。这些事实说明，我国今天的贸易格局和顺差状况，是中国作为一个处在高速工业化城镇化阶段、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长期以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外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差异以及国际分工调整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一段时期内，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深化，顺差还将保持一定规模，之后随着相对比较优势的消长，顺差的构成也会发生改变。最终随着内需的逐步扩大，总体贸易平衡状况才可能改善，这是客观发展规律，并非简单的政策调整可以改变。

二是人民币升值，可以有效减少加工贸易顺差吗?毋庸讳言，通过本币升值的途径，对降低一般贸易出口竞争力、扩大一般贸易进口是有效的。但对于加工贸易来说，这种效果则十分有限。加工贸易的理论基础是产品内分工模式，即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或环节在空间上发生分离，分布在地理距离较远的不同位置。而从贸易主体来看，跨国公司在全球加工贸易中占据的分量越来越大。有数据显示，中国工业品出口的55%以上、高科技产品出口的87%以上，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在这种新的国际分工背景下，汇率调节贸易失衡的作用在不断弱化。以中美贸易为例，中国对美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美资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汇率在一定程度成了跨国公司的内部核算价格。从贸易链条看，受水平分工向垂直分工转化的影响，一些复杂产品的设计、工艺、制造等环节相分离。由于品牌、设计、流通等服务性环节等非贸易部分占比不断提高，制造环节占比下降，导致产品最终售价对汇率的敏感性下降。因此，受全球产业分工以及加工贸易自身特性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减小加工贸易顺差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三是加工贸易出口规模越大，就等于耗费中国更多的廉价资源吗?这涉及我们如何认识加工贸易作用的问题。过去30多年来，我国通过发展加工贸易，不仅仅是扩大了就业、积累了外汇、获取了税收，更重要的是通过“干中学”，在产业、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获取了巨大的外溢效应。一些产业如造船、航空制造、光伏等，通过加工贸易方式承接国外订单，获取相关资质认证，实现技术积累，反过来又助推了国内上游原料生产和下游市场培育。加工贸易还促进了国内产业集聚，为许多产业转向一般贸易出口和创设自主品牌创造了条件。目前，许多国内品牌企业的创业者以及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多有在大型加工贸易企业的工作经验。这在纺织服装、轻工等比较优势明显的行业更加突出。近年来，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在做大规模的同时，正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加快推进转型升级，对上下游产业的拉动效应和辐射效应进一步增强。这些事实均说明，不应仅从贸易角度来看待加工贸易及其顺差，清醒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中长期比较优势，有助于理清下一步推进外贸结构调整的思路。

四是以“减顺差”为政策目标导向，有助于推动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吗?对于这一问题，应从两个层面来加以认识。一方面，对于加工贸易的制造环节来说，在现行国际贸易统计体系下，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延伸加工贸易价值链，其结果必定是国内产业链越长、国产料件比重越大、国内增值率越高，则加工贸易顺差越大。因此，如果孤立地将“减顺差”等同于“不出口”或“少出口”，这显然与提高外贸出口附加值的大方向背道而驰。另一方面，目前我们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中总体处于低端位置，主要不仅是制造业本身的问题，而症结恰恰在于与制造相关的研发设计、物流供应、市场营销、金融咨询等生产环节严重滞后。近年来，许多加工贸易企业正在探索进行业务转型，如供应链公司通过专注做整个产业链的优化重组，虽然出口规模成倍增加了，但其通过精益采购、物流仓储、报关运输等种种增值服务，挖掘了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带动了配套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符合产业升级的大方向。因此，我们要辩证认识加工贸易顺差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某种程度上推进转型升级是一种路径选择，而减顺差应当是“果”，不应本末倒置。

三、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与顺差走向的互动关系初析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实践与路径进行了分析。有研究从产业内、产业间、企业模式、区域转移、内销及海外投资等六个角度，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模式进行了全景式分析。下文则试图以全球产业链条作为分析主线，从四种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模式入手，初步分析其对顺差的影响和联动关系。第一类:企业延长国内产业链条，国内零部件采购率上升。这是一种较常见的加工贸易升级模式。企业通过开展深加工结转业务使加工贸易产业链不断延伸，不仅在产业内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成品之间相互紧密配套，形成了相互配套的加工贸易企业群，而且伴随产业上下游链条的横纵延伸，在产业之间也开始形成比较完善的加工产业链和产业配套群体。例如，广东东莞市已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全球40%的硬盘磁头、30%的覆铜板、27%的高级交流电容器在东莞制造，电脑整机零部件配套率达95%。这种模式体现在贸易环节，直接表现为进口减少、顺差增加。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对国内相关产业制造水平提升、扩大就业和税收均有积极的正面效应。第二类:企业自身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从OEM向ODM、OBM转型，做研发和设计环节。这是许多大型加工贸易企业的升级路径。

一些企业从开展加工贸易业务做起，逐步实现了从OEM(贴牌加工)到ODM(委托设计生产)再到OBM(自有品牌营销)的转变，逐步拥有自己的品牌和知识产权，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例如深圳的华为、中兴、康佳，顺德的美的、格兰仕、科龙电器，珠海的格力等。这些企业中，有的已经转型成为一般贸易企业，有的则将开拓内销市场作为主攻方向，有的则进一步通过贸易、对外投资和内销等多种方式实现对外扩张，成为真正的跨国企业。这种模式体现在贸易环节，一般表现为顺差增加，但是同时出口附加值和收益也大幅提高了，其对国内相关产业的溢出效应也不可低估。第三类:企业自身向产业链下游延伸，做渠道、品牌和销售，定价权更加灵活。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许多传统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方向。受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回落和扩大内需政策的引导，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一些加工贸易企业从传统的“大进大出”逐渐转向为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服务，内销比例不断提高，形成了内外贸市场双轮驱动的格局。这种模式体现在贸易环节，可能表现为顺差减少，但随着内销比重上升，出口企业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连带效应进一步提升。第四类:伴随供应链公司等新型商业模式的兴起，产业分工更加深化，一部分企业更加专注做制造，一部分企业更加专注做服务。

这是近年来在国内一些沿海城市兴起的一种新型企业模式。在深圳、厦门等地，一些企业利用自身掌握的优势资源，重点从精益采购、仓储运输、物流报关、金融支持等涉及加工贸易的“全产业链”入手，开展相应的增值服务，实现了“没有一个工人、没有一间厂房、但年出口达到数十亿美元规模”的发展模式创新。其实质，是在当前服务业与生产制造业既高度分工又紧密融合的格局下，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挖掘中国强大制造业背后的庞大服务需求而进行的商业模式创新。虽然在形式上，似乎类似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专业贸易公司，但其内涵和盈利模式已经大大拓展。这些供应链公司背后的制造企业，则往往更加专注于制造环节，通常在生产工艺上有创新、在企业管理上较为先进，具有较明显的规模效应。这种模式的效应，体现在顺差上是将原有部分制造企业的顺差转移到专业供应链企业项下，一定程度上可能增加顺差。但从整体来看，这种分工更加细化的商业模式，对于催生相关生产业意义重大，同时也对传统外贸管理体制和政策带来新挑战。

四、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是清醒认识中国加工贸易顺差存在的客观性和长期性，以平常心看待。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会导致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当前，中国正处在高速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劳动力比较优势还将在一段时期内存在，内需市场的扩大同样需要在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中逐步得以实现。这些客观因素决定着，中国的贸易顺差特别是加工贸易顺差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应尊重客观发展规律，清醒认识所谓的“失衡”问题，既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同时更加注重把利用国际有利条件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相结合，在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中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是推进外贸转型升级是“本”，减少加工贸易顺差是“末”，切忌舍本逐末。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受国内传统比较优势弱化、总体竞争力提升、全球产业分工深化等诸多因素影响，许多加工贸易企业已经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走向了转型升级之路。从目前企业的实践来看，这种探索与政府推进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不谋而合的。在此背景下，如果过多强调以“减顺差”作为政策目标导向，势必导致政策的频繁调整，打乱企业正常运行的预期和环境，反而起到“欲速则不达”的效果。因此，正确的政策导向应当是顺势而为、依托企业的实践，研究提出新形势下推进外贸转型升级的政策思路。

美工转正工作总结篇3

2012年12月（中），人民论坛推出了《经济转型：规律与国情》策划，对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现实机遇和挑战、转型动力、难点和对策等进行了抛砖引玉的探讨。这期我们将眼光转向世界，试图从其他国家的转型经验中寻求镜鉴和启示。代表性的国家包括：依然是发达国家最强势代表的美国、曾经历两次严峻经济社会转型危机的德国、后发国家代表的拉美国家以及与中国在地缘和文化上有一衣带水关系的日本。与这些国家相比，今日中国面临的情势，无论在转型动力、发展阻力，亦或是制度体系、社会结构、内外环境方面，都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的经验或教训，也许可以在诸如如何看待发展阶段、怎样把握转型时机、如何结合国情选择转型模式等方面给我们以启迪。

美国经济的转型发展过程，清晰地反映了工业、技术和应用科学在现代文明发展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一旦人民掌握并创造性地应用这些技术，它将会释放出难以预见的巨大能量，不仅会全面地改变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也将会改造整个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将社会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文明发展阶段。

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着经济转型的任务。仅就这个问题而言，再没有比美国经济历史更富有教育意义的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转型，不断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升进的过程。这一过程，清晰地反映了工业、技术和应用科学在现代文明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次转型：独立战争与第一次工业革命

美国革命和独立战争本身，也是美国经济的第一次重大的转型。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时，英国正在发生着第一次工业革命，采用了蒸汽机的纺织、钢铁和机械制造业在快速地发展着。曼彻斯特这个最著名的纺织业中心、工业革命的传统典型城市，正是在1776年开始兴建第一批大工厂。这一年，曼彻斯特市的人口已经达到了3万。到1790年，这个城市的人口已增至5万。1801年，其人口达到了9.5万人。也正是在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阐述英国应当采取的贸易政策。他认为，美洲殖民地和波兰一样，注定是应当经营农业的。在美洲的殖民地，可以用极低的代价获得丰饶的耕地，既然如此，那里的人们就应当老老实实地服从造物主的安排，专门从事农业。事实上，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政策，也旨在极力限制那里的工业发展。根据英国的法令，殖民地不能为了贸易而生产羊毛制品和帽子，禁止生产炼钢炉、切割和扎铁的机器等。按这样的政策，美洲居民甚至不能制造一块马蹄铁、一根平头钉，他们建造房屋所需要的全部铁钉、制造工具的全部钢材，都不得不从英国购买。

