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思想范文10篇

法制思想范文篇1

关键词:邓小平;法制思想;良法治理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结合中国实际，对新中国建国以后法制建设的历程进行深刻反思和总结，创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邓小平法制思想充满着“法治”的光辉，“法治”是其法制理论的精髓和核心，是我国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思想。良法治理，是法治的基本内涵，也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内在要求。因此，正确领会邓小平法制思想，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意义重大。

一、邓小平法制思想的精髓

领会邓小平法制思想，关键在于把握其法制思想的内在要求，即要深刻理解其思想精髓。对邓小平法制思想精髓的把握，不能仅从字面上加以理解，必须透过其思想的形式表达，从他众多的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讲话以及同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成果中去领会其精神实质。关键要抓住两点：（一）厘清法制与法治的关系毋庸置疑，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法制建设的时候，大量使用的词汇是“法制”一词，“法治”一词只是偶尔出现，比如：在1986年9月他在会见外宾时，曾明确提出过，“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①因此，人们极容易陷入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邓小平同志更重视法制建设，对法治关注较少。但是理解邓小平法制思想，不能只看表象，只注意其形式表达，更应透过表象去把握其本质。他关于“法治”的表达虽然少，但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这体现了其法制思想的内在要求。“法制”与“法治”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不能等同。我国使用“法制”一词的时间很早，包含两层含义：“法制”泛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同时，“法制”还包含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治国方式、原则和制度之意。法制不仅要求有法可依，而且要求以法律制度作为行为准则，依法办事。这两层意思中，法律制度是基础，依法治理是要求。没有依法治理这个要求，法律制度这个基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自先秦时期开始，甚至更早，我国便已经有了法制，在《礼记•月令篇》中便有“命有司，修法制”的记载。而“法治”一词，最早是由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它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理国家的原则、理念和方式。关于“法治”，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层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同时，依照理论界的普遍观点，“法治”强调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法治的真谛在于保障人权，控制公权”②，由此可见，“法制”与“法治”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对权力有限制和约束，对权力没有限制和约束的“法治”，与“法制”无异。当然，“法治”以“法制”为基础，但“法治”却不是“法制”之必然。在专制社会中，也有法律制度，也讲依法治理，但却没有法治，关键就在于法是专制法、严刑峻法，法治的基础——“良法”尚不存在。（二）邓小平法制思想的精髓——法治透过邓小平法制思想的表达形式，不难发现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实质或精髓是“法治”，而不是静态层面的“法制”。邓小平同志关于法制的众多著述或讲话主要表达了三个方面的思想：即反对人治、重视法制建设、制约权力。首先，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反对人治。十年，教训惨痛，使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了人治的危害，从而提出要以法治代替人治。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③邓小平同志这段话充分表达了其主张依法治国，反对人治的思想。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④可见，邓小平同志反对人治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其次，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民主法制建设。如前所述，无论是法制还是法治，都离不开法律制度建设。邓小平同志对我国两千多年封建建社会的历史进行了反思，1992年在南方视察时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⑤相类似的体现邓小平同志重视法律制度建设的相关讲话还很多，其主旨就是要加强法制建设，实现有法可依，把国家的各项工作纳入到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最终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依法治理。所以，邓小平同志在世期间，我国的法制建设工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法律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与他高度重视民主法制建设不无关系。最后，邓小平同志明确主张对权力进行制约。权力制约是法治区别于法制的关键，这也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实质和精髓所在。邓小平同志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对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状况进行了反思后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还指出，要加强对党的监督，因为在当前的中国，最容易、最有资格犯大错误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表明了权力过分集中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的。怎样才能使中国共产党少犯错误甚至是不犯错误？这就需要对执政党、党的领导干部进行监督。而有效的监督，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泛滥。可见，邓小平的法制思想充分表达了其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法治理念和原则，为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方略的指明了方向。

二、良法治理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内在要求

邓小平同志开创了崇尚法治的新风尚，奠定了我国走向法治的思想基础。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极其鲜明地突出了对“法治”的强调。1999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最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写进了宪法。法治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精髓和核心，法治要求推行并实现良法治理。（一）良法治理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就“法治”本身而言，它既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理国家的原则、理念和方式，同时，它是一种人所期盼的“状态”。法治作为一种状态，指的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必须以“良法”作为前提和基础，一部恶法，是不可能得到普遍地遵从或执行的，即“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可见，“良法”治理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更是法治的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法治就无从谈起。尽管对于“法治”的这种界定，出自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但这种界定迄今为止仍然不失为对“法治”的最好表达。（二）良法治理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内在要求经过前述论证，我们知道了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法治，同时，良法治理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和基础。我们发现，邓小平法制思想还有其内在要求，即良法治理。邓小平同志不仅高度重视法制建设，他更主张用好的制度、好的法律来治理治党和国家，而且好的制度，好的法律应当是能够体现权力制约理念的。他曾经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同志甚至还提到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国家和他个人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大量的法治实践证明，一部好的法律，对于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意义十分重大。改革开放后，我国在邓小平法制思想指导下制定的“82宪法”，一直沿用至今，昭示了邓小平法制思想的科学性。

三、以邓小平法制思想指导法治国家建设

法制思想范文篇2

关键词:彭真;民主法制;形成;贡献

一、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的内涵

彭真民主法制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核心内容是用制度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强调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对我国法制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彭真民主法制思想内涵丰富，主要从三方面介绍：（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动，谁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彭真同志的这番话在特权思想浓厚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二）立法应从实际出发，面向群众。立法是法制工作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法律制定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法律的实施效果，因此，彭真同志确立了立法工作两项原则，其一即立法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立法需要有两个依据：一是实际情况，二是宪法。”我国各地区经济、文化差异都很明显，立法必须从实际出发，做到因地制宜，彭真同志的论述也是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另一项原则就是要走群众路线，立法应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作用。（三）依法办事，不能仅依靠政策。彭真同志深刻认识到治国不能仅靠党的政策，还要依法办事，这种转变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方式的历史性转变。

二、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的形成

任何思想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需要建立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彭真民主法制思想亦不例外。其思想形成与成长环境、人生经历和个人魅力密切相关，此外，我国特定时期的时代特点对彭真民主法制思想形成也起着推动作用。（一）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的形成条件。1．成长环境的熏陶。彭真同志出生在山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蒙昧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农村环境的社会教育”，彭真同志曾提到“农村环境对其思想启蒙有很大影响，农村教育使彭真了解许多社会上发生的事。”村里搭台唱的戏曲也使彭真从小就有做人要正直的意识；父亲傅维山自彭真懂事，便开始教他识字、识数，有时会带他参加集会，这种启蒙教育方法使彭真较早关心社会问题，了解人情世故，思想也逐渐成熟；邻居程大叔也是彭真的启蒙老师，他知道很多历史上、社会上的事，传授给彭真学问。环境对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农村生活环境对彭真日后的民主法制思想起很大的启蒙作用。2．现有理论的影响。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彭真同志即使遭受到错误的批判也始终坚信马列主义、思想，他曾在多个场合强调马列主义、思想的重要性。马列主义法制思想在实际中也确实对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马列主义法制思想主要内容有：（1）法制来源于物质生活，是社会关系的反映。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提到法律不是立法者的主观发明，而是来源于物质生活。（2）法制受社会发展规律影响。马克思认为规律具有不可抗性，法律的运行必须符合社会发展规律。（3）司法独立和法律监督原则。列宁十分重视司法建设，注重法律监督，提倡人民参与到法律监督中。彭真民主法制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法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3．人生经历的磨练。在祖母的坚持下，彭真去太原进行深造并成功考入省立一中。彭真在回顾自己革命道路时曾说道：“在省立一中头半年就罢课干校长，接触了共青团员和共产党，我的思想转变是在省立一中，这是我革命思想的启蒙阶段。”省立一中这段时间也是彭真革命思想启蒙的阶段。1923年~1929年，彭真同志推动山西革命运动，在白色恐怖中又推动了石家庄、天津等地的革命；1929年彭真同志被迫入狱，身处狱中仍坚持研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随后的六年领导狱中斗争、组织政治犯学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彭真分别负责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工作和东北局工作，都做出了重要的战略决策；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董必武一起领导的法律委员会承办了建国初期立法工作；彭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出，又着手恢复立法工作，带领法制委员会制定了多部符合国情的法律，为我国法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彭真经历了发展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历程，其民主法制思想是实践的产物，是在特定条件下接受了实践检验产生的。（二）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的形成阶段。1．彭真民主法制思想产生。国民革命期间，彭真同志领导太原、石家庄等地的工人运动，1929年被捕入狱，在狱中仍坚持研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结国民革命失败经验，为后来领导法律建设打下了一定法律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彭真在晋察冀根据地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经验，进行法制建设，解放战争时期又在东北局开展法制建设，这些经历都使其积累了丰富的法制建设经验。2．彭真民主法制思想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1954年彭真被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自此他便担任起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常工作，致力于领导法制建设。“必须完善我们的法律，但这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想马上将所有法律都制定出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彭真在报告中的这些论述也体现了他的民主法制思想日益完善，作为法制建设主要领导人，这一阶段，彭真为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民主法制思想也逐步完善。3．彭真民主法制思想成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求实现法制的呼声越来越强，为现代化建设营建良好环境同样也急需健全的法制。彭真在恢复工作后的一系列讲话中也阐述了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问题，“社会主义法制早就应该搞，可我们建国后当时没有这种意识，总觉得有党的指导，有政策就行，结果贻误了事情，这从反面教育我们社会主义法制不搞不可。”在担任法制委主任后，彭真仅用三个多月就领导拟定了七部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制建设的新局面。后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又主持制定了1982年《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的贡献

（一）明确了政策和法律、党和人大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党和国家的领导模式也应相对进行转变，彭真同志较早地认识到这一历史性转变，即要从依托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单依托政策，还要建设和健全法制，依法办事。他指出，建国后情况不同了，不进行法制不行。另外，人大的职权在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应当积极主动依法行使自己的职权，确立全国人大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地位的同时，仍要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这是任何时刻都不能动摇的，而党的主张、意见，必需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才能上升为国家的意志。（二）完善了我国刑事法律思想。建国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在刑事立法上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彭真等老一辈法制工作者在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思想及相关制度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彭真同志强调刑事立法要适应形势发展，各个时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这也体现只有真正熟悉具体情况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法律条文，光有理论指导而不熟悉实际情况同样不能搞好立法。另外，要仔细考查钻研，成熟多少写多少，不一定要非常齐备，以后还能继续增补。彭真同志的这种刑事立法思维对当时及今后立法都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是我国法制思想中一笔宝贵的财富。（三）促进了法律监督思想形成。法律监督即在党的领导下，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行为能否合乎宪法和法律要求的监督。彭真法律监督思想中党的监督最为重要，正如彭真同志说:“监督工作只能由党来统帅，我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履行多方面的监督。”强调法律监督并不是要放弃党的领导，而是将党的领导放到思想层面。彭真法律监督思想也特别强调坚持群众路线原则，在进行法律监督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法律监督机制的作用，现如今，彭真的这些法律监督思维仍具备深刻的现实意义。

四、结语

彭真同志一生进行了许多重大法制改革，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彭真同志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事业所创造的勋功是巨大的，其民主法制思维是我国法律思想中的一笔珍贵财富，具有深远影响和现实意义。在今后的法制建设中，法律工作者应继续努力丰富和发展彭真民主法制思想，推动我国法制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

[1]彭真．关于政治法律工作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陈晓辉．三维度初解彭真民主法制思想[J]．法制与社会，2019．

[3]彭勃．彭真的法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西华大学，2017．

法制思想范文篇3

本文阐述分析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从逐步恢复，健康发展到空前兴盛，是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的。通过对依法治国新的伟大实践的探讨，来阐明邓小平法制思想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它所体现的时代精神。邓小平法制思想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伟大实践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法制思想对于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法制思想；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理论探讨；现实意义

邓小平法制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法治不懈追求的思想结晶，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伟大实践的理论基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邓小平，他对中国法制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于深刻地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民主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以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科学、全面地阐释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和法治的圣殿。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法制思想，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顺利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法制思想的理论精髓为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内在要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思想的精髓，同样也是邓小平思想的精髓。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中当然也始终贯穿着这一理论精髓。在这一基本精神的指导下，邓小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诸多问题作出了精辟的论述，同时，也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提出了诸多的内在要求。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要充分认识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认清法制的本质，批判地吸收一切可吸收、利用的合理因素，建立符合国内、国际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制建设应当反映我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情况，要尊重我国的历史传统观念，要考虑到人民的生活习惯。做到法律的制定能够反映出真实的社会实际，能够真正地为调整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服务。从本质上看，法制建立在国家制度基础上，是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不与国家的形态相对立。此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对于资本主义法制建设中的合理部分，可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区别的予以吸收，以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法制建设还要考虑世界全局，和国际接轨，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参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贸易关税体制、金融货币体系、企业经营机制等，都要按国际惯例办事。这就要求在我国的法律建设中，既要面向国内又要面向国外，对于国外的先进经验要大胆地解放思想，要充分的实事求是。

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我国法治的建设历程中，充分认识法治本质的基础上，广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宪法和法律得不到切实有效的遵行，无异于一纸空文。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和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对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宪法和法律还没有树立起至上的权威，在实际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十分严重。为此，邓小平多次要求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处理各种问题。法治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之上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重要的是要营造出一个民主、宽松的社会环境，使民主广泛地、真实地深入到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长期闭锁门庭导致的对世界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的戒惧，几千年的封建人治思想还在我国一定范围内持续。要清除这些障碍，就要在全党、全民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学习、借鉴世界法治文明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同时更要坚持实事求是，用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客观标准，排斥人治思想的干扰，树立法律的权威地位。

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做到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准确地适用法律，审理案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追究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在审理案件中，对于不同的案件，要区分不同的性质，分别予以对待。审理民事、经济案件，要尽量使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审理行政案件，要认识到原告、被告之间在实体上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特殊关系，敢于否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树立人民群众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信心，更好地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理刑事案件，不仅要靠“严打”，还要注意教育、感化和挽救。维护社会稳定，不单要着眼于打击犯罪的力量，还要以大局考虑，努力从教育、改造入手来避免犯罪和减少犯罪。同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加深法律的宣传和引导，普遍开展法律、法治社会教育，不断增强公民的法律、法治意识。法制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长期的，要加强法律人才培养，促进公民法制观念的提高。从长远的角度看，重要的是要从“娃娃”开始。在当前，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干部的教育，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使之正确、完整地把握国家法制建设的精神依法行政。

二、邓小平法制思想中的法理观为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

邓小平法制思想中的法理观突出强调了民主法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准确的概括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以多方面详细阐述了我国立法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法制思想中的法理观，是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的科学指南。

首先，邓小平同志多次阐述了关于民主法制的战略地位，将其作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且一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面的建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民主和法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没有充分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不行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要靠法制，按法制靠得住些”。民主和法制与现代化建设是密切统一的，民主和法制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为此，邓小平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为党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不允今后有任何动摇。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12月，邓小平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目的和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保障，“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律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这些论述是邓小平关于民主和法制的纲领性表述，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方向是从人治走向法治。可以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都与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一脉相承，是新历史时期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重大发展。

其次，邓小平法制思想准确概括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为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指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这十六字方针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主要领域都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有法可依是对我国立法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有法必依是对全体公民守法的基本要求；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是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它们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加强立法工作是贯彻十六字方针的前期条件，做到有法可依，第一步就是要加强立法。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环节，法治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提出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任务的同时，针对当时我国立法很不完备的情况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叫‘违法’，领导人的话变了，‘法’就跟着改变，所以，应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邓小平强调指出：“现在立法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可以试着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用的法律。”邓小平的立法指导思想，是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执法必严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克尽职守，执法如山，不徇私枉法，不放任任何违法行为，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一部好的法律能否发挥出良好的规范作用，这其中严格执法是一个决定性环节。没有严格的执法，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意义。执法必严要求在执法的过程上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把握立法宗旨，做到客观、公正、准确、及时。这是妥善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所必要的。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很好地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及时、公正解决人民群众之间的各种纠纷，避免人民内部矛盾的扩大，使全体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违法必究要求司法机关对于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律不承认任何等级的特权。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说，在我国不因违法者的性别、民族、种族、身份、地位等的不同而有差别待遇，在法律面前只有守法和违法之分，一切违法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律的作用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违法者予以惩罚和教育；一方面是保护大多数守法者的合法权益。只有对一切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的惩罚、教育作用，也就更多维护了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警示公民必须做到有法必依，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

