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学术论文十篇

法学学术论文篇1

（一）大学教育所需

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文化传承。我以为，缺乏书法的教育是不完善的教育，是缺乏中国特色的教育，是缺乏传统甚至割裂历史的教育。我们不能漠视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传统教育、素质教育和艺术教育缺陷。大学教育关系到全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在抵制境外垃圾文化的侵蚀，弘扬民族文化方面高校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书法教育作为我国独特的教育门类，大学应将它变成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行为习惯教育的重要抓手。大学教育是一种相对宽松的教育，需要多种协调方法，使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能步入健康的轨道。学习书法便是其一。事实证明，接受书法教育的学生能获得较强的协调和自控能力。书法教育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教育形式。除专业教学外，高校应将其列入通识文化教育或公共艺术教育的范畴。书法深深地植根于国学的沃土之中。提高书法水平需要学生有良好的传统文化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学习其他传统文化课程。书法课可与大学语文等必修课和古典文学鉴赏、诗词欣赏、艺术概论等选修课相互促进，使大学公共教学体系更加科学和完善。

（二）学生成长所需

孔子曾言：“里仁为美”。可视为对中国传统审美观的高度概括。如果说西方艺术重视外在的造型，那么中国艺术，特别是书法则重视内在的蕴涵。年青一代对我国民族文化及传统艺术了解不多，而西方不良文化正力图使他们变成外表黄皮肤内心却西化的“香蕉人”。书法教育具有“立人”功能，能够培养一大批修身重德，热爱传统艺术，以继承和弘扬书法为己任的学生，有利于树立事业心和使命感。书法具有培养性情的良效，能促进学生生理和心理健康。书法如同练静气功，书写时要求入静、入定，排除杂念，符合养身规律。它可以调整心态，减缓压力，排遣胸臆，颐养性情，抒怀。书法是一门讲究悟性的艺术，对于训练学生的耐心、想象、准确和条理，是一项不可多得的心智活动。书法能使学生具备更多知识和技能。毛笔字具有形态多样、变化优美、富于艺术感染力的特色，其多种实用功能和艺术价值仍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书法在诸如广告、装饰、设计、传媒、教育等行业都有较好的用途，对于学生成才具有激励作用，而且也能为就业提供切实的帮助。书法作为选修课一般课时不多，课程开设并不妨碍主体课程。书法具有艺术表现和文化交流功能，学生通过书法活动能开阔眼界、扩大社会交往。

二、书法艺术全面引入大学教育的实施策略

（一）国家和地方教育部门引导

国家应在书法基础教育与继续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举措。要明确规划，由国家教育部门出台引导性政策，提出纲领性、指导性意见。明确哪类院校需要开展书法教育，不失时机地在高校推广书法课程，充分发挥书法在育人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将书法等民族文化艺术教育纳入高等教育的法规之中。另一方面，解决学科定位造成的发展障碍问题。如，由于建国后推行的是西方的学科划分体系和教学模式，而西方并无书法这门学科，因此在教育部专业目录中书法长期被列名于美术学科之下，即美术学（书法），成为三级学科。张法认为：“书法为什么不成为二级学科，而只是美术学下的一个研究方向呢？原因大概是没有专门的书法学院，不必特殊照顾。”如此，实为教育规划上的一种短视和失误。

（二）高校组织自身建设

要实现高校书法教育的规模化与规范化，首先要营造书法教育的氛围，大力倡导用书法来修身养性、提升素质的活动，从多方面拓展书法的人文价值和实用价值。本身设有书法专业的高校具有教学优势，要将书法课程面向全校开设，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尚未开设的高校要积极筹划，制定科学的教学体系。通过开设书法课程，配备书法教师，改革评价机制。要结合办学特点，“因校制宜”。书法教育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开展：课程建设方面。“就教育行为言，书法是古典教育的最后一块领地。”需将书法与本校培养方向结合起来。如，可分别侧重传统型、实用型、艺术鉴赏型等不同方向。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要形成师资梯队，形成正规的培训机制。书法课由美术教师担任，易出现“画家书”现象，不利于书法教育。师资不足的高校要引进和培养专业教师。如，可从专业优秀毕业生中选用，或从专业团体引进与聘请。教材方面。高校书法教材不少，其中不乏出版较早、影响较大的。如，1985年启功主编的《书法概论》，经多次再版，发行10万余册。由于书法理论和教育理念的发展，教材需要有序更新。可跨校跨地区联合编著教材。教材编写与采用切忌“文人相轻”与门户思想，要积极探索教学规律，真正将教材规范化、科学化。

（三）示范与培训竞赛活动的开展

由于高校书法教育发展存在不平衡状况，要使更多高校高起点加入其中并逐渐形成书法教育传统，就需有示范性教育活动。开展书法教育卓有成效的学校具有示范作用。如，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高校书法教育的先驱，从20世纪早叶至今一直沿续。20世纪60年代后，北师大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书法讲座。1987年受教育部委托，北师大举办了第一届全国高校书法教师讲习班，培养了一批书法教师和创作骨干。此外，不少省份也有较早开展并取得成效的高校。同时，教育部门和研究团体可定期开展全国性或区域性培训竞赛。1981年，由中国书协、、全国学联等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有来自全国各高校的近千名大学生书法爱好者参加了比赛，百余名获奖者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了当代书坛中坚力量及高校书法专业教师。现在，一些省份成立了高校书法教育研究会，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要通过这类组织积极推进工作，并对发展模式进行探索。

三、树立大学书法艺术教育的正确理念

（一）明确培养要求

大学书法不同于中小学写字。教育部门将写字作为中小学学生素质的培养途径，将规范、端正、清楚作为写字的三个基本要求是适宜的。但若大学阶段仍维持这种要求而不变更，艺术灵性难免受到压抑。写字和书法虽密不可分，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写字的目的是交流信息，重实用性，书法更多的是创作和欣赏，重艺术性；写字力求以最少时间和精力掌握技能，书法则重探索的过程和乐趣。可以说，写字为书法起到了由实用美向艺术美过渡的桥梁作用。大学书法教育不仅应重视技能教育，还应重视其美育功能。要从中小学存在的应展教育中摆脱出来，转向美育性质的素质教育。另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高等书法教育完成了从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等系统的教育层次和结构，并逐步走上规范化、专业化和学术化的道路。但在推进高校书法素质教育方面，显得不足。素质教育不同于专业教育，需要进行专门探讨，在培养机制、目标方面更加明确、切实。

（二）提高书法水平

国家教委早已明确规定书法课为中小学的二级课程，应受到与体、音、美等课同等对待。中小学练毛笔字（一些地方作为地方课程），这是学生的起步阶段。若缺乏连续性，之前数年所学难免荒废。2010年6月，本人在学校三个不同专业的文科班调查发现，95%以上的学生中小学练过毛笔字，5%的还参加了特长班，但坚持下来的不多，几乎都前功尽弃。艺术兴趣的培养需要契机，若到了各方面走向成熟的大学阶段书法却尚未入门，那么学生今后就很难再与书法结缘，达到较高境界。书法教学中要革新教学手段。如传统教学中，写字技法演示有较大局限性，直观效果欠明显，不便于大课堂教学。运用多媒体技术则能解决诸多难题，如通过定格、放大、慢放、循环播放等形式突出重点，使学生观察细致入微。提升书法水平是长期的过程。大学书法教育一方面要训练学生技能，同时，要进行理论培养，通过开设名家讲座等方式提高鉴赏水平，准确把握“师碑”与“师帖”、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三）延伸培养目标

法学学术论文篇2

宪法学作为一门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回应不同时代提出的不同课题。建国后，除了50年代初短暂的宪法学“繁荣”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以前长达20多年宪法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完全被“边缘化”，甚至失去了作为知识体系存在的社会基础。[3]

新中国宪法学的恢复[4]与发展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可以说，30年的改革开放与宪法学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改革开放合法性基础首先源于1978年宪法，改革的一些制度和措施获得了以1978年宪法为基础建立的法律体系支撑。1978年宪法虽然在指导思想、内容的规范化等方面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5]，但结束后，它给期待民主与自由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可以说，1978年宪法的颁布使社会生活重新进入由宪法规范调整的新“宪法秩序”，为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刑法》、《选举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法律的出台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特别是，在学者和公众的期待与呼吁中，1978年宪法恢复了被取消的检察机关，完善了国家体制。

在同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结束了党的工作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纠正“”中及其以前的错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与改革开放同步恢复的中国宪法学以学术的社会使命为基础，适应社会改革与变迁的需要，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特别是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所表现的有限的学术理性为建立新的法律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宪法学的恢复过程中，由于1978宪法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出现了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受到人们的怀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宪法学恢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如一般意义上，宪法学是以宪法文本为基础的，但当时的宪法文本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何既要保证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又要寻求必要的合宪性基础，如何重塑被破坏的社会基本价值观方面，宪法学界承受了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双重压力。改革的价值要求尽快建立新的宪法秩序，并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但由于学术积累与学术环境的不成熟，改革初期宪法学提供的理论支持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的改革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合宪性”的争议，民众和学术界对宪法与改革关系的评价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当时，宪法学界为试图脱离或者超越当时宪法文本存在的现实局限性，进行过艰苦的学术探索，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体现了一种不纯粹依赖于宪法文本规定而偏重于宪法理念与宪法价值的超越性学术品格。

从期待宪法文本到怀疑宪法文本，直到主张修改宪法文本是1982年宪法颁布以前宪法学的基本学术倾向。由于在宪法学框架内，改革与开放两种价值处于不协调状态，使宪法学恢复一开始就与现实变革的需求发生过于密切的关联性，宪法学总体上没有摆脱“政治”宪法学的基本框架与体系。从整体上看，1982年宪法颁布以前社会生活对宪法学知识的需求是非常有限的，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在1978年到1982年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78年12篇、79年4篇、80年9篇、81年26篇、82年166篇。[6]

中国宪法学的时代性特征在1982年宪法颁布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赋予中国宪法学更强烈的时代使命。从1980年到1982年期间，整个社会生活和学术界对于宪法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学术界对宪法问题的研究达到了高潮。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新的宪法文本之后，中国宪法学研究随之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所以，这一阶段的宪法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围绕着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宪法结构和内容进行学理上的阐释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围绕现行宪法的一些特定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使得宪法文本在规范上和实践上趋于更加完善。仅仅1982年12月新宪法颁布到1983年8月期间，就出版了13本介绍宪法的小册子和400多篇文章。[7]据童之伟教授的不完全统计，从1982年到1999年，全国发表宪法学论文总计约2900篇，其中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的约350篇，仅占全部宪法学论文的12%；专著226本，其中涉及公民权利和人权的著作有32部，且它们多数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发表或出版。其余的论文和著作则主要涉及宪法基本原理和国家制度，如宪法的概念、宪法学研究方法以及宪法实施保障等多方面的内容。[8]

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的发展一方面满足改革实践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在知识体系上努力克服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和束缚，寻求学术自主性和学科独立性。在1982宪法通过以后的宪法学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从宪法学自身的逻辑出发，通过宪法文本的挖掘阐释，力求宪法学在逻辑上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同时，由于受时展的局限性，这一时期的宪法学主要在总论和教材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其中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奠定了中国宪法学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与体系[9].但在整个80年代宪法学研究在基本原理和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投入是相对有限的，没有形成宪法学整体的学术影响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宪法学以1982宪法为文本依据，在日益完善的改革开放环境中，以中国问题的为对象，其研究内容趋于细化，其学术品格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宪法学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化、专业化、前沿化的发展特点。其基本标志是：在宪法学的研究内容已经不再仅仅拘泥于注释宪法学的结构体例，具有了多种体例模式；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的宪法学也开始有意识的吸收和借鉴国外宪法学的发展经验，引入了一些实证研究方法；对宪法学基本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宪法学关注国际化的价值，广泛借鉴域外宪法学的合理经验等。如宪法学研究突破了以前宪法研究中的面面俱到、泛泛而谈的现象，开始走向专题化的研究，即围绕一个问题层层推演，从而挖掘出宪法学中最本质的核心命题。这种“小切口、深分析”的研究思路对于宪法学研究中的专业化素养的培养，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宪法学者正在努力营造宪法学发展的“专业槽”，使得宪法学与相关的法理学、政治学逐渐脱离开来从而具有自己的逻辑自足性。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宪法学的研究直接面向国家与社会进步的实践，关注我国进程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将宪法文本中的规范转化为具有实效性的现实制度。

二．宪法学知识转型：历史脉络与学术自主性

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宪法学不仅承担了为社会转型提供合法性、正当性基础的使命，同时努力在改革进程中保持自身知识体系的客观性与自主性，使改革与学术之间形成合理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宪法学知识转型的进程。