1776年，距英国人在北美大陆开拓第一个殖民点时已有170年之久。经历了漫长拓荒岁月，美洲殖民地锤炼出了一批朝气蓬勃、抱负不凡、敢于追求进步和幸福的精英才俊。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建立自己的工业，才有资格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美洲人民组织了自己的军队，同英国军队展开浴血奋战。1781年10月17日，华盛顿率大陆军彻底击败英军，美国独立战争宣告结束。1783年，美国和英国在法国巴黎正式签署了停战协议，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并确定了美国西部和北部的边境线。由此，北美的13个殖民地正式组成了一个年轻的共和国。1787年5月，美国早期的领袖们在费城开会，编纂了一部全新的宪法。这份政治文件创立了美国的政府体系，至今依旧是美国的根本大法。

美国共和国发轫时，便赶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开始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1807年，富尔顿将蒸汽机装在小轮船“克勒蒙特”号上，成功地上溯哈得逊河。随后几年里，密西西比河上便有了好几艘轮船，开创了马克・吐温所描写的那个激动人心的冒险时代。1825年，美国人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技术，建成了伊利湖运河。1828年，美国开始修建巴尔的摩至俄亥俄的铁路，随后的10多年里，大西洋沿岸的主要城市之间，都开通了短途铁路线。美国的对外贸易也显示出了强劲发展的趋势。在1830～1840年间，单是对中国贸易一项，就达到了近7500万美元，比美洲革命时期留下的债务总额还大。这时，美国的工业家们，特别是棉纺、毛纺、刃具和其他钢铁制品业者，已把中国的广大民众视为重要的顾客了。1844年，美国国会鉴于对华贸易额每年高达900万美元的事实，决定拨一笔专款，派遣凯莱布・顾盛率代表团来中国。这年7月3日，顾盛这个美国船长的儿子与满清的大臣签订了《望厦条约》（美国称《顾盛条约》），美国人由此取得了在中国的若干通商口岸经商的特权。10年后的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带一支舰队前往日本，与日本也签署了贸易条约。这样，美国便在东亚地区站稳了脚跟，隐约显现出了日后那个“太平洋国家”的模样。当然，这一时期美国经济最具本质性的转变，还是它的工业的进步。到1861年林肯就职总统时，投资于工业、铁路、商业和城市房地产的资本，超过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全部农场和种植园的价值，这一事实宣告：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工业终于战胜了农业。

第二次转型：南北战争与第二次工业革命

美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开始于1861～1865年间爆发的南北战争。美国历史上这场内战，也是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第二次革命。1860年底，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南部各州便开始了战争准备，目的是要脱离联邦，以便自行处理内部事务，特别是奴隶制度。而林肯则坚信，根据宪法，美国各州组成的联邦是永久性的，因此，南部各州无权脱离联邦。林肯还提出，制定宪法的目的之一是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联邦，他的核心任务就是挽救联邦。1865年4月14日，林肯总统遇刺身亡。几个月后，北方终于依靠强大的工业力量，彻底战胜了南方分离势力，使联邦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南北战争历时4年多，士兵阵亡死伤多达60万人，其血腥程度史上罕见。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迎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南北战争最重要的结果，是种植园贵族所遭到的彻底毁灭，种植园制度的经济基础，包括奴隶制本身，都在这场横扫一切的战争中被毁灭了。1862年，林肯总统公布《解放宣言》，宣布解放各州的奴隶。但直到林肯遇刺身亡后，这些州才批准了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彻底废除奴隶制度。就在这一年，美国国会批准修建太平洋铁路，决定打开横贯美洲大陆对东亚进行贸易的通道。在东端，大批爱尔兰移民和新近从战场上退伍的士兵挖沟填壑，跨过平原河谷，架设桥梁，向西推进。与此同时，在西端，一支由华工组成的筑路大军，越过高山深谷，铺设铁轨，向东推进。1869年5月10日，两支筑路大军在犹他州北部汇合。到1884年，已有4条铁路从密西西比河流域通往太平洋。这些伟大工程的完成，标志着小马快递、驿车和货车的时代宣告结束，蒸汽机和钢铁开始统治北美大陆。这时，美国已有一些颇具远见卓识之士，预言太平洋是未来世界文明的中心。他们强调说，古代文明史在地中海沿岸繁荣起来的，现代文化兴起于大西洋，未来的文化则属于太平洋，在那儿，更古老的东西和更新的东西将以贸易和经济竞赛形式相汇合。这样的预言在当时还显得夸大其词，但铁路的贯通，很快便使美国经济从东向西扩展开来。美国经济重心虽然还远没有转移到太平洋，但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文化上看，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的确强调说明了世界是紧密的统一体。

从1865年内战结束到19世纪末，差不多每年都可看到美国在应用科学领域中的一些非凡成就。1865年，在费城出现了第一部轮转印刷机。1866年，铺设了通往英国的通讯电缆。1867年，第一台自动收割机出现。1868年，出现了商用打字机。1872年，爱迪生宣布可在同一条电线上同时拍发两封电报。1875年，第一辆冷藏车出现。1876年，贝尔通过电线打出了历史性的电话。这一年，为纪念美国宣布独立100周年，费城举办了世界博览会。美国所展示的最新科技成就，使来自世界各国的参观者们惊叹不已。俄国科学界领袖门捷列夫对美国的铁路建设成就尤为赞赏，回国后，立即敦促俄国政府聘请美国工程师，引进美国技术，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科学家们仍在继续着他们的发明，而且一点儿都没有放慢脚步。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1879年，第一辆汽油驱动的汽车出现。1880年，爱迪生建造了第一条电气火车路。1886年，自动排铸机出现，大报馆手工排字的工作宣告结束。1888年，谷物收割机和捆禾机出现。1891年，施特罗杰组织了一个公司，专门制造自动电话交换机。1891年，贝尔开辟了从纽约到芝加哥的电话通讯。1893年，福特在公路上成功地试验了他的第一辆汽车。1894年，詹金斯用他的机器放映了一场电影。1896年，兰利驾驶飞机飞了300英尺。1901年，赖特兄弟制造了第一架滑翔机。这些科学领域的革命，使美国经济和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当世界上其他地区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时，美国的农业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实现了机械化。

到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西部地区已经普遍采用了收割机、自动捆禾机和联合收割机，可以把麦子的收割、脱粒和装袋一次完成，供应市场。玉米播种机、玉米脱皮机、干草装载机、马铃薯挖掘机、拖拉机、汽油发动机等机械，使土地耕作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几个世纪以来肩荷锄头、被劳作压弯了腰的农民，现在坐在拖拉机上，驾驶者犁铧，如同汽车司机一样轻松地工作。农民们虽然身处旷野中，但通过汽车、电话和无线电，能够迅速地同市场、银行和农业社进行联系。农场主普遍地采用机械化，也使他们被卷入到工业和科学的潮流中来。科学之灯不仅照亮了城市，也照亮了农场、平原和山坳。城乡之间的传统差别，在这个潮流中被迅速地缩小了。

美国正是在19世纪最后30年以令人目眩的步伐崛起的。在1865年，美国还只有铁路3.5万英里，而到了1900年，就增加了20万英里，超过了欧洲的总和。对于美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是这样描述的：“在1865年内战结束到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的这段时间内，美国小麦产量增加256%，玉米产量增加222%，糖精增加460%，煤增加800%，钢轨增加523%，铁路运营公里数增长567%以上。”“在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其增长速度几乎是从零开始，用百分比来加以说明已毫无意义。例如，原油从1865年的300万桶增加到1898年的5500余万桶，钢锭和钢铸件产量从不到2万长吨增加到近900万长吨。美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从1870年的23%增长到1914年时的38%。”

当20世纪破晓的时候，统计学家们发现，美国出现了西方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从1860年到1900年，美国人口从3100万增长到了7600万。除了俄罗斯以外，欧洲已没有哪个国家可与美国的人口规模相匹敌。统计学家们还发现，美国的国内贸易额，超过了英、法、德、俄、荷、比和奥匈帝国合在一起的对外贸易额。美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时，美国只有不足1/6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到1900年时，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不足2/5。纽约市1850年时的人口不到70万人，到1900年时已超过300万了。

第三次转型：电气化和大工业时代

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远超过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1917年1月13日，俄国革命领袖托洛茨基乘船从欧洲流亡至美国。他在回忆录中讲到，那天凌晨3点，他被人叫醒，说船到纽约了。“外面一片漆黑，天气寒冷，刮着风，下着雨。岸边矗立着湿漉漉的庞大建筑群，新大陆到了。”他们一家人在工人区租了一套住宅，“它的方便设施对欧洲人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电、煤气炉、洗澡间、电话、送食物的自动升降机、倒垃圾的垃圾道。”“我们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都未曾有过这种设备。”纽约这个既神奇又平淡的资本主义机械性城市，即刻让托洛茨基认识到，世界最大的经济事实是：在欧洲的经济基础破产之时，美国却富强起来，世界的经济和文化重心已经转移到了美国。