正是在这十六字方针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立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正在成为现实，公民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

再次，邓小平法制思想科学总结了党与法、权与法的关系，为依法治国方略形成作了重要思想铺垫。党与法的关系是中国法制建设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既削弱法律的权威，也损害了党的威信。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明确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关键。一是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居于执政党地位，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保证法律的实施方面，具有特别重大责任，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二是党要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能否模范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是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如果党的活动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和制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根本不可能的。邓小平指出：“全党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党员“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三是党要保证司法部门依法独立办案。邓小平认为各级党委领导的第一条就是要保证法律生效、有效，特别强调“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事，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人都不能逍遥法外”。司法部门独立行使职权也就是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行事，丝毫不是脱离党的领导。相反，各级党的组织都应把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邓小平还提出“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这些都体现了党对司法工作的政治领导，邓小平关于党要保证社会主义法制有效实施的思想，为我们在新时期里处理好党和政府，党和宪法，法律的关系，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作出了重要铺垫。公务员之家

权与法是一对孪生姐妹，二者相生相克。在专制体制下，法律只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和奴隶，统治者完全凭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进行统治。只要法律完全沦落为权力的仆从地位，那么法律就可以按权力的需要被任意塑造。在这种情形下，法律是变态的，人同样是变态的。未被驯化的权力是野蛮的，犹如洪水猛兽，它使人类付出的代价，比起战争、饥荒和瘟疫，毫不逊色。而在法治状态下，法律具有至上的权威，权力必须在法律的轨道内运行。因此，法治通过对权力的规制，使权力的运行彻底摆脱了野蛮、任性的状态。我国历史上是个法治传统非常薄弱的国家。法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低微，基本上是权力支配法律。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时期内，尤其在“”中，法律虚无主义泛滥，以至出现了以政策代替法律，以领导人的评论代替法律的不正常现象。如何避免这类的发生呢？邓小平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可见，邓小平同志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解决权与法的关系问题，杜绝权力的滥用和腐败。

三、邓小平法制思想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方式和步骤，为实施依法治国伟大实践指明了方向

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民主法制建设所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很充分，这种状况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推行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前途的大事。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的误导或急躁，都有可能妨害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危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规律，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制建设方式、具体制度和措施，解决法制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需要一个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过程。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我们指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方式和步骤。邓小平同志指出：“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他还指出：“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他认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以我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同时又要大胆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经验。任何国家的法律制度都离不开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以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和创造中国特色有社会主义法律发展形式和发展道路。

我们要分析研究国外的先进经验，吸收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借鉴和吸收各国法律制度中进步因素，是社会主义法制具有生机和活力的体现。但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国体、政体和法制建设的方式上明确指出：“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党制。”“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因此，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既要有长远目标，又要有阶段性目标，逐步地推进和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地方人大政府正是在这一方向的引导下，使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经基本做到有法可依，并确立了到2010年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

四、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法制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的继承和发展

法制是现代文明的成果和标志，选择和坚持法制实际上就是选择和实现现代文明的法律价值和法律制度。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科学总结出依法治国的科学涵义，那就是“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与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执政党要依法执政的方针。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法律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尤其是法律实施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依法治国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我们要继续以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为指导，努力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

首先，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在全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搞好法制基础建设。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法律宣传教育，他明确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连续进行全国性的普法教育，坚持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公民的法律意识空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切身利益。人们的观念从“官告民”发展到“民亦可告官”，每年行政案件都在大幅度上升，从自觉守法向自觉地维护法律转变。只有人人守法，人人护法，勇于同一切违法行为做斗争，才能使法律发挥应有的效力，使法律更好体现人民的意识和利益，为人民服务。在加强全民法制观念的同时，党员干部队伍是法制教育的重点，大力加强司法队伍法制建设，依法执政，行政，认真执法，维护法律尊严，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

其次，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依法执政，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依法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执政党带头守法，对维护法律权威至关重要。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依法执政，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是十六大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党治国执政理念在继依法治国方略提出之后的又一重大发展。坚持依法执政，就是要通过法律程序，依法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依法把党的要求变成民众的力量，依法把党的作用变为社会的行动。坚持依法执政，就是要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领导决策，领导讲话，领导干部的任免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制度建党，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现代化，也才能更好地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真正把我国建成为一个法治的国家。

再次，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提高行政法治意识，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其基本含义在于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必须严格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把政府各部门行使职能转移到法治化的轨道上来。正如同志所指出的，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否则就会发生法治错位。依法行政反映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行政实施纲要》，总结了近年来推进依法行政区域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要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依法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制约行政权力，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期丰富和发展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体现。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依法行政，从严治政，不断提高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

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的同时，要保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改革，确保司法公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任何权利的侵犯，使司法工作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要从制度上防止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要完善监督机制，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司法监督，行政内部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都要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监督到位，效果明显。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违法要追究。

邓小平法制思想具有严格的科学性，鲜明的人民性，强烈的现实性和非凡的创造性。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从逐步恢复，健康发展到空前兴盛。学习，领会，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对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意义重大。在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与时俱进，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做好立法，执法，司法等各项工作，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从法制到法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依法治国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刘文海：《努力建设法治政府》,中组部《党建研究》2004年第8期

6、沈志先：《邓小平法制思想论略》,上海社科院《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6期

7、石亚军：《依法执政与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中组部《党建研究》2004年第7期

法制思想范文篇4

（一）、邓小平“依法治国”法制思想的历史背景

法制（legalsystem），即法律制度的简称，一般而言是指对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和经其受权的国家机关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邓小平的法制思想，是指他对法制所持的态度、基本观点或总的看法。“认识的逻辑进程与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是相一致的。”因而小平同志对法制的认识与法制在中国的发展是相一致的。虽然在《邓小平文选》第一、二、三卷中，我们很难找到“依法治国”、“法治”等明确表述，但我们通过对起其著作内在精神的领悟，却能够发现“依法治国”、“法治”恰恰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1、形成及阶段的划分

邓小平的法制思想的形成，根本上是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反映、总结和升华。一般认为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年**届**全会—**年**大，其主要观点基本形成。提出了法制对于民主、秩序的作用、“十六字”方针、加强立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打击经济犯罪等观点。第二阶段：**年**大—**年**大，其法制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一国两制、香港基本法律不变、通过法律来解决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一手抓建设和一手抓法制等观点。第三阶段：**大—**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十四大，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提出了“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还是靠得住些”等观点。

2、形成原因

（1）邓小平的法制思想是在对民主政治思想科学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奴隶制国家还是封建制国家，都深深地打上了专制的烙印。如：周天子说，法自君王出。封建社会更是如此。在西方，法国路易十四公然宣称“朕即国家”，德国希特勒大搞元首至上。虽然资产阶级革命使民主政治逐渐摆脱了神权与王权的控制与影响，但资本主义法制仍然有着深刻的阶级性，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怎样更好地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怎样建设和管理好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问题历史性的摆在了所有共产党人的面前。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早在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年7月，在与民主人士谈话时曾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监督”作为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的根本办法。这实际上就是对民主法制问题所作的最初设想与思考。而小平同志的法制思想则是对这种设想和思考的完善与发展。

（2）亲身经历的特殊体验是其法制思想形成的最直接原因。**年到**年的，使新中国本来就不健全和成熟的民主和法制蒙受了空前的灾难和致命的打击。使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无辜的人民群众在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审理的情况下就被定罪量刑，遭受了非公正的待遇，有的甚至含冤致死，教训极为深刻。如刘少奇和。小平同志自身三起三落的不凡经历，正是由于民主和法制的缺位造成的。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和对领导人的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小平同志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律，同志早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p333“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2〕p379没有法制保障的社会，每个人都惶惶不可终日。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民主和法制倒退、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心涣散、学术研究停滞不前。

（二）、主要观点

1、现代社会离不开法制。

（1）法制对于民主、经济、文化和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

现代社会的形态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如都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理性文化和追求有序的社会环境等，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法制。因此，小平同志在这方面有着许多论述。

A、实行、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离不开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除了前者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外，还在于它真正实现了民主，而非仅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宪法或基本法律里面。社会主义民主是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实现的。要使民主得到落实，具有连贯性和稳定性，必须用法制的形式把这些制度确定下来。“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p146因为法律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党的意志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是阶级统治与社会管理的统一，并通过利益分配来体现社会正义。加之它的制定与出台必须严格遵守各项程序，因而具有最高权威和相对稳定的特性。

B、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法制来引导、规范和保障，法制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保护神。道德是社会利益一元化的产物，而法制则是社会利益多元化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利益主题多元化则要求对各利益主体加以有效和明确的保护，法制的本质和特征决定它能够胜任这一职责。纵观整个人类世界，越是法制完善的地方，其市场经济越发达。市场经济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是一种平等经济，它要求各市场主体不论是国家还是普通公民都必须以平等身份参与其中。而法制则恰好可以使各主体地位平等，排除强权的干扰，使价值规律得以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使市场经济朝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随着我国入世的成功，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由于世贸组织是一个法制性极强的组织，这就要求我国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更好的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

C、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法制，法制是社会主义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不光要建设物质文明，同样也要建设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属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精神文明理所当然属于文化的范畴之列。《韩非子．五蠹》：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但这并不意味着物质文明必然会带来精神文明。“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当然，精神文明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成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搞市场经济，搞改革开放，必然会使一部分人的义利观、奉献精神乃至道德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必然会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得以混杂进来。这就要求我们对诸多现象进行规范，必要时予以制裁或惩罚。小平同志也说过“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现象，如吸毒、、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4〕p379

D、法制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三大手段之一。“秩序是指社会生产方式摆脱了偶然性和任意性而表现出来的形式，生产方式的历史个性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也决定着秩序的社会性质。秩序的最终力量来源于生产关系的合理性。”〔5〕p292“秩序表现为关系的稳定性，行为的规范性，进程的连续性以及心理和财产的安全性。”〔6〕p293无序的社会则动荡不安，甚至连人民的生命，财产等最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因此，人们都纷纷追求社会的秩序性。“中央、国务院和各地领导机构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坚决发扬民主的同时，大力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确保安定团结。”〔7〕p162法律的特征和本质决定了它对于维护秩序的重要性，因而法律才与宗教，道德一道并称为社会关系的三大调节器。

（2）治党必须依靠法制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8〕p146依靠法制来处理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是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水平的转换，巩固和提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党的执政地位不是自己争来的，而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群众的选择。作为执政党，理所当然要实行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而领导方式和执政水平则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地位。怎样改善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成了共产党人一个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法制建设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根本的方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法制的稳定性、连贯性、明确性、科学性有利党的政策、方针、纲领及路线得以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法制的程序性有利于党的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法制是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国家权力的最终行使者是人民大众，执政党通过把其大政方针上升为国家意志，转变为法律，有利于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统一。法制能够对执政党起到必要的制约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其权力是巨大的。权力越大，越难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众所周知，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把执政党的各项权力纳入?椒ㄖ频姆段冢欣诩跎倨渲凑乃嬉庑裕欣谄淙Φ恼沸惺梗怪凑炒τ谌嗣竦募喽街拢欣谥凑臣忧孔晕壹喽健J蛊渖俜复砦螅獯恿硪环矫胬唇哺嵌灾凑车墓匦暮桶ぃ龇嵌灾凑车南魅鹾团懦狻?o:p>

2、法的创制和实施必须遵循“十六字”方针和四项基本原则。

（1）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等著作中多次提到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从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对如何进行法制建设做出了高度的概括并指明了方向。

A、立法要作到有法可依。所谓立法是立法主体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通过立法活动构造健全的法律体系，从而使有法可依变为现实。有法可依作为“十六字”方针的第一个环节，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因此，应该大力加强立法工作。首先是有与无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就跟着改变。所以应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它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9〕p146其次是量与质的问题。“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10〕p147这两个问题充分体现了小平同志在立法方面辩证地看待各种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品质。

B、守法要作到有法必依。法的遵守，通常简称为“守法”，是指国家机关、政党、社团、法人和公民个人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去从事各种事务和行为的活动。守法是法的实施中最重要的基本要求，也是法的实施最普遍的基本方式。因为法律虽然是以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施的，但法律并不具有直接的强制性，只有当法律没有被遵守和执行时，国家强制力才起作用。不能设想每项法律的实施都需要国家强制力的直接参与。所以，公民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按照法律办事，才是最可靠的。在所有的守法主体中，执政党守法是最重要的。如果执政党带头守法，自觉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则能对其他主体起到示范作用，有利于树立法制的权威。反之，则否。“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还是要靠得住些。”〔11〕p379“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2〕p380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严格依法办事，同样，在对专政对象的处理上也应守法。“要按照法律，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进行严肃的处理。”〔13〕p175

C、执法要作到执法必严。执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执法是指一切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执法；狭义的执法仅指行政机关贯彻落实各项法律制度的活动。法学中所讲的执法一般都是从狭义的意义上来讲的。“法的生命在于运行。”一般而言，法律的强制力都是通过执法活动而体现出来的，只有通过严格的执法活动，才能使法制的尊严得到体现。如果执法不严，就会使法律的强制性得不到体现，从而极大地损害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尊严，导致人们守法意识的淡薄。更为严重的是这会动摇有法必依的普遍原则，并且会使违法必究成为空话。法律能够被严格的执行，这要求所执行的法律必须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也就是说，法律必须符合社会道德、符合人们的心理和生理特征、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法律条文不光要有行为模式和前提假设，更要有对法律后果的明确规定，使其具有可操作性。没有道德的支撑法律就会瘫痪；没有法律作为后盾道德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与此同时，必须加强对执法活动本身的立法工作即行政立法，以此来规范执法活动。因为行政执法往往不受程序的约束，行政权力也极易膨胀，很容易侵犯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事实上，社会上发生的许多侵权案件都与国家行政权力的滥用有关。如强制拆迁等。近年来国家把“问责制”广泛的引入到了行政领域，作为行政改革的一项新的措施。这对于增强执法主体的责任意识、规范执法行为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D、司法要作到违法必究。所谓司法是指司法机关运用法律处理相关案件的活动，是对违法行为的一种纠正。违法必究是指“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14〕p332要真正作到违法必究，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司法要独立。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在法律的权限内独立的行使职权，不受其它国家机关的干预。一般而言，司法独立的最大障碍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干预。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守法与严格执法的重要性。司法独立的关键在于法官独立。法官只服从于法律，只对法律负责。在我国，各个层次的法院之间是一种审级关系和互相监督的关系，而非上下级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符合司法独立的原则。但法院内部设院长的做法却不利于法官独立，因为院长是一种行政职务，行政的特色是首长负责制，它追求的是效率，院长拥有一票否决权。这显然有背于法官独立的司法原则，在实践中容易使普通法官屈从于院长。因此，应对这种设置进行改革。院长首先是法官，然后才是院长。其次，大力提高司法人员（一般不包括书记员、司法系统内部的后勤人员和法警等）的素质。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提高司法人员的从业门槛，所有从业人员都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从而使一批业务素质过硬、道德品质优良的人员进入到司法系统。

（2）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我国法制建设的总的政治要求：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我国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马列主义、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引导我们夺取胜利的可靠保障；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实现民主是法治的终极目标之一；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领导核心，我们今天所取得的各项成就都离不开她的领导；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因此，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现代化建设不偏离航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根本保障。法制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我们既要用法制把四项基本原则确定下来，更要在法制中体现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在精神。事实证明：在中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行不通的、是极其危险的，它会使我们所有的努力白费，使我们所取得的成果付诸东流。小平同志在这一点上态度最坚决、旗帜最鲜明，他说：“究竟什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不会改变的，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谈不上安定团结，什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15〕p146

3、树立法律意识是中国法制建设的重中之重。

“徒法不足以行。”按照法律办事当然需要有制定完备的法律，但更重要的是公民要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关于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的辨证关系告诉我们：正确的意识能够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事物的发展和进步。人的任何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在意识指引之下进行的，因此树立正确的意识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小平同志所言“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届**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16〕p163“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7〕p332在我国，宗法观念、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仍一定程度地存在着，公民权利义务观念相当薄弱，出了问题往往是找关系、找权力，而不是找法律，更谈不上对法律的信仰。不仅如此，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使得意识一旦形成以后，可以脱离其产生的物质基础和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存在一段时间。