（一）宪法学理念：回归以人文价值为基础的学术体系

宪法学是否是一门科学？如何论证其学术个性？如何处理宪法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直制约中国宪法学发展的学术主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宪法学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过分迁就政治现实与需求，整个知识体系缺乏作为学科应具有的学术性与学术品位。在30年的发展中，学者们普遍感到纯“政治化”的宪法学与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的冲突，认为这种现象既不利于宪法学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为了理顺宪法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合理关系，部分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宪法的法律性问题的研究，把法律性作为认识与解释宪法现象的逻辑基础与出发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宪法本质上是法律，具有法律的一般特征，它虽然产生于政治需求，并反映政治现实，但一旦形成为宪法规范后便具有控制和制约政治权力运行的功能，并不受政治需求的制约。由于宪法观念的变化，以研究宪法现象为对象的宪法学理念也从政治性知识体系转变为以研究宪法学学术理性为中心的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即研究作为法的宪法现象，在探求法的属性的基础上建立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一方面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宪法学与相关学科的对话中力求寻找各学科之间的合理界限，强化学科的独立性；在经验性与规范性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在中国宪法学发展中，有的学者强调经验性，有的学者强调规范性，使知识体系中出现了价值与事实的矛盾与冲突。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界出现了规范性与经验性相结合的学术趋向，克服满足于现实而牺牲规范性价值的思维方式，适度地强调规范的意义。在长期的中国宪法现实中人们所看到是“强势”的现实与“脆弱”的规范，习惯于单方面满足“改革”需求的宪法学漫漫转向以规范性为价值趋向的宪法学体系。

在宪法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关系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出现了回归“学术自我”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宪法学的“政治属性”，保持宪法学适度的中立性与自主性。从学科的性质看，的确宪法学与政治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无论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调整，还是国家治理规则的确定以及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因素对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在价值形态上宪法学知识体系不可能完全“中立”，更不可能排斥价值。但如何把宪法学的价值问题学术化，如何建立宪法学自身的话语体系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应当承认，宪法学具有自身的学术逻辑与自主体系，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但不能以现实需求作为维持学术品格的唯一条件，更不能以政治压倒学术，代替学术，否则宪法学将会成为没有学术品格的政治工具，无法发挥其学术的社会价值。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法学？宪法学到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30年的经验表明，保持学术品格是宪法学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条件，政治理性应转化为学术理性，要自觉地尊重宪法文本与学术理性，这对中国宪法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在回归以人文为基础的宪法学体系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推动宪法制度发展的动力来源与价值标准，开始思考一些宪法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即如何通过宪法制度的发展更好地满足社会主体的需求，如何通过宪法制度的发展使人成为具有尊严的个体。的惨痛教训，赋予了中国宪法制度深深的“人性关怀”的印记，使得宪法发展的进程凸现了深厚的人权价值。1982年“人格尊严”条款载入宪法，特别是2004年人权条款载入宪法，使得个人面对国家的主体地位逐步提升，国家权威主义色彩逐步淡化。在30年的宪法发展中，体现人权价值的制度调整与改革呈现出逐步强化的趋势，这一线条逐渐由暗变明，由淡变粗。学者们以学术的使命和勇气，努力寻求宪法学发展的价值源泉——人的价值。正是通过社会个体价值的确立与弘扬，我们选择了“个案先导，四种力量合力推进”[10]的中国宪法发展模式，使社会改革与变迁能够在合理消解内部冲突的基础上，稳步地向前推进。在社会生活中有争议的个案、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中，宪法学体现了理性、包容与客观的学术理念。

通过宪法学者的努力，以个体价值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共同体获得了正当性基础，普及了宪法的基本价值，同时出现了重视宪法文本、强调规范体系、重视个案和现实问题研究，强调研究方法综合化等新的发展趋势。30年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宪法学自觉地回到中国的逻辑，正视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力求摆脱传统先验性的思考方式，表现了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合理地解决了因本土化与国际化冲突而带来的知识转型过程中的难题，同时也为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以及寻求新的知识增长点作出了学术贡献。

（二）宪法学范畴：寻求学术脉络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部分学者们研究宪法学基本范畴，试图寻求宪法学的本体性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光博教授针对当时的宪法学基本范畴难以适应宪法学飞速发展的情况，提出要以宪法、国体、政体、国家区域结构、法制、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八个常用的宪法学基本范畴取代旧有的宪法学基本范畴。[11]1996年李龙和周叶中教授发表文章认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应该包括宪法与、与人权、国体与政体、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等五对基本范畴。[12]童之伟教授撰文指出，社会权利是最适合成为宪法学新体系的核心范畴，其他范畴还包括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社会剩余权利、社会总体权利、法律义务、宪法。[13]杨海坤教授则主张将宪法权利与宪法权力作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14]2002年开始每年进行的“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的讨论反映了这种学术努力。鉴于学者对于宪法学的基本范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为了扩大学术共识，宪法学界于2004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别在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计划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对基本范畴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形成较为统一的宪法学基本范畴。通过这些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重要性及其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愈发引起宪法学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正确把握中国宪法学的历史方位，明确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是梳理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关键。

关于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问题，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为了确立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自主性与品格，需要探索解释和说明中国宪法现象的范畴。但在划分这种范畴的标准和具体方法上，学术界则有不同的主张。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学者指出宪法的价值原点与价值终点是宪法价值逻辑体系的核心，从价值论赖以存在的认识论的特征来看，价值起源于“不自由”而终于“自由”。在研究立宪主义宪法规范的特点时，有学者提出“宪法法理”的新范畴，认为凡涉及到宪法问题的理论，包括关于宪法的政治理论，都属于宪法法理的范畴，包括政府权力来源的理论、政府权力的组织、人权与及其政府权力的关系。还有学者针对国际范围内出现的“新启蒙运动”，提出“宪法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的观点，主张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宪法的非确断性社会评价系统的功能，为宪法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心理基础[15].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的探讨中有学者从现代宪法学应具有的逻辑基础人手研究了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属性与基本特点。如《现代宪法学逻辑基础》一书作者把法社会学、哲学原理引人到宪法学研究，从社会学与哲学的角度分析宪法学基本范畴。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学基本范畴可分四个范畴，即统摄性范畴（包括社会权利、、宪法和）、重合的范畴（包括基本权利与人权）、对应性的范畴（包括基本义务、社会剩余权利与法律义务）、派生性范畴（包括国体、政体与国家机构）等。同时学者们开始探讨宪法哲学的基础、内容与学科体系的问题，并提出了初步的宪法哲学的框架体系。尽管宪法学界目前对宪法学基本范畴问题还没有达成完全的学术共识，但学术界已关注该问题的重要性，并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宪法学基本范畴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16]

随着宪法学基本范畴划分方法的讨论逐步深化，宪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的问题与学术命题也日益清晰。一般认为，宪法学作为一门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应具有哪些基本的范畴，不同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等是宪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如上所述，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发展历史上，学术界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化的。可以预料的是，经过学者们不懈的努力，中国宪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必将形成一个能为学界所普遍介绍的宪法学基本范畴体系。

（三）宪法学的学术对话：建立学术共同体

作者早在1993年在分析当代宪法学发展趋势的论文中，曾提出“宪法学的''''综合科学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17]的观点，并做了如下说明：在当代宪法学研究中，多学科联合攻关，重视宪法学方法的综合性是值得重视的一种趋势，宪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促使宪法学家们开始认识到过去那种“独立的、闭塞的”研究方法是多么幼稚和简单，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宪法学研究的局限性。[18]1998年作者提出“宪法学综合化”命题，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实际上决定了宪法学理论的整体性与综合性，要求在各学科的共同体中发展宪法学。宪法学共同体的建立并不影响宪法学学科自身的价值，只能有利于扩大宪法学的价值”。[19]在寻求自身学术脉络的同时，30年发展中，特别是近十年来，宪法学者基于建构知识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感，在历来强调专业界限的中国法学界，率先同刑法学、民法学、法理学、诉讼法学、劳动法学、税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进行学术对话，为建构“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学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学术尝试，其学术努力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可，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法学知识体系的转型。

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中这一学术倾向将进一步得到强化。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固然需要树立自身独立的知识体系，但社会现实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宪法学研究走向综合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诸多的相似。

首先，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为宪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素材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研究领域的交叉与重合，也促成了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等新的边缘性学科的发展。在研究方法上，解释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亦可运用到宪法学研究之中，这种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与综合化，有利于以宪法价值为基础的知识共同体的建立。

其次，在法学体系内部，宪法学需要与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学科之间进行交流与对话。现代社会丰富而庞杂的事务，使得相关的法律问题也更为复杂与多样化，仅仅依靠某一学科的知识资源难免固步自封，也难以厘清问题的本质乃至完满解决。只有借助于多学科的原理与知识，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而且，就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公法与私法、部门法与部门法的划分，本就只具有学理上的相对意义，万不可将各部门法之间的划分予以固守与僵化。

（四）宪法学的价值基础：基本权利话语的中国化

在中国，基本权利的形成建立了长期的过程，从民权—人权—权利—基本权利是宪法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据笔者考察，在中国宪法学说史上，最早形成基本权利观念是清末新政时期，端方等人考察西方国家后出版的《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1907年）中对各国宪法中的权利与自由的内容进行了“中国式”的解读。如端方介绍欧美政治中“义务”与“权利”这对概念时，谈到“凡所享人权及公民权不因信仰他教而至被侵夺，其所负公民及国家之义务亦不因信仰他教而得弛负担”。[20]在谈西方的通信自由时，他还提到：“吾国人而欲享宪法之权利乎？”[21].这时已出现“人权”、“公民权”、“宪法之权利”等词汇，虽存在内涵与价值的不确定性，但词义上具有与“基本权”相接近的某些因素。[22]

在20、30年代学者的论著中我们可以考察当时的学者对基本权利的一般解读与理解。王世杰、钱端升在1927年出版的《比较宪法》中，第二编的标题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在书中，认为“在现代国家的宪法中，规定个人基本权利义务的条文，大都成一重要部分。”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尚非一般宪法所习用的名词。我们称用”基本“二字，无非要表示这些权利，是各国制宪者所以为个人必不可缺少的权利”。[23]这是中国宪法学者比较早地对基本权利的内涵所进行的表述，对后来的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张知本于1933年出版的《宪法论》中概括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宪法学基本范畴，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宪法学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该书的基本范畴主要有：宪法与国家；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组织与职权；地方制度等。其中，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本书基本理论框架的基本要素，可称之为核心概念。[24]

但在1949年前的宪法学体系中基本权利并不是基本的学术范畴，如1933年吴经熊在“宪法中人民之权利及义务”一文中重点说明了人民作为权利和义务主体在宪法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权利作为历史的产物，具有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但没有涉及权利的“基本性质”，也没有具体区分人民和公民之间的异同。[25]当时，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概念是“人权”、“民权”，如罗隆基认为，“人权”是做人的权利，“民权”则是政治的国家里做国民的权利，人权比民权的外延要大。他明确提出，当时的中国“要做民，更要做人；要民权，更要人权”。由于外来学术影响与本国学术传统之间缺乏必要的整合，以公权与私权的“对抗”为核心价值的基本权利概念的存在缺乏社会基础。据统计，1949年以前出版的30多部宪法学著作和2000多篇论文中没有出现“基本权利”一词[26]，大多数作者使用“人民权利与义务”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虽然在1954年宪法上规定了基本权利，但没有从社会与价值观的角度系统地挖掘基本权利的文化意义，也没有系统地思考基本权利话语的中国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宪法学著作中有关基本权利的论述与研究是比较少的。如1983年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但其内容只占全书篇幅的12%.[27]当时，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宪法是国家的“总纲领、总章程”，强调其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的工具性价值，宪法学界关注了宪法总论、国家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而忽略了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终极性价值。

基本权利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学术起点是基本权利概念与特别行政区居民基本权利的分析[28]，而体系化的研究则始于2000年以后。2000年后基本权利研究出现了专题化与理论化的趋势。随着国外宪法学理论的大量借鉴与吸收，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基本权利理论与相关的判例通过翻译等形式影响了我国宪法学界。2001年最高法院作出“齐玉苓”一案的司法解释后，围绕基本权利效力、宪法与私法、教育权的宪法救济、宪法与司法关系等问题引发了学术争议。但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是，当、宪法、自由、权利等词汇成为大众化话语的时候，我们似乎只是描述其语言本身的意义，很少从语言背后的价值去体验或感悟其内涵。比如，基本权利范畴问题上，我们介绍了大量的国外理论，但学术概念的历史背景、与特定宪法体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缺乏必要的学术判断，习惯于用国外的学术术语描述与分析中国的宪法现象。在基本权利性质上，有的时候我们确立了“对抗性”价值，而忽略了宪法文化的差异性，也就是“对抗性”背后的“协调性”元素，同时没有很好地思考西方国家在基本权利传统上呈现出的多样性。同样，在宪法和概念的理解上，我们关注了基于宪法公共性而产生的普世性价值，而缺少对概念存在的社会特殊性价值的关注。