托洛茨基所看到的美国经济，正处第三次转型时期，即电气化和大工业时代。电气设备、内燃机、无线传送动力、无线电广播和飞机的发明，在技术上引起的带有根本性的发展，对社会的命运具有更大的意义，甚至比蒸汽机那个时代的变化更为重大。蒸汽机很笨重，令人压抑，通常只能设置在工厂，或者在铁路上使用。而发电机和燃气发动机，则能够把所需要的电力输送到车间、库房或公路等任何地方，使人们从工厂和铁路中解放出来。汽车使旅行和运输更为迅速，成为货物流动的新动脉，可以延伸至最辽远的穷乡僻壤。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于农场主们来说，电影放映机使他们能够得到城市中的那些娱乐，而收音机则使国家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城市的思想和喧嚣。这一切新的技术成果，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849年时，美国制成品总价值为10亿美元，1899年为110亿美元，到1923年已增长到610亿美元。1925年时，美国总共约有2500万个家庭，而汽车的拥有量已超过了2000万辆。在马车时代，每个家庭出游的范围只限于几公里，现在使用汽车，家庭出游的范围已扩大到几十、上百公里了。与此同时，美国已有1500万部电话和至少300万台收音机，整个国家的生活标准、社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都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而这个时代所积累的财富，使以往任何时代都相形见绌，它在速度和力量上超过了一切预测。单就1925年，私人申报从租金、利息和红利得来的收入，就从上一年的59亿美元跳升到82亿美元，仅仅增加的部分就相当于美国革命时期国债的25倍。

但到了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市突然崩盘，随后引发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衰退。股市崩溃直接导致了5500多家银行倒闭，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濒临瓦解，工业生产和农业净收入下降了近一半。到1933年初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时，美国的钢产量只有1929年时的24%，失业率为24.9%，道・琼斯指数只相当于1929年最高点的11%，整个国家的经济倒退回到1913年时的水平。

第四次转型：基础设施现代化与乡村电气化

富兰克林・罗斯福非常熟悉美国政治经济制度演变的历史，他深入研究过美国第一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创建“第一国民银行”（1791～1811）的经验。他相信，恢复美国经济的唯一途径，就是按照汉密尔顿的原则，创建一个由政府控制的大型国有银行。充分运用国家的信用，通过向企业和个人发放低息贷款的方式，大力进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以机床设计和机械制造为中心的工业，支持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农业。他建立了几家强大的、完全由政府拥有和控制的战略投资机构，购买银行、铁路和其他机构的资产，并利用这些机构提供的资金，在1933～1938年间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这些项目中，包括一系列著名的水坝、密西西比河的河流改道和防洪大堤。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修建了长度为244英里的科罗拉多河运河，它将胡佛大坝所拦截下来的河水，穿过高山，引入洛杉矶、圣地亚哥和加利福尼亚南部地区。今天，这条运河仍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市饮用水的主要水源。同时，美国还修建了新奥尔良境内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建造了长达1.5英里的著名的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纽约州尤蒂卡水利系统、长度为160英里的匹兹堡―哈里斯堡收费高速公路。

罗斯福总统还利用这些战略投资机构迅速地推进了美国乡村电气化建设，这也是有史以来运用国家最高信用机构进行长期贷款最为成功的例子。在1933年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时，美国的电业托拉斯仍然是由摩根、梅隆和杜克家族控制着。电业托拉斯不愿意在南部和远西地区发展电力，因为在这些地区建设发电站和架设高压线的成本太高，无利可图。到1934年时，在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用上电的家庭还很少。在整个美国的乡村，仍有89%的人口得不到供电。即便从整个美国的情况看，仍有2/5的人口用不上电。为此，罗斯福总统实施了一项宏大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计划，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来负责修建一系列大坝和大型水力发电站。1935年5月，罗斯福总统又了一项行政命令，成立了农村电气化管理局（REA），负责监督工程并向农村地区传输和分配电力。到了1943年，重建金融公司总共向农村电气化管理局提供了2.46亿美元的贷款。在它的推动下，美国的电气化事业在此后一些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了1955年时，美国88%的农村家庭都用上了电力。电气化为农村生活和生产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据估计，由于用上了电，美国的农民每人每周平均可以节省出10到20个小时的劳动时间，农业生产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利用电力的孵化器、制冷机、谷物脱壳机、挤奶器和各种农业机械很快便得到了普及。美国的农业家庭也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进行阅读和接受教育，从而提高知识水平。

在这些基础工程项目建设中，美国引入了大量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明显地提升了生产和建设能力，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制造业、农业、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5月16日，罗斯福总统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说，目前“刻不容缓的问题”是加倍地生产，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经济开始全速运转起来。据统计，在美国参战期间，即从1941年到1945年的4年时间里，美国迅速发展起了铝、镁、合成橡胶等新的工业部门，开辟了雷达、原子能、青霉素等新的科技领域。钢铁和机床等原有工业部门也得到了升级，引入了大量新的技术成果。美国工业部门的生产水平，每年都达到了极限的程度。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美国总体经济规模就翻了一倍。正是这种巨大的物质生产能力，这种相对于德国和日本的巨大经济优势，确保了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美国也因此成为西方文明的继承人。

第五次转型：从生产性经济到消费性经济

1945年罗斯福总统去世后，他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迅速被逐一颠覆了。1956年，罗斯福总统所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战略投资机构―重建金融公司被彻底肢解，它的许多重要资产又落入到了私人财团和银行家的手中，并且同战争中形成的巨大的军事工业财团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控制了战后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政策。

战后近70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又经历了许多次衰退、繁荣、激荡和变革，经历了冷战和反恐的时代转换，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航天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应对了欧洲的复兴、阿拉伯的威胁和日本的挑战。在生产方面，美国已走了很长一段下坡路。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便成为一个贸易逆差国。近40年来，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愈来愈大，无可逆转，表明美国已经从一个生产型的经济，转变为一个消费型的经济。由此衍生出来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联邦债务愈积愈多，都是美国宏观经济的严重问题。除此之外，美国社会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包括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劳动阶层收入增长停滞，医疗和退休金等福利待遇缩减，就业压力增大，等等。历届美国政府对此皆有共识，也做出了许多努力，长期以来却一直看不到改善的迹象。由此可以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政策上，而在于制度上，不仅有美国国内的制度因素，也有整个世界经济的制度因素。尽管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对美国经济的真实实力看法不一，对美国经济的未来走向也无定论，但无论如何，人们都无法否认，美国目前在科技、军事和金融领域都依然远远地领先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美国经济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经济。

美工转正工作总结篇4

一、基本任务和总目标

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十年，根据本企业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制订2003年至2010年远景规划，使之成为公司各项工作的指导。

十年内的奋斗目标和重点是：研制尖端产品，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进行部分产品的更新换代；新建和扩建部分生产车间；大量培训员工，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二、十年内发展规划

(一)企业发展规划：新建××车间，进行××产品的生产；扩建××车问，使×种产品的生产到2010年比现在提高×倍，年产量达到××万只；增加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部分管理人员，使之从现有的××人，增加到××人。

(二)产品发展方向：与××研究所舍作，积极研制××、××等新产品，其中××新产品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对现有的××等几种产品进行(二)产品发展方向：与××研究所舍作，积极研制××、××等新产品，其中××新产品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对现有的××等几种产品进行(二)产品发展方向：与××研究所舍作，积极研制××、××等新产品，其中××新产品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对现有的××等几种产品进行技术改造，使之符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l、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新技术设备的应用和工人生产技术的提高，到2010年全年劳动生产率要比现在提高××％左右。

2、增加总产值：在××车间的扩建和××车间的新建工程完成投产后，年总产值可达××万美元，比现在提高×倍。

3、降低可比产品成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材料、燃料等消耗，使可比产品成本到2010年比现在减少××％左右。

4、加速技术周转：在产品增加的情况下，做到不增加流动技术，使流动技术的周转天数从现在的××天，降低到××天。

5、提高盈刺水平：在增加生产、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力争20lO年的利润从现在的××万美元，增长到××万美元。

三、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一)举办各种培训班，提高员工文化水平，学习先进(二)产品发展方向：与××研究所舍作，积极研制××、××等新产品，其中××新产品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对现有的××等几种产品进行技术改造，使之符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l、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新技术设备的应用和工人生产技术的提高，到2010年全年劳动生产率要比现在提高××％左右。

2、增加总产值：在××车间的扩建和××车间的新建工程完成投产后，年总产值可达××万美元，比现在提高×倍。

3、降低可比产品成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材料、燃料等消耗，使可比产品成本到2010年比现在减少××％左右。

4、加速技术周转：在产品增加的情况下，做到不增加流动技术，使流动技术的周转天数从现在的××天，降低到××天。

5、提高盈刺水平：在增加生产、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力争20lO年的利润从现在的××万美元，增长到××万美元。

三、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一)举办各种培训班，提高员工文化水平，学习先进(二)产品发展方向：与××研究所舍作，积极研制××、××等新产品，其中××新产品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对现有的××等几种产品进行技术改造，使之符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l、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新技术设备的应用和工人生产技术的提高，到2010年全年劳动生产率要比现在提高××％左右。

2、增加总产值：在××车间的扩建和××车间的新建工程完成投产后，年总产值可达××万美元，比现在提高×倍。

3、降低可比产品成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材料、燃料等消耗，使可比产品成本到2010年比现在减少××％左右。

4、加速(二)产品发展方向：与××研究所舍作，积极研制××、××等新产品，其中××新产品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对现有的××等几种产品进行技术改造，使之符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l、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新技术设备的应用和工人生产技术的提高，到2010年全年劳动生产率要比现在提高××％左右。

2、增加总产值：在××车间的扩建和××车间的新建工程完成投产后，年总产值可达××万美元，比现在提高×倍。

3、降低可比产品成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材料、燃料等消耗，使可比产品成本到2010年比现在减少××％左右。

4、加速技术周转：在产品增加的情况下，做到不增加流动技术，使流动技术的周转天数从现在的××天，降低到××天。

5、提高盈刺水平：在增加生产、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力争20lO年的利润从现在的××万美元，增长到××万美元。

三、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一)举办各种培训班，提高员工文化水平，学习先进(二)产品发展方向：与××研究所舍作，积极研制××、××等新产品，其中××新产品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对现有的××等几种产品进行技术改造，使之符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l、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新技术设备的应用和工人生产技术的提高，到2010年全年劳动生产率要比现在提高××％左右。

2、增加总产值：在××车间的扩建和××车间的新建工程完成投产后，年总产值可达××万美元，比现在提高×倍。

3、降低可比产品成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材料、燃料等消耗，使可比产品成本到2010年比现在减少××％左右。

4、加速技术周转：在产品增加的情况下，做到不增加流动技术，使流动技术的周转天数从现在的××天，降低到××天。

5、提高盈刺水平：在增加生产、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力争20lO年的利润从现在的××万美元，增长到××万美元。