小平同志集中讲到了应树立以下二种法律意识：（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据考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来源于古希腊时期雅典执政官梭伦所确立的“私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平等主要包括守法平等和司法平等。守法上的平等是指任何国家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政党组织及公民个人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权限来管理国家、社会事务以及处理不同守法主体之间的关系。“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18〕p332司法上的平等是指不论谁违反了法律，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有超越法律之外、之上的权利，决不容许任何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他特别强调“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19〕p152“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20〕p147（2）权力制约的思想。我国的权力制约思想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的思想。“我们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21〕p220“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22〕p339“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23〕p321在我国，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机关各司其职，但不是三权分立，互相平行的关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拥有最高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相互独立，但都对全国人大负责，受其监督。这样的设置有利于保证国家权力的统一，最大限度的实现人民的意愿。

当前，我国人民的法律意识还相当薄弱。不懂法、不守法、违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甚至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带头违法违纪，极大地破坏了法制的权威，败坏了社会风气，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严重干扰了法制的实施。法律意识的确立，需要花大力气，需要长期营造一种崇尚法律的社会氛围。“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24〕p163在社会上大力推进普法教育和宣传，从小就开始抓，使公民从小就养成知法、守法的意识，从而增强全民族的法律意识。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已完成普法知识教育的两个五年计划，显著增强了公民的法制观念。

4、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法制思想是不同法系之间的移植和共处

“法系是依据法律的历史渊源和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存在形式和运行方式，而对现存和历史存在过的各种法律制度所做的分类。”〔25〕p99因此，具有相同历史渊源、传统以及相同存在方式和运行方式的法律制度才属于同一法系。在人类社会早期，相邻近的国家往往属于同一法系。但是，伴随着航海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大加速了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进程，法系不再以地域为限。根据目前法学界的一种观点，把世界分为五大法系：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中华法系、伊斯兰法系和印度法系。英美法系是对承袭英国中世纪的法律传统而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的总称，英、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属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是对在《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的总称，法、德、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及拉丁美洲等的许多国家的法律都属于大陆法系；中华法系是对以《唐律疏义》为蓝本而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的总称，主要包括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伊斯兰法系是对受《古兰经》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的总称，主要包括伊斯兰世界；印度法系是对在《摩奴法典》影响下而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的总称，主要指印度等国家。前两种法系仍是活法系，后三种法系已成为死法系。

“法律移植是指：“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和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制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有。”〔26〕p210

（1）不同法系之间的移植。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离开其它国家和地区而封闭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出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融合。法律制度的出现是政治文明的一个表现，因而法律制度的融合成了势不可挡的趋势，况且西方有着悠久的法治传统、浓郁的法律意识和完备的法律制度。“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习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27〕p180因此，我们应该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

（2）不同法系的共处。这个问题在我国是一个很突出并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无能，导致国土沦丧骨肉分离，香港、澳门、台湾分别被英国殖民者、葡萄牙殖民者和日本侵越者以租借的方式强行占领，为了推行其殖民政策，便在港、澳、台推行各自的法律制度。这样一来，香港便属于英美法系，澳门和台湾便属于大陆法系。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逐渐强大繁荣起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尊重历史和各国人民情感的基础上，以一种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非凡气魄和胆识，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方针，使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顺利解决，并为其它国家和地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但与此同时，不同法系的相处问题也摆在了我国政府和人民面前。**年4月4号，第七界全国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使这个问题得意解决。《基本法》实际上是特别行政区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其它法律都不得超越《基本法》的规定和它所体现的法律精神。“过去我曾经讲过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28〕p220“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提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29〕p221“所以，保持中央的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30〕p221“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31〕p221

二、邓小平“依法治国”法制思想的发展

（一）、邓小平“依法治国”法制思想的发展历程。

依法治国方略是我们党在实践中长期探索的结果。在党的**届**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中先后两次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可以说，邓小平同志的法制思想为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世纪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其中，他对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发展就是光辉的范例。在1996年2月8日中南海的法制讲座上，同志提出要依法治国，强调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随后，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把依法治国载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人大把这一方略确立为宪法原则，正是对长期以来探索依法治国之路的理论和实践的高度概括。

（二）、依法治国的内涵。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同志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所谓依法治国，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也作了明确的回答：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在党的重要文件中阐明党的新的执政理念，并上升到方略的高度，标志着中国高层领导核心对我国治国方略在认识上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999年，在对现行宪法所作的第三次修改中，依法治国被写进了宪法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

人民群众是而且必须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是依法治国的领导核心，因为她是中国的执政党，必须实行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她作为执政党而存在的原因前文已作过表述；宪法和法律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依据，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办事，否则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彻底的法治，而是人治；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社会事务是依法治国的客体，也就是说国家的一切事务都必须依靠法律来解决；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是依法治国所要实现的目标，这说明法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不是一蹴而就和一朝一夕的事情，具有长期性，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社会状态和模式。

法治（Ruleoflaw），即法的统治，与人治相对。它既可以表示为一种治国方略，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模式。作为治国方略，一般而言是指在众多社会治理方略中主要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依法治国与法治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因为它们都可以作为一种治国方略而存在。要实行法治，所必须具备的国家构造和社会条件是：政治生活必须民主、权力必须有适当而有效的制衡、法律必须得到普遍的遵守和服从、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和稳固以及理性的文化。缺少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能称为法治。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包涵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所遵循的法律必须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二、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和服从。实行依法治国，实际上是对人治传统的彻底摈弃，是从人治到法治的根本转变。

今后，真正实现这个根本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法治国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这种“共识”中也还有不同认识的差距。但无论如何，由人治转向法治，同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都是基本国策上的根本转变，具有非常深远、重大的意义。

三、结语

（一）、邓小平的法制思想是依法治国的理论依据。

1、依法治国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这是对小平同志法制思想中守法思想的深刻理解和领会。其守法思想指明了一切守法主体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是法律得以实施的基本方式和重要保障，办任何事情都不能离开、脱离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和协作，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杰出人物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得到体现和发挥出来。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则体现了这一思想。这要求必须作好人民群众的教育工作和普法宣传工作，在全社会树立起强烈的法律意识。

2、依法治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前提和依据，这是对小平同志法制思想中立法思想的灵活运用。其立法思想中关于有与无、量与质的睿智思想表明：健全的法制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先决条件；高质量的法制体系是依法治国方略能够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这要求我们必须有一支高效、精干的立法队伍。

3、依法治国要以党为领导核心，这是对小平同志法制思想中我国法制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总的政治要求的准确把握。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抓住了这一点也就等于抓住了其全部精髓。

4、小平同志法制思想的第一点中关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理性文化对于法制建设的作用的论述和第三点中权力制约的思想对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的论证，指出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所必需的国家构造和社会条件，是对建设法治国家的初步设想。

（二）、邓小平的法制思想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

1999年在对现行宪法所做的第三次修改中，依法治国被庄严的写进了宪法，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中国在通向法治之路上迈出的最为坚实的一步。同志每次都亲自参加党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2002年，同志在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二十周年之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些都昭示了执政党对法制建设的高度重视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决心和信念。在小平同志“十六字”方针的指引下，民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等基本法律得以迅速制定并完善，形成了较为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改变了无法可依的局面；通过对司法系统的改革，使司法人员的素质得到了显著的提高；通过开展普法教育和对大案、要案及名人、高干、高干子弟违法案件的处理，使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得到加强，使平等观念、法律之上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混乱局面。

（三）、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对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创新和发展。

1、法治较之法制更加科学、准确的表达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施政方略。因为法治与法制有以下区别：

（1）词义不同。这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作过明确的表述，此处不再赘述。

（2）出现的先后次序不同。真正的法制自奴隶制社会便已形成，它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但法治直到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出现，前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法治的局面。

（3）所处的状态不同。法制一旦制定出来，其存在形式相对要稳定得多，是一种静态；法治则是一种动态，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使法制得以落实的过程。

（4）覆盖的范围不同。不论是善法或是恶法，都可以成为法制；而法治则要求所制定的法必须是善法，恶法非法。

（5）内涵不同。法制相对于道德和宗教而言，而法治则相对于人治而言；法治以民主精神、法律至上的原则为核心，而法制则不然。

2、在平等思想和权力制约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法律至上和宪法至上的思想。法律至上，是指任何人、组织、团体和政党等都必须服从法律，不能超越法律。宪法至上，是指宪法在国家和一切社会生活中享有最高权威，任何法律都不能脱离、超越甚至背离宪法的精神。我们实行法治，就要求我们所制定出来的法律应该得到普遍的遵守和服从，应该具有无上的权威。法治的精髓在与法律至上。法治的精髓在于宪法至上，因为任何法律都是依据宪法制定出来的，都不能超越宪法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法律精神，必须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

法制思想范文篇5

本文阐述分析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从逐步恢复，健康发展到空前兴盛，是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的。通过对依法治国新的伟大实践的探讨，来阐明邓小平法制思想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它所体现的时代精神。邓小平法制思想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伟大实践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法制思想对于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法制思想；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理论探讨；现实意义

邓小平法制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法治不懈追求的思想结晶，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伟大实践的理论基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邓小平，他对中国法制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于深刻地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民主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以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科学、全面地阐释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和法治的圣殿。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法制思想，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顺利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法制思想的理论精髓为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内在要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思想的精髓，同样也是邓小平思想的精髓。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中当然也始终贯穿着这一理论精髓。在这一基本精神的指导下，邓小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诸多问题作出了精辟的论述，同时，也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提出了诸多的内在要求。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要充分认识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认清法制的本质，批判地吸收一切可吸收、利用的合理因素，建立符合国内、国际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制建设应当反映我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情况，要尊重我国的历史传统观念，要考虑到人民的生活习惯。做到法律的制定能够反映出真实的社会实际，能够真正地为调整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服务。从本质上看，法制建立在国家制度基础上，是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不与国家的形态相对立。此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对于资本主义法制建设中的合理部分，可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区别的予以吸收，以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法制建设还要考虑世界全局，和国际接轨，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参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贸易关税体制、金融货币体系、企业经营机制等，都要按国际惯例办事。这就要求在我国的法律建设中，既要面向国内又要面向国外，对于国外的先进经验要大胆地解放思想，要充分的实事求是。

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我国法治的建设历程中，充分认识法治本质的基础上，广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宪法和法律得不到切实有效的遵行，无异于一纸空文。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和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对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宪法和法律还没有树立起至上的权威，在实际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十分严重。为此，邓小平多次要求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处理各种问题。法治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之上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重要的是要营造出一个民主、宽松的社会环境，使民主广泛地、真实地深入到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长期闭锁门庭导致的对世界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的戒惧，几千年的封建人治思想还在我国一定范围内持续。要清除这些障碍，就要在全党、全民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学习、借鉴世界法治文明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同时更要坚持实事求是，用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客观标准，排斥人治思想的干扰，树立法律的权威地位。

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做到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准确地适用法律，审理案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追究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在审理案件中，对于不同的案件，要区分不同的性质，分别予以对待。审理民事、经济案件，要尽量使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审理行政案件，要认识到原告、被告之间在实体上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特殊关系，敢于否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树立人民群众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信心，更好地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理刑事案件，不仅要靠“严打”，还要注意教育、感化和挽救。维护社会稳定，不单要着眼于打击犯罪的力量，还要以大局考虑，努力从教育、改造入手来避免犯罪和减少犯罪。同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加深法律的宣传和引导，普遍开展法律、法治社会教育，不断增强公民的法律、法治意识。法制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长期的，要加强法律人才培养，促进公民法制观念的提高。从长远的角度看，重要的是要从“娃娃”开始。在当前，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干部的教育，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使之正确、完整地把握国家法制建设的精神依法行政。

二、邓小平法制思想中的法理观为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

邓小平法制思想中的法理观突出强调了民主法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准确的概括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以多方面详细阐述了我国立法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法制思想中的法理观，是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的科学指南。

首先，邓小平同志多次阐述了关于民主法制的战略地位，将其作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且一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面的建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民主和法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没有充分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不行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要靠法制，按法制靠得住些”。民主和法制与现代化建设是密切统一的，民主和法制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为此，邓小平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为党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不允今后有任何动摇。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12月，邓小平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目的和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保障，“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律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这些论述是邓小平关于民主和法制的纲领性表述，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方向是从人治走向法治。可以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都与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一脉相承，是新历史时期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重大发展。

其次，邓小平法制思想准确概括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为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指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这十六字方针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主要领域都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有法可依是对我国立法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有法必依是对全体公民守法的基本要求；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是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它们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加强立法工作是贯彻十六字方针的前期条件，做到有法可依，第一步就是要加强立法。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环节，法治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提出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任务的同时，针对当时我国立法很不完备的情况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叫‘违法’，领导人的话变了，‘法’就跟着改变，所以，应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邓小平强调指出：“现在立法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可以试着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用的法律。”邓小平的立法指导思想，是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执法必严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克尽职守，执法如山，不徇私枉法，不放任任何违法行为，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一部好的法律能否发挥出良好的规范作用，这其中严格执法是一个决定性环节。没有严格的执法，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意义。执法必严要求在执法的过程上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把握立法宗旨，做到客观、公正、准确、及时。这是妥善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所必要的。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很好地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及时、公正解决人民群众之间的各种纠纷，避免人民内部矛盾的扩大，使全体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违法必究要求司法机关对于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律不承认任何等级的特权。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说，在我国不因违法者的性别、民族、种族、身份、地位等的不同而有差别待遇，在法律面前只有守法和违法之分，一切违法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律的作用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违法者予以惩罚和教育；一方面是保护大多数守法者的合法权益。只有对一切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的惩罚、教育作用，也就更多维护了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警示公民必须做到有法必依，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

正是在这十六字方针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立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正在成为现实，公民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

再次，邓小平法制思想科学总结了党与法、权与法的关系，为依法治国方略形成作了重要思想铺垫。党与法的关系是中国法制建设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既削弱法律的权威，也损害了党的威信。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明确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关键。一是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居于执政党地位，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保证法律的实施方面，具有特别重大责任，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二是党要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能否模范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是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如果党的活动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和制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根本不可能的。邓小平指出：“全党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党员“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三是党要保证司法部门依法独立办案。邓小平认为各级党委领导的第一条就是要保证法律生效、有效，特别强调“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事，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人都不能逍遥法外”。司法部门独立行使职权也就是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行事，丝毫不是脱离党的领导。相反，各级党的组织都应把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邓小平还提出“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这些都体现了党对司法工作的政治领导，邓小平关于党要保证社会主义法制有效实施的思想，为我们在新时期里处理好党和政府，党和宪法，法律的关系，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作出了重要铺垫。

权与法是一对孪生姐妹，二者相生相克。在专制体制下，法律只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和奴隶，统治者完全凭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进行统治。只要法律完全沦落为权力的仆从地位，那么法律就可以按权力的需要被任意塑造。在这种情形下，法律是变态的，人同样是变态的。未被驯化的权力是野蛮的，犹如洪水猛兽，它使人类付出的代价，比起战争、饥荒和瘟疫，毫不逊色。而在法治状态下，法律具有至上的权威，权力必须在法律的轨道内运行。因此，法治通过对权力的规制，使权力的运行彻底摆脱了野蛮、任性的状态。我国历史上是个法治传统非常薄弱的国家。法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低微，基本上是权力支配法律。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时期内，尤其在“”中，法律虚无主义泛滥，以至出现了以政策代替法律，以领导人的评论代替法律的不正常现象。如何避免这类的发生呢？邓小平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可见，邓小平同志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解决权与法的关系问题，杜绝权力的滥用和腐败。

三、邓小平法制思想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方式和步骤，为实施依法治国伟大实践指明了方向

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民主法制建设所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很充分，这种状况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推行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前途的大事。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的误导或急躁，都有可能妨害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危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规律，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制建设方式、具体制度和措施，解决法制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需要一个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过程。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我们指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方式和步骤。邓小平同志指出：“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他还指出：“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他认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以我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同时又要大胆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经验。任何国家的法律制度都离不开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以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和创造中国特色有社会主义法律发展形式和发展道路。

我们要分析研究国外的先进经验，吸收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借鉴和吸收各国法律制度中进步因素，是社会主义法制具有生机和活力的体现。但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国体、政体和法制建设的方式上明确指出：“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党制。”“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因此，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既要有长远目标，又要有阶段性目标，逐步地推进和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地方人大政府正是在这一方向的引导下，使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经基本做到有法可依，并确立了到2010年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

四、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法制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的继承和发展