2004年人权条款入宪后，人权与基本权利关系重新作为新的学术命题转化为宪法学的视野之中，于是，长期沉寂在文本的基本权利走向实践形态，给宪法学界带来了新的学术课题。“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这是我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不仅会对我国的价值权和人权观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体系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人权条款的入宪使得我国宪法中原有的基本权利体系具有了极大的开放性，大大拓展了基本权利体系的主体范围和内容。这种开放性主要体现在：第一，人权条款入宪拓宽了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的主体范围。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权利的主体是公民。在人权条款入宪后，宪法中的人权的主体就变成了“人”，不仅仅是公民，也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等。这样一来，基本权利的主体范围也随之扩大。第二，人权条款的入宪拓宽了我国宪法中的人权内容。我国宪法以明示的方法列举了公民的26项基本权利。但是，是否公民的基本权利仅仅限于宪法所列举的这26项，学术界仍存有争论，但是，从人权的价值性以及基本权利体系的开放性上看，对此应该做扩大解释，将没有写入宪法但是对人的尊严与价值又密不可分的那部分权利——如生命权、罢工权、迁徙自由、诉权等——从人权条款中解释出来。因此，从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演进到人权体系，既反映了我们的人权观和宪法观的深刻变化，同时也表征了宪法学的发展与进步。

（五）宪法学成熟的标志：综合性的宪法学方法论

任何一门学科体系的更新与理论研究的突破首先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发展。合理的研究方法有利于科学地揭示学科体系内部的不同原理与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反映知识体系的价值关系与事实关系。传统中国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呈现出单一的特点，学科内容与具体表述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方法本身的科学性问题一直困扰着学者们的研究工作。

自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的宪法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事实与研究方法之间出现的矛盾促使学者们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反思宪法学研究的过程与成果。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过分强调了宪法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把宪法现象简单地解释为阶级现象，强调宪法的意识形态性，忽视了宪法现象中存在的公共性价值问题。诚然，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传统宪法学上耳熟能详的一种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因素，但是，阶级分析方法毕竟只是众多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在认识到传统宪法学阶级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之后，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比较典型的有童之伟教授提出的社会权利或法权论的研究方法，主张以社会权利或者法权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29]刘惊海、赵肖筠提出的规范分析、心理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主张应该加强宪法学的实证性研究；[30]邹平学教授提出的经济分析方法，以经济—的全方位思维来认识的经济性和蕴含的经济逻辑等。[31]在分析宪法学研究方法时，林来梵教授指出，“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取决于该学科本身的任务之所在，而且还取决于该种任务的具体状况。”由于宪法学的核心任务在于“剖析宪法学规范本身”，因而，“所谓的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即是宪法规范的认识手段”。[32]

近年来随着宪法学研究法方法的深入，又出现了文本主义、宪法解释主义、宪法实证主义等研究方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相适应，学术界开始研究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宪法哲学、宪法政治学、宪法史学、宪法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使方法的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总体上讲，宪法学方法论方面，仍有不少需要反思的问题：方法论的反思与宪法学历史环境关系的研究上，我们还没有系统地梳理方法论演进的学术史，方法论的理论缺乏系统性；在方法论研究中，宪法文本与宪法正当性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合理的学术解释；在方法论演进中，如何把握宪法变迁与宪法实践之间的关系上，宪法方法论的实践性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面，比较习惯于定性问题的研究，定量化的研究缺乏系统的方法体系与基础[33]；在方法论的理念上，如何把握方法论中体现的学术理性是仍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比较的视角上，学术界仍然把宏观研究作为基本学术倾向，不善于运用具体微观问题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的学术倾向上，仍过分依赖于西方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对适合自身社会结构与传统的方法论体系的建构缺乏系统的理论反思等。

三．宪法学的开放性：本土性与国际性

30年来，中国宪法学界在学术渊源与主体性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学术探索，努力在本土性与国际性之间保持合理平衡，力求既适应国际化的要求，又要保持适度的国际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以82宪法的修改与实施为契机，宪法学界更多地把学术目光转向国外，注意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各种宪法现象，并自觉地把中国宪法体制置于世界宏观的宪法体系之中，寻求的共性与个性。学术界出版了龚祥瑞教授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张光博教授的《比较宪法纲要》、何华辉教授的《比较宪法学》、赵树民教授的《比较宪法学新论》、李步云教授主编的《宪法比较研究》、王光辉教授的《比较宪法学》、宋玉波教授著的《民主政制比较研究》、沈宗灵教授的《比较宪法》、韩大元教授主编《比较宪法学》等比较宪法学方面的著作。30年来出版的外国宪法的著作和教材约4O多部，并有相当多的研究外国宪法的论文问世。如罗豪才、吴拮英教授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与政治制度》、李昌道教授编著的《美国宪法史稿》、陈宝音教授的《国外社会主义宪法论》、张千帆教授著的《西方体系》（上册、下册）、刘向文教授等著的《俄罗斯联邦制度》、赵宝云教授著的《西方五国宪法通论》、郑全咸教授著的《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论》等产生了一定学术影响。另外，根据中国实践的发展与世界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学者们注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通过丛书的形式出版，如《译丛》、《公法丛书》等；二是作为单行本出版的吴新平等译的《美国宪法释义》、刘瑞祥等译的《美国宪法概论》、王文利等译的《宪法学教程》、黎建飞译的《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等。这些译著不仅给国外学术界带来了外国宪法发展的新的动态与研究信息，而且对于中国学者从世界的眼光观察宪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方法。外国宪法的理论研究和译著的出版是在宪法学者和其他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下进行的，表明了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对问题所给予的关注。[34]

大量的域外宪法译作的出版是中国宪法学发展走向国际化的标志之一。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建设与宪法发展都不能脱离世界发展趋势而单独进行，在这个意义上，众多的域外宪法资源的引入对于我国建设与宪法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然而，作为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宪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也都是本国、本民族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宪法文本的这种本土性特征就意味着任何国外的宪法学知识资源、建设的成功经验都必须转化为本土的宪法文化、宪法资源才能融入本国的宪法血液之中，从而成为本国宪法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域外宪法著作翻译的数量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国宪法学发展的国际化程度，但在实际意义上，这种单纯数量上的增长和宪法的成熟程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因此，我们在域外宪法资源的引入和介绍方面，应该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积极汲取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域外的宪法发展经验真正转化为本土宪法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总体上考察，在学术脉络与自主性方面，我们仍有不少反思的问题。回顾中国宪法学发展历史时，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即在西方强大的文化攻势下，中国宪法学尽管努力保持其学术的自主性，但毕竟其学术努力是有限的，在如何保持其学术自主性问题上，不少学者仍徘徊在学术的事实与价值之间，在“宪法学中国化”形式与程度上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伴随着“西学东渐”而成长起来的中国宪法学一开始就缺乏自主发展的环境与传统，特别是“富国强兵”理念虽满足了制宪、行宪的政治需求，但对学术自主性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比如，在宪法学的域外资源借鉴上，往往被人忽视的问题是，中国宪法学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国外宪法资源？也就是说，在浩如烟海的外国宪法著作面前，我们是应该毫无保留的予以全盘引进，还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有意识的甄别筛选？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这个标准又该如何设定呢？我们需要反思哪些问题呢？

第一，我们在引入域外宪法学著作的时候，我们的研究视野更多地集中在西方的发达国家，而对非西方国家经验缺乏必要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宪法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倾向[35].事实上，从我国发展的文化属性来看，一些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可能对我国发展的借鉴意义更大一些。因而，在关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同时，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亚洲立宪主义国家经验进行关注，就显得尤为必要。

第二，在学习西方经验时，呈现出明显的国别性倾向。如在外国宪法学知识引入方面，就体现为翻译著作数量上的不平衡。总体上，美国的数量是最多的，其次是英国的，然后是法国、德国、日本等国，而其他西方国家经验的介绍相对少一些。这种国别上的数量失衡现象是非常值得耐人寻味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在吸收、汲取西方经验的同时，需不需要进行有意识的根据某种特定的标准进行甄别、筛选？如果需要的话，这种标准的设定又需要考虑那些因素呢？是根据本民族的宪法文化与宪法传统来予以设定，还是根据某一国家的国力影响来予以考虑呢？

第三，在借鉴域外宪法学经验时，我们没有很好地处理外国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与我国宪法文化和传统的兼容性问题。从法律文化上来看，我国属于受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影响较大，基本属于大陆法系法律文化的传统，其主要特点是议会至上、成文法传统、司法权功能受限。以此出发，我们在引进外国宪法资源的时候应该立足于我国法律传统，不仅要研究英美法，同时也要研究大陆法系的宪法传统。而目前我们学习的对象主要是英美法系的宪法传统，大量的精力用在介绍英美尤其是美国的宪法学上。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不应该学习美国宪法学，也不是否认美国宪法在我国宪法学发展中的学术影响，但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宪法文化与宪法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能与我国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契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司法审查制度在美国的成功，是否意味着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也必然会成功？是否意味着在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必然也要选择美国的由最高法院来解释的司法解释模式？美国制度的成功经验是否可以作为我国建设的指南而直接加以应用？如果不能直接加以应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对美国的经验进行改造，使之内化为我们的发展基因而发展壮大？因此，在介绍外国宪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宪法文本和宪法传统的异质性所造成的宪法经验的不兼容性，必须要从我国宪法发展和建设的实践出发，有意识的、有选择性的对外国宪法的引入进行整体上的规划介绍，在立足本国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的基础上，充分的吸收和借鉴世界上的多元化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兼收并蓄，从而建立自己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

在借鉴外国经验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学术自主性价值的系统的认识，在自我历史方位、起点问题上，无法系统地吸收人类思想的精髓，无法从容地搜寻自己学术传统与历史的源头，有时不得不陷入“用中国经验论证西方学术逻辑”的尴尬局面。实践表明，在他人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中很难充分表达我们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理念。基于这种学术的反思，我们需要思考中国宪法学如何回归中国，如何强化其自主性的问题。这里可能涉及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研究队伍、学术范畴的确立等各种课题，但笔者认为，前提性的课题之一是把自己的学术发展定位于具有正当性的历史传统，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宪法学进行整体性考察，丰富宪法学发展的历史基础。可以说，历史的尊重和学术的传承是学术生命力的核心。而尊重学术传承的知识体系必然倡导知识体系的相对性，尊重不同的学术传统，提倡学术的宽容与平等对话。现代宪法学的公共性价值蕴涵在相对性之中，知识体系相对性的确立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自我，揭示宪法学理论的深刻性与逻辑体系的严谨性。

四．宪法学的“中国问题意识”：面向社会生活的宪法学

法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之学，宪法学的研究同样也要关注宪法实践，关注社会现实，用宪法基本理论来解释宪法现象，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宪法学生命力的强弱不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完备程度，而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所以，要想保持宪法的旺盛的生命力，宪法学必须要关注鲜活的社会现实，从千变万化的社会实践中源源不断的汲取营养，从而保持宪法学自身的丰腴。传统的宪法学研究缺乏对宪法实践问题的关注，在研究中或是空而论道，或是闭门造车，将思维局限于狭仄的书斋中。这样，客观上造成的局面是：一方面，众多的宪法学研究成果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另一方面，社会上发生的大量宪法性事件缺乏理论上的解释，得不到宪法层面的解决。学术与实践之间缺乏一种理性的沟通，既影响了宪法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也造成了实践的裹足不前。

从2000年以后，宪法学界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宪法学中国化”命题，强调建立“中国特色宪法学理论”的必要性，试图开始沟通宪法学术与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从2005年开始，宪法学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趋势，转型中的各种宪法问题逐步被纳入宪法学研究视野之中，力求强化宪法学的解释能力，突出学术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如在2006年年会上，“三农”问题成了学者们广泛关注的学术热点，特别是农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与农村的环境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农民的结社自由和成立农会的权利以及农民的迁徙自由也成为学者们讨论和研究的内容。学者们已经确立了基本的学术自觉，即如果宪法学不能关注农民问题，有可能成为“城市宪法学”，失去宪法学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具体的现实实践上，一些学者强调的问题意识的指导下，开始有意识的用宪法基本理论来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例如，针对上海孟母堂因袭私塾的读经传统，有学者认为采取不同于中国统一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确实违反了中国的教育法律制度。但是如果从“孟母堂”的学生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受教育权的角度考虑，则其非法教育实践自有其值得肯定之处。[36]针对死刑复核权与法律监督面临的新问题，有学者提出：人民检察机关针对死刑复核的程序的监督职能应该得到强化，这样有利于公民生命权的平等保护和国家法制统一和宪法权威的树立，为此，要扩大监督范围，改进监督方式，全方位改进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37]