三、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一)举办各种培训班，提高员工文化水平，学习先进技术，改善人员素质，使之符合企业发展的要求。

(二)加强企业文化的渗透，正确贯彻经济责任制。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切实做到权、责、利相结使。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改善人员素质，使之符合企业发展的要求。

(二)加强企业文化的渗透，正确贯彻经济责任制。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切实做到权、责、利相结使。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周转：在产品增加的情况下，做到不增加流动技术，使流动技术的周转天数从现在的××天，降低到××天。

5、提高盈刺水平：在增加生产、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力争20lO年的利润从现在的××万美元，增长到××万美元。

三、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一)举办各种培训班，提高员工文化水平，学习先进技术，改善人员素质，使之符合企业发展的要求。

(二)加强企业文化的渗透，正确贯彻经济责任制。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切实做到权、责、利相结使。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改善人员素质，使之符合企业发展的要求。

(二)加强企业文化的渗透，正确贯彻经济责任制。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切实做到权、责、利相结使。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改善人员素质，使之符合企业发展的要求。

(二)加强企业文化的渗透，正确贯彻经济责任制。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切实做到权、责、利相结使。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改造，使之符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l、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新技术设备的应用和工人生产技术的提高，到2010年全年劳动生产率要比现在提高××％左右。

2、增加总产值：在××车间的扩建和××车间的新建工程完成投产后，年总产值可达××万美元，比现在提高×倍。

3、降低可比产品成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材料、燃料等消耗，使可比产品成本到2010年比现在减少××％左右。

4、加速技术周转：在产品增加的情况下，做到不增加流动技术，使流动技术的周转天数从现在的××天，降低到××天。

5、提高盈刺水平：在增加生产、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力争20lO年的利润从现在的××万美元，增长到××万美元。

三、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一)举办各种培训班，提高员工文化水平，学习先进技术，改善人员素质，使之符合企业发展的要求。

(二)加强企业文化的渗透，正确贯彻经济责任制。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切实做到权、责、利相结使。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改造，使之符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l、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新技术设备的应用和工人生产技术的提高，到2010年全年劳动生产率要比现在提高××％左右。

2、增加总产值：在××车间的扩建和××车间的新建工程完成投产后，年总产值可达××万美元，比现在提高×倍。

3、降低可比产品成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材料、燃料等消耗，使可比产品成本到2010年比现在减少××％左右。

4、加速技术周转：在产品增加的情况下，做到不增加流动技术，使流动技术的周转天数从现在的××天，降低到××天。

5、提高盈刺水平：在增加生产、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力争20lO年的利润从现在的××万美元，增长到××万美元。

三、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美工转正工作总结篇5

未来，国际合作司将进一步围绕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发展改革委中心工作，加强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进一步发挥好窗口和纽带桥梁作用。

充分认识国际合作新形势新要求

全司党员干部正在结合前一阶段学习讨论，认真贯彻落实好“推进机关定位转型”第二阶段相关工作。全体党员干部一致认为，经过第一阶段的扎实学习，全司同志对“推进机关定位转型”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即将开展的第二阶段“总结提升”工作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活动第二阶段，国际合作司要继续贯彻落实好“机关定位转型”学习讨论活动的各项要求，确保学习讨论活动取得实效。以各处党小组为单位，在抓好业务工作的同时，深入开展定位转型学习活动，坚持两促进、两不误。

国际合作司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了今年4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对国际合作工作的指示精神。徐绍史强调指出：

一是从总体来看，产能合作、装备“走出去”是目前中央提出的应对经济下行、化解过剩产能的重要措施，是当前发展改革委机关定位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两个市场，不能仅盯着国内经济这一部分，还要认识到做好国际合作工作的重大意义，扎实开展工作。

二是在国际合作工作中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特别是要充分发挥驻外使领馆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及时总结经验，认真梳理可供借鉴的方法。

三是要紧紧围绕高访，加快工作节奏，由于国际合作工作时效性较强，需要在重要时间节点争取好的成果，“防止做了白做”。

四是加强重大问题研究，做好“一带一路”战略专题研究。

国际合作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徐绍史主任上述4点指示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重要指导意义。国际合作司将贯彻落实委党组、徐绍史主任指示精神，围绕国家总体外交战略，做好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统筹谋划；围绕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委中心工作，加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围绕年度重点工作，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和重点讨论。

此外，国际合作司还将加强与兄弟部门、地方政府的互动交流与合作，开拓思路，形成国际合作工作更大的合力。并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和提高服务水平，加强外事管理的效率。

创新思路、主动作为

国际合作司的主要工作包括积极扩大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合作的领域和范围，努力推进与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机构建立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与国际著名跨国公司在能源、汽车、高科技、通讯、航空、化工、金融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积极配合和促进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工作。在中国对外开放新形势下，加强对外合作有着更深的内涵以及更现实的意义，国际合作司的以上各项工作也面临创新及转型需求。

据了解，国际合作司各部门围绕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委中心工作，加强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将“推进机关定位转型”学习讨论活动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切实从工作实际出发，以适应国际合作司工作的定位转型。

今年以来，国际处服务委领导陪同国家领导人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及多边系列活动、起草政府间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的标准文本和“一带一路”对外协调工作组工作流程。如何在实际工作中体现机关定位转型、如何使干部自身素质与时代要求相适应、如何使能力与职责相协调，成为该处未来定位转型的方向。

每年一度的经参报告会已成为国际合作司的惯例。综合处提出，应进一步发挥委驻外机构的一线资源优势，密切跟踪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及时分析驻在国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政策变化情况，尤其是关注新兴产业动向，了解全球新技术发展趋势，更好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

欧洲处则强调从多角度、多方式“推进机关定位转型”，创新国际合作渠道与方式。例如，该部门主动与相关研究机构沟通，请其有针对性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重要国家进行调研，了解外方需求，更好地为推进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亚非处则在“创新思路，主动作为”上做文章。该部门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思路创新，特别注意打破思维定势、行为惯性和路径依赖，积极推动中国-印尼产能合作、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重大合作，主动规划，坚持互利互惠，继续重大项目合作，打造与周边国家地区“命运共同体”。同时，以“钉钉子”的精神狠抓落实，对于重大合作机制和项目定期梳理进展和落实情况。

美工转正工作总结篇6

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11日在京召开发扬“走转改”精神、深化“走转改”活动研讨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是对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是新形势下改进新闻宣传工作的创新举措。新闻战线要深入总结“走转改”的成功经验，推动“走转改”活动常态化，引导广大新闻工作者带着紧迫感自觉“走转改”，带着责任感坚持“走转改”，带着使命感深化“走转改”，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胜利召开。

刘云山指出，“走转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鲜活实践，是实现“三贴近”的有效途径，进一步深化了对新闻宣传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要深刻认识新闻工作的主体和服务对象是人民，只有深入人民群众、贴近普通百姓，才能赢得广泛共鸣、发挥应有的作用；深刻认识新闻报道的源头活水是实践，只有深入基层一线、深入火热生活，新闻报道才会有现场的温度、有思想的深度；深刻认识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导向是新闻的灵魂，做好新闻宣传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宣传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在“走转改”活动中，要注意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思考，把好的实践成果转化为工作遵循，更好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指导实践。

总署要求6月前完成省级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

新闻出版总署版权管理司副司长王志成在2012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新闻会上介绍说，截至2011年5月底，中央和国家所有的政府机关全部完成了软件正版化的检查和整改工作。省级政府机关的软件正版化工作将于2012年6月底之前完成，地市和县一级的工作要在2013年年底前完成。

王志成说，截至3月31日，已经有北京、上海等11个省区市完成了省一级政府机关的软件正版化工作。其中上海、北京、广西、浙江已经全部完成了省级、地市级和县级的软件正版化工作。截至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共采购软件131.73万套，采购资金已经达到10.6亿元。

全国首家新媒体出版社揭牌

由安徽电子音像出版社更名的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4月7日在合肥正式揭牌，这是我国首家主动战略转型至新媒体出版领域的音像电子类出版单位。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海明在揭牌仪式上表示，运用高新技术、推动创新发展是时代出版的重要发展战略。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成立后将拓展产业链，开拓一条转型发展的全新道路。

据介绍，转型后的时代新媒体出版社将以“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链”为经营方向，以手机出版、网络出版和应用出版为三大主攻方向，借力先进的数字技术和新兴的传播手段，立足多媒体教育，实施立体化、跨媒体、多元化经营。

十年铸造中国出版集团六大成就

4月9日，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十周年庆典上，集团公司通过对孙绳武、牛汉、屠岸、朱谱萱等人授予编辑名家荣誉称号和对一大批思想解放、勇于改革创新、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优秀干部职工表彰，拉开了十周年庆典序幕。副部长翟卫华、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蒋建国、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出席庆祝大会并讲话，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裁王涛主持大会。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经过十年的发展，集团在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上实现了新跨越，在文化创造和文化导向上作出了新贡献，在产业规模和综合实力上实现了新发展，在经营管理和内部建设上开创了新局面，用六大成就为中国出版业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是顺利实现体制转换，成功组建全国大众和专业出版实力最强、规模最大、最具影响的出版产业集团。二是精品力作硕果累累，充分发挥了出版“国家队”的示范作用。三是产业规模逐步扩大，企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四是走出去工作成效显著，国际传播能力不断增强。五是“三支队伍”建设稳步推进，人才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六是企业文化建设蓬勃开展，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2011年美国报纸广告总收入减少19亿美元

美工转正工作总结篇7

从国际环境看，进入新世纪，国际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清晰可辨，我们面临着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国际经济发展形势。

首先，以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强大的推动力。特别是以微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化的发展，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高了社会效率。2000年7月召开的冲绳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通过的《全球信息社会冲绳》指出，信息技术是“构成21世纪的最强大力量之一”。全球范围的科技进步浪潮，为我国在技术跨越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当然应当看到，新科技革命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是平等的，关键是能不能及时制定有效的发展战略，提高本国经济发展的创新能力，真正抓住发展的机遇。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新科技领域中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在某些方面还处于领先水平，总体上看，我们与多数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我们对新科技革命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重视，以积极进取的态度，真正抓住机遇而不是丧失机遇，就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有所作为，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