法制是现代文明的成果和标志，选择和坚持法制实际上就是选择和实现现代文明的法律价值和法律制度。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科学总结出依法治国的科学涵义，那就是“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与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执政党要依法执政的方针。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法律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尤其是法律实施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依法治国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我们要继续以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为指导，努力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

首先，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在全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搞好法制基础建设。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法律宣传教育，他明确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连续进行全国性的普法教育，坚持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公民的法律意识空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切身利益。人们的观念从“官告民”发展到“民亦可告官”，每年行政案件都在大幅度上升，从自觉守法向自觉地维护法律转变。只有人人守法，人人护法，勇于同一切违法行为做斗争，才能使法律发挥应有的效力，使法律更好体现人民的意识和利益，为人民服务。在加强全民法制观念的同时，党员干部队伍是法制教育的重点，大力加强司法队伍法制建设，依法执政，行政，认真执法，维护法律尊严，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

其次，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依法执政，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依法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执政党带头守法，对维护法律权威至关重要。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依法执政，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是十六大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党治国执政理念在继依法治国方略提出之后的又一重大发展。坚持依法执政，就是要通过法律程序，依法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依法把党的要求变成民众的力量，依法把党的作用变为社会的行动。坚持依法执政，就是要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领导决策，领导讲话，领导干部的任免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制度建党，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现代化，也才能更好地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真正把我国建成为一个法治的国家。

再次，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提高行政法治意识，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其基本含义在于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必须严格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把政府各部门行使职能转移到法治化的轨道上来。正如同志所指出的，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否则就会发生法治错位。依法行政反映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行政实施纲要》，总结了近年来推进依法行政区域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要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依法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制约行政权力，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期丰富和发展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体现。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依法行政，从严治政，不断提高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

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的同时，要保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改革，确保司法公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任何权利的侵犯，使司法工作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要从制度上防止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要完善监督机制，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司法监督，行政内部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都要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监督到位，效果明显。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违法要追究。

邓小平法制思想具有严格的科学性，鲜明的人民性，强烈的现实性和非凡的创造性。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从逐步恢复，健康发展到空前兴盛。学习，领会，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对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意义重大。在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与时俱进，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做好立法，执法，司法等各项工作，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从法制到法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依法治国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刘文海：《努力建设法治政府》,中组部《党建研究》2004年第8期

6、沈志先：《邓小平法制思想论略》,上海社科院《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6期

7、石亚军：《依法执政与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中组部《党建研究》2004年第7期

法制思想范文篇6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在上海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法制建设的过程中，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法制思想为自己的法制建设的行动指南。

1．1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产生与发展

马克思自幼深受做律师的父亲影响，其法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法制思想的启蒙时期。这个时期主要集中在1835年10月进波恩大学攻读法学至1844年。当时，面对言论自由受封建势力的打压，马克思深入分析和思考了法与自由的关系，明确提出“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1］，继承了近代启蒙思想家的自由观，并提出法制化才是维护人民自由的手段。第二阶段:法制思想的发展成熟时期。马克思在1844年参与《德法年鉴》的工作之后，其法制思想迅速发展成熟，在法的本体论、法的本质论、法的职能论、法的历史规律论、法的关系论、人权论、部门法论、对资产阶级法津和法律学说的批判、法学方法论等方面形成了系统的观点。他已经将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置于经济基础之上，对法制的理解已经脱离了唯心主义。马克思与恩格斯一道，共同创立唯物主义的法制理论体系，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法制时代。

1．2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的中国化

马克思与恩格斯一生都在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他们的法制观始终围绕人的解放和争取自由为核心，深入批判了资产阶级法的阶级属性和局限性，揭示了法的一般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是人类解放事业的重要财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法制思想是建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和日耳曼民族传统之上的。因而，各国在适用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的过程中不能只采取单纯的拿来主义，而必须根据本国和本民族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的设计。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后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的中国化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原有的法律体系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一步吸取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的精髓，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的中国化。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段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中国化的历史。

2法制建设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2．1建章立制巩固革命成果，开启法制建设的中国化进程

是马克思主义法制中国化的开启者。早在1918年，组织“新民学会”进行革命实践活动时就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组织机体必须建立在完善的规章制度基础上，确保组织的纯洁。此后，的法制观念不断深化，特别是在经过两次国民革命战争的洗礼，愈发感受到法制建设中国化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中国这种专制传统浓重、封建残余势力强大的国家，对于如何搞好民主更是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在中国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简单地改变法律、破除旧法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经历一定的历史阶段，于是他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正是这一理论指导中国人民破除重重困难，建立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前后，率先提出要走法制道路，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人民的意愿，摆正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位置。建国前，深刻地总结了解放区政权建设的经验，领导全国进步的政治团体制定了具有广泛政治基础的《共同纲领》，并在纲领基础上成立了新中国;又先后制定了《婚姻法》《法》《工会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1954年制定了我国的第一部宪法，极大促进和保证了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62—1963年相继起草了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准备征求意见后正式通过，以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遗憾的是，史无前例的“”干扰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

2．2构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框架，邓小平引领法制建设中国化的全面展开

的结束掀起了法制建设的新一轮高潮。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想法，特别是提出了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框架，并逐步理顺了党、国家和军队的关系，要求在法制的框架内实现人民生活和国家生活的正常化。第二代领导集体不但要求要搞好改革开放，而且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同时搞好，用法制的手段捍卫社会主义事业。在这些理念的指引下，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法制思想逐步清晰，在内容和实质上都继承了以为中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法制建设中国化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完善了法制建设的脉络:首先，坚持将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例如，1978年12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在此，邓小平不仅将民主摆在国家生活的首位，还强调应当将民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其次，吸收西方立法经验，完善民事领域立法，确保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邓小平倡导吸收人类社会一切有用的经验，特别是在民事领域，不断引入创新观念，《经济合同法》《民法通则》和《商标法》等民事、经济法律的制定，进一步提供了经济建设的法律保障，推进了经济社会的法制化。最后，树立法律权威，注重法律实施，提出了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邓小平要求法律的制定实施要体现权威性，不允许有超越法律的特殊党员存在，一定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3］，确保国家的各项规章制度能够落实到实处。

2．3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推动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建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了大寒流，包括苏联在内的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中国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毅然前行，坚定不移地带领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在此时期也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国政府的职能被重新定位，政府部门经历了机构改革，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式提出“法治”概念，为中国法制的革新和法制建设的中国化提出了新的努力方向，实现了“法制”向“法治”的过渡。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党和国家、人民的关系模式，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随后，“依法治国”概念在1999年被正式写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在追求人民幸福、人民民主的过程中，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

2．4倡导和谐平等的社会法治模式，进一步助推文明成果的法制建设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深刻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我国已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以为领导中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以“保稳定、促发展”为核心理念，不断落实和发展依法治国理念，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成果的法制建设。第四代领导集体在法制建设中国化的进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思想。一是提出了和谐法治的思想。在2005年9月4日会见世界法律大会代表时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相处，都需要法治加以规范和维护。”第四代领导集体不仅践行依法治国的理念，而且也对依法治国增添了和谐的内涵。二是科学定性了法治国家的内涵，并明确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依法治国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三是理顺了法治国家与政党的关系，依法治国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维护法治的权威、实现公平正义。

3法制建设中国化中的问题与突破

3．1中国法制建设中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国化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程中，党不但在内部制度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带领中国人民在国家建设中同样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迅猛以及中国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中国法制建设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法制建设落后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在90余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社会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法制建设实践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法律规定落后于社会现状，无法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要求。其次，误读党的建设与国家法治建设的关系。法制建设的实践应当是将党的建设与国家的法制建设置身于同一个平面，应当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法治建设。但是，近年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误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坚持党的领导绝对化，有以党代政的倾向;二是错误认为，宪法规定党组织和党员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因而认为法律与党之间存在剧烈的矛盾冲突，党和国家之间是割裂的矛盾关系。最后，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法制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重大改革。但是，部分观念却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与法制建设对立起来，将法制建设看作是一种脱离马克思主义指导进程、是一场全盘西化的改革，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将西方倡导的资本主义民主法制机械地套用到我国。

3．2法制建设的突破

法制思想范文篇7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

的民主、法制思想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和研究的民主、法制思想，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对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的民主、法制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很多有份量的文章。本文试就20世纪90年代民主、法制思想的有关研究，进行综述，以对思想研究做点有益的工作。

一、关于民主思想的研究

的民主思想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几乎涉及到了民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考察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民主思想的历史分期问题

关于某事物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期问题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民主思想的历史分期问题也存在着很多争论。有的学者[1]提出民主思想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追求民主新秩序时期，新民主主义民主的提出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实施阶段，大民主的追求时期。还有的学者[2]就民主思想的某一时期进行探讨，特别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形成时间，提出前后说。在众多的探讨中，较为全面的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的诋乘光于1995年提出的四阶段说。[3]

第一阶段：1920年前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民主思想丰富和初步发展阶段。1920年前后，看到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转而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革命实践中，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研究和探索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特点和发展规律，创立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的思想。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民主思想丰富和初步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民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一方面继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原则，进一步阐发了他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另一方面，又自觉地把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权建设的实践，积极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

第三阶段：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66年“”前夕。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问题的探索。这一时期民主思想发展呈现出两个倾向。其一，着眼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由此考虑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问题。其二，着眼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问题，从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出发，来考虑社会主义民主问题。

第四阶段：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这一阶段是亲自发动和领导“大民主”运动阶段。

（二）对民主观的深思

许多学者本着“为在中国实现有自己特色的、真正的民主”的目的，对民主观中的一些失误进行了研究。

1.“人民”范围界定的困难。国防大学的赵东斌[4]认为的民主观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观。这无疑具有高度的合理性，但实践证明实际操作比较困难，剖析关于“人民”的定义，可以发现他是以国家、民族的最大利益为参照物制定的，但“人民”应由谁来界定范围？是领袖还是人民？选择了领袖界定人民的范围，形成了专断的倾向。现在看来，比较好的方法是人民界定“人民”。

2.“大民主”的教训。赵东斌[4]认为在其错误理论及错误估计下发动和进行的“大民主”运动，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非但没有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复兴，反而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衰败。它留给我们的只有深深的创伤和沉重的教训。通过对“大民主”的剖析认为，它留给我们三点教训：一是在不同的历史状态下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二是民主只有通过法制才能实现；三是对国家政权建设要有科学态度。

3.“为民作主”代替人民民主。赵东斌[4]认为晚年对阶级斗争错误估计，认为正常的领导秩序已经不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手段，而已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障碍。于是他试图用个人崇拜扫除实现人民民主的障碍，把人民民主转向“为民作主”。“为民作主”实际上离开了民主的本义，而没有把人民摆在应有的、最高的位置，因而，“为民作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这一错误转向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4.对民主作用和地位的曲解。北京大学的杨松[5]认为晚年强调了民主的“手段”地位，认为民主只有通过集中才能为经济基础服务。这实际曲解和贬低了民主的作用和地位，这种认识直接导致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与退步。

（三）关于民主思想的评价

大多数学者通过对民主思想的研究认为：尽管在其晚年犯了发动“”、“大民主”运动这样的错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使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曾一度停滞不前，甚至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衰败。但就其整个民主思想而言，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特别是他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作为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作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当然，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的民主思想也应有所发展，而且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就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民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关于法制思想的研究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密切联系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实际，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对法制思想的研究，集中于1993年中国检察学会为纪念诞辰100周年而组织部分专家进行的深入研究，所涉及内容包括：保持廉洁、反对腐败思想，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宪政思想，刑法思想，行政法思想，民法思想，改造罪犯思想以及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法制思想。1993年以后，也有许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法制思想进行了研究。

（一）关于的宪政思想研究

关于的宪政思想，学者们[7]认为的宪政思想是思想中关于政权理论，特别是关于民主与法制建设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宪政思想。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背离了宪政思想，犯了错误，使民主与法制建设受到破坏。邓小平纠正了晚年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宪政思想。

张连声、戴晨灿[8]从“湖南共和国”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发展论述了宪政思想的发展。他们认为于1920年提出了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政治主张，这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模式。而在建国后的讲话中，特别是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其宪政思想突出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原则。

（二）关于的刑法思想研究

学者们认为的刑法思想是法制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因此对刑法思想的研究也最深入，90年代共发表了近20篇文章。

1.刑法思想的内容。对此，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一致。四川联合大学的陈永革[9]认为刑法思想主要体现在：注意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严格把握构成反革命罪的政策界限；倡导罪刑相适应，罪当其罪；主张宽严相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实行少杀政策，严禁乱杀，创造死缓制度；提倡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

2.刑法思想的贡献。宋世杰[10]认为，刑法思想首次提出了刑法中的规格问题，对于刑罚的适用有深远的指导作用；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死缓制度，为死刑慎用原则和少杀方针指明了具体实施的措施；提出了“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改方针，突破旧刑法理论把刑罚作为单纯的一种惩罚手段的传统；创立劳动教养制度，为处理人民内部某些轻微的违法行为提供有效的办法。

（三）关于的行政法思想研究

学者们[11]认为，在革命时期以及建国前后，参加了大量的有关行政法的实践，这成为行政法思想形成的基本条件。关于的行政法观念，学者们认为它包括：关于行政机关地位和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观念、关于行政管理法律规范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观念。也有的学者[12]专门论述了关于廉政建设的思想，如王洪军等学者认为对于反腐败斗争的策略主要表现为“区别对待”，通过“区别对待”策略，能够有效地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极大地孤立少数严重分子，团结教育大多数中小贪污分子，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

（四）关于法律思想的评价

虽然部分学者对法律思想的具体问题有所争论，但大部分人认为，法律思想（笔者注：大部分学者提的是法律思想而不是法制思想）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思想整个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鲜明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风格，是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法律建设实践相结合，不断创造和总结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我国在法律思想的前提下，结合现实，形成了以法制思想为基础的独具特色的邓小平法制建设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中的有关法律思想，这对全面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3]

有的学者[14]认为，法学理论中的一个最核心的观点，就是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建设有利于保障现代化建设和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核心观点，与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一致的。法律思想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为邓小平法制理论的形成。

第一，体现在为邓小平法制建设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法学理论基础。一是关于法制要保护生产力的思想是邓小平经济法律思想形成的基础；二是民主法制原则是邓小平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理论形成的基础。

第二，体现在为邓小平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应的法律体系的思想提供了基本指导。一是关于商品生产的论述为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二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学说，为邓小平“两手抓”的战略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指导。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关于与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比较研究

（一）、邓小平民主思想比较研究

和邓小平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基本观点，但在民主的地位、形成、实现途径等方面，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认识与实践。北京大学的杨松[5]试图比较和邓小平民主思想的不同点，并进一步分析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

1.关于民主的地位。在对民主地位的认识上，杨松认为把民主仅当作一种手段，这在一定程度是无可厚非的，但后来曲解了民主的地位，从而导致了中国民主政治的退步。邓小平更多的是把民主当作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目标。

2.关于民主的形式。杨松认为和邓小平都反对照搬西方民主，但他们却对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有不同设计。心目中的民主模式是一种“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积极参与的“大民主”；邓小平设计的民主形式是“小民主”，这种民主要求做到“保证其全体人民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的民主是一种直接参与的大众民主模式，邓小平的民主倾向于专家竞争的精英民主模式。

3.关于民主的保证。杨松认为从“大民主”的模式出发，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对魅力型权威的需要；邓小平从“小民主”的模式出发，开始了坚定不移的对国家法理型权威的谋求。

4.关于、邓小平民主思想差异的根源。杨松认为这既是客观现实加主观因素所造成的，也来源于他们不同的思维模式：的民主思想是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的必然结果，而邓小平的民主思想却是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伟大实践。

（二）、邓小平法制思想比较研究

和邓小平都力图依据体现民主政治的良好法律，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人的努力可以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此，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江苏南通市委党校的沈卫中[15]的对比研究，沈卫中认为联系与区别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健全法制、追求社会稳定方面，目标一致，手段迥异。认为达到社会稳定的手段是用阶级斗争，以斗达治，以乱达治；邓小平强调的则是利用法律手段。

第二，在健全法制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出发点一致，重视程度不同。确定了法制建设必须围绕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针，但在实践中以阶级斗争为动力，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国有化程度；发动群众运动，大搞“人海战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法律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变得可有可无。而邓小平十分重视法制对经济建设的作用，特别强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两手都要硬，不能一手硬，一手软。

第三，在健全法制保障民主方面，认识相近，实践有别。在实践中，单纯强调国家对法制的完善和强化权力的必要，而没有把人民民主内涵中的公民权利义务在法律思想上予以阐明；只重视人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忽视了人民应有的基本权利。邓小平则主张建立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第四，在为健全法制创造思想文化条件方面，主张不尽相同，行动殊途。过分强调法律文化的政治性，在晚年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更加滑向了否定法律文化遗产的极端，法学成了禁区。邓小平则把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来认识，要求把社会主义法律的精神实质交给人民，提出人人懂法，加强法制教育。

四、关于民主、法制思想研究中的不足

20世纪90年代，许多学者对民主、法制思想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研究中还有许多空白与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民主、法制思想的相互关系尚待研究

的民主思想与法制思想，总体上看是相对独立的，不同于今天我们紧密联系的民主法制。但是两者也不是绝对独立的，对它们之间的联系，学术界基本上未涉及。事实上，改造罪犯思想的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本身就是其民主思想的重要内容。当然，在民主与法制思想的关系中，是各自独立成份大还是联系成份大，尚待深入研究。

（二）关于“大民主”的评价尚需辩证分析

学者们对“大民主”大都持批判态度，始终把它与“”联系起来。其实，我们也应看到，“大民主”不等同于直接发动“大民主”运动，它作为一种民主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成分。全民的民主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只不过脱离了实际，过早地提出并进行了实践。“小民主”之后，我们是否会走向“大民主”？值得我们深思。

（三）把、邓小平民主思想的差异归结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思维模式所致，是否绝对化？

有的学者提出的思维模式倾向于理性主义，“为了理性甚至变得不讲情理”；邓小平的思维模式倾向于经验主义，从现实工作出发，表现得合乎情理而不合乎理性。这两种不同思维模式导致两者民主思想的差异。这种归纳是否合理？能否说更重逻辑推理或理性而轻经验？这也需要我们深入探讨。

［收稿日期］200-03-2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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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检察学会．法制思想论集[Z]．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1.