在有关中国宪法问题的研究中，最能体现宪法学界的问题意识与实践面向的是广为学界所关注的物权法与宪法关系的讨论。.围绕《物权法》（草案）的“合宪”、“违宪”展开争论并提出修改和完善意见，成为2007年法学界的一件大事。宪法学者参加各种专题讨论会，撰写学术论文，对《物权法》（草案）的合宪之争作出了积极回应和理论解答。总体来说，学者们的争论围绕物权法是否必须强调根据宪法制定、物权法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保护方式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以及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违宪等问题而展开。针对目前我国法学界存在的“民法根本说”、“民法与宪法平起平坐”等观点，有学者在系统地考察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作为一种法律学说，民法根本说所反映的是宪法与民法真实关系的幻影。在世界范围内，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是一个早已由法治发达国家的法律生活解决了的问题。在中国，法学研究人员还需要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法治发达国家已给出了答案的问题上来，实在是中国法治后发的特殊国情使然”。[38]

在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违宪的问题上，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合宪”、“违宪”问题引起学术界与政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系统论证了“合宪”与“违宪”的判断标准，[39]而有学者从宪法条款的不同性质着手，提出许多条款在法律上具有确定的意义，因而是可以实施的；有些条款则只是表达了一种政治理想或政策取向，在法律实践中不具备可操作性。在宪法的适用和讨论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宪法，将宪法作为一部实实在在的法律，仅限于适用那些在法律上可以实施的条款。尤其要避免将宪法作为政治攻击的工具，否则就将误用宪法并阻碍社会与经济发展。[40]在宪法实践中，违宪是十分严谨的学术概念，应针对特定事实关系和问题，谨慎地判断违宪的要件。当然，这一讨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们开始面对一个事实，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法律也存在违宪的可能性，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是刻不容缓的。如何保证包括《物权法》在内的基本法律、法律的合宪性是学术界需要认真考虑的课题。

因此，从整体来看，30年来为了改变宪法学研究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互分离的尴尬局面，宪法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尤其是宪法事例结合起来，强化宪法学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阐释力。这一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为：第一，学者们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宪法事例为基础编写了有关宪法事例、案例方面的教材和著作。“不是仅仅拿国外理论实践来叙述，也不是仅限于中国宪法的规定，而是将宪法理论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适合中国宪法教学实际需要。”这一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焦洪昌、李树忠、胡锦光、韩大元、莫纪宏等学者主编的《宪法教学案例》、《宪法教学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中国宪法事例研究（一、二）》等。第二，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宪法事例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山东社会科学》杂志在范进学教授的主持下更是开辟了“宪法事例评析”专栏，集中性的刊登宪法事例研究方面的文章，更是凸显了宪法事例研究的重要性。[41]对于宪法事例与宪法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范进学教授曾在“主持人手记”中明确指出：“基于吾国之实况，通过宪法研究者对宪法事例之阐释，担当起学者诠释与准司法解释之双重使命，一来通过事例诠释宪法学理，以弘扬宪法理念，传播宪法精神，启迪人权保障意识；二来深研宪法规范与宪法原则，领悟宪法文本之真意义与真意图，将宪法之神试图拉至地上，以完成宪法之地上神的嬗变。”[42]

30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或焦点问题，每个问题背后潜含着深刻的宪法原理和理念。通过对这些热点事件的关注，公民的宪法知识会得到潜移默化式的增长，这就无形中提高了公民的宪法意识。像在社会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宪法事件，如孙志刚事件、高考招生平等案、乙肝歧视案等等，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普遍的关注，这对于提高公民宪法意识起到了促进作用，而最终事件的解决又会或多或少的推动中国的宪法制度的发展。这样一来，宪法事件、公民宪法意识和宪法制度创新之间就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如何把握宪法事件、公民宪法意识和宪法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为今后宪法学研究中的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实证性课题。[43]

宪法学在中国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能力的强化标志着宪法学的成熟，并为宪法学中国化进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通过具体个案的解决，展示了宪法学的学术魅力与影响力。但在宪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也出现了需要反思的一些问题，主要有：在实践中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界限仍然存在模糊之处，区分其界限的理论储备不够；但出现与宪法有关的问题时，缺乏引导社会公众的成熟的价值观，有些个案上甚至出现了价值混乱的现象；在宪法实践上，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等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但宪法理论本身的推动力经常受到质疑，现有宪法制度的内在机制和合法性缺乏有效的表现形式，造成了宪法实践的非规范性。这些问题无一不是涉及到宪法研究与建设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宪法学研究和建设能否沿着健康的道路予以发展。因而，在重视宪法实践、强调宪法事例研究的前提下，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也就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基本课题之一。

五．结论

从总体上讲，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的宪法学发展整体上已经步入正轨，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良性阶段，宪法学和宪法实践之间也开始呈现出了一种互动局面：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宪法学，而宪法学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宪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为宪法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对宪法实践的解释和论证反过来促进了宪法学理论水平的提升。这种相互需要、相互支持的局面反映了宪法学的学术使命与功能，体现了宪法学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为“后30年宪法学”的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学术成果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毫无疑问，“后30年宪法学”的发展路径既不同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宪法学的发展道路，又不同于其他非西方国家宪法学的发展道路，是一条“立足于中国、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学术使命、为未来的社会发展给予理论回报”的发展道路。为此，未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需要认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继续保持宪法学的学术主体性，建立完善的学说史体系；从整体上把握宪法学知识体系，强化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继续推动宪法学的专业化与科学化，树立适应社会变革要求的宪法学理念；建构综合性的宪法学方法论体系；关注宪法学的规范自主性和逻辑自足性，突出独立的学术品格；从深邃的纯粹思辩理论转化为应用性、实证性的研究，强化宪法学的实践功能；继续推动以“文本—规范”为起点的宪法学发展逻辑，建立具有实效性的宪法解释机制；正确处理借鉴域外宪法学资源与保持本土宪法学资源之间的关系。

【注释】

[1]中国宪法学的历史起点是仍需要论证的学术问题。根据作者的理解，中国宪法学诞生于20世纪初，初步形成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前后。由于中国建立公法制度历史环境的特殊性，在法学体系中宪法理论是相对发达的，特别是宪法所体现的“富国强兵”与中国学人追求的“国法”价值的契合性构成宪法作为知识体系的基础。在建立宪法学知识体系初期，中国学人把宪法学理解为“以国内公法中所称宪法法规为研究目的之理论的法律学之义也”（《宪法要论》，普及书店1906年版，第1页）。当时把研究公法和私法的学科统称为“国法学”，把公法分为国内公法和国际公法，国内公法又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有学者把宪法和行政法统称为狭义上的国法，强调其价值和原理上的不可分割性，认为“以法理言，先有宪法然后有行政法。故欲研究行政法不可不研究宪法，既欲研究宪法则宪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不可不知”。（见保廷梁著：《大清宪法论》上海模范书局、江左书林出版1910年，第25页。）从中国宪法学说史看，把宪法和行政法作为“国法学”意义上的公法来进行综合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传统。这种“国法学”的传统又经历了“国家法学”、“政治法学”和“宪法学”等不同的发展历程。

[2]30年来中国宪法学研究取得的具体成果请参见拙作：《中国宪法学研究三十年：1978——2008》，载《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4期。

[3]这一时期宪法学状况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曲折发展时期（1957——1965年）。1957年“反右斗争”给中国宪法学研究带了灾难性的损害，刚刚起步的宪法学研究在人治思想、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受到冲击，宪法学实际上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虽然学者们发表了宪法学研究对象、国体、政体、自由等方面的论文，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的发展缺乏自身的科学性与学术性，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二）停止时期（1966——1976年）。期间，宪法学研究处于停止状态，1954年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没有得到遵守，整个社会陷入无序化状态，宪法失去了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

[4]这里讲的恢复既包括50年代宪法学传统，同时也包括49年前建立的宪法学说的学术遗产。从某种意义上，1978年后宪法学的恢复与发展是对我国宪法学社会价值的重新认可，赋予了宪法学更多的学术价值。

[5]198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在向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关于宪法修改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中指出，1978年宪法“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巨大变化，许多地方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生活和人民对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

[6]这里仅仅是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做的不完全统计。事实上，在当时有很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的宪法学方面的文章，只是没有收录到该库中而已，而为了统计方便，笔者仅仅选了收录该库的文章为样本进行分析。

[7]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8]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

[9]吴家麟主编、肖蔚云、许崇德副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10]“四种力量”指在解决宪法个案的过程中，民众、媒体、学者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合力。

[11]张光博：《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再认识》，载《法学研究》1987年第3期。

[12]李龙、周叶中：《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

[13]童之伟：《论宪法学新体系的范畴框架》，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14]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906页。

[15]陈云生：《论宪法作为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在“新启蒙运动”中的意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6]韩大元：《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法学研究（1982-2002）》，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

[17]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18]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19]韩大元：《当代中国宪法学发展趋势》，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

[20]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21]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22]1946年吴拨征在《论宪法的目的与功用》一文中论证公私法区别没有意义时特别提出：在自由主义国家所认为民法上的权利，在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却以之为“宪法上的权利”。见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23]杜钢建、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评态度》，载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序。

[24]张知本：《宪法论》，会文堂新记书局1933年版。

[25]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页。

[26]《民国时期的总书目》（法律），北京图书馆1985年，第55-75页。

[27]童之伟教授曾经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宪法学教科书和著作中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进行了分析，他指出：1996年许崇德教授主编的《中国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9%；2002年肖蔚云教授主编的《宪法学概论》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分上下两章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12%；2004年许崇德教授主编的《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19.5%；2004年张千帆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将公民基本权利分为人权总论、人权分论两章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23%；2004年胡锦光、韩大元合著的《中国宪法》分为总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和国家机构三编，基本权利部分约占全书篇幅的30%.见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

[28]如王叔文：《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载《法律科学》1990年第5期；徐显明：《“基本权利”析》，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周永坤：《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0期；童之伟：《宪法学社会权利分析模型的思想蕴含》，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4期等。

[29]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434页。

[30]刘惊海、赵肖筠：《宪法学的任务》，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

[31]邹平学：《经济分析方法对研究的导入刍议》，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1期。

[32]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3]为了分析宪法学论文的方法论特色，作者选取了2007年发表的78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并对其方法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逻辑论证35篇，解释性论证20篇，经验性论证23篇。和2006年相比较，解释性和经验性论证明显增多。表明学者们在论证自己主张的学术命题时，不再过多的依赖纯学理性论证，而转向以规范（文本）和事实（事件）为依据，表现出在方法论上的学术自觉和专业化倾向，但纯粹的定量分析方法还没有成为方法论的主要学术倾向，其原因主要在于：总体上国家对宪法学研究课题的资助有限，靠目前的社科项目资助体制无法完成系统的数据分析；宪法社会学研究滞后；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不成熟等。参见图表：

（详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的方法论与问题意识”，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

[34]韩大元：《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法学研究（1982-2002）》，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

[35]2006年发表的404篇宪法学论文中，专门研究非西方国宪法理论与实践的论文是微乎其微的。其中在核心法学刊物上刊发的19篇研究外国宪法制度的研究性论文中，研究西方国家的有17篇，占89.47%；而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只有2篇，仅占10.53%.因此，通过学术论文所传递的非西方的宪法理论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而研究西方国家宪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工具主义的思维，忽略了宪法的目的性价值；注重于具体制度的介绍，而忽略该具体制度背后的社会背景支持；对具体制度的历史变迁也未能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更多的着眼于某一点、某一个具体制度的研究。因此，在进行宪法学研究时，需要确立文化多元主义的思维，以平等的文化视野看待与评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的宪法理论与制度。

[36]张步峰蒋卫君：《现代私塾“孟母堂”能否见容于法治》，《法学》2006年第9期。

[37]韩大元王晓滨：《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死刑复核程序的宪法学思考》，《人民检察》2006年第11期。

[38]童之伟：《宪法与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39]韩大元：《由〈物权法（草案）〉的争论想到的若干宪法问题》，《法学》2006年3期。