其次，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比较利益提供了机遇。作为生产力发展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必然产物，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商品、技术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国家间的经济依存性不断增强，这为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分工、获取比较利益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尽管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对我国经济发展则起着更多的正面推动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跨国公司。目前，世界资本、货物和技术贸易额的一半以上都是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跨国公司之间为了增强竞争能力，企业兼并、重组空前活跃，从而带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贸易的扩大、资本流动的加速。这也为我国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可以在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运用现代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国际比较优势，努力扩大国际交换，使我国成为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中心，尽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只有使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谋求更大的发展。

此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普遍不景气，中国作为重要的投资国地位更加突出。以美国和日本为例，美国经济在连续多年增长之后，2002年下半年增速开始放缓，今年一季度增速又大幅度下降，下半年经济走势仍不明朗。日本经济正处在衰退之中，目前还没有复苏的迹象。美、日两国同我国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极为密切。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将吸引美、日企业对中国的大量投资和出口，这将为美、日资本市场上的闲置资金找到出路，从而成为美、日经济回升的重要途径。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投资回报都将使其成为世界重要的投资场所。目前，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财富》周刊不久前公布的调查表明，92％以上的跨国公司若干年内将考虑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世界著名的管理顾问科尔尼公司最近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国，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必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大量资金，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二

从国内情况来看，我国已开始进入“四个新阶段”，这将使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机遇。

第一个新阶段是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从1978年－200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2％，是全世界最快的。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8．94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相当于1978年的7．4倍。按当年汇率折算，突破了1万亿美元。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的GDP总量排在美、日、德、法和英之后，居世界第6位。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具体说就是，1995年提前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2000年又在我国人口比1980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我国总体上进入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小康社会”，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第二个新阶段是进入了经济结构重大调整、工业化进程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伴随着工业化进程，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由低级向高级、由严重失衡到基本合理的变动趋势。从产业结构和制造业实力来看，我国已经由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进入了中期阶段。具体说，主要有如下特征：其一，农业发展迅速，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的转变；同时，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农业产业单一生产结构转变为多种经营，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过渡。其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明显上升，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等“瓶颈”得到基本改善。现代服务业正在兴起。其三，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能力显著增强，能够为国民经济提供一定的技术装备。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呈现出由满足基本需求为主转向逐步适应消费升级和需求多样化的趋势，这是工业化加速阶段的新特征。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线。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把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换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相衔接的调整。这种调整，将使我国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第三个新阶段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作为开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加入世贸组织必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造一个充满机遇和希望的平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起点，不仅意味着我国将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发展开放型经济；意味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将由有限范围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个别试点式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开放转变为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间的相互开放；而且意味着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认同，这为我国赢得更多参与国际分工的机遇创造了条件。

第四个新阶段是以十六大的召开为标志，我国进入了体制创新的新阶段。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经历了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从经济向政治、文化全面推进的过程。改革使我国经济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发展驶入了快车道。十六大的胜利召开，进一步从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将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为资源的市场配置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更大程度地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从而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

实践证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自身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能否及时抓住并利用好机遇。及时抓住并充分利用机遇，就能实现超常规、跳跃式发展；错失机遇，则功败垂成，甚至会遭到历史的无情淘汰。

历史是一面镜子。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蒸汽机和机器的广泛运用，使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相继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长足发展。当时中国的情况是，清王朝已经走完“康乾”盛世，国势逐渐衰微。可悲的是，清王朝并没有见微知著，更不了解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西方列强侵入中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错过了世界工业革命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美等国家相继开始了电气革命，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清王朝覆灭和军阀混战时期，机遇再次与我们擦肩而过。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曾经抓住机遇，加速发展生产力，使我国的经济、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后来，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我们对自己的国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清，实行并不断强化计划经济体制，大搞政治运动，忽视经济建设，闭关锁国，盲目排斥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生产力发展缓慢，拉大了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到“”后期，我国经济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在这一期间，世界经济因新的科技革命的兴起和经济结构的加速调整而突飞猛进，我们又一次错过了可以发展壮大自己的大好机遇。

两相对照的是，一批后发展国家由于及时抓住了机遇，实现了经济腾飞，步入新兴工业国家行列。比如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国际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60年代初，日本、联邦德国等发达国家开始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转移，韩国抓住机遇，引进实用型加工技术，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实现了进口替代型经济向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变；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又开始向外转移部分耗能高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韩国审时度势，以发展重化工业为重点，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80年代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日益深入的情况下，韩国又抓住发达国家为了在激烈竞争中降低生产成本，把电子工业中劳动密集的装备技术及一些过时及成熟技术向外转移的机遇，在引进相关技术改造传统工业的同时，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加工制造业体系，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1962年以后的30年间，韩国经济以每年平均8％以上的速度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62年的83美元提高到1995年的1万多美元，用30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200－300年的历程，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

美工转正工作总结篇8

一、现代化进程中频繁出现的社会危机

曾几何时，拉美地区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样板；而如今，拉美化却成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一种社会现象。个中原委极为复杂，既有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也涉及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一)发展理论在依附论与放任论闻摇摆。长期以来，拉美国家并没有形成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建设理论。如果说有的话，也就是二战以来，由拉美学者提出的依附理论、边缘化理论、内部殖民主义理论等。然而，这些理论大都是作为批判武器，而不是以建设理论的形式出现的，而且还隐含着某种封闭的发展观。事实上，虽然拉美国家在1950～1980年期间经历了军人干政、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但经济却维持了近30年的持续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其普遍采用了“进口替代”的内向型模式。然而，就在东亚地区于1960年代转到“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时，拉美国家却抱着陈旧观念不放，从而导致十年(1980～1990)发展机遇的丧失。应该说，这与依附论等理论有莫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已形成了一批不愿改变现状、却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在1980年代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而一筹莫展时，就将“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全盘接受下来。然而，这种“放任论”并非灵丹妙药，在使经济稍有起色的同时，却导致了更加扩大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近年来，在民众强烈不满的情绪中，拉美国家“政治左转”的集体“变天”，就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某种失效。或许说，拉美国家在两种极端发展观的摇摆中，还要面对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

(二)政治权力在不满与失望中频繁变更。拉美历史上有军人独裁统治的传统，而军人当政、政权更迭在1960年代更是风靡这一地区。亨廷顿把这种政治化的社会称为普力夺社会，主要特征是：各种社会势力“很少或压根儿就不将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联系起来”；利益取得的方式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暴民示威，军人就搞”。因此，社会权力是支离破碎的，而公共利益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使得“军人寡头统治能延续几个世纪，中产阶级体制能延续几十年，群众政体通常只能延续几年”。拉美地区的政局不稳，在经历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挫折后，如今政坛再起风云。自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以来，左翼领导人已经在拉美3／4的国家上台。然而，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系教授琼·德里尔却认为：“这有些像阴阳的理论。有时候势态趋向某个方向，但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就又朝反方向发展了。拉美国家过去有着中间或者中右翼执政的政府，他们当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中左翼政府就当选了。我不认为拉美国家这些中左翼领导人之间是团结一致的。我认为，最终拉美国家还是要遇到麻烦的，因此，到时候那里的潮流又会朝另一个方向变了。”

(三)经济增长在腐败与犯罪下艰难运行。拉美国家经济结构的显著特点除了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过分依赖外资以外，就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滋生的腐败与等犯罪经济。首先，官员腐败严重。1990年以来，拉美各国政府腐败丑闻接连不断，上至总统，下至执法部门，都陷入腐败泥淖；腐败如同瘟疫；腐蚀着拉美各国的政治机构。如巴西总统科洛尔因腐败而遭罢免并受到审判；委内瑞拉总统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因被指控非法挪用公共资金而被迫下台；墨西哥警察与犯罪分子勾结敲诈勒索和拦路抢劫现象司空见惯。其次，泛滥成灾。“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法交易产业的惊人增长确实转化了拉丁美洲的经济与政治结构。”现在，拉美已是世界上三大产地之一，而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是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的种植中心；“美元”已成为一些拉美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最后，恐怖活动猖獗。早在1970年和1980年，拉美地区的犯罪率就属于世界最高之列，每10万人中平均每年发生凶杀案8起；1990年代增加到13起，是除非洲以外凶杀案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腐败、和其他各种犯罪经济纠缠在一起，严重腐蚀了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使合法经济的成长步履艰难。

(四)利益集团在贫穷与富贵间形成断裂。在拉美地区，1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人口总收入的40％～47％；而20％最贫穷的人口却只占有人口总收入的2％～4％；有1．25亿人无法获得饮用水；2亿人不能享受必要的卫生设施；1／7的人口用不上电。因此，尽管拉美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可以追溯到欧洲殖民时代，但在其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也没有多少改善；况且近15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下还有恶化的趋势。同时，拉美国家的公共政策始终没有跟上去，造成在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的情况下，贫困人口的相对数和绝对数都在增长，这就反过来促使犯罪流行，加剧了社会冲突和动荡。对于拉美这种贫富严重分化的效应，R·维斯科夫评论道：“在任何情况下，不公正程序都能带来不稳定的政府，因为收入上的差距在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中创造出了鸿沟，而这些利益集团难以在民主中求得妥协。大多数人会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着仅仅有利于某一特权社会团体的经济政策；如果经济政策变得有利于大多数人，这一特权社会团体也会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这种政策。”这就是说，长期严重的贫富分化已经彻底摧毁了拉美社会集团之间达成信任、共识与合作的基础。