法制思想范文篇8

（一）立法理论出发点的一致——都主张立足中国实际，同时积极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

无论是还是邓小平都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并把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法律、法规作为立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提出立法工作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要从我国法制建设的水平出发。早在1953年他就明确指出：“应该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注：《选集》第5卷，第86页。）1954年，他在组织领导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指出：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他反对立法中的绝对化、机械化，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我国各地、各民族间存在的差异。他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力求达到切实可行。

同一样，邓小平指出立法必须从我国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法律缺乏的实际出发，必须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1978年，邓小平在谈到民主与法制建设时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147页。）

立足中国实际的同时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在立法方面的经验，这是立法思想的另一个方面。1954年，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注：《邓小平选集》第5卷，第127页。）同的主张一样，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168页。）1992年他再次强调，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立法工作的发展，正体现了从本国实际出发与适当借鉴别国立法经验的相结合。

（二）法制目标在许多方面的一致——都认为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建国初期，旧的国家机器被砸碎，旧的法律制度被废除，新形势迫切要求以法制确认国家的性质，制定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和保障社会稳定的新秩序。为适应这一要求，十分重视法制建设。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集各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大政方针。此后，陆续制定出了第一批重要的经济、民事、行政、选举、组织等方面的法规，并于1954年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在的领导下，国家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概括了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了“国家意志”的威力，打击了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实现了党和国家对工农、财贸、税收、文教、卫生、交通的有效管理，巩固了民族团结，保卫了国家安全，保持发展了良好的社会秩序。

邓小平和在建国初期追求社会稳定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粉碎“”以后，中国正处在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指出，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这是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能否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仍是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国家的法制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从1979年后颁布了新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等大量的重要法律法规，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已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可见，邓小平为了达到社会稳定而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法律来调节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肯定、促进、发展积极的有利因素，促进社会变迁稳定正常地进行。

邓小平主张法制的另一个目标就是促进民主政治的建设。曾指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政权就会不稳，而人民民主的实现必须有法律保障。为此，从1952年到1953年，在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批判蔑视人民民主权利的旧法观点为主要内容的司法改造运动。1954年以后，通过的宪法和一系列法令给予人民的民主权利是广泛的，包括民主施政、民主议政、民主参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等等。同一样，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民主政治的建设。他始终把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看作是关系国家发展方向的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长期任务，他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他深刻认识到：只有民主政治提供的渠道，才可容纳下公民源于经济利益冲动和观念更新而不断主张的政治热情避免因政治参与的危机而引发的动乱；只有民主政治提供的制度，才可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得以真正实现。

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是邓小平共同追求的法制目标之一。一个国家有无法制，法制是否健全，一方面要看其法律体系是否完备，另一方面看它是否能做到有法必依，是否举国上下一体遵行。我们决不搞封建社会“刑不上大夫”那一套。历来坚持这一原则，早在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就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指出：各抗日阶级的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尤其不能容忍干部破坏法制的行为，1937年延安抗大六队队长黄克功枪杀女学员刘茜，被判处死刑；原天津地区负责人、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就是实例。主张对那些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分子“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注：：《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1951年11月—1952年3月）。）为了切实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指出“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注：《思想选集》第4卷，第1476页。）

邓小平历来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说：“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为了实现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邓小平对特权持坚决的鲜明的反对立场，他说：“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判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因此，邓小平号召人民运用法律武器同特权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1986年，他在谈及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时说：“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2页。）这种敢于碰硬充分显示了他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制原则的决心。

（三）执法守法观点的一致——都主张严格执法、重视加强政法干部队伍的建设、强调领导干部带头守法

严格执法，这是加强法制建设的决定性环节，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执法必须严肃、慎重，严禁执法中的草率从事偏向。在镇反运动中，指示各地政法部门必须纠正草率从事偏向，对反革命分子要打得准，不要杀错。他指出：“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唯独草率从事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注：《选集》第5卷，第43页。）1951年5月，他又一次强调指出，要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二是执法必须严格、严明。1951年，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中指出，判处死刑要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并告诫公安战线的同志必须严格把握政策界线，“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注：《选集》第5卷，第40页。）1957年又针对执法中出现的问题，强调指出：“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刑重罪不对，重罪轻刑也不对。”（注：《选集》第5卷，第459页。）这些观点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指导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将的上述思想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首先，他强调严格执法是社会主义法制基本要求。1975年，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指出：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不起来。其次，他还提出严格执法的重点是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并且重申严格执法的关键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很重视加强政法干部队伍的建设，他在很早就说过，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政法干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又是打击各种犯罪、执法法律的主体，他们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实施。邓小平对政法干部队伍建设也相当重视。他多次指出要努力建立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政法队伍。他说：“现在我们能担任政法工作干部，包括法官、律师、审判官、检察官、警察，起码缺一百万，可以当法官的，当律师的，学过法律，懂得法律，而且执法公正，品德合格的专业干部很少。”“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考法官、考警察，条件很严格，我们更应该严格，除了必须通晓各种法律、政策、条例、程序、案例和有关的社会知识以外，特别要求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因此，要大力加强政治、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政法干部队伍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就，是与实践邓小平这种理论、观点分不开的。

就我国的法制建设来说，虽然立法任务很重，严格执法又与政法干部队伍的素质有关，但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法律得不到普遍的遵守。怎样才能使全社会公民都自觉地去守法，关键又在于领导干部能否带头守法。对于这个问题，反复告诫党的各级干部，必须带头守法。1954年，在谈到宪法的实行时说：“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注：《选集》第5卷，第129页。）

俗话说：官要清，民则正；贪官炽，盗贼兴。为此，邓小平把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作为反腐倡廉举措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又说，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很大。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他还说：“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人民群众反对特殊化，首先是对着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但是，不只是对着高级干部，还有中下层干部。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6页。）除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守法外，邓小平还号召领导干部学会用法律办事。因为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

二、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不同点

（一）对法制本身的理解有所不同

首先，对法制功能理论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在的法制思想中，他把法制的功能主要局限于对敌斗争、惩治犯罪和维护统治的范围，过分地强调法律的制定主要是服务于权力的巩固，把法律仅仅作为实现政治统治的必要工具和手段，而忽视了在新的形势下法律对社会生活，尤其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组织管理的职能；他总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思考民主问题，导致他单纯强调国家对法制的完善和强化权力的必要，而没有把人民民主内涵中的公民权利义务，在法律思想上予以阐明；他只重视人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而忽视了人民应有的基本权利。因此，当他在宣告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留给人民的是义务主体的法律角色，结果为政治运动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留下缺口，最终导致无视宪法、法律、无法无天的无政府局面，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民民主形同虚设。他所期望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社会局面终未如期到来。

邓小平在吸收和继承法制功能思想中的积极因素的同时，又纠正了的一些失误。他在强调法律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特别重视法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作用和功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宣布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国被消灭，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也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在新形势下，邓小平强调了法律调整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功能。1978年邓小平就要求国家立法部门为适应当时经济建设形势的需要，集中精力制定工厂法、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他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他迫切地要求法制要在执行中完备起来。法制基本功能理论的及时调整，是我国实现“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尤其是现阶段，对依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对法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认识不同

对法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指出：法律是上层建筑，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在这一基本思想指导下，党的八大提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但在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过程中，并没有显示出对法制的强烈要求，使法制对经济建设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未得到充分体现。他以阶级斗争为动力，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国有化程度；发动群众运动，用“人海战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法律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变得可有可无，造成1959年在全国撤销司法局后，“有事办政法，无事办生产”的令人费解的局面。结果经济立法工作裹足不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诸多关系无法规范、调整，以至在中使得政治斗争严重地冲击了经济建设，导致国民经济步入崩溃的边缘。

与有所不同，邓小平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将法制建设提到了自建国以来的从未有过的高度，将法制作为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邓小平在众多的讲话中都反复强调加强法制建设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重要思想，从而首先确定了加强民主与法制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其次提出并论证了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的著名观点，他认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此外，他十分重视法制对经济建设的作用，多次强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并且要求“两手都要硬”。在他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经济立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踏步前进。从1979年以来，我国颁布的经济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达700多个，涉及到计划、财政、金融、审计、会计、自然资源、能源、环境保护、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经济合作、知识产权、涉外经济关系等诸多方面，从而使我国的法制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积极作用。

第三，对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程度不同

由于对法制的功能作用理解的局限，对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不深刻的。他认为，法律的作用集中表现为：它是保护统治阶级镇压敌对阶级的工具。他说：“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一切东西……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注：《选集》第4卷，第1468页。）在谈到民主时，主要的是把它同集中联系。他认为，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我们党的基本的组织原则，是我们党正确的群众路线，而且是有效的政府组织形式。他在《论联合政府》中，高度赞扬民主集中制，指出“只有这个制度，才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生活。”（注：《选集》第3卷，第1057页。）虽然在立法、执法问题上一贯坚持群众路线，比如1954年宪法的出台，先是起草委员会提出初稿后，组织了800多名各界人士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和修改，才将草案予以公布，接着发动全民进行两个多月的讨论，做了许多修改补充；在执法方面他经常召开座谈会，听取情况汇报，并且创立了调解制度和管制刑种等。但他始终没有从更深层次弄清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密切联系。

邓小平不仅继承和丰富了思想中关于民主法制的一般原理，如：坚持民主与法制的阶段性，坚持民主与专政的统一，坚持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坚持民主与法制同步加强，坚持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等等。而且对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首先，他提出和论证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著名思想，从而首次确定了加强民主与法制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其次，他反复强调民主与法制的统一。他指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因此，“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0页。）

第四，对“人治”与“法治”的看法不同

“人治”与“法治”是相对而言的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规范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模式，其界定标准在于人的权力和法的权威最终的相互服从，即人的权力最终服从法律权威，或者是法律的权威最终服从于人的权力。“人治”往往推崇领导者个人的能力，甚至发展到个人崇拜的程度。实行法治意味对“人治”的否定，反对个人权力的扩张，崇尚法律的权威性，强调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调整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成为处理国家事务，规范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社会成员的行为的最终标准。

建国初期，虽然对法制建设相当重视，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必须依法治国，更没有采取措施把民主和法制制度化，使已有的成果固定下来。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随着党内“左”倾指导思想逐步发展和泛滥，以法制治理国家的方法受到冷落，法律虚无主义日益抬头。到了“”时期，轻视法律的思想更在全党上下泛滥开来。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上层建筑问题时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他甚至认为，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决议、开会、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由于及党中央对法制认识的倒退，导致了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议撤销司法部和监察部，原司法部主管的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随后，我国的立法工作趋于停滞，司法工作实践也偏离了正常的法制轨道。比如，我国刑法的起草工作在建国不到一年就拟定了大纲草案，到1957年6月已经写出第22稿，准备在同年7月由一届人在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予以公布，但是由于反右斗争正进行得轰轰烈烈，法律虚无主义思想迅速滋长，致使刑法“公布试行”的希望化为泡影。

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议政时谨小慎微，不敢大胆发表意见，更不敢轻言法律方面的议题，导致了我国从1959年直到“”时期，基本上没有什么立法活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同生产建设“”一样，1958年“司法工作”也以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为基本特征。如云南各级法院指出：“若干十昼夜扫除积案”、“拼命大战一月，争取实现安全地区”。黑龙江省一些地方提出：“苦战二十天，清案一千件”、“猛攻七尽夜、所有的案件不过月”。四川省某法院则浪漫地提出：“一天当二天，晚上当白天，起早睡晚当半天，不过星期六，消灭星期天，苦战两年实现安全县”。为了追求高速度、高要求、高指标，全国的司法实践活动严重地偏离了法制轨道：首先是把加强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理解为由党委直接包办代替法院的业务工作，从而在实践上破坏了“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宪法原则。例如，在青海，有些县把案件审批权限竞下放到了区、乡党委；而在广州，涉及对工人的批捕、起诉，则要先经工厂党政领导同意，量刑问题也要事先与工厂党政领导商得一致意见；其次是由于片面理解群众路线，部分法院无原则地附和、追随群众意见，不能客观公正地依法审判案件。例如，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用组织职工讨论、听从群众裁决的办法，来解决盗窃案判决上的分歧等等。第三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司法工作制度和必要的程序，作了削足适履的任意修改、废弃或约简，结果使建国初期朝着正规化方向迈进的司法制度建设发生了严重倒退。“”期间，推崇“人治”、轻视法律与法制的倾向更加严重，当时的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的鼓动下，以“四大”为内容进行“反修防修”、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无法无天，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结束以后，邓小平认真总结了我国二十年来法制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坚决地否定了“人治”的治国思想，主张“依法治国”。为了避免“”一类历史悲剧重演，邓小平强调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他提出了“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政治原则，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法治联系起来，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这就为建立完善的制度，强调法律权威，实现“人治”到“法治”的重大转变，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其次，邓小平还坚决反对个人崇拜，他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他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77页。）因此，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邓小平否定“人治”；主张“法治”思想的另一侧面的体现。

（二）对实现法制所采取的方式不同

首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分相信群众运动的作用与邓小平重视制度建设，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的区别

由于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的影响，在1957年9月到10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完全改变了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人民日报》。）的结论，而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注：《选集》第5卷，第475页。）特别是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越来越忽视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越来越重视阶级斗争，并且为全党制定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选择了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种方法来解决矛盾，希望用这种办法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到了晚年，他把矛盾的斗争性的地位提到了不应有的高度。在指导国家开展各项建设时，特别喜欢“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那种动荡、火红的场面，善于采用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法，以至于最后采取“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方法。

“”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国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作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他明确地意识到：“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为了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提出了如何从制度上来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等一系列措施。其中提到：“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家的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在谈到廉政建设时，邓小平也指出：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其次是依靠个人魅力、高度集权与邓小平搞政治体制改革，尽可能下放权力的区别

在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明确地阐述过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从哲学高度指出：“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法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注：《著作选续》（下），第762页。）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尖锐地批评了某些人搞个人专断，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因此，他号召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倾向。1957年，还提出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要达到“六有”局面的构想，即“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选集》第5卷，第456页。）遗憾的是，的这些思想，由于他在晚年个人崇拜和没有形成严格完善的领导制度而受损害。1959年8月17日，在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默许了刘少奇包含有提高某些个人威信、搞“个人崇拜”内容的发言。1963年6月，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建设》中认为：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这之后，对党内日趋严重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现象持基本肯定态度。例如1965年1月，中央军委提出“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象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批示说：“完全同意，照此执行。”从此，进一步容忍了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以致发展到个人说了算，“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个个崇拜导致了个人专断，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使民主集中制的制度难以建立和健全，集体领导原则受到削弱以至破坏，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之所以能够发生并持续10年之久，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党长期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个人崇拜现象滋长。加上其他因素，以致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个人崇拜狂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使党失去了纠正自己领袖错误的手段。