[40]张千帆：《宪法的用途与误用：如何看待物权法中的宪法问题》，《法学》2006年3期。

[41]比较有表性的论文刘飞宇、黎建锋：《对“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禁止在娱乐场所从业”规定的若干质疑》，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秦强：《“孟母堂事件”与宪法文本中受教育条款》，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柳建龙：《权利冲突是个伪命题？》，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夏泽祥：《“深圳示众事件”的宪法学分析》，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张震：《养路费征收的宪法之门》，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42]范进学：《宪法事例评析之学术意义》，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法学学术论文篇3

关键词： 小学语文 教学艺术 课文内容 排练习惯

一、排练课文内容激发兴趣

激发兴趣是教学的关键。学《晏子使楚》一课，我别出心裁，留给学生一个作业，自由组合排演课本剧，明天课堂上公演。今天早上我正为个别学生作业中的错误百出怒发冲冠，却发现有几个学生正在窃窃私语。哦，原来是在准备表演课本剧。顿时烟消云散，还是看看孩子们可爱的一面。一听我说要开始课本剧表演，孩子们相当兴奋，纷纷开始准备道具，更衣上阵。

孩子们自愿组合，自主排练，自由发挥，一次次全场笑翻。最佳表演奖当属三位楚王扮演者：遥遥、小寒、明明，三个人都是比较张扬外向的女孩，她们的出色表演在我预料之中，但是还是不时被他们自主添加改编的台词而逗笑。小敏也扮演大王，我可真没想到，平时那么文静，每天来和不来一样，一声没有，但是当她正襟危坐的时候真把我震撼了，那神态傲视冷峻，那声音威严厚重，那动作沉稳霸气，仿佛女王在世一般，真是不可思议。演出完毕后，“女王”合影留念，只听台下照相机手机“咔咔咔咔”，明星出厂般的感觉有没有？第一组的晏子扮演者小涵表演得也是相当到位，语言铿锵有力，不卑不亢，动作上也落落大方，甚至站到了讲台桌上，让观众大惊失色，全体仰视，不知所以然。最佳配角奖当属众多套的小丁，有宫女，有太监；有囚犯，有卫士……各个各尽其责，该端茶倒水的端茶倒水，该押解囚犯的押解囚犯，毫不松懈。“那是什么？”第一组表演完毕，还有一个人弓着身子，手扶柜子，在我们观众的角度只能看到拱形的造型，根本看不到他的脸。“那是狗洞！”“哈哈――”原来如此，真是无私敬业的活“道具”。

最佳道具准备制作也比比皆是：有用小被子做成的大王斗篷，有用纸壳子、矿泉水瓶子做成的王冠，有用纸折叠出的盔冠，有用纸条子汇集而成的拂尘，有用纸画成的囚犯标志，真是细致入微。第一组表演完毕，“服务员”刚要把端上的“酒”撤下去，“晏子”小涵说：“哎哎，别浪费了，干了！”课堂上一片哗然，真是欢天喜地，于是，众位举杯畅饮……这样学习，孩子们能不感兴趣吗？

二、帮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

良好习惯的养成越早越好，对于学生来说，一定要促使他们养成良好习惯。养成良好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因为习惯具有巨大的惯性，所谓积重难返，所以良好习惯的培养一定要从小时候就注意培养。不好的习惯，很多都是在不经意间就根深蒂固了，每个人都可能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只是不注意、不知不觉罢了，甚至，我们还不知道这属于有害的习惯；有些不良习惯无妨大碍，稍加注意即可，但是些不良习惯不然，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可能会影响自己或者其他人的前程甚至一生的幸福，这就要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如有的人背后论人招惹是非，生出祸端，致使被人找上门来吵闹甚至于大打出手，闹得心神不定，家庭不和甚至有人员伤亡，这样触犯法律、追悔莫及。坏习惯一旦养成，想矫正就变得异常艰难，它会在毫无察觉的时候表现出来，令己头疼，让人生厌。如一些同学乡音很重，不利于语文学习，也不适合交流，尽管学着说普通话，却是蹩脚的，有时一不小心，乡音便会“溜达”出来，可见习惯之“自然”，所以要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就应该制订良好习惯的养成规划。

三、小学语文教学中爱居首位

蓦然回首，教学中确实是交织了太多情感。特别是在与学生的相处中，其间的酸甜苦辣，时常让我感慨万千，单单一个“爱”字，就是一门艺术。

很多教师认为，在教育生涯中做一个好老师就要全身心地对学生付出爱，我认为“爱学生”不仅是自己单纯付出，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知道爱、懂得爱，感恩爱，从而学会自己去爱，爱自己、爱别人。感动了学生就是教师的成功。

记得有次开学第一周，睡不好，吃不好，又忙碌，寒假增重的那几斤也很快不见踪影了。今天，带病上课，确实煎熬。但就自己的课堂表现，我还是得犒劳自己的。能时刻关注学生的接受情况，能一直面带微笑、引导鼓励学生开口，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或许是几个学生的细心，还是观察到我身体上的疼痛，下课到我办公室主动要求帮我改作业，让我的心里开满了阳光。有学生感动、认可与做伴的日子，永远不缺阳光。

人生中，我们都会受伤，很多时候，一句短短的鼓励，一个温和的目光，都像创可贴一样，简单，廉价，却是那么被需要。我，作为老师，在怜惜孩子的同时，更觉得我和孩子们的相处中，更要多给一些关爱，做孩子心灵的创可贴。

四、让学生提升写作水平

学生都喜欢受到夸奖，有的学生的作文，十分出色，自然当做范文，遇到优美的句子我也要赞美一番。我们来看看学生作文中的这句话：“圆象征着农民伯伯的那张谱写着悲欢离合的脸。”多么妙趣横生充满童趣的联想，这是成人很难想象出的妙喻，它的产生无疑为文章增添了新的血脉，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在众多优秀作文中，另一位同学的见解可以说是最具深度的。她通过圆联想到东方升起的一轮红日，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了想象，她在文中这样写：

法学学术论文篇4

一、美术作品与生活比较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任何美术作品都基于生活，且高于生活，并用艺术化的方式表现生活、美化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如在讲授“自然与艺术----中国山水画”的欣赏教学时可以选择一些内容相同的反映自然物象的图片和美术作品，让学生进行直观的比较。如将李可染的《漓江图》和反映漓江自然景观的图片进行比较，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美术，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美术经验相联系，将自己对某些生活和自然现象的感受、体验与画家对它们的表达联系起来，尝试用自己喜爱的美术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这样学生就能很快找出艺术作品与自然生活的区别，明白艺术形象来源于生活，但比生活更集中、更典型。因此，与现实生活比较是最基本的比较方法。

二、东西方美术作品的比较

在进行中西绘画欣赏教学时，如果不很好地联系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学生往往产生认识模糊。为此，在教学中我选择一些中西方画家题材内容类似的作品让学生进行比较分析，如将中国画家的人物肖像与西方画家的肖像画，将中国的山水画作品与西方画家的风景画作比较区别。至于中西人物画技法的欣赏教学时，我选择了古代的《仕女图》和西方的肖像画哈尔斯的《吉普赛妇女》让学生比较，引导学生结合中西方的文化底蕴和时代背景进行深层次的比较，一般通过具体作品的比较，学生自己讨论，加上老师的归纳，就加深了学生对中西方绘画基本艺术特征的认识。

三、同一时代、同一题材的作品比较

在美术作品中有不少作品是同一题材并处于同一时代的，但表现手法不同，对此可注重了解这一时期绘画的主要特点以及代表人物的艺术风格。如中国古代人物画的欣赏教学时，采用多种不同技法作品作比较欣赏，能使学生更直观地了解我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多样性。如把潘天寿的《映日》和齐白石的《荷塘》作比较，很容易看出《映日》中线条强劲并以浓重的墨色与红花相映衬，表现出“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意蕴。《荷塘》是深秋景色，画中荷梗以有力的线条组合交错，产生丰富的变化，无序中有序。学生从中强烈感受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多样性、生动性，以及一种韵律美，更能激发起学生热爱民族传统文化的情感。

四、不同时代、同一题材的作品比较

法学学术论文篇5

1999年至2003年，中国还位居第六。2004年至2008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位。英国仍排第三，日本滑到第四，德国第五，法国第六。报告说：“中国位次快速上升尤其引人关注……1999年以来，中国每年研发经费增长率为20%，今年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还培养出数量巨大的理工科大学生。

英国广播公司3月28日报道，原题：两年内中国将在科学领域超过美国 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这个国家正准备做一次“全球性卷土重来”。

研究报告描述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传统主导国家所面临的挑战。1996年，美国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是中国的十多倍。到2008年，美国的科研论文总量只略微增加，达316317篇，中国则增长7倍多，达184080篇。

以前的评估认为，科研论文的增长率表明中国要到2020年后才可能超越美国，但这份报告表明最快两年内就可能实现———比预期早得多。

法学学术论文篇6

摘要：如何提高《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效果，采用项目教学法是行之有效的手段。项目教学法既给学生提供了动手的机会，又鼓励学生从书本中获得知识，让学生尽早学会学习并从中获得乐趣，是促进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全面发展的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向特定的行业和岗位培养合格的生产或服务第一线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的使命，如何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是高等职业院校一直在探索的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而传统教学理念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当前这种对高素质技术人才培养的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创新精神。创新教学改革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以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笔者在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中，采用了项目教学法教学，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和激励了学生们学习新的知识，加强了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取得了明显的教学效果。

一、项目教学法的特点

基于建构主义的项目教学法是一种以学生自主探索为基础，采用类似科学研究及实践的方法，促进学生主动积极发展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法是通过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将需要解决的问题或需要完成的任务以项目的形式交给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以个人或小组工作方式，由学生自己按照实际工作的完整程序，共同制定计划、共同或分工完成整个项目。在项目教学中，学习过程成为一个人人参与的创造实践活动，学生在项目实践过程中，理解与掌握课程要求的知识和技能，体验创新的艰辛及乐趣，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等。

项目教学法是一套教学战略，教师借此引导学生对现实生活中的题目进行深入地学习。项目教学方法没有特定的结构或一层不变的教案或教学材料，它是一个复杂但灵活的框架，用于帮助师生进行互动教与学，教师成功实施项目教学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会自觉地学习，并高质量地完成项目作业。

二、项目教学法在《电子技术》课程中的教学实践

《电子技术》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关联性较强的学科，是我院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学生的核心课程之一。学习本课程，在实际中有何用途，如何应用所学的电子技术知识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一些问题，高职学生们甚感茫然,尤其是在高等职业院校生源基础参差不齐，学习的兴趣偏颇，专业教学面临着新的挑战。教师在教学中要因势利导，扬长避短，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采用项目教学法，可以达到教与学共同提高的目的。例如，在本课程模拟电子技术部分的教学过程中，将教材全部内容划分为四个知识模块，将知识模块转换成与实践相对应的项目，分阶段选择四个项目：稳压电源、调光灯、可控放大器、收音机。先由教师进行必要的课堂教学和实验，使学生掌握必要的基础知识，然后按3～5人一个小组，把全班分成若干个小组，布置项目任务。学生分别对项目进行讨论、查找资料，并写出各自的设计思想与方法，画出方框图，设计原理图、选择元器件、必要时利用电路仿真软件进行仿真试验。再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相互交流，最后确定项目实施方案。经过改进后，学校提供器材由学生正式实施项目，项目完成后，写出总结，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体会、包括实施项目成本核算，最后教师进行评估总结。在项目教学法实施过程中，我们体会到必须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2.1项目的选取是项目教学法成功的关键