(五)社会局势在冲突与动荡中危机四伏。自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以来，拉美地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频繁发生危机，别的不说，波及整个地区的危机就有三次：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社会一政治危机；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爆发的债务危机，也称“结构性发展危机”；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连续的金融危机。这三次危机看似起因不同，实际上根子只有一个，这就是由于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引发的社会严重分化。反映在经济方面，就是由于大多数人的贫困，特别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人口没能融入现代社会，导致市场得不到相应的扩大和升级。而这时政府又没能及时转变“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使得国外市场没有开发，而国内市场狭小又限制了经济增长空间，以致于到期外债无法偿还，发生债务危机也就无法避免。至于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只不过是1980年代债务危机的变种，根源都在于贫富分化导致的国内经济体系的脆弱。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长期贫富分化导致了社会集团间的严重对立，结果只能是在走投无路时由对立派执掌大权。然而，由于隐患并未消除，这一派也未必能长久稳定大局，最终是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社会也总是会在这种冲突和动荡中危机四伏。这就是拉美国家频繁发生危机的演绎逻辑。

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的城市化发展

不能说拉美国家没有成绩，但发展成果大都被少数权贵所吞没。对于大多数人特别是被农业剥离出来、而大量涌入城市的剩余农村人口来讲，其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都在恶化。

(一)理论照搬导致实践上的尴尬。拉美国家长期存在一种认知倾向，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越低，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越小，现代化程度就越高。而且，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也为这种认识提供了某种佐证，因为这个模型用西方现代化作背景，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为视角，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两条路径：一是实现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完成工业化过程；二是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或地域转移，完成城市化过程。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城市吸收时，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就会消失，在农业和工业、农村与城市之间也就形成合理配置，现代化就基本实现了。问题是，刘易斯模型暗含的、以发达国家现代化为依据而设立的三个假设前题却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少是在短期内无法做到的。其一，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不存在任何素质和制度等方面的阻碍；其二，城市在各方面都有能力完全接纳这些人口，并使他们融入现代生活；其三，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会过快。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步履艰难的症结不是反映在实现途径上，而是恰好出现在这三个重要前提上。因此，拉美国家这种简单模仿发达国家的倾向显然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而且以这种理论为导向制定的发展政策在实践中也造成了难以扭转的严重后果。这就是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仅难以找到适合的工作，而且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环境污染，降低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引发了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

(二)土地的垄断造成农民的分化。造成拉美城市“无序化”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大量土地和其他农业资源被少数人垄断，这大大压缩了中、小农户的发展空间，致使他们只有成群结队拥入城市谋求生存和发展。拉美在历史上就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土地占有制度，而大地产主集团历来就是拉美各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享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能够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即便到近些年也是如此。这就决定了这些国家不会通过社会变革来调整农业资源的配置，而是在基本保持现状的情况下，通过缓慢的技术变革来进行。当然，在20世纪50～70年代，部分拉美国家也进行过程度不同的，但除了古巴在1959年和1963年进行的两次，消灭了农村的大庄园制度和富农经济外，其他改革都是局部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地区农村土地占有权越来越集中于大型农场，而“小型生产单位的数目在七八十年代大规模减少了，这一衰减趋势到90年代更加剧烈”。少数人不仅对土地进行垄断，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攫取了大量有关农产品的政策优惠，使大多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这也使得拉美农村社会的严重分化在所难免。此外，拉美各国几乎又都把向城市移民视为缓解农村社会冲突的“排气阀”，因此，大规模自发移民潮的出现无法避免。数据显示，1950～1960年期间，拉美农村人口的增长部分中，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年期间，这一比例提高到58％。20世纪50年代初，每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到100万，70年代每年超过200万。由此可见，农村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是使拉美城市化陷入尴尬局面的总根源。

(三)城市的排斥形成大量贫民窟。虽然拉美地区在历史上有人口偏好向城市特别是首都聚集的传统，但在1955～1980年期间显然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这25年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40％提高到60％。然而，大量农村人口拥入城市不但就业困难，而且还处处受到排斥。从需求讲，首先，“进口替代”模式出现偏差，结果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其次，私有化改革牺牲了社会公正，使城市失业变得更加突出；最后，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滑坡，带动就业的能力在减弱。从供给看，农村流入人口素质低，无法适应现代工业的需求，而且，在1980～1990年，拉美地区人口增长率处于历史高峰期。因此，一方面，由大量迁移农民形成了城市的主要贫困人口，他们在城乡结合部抢占地皮，搭建简陋住所；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地价及生活费用的上涨，数量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也从原来靠近市中心的住所向城市周边地带转移，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环绕城市的大片贫民区，从而造成“贫民窟包围城市”的尴尬局面。一些大城市(如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等)都被大片贫民窟包围，那里通常没有正规道路或街道，水电供应也往往是从城市供水、供电系统“偷”来的；在文化层面上，贫民窟居民与所在城市更是难以融合；而且，这里还往往是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黑社会势力横行，非法枪支泛滥，各类犯罪活动猖獗，因而形成“一个城市，两个世界”的奇怪景象。

(四)一种病态的城市化发展模式。2000年，拉美地区有3.8亿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化率达75％，城市化水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而且，这一地区有52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到2004年，墨西哥城(1640万人)、布宜诺斯艾利斯(1387万人)、圣保罗(1300万人)、里约热内卢(1000万人)都已跻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然而，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是终于实现了少数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还是实现了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外的城市化呢?一般来说，城市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进程；其不仅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转移和职业改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的变化，而且还伴随着精神、文化、观念的转变。但是，拉美国家却把这种发展趋势简单化和片面化了，造成了更难应对和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这从下面一组数据大致可以得到说明。上世纪90年代末，拉美地区每lO个贫困人口就有6个住在城市；1980～1990年，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下降了17％；2002年，贫困人口比1977年增加了2000万人，总数为2.27亿人，占总人口的44％，而占人口10％的富人占有总收入的60％；1995年。公开失业率为7.3％，失业和从事非正规职业者约占全部劳动力的50％；2003年，失业人数净增70万人，城市公开失业率创10.7％的历史新高，城市失业总人数达到1670万人。这样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恐怕与拉美人民当初的憧憬是大相径庭的。

三、社会剧烈分化中的强迫性政策变革

拉美发展模式作为一个典型的负面案例，说明贫富的严重分化倘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就必然会出现社会动荡与危机。易言之，人们的愤怒情绪如果得不到化解，总是要通过极端方式对社会发泄不满或进行报复；或许说。就是要对社会进行强迫性的政策变革。近年来，中国掀起了一股拉美研究热潮，这决非空穴来风，而是与当前我国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诸多疑难问题有莫大关系；同时，也说明拉美国家的许多教训确实有值得我们吸取的地方。

(一)应以大多数人受益为改革价值导向。以拉美现代化历程为鉴来审视我国社会结构在改革过程中所凸现的裂痕，理当引起我们对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导向进行再思考。一方面，应正确理解和及时转换过去的价值观。在一个思维僵化的社会里，提倡“效率优先”可以催人奋进；而在社会步入正常运转的轨道之后，公平和公正的原则才真正具备合法性与正当性。这是因为：只有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建构的效率，才是可持续增长的效率。另一方面，应弘扬和强化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念。改革的过程就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其间当然会形成受益集团和受损集团。如果发展的成果由大数人分享，社会自然就会处于健康与和谐状态；倘若改革只是使少数权贵受益，则会引发人们对改革的不满，降低对改革的预期。而且，由少数权贵构成的利益集团一旦羽翼丰满，形成气候，就会不顾大局而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滋生公众的不满与愤怒情绪，进而使社会出现危机。在这一点上，拉美国家的贫富分化与政局不稳就是明证。因此，如果说拉美国家在这方面已是“病入膏肓”，那我们则是“千里大堤”可能“溃于蚁穴”。以史为鉴，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有百利而无一害。

(二)应整合城乡社会日益分化态势。拉美社会转型的结构性特征并不是体现在农民作为一个群体的集体衰落，而是表现为由农村社会内部的巨大分化而引发的城市移民潮，这主要是由于拉美国家普遍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变革而形成的。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以农补工”和城乡分治政策。虽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是适宜的，但客观上也是导致“兰农”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初期，“三农”在集中释放了多年压抑积累的能量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又终归陷入困境。总的说来，目前我国的城乡分化主要表现在：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农民群体的集体衰落。这主要应归结于社会转型中市场机制的负面效应，也就是说，这是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促使资源的“去农业化”，从而导致农业的经济地位逐渐衰落，进而使得农民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随之衰微而产生的。亨廷顿认为，尽管农民的目标就是改善眼前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但是农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系决定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因素。换言之，要求得工业化所必须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农民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从全面的视角出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提高国家政策供给的综合效应，反哺农业，建设新农村，就成为整合我国城乡分化态势的重要举措。

(三)应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从拉美国家遭遇城市化困境的情况看：农村迁移人口素质与工业化要求不匹配、现代化进程被极大压缩以及农村人口增长过快是其主要的客观原因；而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而导致的尴尬局面则与其主观因素有莫大的关系。以此为鉴，在我国，大量农村人口全部流入大城市肯定是不可取的，那么只能走大中城市与中小城镇并举的道路；然而，近些年，中小城镇发展并不理想，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缺乏经济活力，最主要的就是没有产业集群支撑。其深层原因，恐怕与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上贪大求全以求政绩的思想有关。从吸收就业的角度讲，众所周知，大企业远远不如小企业，许多国家把扶持中小企业不是看作一项经济政策，而是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发展政策，目的就在于此。因此，在我国要推进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关键问题是要将就业率，特别是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水平，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在政策上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吸引大中城市产业层次较低的企业到中小城镇落户，以利人口素质与产业层次的对接。在这样的基础上谋划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才会更加健康而持续。

美工转正工作总结篇9

“拉美陷阱”的基本特征

一是经济长期低迷。1950―1977年，拉美地区年均GDP增长率为5.5％；人均GDP增长率为2.6％。但80年代地区年均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2％、-0.9％；90年代分别为3.2％、1.4％；2003-2008年分别为4.8％、3.4％。由此看出，在80年代至国际金融危机前的近30年期间，地区经济总体处于低迷状态，虽然从2003年起经济增速有所恢复，但也远未达到高速增长期的水平。

二是社会分化日趋严重。在1980-2002年的22年间，拉美贫困人口从1.35亿增加到2.14亿，占总人口的43％，其中赤贫人口占到18.6％。2002年，拉美占总人口30％的最穷人，仅占国民收入的7.5％，而占10％的最富人却占国民收入的40％。另外，60年代以来，整个拉美地区的基尼系数始终在0.5上下高位徘徊，个别国家甚至一度超过0.6，不仅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也普遍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拉美是当今世界公认的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地区。