痛定思痛，为了避免“”一类历史悲剧重演，邓小平指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从组织上和制度上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他强调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始终把自己看成是集体的一分子，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他说：“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践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到我个人的账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页。）为了总结“”的沉痛教训，规划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要向三个目标前进：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围绕这三个目标，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其次是“权力要下放”；第三是“精简机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77页。）邓小平吸取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的教训，进一步提出要着力解决监督制度问题，用法律和纪律来规范和保障人民的监督权，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他认为：“在当前新的长征中，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实行互相监督，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于增强和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

第三是晚年轻视法律文化的传播与邓小平把法律知识交给人民的区别

法制思想范文篇9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二十几年来，我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顺利进行的，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于认清我国现时期法治发展规律，明确法治建设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于通过深入地分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整体结构和主要内容，深入地分析我国法治发展的规律，为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系统的理论参考。

本文在写作中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和材料。在对邓小平相关论著认真研读的基础上，深刻地分析了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创造性地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结构作了充分的阐释，并通过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主要内容的详尽论述，明确了其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历史意义。同时，通过全文的论析，总结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文的论证，我们看到，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才有了我国二十几年来法制建设的飞速发展，才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大踏步地前进。他的法制建设思想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是我们过去和现在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南，也是我们在今后法治建设中需要始终贯彻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理论武器。

主题词：邓小平法制法治

引言

关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国内理论界的研究较多，但所使用的概念、阐释的角度多有不同，诸如“法制思想”、“法治思想”、“法律思想”以及“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从论述的内容上看，大都阐释了其法制建设思想的某一个方面，目前尚没有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结构上深入地分析，理论上缺乏整体性论述。国外的部分学者，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虽也高度重视，但研究就更为有限。本文将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从总体上加以分析、论述，使我们清楚、明确地掌握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脉络，这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首先要明确“法制”和“法治”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制通常有三种意义上的理解。（1）是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这是从广义上、静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只要有国家制定法律和制度，便有法制，《中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制史》这两门法学学科中的“法制”指的就是法律和制度。（2）是指按照依法办理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原则和制度，这是从狭义上、动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君主专制和封建特权的社会制度下不可能实现“以法治国”，只有在民主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实现“以法治国”，故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没有法制，只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可言。这种意义上的“法制”同“法治”含义相同。（3）是指由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结合起来协调运行的有机统一整体，这是从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意义上理解的法制。这种意义上的法制，既包括国家创制的法律制度，又包括法律在现实中的运行和实现的过程，且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环节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此意义上，只有近代以来的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对法治的理解也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是指中国古代法家提出的治国主张。源于春秋时期管仲、子产、邓析等革新家的思想，经战国时期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发展，至韩非时集其大成，秦始皇以其为立国指导思想，大力推行。（2）是指西方政治家、法学家提出的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和理论思想。西方的法治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其主张建立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反对一人专制和“贤人政治”，与人治相对立。这种思想为近代启蒙思想创立民主与法治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他们主张依法治国，并把法治与民主联系起来，提出主权在民，宣称法律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提供思想武器。现代法治是与民主密切相关的，它除了强调以法治国，还注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以极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1]

应当说，邓小平在其论著中所使用的“法制”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体现了上述法制的第（1）种含义和法治的第（2）种含义，为了阐释的便利，本文在论述中所使用的法制即为其第（1）种含义，使用的法治为其第（2）种含义，而对邓小平关于“法制”思想的整体性论述，称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

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

任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历史、现实根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而逐步完善的。它的形成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理论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实现了法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1848年到1883年，恩格斯在直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分析批判了剥削阶级法律制度，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法律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具体途径，更加深入地阐明了法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从1883年到1895年，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遗志，更加全面、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他们的法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论中只是阐明了法的起源、法的本质以及法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其他现象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对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建设法制并没有提出具体、系统的观点，但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后人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产生创造了前提。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天起，列宁就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工作。在列宁的参加和指导下，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决议。其中，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列宁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宝库。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以为领导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创者，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早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大宪章。新中国成立后，曾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法制国家，并为此做出过巨大努力。1954年，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强调了宪法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并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明确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时，他还强调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2]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后来他又讲到“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3]

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从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制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例如，他在后来强调法制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问题上，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与经济基础论述的现实阐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理论的现实补充。对于列宁的建国法制理论，邓小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给予了大部分的肯定，并吸收、借鉴了其合理部分。他的许多论证，诸如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立法思想、经济法制思想等都是对列宁法制建设思想深入阐述和合理借鉴。对于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成的我国法制建设工作，邓小平是持批判地继承态度的，既肯定和继承了其合理成分，同时又将一些错误予以及时的纠正。例如在邓小平指导下制定的我国82年宪法，就是对54年宪法的肯定，对75年、78年宪法的错误思想的纠正。

可以说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在充分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关于法制建设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发展起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再创造。

第二，建国以后我国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中国法制基础薄弱、人们法制观念淡薄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将法制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4月30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9月20日，由全国一亿五千万人参与讨论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以通过，国家根本大法的诞生为中国法制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和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的失误，加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党的指导思想陷入了“左”倾，并逐步走向极端。阶级斗争被盲目扩大化，同时社会上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之风盛行，法律形同虚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法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这就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得以形成的历史依据。

第三，改革开放和工作中心的转移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度地进行宏观调控，增强市场竞争活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逐步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需要有法律将已有的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同时市场经济的建设是全方面的建设，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领域的改革和调整都需要在法律的指导下有序地进行，社会迫切地需要健全的法制。这就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现实条件。事实证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也正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第四，国际法制日渐趋同的大趋势，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各国谋求经济发展，以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以及各种国际经济组织都在加强立法，以更好地促进和保障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各国的法制建设与发展也在谋求平衡和统一，只有各国法律的相互融通才能更好地促进各国经济的相互往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与国际的交流日益频繁，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自身法制建设的同时，努力谋求法律与国际接轨。在这样的大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法制建设的任务越发显得艰巨，这就需要一个系统、完善的法制建设思想对我国法制建设总的发展加以指导，以避免法制建设与发展中的盲目性，这就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创新，逐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思想。

二、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结构

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始终贯彻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矢志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法制建设基本原则。在这样一个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邓小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诸多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从总体上看，他的法制建设思想主要包括了两个层次，一个是社会主义法制思想；一个是法治思想。在改革开放之初到二十世纪中后期，我国法制建设比较薄弱的情况下，邓小平集中提出了一系列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思想，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根本性的要求。在我国大力加强法制建设，法制与民主建设逐步成熟的同时，尤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邓小平又将法制建设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将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从而为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法制到法治的变化，是邓小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贡献，他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理论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思想的精髓，同样也是邓小平思想的精髓。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中当然也始终贯穿着这一理论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提出了诸多的内在要求：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要充分认识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认清法制的本质，批判地吸收一切可吸收、利用的合理因素，建立符合国内、国际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制建设应当反映我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情况，要尊重我国的历史传统，要考虑到人民的生活习惯。做到法律的制定能够反映出真实的社会实际，能够真正地为调整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服务。从本质上看，法制建立在国家制度基础上，是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与专制不相对立，不与国家的形态相对立。此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对于资本主义法制建设中的合理部分可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区别地予以吸收，以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这就要求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对于国外的先进经验要大胆地解放思想，要充分地实事求是。

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我国法治的建设历程中，充分认识法治本质的基础上，广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依法治党、依法行政，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法治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之上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要的是要营造出一个民主、宽松的社会环境，使民主广泛地、真实地深入到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去。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长期闭锁门庭导致的对世界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的戒惧，几千年的封建人治思想还在我国一定范围内持续。要清除这些障碍，就要在全党、全民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学习、借鉴世界法治文明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同时更要坚持实事求是，用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客观标准，排斥人治思想的干扰，树立法律的权威地位。

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做到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准确地适用法律，审理案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追究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在审理案件中，对于不同的案件，要区分不同的性质，分别予以对待。审理民事、经济案件，要注意使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审理行政案件，要认识到原告、被告之间在实体上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特殊关系，敢于否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树立人民群众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信心，更好地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理刑事案件，不仅要靠“严打”，还要注意教育、感化和挽救。维护社会的稳定，不单要着眼于打击犯罪的数量，还要从大局考虑，努力从教育、改造入手来避免犯罪和减少犯罪。

最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国家加强法律的宣传和引导，普遍开展法律、法治社会教育，不断增强社会公民的法律、法治意识。法制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长期的，要加强法律人才的培养，促进人们法制观念的提高。从长远的角度看，重要的是要从“娃娃”开始。在当前，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干部的教育，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使之正确、完整地把握国家法制建设的精神实质，依法行政，最终实现依法治国。

（二）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原则

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中，始终贯穿这样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纵观我国二十几年的法制建设与发展，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无不体现了这一原则的具体运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作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原则有着深刻的内涵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法律从来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用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手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注意力和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就需要发挥法律调整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将保护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作为法制发展的首要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法制发展的重要原则。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使法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不应当是盲目的、随意的，应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而这种计划性、意识性就应该体现我国现时期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即带动各领域的共同发展，同时也受到各领域发展的制约。要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就要以法制来确立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确立应当照顾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有一个前提，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例如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保护了智力劳动的成果，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商标法》即确立了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同时又营造了正当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将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之规范化、条文化，便于操作，并赋予它们普遍的约束力，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贯彻实施，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要原则。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只有保证其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而这种实践活动要有社会主义法制的保证才能顺利进行。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法律，在社会主义法律所营造的社会环境中才能使我国经济建设矢志不渝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决不允许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4]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法律切实地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而四项基本原则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在我国，要使作为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

改革开放是我们打破闭关锁国，增进国际交流，吸引外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重要手段，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5]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作为保障，用法律将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才能更好地实行改革，进行开放。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外商有意来我国投资，但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制定有关保护外国人投资的法律，以至许多外商担心政策会变，不敢进行投资，有的外商虽进行了投资，但数量和规模都很有限。直到我国相继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相关法律，才打破这一僵局，来华投资的外商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这种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始终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才能使改革开放深入进行，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

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使用了“法制”一词，极少使用“法治”这一概念，但分析其具体环境和精神实质，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在他所使用的“法制”一词中是包含了法制和法治两种不同含义的。邓小平将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这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其所根源的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基础却是天差地别。其所标志的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程度也是不可等同视之的。传统的“法制”与现代的“法治”有着迥然不同的含义：

首先，二者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同。法治必须以国家的民主为前提和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的成活土壤。法治是与任何形式的专制相对立的，是民主的具体贯彻和执行。法制却不需要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它只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国家制度基础上。法制的存在并不需要民主，使得它与各种专制并不相互排斥，而且还可以建立在专制的国家制度之上，从而与民主相互对立和排斥。

其次，二者的性质明显不同。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治国体制和治国机制。它的性质与人治针锋相对，格格不入。厉行法治，就是要从根本上确认和实施“法律至上”的原则，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从而排斥人治，排斥权大于法、言大于法或者领导人的意志高于法律的现象。法制从性质上讲，只是一国的基本制度，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而言的法律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它并不针对于人治，因此并不排斥权大于法，将领导人的讲话作为“法”而至于权威的地位，这并不与法制相悖。

再次，二者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均有所不同。法治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是广泛的，在法律至上的情况下，几乎整个国家的各个领域都被法治所涵盖。处理、解决任何事情的标准不是个人的意志或什么领导人的讲话，而应当严格以法律为标准。而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厉行法治所针对的对象首当其冲的便应当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各级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而在此基础上，其次才是规范社会运行和社会公民的行为。法制的内容、对象和范围相对狭小，作为一定阶级所确立的法律制度，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社会的普通百姓，主要内容表现为“治民”。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这一将人治发展到极端的历史时期的沉痛教训，在大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明确地提出要实行法治，反对人治。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同时，就开始表达了法治的思想。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6]这就表明了法律要上升到高于领导人的意志的权威地位。在法制建设逐步完善的情况下，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实行法治，反对人治。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之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三个月后，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教授时又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7]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提出，并不是盲目的，它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现实条件，也可以说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正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厉行法治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具备。法治的形成离不开一定商品经济形式作为其生长的土壤和发展的动力，现代法治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的高级形式——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伴随着《民法通则》的颁布和相关经济法律制度的确立，我国的市场经济的规模已经基本形成。原有的权力垄断经济所赖以存在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人治也就失去存在的现实基础。

第二，厉行法治的政治基础已经形成。法治与人治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法治必须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现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虽然在建国后我国实行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早期的民主政治仅局限在民主方法或民主作风之上，并没有把它提高到具体的政治制度层面来认识。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我国的民主政治的飞速发展，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使人民的民主得到空前的发展，民主的政治制度也得到空前的发展，为厉行法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三，厉行法治的社会观念基础已经初步形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政治、经济民主的不断深入，在全民中传统的人治观念开始淡化，对西方先进民主思想的接受，使得人们在寻求个性发展的同时，不断要求民主在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内得到实现，人们的民主观念得到空前的提高，厉行法治的观念基础也已经初步形成。

三、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多次阐述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将其作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且一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面的建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民主和法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没有充分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不行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8]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到稳定、协调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社会得到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民主和法制与现代化建设是密切统一的，民主和法制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建设高度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

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靠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把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作为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他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9]他的这种提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意义，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到底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法制”制度，以及如何运用这种“法制”制度充分保证人民政权的民主、稳定、繁荣和发展，在世界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法制”始终没有被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以至造成了很多无法挽回的严重失误和挫折。在我国历时十年之久的“”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生命财产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正确地总结“”的教训，找出从根本上防止“”再发生的办法，是保证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长治久安的关键。邓小平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的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进一步得出结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10]邓小平在这里指出的政治制度、领导体制问题实际就是一个法律制度问题。他开始思考怎样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入手，防止和避免“”那样的错误重演，保证国家的政治生活按照健康的轨道运行和发展。他说：“我们现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11]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就是只有以社会主义法制作保障，才能解决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健康发展的问题。为此，邓小平再次向全党重申：“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12]为我们运用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12月，邓小平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3]邓小平在这里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目的和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法制，民主就没有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二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就是强调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各个方面用法律形式全面、具体地确定下来，依靠法制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第一，要在国家根本大法上对人民民主制度加以严格确立。“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4]宪法是对人民民主的最基本也是最权威的保证。第二，要对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做法律上的规定。要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15]第三，要建立监督机制以确保人民民主权利不受侵犯。为了使人民能真正充分地行使民主权利，邓小平还提出了“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然而，民主通过法制确立下来，就不是任意的，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行使。邓小平多次批判那种不要法制，不受法律约束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阐明了民主自由权利必须依法进行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当时一些社会现象，邓小平指出：“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象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16]这些论述是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纲领性表述，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方向是从人治走向法治，努力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二）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我国法制发展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这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他指出，要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7]这十六字方针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主要领域都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有法可依是对我国立法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有法必依是对全体社会公民守法的基本要求；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是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关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下文的论述中将有所涉及，这里只重点阐述一下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克尽职守，执法如山，不徇私枉法，不放任任何违法行为，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一部好的法律能否发挥出良好的规范作用，这其中严格执法是一个决定性环节。没有严格的执法，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意义。执法必严要求在执法的过程中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把握立法宗旨，做到客观、公正、准确、及时。这是妥善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所必要的。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很好地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及时、公正解决人民群众之间的各种纠纷，避免人民内部矛盾的扩大，使全体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违法必究要求司法机关对于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律不承认任何等级的特权。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说，在我国不因违法者的性别、民族、种族、身份、地位等的不同而有差别待遇，在法律面前只有守法和违法之分，一切违法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律的作用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违法者予以惩罚和教育；一方面是保护大多数守法者的合法权益。只有对一切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的惩罚、教育作用，同时也就更多地维护了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二者是密切相关的，统一起来，就要求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做到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所提出的四方面要求是互相联系，辨证统一的，四个方面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任务。没有健全的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就没有依据；没有一切公民的守法，立法的效用和执法、司法工作就会受到影响；没有严格的执法和司法，法律的权威就不足以树立，守法也就失去了有力的保障。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十六字方针，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