项目的选取要能吸引学生的兴趣，项目的内容最好使学生充分感觉到学有所用，现在的学生对于学习内容的选择有一定的功利性，当他们觉得这个知识很有用的时候就会激发起他们强烈的学习欲望，就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项目的选取要以教学的内容为依据，既要与书本知识紧密结合，又要有一定的想象空间，让学生既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又可以自主创新，项目的难易程度要针对学生的实际水平来确定，但要有一定的难度，不仅是已有知识和技能的应用，而且要求学生运用新学习的知识、技能，解决过去从未遇到过的实际问题，让每个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都能完成规定的项目活动任务。例如，在学习了“晶闸管的结构与工作原理”、“晶闸管的特性与主要参数”、“单相可控整流电路”、“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等内容后，向学生布置了“调光灯电路的安装调试”项目。在动手之前，向学生发放任务书（包括设计项目、技术指标、可选器件等），要求：设计一个白炽灯调光灯电路，能够无极调光。首先通过论证与选择，确定总体方案；对总体电路进行选择和设计计算，包括元器件的选用和电路参数计算，画出电路原理图和布线图；预设计经教师审查通过后，学生即可向实验室领取所需元器件等材料，并在试验板上组装电路；此后运用测试仪表进行电路调试，排除电路故障，调整元器件，修改电路，使之达到设计指标要求。在为期1周（课外时间）的时间内，针对学生水平不齐，实行因材施教。对于基础较好、动手能力强、能提前完成任务的学生，增加了有一定难度的额外设计（如进一步利用继电器和声音或超声波传感器等对其进行遥控控制），以调动学习兴趣，激发创造潜能。选择此项目的目的主要使学生加深理解和掌握“晶闸管”、“可控整流电路”、“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的原理及应用，并对前面所学的“整流、滤波、稳压电路”加以巩固提高。全班学生通过查找资料、学习、讨论，确定了五套方案，分别如下面的电路图1～5所示。通过该项目的实践不仅使学生加深理解和掌握了学过的基础知识并能灵活应用，还对双向可控硅、传感器、继电器等新的知识进行学习和应用，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性。总之，项目的确定不是一件轻松随便的事，需要教师们经过多次的研讨，紧紧结合岗位能力的要求来确定。

2.2项目实施过程是项目教学法的核心环节

项目确定后，进行项目实施动员，教师要做好学生的学习动员工作，让学生了解项目活动教学的意义、项目应完成的任务、项目活动所需的技术与学习方法、实施流程及考核办法等。教师应先期完成该项目，一方面对项目有个全面的了解，便于更好地指导学生，另一方面当项目提出的时候就能拿出明确而具体的成果展示，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项目活动教学中来。我们在开展项目“调光灯电路的安装调试”时就采取这种方法。在项目开展前，教师先完成了一套“调光灯电路”的设计并制成样品，在提出项目要求时当场表演给学生看，让学生有个感性认识，明确该项目的目标是什么，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怎样运用学过的知识解决这些问题。

2.3总结评估是项目教学法的重要环节

项目完成后的总结评估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首先，让学生表达、分享自己都学会了什么，总结项目教学活动对他们的意义。通过总结，使学生找到自己理论及操作技巧上的不足，以及在项目活动实施过程的最大收获与体会。然后，教师要在评估中指出项目活动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要总结比较各组的特点，引导学生相互学习他人的长处，使学生的综合能力在总结中得到提高。最后，进行项目完成后的综合评定，由学生自我评价、相互评价及教师的评价相结合，对学生个人在项目活动实施过程中的参与程度、所起的作用、合作能力、团队精神及成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在“调光灯电路的安装调试”项目评估时，我们详细分析了全班五套方案的各自特点，总结了“可控硅”、“单结晶体管”的应用，介绍了调光灯电路的原理和传感器的基础知识，详细说明了怎样用微弱信号对高电压、大电流的控制和变换的简单方法，再通过电路成本核算比较，最后总结出一套合理的、可行的、实用的方案，使教师的评估总结过程成为学生一个学习的过程，提高的过程。

2.4调查测评是项目教学法的有效补充

重视调查测评环节，有利于对实施项目教学法教学的更进一步完善、充实和提高。通过实施项目活动教学，学生掌握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又制作了成品，有一种特别的成就感，老师也感到骄傲。

三、项目教学法的实施效果

通过项目教学法在《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我们深刻体会到：项目教学法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的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学生加深理解和掌握书本的理论知识，更使他们懂得怎样灵活应用这些知识。项目教学法的突出特点，是将过程与具体的工作项目充分地融为一体，围绕具体的项目构建教学内容体系，组织实施教学，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它不仅能增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直观感，而且可以通过完成项目所获得的成果来增强学生的成就感。项目教学法充分挖掘了学生的创造潜能，全面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提高了学生的各种综合职业能力（团队合作精神、自我学习能力、自我调控能力和创新能力）。最关键的是项目教学法的实践过程中，既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又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更体现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与特征。

参考文献

程少伟.谈行为引导教学法之项目教学法应用[J].职业教育研究.2005，（11）

周林林.项目教学法在会计电算化专业教学中的应用[J].职教通讯.2006，（6）

蒋庆荣.以项目教学法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探索与实践[J]．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

法学学术论文篇7

1.内容

项目教学法的素材来源于现实中的工作，与学生未来所从事的艺术设计职业息息相关。有些内容甚至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艺术设计工作任务而来，因此必然与公司需要的设计流程或真实的商业行为有关。学生可以自主规划学习步骤，在限定条件下自由发挥才能，并统筹安排各个阶段的学习任务。通过此教学过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创新性都能够得到提升。

2.活动

所谓项目教学法的活动，是指为了完成工作职责，学生需要借助于有限的器械，采取合理的方法，进行一系列的探究性行动。学生在项目教学活动中，再也不是单纯地坐在座位上听教师讲课，而是立足于实践，在分析解决各种难题的过程中收获有应用价值的知识。此类活动对于学生而言挑战性十足，活动中分配的任务具备相当高的难度，不但要求学生具备牢固的知识基础，还要能够利用所学知识进行自主学习，挖掘新技能，处理未知的难题。学生通过分析解决各项任务，拓展了专业理论范畴，锻炼了实际动手能力。例如，将项目教学活动应用于建筑设计课程中时，具有一定的建构性，学生在此平台上可自由地施展自身的艺术才能，理解建筑大师的设计思路，有利于形成自己的建筑专业知识体系。

3.情境

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需要适合的场所或环境，这就是项目教学的情境。此种情境包括现实工作的场所，也包括电子信息时代下盛行的虚拟环境或仿真情景等。

4.结果

项目教学的结果泛指学生经历一系列研究性活动之后，所收获的在艺术设计专业领域适用的知识、技能或职业操守等，包括应用型知识、团队合作意识和自主研发能力等。

二、项目教学法在艺术设计教学应用中的注意事项

1.实战性

项目教学法把现实工作中的项目实行机制融入日常教学行为中，在教学中最大限度地移植真实的工作模式，依照现实状况合理引导学生履行不同的职责，在被公司许可的前提下也可将其内部的工程作为项目课题，开展实践课程教学，把实践流程嵌入艺术设计的教学活动中，降低学习知识和未来工作的差异性。为了使项目教学法的实施更有成效，学校还应积极争取与艺术设计机构或团队进行广泛的沟通与合作，包括景观设计或室内设计单位，尽可能让学生直接参与设计，借此让学生体会所学知识在实践中的作用，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探究的能力。

2.目标合理化，课题科学化

项目化教学应该在施行初期就设定科学化的教学目标，首先要明确此项目能够教会学生的技能、设计方法或艺术知识等。项目设计要想达到教学要求，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目标要紧跟大学阶段的教学大纲，符合艺术设计专业的主流教学需要。在艺术设计课程教学中应该借助于国内外经典的艺术设计案例，开展趣味性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独立调研及剖析案例的能力。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知识体系与深度，布置难度适中而富有挑战性与实践性的课程作业，这是将教学效果延伸至课堂外的有效途径之一。

3.强调过程化

项目教学法顺利实施的关键在于制定一套严谨有序的项目教学规划，譬如项目资料收集、项目构建和剖析、案例提取、设计实施、结果评估等。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流水线式的项目施行过程领悟学习的真谛，满足学习所求，而不仅限于最终成果的取得。在过去的教学过程中，很多高校的学生不重视艺术设计细节，只是在学期末临时赶作业；而项目教学法将学习成果分割到各个时间点上，学生要定期总结自身所学知识，并汇总上报导师，由导师进行逐一考察，将其表现计入考核成绩单，这大大提升了全过程的学习效果。

三、结束语

法学学术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乘用车的涂装及其工艺方法

现代乘用车与衣服一样，对可见部位用户的要求特别高，车身式样和涂装则是其中最重要的。纵然这与实用性完全无关，但涂装表面外观性差，使汽车特别是现代乘用车的商品价值大大下降。为此，生产厂家对车身的防锈、涂料的退色、调色、光泽度等非常重视，对涂装给予特别的关注。

1.现代乘用车的涂装工序

现代乘用车的涂装工序一般分为三个步骤:以防锈为目的底涂、为保证面涂精度的中涂和为形成色彩和平滑涂装表面的面涂。底漆的涂装从最早的刷漆、喷涂发展到电泳涂装，电泳涂装则由阴离子型变为涂层密实性更好的阳离子型。目前，日本的轿车几乎完全采用阳离子涂装。

中涂和面涂一般是自动静电涂装后用手动静电涂装喷枪再进行补喷。今后将广泛采用机器人涂装。乘用车涂装工艺过程一般是，以油漆为原料的采购控制、原料的配料控制，然后在封闭的生产线内进行前处理工序（预清洗、脱脂、磷化和吹净），之后转到电泳涂装工序（电泳、后冲洗、烘干），再在流水线上进行连续的车身密封工序后，转到底漆涂装工序（下裙部喷漆、擦净、喷漆、通廊、流平、烘干），再转到面漆涂装工序（打磨、预留段处理、擦净、喷漆、通廊、流平、烘干），最后车身经检验工序后，转入装配车间。

车身前处理是轿车涂装生产的关键工序，包括预清洗、脱脂、磷化和吹净等内容。

按生产计划提取各种车型的车身文学艺术论文，并由双轨地面输送设备送到清洗工位，先在清洗平台上人工刷洗，再通过积放式悬挂输送机带着滑撬送至涂装车间；进入清洗处理的车身，先在20米左右长的生产线内进行化学清洗除锈，生产线上部一般均装有排气天篷罩，用于抽取清洗过程中产生的烟雾，车身在磷化处理时，行李箱和发动机罩处于打开状态，使磷化溶液能充分喷淋到金属表面，磷化生产线一般均安装在地面上，内有均匀分布在特殊结构坑道的加工槽。清洗后车身吹干；车身应在干燥炉120℃左右的温度中干燥30分钟，车身表面吹干便可防止磷酸盐结晶，从而不致于令其影响车身的油漆质量。

车身面漆更是涂装生产线的关键工序，该工序应该包括打磨、预留段处理、擦净、喷漆、通廊、流平、烘干等工作内容。面漆喷漆室一般都装有自动换色装置，面漆可喷涂多种颜色，当需要变换颜色时，工人按照附在车身上的颜色工作指令对自动颜色转换器输入数字指令，这时转换器就可自动完成冲洗、吹净、再冲洗、再吹净，然后换色的全部工序，整个面漆涂装程序一般在12～14s内完成；面漆烘干一般分为三道烘干室，喷面漆品种有珠光漆，再包括底色漆及罩光漆；底涂及面漆均为集中供漆，都采用自动喷漆及人工补漆方法。车身面漆大多采用喷漆流水线，用电泳法涂底漆，由输送设备在工位间运送车身；同时采用自动喷漆机械装置喷漆，喷漆机一般都采用程序控制，并安装在喷漆室的顶部和两旁，喷漆的循环速度一般约为110米/分，喷射率为1400厘米/分。自动喷枪喷不到的地方，由手工喷枪补喷；车身的整理包括湿拭、吹干和异丙醇擦拭；其后进入干燥隧道；涂面漆一般有两条面漆流水线，每条线以15辆/小时速度进行。

喷漆前，对车身进行酒精擦拭、干布擦拭、喷快干显影密封材料和打磨；面漆油漆一般采用醇酸涂料，但在设计时也应考虑使用丙烯喷涂；油漆由油漆混合室通过多种不同的循环来完成，每个循环是由油漆混合筒供应，用管道和阀门连结起来；进入喷漆工段的空气经过预热、水洗、再加热和过滤等处理后使用；经过喷面漆后的车身干燥炉内干燥，炉内温度为140℃左右，车身在炉内停留时间约为45分钟文学艺术论文，有效时间为30分钟；最后检查车身烘干质量。

2.现代乘用车的涂装涂料

车用涂料是工业涂料中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比较高的品种，代表着一个国家涂料工业的技术水平。中国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同时推动了汽车涂料在质量、产量和品种上迈上新台阶。

为延长汽车使用的寿命，使之涂漆面的耐久性变得越发重要。为此，这促进了坚固性好的高级有机颜料和耐久性优良的粘合剂的使用以及涂膜的加厚(提高抗点蚀能力)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近年来，塑料外板的使用给涂装提出了新的课题。许多汽车部件均已采用工程塑料或者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塑料件涂覆涂料不仅可以改善其表面性质，有时还可以实现性能的改进。汽车灯罩与反光镜材料以塑料代替玻璃就得益于光固化涂料的处理技术。聚碳酸酯具有易加工成型、质量轻、柔性强、不易破碎等优点，但它的表面强度不够，不耐刻划和刮擦，而且耐候性差，易变黄。采用光固化涂料改善其表面性质，不仅可大大节省涂装时间而且涂层有很好的光学耐擦性能，并可满足长期耐候性要求。目前应着力解决与车身钢板一体涂装时涂料、塑料板双方的烘烤耐热性的问题，以及分别涂装再装配时的颜色、调色、退色的一致性等问题。汽车常用涂料见表1。