三是发展能力不断下降。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对12个拉美主要国家经济增长动力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1980-2002年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的年贡献率除智利为1.5％外，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基本为零，其余国家都为负数，其中包括拉美经济三巨头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由此可见，近22年来，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绝大多数拉美国家中，其生产力发展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四是政治社会动荡不安。90年代后半期以来，拉美先后有5个国家的6位民选总统在民众抗议浪潮中被迫下台，阿根廷在2001年的经济危机期间先后更换了5位临时总统；个别国家总统遭到暗杀或“自我流亡”，多个国家发生军事。近年来，拉美的社会治安状况日益严峻。该地区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的8％，但全世界40％的杀人事件和66％的绑架事件发生在这里。

“拉美陷阱”的主要成因

一、发展战略转型及经济政策调整延误与失误是“拉美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

(一)发展战略转型贻误时机导致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趋尖锐。拉美国家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后，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发展本国制造业以替代制成品进口；国家在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带动私人投资；建立高关税与非关税体系保护国内市场；工业部门快速扩张带动城市就业与城市化，拉动内需增长。与此同时，在农业领域推行“技术变革”发展模式，着重发展农业机械化、化学化，以及包括“绿色革命”在内的科学技术的改进。

“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增长，但也形成了过度膨胀和低效率的国有企业部门；国营部门中腐败盛行，只有少部分人获利；无法对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市场条件作出迅速灵活的反应；国家的保护主义导致当地产品的质次价高；进口替代与权威主义政权关系密切等严重的消极后果。而农业科技化又因土地高度集中，不仅限制了中小农户的发展，而且将农村劳动力迅速从农业部门排挤出来。因此，拉美经济经历一段“黄金期”后逐渐失去活力，50年代后期一些结构性矛盾开始显现，但拉美国家并未做出相应调整。70年代初，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加剧了拉美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但拉美国家依然没有进行相应调整。到70年代中期，系列结构性矛盾转化为结构性发展危机：非耐用消费品生产市场饱和，导致工业和整体经济增速下降；对外贸易失衡；工业化与城市化面临食品危机；产业升级面临资金、技术与市场等多重限制；创造就业难度加大；能源危机显现等等。

(二)发展战略及经济政策调整失误导致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工业化倒退。7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率，针对结构性发展危机进行了一轮应急性战略调整，从一般性消费品进口替代为主转向耐用消费品和相关资本货进口替代，从吸纳外资直接投资为主转向吸纳外资信贷为主，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运行为主转向自由化市场调节为主，从本地区内部市场开放为主转向地区外世界市场开放为主，坚持以负债的方式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各国政府采取降低关税，提高银行储蓄利率等财税政策。但系列调整的结果是，外债负担急速上升，地区外债总额从60年代的161亿美元增加到70年代的2303.6亿美元；外部资金占国内投资比重急剧增加，1970-1981年，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巴西四个主要国家由平均7.8％增加到38.5％。

70年代后期，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大幅上升，拉美主要依赖的美国市场开始实行严格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最终导致1982年一些国家因无力偿债相继爆发债务危机。债务危机的爆发又导致外资大量抽逃，继而引发了金融危机，形成了连锁性恶性循环。80年代，拉美国家为应对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纷纷进行应急性经济政策调整，实施私有化和经济对外开放政策，造成了“去工业化”现象，地区工业制造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1％，工业部门丧失了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持续3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中断。

(三)发展战略转型失误导致经济社会形势进一步恶化，自主发展能力下降。80年代后期，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世界资本主义进行第二轮大规模扩张，拉美国家为了应对严重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在美西方的主导下，先后实施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经济改革，转向“出口导向”的外向发展模式，经济全面实行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等。然而，由于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改革是迫于国内的经济危机和外部压力而进行的，并没有对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而提出长远性、战略性的改革方案。而且，以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取向的改革，片面强调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功能，完全忽视了国家干预的重要性，从而导致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维护国内市场秩序、保护民族产业及提升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必要职能的缺失，致使地区很多国家相继陷入了更严重的债务和金融危机。而拉美每爆发一次债务或金融危机，经济增长率就下降约1个百分点，且导致大量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制造业相对萎缩，失业人数增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贫困人口增加，贫富分化更趋严重，经济与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一些国家政局受到冲击。

此外，新自由主义政策改革还进一步加深了拉美各国对外资、技术及市场的依赖。2003年拉美外债增加到7528亿美元。90年代，外国企业在拉美500强企业中所占比重由原先的142家增加到200家。90年代以后，对外贸易成为左右拉美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外部市场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拉美经济的走向产生直接影响。

二、社会政策不当、城市化超速发展，以及传统社会制度与文化痼疾难除是“拉美陷阱”产生的重要原因

(一)重积累、轻分配的理念与政策导致贫富分化。战后数十年内，拉美国家深受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负面发展观影响，一味强调“先把蛋糕做大”、“先增长，后分配”、“积累优先”；深信所谓“滴漏效应”，设想在人均GDP达到600美元时，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就会由不断扩大的趋势自然转向逐步缩小的趋势。然而，时至2003年拉美人均GDP超过3800美元，这一“拐点”依然没有出现，相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另外，拉美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累退税制，税负普遍较低，因而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对缩小贫富差距作用也非常有限。

(二)追求“福利赶超”目标加重了社会不公。20世纪30-70年代，拉美多数国家为实现“福利赶超”，先后通过劳工立法加强劳工保护，内容主要包括：实行高度就业保护，特别是对国营企业和大型私营企业工作的工人实行就业保护。劳资双方一旦签订劳动合同，往往是长期的甚至是终身的；集体谈判居重要地位。主要工会组织的集体谈判成果往往成为本行业和全国各行业的工资、劳动条件和各种福利的标准，且协议一旦形成，很难改变；推行社会高福利保障。

这种劳工保护政策的实施，表面上使劳工受到了保护，社会就业率表现也不错，但实际上导致劳动力市场弹性很差，非正规就业不断增多，贫富分化加剧。1950年拉美非正规就业占总就业比重为29％，而1990-2000年这一比重则提高到45.7％。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缺口逐年加大，政府对社保体系的欠账也逐年增加，体系的服务质量逐年下降，而且越是社会地位低的阶层享受的服务越差。另外，由于拉美国家在实行劳工保护政策过程中始终忽略了利用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对社会高收入阶层的课税一直偏低，加上各国政府对长期存在高通货膨胀未能采取有效的补偿机制，对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造成严重侵蚀，实际都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80年代，拉美国家纷纷推行社保体制改革，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养老基金，医疗保障体系对私营部门开放，实施社会救助政策等。虽然这些改革对繁荣资本市场和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享受权益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社保覆盖率萎缩等不良后果，而政府出台各种救助政策实际作用微弱，社会不公问题日益严重。

(三)城市化超速发展导致系列社会问题。二战后至本世纪初，拉美的城市化迅速发展，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0年的62.5％上升到2000年的78％，这一比重在第三世界名列前茅。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固然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城市化速度超过工业化速度，造成城市化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脱节，贫困化问题逐渐显现。80年代以后，在长达近20年的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地区贫困率持续攀高。1990年拉美贫困人口绝对数量比1980年增加6130万，其中城市增加5790万，占94.5％。

另外，城市边缘化问题也日益严重。拉美国家长期以来实施鼓励自购住宅政策，对低收入家庭实行直接住房补贴，忽视提供公共保障性住房，在城市人口呈爆炸式增长过程中，城市住房供给短缺，造成环绕城市周边的贫民窟不断扩大，贫民区人口不断增多。而拉美国家往往政权更迭频繁，政府的城市化政策缺乏连续性，也没有更多精力去关注和解决城市中的问题，导致城市贫民难以融入城市发展进程，非正规就业率、文盲率、贫困人数不断上升，城市空气和水源污染、交通堵塞、住宅拥挤、治安混乱、犯罪率上升等问题也日益严重。

(四)土地高度集中制改革不彻底、传统社会结构体系未能有效打破也导致社会不公。19世纪初拉美国家纷纷独立时土地基尼系数超过5.0。尽管拉美的从墨西哥革命以来断续进行了100余年，但除古巴外，没有任何一国的真正触动过大地产制度。时至今日，土地分配不公的前20个国家中，拉美就占16个。而土地不公导致的收入不公被逐渐固化到很多非土地资产分配不公的其他形式中，甚至包括政治不公，对社会分化产生巨大、深远的间接影响。拉美“非洲人后裔”约1.5亿人、印第安人约4000万，两者合计占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人由于长期失去土地，独立200年来不仅贫困状态始终难以改变，而且一直处于政治边缘地位。

另一方面，自16世纪开始，拉美社会在本质上一直是由精英和大众组成的二层等级结构。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结构虽然受到强烈冲击，但仍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存在。居于这一结构顶端的少数精英掌握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位居底层的农民、工人、印第安人等则长期处于依附地位。

三、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政府腐败盛行，以及政治民主化“水土不服”也是“拉美陷阱”产生的原因

(一)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未能有效打破导致地区国家政局周期动荡。拉美继承的是西班牙、葡萄牙代表的中世纪封建政治遗产。在这种政治传统中，等级制、精英主义、权威主义、官僚制、天主教等是其核心要素。长期以来，如果当权者不能解决人们的实际问题，人们就会转而支持军事或激进的政治改革，甚至起而进行武装暴动或暴乱。这种政治传统不仅不利于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强大政治传统的持续影响，拉美国家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经常被军事，正常的民主程序也经常遭到破坏。二战后，拉美很多国家爆发了民族民主革命或进行民主改革，大多数国家建立了民众主义政治制度，但多数国家因民众参政问题而出现激烈的政治斗争，民众主义政权都不稳定。六七十年代，拉美多数国家相继建立军人独裁统治，但70年代末以后又掀起了新一轮民主化运动，地区国家普遍建立了文人政府。然而，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地区多国依然发生多起军事。