（三）关于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

邓小平明确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党的领导和法制的关系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关键。一是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居于执政党地位，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保证法律的实施方面，具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二是指出法律范围内的事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理，过去，法律范围的事，党管的比较多，这是由于当时司法部门不完备，法制不太健全，党管还是可以的，在法律逐渐完备后，政府也健全了司法部门，这种情况下还由党直接管就不合适了，必须做相应的转变。因此，邓小平于1986年6月28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提出这一问题，他强调说：“党要管党内纪律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去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8]三是党要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能否模范地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是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如果党的活动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和制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根本不可能的。邓小平再次重申：“全党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党员“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19]四是党要保证司法部门依法独立办案。邓小平认为各级党委领导的第一条就是要保证法律生效、有效，特别强调“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人都不能逍遥法外”。[20]司法部门独立行使职权也就是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行事，丝毫不是脱离党的领导。相反，各级党的组织都应把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邓小平还提出，“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21]这些都体现了党对司法工作的政治领导。邓小平关于党要保证社会主义法制有效实施的思想，为我们在新时期里处理好党和政府，党和宪法、法律的关系，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四）关于经济法制思想

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是其法制建设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22]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经济活动要法制化。企业与政府之间长期是政企不分，政府干预太多，企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明；而企业内部职工责、权、利不分，实行平均主义，职工积极性不高；再者企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价格的制定等企业自主经营活动受着各方面计划指标的限制，最终导致了国有企业高成本、低效益的运行。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企业权利义务关系及其自主经营活动法制化的思想，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后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法制化的构想。

第二、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生活领域出现大量贪污、腐败现象。惩贪治腐关系着人心向背，关系着我们经济生活能否健康发展，也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对于经济犯罪，邓小平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决不手软，一方面“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985年我国对经济犯罪实行了严打，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第三，进行全面的综合治理，创造安定团结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使用国家的镇压力量，来打击和瓦解各种反革命破坏分子、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以便维护社会安定，是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的，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的”。[23]

（五）关于立法

邓小平认为，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加强立法，不断完善立法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他在提出中国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中，把有法可依，即立法放在首要的位置。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加强立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这是治国安邦的一个重要前提，有法才有序，无法则国乱。关于立法，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曾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比慢好。”[24]

邓小平关于立法的思想主要表现了以下几方面精神：第一，立法步伐要加快。经济建设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都需要法律的维护，没有快步伐的立法，是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的。第二，立法质量要保证。虽然立法速度要加快，但是重要的还是要保证立法质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法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息息相关，甚至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因此必须要保证立法的质量。法律条文要清晰、明了，不能模糊不清、晦涩难懂。虽然一部法律不可能永久地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都要经过适当的修改或重新制定，但这并不是说立法是可以草率行事的。仍然要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保证新制定的法律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相对的稳定。第三，立法方法要灵活，地方立法要敢于先行一步，先行实验。立法虽然是一件极具严肃性的工作，但也不应当墨守成规，要结合新形式、新政策，灵活调整。从立法技术上看，在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要制定一部全国通行的法律是较为困难的，而对地方来讲，法的适用范围要小得多，立法就相对容易得多。因此，某些法律在全国还不能统一制定的情况下，地方立法要大胆地先行一步。这样一方面有利于针对地方特殊情况，解决地方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全国立法积累经验，提供参考。第四，立法方式要民主、公开。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我国必然要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只有在立法中充分发扬民主，实行公开，才能使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得到充分的体现。法律制定出来也更便于人们去遵守和维护。

（六）关于法的平等性原则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贯彻法的平等性原则。这就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特权存在，既不允许有逍遥于法律之外的特权，更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是实行法治的最起码的原则。这一原则在1954年我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中已经得到了确认，但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干扰，从1957年起，宪法所确定的这一原则就不断地受到无理的批判。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才又重新得到确认。邓小平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看成是党和国家在法律领域所要坚决实行的重要原则之一。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强调指出，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的对立面是不平等，是特权。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一些干部的特权思想始终没能消除，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影响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深有了解并高度重视，他强调任何人犯了法，都要依法追究。1986年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务会上的讲话》中，他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治了，效果也大。”[25]1989年5月31日他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指出：“反腐败、贪污、受贿，抓一、二十件，……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处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处罚。”[26]这些论述都充分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精神。

（七）关于在全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

评价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发达程度，法制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一个国家只大刀阔斧地进行法制建设，全体人民却法制观念淡漠，决不能说这个国家的法制建设是成功的，是完善的，更不能说这个国家达到了较高的文明程度。因此，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邓小平在提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中，强调了有法必依，这是对全体公民加强守法的基本要求，坚持守法是在全体公民中树立法制观念的一个重要环节，守法意识的提高，也就表明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邓小平1980年1月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就曾指出：“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够积极维护法律。”[27]同年12月，他又强调指出：“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大中小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法律。”[28]这就提出了在我国加强全体人民法制观念的要求和加强普法教育的任务，要使各行业的人都能够服从其所应遵守的法律，仅仅是守法还不够，还要使人们能够自觉地维护法律。只有人人守法，人人护法，勇于同一切违法行为做斗争，才能使法律发挥其应有的效力，使法律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为人民服务。此外，人人守法，人人护法还可以促进司法机关认真执法，维护法律尊严，切实保护人民利益。

邓小平在强调加强全体人民法制观念的同时，还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根本问题是教育人的著名论断，并着重指出，教育的重点是青少年，他说：“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也要进行这个教育。”[29]这是极富前瞻性的论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加强他们的法制教育，是使其顺利成长、成材的重要保障。青少年法律意识的培养，对一个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完善有及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只有从青少年开始加强法制教育，才是国家的根本。邓小平的这种思想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是我国法治工作的重点。

四、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历史作用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的科学指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和发展，充分展示了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巨大历史作用。

第一，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局面，使我们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邓小平立法思想的指导下，作为我国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1979年开始恢复工作后，明显地加快了立法的步伐。从1979年到1999年20年的时间里，全国人大一共制定了327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自1988年至1998年的10年间，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了约6600件地方性法规，地方人民政府颁布了约10000件规章，国务院颁布了约4600件规章。我国的各部门法已基本齐全。为了更有效地立法，避免法律之间“打架”的现象，我国于2000年颁布了《立法法》，这一法律的颁布，必然对我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立法工作的完善做出积极贡献。

第二，司法制度日臻完善。邓小平多次强调加强司法队伍建设，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早在1978年12月，他在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时就指出：必须“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30]1980年12月，他又强调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二十几年来，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部门，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认真履行自身职能，坚决依法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严惩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依法调节经济关系，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加大执法力度和司法监督，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与此同时，积极推动司法制度改革，加强自身素质的提高，坚决清除司法队伍腐败现象，确保司法公正。

第三，法制观念深入人心，公民法律意识逐步增强。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大力加强法制宣传，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公民的法律意识空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切实利益。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中可见一斑：人们的观念从“官告民”发展到“民亦可告官”，每年的行政案件都在大幅度上升。1999年《行政复议法》刚颁布不久，就发生了全国首例对部委“红头文件”提请审查的复议案件。现在，全国“法律援助”体系正逐步形成，律师队伍也在逐渐发展壮大，目前，全国律师工作人员已经达到10万余人，律师事务所8300多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律师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第四，为我国“依法治国”方针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邓小平的著作中没有使用过“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这样的提法，但是他对如何通过健全法制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了最全面最深刻的阐述，从而为实行依法治国的方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整套原则，为我们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勾画出了一幅准确、完整和清晰的蓝图。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近10年的奋斗历程中，不断丰富发展着邓小平理论，其中，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法制建设的目标，是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没有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就没有现在的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确立，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结论

作为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行动指南。他要求我们在今后的法治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建立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进一步加强执法工作，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创造良好的法律运行机制；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领导，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要进一步强化和健全国家民主法律监督体系，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要进一步加强法律的宣传和教育，大幅度地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我们要从立法、司法、执法、普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多个方面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共同努力。

二十几年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科学的，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需要这样一种理论来指导。过去我们一直在遵循这样的指导，今后我们还要努力坚持，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这一思想，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深入发展。

注释：

[1]《法律辞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055-1056页，第1100-1101页。

[2]：《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3]《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第253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第82页，第133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273页，第325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第359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第189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主要参考书目：

1.《从法制到法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3.《依法治国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社会主义法治意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法治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

6.《邓小平思想精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

7.《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8.《邓小平理论全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9.《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0.《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11.《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2.《邓小平思想宝库》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

13.《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6.《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

17.《马恩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0.《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1.《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法制思想范文篇10

（一）什么是民主和法制

首先要弄清楚民主和法制的含义。

民主是一个泛意词，可以从不同的范围、角度、层面去了解。如：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这是指民主的本质；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党内民主，这是指民主的领域；民主意识、民主观念、民主思想、民主作风，这是指民主的思想；民主管理、民主生活，这是指民主行为，等等。我们这里所说的民主，是如列宁所说，指的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即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活。简单说从本质说，他是与专政、集中相对应的，而从具体的体制来说，则他是多数人的统治，是与专制相对立的体制。我们只就后者来讲。当然，他是与前者不可分的，必定会涉及到。

作为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是来源于西方的古代。在西方，democracy一词是来自古希腊的demokratia。原意是demos（地区、人民）和kratos（统治、权力）组成的。简单解释就是“人民的权力”（政权）或“人民的统治”。也可以说是多数人（有公民权的人）的统治。

“人民的统治”，按其本意讲也就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之事应由人民当家做主。因此，不论如何为民主界定，(据说，民主的定义大约有二十多种）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人民参加对国事的管理。简单说就是参政权。或者说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国事管理不仅包括国家事务，也还包括经济事务、社会事务，等诸多方面。西方国家传统所谓的民主制是仅指参与政治生活方面的民主而言，这是极不完整的。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广泛地参加国家的各种事务的管理，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它真正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的本质。

再谈法制（或法治）。在英语中有一个词是Legality，俄文是AKOHNOCTE，词义是合法性、法律性。他既包含法律制度，也包含依法行为，即人们的任何行为都要合法，都要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个词我们通常译为法制。而在我国，法制按董必武同志的解释是指法律和制度而言，即所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许多人解释法制都依循这个看法。但有时对依法行为则用另一个词，即法治，以和人治区别。就是说在西方法治与法制是一个词，我国则有时是两个词。西方没有与法治相对应的人治这个意思。这是由于西方自古基本是法治国。西方有一个词组是Legalsystam或institution意思是法律体系或法律制度，这个词与我国的法制（指法律制度）基本是一致的。

有一个词组，Ruleoflaw这个词组的含义是法律的统治，即法治。这个词最早使用的是英国著名法学家戴雪（A.V.Dicey）他在《英宪精义》(IntroductiontotheStudyoftheLawoftheConstitution)（1885年出版，1959已出第10版）中提出这个词。戴雪的用意是1、人们的行为只受法律的约束。只有违法才受制裁；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宪法是一切法律的依据。

关于法制的界定一般包括两个方面：1、法律制度。这是在阶级社会中的各种形态都存在的。只是各有其特点而已。如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法律制度是封建型的。它又不同于其他封建社会的法律体系。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制主要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礼教。2、依法行为。由法律制约人们的一切行为。就是说政府要依法治理，公民要依法行为，法律是指导和约束一切人的行为的准绳，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这也就是所谓的法治。

还有一个词组，rulebylaw意思是用法来统治，实际是人治。ruleoflaw和rulebylaw都可称为法治，但前者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所有的人都在法律之内；而后者在法律之上还有一种力量来用法，或者说有人可以在法律之外和之上。这是两种法治观。

（二）我国历史上缺乏民主和法治传统。

我国的历史长期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居于统治地位。而且血缘纽带未被切断，血缘关系长期被保留下来。这就造成君主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

早在殷周时代，即已有“民主”一词。不过，其意为“作民之主”，以后又引申为“为民做主”。这种所谓的“民主”，实际是做人民的统治者，对人民的统治，最多是做个好的统治者。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来说，这种“民主”实际是“专制”的同义语。

“民”的发现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特点。（这与西方近现“人”是极不相同的。）早在周武王伐纣时，便提出了“敬天保民”的口号。及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为了称王称霸，都要进行“富国强兵”。他们一方面要有劳动力，以“聚禾粟，缮城郭，”提出所谓“无民孰农”；另一方面又要有战士，以争城池，扩土地。又提出所谓“无民孰战”，因此重民思想十分流行。最突出的就是孟子的“民贵君轻”和“政在得民”的思想。后来，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被统治的民，唐太宗的“民可载舟，也可覆舟”就是典型。这种思想一般都称为“民本主义”，实际上应是“重民”思想。重民不是民主。重民与民主是很不相同的。(1)重民与民主的主体不同。民主的主体是民（人民、公民）而重民的主体则是君、官（统治者、掌权者）。(2)重民与民主的内涵不同。民主是人民、公民当家做主，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民主的主要特征就是政治参与。重民则不同。重民是要求统治者要重视人民的疾苦，要为人民做主。而人民只要成为“俯首贴耳”的“顺民”，一切事情都依靠明君、清官即可。(3)重民与民主的经济基础不同。我国传统的重民观念，是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民主政治则要建立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民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是有其存在的根据的。对重民思想我们既要认识他的封建性，也要看到他在我国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如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明君清官，象唐太宗、包拯、海瑞）到今天，他的一些积极因素我们还是应该汲取的。（如何认识人民的重要性，如何多为人民办好事实事，等）

我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制度都是封建君主专制，近代以来，虽然许多先进人士为实现民主进行了卓绝的斗争，直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被老的、旧的（以袁世凯为代表）和新的（以为代表）军阀所篡夺，表面建立了“共和”,实际人民并未掌握到权力，也未能享受到民主权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最后才推翻三座大山及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掌握了国家权力，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

我国的民主革命是经过了长期的斗争过程。在革命过程中，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在解放区内，建立民主政权，并积累了许多经验。在革命进程中，各革命阶级、政党在共产党领导下结成了革命统一战线，共同实现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这就为建立新的民主政治制度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前提。

我国自共和国建立时起，便吸取了根据地的经验，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具体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政治协商制，作为多民族国家所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这种制度既是我国革命过程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民在革命过程中的历史选择。几十年来，我国就是通过这个基本政治制度有效地保证并实现了人民的民主权力和权利。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封建的法律制度还是比较完整的，包括了许多法律部门，有其自己的特点。如礼法结合，诸法合体，刑民不分，等等。但是，几千年来，。在国家的治理方式上我国长期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人治。虽然有法，但统治者却享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不受法律约束。即使违反法律，也可以得到保护或采用各种手段逃避。这些都是有其原因的。1、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小农的分散性和依附性造成长期的君主专制制度；2、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造成家长制的存在。君主成为一国之主，统管天下一切，“金口玉言”，形成人治的格局；3、与人治相联系，儒家的德政思想长期影响，形成礼治、德治的统治方法。这些，都造成法治不强的状况。确实法家曾提出过“一断于法”法治思想。也曾提出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不阿贵”等主张。必须看到，法家的法治主张是与专制制度相联系的。因为它主张所谓“君立法，臣守法（守护，即执行的意思），民法法”。实际上法是统治者（皇帝和官员）治民、防民的工具。只有皇帝才是立法者，老百姓只是被法所束缚的被统治者。真正实行法治，公民是立法者。公民自己（或通过代表）立法，然后自己的一切作为都按法律办事。这也是民主与法治相联系的一个方面。总之，政治制度的专制制度、政治结构的“家国同构”、政治观念上的重民思想等，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许多封建主义特色。这些现象使我国政治观念中残存着许多封建影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第二卷，第332页）。还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同前，第327页）这些弊端，邓小平指出“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同时，他还把“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等观念（同前,第334页），也都看成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对所以形成这种状况他也做了科学的分析，他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同前，第335页）。当然，邓小平也还告诫我们：“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还指出：“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同前，第336页）。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民主和法制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就多次强调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他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第二卷，第189页）二十年来，我国的民主和法制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规范化和制度化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的民主生活也更为充实。

党的十五大江总书记报告中更进一步提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里特别把“法治”和“法制”区分开了。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前所述，在中文中“法制”很容易理解为法律制度，而且“有法必依”的主体也不是很明确。很可能按传统理解“法法者民也”。现在，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实际是说“治国者要依法”。这样，就不仅民要守法，官也要依法，人人按法办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见，把“法治”和“法制”分开，不仅仅是一个字或词的问题，他实际标志着我国向现代民主政治建设前进一步。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享有立法权。一切官吏都是人民的公仆，要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的监督。因此，一切官员都必须依法来行使自己的职权。这样，从实质上讲，官员服从法律，人民服从官吏，实际等于服从自己。