3.乘用车车身涂装修补工艺流程

(1)车身清洗。待修补的乘用车进修的第一件事是清洗。在汽车送进车间前必需把车上的泥土、污垢和其他异物彻底清除干净。一般使用纯净水冲，再用中性肥皂水或车辆清洗剂清洗，然后用水彻底洗净，以清除水溶性污染物，车辆清洗剂是一种高效能、微碱性的汽车清洁浓缩剂，由表面活性剂、污物悬浮剂及溶剂混合而成，能迅速去除表面污物和久留的污泥，然后晾干。污垢常积聚在门边框、行李厢和发动机罩缝隙等处，如果污垢不清除干净，新油漆的漆膜上就可能会沾上很多的污点。不能用汽油或油漆稀释剂来清洗油、蜡污垢，以免引起漆膜起抱或咬底。

使用表面清洁剂时，需用洁净的干抹布浸上表面清洁剂，揩擦待漆表面将其充分湿润，趁湿用另一块干净布对折后擦拭表面污物。擦干表面时布要经常翻面，保持抹布清洁。

汽车清洗好后要仔细检查车身漆面，寻找漆膜破损的迹象。要特别注意光泽状况，光泽不好通常表明表面不规则。要确定旧漆面附着性能的好坏，将旧面漆全部去掉。

(2)清除旧漆膜。乘用车清洗好后仔细地检查漆面，寻找漆膜破损迹象。在运行中，始终受到自然环境如日晒雨淋、酸雨等侵蚀以及行驶中振动引起的疲劳损伤，使旧漆面出现起泡、龟裂、腐蚀等；同时在烤补、气焊等修理过程中引起部分损坏。因此必须将旧漆膜清除掉。清除程度可根据旧漆膜的损坏程度和重新涂装后的质量要求，进行全部或部分清除。对部分清除的，可将损坏部位及四周损伤的漆膜用铲刀除去，铲除旧漆豁口四周要成坡口，有利于刮涂腻子时接口过渡的方便。

常用清除旧漆膜方法有：一是手工除漆法：是漆工施工中常用的方法；部分清除旧漆膜的唯一方法文学艺术论文，主要是依靠铲刀、刮刀、钢刷、砂纸等工具，清除车身构件表面上的旧漆。这种方法简单，但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它是用铲刀把旧漆膜铲掉，并用钢丝刷将铲后留在表面的浮漆、粗糙口子打磨干净。二是机械除漆法：使用电动或风动工具，如钢丝轮、钢丝打磨机、干湿砂纸打磨机等，利用机械工具代替手工铲磨。可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劳动度。三是喷砂除漆法：用喷砂方法清除旧漆膜，是利用压缩空气、高压水流、机械离心力将磨料、砂子、金属弹丸喷射到旧漆面上，借冲击和摩擦的作用来清除旧漆。

(3)涂装前车身表面处理。乘用车涂装前车身进行表面处理,是为了获得优质的涂层，充分发挥涂料的保护和装饰作用。表面处理是涂装的基础工序，它关系到涂层的附着力、耐久性和表面质量，因此是十分重要的。

涂装前表面处理的主要作业,是去掉被涂物表面的氧化层、铁锈、焊渣、油污、旧涂层、蜡质和其它杂物等，旨在增加涂料与物面的接合力，延长使用寿命。一是金属表面处理。金属分为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展两大类。由于材料种类不同故表面的处理方法也有一定差别，金属表面处理可分为:除锈、除油、磷化、纯化等几种。二是金属表面除油。汽车零部件在制造加工保管和使用中，常常接触到各种润滑油而形成油污或因保管不当而锈蚀。在车身涂装前，必须经过除油、除锈等表面处理。最常用的方法有溶剂除油法、碱液清洗法和表面除锈法。三是溶剂除油法。这是一种常用的较为简便的除油方法，它是利用有机溶剂的溶解力除去物件表面上的油污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操作时先把物件浸泡在溶剂中，用铲刀铲掉较厚油污，然后用棉纱或用刷子将零件清洗晾干。不能浸泡的物件也可直接用有机溶剂擦洗。表面光滑的物面，如新铁板表面的油污可先用有机溶剂擦洗干净，然后再用砂布打磨，这样才能增强涂层的附着力。常用的有机溶剂有: 汽油、煤油、松香水等。这些有机溶剂在使用时应远离火源，严禁在明火操作区使用，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和消防设施。用角向抛光机将车身全部彻底打磨一遍，边角用240号砂布打磨，清除所用焊渣、焊皮、锈层以及焊接飞溅物等。

(4)喷涂底漆、填刮腻子、喷涂封闭涂层(中涂层)。一是调粘度。H06-2底漆：二甲苯=2：1，温度20℃，粘度测为23秒，180目铜网过滤。喷涂底漆二遍，喷涂间隔时间为7分钟，喷涂均匀。流平10分钟，60℃烘烤45分钟。二是将不饱合聚脂腻子加固化剂100：2调配均匀、刮涂凹坑及粗糙面，堵上焊缝气孔，腻子层一次涂料厚度不超过0.5mm。先用240号，后用360号耐水砂纸文学艺术论文，用硬胶垫块找平，反复湿打磨、涂刮直到表面平整。用填眼灰填堵腻子面气孔及砂眼等缺陷。用500号韩国进口耐水砂纸精打磨彻底后，清理表面，最后用粘性擦布擦一遍。三是用PPG封闭漆D839：固化剂D802：稀释剂D866=4:1:2.5，当时温度22℃，测粘度为23秒，220目铜网过滤。使用调漆的比例尺将油漆充分搅匀，比例尺一半浸在漆中，然后迅速提起，看油漆流动的线条及断线时间，能比较准确估计油漆的粘度，最后再使用涂-4测量杯检测，这样比较方便、省时。使用德国进口喷枪，口径为2.lmm，气压0.4MPa，湿碰湿喷涂两遍，喷涂间隔8分钟；流平10分钟，60℃烘烤2小时。冷却后用600号进口水砂纸湿打磨，消除漆膜缺陷，用压缩空气吹干冲净，再用粘性擦布擦净车箱表面。

(5)了解原车所用涂料和工艺路线后调、配色。做好汽车修补涂装十分重要的一步，是要搞清楚待修补车辆原来的涂装系统所采用的每种涂料和工艺路线等基本情况。乘用车修补涂装必须搞清楚原厂涂装情况：现代乘用车都有一张“身份证”，一般为铝制标牌，在其上面标明了该车的一些重要标识，如汽车型号、发动机型号及编号、底盘号、生产日期及生产厂家等。为了用户修补漆面的方便，许多汽车生产厂家将标准色号标明在该标牌上，也有一些汽车生产厂家则将标准色号标明在车身上。

一般各汽车厂家主要根据所生产的乘用车的档次，来决定所应采用的涂装系统和涂层厚度。如近年来发展成功的一种新型涂装系统，其中的金属闪光底漆涂层中不含着色的透明颜料，只有铝粉、珍珠粉之类的闪光颜料。采用这类涂装系统，涂层的装饰性更为优越，外观显得更加美观、豪华、别致，铝粉或珍珠粉的排列更为规整、闪烁均匀、立体感特强。此类涂层明显地感受到它的不同寻常韵丰满度、深度，艺术感染力强烈。

进行电脑配色调漆，利用色卡调对颜色，当色卡的颜色与车身颜色相符时，按色卡上的颜色编号文学艺术论文，在微缩胶片上再找配比表，然后再按表中推荐的比例调配漆的颜色。

试喷时,将调对好的油漆先喷涂在事先准备的试板上，待干燥后与车身颜色对比，注意应先在光线较充足的地方查看，将喷好的试样贴在车身门上，反复对此，看颜色是否一致，如有差别应及时调对准确后方可施工。

(6)面漆喷涂。一是调粘度:将配好的PPG烤漆：固化剂D802：稀释剂D807= 2：1:1，经过检阅大量PPG涂料资料之后，并进行小面积反复实验，这种配比最佳。温度23℃，粘度为24秒，220目铜网过滤。二是使用进口喷枪，喷枪涂罐所配的过滤网是240目，口径1.8mm，气压0.35MPa，湿碰湿喷涂三遍，喷涂间隔时间为6分钟。三是流平7分钟后，60℃烘烤45分钟。

(7)面漆罩光。用800号进口水砂纸全部湿打磨一遍，消除表面缺陷，并有利提高附着力，擦洗后用压缩空气吹干净水和污物，再用粘性布擦拭干净。PPG清漆D880：固化剂D841：稀释剂D807= 2：1：1实测温度24℃，湿度60%，粘度为22秒，220目铜网过滤。

采用进口喷枪，口径1.8mm，气压0.4MPa，湿碰湿喷涂两遍，喷涂间隔时间为8分钟。流平10分钟之后，60℃烘烤1小时。冷却后用1000号进口水砂纸进行打磨，消除桔皮、颗粒等漆膜缺陷，压缩空气吹干净水及异物、粘性布擦干净涂面。

(8)PPG清漆做镜面流程、抛光打蜡。调粘度:清漆D880、固化剂D841、稀释剂D821（慢干）=1:0.5:3,240目铜网过滤。使用进口喷枪,口径为1.8mm,气压为0.38MPa，湿碰湿喷涂两遍，间隔时间6分钟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流平时间10分钟后60℃烘烤l小时。冷却后用A673研磨膏研磨一遍,A675细蜡抛光一遍,最后用A676光蜡上光一次。如果车身及其它部件上有杂漆时，可通过抛光打蜡处理。

(9)乘用车车身涂层修补工艺。乘用车车身涂层修补工艺见表2。

表2 乘用车车身涂层修补工艺

工序号

工序名称

作 业 内 容

1

整形（如车身有碰撞变形处）

拆下影响车身整形及涂装作业的零部件，将车身洗刷干净文学艺术论文，然后对车身整形。

2

包扎保护非修补表面

用胶带和纸将不需修补的表面和玻璃门、窗、灯等进行包扎保护。

3

清理破损涂层

用钢铲铲除破损、松动的旧涂层。

4

打磨车身钢板

用砂纸打磨车身待修补处钢板，并将其周边旧涂层打磨至平滑过渡状态。

5

清洁车身表面

清除或吸净车身表面的污物和磨灰。

6

补底漆

对车身待修补处钢板刷涂或喷涂自干型底漆，并自然干燥24h。

7

刮原子灰

用刮刀在底漆上刮填原子灰（刮填时主剂与固化剂的比例应控制在100:2.5～100:3.0），然后将车身自然干燥2h～4h或在60℃下干燥0.5h。

8

打磨原子灰涂层表面

先用较粗砂纸将原子灰涂层打磨平整，然后用较细砂纸打磨原子灰涂层表面及其周边过渡区，并清除磨灰及水（擦干）。

9

喷二道底漆

用自干型单组分漆先点喷原子灰处，让原子灰吸饱涂料，然后进行连续喷涂，直到完全覆盖住原子灰部位；喷完二道底漆后让车身自然干燥24h或在60℃下干燥30min~40min。

10

打磨二道底漆表面

用细砂纸对二道底漆层进行湿磨，然后擦净磨灰和水。

11

喷面漆

先用粘性擦布擦净二道底漆层表面，然后用原车身涂层颜色色标号的涂料或原生产厂推荐的双组分漆喷涂2遍，必须完全覆盖住二道底漆层；喷完面漆后置车身于60℃~80℃下烘烤约2h。

12

拆除保护纸

拆除保护纸及胶带，并将被拆零件装配好。

13

抛光打腊

消除缺陷及局部喷涂的虚烟。

14

法学学术论文篇9

关键词：科学思想；西方文艺方法论；传统中国画；影响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9-0184-01

一、科学思想与西方文艺方法论

“科学思想是西方人历史悠久的理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实践性”是科学思维形成的基本判断标准。

西方现代文艺美学方法论就是有着悠久的科学思维传统的西方文艺思想观念的现代意识形态的体现，而且西方现代文艺方法论的构成也能证明它是一种科学思维的文艺方法论。

西方现代文艺方法是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时代而兴起的现代文艺思潮的产物。科学极大地发展和科学思想的形成是西方社会进入现代化的标志。科学系统论的学术方法使西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各种学科开始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19世纪后半叶，在欧洲和西方各国的思想领域中出现多种学科思想相互渗透的学术理论现象，特别是科学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思想体系和现代人们思维的基本方式后，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上出现了科学思想取代他意识形态思想的发展倾向。