(二)政府腐败现象严重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国家大规模举借外债以延续工业化的进程中，权力腐败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政府官员短期内聚敛巨额财富的捷径。在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腐败官员则与国际资本暗箱操作，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售国有资产，从中收取高额佣金。另外，长期以来，拉美一些国家还存在政府官员与黑社会组织暗中勾结的腐败现象。据“透明国际”组织2010年公布全球国家清廉指数排名，在被统计的26个拉美国家和地区中，只有6个拉美国家和地区的清廉指数在5以上，而20个国家在5以下，表明拉美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

美工转正工作总结篇10

关键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科技兴贸;加工贸易;循环经济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5-0130-03

对外贸易是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部各省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于外贸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太少｡河南是典型的中部省份｡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近年来开放型经济有较大发展,东引西进成效显著｡截至“十五”末,全省进出口总额累计完成251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27.73%,其中出口164亿美元,年均递增27.85%｡但在对外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长期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扩大出口的格局没有改变,依靠低效大量消耗能源､资源出口产品的现象未得到有效控制｡出口规模虽然不断扩大,但出口效益低下｡出口产品丰富,但竞争力弱｡如果不转变增长路径,则资金､资源､环境乃至国际贸易环境等条件将难以支持对外贸易持续发展｡研究中部地区在外贸总量较少的同时如何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对于中部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经济学解释

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理论是国际商品交换的基础和是非评价标准｡国际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是,在世界市场上交换双方要按照国际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等价是指双方各自商品所含国际价值量相等｡国际价值是各国商品生产经营者等价交换的基础和交换标准｡但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不同,劳动生产率不同,所以,创造等量的国际价值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也不同｡在发达国家用一个劳动日可以创造的国际价值,发展中国家可能要用三个劳动日｡三个劳动日同一个劳动日交换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环境中的真实写照｡以我国为例,虽然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但仍不是贸易强国｡外贸的增长是粗放型的增长,出口商品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少,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多｡出口8亿件衬衫换回的外汇才能购买一架空客A380飞机,这种交换说明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正处于我们的三个劳动日和他们的一个劳动日交换的阶段｡而要达到一个劳动日交换一个劳动日的目标,则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应当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完成质量型转变的关键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达到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才能以同样的劳动时间创造出同其相等的国际价值,实现真正的等价交换｡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则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体现在外贸方面,则应将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放在首位,一方面,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另一方面,运用高新技术成果改造传统出口产业,提高传统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客观条件

(一)国内外经济环境

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经济小幅回调,但仍保持稳定增长状态｡国际贸易略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世界经济2006年和2007年将分别增长5.1%和4.9%,世界贸易增长率2006年为8.9%,2007年为7.6%｡跨国直接投资将继续回升,中国仍将是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和投资的主要选择地之一｡

从国内形势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供给能力增强,市场环境更趋宽松;经济正处于一个上升周期的峰顶阶段,重化工业发展和居民消费新趋势将推动进口结构升级;利用外资､开发服务业和承接新的国际产业转移将继续推动经济贸易发展;经济全球化带动的国际产业分工变化有利于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这些有利因素都将延长中部经济在这一轮周期波动中的上升期｡

(二)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及经济现代化发展机遇

中部地区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基于沿海地区产业集中以及因要素成本上升而逐渐形成的产业区域转移的机会条件,加之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该地区现代化发展机遇已经到来｡目前,应抓住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和西部大开发机遇,顺应国家区域经济布局调整趋势,发挥区位优势,大力实施东引西进｡应利用东部地区与国际上部分产业转移的机会;利用中部地区自身资源的产业开拓与升级的机会;利用产业空间模式与网络技术进行区域产业结构重组｡河南省作为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西部地区资源输出枢纽,应加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主动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升级｡鼓励省内企业在东部地区建立销售和研发机构,利用东部地区对外开放优势带动本省产品出口｡鼓励优势企业积极开发西部资源和市场,提高产品在西部市场的占有率｡同时,加强与中部省区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三、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路径探索

(一)深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是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出口产品升级的主要措施,是加快河南从贸易小省向贸易大省､强省转变的根本途径

据郑州海关统计,2006年1―11月河南省实现进出口总值为88.4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7.2%,其中出口总值为60亿美元,增长29.7%;进口总值为28.45亿美元,增长20.2%｡进出口､进口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进出口较快增长的同时,出口产品结构却有待优化｡2006年1―11月出口排在前10位的商品分别是:未锻轧的非合金铝(3.48亿美元)､人发制品(3.35亿美元)､精炼铜管(2.95亿美元)､未锻轧的精炼铅(2.05亿美元)､车辆用新的充气橡胶轮胎(1.79亿美元)､纯度≥99.99%未锻造银(1.24亿美元)､其他毛皮制品(1.18亿美元)､已焙烧的钼矿砂及其精矿(1.06亿美元)､其他热轧铁或非合金钢非卷材,厚>50mm(1.02亿美元)和人造刚玉(0.97亿美元)｡

由数据可见,河南外贸出口产品结构较为落后,出口后劲不足｡出口规模大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未经加工或加工很少的初级产品上,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价格的商品出口量不多｡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是关键所在｡在当今世界国际分工日益细化､产业重组加快的背景下,国际市场的竞争已由价格为中心转为以质量､品牌为中心的竞争,技术差价､质量差价日益扩大,出口依靠价格低廉的优势尽管在一定时期和程度仍有市场,但这种优势难以持续,与贸易强省的目标尚有距离｡

河南地处内陆,通往国际市场的运输距离长､运输费用高,以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的出口产品渐失竞争优势｡只有依靠科技,全面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才能创造持续的国际竞争力｡河南实施“科技兴贸”的核心是科技进步和创新, 积极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将重点出口商品立足于创汇农产品､工业制成品以及机电产品上｡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如纺织服装,要以增强其技术含量和产业集群化为重点,加大科技投入,由初级加工､粗加工向深加工､精加工转变,提高单位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二)积极发展加工贸易,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是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推进河南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需要

河南出口贸易方式已由单一的一般贸易发展到加工贸易等多种贸易方式,加工贸易持续增长｡据海关统计,2006年1―11月份河南省加工贸易进出口完成240 909万美元,同比增长11.15%,占全省同期进出口总额的27.23%,出口155 833万美元,增长13.6%,占全省同期出口总额的26%｡全国加工贸易出口一直占据着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经济发达地区占比更高｡2006年上半年,广东省加工贸易占全部出口的69.42%,而河南省不到30%｡河南省加工贸易发展不足,比重偏低｡

迄今为止共计1 145种商品被国家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其中,涉及河南省加工贸易的主要商品有电解铅及其副产品白银｡截至2006年9月底,两大商品共出口4.56亿美元,年底达5.83亿美元,占加工贸易出口的35%左右｡加工贸易亟待转型升级｡

河南加工贸易发展不足,主要原因在于出口加工区注册企业中缺少投资规模大､产品附加值高､出口创汇额多､辐射带动效应强的龙头项目｡加工贸易业务高度集中在以郑州为中心的沿黄河经济带上;开展加工贸易的企业偏少;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缺乏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影响了加工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郑州承东启西的区位和交通优势,全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和能源优势,以及较为完整的工业门类,本应是出口加工区吸引外来企业的重要砝码｡但目前河南省出口加工贸易行业中,电解铝､毛发制品､皮毛制品三类商品的出口额占全省加工贸易出口额的71%｡这些商品均为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低､产业链条短,初级加工对环境有污染,不适合进入出口加工区｡

虽然具有区位优势和便利的交通优势,但地处内陆､不临海带来的运距远､运费高的问题,依然影响招商引资的进行｡河南工业项目虽然门类较完整,但工业结构不完善､产品配套能力较差,制约了龙头项目的进驻｡

实现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应综合运用政策手段,完善管理,改进服务,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技术含量､增值空间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出口加工区｡通过延伸产业链,提高加工企业的国内采购比例,发挥辐射效应,提高产品附加值｡

为改变出口加工区“加工制造”的单一功能,应逐步赋予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功能,实现向“加工制造为主,保税物流为辅”转变,把出口加工区建设成为承接国际现代服务业转移､开展保税物流业务的重要节点,为区内企业提供便利,保证货物进出畅通｡

出口加工区是在推进全省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作为开放型经济的前沿和连接世界经济的通道而构建的｡应加快郑州出口加工区等重点出口基地建设,培育一批优势产品｡大力支持加工贸易的发展是河南外贸出口取得突破性飞越的关键｡

(三)发展循环经济,是协调国际贸易与环境,实现河南外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长期以来,河南省只注重出口的数量扩张,忽视了出口商品结构对资源的过度依赖问题,且资源利用率较低,表现在出口商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粗加工产品为主,而具有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偏低｡2004年河南省的出口商品结构中,矿产品､贱金属及制品的出口额达到12.4255亿美元,在出口总额中比重近30%;鞋类､纺织品､服装､皮革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一般机电产品等产品的出口额在出口额中所占比重超过35.7%｡上述出口产品均属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源的需求量大且产品附加值低｡在现行的线性经济模式下,出口越多,资源浪费也越多,对环境污染也越严重｡从某种程度而言,目前出口产品是资源的出口,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外贸企业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否则这种出口商品模式将难以持续｡

面对粗放的外贸增长方式与循环经济之间的矛盾,必须树立循环经济的思想和理念,将改善环境质量和加强资源利用作为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正确认识循环经济与外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应将贸易与循环经济协调发展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考虑,追求贸易､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统一,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高环境质量,促进科技进步,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促进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要逐步改变大进大出的粗放型贸易发展模式,在重视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加快培育循环经济模式的形成｡全面参与､参照国际环境标准,努力提高地区环境标准､企业环境管理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使之与国际标准接轨,实现对外贸易与循环经济的协调发展｡

调整产业政策和产品结构,建立可持续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加快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途径｡增加高附加值商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加强部分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特别是我国稀缺､开发成本高､对环境影响大､国际市场价格相对便宜的商品来改善贸易结构｡一是要遏制部分行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特别要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限制和淘汰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重的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二是要加快低耗能､低排放产业的发展｡三是加强进口商品检验检疫力度,限制或拒绝进口重污染的产品设备､对高耗能的出口品和污染重的进口品征收环境附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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