附带说一句，“依法”是指行为要合法。但是，我们都知道法律是“意志的体现”。而意志则是“人的意志”，就是说要“人定法”。同时，法的实现也是由人来执行的，就是说“人执法”。总之，无论“立法”、“执法”、“依法”、“守法”，都不能离开“人”。所以我们说提高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十分关键的问题。

所以这样强调民主和法制，将他摆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讲，没有民主和法制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关于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主义和民主、法制是紧密相连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恩铬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到“无产阶级要变自己为统治阶级，夺得民主”。列宁、也都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邓小平对此说得极为简单明确，他几次讲“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且从各方面多次论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问题，谈得非常清楚。换句话说，就是民主与法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的要求。

首先，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民主和法制已成为历史潮流，表明民主和法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据人们研究认为，二战以后，人们亲身经历或目睹法西斯统治的肆虐，随着人们的觉醒，民主浪潮可说是席卷世界各处。1974首先从欧洲南端的葡萄牙、西班牙、希腊三个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然后又卷入拉丁美洲的军人政权，80年代末这片大陆基本实现民主化；80年代中期开始，亚洲一些国家，如菲律宾、韩国等也陆续向民主化过渡；8090年代以来，即连中东阿拉伯世界和大多数黑非洲一些民族也受到民主化潮流的冲击，逐步向民主政权方向转变。尽管这种变化有的不过是形式，社会和国家性质并未受影响，而且民主程度有很大差别，但他却表明了民主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世界政治发展趋势。因此，我们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才能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

其次，从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的性质说，必定要建立人民民主制度。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对破坏社会主义的分子才实行专政。对人民来说，只有发扬民主才能反映社会和国家的本质。这一点是人们所经常谈到的熟知的道理，毋庸多议。

最后，着重强调一点，就是民主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类的解放靠自身去完成。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事业。只有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实现。也可以说，没有民主人们就不可能解放思想，邓小平说“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同前，第144页）就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里邓小平把民主与调动人们积极性联系起来。他曾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这就更深刻地阐释了民主的内涵。他在讲到“我们提倡解放思想。重申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目的就是创造条件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使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现在加强民主、发展民主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同前，233页）

如前所述，民主是指参与权而言。这就是要使人们“知政”，

要允许人们“议政”，参与“决政”和“督政”。这首先就是要允许人们说话。因此，也就要人们思考。当允许人们思考、讲话，而又有可能被接受的时候，（因为是否被采纳要经过一定的程序）人们的积极性自然也就被调动起来。我们说，把民主和解放思想、和调动积极性联系起来考虑，是科学的反映了民主的目的性。正因为如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才不仅指参政权，而且含概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农村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企业的民主管理等都是。这样，把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这无论对推动工作，防止弊端，减少腐败，都会起到作用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四）民主与法治是一对“挛生兄弟”

历来讲民主的原则都提出平等、自由和法制。民主与法制历来是紧密相联的。可以说，民主必须法制化；没有法制的保证，任何民主都不能实现。

所谓民主的法制化，内容之一就是指民主的实施要有一定的规则，或称为民主的程序化、制度化。所以民主决不是个人说了算，也不是乌合之众的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而是按一定的原则、规则有秩序进行的一种政治活动程序。这些原则和规则也是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定的。一经制定后，未经一定的修改程序是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不得违反的。制度不能因人而设，也不能因人而废。无论是统治者、领导者，还是被统治者、被领导者，都一律平等的遵守。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同前，第146页）

另外，实行民主制决不是说不要管理。我们说民主是公民自己管理自己，是说国家大事，国家的基本方向性的问题，应该由人民来决定。人民决定也不是说一切都需人民亲自参与，还有代表者，近代还有政党作为人民的政治代表。至于具体的执行，则还需有一定的行政机关。公民和政府的关系应该是：公民作为权力掌有者，政府只是它的执行机关；而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政府则是管辖者，公民又应接受政府的管理，服从政府。当然，管理本身按性质说服务，是“公仆”（公众的仆人，公共事务的仆人）为主人服务。这也是民主的程序化、制度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民主的程序化、制度化正是民主政治与无政府主义的重要区别所在。无政府主义是一切都由个人说了算，个人意志决定一切，不要任何规范，不受任何约束的一种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这种主张和态度，最后必然造成社会的无序状态。因为它必定形成“一人一义”，无法统一；社会也就无所是从，杂乱无序了。这只能给社会带来混乱，破坏社会的发展。

民主必定是有序的进行。如：民主选举，是在一定的选举制度规定的方式下进行的。议会也要在一定的规则下进行活动，各国议会都有各自的议事规则。讨论问题也有一定的程序，特别是通过决议时实行的少数服从多数和保护少数原则。立法、行政、司法等机关也都各有所司，依法行使各自的职责。立法权要根据宪法行使；政府要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则要严格执法。各种监督机制也要按照一定程序进行。总之，民主政治是一种有序政治。在社会主义国家严格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整个政治生活更形成有机的统一整体。

与自由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和法制紧密联系在一起。自由是一个很广泛的问题。这里仅就与民主有关方面谈一谈。就是说公民平等权利的行使，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如选举权的行使，必须是选民的自由选择；议政则必须是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关于自由意志也是个复杂问题。这里也只想谈一点。即自由意志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抽象的。一个人的意志总是受客观条件所制约的，总是与他的具体利益相关联的，总是与他的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态度以及政治观点相联系的，反映了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同时，任何意志都会受到社会多方面的影响。如教育、传媒等各种渠道（也即所谓政治社会化）的影响。所以把自由意志理解为绝对随意性，也是不对的。宇宙间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决不是无所限制地为所欲为，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自行其事。而是在一定程序和规则中的有序活动。无论从自然界，或哲学观点，或政治、法律方面来考察，自由并不是没有制约和限制的。所谓政治自由，他经常要和纪律、法律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在一定法律的范围内去行使自由权。

这里就着重可以看到任何民主制度下的自由，都是和集中结合的。我们就称之为民主集中制。

我国几千年实行的君主专制制度，缺乏民主传统；而由于历史的经济的原因，无政府主义在我国却有着深厚的根源。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时，一方面要培养人们正确的民主观念，同时还要不断地肃清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点，邓小平同志曾多次谈到，要克服无政府主义。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一）民主没有统一模式

民主从原始社会的原始民主到阶级社会的政治民主，在人类社会中已经历了几千年。至今，民主制度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趋势，世界政治制度发展的潮流。然而，我们考察古今，民主从来没有过统一的模式。它不仅受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的决定，而且还受一个民族的历史环境的影响。

1、民主的性质是受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性质决定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受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性质的国家。人类社会经历了五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除原始社会外，阶级社会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与之相适应的也就存在着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来说，是一种政体，它是与国体相适应的。国体是反映国家的本质方面，它是决定国家类型的。任何国家都属于一定的类型。所谓国体曾指出“所谓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见《新民主主义论》）也就是指这个国家是属于那个阶级专政和对谁专政。历史上经历的四种类型的国家，也就是奴隶主阶级专政、地主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则自行消亡，并由更高级的社会组织来代替。所以，民主和专政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现象（国家）的两个属性或方面。西方的文化传统自古只注意国家的制度或组织形式，他们总是把民主和专制对立起来，而后来却又把专制和专政等同起来。这样就造成了在国体和政体问题上的混乱，至今仍然解决不清。而且还作为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据”。

民主制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政体），从历史来看，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中都存在过。作为民主制，虽然基本特点大体一致。但由于其国家性质不同，因此就决定了民主的性质也不相同，其内容和范围也不一样。历史上有奴隶制民主、封建制民主、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等不同类型的民主。所以我们说按其性质说民主没有统一的模式。

2、同一性质的民主，由于各民族的具体条件不同，民主也各有特点。

邓小平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

人类社会是绚丽多彩的，各民族的发展形式是多样的。每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都受其具体的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即使是同一历史类型的国家，因受各自民族具体历史背景的影响，如历史传统、各种势力的力量对比、甚至国际的影响，都可能制约一国民主的状况，民主制也各有自己的特点。

例如：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又是个古老的国家。早在封建社会，它就建立了议会。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和封建势力妥协而结束的。因此它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美国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从历史

看，英国是他的母国，美国是由原来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人民经过独立战争取得胜利而建立起来的。在独立斗争过程中，美国建立了自己的三权分立的总统制联邦国。这种国家体制是与英国不相同的。英国存在“虚位”的女皇，而内阁则由议会的多数党组阁，成为执政党，掌握行政大权；美国则在议会外，总统独立行使行政权。此外，如法国、德国、日本，以及其他的民主国家都是在自己历史发展过程中建立了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政治，各有特点，不再一一赘述。

又如：议会。议会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各国议会的组成也是不一样的，都是由其民族特点所决定的。英国由于是阶级的妥协，除平民院代表普通公民外，还为贵族保留了贵族院，享有各种特权。美国的众议院是代表全联邦公民的，而参议院则是有各州代表所组成。这是由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各殖民地联合争取独立而造成的结果。选举有的是大选区制，如德、意；而有的是小选区制，如英、美。

再如：作为民主政治主要内容之一的政党制度，各国也是不同的。有的是多党制，有的是两党制。多党和两党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如，日本是多党制国家，但自二战以后，直到90年代以前，一直是自民党独自执政，所谓“一党独大”；9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才引起了政党制度的变化。英国和美国都是实行的两党制。但各自有自己的特点。英国的政党比较严格；而美国则很松散，基本是选举党，即选举时进行党员登记，参加选举，选举后甚至可以随意“转党”。

总之，无论就性质言，还是就民主制的特色言，民主都是没有统一的模式的。据此，我们在研究民主问题时，首先要划清性质的界限。即是要分清是什么性质的民主。在当前，我们应该区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要划清二者的界限。

（二）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民主制度

我们在研究民主问题时，不能生搬硬套。任何一种民主制，都必须从其民族特点考虑。人民参与管理是原则，但如何参与则没有统一标准，各国各有特点，不能强求一律。邓小平同志说过：“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第三卷，第221页）还说“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一院制，这最适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同上，第220页）就是说对别国的民主制度只能参考，不能照搬。必须从本国情况出发确定自己的民主制度。

这样，就可以明白我们为什么说我国不能实行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这一方面是由于性质的不同；其次，不能照搬西方，或美国的民主制，还不仅是由于性质，而且由于他们并不符合我国的国情。邓小平说“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同上，240页）

还需指出，不能照搬，不等于不能参考和借鉴。既然民主是一种人民参加国事管理，作为国家制度自然有其某些共同特点。在实现民主政治时，各个时代、各国人民都创造出不少的有益的经验和方法，这些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宝贵财富，理所当然的应由全人类共享。因此，对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我们都应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出发，根据我国的需要，使之为我所用，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而参考和借鉴

（三）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问题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问题。按性质说，社会主义民主是远远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我们从某些形式上看，有似乎社会主义的民主还远不如资本主义民主。有人因此也就怀疑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我们说，优越性和优越性的发挥是不同的。作为一种制度来说，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优越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因为按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社会主义社会是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然而，如前所述，由于我国的具体条件，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完善，还需有一个过程。因此，它的优越性的体现，也就需要一个过程。只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也才能逐渐体现出来。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同上，第225页）我们深信，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肯定会不断得到完善，他的优越性也肯定会逐步体现的。

三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一）任何一种民主制度的完善都是一个历史过程

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

但是，经过了一、二百年才逐步完善起来。虽然，在各国的革命时期，基本制度就已建立，但其完善则是以后才逐步实现的。如英国，早在17世纪革命时就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但他的内阁制（包括公务员制度）的完善则是到19世纪才形成的。美国也是如此。他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在独立战争时期建立的，但美国民主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是在人民斗争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起来的，直到本世纪，美国的黑人和妇女才争取到选举权。就是直到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度也还不能说是完整无缺。除了由于其性质所决定的不可克服的缺欠外，就是具体制度也不是无需再完善的。

我国自从1949年建国起，就建立了基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政治协商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然而仅只有五十年的时间，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未能得到充分发展，优越性也未能得到发挥。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始终把民主和法制建设，当作大事来抓。邓小平同志就曾多次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等作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重要要求之一。”（第二卷，第322页）而且提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同上，第176页）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我国的民主制度还是不够完善的，在运行中也还存在需要改进的问题。因此，还需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继续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以使之更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就是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说，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的不好，会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是多次提到的。

（二）我国民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邓小平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第三卷，第242页）同时，还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远比经济体制改革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对我国民主建设不能操之过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从历史上看，我国几千年来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没有民主的传统。如前所述，“民主”一词在我国是为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人民当家做主。因此，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在我国还比较薄弱。在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中，人们的政治生活是上靠明君，下靠清官，老百姓则是做一个安分守己的“顺民”。只要君是明君，官是清官，就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老百姓也就可以过安居乐业的日子了。这样，也就不可能形成人们当家做主的民主观念，更不可能具有主动参与国事管理的意识。或者是俯首听命的“顺民”；不然，就“官逼民反”，造成无政府状态。解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公民的民主观念也未得到很好培养。

2、仅有民主观念、参与意识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参与的能力。参与意识是公民的素质，参与能力是实现这种意识的本领，也是公民的政治素质。因为仅有参与的愿望和要求，而没有参与的能力，实际上还是不能参与。参与能力包括的范围也是多方面的。比如公民的文化素养；对社会的了解程度；思考、提出政治设想的能力；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的能力，等等。这些，目前我国的具体情况可以说还是不够的。我国经济还不够发达，特别是还有相当地区尚未脱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也“无暇顾及”政治；我国也还有相当多的文盲半文盲，“文盲是不懂政治”的。因此在我国只有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民主观念也才能得到提高。当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还只是基本条件，而真正参与意识的形成，还在于全民族总体素质的提高，这就需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我国历史上所以缺乏民主传统，就其根源来说，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在我国长期封建社会制度下，生产方式主要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它的经济上的分散性和政治上的依赖性。经济上的分散性使得它缺乏凝聚力，从而才造成政治上的依赖性。因此在政治上也就表现为或是专制、集权；或是极端自由的无政府思想。解放以后，我国在经济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实际上基础依然是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还缺乏实现民主的基础。尽管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民主的进程还是不足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定要求在政治上民主化的环境。我国民主政治也必定会得到发展。

历史证明，作为民主制的经济基础，按其性质说是要求市场经济的。简单说来，市场经济的内容包括了独立的平等主体间的自由竞争。这在政治上就表现为要求民主政治。我国自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这也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和加速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进程。所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只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而逐步发展完善。

4、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培养公民观念是个长期的过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民主建设问题，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农村，人们的民主观念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决不是短期能够完善的。外国的经验只可参照和借鉴，决不能照搬；我国自己的经验还需逐渐积累。公民的民主观念也不是一下子能够得到提高的；特别是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只有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精神文明建设的进展，人们的民主观念也才能逐步提高，民主制度也才能逐步发展。

总之，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问题，必须考虑我国的现阶段的历史状况，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现状出发考虑问题，才能得出科学的认识。只有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我国民主制度也才能相应的得到发展。这个问题是不能超越历史的。

（三）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发展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它没有结构上的改变。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已经确立了的，是实践证明符合我国国情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使之更加完善。然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按其本质来说是与民主分不开的。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就把“民主”作为奋斗的目标之一。所以我们说我国民主制主要是如何更加完善的问题，我们说我国的民主建设不能急于求成时，决不是说我们无需努力加快其改善的进程。当我们说我国的民主制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而发展时，也决不是说只要市场经济一旦形成，我国的民主政治也就自然发展起来，而无需我们再做什么工作。政治是要适应经济；但政治也决不是消极的，它也有自己的独立性，而且对经济还起反作用。必须清楚地认识，只有我国民主建设发展了，人民建设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我国的经济建设才能有所保证。另外，民主制度的发展有赖于人们的民主意识的提高。但同时公民民主意识的提高也有赖于民主制度的发展培养。公民只有在民主政治活动中才能更有效的提高民主意识，培养民主观念。因此，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停滞不前、消极等待，还应加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力度，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这方面的任务还是很多、很重。

至于如何加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问题，可作为一个专门问题研究。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任务时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更加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

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还特别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的推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我们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这段话我认为有以下含义。第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向前推进；第二，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第三，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第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要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的推进。