渗透到文艺中的其他学科的思潮构成了所谓的西方现代文艺方法论体系。西方现代文艺方法就是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产物。

西方文艺美学方法是将艺术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产物，这一点在文艺美学方法的研究分类上十分明显。一般西方文艺美学方法分为社会历史研究法、结构研究法、象征研究法、精神分析研究法、原形研究法、符号研究法等。

如：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心理学、强力意志论、弗洛伊德主义……

代表人物：叔本华、本格森、尼采、斯宾塞、弗洛伊德、荣格……

二、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变化

艺术起源于原始文化，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艺术的地位和作用都发生了变化。早在1839年发明了照相术，关于“艺术臣服于科学，艺术与科学是对手吗？”这样的讨论就没有停歇过。19世纪中叶的画家开始利用照片绘画，但其目的是“参照照片”而并非“画照片”，此时的图像是从属于绘画的，绘画与摄影处在一种主从的关系中。19世纪末开始，画家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摄影将逐步取代传统绘画，是极力地避让摄影，还是主动地“借用”摄影，这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艺术对待摄影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态度。

1915年，杜尚将小便器命名为《喷泉》提交到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成为了西方艺术界的一个转折点。杜尚直接将来自现实生活的产品纳入到艺术系统之中，打破了非艺术与艺术的分界。艺术作品日趋商品化。

从而有了所谓“艺术的终结”。当画家将一块空白画布当作美术作品展览的时候，当作家将打字机自动敲出的符号当作小说发表的时候，当钢琴大师将静默的4分33秒作为作品演奏的时候，现代艺术的实验已经走到了终点，并在一种新的意义上意味着艺术的终结。这就是对艺术的一种消解。

三、论述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对传统中国画的影响

中国画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遗传，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体现，注重的是画的意境，讲究淡泊名利的悠远之感。中国画在内容和艺术创作上，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识。

传统的中国画对笔、墨、纸、砚、颜料、画工、书法、印章等，都很讲究，制作程序繁琐，要消耗大量地时间和精力，产品的产量较小，且价格昂贵。

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出现，使艺术更加得大众化，大量的商业艺术复制品出现，为人们在购买艺术品的时候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绘画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艺术品市场更是百花齐放。艺术作品的大量复制，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廉价名画复制品，使更多人可以购买艺术品作为自己的家居装饰品。

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当前的科学技术在逐步取代绘画技法，电脑也可以画出水墨意境的作品，并且效果丰富，易于掌握，这对制作方法复杂的传统中国画来说是一种冲击。

传统中国画是经过多个朝代的发展，逐渐被继承下来的。“画分三科”——山水、人物、花鸟，并在历朝历代的发展中形成了多种流派，如：黄派、徐派、吴门画派、北方山水画派、南方山水画派、湖州竹派、常州画派、米派、松江派、浙派……传统中国画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上流人士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中国画，特别是其中的文人画，在创作中强调书画同源，注重画家本人的人品及素养。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传统中国画的作画形式渐渐地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为了适应市场对国画艺术作品的需求，一些画家村开始了产业式的管理，创作国画和制作国画复制品，多产多销式经营，并且注重画作的品质和质量，也带来了不错的利润。这是一种产业化的大众文化，这类艺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艺术的商业化。

中国画该何去何从的争论仍在继续，一代又一代的画家为了中国画的发展在不断探索着。

法学学术论文篇10

【论文摘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挥其优势和特长，改革大学的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大学教育中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培养出会学习，善思维，勇于创新的人才

我国大学的教育方式既有我国传统的教学方式－－书院方式，也有的是从前苏联传承过来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方式基本都是这两种模式：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突破这种传统模式。尤其是大学中的文科教育为甚，《现当代文学》这门课基本是这种模式。一支粉笔、一个教师、一本教科书、一块黑板、教师列出几本参考书。整个讲课都是以教师为中心的。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变化，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技术时代，其最为突出的现象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领域的运用，将会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变教育观念，改革课堂结构，优化课堂教学。现代信息技术给人类带来了高效、方便的信息服务，现代信息技术主要包括传感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缩微技术等。传感技术的是延长人的感觉器官收集信息；通信技术是延长人的神经系统传递信息；计算机技术是延长人的思维器官处理信息并提供决策；缩微技术是延长人的记忆器官存储信息。计算机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一起构成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内容。在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下，传统课堂教育方式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挥其优势和特长，改革《现当代文学》的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大学教育中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培养出会学习，善思维，勇于创新的人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现当代文学》教育，弥补了传统《现当代文学》教育的众多不足，改变了传统的知识存储、传播和提取方式，引起了教育新的变革。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的信息技术给现代教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其在教学中的应用与传统的教育技术相比，有着更强大的优势和显著的功能特点。

1 与传统教学媒体比较的优势

传统的教学中使用的媒体种类很多，最常用的是印刷教材，包括教课书和教学参考书等，这类媒体的优点是：学习者控制信息呈现速度，即学习者能够按照自己的速度去阅读文字材料；学习者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复习学习过的内容；这种媒体对环境条件的要求非常低，因此成了人类通常获取最常用的一类媒体。但是，这类媒体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突出表现在它所展示的图形是静止的，缺乏趣味性。电视和录像是教学中常用的另一类媒体。但是，这类媒体呈现的图像信息真实有趣，图形和声音能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学习者能够同时用视觉和听觉接受信息，有利于学习和记忆。但是这种媒体最大的缺陷是学习者不能控制信息的呈现，不便于学习者复习。而现代信息技术却能够将不仅拥有以上种两种媒体的优点，还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势：

1.1信息处理的自动化和高速度教师和学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的这一特性更方便地检索、获取、加工、利用、评价、创造和信息，有利于提高教学活动的效果和效率。借助这一潜在优势，教师和学生可以减少简单、机械的信息加工活动，而集中精力进行高水平的思维活动这类活动包括：利用电子表格、数据库等工具分析数据库资料中蕴含的规律、发现和形成问题、寻找答案以及解释和呈现研究结果；利用计算机辅助测验系统或其它教学测评工具进行形成性测评和总结性测评，利用计算机管理教学工具更方便地对于教学有关的信息进行管理和分析；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数据库检索等更方便地查询、获取、下载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对下载的信息进行评价、选择和整合利用；利用用户很好的网页创作工具设计、网上信息，将自己的创新的结果公布在网上。

1.2信息表征方式的多媒体化和非线性化信息技术能够为教学提供多媒体教学资源，从而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他们的经验范围，促进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超文本技术实现了信息的非线性组织，各种信息之间有丰富的链接，构成了立体的信息空间。因此，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进行学习，更好地适应每个学生的学习风格和学习进度。借助这一潜在的优势，教师和学生可以进行教学演示，让学生通过多种感官获得丰富的经验，并且可以对演示过程进行自主的控制；促进知识的直观化的可视化，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入加工；获取丰富的、不同类型的信息，丰富、扩展对学习的主题；表现自己和感受和见解等。

1.3信息利用的动态交互性表现在：学习者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学习内容，进行自主学习活动进一步添加和扩充信息，建模以及虚拟现实场景等建军构自己的理解获得逼真的动态的经验感受培训实际技能。

1.4信息共享与交流的灵活性和跨时空性计算机网络为教学提供了信息共享与交流的有效方式，包括同步交互和异步交互，可以是一对一的交互，也可以是对多、多对多的交互，这将大大促进学生教师、家长、社区以及学科专家之间的跨越时空的沟通交流。利用Internet可以实现优秀教学资源的全球共享、及时更新；利用网络还可以远程教学和远程指导；利用电子邮件、BBS、聊天室等可以实现教师与学生彼此之间的交流沟通各种网络工具还可以支持不同地方的教师进行协同工作，支持身处异地的学生进行合作学习。利用网络可以实现学校与社区之间的有效沟通。

2 与教师比较的优势

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与信息技术相比，他们在教学中的优势主要有：①有能力根据《现当代文学》课程标准和具体的教学目标做出计划，并能根据具体要求开发相应的辅助材料。②有能力将学生熟悉的生活经历或事物综合到《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去，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③有能力适应变化者有要求，随时回答学生的询问。④教师有能力督促学生的学习，并能引导学生发展高水平的思维。⑤建立与学生的联系，有能力交流感情，在学生遇到困难时，能以自己经历和感受激励学生克服面临的困难。⑥有能力在行为和价值观方面做出成熟的样板。而信息技术优势也是显见的：在信息处理上的高速度和自动化；在信息表征方式的多媒体化和非线性；在信息利用上的动态交互性；在信息共享与交流上的灵活性和跨时空性等方面，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良好的多媒体学习环境，同时，重复执行某项任务不会厌烦。特别是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体现和顺应了未来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以整合方式应用信息技术，使学生能够用以往不可能的方式学习，他们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和接受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使他们积极地参与到学习中变被动型的学习为投入型的学习，促进学习者对所学知识的有效理解，并且能够产生他们自己的知识，达到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学习目的；信息技术的应用，减少教师和学生简单、机械的信息加工半自动，从而集中精力创造性地教学、学习或进行高水平的创作和高级思维活动，提高教师和学生的创造力；提高学生在真实世界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不断探究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合作精神、处理人际关系和共同完成任务的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提升学生应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意识，培养学生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加工处理信息和信息的能力。针对教师课堂教学的需要信息技术通过多媒体光盘或网络提供以下功能：为教师提供教学用的各种资料；为教师提供用于考试的试题及相应的答案；为教师提供优秀教师的教学方法案例；为教师提供制作教学软件的工具，使教师能够制作课堂（或局域网）上使用多媒体教学软件。

3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功能，为学生提供极为丰富的学习资源

对ITAI应用研究和评价表明，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会对学生的学习思维的发展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学生的学习行为。当信息技术的应用能适应学生的能力和先前的经验，以及用信息技术为学生提供反馈和为教师提供关于学生的行为或进步，这些情况下，信息技术都会促进学生的学习行为。①提高学生的高水平思维技能:当引导学生参与问题解决过程并允许他们在问题解决中使用信息技术；或者让学生以小组协作方式利用计算机解决问题，信息技术能够促进学生的高水平思维技能的发展。当学生将信息技术用做通信工具以呈现、公布和共享他们的项目成果时，信息技术能够促进批判性思维的发展。②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当学生使用计算机调整问题和任务，把学生的成功实践扩大到最大限度时；当学生将信息技术用做产生、论证并与他们的同龄人、教师和父母共享他们的工作成果时；或者学生使用他们喜欢的富有挑战性的游戏程序和设计好的技术应用，以开发他们的基本技能和知识时，信息技术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态度和兴趣。③信息技术对学习有障碍的学生是非常有效的:对于能力低下或学习有障碍的学生来说，使用能够连续不断地通过调整任务难度评价每个学生的执行情况、以适应学生的能力和实践水平；或者使用能够满足学生的独特需要、实力和嗜好，以及能够恰当地适应他们的语言习惯时信息技术是非常有效的。

4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功能，扩大授课内容

传统的大学教学方式是老师的教为主，按照教材提供的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这种教学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首先是：传统大学教学，对于学生和教师来说都是有限的，一是教学内容有限；二是学生学习内容有限。这种教学的方式只能是非常简易的教学方式。《现当代文学》在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邓中夏、郭沫若、蒋光慈、闻一多、朱自清、徐志摩等一大批诗人，如果教师在讲到这一章节时碰到的问题就来了，众多的诗人在教师两节课的讲解中是难以全面涉及的，因为如果将每一个诗人的诗作写在黑板上，时间不允许，老师抄作品在黑板上都抄不完，更不用说是讲解他们的诗歌。其次：是对每一个诗人的介绍及诗歌作品的讲解也是有限的，因此学生所学的东西在课堂上是非常有限的，而运用多媒体教学就不一样，只要将教师备课的讲义，做成光盘，就能在一节课中将上述内容讲完。用多媒体播出，既节省了版书的时间，又能够讲述清楚极大地扩大了教师的授课内容。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包括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多媒体教学的发展为教学的容量的扩大创造了很大的空间，这种容量的扩大对教学的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效果:①创设情景，趣味教学，激发学生求知欲望;②展示课堂教学结构与过程，优化学生思维;③优化视听说组合，增加操练密度，提高教学效率。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教学功能，作为优化课堂教学过程的突破口，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让学生能在一节课中学到不少的知识。极大地提高《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容量。

5 教师自身应改变教学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